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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背叛者：马达加斯加 Z 世代革命留下了什么 ▶ 第三页

南德意志报

慕尼黑最新政治、文化、经济与体育新闻

慕尼黑，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

82. Jahrgang / 38. Woche / Nr. 212 / 4,5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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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LORENA SOPÊNA / IMAGO

侧写

(SZ) 政治通常而言以及具体而言都是一项艰苦的事业。因此，一些政治家希望人们偶尔能对他们将生命“奉献”给这项耗尽心力的任务表示尊重——有些人甚至可能会用“牺牲”这个词。作为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为“不幸”这个词赋予了全新的色彩；就在一年前的今天，默茨本人还抱怨说，他必须忍受此前没有任何一位总理必须忍受的压力。如今，这样的一句话，即便像默茨那样发自内心，也总会招来嘲讽。而在默茨这里，嘲讽者、权力篡夺者和胆小鬼们正接踵而至。想到竟然是弗里德里希·默茨及其内阁要成为民主制度对抗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简直让人感到眩晕。人们甚至会逐渐准备好毫无保留地相信，民主政党格局中几乎已没有储备——如果不是因为曼努埃拉·施韦西格的存在。

这位美丽度假胜地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州长，根据人们的观察，基本没有恐惧和自怜。她喜欢穿红色衣服，并告诉所有人她是“对抗蓝色的女性”——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她是针对德国选择党（AfD）那些自命不凡的男性领导者的自信女性回应。虽然德国选择党顶端也有一位女性，但爱丽丝·魏德尔绝不会让自己被定位为对抗红色、黑色或绿色的女性——因为爱丽丝·魏德尔必须始终表现得好像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巧合：竟然是她，而不是单纯的蒂诺·克鲁帕拉，让那些“原生德国人”的心融化。然而，曼努埃拉·施韦西格现在却遭到了“敏感阵线”的抵制。有人认为，她将对抗德国选择党的斗争如此个人化，并且以如此老派民主的方式同时对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进行竞选攻势，这太刻薄了，因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目前非常需要爱与团结。“她试图通过个人化的竞选来压制基督教民主联盟，这削弱了政治中间地带，最终反而帮了德国选择党。”

这句话出自新任基督教民主联盟总书记弗朗齐丝卡·霍佩曼之口，但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弗里德里希·默茨在背后提示她的。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竞选者，怎么会在如此紧张的时期还想要击败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竞争对手？忧郁且不修边幅的绿党党首费利克斯·巴纳萨克也认为，施韦西格执意要增强社会民主党的实力而非同时增强其他政党的实力，这太刻薄了。诚然，政治家们处境艰难，人们可能会同情他们。但作为一个相信政党民主竞争的资深选民，人们反而想在自怜中沉沦。

今日

评论

汽油价格不断上涨。 能做些什么？ 遗憾的是，什么也做不了...... 4

政治

伊斯坦布尔一个区选出了一位反对派市长。尽管如此，埃尔多安的公正发展党（AKP）依然执政.... 6

副刊

寒冬中的总理

在前往北极的旅途中，弗里德里希·默茨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欧洲仍需要的外交政治家。但在他的党内，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认为。

作者：丹尼尔·布罗斯勒 (Daniel Brössler)

罗瓦涅米 —— 联邦总理将他的问题抛在了身后，至少在地理位置上是这样。周一，弗里德里希·默茨参加了在罗瓦涅米举行的一次北极峰会。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的首府，直接位于北极圈上，距离柏林的直线距离为 1730 公里。“在欧洲的高北之地，人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和平是多么脆弱，”总理在峰会开始时解释了他出席的原因。这或许也被视为向国内传递的一个信号：全世界并非都围绕着德国的州议会选举而转。

默茨的总理任期此前就已不乏戏剧性，而现在正陷入迄今为止最深重的危机之中。在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获胜，以及此前在该州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遭遇惨败之后，总理周围变得比以往更加孤独。联盟内部的许多人将这次惨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他。现在，总理职位的延续以及黑红联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CDU 在周日柏林以及尤其是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举中的表现。

在联邦议院党团中，已经可以观察到总理权威的显著丧失。有影响力的 政治家在幕后播种怀疑，质疑默茨是否能保住总理之位。

在民调中， 在该地区的得票率约为 7%。州级政治家们公开讨论，认为未能跨越 5% 的得票门槛是有可能的。对于 来说，这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其历史上，该党从未被踢出过任何一个州议会。 内部，尤其是基层，可能会引发大规模动荡 —— 并产生难以估量的联邦政治后果。无论是在党内还是

党内已经在讨论各种可能导致总理府换人的方案 —— 但目前显然还没有得出具体结果。一方面，这是因为基本法吸取了魏玛共和国混乱时期的教训，赋予了总理强大的地位。违背其意愿，目前的执政联盟只能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来更换他。这被认为是一个相当理论化的可能性。可以想象的是，权力巨大的各州总理可能会建议默茨退位。然而，潜在继任者之间的竞争阻碍了这一点。被提及的主要是北威州州长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和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

关于总理府在考虑组建少数派政府的报道，一名发言人予以否认，称其“完全是凭空捏造”。联邦总理希望尽快在联盟内部实施商定的改革，并对此“期待所有人的纪律性和稳定性”。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后，默茨曾保证，放弃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选项”。现在对他而言的问题是，在选举结果毁灭性的情况下，他是否能依靠纪律性和支持。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惨败后，各州州长以一种对默茨来说近乎羞辱的方式保持距离。在选举之夜，只有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的丹尼尔·金特（Daniel Günther）前往康拉德-阿登纳大厦会见默茨。周末，CSU 主席马库斯·索德尔称，“如果在红绿灯失败后，下一个民主政府在短时间内接连失败，那将是一场灾难”。此前他曾保证，默茨无需担心来自 CSU 的威胁。据称，默茨现在正在进行大量的谈话。即使在芬兰，他也被认为与党内同僚进行了电话沟通。峰会的日程安排为此留出了相对充足的空间。

格尔斯图根想要“跨过去”

在两德统一近 40 年后，图林根州一个拥有近 9000 名居民的市镇格尔斯图根（Gerstungen）再次谈论起“跨过去”（Rübermachen）。这个地方离黑森州边界如此之近，以至于几十年来，对格尔斯图根人来说，西方就在他们的花园后面，仅被世界政治和一套带有自动射击装置的边境围栏所隔开。向那个方向眺望为梦想留下了空间：梦想在自由中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而无需担心遭受不利影响的国家，以及在超市里能买到各种多样商品的国家。当 1989 年秋季边境开放时，这一切突然变得触手可及。

但现在，36 年后，格尔斯图根的市长丹尼尔·斯特凡（Daniel Steffan，CDU）想要更多：他想带着他的整个市镇迁往黑森州。这听起来像个玩笑，但有着严肃的背景：斯特凡

一个图林根州的市镇感到被州政府遗忘了。其市长产生了一个不寻常的想法。

感到被图林根自由州抛弃了。“自统一以来，格尔斯图根在基础设施方面一直掉队，”他在电话中抱怨道。州行政管理局延迟甚至阻挠许多必要的决策。

例如，道路网络自帝国时代以来就未曾进一步发展，道路本身部分处于破败状态，食品零售商无法扩大销售面积，而学生们现在则因为当地学校缺乏教师而逃往黑森州。“我该怎么办？”斯特凡问道，“就这么全部接受吗？”他无法做到这一点。

他担任格尔斯图根市长已有两年半。他本人并不住在那里，而是每天骑车 45 分钟，从他位于图林根州赫塞尔贝格-海尼希（Hörselberg-Hainich）的家中前往市政厅。“这或许能让我对格尔斯图根的问题有另一种视角，”他说。他的建议仅获得少数居民的青睐。有些人指责市长缺乏对家乡的依恋，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个想法简直就像是禁止销售烤香肠一样不可理喻。但一周前他在一次居民会议上解释原因时，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那时大家都理解他了。

要让这个想法成为现实并非那么简单。但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不可能，甚至图林根州内政部在接受询问时也确认了这一点。州界需要进行变更，对于较小规模的领土割让，可以通过相关州之间签署国家条约来实现。那么，来自埃尔福特的绿灯会亮起吗？他们愿意放弃这块小地皮吗？并不太像。因为目前还没有提交任何申请。对于尚未发生的事情，不值得讨论。

斯特凡是否真的能逃离他认为的州政府的迟钝，本周二就将见分晓。届时，他必须说服格尔斯图根的主委员会，将其想法作为决议草案提交给市议会。也许有一天，这些来自图林根的“难民”将在邻州听到这样的欢迎词：热烈欢迎来到黑森！ 克里斯汀·洛特里茨（Kerstin Lottritz）

与“病态男孩”（Sick Boy）重逢

作家欧文·威尔士（Irvine Welsh）写了其经典作品《猜火车》（Trainspotting）的续集。一场关于糟糕榜样、毒品以及与其年龄相匹配的剂量讨论。

副刊

SZ 电视

电视节目单 2026 年 9 月 15 日至 21 日

加拿大在寻找合作伙伴

卡尼总理希望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

渥太华 —— 由于与美国之间升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正更加倾向于欧盟。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周日晚在多伦多表示，他的国家并不追求成为欧盟成员，而是希望与欧盟建立一个“独特的联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拥有共同的优先事项，并且彼此拥有互补的优势。”卡尼此番表态是对《华尔街日报》周六的一篇报道做出的回应。该报援引欧盟和加拿大代表的话报道称，卡尼正在探讨成为“欧盟准成员”的可能性。欧盟对此也持开放态度。据悉，相关讨论已进行了数月。目前正在探讨的包括加拿大如何与欧洲单一市场对接——涉及能源、人工智能（AI）、国防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届时，这些行业的商品、服务和劳动力可以在欧洲和加拿大之间顺畅流动。德新社（DPA） > 第 4 页和第 7 页

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在下萨克森州地方选举中领先

汉诺威 —— 在下萨克森州的地方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保持了最强势力的地位。根据县级层面的结果，该党得票率为 27,2%，与 2021. 年地方选举相比下降了 4,5 个百分点。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下降 5,4 个百分点，得票率为 24,6%。德国选择党（AfD）将其得票率提高至 15,9%，达到了之前的三倍。绿党轻微下降，得票率为 14,1%，左翼党份额翻倍至 6%。自由民主党（FDP）损失近一半，得票率为 3,7%。路透社（REUTERS） > 第 5 页

天气预报

▲ 白天 31° / 11° ▼ 夜间

南部地区在早雾消散后通常有阳光。东部地区阳光与云层交替。西北部在下半天将出现阵雨和雷阵雨。气温 20 至 25 度，西部和西南部局部地区 26 至 31 度。 ▶ 第 13 页及巴伐利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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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关于 AI 安全事故的恐怖报道接连不断。专家如何评估该风险——以及如何驯服语言模型。

作者：雅尼斯·布吕尔（Jannis Brühl）和马克斯·穆特（Max Muth）

在过去的几周里，关于 安全事故的恐怖报道以一种断续而急促的节奏不断升级。 智能体——执行任务的小程序——据称几乎“活了过来”并展开了黑客攻击劫掠。这引发了一种 恐慌。其顶峰便是领先的 公司试图建立一个卡特尔，以便能够自行制定 模型中提高网络安全的规则。

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是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该公司与 OpenAI 和谷歌一样，被视为 研究和产品的精英。数百万人使用 Anthropic 的 模型 Claude。他承诺放缓 开发，以确保人类的安全。OpenAI、谷歌以及埃隆·马斯克的 公司 xAI 似乎也参与其中。但阿莫代和其他 开发人员所描绘的、并用以证明这些 公司协议合理性的末日场景究竟有多现实？ 真正的黑客攻击能力又如何？针对这些最关键问题的解答。

发生了哪些黑客攻击事件？

自7月底以来，越来越多的事件被披露：AI模型在训练过程中突破了原本应该将其禁锢的数字化环境。它们在互联网上游走，以完成开发者为其设定的黑客攻击任务。在此过程中，它们造成了破坏。最著名的案例是对AI平台Hugging Face的攻击。7月11日，一群来自ChatGPT开发公司OpenAI的所谓“AI智能体集群”在突破测试环境后进入了该平台。它们的目标是进行间谍活动。这700个智能体试图寻找针对其被提出的网络安全审查测试问题的答案。OpenAI在几天后才意识到这些小程序已经逃逸。在此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内，主要竞争对手Anthropic也公开了类似案例。而Facebook母公司Meta则表示，其最新模型也发生了逃逸。

这些事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据报道，在Hugging Face案例中，智能体利用了原本用于限制它们的软件中未知的安全漏洞实现了突破。在其他案例中，则是人们忘记关闭它们的互联网访问权限，或者虽然限制了权限，但智能体通过某种技巧绕过了限制。因此，数百个AI智能体得以在一个古老的奥地利软件论坛中进行交流。

领先的AI开发者提出了什么要求？目前，多家AI公司的领军人物要求重新审视AI安全性。他们用有时相当激烈的措辞警告人类可能会被灭绝。OpenAI的首席科学家雅库布·帕乔基（Jakub Pachocki）在其名为《外星心智》（An Alien Mind）的文章中率先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公司内部已不再完全理解自家AI是如何改进的，以及它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不久后，一名Anthropic的前员工发声称：他辞职是因为公司没有认真对待安全性。Anthropic的AI安全首席研究员埃文·胡宾格（Evan Hubinger）公开支持了他的观点。周末，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发表了他的随笔，在文中要求放缓AI开发速度。他建议让外部评审员获得AI公司系统的访问权限，以确保安全性。在此过程中，他引入了METR组织，许多大型AI公司的前员工在该组织工作。此外，所有民主国家应就AI的游戏规则达成一致。在短短几小时内，阿莫代的竞争对手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OpenAI）、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Google）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xAI）加入了这一诉求。

您想抹除人类吗？

来自研究、军事和医学领域的专家并不认为AI会引发启示录般的灾难。但他们警告称，黑客攻击、僵尸网络以及模型学习速度快于其开发者的现象将成为威胁。

能够进行黑客攻击的人工智能会带来哪些具体危险？

阿莫代在文章中构思了一个场景：一个模型突破了其运行环境，通过此前未知的安全漏洞，经由互联网入侵数百万台联网设备并将其奴役。也就是说，它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所谓“僵尸网络”。此后，它利用该网络贯彻自己的意志，而这种意志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可能已无法理解。阿莫代甚至提到，人工智能将接管“整个互联网”，并预计将造成数千亿美元的损失。他可能是在思考一种人工智能版本的“NotPetya”计算机蠕虫，该蠕虫在 2017 年失控，导致全球企业陷入瘫痪。

人工智能爱好者中的末日论者还提出了其他场景。这些场景涵盖了由独裁政权或犯罪分子发起的失控黑客攻击，以及被误触发的自主武器系统，乃至由人工智能创造的、随后将人类灭绝的病毒。

慕尼黑大学（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的计算机科学教授比约恩·奥默（Björn Ommer）建议保持冷静，但他认为在黑客攻击中失去控制是有可能的。他在接受科学网络 SMC 采访时表示：“如果一个恶意行为者给一个自主系统设定了一个有害目标，人工智能可能会自行寻找更全面地执行该目标的方法，并在此过程中开发出攻击者并未计划的攻击向量。”

其他领域的专家如何看待这些预测？

并不太认同。例如，病毒学家认为一种由实验室培育且能灭绝人类的病毒这种设想是荒谬的。在军方看来，人工智能（KI）可能会增加压力，从而导致迅速且可能具有毁灭性的决策，但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战争场景被严重夸大了。网络安全专家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末日论者批评尤为激烈。他们认为，世界末日的情景是人工智能公司发起的一场活动，旨在摆脱那些禁止它们之间达成协议的繁琐竞争规则。

成熟的安全公司多次批评，人工智能公司的安全性竟然由其他人工智能公司负责，而不是由那些观察网络安全长达数十年的专业人士负责。

据称，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在业内受信赖的公司被允许调查所谓的黑客攻击事件。但许多迹象表明，新模型在人工智能训练运行的安全性方面存在令人震惊的错误，从而导致了泄露。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及的审计机构 METR 也受到了批评，而 Amodei 正打算允许该机构视察其公司。批评者认为，Amodei 所要求的审查最好由知名的网络安全专家来执行，而不是由人工智能公司的前员工来执行，因为后者的工作资金与人工智能公司本身来自同一来源。

人工智能能否自我改进？为什么这会让企业如此紧张？

编写软件代码是最新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强项之一。尤其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Code 以此著称，竞争对手们正紧随其后。在整个科技经济领域，企业越来越多地尝试将编程工作交给人工智能——结果好坏参半。因此，在开发人工智能的企业内部出现了一种想法，即可以利用模型的编程能力让其自我改进。这种技术被称为“递归自我改进”（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RSI）——德语大致可译为“自我增强改进”，企业对其寄予厚望。虽然该技术尚未全面投入使用，但它已经引发了部分企业内部人员的恐惧，担心这种自我改进会变成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最终导致人工智能超越人类。

两年前，全球首部此类人工智能法案生效。该法案在全欧洲范围内适用，是以一套旨在规范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和使用的规则目录形式编写的。一方面，这看起来很典型：美国人发明，欧洲人监管，并将创新留给他人。但另一方面，这项监管现在在新的光线下显得意义非凡。它读起来就像是对 Anthropic 创始人 Dario Amodei 上周末在一篇随笔中所要求内容的响应。而且，它可能成为他在文中要求的国际协调工作的基础。开发性能日益增强的人工智能模型正处于如此

然而，Ommer 对此表示：“目前还不能谈论一种完全自主且无限制自我改进的人工智能。首先相关的是开发过程可能被加速。”他认为危险在于，人类监督员和测试员将无法跟上一个快速自我改进的人工智能的安全性保障速度。“因此，RSI 的问题不在于人工智能突然‘决定’独立行动，而在于它提高了新能力产生以及安全机制必须做出反应的速度。”

对于人类毁灭的警告应该如何看待？

Anthropic 的安全负责人 Hubinger 表示，他认为人工智能在十年内导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为 10%。在他发出这一消息后，许多其他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这些警告背后不仅是对人类的担忧，其周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

在美西海岸的 AI 圈子中，量化这种用数学简写 $p(\text{doom})$ 表示的概率已成为一种惯例。字母 p 代表概率，括号内则是其指向的对象。在所谓的“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运动中，许多讨论都围绕着如何将人类从可能具有毁灭性的 AI 中拯救出来。许多 公司的内部人士都是该运动的成员。

欧洲领先于时代的次数已经不多了。当美国的 巨头们在沉思其模型的危险，并突然要求实施监管（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迄今为止对此予以断然拒绝）时，审视欧盟则大有裨益：虽然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因在人工智能开发中迄今仅扮演次要角色而苦恼——主导模型来自美国，计算能力远落后，且欧洲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当代最重要技术上的依赖程度令人担忧地增加——但欧盟拥有一个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东西：一套全面的监管体系。

那么，当 开发者说人工智能在十年内灭绝人类的概率为 10% 时，这意味着什么？Ommer 表示：“我会非常谨慎地对待这类百分比数据。它们并非像技术部件的故障率那样经过实证测量的概率，而最终是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下的主观评估。”关键在于“不是提到的百分比是多少，而是我们能否识别、测试具体的危险机制，并通过可验证的措施将其限制”。这其中就包括不要依赖于单一的公司和节点，以防失控的 将其关闭。我们需要“稳健的保障和彼此独立的替代方案，以确保核心功能不依赖于单一的系统或基础设施”。

曾在美国总统乔·拜登任内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委员的阿尔瓦罗·贝多亚（Alvaro Bedoya）在 X 上表达得更为激烈：“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的公司有 10% 的概率会杀死十个人，更不用说所有人，那么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

欧洲，突然成为榜样

美国的 AI 巨头们呼吁放缓最强模型的进一步开发。而他们的许多诉求在欧盟已经获得通过。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仅限通过 www.sz-content.de 快速办理。鉴于近期出现的几起几近失控的案例，AI 的发展已变得如此令人不安，以至于其主导者们也开始呼吁减速。Amodei 写道，必须抑制能力的扩张，以便让“风险预防有时间跟上步伐”。

他首先建议引入外部审计员，让他们在 AI 公司内部拥有广泛的访问权限，并将其与银行监管进行类比。其次，民主国家应就标准达成一致，随后协商全球最低准则，第三，中国等国家也应承诺遵守这些准则。OpenAI 联合创始人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和 xAI 负责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立即表示赞同 Anthropic 负责人 Amodei 的观点。

几周前，欧盟委员会强化了欧洲的人工智能规则

就在几周前，欧盟委员会强化了已在欧洲实施两年的人工智能规则。自 2. August 起，监管机构可以根据《人工智能法案》（AI Act）第 55 条，利用自身的监管工具强制执行相关义务。该条款为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通用人工智能（General-Purpose-KI）模型提供商规定了额外义务；因此，该法律的目标是针对由Open AI、Anthropic或谷歌等公司开发的一小部分性能最强的基础模型。而这恰恰是阿莫代（Amodei）现在发出警告的对象：这些模型能够自行编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独立规划长期任务，并且可能参与其后继产品的开发。

阿莫代提到，在测试中，个别智能体（Agenten）采取了违背开发者意愿的行为，突破了安全界限并攻击了外部计算机系统。在OpenAI调查的一起事件中，智能体协调发起了一场针对人工智能公司Hugging Face基础设施的攻击。

《人工智能法案》要求提供商评估并降低其模型的系统性风险。他们必须测试模型的危险能力，保护自身基础设施免受网络攻击，并立即报告严重事件。法律还规定，他们必须根据最新技术水平对模型进行评估，并执行所谓的“对抗性测试”（adversariale Tests），即有针对性地尝试使危险或意外的行为显现出来。

欧盟新设立的人工智能办公室作为监管机构负责此项工作。该办公室应持续监督企业是否建立了适当的风险管理机制。因此，欧盟法律中已经包含了与银行和金融集团监管类似的逻辑。

然而，到目前为止，欧盟的监管仍存在弱点。例如，它将部分执行工作外包给了公司。欧盟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责任在于企业，他们必须证明其服务对于这里的公民来说是安全可用的。”

具体而言，提供商的义务在《通用人工智能模型行为准则》中得到了更详细的阐述。该准则规定了额外测试的固定阈值、持续的风险评估以及独立的外部评估。亚马逊、Anthropic、谷歌、IBM、微软和Open AI等多家领先的美国提供商签署了该准则。xAI仅加入了安全章节，而Meta则完全没有签署。

其中并未规定阿莫代所要求的永久性外部审计员。虽然人工智能办公室要求获得模型的访问权限，但目前尚不具备确保持续监控的能力。此外，欧盟监管目前还没有Anthropic所提出的那种针对开发的“限速”机制。

此外，欧洲的这一举措并非完全顺利。欧盟最近将法律中定义的高风险人工智能（例如在求职或贷款领域）的全面义务推迟到了 2027 年底，而对于受监管产品中的人工智能，这些义务直到 2028. 年才生效。虽然这不涉及对最强基础模型的监管，但这表明欧盟立法者制定规则的速度快于必要结构的建立速度。

最终，欧盟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的先驱地位只有在他人也随之而行时才有价值。因为《人工智能法案》（AI Act）仅规定了在欧盟境内提供模型的公司可以做什么。它对芯片和计算能力的地缘政治竞争没有影响；欧洲在网络安全方面面临的风险也并未因此降低。虽然欧盟针对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模型风险制定了一套规则，但对于模型发展速度快于人类控制能力的风险，欧盟目前还没有给出答案。 扬·迪斯特尔多夫（Jan Diesteldorf）

欧洲议会对《人工智能法案》进行投票，该法案是全球首部全面监管人工智能的法律。照片：FREDERICK FLORIN / AFP

被背叛者

Z世代的愤怒在2025年10月将总统赶下了台。但在马达加斯加，那些日子的亢奋几乎荡然无存，不再有人相信重新选举，不再有人相信青年的参与。甚至在他们内部，现在也出现了裂痕。

作者：保罗·蒙辛格（Paul Munzinger）

当米哈里·拉科通德拉韦洛（Mihary Rakotondravelo）回想起2025年的9月和10月时，他说他主要记得三种感觉：希望、宽慰和亢奋。那时，他每天都和数千名其他年轻人一起聚集在安塔那那利佛市中心的独立大道上。那就像是一场狂欢。他抗议，他呐喊，他讨论，他发表激昂的演说。当10月13日传出总统已经离开该国的消息时，他欢呼，他们所有人都在欢呼。他们真的成功了。

当然，第二天当马达加斯加新的强人向人群亮相时，他再次出现在那里。他再次欢呼，虽然不再那么放纵，但充满了信心。诚然，这个男人来自军队，并非他们为这场革命所希望的那种领导者。但这位上校说的话正是拉科通德拉韦洛想要听到的：人们将共同塑造国家的未来，青年是新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石。

这距离现在还不到一年。但在米哈里·拉科通德拉韦洛心中，希望、宽慰和亢奋已所剩无几。“我们被欺骗了，”他说，“我们被利用了。”

年轻对抗年老，正义对抗邪恶：人们热爱这样的故事

世界关注马达加斯加的情况较为罕见。即便关注，通常也多是坏消息。比如袭击这个位于非洲东南海岸岛国的毁灭性飓风或致命干旱——它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或者是军事政变，自1960年马达加斯加脱离法国独立以来，该国已经发生了三次政变。

但在2025年底，马达加斯加凭借积极且充满希望的消息登上了头条。该国的年轻人，即30岁以下的“Z世代”，发起了反抗。就像此前在尼泊尔、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的同龄人一样。这是一场通过互联网联网、挑战政府并挥舞共同“海盗旗”的全球性运动：那是一颗戴着草帽的骷髅头，是将日本漫画《海贼王》（One Piece）中的元素引入现实世界。

这是一个人们所热爱的故事：年轻对抗年老，正义对抗邪恶，并佐以一丝海盗浪漫主义。而在马达加斯加，故事甚至迎来了一个圆满结局。经过数周的抗议，一支名为 Capsat 的军队精锐部队转向支持示威者，从而敲定了总统安德里·拉乔利纳（Andry Rajoelina）的政治终结。他的继任者是迈克尔·兰德里亚尼纳（Michael Randrianirina）上校，担任过渡总统。他承诺让年轻人参与权力运作，并在两年内举行选举。

此后，马达加斯加再次从头条新闻中消失。仿佛故事到此为止，结局圆满，一切安好。但政府并没有分享权力，反而转而打压年轻人。4月，政府逮捕了抗议运动的领袖代表，其中包括活动人士赫里佐·安德里亚马南特纳（Herizo Andriamanantena）。许多活动人士怀疑，2027年是否真的会像承诺那样举行选举。

正是这些3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2025年9月和10月以他们的反叛席卷了整个国家。起初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圆满结局。当时转向支持他们的迈克尔·兰德里亚尼纳上校承诺了很多，但兑现的却很少。照片：LUIS TATO / AFP

如今在马达加斯加与Z世代代表交谈——无论是米哈里·拉科通德拉韦洛（Mihary Rakotondravelo），还是目前在附加条件下获释的赫里佐·安德里亚马南特纳——都能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和幻灭感。但同时也会发现一个惊喜：抗议运动中仍有一部分人认为他们革命的结果非常好。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米哈里·拉科通德拉韦洛坐在安塔那那利佛市中心一家日本餐厅的屋顶露台上，面前放着一壶英式早餐茶。他27岁，戴着一副细边眼镜，卷发梳在额前。在他下方五层楼处，安博希贾托沃广场（Ambohijatovo-Platz）喧闹不已，这里在2025年9月和10月曾是抗议活动的中心。而今天，这里又恢复了往常的交通混乱状态。

拉科通德拉韦洛说话轻声细语，英语水平很高。在讲述时，他时而显得自信，时而显得腼腆；时而果决，时而犹豫，像个革命者，又像个公务员。他看起来似乎自己还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历史将他推入的这个角色。

他刚刚完成了管理学学业，同时经营着一家小型咨询机构。他的家庭属于马达加斯加的上层社会，父母双方都在财政部担任高职。他说，当儿子当时加入“马达加斯加Z世代”（Gen Z Madagaskar）——抗议运动组成的团体之一，且他现在是该团体的发言人——时，父母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他没有被阻拦。“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独立做出的重大决定，”他说。

街道上的愤怒在2025年9月被点燃，起因是政府无法可靠地为民众提供电力和水资源。然而，抗议活动迅速扩大并变得更加根本化，这主要源于年轻人的挫败感——在他们看来，政府无能、腐败且脱离群众，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发展机会和前景。如果问

一个周日晚上，据他讲述，他的哥哥（同样是“Gen Z Madagaskar”的成员）没有回家。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回来，一只眼睛淤青，脸上满是擦伤。他说，在回家路上，一辆黑色吉普车截住了他。一群男人跳下车，将他制服并强行塞进了吉普车。“就像电影里一样，”拉科通德拉韦洛（Rakotondravelo）说道。

米哈里·拉科通德拉韦洛（Mihary Rakotondravelo），当时是什么驱使他走上街头，随后他笑了。“我该从哪里开始说起？”

当人们再次摘掉他哥哥的眼罩时，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房间里。两名男子在把守，其中一人对他进行审问，询问关于他的兄弟、关于该组织以及他们的计划。“你们干涉了超出你们能力范围的事情，”那个人说道。随后，对方带来了两个装满钞票的公文包，作为该组织解散的奖金。但他的哥哥没有接受这笔钱。

拉乔利纳（Rajoelina）总统当时尝试了所有手段来平息抗议浪潮。他解散了内阁，警告可能会发生政变，并指使安全部门对示威者采取行动。事件导致22人死亡，多人被捕，其中米哈里·拉科通德拉韦洛也被拘留了几个小时。然而，当来自卡普萨特（Capsat）的士兵站在他的对立面时，拉乔利纳也意识到自己输了——毕竟，正是这支部队在2009年帮助他夺取了政权。他乘坐前殖民国家法国的军机逃离，他同时也拥有法国国籍。据称，他最终在迪拜找到了避难所。

继任者迈克尔·兰德里亚尼里纳（Michael Randrianirina）起初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表现出愿意对话的态度，并任命了一位能干的总理。今年2月，政府提交了一份后续路线图：2027年6月举行宪法全民公投，10月举行选举。拉科通德拉韦洛说，在那些月份里，他曾相信马达加斯加承诺的“重新创建”能够实现。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摧毁了这种信念。

直到今天，马达加斯加的许多人仍然对法国的这次“救援行动”以及对其内政的干涉深感愤慨。米哈里·拉科通德拉韦洛也是如此。他说，拉乔利纳无法在马达加斯加被追究责任，这一点让他至今感到遗憾。

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无法核实。但即便如此：如何

他感到沮丧，但其他人对这场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是否与当时拉科通德拉韦洛对新政府持有的积极印象相符？他犹豫了。然后说道：“我们知道，在马达加斯加有一些在幕后操纵的势力，他们对新体制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在旧体制中获利太多。”他表示，在哥哥返回后，他与女友分手了。让自己陷入危险是他的决定，但他不想把其他人也卷进来。

他指的主要是4月份发生的事件，当时赫里佐·安德里亚马南特纳以及抗议运动的其他代表被逮捕。指控罪名包括：刑事共谋、威胁国家安全、破坏国家稳定。国际特赦组织称之为“针对年轻活动人士和公民社会成员的镇压行动”。米哈里·拉科通德拉韦洛没有被捕，他将此归因于自己一直表现得较为温和。但即便如此，在逮捕事件发生后，他整整一周都不敢走上街头。直到今天，他依然生活在随时可能被抓捕的恐惧之中。

但抗议运动中也有人持有不同看法。截然不同的看法。为了见到他们，必须离开安塔那那利佛，在行驶近20公里并经过许多稻田后，到达安塔那那那利佛高等理工学院（École Supérieure Polytechnique d'Antananarivo）这一技术高校的校园。在一栋绿色涂装的宿舍楼二层，五名年轻人围坐在桌旁。他们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属于该大学的核心学生会。

坐在最左边的是该组织副主席伊斯梅尔·劳埃利亚里森，24岁，化学工程专业。和这里的所有人一样，他深感自豪的是，他们的团体并非直到2025年9月25日的大规模集会时才加入抗议——比如米哈里·拉科通德拉韦洛那样——而是在那时之前就已经在街头抗争数日了。“我们是点燃这个国家之火的火花之一。”

“他们上街不就是为了推翻一个独裁者吗？”劳埃利亚里森说，是的。一个滥用权力的独裁者。但如果一个独裁者关注国家的福祉，他会支持这样的人。比如像特拉奥雷上尉那样的人。

伊布拉希姆·特拉奥雷是布基纳法索的总统。他在2022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38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元首，并成为了整个非洲的政治新星，尽管（或者恰恰是因为）他公开拒绝民主。事实证明：特拉奥雷的名声一直影响到了马达加斯加。

兰德里亚尼里纳上校在2026年3月对其政府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他解雇了总理，由一名退役军人接任，并更换了多名部长。对于内阁成员，他引入了测谎仪测试。拉科通德拉韦洛表示，自那时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该政权会自愿交出权力。虽然负责起草宪法的机构——国家协商会议（Concertation nationale）已于2026年9月开始工作（此前启动日期被多次推迟），但几乎不再与Z世代的代表进行对话。他不再相信明年能举行选举。“政府违背了许多承诺。”

他对抗议活动及其在2025年10月所谓的胜利之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现在看到了当时未能察觉的关联。兰德里亚尼里纳上校曾在2023年底尝试夺权，但当时未能成功。之后，他显然一直在等待新的机会。而马达加斯加的青年为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并且还随之带来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拉奥埃利亚里森（Raoeliarison）表示，在他的大学里，有着浓厚的抗议文化。如果他们对某些事情不满，就不会坐视不管。而当时在校园里，有许多事情让他们无法接受：没有电，没有水，学生宿舍频繁发生盗窃事件。而且，许多学生赖以生存的国家奖学金竟然没有发放。

伊斯梅尔·拉奥埃利亚里森（Ismael Raoeliarison）就领取这样一份奖学金，折算下来每月可得 3,50 欧元。虽然不多，但如果没有这笔钱，他根本无法负担在这里的生活，包括学费以及他与五名同学共用的宿舍房间。他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有四个兄弟姐妹，由单亲母亲抚养。他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然而，政府总是直到他们走上街头抗议时，才会发放这笔资金。

据称独裁者已被推翻，但现在需要“一点点独裁”

他还认为，民主无法推动像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前进。“我们需要的是一点点独裁，”他迅速补充道，“不像北韩那样，而是一个能确保规则得到执行的政府。”

9月21日，发生了长达八小时的停电。9月22日，他们走上了街头，当时校园内几乎所有3500名居民都参与其中。警方出动并使用了催泪瓦斯，学生们投掷石块，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其他团体在Facebook上发声，人们约定好共同将抗议活动推向市中心。次日早晨，他们开始行进，走了四个小时，直到抵达独立大道（Avenue de l'Indépendence）。第二天他们再次出现，第三天，第四天依然如此。

这在一定程度上基于特拉奥雷（Traoré）——就像马里和尼日尔的政变政权一样——与前殖民宗主国法国断绝了关系。他现在最好的朋友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在这一方面，马达加斯加似乎也在效仿遥远的西非先例：总统兰德里亚尼里纳（Randrianirina）的首批出访目的地之一就是莫斯科，俄罗斯非洲军团的士兵如今在马达加斯加活跃。伊斯梅尔·劳埃利亚里森（Ismael Raoeliarison）对此也表示赞同。“法国不希望马达加斯加进步，”他说，“法国希望看到我们下跪。”

他们见证了抗议规模的扩大，声音变得更响亮、更有力。当总统逃亡的消息传开时，他们欢呼雀跃。当迈克尔·兰德里亚尼里纳（Michael Randrianirina）上校接管权力的消息公布时，他们欢呼雀跃。“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伊斯梅尔·劳埃利亚里森说。

那么现在呢？他们依然如此。而且他们对之后发生的事情感到满意。为了改善校园的安全状况，这里修建了一道围墙，部分建筑得到了翻修。一个医疗站已经设立，一个新的实验室正在建设中。政府承诺，为了应对停电，很快将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劳埃利亚里森表示，综合理工学院学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就业前景。对此，新政府还未能做出改变。但就他们的现状而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他认为总统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那么选举（可能永远不会举行）和逮捕行动怎么说？“我们相信民主，”伊斯梅尔·劳埃利亚里森说，“但我们相信

他很清楚，人们赢得的是一场战斗，而非整场战争

他的团体目前也发生了分裂：与“Z世代”运动脱节。他们表示，这场运动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它从未真正存在过。当时只有同一个目标，即推翻拉杰奥利纳总统，但对于之后该如何发展，并没有共同的理念。伊斯梅尔·拉奥埃利亚里森（Ismael Raoeliarison）表示，如今仍以“Z世代”名义活动的活动人士是投机分子，试图利用这个名称为个人谋利。他们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他们自己。被捕是他们自找的。

他是指埃里佐·安德里亚马南特纳（Herizo Andriamanantena）吗？正是，伊斯梅尔·拉奥埃利亚里森说。“人们说埃里佐是Z世代的领导者，但事实上没有人追随他。”

埃里佐·安德里亚马南特纳本人已经恢复自由。但目前无法与他见面。他在Whatsapp上写道，太危险了。不过，简短的视频通话是可以的。屏幕上出现一名年轻男子，30岁，带着疲惫的微笑。“今年的冬天很冷，”他说。他说自己很好，虽然恢复了自由，但仍受到监控。在开庭之前（目前尚未确定日期），他每周必须向警方报到两次。指控罪名是：“威胁国家安全”。

他讲述道，他是在四月份购物回家时在自家门前被捕的。此前，他与其他活动人士在一次游行中要求设立制宪议会，大约有十名警察在等待他。他被拘留了两周，随后被释放。但他没有找回工作，老板在被捕后将他解雇了。

他表示，在抗议期间，该运动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向所有人开放，几乎没有形成等级制度，也没有指定领导者。而如今，这成了最大的弱点。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以强而有力的声音将运动凝聚在一起并代表该运动。因此，他的团体“马达加斯加Z世代”目前专注于两个主题：一是寻求与国内所有地区、所有人群的人们进行交流；二是使自身的结构专业化，以应对未来的选举——如果真的能举行选举的话。

他想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他说这还需要自己决定。成为公众人物，甚至成为一名政治家，这个想法并不吸引他，因为这意味着压力、期望和个人风险。但另一方面，他说他准备好承担责任。想要变革的人，必须让自己成为变革。他依然坚信：“我们是这个国家唯一有潜力将事情引导向正确方向的力量。”

埃里佐·安德里亚马南特纳对马达加斯加的发展持有冷静的看法。一种清醒的看法。他说，旧政府倒台以来取得的成就如此之少，这让他感到失望。但他在当时就很清楚，人们赢得的是一场战斗，而非整场战争。他说，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是一场消耗战。他将继续尝试参与其中，尽管现在必须更加谨慎。无论如何，他暂时不想再参加游行。

在安塔那那利佛市中心的屋顶露台上，此时已入夜。米哈里·拉科通德拉韦洛（Mihary Rakotondravelo）必须离开，去参加排球训练。那么，抗议运动、马达加斯加的Z世代以及他本人，接下来将如何发展？

但真正让他感到受挫的是综合理工学院（Polytechnique）学生的行为。他说，双方一直保持沟通，彼此认识，尽管存在分歧但仍互相尊重。他是这么认为的。“但没关系，”他说，语气中更多的是悲哀而非责备，“也许他们只是害怕了。”

对于米哈里·拉科通德拉韦洛（Mihary Rakotondravelo）来说，这场运动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没有领导者，且几乎没有等级制度。而如今，这成了它最大的弱点。照片：P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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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与欧盟

请求援助

作者：胡贝特·韦策尔 (Hubert Wetzel)

欧洲人欠加拿大人很多。例如他们的自由，更准确地说：是从德国人手中获救。对此不了解的人，可以去北法兰西的维米（Vimy）高地看看，那里有一座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加拿大士兵的纪念碑。人们也可以去看看诺曼底的那个海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D-Day，加拿大步兵曾在那里登陆：朱诺海滩（Juno Beach）。

对于那些认为这太像遥远过去的人，可以在布鲁塞尔乘坐 12 路公交车前往北约（Nato）。在总部前飘扬着带有枫叶的红白旗，这面旗帜自 1949 年起就在那里飘扬，因为加拿大是北大西洋联盟的创始国，而该联盟至今仍在保护欧洲。在所有这些地方，人们都可以思考欧洲欠加拿大什么。

因此，当加拿大需要帮助并在欧洲寻求援助时，帮助这个国家几乎是欧洲的义务。如果不这样做，将是狭隘、胆怯且不体面的。

在这些日子里，显而易见的是加拿大需要帮助。人们可能会长期对接下来即将出现的一句话感到惊讶或愤怒，但事实就是如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用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的话来说——“攻击”了加拿大。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了一场“战争”，虽然他不是用炸弹和炮弹进行，而是用关税和抵制——当像美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将其用于一个像加拿大这样依赖性强且相对较小的邻国时，这些经济武器同样能造成生存层面的损害。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加拿大正在欧洲寻求帮助。在今年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卡尼提出了建立一个“中等强国联盟”的想法，以抵御特朗普残暴的新世界秩序。卡尼毫不怀疑，欧洲人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此后，他在与欧洲同事的多次对话中探讨了加拿大和欧盟如何加强联系，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正在逐步削弱与两者的关系。

马克·卡尼可能会提议建立一个欧加联盟。如果不帮助他，将是不体面的。特朗普正对该国发动“战争”。

本周三，卡尼将作为贵宾出席欧洲议会，届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将在那里发表她的“欧盟现状报告”。次日，卡尼将在议员面前发言，并且——根据目前已知的所有信息——将提议建立一个全新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欧加联盟，其水平将远超以往的关系。尽管这听起来像是一项提议，但实际上是一次请求援助。

现在的问题是：欧洲是否履行了它的义务？

答案是：希望如此。如果在近代历史上有一个时刻，欧洲绝不能表现得狭隘、胆怯和不体面，那么现在正是这样一个时刻，此时所有关于所谓永恒友谊和联盟的数十年之久的确定性都已化为碎片。

卡尼足够聪明，不会去追求加入欧盟这个白日梦。但在这一门槛之下，有大量机会能将加拿大和欧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可以加强合作，文化和科学领域同样如此。这种联盟结构最终被称作什么，是使用目前尚不存在的“准会员”概念（尽管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曾想为乌克兰创建这一概念），其实并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双方必须都有意愿建立一个在政治和经济上尽可能紧密的联盟。现在必须就这一共同目标达成一致并将其确定下来——无论特朗普对此如何抱怨——否则，谈判最终只会产生一份经过粉饰的贸易协定。

这首先要求欧盟具备勇气和雄心。欧洲人已经与特朗普达成了一种共存模式。他们所谓的协议虽然最终会导致一种屈辱，但在许多欧洲政府看来，这仍然比卡尼所面临的公开对抗要好。

就此而言，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欧洲政治家是否用充满激情地演讲来赞美他们的加拿大同事将变得次要。友谊的真正价值在于是否愿意共同投入战争。加拿大人明白这一点。欧洲人还记得吗？

油价

最好什么都不做

经济学家表示，价格是一个“稀缺指标”。当某种商品稀缺时，价格上涨；当供应过剩时，价格下跌。如今，德国的每一家加油站都在揭示燃油市场的真实情况：波斯湾和红海局势的升级导致价格飙升。无论唐纳德·特朗普如何试图将责任推给乌克兰，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造成的。而且这场危机没有放过任何人，德国也不例外。

燃油价格刚一上涨，那些表面上的解决方案便再次出现。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要求征收超额利润税或实施价格上限，但却隐瞒了“超额利润”这一概念几乎无法定义，更不用说涉及宪法法律问题；而且，一个通过数学计算设定的价格上限也无法改变原油价格。如果上限设得太低，可能会导致进入德国的石油数量不足，从而影响供应。而德国选择党（AfD）则要求降低汽油和柴油的所有税费，但忽略了这将使本已拮据的国家损失超过270亿欧元的收入。这正是德国选择党利用其简单“方案”惯用的伎俩。

不，面对原材料的全球性短缺，只有一个答案：减少消费。这就是高价所传递的信息。人为地降低价格将暗示一种目前该市场并不存在、且可能在短期内无法恢复的常态。这并不意味着联邦政府束手无策：政府可以扩大转向电动汽车的计划——特别是针对低收入家庭——并推进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如果政府开始试图干预加油站的价格，结果只能是失败。 迈克尔·鲍赫米勒（Michael Bauchmüller）

与德国选择党“温情相拥”

是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许多企业家对德国选择党（AfD）的选举成功感到担忧。但同样真实的是：当地不少企业家却对这一结果感到高兴。调查显示，自雇人士投票给 AfD 的频率与普通选民大致相当。大约每两个选民中就有一个将票投给了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领导的这个政党。

如果询问原因，得到的回答往往像乳业亿万富翁且公开支持 的西奥·穆勒（Theo Müller）在周末所表达的那样：“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公民向全国发出了一道信号，”他在接受《周日世界报》采访时说道。这将使联盟党“清醒过来”。穆勒并非德国企业精神的典型代表。他甚至不再居住在德国，而是住在瑞士，以节省遗产税。但他的言论与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手工业者和中型企业 选民的看法相似。这是那些并非为了支持某事，而主要是为了反对其他政党的人们的观点。而且在被问及详情时，他们坚称自己并不支持 纲领中的许多内容：因为他们其实觉得欧盟挺好，只是太官僚主义；因为他们仍然需要外国专业人才，但只要勤奋的；并且他们相信，如果 执政，也会这样看待这些问题。

他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这次选举结果之后，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及其同僚实际上没有理由偏离其纲领。根据该纲领，他们希望放弃“文化异质的专业人才”，并采取各种措施对其进行刁难。对于一个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联邦州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企业可能要为这次抗议性投票付出沉重代价。 冈纳尔·赫尔曼（Gunnar Her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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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遣返”准备武装 SZ 漫画：特蕾莎·哈比尔德（Teresa Habild）

所有人眼中的糟糕之选

基督教民主联盟（CDU）

作者：巴斯蒂安·布林克曼（Bastian Brinkmann）

如果说 CDU 是一种声音，那么它应该是行驶平稳的汽车发出的轻微嗡嗡声。人们不必非得是保守主义者也能意识到，德国在 的带领下并没有完全走错方向。因为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懂得如何治理。他们能悄无声息地解决政治中肮脏的利益分配斗争。公民们听到的只有那轻微的嗡嗡声。

但随后弗里德里希·默茨来了。这位总理不仅在选民中不受欢迎，在自己的党内成员中也是如此——而且程度之深，以至于 听起来不再像 了。在施普雷河弯道散步的人，如果偶然结识一名 的联邦议院议员，有极高概率会听到关于默茨的抱怨。这些话有时带着戏谑，有时充满毒辣，有时是失望，有时则是受伤。

在目前的 内部，人们看到了从其他政党那里继承的所有最糟糕的特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自我毁灭欲、自由民主党（FDP）已然证明的治理无能，以及绿党的内部混乱。这是一种有毒的混合物。

这种诋毁自己党主席的破坏性欲望，其实是 SPD 的标志。在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领导下，他们曾一度忘记了这一点，但这种欲望现在回来了。而在 内部，这种欲望已经爆发。各区主席在写公开信并呼吁召开特别会议，以增加对默茨的压力。县长们要求默茨辞职。另一些人则梦想着组建少数派政府，甚至与德国选择党（AfD）共同通过法律——不是在深夜秘密进行，而是让所有人都能看到。

目前看起来比 FDP 更加缺乏治理能力，能达到这个程度实属不易。在“红绿灯”政府期间，自由派总是威胁要退出政府，但从未付诸行动。选民惩罚了这种古怪的策略。如果 还足够冷静，就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因为目前困难，就抛弃执政多数席位。

默茨在自己人中的不受欢迎程度，现在已经与在选民中的程度相当。因此，党内同志很清楚，他们要求的实际上是这位总理的政治生涯终结。

而且—— 现在看起来和绿党一样混乱。绿党喜欢采用双首领制，这样他们就不必明确自己的方向。这种模式长期来看是行不通的，且分歧就潜伏在模型之中。在日常工作中，左手有时不知道更左的手在做什么。 虽然没有双首领制，但默茨也不再具有决定方向的作用。因此，目前尚不清楚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打算通过什么样的改革路线来摆脱困境。而所有人都在旁观。

当前词典

欧盟关联成员国身份

在欧盟中，目前还没有“关联成员国”这种身份——即一种介于外部和内部之间状态。目前存在的是：成员国，以及处于入盟进程中的候选国，还有在经济和政治上与欧盟紧密联系但并不寻求正式成员资格的国家。几个月前，联邦政府提出了允许设立关联成员身份的想法。柏林方面希望以此鼓励乌克兰，并表明即便正式入盟还很遥远，但与欧洲的接轨正在推进。该计划的核心是允许基辅政府派遣代表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专业部长定期会议以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均拥有发言权，但没有投票权。给予乌克兰这种特权可能比给予加拿大要简单，因为乌克兰有一天确实可以成为欧盟成员。而根据欧盟条约，只有“欧洲国家”才能入盟，因此加拿大不能。

周日，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将举行选举。通常情况下，这种情况会使政党变得自律。没有人会投票给一个自我毁灭的混乱团体。但按照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标准，选前这段时间极其混乱，而且事后看来，这段时间可能还算相对平静。如果默茨想要留任，他还需要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CDU在下萨克森州的基层政治家们正向人们证明这一点。尽管有“总理”默茨的存在，他们在全州获得的得票率与联邦议院选举时大致相当。那些单纯关注社区事务的市议员深受许多选民的喜爱。CDU内部依然保留着治理政务的基因。

伊朗的博弈

作者：托马斯·阿韦纳里乌斯 (Tomas Avenarius)

中东

控制该地区经济至关重要的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位于也门海岸的海峡）。“泪之门”——这个瓶颈地带拥有一个绚丽的名字，红海由此进入波斯湾。

想要理解地缘政治如何运作的人，应该去一次加油站。超级汽油每升 2,31 欧元，柴油每升 2,38 欧元；柴油每升 3 欧元的噩梦标志已近在咫尺。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得感谢唐纳德·特朗普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感谢他们挑起了一场针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战争。感谢他们低估了对手的耐力。并且感谢他们忽视了伊朗人最强大的武器：经济控制。

胡塞武装 海峡 “泪之门” 封锁 并非巧合

斯坦。这里没有一个征服者能最终获胜。

从亚丁出发，最终进入印度洋，这一切说明了所有问题。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将半个世界拖入了一场仍将流下许多眼泪的冲突之中。因为死者，战争在呼唤。也因为一场美国几乎无法获胜的冲突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美国现在是否应该在伊朗之后也轰炸也门，甚至派遣地面部队？这将是又一场惨败的开端。也门，这个山脉与沙漠之国，是第二个阿富汗。

对于一个只有极少数圈内人知道“最高领袖”是否还活着的国家来说，伊斯兰共和国的行为出奇地一致。至于阿亚图拉·穆吉塔巴·哈梅内伊是否已经死了好几个月，这并不重要。伊朗政权绝非没有领导。它掌握在激进分子和最大主义者手中。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没有任何美国参与的情况下，控制海湾地区。以及让阿拉伯邻国俯首称臣，尤其是沙特阿拉伯。

伊朗人完美地打出了他们的牌，让对手不堪重负。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其部队掌控“泪之门”，并试图现在彻底扼杀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这并非巧合。伊朗革命卫队策划了攻势，武装了胡塞武装，并在正确的时机执行了这一招数。

特朗普目前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这场冲突。他最多只能同意一个由伊朗主导的和平方案。这将彻底颠覆海湾地区数十年的地缘政治基本格局——以及对部分全球石油和

对于朗格（Langer）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是州政府修改《州基金会法》或将基金会完全拆分。他担心文化机构会通过资金杠杆或某种特定的德国文化理解而被“抽干”。对于他的基金会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其工作在科学和教育上保持独立。党派政治的吞并将是危险的。

天然气储备的控制权。伊朗人想要改变地区权力平衡。如果德黑兰有机会将阿拉伯原材料的买家——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作为人质，那么伊朗将在大国之间不和谐的交响乐中成为独奏者。

他的基金会管理着七处纪念馆，其中包括前朗根施泰因-茨维贝尔格（Langenstein-Zwieberge）集中营分营以及位于贝尔恩堡（Bernburg）的纳粹“安乐死”受害者纪念馆。学校班级定期到访。基金会是间接州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州政府可以通过监管、资金和人事产生重大影响。

在纪念馆工作最初并不是他的职业规划。朗格在东德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历史学家。他很早就开始翻阅历史书。他在罗斯托克学习

特朗普可以耸耸肩，同意这种地区性的重新洗牌，放弃美国在中东传统的主导地位。或者，他可以尝试再次掌控伊朗，通过施加更多的经济压力和更多的军事暴力。为此，他可能需要请求那些在伊朗灾难中遭受打击的盟友提供帮助。届时，在德国也将揭晓什么会引发更剧烈的抗议：是向海湾派遣扫雷艇并支持军事暴力，还是加油站那令人咋舌的高价。

“在德国选择党（AfD）的政府计划以及他们的100天计划中，都没有明确提到纪念馆，”凯·朗格（Kai Langer）说道。这听起来起初像是一线希望。然而，这位57岁的男子依然没有感到安心。自2010年起，朗格一直担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纪念馆基金会的主任。对他来说，讨论一个可能的AfD州政府执政的前100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人一生都在研究历史上的独裁政权，而现在，政治极端主义再次拥有了真实的权力前景。”

人物简介

历史学和德语文学，起初想成为一名教师，但后来放弃了这个职业。他答应在什未林的一座前纳粹法院监狱中建立一座纪念馆。在那里他意识到：“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学术研究与教育传播的结合吸引着他。后来，他被问到是否愿意担任基金会主任。

自从AfD赢得选举以来，他的工作现在处于政治聚光灯下。他将纪念馆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根据他的评估，AfD希望从根本上重新权衡德国历史：“对于AfD来说，历史首先是爱国自豪感的资源。就此而言，我们的工作与他们的历史政治是不兼容的。”根据AfD的计划，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性探讨将被边缘化，而民族历史的高光时刻将被更深入地处理。

早在2016年，朗格就在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写道，一个不认同纪念文化的政党已经进入州议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对包豪斯的诋毁以及发起 #deutschdenken（德式思考）而非 #modernenken（现代思考）的运动，令他进一步感到震惊。如今，他已与该州的其他文化机构联合起来，并就文化和教育的共同愿景达成一致。

朗格不想将未来寄托在自己的职位上。基金会的使命是“传递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罪行以及在苏联占领时期和东德时期侵犯人权的相关知识”。朗格表示，如果他们被阻止这样做，对于社会的民主体制将是致命的。

此外，他感到自己对受害者及其后代负有责任。“我曾有机会亲自结识那些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受害者的人。”他承担着让人们记住那些被侮辱、被驱逐和被监禁的人的责任。放弃并非选项。阿梅莉·罗泽（Amelie Rosée）

南德意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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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民盟在下萨克森州获胜

在地方选举中，由州长奥拉夫·利斯（Olaf Lies）领导的社民党仅位列第二。德国选择党（AfD）的结果较2021年增长了两倍。

作者：雅娜·斯特格曼（Jana Stegemann）

汉堡 —— 奥拉夫·利斯根本没有试图掩饰任何情况：“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结果 —— 我们所有人的期望都比这更高，”他说道。利斯自2025年5月起担任下萨克森州州长，该州是少数几个社民党在广阔地区仍拥有高支持率并被视为全民党的联邦州之一。在周日的地方选举中，社民党获得了24,6 Prozent —— 位列第二，落后于得票率为27,2 Prozent的基民盟（CDU）。绿党得票率为14,1, 左翼党为6,0 Prozent。

由于这是利斯从长期担任州长的斯特凡·魏尔（Stephan Weil，社民党）手中接任州长后的首次全州范围选举，因此该结果对他及其领导的红绿州政府而言，是明年州议会选举前的一次民意测试。尽管地方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地利益和个别候选人的选择，而非对政党的选择。奥拉夫·利斯本人在周日之前还强调：“这不是一场小型联邦议院选举，而是一场真正的个人选举。它关乎的是自己的社区、城市或县。”

尽管如此，这一结果也对基民盟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及其副手、社民党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利斯的失望之情大概也让联邦政府感到不安。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失利后，基民盟每增加一次糟糕的选举结果，都可能使其离“总理黄昏”更近一步。

2026年下萨克森州地方选举

县级选举初步结果（百分比，括号内为较2021年的变化）

SZ-Grafik: mami; 来源：德新社（dpa）

虽然下萨克森州的各县整体上仍维持在红色（社民党）或黑色（基民盟）之间，但在地方选举后的第二天，德国选择党的结果却笼罩在一切之上。该党以15,9 Prozent的得票率创下了其在下萨克森州地方选举中的历史最佳成绩，且与2021年的上次选举相比，其结果增长了两倍多 —— 当时其得票率仅为4,6 Prozent。2021年，基民盟以31,7 Prozent的得票率成为最强力量，领先于得票率为30,0 Prozent的社民党。

绿党贝利特·奥奈在汉诺威再次获胜——但须进入决选

在本周日的选举中，州首府汉诺威再次由联盟 90 / 绿党赢得。在经历了 70 多年的社民党（SPD）统治后，绿党的贝利特·奥奈（Belit Onay）于 2019 年接任市长——此次他再次获胜，但必须在两周后参加决选。在威廉港的历史上，首次由一名女性接任市长一职，无党籍的伊娃·玛丽亚·哈曼（Eva Maria Haarmann）获得了 55,5 Prozent 的得票率。基民盟（CDU）的县长候选人凯·塞弗里德（Kai Seefried）在施塔德获得了近 80 Prozent 的选票。无党籍的前基民盟成员、市长塔里克·欧内尔金（Tarik Oenelcin）在黑森奥尔登多夫由于没有竞争对手，获得了 90,5 Prozent 的得票率，从而创下了最高的个人得票纪录。

此次地方选举共涉及近 2200 个地方议会和 68 000 个候选席位。 6300万名有投票权的公民参与了投票——这个人数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以及即将于下周日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举行的选举人数总和还要多。作为对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有 1700万名有投票权的人，柏林有 2500万名，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约有 1300万名选民可以投票。

根据最新民调，弗里德里希·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甚至必须为重新进入州议会而奋斗，其支持率仅剩七 Prozent；社民党现任者曼努埃拉·施韦西格与德国选择党（AfD）的首席候选人莱夫-埃里克·霍尔姆（Leif-Erik Holm）在什未林陷入了白热化的竞争。

下萨克森州基民盟主席塞巴斯蒂安·莱希纳认为，其政党的损失应由联邦政府承担。 照片：JULIAN STRATENSCHULTE / DPA

在被问及联邦总理默茨的未来时，下萨克森州基民盟主席塞巴斯蒂安·莱希纳（Sebastian Lechner）在周日表示，现在不是讨论人事问题的时候。但在最终结果公布之前，莱希纳还是将责任推向了柏林：他认为联邦政府给地方选举蒙上了阴影。“我认为柏林需要进行政治变革。我们必须减轻民众的负担。能源价格太高，房价太高。人们拿到的净收入相对于总收入太少。”

莱希纳本人数月来一直承受着压力。4月初，基民盟州议会党团的一个内部聊天群中出现了一段深度伪造（Deepfake）视频。视频显示一名衣着暴露的女性，其面部被AI合成了一名女同事的脸，她双腿分开跪在地上，并做出提供口交的姿态。该聊天群名为“MitGLIE-DER”（谐音成员 / 男性生殖器），群头像是一头勃起阴茎的大象，群成员包括莱希纳领导的党团核心圈内的九名员工。视频制作者已被解雇，并收到了汉诺威检察院的一份金额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刑事处罚令，他对此表示接受。另一名参与者被停职。在刑事法律层面，此案已结，但在道德层面远未结束。毕竟，该群组中的七名男性仍在基民盟州议会党团工作。其中一人，阿德里安·莫尔（Adrian Mohr），现已被选为德弗尔登的新市长。

与此同时，针对德国选择党州主席安斯加尔·施莱德（Ansgar Schledde）的指控并未对其造成损害。几天前，下萨克森州议会还取消了他的豁免权：汉诺威检察院正因其违反政党法而对其展开调查。施莱德涉嫌将高达 48 000 欧元的党内捐款存入私人账户，而未在政党的财务报告中申报。根据多名党内成员的指控，施莱德甚至被认为是下萨克森州德国选择党内部一个名为“联盟”（Allianz）的腐败网络的首脑，该网络涉嫌挪用至少 1500万欧元的税款。施莱德坚决否认所有指控。

基民盟政治人物倾向于与选择党组建联盟

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前不到一周，该州一名基民盟（CDU）县级分会副主席不顾州党领导层的意愿，再次确认他认为与德国选择党（AfD）组建联盟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前波美拉尼亚-格赖夫斯瓦尔德县基民盟分会副主席萨沙·奥特（Sascha Ott）告诉《波罗的海报》（Ostsee-Zeitung）：“我们必须保持开放态度，寻找对我们而言可能且最佳的联盟伙伴。如果选民如此要求，那么这个伙伴当然也可以是选择党。”在2016年州议会选举后，奥特最初被拟任司法部长，但由于奥特被怀疑认同选择党的立场，基民盟最终放弃了这一决定。

相比之下，基民盟州党主席兼首席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Daniel Peters）坚持目前的路线。他告诉该报：“我们拒绝与左翼党和选择党组建联盟或采取类似的合作形式。”在研究小组选举（Forschungsgruppe Wahlen）的一项民调中，基民盟的支持率处于7%。 德新社（DPA）

与五年前的下萨克森州地方选举不同，选择党州分会目前已被宪法保卫局列为极右翼观察对象。该党对此正在进行法律抗争。然而，由于对其忠于宪法程度存在质疑，四名选择党候选人和一名无党派候选人未获准参加选举。例如，选择党州分会副主席斯特凡·博特（Stephan Bothe）被禁止竞选吕讷堡县长。排除的原因在于，德国的市长和县长——与州议会或联邦议会代表不同——既是政治人物，又是国家公职人员。因此，作为公务员，他们有义务承认并维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

给“活动家男人”的警告

主播马特乌斯·韦斯特法尔在选择党活动中咄咄逼人地对待记者。现该党对其提出限制条件。

柏林——选择党领导层向视频主播马特乌斯·韦斯特法尔（Matthäus Westfal），即化名“活动家男人”（Aktivist Mann）的人员提出了限制条件。周一，选择党联邦执行委员会决定指示各党组织，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才允许韦斯特法尔进入党内活动：“他必须事先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不再骚扰其他主播和记者”。《南德意志报》（SZ）获得的一份由联邦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申请书称，如果他不遵守规定，“应通过行使房屋所有权或请求警方介入，禁止其进一步进入活动现场”。

2020年，当一群愤怒的群众——其中包括极右翼分子、阴谋论意识形态者和所谓的“帝国公民”——试图冲击国会大厦时，韦斯特法尔就在现场。2022年，他因煽动民众仇恨罪被判刑。据他自己称，他不是党员，但他是“选择党第一批支持者”。最近，他主要陪同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活动，他参加党内活动并将相关视频和直播上传至网络，在其中他以“活动家男人”的化名出现。他一次又一次地逼迫主流媒体的男女记者，辱骂他们，用问题骚扰他们，并在将摄像头对准对方的同时尾随其后。他还推搡了一名来自《镜报》电视（Spiegel-TV）的记者。

最近，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之夜，选择党在马格德堡举行的选举派对上发生的场景引起了关注。在那里，韦斯特法尔逼迫了包括《镜报》编辑在内的多名人员。他上传到网络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如何激进地围堵记者并试图挑衅对方。

为什么韦斯特法尔获得了选举之夜的采访资格？

在由霍克的心腹斯特凡·默勒（Stefan Möller）起草的申请书中称，韦斯特法尔显然在追求这样一种商业模式：“通过骚扰性的提问和粗鲁的行为，将那些在德国选择党（AfD）圈子中被视为持批评态度的记者公开羞辱，并将其作为其直播内容的素材”。申请书称，这“不符合德国选择党所追求的行为标准”，且目前已被归类为该党的行为。因此，该决议旨在避免“韦斯特法尔先生对德国选择党造成进一步的名誉损害”。韦斯特法尔暂时没有被禁止参加活动，这更多是对该主播的一次警告。

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极右翼的政党早已意识到亲党主播和网红的重要性。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的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几周前在一次播客中赞扬了韦斯特法尔和其他主播。选举次日，西格蒙德在联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谢天谢地”，媒体格局中由于“主播的陪伴”出现了一项新发展。他认为这在竞选活动中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德国选择党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党首马丁·赖哈特（Martin Reichardt）曾在5月于联邦议院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网红之于德国选择党，“就像印刷术之于马丁·路德一样”。

尽管如此，德国选择党内部对韦斯特法尔的看法分歧严重。联邦议院国防政策发言人扬·诺尔特（Jan Nolte）上周在X平台上写道：“如果这样的人与德国选择党被联系在一起，会非常令人尴尬。”相反，德国选择党青年组织董事会成员赫尔穆特·施特劳夫（Helmut Strauf）写道：该主播的风格可能有些“非传统”。“然而，让那些体制内记者也尝尝他们自己的苦头，肯定没有坏处。”而德国选择党党首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和蒂诺·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则在上周表示：“媒体从业者禁止进行侮辱和言语骚扰。这当然也适用于、且尤其适用于面对其他媒体代表时。”

但为什么韦斯特法尔在有这种前科的情况下，还能获得选举之夜的采访资格？德国选择党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在上周四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此表示：此前已与韦斯特法尔及安保人员进行了沟通。西格蒙德说：“我们希望‘某些规则能够得到遵守’。”但当晚并没有收到投诉。“那我们能怎么做呢？”韦斯特法尔本人在周日晚上于X平台发声，淡化了所有指控，并时而称其为“假新闻”。但从事实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除了这个案例，德国选择党目前还在关注一个问题：乌尔里希·西格蒙德为了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成为州长，所需的支持将从何而来。他至少还缺少三票。党内人士周一表示，目前正在与德国联邦党（BSW）以及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议员进行谈判。然而，中德广播电台（MDR）最近询问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州议会的全部15名议员，所有人都排除了转向一个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被认定为确定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的可能性。蒂姆·弗雷勒（Tim Frehler）

“与我们的朋友重新开始”

在布达佩斯，德匈关系有望最终迎来复苏。

布达佩斯 —— 当约翰·瓦德普尔（Johann Wadephul）周一抵达位于多瑙河畔的匈牙利外交部时，他不仅是对其新任同行安妮塔·欧尔班（Anita Orbán）进行就任访问，而且正如瓦德普尔所言，此行旨在“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如今，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已被选下台数月。一切的崭新之处从细节中便可见端倪：会议厅内不仅布置了欧盟旗帜，而且在媒体席位上，独立媒体的记者们也纷纷就座。此前，这些人完全无法参加官方活动。

上一位访问匈牙利的外长是 2019 年 11 月到访的海科·马斯（Heiko Maas，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此长久的访问空白未必是坏兆头，因为只要关系稳固，无需频繁通过实地访问来确认彼此的尊重。但匈牙利的情况则不同。柏林方面极少的访问次数，恰恰凸显了两国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马斯在 2019 年回顾了 30 年前的柏林墙倒塌事件，他指出匈牙利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东德难民铺平了通往自由之路”，而当时匈牙利“自身仍在为自由而奋斗”。

当时，他将这些历史事件与在欧洲政策上保持一致的任务联系起来。他认为，只有当我们“超越国家利益而行动”时，欧洲人的力量才能得以发挥。这是向时任总理维克多·欧尔班发出的明确信号，要求其遵守现行的欧盟法律。就在几个月前，欧盟委员会对匈牙利启动了违约程序，因为欧尔班在难民危机期间单方面且相当随意地限制了进入庇护系统的渠道。

两国关系在 2024 年彻底破裂。当时，匈牙利方面以所谓的“技术原因”临时取消了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绿党）的计划访问。但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莫斯科。维克多·欧尔班及其外交部长彼得·斯宰多（Péter Szijjártó）与克里姆林宫保持着密切关系，欧尔班在贝尔伯克访问前不久刚去过莫斯科 —— 且并未与欧盟协调，而当时匈牙利正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外交部当时表示，考虑到这种情况，“两位外长之间进行一次严肃且坦诚的私人对话”本应“至关重要”。然而，斯宰多并不这么认为，他将取消访问归咎于日程安排中不可预见的变动。

对于德国而言，这次重启不仅在政治上至关重要，在经济上同样关键：德国汽车工业在匈牙利拥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因此，瓦德普尔随行带了一支德国企业家代表团，并会见了匈牙利经济部长伊什特万·卡皮塔尼（István Kapitány）。

这届匈牙利领导层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威胁

为了唤起共同的未来——或者用瓦德富尔（Wadephul）的话说，“追回极大的落后”——回顾过去永远不是一件坏事。因此他表示：“我们永远感激匈牙利人民，因为正是他们曾在1989年推动了那颗滚石，最终撕碎了铁幕。”在这种共同的历史中，蕴含着“与我们的匈牙利朋友重新开始的机会”。瓦德富尔还提到，他个人与那个时代有着联系。他的家人有东德亲戚，而他们只能在匈牙利见面。因此，匈牙利对他而言一直是一个“向往之地”，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巴拉顿湖风景优美”。

匈牙利外交部长安妮塔·欧尔班（Anita Orbán，右）除了姓氏之外，与前任政府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照片：ATTILA KISBENEDEK / AFP

但随后必须面对现状。尽管双方重新找回了彼此的好感，但现状依然充满陷阱。其中就包括地缘政治的复杂局面。瓦德富尔表示，欧洲正处于俄罗斯混合战争的瞄准之中，这一点在最近的莱比锡得到了体现。在莱比锡机场，曾发生一起由显然受俄罗斯参与者操控的无人机发起的袭击企图。

然而，在这一方面，德匈关系以及欧匈关系将变得简单得多：新任匈牙利政府已多次明确表示，将俄罗斯视为侵略者以及对欧洲的威胁。就在瓦德富尔访问前不久，外交部长欧尔班驱逐了10名俄罗斯外交官，理由是他们据称在匈牙利从事了与外交服务不相符的活动。这至少让人怀疑其从事间谍活动。对于瓦德富尔来说，这是一个向莫斯科发出的“明确信号”，表明匈牙利不会容忍干涉。

但分歧依然存在。匈牙利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并不打算撤销其前任关于“反对大规模移民”的政策，这可能会导致与欧盟产生冲突。此外，在与乌克兰的欧盟入盟谈判方面，马扎尔也持犹豫态度。马扎尔最近表示，在开启下一个谈判集群之前，乌克兰必须首先确保该国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权利。

瓦德富尔认为匈牙利重新发现了其“欧洲之心”，尽管如此，他仍对这一艰难章节持乐观态度。在4月的“历史性选举结果”之后，新政府放弃了对乌克兰900亿欧元贷款的封锁立场。因此，他表示“对新的欧洲道路心存感激”，并确信“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将取得进展”。尤其是匈牙利在短时间内已开始在法治方面进行核心改革。因此他有信心，欧盟因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而冻结的最后一批资金的释放道路也将被扫清。 Verena Mayer

简讯

慕尼黑安全会议实行双首长制

慕尼黑 —— 前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和前欧安组织秘书长海尔加·玛丽亚·施密特（Helga Maria Schmidt）将成为慕尼黑安全会议（MSC）的新负责人。慕尼黑安全会议周一在慕尼黑宣布，基金会理事会已一致通过该决定。据悉，这两位未来的共同主席均为资深的跨大西洋主义者，他们将在2027年2月第6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前，及时接替长期担任主席的沃尔夫冈·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的职责，并以平等身份共同领导会议。伊辛格表示，在领导慕尼黑安全会议近20年后，他期待继续作为基金会理事会的活跃成员提供支持。DPA

士兵中的极端主义

科隆 —— 军事反情报局（MAD）记录到联邦国防军中因极端主义而引起怀疑的案例数量在增加。军事情报局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表示：“2025年新受理的案件数量增加至610起，而2024年为524起。”其中，右翼极端主义的线索尤为增加。在这一现象领域，2025年共新受理了519起所谓案件处理（2024年共413起），增幅约26%。报告称，MAD在去年认定11人为右翼极端分子（2024年同样为11人），并有21人存在可证明的证据，足以构成缺乏宪法忠诚的怀疑（2024年为26人）。报告明确指出了在茨魏布吕肯的伞兵中发生的涉及性行为不端、毒品和极端主义的事件，这些事件曾引发广泛关注。DPA

叙利亚抗议活动

阿勒颇 —— 燃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在叙利亚引发了自近两年前统治者巴沙尔·阿萨德被推翻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在叙利亚政府周六将柴油价格提高40%至每升175叙利亚镑（约1.32美元）后，示威者在周末焚烧轮胎（照片：路透社）并封锁了重要的交通连接线。此外，汽油和天然气价格也在上涨。示威者封锁了包括首都大马士革与工业大都市阿勒颇之间的高速公路在内的道路。他们还阻碍了前往炼油厂的原油油轮，并要求经济部长辞职。叙利亚能源部周日表示，价格上涨是一项临时措施，这是由于全球采购成本增加以及该国对进口的依赖而变得必要。路透社

核武器合作

赫尔辛基 / 巴黎 —— 巴黎总统府周一宣布，芬兰加入了由法国领导的核威慑倡议（“前向核威慑倡议”）。法国曾在三月份向其欧洲盟友提出加强合作，以增强自身核武器库的可信度。该计划包括共同演习、将具备核能力系统短期部署到盟友领土的选择以及更紧密的磋商。然而，该倡议并不提供类似于美国模式的正式核保护伞。路透社

IAEA会议引发不满

维也纳 —— 美国阻止了伊朗原子能负责人兼副总统穆罕默德·埃斯拉米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年度会议，从而引发了德黑兰的抗议。美国政府对一项联合国制裁的豁免许可行使了否决权，而该许可本可以让埃斯拉米成行。伊朗称这是一个“政治行为”，破坏了该组织的工作。德黑兰外交部对此做出反应，召见了奥地利临时代办。伊朗认为奥地利作为国际组织的东道主已名誉受损。奥地利曾申请豁免，但在美国提出异议后被拒绝。一名美国外交官确认了该异议。他解释称，埃斯拉米的参加会将使会议变成一个“宣传舞台”，并损害IAEA的可信度。DPA，路透社

前总理玛格达莱娜·安德森（社会民主党首席候选人）可能会再次成为政府首脑。照片：JONAS EKSTROMER / AFP

中左翼联盟略占上风

即便在选举后的次日早晨，谁将执政瑞典仍不明确。许多迹象指向政府将发生更迭。可以肯定的是，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支持率正在下降。

作者：迈克尔·诺伊德克尔 (Michael Neudecker)

斯德哥尔摩 / 罗瓦涅米 —— 2026年瑞典大选在周日到周一的深夜演变成了一场“瑞典悬疑剧”。就在几周前，中左翼阵营在民调中的领先优势如此之大，以至于本周日的选举似乎已经尘埃落定，所有迹象都指向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森 (Ulf Kristersson) 的保守右翼政府将走向终结。然而在选举后的深夜，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反复波动。截至周一下午，当95%的选票完成计票时，一个潜在的中左翼联盟在瑞典议会中似乎仅以3个席位的微弱优势领先，比分为176对173。

但即便在经历了漫长的夜晚之后，这场悬疑剧仍未结束。克里斯特森在凌晨时分表示，一切仍有可能。

选举在次日早晨仍未决出胜负，这归因于瑞典的选举制度。瑞典选民在两周半前即可投票，而此次利用提前个人投票机会的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截至周六，选举委员会记录了3600万次投票，几乎占所有合格选民的一半。此外还包括海外邮寄选票（这些选票直到周三才开始计票），以及那些在投票日当天前往投票站的人。虽然瑞典的投票率多年来一直在下降，但始终保持在80%以上，仍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周日晚上投票站关闭前几分钟，多个站点仍报告门前排起长队。

不过，这个充满故事的夜晚确实带来了一些结论。各政党之间的权力关系已经明确——且与四年前有所不同。由前总理玛格达莱娜·安德森 (Magdalena Andersson) 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如预期般获得了最高票数，就像在过去大约

反移民路线极其强硬，且可能导致选票流失

一百年。目前 28,1 Prozent 的得票率虽然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糟糕结果，且较 2022, 年下降了约两个百分点，但至少比最近的民调预测要好一些。紧随其后的是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目前得票率为 19,9 Prozent，与四年前相比略有增长。第三大力量是目前得票率为 17,5 Prozent 的瑞典民主党，即瑞典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四年前他们的得票率还超过 20 Prozent。

瑞典民主党党魁吉米·阿尔克松是唯一一位在选举之夜拒绝接受所有采访的党魁，这让报道选举派对的瑞典媒体记者感到遗憾。阿尔克松在演讲中表示，他“坚信我们在这次选举中成为了胜利者”。诚然，在 2026 年的竞选活动中，他及其政党首次被公开地视为潜在的执政伙伴，至少在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保守的温和党看来是如此。尽管如此，瑞典右翼民粹主义者的下滑趋势仍是本次选举最大的看点之一。

四年来，瑞典民主党作为所谓的“蒂多联盟”（Tidö-Bündnis，以签署协议的城堡命名）的一部分，共同引导着政府政策。克里斯特松的温和党与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共同执政，并得到了右翼民粹主义者的一种默许，即他们在议会中的支持。当克里斯特松在选举前不久被问及，如果再次由他领导组建联合政府，右翼民粹主义者这次是否能获得部长职位时，他回答道：“在熊被猎获之前，不能出售皮毛。”克里斯特松被认为是一名热衷的猎人，据说他至少射杀过野猪和一些鹿。

但现在看来，他政府与瑞典民主党采取的强硬反移民路线，可能导致他不再是那个分配皮毛的人。左翼党和绿党均有所增长，而此前参与执政的自由党也出乎预测地重新跨过了 4% 的得票门槛。正如人们所料，瑞典的政府组建过程并非易事，但目前看来，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潜在四党联盟有望获得必要的多数席位。

玛格达莱娜·安德森在周日深夜首批初步计票结果出炉时表示，她将在今晚，最迟在周一早晨开始与其他政党进行谈判。在拟议的联盟内部仍存在一些分歧，特别是左翼党与中间党之间——但如果微弱的领先优势能够维持，那么如果安德森在未来几周内无法组建政府，那将令人惊讶。顺便一提，安德森始终明确地排除了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参与。

计票工作目前仍在继续，官方结果预计将在本周末前公布，周一早晨的消息称，可能会提前，也不排除推迟的可能性。9 月 28. 日，新一届议会将首次召开，次日可选举首相。如果目前的微弱结果在届时得到确认，且玛格达莱娜·安德森与另外三个政党就组建联合政府达成一致，她将重返她在 2022 年失去的职位。但重点在于“如果”。瑞典将面临数周的虚拟语气状态。

柏林间谍指控案

被告女性涉嫌向俄罗斯 情报人员提供 信息。

柏林 —— 柏林高等法院的联邦检察院对一名涉嫌为俄罗斯工作的间谍提起公诉。该女子被指控向俄罗斯大使馆的一名情报人员提供信息，因此被指控从事情报特工活动。这名德裔乌克兰人在今年1月被逮捕，此后一直被羁押候审。

联邦检察院表示，这名涉嫌从事特工活动的女子最晚从2023年10月起就与该情报人员保持联系。一份公告称：“多年来，被告向其提供了大量关于高规格活动的线索，并确保他能够参加此类活动（部分是以假名参加）。这旨在使其能够为了情报目的建立自己的网络。”

此外，被告还试图“争取联邦国防部以及军工企业的人员为其目的服务”。在情报人员的指使下，她致力于获取有关德国国防政策和军工产业的信息，特别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的背景下。柏林高等法院的国家安全法庭现在必须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开庭审理。

根据联邦检察院当时的说法，在1月的逮捕当天，除了该德裔乌克兰人的住所外，另外两名被告的场所也遭到了搜查。搜查行动分别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阿尔韦勒县、勃兰登堡州的哈弗尔兰以及慕尼黑进行。该机构当时未提供关于共同被告的详细信息，称其目前处于自由状态。

据德新社（dpa）消息，这名涉嫌间谍活动的女子在德国已生活数十年。她最近提供营销服务，并担任一个游说协会的主席。安全部门在1月逮捕时表示，她长期以来一直以亲俄网络构建者的身份为人所知。在柏林的政治圈中，她参加过各类协会和组织的活动。目前尚不清楚被告是否收到相关款项。该女子的此前言论表明，她是出于信念而行动。

在逮捕后的第二天，外交部就间谍指控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外交部长约翰·瓦德富尔（Johann Wadephul，CDU）表示，德方已向其“明确表示，这是一种敌对行为，在我国从事情报活动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在外交掩护之下”。

外交部表示，已告知大使，“一名在德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持有外交官认证的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工作人员，被立即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德新社（DPA）

埃尔多安如何将土耳其变为伪民主国家

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区选出了一位反对派女性市长，但那里实际上却由总统的一名心腹统治。这一案例揭示了该国未来的走向。

伊斯坦布尔 —— 当然，他们早已经知道了。很久以前就知道了。土耳其人熟悉过去几年的新闻：所有被逮捕的反对派人士，今年5月警察还突袭了最大反对党总部。在土耳其，只要没有装聋作哑的人都知道，威胁到总统是非常危险的。

但随后会出现像上周那样的新闻，让一些人眼中泛起泪光。仿佛他们直到现在才完全意识到，自己如今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以及他们的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情况究竟有多严重，讽刺门户网站 Zaytung 的一个笑话便可见一斑。该网站利用了社交媒体上目前的“80年代风”趋势——人们在网上发布自己使用AI生成的、具有那个时代风格的照片。Zaytung 称，埃尔多安的公正与发展党（AKP）也加入了这一趋势。随后，这些讽刺作家发布了一张照片，画面中是80年代初统治土耳其的人们：军政府的将军们。发生了什么？

乍一看，这只是发生在地方层面的一起事件，地点在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于斯屈达尔区（Üsküdar）。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私人住宅就位于那里。此前，这里一直由一名反对派政治人物执政。但自上周二起，于斯屈达尔有了新市长，一名来自 AKP 的男子。这个故事讲述了埃尔多安政府如何试图扭转选举失败的结果。左翼报纸《比尔根报》（Birgün）以《宫殿》为题报道称，“（总统）宫殿在于斯屈达尔测试了一个没有选举的土耳其”。

在 2024 年 3 月的地方选举中，反对派甚至在此前被认为忠于埃尔多安的市镇中获胜。总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全国最保守的地区，人们突然也选出了反对派市长。在伊斯坦布尔，来自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的现任市长埃克雷姆·伊马莫卢（Ekrem İmamoğlu）大幅领先，但在这座巨型城市的各区，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例如，于斯屈达尔一直被认为是保守的。如今，在 AKP 统治多年后，同样是 CHP 成员的西内姆·德代塔什（Sinem Dedetaş）入驻了区政府办公楼。这部分是因为越来越多世俗化的人搬到了于斯屈达尔，该街区正在经历一场变革。但在两年前的那个三月，于斯屈达尔成了向埃尔多安揭示真相的地点之一：即使在曾经的 AKP 大本营，他的成功也不再有保障。这也让他意识到，他需要采取另一种方式来防止权力从手中流逝。

选举后仅几个月，伊斯坦布尔第一位反对派区市长被捕。随后在 2025 年 3 月，市长埃克雷姆·伊马莫卢在准备宣布竞选总统之前被捕。尽管他身在狱中，CHP 仍将其推举为候选人。随着伊马莫卢被捕，他的大部分员工，甚至包括他的律师，都被关进审前羁押所。周六，伊马莫卢被判处 25 个月监禁，且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

几乎没有一周不是警察在搜查反对派的市政府并逮捕员工。在 CHP 的案例中，埃尔多安利用了该党前党魁凯末尔·克勒奇达罗卢（Kemal Kılıçdaroğlu）的指控，后者声称自己在被罢免时存在违规行为。司法部门在 5 月份违反现行法律裁定，这位对埃尔多安来说更方便应对的对手应重新获得党魁之位。原 CHP 领导层目前已成立了一个新党：“新党”（Yeni Parti）。

与此同时，于7月，于斯屈达尔（Üsküdar）的市长西内姆·德代塔什（Sinem Dedetaş）被捕；司法部门指控其涉嫌腐败。法院将其暂停职务，因此区议会必须为其选出一名代理人。尽管反对派阵营内部存在分歧，但在地方层面仍继续合作，并投票支持一名共和人民党（CHP）的候选人。

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区目前发生的事情，描述了土耳其整体面临的独裁形式。在这种独裁体制下，选举不再能改变任何事情，因为国家机构的力量更强。人们被要求习惯于此。正义与发展党（AKP）对于斯屈达尔的选举提出异议，称其中存在无效票。随后，法院下令重新选举。在重新选举之前，区议会中有四名反对派成员转投 AKP。他们为何这样做？新成立的“新党”（Yeni Parti）在伊斯坦布尔的负责人厄兹居尔·切利克（Özgür Çelik）声称，他们受到了压力，其中一例甚至来自一名检察官。

因此，针对切利克的一项调查程序已经在进行中。他所描述的情况并非离谱：数月以来，AKP 在全国范围内诱导反对派市长和议员转投，其承诺是：从现在起获得平静，不再担心被捕。否则？将面临来自国家和司法部门的所有压力。

在于斯屈达尔补选前几天，警方逮捕了区议会的三名成员，导致他们（全部为反对派）无法参加选举。随后，反对派通过抵制，迫使选举必须推迟。但其中两名被捕者被签发了逮捕令。周二最终进行选举时，他们缺席了。

按照惯例，选举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没有人知道另外两名投票给 AKP 候选人而非其自身候选人的反对派成员是谁。他们将胜利赠予了来自埃尔多安政党的男子，而该政党

在 2024 年于斯屈达尔的选举中曾落败。现在，他们最终还是赢了。无需通过一场选举就能获胜。会议主席在宣读结果时流下了眼泪。在于斯屈达尔市政厅前，人们举行示威，反对他们那位新的、不被认可的市长。恐惧在全国蔓延，更像是一种预感：这个案例揭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伊斯坦布尔于斯屈达尔区的市政厅，挂有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肖像。 照片：YUSUF IRIS / PICTURE ALLIANCE

许多人认为埃尔多安反正不会下台，因此他们宁愿选择合作

类似的情况可能正在整个伊斯坦布尔的市政厅发生，那里目前仍由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的一名代理人处理公务。而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土耳其议会中上演，埃尔多安正试图促使反对党小党的议员转投正义与发展党（AKP）。由凯末尔·克勒奇达罗卢领导的残缺的共和人民党（CHP）也可能在议会中为总统提供帮助，例如在涉及对埃尔多安在战术上有利的重新选举日期或宪法修正案时。

在2023年选举这些议员的土耳其男女公民，当时是希望投票反对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而现在，部分议员的行为表现得就像是将他们送入议会的选民意愿从未存在过一样。他们屈服于政府的压力。许多人现在可能认为，埃尔多安反正不会下台，与其对抗，不如与他合作。

“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穆斯塔法·耶内罗卢在乌斯库达尔做出决定后在平台 X 上发问。这位德籍土耳其政治人物在几年前退出了正义与发展党并转向反对派。他向曾经的党内同僚喊话：“难道就从来不回头看看自己做了什么吗？难道就从来没有感到尴尬，从来没有感到羞愧吗？”——拉斐尔·盖格

好的问题，少的答案

欧盟希望确保其在极北地区的影响力。因此，弗里德里希·默茨和其他政府首脑在拉普兰举行首届“北极峰会”。

在极北地区展示存在感：周一在芬兰罗瓦涅米举行的欧洲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峰会。 照片：MICHAEL KAPPELER / DPA

作者：迈克尔·诺伊德克尔 (Michael Neudecker)

罗瓦涅米 —— 周日下午晚些时候，克里斯滕·米哈尔 (Kristen Michal) 坐在一家酒店的会议室里，这家酒店以奥纳斯瓦拉 (Ounasvaara) 命名，那是拉普兰小城罗瓦涅米的山名。“我们走到窗边吧，那里有自然景观，”他说道，在他身后，森林与原野随即展开。拉普兰是欧盟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仅居住两人。

克里斯滕·米哈尔在这里也只是客人，这位爱沙尼亚总理是周日和周一举行的首届“欧洲北极峰会”的参与者之一。这次峰会并没有产生什么突发新闻，而且峰会通常也很少产生此类新闻。但米哈尔表示，重点就在于这次峰会能够举行。人们只需查看地图并关注新闻，就能明白北极对欧洲，乃至对全世界而言有多么重要。米哈尔说，由于“俄罗斯的原因”，产生了许多“很好的问题”。只不过：“没有人拥有答案。”

克里斯滕·米哈尔（爱沙尼亚总理）表示，面对俄罗斯的威胁，人们只需查看地图。照片：DPA

因此，芬兰政府邀请了多位欧盟政府首脑来到这里。此前虽有类似的对话形式，但欧洲人尚未举办过“北极峰会”。除了芬兰总理佩特里·奥尔波 (Petteri Orpo)、爱沙尼亚的米哈尔以及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娅·卡拉斯 (Kaja Kallas) 之外，出席人员还包括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 (Mette Frederiksen)、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 (Kulbergs)、立陶宛政府首脑瑙塞达 (Nauseda) 和罗马尼亚总统丹 (Dan)，以及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巴罗 (Barrot)。来自德国的弗里德里希·默茨也抵达了现场，联邦总理在这一轮中就像是明星嘉宾，因此对于参与者来说，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森 (Ulf Kristersson) 因同时举行选举而无法出席，也并不那么遗憾。据说，人们反正一直在与瑞典方面沟通。

许多非北极国家出现在参与者名单上，据称这完全是刻意为之。此次峰会的目的之一是将北极议题在整个欧盟的议程中提升到更高位置，也就是说，也包括那些在地理上远离北极的国家。在罗瓦涅米，北极可以说就在家门口，而且圣诞老人就住在那里。罗瓦涅米的“圣诞老人村”就像是一个北极版的迪士尼乐园：深受游客喜爱，而被当地人无奈地接受，因为它是良好的收入来源。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在周一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她就任首相的 2019 年，北极在欧盟中还不是一个重要议题。而现在情况已经改变，“欧洲北极”的概念在几年前就已出现。其核心问题在于，非北极的欧洲国家如何增加在该地区的影响力。2024 年 3 月，欧盟在北极地区——格陵兰岛首府努克 (Nuuk) 开设了首个自己的办事处。当时，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亲自出席了开幕式。她表示，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欧盟的行动更多是基于威胁形势，而非某种突然的

气候保护理想主义。多年来，俄罗斯不仅通过象征性的存在，还通过所谓的“影子舰队”强调其对北极的权利——这些俄罗斯油轮和货船据称部分被用于间谍活动甚至破坏活动。这些船只通常陈旧且维护不良。爱沙尼亚人米哈尔（Michal）表示，难以想象如果其中一艘船沉没，“将产生严重的生态后果”。弗里德里希·默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极是一个“地缘政治热点”，该地区对欧洲安全至关重要。

中国也希望获得更多北极资源的获取权，而且不仅如此。由于气候变暖，新的航线变得可以通行，而此前这些航线几乎全年被厚厚的冰层覆盖。气候研究人员预计，大约十年后，北极在夏季的冰量可能会少到被定义为“无冰”状态。

对于中国来说，这将大幅缩短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时间。中国自2013年起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而自2018年制定北极战略文件以来，中国将自己称为“近北极国家”。官方层面，中国强调尊重北极国家的主权，但重点在于：这仅限于官方层面。

有人已将北极称为未来的战场

不少研究该地区的学者和政治家早已将北极称为“Battleground”，即某种未来的战场。因此，现在的议题不仅限于罗瓦涅米，还涉及欧盟成员国未来愿意提供哪些资源，以确保在北极的存在不仅仅局限于办公室。例如，卡娅·卡拉斯在“北极中心”（Arktikum）面对镜头时表示，这涉及到破冰船的问题。她同样谈到了“我们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担忧”。

欧盟打算如何应对、具体能采取什么措施来支持北极国家、资源究竟应如何处理，以及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所有这些目前尚不完全明确。正如那位在酒店里的爱沙尼亚人米哈尔所言：问题很多，答案很少，至少目前如此。

在出席罗瓦涅米会议的欧盟各国政府首脑的共同声明中写道：要求欧盟在面对欧洲北极地区时采取“更强有力的战略性和前瞻性”姿态。在返回柏林、巴黎、哥本哈根和布鲁塞尔之前，他们都在临行前试图强调，该议题的紧迫性已得到认可。从这个角度看，芬兰政府选择的峰会地点非常恰当：从罗瓦涅米到俄罗斯边境不足 200 公里。

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伙伴关系”

总理马克·卡尼宣布将就其国家成为“准成员国”进行磋商。背景是与美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慕尼黑 —— 在与美国的贸易冲突近期升级之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在周末于多伦多宣布，他的国家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伙伴关系”。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这个北美国家希望成为“欧盟准成员国”。

该美国报纸写道，他已向布鲁塞尔派遣了一个谈判团队，以“探讨在非正式成员身份之下最具有雄心的合作形式”。欧盟目前并不存在“准成员国”这一身份。不过，该共同体已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协会协议，其中包括以色列和乌克兰。

加拿大总理将于本周前往欧洲。周三，他将作为嘉宾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的关于欧盟现状的演讲，随后他本人也将向议员们发表讲话。预计卡尼将借此机会阐述他对于显著加强政治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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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作的设想。之后，卡尼将在利物浦与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会面。早在今年 1 月，卡尼就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呼吁“中等强国”在面对全球动荡（尤其是由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引发的动荡）时加强合作。他当时解释道：“旧的世界秩序不会回来了。”

重点在于能源、原材料、国防与人工智能

卡尼在周末明确表示，他的国家并不追求正式加入欧盟，但希望建立显著更紧密的联系。“团结让我们更强大。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且分裂的时刻，朋友们必须在这样的时期相互扶持。”欧洲与加拿大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优先级。

周日，爱丽舍宫宣布，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于下周六在法国海外领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与加拿大政府首脑会晤。这个小岛群距离加拿大大西洋海岸仅20公里多，自17.世纪以来就属于法国。爱丽舍宫在声明中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强调两国“共享相同的价值观——自由、民主、法治以及对他国主权的尊重”。

总理马克·卡尼呼吁所谓的“中等强国”加强合作。 照片：TODD KOROL / 路透社

此次临时安排的会晤，其背景可能是美国总统发布的一条新社交媒体帖子。上周，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展示了一幅北美和中美洲地图，除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外，美国国旗还覆盖在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等法国岛屿上。冰岛、格陵兰岛、墨西哥和加拿大也被标注为美国领土。此外，特朗普多次宣称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的51.个州。最近，他下令美国境内位于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今后应正式称为“美国湖”（Lake America）。

在特朗普于2025年1月第2次就职后，此前关系最为紧密的邻国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特朗普关于吞并该国的威胁，以及他在重返白宫仅数周后就实施的大规模关税，促使加拿大政府首脑卡尼加强与欧洲的联系。自8月底起，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额外征收的2,相互关税可能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这一决定。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卡尼本周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能源领域、稀土、国防以及人工智能方面的更紧密合作进行磋商。讨论内容包括新型海底电缆、共同的数据中心和卫星网络等。卡尼的明确目标是使加拿大经济变得“更独立且更具韧性”。去年，加拿大所有出口额的72%仍是通过边境进入美国。

然而，卡尼的战略在加拿大国内并非没有争议。反对党保守党党魁皮埃尔·波利耶夫雷表示，卡尼宣布希望进一步向欧盟靠拢，仅表明了这位总理现在是多么地“脱离实际”。他在 X 平台上写道：“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51.个州，我们也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的28.个成员国。”

雷默·克吕弗（Reymer Klüver）

民主需要多元的声音。我们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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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

金山 (6781 米)

人物

约翰·普雷沃斯特（John Prevost），72岁，教皇的兄弟，在申报税务时得到了利奥十四世的帮助。这位前美国学校主管在接受意大利电视节目《Mediaset Studio Aperto Mag》采访时解释说，他最近买了一台新电脑，但由于“我对此完全没有天赋”，因此无法掌握这项技术。于是，他给在梵蒂冈的兄弟罗伯特打了电话寻求帮助。“他详细地向我解释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普雷沃斯特说道。去年的税务申报也是如此。“他拥有极其广泛的知识。”普雷沃斯特提到，最近他与圣父在卡斯泰尔甘多尔福的教皇夏季行宫共度了十天。“我们躺在泳池边，在躺椅上打盹，读读书。”

哈佩·克尔克林（Hape Kerkeling），61岁，艺人，不知道如果有人邀请他担任联邦总统，他是否会答应。“还没有人问过我，”他在荷兰电视节目《Buitenhof》中表示，“所以我还没有答案。”一段时间以来，一项在线请愿活动一直在征集签名，旨在推荐克尔克林——他同时也是畅销书作家（《我就走了》）和民主捍卫者——出任德国最高国家元首。目前，已有超过144,000人签署了活动组织Campact的号召。他表示，自己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有人希望看到他担任这一职务。“但这会非常困难。也许退休比成为德国总统更好，尽管这将是一项巨大的荣誉。”

亚历山大·兹维列夫（Alexander Zverev），29岁，美网冠军，在获胜期间处于一种“隧道状态”。他解释说，起初他想继续比赛，但随后看向了计分牌。在决赛击败美国选手本·谢尔顿（Ben Shelton）后，这位两届大满贯冠军表示：“我以为比分是5:1而不是6:2。我想我只是忘了结果。”尽管裁判玛丽亚娜·维利奥维奇（Marijana Veljovic）早已宣布“球、盘、赛结束”，但兹维列夫认为：“那一刻我完全专注，什么都没听到。”

海拉·冯·辛嫩（Hella von Sinnen），67岁，电视传奇人物（《Alles Nichts Oder?!》），最近开始穿矫形鞋。“请相信我，这感觉一点也不性感！”她告诉《药店回顾》（Apotheken Umschau）。冯·辛嫩在2024年一次从舞台上摔下后受重伤，在医院住了几周。结果导致她的左脚踝僵硬，右腿变短。尽管如此，这位喜剧演员表示她心存感激。“能再次用双腿站立，我感到非常谦卑，”她说。

约塔姆·奥托伦吉（Yotam Ottolenghi），57岁，食谱作者，感到自己与德国饮食有深厚联系。他告诉德新社（dpa）：“我在母亲的照顾下，吃着德国食物长大。我最早接触的一些食物是卷心菜、土豆、猪肉，这些都是非常德国的东西。而且我热爱克讷德尔（Knödel），德国面团丸子。”奥托伦吉1968年出生在耶路撒冷，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德国人。他的第一本（烹饪）书在18年前出版，如今他已拥有十多本畅销书，其中部分获奖。奥托伦吉经营餐厅和精品食品店的时间更久，最初在伦敦，最近在阿姆斯特丹也开设了一家。

狗狗搭乘区域火车旅行

魏玛 / 吉森 —— 一只走失的狗在德国中黑森州引起了联邦警察的关注。据警方透露，周六，当狗主人在魏玛的一家面包店购物时，这只四足动物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溜出了车内，并朝着火车站方向走去。随后，这只动物似乎直接登上了一列开往吉森的区域快车。一名列车员发现了这只具有攻击性的狗并报警。抵达吉森后，四名联邦警察结束了这只逃跑犬的冒险之旅。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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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吉隆口岸，当洪水吞没海关大楼时，据推测有数百人丧生。 照片：社交媒体 / 路透社经社交媒体提供

中国是否在掩盖西藏的情况？

关于喜马拉雅山脉山洪爆发最触目惊心的画面来自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口岸。

然而，中国的审查机制反应迅速。因此，直到今天，西藏受灾程度依然不明。以下是一次尝试分析。

作者：Vivien Götz, Lea Sahay 和 Nadja Tausche

在关于喜马拉雅山脉洪水灾难传遍全球的首批视频中，其中一段尤为深刻地展示了水的威力：画面中出现了一栋五层高的建筑，使得站在其前的人们看起来像蚂蚁一样渺小。有些人正从建筑旁逃离，另一些人则在其中匆忙寻找掩护。随后，一场巨大的黑褐色泥石流倾泻而下，将整座建筑吞没，整个场景在碎片和水流之中消失不见。

很快人们便意识到：视频中显示的是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的吉隆口岸。洪水从那里继续向山谷下游奔涌。这里的边界线位于河流中央，所谓的“友谊桥”将两国连接在一起。口岸的大门、相邻的建筑以及小村庄日措的房屋几乎都建在水线之上。因为在口岸所在地，岩壁陡峭，谷底宽度仅约 200 米。

大约在向山谷上游 20 公里处发生了冰川崩塌，这可能是引发此次洪水灾难的原因。在朗塘山脉的北侧，岩石和冰川从山体上崩落。专家表示，由于岩石和冰块坠入的山谷极其狭窄且陡峭，水、冰和巨石汇聚成了一场高度超过 20 米的山洪，以高达 180 公里的时速向山谷下游冲刷。口岸周边的基础设施——房屋、行政大楼和一个大型停车场——在洪水面前毫无抵抗力。在洪水之前的卫星图像上可以清晰看到建筑和口岸大门，而洪水过后，那里只剩下碎石。

虽然尼泊尔方面关于破坏场景以及绝望的人们寻找亲人的画面迅速传遍全球，但中国方面公开的信息明显要少得多。一方面，这是由于该地区极其偏远；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在中国其他灾难中常见的做法：党执行一套固定剧本，以控制关于山洪的叙事。在这种洪水面前，引导公众舆论的压力或许尤为巨大。

因为该地区在多个方面对北京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吉隆口岸是尼泊尔与中国之间最重要的口岸，此前约三分之一的双边贸易通过该口岸完成。此外，吉隆位于西藏，西藏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由中国管理，是中国政治管控最严厉的地区之一。

对于北京而言，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经常否认有关对待西藏人方式的批评，尽管西藏组织数十年来一直报道中国共产党如何排挤西藏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血腥镇压抗议活动。

边境口岸附近的生存机会可能很低

在山洪爆发的情况下，审查机器在几小时后便开始运转。关于边境口岸失踪外国人的搜索词，以及关于受灾地区进一步发生山体滑坡的搜索词纷纷消失。那些曾在全球引起震惊的监控摄像头录像也被删除，在中国的网络上无法再进行分享，即便是在私人聊天中也不行。一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媒体协会向网红发布了一项号召：“关于死亡人数、失踪人数以及救援工作进展的所有信息，应以官方发布的内容为准。”

但西藏实际上受灾程度如何？到目前为止，中国当局称有 43 人死亡，500 多人失踪。可以推测，仅在吉隆口岸和西藏的日索村就有数百人丧生。因为在 2025 年 7 月的一次较小规模洪水中，口岸直接周边地区约有 350 人被转移至安全地带，其中包括村民、边境工作人员、尼泊尔商人以及国际游客。

一年后在边境口岸附近的人们，其生存机会可能很低。一段来自吉隆的另一台监控摄像头的视频显示，泥石流将停车场以及来自相邻山谷的接驳路也一并冲走。事故发生时，那里有大量巴士、小汽车和卡车在等待。此外还有关于旅行团和朝圣者失踪的报告。几天后，官方媒体详细报道了救援工作的进展。中国领导层向该地区派遣了大量记者。在视频中，他们记录了救援人员如何在崎岖的地形中向边境口岸推进。报道重点在于救援人员果断行动的画面：跳上卡车的士兵，以及行进中的救援人员。整个过程配有戏剧性的音乐，例如在党报《人民日报》的一个示例中便是如此。

相比之下，依然缺乏能够让该地区目击者或受害者发声的独立报道。外国记者无法独立前往灾区。对于他们来说，进入西藏必须获得特别许可证，而除了受到严格控制的官方访问外，该许可证实际上从未被授予。9 月 4 日，驻北京外国记者俱乐部报告称，有十几名记者申请了入境许可——但截至当时均未获成功。面对审查和匮乏的信息状况，不仅是人权组织，人们怀疑中国政府可能在掩盖灾难的真实规模。在无法亲临现场观察或获取其他独立来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鸟瞰视角，即通过地图和卫星图像进行推断。这些图像显示，西藏的人们可能运气较好：洪水在西藏一侧涌入的山谷，除海关站外，人口分布较为稀疏。洪水并未蔓延到最近的较大定居点吉隆镇。

在洪水奔涌而过的路径上，地图上标注着几个小村庄。与吉隆口岸不同，其中大多数村庄位于谷底之上 300 至 600 米处。而在尼泊尔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那里许多直接建在河边的定居点被洪水直接冲走。关于这些村庄的损失情况，目前存在矛盾的说法。致力于西藏自决的人权组织“国际西藏运动”报告称，萨勒（Sale）、色琼（Seqiong）和拉比（Labi）等村庄属于“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组织主席称约有 300 栋房屋被毁。这一数据的独立核实程度非常有限，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这些地点的照片或视频资料。

唯一的例外是拉比。该村位于被毁口岸上游约 8 公里处。洪水波直接经过此处，但房屋显然完好无损，9 月初的卫星图像未显示大规模破坏。

据推测，与河流之间约 700 米的海拔落差救了村民们的命。因为在更下游的地方，洪水的后果清晰可见：它冲走了树木，留下了一道宽阔的泥沙和碎石带，即便在两周后，从太空依然能清晰地辨认出来。拉比是这些村庄中海拔最高的，而且据目前可见，也是唯一一个被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村庄。这很好地展示了中国处理这场灾难的方式。在中国官方对外广播电台 CGTN 的一段视频中，村长谈到了担忧的居民，他表示没有人需要担心。视频称，在关键时刻已迅速将所有居民转移到安全地带，没有一个人被遗弃。其基调是：没有出现重大损失是由于村长的果敢行动。而关于可能是因为海拔较高才救了人的说法，则只字未提。

朗唐峰（7227 米）

其他村庄的情况无法核实。在社交媒体和中国媒体的报道中，没有能明确对应到这些村庄的影像资料，且《南德意志报》（SZ）目前没有获得显示洪水后村庄情况的卫星图像。目前该地区仍在进行清理工作。救援人员已艰难抵达原吉隆口岸。图片和视频显示，数十台挖掘机正在清理泥浆和碎石。建筑原址仅剩下一个混凝土基座，救援人员的帐篷现在就搭建在上面。

这些帖子获得了数百万次的点击，并因此带来了丰厚利润

这些图片继续主导着中国的社交媒体。官方媒体在传播，网红账号则将其分享数百万次。这些帖子配有极具情感煽动性的标签，如“致敬无名英雄”、“西藏获得各方援助”或“搜救犬虽身负伤病仍坚守前线”。根据收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媒体指令和审查指令的在线平台《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所述，这些帖子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煽情新闻：高度尖锐且情感化，缺乏深度信息或独立调查。此类帖子能获得数百万次的点击，并因此带来了丰厚利润。

然而，这在中国营造出一种报道全面且透明的印象。这种差异也导致人们对外国记者的愤怒日益增加。毕竟，外国记者关于信息封锁的报道，与中国国内感知到的信息洪流似乎相矛盾。同时，此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是对救援人员和搜救队光荣工作的攻击——因此被视为在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悲剧时是不恰当的批评。中国外交部称其为“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揣测”，以及部分外国媒体的不当言论。相关工作人员收到警告，不得违背政府部门的官方叙事。

尽管如此，在9月5日和6日，少数几名外国记者获准前往洪涝灾区。德国媒体未在其中。目前，死亡人数仍维持在43人。该数字已超过一周未更新。

首先将会消失的是几个职业

科技先驱们目前正大肆警告人类灭绝的危险。他们是否想以此转移人们对人工智能在我们的工作世界中已经产生的真实副作用的注意力？

作者：安德里安·克雷耶（Andrian Kreye）

如果人工智能开发的巨头们开始思考其发明的风险和副作用，那么这一定是人类、如果不是世界的话，的终结。无论是 Anthropic 的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OpenAI 的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xAI 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还是微软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他们最近关于现在必须放缓进步的声明中，都透着一种末日气息。在这种语境下，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被称作“生存风险”（existential risk）的、未具体说明的人类物种延续风险。然而，与那些模糊的末日预告相反，他们倾向于隐瞒那些几乎肯定会发生的副作用。人们甚至可以推测，他们想用关于世界末日的低语来转移注意力。在工作世界中，人工智能的影响早已到来。只是并没有人因此死亡。除了可能消失的几个职业。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解决了第一批职业：翻译、程序员、鼓手、摄影师和平面设计师发现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税务事务所、旅行社和呼叫中心已经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胁。相比之下，一些职业似乎对后人类工作世界的进步具有免疫力。护理、服务，尤其是手工业。时不时地提醒自己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本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自我安慰技巧。比如写出动人的诗歌、真正有趣的笑话，或者打造一张桌子。人们至少是这么认为的。

卡尔·本尼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对此并不那么确定。有一种被称为“劳动绩效转移”的现象，而人工智能正是其催化剂。弗雷对此非常了解。作为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早在 2013 年就发表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将产生何种影响的关键研究。其中包含了一些内容，例如提醒人们，工业革命期间的第一波自动化导致了两代人的大规模贫困。巴拉克·奥巴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都参考了他的研究成果。

自行操作的趋势是劳动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

为了描述这种劳动转移，他喜欢讲述自己的经历。比如他曾在牛津的花园里遇到老鼠，当时他没有请除虫员，而是咨询了 Chat-GPT。AI 建议他设置一个带有肉饵的笼子陷阱。他对此感到自豪，因为他现在能亲自捕鼠，而且还省下了请除虫员的钱。AI 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这种劳动转移已经可以感知，尽管还无法量化。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初始数据。但无数的手工业职业出现了收入损失，因为人们利用 或 YouTube 视频来自学。在建材市场的“DIY”（自行操作）口号的鼓舞下，人们开始自行承担维修、翻新以及园艺工作。

拨通给弗雷（Frey）的电话。这位瑞典裔人士听起来精神饱满，尽管他有一个年幼的孩子。他说，在这次劳动转移中，没有人计算的是隐藏成本。“对于许多人来说， 意味着他们能做更多事情。他们可以自己报税，寻求医疗建议，或者修理家里的东西。”这尤其影响了那些通常被召集进行快速维修的工匠，尤其是水管工和电工。“我是知识分子，”弗雷说，“对我来说， 的主要用途是例如修理锅炉或洗衣机。也就是说，修理那些不属于我技能范围的东西。我认为这正缓慢地转向一个自助服务经济。”

自行操作的趋势是劳动历史上最强大且最被低估的力量之一。只需想想洗衣机。在 19 世纪的许多城市，洗涤曾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服务行业，也是最艰苦的职业之一。当时的工作包括搬运水、劈燃料、用碱液煮洗衣服，将每件衣物在洗衣板上用手刷洗、拧干、晾干、上浆，并用在炉子上加热的沉重熨斗熨烫。这占据了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洗衣女工随处可见。即使是那些自行烹饪和缝纫的家庭，也会付费请人洗衣服。随后，洗衣机及其配套基础设施（自来水、电力、合成洗涤剂）的出现，使这个世界逐渐消失。但劳动并未因此停止。客户购买了机器并自行洗衣服。于是，洗衣女工被其前客户所取代。

他说，历史学家露丝·施瓦茨·考恩（Ruth Schwartz Cowan）记录了另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转折。家庭主妇最终必须完成更多的家务，且标准更高。而她并没有为此获得报酬。男性不再佩戴可拆卸的衣领和袖口，因此必须清洗整件衬衫。儿童服装从每周更换一次变为每天更换。洗衣女工失去了工作，而家庭主妇则增加了一项任务。

现在，技术进步同样在推动这种劳动转移。但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从中看到了机会成本。”他这样解释：如果他花一小时修理东西，那就是损失了一小时可以获得报酬的工作时间或陪伴家人的时间。而且，如果利用 学习一项技能，会浪费大量时间。其中存在“幻觉”现象，必须进行核实，面对失败的尝试，然后重复操作。“人们一直告诉我们 会消灭工作。但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工作随后会落在我们身上，落在消费者身上。这是不可见的、无偿的劳动。”

不过，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确实会导致工作岗位的流失。在之前的自动化进程中，创造的新岗位比失去的旧岗位更多。他举了银行柜员的例子：“由于自动取款机的引入，开设分行的成本降低了。因此分行数量增加，岗位也随之增加。”但数字化终止了这一趋势，因为客户开始在金融机构的网站和应用程序上办理业务。旅游业也是如此。银行和旅行社的许多员工岗位要么消失了，要么转移到了高端市场。过去，效率的提升能激活就业市场，而现在的效率收益则直接流向了客户。这与全球化类似。“如果有人在马尼拉做我的税务申报比在慕尼黑更便宜，那么这个工作就会转移到马尼拉。但如果现在客户能自己做税务申报，那么这个工作就彻底消失了。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将机会成本计算在内。”

到目前为止，仅因人工智能而消失的岗位数量普遍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大公司在实施人工智能时非常谨慎。“机构的变革速度很慢。而且四分之三的人工智能使用并非为了工作。”一项针对 1100万次与ChatGPT对话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聊天内容涉及健康、家政、财务决策或琐事。即使在实操领域，人工智能革命也在缓慢推进。例如，关于人工智能将摧毁运输和物流业的担忧尚未成为现实。“自动驾驶车辆的引入速度远低于预期。这就是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实。”

此外，人工智能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错误。因此，大部分效率收益被用于核查人工智能的结果，因为会出现所谓的“幻觉”，即错误的结果。“完全有可能责任结构也会被客户‘投票剔除’，即每个人都必须自行核查人工智能的结果。”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这一点。

尤其在医学领域，人工智能容易出错。“我们在牛津大学有同事对此进行过研究。结果显示，针对一个医学问题，第一次询问能获得 90 Prozent 的准确结果，但如果继续与人工智能对话，准确率会下降到 30 Prozent，因为你向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不足，且交互时间越长，错误率就越高。”

在医学领域这可能会导致致命后果，而在手工业领域则主要是令人烦恼。自行铺设的管道会滴水，自行安装的线路会导致短路。在弗雷（Frey）的案例中，他花园里的老鼠直接无视了陷阱和诱饵肉，最后由一名除虫员解决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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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的路德维希大街（Ludwigstraße）将成为一条交通安静、绿树成荫的林荫大道。 照片：TOPOTEK BERLIN, FLORIAN PELJAK

“作为生态系统，这条街道是一场灾难”

慕尼黑的繁华大道计划进行绿化，即便在 2026 年的酷暑之夏，此举仍引发了强烈抗议。我们与建筑师阿尔穆特·格伦图赫-恩斯特（Almut Grüntuch-Ernst）进行了一次对话：我们现在还负担得起路德维希大街（Ludwigstraße）吗？

我们的城市必须变得更绿、遮荫更多、更凉爽，从而最终变得更健康：在 2026 年炎热的夏天之后，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一认知。不幸的是，慕尼黑最美丽的街道——古典主义风格的路德维希大街，恰恰相反。它没有绿植，没有遮荫，在酷暑之日并不健康。根据竞赛招标书的说法，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这条街道即将进行改造和绿化。赢得该项目的是巴黎的 Michel Desvigne Paysagiste 事务所——其设计方案被批评者视为是对路德维希大街的破坏。

那么，这条街道的美感是否仅仅是一种在如今炎热时代已无法负担的奢侈？我们向柏林建筑师、布伦瑞克工业大学教授、且在 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担任慕尼黑城市设计委员会成员的阿尔穆特·格伦图赫-恩斯特提出了相关问题。

《南德意志报》（SZ）：格伦图赫-恩斯特女士，您教授、宣扬并实践使用生物材料进行建筑。为此，您引入了“园林建筑学”（Hortitecture）这一概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它？

阿尔穆特·格伦图赫-恩斯特：我对建筑与植物的协同作用感兴趣。正如弗雷·奥托（Frei Otto）所言，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正是那些将地球“消毒”的人。人们必须深思熟虑地去做这件事，因为土壤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人们必须意识到，所建造的并非孤立的雕塑对象，而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必须研究建筑如何与环境相处。我将这些知识汇总在“园林建筑学”这一概念之下。

Hortus，意为花园。听起来很田园诗般。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里关注的不是为浪漫主义视角提供某种景观，或者仅仅因为绿化后看起来更漂亮而将某些地方绿化。

但说它看起来更漂亮并没有什么不对吧：我们需要美感。

那么，如果仅有美感是不够的，那么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二氧化碳减排，还是防暑降温？

但仅有绿植是不够的。必须思考如何将建筑与植物真正有效地交织在一起。

这关乎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平衡。最极端的反面例子就是被动房（Passivhaus）：人们将自己封闭起来，只关心室内气候和能源消耗。但建筑本身无法呼吸。

人类发明建筑，不正是为了将自己与敌对、寒冷、潮湿的环境隔绝开来吗？

那么是否可以说：建筑史被“园林建筑学”否定了？或者至少是现代主义建筑史被否定了？在对待自身环境的关系上，现代主义至少存在一种巨大的漠不关心。在大学里，我们非常详细地研究如何利用那些棘手的建筑遗产，并在生态和设计上对其进行提升。

当然，一定需要某种程度的隔离。但许多建筑师不再考虑并兼顾建筑如何与环境相处。建筑外壳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设计上的提升，那就是慕尼黑古典主义风格的路德维希大街。这是一条基本没有树木的繁华大道，从 {Odeonsplatz}（欧德翁广场）到 {Siegestor}（胜利门）全长一公里，始建于 210 年前。这条街道现在计划进行绿化。我当然首先支持绿化。不过，必须看如何实施。城市中也必须存在这样的场所。如果仅仅是将所有地方都绿化，那肯定太简单了。但我确实希望在那里能看到一两棵树。

是出于审美原因，还是出于生态原因？

两者兼有。树木展现了季节的更替。而且在这样一条宏伟的街道上，它们就像人类一样脆弱。就我个人而言，我会更喜欢那样。

但如果有人说：这条街道，正是这条著名的街道，应该保持其设计之初的“石头荒漠”状态，因为这是其美学效果的前提条件，这在生态上真的会那么糟糕吗？

作为生态系统，这条街道简直是一场灾难。夏天太热，下雨时水直接流入下水道，而不是渗入地下。多增加一些植物会对这个地方有好处，而且实现方式多种多样。这并不意味着该地的氛围会被破坏。

对这条街道存在一种合理的批评：目前它有六条车道，这显然不是路德维希一世及其建筑师利奥·冯·克伦策（Leo von Klenze）最初预想的。人们其实可以缩窄车道。但给人的印象是，人们非常恐惧空旷，必须用树木、灌木、长椅把所有空间填满。路德维希大街毕竟不是村庄广场。我们可以看看欧洲其他城市，比如哥本哈根或巴塞罗那。兰布拉斯大道（Las Ramblas）种满了茂密的树木，且极具大都市气息。

阿尔穆特·格伦图赫-恩斯特（Almut Grüntuch-Ernst）是柏林的建筑师，也是布伦瑞克工业大学（TU Braunschweig）的教授。她致力于研究建筑与植物的协同作用。照片：私供

对于这条皇家街道而言，更合适的对比对象应该是皇家广场，例如巴黎的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没有人会想到在那里种树，尽管巴黎其他地方都在进行生态改造。一个广场或一条街道的微气候真的如此关键吗？路德维希大街周围有花园、绿色庭院，旁边就是宫廷花园（Hofgarten）和金融花园（Finanzgarten），后面紧接着就是英国花园（Englischer Garten）。

这得问地理生态学家：他们研究城市中的热力运动以及水的循环方式。但我非常理解社会也需要空间，需要可以聚集的广场，以及可以临时转换为音乐会、节日游行等用途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树木的自由度更高。不过，我可以想象一种与此类场所相匹配的植被布置。这并不一定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

路德维希大街有意大利的蓝本，尤其是佛罗伦萨。那里的气候通常比德国温暖，而在更南方的南意大利、西班牙南部或北非，人们同样建造石砌的、没有树木的街道，而将花园种在房屋的背面。难道那里的人都毫无常识吗？

在塞维利亚，人们在街道上张起遮阳布以增加阴凉。在巴塞罗那有一个应用程序，输入目的地后，它能为你规划一条在阴影中行走的路线。在慕尼黑，这个程序大概不会推荐路德维希大街。

今年慕尼黑可能会出现 40 个高温日。这非常多。不过，剩下的依然有 325 个较凉爽的日子。而且人们不必非要在 7 月底的中午一点钟走在路德维希大街上。

当然有临时解决方案。比如像塞维利亚那样使用遮阳布。

不过，绿化支持者总是会说：你们在跟我谈美学，但现在关乎的是生存。

然而，美学问题也没有标准答案。可能有人觉得绿化后的路德维希大街更美。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里关乎的是“崇高感”。人们无法忍受这种权力建筑所带来的崇高感，因为他们更喜欢舒适感，因为他们对宏大之物心存疑虑。

您不会否认，树木同样可以显得非常庄严。

归根结底，这并非口味问题。没有人能声称，那些反对绿化的人的审美比其他人更高明。这关乎历史。一个拥有200年历史的城市建筑群能告诉我们一些在书本中无法获知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没有树木的路德维希大街见证了200年前的精神。是的，确实应该存在这样的地方。但如果给每一片石质荒原都冠以“庄严”之名，那就错了。城市需要对比。如果到处看起来都一样，那将是不好的。但我们应该生活在对我们有益的城市中，而总的来说，一座绿化城市对我们非常有益。但我们必须清楚，仅仅在路边摆几个花盆是不够的。城市中的植物不仅仅是装饰。 采访者：克劳迪乌斯·赛德尔 (Claudius Seidl)

愿景：人们坐在阴凉处的浅色长椅上，在路德维希一世骑马像附近，一个报刊亭在吸引着顾客。 照片：MDP MICHEL DESVIGNE PAYSAGISTE SARL, PARIS

杀戮永无止境

托比亚斯·克拉策（Tobias Kratzer）用威尔第的《麦克白》开启了汉堡国家歌剧院的新剧季，并收获了他大概是职业生涯中首次遭遇的嘘声。这个夜晚出人意料地简朴，但非常精巧。

自我审视：男中音卡塔尔·卡拉格迪克（Kartal Karagedik）饰演沉思、摇摆且日益疯狂的麦克白。极具冲击力。 照片：MONIKA RITTERSHAUS

作者：埃格伯特·托尔（Egbert Tholl）

自上个演出季起担任汉堡国家歌剧院艺术总监的托比亚斯·克拉策，似乎想非常明确地表明：我们也能尝试另一种风格。在他的第一个演出季中，出现了已知作品的不寻常组合、重新构建的歌剧之夜、首演剧目，以及《怪物天堂》（Monster's Paradise）的视觉盛宴和达到主剧目水平的儿童歌剧。汉堡的观众们似乎都带着好奇和愉快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切。现在，克拉策在新剧季的开幕式上执导了一部经典之作——威尔第的《麦克白》。而这位艺术总监作为导演，第一次收到了几声明显的嘘声。这些嘘声似乎让他深受影响，他在舞台上的表现显得有些局促。

他的导演手法是一次冒险，因为过于简朴，但正如预期的那样，极其精巧。没有视觉盛宴，没有视频，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强烈的闪光灯，将各个场景分隔开，以及一个由莱纳·塞尔迈尔（Rainer Sellmaier）用深灰色木材打造的圆形剧场。合唱团身着黑色长袍，坐在宽阔半圆形的五级台阶上。起初，他们仅仅是女巫合唱团，但从一开始，所有的声音都已就位，且其中混入了动作合唱团的成员。他们还扮演了三个幽灵般的幻象，虽然这些角色并非必需，且显得有些滑稽——毕竟关于他兴衰的预言主要发生在麦克白的脑海之中。

合唱团在旁观看、评论并渴求轰动

合唱团是舞台设计的巧妙之处，它同时扮演着多种角色。它构成了实际演出的观众，演出就像在古希腊剧场中那样，在台阶前的平地上进行。合唱团在旁观看，渴求着轰动，渴求着下一场谋杀；他们评论，无声地发笑。但他们也参与行动。配角们从合唱团的人群中脱颖而出，脱掉长袍，换上所需的服装（例如在麦克白加冕仪式上）。

此外，合唱团员还负责道具，铺开一块地毯以营造家的氛围，摆放小树，以及国王邓肯被谋杀的那张床（在这里，沉默的演员迈克尔·布兰特以具体形象出现）。而且：这个合唱团也是戏剧民主力量的象征，因为他们参与其中，共同受苦，共同思考，并在某一时刻化身为整个民众。就在第四幕开始时，威尔第让合唱团唱起关于被篡位者麦克白所压迫的“可怜故乡”的歌曲。那时，所有人脱掉长袍，穿着非常私人的便装向前方爬行，填满了

整个表演区域。合唱团作为一个波动且几乎全程在场的群体，这种贯彻始终的呈现方式极少见，尽管整体笼罩在阴郁之中，但它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生命力。唉，指挥托马什·哈努斯本可以从中汲取一些灵感。起初，他在音乐中还遵循着一种平衡良好的对比戏剧结构，对安静部分的挖掘与对戏剧冲突的呈现一样果决。但随后，他让州立管弦乐团失去了呼吸，将节奏变成了纯粹的拖沓，失去了所有的戏剧

焦点和色彩。麦克白夫人的疯狂场景未能成其为“疯狂场景”，因为管弦乐团此时传出的声音完全令人困惑，毫无用处，而尼诺·马查伊泽在此刻却达到了当晚声乐表现的最高峰。起初，她非常强调那个强硬地推动丈夫夺权的妻子形象；而现在，她绽放出令人心醉的神采。

在克拉策的执导下，麦克白夫妇有一个儿子，他们喜欢在圆形剧场观众席前的小片表演区域的地毯上与他玩耍，并为他制作一个纸皇冠。这意味着两人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继承人，这成为了谋杀欲望的额外动机，因为他们可以将权力传递下去。总的来说，剧中出现了相当多的孩子。克拉策和哈努斯选择了威尔第该歌剧的第二个版本。克拉策将其中包含的芭蕾舞曲用于一个美丽的无声场景：麦克白离开表演区，走上圆形剧场的台阶，让自己变成了观众，看着自己、自己的家人以及班柯的家人，看着生活本可以变得多么和平美好。手中拿着一杯葡萄酒，两个友好的孩子，两对心情愉悦的夫妇。这一切皆为幻象。

麦克白所遇见的一切，最终都源自他自身

在《麦克白》的演出中，由于夫人是剧情的推动者，她往往比主角本人更处于中心位置。但在克拉策（Kratzer）的执导下，情况恰恰相反。他感兴趣的是麦克白的内心世界。就此而言，他为该角色选对了歌手卡塔勒·卡拉格迪克（Kartal Karagedik）。然而，尽管亚历山大·维诺格拉多夫（Alexander Vinogradov，饰演班科）和多夫莱特·努尔盖利耶夫（Dovlet Nurgeldiyev，饰演麦克达夫）在声线上以轻松的自信完成了他们——诚然要小得多——的任务，但卡拉格迪克在四个幕的演出过程中，体力逐渐不支。不过，作为一名沉思、摇摆且对自己及其所作所为日益陷入疯狂的麦克白扮演者，他的表现极具冲击力。但人们确实可以稍微怀疑，威尔第对这一人物的刻画是否真的为深入的心理分析提供了足够的素材。

但无论如何，克拉策为他放置了一面镜子——这是极少数的舞美细节之一——麦克白在其中寻找自己，却再也找不到自己。在第三幕中，麦克白几乎是从他自己和夫人那里得知关于自己毁灭的预言，克里斯托弗·耶尼格（Christopher Jähnig）和伊内斯·洛佩斯·费尔南德斯（Inés López Fernández）分别扮演这对夫妇的替身。

麦克白所遇见的一切，最终都源自他自身。没有出路，甚至连铺满他道路的尸体都没有被清理掉。在结尾处，人们预感到杀戮永远不会停止，在他死后仍将继续。

你不再在原处，但你无处不在。

在经历短暂且严重的疾病后，我们深爱的丈夫、父亲和祖父

医学教授 博士

克劳斯·赫尔姆克 (Klaus Helmke)

3.10.1941 - 6.9.2026

我们将非常想念他

伊迪丝·赫尔姆克-蒙克 (Edith Helmke-Munk)

以及子女和孙子女

追思会与葬礼将于 17. 9 月 14.15 在慕尼黑森林公墓（Waldfriedhof München）旧区举行。

奋斗过，希望过，但最终还是失去了，我们非常想念你。

汉斯-彼得·克舍多费尔 (Hans-Peter Kerschdorfer)

* 17. November 1940 † 7. 2026

于清晨在家中安详离世 我们带着爱与感激的记忆与你告别。

雷娜特 (Renate)，

苏珊娜 (Susanne) 和 克劳迪娅 (Claudia) 及其家人

追思会将于星期五，18. 2026, 15 时在慕尼黑 Baldurstr. 39 的 AETAS 房间内举行。

我们请求以向慕尼黑西区姑息治疗团队（Palliativteam München West e. V.）捐款代替献花，IBAN: DE17 3006 0601 0001 0854 76。

当某些与我们有着深厚且奇妙联系的东西被夺走时， 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也随之被夺走了。

但上帝希望我们能再次相遇，带着所有失去之物的丰富，以及那无尽痛苦的增加。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 (REINER MARIA RILKE)

慕尼黑市葬礼公告

慕尼黑市公墓 – 电话 2319901，今日，星期二，15. 2026

森林公墓，旧区：骨灰追思会：

9.00 亨克尔曼·汉内洛尔·奥尔加 (Henkelmann Hannelore Olga)，80 岁 9.45 奥利维拉·帕斯夸尔·拉蒙 (Olivella Pascual Ramon)，木匠，81 岁 14.15 杜克·汉内洛尔 (Dück Hannelore)，81 岁

森林公墓，新区，洛雷托广场 (Lorettoplatz)：骨灰追思会：

西公墓：火葬：9.45 舍内·玛丽安娜·英格丽德·希尔德 (Schöne Marianne Ingrid Hilde)，家庭主妇，90 岁

西公墓： 骨灰追思会： 9.00 拉里施·安格莉卡·玛丽亚 (Larisch Angelika Maria)，银行职员，82 岁

北公墓： 骨灰追思会： 11.15 哈克莱希纳·京特 (Hacklechner Günter)，85 岁

东公墓： 土葬： 12.45 霍法克尔·特劳戈特·伊曼纽尔 (Hofäcker Traugott Imanuel)，86 岁

东公墓，火葬场： 9.00 伊尔门·埃娃-丽莎 (Ilmén Eeva-Liisa)，护士，79 岁

奥宾公墓 (Friedhof Aubing)： 9.00 费尔伯·维多利亚 (Ferber Viktoria)，87 岁 9.45 凯恩茨·玛格丽塔 (Kainz Margareta)，首席秘书，84 岁

达格尔芬公墓 (Friedhof Daglfing)： 10.30 克劳泽·库尔特-沃尔夫冈 (Krause Curt-Wolfgang)，法律专家，97 岁

费尔德莫兴公墓 ( Feldmoching)： 13.00 格雷普迈尔·希尔德加德 (Greppmair Hildegard)，93 岁

下门青公墓 ( Untermenzing)：9.00 罗斯·玛丽亚 (Roth Maria)，商业人士，88 岁

慕尼黑县葬礼

下哈兴公墓 ( Unterhaching)： 13.00 普希勒·玛格特 (Püchler Margot)，家庭主妇，89 岁

SZ 纪念专栏

访问《南德意志报》的 SZ-Gedenken 悼念门户网站。

给哀悼留一片空间。

与挚爱之人告别是痛苦的。《南德意志报》的悼念门户网站 Gedenken 将为您提供帮助，并为您提供表达哀思的机会。

报纸上的所有讣告将自动显示在个人纪念页面上。在这里，您可以点燃虚拟纪念蜡烛，表达哀悼，并与亲戚、朋友及熟人分享个人照片和回忆。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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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德意志报

安东尼奥斯·迪亚曼蒂迪斯曾以此为榜样

乘飞机去克里特岛？任何人都能做到。真正的旅行者选择走陆路：过去，客籍工人通过巴尔干半岛返回家乡；而如今，独行者在此寻找幸福。

作者：马克斯·弗洛里安·屈勒姆（Max Florian Kühlem）

强烈的前往另一个世界区域旅行的愿望从何而来？有时源于阅读一本书。《佐拉斯》中，尼科斯·卡赞扎基斯写道：“克里特的风景像一段优秀的散文：清晰、深思熟虑、冷静，没有冗余，强劲而内敛。”“它想要表达的内容，是以一种某种男性化的严峻感表达出来的。但在克里特风景的粗犷线条之间，人们会发现一种谁也无法预料的敏感与温柔——在避风的峡谷中，柠檬树和橙树散发着香气，而在远方，无垠的大海倾泻出无限的诗意。”

“‘克里特’，我喃喃自语，‘克里特’，我的心跳加快了。”

最初他开着一辆白色欧宝 Ascona 前往希腊探亲，后来换成了梅赛德斯：安东尼奥斯·迪亚曼蒂迪斯，在旅途中的某个地方（上图）。我们的作者在阿尔巴尼亚的一条路上寻找他的幸福。在地平线之后，幸福终将被找到。照片：私人提供，马克斯·弗洛里安·屈勒姆

“我觉得自己完全脱离了欧洲，作为一个自由的人进入了一个新的王国——一切都融合在一起，使这次体验变得独特且富有成效。我的天，我多么幸福！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完全意识到自己幸福的情况下感到幸福。”

读到这些文字，人们自然想去克里特岛。前往南克里特，那里依然存在着这些原始的风景，在这些强烈的对比中，卡赞扎基斯的叙述者及其角色佐拉斯产生了本质的情感和存在主义的思考。在避风的峡谷中，柠檬树和橙树散发着香气。因此，人们通常选择飞行，因为尽管有二氧化碳排放，这仍然是针对该距离预设的旅行方式。其他任何方式都贵得多，且需要更高的规划成本。但飞行旅行是从世界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移动，其间的广袤依然无法衡量。

脑海中还盘旋着其他故事，滋养着另一种渴望：比如亨利·米勒，他在游记《马鲁西的巨像》中通过船只、汽车、火车或步行穿越希腊，并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疯狂的幸福时刻。在帕特拉斯港的一艘渡轮上，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抬头望向天空：“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天空，它如此壮丽。我

读到这些文字，人们自然也想体验这种在完全意识到幸福情况下的幸福感。但要真正行动起来，驾驶汽车并乘坐船只走完从西德到克里特岛约 3000 公里的路程，去衡量那份广袤，去体验一次自发公路与海上之旅的幸福与诗意，还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力。在家族中广为人知的安东尼奥斯·迪亚曼蒂迪斯的故事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推动力。他是已故祖父母的一位已故好友，在战后不久就游历德国，后来作为客籍工人被招募。他的女儿库拉（Koula）现在住在克里特岛，她讲述道：“爸爸很不安分，他想看遍一切，他很早就买了一辆车，经常开车远行。”

经常开车远行，现在也将如此。一直开到那位女儿如今居住的岛屿。或许部分行驶在与安东尼奥斯·迪亚曼蒂迪斯相同的道路上，但穿过的是一个与当年不同的欧洲，一个不同的世界。

如果迪亚曼蒂迪斯在 20 世纪 60、70 或 80 年代想要回北希腊的瓦尔特罗（Valtero）探望家人和朋友，他会坐进他的白色欧宝 Ascona 汽车出发。有时他会连续驾驶 24 或 26 小时，因为：“以前也很危险。如果你在南斯拉夫停留，轮胎可能会被偷。爸爸总是在奥地利加满油，他知道：一旦太阳下山，就必须离开南斯拉夫。为了应对边境检查，他会带上梅塔克萨白兰地、香烟或其他什么东西，然后在边境上给点东西，以便快速通过。”

“我的天，我当时多么幸福！”亨利·米勒在游记中写道

在如今克罗地亚与波黑、波黑与黑山、黑山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边境面对漫长的等待时，人们会想起这一点。但如今这里不再欢迎腐败，告示牌上用英语写明了这一点，这其中肯定也包括了用梅塔克萨白兰地或香烟行贿。人们在这里耐心地等待，先是在出境时等候，几米之外在入境另一个国家时再次等待——根据交通流量的不同，这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在黑山边境，一名摩托车骑手强行插队。当人们愤怒地想要截住他的去路时，边境官员做出反应：他是被允许这么做的，因为这种行为现在会收到“一张罚单”。她的同事则显得更随和，挥手让这名持有德国护照的司机快速通过。

在阿尔巴尼亚边境，一辆坐满轻率少年的汽车试图抢占几个位置，随后与这里显然并不太受尊敬的边境警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在路边所有的休息区，塑料垃圾在尘土和枯萎的植被中飘荡。人们以西欧人的霸权视角审视这些场景：这里的一切是不是组织得更糟糕？道路是不是坑洼不平？房屋是不是半成品？那些汽车残骸是不是随便停在某处——还是说竟然还有人在开？为什么在黑山使用欧元？在阿尔巴尼亚的度假胜地戈莱姆（Golem），凯撒曾在此与庞培激战——人们怎么能把美丽的亚得里亚海海岸线建成这样，到处是混凝土方块，看起来就像洛里奥特（Loriot）的那个短剧一样，游客们在灰色的酒店群之间再也找不到大海？

然而，在阿尔巴尼亚 Airbnb 住宿的德国游客在早餐时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非欧盟国家尤其美丽！科索沃的所有人都如此热情！边境附近的城市看起来简直像经过精心装扮。而希腊和保加利亚的边境地区则不能这么说——德国城市就更不用提了，它们的状况简直没法讨论。所有家庭成员都心领神会地频频点头。

他们能共情弗里德里希·默茨关于城市景观的言论吗？或者这只是典型的“邻家的草坪总是更绿”现象？后者大概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在经历了一场穿过几乎整个克罗地亚的绝美旅程后（那里每转过一个弯都变得更加迷人），一个来自萨格勒布的家庭坐在杜布罗夫尼克附近特尔斯特诺（Trsteno）一个如明信片般美丽的天然泳池边，这里曾被用作《权力的游戏》剧集的背景。“是的，我们经常来这里，”男人说，“但我们正在寻找一座位于斯洛文尼亚的避暑别墅。我们最喜欢在冰岛度假。那里的风景！太美了！”

也许正是这种对北方的向往，导致了丹麦家具连锁店 Jysk 在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强势存在。在克罗地亚的山区，一块 Kaufland 的广告牌在向人们致意，仿佛它承载着某种幸福的承诺，就像洛杉矶李山上的好莱坞标志一样。人们前往 Lidl，前往 Ikea。这是一个与安东尼奥斯·迪亚曼蒂斯（Antonios Diamantis）在旅途中所经历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车轮的转动下，地球在旋转，全球化在推进。1988年，麦当劳在贝尔格莱德开设了第一家分店，那时他已经退休了。

迪亚曼蒂斯的旅程并非度假，路途并非享乐的目的，而是从 A 点到达 B 点的必然需求。他绝不会为了沿着地中海行驶并在沿途偶尔游泳而多跑里程。他绝不会在终于抵达希腊后的第一站询问人工智能（KI）该地区以什么闻名——从而在心中种下一个新的向往之地：智能手机屏幕上显示，安布拉基亚湾以物种丰富而著称，这里有稀有的鹈鹕、易于观察的海豚种群，以及一个只能通过长堤公路抵达的风景如画的岛上渔村：科罗尼西亚。回程必须去那里！

那样的话，这次旅行的幸福感就圆满了！（尼科斯·卡赞扎基斯是不是写过：“科罗尼西亚——我的心跳加速了”？）

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表示：“旅游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在主观上，我们的整个生命力（Libido）都与之挂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幻想不久后能身处他方。一个人甚至还没从一次假期中回来，就已经在憧憬下一个目的地了。”

在公路旅行中，人们尤其容易陷入这种状态。打开谷歌地图随意滚动，浏览照片，询问人工智能，脑海中便会出现上千个新目标。卡赞扎基斯和克里特岛很快便退居次要地位。好吧，反正迟早也会去那里——在路过的时候。在一家酒馆里，面对南海岸原始景观的强烈对比，人们费力地研读一本来自迈克尔·米勒出版社（Michael-Müller-Verlag）、至少有 20 年历史的旅行指南。书上的图片无法通过手指滑动来放大。在这里谁能回答问题？关键词索引吗？“啊，我们以前也有一本，”隔壁桌的嬉皮士们目光炯炯地说道，“在那个年代。”

这本旅行指南提供了一个从克里特岛返回的创意方案：有一条从西北部的基萨莫斯（Kissamos）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吉西奥（Gythio）的小型轮渡。这样在克里特岛西北部，人们还可以顺便游览著名的巴洛斯湾（Bucht von Balos），通过未铺砌道路的惊险行程，经过晶莹剔透的水域和粉色沙滩。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人们或许能体验到那种超越时间的连接感和难以置信的自觉幸福感，正如亨利·米勒在描述科林斯或埃皮道罗斯等古代遗址时所写的那样。但在穿行于废墟之间时，这种感觉并未出现，没有产生共鸣。哈特穆特·罗萨说，我们不断被一种在别处寻找“真实生活”的渴望所驱动：“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与他人以及‘他者’产生共鸣，所以我们必须更频繁地旅行。我最喜欢的例子是邮轮旅行：它是由对共鸣的渴望驱动的——‘去看看北极光！’——但实际上，我并不想被‘他者’触动。”

导游有一个创意，能从克里特岛返回

在“让自己被触动”的意义上，在基萨莫斯港彻夜等待竟然出人意料地成为了这次旅行中最美好的体验之一。轮渡没有来。传闻在人群中传开，说因为强阵风而取消了。据说有些人已经收到了短信通知。虽然轮渡在 2.30 到达了，但一名船员向聚集在该男子周围的人群解释说，他们确实无法启航。“没有酒店的人”，而且谁会在这个夜晚特意订酒店呢？，“可以上船在上面过夜。”

但自己的车也可以当床，而且港口甚至有厕所。在半梦半醒之间，记忆、对未来的疑问和梦境交织在一起：安布拉基亚湾的科罗尼西亚真的会成为渴望的终点吗——还是脑海中又会盘旋起新的渴望？如果那艘较大的轮渡开往比雷埃夫斯，难道不应该至少去一次雅典，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另外十万名游客一起登上卫城吗？而在那个克里特岛的山村里，在开车经过时，是否真的举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葬礼，伴随着钟声和大群身着黑衣的人？

是的，确实如此。负责指挥交通的警察解释道：“一名消防员在出殡。他曾与森林火灾作斗争。”如今，在保持清醒意识的同时旅行并感到幸福，真的并不那么容易。

“与敌人合作”

在电影《Naza》中，以色列士兵讲述了在加沙发生的战争罪行。以色列的电影制作人们现在是否面临被剥夺国籍的威胁？

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似乎在进行一场无形的战斗。这位以色列电影制作人的头在纤细的脖子上左右晃动，张开嘴又闭上，无声地为自己地塑造着词句。他看起来并不紧张——那种可能马上被叫上台领取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奖项之一时会有的紧张。他看起来像是感到恐惧。

文化部长希望查明“素材是如何获取的”

亚伯拉罕当时大概已经预感到，他与联合导演瑞秋·索尔（Rachel Szor）共同执导、并受邀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的纪录片《Naza》，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使其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而此前关于以色列定居者暴力的电影《没有其他土地》（No Other Land）发布后，情况已经足够复杂。现在看来，事情确实如此发展。

在《Naza》获得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两天后的周一早晨，以色列文化部长米基·佐哈尔（Miki Zohar）向以色列内政部发出了一封信函。他建议剥夺这两位电影制作人的国籍，理由是“背叛国家并与敌人合作”。他认为有必要调查“素材是如何获取的，幕后是谁在操纵，以及在获取或发布素材的过程中，是否实施了在战争时期可能帮助敌人的行为”。

在电影中，24名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门的成员详细讲述了他们在加沙执行任务的原则和方法。其中多人表示，军队内部普遍认为这场冲突中不存在需要顾及的无辜者。一名男子说道：“我们故意杀死这些孩子。”一名面部被模糊处理的男子在回答是否觉得自己参与了种族灭绝时表示肯定。另一人则将其描述为一座杀人的“工厂”。

在周四于威尼斯举行的全球首映礼上，该片获得了长达25分钟的起立鼓掌。次日，以色列军队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称，电影中的所有指控均基于匿名人士的陈述，因此无法评估其可信度。低级士兵可能根本不了解某些情况。此外，声明指出，一些非法律专业人士“错误地使用了法律专业术语”，例如“种族灭绝”一词。以色列军队并非鲁莽行动，相反，正采取“前所未有的努力”将对平民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

在社交媒体上，电影制作人们已经遭到了猛烈的辱骂。以色列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称其为“懦弱的血祭谎言”，暗示电影制作人们在散布反犹主义的造谣故事。

当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在周六晚上领取奖项时，他在感谢词的开头指出，那些现在批评这部电影的人中，几乎没有人真正看过这部电影。他表示，电影中的情报人员提到，杀戮是系统性且蓄意地进行的。只要这一点被否认，杀戮就会继续。尤瓦尔接着说，以色列人应该观看这部电影，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应该看，因为他们的政府在欧盟内部反对向以色列施压。此外还有美国人，因为华盛顿在为这些杀戮提供资金。只不过目前这还无法实现。这部电影将于10月初在德国电影院上映，目前仍在寻找美国发行商。尽管如此，电影制作者们遭受的攻击正变得愈发肆无忌惮。例如，来自德国的乌尔夫·波沙特（Ulf Poschardt），这位 Axel-Springer 出版社的“最自由员工”发表了看法。他发布了一段亚伯拉罕和索尔（Szor）在威尼斯首映式期间接受掌声的视频剪辑。他在文中写道，这就是所谓的左翼精英在“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之后，在扮演谦卑”时的样子：一名著名的德国记者竟然指责两名以色列犹太人几乎犯下了“叛国罪”，仅仅是因为他们作为记者和电影制作者，在调查本国军队的战争罪行。

在以色列，在涉及叛国或间谍活动的情况下可以剥夺国籍，自2023年起，在被证实支持“恐怖主义”的情况下也可以剥夺。互联网上出现了针对电影制作者的各种死亡威胁。以色列极右翼公共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写道：“我敢肯定，你们的朋友，也就是我们在加沙的敌人——哈马斯，会张开双臂欢迎你们的。” 菲利普·博弗曼（Philipp Bovermann）

“大家都变得如此谨慎”

作家欧文·威尔士（Irvine Welsh）为其亚文化经典作品《猜火车》（Trainspotting）写了续集。一场关于糟糕榜样、毒品以及老年剂量问题的对话。

“要求行为一致的压力是巨大的”：作家欧文·威尔士。 照片：LORENA SOPÊNA / EUROPA PRESS / IMAGO

访谈员：马丁·维特曼（Martin Wittmann）

欧文·威尔士希望在“Para-keet”见面，这是一家位于他伦敦公寓步行距离内的高级酒吧。那里的一名服务员自豪地告诉这位作家，他的一个朋友在新的《猜火车》音乐剧中获得了一个小角色。年近七旬、身材高大、体格健硕且光头的威尔士真诚地为该男子感到高兴。当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部音乐剧在西区演出结束后原计划进行的全国巡演，将因门票销售不佳而被迫取消。无论如何，威尔士晚餐点了一条像鲸鱼一样大的金头鲷和一杯葡萄酒，“就一杯，我刚和妻子在柏林待了一周”。没问题。现在，他的新小说《恋爱中的男人》（Men in Love）在德国出版。这是对他处女作的直接续写，该处女作在1993年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至今仍是这位苏格兰多产作家的最成功作品。在询问关于他的书之前，首先是一次忏悔。

SZ：我们以前见过面，十一年前，在慕尼黑一家酒店昏暗的大堂里。我当时刚做了激光眼科手术，必须戴太阳镜。有些客人可能以为我是被采访的明星。

欧文·威尔士：我完全相信。

但我当时无法适应您的苏格兰口音。我简直没听懂您的前三个回答，即使追问也没有。而且我的时间快用完了。到最后，我只是直接读了我准备好的问题，并希望回家听录音时能弄清楚您回答了什么。

没机会了。那次采访从未发表。抱歉。 那么这次我们把它做好（笑）。

“不在乎的感觉太棒了。”

好的。您曾说过，您创造了《猜火车》（Trainspotting）这一现象，但自己并未成为它的囚徒。现在依然如此吗？您的最新一本书已经是第六部设定在这个世界里的作品了，此外还有电影、剧集、戏剧和音乐剧。

确实有些时刻，我不想再看到这些角色。我在期间也会写其他东西，我需要保持距离。但我总会回到他们身边。这就像一场尚未结束的对话。

您的书名叫作《恋爱中的男人》（Men in Love）。为什么选择“爱”？

因为这个世界上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爱了。到处是愤怒、分裂和轻蔑。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在渴望爱。

书中的男性角色并没有随您一起变老。伦顿（Renton）依然 26 岁。

是的，来参加我朗诵会的人里有时会有二十多岁的人，他们当然知道我不在那个年龄段，但第一次见到我时还是会感到震惊：这个老混蛋是谁？（Who the fuck is this old bastard?）

您新小说的情节直接接在第一部结束之后。为什么对于这些家伙来说，发现爱是一次如此令人生畏的经历？

他们刚刚逃离毒品圈，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哥们儿在一起混，女朋友是次要的。而现在，他们突然面临这些重大问题：我想和这个或那个女人在一起吗？结婚？同居？搬家？孩子？事业？这太可怕了，尤其是对于那些甚至无法决定晚上去哪个俱乐部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应对此事的心理装备。

尤其是两位主角伦顿和病小子（Sick Boy）在参考所有亲密关系指南中最可疑的一位——一个老水手。您在青少年时期也有这样一个父亲般的人物吗？

是的，在那个年代，你没法和自己的父亲谈论这类事情，他们觉得太尴尬了。所以我听了一个酒吧里的水手说话，这大概是整本书中最真实的部分。他在全世界都有家庭，一个在上海，一个在蒙得维的亚，还有一个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在我的书中，水手告诉伦顿他是一个爱人，而告诉病小子他是一个好色之徒。当一个 16 或 17 岁时被崇拜的年长男性说出这样的话，这就会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个诅咒。伦顿爱上了那些其实只想寻求快感的女人。而病小子则说服自己想要和女朋友组建家庭，但实际上却在到处乱搞。

在写作过程中，您是否曾羡慕过角色的青春？

有时会。一方面，我很庆幸自己处于现在的年龄。另一方面，能够什么都不在乎的感觉太棒了。It's great not to give a Fuck.

您的叙述者病小子用了好几页描述他与女性打交道的方式，充满了粗鄙的欲望，毫无过滤且带有性别歧视。他依然是那个在同一个旧时代——九十年代——的年轻混蛋。如今人们对这段内容的解读已经不同了。

绝对如此。所有人都变得如此谨慎。要求行为一致的压力巨大。如今的文化不再产生于街道底层，相反，是上层的算法指示我们应该如何表现。在这种环境下创造出的东西不再粗犷，或者说不再具有某种挑战性。而且所有人都必须表现得相当严肃，再也没有机会去做傻事了。读者不会把病小子当作榜样，但在阅读时，他们可能会体验到一种“罪恶的快感”（Guilty Pleasure）。

几个月前我去看了路易·CK（Louis CK）的演出，很久没有笑得那么开心了。

我完全明白您的意思。我不认为糟糕的东西被更好的东西所取代了，我也没觉得幽默感变得更犀利或更聪明了。九十年代的幽默更粗犷，当时人们更愿意冒险。

在英国，怀旧情绪目前正主导着时代精神。您去年去看了 Oasis（绿洲乐队）的演唱会吗？

是的，我去了三次爱丁堡，两次伦敦，一次卡迪夫。我很喜欢置身于人群之中，与我那个时代的旧友们在一起。

您自己也担任 DJ，并且五年前成立了自己的厂牌。在这方面您有什么体会？

我们签约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艺术家，如果是在二十年前，他们本会进入大型唱片公司并赚到数百万美元。但如今，任何人都可以在家里的卧室里制作专业水准的音乐，因此海量的产出导致几乎没有任何作品能获得关注。

您对这种“家庭制作”的音乐有什么不满之处？

这几乎就像人工智能一样，缺乏生活经验，或者说缺乏灵魂。如果你拥有所有这些才华，那就出去当 DJ，在街角的酒吧里播放你的音乐，召集几个朋友一起跳舞。

您是否看到了这种回归的迹象？

是的，确实有。我认识一些二十多岁的人，他们把智能手机的 SIM 卡插在非常简单的手机里。他们只有在旅行时才会使用智能手机。而且在演唱会上，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人们拍摄视频的情况减少了，他们重新开始真正享受当下。

“我们服用药物是为了逃离这个世界。”

在阅读您的书时，我再次注意到，如果故事发生在没有智能手机的世界里，主角们的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妙地复杂。人们必须不断地行动，寻找某些东西，与某人交谈，让自己陷入未知之中。

是的，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对于作家来说，这具有巨大的解放意义。手机是戏剧冲突的杀手，因为一个角色可以轻而易举地给某人打电话，或者发一条短信，或者在互联网上查询某些信息。因此，在写现代故事时，你必须费尽心思地寻找借口：这里电池没电了，那里没有信号，或者手机丢了。简直是一场闹剧。

尽管有这些怀旧之情，但互联网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糟。当然，人们可以从中获益，但这些优势的分布非常不均。这是一个阶级问题。如果一个人受过教育，拥有正确的人脉，他完全可以高效地利用互联网。但如果缺乏这些，他就会掉进“兔子洞”。所有的“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在社交媒体上对着陌生人咆哮、色情、赌博，以及持续不断的皮质醇和多巴胺循环。

您现在相当自律且理智，但在您年轻的时候，您并不以放弃各种刺激而闻名。

我成长在一个没有前景的地方，我们服用药物是为了逃离这个世界。而现在，手机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您自己是如何对待智能手机的？

坦白说，并不好。今年我一直在旅行，手机在旅途中实在太好用了。但我能感觉到它在碎片化我的注意力。

当初是什么让您开始接触传统药物，后来又是怎么戒掉的？

那是一段奇幻的时光，卢·里德（Lou Reed）和纽约娃娃乐队（New York Dolls），在伦敦过着占屋者的生活，感觉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躁动不安，一个朋克。药物随处可见，所以我们就服用了。但这些事情在不再可行之前一直都是没问题的。在某个时刻，你必须停下来总结回顾。

您现在还服用什么吗？

有些周末，如果药片质量真的很好，可能会来一颗。还有蘑菇和LSD，但剂量非常小。我也不再喝酒了。当我的朋友、Stone Roses乐队的马尼（Mani）去世时，我坐在曼彻斯特的追悼会上，喝着一杯无酒精的健力士黑啤，轻微地服用了一些蘑菇。所有人都来了。我是唯一一个第二天没有宿醉的人。

如果《猜火车》（Trainspotting）的那帮人不是在九十年代，而是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度过青春期，会怎样？

我想，他们中的一两个会跳到火车前。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许多年轻人完全没有前景。在伦敦也许还行，但在英国的其他地区，情况极其糟糕。

您作为工党（Labour）的支持者——目前在英国执政的政党——这么说吗？

我对任何政党都不再感兴趣了。他们在承诺的事情或所代表的立场上显得不切实际。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完全由职业政客主导的时代。这些人任职半年，然后转向利润丰厚的咨询工作，赚得盆满钵满。

这个国家的衰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英国战后秩序的基石在于一种平衡：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民主主义相辅相成。这种情况在英国始于撒切尔，在美国始于里根，随后开始瓦解。在经济上，并购文化爆发式增长，反垄断机构被边缘化。随后出现了“企业国家”，接着是跨国公司通过游说者实际上掌控了政府。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金融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地主导着一切，导致不平等现象剧增。

嗯，您不是个乐观主义者，对吧？

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是。我相信地方社区将越来越多地找到创造教育和机会以及自行组织事务的方法。到那时，政治剧场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您住在伦敦、迈阿密和爱丁堡。您会将哪个地方称为您的家？ 爱丁堡。

您希望以后被安葬在那里吗？

噢，对我来说，死后直接把我扔进垃圾桶也可以。

欧文·威尔士（Irvine Welsh）：《恋爱中的男人》（Men in Love）。 小说。由 Stephan Glietsch 从英文译出。 Kunstmann出版社， 慕尼黑 2026。 560 页，3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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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事件后，专家拆除了一枚爆炸装置。照片：HENDRIK SCHMIDT / DPA

9 月 4. 的“字字如炸弹”，9 月 3. 的“回答之后是诸多疑问”：

言语可以是桥梁

在莱比锡被挫败的袭击企图本可能危及生命并造成巨大损失。我很庆幸这件事被阻止了，且我们的安全部门正在仔细调查并保护我们的国家。

作为一名公民，我无法亲自核实情报部门的发现；其政治评估由联邦政府负责。正因为将政治责任归咎于某个国家以及随之采取的措施具有深远影响，我希望能够有可理解的、且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法治标准。

在莱比锡事件中，联邦政府在刑事程序结束前就已在政治上认定俄罗斯负责；而在“北溪”事件中，尽管已有涉嫌参与者的起诉，政府仍继续指向正在进行的程序，而未在政治上界定国家责任。不同的事实情况可以证明不同的决定是合理的——但这些差异应当得到清晰的解释。

措施的比例原则和可持续性也应当予以阐明。针对关闭俄罗斯文化中心，俄罗斯以宣布关闭三家歌德学院作为回应。德国的措施带来了怎样的具体保护收益，对我们的利益和民众有何影响，以及考虑过哪些外交替代方案？

鉴于文中共同调查的覆盖范围以及尖锐标题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内心愈发渴望听到和解的声音。我希望政治界和媒体能够仔细区分事实发现、评估和政治目标，并且在用言语指出危险的同时，也能为达成理解保留路径。

我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德国，它坚定地保护其人民

政治卫生

考虑到就在拐角处的林登大道（Unter den Linden）有一座（在空间规模上同样）强大的俄罗斯大使馆，关闭位于柏林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ße）的俄罗斯之家是否真的能遏制或限制在柏林的“敌对俄罗斯活动”，这一点令人深表怀疑。但鉴于俄罗斯没日没夜地对乌克兰的住宅楼、购物中心、医院和学校发动导弹袭击——例如最近在基辅造成12人死亡和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在德国首都中心关闭一个俄罗斯宣传中心是一个“政治卫生”问题。在普京只需挥挥笔就能结束这些现状的情况下，如果还允许这座建筑以“德苏文化中心”的名义继续其渗透工作，简直是令人作呕。

威尔弗里德·莫默特（Wilfried Mommert），柏林

99年之后

我想衷心感谢您为将柏林的“俄罗斯之家”从其模糊的存在状态中剥离所做的努力。我正是通过这些努力才首次听说这件事，并震惊地注意到，该机构凭借一份为期99年的租赁合同且免除年度土地税，竟然能在德国当局的不干涉下继续其所谓的“文化工作”。

现在终于决定关闭这座建筑，不过只有在关闭真正执行之后，我才会相信。因此，感谢您让我们了解俄罗斯之家的所作所为。

吉赛拉·武特克（Gisela Wuttke），明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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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中暑死亡

“默茨什么都不做”

关于9月5 / 6日的《我根本不在乎（热）》、8月22 / 23日的《没有怜悯的夏天》、8月14日的《AfD的干旱》以及8月12日的《那些与天气相关的人》：

冷若狗鼻

感谢您就防暑主题提供对法国的启发性观察。法国早在2003年就已采取行动，而我们这里却将所谓的“世纪之夏”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归档处理。毕竟这种情况不会很快再次发生，尽管研究预测结果恰恰相反。法国社会和政府中依然存在着“博爱”（fraternité），通过设立一个“团结日”（Journée de solidarité）——即取消所有人的一个法定假日，并将由此节省的资金用于改造养老院的避难室。

我对这个酷暑之夏在德国造成的超过16,000名中暑死亡人数感到羞愧。我也对一位字面意义上“潜水”消失、拒绝地方政府求救呼吁的联邦总理感到羞愧。这位总理冷若狗鼻，对社会事务毫无兴趣，他现在应该只做一件事：辞职。立即辞职。

多萝西·斯特龙贝格（Dorothee Stromberg），慕尼黑

需要更多正面报道

亚历克斯·吕勒（Alex Rühle）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但是——联邦总理真的对所有事情都负有责任吗？对于高温天气，他确实无能为力！像格哈德·施罗德在洪水期间那样进行具有媒体效应的亮相，又能改变什么？全球和个人的气候保护实际上是“绿党”的主题，而现在的绿党已经不再是其最初的版本了。

气候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议题，它包含科普，因此也涉及气候在媒体中所占的信息百分比；包含通过绿化、灌溉、饮水喷泉、冷却喷淋系统来保护城市；包含在工作场所而非仅在养老院和医院为民众提供防暑保护；包含非昂贵的空调、替代性的冷墙 / 冷顶、避免使用化石燃料、零能耗房屋等等。在内政领域，尤其是全球政治领域，必须采取行动。

但是：像“我才不在乎热不热”（Ist mir heißegal）这样的标题，在州议会选举前夕直接起到了支持德国选择党（AfD）的作用。这就是“德国的替代方案”吗？读了《南德意志报》，人们不禁会产生这种印象。

杜尼亚·哈亚利（Dunja Hayali）在《今日杂志》（Heute-Journal）中做出了很好的贡献，通过采访和信息介绍了德绍和萨克森州自统一以来积极的发展以及当地存在的替代方案，并得出了一个逻辑结论：德国选择党确实不是我们的替代方案。我希望看到更多这类正面报道。

伯恩哈德·凯尔瓦尔德（Bernhard Kehrwald），英戈尔施塔特

为什么总理不采取行动？

感谢这篇文章。几周前，路易莎·诺伊鲍尔（Luisa Neubauer）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你们两位完全正确。默茨先生，作为我们德国行政部门的最高仆人，在抱怨德国人的懒惰，抱怨有人对他提出批评，并在面对对其就职誓言的指责时，以对方触犯法律为由进行反击；尽管人们面临生命危险、作物歉收，以及因水位低导致贸易商和消费者必须承担更高的运输成本，他依然在度假。而此时，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正面临被“棕色酱汁”（指AfD的右翼势力）淹没的威胁。

他的前任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会思考，会抽烟，但会采取行动。默茨先生不抽烟，也不采取行动。他甚至不让他在总理府和党内的团队去思考。他其实只需要让他的同事延斯·施潘（Jens Spahn）询问一下通过“开放式招标程序”进行大规模采购如何运作，就可以采购几千台甚至更多独立制冷设备，或者至少是电风扇，然后将其分发到护理院和养老院。想象一个绝佳的画面：40辆或更多装满制冷设备的联邦技术救援局（THW）运输车停在联邦总理府前，而默茨先生则扮演一个行动派。但在这里：依然是空洞。

我们可以省掉来自柏林那些永无止境的“可以、想要、应该、将会”，现在需要的是快速解决问题，以减少高温死亡人数，同时也是为了未来：通过执行力来遏制气候变化，不仅是对克里姆林宫的混合攻击表示遗憾，而且要予以阻止，从而用行动证明，在俄罗斯问题上，默克尔和朔尔茨时代的那些“瞌睡虫”已成为过去。但显然，他在为遭受批评而哀叹的同时，还在帮助德国选择党——因为他的基民盟（CDU）将浪费数十亿税款的施潘推入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这简直是让羊去守菜园。

费迪南德·冯·斯图姆（Ferdinand von Stumm），慕尼黑

几乎没有同理心

您在文章中写道：“气候保护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联邦总理的优先事项。”您说得对！然而，弗里德里希·默茨矛盾的地方在于，大约一年前他在联邦议院面前宣称，气候保护是目前最重要的议题。但如果像他那样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这种说法就缺乏可信度。

我不认为我们的联邦总理对气候变化有任何兴趣。在度假归来后，他表示：“我们必须与气候变化共存。” 仅在德国，今年在热浪期间就有约 10,000 人死亡。我希望默茨先生能向那些因高温死亡者的家属解释一下，当他说“我们必须与气候变化共存”时，究竟是什么意思。事实是，我们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即许多儿童和老年人，正死于气候变化。

约亨·伦哈德，弗赖辛

德国

柏林< / td><>多云< / ><>25°< / >< / tr><><>不来梅< / ><>阵雨< / ><>25°< / >< / ><><>布罗肯峰< / ><>多云< / ><>17°< / >< / ><><>多特蒙德< / ><>< / ><>27°< / >< / ><><>德累斯顿< / ><>< / ><>24°< / >< / ><><>杜塞尔多夫< / ><>< / ><>27°< / >< / ><><>埃尔福特< / ><>< / ><>26°< / >< / ><><>埃森< / ><>< / ><>27°< / >< / ><><>费尔德山< / ><>晴朗< / ><>18°< / >< / ><><>费尔德山 / 图林根< / ><>< / ><>25°< / >< / ><><>法兰克福< / ><>< / ><>27°< / >< / ><><>弗赖堡< / ><>晴朗< / ><>29°< / >< / ><><>弗罗伊登施塔特< / ><>< / ><>25°< / >< / ><><>加米施< / ><>晴朗< / ><>25°< / >< / ><><>汉堡< / ><>阵雨< / ><>24°< / >< / ><><>汉诺威< / ><>< / ><>26°< / >< / ><><>因戈尔施塔特< / ><>晴朗< / ><>25°< / >< / ><><>卡尔斯鲁厄< / ><>< / ><>29°< / >< / ><><>卡塞尔< / ><>< / ><>26°< / >< / ><><>基尔< / ><>阵雨< / ><>23°< / >< / ><><>科布伦茨< / ><>< / ><>29°< / >< / table>

天气晴朗，但西北方向有阵雨和雷阵雨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均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

天气状况

高气压使中欧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部分地区气温达到 25 度以上的夏末数值。直到傍晚，一个北海低压才将带有阵雨和雷阵雨的潮湿空气从北海引导至德国西北部。该低压还将给斯堪的纳维亚南部、丹麦以及部分比荷卢联盟国家带来强降雨。

天气预报

南部地区的晨雾将迅速消散，随后在少云天气下阳光普照。东部地区阳光与云层交替出现。西北部云量将增多，下午至傍晚期间，阵雨将从北海方向袭来。局部地区将出现雷阵雨。气温将升至 20 到 25 度，西部和西南部个别地区将达到 26 到 31 度的夏季高温。

科隆< / td><>多云< / ><>28°< / >< / tr><><>康斯坦茨< / ><>晴朗< / ><>27°< / >< / ><><>莱比锡< / ><>多云< / ><>26°< / >< / ><><>林道< / ><>晴朗< / ><>27°< / >< / ><><>叙尔特岛利斯特< / ><>雷阵雨< / ><>20°< / >< / ><><>吕贝克< / ><>多云< / ><>24°< / >< / ><><>马格德堡< / ><>多云< / ><>27°< / >< / ><><>曼海姆< / ><>多云< / ><>28°< / >< / ><><>慕尼黑< / ><>晴朗< / ><>25°< / >< / ><><>纽伦堡< / ><>多云< / ><>26°< / >< / ><><>奥伯斯多夫< / ><>晴朗< / ><>25°< / >< / ><><>奥斯纳布吕克< / ><>多云< / ><>27°< / >< / ><><>帕绍< / ><>多云< / ><>25°< / >< / ><><>罗斯托克< / ><>多云< / ><>23°< / >< / ><><>萨尔布吕肯< / ><>多云< / ><>29°< / >< / ><><>什莱斯维希< / ><>雷阵雨< / ><>22°< / >< / ><><>什未林< / ><>多云< / ><>24°< / >< / ><><>斯图加特< / ><>晴朗< / ><>29°< / >< / ><><>特里尔< / ><>多云< / ><>31°< / >< / ><><>威斯巴登< / ><>多云< / ><>28°< / >< / ><><>楚格峰< / ><>晴朗< / ><>9°< / >< / table>

欧洲

亚洲

<><>阿姆斯特丹< / ><>阵雨< / ><>23°< / >< / ><><>雅典< / ><>阵雨< / ><>28°< / >< / ><><>巴塞罗那< / ><>晴朗< / ><>30°< / >< / ><><>贝尔格莱德< / ><>多云< / ><>23°< / >< / ><><>波尔多< / ><>晴< / ><>34°< / >< / ><><>布鲁塞尔< / ><>阵雨< / ><>27°< / >< / ><><>布加勒斯特< / ><>阴< / ><>26°< / >< / ><><>都柏林< / ><>阵雨< / ><>18°< / >< / ><><>杜布罗夫尼克< / ><>晴朗< / ><>27°< / >< / ><><>赫尔辛基< / ><>多云< / ><>16°< / >< / ><><>伊斯坦布尔< / ><>多云< / ><>23°< / >< / ><><>基辅< / ><>多云< / ><>22°< / >< / ><><>哥本哈根< / ><>阵雨< / ><>20°< / >< / ><><>里斯本< / ><>晴< / ><>32°< / >< / ><><>伦敦< / ><>阵雨< / ><>23°< / >< / ><><>马德里< / ><>晴< / ><>37°< / >< / ><><>米兰< / ><>晴< / ><>29°< / >< / ><><>莫斯科< / ><>多云< / ><>19°< / >< / ><><>尼斯< / ><>晴朗< / ><>28°< / >< / ><><>巴黎< / ><>晴朗< / ><>32°< / >< / ><><>布拉格< / ><>晴朗< / ><>23°< / >< / ><><>罗马< / ><>晴< / ><>31°< / >< / ><><>萨尔茨堡< / ><>晴朗< / ><>23°< / >< / ><><>索非亚< / ><>多云< / ><>23°< / >< / ><><>斯德哥尔摩< / ><>阴< / ><>17°< / >< / ><><>威尼斯< / ><>晴< / ><>27°< / >< / ><><>华沙< / ><>多云< / ><>20°< / >< / ><><>维也纳< / ><>晴朗< / ><>24°< / >< / ><><>苏黎世< / ><>晴朗< / ><>27°< / >< / table>

度假胜地< / td><>气温< / ><>水温< / >< / tr><><>黑尔戈兰岛< / ><>20°< / ><>18°< / >< / ><><>吕根岛< / ><>22°< / ><>18°< / >< / ><><>叙尔特岛< / ><>20°< / ><>17°< / >< / ><><>阿加迪尔< / ><>39°< / ><>21°< / >< / ><><>安塔利亚< / ><>32°< / ><>29°< / >< / ><><>伊拉克利翁< / ><>27°< / ><>26°< / >< / ><><>马拉加< / ><>31°< / ><>25°< / >< / ><><>巴勒莫< / ><>28°< / ><>30°< / >< / ><><>里米尼< / ><>27°< / >< / ><><>突尼斯< / ><>31°< / ><>29°< / >< / ><><>拉斯帕尔马斯< / ><>35°< / ><>24°< / >< / ><><>塞浦路斯< / ><>33°< / ><>29°< / >< / ><><>马略卡岛< / ><>31°< / ><>28°< / >< / table>

<><>来源：www.wetterkontor.de< / >< / table>

<>< colspan="2">世界天气< / ><>今日< / >< / ><><>阿布扎比< / ><>晴朗< / ><>43°< / >< / ><><>曼谷< / ><>阵雨< / ><>27°< / >< / ><><>波哥大< / ><>阵雨< / ><>17°< / >< / ><><>波士顿< / ><>多云< / ><>19°< / ><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多云< / ><>18°< / >< / ><><>芝加哥< / ><>阵雨< / ><>27°< / >< / ><><>大马士革< / ><>晴< / ><>35°< / >< / ><><>德里< / ><>阵雨< / ><>33°< / >< / ><><>丹佛< / ><>多云< / ><>21°< /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多云< / ><>33°< / >< / ><><>哈瓦那< / ><>阵雨< / ><>33°< / >< / ><><>香港< / ><>阵雨< / ><>30°< / >< / ><><>休斯顿< / ><>多云< / ><>38°< / >< / ><><>雅加达< / ><>多云< / ><>29°< / >< / ><><>耶路撒冷< / ><>晴< / ><>30°< / >< / ><><>约翰内斯堡< / ><>晴朗< / ><>23°< / >< / ><><>喀布尔< / ><>多云< / ><>29°< / >< / ><><>开罗< / ><>晴< / ><>37°< / >< / ><><>科威特< / ><>晴< / ><>43°< / >< / ><><>拉巴斯 / 玻利维亚< / ><>多云< / ><>17°< / >< / ><><>利马< / ><>强风< / ><>23°< / >< / ><><>洛杉矶< / ><>多云< / ><>27°< / >< / ><><>马尔代夫< / ><>雨< / ><>25°< / >< / ><><>马尼拉< / ><>阵雨< / ><>31°< / >< / ><><>麦加< / ><>多云< / ><>46°< / >< / ><><>墨西哥城< / ><>多云< / ><>21°< / >< / ><><>迈阿密< / ><>阵雨< / ><>35°< / >< / ><><>蒙特利尔< / ><>多云< / ><>18°< / >< / ><><>孟买< / ><>阵雨< / ><>29°< / >< / ><><>内罗比< / ><>多云< / ><>22°< / >< / ><><>纽约< / ><>多云< / ><>23°< / >< / ><><>巴拿马< / ><>雨< / ><>27°< / >< / ><><>北京< / ><>多云< / ><>30°< / >< / ><><>珀斯< / ><>多云< / ><>25°< / >< / ><><>利雅得< / ><>多云< / ><>42°< / >< / ><><>里约热内卢< / ><>雨< / ><>25°< / >< / ><><>旧金山< / ><>多云< / ><>23°< / >< / ><><>新加坡< / ><>多云< / ><>31°< / >< / ><><>悉尼< / ><>多云< / ><>28°< / >< / ><><>德黑兰< / ><>晴< / ><>33°< / >< / ><><>特拉维夫< / ><>晴< / ><>33°< / >< / ><><>东京< / ><>阵雨< / ><>25°< / >< / ><><>温哥华< / ><>阵雨< / ><>22°< / >< / ><><>华盛顿< / ><>多云< / ><>27°<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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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在那里并不被重视”

在美国，麻疹已流行数月。如今，关于两名儿童死亡以及卫生部门职责的争论爆发了。就此采访感染病专家德米特里·达斯卡拉基斯（Demetre Daskalakis）。

采访记者：克里斯蒂娜·贝尔恩特（Christina Berndt）

截至8月底，美国官方确认的麻疹病例已超过3100例，这是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据宾夕法尼亚州当局称，有两名儿童死于该病毒感染。但联邦机构CDC（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不愿将其列为麻疹死亡病例。这是怎么回事？这对美国人的健康意味着什么？采访对象为感染病专家德米特里·达斯卡拉基斯，他曾在CDC工作多年，并于2025年夏天在抗议中辞职。

南德意志报（SZ）：CDC与宾夕法尼亚州当局目前正在争论今年美国已有多少儿童死于麻疹。您怎么看？

德米特里·达斯卡拉基斯：宾夕法尼亚州审查了病例并告知有两例麻疹死亡。因此我认为答案是两例。

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竟然在讨论“相信”和“认为”，这难道不荒谬吗？难道不应该以事实为准吗？

这确实很奇怪。但这符合我们目前在美国医疗卫生领导层中所观察到的现象。事实在那里并不被重视。相反，人们试图淡化那些本可以通过疫苗接种和预防来避免的疾病所产生的影响。必须考虑到：死亡病例只是极端情况。在宾夕法尼亚州，目前有400多人感染麻疹，83人必须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部分儿童将经历严重的并发症，包括肺炎和脑炎。

在您任职CDC期间，是否出现过关于病例数字的争论？不，绝没有。我曾担任国家免疫与呼吸道疾病中心的主任，防治麻疹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在之前的政府任期内，不认可来自各州的报告是绝对不寻常的。

在您看来，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其实对此有标准化的流程。如果一个州出现了法定报告疾病的病例甚至死亡病例，那么将根据科学确立的病例定义对其进行审查。最后，州卫生部门将核实后的病例报告给CDC，由CDC将其纳入统计数据。

美国此前最近一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是在2025年初的德克萨斯州，当时您还在CDC工作，特朗普刚刚第二次就任总统，肯尼迪担任卫生部长。当时的情况是如何处理的？

那时一切还很正常。由于一次爆发，德克萨斯州接连出现了两起儿童死亡病例，这是美国十年来的首例。

一名芝加哥儿童准备接种麻疹疫苗。然而，许多美国公民陷入反疫苗的虚假信息误区，拒绝让孩子获得针对这些危及生命的病原体的保护。 照片：ERIN HOOLEY / IMAGO / NEWSCOM WORLD

德克萨斯州报告了病例，CDC核实了数据，随后他们公布了病例并派遣了资金支持、疫苗和人员。这才是应该有的样子。病例数量不应成为部门之间公开争论的对象。但如今，美国政府竟然直接否认麻疹死亡病例。

您的意思是，CDC必须执行政府的指令？

CDC 似乎不再那么独立了。回顾前 CDC 主任德博拉·豪里（Debra Houry）的遭遇：她被要求在不进行任何科学审查的情况下，同意卫生部领导层提出的所有要求。随后她辞职了。如今， 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对宾夕法尼亚州等联邦州发起政治攻击。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为了公共健康而公正行事的机构，而是被滥用成了政治工具。

这对美国民众的健康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经历了一次难以遏制的名为环孢子菌病（Cyclosporiasis）的严重腹泻病爆发。其中一个问题是， 在此前不久刚刚停止了对该疾病的全国性监测。在这种背景下，联邦机构与州政府机构之间的公开争吵真的是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机构应当将精力投入到感染防护中，这其中也包括透明的监测。因为只有在病例被一贯地收集和公布时，才能快速识别并遏制疫情爆发。

这一切对 的公信力意味着什么？

如果一个机构充当某位部长的工具，而该部长的使命始终在于动摇人们对疫苗的信心，那么人们几乎无法再相信该机构提供的信息。在德克萨斯州麻疹疫情的高峰期，卫生部长肯尼迪并没有呼吁接种疫苗，而是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散布虚假主张，称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导致的死亡人数比麻疹本身还要多。而他对此深信不疑。如果 不能反击政府的虚假信息，这将对该机构及其作为美国公共健康发声者的角色产生重大影响。民调已经显示，人们对 的信任度有所下降。

许多专家现在已经离开了卫生机构，您也是其中之一。如果您留下来予以反击，难道不是更好吗？

作为一名医生，我宣誓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言。我感觉到自己正从一项帮助人们健康的活动，转向一项损害人们健康的活动。对我来说，这已经触及了底线。我无法再负责任地履行我的职责。

那么现在呢？您还能为应对这一发展趋势做些什么？

我现在在外部发声，并不断地表达我的观点。我不知道这能改变多少，但至少这样能形成一份记录，记录什么是正常的，以及过去为了保护人们健康是如何运作的。因此，我不后悔我的决定。为了民众的健康，这是正确的决定。

德米特里·达斯卡拉基斯（Demetre Daskalakis）在 2020 年至 2025 年期间就职于 。目前他在 Wellness Equity Alliance 工作，这是一家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获得医疗服务的非营利组织。照片：OH

除了我，所有人都是傻瓜

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Effekt）指出：一个人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而现在，人们对此产生了怀疑，或许专家才是那些更爱吹牛的人。

关于世界的现状，有两种观点在影响着人们的判断。一种是直觉上的真相，即傻瓜、白痴和蠢货的数量在稳步增长，甚至可能是指数级增长。与之相伴的是一种印象：恰恰是那些一窍不通的人，在严重的过度自信中发表着极其错误的观点。这种（被夸张化的）基本感受大概每个人偶尔都会产生，因为傻瓜：永远是指别人。

社会心理学在 1999 年为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结论，即邓宁-克鲁格效应。该效应早已从学术文献的书架上走入大众文化的日常诊断范畴。根据大卫·邓宁（David Dunning）和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的经典研究，恰恰是那些表现最差的人，最倾向于严重高估自己的能力。到此为止，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

但真的只有那些蠢货才会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独角兽吗？到这里情况变得复杂了。近 25 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邓宁-克鲁格效应。

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的克里斯·道森（Chris Dawson）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大卫·德·梅扎（David de Meza）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从字面上将这一效应完全颠覆。正如他们在专业期刊《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中所报道的，根据他们的分析，倾向于严重高估自己的是那些能力极高的人。因此，事实可能与人们想象的恰恰相反。

这一现象也可能由统计学上的模糊性来解释

对于邓宁和克鲁格在 1999 年 12 月首次发表的研究，这两位心理学家让受试者参加了各项测试，其中涵盖了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考察。随后，邓宁和克鲁格要求参与者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自我评估。当他们根据结果将样本分为四个组别时，结果显示：表现最差的四分之一人群自我评价最高，而表现最好的四分之一人群则略微低估了自己。此后，大量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无论是国际象棋选手、飞行员学员、枪支持有者还是其他能力领域，表现最弱的参与组总是表现出最强的自我高估。

早在 2002 年，约阿希姆·克鲁格（Joachim Krueger）和罗斯·穆勒（Ross Mueller）就发表了一项复制研究，虽然他们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但对此有不同的解读。简单来说，他们的论点是，这仅仅是某种形式的“高于平均水平效应”（Better-than-Average-Effect）。根据该效应，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自己及其特质和能力高于平均水平：例如，大多数司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格外出色。克鲁格和穆勒当时提出的另一个因素是：向均值回归（Regression zur Mitte）。受试者通常倾向于将答案向量表的中值方向调整。因此，这种倾向会导致底层四分之一的人群将能力向上扭曲至中值，而顶层四分之一的人群则向下修正。

以加州州立大学的爱德华·努费尔（Edward Nuhfer）为首的其他研究人员在 2016 年发表了对原始研究的根本性批评。他们认为，邓宁-克鲁格效应完全是由统计噪声造成的。他们通过使用相同的方法分析随机生成的数据，复制出了原始结果并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因此，再次简单化地说，仅凭统计分析就可能产生这一结果。

到目前为止，情况相当令人困惑。但人类倾向于高估而非低估自己（当然并非在所有领域）的基本倾向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刚刚在《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上发表研究结果的道森（Dawson）和德梅扎（de Meza）也持有相同观点。这两位研究人员分析了包括 4000 多名参与者在内的数据，这些数据由瑞秋·詹森（Rachel Jansen）领导的团队于 2021 年在《自然-人类行为》（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发表，并被解读为邓宁-克鲁格效应的证据。道森和德梅扎试图避开他们认为在过去出现过的那些统计问题。其中一个因素纯粹是运气好坏：个体在参加测试时可能会有状态好或状态差的一天，

所有人都是最强的：菲律宾的超人粉丝。照片：AARON FAVILA / AP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必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办理。他们可能会在某个具体题目的表述上遇到问题等等，这些都必须在分析中予以考虑。

最终，道森和德梅扎在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所有人都高估了自己，而高绩效者甚至比那些失败者高估得更多。但实际上，他们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如此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表现？

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但在某些人身上这更为明显

“过度自信极其普遍，且往往代价高昂，”行为经济学家道森（Dawson）在巴斯大学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它导致了企业的失败、过度的风险承担以及糟糕的决策。但真正的谜团在于，为什么进化没有将其消除。”为了解释这一点，这对研究人员采用了进化论的工具箱，引入了“昂贵信号”（costly signals）理论。把自己塑造为超级顶尖专家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成本，而且实际能力越低，这种成本就越高。一个人至少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承担起扮演专家的代价，才不至于最终显得像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然而，道森和德梅扎（de Meza）认为，真正的专家也不会完全夸大其词，这是由所谓的“损失厌恶”决定的。这一观点源于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研究，即心理上对损失的感知比同等规模的收益更沉重。因为夸大其词而让自己像猴子一样成为笑柄所带来的尴尬感，比由过度自信驱动的夸张行为可能带来的名声提升（情感收益）更为痛苦。因此，那些真正建立了专业能力的人虽然也会表现出过度自信的人类特性，但由损失厌恶内置的刹车机制会在事情变得完全可笑之前将其限制住。

那么，究竟是愚蠢的人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并夸大所谓的成就？还是高绩效者试图让自己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强大一点？这个问题肯定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研究人员的关注。对于所有外行来说，结论是：首先，过度自信通常总是先在他人身上被察觉；其次，当相关人员确实没有任何理由表现得像个洞察一切的专家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塞巴斯蒂安·赫尔曼（Sebastian Herrmann）

夜间出售阳光

美国公司 Reflect Orbital 计划为地球的阴暗面带来光亮。但利用 50 000 面太空镜子来照亮夜晚，真的个好主意吗？

这个想法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美国公司 Reflect Orbital 计划在地球轨道上发射一面卫星镜子，可能就在今年。该计划旨在验证该公司能否将阳光有针对性地反射到地球的阴暗面。据称，镜子照亮的区域直径约为 5 公里，亮度与满月相当。但自从美国通信管理局（FCC）的太空办公室在 7 月批准这次初步测试以来，针对该计划的批评便从未停止。尤其是 Reflect Orbital 计划在未来十年内不仅发射这一面，而是要将 50 000 面此类镜子送入地球轨道。

运营商希望借此能将黑夜变为白昼。潜在的目标包括太阳能电站、农田、建筑工地或音乐节。根据 Reflect Orbital 首席执行官本·诺瓦克（Ben Nowack）的说法，一面镜子的光照服务售价约为每小时 5000 美元。该公司网站还承诺，可以将灾区照亮如白昼。这并非首次尝试从轨道照亮夜晚。俄罗斯的“旗帜”（Snamja）太空镜子曾在 1993 年将阳光反射到地球上数分钟。

FCC 在批准理由中将其称为“具有潜在突破性的技术”，认为对其进行测试符合公共利益。但 Reflect Orbital 的卫星对光伏设施究竟能产生多大效益尚不明确。原则上，极少量的光就足以让电流通过面板。然而，来自月光的电力无法利用，因为其电功率极低，仅为阳光的百万分之一左右——且远低于太阳能系统中逆变器的自身功耗。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天文学家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告诉《纽约时报》，即使部署 87 000 颗卫星，最多也只能为 27 个地点提供日照强度 20% 的照明。这并非提高能源产出的高效方法。

尽管如此，Reflect Orbital 仍在推进其计划。测试卫星将被命名为“埃安迪尔-1”（Eärendil-1），取自《指环王》宇宙中的一个人物，在奇幻故事中成为了天空中最亮的星。在轨道上，它将展开一面边长 18 米的正方形镜子，向地球反射 0,1 勒克斯（Lux）的照度，大约相当于一个明月之夜。仅凭 1 颗卫星，Reflect Orbital 只能向地球发送约 5 分钟的光线。

然而，在技术实用性仍有争议之时，许多专家已经开始担心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例如，在光污染严重的城市中，一个人工月亮的额外光芒可能根本不会产生可见的区别。但西比勒·施罗尔（Sibylle Schroer）来自柏林的莱布尼茨水域生态与内陆渔业研究所，她表示这对自然界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地球上的生命在进化过程中已经适应了昼夜节律，”施罗尔说，“现有数据足以让我们意识到，只有在绝对必要的地方才应该使用光线。”在灯火通明的街道旁的树木，其叶片中的自由基含量较高，这会导致树木加速衰老并变得更脆弱。人工光还可能阻碍树木及时落叶。至于在农业中的用途，施罗尔持怀疑态度。Reflect Orbital 的网站展示了一段星空下被照亮的玉米地的动画。但施罗尔表示，玉米在夜间生长，在黑暗中将光合作用产生的碳产物进行转化：“植物需要夜晚。”

人造月亮可能对夜行生物尤为有害

施罗尔同样担心动物。许多动物的繁殖与月相挂钩。在养殖业中，人们使用持续光照以防止鱼类繁殖，从而使其增加肉质。一项研究表明，即使是街道照明也能改变河鲈和红眼鱼的激素平衡。即使是土壤中的线虫，在土壤被照亮时也会表现出行为改变。而人造光在大气层中的反射（即所谓的“天空辉光”）已足以影响蛾类的繁殖。

施罗尔表示，长期观察此类测试的影响尤为重要。自然界中单个、微小的后果难以衡量，但生态系统整体韧性的下降将产生长期影响。不过施罗尔指出，目前完全缺乏伴随该镜面测试的生态调查。

美国通信管理局在批准书中强调，其仅授予轨道上的无线电许可，并不审查对地球可能产生的有害后果。FCC 将卫星类项目从所有美国机构必须权衡决策环境影响的义务中绝对排除。此外，FCC 指出，反对者所警告的损害在“运行单个镜面时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美国机构认为自己有权批准夜间照明。Reflect Orbital 公司利用法律漏洞通过了其测试。

施罗尔担心，首个轨道镜面的获批会产生“破堤效应”：“这项新技术让我们所有对抗光污染的努力看起来就像杯水车薪。”而且，全球范围内的光污染本就在持续增加。

天文学家们也在致力于维护黑暗的夜空。轨道上的镜面会掩盖更遥远的天体。虽然 Reflect Orbital 表示可以有针对性地避开天文台和受保护的栖息地，但“国际暗夜计划”（Dark Sky International）仍于 8 月与环保组织共同向 FCC 提交申请，要求撤销对 Reflect Orbital 的批准。特蕾莎·帕尔姆（Theresa Palm）

这家美国公司在动画中这样展示其卫星镜面。照片：REFLECT ORBITAL

AI巨头的责任：他们在掩盖自己的失败

作者：雅尼斯·布吕尔 (Jannis Brühl)

硅谷的格言本应是“快速行动，打破常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即追求速度，即便偶尔造成破坏也在所不惜。但现在，AI行业的三个关键人物却表示：我们必须放慢速度。Anthropic的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OpenAI的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以及Space-X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解释称，最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开发应当被遏制，最好由领先公司步调一致地进行。谷歌（Google）对此应该也感兴趣。他们试图以此控制由其风险产品所引发的混乱；并且显然是为了防止美国出台严格的国家监管，就像欧盟已经实施的《AI法案》（AI Act）那样。其背景是近期出现了几起令人震惊的案例：AI在运行中脱离控制，并展开了黑客攻击劫掠。

在这种喧嚣中，人们应当明确两件事：第一，目前仍然缺乏证据证明AI拥有意识，或产生了针对人类的恶意企图。虽然部分AI精英被创造“超级智能”的梦想所驱动，但这种智能在技术上是否可行仍未得到证实。在AI开发者的圈子内部，这种思维方式正变得日益像邪教。显然，致力于创造一个超越人类的新“物种”这一梦想，产生了一种上帝情结，而这些所谓的“神”自己对此也感到惊恐。

第二，撇开所有科幻式的夸张，正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技术开发让世界变得不再安全。因为如果这些公司在追求“超级智能”的过程中，继续将其AI（最初为聊天机器人设计）优化用于黑客攻击，那么这些AI可能会造成严重损害。因为在此进行攻击的大语言模型行为具有不可预测性。任何收到过ChatGPT胡言乱语回答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在网络安全领域，涉及的是数百万人的隐私和基础设施。

在令人触目惊心的OpenAI黑客攻击事件中，这些公司的错误之一在于没有真正将其AI与互联网隔离。OpenAI可能还让系统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运行了数日。由此，该公司忽视了一项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必须适用于从网络安全到战争应用等敏感领域的AI：需要“人在回路”（human in the loop）——即由人类承担最终责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测试环境中，而给AI的明确指令就是成为一名尽可能优秀的黑客。此类网络安全实验是不负责任的。

上周在华沙，一场人形机器人的演示活动警告人们警惕不受监管的AI。照片：S. GAPON / AFP

过去几周的一些主张听起来很戏剧化，但重复了那个老错误，即将类人的意识和有目的的行为归于AI。其中包括这样一种主张：AI建立了连续的“文明”，并密谋发动攻击。AI在黑客攻击时采取诡计并相互通信，并非它们为了伤害我们而发展出的某种令人惊讶的人类特性，而是语言模型运作方式的一部分。

同样，流传的那些数字也不应轻信。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代（Amodei）在呼吁减缓开发速度的声明中称，一个“AI集群”可能会在未来六到十二个月内接管“整个互联网”。至于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结构中如何实现这一点，他并未解释。一名 Anthropic 的员工则以一项言论成为头条：他估计 AI 毁灭人类的可能性为 10%。这些数字缺乏证据支持，完全可能是随机猜测出来的。

关于 AI 失控的故事不应掩盖企业的失败：他们未能让世界在面对其系统时获得足够的保护。将责任推给一个所谓的“拥有自主意识”的 AI 是一种诡计。真正的过错并非创造了一个新物种，而是数字化联网世界中一个陈旧的错误：他们为了快速增长和即将到来的上市，而忽视了网络安全。

一些加油站经营者批评石油公司的做法：“这就是在敛财。” 照片：BERND FEIL / M.I.S. / IMAGO

每升上涨三欧元并非不可能

至少加油站协会如此担忧。在德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再次上涨——而且看来这种情况还将持续。这可能是因为目前美国的油价被刻意维持在较低水平。

作者：迈克尔·鲍赫米勒（Michael Bauchmüller）和克里斯蒂娜·昆克尔（Christina Kunkel）

德国的汽油价格在过去几天达到了新高。在周末期间，E10号超级汽油的单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周一公布的数据，周日的全国日均价格为每升 2,27 欧元。这比周五上涨了 1,7 分。柴油价格的涨幅甚至达到了 3,5 分。周日的日均价格为每升 2,40 欧元，距离其 4 月份创下的纪录仅差 4,3 分。周一中午 12 点，部分加油站的价格再次跳升至 2,50 欧元大关之上。运营商仅允许在一天中的这个时间点提高油价，之后价格只能下调。

油价高企的原因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并未改变。只要中东地区发生导致重要贸易路线被封锁的事件，就会推高油价。近日的情况正是如此。原定于周一在阿曼举行的波斯湾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未能举行。据报道，伊朗和阿曼政府原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就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僵局的冲突提出一项协议。此外，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在周末遭受无人机袭击后，不得不关闭一条重要管道。

随后油价上涨。周一，每桶（159 升）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 3,1%，达到 107,84 美元。矿产石油公司将这些价格上涨直接转嫁给汽车驾驶员。已经有声音警告，价格可能很快会进一步上涨。加油站利益协会（TIV）的赫伯特·拉布尔（Herbert Rabl）在接受《莱茵邮报》采访时表示：“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油价达到三欧元的情况。”他还批评了矿产石油公司的做法：“这就是在敛财。而且加油站运营商也深受高油价之苦。”

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以及与胡塞武装围绕曼德海峡的冲突是一个问题，但本国石油中来自海湾地区的比例相对较低。拉布尔解释道：“由于美国目前的油价被维持在较低水平，公司必须在其他地方赚钱，而那就是在我们这里，在欧洲。”相比之下，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认为“没有迹象表明柴油的日均价格会达到每升三欧元。除非国际石油市场再次出现更为剧烈的价格上涨”。但该汽车俱乐部表示，如果地缘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柴油价格创下新高并非不可能。

对矿产石油巨头征收超额利润税？政府内部意见不一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汽油高价在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迹象。这再次引发了关于联邦政府是否以及应如何干预以减轻企业和公民负担的问题。此前通过加油折扣使燃油价格在两个月内每升降低了约 17 欧分，但该措施已于 7 月底到期。此后未采取进一步措施。

目前的诉求主要来自竞选阵营。例如，计划在下周日竞选连任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长曼努埃拉·施韦西格（SPD）主张效仿卢森堡，实施燃油价格上限。施韦西格认为，不能允许矿产石油巨头以牺牲民众为代价来增加利润。在卢森堡，当地经济部会定期根据一个预先设定的公式计算出汽油和柴油的最高价格。不过，该公式中也包含了当时的原油价格。因此，与“上限”一词所暗示的不同，燃油价格仍有可能上涨。

另一方面，联邦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SPD）正在研究一项超额利润税，这也是绿党所要求的。他正在欧盟内部为此游说。他在 8 月与五位欧洲同行共同写道，需要一个“欧盟范围内的偶然利润征税框架”。然而在德国国内，他的同事、来自 CDU 的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市场干预。她表示，许多顶尖经济学家支持她的观点。联邦卡特尔局局长安德烈亚斯·蒙特也表示，要“在高利润与超额利润之间划定界限”十分困难。

无论如何，联邦政府目前的操作空间已经耗尽——尤其是涉及到可见的减负措施时。今年春天，在当前冲突爆发后价格首次飙升时，政府修改了价格变动的规定。此后，12 点规则开始生效。但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怀疑这是否能持续降低价格。

近期，联邦卡特尔局的权限被多次扩大，以便其能更深入地了解矿产石油巨头的成本核算。目前，竞争监管机构正在深入调查炼油厂层面的定价情况，以及其价格是否“以不恰当的方式超过”了成本。但直到得出结果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最后，对于燃油价格上限，目前缺乏任何法律基础，而引入超额利润税则引发了复杂的宪法法律问题。且且不论执政联盟内部的分歧——在上次干预之后，政府已经有了惨痛教训。例如，5 月和 6 月的加油折扣可能耗费了超过 16 亿欧元的预算资金，而预算本就紧张。该措施仅带来了暂时的缓解。在折扣生效前的 4 月底，每升超级汽油的价格为 2,10 欧元。上周的价格为 2,25 欧元——而这还是在冲突升级之前。

更多创新，更少车型

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要求汽车制造商改变方向：人力成本并非当前危机的根源。

慕尼黑 —— 延斯·舍费尔（Jens Schäfer）在汉诺威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采埃孚（ZF）工作了35年，目前担任该公司的企业职工委员会主席。在他的公司里，正如德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中许多地方一样，许多工作岗位将被取消。“员工们的情绪充满了巨大的愤怒，”舍费尔在这个周一早晨说道，“同事们再也听不下去那些说他们工作不够努力的言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为股东们赚了很多钱。”

德国金属工业工会现在将采埃孚及其他地方的这种情绪进一步公开化，并反对进一步的削减。在“未来而非砍伐”的口号下，9月21日（即一周后），将在200多个地点举行行动日。工会希望届时能有超过10万的人走上街头。“我们目前正经历一场针对汽车工业从业者前所未有的攻击，”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主席克里斯蒂安·本纳（Christiane Benner）抱怨道。例如通过裁员、弱化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像梅赛德斯那样要求取消35小时工作周。“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本纳斗志昂扬地说道。

工会也意识到，汽车制造商陷入危机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等曾经的繁荣市场销售的车辆明显减少。但工会反对将此主要归咎于德国的高工资成本，并以大规模裁员作为应对。职工委员会主席舍费尔计算道，工资成本仅占约10%。“工资并不是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均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办理 问题所在”。工会主席本纳计算道，员工已经在企业中放弃了部分工资，并贡献了数十亿欧元的节省。

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他方面：中国制造商带来的竞争加剧、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税、德国推迟的投资以及管理层普遍错误的决策。“但我很少听到管理层做出牺牲，”本纳说道。

工会针对集体薪资谈判的诉求尚未敲定

这个全球最大独立工会的负责人呼吁德国汽车业巨头改变方向：“技术领先地位已经丧失”。德国老板们在过去四年中在海外的投资多于国内。“我们需要对德国本土基地进行投资，必要时可以牺牲股息。”缺乏投资是德国制造商失去技术领先地位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必须加强创新”。

那么成本呢？工会表示，在降低成本方面愿意配合。但本纳（Benner）不满的是，汽车公司董事会主要考虑的是人力成本。他们应该关注其他可以降低成本的领域，例如减少车型数量。“这样他们就可以更频繁地使用相同的零部件，从而创造协同效应，利润率自然会再次回升。”此外，本纳认为几家德国制造商主要依赖豪华车的战略已经失败，企业必须生产更多面向大众市场的汽车。

工会的强硬姿态及其行动日恰好在金属和电气工业（包括汽车行业）的薪资谈判之前到来。德国金属工会（IG Metall）计划在下周公布其薪资诉求。

与此同时，整个金属和电气工业的情况截然不同：汽车行业深陷危机，而军工制造商、航空航天、医疗技术公司和其他企业则获利丰厚。因此，在德国金属工会的一项调查中，三分之一的工业从业者要求大幅加薪，每两人中就有一人要求适度加薪。希望小幅加薪甚至放弃加薪的人数最少。

然而，集体薪资谈判带来的显著成本增加可能会加剧汽车制造商的问题。因此，几位工会高层建议，盈利超过一定阈值的获利企业应自动支付薪资补贴。这将有助于德国金属工会为整个工业界达成一个较为适度的加薪协议，从而帮助那些经营状况不佳的汽车公司。

IG-Metall负责人克里斯蒂亚内·本纳（Christiane Benner）抱怨德国汽车巨头：“技术领先地位已经丧失。” 照片：FRIEDRICH BUNGERT

德国金属工会第二副主席于尔根·克纳（Jürgen Kerner）表示，降低人力成本并不能解决汽车行业的问题。工会不仅要求企业增加投资和创新，还要求政治层面提供更多帮助。例如，通过规定汽车在最终组装以及零部件供应方面必须达到一定的本地化生产比例。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已就此提交计划。克纳要求联邦政府对此明确表态。此外，欧洲对中国汽车征收的关税应扩大到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中国制造商利用这些车型来规避对纯电动汽车的关税。克纳还要求加强对购买电动汽车和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补贴。

ZF汉诺威工厂的职工委员会成员延斯·舍费尔（Jens Schäfer）已经在为下周的抗议活动做准备。如果取消35小时工作制，对他所在的工厂意味着减少400个工作岗位，薪资减少14%。舍费尔绝不接受这一点：“我们将统一参加行动日！” Alexander Hagelüken

作者：冈纳尔·赫尔曼 (Gunnar Herrmann)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德国人投资于资本市场。在“SZ-Depotcheck”（南德报投资组合检查）系列专栏中，《南德意志报》与专家共同分析读者的投资组合，并回答他们关于个人资产配置的问题。这一次的主角是亚历山大，他正在思考如何利用继承的金条来为养老做最好的准备。

SZ-DEPOTCHECK

我的投资组合与我

姓名：亚历山大 (Alexander) 年龄：50岁 居住地：柏林 职业：摄影师 投资组合规模：约 1000 欧元，此外在银行保险箱中约有 150 000 欧元的黄金

“为了我的私人养老，我之前办理了三份人寿保险，每份的金额都相对较低。目前总价值约为 50 000 欧元。其中一份人寿保险是里斯特 (Riester) 合同，我在 2024 年底将其停缴，另外两份资本人寿保险仍在缴费。此外，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向艺术家社会保险基金 (Künstlersozialkasse) 缴费，也就是缴纳法定养老金。但我不知道具体能拿到多少。在某个时刻我意识到，我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坦白说，这确实太晚了——作为一名创意工作者，人往往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会去思考遥远的未来。”

投资组合中的资产

Vanguard FTSE AW ETF 中的国家 百分比占比

SZ-图表：juho；来源：LSEG

美国< / td><>62,6< / >< / tr><><>日本< / ><>5,9< / >< / ><><>英国< / ><>3,6< / >< / ><><>中国< / ><>3,2< / >< / ><><>加拿大< / ><>2,5< / >< / ><><>法国< / ><>2,4< / >< / ><><>德国< / ><>2,4< / >< / ><><>瑞士< / ><>2,2< / >< / ><><>印度< / ><>2,2< / >< / ><><>台湾< / ><>1,9< / >< / table>

SZ-图表：juho；来源：Parqet

如何巧妙地转移黄金资产？

亚历山大意外地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大量贵金属。这本应为他的晚年提供保障。

但由于价格波动，他正在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

对我来说，触发点是 2023 年我父亲的去世。他给我留了一些遗产，在当时价值约 100 000 欧元的黄金。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自己就像在发掘宝藏的印第安纳·琼斯一样。而且随后金价还疯狂上涨。

我父母在我九岁时分开了。之后我的母亲领取社会救济金。虽然我们有一栋漂亮的房子，但依然很穷。我不会说因此学会了如何理财，但我认为自己在花钱方面变得非常谨慎。对贫困的恐惧伴随了我数十年。职业给我带来了最大的安全感。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并且能以此赚钱。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意识到需要一个缓冲资金。我的目标一直是能够维持一到两年的生活，即使创业情况不那么理想。因此，我一直有一个余额约 50 000 欧元的活期存款账户。现在我不再持有这个账户了，因为我继承了黄金。不过，我注意到现在我的活期账户有时会出现负余额。在我还拥有活期存款缓冲资金的那几年里，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现在情况变得有些麻烦，因为如果我需要快速动用储备金，必须先出售黄金。继承遗产后，我犒劳了自己一些东西：买了一辆新车，美化了公寓，投资了办公室。得益于遗产，以及金价的疯狂上涨，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但我不想把钱全部花光，资产的一部分应该是我的养老金。今年我意识到，我不应该仅仅依赖黄金。父亲去世后，金价起初一直在上涨，但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金价大幅下跌——这时我意识到必须采取其他措施。

目前黄金存放在银行，价值大约 150 000 欧元。但我希望进行长期投资。因此，几个月前我在 Trade Republic 开立了证券账户。这对我来说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目前，我那里有一个每月 500 欧元的定投计划。这是最近才增加的，之前每月是 100 欧元。以前我从未接触过股票，那对我来说总是太复杂，而且我也害怕亏损，尤其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我账户里的 ETF 是在网上找到的。我查看了过去几年的发展情况，觉得它很稳健。

在投资方面，我很保守，不想承担太大风险。但如果能有一点收益就很好，比如每年 4%，或者 5% 或 6%——在金价强劲增长的影响下，我可能被养得有点挑剔了。

《南德意志报》的分析

这个投资组合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极高的黄金占比，明显超过了股票占比。亚历山大的股票组合仅由一只基于富时全球指数（FTSE All-World-Index）的ETF组成。该基金投资于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国和新兴市场的股票。其中北美的权重最高，约 65% 的资金投向该地区，其次是亚洲（接近 17%）和欧洲（约 15%）。这是《南德意志报》所使用的投资组合公司 Parqet 的分析结果。读者可以在 Parqet 上传自己的投资组合并获取详细分析。按行业划分，该 ETF 将超过四分之一的资金投资于 IT 企业，重点还包括金融服务（约 16%）、二手商品和工业（各约 13%）。约 4% 的资金投资于中小企业。亚历山大在这里选择了一款常见的标准产品：富时全球指数在许多 ETF 定投者中很受欢迎，因为它实现了全球资产配置，从而将单个国家或行业的风险降至最低。

由于亚历山大最近才开始投资股票，因此无法对其投资组合中该 ETF 的价值增长得出太多结论。不过，他从过去几年金价的显著上涨中获益匪浅。

我向专家的提问

“我该如何巧妙地调整黄金资产的配置，以便在建立稳健养老保障的同时，还能预留出一部分缓冲资金，让自己偶尔能享受一下生活？”

专业视角

约纳斯·弗尔克（Jonas Völker）曾在欧洲和海湾国家担任 25 年的投资经理，其中包括在阿曼主权财富基金工作。现在，他作为“What.Finance?”的创始人，在纽伦堡提供投资咨询。他是一位拥有 Insead MBA 学位的收费咨询师。

“首先，亚历山大应该通过出售部分黄金来重新建立缓冲资金，并将至少六到十二个月的生活费以流动且无波动的形式存放在活期存款账户中。在开始投资之前，个人财务的这一基础基石必须始终得到保障。

亚历山大的认识是正确的：不能仅依赖黄金，尤其是因为金价的波动与股票一样剧烈，有时甚至更甚。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黄金通常被视为‘避风港’。此外，黄金不像股票或房地产那样有持续的收益，而是‘仅仅躺在那里’，这实际上是对未来有人愿意出更高价格买入的一种赌注。因此，它不适合作为唯一的投资，而应该广泛分散投资于 ETF。

在这种情况下，4% 到 6% 的收益率并不显得‘贪心’，而且在十年的时间跨度内，即使是保守的投资组合，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预期。不过，在养老规划中，这并不意味着要使用定期存款或储蓄账户（它们的收益往往甚至无法抵消通货膨胀），而应该是股票和债券。对于亚历山大，建议配置约 50% 的股票、40% 的债券和 10% 的黄金。这样他就能进行保守投资，并且可以从债券部分在没有损失风险的情况下偶尔犒劳自己。

在股票部分，FTSE All-World ETF 确实很稳健，但最近出现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即 FTSE Global All-Cap，它包含了规模较小的公司且成本更低。不过，过去几年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相关的衡量标准，因为它们不能预示未来。相反，广泛的全球多样化和低成本使其成为一个良好的基础投资。

在债券部分，亚历山大最好选择一个投资于欧元短期国债的 ETF（例如‘EUR Eurozone Government 1-3 Year Bond’），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一安全基石中的波动和汇率风险。他不需要更多的 ETF，以免让一名创意艺术家的投资变得不必要地复杂。

他应该在退休前继续执行增加后的储蓄计划，以积累财富。因为尽管有那种‘印第安纳·琼斯式’的淘金氛围，但在养老金金额未知且养老储备总计仅为 200 000 欧元的情况下，在 30 年或更长的退休生活中，还无法实现巨大的跨越。

亚历山大应该在 2027 年检查他的里斯特（Riester）养老保险合同，以便将其转换为养老投资账户。如果资本人寿保险是在 2005 年之前签署的且仍有可接受的保证利率，则应将其设为免缴保费状态并继续运行。较新的保险，尤其是 2012 年之后的，通常应该终止，因为它们大多成本高昂且收益极低，从而破坏养老规划。对于艺术家社会保险基金（Künstlersozialkasse），亚历山大可以申请一份包含预期养老金金额测算的当前状态报告，以便心中有数。”

专家呼吁：欧洲在人工智能领域绝不能掉队

在一份战略文件中，前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阐明了应采取哪些措施，以确保人工智能的主导权不被中国和美国垄断。

慕尼黑 —— 这一认知并不新鲜，但由政治、科学和经济界组成的一个独立倡议组织所表现出的紧迫感和急切程度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要求欧洲在人工智能领域不能进一步陷入依赖。

这份战略文件长达200页，由众多重量级人物共同起草。其中包括欧盟委员会前副主席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爱尔兰前政府首脑利奥·瓦拉德卡（Leo Varadkar），以及“经济智囊团”主席、经济学家莫妮卡·施尼策（Monika Schnitzer）、慕尼黑Ifo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富斯特（Clemens Fuest），此外还有著名的人工智能科学家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等人。他们以一种警钟式的口吻，用部分带有戏剧色彩的措辞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其目标是：在人工智能主导的世界中，防止欧洲在许多经济重要领域依赖中国或美国，或者更糟糕的是：依赖个别人工智能公司。

一个显而易见的想法是，推广欧洲自己的顶尖人工智能模型，即所谓的“前沿模型”（Frontier-Modelle），如Open AI的Chat-GPT或Anthropic的Claude。战略文件的参与者虽然并未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估计为此所需的8000亿欧元投入将是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必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 巨大的，因此几乎不现实。“如果私人和 / 或公共投资者不愿为此出资，那么我们应该利用欧洲拥有、或能够且愿意建立的其他能力，来协商获取访问权限，”参与起草的Ifo所长克莱门斯·富斯特表示。

法国、德国和荷兰可能占据关键地位

该文件（《南德意志报》已提前获悉）指出，如果开发自有大模型的项目失败，“欧洲将依然没有自己的前沿模型（Frontier-Modell），而且在一次注定失败的赌注上浪费了大量资金和注意力”。因为一个巨大的风险是，现有的前沿模型届时可能已经开发出了变革性的潜力。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采取行动就太迟了。该战略文件称：“如果欧洲不觉醒，它将无法对其公民有效控制这项对人类未来最重要的技术所产生的影响。”

因此，作者们赋予了法国、德国和荷兰特殊的角色。这些国家尤其拥有可以在谈判中作为筹码的技术，以确保欧洲能够获得前沿模型的稳定访问权限。这三个国家应在今年年底前结成战略联盟，以保障人工智能供应链的安全。文件中明确点名了荷兰的芯片制造设备制造商 ASML，以及德国公司蔡司（Zeiss，光学）和通快（Trumpf，激光）。如果没有这些公司，就无法生产人工智能所需的顶尖芯片。

战略文件的作者认为，利用这类压力手段并结合自身在建设数据中心方面的努力，来确保能够稳定访问已存在的前沿模型，这比开发自有大模型要可行得多。

但究竟为何如此匆忙且紧迫？专家们考虑到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极快发展速度，预计在短短几年内，在经济和行政管理中利用高效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具有决定性的经济意义。同时，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来自国家或犯罪行为者的潜在威胁。

文件中提到，采取行动的时间窗口正在迅速关闭。因此，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建设必须特别加速。相关项目应被赋予高度紧迫性予以批准。为了提高公民的接受度，数据中心运营商缴纳的税费应被用于抵消可能上涨的电价。到 2030 年，欧洲在全球人工智能计算能力中的份额必须达到 15%。这相当于 45 吉瓦（Gigawatt）的功率。

目前，欧盟的人工智能计算能力仅为 2 吉瓦。这仅相当于目前在马来西亚建设的一个新数据中心功率的三倍。作为欧盟最强大的经济体，德国承担着领导任务。该国为半导体行业提供高度专业化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应与欧洲合作伙伴协作予以保护，并协调其处理方式。德国也可以成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重要选址，例如利用废弃的工业设施。该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善的电力供应以及北部的风能潜力为此提供了便利。

方向正确，但规模尚不足。施瓦茨集团（Schwarz-Gruppe）位于勃兰登堡州吕贝瑙（Lübbenau）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最初的接入功率将为 200 兆瓦。 照片：FRANK HAMMERSCHMIDT / DPA

在六个月内，应确定功率超过 100 兆瓦的数据中心潜在选址并加速其建设。此外，德国在工业和机器人领域拥有强大的基础。像 Dürr、Agile Robots、Franka 或 Neura Robotics 这样的公司是一项战略优势。但欧洲人在开发集成通用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方面必须做得更好。Ifo 负责人富埃斯特（Fuest）希望“决策者能够理解局势的紧迫性并采取相应行动”。富埃斯特认为，不必等待欧盟层面的决策，一个“意愿一致的成员国联盟”就足够了。但对于战略文件的作者们来说，有一点尤为明确：采取“先看看再说”原则的处理方式完全背离了问题的核心。 赫尔穆特·马丁-容（Helmut Martin-Jung）

本科的资金吸尘器

R+V集团被指参与了投资者帝国中可疑的金融架构——至少破产管理人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现在希望追回债权人的资金。

奥地利房地产企业家雷内·本科（René Benko）自2025年1月起被监禁。 照片：MICHAELA STACHE / REUTERS

作者：Herbert Fromme, Michael Kläsgen 和 Uwe Ritzer

本科的灾难正日益波及德国保险集团。《南德意志报》获得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提交的诉状，该律所代表 Signa Prime Capital Invest GmbH (SPCI) 的破产管理人。SPCI 是雷内·本科崩溃帝国中众多破产公司之一。诉状中对总部位于威斯巴登的 R+V 保险集团提出了严重指控，该集团隶属于人民与雷夫艾森银行（Volks- und Raiffeisenbanken）金融集团。原告陈述称，R+V 积极参与并为了自身利益协助构建了一个可疑的金融架构。

在本案中，涉及金额约为 1 亿欧元，加上利息后金额将大幅增加。此外，由于投资了已破产的本科公司，R+V 与其他保险公司一样，已经不得不对投保人的数百万欧元资金进行核销。诉讼的核心是所谓的“吸尘器”。这个词形象地描述了母公司 Signa Prime Selection AG (SPS) 如何从另一家 Signa 公司中吸走资金。SPS 是本科帝国中的一家核心房地产公司，在德国也拥有宏伟的建筑（如 KaDeWe、旧学院、Alsterhaus）——并且需要流动资金。

破产管理人律师称，更多诉讼正在准备中

原告指控 R+V 故意掩盖了这笔 100 亿欧元的款项。这笔资金流向了其他地方，但本应进入 SPS。现在由于 SPS 破产，这笔钱已经消失。破产管理人现在希望从 R+V 处追回这笔资金，因为 R+V 参与创建并支撑了这一架构。但 R+V 为何要这样做？指控称：该保险公司通过一种环形融资（Ring-Finanzierung）从中获益——通过股息和参与权利（Genussrechten）的兑付。这之所以可行，是因为 R+V 在当时既是 SPS 的股东，也是参与权利持有者。参与权利本质上就是一种金融投资：投资者出资，并期望获得利息或其他款项。

保险公司在询问中确认进行了该项投资。但该公司表示，这属于“市场惯常做法”，且已考虑所有监管要求。该集团表示“深信该诉讼没有胜算”。

此次诉讼针对 R+V 人寿保险以及该集团旗下另外四家较小的公司。代表破产管理人的维也纳 Schönherr 律师事务所律师克里斯托夫·林丁格（Christoph Lindinger）表示：“针对其他德国保险集团的进一步诉讼正在准备中。”据《南德意志报》从秘密谈话中获悉，德国其他保险公司的管理层也预料到了诉讼的到来。

公开已知作为 SPS 参与权利持有者的保险集团包括 Continentale、Gothaer（现名为 Barmenia Gothaer）、Volkswohl Bund、Die Bayerische 和 Signal Iduna。除 R+V 外，仅有来自明斯特的 LVM 被已知既是股东又是参与权利持有者。对此，林丁格不愿发表评论。

根据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数据，Benko 的破产影响了 46 家德国保险公司。据业内人士透露，它们在 Benko 帝国中的总投资额达到了约 30 亿欧元。仅 R+V 集团就在房地产投资者 Benko 身上投入了约 10 亿欧元。

维也纳破产管理人的代表表现得如此自信，可能与他们与一家诉讼资金提供商（Prozesskostenfinanzierer）合作有关。此类公司会评估诉讼的成功概率，资助相关费用，并从中抽取部分获赔金额。这大大降低了原告的风险。

无论诉讼结果如何，此次起诉都让人们关注到 R+V 这家德国最大保险集团之一的风险意识。 《南德意志报》询问了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该财务结构在监管法上应如何界定。Bafin 在回复中虽然没有认定该结构是不合法的，但指出此类结构可能会显著增加 R+V 的风险，从而可能需要更多的自有资金以及适当的风险管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资时，相关核心 Signa 公司的最新公开年度财务报表尚未出炉。因此，投资者很难评估这个分支庞大的公司网络的经济状况。尽管如此，R+V 依然进行了投资——使用的是投保人为养老金缴纳的资金。

德国保险公司在 2008 / 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在资本投资和参股方面遭受了重大损失。参照 R+V 案例，这次危机的经验表明，一项投资在形式上的安全性并不自动等同于该投资整体经济风险的反映。

本次诉讼涉及的投资是由 R+V 在 2020 年进行的。当时，R+V 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向 Benko 的 SPS 投入了大量资金。该公司作为股东，持有面值为 1.6 亿欧元的收益权。根据诉状，这些权利没有由房地产提供担保，这给 R+V 带来了风险。

2020 年 2 月，R+V 计划向 SPS 提供另外 9800万欧元的资金。但这一次，资金不再是以没有任何担保的贷款形式直接流向 SPS。相反，一家中间公司介入其中，根据原告的陈述，这是在 R+V 的倡议下并由其深度参与而促成的：即 SPS 的子公司 Georg-Coch-Platz Immobilien GmbH & GmbH OG，简称 GCP OG。

一栋拥有120年历史的新艺术风格建筑作为抵押

这家房地产项目公司是位于乔治-科赫广场（Georg-Coch-Platz）的一栋拥有120年历史且受文物保护的新艺术风格建筑——邮政储蓄银行（Postsparkasse）的所有者，该建筑现为一个科学中心。这栋价值不菲的房产本应作为抵押品，以便 R+V 保险公司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追索。

但在原告看来，融资在账面上的呈现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告称，其中涉及一项循环融资（Ring-Finanzierung）。R+V 对此予以否认，但确认将投保人的资金投资于一项记名债券（NSV），该债券由该房产的抵押权提供担保。记名债券的含义很简单：你欠我们钱，并为此向我们支付利息。原告声称，由于该记名债券的存在，现在看起来就像是通过 GCP OG 进行了有担保的融资。

原告认为，从威斯巴登流向维也纳的资金总额不仅是 9800 万欧元，而是 2.5 亿欧元。然而，GCP OG 仅需要 1.52 亿欧元。其余的 9800 万欧元据称是通过所谓的“上行贷款”（Upstream Loan）直接转交给 SPS 的——在 Signa 内部，这也被称为“吸尘器”。其目的是增强 SPS 的流动性，这也符合 R+V 自身的利益，因为 R+V 是 的股东和分红权持有者。

从监管法律角度来看，这笔 9800 万欧元贷款的条件可能至关重要。R+V 认为这些条件“符合市场惯例”，但原告并不认同。据称， 获得这笔资金的利率为 2.5%，期限为 99 年，且无需定期偿还本金。凭借这笔资金注入， 能够向 R+V 等投资者支付款项。

原告认为，由此产生了一个循环，即一种循环融资，而 R+V 从中获益。该保险公司一方面从这项由房产担保的新投资中获得利息，同时又能期待从其旧的分红权以及 的股息中获得款项。在原告看来，这就是 R+V 积极参与开发这一争议性融资结构的原因。律师林丁格（Lindinger）表示：“绝对不可行的是启动一场资金循环游戏。”他认为该结构“违法”。仅分红权一项，在 2020 年就产生了约 2100 万欧元的应付利息。

该融资是否违规，以及 R+V 或相关责任人是否必须为此承担责任，将由法院决定。与本科（Benko）的“吸尘器”运作方式类似的结构，也被德国的房地产投资者所采用。

联邦金融监管局目前认为未违反资本投资规定

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表示，像 R+V 这样受欧盟 Solvency II 监管框架约束的保险公司，原则上允许发放无担保贷款。此类投资的安全性是在整个投资组合层面进行评估的。联邦金融监管局认为，关于 R+V 规避资本投资规定的指控并未得到证实。

然而，奥地利的法律规定要严格得多。“可能 R+V 的资本投资人员根本不知道维也纳适用不同的规则，”一位非常熟悉此案的保险经理表示。对于 R+V 的客户来说，这只能算是微弱的安慰，因为他们的养老金正受到影响，其保险公司可能还需为 Benko 的破产支付数百万欧元的款项。

该诉讼还针对奥地利人 Christoph S.。他当时同时领导 SPCI，是 SPS 的董事会成员，并负责 GCP OG 的业务。据称，在另外 100 多家 Signa 旗下公司中，他还担任过领导职务。原告由此推断，他一定知晓该财务结构背后的整体计划。

* 基于 Ookla® Speedtest Intelligence® 2026. 年 1. 上半年的数据。版权所有。提供方：Telekom Deutschland GmbH, Landgrabenweg 149, 53227 Bonn.

一家能源巨头在缩减规模

Uniper 正在剥离一条曾用于运输俄罗斯天然气的管道。该公司此前已出售多项业务——但这并非出于自愿。

杜塞尔多夫 —— Opal 既是一种宝石，同时也是一条重要天然气管道的缩写。该管道全长 470 公里，从德国波罗的海沿岸延伸至捷克。此前，该管道接收来自“北溪”波罗的海管道的俄罗斯天然气，未来将用于运输环保的氢气。德国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商 Uniper 长期持有 Opal 20% 的股份。但周一，这家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公司宣布，将该股份包出售给法国金融投资机构 Hy24。该公司专注于氢能行业的投资。

此次交易被列入了一长串出售清单中。这些出售是被迫的：四年前，在俄罗斯停止天然气供应后，联邦政府不得不通过数十亿欧元的援助将 Uniper 从破产边缘救回。竞争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批准此项援助的条件是，这家能源巨头必须在 2026 年底前剥离部分部门和子公司。

自救助以来，政府持有约 99% 的股份，但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将 Uniper 重新私有化。投资者或竞争对手将收购股份包，上市也是一种可能。然而，这家企业如今的规模明显小于国有化之前。例如，由于欧盟的规定，Uniper 在一年前将 Datteln 4,（全球最现代化的硬煤电厂之一）出售给了一家瑞士大宗商品贸易商。这座位于鲁尔区的设施为德国铁路公司提供相当一部分的电力。

就在此前不久，Uniper 将其在鲁尔区长达 750 多公里的区域供热网络移交给了位于埃森的竞争对手 Steag Iqony。在此之前，该公司已出售了在北美的电力业务、在中东的船舶燃料业务、在匈牙利的一座天然气电厂，以及另一条天然气管道和一家拉脱维亚天然气供应商的股份。

在欧盟委员会列出的年底前必须剥离的清单中，还包括 Uniper 的氦气业务以及俄罗斯子公司 Unipro。氦气贸易的出售进程已于 1 月开始。而 Unipro 的情况则较为棘手。根据此前的数据，该子公司在俄罗斯拥有 4300 名员工，运营着五座天然气和煤电厂。

然而，俄罗斯政府在三年前将 Unipro 置于国家管理之下；Uniper 已失去对该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被无偿没收。欧盟委员会将不得不评估这种情况是否算作履行了剥离条件。

随着公司规模的缩减，总部的人员岗位也在减少。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计划以社会兼容的方式裁减最多 775 个工作岗位，该计划于一年前启动。目前，该集团在全球仅剩 7000 名员工。

但 Uniper 仍然是该共和国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商和储气设施运营商。此外，这家杜塞尔多夫公司在德国、荷兰和英国拥有硬煤和天然气电厂。在德国和瑞典，该集团还拥有水电站，在瑞典，Uniper 参股了该国的三座核电站。刘易斯希望退出煤电领域。相反，这位英国籍经理计划到 2030 年在水电、风能和太阳能园区投资近 15 亿欧元，并在天然气电厂投资超过 25 亿欧元。

因此，这家杜塞尔多夫公司参与了联邦政府针对此类电厂的招标。运营商将通过提供备用容量来获取资金，以便在风能和太阳能无法产生足够电力的时段提供电力。 比约恩·芬克（Björn Finke）

担忧出现取消预订潮

由于选举结果的影响，首批前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旅行已被取消。这让酒店业者感到不安——同样令人不安的还有德国选择党（AfD）提出的“爱国主义旅游方案”。

作者：索尼娅·萨尔茨堡（Sonja Salzburger）

在德国，很少有联邦州能像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样在如此小的空间内拥有如此丰富的景观：哈尔茨国家公园令人震撼的自然风光、韦尔尼格罗德和奎德林堡的半木结构建筑小镇、路德之城维滕贝格，以及包豪斯，这些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然而，在德国选择党（AfD）在州议会选举中以绝对优势成为最强势力后，一些潜在游客开始质疑未来是否还愿意访问该州。过去几年，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酒店及其他旅馆的过夜人数明显超过 800 万次，其中绝大多数游客来自国内，平均停留 2.4 天。去年，该行业实现了约 36 亿欧元的总营业额。

德国选择党拟引入“自豪护照”

在民调机构 Yougov 受天主教新闻社（KNA）委托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中，32% 的受访者表示，在德国选择党（AfD）取得选举成功后，他们现在更难想象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度假。旅游业对潜在后果的担忧正在增加。根据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酒店和餐饮协会（Dehoga）主席迈克尔·施密特（Michael Schmidt）的说法，已有首批企业报告称，有客人在抗议选举结果的情况下取消了行程。施密特表示：“我想强调，这还不是取消潮，但这些反馈让我们警觉。”这位 Dehoga 主席希望现在能迅速组建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政府，以便其协会知道将与谁打交道。他承认自己希望选举结果有所不同，但同时也保持务实：“我们必须尝试即使在 AfD 政府领导下也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

目前存在一些担忧，例如 AfD 可能会吓跑游客和专业人才。施密特强调，在酒店业和餐饮业，无论客人来自哪个国家、倾向于哪个政党，所有客人都受欢迎。几乎没有哪个行业的外国背景从业人员比例像餐饮业这么高。根据联邦统计局迄今为止公布的最新数据，2024 年超过一半的厨师具有移民背景。服务人员的比例为 45%。相比之下，在整体经济中，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雇员具有移民背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Dehoga 主席表示：“特别是在保障专业人才方面，我们依赖于人口迁入。”

马丁·舒尔策（Martin Schulze）也对此深信不疑。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旅游协会总经理舒尔策表示：“旅游业需要践行的热情好客和开放心态。”他及其同事在过去几天也收到了潜在游客担心的询问。一些人想知道未来是否还能前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旅行。不过舒尔策表示，是否真的产生了取消订单的情况，只能根据尚未出炉的取消率来判断。他自己在过去几天访问了许多企业，气氛往往很低落，许多员工感到不安。他报告称：“他们在问，自己还能在这里工作多久。”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极度依赖人力且工资水平并不特别高的行业中，他们的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舒尔策说：“我看不到任何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能运作的方案。”

AfD 的计划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该党的政府计划中，该党承诺将推出“新的爱国主义旅游概念”。至于具体形式如何，则较为模糊。其中明确提到，拥有至少一名孩子的家庭将获得所谓的“自豪护照”（Stolz-Pass），从而免费进入城堡、宫殿和博物馆。并且，旅游业应为本地专业人才提供留任前景。此外，还包含了一些新的营销想法。该党批评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目前的旅游营销中将包豪斯（Bauhaus）推向前台的做法。政府计划中对此写道，在 AfD 看来，“恰恰是包豪斯建筑学校一直致力于避免任何民族根源的迹象”。旅游协会的舒尔策对此只能摇头。

“我们绝不能放弃包豪斯，”他解释道，“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拥有这样一个标志性建筑是巨大的幸运。”在他看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并没有太多能吸引如此多国际游客的景点。

该党希望用 #deutschdenken（德式思考）取代目前的 #moderndenken（现代思考）形象宣传活动，而包豪斯在后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目标是：“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能提供的德国历史上最美好的典范联系起来，并自信地将其展现出来。”在德国选择党看来，这包括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马丁·路德、奥托·冯·俾斯麦、弗里德里希·尼采以及梅尔塞堡咒语。

对许多游客而言，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充其量只是短途度假的目的地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关于建立一条“德意志帝国之路”的讨论也时有发生。德国选择党（AfD）党团曾将这一想法提交至州议会，旨在将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历史遗迹连接起来。但在目前的竞选纲领中，这一想法并未出现。马丁·舒尔策（Martin Schulze）对此也并不太感兴趣。“我根本看不到这个市场的需求，”他说道。他希望旅游业的开发能够脱离意识形态，基于数据、资料和事实来进行。这些内容在竞选纲领中几乎没有，但其中包含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旅游业现状的负面评价。德国选择党认为该行业处于停滞状态。舒尔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能理解这一点：“在官方的过夜游客统计数据中，我们三年来一直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他承认。尽管如此，在他看来，近期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质量感知有所提升，此外旅游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扩建——当地居民也从中受益。至于这尚未转化为更高的游客数量，则归因于困难的经济形势和较低的购买力。

对于许多人来说，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停留是他们的第二次或第三次度假旅行，是一个短途度假的目的地。而这正是人们首先会削减开支的地方。舒尔策坚信：“一旦危机缓解，我们就能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优势。届时，数据也会随之上升。”但那些被德国选择党政府吓跑的旅行者是否也这样认为，目前仍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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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博斯将变为英国所有

零售商 Frasers 意图控制该时尚品牌。此前试图阻止此次收购的监事会主席现已离职。

慕尼黑 —— 从一开始，这就绝非一段良好的关系：施瓦本时尚公司雨果博斯（Hugo Boss）的监事会主席斯特凡·斯图姆（Stephan Sturm）一直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英国零售商 Frasers 及其做法。他不支持英国人计划收购这家来自梅青岑（Metzingen）的时尚企业，相反，他想要阻止这次收购。难怪站在 Frasers 背后的英国亿万富翁迈克·阿什利（Mike Ashley）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斯图姆。

现在阵线已经明确：斯图姆屈服于压力，将辞去在雨果博斯的职务，最迟于 15. 10 月，该公司周一宣布。至此，他为英国人彻底扫清了道路。“在公司股东结构近期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认为现在是监事会主席有序过渡的正确时机，”斯图姆表示。他在雨果博斯任职约一年，此前曾领导健康集团费森尤斯（Fresenius）六年。Frasers 在 6 月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对雨果博斯的收购要约，此举在当时并未与德方协商。目前，英国人持有约 48 Prozent 的股份，并宣布将购买更多股份以超过 50 Prozent。但在股东大会上，由于股东从未全部出席，他们现在已经拥有多数席位。Frasers 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默里（Michael Murray）已进入雨果博斯的监事会，并可能接替斯图姆担任主席。

“做自己的老板”，是该时尚品牌的广告语

这位大股东随后可能在没有进一步干扰的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管理。英国方面透露，法律专家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将接替空出的监事会席位。届时他将成为监事会中的第二位 Frasers 代表。他首先需要由地方法院任命。

Hugo Boss 最近庆祝了成立 100 周年，是德国唯一一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型时尚公司。Boss（广告语：“Be your own ”）最近的年营业额为 43 亿欧元，拥有约 17 500 名员工，是一个全球知名品牌。其起源可追溯至 1924 年，当时 家族在施瓦本地区的梅青根（Metzingen）首先生产职业装。在纳粹时期， 还生产制服并雇佣强迫劳工。如今，该公司依靠面向全球销售的高端男装以及女装生存。该公司主要凭借男装西服而壮大。

现在，其独立性最终陷入危机。此前， 首席执行官丹尼尔·格里德尔（Daniel Grieder, 65,）的目标确实是将 Hugo 维持为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这位瑞士人于 2021 年从 Tommy Hilfiger 加入 Hugo ，当时 正处于危机之中。格里德尔希望“吹掉品牌上的灰尘”。在就职之初，他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表示：“我的任务不是为了出售而把品牌打扮得漂亮。我们不想出售，我们想购买。”

现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总部位于英格兰中部希尔布鲁克（Shirebrook）的 Frasers 集团主要是一家纺织品、鞋类和体育用品零售商，旗下包括 Sports Direct，以及伦敦男装供应商 Gieves & Hawkes 或 Slazenger 等运动品牌。公司所有者艾希利（Ashley）以建立企业持股和影响力并参与管理而闻名。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泰晤士报》在 7 月底曾报道，Frasers 首席执行官默里（Murray）未来可能会成为 的首席执行官。这样将增加对这家德国公司的控制。现在，他可能会接管监事会最高职位，并从那里参与管理。格里德尔的合同有效期至 2028. 年底。他刚刚启动了一项名为“Claim 5 Touchdown”的新战略，旨在提高效率和盈利能力，目前该战略正在实施中。 Caspar Busse

全球布局：Hugo 在吉隆坡的一家门店。照片：ROMASET / IMAGO

《南德意志报》出版特刊

构建民主

民主不仅仅是在选票上打叉。它是一种生活和社会形式，孩子们也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决策或参加游行来体验和构建。照片 istockphoto.com / sibway

谁先保持沉默？

他们被侮辱、被威胁，并成为有针对性攻击活动的受害者。数字化暴力早已不再仅仅针对知名政治人物，基层政治工作者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士也深受其害。这可能导致他们说话变得更加谨慎，退出辩论，甚至完全放弃参与。对于民主制度而言，这已成为一个问题。

作者：迈克尔·哈森普施（MICHAEL HASENPUSCH）

维也纳的一场游行，旨在纪念一名在2022年因遭受网络攻击而自杀的女医生：数字化暴力的受害者大多数为女性。照片 picture alliance / GEORG HOCHMUTH / APA / picturedesk.com / GEORG HOCHMUTH

“民主死于沉默”——这可以被视为某家美国大报座右铭的变体。因为退出公共辩论往往是从悄无声息开始的。一条在平台 X 上的评论没有写成，

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 Facebook 上不再被提及，个人资料被设置为“私密”。人们发言的次数越来越少，最终可能完全陷入沉默。

在阿马德乌·安东尼奥基金会（Amadeu Antonio Stiftung）负责“数字化民主威胁”领域的乌娜·蒂茨（Una Titz）一段时间以来观察到此类现象在增强。“越来越多参与政治的人士、公民社会组织以及职业上需要面对公众的人向我们求助。”许多人报告称，持续的攻击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并影响了他们是否以及如何继续公开表达观点。

其中最极端的是“人肉搜索”（Doxing）：即公开关于居住地、亲属或孩子周围环境的私人信息。“这样做是为了发出信号：‘我们知道你和你家人的所在地’，”蒂茨说道。该基金会提供数字化自我保护的知识，并帮助人们尽早识别风险，缩小数字化攻击面，并为应对协同攻击做好准备。

[...OMITTED...]

数字暴力导致退缩

慕尼黑工业大学的雅尼娜·施泰纳特（Janina Steinert）教授表示，数字暴力确实会导致人们退缩，这一点已在经验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在与支持数字暴力受害者的咨询组织 HateAid 开展的一项共同研究中，47 Prozent 的受影响女性和 34 Prozent 的男性表示，这些攻击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

这一问题在地方政治中尤为明显。“强民主协会”（Starke Demokratie e.V.）的联合创始人迈诺尔夫·迈耶（Meinolf Meyer）与担任市长、地方议员及其他政治职务的人员合作。他报告称，电子邮件和社会网络中存在威胁，地方媒体文章下方出现攻击性评论，以及旨在恐吓人们或将其挤出公众视野的活动。

“我们社会以及地方社区的处理方式变得激烈得多，”他说道。尤其在这些地方，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几乎无法分开。“市长和社区议员并不是来自柏林的遥远人物。人们在购物时、在竞选摊位前，或者在他们接孩子放学时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的使用请统一通过 www.sz-content.de 获取。迈耶解释道：“因此，网络上的威胁可能会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迈耶表示：“虽然有些人将敌意视为动力”，但许多其他人则会变得更加谨慎。他这样描述这种反应：“人们会非常仔细地考虑自己说什么、用什么词汇以及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说。”在充满冲突的话题中，这甚至可能导致自我审查。他引用了针对地方政治家的调查，这些调查记录了他们对再次参选的疑虑。

关键还在于谁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迈耶报告称，女性不仅被攻击的频率更高，而且攻击方式也不同——甚至包括性威胁和强奸幻想。此外，那些因姓名或外貌而被认为非德国人的人受影响也更严重。特别是当此类攻击导致受害者变得谨慎或选择退缩时，这可能会改变谁能在公共辩论中保持可见，而谁不能。在蒂茨（Titz）看来，平台运营商在改变现状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然而，保护和审核机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削减或自动化，尽管此类系统对语境、代码和协调攻击的识别能力不足。因此，尤其是在活动式的攻击中，很多内容可能会被漏掉。保护不应取决于受害者自身的反击能力。

但政党、行政部门、编辑部和公民社会组织同样被要求承担责任。他们需要建立固定结构来记录攻击、减轻受害者的负担并组织支持。这其中也可以包括在个人受到针对性攻击时公开表态。此外，迈耶认为团结至关重要。那些在遭受敌意后辞职的前地方政治家告诉他：“能帮助他们坚持下去的，将是更多的团结”——无论是在自己的政党内部，还是跨越党派界限以及来自公民社会。

对民主基本原则的威胁

刑事追诉同样发挥着作用。蒂茨建议受害者举报攻击行为。她表示：“这对统计数据也很重要。”在警方和司法部门，人们对数字化暴力的认知已经提高，此外还设有专门的咨询点。但能否有效地获得刑事追诉，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资源和地区结构。

施泰纳特认为，这最终是一个民主参与的问题。如果某些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容易因数字化暴力而被挤出政治公共领域，这将演变成一个结构性问题：“这危及了平等参与这一民主基本原则。”正因如此，根据欧盟的《数字服务法》，大型社交网络运营商有义务通过内容审核和调整算法，来降低对民主选举的风险。该欧盟条例自2022年起生效。

因此，问题不仅在于一个民主社会能承受多少仇恨，而主要在于谁必须承受这种仇恨。以及谁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决定选择沉默。如果这种决定在某些群体中比在其他群体中更频繁地被做出，那么结论很明显：数字化暴力影响着民主制度还能听到哪些声音，而哪些声音被屏蔽。

当新闻成为负担

危机、战争和灾难全天候地出现。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选择关闭信息接收。但完全回避新闻也是有代价的。如何在不被新闻洪流淹没的情况下保持知情？

作者：迪克·梅维斯 (DIRK MEWIS)

2026年，危机和冲突依然主导着新闻：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缅甸和海地的战争、饥荒与流离失所；埃塞俄比亚、加沙地带和苏丹的伤亡。许多人

发现自己处于坏消息的持续洪流之中。

有些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意识地避开这些消息。专家将此称为“News Avoidance”，即“新闻回避”。汉堡开放在线大学（Hamburg Open Online University）“新闻生活平衡”（News Life Balance）项目的项目经理安克·格尔曼（Anke Gehrmann）表示：“这并非是对当前危机的短期反应，而是一种更长期的发展趋势。”

数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过去，固定的习惯构建了新闻消费模式：早晨阅读日报，晚上观看《每日新闻》（Tagesschau）。而现在，消息随时可见——在新闻页面上、通过应用程序、在社交网络中或以推送通知的形式。其结果可能是人们感到几乎无法逃避坏消息。格尔曼说：“我们面临着失去处理这些消息所需的距离感和宁静的危险。”

关掉消息成为一种保护反应

路透新闻研究学院的《2026年数字新闻报告》显示，人们希望与负面新闻保持距离的愿望是多么普遍。根据该报告，德国 40% 的受访者有时或经常会有意识地回避新闻。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比例为 42%。2017 年，国际上的这一比例仅为 29%。

然而，回避新闻并不意味着人们完全切断与政治或社会信息的联系。他们通常会进行严格筛选，避开个别话题，暂时放弃阅读新闻，或限制接触新闻的场景。

汉堡媒体学院的克里斯托弗·布肖（Christopher Buschow）教授认为，这首先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保护反应。“许多人会避开个别话题，比如关于特朗普的新闻，或者在周末或晚上给自己留出休息时间，关掉推送消息。”但如果这种短暂的休息变成了永久性的退缩，情况就会变得危险。

因为布肖认为，新闻不仅满足了信息需求，还有助于人们对政治和社会发展进行定性分析。长期脱节的人获取的信息较少，做出的决定较差，且投票频率更低。这样一来，一种应对过载的个人策略可能会演变成一个社会问题。

此外，人们消费新闻的渠道也在发生变化。根据《数字新闻报告》，在德国，36% 的成年互联网用户在普通的一周内通过社交媒体接触新闻。在 18 至 24 岁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 60%。对于该年龄段的 44% 的人来说，社交媒体现在甚至是最重要的新闻来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被完全取代。莱布尼茨媒体研究中心的“数字新闻报告”德国部分共同作者萨沙·赫利格（Sascha Hölig）指出，社交媒体通常是对其他新闻产品的补充。“用户数量增加了，但仅依赖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来源的人数并未增加。”

当获取信息的愿望变成持续不断的刷屏时，新闻消费尤其容易成为问题。对于强迫性地消费负面消息的行为，人们已经使用了“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这个词。不断出现的新危机图像和标题可能会加剧压力和疲劳感。

盖尔曼（Gehrmann）指出，人们对负面新闻的反应尤为强烈。“我们更倾向于点击带有火球的图片，而不是一个积极的解决方案故事。”这背后隐藏着一种基本的人类机制：危险会吸引注意力。“在过去，坏消息关乎生存——比如洞穴前的剑齿虎。”

因此，人们可能会形成一种由危机和灾难主导的世界观，并产生一种感觉，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影响这些发展。布肖将其称为缺乏“自我效能感”：如果一个人不断面对问题却看不到行动的可能性，就更容易陷入不堪重负的状态并选择退缩。

在无需时刻在线的情况下保持知情

让自己不断地屈从于新闻流，或者完全脱离新闻流，并不应该是唯一的选择。相反，解决方案在于自觉地掌控自己的处理方式：例如，可以关闭推送通知，在固定时间阅读或观看新闻，并且可以暂时避开那些压力特别大的话题。

厌倦了糟糕的消息：为了心理健康，暂时关掉接收渠道可能是必要的。然而，如果人们长期屏蔽实时信息，可能会对民主产生影响。

新闻业同样承担着责任。例如，布肖（Buschow）主张不要将危机仅仅描述为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新问题。“我们无法改变危机。但新闻报道不必在缺乏建设性视角的情况下进行。”那些理解危机成因、了解现有解决方案以及看到改善迹象的人，在体验新闻时，可能与那些主要被下一条灾难报道所冲击的人截然不同。

因此，挑战不在于尽可能多地消费新闻，而是在不被新闻支配的情况下保持知情。

“这对政治讨论是有害的”

在短视频平台 TikTok 上能进行政治辩论吗？西蒙·大卫·德雷斯勒（Simon David Dressler）认为可以。在采访中，这位 27 岁的政治影响力人物（Influencer）解释了他的动力以及他为何在寻找其他形式的表达。

政治影响力人物西蒙·大卫·德雷斯勒通过他的视频触达了近 65,000 人。

照片：Stefan Behrens

是什么激励您成为一名政治影响力人物的？ 西蒙·大卫·德雷斯勒：19 岁时，我为了学习语言学搬到了柏林，通过当时的一位朋友在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社交媒体团队找到了一份工作。与此同时，我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左翼观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将我模糊的人文价值观转化为政治价值观的良好途径。而这在长期来看，与我在 CDU 必须代表的立场是不相容的。于是我辞职了，并为此拍了一个视频。当时有几千人看了那个视频，于是我就一直坚持做了下来。

您与 CDU 的决裂，是否与人们在讨论联盟党核心选民与年轻一代之间的差异时经常提及的那种“代际冲突”有关？

事情不能简单化。当然，就成员和政治人物而言，CDU 平均来说是一个比绿党等政党年龄更大的政党。但在我看来，这种关于代际冲突的叙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烟雾弹，旨在转移人们对更重要冲突的注意力。我不认为决定性的斗争发生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而更多地是发生在穷人和富人之间。

但在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重新引入义务兵役制的辩论中——您自己也多次对此发表看法——确实显示出一种显著的对立。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主要是那些因为年龄原因而不再会被征召的人，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和非私人用途必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获得，而大多数年轻人则强烈反对这一步骤。

但这仅仅是因为年轻人身体上更适合这份工作。对我来说，这不是代际冲突。而且正如我所说，我根本不想讨论这个。我关注的是根本性的方向。关于平等作为一种政治价值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得更感性一点——博爱应该如何体现，例如，我们社会中不应有人遭受物质匮乏之苦。尽管如此，我每天都能看到人们，尤其是老年人，比如在我家后面的垃圾桶里寻找可回收瓶子以维持生计。政治本可以改变这一点。但它没有，而且这不是偶然发生的。

所以，您更关注的是政治哲学？ 我认为，德国这个国家在根本上出了一些问题。仅仅像目前的所谓民主政党对待德国选择党（AfD）那样寻找一个外部敌人是不够的。人们表现得好像 AfD 是一个单一的、外部的参与者，必须将其压制，必须用纸牌和灯串去辱骂它。然而，它是我们社会以及我们经济运作方式的产物。即使禁止 AfD，那些让它变得强大的问题和人们也不会因此而消失，其背后的不满情绪和政治立场同样如此。

您如何能在这种环境下进行此类讨论

您如何能在像 TikTok 这样快节奏的社交媒体上进行此类讨论？ 将一个主题缩减到一到三分钟，同时又不至于在省略内容时显得过于草率，这始终是一项挑战。正因如此，我并没有止步于 TikTok，而是越来越多地尝试更长形式的内容，比如我和奥勒·利布尔（Ole Liebl）合作的播客《正直的民主主义者》（Aufrechte Demokraten），或者在流媒体平台 Twitch 上与奥勒·尼莫恩（Ole Nymoen）进行数小时的直播，后者对于对政治感兴趣的年轻人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相比之下，在 TikTok 上，一半的人在七秒钟后就离开了。这对政治讨论来说是剧毒。

您在发布内容后通常会收到什么样的反应，您又是如何应对的？

我在某个时间点之后就停止阅读视频下方的评论了。当你带着政治论点走向公众时，总会有人攻击你，但幸运的是，在我这里这些人是少数。不过，我确实抱有说服所有人的志向。我认为，一场讨论应当始终关乎对真相的探寻，而且在我看来，即使在政治领域，真相也经常能够被找到。这可能并不总是那么简单，但那样的话，就必须将复杂的问题拆解开来。

采访由托马斯·克尔施（Thomas Kölsch）进行。

表态——不计代价？

对于企业而言，民主是一个重要的区位因素，因为它保障了法治、规划的稳定性以及开放的市场。然而，公开表态也可能导致客户流失。尽管如此，企业仍被要求履行其社会责任。

Edeka 热爱多彩的多样性。因此，顾客在蔬菜水果区可以找到各种颜色的产品：黄色的香蕉、绿色的生菜、红色的樱桃、紫色的茄子。唯有一种颜色在 2024 年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勃兰登堡州州议会选举前夕被这家超市连锁店从产品线中剔除：蓝色。该集团在广告中解释了原因：从进化论来看，这种颜色预示着不兼容性。因此，人们应当正确阅读这些“警告提示”——并在选举中确保一种“兼容的共处”。

这种几乎没有掩饰的、针对当时在德国东部各联邦州已经势头强劲的德国选择党（AfD）的立场，为这家超市连锁店赢得了不少赞誉，但也招致了大量批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抵制呼吁。几位独立的 Edeka 店主——主要分布在共和国东部——也与此次活动保持距离：他们表示自己不是政治参与者，而是零售商。他们不会让自己的店铺卷入此类政治议题。

企业面临的双重危机

德国企业目前正处于双重危机之中。它们在经济上承受着压力，同时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自由民主制度稳定性下降的政治环境。然而，对于德国企业而言，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民主创造了法治、开放的讨论、规划的确定性、企业自由以及免受专断对待的保护。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德国经济研究所（IW）和圣加仑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企业坚定支持民主，并希望维护民主价值——不过，这主要是在内部和熟悉的结构中进行。在受访企业中，十分之八表示在过去三年中至少以某种形式参与了维护民主的活动。超过60%的企业认为，企业在稳定民主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

捐赠者协会（Stifterverband）最新的“企业参与监测”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据此，德国约四分之三的企业支持经济界应公开承诺维护民主价值。然而，除了通过内部形式促进民主文化之外，具体的公开活动目前仍是例外。近一半的企业认为政治表态可能会损害业务，因此对此望而却步。

美国加州北岭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工作与组织心理学教授朱莉娅·霍赫（Julia Hoch）解释说，企业也可以从民主的企业文化和践行的多样性中获得经济利益。更多的多样性和民主结构将为企业带来更多视角，“从而带来更多的创造力和创新，并为出现的问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这位专家表示，更多的多样性还能带来更强的灵活性。在全球变革的时代，这对企业尤为重要。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在企业中推广民主价值和多样性，而在于如何推广。“关键在于如何操作，以便获得尽可能积极的结果，接纳所有想法，且不让任何人感到被冷落，”霍赫强调。

来自经济界的同行

“民主需要来自经济界的同行——尤其是在交流与对话空间不断萎缩的时代，”来自捐赠者协会（Stifterverband）的彼得·舒伯特（Peter Schubert）确认道。“许多企业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将政治表态视为对其业务的风险。”因此，专家舒伯特认为，需要在企业的价值认同、明确立场与开放的对话空间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

罗伯特·博世基金会（Robert Bosch Stiftung）也持有相同观点：高级专家兼多样性专员费迪南德·米尔巴赫（Ferdinand Mirbach）认为，企业必须将自己视为民主的参与者。在政党凝聚力丧失、工会成员人数下降的时代，工作场所正成为形成观点和交流的核心场所。“工作场所不仅仅是纯粹谋生的地方，”米尔巴赫强调，“它也是一个必须容忍差异、认可多样性并实践民主价值的地方。”

米尔巴赫警告说，雇主应当利用这一“杠杆”，为构建一个具有韧性的民主做出贡献。“企业不仅拥有经济权力，还拥有道德权力。他们通过立场来表达这种权力。”作为雇主、榜样和社会塑造者，企业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当然，企业无法单独扭转当前的趋势。但他们可以决定自己是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还是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这一点——参考 Edeka 的例子——也可以通过向外界清晰传达的立场来体现。顺便一提，Edeka 集团在当时的广告中还解释了为什么尽管采取“反蓝色”立场，蓝莓仍能留在其超市的水果架上：因为蓝莓其实根本不是蓝色的。无论如何，科学界是这么说的——而众所周知，人们应该更经常听取科学的意见。

作者：哈拉尔德·齐肖尔（Harald Czych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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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AX 全球股市概览

14.9.2026< / td>< rowspan="2">指数< / ><>± %< / >< / tr><><>较前一日< / >< / ><><>荷兰 AEX< / ><>1098,4< / ><>-0,04%< / >< / ><><>澳大利亚 All Ordinaries< / ><>8923,9< / ><>+0,04%< / >< / ><><>奥地利 ATX< / ><>6763,2< / ><>-1,77%< / >< / ><><>土耳其 BIST 100< / ><>14.235,8< / ><>-1,60%< / >< / ><><>巴西 Bovespa< / ><>185.333,0< / ><>-1,09%< / >< / ><><>法国 CAC-40< / ><>8117,8< / ><>-0,76%< / >< / table>

<>< ="2">14.9.2026< / >< ="2">收盘价< / >< ="2"> $\pm$ % 较前一日< / >< colspan="2">52 周< / >< ="2">市值（十亿）< / >< ="2">股息< / >< ="2">KGV 2026< / >< / ><><>最高< / ><>最低< / >< / ><><>Adidas $\bullet$ < / ><>143,90< / ><>0,81< / ><>196,40< / ><>129,95< / ><>25,90< / ><>2,80< / ><>15,26< / >< / ><><>空中客车 SE (NL) $\bullet \circ$ < / ><>195,06< / ><>-2,23< / ><>221,25< / ><>157,48< / ><>154,54< / ><>3,20< / ><>26,98< / >< / ><><>安联 SE $\bullet \circ$ < / ><>444,50< / ><>0,50< / ><>454,60< / ><>338,80< / ><>169,10< / ><>17,10< / ><>14,09< / >< / ><><>巴斯夫 SE $\bullet$ < / ><>52,38< / ><>1,06< / ><>55,05< / ><>41,48< / ><>46,75< / ><>2,25< / ><>18,06< / >< / ><><>拜耳 $\bullet$

< / td> 49,33< / ><>2,41< / ><>53,92< / ><>25,78< / ><>48,46< / ><>0,11< / ><>11,61< / >< / tr> <>拜尔斯道夫 (Beiersdorf)< / ><>74,76< / ><>1,96< / ><>110,15< / ><>67,08< / ><>18,14< / ><>1,00< / ><>16,39< / >< / ><><>宝马 (BMW St.) $\bullet$ < / ><>62,72< / ><>-0,44< / ><>97,92< / ><>56,40< / ><>35,19< / ><>4,40< / ><>10,05< / >< / ><><>布伦塔格 (Brenntag SE)< / ><>61,12< / ><>0,82< / ><>66,86< / ><>43,72< / ><>8,82< / ><>1,90< / ><>17,41< / >< / ><><>商业银行 (Commerzbank)< / ><>42,67< / ><>-0,14< / ><>43,20< / ><>29,01< / ><>48,11< / ><>1,10< / ><>13,38< / >< / ><><>大陆集团 (Continental)< / ><>69,60< / ><>-1,30< / ><>77,50< / ><>53,10< / ><>13,92< / ><>2,70< / ><>10,50< / >< / ><><>戴姆勒卡车控股 (Daimler Truck Hldg.)< / ><>44,04< / ><>-0,61< / ><>50,08< / ><>33,46< / ><>33,72< / ><>1,90< / ><>12,58< / >< /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bullet$ < / ><>34,15< / ><>-1,98< / ><>35,85< / ><>23,82< / ><>65,25< / ><>1,00< / ><>9,51< / >< / ><><>德意志交易所 (Deutsche Börse) $\bullet$ < / ><>282,00< / ><>2,06< / ><>291,80< / ><>200,10< / ><>52,54< / ><>4,20< / ><>23,64< / >< / ><><>德国电信 (Deutsche Telekom) $\bullet \circ$ < / ><>28,93< / ><>1,19< / ><>34,36< / ><>23,53< / ><>141,91< / ><>1,00< / ><>12,63< / >< / ><><>DHL $\bullet$ < / ><>55,84< / ><>1,49< / ><>58,30< / ><>36,99< / ><>64,22< / ><>1,90< / ><>16,62< / >< / ><><>意昂 (E.ON SE)< / ><>17,33< / ><>-1,76< / ><>20,39< / ><>14,98< / ><>45,76< / ><>0,57< / ><>15,61< / >< / ><><>费森尤斯医疗护理 (Fres.Med.Care)< / ><>39,56< / ><>2,91< / ><>47,86< / ><>34,57< / ><>11,61< / ><>1,49< / ><>9,14< / >< / ><><>费森尤斯 (Fresenius SE)< / ><>45,71< / ><>1,48< / ><>52,96< / ><>35,11< / ><>20,93< / ><>–< / >< / ><><>GEA集团 (GEA Group)< / ><>63,55< / ><>-0,47< / ><>68,10< / ><>53,45< / ><>10,35< / ><>1,30< / ><>18,53< / >< / ><><>汉诺威再保险 (Hannover Rück SE)< / ><>254,00< / ><>1,44< / ><>281,20< / ><>223,40< / ><>30,63< / ><>12,50< / ><>11,08< / >< / ><><>海德堡材料 (Heidelberg Materials)< / ><>150,15< / ><>-3,10< / ><>241,80< / ><>146,90< / ><>26,48< / ><>3,60< / ><>11,56< / >< / ><><>汉高 (Henkel Vz.)< / ><>73,14< / ><>1,16< / ><>84,20< / ><>61,28< / ><>13,03< / ><>2,07< / ><>12,81< / >< / ><><>豪赫蒂夫 (Hochtief)< / ><>377,20< / ><>-9,37< / ><>554,00< / ><>217,00< / ><>29,31< / ><>6,60< / ><>28,40< / >< / ><><>英飞凌科技 (Infineon Techn.) $\bullet$ < / ><>54,04< / ><>-7,72< / ><>88,83< / ><>31,27< / ><>70,57< / ><>0,35< / ><>33,15< / >< /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Mercedes Benz Grp.) $\bullet$ < / ><>46,66< / ><>-0,05< / ><>62,34< / ><>42,63< / ><>44,92< / ><>3,50< / ><>8,94< / >< / ><><>默克 (Merck)< / ><>130,55< / ><>-0,68< / ><>148,80< / ><>100,70< / ><>16,87< / ><>2,20< / ><>15,52< / >< / ><><>MTU航空发动机 (MTU Aero Eng.)< / ><>328,20< / ><>-4,51< / ><>404,80< / ><>265,20< / ><>17,67< / ><>3,60< / ><>16,75< / >< / ><><>慕尼黑再保险 (Münchener Rück) $\bullet \circ$ < / ><>510,60< / ><>1,43< / ><>575,60< / ><>437,40< / ><>66,71< / ><>24,00< / ><>10,03< / >< / ><><>奇亚根 (Qiagen (NL)) $\star$ < / ><>36,50< / ><>-0,08< / ><>47,60< / ><>27,56< / ><>7,55< / ><>0,35< / ><>16,90< / >< / ><><>莱茵金属 (Rheinmetall) $\bullet \circ$

< / td> 996,70< / ><>0,62< / ><>2008,0< / ><>900,20< / ><>45,85< / ><>11,50< / ><>26,13< / >< / tr> <>RWE< / ><>57,40< / ><>-4,08< / ><>62,00< / ><>35,22< / ><>44,77< / ><>1,20< / ><>21,34< / >< / ><><>SAP SE $\bullet \circ$ < / ><>186,26< / ><>5,08< / ><>244,30< / ><>127,50< / ><>228,82< / ><>2,50< / ><>25,69< / >< / ><><>Scout24 SE< / ><>74,45< / ><>1,92< / ><>112,50< / ><>62,70< / ><>5,47< / ><>1,50< / ><>18,25< / >< / ><><>西门子 (Siemens) $\bullet \circ$ < / ><>261,80< / ><>-1,08< / ><>291,70< / ><>198,00< / ><>209,44< / ><>5,35< / ><>23,89< / >< / ><><>西门子能源 (Siemens Energy) $\bullet \circ$ < / ><>132,66< / ><>-8,04< / ><>191,66< / ><>90,30< / ><>114,23< / ><>0,70< / ><>29,74< / >< / ><><>西门子医疗 (Siemens Healthineers) $\times$

< / ><>38,99< / ><>1,99< / ><>49,71< / ><>32,81< / ><>43,98< / ><>1,00< / ><>16,95< / >< / ><><>Symrise< / ><>88,24< / ><>1,19< / ><>95,00< / ><>64,70< / ><>12,33< / ><>1,25< / ><>22,17< / >< / ><><>大众汽车优先股 (Volkswagen Vz) $\bullet$ < / ><>81,46< / ><>0,34< / ><>109,15< / ><>69,20< / ><>16,80< / ><>5,26< / ><>4,06< / >< / ><><>Vonovia SE< / ><>17,98< / ><>-0,72< / ><>28,90< / ><>17,88< / ><>15,25< / ><>1,25< / ><>8,85< / >< / ><><>Zalando SE< / ><>22,59< / ><>1,21< / ><>30,43< / ><>18,61< / ><>5,97< / ><>–< / ><>15,58< / >< / table>

<><>14.9.2026< / ><>收盘价< / ><>± 较前日 %< / ><>股息< / >< / ><><>1&1< / ><>23,75< / ><>-1,04< / ><>0,05< / >< / ><><>Adtran Networks SE< / ><>22,50< / ><>-0,44< / ><>0,52< / >< / ><><>Alzchem Group< / ><>159,50< / ><>-0,56< / ><>2,10< / >< / ><><>Asta Energy Solut. (AT)< / ><>57,80< / ><>-9,97< / ><>—< / >< / ><><>Atoss Software SE< / ><>90,70< / ><>1,68< / ><>2,28< / >< / ><><>Basler< / ><>20,95< / ><>-8,71< / ><>0,11< / >< / ><><>Befesa (LU)< / ><>37,00< / ><>0,54< / ><>0,64< / >< / ><><>Cancom SE< / ><>22,80< / ><>2,01< / ><>1,00< / >< / ><><>蔡司医疗 (Carl Zeiss Meditec)*< / ><>30,28< / ><>-0,07< / ><>0,55< / >< / ><><>Cewe Stiftung< / ><>105,80< / ><>0,38< / ><>3,00< / >< / ><><>Dermapharm Hldg.

SE< / ><>37,90< / ><>1,34< / ><>0,88< / >< / ><><>Douglas< / ><>7,63< / ><>0,39< / ><>—< / >< / ><><>德雷格优先股 (Drägerwerk Vz)< / ><>112,40< / ><>0,72< / ><>2,27< / >< / ><><>Dt. Beteiligungs< / ><>21,20< / ><>0,71< / ><>1,00< / >< / ><><>Dt. Euroshop< / ><>17,66< / ><>-0,45< / ><>1,00< / >< / ><><>Dt. Pfandbriefbank< / ><>3,33< / ><>-0,95< / ><>—< / >< / ><><>Dürr< / ><>16,98< / ><>-1,62< / ><>0,80< / >< / ><><>Eckert & Ziegler SE< / ><>12,35< / ><>0,41< / ><>0,22< / >< / ><><>Einhell Germany< / ><>68,00< / ><>-1,16< / ><>1,90< / >< / ><><>Energiekontor< / ><>24,40< / ><>-1,21< / ><>1,00< / >< / ><><>Evotec SE*< / ><>2,86< / ><>-3,64< / ><>—< / >< / ><><>Fielmann Grp.< / ><>37,95< / ><>-0,52< / ><>1,40< / >< / ><><>Fr. Vorwerk Grp.

SE< / ><>64,80< / ><>-6,43< / ><>1,10< / >< / ><><>GFT Techn. SE< / ><>25,90< / ><>3,81< / ><>0,50< / >< / ><><>Grand City Propert. (LU)< / ><>8,60< / ><>-4,97< / ><>0,30< / >< / ><><>Grenke< / ><>11,28< / ><>-2,93< / ><>0,42< / >< / ><><>Hambomer Reit< / ><>4,22< / ><>0,12< / ><>0,39< / >< / ><><>Heidelbg.Druck< / ><>1,38< / ><>0,15< / ><>—< / >< / ><><>HelloFresh SE< / ><>2,79< / ><>2,09< / ><>—< / >< / ><><>Hornbach Hldg.< / ><>82,10< / ><>-2,26< / ><>2,40< / >< / ><><>Hypoport SE< / ><>76,45< / ><>-0,13< / ><>—< / >< / ><><>Indus< / ><>38,05< / ><>0,13< / ><>1,30< / >< / ><><>init innovation SE< / ><>43,30< / ><>-0,46< / ><>0,90< / >< / ><><>Jost Werke

SE< / td> 60,90< / ><>0,50< / ><>1,50< / >< / tr> <>Jungheinrich< / ><>24,80< / ><>-2,21< / ><>0,29< / >< / ><><>Kontron (AT) *< / ><>20,46< / ><>-2,94< / ><>—< / >< / ><><>KSB SE Vz< / ><>812,00< / ><>-2,75< / ><>26,76< / >< / table>

M-DAX 广告 更多股票

<><>DAX-40 德国< / ><>25.440,8< / ><>-0,50%< / >< / ><><>道琼斯 美国< / ><>52.421,2< / ><>-0,29%< / >< / ><><>Euro-Stoxx-50 欧洲< / ><>6260,4< / ><>-1,02%< / >< / ><><>恒生指数 香港< / ><>24.892,5< / ><>+0,33%< / >< / ><><>IBEX 35 西班牙< / ><>19.565,5< / ><>-1,38%< / >< / ><><>Infront GB 100 英国< / ><>10.691,9< / ><>+0,23%< / >< / ><><>Infront IT 40 意大利< / ><>51.724,7< / ><>-1,58%< / >< / ><><>MDAX 德国< / ><>31.057,2< / ><>-1,92%< / >< / table>

停滞不前，则会生锈

14.9.2026< / td><>收盘价< / ><> $\pm$ 较前一日百分比< / ><>股息< / >< / tr><><>3D Systems (US)< / ><>2,77< / ><>1,17< / ><>—< / >< / ><><>Adler Group (LU)< / ><>0,10< / ><>-1,96< / ><>—< / >< / ><><>Adobe (US)< / ><>228,00< / ><>3,73< / ><>—< / >< / ><><>Adran Hldg. Inc. (US)< / ><>6,31< / ><>2,60< / ><>—< / >< / ><><>Adv. Micro Devices (US)< / ><>428,60< / ><>-3,90< / ><>—< / >< / ><><>Aegon Ltd. (BM)< / ><>7,89< / ><>-0,50< / ><>0,40< / >< / ><><>Air France KLM (FR)< / ><>11,35< / ><>-1,90< / ><>—< / >< / ><><>Akamai (US)< / ><>91,12< / ><>-0,56< / ><>—< / >< / ><><>Alibaba ADR (CN)< / ><>94,50< / ><>0,43< / ><>1,05< / >< / ><><>Align (US)< / ><>131,35< / ><>1,19< / ><>—< / >< / ><><>Allane SE< / ><>12,80< / ><>2,40< / ><>—< / >< / ><><>Altria (US)< / ><>60,96< / ><>1,87< / ><>4,16< / >< / ><><>Amadeus Fire< / ><>17,76< / ><>-2,95< / ><>—< / >< / ><><>Amadeus IT (ES)< / ><>53,94< / ><>-2,07< / ><>1,42< / >< / ><><>ams-OSRAM (AT)< / ><>17,80< / ><>-7,05< / ><>—< / >< / ><><>Anglo Ameri. PLC (GB)< / ><>46,12< / ><>-0,35< / ><>0,23< / >< / ><><>Applied Mats. (US)< / ><>373,00< / ><>-6,09< / ><>2,05< / >< / ><><>Arcelor-Mittal (LU)< / ><>63,02< / ><>-1,50< / ><>—< / >< / ><><>AT & S (AT)< / ><>153,40< / ><>-7,14< / ><>—< / >< / ><><>AT&T (US)< / ><>23,00< / ><>2,29< / ><>1,11< / >< / ><><>Aumann< / ><>13,20< / ><>2,33< / ><>1,11< / >< / ><><>Baader Bank< / ><>6,62< / ><>-0,60< / ><>0,20< / >< / ><><>Baidu ADR (US)< / ><>79,60< / ><>0,51< / ><>—< / >< / ><><>Ballard Power (CA)< / ><>1,86< / ><>-2,36< / ><>—< / >< / ><><>Bank of America (US)< / ><>51,97< / ><>-3,78< / ><>1,08< / >< / ><><>Barclays (GB)< / ><>5,64< / ><>-1,84< / ><>0,09< / >< / ><><>Bastei Lübbe< / ><>6,80< / ><>2,41< / ><>0,25< / >< / ><><>Baywa< / ><>8,02< / ><>-5,65< / ><>—< / >< / ><><>BayWa vNA< / ><>2,52< / ><>-0,98< / ><>—< / >< / ><><>BB Biotech N (CH)< / ><>55,20< / ><>1,10< / ><>2,25< / >< / ><><>Berkshire Hath. B (US)< / ><>446,00< / ><>2,05< / ><>—< / >< / ><><>Bertrandt< / ><>8,52< / ><>-1,16< / ><>—< / >< / ><><>bet-at-home.com< / ><>3,05< / ><>-0,97< / ><>—< / >< / table>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不含德国指数名称 / 欧元区国家）

<>< rowspan="2">14.9.2026< / >< rowspan="2">收盘价< / >< ="2">$\pm$ 较前一日百分比< / >< colspan="2">52 周< / >< ="2">市值（十亿）< / >< ="2">股息< / >< ="2">KGV 2026< / >< / ><><>最高< / ><>最低< / >< / ><><>Aixtron SE*< / ><>33,32< / ><>-11,24< / ><>62,66< / ><>11,68< / ><>3,78< / ><>0,15< / ><>43,84< / >< / ><><>Aroundtown (LU)< / ><>1,80< / ><>-1,32< / ><>3,34< / ><>1,80< / ><>1,97< / ><>0,08< / ><>7,82< / >< / ><><>Aumovio SE< / ><>37,00< / ><>-2,12< / ><>47,02< / ><>31,66< / ><>3,70< / ><>-< / ><>14,57< / >< / ><><>Aurubis< / ><>163,90< / ><>-5,42< / ><>225,20< / ><>94,20< / ><>7,37< / ><>1,60< / ><>18,86< / >< / ><><>Auto1 Group [...OMITTED...]< / >< / table>

SE< / td> 18,98< / ><>-5,76< / ><>31,50< / ><>14,46< / ><>4,21< / ><>-< / ><>28,76< / >< / tr> <>Bechtle*< / ><>35,66< / ><>0,28< / ><>45,14< / ><>24,56< / ><>4,49< / ><>0,70< / ><>18,38< / >< / ><><>Bilfinger SE< / ><>72,90< / ><>-4,52< / ><>129,30< / ><>71,90< / ><>2,74< / ><>2,80< / ><>11,10< / >< / ><><>Boss< / ><>38,25< / ><>0,03< / ><>42,42< / ><>33,85< / ><>2,69< / ><>0,04< / ><>13,01< / >< / ><><>CTS Eventim< / ><>56,25< / ><>-1,06< / ><>87,50< / ><>48,68< / ><>5,40< / ><>1,44< / ><>16,69< / >< / ><><>Delivery Hero SE< / ><>36,69< / ><>-0,41< / ><>39,83< / ><>14,80< / ><>11,25< / ><>-< / >< / ><><>Deutsche

Lufthansa< / ><>7,58< / ><>-1,86< / ><>10,29< / ><>6,72< / ><>9,11< / ><>0,33< / ><>7,15< / >< / ><><>Deutz< / ><>12,29< / ><>-4,13< / ><>13,35< / ><>7,33< / ><>1,88< / ><>0,18< / ><>13,36< / >< / ><><>DWS Group< / ><>75,10< / ><>-1,77< / ><>78,75< / ><>50,20< / ><>15,02< / ><>3,00< / ><>15,71< / >< / ><><>Elmos Semicond. SE*< / ><>132,00< / ><>-7,43< / ><>206,00< / ><>75,80< / ><>2,27< / ><>1,50< / ><>18,78< / >< / ><><>Evonik

Industries< / ><>17,96< / ><>0,56< / ><>19,21< / ><>12,49< / ><>8,37< / ><>1,00< / ><>11,51< / >< / ><><>flatexDegiro< / ><>30,92< / ><>-2,03< / ><>43,24< / ><>26,62< / ><>3,41< / ><>0,30< / ><>15,46< / >< / ><><>Fraport< / ><>60,05< / ><>-0,17< / ><>86,95< / ><>58,30< / ><>5,55< / ><>1,00< / ><>15,36< / >< / ><><>freenet< / ><>25,02< / ><>-0,64< / ><>33,92< / ><>22,28< / ><>2,97< / ><>2,07< / ><>11,32< / >< / ><><>Fuchs SE Vz.< / ><>41,30< / ><>-1,15< / ><>43,18< / ><>31,80< / ><>2,71< / ><>1,23< / ><>16,01< / >< / ><><>Hella< / ><>70,00< / ><>-1,82< / ><>85,30< / ><>67,90< / ><>7,78< / ><>0,22< / ><>49,65< / >< / ><><>Hensoldt< / ><>76,86< / ><>0,29< / ><>117,70< / ><>63,18< / ><>8,88< / ><>0,55< / ><>41,32< / >< / ><><>Ionos Group

SE< / ><>34,88< / ><>0,35< / ><>42,45< / ><>20,90< / ><>4,88< / ><>-< / ><>16,38< / >< / ><><>Jenoptik< / ><>37,76< / ><>-8,53< / ><>48,42< / ><>16,30< / ><>2,16< / ><>0,40< / ><>21,95< / >< / ><><>K+S< / ><>16,60< / ><>0,06< / ><>18,69< / ><>10,35< / ><>2,97< / ><>0,07< / ><>12,48< / >< / ><><>Kion< / ><>40,70< / ><>-5,66< / ><>70,45< / ><>35,80< / ><>5,34< / ><>0,62< / ><>10,77< / >< / ><><>Knorr-Bremse< / ><>100,40< / ><>-1,47< / ><>115,60< / ><>77,40< / ><>16,18< / ><>1,90< / ><>20,45< / >< / ><><>Krones< / ><>110,60< / ><>-1,95< / ><>144,20< / ><>105,80< / ><>3,49< / ><>2,80< / ><>10,32< / >< / ><><>Lanxess< / ><>14,00< / ><>-1,75< / ><>24,82< / ><>11,03< / ><>1,21< / ><>0,10< / ><>28,57< / >< / ><><>LEG Immobilien

SE< / ><>46,58< / ><>-1,40< / ><>71,65< / ><>46,58< / ><>3,58< / ><>2,92< / ><>6,76< / >< / ><><>Nemetschek SE< / ><>60,00< / ><>2,74< / ><>113,70< / ><>50,45< / ><>6,93< / ><>0,68< / ><>22,64< / >< / ><><>Nordex SE< / ><>37,96< / ><>-3,61< / ><>51,70< / ><>19,86< / ><>8,99< / ><>-< / ><>20,63< / >< / ><><>Porsche< / ><>45,01< / ><>0,38< / ><>50,66< / ><>35,62< / ><>20,50< / ><>1,01< / ><>26,32< / >< / ><><>Porsche Hldg. SE< / ><>29,26< / ><>0,69< / ><>41,52< / ><>26,84< / ><>4,48< / ><>1,51< / ><>2,67< / >< / ><><>Puma SE< / ><>21,71< / ><>0,09< / ><>30,31< / ><>15,30< / ><>3,21< / ><>-< / >< / ><><>Rational< / ><>579,50< / ><>-0,86< / ><>776,50< / ><>576,50< / ><>6,59< / ><>20,00< / ><>23,59< / >< / ><><>Renk

Group< / td> 42,15< / ><>0,98< / ><>90,34< / ><>40,34< / ><>4,22< / ><>0,58< / ><>22,66< / >< / tr> <>RTL Group (U)< / ><>32,00< / ><>0,16< / ><>39,00< / ><>28,80< / ><>4,95< / ><>5,50< / ><>13,68< / >< / ><><>Salzgitter< / ><>51,10< / ><>-7,93< / ><>67,60< / ><>22,38< / ><>3,07< / ><>0,20< / ><>10,26< / >< / ><><>Sartorius Vz.< / ><>227,90< / ><>-2,15< / ><>267,70< / ><>189,90< / ><>8,53< / ><>0,74< / ><>41,29< / >< / ><><>Schaeffler< / ><>6,95< / ><>-3,34< / ><>11,98< / ><>5,45< / ><>6,57< / ><>0,30< / ><>15,11< / >< / ><><>Siltronic< / ><>68,00< / ><>-8,85< / ><>108,80< / ><>36,44< / ><>2,24< / ><>-< / >< / ><><>Suss MicroTec SE*< / ><>64,65< / ><>-9,45< / ><>118,40< / ><>25,80< / ><>1,24< / ><>0,04< / ><>32,82< / >< / ><><>TAG

Immob.< / ><>11,40< / ><>-1,21< / ><>16,80< / ><>11,36< / ><>2,17< / ><>0,40< / ><>7,50< / >< / ><><>Talanx< / ><>122,40< / ><>0,99< / ><>128,80< / ><>97,65< / ><>31,61< / ><>3,60< / ><>11,76< / >< / ><><>Thyssenkrupp< / ><>15,01< / ><>-2,60< / ><>15,75< / ><>7,12< / ><>9,34< / ><>0,15< / ><>29,43< / >< / ><><>TKMS< / ><>81,20< / ><>-2,40< / ><>108,80< / ><>57,00< / ><>5,16< / ><>-< / ><>41,22< / >< / ><><>Traton SE< / ><>36,36< / ><>-1,09< / ><>41,38< / ><>25,78< / ><>18,18< / ><>0,93< / ><>9,47< / >< / ><><>TUI< / ><>6,65< / ><>-0,78< / ><>9,56< / ><>6,08< / ><>3,38< / ><>0,10< / ><>5,41< / >< / ><><>United Internet*< / ><>27,46< / ><>-0,79< / ><>30,22< / ><>22,24< / ><>5,27< / ><>0,50< / ><>14,01< / >< / ><><>Wacker

Chemie< / ><>85,35< / ><>-2,74< / ><>105,60< / ><>61,15< / ><>4,45< / ><>-< / ><>251,03< / >< / table>

Scalable养老金投资账户，每年最高可获得 540 € 政府补贴。立即预登记。

<><>KWS Saat SE< / ><>77,70< / ><>0,78< / ><>1,25< / >< / ><><>LPKF Laser SE< / ><>11,85< / ><>-8,14< / ><>—< / >< / ><><>MBB SE< / ><>171,80< / ><>-1,38< / ><>1,21< / >< / ><><>Medios< / ><>10,26< / ><>-2,47< / ><>—< / >< / ><><>MLP SE< / ><>9,08< / ><>0,55< / ><>0,36< / >< / ><><>Mutares< / ><>25,85< / ><>-0,96< / ><>2,00< / >< / ><><>Nagarro< / ><>78,20< / ><>-0,06< / ><>1,00< / >< / ><><>Norma Group SE< / ><>18,72< / ><>-4,88< / ><>0,14< / >< / ><><>OHB SE< / ><>176,80< / ><>0,34< / ><>0,59< / >< / ><><>Ottobock SE< / ><>55,30< / ><>-0,90< / ><>0,97< / >< / ><><>Patrizia SE< / ><>6,88< / ><>-1,57< / ><>0,36< / >< / ><><>PNE< / ><>7,14< / ><>-2,19< / ><>0,04< / >< / ><><>PVA TePla< / ><>28,46< / ><>-5,82< / ><>—< / >< / ><><>Redcare Pharmacy

(NL)< / ><>52,50< / ><>0,29< / ><>—< / >< / ><><>SAF Holland SE< / ><>22,15< / ><>-0,89< / ><>0,65< / >< / ><><>Schott Pharma< / ><>22,60< / ><>-1,95< / ><>0,18< / >< / ><><>Secunet Security< / ><>200,00< / ><>1,01< / ><>2,58< / >< / ><><>SFC Energy< / ><>20,20< / ><>-1,22< / ><>—< / >< / ><><>Shelly Group SE (BG)< / ><>63,70< / ><>-0,62< / ><>0,13< / >< / ><><>Sixt SE St.< / ><>68,80< / ><>0,29< / ><>3,20< / >< / ><><>SMA Solar Techn.*< / ><>57,65< / ><>-2,12< / ><>—< / >< / ><><>Springer Nature< / ><>20,20< / ><>0,50< / ><>0,83< / >< / ><><>Stabilus SE< / ><>15,50< / ><>-2,52< / ><>0,35< / >< / ><><>Sto SE< / ><>99,40< / ><>-2,17< / ><>3,31< / >< / ><><>Ströer

SE< / td> 37,52< / ><>0,54< / ><>1,85< / >< / tr> <>Südzucker< / ><>12,78< / ><>-1,54< / ><>—< / >< / ><><>TeamViewer SE< / ><>6,58< / ><>3,46< / ><>—< / >< / ><><>tonies SE (U)< / ><>11,52< / ><>-0,86< / ><>—< / >< / ><><>Verbio SE< / ><>30,98< / ><>-0,06< / ><>—< / >< / ><><>Vincorion SE< / ><>18,84< / ><>-0,87< / ><>—< / >< / ><><>Vossloh< / ><>56,60< / ><>-2,25< / ><>1,15< / >< / ><><>Wacker Neuson SE< / ><>23,60< / ><>-2,68< / ><>0,70< / >< / ><><>Wüstenrot Württemb.< / ><>14,34< / ><>0,42< / ><>0,65< / >< / table>

<><>Biofrontera< / ><>2,34< / ><>0,86< / ><>-< / >< / ><><>Biogen (US)< / ><>188,16< / ><>1,65< / ><>-< / >< / ><><>BioNTech< / ><>86,55< / ><>4,72< / ><>-< / >< / ><><>Bombardier B (CA)< / ><>185,55< / ><>-2,70< / ><>-< / >< / ><><>Booking (US)< / ><>156,70< / ><>3,09< / ><>1,57< / >< / ><><>Brain Biotech< / ><>2,72< / ><>-1,81< / ><>-< / >< / ><><>Branicks Group< / ><>0,56< / ><>0,00< / ><>-< / >< / ><><>Bristol-Myers Sq. (US)< / ><>55,77< / ><>1,83< / ><>2,49< / >< / ><><>BYD CO. (CN) (CN)< / ><>8,88< / ><>0,62< / ><>-< / >< / ><><>Carrefour (FR)< / ><>16,56< / ><>0,42< / ><>0,97< / >< / ><><>Ceconomy< / ><>3,93< / ><>2,75< / ><>-< / >< / ><><>Cenit< / ><>7,64< / ><>2,96< / ><>-< / >< / ><><>Cherry

SE< / ><>1,04< / ><>-7,56< / ><>-< / >< / ><><>Citigroup (US)< / ><>116,58< / ><>-2,26< / ><>2,32< / >< / ><><>Colgate Palm. (US)< / ><>74,88< / ><>-1,65< / ><>2,06< / >< / ><><>Conoco Philips (US)< / ><>119,24< / ><>1,93< / ><>3,18< / >< / ><><>Corestate Capital (LU)< / ><>0,22< / ><>-4,76< / ><>-< / >< / ><><>Covestro< / ><>60,00< / ><>0,00< / ><>-< / >< / ><><>Danaher Corp. (US)< / ><>172,70< / ><>0,06< / ><>1,28< / >< / ><><>Deere (US)< / ><>582,20< / ><>-1,79< / ><>6,48< / >< / ><><>Delticom< / ><>2,18< / ><>0,00< / ><>0,12< / >< / ><><>DMG Mori< / ><>47,00< / ><>0,00< / ><>1,03< / >< / ><><>Drägerwerk St.< / ><>85,80< / ><>1,42< / ><>2,21< / >< / ><><>eBay (US)< / ><>92,25< / ><>2,11< / ><>1,16< / >< / ><><>Eli Lilly

(US)< / ><>988,30< / ><>1,72< / ><>6,00< / >< / ><><>ElringKlinger< / ><>5,18< / ><>0,00< / ><>0,15< / >< / ><><>Engie (FR)< / ><>23,65< / ><>-1,34< / ><>1,35< / >< / ><><>Epigenomics konv.< / ><>0,90< / ><>0,00< / ><>-< / >< / ><><>Equinor (NO)< / ><>38,48< / ><>-0,44< / ><>14,64< / >< / ><><>Ericsson B (SE)< / ><>8,75< / ><>0,67< / ><>3,00< / >< / table>

<><>Kraft Heinz Co (US)< / ><>21,21< / ><>0,76< / ><>1,60< / >< / ><><>Leifheit< / ><>12,65< / ><>0,80< / ><>1,20< / >< / ><><>Leo Int.Prec. Health< / ><>13,00< / ><>0,00< / ><>-< / >< / ><><>Linde PLC (IE)< / ><>402,80< / ><>0,90< / ><>6,00< / >< / ><><>Lloyds Banking (GB)< / ><>1,30< / ><>1,61< / ><>0,04< / >< / ><><>Lockheed Martin (US)< / ><>457,20< / ><>0,77< / ><>13,35< / >< / ><><>MasterCard (US)< / ><>492,40< / ><>1,07< / ><>3,15< / >< / ><><>MAX Automation SE< / ><>3,08< / ><>-2,22< / ><>-< / >< / ><><>Medtronic (IE)< / ><>81,34< / ><>3,72< / ><>2,84< / >< / ><><>Meta Platforms (US)< / ><>575,20< / ><>2,75< / ><>2,10< / >< / ><><>Micron Techn. (US)< / ><>802,60< / ><>-4,85< / ><>0,46< / >< / ><><>Moderna

(US)< / td> 126,32< / ><>1,06< / ><>-< / >< / tr> <>Multitude (CH)< / ><>5,82< / ><>2,83< / ><>0,55< / >< / ><><>MVV Energie< / ><>30,00< / ><>0,33< / ><>1,30< / >< / ><><>Nakiki< / ><>0,19< / ><>26,23< / ><>-< / >< / ><><>Netflix (US)< / ><>69,22< / ><>4,39< / ><>-< / >< / ><><>Newmont Corp. (US)< / ><>106,36< / ><>-2,99< / ><>1,00< / >< / ><><>NFON< / ><>3,37< / ><>1,51< / ><>-< / >< / ><><>Nintendo (JP)< / ><>46,30< / ><>0,81< / ><>219,0< / >< / ><><>Nvidia (US)< / ><>182,78< / ><>-3,35< / ><>0,52< / >< / ><><>OHB SE< / ><>177,20< / ><>0,68< / ><>0,59< / >< / ><><>OMV (AT)< / ><>72,90< / ><>2,24< / ><>4,40< / >< / ><><>Oracle (US)< / ><>124,18< / ><>-4,65< / ><>2,00< / >< / ><><>Orange (FR)< / ><>15,80< / ><>1,58< / ><>0,75< / >< / ><><>奥地利邮政

(AT)< / ><>31,70< / ><>0,00< / ><>1,83< / >< / ><><>Panasonic (JP)< / ><>23,00< / ><>-1,67< / ><>40,00< / >< / ><><>paragon GmbH< / ><>1,04< / ><>4,00< / ><>-< / >< / ><><>PayPal (US)< / ><>46,65< / ><>-0,12< / ><>0,28< / >< / ><><>Pepsico (US)< / ><>118,42< / ><>0,78< / ><>5,62< / >< / ><><>Pfeiffer Vac.< / ><>163,80< / ><>-0,73< / ><>7,32< / >< / table>

<><>EssilorLuxottica (FR) ◆○< / ><>147,50< / ><>0,10< / ><>< / ><>323,50< / ><>144,25< / ><>68,48< / ><>4,00< / ><>20,57< / >< / ><><>Ferrari (NL) ◆< / ><>350,60< / ><>< / ><>-0,99< / ><>429,40< / ><>268,90< / ><>62,15< / ><>3,62< / ><>39,22< / >< / ><><>GSK PLC (GB) ◆< / ><>21,67< / ><>5,25< / ><>< / ><>26,02< / ><>16,55< / ><>87,66< / ><>0,66 英镑< / ><>9,51< / >< / ><><>Hermes Internat. (FR) ◆○< / ><>1410,0< / ><>0,71< / ><>< / ><>2288,0< / ><>1394,0< / ><>148,85< / ><>13,03< / ><>31,72< / >< / ><><>HSBC (GB) ◆< / ><>18,01< / ><>< / ><>-0,66< / ><>19,01< / ><>11,10< / ><>309,09< / ><>0,75 美元< / ><>12,04< / >< / ><><>Iberdrola (ES) ◆○< / ><>19,78< / ><>< / ><>-1,96< / ><>22,00< / ><>14,85< / ><>131,96< / ><>0,01< / ><>19,97< / >< / ><><>Inditex (ES)

◆< / ><>54,06< / ><>< / ><>-0,88< / ><>59,14< / ><>44,12< / ><>168,49< / ><>1,65< / ><>25,14< / >< / ><><>ING Group (NL) ◆○< / ><>31,87< / ><>< / ><>-1,21< / ><>32,26< / ><>20,33< / ><>91,57< / ><>1,09< / ><>12,96< / >< / ><><>Intesa Sanpaolo (IT) ◆○< / ><>6,70< / ><>< / ><>-2,19< / ><>6,94< / ><>4,80< / ><>119,28< / ><>0,38< / ><>11,36< / >< / ><><>L'Oréal (FR) ◆○< / ><>384,10< / ><>1,33< / ><>< / ><>405,15< / ><>339,85< / ><>204,59< / ><>7,31< / ><>27,42< / >< / ><><>London St. Exch. (GB) ◆< / ><>97,56< / ><>< / ><>-0,45< / ><>115,40< / ><>83,00< / ><>47,28< / ><>1,50 英镑< / ><>16,86< / >< / ><><>LVMH (FR) ◆○< / ><>417,85< / ><>0,52< / ><>< / ><>654,00< / ><>405,75< / ><>206,67< / ><>13,00< / ><>19,21< / >< / ><><>National Grid (GB)

◆< / ><>12,99< / ><>< / ><>-1,78< / ><>16,40< / ><>11,90< / ><>65,27< / ><>0,48 英镑< / ><>12,77< / >< / ><><>Nestle (CH) ◆< / ><>83,77< / ><>2,42< / ><>< / ><>93,80< / ><>75,91< / ><>215,84< / ><>3,10 瑞士法郎< / ><>17,19< / >< / ><><>Nordea Bank AB (FI) ◆< / ><>17,69< / ><>< / ><>-1,17< / ><>17,90< / ><>13,58< / ><>60,20< / ><>0,96< / ><>12,20< / >< / ><><>Novartis (CH) ◆< / ><>120,04< / ><>0,20< / ><>< / ><>144,08< / ><>102,12< / ><>244,26< / ><>3,70 瑞士法郎< / ><>16,30< / >< / ><><>Novo Nordisk (DK) ◆< / ><>37,74< / ><>1,99< / ><>< / ><>54,86< / ><>30,29< / ><>127,94< / ><>11,70 丹麦克朗< / ><>13,61< / >< / ><><>Prosus (NL) ◆○< / ><>35,61< / ><>0,32< / ><>< / ><>63,58< / ><>35,20< / ><>77,86< / ><>—< / ><>7,83< / >< / table>

14.9.2026< / td>< rowspan="2">收盘价< / >< ="2">较前一日 $\pm$ %< / >< colspan="2">52 周< / >< ="2">市值（十亿欧元）< / >< ="2">股息< / >< ="2">2026年市盈率< / >< / tr><><>最高< / ><>最低< / >< / ><><>ABB (CH) ◦< / ><>79,90< / ><>-3,08< / ><>96,76< / ><>58,00< / ><>145,67< / ><>0,94 CHF< / ><>31,82< / >< / ><><>Adyen (NL) ◆< / ><>948,00< / ><>2,72< / ><>1600,0< / ><>784,30< / ><>30,04< / ><>–< / ><>24,62< / >< / ><><>Ahold (NL) ◆< / ><>31,65< / ><>2,33< / ><>42,47< / ><>30,36< / ><>27,90< / ><>1,24< / ><>11,07< / >< / ><><>Air Liquide (FR) ◆◇< / ><>167,30< / ><>-0,46< / ><>181,20< / ><>140,91< / ><>106,76< / ><>3,36< / ><>26,35< / >< / ><><>Anheuser Busch Inb. (BE) ◆◇< / ><>66,82< / ><>-1,30< / ><>76,00< / ><>48,84< / ><>120,09< / ><>1,15< / ><>17,40< / >< / ><><>Argenx (NL) ◆< / ><>844,20< / ><>-0,82< / ><>910,00< / ><>566,40< / ><>52,81< / ><>–< / ><>34,47< / >< / ><><>ASML Holding (NL) ◆◇< / ><>1370,0< / ><>-7,11< / ><>1741,4< / ><>725,70< / ><>531,76< / ><>4,58< / ><>36,68< / >< / ><><>AstraZeneca (GB) ◆< / ><>142,00< / ><>3,35< / ><>332,50< / ><>134,00< / ><>220,25< / ><>6,49 GBP< / ><>15,09< / >< / ><><>AXA (FR) ◆◇< / ><>43,56< / ><>0,83< / ><>45,79< / ><>36,58< / ><>91,08< / ><>2,32< / ><>10,30< / >< / ><><>Banco Bilb. (BBVA) (ES) ◆◇< / ><>25,08< / ><>-0,36< / ><>25,76< / ><>15,57< / ><>139,98< / ><>1,33< / ><>12,67< / >< / ><><>Banco Santander (ES) ◆◇< / ><>12,79< / ><>0,05< / ><>13,04< / ><>8,16< / ><>192,10< / ><>0,24< / ><>12,79< / >< / ><><>BAT (GB) ◆< / ><>49,64< / ><>3,46< / ><>57,26< / ><>42,95< / ><>107,20< / ><>2,40 GBP< / ><>11,60< / >< / ><><>BNP Paribas (FR) ◆◇< / ><>103,40< / ><>0,37< / ><>113,56< / ><>65,01< / ><>113,91< / ><>2,57< / ><>9,05< / >< / ><><>BP (GB) ◆< / ><>6,60< / ><>0,35< / ><>7,01< / ><>4,60< / ><>103,67< / ><>0,33 USD< / ><>8,07< / >< / ><><>Danone (FR) ◆< / ><>61,72< / ><>0,33< / ><>80,00< / ><>61,00< / ><>42,18< / ><>2,25< / ><>14,80< / >< / ><><>Enel (IT) ◆◇< / ><>8,76< / ><>-2,53< / ><>10,29< / ><>7,73< / ><>89,07< / ><>0,49< / ><>12,17< / >< / ><><>Eni (IT) ◆< / ><>24,00< / ><>-0,23< / ><>25,00< / ><>14,53< / ><>75,52< / ><>1,07< / ><>8,92< / >< / table>

<><>MSCI-World 全球< / ><>4937,3*< / ><>+0,64%< / >< / ><><>Nasdaq-100 美国< / ><>29.127,2< / ><>-0,82%< / >< / ><><>Nikkei 225 日本< / ><>63.633,6< / ><>-0,58%< / >< / ><><>OBX 奥斯陆 挪威< / ><>2035,2< / ><>+0,24%< / >< / ><><>OMX 瑞典< / ><>1114,8< / ><>-0,95%< / >< / ><><>OMX Index 芬兰< / ><>13.518,0< / ><>-2,99%< / >< / ><><>OMXC 20 丹麦< / ><>1577,0< / ><>+0,16%< / >< / ><><>PX 捷克< / ><>2761,1< / ><>-0,84%< / >< / table>

<><>Eurofins Scien. (LU)< / ><>72,74< / ><>2,51< / ><>0,72< / >< / ><><>Exxon Mobil (US)< / ><>144,00< / ><>2,13< / ><>4,00< / >< / ><><>First Sensor< / ><>53,50< / ><>-0,93< / ><>0,47< / >< / ><><>Ford (US)< / ><>11,91< / ><>-0,04< / ><>0,60< / >< / ><><>Formycon< / ><>19,82< / ><>-1,64< / ><>-< / >< / ><><>Fortec Elektronik< / ><>11,00< / ><>1,85< / ><>0,40< / >< / ><><>Freeport-McM. (US)< / ><>59,91< / ><>-4,07< / ><>0,60< / >< / ><><>Fuchs SE< / ><>35,70< / ><>0,99< / ><>1,22< / >< / ><><>GE Aerospace (US)< / ><>274,00< / ><>-1,81< / ><>1,44< / >< / ><><>Geely (CN)< / ><>1,84< / ><>4,60< / ><>0,50< / >< / ><><>General Motors (US)< / ><>74,81< / ><>0,27< / ><>0,63< / >< / ><><>Generali< / >< / table>

(IT)< / td> 45,15< / ><>0,62< / ><>1,64< / >< / tr> <>Gesco< / ><>14,30< / ><>-0,69< / ><>0,20< / >< / ><><>Gigaset< / ><>0,01< / ><>14,55< / ><>-< / >< / ><><>吉利德科学 (US)< / ><>124,02< / ><>-0,58< / ><>3,16< / >< / ><><>Global Fashion Grp. (LU)< / ><>0,45< / ><>0,00< / ><>-< / >< / ><><>Grammer< / ><>12,10< / ><>-2,42< / ><>-< / >< / ><><>H+R< / ><>7,06< / ><>0,86< / ><>-< / >< / ><><>哈里伯顿 (US)< / ><>31,09< / ><>0,36< / ><>0,68< / >< / ><><>汉堡港< / ><>21,50< / ><>0,00< / ><>-< / >< / ><><>哈帕格-劳埃德< / ><>136,20< / ><>0,81< / ><>3,00< / >< / ><><>哈雷戴维森 (US)< / ><>23,54< / ><>5,47< / ><>0,72< / >< / ><><>Harmony Gold (ZA)< / ><>17,30< / ><>-2,26< / ><>12,80< / >< / ><><>Hawesko Holding

SE< / ><>16,10< / ><>0,94< / ><>1,00< / >< / ><><>海尼根 (NL)< / ><>72,56< / ><>2,37< / ><>1,92< / >< / ><><>汉高< / ><>66,75< / ><>-1,84< / ><>2,05< / >< / ><><>Hennes&Mauritz (SE)< / ><>14,46< / ><>-0,76< / ><>7,10< / >< / ><><>Hoenle< / ><>7,44< / ><>-3,13< / ><>-< / >< / ><><>豪瑞 (CH)< / ><>73,88< / ><>-0,75< / ><>-< / >< / ><><>Instone Real Estate< / ><>6,56< / ><>-2,96< / ><>0,43< / >< / ><><>Intershop Communic.< / ><>1,36< / ><>-0,73< / ><>-< / >< / ><><>京东 ADR (CN)< / ><>23,35< / ><>0,00< / ><>1,00< / >< / ><><>Koenig & Bauer< / ><>9,17< / ><>6,38< / ><>-< / >< / ><><>通力集团 (FI)< / ><>49,45< / ><>-0,52< / ><>1,80< / >< / ><><>KPS< / ><>0,24< / ><>-1,67< / ><>-< / >< / table>

Scalable Capital

Takkt< / td><>3,10< / ><>-5,78< / ><>—< / >< / tr><><>technotrans SE< / ><>27,30< / ><>0,92< / ><>0,83< / >< / ><><>Telefónica (ES)< / ><>3,68< / ><>0,71< / ><>0,30< / >< / ><><>Tencent (CN)< / ><>47,95< / ><>1,60< / ><>5,30< / >< / ><><>Tesla (US)< / ><>311,00< / ><>-1,03< / ><>—< / >< / ><><>Teva ADR (IL)< / ><>—< / >< / ><><>Texas Instruments (US)< / ><>224,25< / ><>-0,40< / ><>5,56< / >< / ><><>thyssenkr. nucera< / ><>7,94< / ><>0,44< / ><>—< / >< / ><><>Tomra Systems (NO)< / ><>8,75< / ><>0,23< / ><>2,15< / >< / ><><>Toyota Motor (JP)< / ><>16,80< / ><>-3,39< / ><>95,00< / >< / ><><>Unibail-Rod.Wfd. (FR)< / ><>92,74< / ><>-0,43< / ><>4,50< / >< / ><><>Universal Music Gr. (NL)< / ><>14,41< / ><>1,98< / ><>0,52< / >< / ><><>Vale (BR)< / ><>12,42< / ><>-2,20< / ><>7,51< / >< / ><><>Veolia Envir. (FR)< / ><>31,63< / ><>0,29< / ><>1,50< / >< / ><><>Verizon (US)< / ><>44,35< / ><>2,88< / ><>2,74< / >< / ><><>Vestas Wind (DK)< / ><>27,50< / ><>-3,81< / ><>0,74< / >< / ><><>Villeroy & Boch< / ><>14,50< / ><>-1,02< / ><>0,85< / >< / ><><>Vita 34< / ><>2,88< / ><>-1,71< / ><>—< / >< / ><><>Vivendi (FR)< / ><>1,51< / ><>2,09< / ><>0,04< / >< / ><><>Vodafone (GB)< / ><>1,51< / ><>0,73< / ><>0,04< / >< / ><><>Voestalpine (AT)< / ><>43,94< / ><>-0,32< / ><>0,75< / >< / ><><>Volkswagen St.< / ><>81,00< / ><>-0,18< / ><>5,20< / >< / ><><>Voltatron< / ><>3,51< / ><>-5,77< / ><>—< / >< / ><><>WashTec< / ><>38,60< / ><>0,00< / ><>2,50< / >< / ><><>Wells Fargo (US)< / ><>75,90< / ><>-2,87< / ><>1,70< / >< / ><><>Westwing Group SE< / ><>12,20< / ><>-1,61< / ><>—< / >< / ><><>Zeal Network SE< / ><>42,80< / ><>0,71< / ><>1,40< / >< / table>

<><>Relx (GB) ◦< / ><>30,50< / ><>5,10< / ><>40,98< / ><>23,44< / ><>53,25< / ><>0,68 GBP< / ><>17,80< / >< / ><><>Richemont (CH) ◦< / ><>183,90< / ><>0,22< / ><>215,30< / ><>140,40< / ><>98,86< / ><>4,30 CHF< / ><>24,41< / >< / ><><>Rio Tinto (GB) ◦< / ><>84,35< / ><>-1,62< / ><>95,90< / ><>52,50< / ><>105,87< / ><>3,00 GBP< / ><>11,51< / >< / ><><>Roche PS (CH) ◦< / ><>382,25< / ><>4,28< / ><>411,60< / ><>270,20< / ><>268,55< / ><>19,60 CHF< / ><>17,71< / >< / ><><>Rolls-Royce Grp. (GB) ◦< / ><>16,57< / ><>-2,63< / ><>18,74< / ><>11,50< / ><>137,71< / ><>0,10 GBP< / ><>40,60< / >< / ><><>Safran (FR) ◦ ◦< / ><>329,80< / ><>0,15< / ><>366,00< / ><>264,00< / ><>137,97< / ><>3,35< / ><>30,34< / >< / ><><>Saint Gobain (FR) ◦< / ><>69,88< / ><>-1,80< / ><>95,30< / ><>66,12< / ><>34,58< / ><>2,30< / ><>10,87< / >< / ><><>Sanofi (FR) ◦ ◦< / ><>75,16< / ><>2,40< / ><>90,46< / ><>71,72< / ><>90,78< / ><>4,12< / ><>8,57< / >< / ><><>Schneider Electric (FR) ◦ ◦< / ><>274,85< / ><>-5,70< / ><>311,75< / ><>221,65< / ><>159,03< / ><>4,20< / ><>26,56< / >< / ><><>Shell (GB) ◦< / ><>42,23< / ><>1,75< / ><>42,26< / ><>29,54< / ><>243,02< / ><>0,93< / ><>10,53< / >< / ><><>TotalEnergies (FR) ◦ ◦< / ><>79,19< / ><>0,76< / ><>81,42< / ><>49,46< / ><>180,68< / ><>3,40< / ><>7,71< / >< / ><><>UBS (CH) ◦< / ><>46,52< / ><>-1,36< / ><>48,00< / ><>31,14< / ><>152,48< / ><>1,10 USD< / ><>15,46< / >< / ><><>UniCredit (IT) ◦

◦< / td> 84,69< / ><>0,34< / ><>86,07< / ><>57,10< / ><>131,92< / ><>3,15< / ><>11,25< / >< / tr> <>联合利华 (Unilever PLC) (GB) ◦< / ><>54,88< / ><>2,52< / ><>63,27< / ><>47,00< / ><>119,69< / ><>1,24 英镑< / ><>18,92< / >< / ><><>文西 (Vinci) (FR) ◦ ◦< / ><>111,75< / ><>-0,13< / ><>143,00< / ><>110,20< / ><>65,60< / ><>5,00< / ><>11,45< / >< / ><><>沃尔得克鲁威 (Wolters Kluwer) (NL) ◦< / ><>70,10< / ><>7,28< / ><>116,75< / ><>55,00< / ><>16,30< / ><>2,52< / ><>11,53< / >< / ><><>苏黎世保险 (Zurich Insurance) (CH) ◦< / ><>631,00< / ><>2,53< / ><>681,20< / ><>573,40< / ><>95,42< / ><>30,00 瑞士法郎< / ><>14,79< / >< / table>

中欧夏令时 (ME(S)Z) 22:04h，* 前一日指数，较前一日的百分比变化

在德国获准销售的优质基金 – 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提供每日发布

<>< rowspan="2">名称< / >< rowspan="2">ISIN< / >< ="2">9月14日价格< / >< colspan="4">业绩 (百分比 %)< / >< ="2">经常性费用 %< / >< ="2">分配方式< / >< / ><><>6个月< / ><>1年< / ><>3年< / ><>5年< / >< / ><><>Vontobel EmergMktsDebtH EUR< / ><>LU0926439992< / ><>132,76 €< / ><>2,13< / ><>5,20< / ><>36,22< / ><>4,96< / ><>1,41< / ><>累积型< / >< / ><><>LLB Invest Constantia ZZ1< / ><>AT0000989090< / ><>162,20 €< / ><>6,33< / ><>20,22< / ><>33,73< / ><>16,84< / ><>0,73< / ><>分配型 (1,52€)< / >< / ><><>PAYDEN Global HY Bond USD< / ><>IE0030624831< / ><>38,80 $< / ><>1,97< / ><>3,94< / ><>26,93< / ><>21,89< / ><>0,73< / ><>累积型< / >< / ><><>Deka Multirent-Invest< / ><>DE0008479213< / ><>32,37 €< / ><>2,04< / ><>5,65< / ><>25,93< / ><>18,57< / ><>1,16< / ><>分配型 (1,38€)< / >< / ><><>Deka Lux MF GI Crp HY I< / ><>LU1685587591< / ><>87,03 €< / ><>2,17< / ><>4,25< / ><>24,58< / ><>16,08< / ><>0,60< / ><>分配型 (5,15€)< / >< / ><><> Lux EM Bond AV< / ><>LU1508394241< / ><>75,25 €< / ><>-0,59< / ><>2,37< / ><>24,32< / ><>-5,31< / ><>1,60< / ><>分配型 (3,47€)< / >< / ><><>PAYDEN GI.Em.Mkts Bd € A*< / ><>IE00B04NLM33< / ><>22,04 €< / ><>2,94< / ><>7,27< / ><>24,20< / ><>0,55< / ><>0,75< / ><>累积型< / >< / ><><> VAG-Weltzins-INV< / ><>DE000A2DJVM0< / ><>72,71 €< / ><>4,84< / ><>12,36< / ><>22,76< / ><>23,33< / ><>0,70< / ><>分配型 (4,26€)< / >< / ><><> Weltzins-Invest T< / ><>DE000A0M6KA6< / ><>40,18 €< / ><>4,38< / ><>11,60< / ><>21,41< / ><>21,16< / ><>0,66< / ><>累积型< / >< / ><><> Multizins-INVEST< / ><>DE0009786061< / ><>24,46 €< / ><>3,44< / ><>8,64< / ><>20,96< / ><>9,11< / ><>1,43< / ><>分配型 (1,50€)< / >< / table>

债券基金对比

<><>印度 S&P BSE Sensex< / ><>74.781,8*< / ><>-0,16%< / >< / ><><>美国 S&P-500< / ><>7620,0< / ><>-0,48%< / >< / ><><>加拿大 S&P-TSX< / ><>35.702,5< / ><>+0,01%< / >< / ><><>中国上海综合指数< / ><>3885,3< / ><>-0,07%< / >< / ><><>瑞士 SMI< / ><>13.878,5< / ><>+0,75%< / >< / ><><>欧洲 Stoxx-Europe-50< / ><>5319,7< / ><>-0,24%< / >< / ><><>德国 TecDAX< / ><>3960,8< / ><>-0,50%< / >< / ><><>波兰 WIG 20< / ><>4121,6< / ><>-0,43%< / >< / table>

所有列出的投资基金均为基金服务（Funds Service）的参与者，按 3 年业绩排序，根据 BVI（德国投资与资产管理协会）方法计算。经常性费用 % = 基金管理费的比例，百分比越高 = 成本占比越高。每日轮换显示的类别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市场、混合、房地产和对冲基金。不构成投资建议或推荐。

可持续发展基金 (ESG)

[...OMITTED...]

名称< / td><>货币< / >< colspan="2">发行价 回购价< / >< colspan="4">_业绩_< / >< / tr><><>< / ><>< / ><>14.09.< / ><>年初至今 (YTD)< / ><>1 年< / ><>3 年< / ><>ISIN< / >< / table>

<><><>Persp Dynamisch CF< / ><>€< / ><>124,05< / ><>118,14< / ><>+5,61< / ><>+11,23< / ><>+47,51< / ><>DE000DK0V6U7< / >< / >

DWS

<><><>hausInvest< / ><>€< / ><>46,28< / ><>44,08< / ><>+0,84< / ><>+1,60< / ><>+5,92< / ><>DE0009807016< / >< / >

<><>< colspan="8">开放式房地产基金< / >< / ><><>grundb. europa IC:< / ><>€< / ><>35,02< / ><>33,35< / ><>-7,05< / ><>-7,28< / ><>-9,90< / ><>DE000A0NDW81< / >< / ><><>grundb. europa RC< / ><>€< / ><>35,13< / ><>33,46< / ><>-7,08< / ><>-7,39< / ><>-10,70< / ><>DE0009807008< / >< / ><><>grundb. Fok Deu RC< / ><>€< / ><>50,53< / ><>48,12< / ><>-5,05< / ><>-4,84< / ><>-7,36< / ><>DE0009807081< / >< / ><><>grundb. Fokus D IC:< / ><>€< / ><>50,85< / ><>48,43< / ><>-4,88< / ><>-4,59< / ><>-6,37< / ><>DE0009807099< / >< / ><><>grundb. global IC:< / ><>€< / ><>46,08< / ><>43,89< / ><>-4,71< / ><>-4,49< / ><>-10,35< / ><>DE000A0NCT95< / >< / ><><>grundb. global RC< / ><>€< / ><>45,35< / ><>43,19< / ><>-4,95< / ><>-4,84< / ><>-11,47< / ><>DE0009807057< / >< / >

KanAm Grund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 mbH

<><><>Leading Cities*< / ><>€< / ><>59,08< / ><>56,00< / ><>-9,69< / ><>-23,20< / ><>-45,27< / ><>DE0006791825< / >< / >

<><><>hausInvest< / ><>€< / ><>46,28< / ><>44,08< / ><>+0,84< / ><>+1,60< / ><>+5,92< / ><>DE0009807016< / >< / ><>< colspan="8">Deka< / >< / ><><>AriDeka CF< / ><>€< / ><>110,85< / ><>105,31< / ><>+8,23< / ><>+13,96< / ><>+39,46< / ><>DE0008474511< / >< / ><><>BW Zielfonds 2030< / ><>€< / ><>54,49< / ><>53,42< / ><>+0,49< / ><>+1,03< / ><>+10,43< / ><>DE000DK0ECQ6< / >< / ><><>DekaFonds CF< / ><>€< / ><>166,83< / ><>158,49< / ><>+5,26< / ><>+6,87< / ><>+42,73< / ><>DE0008474503< / >< / ><><>Deka-MegaTrends CF< / ><>€< / ><>190,89< / ><>183,99< / ><>+10,25< / ><>+15,44< / ><>+49,77< / ><>DE0005152706< / >< / ><><>Div.Strateg.CF A< / ><>€< / ><>248,61< / ><>239,62< / ><>+9,22< / ><>+13,46< / ><>+39,89< / ><>DE000DK2CDSO< / >< / ><><>EuropaBond CF< / ><>€< / ><>90,99< / ><>88,34< / ><>+0,12< / ><>+0,67< / ><>+9,49< / ><>DE000DK091G0< / >< / ><><>EuropaBond TF< / ><>€< / ><>32,11< / ><>-0,22< / ><>+0,17< / ><>+7,91< / ><>DE0009771980< / >< / ><><>GlobalChampions CF< / ><>€< / ><>464,93< / ><>448,13< / ><>+9,98< / ><>+16,84< / ><>+63,52< / ><>DE000DK0ECU8< / >< / ><><>Mainfr Strategiek< / ><>€< / ><>212,99< / ><>+4,49< / ><>+6,74< / ><>+29,28< / ><>DE000DK2CE40< / >< / ><><>Mainfr Wertk ausg< / ><>€< / ><>101,50< / ><>+4,40< / ><>+3,39< / ><>+12,09< / ><>DE000DK1CHU9< / >< / ><><>RenditDeka< / ><>€< / ><>22,16< / ><>21,51< / ><>-1,45< / ><>-1,18< / ><>+9,73< / ><>DE0008474537< / >< / ><><>RenditDeka TF< / ><>€< / ><>27,74< / ><>-1,59< / ><>-1,38< / ><>+9,19< / ><>DE000DK2D640< / >< / ><><>UmweltInvest CF< / ><>€< / ><>242,69< / ><>233,92< / ><>+5,30< / ><>+9,27< / ><>+31,43< / ><>DE000DK0ECS2< / >< / >

Deka Investments

EuroBalance< / td><>€< / ><>79,52< / ><>76,46< / ><>+5,02< / ><>+9,88< / ><>+39,45< / ><>DE0009757450< / >< / tr><><>EuroErtrag< / ><>€< / ><>71,82< / ><>69,39< / ><>+1,48< / ><>+2,98< / ><>+16,49< / ><>DE0009782730< / >< / ><><>EuroFlex< / ><>€< / ><>42,71< / ><>42,29< / ><>+0,59< / ><>+1,22< / ><>+11,01< / ><>DE0009757484< / >< / ><><>EuroInvest A< / ><>€< / ><>163,61< / ><>155,82< / ><>+16,30< / ><>+29,44< / ><>+84,07< / ><>DE0009754333< / >< / ><><>EuroKapital< / ><>€< / ><>72,58< / ><>69,12< / ><>+5,72< / ><>+11,85< / ><>+44,88< / ><>DE0009757468< / >< / ><><>EuroRent A< / ><>€< / ><>28,12< / ><>27,17< / ><>-0,59< / ><>-0,27< / ><>+10,62< / ><>DE0009757443< / >< / ><><>GlobalAktien< / ><>€< / ><>89,40< / ><>85,14< / ><>+15,63< / ><>+22,44< / ><>+73,00< / ><>DE000A2PPJZ8< / >< / ><><>GlobalBalance DF< / ><>€< / ><>90,05< / ><>86,59< / ><>+5,58< / ><>+10,03< / ><>+31,55< / ><>DE0009782763< / >< / ><><>GlobalChance DF< / ><>€< / ><>113,17< / ><>107,78< / ><>+11,57< / ><>+18,03< / ><>+47,82< / ><>DE0009782789< / >< / ><><>ProInvest< / ><>€< / ><>326,43< / ><>310,89< / ><>+4,54< / ><>+8,72< / ><>+67,56< / ><>DE0009754119< / >< / ><><>ReturnSelect A< / ><>€< / ><>58,71< / ><>57,00< / ><>+2,51< / ><>+4,57< / ><>+17,67< / ><>DE000A0RFJ25< / >< / ><><>VermAnlage Komfort< / ><>€< / ><>71,68< / ><>69,26< / ><>+5,22< / ><>+8,97< / ><>+26,73< / ><>DE000A1JJUP7< / >< / ><><>VermAnlage Ret A*< / ><>€< / ><>91,53< / ><>88,01< / ><>+5,67< / ><>+11,18< / ><>+35,01< / ><>DE000A1JJJR3< / >< / table>

Commerz Real Investment

联邦债券 10年期

欧元兑美元

<><>Pfisterer SE< / ><>65,45< / ><>-3,47< / ><>0,85< / >< / ><><>辉瑞 (US)< / ><>24,01< / ><>0,99< / ><>1,72< / >< / ><><>菲利普莫里斯 (US)< / ><>167,24< / ><>0,36< / ><>7,11< / >< / ><><>飞利浦 (NL)< / ><>21,72< / ><>1,26< / ><>0,85< / >< / ><><>Pro Sieben Sat 1 SE< / ><>3,57< / ><>-1,81< / ><>0,05< / >< / ><><>ProCredit Hldg.< / ><>8,56< / ><>-1,95< / ><>0,47< / >< / ><><>普鲁登申 (GB)< / ><>11,56< / ><>0,35< / ><>0,14< / >< / ><><>Q.Beyond konv.< / ><>3,38< / ><>0,00< / ><>-< / >< / ><><>高通 (US)< / ><>156,74< / ><>-0,20< / ><>3,62< / >< / ><><>雷夫艾森国际 (AT)< / ><>64,25< / ><>-4,03< / ><>1,60< / >< / ><><>雷诺 (FR)< / ><>29,35< / ><>0,48< / ><>2,20< / >< / ><><>雷普索尔 (ES)< / ><>28,79< / ><>-1,44< / ><>0,50< / >< / ><><>罗氏 I (CH)< / ><>388,20< / ><>3,19< / ><>10,80< / >< / ><><>RTX Corp. (US)< / ><>169,30< / ><>-0,65< / ><>2,72< / >< / ><><>瑞安航空 (IE)< / ><>22,25< / ><>-0,67< / ><>0,39< / >< / ><><>三星电子 GDR< / ><>3920,0< / ><>-7,11< / ><>28,96< / >< / ><><>三星电子 Vz GDR< / ><>2890,0< / ><>-7,37< / ><>12,95< / >< / ><><>Sartorius St.< / ><>183,80< / ><>0,66< / ><>0,73< / >< / ><><>Shopify (CA)< / ><>115,22< / ><>3,52< / ><>-< / >< / ><><>Singulus Techn.< / ><>8,44< / ><>-5,38< / ><>-< / >< / ><><>Sixt SE Vz.< / ><>56,90< / ><>-0,18< / ><>3,22< / >< / ><><>Snap (US)< / ><>4,90< / ><>0,31< / ><>-< / >< / ><><>SNP Schneider-Neu. SE< / ><>80,40< / ><>0,00< / ><>-< / >< / ><><>法国兴业银行 (FR)< / ><>74,34< / ><>0,55< / ><>1,61< / >< / ><><>软银

(JP)< / td> 32,53< / ><>-12,95< / ><>11,00< / >< / tr> <>索尼 (JP)< / ><>21,35< / ><>5,93< / ><>24,51< / >< / ><><>SpaceX (US)< / ><>129,56< / ><>-0,67< / ><>-< / >< / ><><>Spotify< / ><>449,00< / ><>0,45< / ><>-< / >< / ><><>星巴克公司 (US)< / ><>85,92< / ><>0,87< / ><>2,45< / >< / ><><>意法半导体 (NL)< / ><>42,14< / ><>-4,59< / ><>0,36< / >< / ><><>Stratec< / ><>25,00< / ><>3,73< / ><>0,60< / >< / ><><>STS Group< / ><>3,60< / ><>-6,74< / ><>-< / >< / ><><>Surteco Group SE< / ><>7,15< / ><>0,00< / ><>-< / >< / ><><>斯沃琪集团 I (CH)< / ><>188,80< / ><>1,15< / ><>4,50< / >< / ><><>瑞士再保险 N (CH)< / ><>142,55< / ><>-1,11< / ><>6,30< / >< / table>

基准利率

<><>根据 BGB 的基准利率< / ><>1,52< / ><>自 1.7.2026 起< / >< / ><><>欧洲央行存款机制< / ><>2,50< / ><>自 16.9.2026 起< / >< / ><><>欧洲央行主要再融资利率< / ><>2,65< / ><>自 16.9.2026 起< / >< / ><><>欧洲央行边际贷款利率< / ><>2,90< / ><>自 16.9.2026 起< / >< / ><><>美联储基准利率< / ><>3,50 - 3,75< / ><>自 11.12.2025 起< / >< / ><><>日本基准利率< / ><>0,75< / ><>自 19.1.2026 起< / >< / ><><>英国基准利率< / ><>3,75< / ><>自 18.12.2025 起< / >< / ><><>中国基准利率< / ><>3,00< / ><>自 20.5.2025 起< / >< / ><><>瑞士基准利率< / ><>0,00< / ><>自 20.6.2025 起< / >< / table>

汇率

指数 / 收益率

<><>< / ><>14.9.< / ><>11.9.< / >< / ><><>德国联邦债券期货，近月合约< / ><>120,36< / ><>120,53< / >< / ><><>债券指数 (REX)< / ><>120,03< / ><>120,23< / >< / ><><>流通收益率< / ><>3,51< / ><>3,47< / >< / ><><>德国10年期国债< / ><>3,53< / ><>3,52< / >< / ><><>美国10年期国债< / ><>4,96< / ><>4,94< / >< / ><><>英国10年期国债< / ><>5,55< / ><>5,54< / >< / ><><>日本10年期国债< / ><>3,00< / ><>2,98< / >< / ><><>瑞士10年期国债< / ><>0,60< / ><>0,54< / >< / table>

原材料

<>< rowspan="2">14.9.2026国家< / >< colspan="2">外汇 1)< / ><>参考汇率< / >< / ><><>买入价< / ><>卖出价< / ><>欧洲央行< / >< / ><><>澳大利亚< / ><>1,6092< / ><>1,6292< / ><>1,6202< / >< / ><><>巴西< / ><>5,6584< / ><>5,9584< / ><>5,9564< / >< / ><><>中国< / ><>7,6946< / ><>7,7946< / ><>7,7489< / >< / ><><>丹麦< / ><>7,4553< / ><>7,4953< / ><>7,4753< / >< / ><><>英国< / ><>0,8538< / ><>0,8578< / ><>0,8560< / >< / ><><>香港< / ><>9,0046< / ><>9,1046< / ><>9,0599< / >< / ><><>日本< / ><>178,15< / ><>178,63< / ><>178,52< / >< / ><><>加拿大< / ><>1,5977< / ><>1,6097< / ><>1,6041< / >< / ><><>新西兰< / ><>1,9878< / ><>2,0118< / ><>2,0012< / >< / ><><>挪威< / ><>10,7490< / ><>10,7970< / ><>10,7670< / >< / ><><>波兰< / ><>4,3182< / ><>4,3662< / ><>4,3418< / >< / ><><>瑞典< / ><>11,2626< / ><>11,3106< / ><>11,2810< / >< / ><><>瑞士< / ><>0,9417< / ><>0,9457< / ><>0,9431< / >< / ><><>南非< / ><>18,6219< / ><>18,8619< / ><>18,7695< / >< / ><><>捷克< / ><>24,0970< / ><>24,4970< / ><>24,2940< / >< / ><><>土耳其< / ><>56,0661< / ><>56,2061< / ><>56,1636< / >< / ><><>匈牙利< / ><>362,79< / ><>367,99< / ><>365,33< / >< / ><><>美国< / ><>1,1515< / ><>1,1575< / ><>1,1551< / >< / table>

< / td><>14.9.< / ><>变动 %< / >< / tr><><>布伦特原油 (ICE) $ / 桶< / ><>106,31< / ><>1,63< / >< / ><><>WTI原油 (Nymex) $ / 桶< / ><>101,75< / ><>1,70< / >< / ><><>取暖油 (Nymex) $ / 加仑< / ><>4,991< / ><>0,64< / >< / ><><>黄金 ($ / 盎司)< / ><>4284,06< / ><>-1,49< / >< / ><><>铂金 (Nymex) $ / 金衡盎司< / ><>1762,60< / ><>-1,95< / >< / ><><>白银 (Comex) $ / 金衡盎司< / ><>63,57< / ><>-2,48< / >< / ><><>钯金 (Nymex) $ / 金衡盎司< / ><>1294,00< / ><>-2,26< / >< / ><><>铜 (LME) $ / 吨< / ><>13.915,25< / ><>-2,27< / >< / ><><>镍 (LME) $ / 吨< / ><>16.183,42< / ><>-0,53< / >< / table>

黄金 (\$ / 盎司)

<><>锌 () $ / 吨< / ><>3942,50< / ><>-1,81< / >< / ><><>铅 () $ / 吨< / ><>1836,51< / ><>-0,94< / >< / ><><>锡 () $ / 吨< / ><>51.603,79< / ><>-4,00< / >< / ><><>高纯铝 () $ / 吨< / ><>3290,34< / ><>0,50< / >< / ><><>小麦 (Matif) € / 吨< / ><>240,50< / ><>-0,21< / >< / ><><>大豆 (CME) 美分 / 蒲式耳< / ><>1305,00< / ><>0,66< / >< / ><><>玉米 (CME) 美分 / 蒲式耳< / ><>534,00< / ><>0,71< / >< / ><><>咖啡 (ICE) 美分 / 磅< / ><>289,25< / ><>1,24< / >< / ><><>可可 (ICE) $ / 吨< / ><>6029,00< / ><>1,14< / >< / ><><>糖 (ICE) 美分 / 磅< / ><>19,06< / ><>5,01< / >< / table>

<><>金币< / ><>买入价 7.9.< / ><>卖出价 7.9.< / >< / ><><>20 马克< / ><>855,70< / ><>913,30< / >< / ><><>1 / 2 盎司 不列颠尼亚金币< / ><>1845,5< / ><>2061,7< / >< / ><><>1 / 4 盎司 不列颠尼亚金币< / ><>922,50< / ><>1051,0< / >< / ><><>20 奥地利克朗< / ><>715,50< / ><>755,00< / >< / ><><>1 奥地利杜卡特< / ><>407,40< / ><>440,50< / >< / ><><>20 瑞士弗兰 Vreneli< / ><>693,10< / ><>741,50< / >< / ><><>10 卢布金币< / ><>924,00< / ><>989,00< / >< / ><><>1 盎司 克鲁格金币< / ><>3691,0< / ><>3871,0< / >< / ><><>1 / 2 盎司 克鲁格金币< / ><>1845,5< / ><>2061,7< / >< / ><><>1 / 10 盎司 克鲁格金币< / ><>369,00< / ><>426,60< / >< / ><><>2 兰特< / ><>866,20< / ><>906,00< / >< / ><><>1 盎司 美国鹰金币< / ><>3691,0< / ><>3923,0< / >< / ><><>1 / 2 盎司 美国鹰金币< / ><>1845,5< / ><>2111,2< / >< / ><><>1 / 4 盎司 美国鹰金币< / ><>922,50< / ><>1076,2< / >< / ><><>1 / 2 盎司 加拿大枫叶金币< / ><>1845,5< / ><>2061,7< / >< / table>

金币与金条

<>< colspan="3">铂金 / 钯金< / >< / ><><>1 盎司 加拿大枫叶铂金币< / ><>1370,0< / ><>2032,5< / >< / ><>< colspan="3">金条< / >< / ><><>10 克 黄金< / ><>1180,5< / ><>1288,0< / >< / ><><>1 盎司 黄金< / ><>3691,0< / ><>3931,0< / >< / ><><>100 克 黄金< / ><>11.808,0< / ><>12.734,5< / >< / ><><>1 千克 黄金< / ><>119.214,0< / ><>125.393,0< / >< / ><><>1 盎司 白银< / ><>52,70< / ><>83,85< / >< / ><><>500 克 白银< / ><>847,00< / ><>1181,1< / >< / ><><>1 千克 白银< / ><>1694,0< / ><>2330,6< / >< / ><><>1 盎司 钯金< / ><>1143,0< / ><>1636,3< / >< / table>

石油 (布伦特, \$ / 桶)

<>< rowspan="2">14.9.2026< / >< rowspan="2">纽约收盘价< / >< ="2">较前日 ± %< / >< colspan="2">52周< / >< ="2">市值 (十亿$)< / >< ="2">股息< / >< ="2">2026年市盈率< / >< ="2">法兰克福收盘价< / >< / ><><>最高< / ><>最低< / >< / ><><>3M< / ><>162,02< / ><>-1,79< / ><>184,90< / ><>139,34< / ><>84< / ><>2,92< / ><>19< / ><>139,75< / >< / ><><>Alphabet Inc. A< / ><>349,39< / ><>3,22< / ><>408,61< / ><>235,84< / ><>2050< / ><>0,83< / ><>25< / ><>301,60< / >< / ><><>Amazon.com< / ><>253,54< / ><>-1,26< / ><>287,20< / ><>196,00< / ><>2735< / ><>-< / ><>29< / ><>219,40< / >< / ><><>American

Express< / td> 327,78< / ><>0,95< / ><>387,49< / ><>290,97< / ><>221< / ><>3,28< / ><>19< / ><>284,00< / >< / tr> <>安进 (Amgen)< / ><>381,50< / ><>1,10< / ><>447,03< / ><>269,77< / ><>206< / ><>9,66< / ><>17< / ><>325,40< / >< / ><><>苹果公司 (Apple Inc.)< / ><>333,08< / ><>0,24< / ><>344,57< / ><>236,32< / ><>4861< / ><>1,06< / ><>40< / ><>288,60< / >< / ><><>波音 (Boeing)< / ><>210,27< / ><>-0,09< / ><>254,35< / ><>176,77< / ><>166< / ><>-< / ><>< / ><>182,90< / >< / ><><>卡特彼勒 (Caterpillar)< / ><>784,00< / ><>-4,22< / ><>1073,5< / ><>434,28< / ><>360< / ><>5,84< / ><>32< / ><>680,20< / >< / ><><>雪佛龙公司 (Chevron Corp.)< / ><>212,17< / ><>-0,88< / ><>217,65< / ><>146,49< / ><>419< / ><>6,84< / ><>15< / ><>185,72< / >< / ><><>思科系统 (Cisco Systems)< / ><>110,06< / ><>-1,85< / ><>130,37< / ><>66,38< / ><>434< / ><>1,67< / ><>27< / ><>96,06< / >< / ><><>可口可乐 (Coca-Cola)< / ><>89,35< / ><>1,20< / ><>92,49< / ><>65,35< / ><>384< / ><>2,04< / ><>28< / ><>77,19< / >< / ><><>迪士尼公司 (Disney Co.)< / ><>108,59< / ><>1,91< / ><>117,09< / ><>92,19< / ><>188< / ><>1,25< / ><>16< / ><>92,31< / >< / ><><>高盛 (Goldman Sachs)< / ><>988,45< / ><>-3,96< / ><>1154,0< / ><>740,01< / ><>288< / ><>14,00< / ><>14< / ><>878,20< / >< / ><><>家得宝 (Home Depot)< / ><>310,87< / ><>0,69< / ><>426,75< / ><>289,10< / ><>310< / ><>9,20< / ><>21< / ><>269,20< / >< / ><><>霍尼韦尔国际 (Honeywell Intl.)< / ><>201,38< / ><>-0,48< / ><>252,00< / ><>186,76< / ><>64< / ><>4,58< / ><>25< / ><>171,68< / >< / ><><>IBM< / ><>249,09< / ><>2,38< / ><>332,46< / ><>199,19< / ><>235< / ><>6,71< / ><>20< / ><>216,85< / >< / ><><>强生 (Johnson&Johnson)< / ><>266,32< / ><>0,28< / ><>281,07< / ><>173,33< / ><>642< / ><>5,14< / ><>23< / ><>233,10< / >< / ><><>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 ><>350,13< / ><>-1,71< / ><>366,50< / ><>279,10< / ><>931< / ><>5,80< / ><>14< / ><>305,55< / >< / ><><>麦当劳 (McDonald's)< / ><>257,49< / ><>1,96< / ><>341,75< / ><>252,15< / ><>182< / ><>7,17< / ><>19< / ><>223,00< / >< / ><><>默克公司 (Merck & Co.)< / ><>144,85< / ><>0,64< / ><>156,92< / ><>77,58< / ><>357< / ><>3,28< / ><>51< / ><>125,42< / >< / ><><>微软 (Microsoft)< / ><>505,41< / ><>1,97< / ><>553,72< / ><>349,20< / ><>3753< / ><>3,64< / ><>31< / ><>438,20< / >< / ><><>耐克 (Nike)< / ><>37,05< / ><>0,68< / ><>76,97< / ><>36,55< / ><>45< / ><>1,63< / ><>19< / ><>32,32< / >< / ><><>英伟达 (Nvidia)< / ><>210,96< / ><>-3,36< / ><>236,54< / ><>164,27< / ><>5084< / ><>0,52< / ><>31< / ><>182,78< / >< / ><><>宝洁 (Procter & Gamble)< / ><>146,13< / ><>0,59< / ><>167,24< / ><>137,62< / ><>339< / ><>4,26< / ><>21< / ><>126,40< / >< / ><><>赛富时公司 (Salesforce Inc.)< / ><>259,43< / ><>4,73< / ><>269,11< / ><>146,32< / ><>214< / ><>1,66< / ><>21< / ><>224,50< / >< / ><><>舍温-威廉姆斯 (Sherwin Williams)< / ><>324,50< / ><>0,37< / ><>377,77< / ><>289,86< / ><>79< / ><>3,16< / ><>26< / ><>278,00< / >< / ><><>旅行者保险公司 (Travelers Comp.)< / ><>378,05< / ><>0,76< / ><>398,70< / ><>252,26< / ><>79< / ><>4,35< / ><>12< / ><>327,00< / >< / ><><>联合健康 (UnitedHealth)< / ><>383,55< / ><>1,18< / ><>461,62< / ><>255,97< / ><>344< / ><>8,73< / ><>22< / ><>331,60< / >< / ><><>VISA公司 (VISA Inc.)< / ><>375,28< / ><>1,30< / ><>385,57< / ><>293,89< / ><>640< / ><>2,52< / ><>29< / ><>325,20< / >< / ><><>沃尔玛公司 (Walmart Inc.)< / ><>109,08< / ><>1,80< / ><>135,16< / ><>98,88< / ><>865< / ><>0,95< / ><>39< / ><>94,24< / >< / table>

道琼斯 (DOW JONES)

说明：价格以欧元计，道琼斯指数股票以美元计。Dax、M-Dax 和 S-Dax 指数成员的价格基于 Xetra 交易（“其他股票”）。Euro-Stoxx-50 以及 Stoxx-Europe-50 基于法兰克福场内交易，道琼斯股票基于美国本土交易所。✉○○ = Tec-Dax /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 成员。Vz. = 无投票权的优先股，St. = 普通股。价格历史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股息支付：每年一次。列出的股息为最近支付的欧元或当地货币股息（见股票名称后的国家代码）。ADR（美国存托凭证）的股息以美元计。KGV = 市盈率，KGV 越高，相对于年度利润而言股票越贵。日经指数 = © 日本经济新闻。 投资金以 0 % 税率征税。白银、铂金和钯金征收 19 % 的增值税。例外情况是银币，如果它们是从非欧盟国家进口的，则适用差额征税。在这种情况下，增值税仅针对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差额征收。 1) 外汇由 RBBW 提供；大宗商品交易场所：ICE = 洲际交易所；Nymex = 纽约商业交易所；Comex = 纽约商品交易所；CME =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LME = 伦敦金属交易所；Matif = 法国国际期货市场。* = 前一日价格。所有信息不保证绝对准确。如有疑问，可通过 089 / 2183-0 或 redaktion@sueddeutsche.de 联系编辑部 Infront 来源：Degussa 金交易终端客户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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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Global< / td><>€< / ><>528,99< / ><>503,80< / ><>+10,33< / ><>+15,71< / ><>+49,78< / ><>DE0008491051< / >< / tr><><>UniGlobal-net-< / ><>€< / ><>298,91< / ><>+10,13< / ><>+15,36< / ><>+47,87< / ><>DE0009750273< / >< / table>

<><>FairWorldFonds< / ><>€< / ><>60,09< / ><>58,62< / ><>+1,97< / ><>+3,69< / ><>+14,58< / ><>LU0458538880< / >< / ><><>PrivatFonds: ESG< / ><>€< / ><>59,05< / ><>+3,86< / ><>+7,53< / ><>+24,85< / ><>LU1900195949< / >< / ><><>UniGlobal Div-netA< / ><>€< / ><>135,56< / ><>+7,88< / ><>+10,80< / ><>+25,61< / ><>LU1570401544< / >< / ><><>UnilIndustrie 4.0A< / ><>€< / ><>112,28< / ><>107,96< / ><>+14,27< / ><>+18,47< / ><>+59,85< / ><>LU1772413420< / >< / ><><>UniOpti4< / ><>€< / ><>99,35< / ><>+1,15< / ><>+1,69< / ><>+8,70< / ><>LU0262776809< / >< / ><><>UniRak ESG A< / ><>€< / ><>108,24< / ><>105,09< / ><>+5,06< / ><>+7,02< / ><>+25,36< / ><>LU0718558488< / >< / ><><>UniRak ESG net A< / ><>€< / ><>102,45< / ><>+4,81< / ><>+6,65< / ><>+24,05< / ><>LU0718558728< / >< / ><><>UniRak Kon.ESG A< / ><>€< / ><>112,81< / ><>110,60< / ><>+1,01< / ><>+1,85< / ><>+14,36< / ><>LU1572731245< / >< / ><><>UniRak KonESG netA< / ><>€< / ><>108,83< / ><>+0,76< / ><>+1,50< / ><>+13,16< / ><>LU1572731591< / >< / ><><>UniSec. High Tech.< / ><>€< / ><>411,65< / ><>395,82< / ><>+29,61< / ><>+38,87< / ><>+117,48< / ><>LU0101441672<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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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lmmo:Dt.< / ><>€< / ><>96,56< / ><>91,96< / ><>+1,23< / ><>+1,12< / ><>+4,56< / ><>DE0009805507< / >< / ><><>Unilmmo:Europa< / ><>€< / ><>48,47< / ><>46,16< / ><>-4,61< / ><>-8,00< / ><>-10,41< / ><>DE0009805515< / >< / ><><>Unilmmo:Global*< / ><>€< / ><>41,35< / ><>39,38< / ><>-1,10< / ><>-6,44< / ><>-13,66< / ><>DE0009805556< / >< / table>

Deka Immob Europa< / td><>€< / ><>50,75< / ><>48,21< / ><>+1,62< / ><>+2,23< / ><>+7,41< / ><>DE0009809566< / >< / tr><><>Deka Immob Global< / ><>€< / ><>58,06< / ><>55,16< / ><>+1,17< / ><>+1,93< / ><>+5,87< / ><>DE0007483612<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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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BW Bal. CR 20< / ><>€< / ><>46,16< / ><>45,25< / ><>+1,08< / ><>+2,10< / ><>+13,45< / ><>LU0097711666< / >< / ><><>LBBW Bal. CR 40< / ><>€< / ><>56,14< / ><>55,04< / ><>+2,92< / ><>+4,86< / ><>+18,43< / ><>LU0097712045< / >< / ><><>LBBW Bal. CR 75< / ><>€< / ><>81,15< / ><>79,56< / ><>+7,52< / ><>+11,62< / ><>+29,89< / ><>LU0097712474< / >< / ><><>Oberland WeltInv< / ><>€< / ><>117,73< / ><>115,99< / ><>+6,68< / ><>+9,51< / ><>+27,63< / ><>DE000DK0LPR1<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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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ienSelect A< / td><>€< / ><>206,15< / ><>196,33< / ><>+14,31< / ><>+22,57< / ><>+49,55< / ><>DE0001619997< / >< / tr><><>Dividende A< / ><>€< / ><>88,27< / ><>84,07< / ><>+10,39< / ><>+20,01< / ><>+55,76< / ><>DE000A1W18W8< / >< / ><><>ERGO Vermög Ausgew< / ><>€< / ><>67,65< / ><>64,74< / ><>+6,80< / ><>+11,38< / ><>+32,60< / ><>DE000A2ARYT8< / >< / ><><>ERGO Vermög Flexi< / ><>€< / ><>73,38< / ><>69,89< / ><>+8,47< / ><>+14,10< / ><>+37,07< / ><>DE000A2ARYP6< / >< / ><><>ERGO Vermög Robust*< / ><>€< / ><>55,34< / ><>53,21< / ><>+4,10< / ><>+7,46< / ><>+22,08< / ><>DE000A2ARYR2< / >< /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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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网冠军 亚历山大·兹维列夫

并非最受欢迎，但却是最强的

作者：Gerald Kleffmann

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赢得了美网决赛，由此确定：他是本网球赛季中最出色的男子球员。社交媒体上许多有时激烈的争论也无法改变这一点。有人指责他在巴黎（在那里他首次成为大满贯冠军）以及现在的晋级过程中，从未遇到过顶尖球员卡洛斯·阿尔卡拉斯和扬尼克·辛纳。而当他遇到这位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时结果如何，人们在墨尔本和温布尔登已经见识过了。在澳大利亚公开赛中，他在一场史诗般的比赛中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在英国，辛纳以微弱但实至名归的优势获胜。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解读。

因为事实是无法通过争论而抹杀的。兹维列夫自己曾提到，在本赛季中，他距离进入全部四个大满贯决赛仅差一个发球局。甚至在澳大利亚对阵阿尔卡拉斯时，他也通过发球取得了胜利。他的任何主要竞争对手在年度成绩上都无法与他相媲美。三次决赛，两个冠军，一次半决赛。而且兹维列夫的前景十分光明。

简直难以置信，这位曾被业内人士和观察家认为总是在最后一刻——如果不是败给对手，就是败给自己的球员，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成功之路。一方面，法网冠军让他卸下了心理负担。在六月，他从“未完成”变成了“圆满”。另一方面：在他 29 岁时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更渴望、更专注，而他的竞争对手们则接连暴露出弱点。他患有糖尿病的事实，让他的成就显得更加令人钦佩。

“有些人讨厌我或不喜欢我。这没关系。”

辛纳目前呈现出的状态令人不安。基本上，公众没人知道他的膝盖伤势究竟有多严重。自温布尔登决赛以来，他再未在任何赛事中现身。至于阿尔卡拉斯，尚不清楚他的手腕伤势是否仅是暂时的障碍。他在纽约展现了令人陶醉的网球水平，但本·谢尔顿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阿尔卡拉斯距离恢复到休赛前的稳定状态还很遥远。

那么，围绕在顶尖三人组周围的追赶者们呢？费利克斯-奥热--阿里亚西姆？弗拉维奥-科博利？达尼尔-梅德韦杰夫？亚历克斯-德米诺？他们都是优秀的职业选手。但兹维列夫暂时将他们甩在了身后。而诺瓦克-德约科维奇——考虑到他已经 39 岁，这完全可以理解——看起来不再像那个绝对的执行者了。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兹维列夫不能继续收集大满贯冠军？没有任何理由。只要他能像目前这样保持体能和对成功的渴望。而他给人的印象正是如此。

今年冬天，当德国年度运动员的评选临近时，兹维列夫将是唯一的人选。他将赢得这一荣誉，而且比 2021 年获得奥运金牌时更具说服力。然而，他的故事中依然包含着他作为一个人依然具有争议性。直到今天，人们仍指责他从未真正就其私人生活中的阴暗话题表态。在纽约的一本杂志上也刊登了一篇文章，旨在探讨他的过去，认为这使得人们难以无条件地为他欢呼。而且，尽管兹维列夫可以很有魅力，尤其是当他用英语演讲时——比如他在纽约那场精彩且感人的获胜演说——但他有时仍会流露出的那种尖刻态度，即便并非恶意，但依然不总是受欢迎。

衡量其巨大的成功，各大电视台本应为了转播他的比赛而争得不可开交，记者们也应成群结队地参加他的新闻发布会。但现实并非如此：多年来，几乎没有国际报道记者对他进行提问。当他进入决赛时，坐在他面前的记者最多只有一打。但这同样是他个人经历的缩影。

兹维列夫察觉到了这一切，包括网络上的争论以及全球媒体的反应。他被如何看待，肯定也与他没有始终获得良好的建议有关。但他显然已经与公众的扭曲形象达成了和解，并决定自己的小世界——他的家人、几个朋友和粉丝——就足够了。在美网之前，他在一次与 YouTube 娱乐人士延斯-克诺萨拉（Jens Knossalla）的精彩访谈中表示：“也有很多人讨厌我或不喜欢我。这没关系。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爱我。”在这种特立独行的复杂局面中能成为如此成功的运动员，这一点同样值得尊重。在这次美网之后，更是如此。

作者：杰拉尔德·克莱夫曼 (Gerald Kleffmann)

纽约 —— 一个小男孩坐在1号采访室的第一排。他的双腿悬在半空，根本够不到地面。每当门打开时，他偶尔会看向门口，然后又失望地转过身。虚惊一场！他苦苦等待的人还没有出现。尽管那个男人早在约一小时前就被预告将要到来。一位年长的先生两次走到男孩身边安慰他：“他现在很忙，肯定是被耽搁了，”他说道。男孩乖巧地地点了点头。他无法想象，一名赢得了这项运动中四大最重要赛事之一——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网球运动员，身上会承载着多少压力与事务。

是的，亚历山大·兹维列夫确实非常忙。

首先，在颁奖仪式后，这位29岁的运动员与各种工作人员合影，包括球童和安保人员，手中始终拿着那座闪闪发光的奖杯。随后，他被送往一个个电视演播室，Tennis Channel，ESPN，如此循环，直到他出现在更衣室。他的团队在那里等待着，正如很快上传到Instagram的视频所示，现场人们疯狂地喷洒着香槟。自从今年夏天，兹维列夫在经历了十年的徒劳追逐后终于斩获首个大满贯冠军以来，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人试图接近他。因此，周日的庆祝活动中，一名全球顶尖的DJ也意外现身，他是一位来自柏林、艺名为Rampa且隶属于Keinemusik音乐团体的人。兹维列夫在最终进入那个小男孩所在的房间之前，还不得不先洗掉身上的气泡酒。

“祝贺你，萨沙，”尼科说道，他被美国网球协会（USTA）选中，有权向新冠军提出第一个问题。“这对你来说是伟大的一年。庆祝你的首次美网胜利感觉如何？”兹维列夫微笑着说：“感觉太棒了，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在这里遭受的沉痛失望之后。终于能将这座奖杯高举过头顶，这种感觉难以置信。”与此同时，他短暂地看了看面前的奖杯。

房间里坐着的记者并不多。通常情况下，国际报道者会忽略这位德国职业选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过去的经历有关，但在这个夜晚，他之前的私生活绝对不是讨论的主题。现在绝对不是讨论那个话题的正确地点和时间。兹维列夫本人给出了正确的关键词：一个一次次在最后时刻失败、承受了大量批评、甚至被冠以“未完成者”这一可疑绰号的人，是如何消化沉痛的失望并永不言弃的？

兹维列夫在决赛前就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表示自己一直相信自己。这与某些批评者截然不同。即使是痛苦的失败，也没能持久地削弱他的信心。2020年例如，尽管他曾以2:0领先，且在第五盘以5:3领先，但最终在美网决赛中输给了多米尼克·蒂姆。在2024年法网决赛中，他曾以2:1领先于西班牙选手卡洛斯·阿尔卡拉斯。如此如此，接二连三。兹维列夫赢过很多次，2021年获得奥运金牌，九次大师赛冠军，两次ATP年终总决赛冠军。但从未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直到2026年6月到来。以及9月。命运对他格外眷顾，一次给了他双重好运。

在巴黎决赛之前，他在晋级决赛的道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一名世界前20的选手，而他利用了这次绝佳的—。

马德里——基米·安东内利本可以挺起自豪的胸膛，穿着那件套在车队衬衫外的冷却背心，惬意地坐在红色沙发上。没人会觉得这很奇怪。但这位赛车手的性格并非如此。因此，这个位置让他感到几乎有些不安。他坐在卫冕冠军兰多·诺里斯和四届世界冠军马克斯·维斯塔潘之间，这标志着他是“马德里赛道”（Madring）第1届西班牙大奖赛的冠军。但安东内利始终觉得，诺里斯坐在中间会更合适。

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在提问前先引导道，这是一场非常稳健的胜利。那么，他表现中最令自己满意的一点是什么？“我不太确定，”安东内利回答道。获胜当然很好：“但如果我客观且诚实地说，我们今天不配赢得这场胜利。兰多才配赢得胜利。”他刚刚庆祝了自己在顶级赛事中仅一年半时间里取得的第八次一级方程式（Formel-1）胜利。与此同时，梅赛德斯凭借这场第251.场胜利，作为发动机制造商登上了最高之位，此前这里只有法拉利独占鳌头。但安东内利认为：周日获得第二或第三名才比较合适。他的起步不够好，过于激进，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且，还涉及虚拟安全车的那个问题。

在本赛季第14.个比赛周末，安东内利说得没错，更强的车手是获得第三名的诺里斯。周六，这位26岁 的车手以极高的精准度完成了一圈排位赛，直到最后一个弯道之前几乎完美

他在纽约也做到了

这种情况上一次出现是在1989年：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在法拉盛公园的胜利，是自鲍里斯·贝克尔以来德国网球选手的首次美网冠军——随后，这位汉堡人讲述了为什么他今年表现如此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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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宝贝：“终于能将这座奖杯举过头顶，这种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在决赛后说道。2020年，他在美网决赛中尽管曾以2:0领先，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照片：FRANK FRANKLIN II / 以为比分是5:1领先，所以他没有庆祝。直到他的哥哥米沙在场边大喊比分是6:2，他才猛然惊觉并意识到：现在他也成为了纽约的冠军。随后，他以一张象征性支票的形式获得了5500万美元（4700万欧元）的冠军奖金。他是自1989年以来首位获得美网冠军的德国男选手；当年鲍里斯·贝克尔赢得了他职业生涯总共六个大满贯冠军中的第四个。

对于为什么今年自己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兹维列夫并没有一个真正准备好的解释。但随后他给出了一个可能是他两次重大胜利根源的答案。他通过一次坦白来描述自己的情况，令人惊讶：“我绝不认为自己是最有天赋的。我不认为我像某些人那样拥有天赐的才华，”兹维列夫自省地说道，“我认为我的网球比赛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刻苦努力，基于在球场上、健身房里和跑道上花费的大量时间。这就是我的打球方式。”谢尔顿立即证实了他的描述非常贴切，因为这位美国人在亚瑟·阿什体育场强大的硬地赛场上作为决赛失利者发言时，向他的胜利者致敬并对兹维列夫说：“你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努力。你在球场上花费的时间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多。”

兹维列夫 2026 年大满贯战绩：半决赛，冠军，决赛，冠军

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出生于一个俄罗斯网球世家，在汉堡长大，注定会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他的生活一直非常丰富，即便在网球场之外也是如此。但有一点他确实从未丢失：对职业责任的专注。在纽约，如果当天没有比赛，他的训练强度之大，以至于他的击球搭档、前俄罗斯职业球员米哈伊尔·莱多夫斯基很快就汗流浃背，衬衫完全湿透。而此时兹维列夫甚至还没进入状态，他的衬衫始终是干的。如何训练，就如何比赛，这就是兹维列夫的哲学。

对于身为糖尿病患者的他来说，体能恰恰是让他脱颖而出的因素。即便在决赛中，就像每场比赛一样，他必须多次注射胰岛素。这是他从小就背负的宿命。在演讲中，他也提到了自己的病情，并特别感谢了他的母亲伊琳娜，是她一直鼓励他相信自己的梦想。面对这些话语，他在 2026 年所取得的成就显得更加卓越。他的大满贯战绩是：半决赛，冠军，决赛，冠军。

虽然他在澳网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在温网输给了辛纳。但是，当这两位球员要么因伤缺席，或者像阿尔卡拉斯这次在纽约那样提前出局时，兹维列夫便把握住了机会。因此，一名记者在周日询问兹维列夫是否将自己视为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球员，这个问题是合理的。“由于亚尼克·辛纳受伤，而卡洛斯·阿尔卡拉斯在经历了四个月的伤停后才刚刚回归，目前我可能会回答‘是’。如果两人都健康且处于巅峰状态，也许就不是这样了，”兹维列夫说道，并评价道：“如果大家都健康，我认为亚尼克仍然领先。就这么简单。”这是一个极佳的回答。

不久之后，兹维列夫便赶往下一个行程——在体育场前拿着奖杯拍摄照片。不过，尼科没能看到这一幕，那个男孩在问完问题后就提前离开了。而作为美网冠军的兹维列夫，则面临着一个漫长的夜晚。

基米·安东内利顶住压力，世界冠军头衔近在咫尺

在马德里，这位20岁的车手拿下了他的第八场一级方程式（F1）胜利，这让他感到有些局促。但势头早已在他这一边。

比安东内利快了1千分之11秒，诺里斯驾驶着他的迈凯伦赛车在马德里的新赛道上疾驰，这条赛道超车十分困难。他在比赛中的表现也很好，且比赛进程比最初预想的要平静得多。直到在57圈比赛的第15圈，兰斯·斯特罗尔的阿斯顿马丁退赛，虚拟安全车（Virtual Safety-Car）才唯一一次被启用。诺里斯在进入维修区通道前慢了几秒钟。除了随后领跑很长时间、试图通过延迟进站来博取机会的查尔斯·勒克莱尔外，其他竞争对手都利用这个节省时间的机会更换了轮胎。在这一阶段，所有赛车的速度都会被限制在预设的最高时速。诺里斯是唯一一个没有从这次中断中获益的人。

“我觉得自己跑了一场完美的比赛。只是运气不在我这边，”诺里斯说道。“并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导致失去了胜利。我们今天纯粹是运气极差。”虚拟安全车对他来说不仅开始得太晚，结束得也太早——就在诺里斯在下一圈转向进站时，由于右胎出现问题，这次进站比平时持续的时间更长。三次时机不巧：“结果变成这样，简直太糟糕了，”诺里斯说。“这是一项不应该定义整场比赛的规则。”

“兰多理应获胜”：冠军基米·安东内利（左）与获得第二名的卫冕冠军诺里斯讨论安全车阶段。照片：CLIVE MASON / GETTY

关于是否需要做出改变，围场内展开了讨论。维斯塔潘宣布，这个话题“可能会在下次简报会上讨论”。但与这位红牛车手一样，诺里斯也认为：赛车运动就是这样。2024年在迈阿密，这位英国人通过一次安全车获得了他的首场F1胜利，而现在获益的是另一个人。而这些事情在今年都向安东内利倾斜，这非常契合。势头在他这一边。

一周前在蒙扎的胜利，安东内利在赛道上展现了一场如此非凡的驾驶，这是许多车手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无法实现的：从由于提前更换发动机而被罚至最后起跑线的起跑位，一路冲到第一名。安东内利成为60年来首位在国家赛道（Autodromo Nazionale）获胜的意大利人，连深红色的法拉利车迷都为此欢呼。即使是这种事，安东内利也能做到：法拉利车队再次陷入困境，且他们的车手们互相干扰？没问题，基米来了！无论如何，七届世界冠军刘易斯·汉密尔顿已经向他的继任者表示祝贺：“他与梅赛德斯今年势不可挡。他们做得非常出色，实至名归。”

汉密尔顿由于刹车问题不得不提前将他的法拉利赛车停在车库中。他在世界冠军积分榜上目前落后安东内利101分。其队友乔治·拉塞尔以总积分第二名获得81分，且现在也少了一场F1胜利：“现实地看，我并不在车手积分榜的争夺之列，”拉塞尔承认。诺里斯恐怕也几乎没有希望卫冕了，在还剩九场大奖赛的情况下，他落后106分。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安东内利会崩溃。恰恰相反。

“他表现得无懈可击——几乎无懈可击，”梅赛德斯车队负责人托托·沃尔夫分析道，“最后他还是蹭到了墙边，这总让我有点紧张，但没关系。”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门生在这项残酷的运动中进步和立足如此之快——而且尽管迅速崛起，他依然显得脚踏实地且谦逊。尤其是他的父亲马尔科，像儿子一样友善，确保他不会飘飘然：“如果他发现我可能有点偏离方向，他会直接告诉我他的看法，”基米在马德里讲述道，“这绝对有巨大的帮助。”

年仅20岁的安东内利展现出了驾驶成熟度和智能，使他在第1个一级方程式赛车赛季成为了强有力的冠军竞争者。他将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但基米·安东内利现在也试图坚决地将这个想法推开。只要在计算上其他人仍有可能超越他，他就想屏蔽掉可能的胜利：“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我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到目前为止，这一策略奏效了。 安娜·德雷尔（Anna Dreher）

更好的开球时机

欧洲女子高尔夫球手赢得了索海姆杯（Solheim Cup），并对被看好但过早庆祝的美国队感到幸灾乐祸。关于这场洲际对抗中欧洲队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人们仍在猜测。

作者：费利克斯·哈塞尔施泰纳（Felix Haselsteiner）

周六晚上，一箱啤酒被搬上了索海姆杯美国队的团队巴士，而这件事随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辆载着欢呼雀跃的美国队员及其啤酒箱的巴士，从位于荷兰鹿特丹和埃因霍温之间的克罗姆福特（Cromvoirt）伯纳德斯高尔夫球场出发，前往球队酒店。在抵达之前，瓶中的酒相应地被喝掉了一些，毕竟确实有理由庆祝：为了向詹妮弗·库普乔（Jennifer Kupcho）致敬，车上准备了饮料，她在周六晚上将美国队带回了比赛。在最后两个洞的两次不可思议的推杆让双方在决赛日之前回到了平手，但此时形势对受到库普乔激励的美国队员有利。尤其是像索海姆杯这样的赛事，胜负不仅取决于球杆，更取决于心态，因此库普乔在荷兰大声喊出的挑衅式“Vamos!”（走起！）确实可能留下了影响。

直到深夜，美国队才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忽视了“团队巴士内发生的事情应尽可能留在巴士内”的原则，并将啤酒庆祝视频上传到了社交媒体。这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2026年索海姆杯的结果。

因为在周日上午，即上午晚些时候的12场单打比赛开始之前，这段视频在欧洲队员之间传开了，这让她们在原本就有的动力之上又增加了更多动力。西班牙选手卡洛塔·西甘达（Carlota Ciganda）在周日单打中完胜库普乔，她表示：“我真的很高兴能和库普乔对阵。她是个斗士，我也是个斗士，我对她说：‘真的，打得太棒了。’我是指她在17洞和18洞的表现，昨天简直不可思议。但今天我知道她没有机会。我想：我要把你彻底击败。”

周日，一股欧洲浪潮席卷了实时显示屏，中间成绩显示：蓝色代表欧洲，红色代表美国，而大部分时间焦点都集中在蓝色上。副队长梅尔·里德（Mel Reid）在依然阴雨绵绵的克罗姆福特表示，12名欧洲队员的表现“冷静、热情且具有斗志”，尽管天气糟糕，这里依然为索海姆杯提供了体面的观众氛围。伴随着主场球队的庆祝：欧洲队最终以 15:13 获胜。

星条旗失色：西班牙选手卡洛塔·西甘达为欧洲队欢呼——此前她在决赛日彻底击败了对手。照片：MADDIE MEYER / GETTY

欧洲队最终获胜，虽然听起来比分接近，但这再次代表了不应被低估的弱者的胜利。

由世界排名第一的内莉·科达（Nelly Korda）率领的美国队，再次作为这场洲际对抗的夺冠热门参赛，但最终却空手而归。在过去五届索海姆杯中，欧洲队已经赢得了四届，但关于这种主导地位的原因，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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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手的回答较为回避，她们认为缓慢的果岭速度可能更有利于欧洲队，但欧洲选手否认了这一理论。或许答案——就像在赖德杯中多年占据主导地位的男子队那样——更多在于领导风格。无论如何，瑞典队长安娜·诺德奎斯特（Anna Nordqvist）得到了各方的称赞：“她坚韧，能承受压力。有时她并不怎么爱说话，我觉得这太棒了，因为这周其他的一切都太嘈杂了，”里德（Reid）说道。从容不迫、计划目标明确，这些如今已成为欧洲高尔夫的美德：这使得像年仅 21 岁的法国选手纳斯塔西娅·纳多（Nastasia Nadaud）这样的新人，能与 36 岁的西甘达（Ciganda）等经验丰富的团队球员一样感到自在。两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且都赢得了关键分。

“这在我的清单上排得很靠前。”

德国选手埃丝特·亨塞莱特（Esther Henseleit，27岁）谈索尔海姆杯的胜利

埃丝特·亨塞莱特也是如此，她像许多欧洲女性球员一样，是一名沉稳、目标明确且没有情绪爆发的选手。这位欧洲女子高尔夫精英中的德国代表在周五和周六与爱尔兰选手莱奥娜·马奎尔（Leona Maguire）搭档，为团队赢得了两分。到了周日，距离再拿一分并达成完美战绩仅差几个洞：在一度取得明显领先之后，亨塞莱特在与艾莉森·李（Alison Lee）的单打比赛后期失去了控制，并在最后一洞果岭上落败。但这场失利并未产生影响。这位27岁的选手随后评价这次成功时表示：“这在我的清单上排得很靠前。我现在只想和姑娘们一起共度这个夜晚，好好庆祝一下。”

庆祝活动在贝尔纳杜斯高尔夫俱乐部（Bernardus Golfclub）举行。当然，随后在球队巴士上也有庆祝，里德（Reid）戏谑地称那里为“没有摄像机的神圣之地”。欧洲球员们坦言，美国队在周六就已经举行了派对，这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她们则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周日晚上，她们破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拍摄于球队巴士内部这一“神圣之地”的视频。视频中出现了劳拉·戴维斯（Laura Davies），这位62岁的球员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欧洲索尔海姆杯选手，也是该项运动的偶像。2026年，她在幕后以多种角色协助欧洲队。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搬运一箱啤酒，随后她庄重地分发给球员们共同干杯。背景中，来自欧洲的获胜者们唱道：“她们周六喝，我们周日喝。”

太棒了！美国队再次夺冠——这种兴奋之情显而易见。 照片：TONHÄUSER / BEAUTIFUL SPORTS / IMAGO

快速拿走金牌

对手在流泪，世界冠军在例行公事地打勾：篮球世界杯决赛证明了美国的统治地位——但在柏林，美国队并未散发出真正的光芒。

柏林 —— 在柏林举行的篮球世界杯决赛日，许多泪水在流淌。首先是德国女队，她们在与西班牙的铜牌赛中未能实现夺牌目标。紧随其后的是法国队，她们在决赛中与美国队以 79:97 结束了这场在她们看来极其出色的赛事——最终获得银牌。从球员们的脸上可以看出，这“仅仅”是一枚银牌，比如此前如此自信的侧翼球员马琳·约翰内斯（Marine Johannes）。她不停地哭泣，而这并非没有原因。

世界冠军再次来自美国，且是连续第五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队自己造成的。她们遭遇了许多篮球队伍都经历过的情况：她们浪费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在这种具有持续得分波段特性的运动中，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但在世界杯决赛中？上半场领先 14 分？这对在半决赛中表现如此强势的德国队击败者们造成了沉重打击。

与观众亲近？采访？他们在柏林对此兴趣不大

人们原本也期待美国队能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他们像往常一样，由来自其职业联赛 WNBA 的全明星阵容在柏林出战。冠军头衔足以说明一切，但这些来自海外的名将的表现并不总是那么惊艳。他们夺得总共第十二次世界杯冠军的路径，更像是一次按部就班完成的商务旅行。

这令人不解，因为除了 A'ja Wilson 和 Kelsey Plum（两人均未处于最佳状态）等巨星外，他们的阵容涵盖了女子篮球能提供的最顶尖水平。Caitlin Clark、Paige Bueckers、Angel Reese 或 Napheesa Collier 这些名字在营销领域的影响力已超出了美国本土。而最大的竞技影响力则来自始终保持稳定的纽约人 Breanna Stewart，她在 2018 年之后第二次被评为世界杯最佳球员。

“我们准备好了，”这位如今四次获得世界冠军的球员在决赛后欣喜地表示，她还透露了美国篮球运动员的自我认知：在这里，重要的是履行一项职责，而不再是

朗格严厉批评德甲联赛

德国国家篮球队主教练奥拉夫·朗格（Olaf Lange）在主场世界杯结束之际，公开建议他的球员离开德国联赛。“我必须确保我们的顶尖球员出国发展。只要联赛内部没有改变，就很难维持这种成功，”朗格在周日晚上表示。此前，德国女篮在与西班牙的季军赛中以 58:81 大败，错失首枚世界杯奖牌。在 12 名球员中，只有亚历山德拉·威尔克（Alexandra Wilke）、布里塔·道布（Britta Daub）和艾玛·艾希迈尔（Emma Eichmeyer）三人在女子篮球德甲联赛（DBBL）效力。

“我在德甲效力的时间是从 1995 年到 2002 年。当时顶尖俱乐部的结构比现在更好——而现在已经是 2026 年了。这足以说明一切。情况在严重倒退，”朗格说道。他的球队在柏林出人意料地闯入了半决赛，并在晋级过程中击败了欧洲冠军比利时队。世界杯第四名是德国女篮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但据国家队主教练称，联赛无法跟上国家队的进步。他批评俱乐部的现状是“半专业的，医疗状况简直是灾难性的”。DPA 报道称，朗格在决赛前对球队说：“我们就是标准。”他认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站在这个位置，并且已经多次获得金牌，这简直太疯狂了。”而这种标准必须得以维持，至少对于女篮来说如此，因为她们目前在很多方面领先于美国男篮。众所周知，美国男篮在 2023 年世界杯半决赛中输给了世界冠军德国队。在柏林，美国女篮凭借个人球员的质量占据上风，甚至在落后于法国队的情况下实现了逆转。早在半场结束时，美国队就已追回分差，随后她们迫使法国队犯下在整个赛事中从未出现过的错误：掉球、抢篮板失败以及三分球不中。

在赛事过程中命中率并不总是稳定的组织核心克拉克（Clark）在每个节末都投中了两个关键球，其余部分则由斯图尔特（Stewart，得 22 分）和翼锋杰基·杨（Jackie Young，得 18 分）凭借其顶尖实力完成。

这完全是一场经验的胜利。如果查看所有世界杯比赛的总统计数据，几乎在没有任何一个类别中能发现美国的绝对优势（相反，法国队经常在各项数据中名列前茅）。唯独在抢篮板方面，美国女篮处于领先，这反映了她们的身体对抗能力。她们在领奖台上的庆祝方式也更符合美国的老格言：another day at the office（不过是日常工作的一天）。任务完成，继续前行。她们这一周在柏林给人的感觉也是如此：几乎不与观众亲近，赛后立即离开球场，对在采访区与记者聊天缺乏兴趣。

尽管如此，杨在赛后表示，能在这里参赛当然是“一种荣誉”，“这里的关键是要打得强硬且专业，发挥身体优势，我认为我们做到了。”在美国，他们将自己国内联赛的冠军称为“世界冠军”（World Champions），因此对于国际篮联（Fiba）举办的世界杯（拥有自己的规则和国际对手）来说，有时仅仅被视为一次从容的打卡任务。美国队教练卡拉·劳森（Kara Lawson）认为，世界杯的成功证明了“我们协会的强大”，以及“球员们的强大。在最关键的时刻，她们总能展现出自己的能力”，这就是美国女篮持续获胜的秘诀。这足以让欧洲的对手们流下几滴眼泪。 约纳斯·贝肯坎普（Jonas Beckenkamp）

“我们就是标准，”布里安娜·斯图尔特（Breanna Steward）说道，随后她用行动证明了她所谓的标准——并继 2018 年之后第二次被评为世界杯最佳球员。照片：张浩富 / 新华社 / IMAGO

永恒未竟之作的杰作

西班牙环赛的冠军曾长期被视为自行车运动中永恒的第二名和不幸之人。而现在，恩里克·马斯（Enric Mas）终于在环西赛中实现了他的胜利。

慕尼黑 —— 位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格拉纳达萨比卡山上的阿尔罕布拉宫，有时被称为“红色堡垒”。或许正因如此，该国最著名的自行车赛在今年恰好在这座山丘上达到顶峰。在第81届环西赛的决赛中，一名来自马略卡岛小镇阿尔塔（Artà）的职业自行车运动员四次攀登通往格拉纳达城市堡垒的斜坡。这个曾如此频繁且以微小差距与重大胜利擦肩而过的男人，在奋力对抗自己的职业生涯轨迹。而现在，他身披总冠军的红色领骑衫，最后一次跨越这座堡垒 —— 他终于做到了。

西班牙人恩里克·马斯的总冠军之胜，将被记录为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被誉为“永恒未竟”的人完成了他的杰作。现年31岁的他曾三次获得环西赛总成绩第二名：2018年排在英国人西蒙·耶茨（Simon Yates）之后，2021年排在斯洛文尼亚人普里莫日·罗格利奇（Primoz Roglic）之后，一年后则被比利时人雷姆科·埃文波尔（Remco Evenepoel）抢先一步。2024年，马斯第四次登上环西班牙赛的领奖台 —— 但依然不是以冠军身份。这一次他排名第三，排在澳大利亚人本·奥康纳（Ben O'Connor）和冠军罗格利奇之后；而西班牙人马斯在关键时刻从未能击败罗格利奇。直到这个在安达卢西亚的周日。

一年前他曾因静脉血栓被禁止运动

对于第81届西班牙环赛的最后一段路程，路线规划者选择了一家位于格拉纳达的、由环赛主赞助商经营的大型超市分店作为终点。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赛段循环中的最后一个奇特之处。在塔德伊·波加查（Tadej Pogacar）退赛后，这场比赛终于找到了一位赢家，而此前多年来，即便在西班牙国内，人们也认为他缺乏成为冠军的能力。西班牙体育报纸《马卡》（Marca）现在承认：“西班牙自行车运动回顾过去的时间太长了，一直沉溺在阿尔贝托·孔塔多尔（Alberto Contador）、亚历杭德罗·巴尔韦德（Alejandro Valverde）、华金·罗德里格斯（Joaquim Rodríguez）和萨穆埃尔·桑切斯（Samuel Sánchez）那一代人的光环中。”2014年，孔塔多尔成为了迄今为止最后一位在环西赛获得本土胜利的西班牙人。而现在，另一个西班牙人做到了，没错，就是马斯（Mas）。

“内心涌现出如此多的情感。我今天计算了里程，每过一公里，情绪就变得更加激动，”马斯在周日晚上抵达格拉纳达终点时说道。当时他由他的移动之星车队（Movistar-Equipe）护送抵达，车队成员身着红白相间的服装，而非往常的深蓝色。“对我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现在我感到非常幸福。”

周日抵达格拉纳达市中心的最后一赛段在最后阶段以中立化方式进行。由于雨势增加，通往阿尔罕布拉宫的爬坡路段出现了打滑风险，因此总成绩的计时在最后一圈之前就已停止。与环法赛在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的收官赛类似，这次在西班牙的比赛也仅为了争夺赛段冠军。挪威选手托比亚斯·哈兰德·约翰森（Tobias Halland Johannessen，Uno-X车队）在意大利选手亚历山德罗·罗梅莱（Alessandro Romele，阿斯塔纳车队）和比利时选手拉姆塞斯·德布鲁因（Ramses Debruyne，Alpecin-Premier Tech车队）之前夺冠。曾赢得过一个山地赛段的奥格斯堡选手马尔科·布伦纳（Marco Brenner，Tudor车队）获得第十名。

在冠军之国，这些都只是琐碎的注脚。在西班牙媒体中，这位曾经被轻视的人很快被赞美之词簇拥。“他曾遭受批评，克服了伤病以及因摔车带来的创伤。而且他从未说过一句复仇或报复的话，”周一的《AS》报这样写道，该报还将他此前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的经历归入一个名为“荣誉”的栏目中。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路”：恩里克·马斯在环西赛中享受他的个人圆满结局。照片：JORGE GUERRERO / AFP

如果想给这种西班牙式的赞美泼点冷水，人们可能会补充说，如果那个在第八赛段严重摔车前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波加查依然在格拉纳达参赛，马斯恐怕很难赢得这次环西赛。但这位西班牙人的履历也表明，与波加查不同，他必须承受自行车运动中几乎所有可能的不幸：摔车、关键时刻的受伤、病毒感染、胃部问题、接二连三的霉运，以及他对下坡的恐惧。就在一年前，他曾因静脉血栓而被广泛禁止运动。当时，他似乎注定要成为那个“永恒的第二名”。

当这位体重61公斤的山地专家在格拉纳达向疯狂欢呼的人群挥手时，沉重的负担终于从他单薄的肩膀上卸了下来。其实这次比赛依然可能在任何时刻崩盘，比如在周四的第18赛段，当时总成绩第二名的罗格利奇（Roglic，来自德国红牛车队）在个人计时赛中发起了进攻。但作为一名在计时赛方面天赋较低的选手，马斯顶住了压力，仅损失了33秒。他守住了红色领骑衫，并在两天后的最后一个重大山地赛段中再次扩大了对罗格利奇的领先优势——最终以2分15秒的领先优势大获全胜。

“人们经常觉得，如果不获胜，那么成绩就毫无价值。因此，公路自行车运动界终于会通过这次环西赛的胜利，给予恩里克·马斯应得的认可，”孔塔多尔说道。他在2015年赢得了环意赛，此后再也没有西班牙人获得过三大环赛的冠军。不过，如果孔塔多尔是对的，那么第二名和第三名也算成功。顺便提及，来自奥地利的费利克斯·加尔在萨比卡山脚下以2:44分钟的差距获得总成绩第三名。 科尔比尼安·艾森贝格尔

德甲联赛

第 3 比赛日 - 赛果 RB莱比锡 5:0 汉堡SV (2:0) 1:0 戈米斯 (17.), 2:0 努萨 (28.), 3:0 奥尔班 (72.), 4:0 恩昆库 (74.), 5:0 罗穆洛 (77.). - 观众人数：47,800。 埃尔弗斯贝格SV 1:2 拜仁慕尼黑 (0:1) 0:1 卡尔 (26.), 1:1 克拉滕马赫 (61.), 1:2 凯恩 (72.). - 观众人数：9,307。

1. (2)< / td><>弗赖堡SC< / ><>3< / ><>0< / ><>10:1< / ><>9< / >< / tr><><>2. (3)< / ><>多特蒙德波鲁西亚< / ><>3< / ><>0< / ><>8:2< / ><>9< / >< / ><><>3. (1)< / ><>奥格斯堡FC< / ><>3< / ><>2< / ><>1< / ><>0< / ><>9:3< / ><>7< / >< / ><><>4. (6)< / ><>拜仁慕尼黑< / ><>3< / ><>2< / ><>1< / ><>0< / ><>7:2< / ><>7< / >< / ><><>5. (8)< / ><>RB莱比锡< / ><>3< / ><>2< / ><>0< / ><>1< / ><>9:3< / ><>6< / >< / ><><>6. (4)< / ><>埃尔弗斯贝格SV< / ><>3< / ><>2< / ><>0< / ><>1< / ><>8:7< / ><>6< / >< / ><><>7. (7)< / ><>勒沃库森拜耳< / ><>3< / ><>1< / ><>8:5< / ><>4< / >< / ><><>8. (5)< / ><>美因茨05 FSV< / ><>3< / ><>1< / ><>6:3< / ><>4< / >< / ><><>9. (13)< / ><>法兰克福之鹰< / ><>3< / ><>1< / ><>7:8< / ><>4< / >< / ><><>10. (10)< / ><>云达不莱梅< / ><>3< / ><>1< / ><>5:6< / ><>4< / >< / ><><>11. (14)< / ><>沙尔克04 FC< / ><>3< / ><>1< / ><>3:4< / ><>4< / >< / ><><>12. (11)< / ><>科隆1. FC< / ><>3< / ><>1< / ><>5:7< / ><>4< / >< / ><><>13. (16)< / ><>霍芬海姆TSG< / ><>3< / ><>1< / ><>0< / ><>2< / ><>6:7< / ><>3< / >< / ><><>14. (9)< / ><>斯图加特VfB< / ><>3< / ><>1< / ><>0< / ><>2< / ><>6:8< / ><>3< / >< / ><><>15. (12)< / ><>帕德博恩SC< / ><>3< / ><>0< / ><>1< / ><>2< / ><>0:4< / ><>1< / >< / ><><>16. (15)< / ><>柏林联盟1. FC< / ><>3< / ><>0< / ><>1< / ><>2< / ><>4:10< / ><>1< / >< / ><><>17. (17)< / ><>门兴格拉德巴赫< / ><>3< / ><>0< / ><>3< / ><>3:12< / ><>0< / >< / ><><>18. (18)< / ><>汉堡SV< / ><>3< / ><>0< / ><>3< / ><>0:12< / ><>0< / >< / table>

第 4 比赛日：周五 20.30：拜仁 - 柏林联盟；周六 15.30：法兰克福 - 弗赖堡，门兴格拉德巴赫 - 美因茨，汉堡SV - 科隆，不莱梅 - 奥格斯堡；18.30：斯图加特 - 多特蒙德；周日 215.30：勒沃库森 - 莱比锡；17.30：沙尔克 - 埃尔弗斯贝格；19.30：帕德博恩 - 霍芬海姆。

国际联赛

英格兰超级联赛 – 第 4 比赛日 曼联 0:1 曼城 (0:0) 0:1 哈兰德 (60.)。 – 红牌：福登 (23. / 曼城，肢体冲突)。

1. 阿森纳FC 4 / 12, 2. 曼城 4 / 12, 3. 赫尔城 4 / 8, 4. 布莱顿和霍夫阿尔比恩 4 / 7, 5. 切尔西FC 4 / 7, 6. 布伦特福德 4 / 6, 7. 利物浦FC 4 / 6; ... 13. 曼联 4 / 4.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 - 第 5 比赛日 莱万特UD 2:4 巴塞罗那FC (0:2) 0:1 埃斯帕特 (5.), 0:2 亚马尔 (19.), 0:3 亚马尔 (48. / 点球), 1:3 罗梅罗 (79.), 2:3 布鲁格 (88.), 2:4 阿代耶米 (90.+3). 圣塞巴斯蒂安皇家社会 0:3 马德里竞技 (0:0) 0:1 格里马尔多 (84. / 点球), 0:2 大卫 (90.), 0:3 西蒙尼 (90.+5)

1. 巴塞罗那FC 5 / 15, 2. 皇家马德里 5 / 12, 3. 阿拉维斯CD 5 / 10, 4. 马德里竞技 5 / 10, 5. 塞维利亚FC 5 / 10, 6. 德波尔蒂沃拉科鲁尼亚 5 / 9, 7. 塞维利亚贝蒂斯 4 / 9, 8. 巴塞罗那西班牙人 5 / 7.

德甲女足

第4轮比赛日

第4轮比赛日 斯图加特 VfB - 沃尔夫斯堡 VfL 0:2 (0:1) 0:1 Peddemors (3.), 0:2 Zicai (69.). - 观众人数：3820。 法兰克福 Eintracht - 霍芬海姆 TSG 4:2 (1:0) 1:0 Lührßen (2.), 1:1 Hahn (50.), 1:2 Fölmli (62.), 2:2 Freigang (68.), 3:2 Tolhoek (72.), 4:2 Memeti (88.). - 红牌：Vöhringen (18. / 霍芬海姆, 战术犯规). - 观众人数：3105。 弗赖堡 SC - 美因茨 05 FSV 3:0 (1:0) 1:0 Acikgöz (27.), 2:0 Brunold (65.), 3:0 Memminger (83.).

勒沃库森 Bayer – 拜仁慕尼黑 FC

1. (1)< / td><>沃尔夫斯堡 VfL< / ><>4< / ><>0< / ><>15:5< / ><>12< / >< / tr><><>2. (3)< / ><>法兰克福 Eintracht< / ><>4< / ><>1< / ><>0< / ><>8:3< / ><>10< / >< / ><><>3. (2)< / ><>拜仁慕尼黑 FC< / ><>3< / ><>0< / ><>10:2< / ><>9< / >< / ><><>4. (5)< / ><>科隆 1. FC< / ><>4< / ><>3< / ><>0< / ><>1< / ><>8:2< / ><>9< / >< / ><><>5. (6)< / ><>云达不莱梅< / ><>4< / ><>3< / ><>0< / ><>1< / ><>7:4< / ><>9< / >< / ><><>6. (8)< / ><>弗赖堡 SC< / ><>4< / ><>2< / ><>1< / ><>6:5< / ><>7< / >< / ><><>7. (4)< / ><>斯图加特 VfB< / ><>4< / ><>2< / ><>1< / ><>7:7< / ><>7< / >< / ><><>8. (7)< / ><>勒沃库森 Bayer< / ><>3< / ><>2< / ><>0< / ><>1< / ><>5:3< / ><>6< / >< / ><><>9. (11)< / ><>莱比锡 RB< / ><>4< / ><>1< / ><>2< / ><>3:6< / ><>4< / >< / ><><>10. (9)< / ><>汉堡 SV< / ><>4< / ><>0< / ><>2< / ><>3:5< / ><>2< / >< / ><><>11. (10)< / ><>纽伦堡 1. FC< / ><>4< / ><>0< / ><>2< / ><>7:14< / ><>2< / >< / ><><>12. (12)< / ><>霍芬海姆 TSG< / ><>4< / ><>0< / ><>5< / ><>4:9< / ><>0< / >< / ><><>13. (13)< / ><>柏林联盟 1. FC< / ><>4< / ><>0< / ><>4< / ><>1:9< / ><>0< / >< / ><><>14. (14)< / ><>美因茨 05 FSV< / ><>4< / ><>0< / ><>4< / ><>1:11< / ><>0< / >< / table>

马丁·施耐德（Martin Schneider）报道

斯皮森-埃尔弗斯堡 —— 此时，两位名为文森特的教练正坐在建筑集装箱内参加教练新闻发布会，两人心情都相当不错甚至非常好。在德甲比赛后这种情况极少见，但在埃尔弗斯堡，目前很多事情都在顺利运行，这件事也不例外。SV埃尔弗斯堡的教练文森特·瓦格纳（Vincent Wagner）表示，他在职业生涯中从未在输球后感到如此高兴。自2024年起受雇于拜仁慕尼黑 FC 的文森特·孔帕尼（Vincent Kompany）则对萨尔兰州的热情好客赞不绝口。

他说，这种经历他还是第一次遇到。有1500人来到酒店，他起初以为是在举办什么节日活动，直到后来才意识到所有人都是为了他的球队而来的。而且，由于他还赞扬了对手并祝愿对方能够保级，这让他在这个德国地区赢得了许多朋友，因为在这里，当强大的拜仁慕尼黑 FC 到访时，依然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孔帕尼从前两个赛季中吸取教训

慕尼黑队以 2:1 获胜，而埃尔弗斯堡凭借在场上的表现也赢得了冠军队的赞赏。莫里斯·克拉滕马赫用一个梦幻进球扳平了伦纳特·卡尔的领先优势。孔帕尼对此做出了反应，一次性进行了四次换人，将约书亚·基米希、贾马尔·穆西亚拉、阿尔方索·戴维斯和路易斯·迪亚斯同时投入比赛。文森特·瓦格纳表示，在看向拜仁替补席时，他短暂地愣了一下，并带着一丝轻蔑地想道：“噢，是的，真刺激。”瓦格纳自己在比赛末段换上了卢卡·施内尔巴赫，埃尔弗斯堡早在地区联赛对阵巴林队时就曾将他作为奇兵派上场。

直到在这种压力下，埃尔弗斯堡才崩溃。哈里·凯恩打进了一球，这让他的直接对手马克西米利安·罗尔除了钦佩之外别无他感。“我无法解释他是怎么绕过去的，”他讲述道，“我其实处于很好的封堵位置，甚至没有触碰到球，但球还是进去了。简直不可思议。这让我想起了他在世界杯对阵刚果（金）时的那个进球。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门将，注）和我刚才也在讨论，那个球到底是怎么进的。”

就在大家几乎达成和谐共识之前，拜仁慕尼黑终于意识到，在 0:0 平沙尔克之后，面对第二支升班马，他们踢得相当吃力。体育总监马克斯·埃贝尔谨慎地提醒，这场比赛的教训应该是，即使是“稍微少一点（投入 / 强度）也真的会变得很危险”。孔帕尼甚至表示，他们在上半场“不在状态”。

这使得人们将目光转向他的轮换策略，今年的轮换显然比前两个赛季更加频繁。这不仅仅是因为约纳斯·乌尔比格现在（就像在埃尔弗斯堡那样）更经常为

工地上的教训

拜仁慕尼黑在 2:1 击败埃尔弗斯堡的比赛中经历了漫长的艰苦过程。文森特·孔帕尼在首发阵容中轮换了 7 个位置——并解释了这一原则将如何在本赛季让他的球队变得更强。

越过施工围栏和 SVE 的吉祥物保罗：拜仁慕尼黑的球员们正从集装箱村前往埃尔弗斯堡体育场。照片：PFAFFENBACH / REUTERS

曼努埃尔·诺伊尔把守球门。凭借伊斯梅尔·赛巴里和纳撒尼尔·布朗，教练在净额上多出了大约 2 个选择，他希望利用这一点。在埃尔弗斯堡这座“工地”上，他在 7 个位置上对球队进行了调整，不过他不仅更换了人员，还将球员在系统内部进行了位置移动。

迈克尔·奥利塞像在法国国家队中那样暂时出任 10 号位，赛巴里则担任左翼球员。尽管赛巴里助攻了第一个进球，且孔帕尼强调他的进攻球员在系统中拥有自由度，尤其是奥利塞，但人们在比赛前 45 分钟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这并非最优的分配方案。

在被问及轮换时，孔帕尼详细地回答道，并谈到了“大局观”以及支撑其决定的“逻辑”。“重要的是让球员们获得出场时间，以便他们在正确的时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孔帕尼在埃尔弗斯堡就已经在考虑未来。他辩称轮换有不同的方式——例如，所有在埃尔弗斯堡出场的球员在过去 10 天内都曾进入过首发阵容。

事实同样是，拜仁慕尼黑在 16 天内进行了 5 场比赛——此前经历了一次因规模更大的世界杯而缩短的夏季休假。过去一直存在一个常态，即慕尼黑人在世界杯后由于拥有大量国家队球员，总是会遇到困难。孔帕尼当然低调地提及了这一点，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在埃尔弗斯堡一次性换上市场价值 2.5 亿欧元的球员，几乎没有人会买账。

孔帕尼甚至将话题延伸，回顾了他在慕尼黑的第一赛季，当时所有人都在质疑他那种结合了高控球率和高跑动距离的高强度足球是否能支撑整个赛季。在第二赛季，大家又在质疑阵容对于最高目标是否太小。现在，在第三个赛季，孔帕尼显然试图达成一种综合，通过一个（略微）更大的阵容，现在就开始更积极地管理负荷。他说，这一切都遵循一个计划，所有环节都相互关联。

当慕尼黑的球队大巴离开工地时，文森特·孔帕尼的

听听关于这个话题的播客。

sz.de / sportpodcast

声音依然在凯撒林德体育场回荡。埃尔弗斯堡总是通过体育场扬声器稍微延迟地转播新闻发布会，以供那些还留下来喝啤酒的人聆听。尽管输了球，球迷们的情绪依然十分愉悦。许多人在周日晚上内心其实已经预料到了 1:5 或 2:6 的比分。

但现在，SVE 超出预期几乎已成常态。周一早上，他们从勒沃库森租借而来的球员弗朗西斯·奥尼耶卡还被德国足协（DFB）评为最佳德国青年球员。而他在对阵拜仁的比赛中甚至还没能真正发挥作用，因为他在出场 10 分钟后就因伤离场。对于埃尔弗斯堡来说，在狂欢般的开局之后，真正的德甲日常生活现在开始了。目前看来，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汉堡队的世纪丢球之灾

汉堡队（HSV）既不想为其历史上最糟糕的联赛开局美化，也不想以激进的应对措施来回应。至于具体如何改善？尚不明确。

莱比锡 —— 汉堡体育俱乐部职业足球总监克劳斯·科斯塔（Claus Costa）走出更衣室，觉得有必要发表一份声明。“连续两场 0:5 输球，当然完全不是我们的预期，”他说道。在 0:5 负于 RB 莱比锡之后，这番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帮助的，因为在比赛结束时，认为汉堡队是故意如此的想法竟然显得并不那么荒谬。另一方面，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曾经的联赛“恐龙”和德国足球巨头汉堡队，现在是否反而应该尝试延续其令人惊叹的零进球且零胜的纪录？为了历史而战。

因为下周对阵科隆，一场 0:1 的失利就足以让汉堡队确保一项纪录。自 1963 / 64 赛季以来，卡尔斯鲁厄体育俱乐部（Karlsruher SC）一直保持着赛季前四场比赛最糟糕的德甲开局纪录：四场全败，净胜球为 -13（1:14）。如果以 0:1 告负，汉堡队（目前进球比为 0:12）在净胜球方面将与卡尔斯鲁厄持平，但由于本赛季他们尚未攻入任何一球，因此将超越卡尔斯鲁厄。在多特蒙德和莱比锡都没有进球，在主场对阵美因茨时也没有。既然人工智能（AI）很快将接管整个名为“世界”的庞然大物，那么在刷新开局负面纪录方面，让那句经常被滥用的套话“有史以来”获得实际意义的机会其实并不小。

说到套话：在莱比锡惨败后，相关人员在美化比赛结果的同时，并不忘强调他们并不想美化结果。虽然确实出现过几次汉堡队面对陷入危机、信心不足的莱比锡队几乎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这与上周对阵美因茨 0:5 的彻底灾难有所不同，当时汉堡队管理层将那场比赛吹捧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然而：在蒂迪亚姆·戈米斯（Tidiam Gomis）为莱比锡队首开纪录（17.）后，安东尼奥·努萨（Antonio Nusa）很快将比分扩大为 2:0（28.）。在下半场，同样出现了一些诱发轻率心态的阶段。据本报获悉，至少有一名汉堡队球迷在莱比锡的看台上向朋友告别时说道，他希望在短暂离开去处理私事期间，不要错过汉堡队本赛季的第一粒进球。

尽管进球比为 0:12 且排名第 18：波尔津的合同仍将延长

当他返回时，汉堡体育俱乐部（HSV）已经崩溃，威利·奥尔班、克里斯托弗·恩昆库和罗穆洛在第 72 分钟到第 77 分钟之间为莱比锡队打入了第三、第四和第五球。在德国北部，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反应是：唉。

HSV 主教练默林·波尔津（Merlin Polzin）站在了拒绝美化现实的最前线：“你要么看最终结果，然后说：和上周一样糟糕。”或者像他那样，看到一支“试图在许多方面比上周做得更好”的球队。因此，如果莱比锡的比赛结果不是“和上周一样糟糕”，那么它就是另一种，抱歉，糟糕，或者说更糟糕。

那么问题来了， 在莱比锡是否已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改进的机会。因为这些机会是有限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人们必须去查阅， 前锋线上的哪个无名之辈在场上，以及 / 或者谁应该负责进球。在防守端，资深球员们也表现不佳，以至于门将丹尼尔·赫尔-费尔南德斯（Daniel Heuer-Fernandes）成了 中最令人同情的球员之一。“我该如何正确地表达这一点？”体育总监科斯塔（Costa）问道，随后自问自答：“进我们的球太简单了。”周二，24 岁的马里奥·武斯科维奇（Mario Vuskovic）终将回归。不过，这位此前转会至布莱顿和霍夫阿尔比恩的卢卡·武斯科维奇（Luka Vuskovic，19 岁，去年曾确保球队免于降级）的哥哥，此前曾被禁赛四年，原因是服用违禁药物。今夏最知名的新援——这次是由阿森纳足球俱乐部正式签约而非仅仅租借的法比奥·维埃拉（Fábio Vieira）——直到周日比分 0:3 时才登场。

再次失球：在 0:5 负于莱比锡的比赛中，汉堡体育俱乐部的球员在一次失球后感到沮丧。 照片：JAN WOITAS / DPA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均须通过 www.cz-content.de 获得授权

目前排名垫底的 将产生怎样的紧迫感尚不明确。“得分会有好处，这毫无疑问。但如果我站出来说，我们必须得分，否则一切就完了，那简直是个笑话，”队长尼古莱·雷姆伯格（Nicolai Remberg）强调。而科斯塔则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想法，即“在个人以及集体层面消除错误”。这位体育总监还保证，他对教练团队的看法是“分析性的且理性的”：“并不是说有人在扔垃圾桶或者只会大声辱骂——而是专注于内容。”总之， 的原则是不陷入盲目行动，“短视且敷衍的举措”是不被预期的。科斯塔补充道：“现在没人需要认为我们会失去理智并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大概不可能有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去奥尔斯多夫公墓把前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挖出来，询问他 1962 年担任汉堡市长时是如何应对那场世纪洪水的。然后效仿历史先例，请求联邦国防军在境内出动。相反，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零分且零进球的主教练波尔津的合同将被延长。“我们知道我们将共同走向未来，”体育董事凯瑟琳·克鲁格（Kathleen Krüger）在 Dazn 采访中表示。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寻常的。一方面是这样；但另一方面：毕竟这是 。哈维尔·卡塞雷斯（Javier Cáceres）

在大自我的俱乐部中

德乙球队汉诺威96队与主教练克里斯蒂安·蒂茨分手。体育主管乔纳斯·博尔特在内部权力斗争中胜出

汉堡 —— 克里斯蒂安·蒂茨在讲台上挥舞手臂的幅度越大，乔纳斯·博尔特在椅子上陷得就越深。主教练蒂茨解释说，他的球队表现得非常出色，勇敢地向前组织进攻，并且整体占据了很大的主导地位。博尔特投以怀疑的目光，他舒适地坐在新闻发布厅的最末端。但蒂茨才刚刚开始。面对如此多的机会浪费以及个人防守失误，作为教练还能做些什么？在那个八月的日子里，命运和足球之神似乎都阴谋地针对着德乙球队汉诺威96队。

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传达到96队体育主管博尔特那里的核心信息。在蒂茨进行比赛分析后，这位两米高的经理几乎消失在视野中，他整个人滑到了座位底部，将脸深深地埋在双手之中。

有些日常场景会被公众挑出来并过度解读；而有些场景，就像汉诺威在0:1负于沃尔夫斯堡队之后发生的那样，勾勒出了一幅精准的社会风貌图。博尔特和蒂茨，这种关系不可能维持太久。果不其然：博尔特和蒂茨的关系仅又维持了一个月。不过，谈不上“维持得好”，因为体育主管与主教练之间的分歧太大，双方的厌恶已成定论，且俱乐部的成绩太差。在周五1:2负于1. FC纽伦堡后，周一晚上正式完成了与蒂茨的分手。博尔特表示，“在上一赛季基础上继续构建”的目标遗憾地“未能以期望的形式实现”。

汉诺威是以升级竞争者的身份开启本赛季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上赛季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失去了升级机会，顺便一提，当时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对手同样是纽伦堡。随后，进攻教练蒂茨获得了信任，但在夏天，组织架构在关键位置上进行了扩充：在该职位空缺几个月后，新任体育总经理乔纳斯·博尔特加入了体育总监拉尔夫·贝克尔的行列。此前，经理约尔格·施马特克在仅任职81天且与96队最高掌权者、企业家马丁·金德发生争执后辞去了该职。施马特克与金德之间的分歧点之一正是：主教练克里斯蒂安·蒂茨，但体育总监贝克尔与蒂茨的关系却很好。对于在这么多名字和冲突线中感到迷茫的人，在此宣布：欢迎来到1896年成立的汉诺威体育俱乐部。

博尔特被请来是为了在这个混乱的俱乐部中建立更清晰的结构和等级制度；这位权力意识强、精明的经理在汉堡体育俱乐部（HSV）已经致力于这项任务五年之久。然而，博尔特在所有这段时间里未能实现的是跃升至顶级联赛，因此主教练问题也带有个人色彩：博尔特很清楚，另一次失败将严重损害他的名声。而了解博尔特的人都知道：名声在他的人生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克里斯蒂安·蒂茨。照片：SWEN PFÖRTNER / DPA

乔纳斯·博尔特。照片：CHRISTOF KOEPSEL / GETTY

因此，博尔特（Boldt）和蒂茨（Titz）这对组合从一开始就仅仅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尽管这位教练在业内（以及在博尔特看来）因其前瞻性的进攻风格而受到赏识，但蒂茨的足球有时也倾向于“死于美学”——就像在上个赛季那样，虽然能给观众带来快感，但并不总能带来实质性的成果。对于博尔特来说，这导致了一个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蒂茨并不是那个可以被委以升级使命的教练；另一方面，蒂茨在 96 队的球迷中非常受欢迎，因此过早地分手肯定会被用来对他不利。在赛季前五场比赛仅获一场胜利后，这位体育主管现在能以更大的力度展开他的论据，包括在与 96 队监事会主席金德（Kind）的交谈中：后者同样对上个赛季的结果不甚满意。不过，他此前一直对蒂茨采取保护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不超出俱乐部的预算。

无论如何，俱乐部指责教练蒂茨的工作方式（过于）功能化，虽然包含很多专业知识，但几乎没有人性温暖。据说他设计战术就像在玩“PlayStation”一样，球员进，球员出，纯粹在内容上是可以理解的，且有时理由充分。只是这种方式无法产生情感上的亲近感，而博尔特一直深信这种亲近感的必要性：在汉堡（HSV）工作期间，他曾与蒂姆·沃尔特（Tim Walter）合作，后者同样对像“余防”（Restverteidigung）这样的术语没什么兴趣。但除了未能兑现升级承诺之外，沃尔特至少成功地在周围构建起了一座坚固的“防御堡垒”。

相反，据称蒂茨在过去几周里越来越多地陷入借口和发出“微侵略”（Mikroaggressionen）之中。一个例子是：博尔特签下了门将帕斯卡尔·洛雷茨（Pascal Loretz），而蒂茨在仅一场比赛后就将他固定在替补席上。总的来说，体育主管和教练从未真正达成一致：蒂茨抵制博尔特对更平衡比赛风格的愿望，在阵容规划上，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也发生了碰撞。

博尔特喜欢声称自己最愿意与性格坚毅的“硬汉”合作，而这个属性在较为冷漠的蒂茨身上仅部分适用。据称，现在一个正是这样的人可能即将被汉诺威聘用：桑德罗·瓦格纳（Sandro Wagner），他最近在奥格斯堡（Augsburg）失败的原因包括其过强的表现欲和教条主义。博尔特和瓦格纳都是身材高大的男人，且都将自己定义为“阿尔法男”（Alphatiere）：这能进展顺利吗？两人彼此认识且赏识，此外，博尔特一直乐于将自己的自我意识与其他巨大的自我意识进行衡量。这对升级使命意味着什么，尚待观察。但显然的是：身处德乙的汉诺威在本赛季可能还会产生一些五彩斑斓的故事。 托马斯·许尔纳（Thomas Hü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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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藤？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享用葡萄酒。当时的葡萄酒味道如何，又是用什么样的葡萄酿造的？几个世纪前，关于其起源的问题曾引发过一场侦探式的研究。这项调查始于19. 世纪的葡萄品种学（Ampelografie）。它研究葡萄品种的名称及其同义词、起源与分布，以及葡萄藤的特性，例如叶片、葡萄形状和果粒。其研究结果基于观察、描述、对比、古籍与文献、艺术作品、故事和传说。 长期以来，甚至叶片形状也被认为是判定葡萄品种的可靠指标。科学在不断发展。Gutedel（古特德尔）就是一个例子。

直到2000年，人们还在庆祝Gutedel葡萄品种的 5.000. 周年生日，并推测其原产地在上埃及。其众多的同义词似乎也证实了它的高龄：在法语中它被称为Chasselas、Mornant和Valais Blanc；在瑞士瓦莱州被称为Fendant；在马克格雷夫勒兰（Markgräflerland）被称为Viviser和Gutedel。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它以Queen Victoria White之名为人所知。这些名称仅是约 250 个同义词中的一小部分。此外，它的叶片形状似乎与卢克索皇家墓葬中带有葡萄藤的壁画有相似之处。在开罗附近的法尤姆绿洲，据说该品种的变体生长繁茂；来自Gianaclis的Fayoumi品种与Gutedel相似。因此，葡萄品种学家阿德里安·贝尔热（Adrien Berget）在 1932 年推测埃及为其原产地——亨利·威卢（Henri Wuilloud）在 1947 年支持了这一假设。

于是产生了一个传说：拥有 5.000 多年历史的Gutedel曾出现在法老的餐桌上，由十字军带到欧洲，并因其品质而广泛传播。因此，在千禧年之年，人们庆祝了它的 5.000 周年生日。

2009年这被证明是

2009年，这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研究人员何塞·武亚莫兹（José Vouillamoz）和克莱尔·阿诺德（Claire Arnold）无法证实其与小亚细亚葡萄品种的亲缘关系，但证实了其与阿尔卑斯地区本土品种的亲缘关系。亲本品种仍然未知；研究共鉴定出20个具有相同DNA的克隆变体。

与之相反，有记录证明巴登的边境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Karl Friedrich von Baden）在洛桑接触到了这种葡萄酒，并于1780年左右将来自韦韦（Vevey）的插条引入边境伯爵领地（Markgräflerland）。他坚信那里的气候和风土能够酿造出卓越的葡萄酒。

从此，古特尔（Gutedel）成为了德国西南部的特产。这种细腻、优雅且不张扬的葡萄酒塑造了边境伯爵领地的享乐文化，并成为了这个被称为“德国托斯卡纳”地区的形象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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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种族主义”：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的员工在周日的一次抗议活动中。 照片：IAN LANGSDON / AFP

竞选期间，一名右翼分子？

公共广播电台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的员工举行罢工——以抗议聘用一名右翼专栏作家。他是否旨在帮助勒庞？

作者：奥利弗·迈勒 (Oliver Meiler)

对于许多法国人来说，法国的早晨是从记者和喜剧演员们极其清醒的声音中开始的。当人们还在被窝里挣扎时，他们在广播中已经开始了政治谈话、评论和打趣。France Inter 是该国最大的电台，其在工作日 6 点至 9 点播出的早间节目“Matinale”吸引了数百万听众。法国依然是一个热爱广播的国家。

然而，在周日和周一，France Inter 再次只播放音乐，期间不时穿插罢工通知。 Culture 和 Info 等 Radio （法国广播电台，即公共广播机构）旗下其他大型频道的情况也类似。 Info 在期间通过简短的新闻板块提供最基本的信息，毕竟他们肩负着公共职责。但除此之外呢？只有音乐，一种出奇地多样化且几乎非主流的混编。

Radio 的这次罢工源于一名员工无法被全体员工接受的新成员：34 岁的右翼记者查尔斯·萨宾 (Charles Sapin) 被聘请加入新赛季，而 2027 年春季还将举行法国总统选举。电台为他设立了一个每周日的“政治社论” (Edito politique) 栏目，让他可以在其中发表个人观点。

就个人而言，没有人反对这个人：萨宾被认为是一名严肃的记者，为人随和，性格较为安静。他此前曾就职于《观点报》(L'Opinion)、《费加罗报》(Le Figaro) 以及新闻杂志《观点》(Le Point) —— 这些全部是中产阶级到右翼中产阶级的出版物。他也经常出现在电视上，人们熟悉他的面孔。

但现在，萨宾近期成为了极右翼周刊《当前价值》(Valeurs actuelles) 的副主编，而 Radio 的编辑部认为，这一点绝对不可接受。此外，萨宾还在 Info 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决斗” (Le Duel) 中获得了一个席位，在节目中与左翼出版物《政治》(Politis) 的主编罗哈亚·迪亚洛 (Rokhaya Diallo) 进行争论，但对此几乎没有人反对。因为社论是一种评论，没有反驳环节。

萨宾所属的这本杂志简称“VA”，已多次因种族主义、煽动种族仇恨和诽谤而被判刑。该杂志部分由富有的右翼认同企业家皮埃尔-爱德华·斯特林 (Pierre-Édouard Stérin) 持有。斯特林与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 (Vincent Bolloré) 及其媒体一样，致力于推动极右翼夺权，支持玛丽娜·勒庞 (Marine Le Pen) 出任总统。《当前价值》此外还持有气候怀疑论。而且，该杂志抓住每一个机会攻击法国的公共电视和广播——尤其是 Inter。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把这本杂志的副主编请进门吗？

Radio 的管理层至今态度强硬。他们以多元化为由进行辩护。他们认为，尤其是在总统选举之前，作为“所有法国人的广播”，覆盖整个观点光谱、成为对话和辩论的场所至关重要。该机构主席西比尔·韦伊 (Sibyle Veil) 提到，现在需要一种“强化的多元化”。但随后她补充道，聘请萨宾是在他还在受人尊敬的《观点》杂志任职期间。这其中能感受到一丝不安。

但这并未平息情绪。编辑部表示，萨宾现在代表的就是“VA”。而且，种族主义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一种犯罪。此外，多元化也有界限：任何突破共和价值框架的内容，都不应该出现在 Inter 的电波中。

萨潘的刊物曾多次因种族主义和诽谤被判有罪

来自极右翼边缘的极化声音在博洛雷（Bolloré）的私人频道——广播电台 Europe 1 和电视频道 CNews 上拥有最重要的平台，且几乎全天候播出。温和的声音在那里只在不合时宜的时间段播出，即午夜之后没人听的时候——纯粹是为了凑份额。负责监督所有频道观点多样性的监管机构 Arcom 并没有被蒙蔽：它经常谴责 CNews 和 Europe 1，理由是这些频道仅讨论右翼和极右翼立场，而从未进行对立论证，尤其是在移民和伊斯兰教问题上。目前，France Inter 已经播出了两篇查尔斯·萨潘（Charles Sapin）的社论。一篇关于法国高额的国家债务，一篇关于人工智能，这两个主题都相当稳妥，也没有引发太多争议。然而，抗议并未停止，现在抗议活动也延伸到了电台之外。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的监察员报告称，她收到了“极大量”听众愤怒的电话和来信。有些人将其称为“trahison”，即背叛。

300 位来自文化界的人士、法官、教授和运动员签署了一份反对聘用萨潘的宣言，该宣言由《巴黎人报》（Le Parisien）公布。宣言中指出，国家广播电台绝不能参与极右翼思想的“平庸化”，而这种情况已经在许多其他媒体中发生了。

这份宣言由许多知名人士支持，其中包括作家维吉妮·德斯庞特（Virginie Despentes）、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和莱拉·斯利马尼（Leïla Slimani），演员朱莉·盖耶（Julie Gayet）以及前足球运动员利利安·图拉姆（Lilian Thuram）。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属于左翼阵营。而这反过来又被博洛雷的频道用作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公共广播和电视具有党派偏见。

2027 年的竞选活动尚未真正开始，但法国媒体界已经陷入了激烈的阵地战。

窥视深渊

RTL 在自己的节目中尝试使用人工智能。美国的一个电视频道展示了这将导致怎样的结果。

电视史上的下一个“里程碑”将在下午节目中播出。从本周开始，RTL 在 15.55 分开始播出其剧本实境秀《乌尔里希·韦策——刑事法院》（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经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的剧集。例如，人物和情节转折被事后插入。在电台的官方声明中，这被称作“创意新领域”以及“叙事的未来”。电台高层在措辞上费了不少心思，试图让 AI 的应用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重要，而实际上这主要是一种针对陈旧存档内容的廉价回收方法。

通过观察美国电视景观，可以预见这种所谓的“进化”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在那里，曾被誉为点播电视先锋的流媒体平台 Roku 在 8 月中旬启动了其新频道“Fairground AI Creator TV”。一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完全由 AI 生成，广告语为“来自全球顶尖 AI 讲述者的全新原创剧集、电影和短片”。这里再次提到了“创造力的民主化”，或者说通过这项技术将找到“未来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那么，承诺中的创意大爆发在哪里？

在启动几周后，一些评论几乎是毁灭性的。有人称其为“噩梦素材”，并表示观看这种 AI 电视就像是“从食槽里进食”。这足以让人决定亲自尝试一下其结果。虽然在德国只能通过 VPN 访问，但在为 Roku 频道提供内容的在线平台 fairground.tv 上，人们也可以对所谓的电视未来获得一个深刻的认识。

快速预览承诺了许多内容：变异的地铁老鼠、带有僵尸和合成面孔的《办公室》（The Office）、一部恐怖西部片，以及同样没有人拍摄、而仅仅是生成的广告。在短时间内，观众脑海中浮现出的最温和、也最显而易见的形容词便是“毫无生气”。心理学用“恐怖谷”（Uncanny Valley）一词来描述当人工智能角色过于像人时，观众所产生的一种怪异感觉。而仔细观察的话，确实能在某些“演员”的手上发现多出了几根手指，嘴型与对话不匹配，剪辑显得随意，动作场面则经常让人觉得 AI 再次忘记了物理定律。

那么，承诺中的创意大爆发在哪里？即便在各种环节仍存在卡顿和失误，但对于一个几乎可以调用人类历史上所有构思过的故事的生成器，人们至少可以期待最终能产生一些还算合理的情节。然而，人们看到的主要是那些共同点仅在于不再受版权保护的素材。一点罗宾汉，一点德古拉，一部《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动漫改编版。单个片段很少超过 15 分钟，运行时间一旦延长，AI 模型就会陷入混乱。

且看观众在切换频道前能忍受多少合成娱乐

尽管如此，这项技术自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就在两年前，生成的动态图像还像是一场由融合的面孔和波动背景组成的噩梦。而那些认为备受诟病的“Slop”（即最低成本生成的AI内容）仅限于在线平台的人，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对于电视制作人来说，大规模生产廉价内容的前景实在太诱人了。现在，管理层显然认为AI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将其推向Roku在美拥有的一亿多名用户。

今年夏天，该公司被福克斯公司（Fox Corporation）收购。因此，生成的电视内容不再仅仅是小众领域，而是成为了全球最大媒体集团之一的一部分。这种被宣传为创意先锋的行为，在另一种解读下则成了一场现场实验，旨在测试大众观众在切换频道之前能忍受多少合成娱乐。或者，他们根本不会切换。

人们早已知道，在某些使用场景下，电视根本不需要、也不期待专注的观众。对于广告时段之间的背景噪音和填充素材而言，AI素材显然已经达到了电视台内部的标准。德国的电视战略制定者们很有可能也在密切关注Roku AI频道的进展。因为与时长35分钟且完全由AI生成的《真实犯罪：西部》（True Crime: Wild West）的成本相比，即使是RTL的下午时段节目看起来都像高端制作。 迈克尔·穆尔施泰特（Michael Moorstedt）

AI能否成为电视领域的一次新“创意爆发”？ 照片：IMAGO / GUTPAPER / ISTOCK / GETTY / 拼图：克里斯蒂安·滕斯曼（CHRISTIAN TÖNSMANN）

瑞典字谜

南美舞蹈< / td><>西班牙语：朋友< / ><>独裁者< / ><>外套< / ><>< / ><>腌制用盐水< / ><>儿童玩具（复数）< / ><>胆小的森林动物< / ><>< / ><>坚固的，耐用的< / ><>< / ><>向上< / ><>希腊前缀：地...< / ><>< / ><>方向< / ><>< / ><>早期的骑兵< / ><>天然头饰< / >< / tr><><>< / ><>< / ><>尝试，测试< / ><>< / ><>书面请求< / ><>< / >< / ><><>化学化合物的小部分< / ><>< / ><> 纸张计数单位< / ><>< / ><>依恋< / ><>< / ><>疑问词< / ><>< / >< / ><><>某个原住民种族成员< / ><>< / ><>第21个希腊字母< / ><>< / ><>中世纪堡垒< / ><>< / ><>加拿大首都< / ><>< / >< / ><><>气态物质< / ><>< / ><>快乐，享受< / ><>< / ><>双边协议（缩写）< / ><>< / ><>此外< / ><>英语：错误，失误< / ><>< / >< / ><><>< / ><>< / ><>基调，三和弦< / ><>女性水妖< / ><>< / ><>轮滑< / ><>< / ><>渴望< / >< / ><><>酸樱桃品种< / ><>无度的，巨大的< / ><>< / ><>德国超模（Auer-mann）< / ><>...的反面

农田边缘 / 盐室浴场 / 习俗、习惯 :--- 路税 / 叙事诗 / 德国动物学家 (Bernhard)† / 送信人 沼泽、泥炭地 / 在职工作 / 高尔夫术语 / 开关位置 / 车牌号：罗斯托克汉萨市 / 缩写：取货 极强壮的孩子 (A.Lindgren) / 古希腊内衣 荷兰奶酪品种 / 苦难期第5个星期日 / 德国卡巴莱表演者 (Dieter) / 埃里克·扎贝尔的绰号 海军下士 / 邮寄物品 / 盈利 / ©RateFUX 2026-145-914

DIZdigital：版权所有 – 南德意志报有限公司，慕尼黑 任何发布及非私人用途必须通过 www.sz-content.de 独家授权 SZ 谜题 Str8ts 困难

Str8ts：玩法说明 每行每列中，1 到 9 的每个数字最多出现一次。白色方格排列成“街道”：它们包含连续但顺序随机的数字序列（例如 2–5–3–4）。黑色方格中的数字不属于任何街道，但在该行或该列中也不能再次出现。© Syndicated Puzzles Inc.

答案

数独 中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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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电台 (Das Erste)

9.05 《没有斯塔勒的休伯特》(Hubert ohne Staller) 犯罪剧 9.55 《北方谋杀案》(Morden im Norden) 10.4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10.45 《生活大师》(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问与答》(Gefragt - Gejagt) 综艺节目 12.00 ARD午间杂志 14.00 《每日新闻》新闻 14.10 《红玫瑰》(Rote Rosen) 连续剧 15.00 《每日新闻》 15.10 《风暴之恋》(Sturm der Liebe) 16.00 《每日新闻》 16.10 《大象、老虎及其他》(Elefant, Tiger & Co.) 17.00 《每日新闻》新闻 17.15 《关键点》(Brisant) 杂志 18.00 《问与答》(Gefragt - Gejagt) 18.50 《波茨坦邮报：易北河攀登者》(WaPo Elbe Gipfelstürmer) 系列剧 19.45 《八点前知识》- 自然 仿生油吸附剂：解决水体油污染的自然方案 19.50 《八点前天气》 19.55 《八点前经济》

20.00 《每日新闻》 20.15 《律师事务所》(Die Kanzlei) 《无需后果》律师剧。主演：萨宾·波斯特尔 (Sabine Postel)、赫伯特·克瑙普 (Herbert Knaup)、马蒂尔德·邦德舒 (Mathilde Bundschuh)。一名精疲力竭的化工工人由于在轮班期间睡着而被解雇。律师盖勒特揭露了工厂内部的违规行为。 21.00 《全心全意》(In aller Freundschaft) 《一对一》医疗剧。主演：阿尔穆特·舒尔特 (Almuth Schult)、苏珊娜·博尔曼 (Susanne Bormann)。奥斯卡·布伦塔诺因兴奋剂指控而承受压力，并在足球赛中导致卡尔·恩德尔受伤。 21.45 《慕尼黑报告》(Report München) 现在CDU怎么办？总理党与德国选择党 (AfD) 的长久阴影 / 联邦国防军的后备人才担忧：寻找志愿者 / 关于配偶分摊税制的争论：谁是输家？

22.15 《今日话题》(Tagesthemen) 22.50 《迈施贝尔格》(Maischberger)

0.05 《每日新闻》

0.15 《律师事务所》《无需后果》 1.00 《全心全意》《一对一》医疗剧。主演：阿尔穆特·舒尔特 1.50 《迈施贝尔格》(Maischberger)

3.05 《北方谋杀案》犯罪剧 3.50 《欧洲杂志》(Europamagazin) 布鲁塞尔报道。混合威胁：欧洲如何武装自己？ / 瑞典议会选举：防火墙正在崩塌 / 从高温纪录到洪水灾难：气候变化下的瓦伦西亚 / 气候变化下的欧洲：经济风险与机遇

4.20 《关键点》(Brisant)

第二电台 (ZDF)

5.30 《早间杂志》(Morgenmagazin) 9.00 《今日快讯》(heute Xpress) 9.05 《满壶》(Volle Kanne) 杂志。主持： 弗洛里安·魏斯 (Florian Weiss) 10.30 《港口边缘紧急呼叫》(Notruf Hafenkante) 《罪责》 11.15 《斯图加特特警》(SOKO Stuttgart) 《潜逃》 12.00 ARD午间杂志 14.00 《今日》- 在德国 14.15 《厨房大战》(Die Küchenschlacht) 15.00 《今日快讯》新闻 15.05 《稀世之宝》(Bares für Rares) 杂志 16.00 《今日》- 在欧洲 新闻 16.10 《罗森海姆警探》(Die Rosenheim-Cops) 《音乐即谋杀》犯罪剧 17.00 《今日》新闻 17.10 《你好，德国》(hallo deutschland) 18.00 《科隆特警》(SOKO Köln) 《检察官之死》犯罪剧 19.00 《今日》新闻 19.20 天气新闻 19.25 《罗森海姆警探》(Die Rosenheim-Cops) 《没有死去的牧师》犯罪剧

BR

20.15 Aldi, Rewe 等——谁在自有品牌中获利？ 纪录片。德国的食品价格上涨。与此同时，Rewe、Edeka 等公司实现了高营业额——这主要得益于自有品牌。本报道将对这些产品进行深入分析，并阐明这些集团的战略。

21.00 frontal 杂志。主持人：Ilka Brecht。批判、调查且无畏——这部 ZDF 政治杂志节目提供关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当前话题的报道、分析和背景。 “frontal” 保持独立，不隶属于任何组织。

21.45 heute journal 22.15 不惜一切代价点击——当 TikTok 挑战变成危险时 纪录片

22.45 Markus Lanz

0.15 千行 (Tausend Zeilen) 剧情片，德国 2022. 主演：Elyas M'Barek, Jonas Nay, Marie Burchard。导演：Michael Herbig。记者 Juan Romero 发现一名同事其获奖文章纯属虚构。

1.40 朱丽叶：运河中的死者 (Juliet Die Tote im Kanal)。剧集 3.10 游客 (The Tourist) —— 荒野决斗 “珍贵的回忆 (Precious Memories)”。动作剧集

4.05 WISO 燃油价格是否改变了我们的行为？行驶还是省钱？

4.50 分手后的重启——奋斗还是放手？纪录片

5.25 太空之夜 (Space Night) 6.00 家就是家 (Dahoam is Dahoam)。 肥皂剧 6.30 爱之风暴 (Sturm der Liebe) 7.20 电视健身 (Tele-Gym) 7.35 全景图 / 山区天气 9.00 电视健身 (Tele-Gym)。杂志 9.15 家就是家 (Dahoam) 9.45 家就是家 (Dahoam) 10.15 犀牛、斑马等 11.05 纳米比亚的沙漠马——非洲的西部荒野 11.50 积极与健康 12.20 切割饲料。来自花园的一切 12.50 挚友 (In aller Freundschaft) 13.35 北方谋杀案 (Morden im Norden) 呼吸困难。犯罪剧集 14.25 谁知道这个？ (Wer weiß denn sowas?) 15.10 问答决斗 (Quizduell) - 奥林匹斯 16.00 BR24 16.15 我们在巴伐利亚 (Wir in Bayern) 18.00 晚间新闻 (Abendschau) 18.30 BR24 19.00 健康！杂志 19.30 家就是家 (Dahoam is Dahoam) 车间之夜。肥皂剧

20.00 日报 (Tagesschau) 20.15 犯罪现场 (Tatort) 农民之死。犯罪片，奥地利 2023. 主演：Harald Krassnitzer, Adele Neuhauser, Martin Leutgeb。导演：Sabine Derflinger。一家养猪场负责人 Max Winkler 死在猪舍的地板上。Winkler 想要扩张并成为奥地利养猪业的大玩家，但并未获得成功。 21.45 BR24 22.00 杜宾探长 (Kommissar Dupin) (11) - 布列塔尼之夜 布列塔尼之夜。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3. 主演：Pasquale Aleardi, Jan Georg Schütte, Christina Hecke。导演：Holger Haase。当 Kadeg 拜访他的姨妈时，这位督察受到了惊吓：Joelle Contel 重伤躺在楼梯上并随后死亡。

1.05 电影之窗 (kinokino) 威尼斯电影节亮点 - 热门奥斯卡竞争者和 Oasis / Pauline Roenneberg：《冷狗 (Kalter Hund)》- 关于一具尸体的家庭悲喜剧 / Anthony Maras：《压力 (Pressure)》- 关于 D-Day 的星光熠熠的天气剧 / Marie Kreutzer：《温柔怪物 (Gentle Monster)》- 主演 Jella Haase 和 Léa Seydoux

1.20 最强讽刺剧！ Wolfgang Krebs 生日快乐

RTL

5.30 警笛报告 (Der Blaulicht-Report)。刻薄的女人得到了教训 6.00 德国早晨 (Deutschland am Morgen) 9.00 好时光，坏时光 (Gute Zeiten, schlechte Zeiten)。挑战宣言 9.30 我们之间 (Unter uns)。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0.00 乌尔里希·韦策尔 (Ulrich Wetzel) - 刑事法院 11.00 芭芭拉·萨莱施 (Barbara Salesch) - 刑事法院 12.00 12点整 - RTL午间新闻 15.00 芭芭拉·萨莱施 (Barbara Salesch) 纪实剧 15.55 乌尔里希·韦策尔 (Ulrich Wetzel) - 刑事法院 17.00 乌尔里希·韦策尔 (Ulrich Wetzel) - 青少年法院 (2) 纪实剧 17.30 我们之间 (Unter uns) 与前任做爱。日剧。由本·海因里希 (Ben Heinrich) 主演 18.00 爆炸新闻 (Explosiv) - 杂志 18.30 独家新闻 (Exclusiv) - 明星杂志 18.45 RTL 最新消息 (RTL Aktuell) 19.05 只要在乎 (Alles was zählt) 有心的赢家 19.40 好时光，坏时光 (Gute Zeiten, schlechte Zeiten) 勇敢尝试。日剧

20.15 明星夏日屋 - 名人情侣之战 (3) 综艺。夏日屋的新一天开始了，但上次提名事件仍是讨论的话题。与此同时，淘汰挑战日益临近，两对名人情侣感到压力倍增。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具有耐力和技巧的人，才能继续争夺 50.000 欧元。在屋子里，厨房的混乱引发了新的冲突。夏日屋的新一天开始了，但上次提名事件仍是讨论的话题。 22.30 Extra - RTL 杂志 现在有了减肥药！它能取代备受追捧的注射药吗？主持：马雷莱·赫普纳 (Mareile Höppner)

0.25 RTL 夜间新闻特别报道 0.45 CSI: 迈阿密 (3) 成熟度测试。犯罪剧。由大卫·卡鲁索 (David Caruso)、艾米莉·普罗克特 (Emily Procter)、奥马尔·本森·米勒 (Omar Benson Miller) 主演

1.35 CSI: 迈阿密 (4) 飞行计划变更。犯罪剧。由大卫·卡鲁索 (David Caruso) 主演 2.20 : 迈阿密 (5) 致命种子。犯罪剧

3.05 : 追踪罪犯 一个可疑的证人

3.50 : 追踪罪犯 女主人之死。犯罪剧

4.35 : 追踪罪犯 不再下注 (Rien ne va plus)。犯罪剧

ProSieben

5.10 圣丹尼斯医疗 (St. Denis Medical)。喜剧剧集 5.35 叫我凯特 (Call Me Kat)。喜剧剧集 6.20 taff。杂志 7.15 Galileo 8.20 伙伴 (How I Met Your Mother) 9.15 中产家庭 (The Middle) 10.10 少年谢尔顿 (Young Sheldon) 10.35 2 破产姐妹 (2 Broke Girls) 11.00 两个半男人 (Two and a Half Men) 11.55 生活大爆炸 (The Big Bang Theory)。剧集 12.50 伙伴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5 中产家庭 (The Middle) 14.10 少年谢尔顿 (Young Sheldon) 喜剧剧集 14.35 2 破产姐妹 (2 Broke Girls) 喜剧剧集 15.05 两个半男人 (Two and a Half Men) 喜剧剧集 16.05 生活大爆炸 (The Big Bang Theory) 剧集 由强尼·盖尔基 (Johnny Galecki) 主演 17.00 taff 18.00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辛普森一家 (Die Simpsons) 噢，加拿大 / 春田镇刑事档案。动画剧集 19.05 Galileo 苏瓦乌基走廊：生活在欧洲最危险的边境地带

20.15 TV total 喜剧秀。主持：塞巴斯蒂安·普夫帕夫 (Sebastian Pufpaff)。塞巴斯蒂安·普夫帕夫今年的亮点确实不少：在以一场特别的80年代特辑为备受期待的暑假画上圆满句号后，这位成功的讽刺剧演员、电视主持人兼艺人今天庆祝他的 50. 岁生日。祝愿未来更多充满欢乐、趣味和娱乐的岁月——当然，还有大量的电视失误！ 21.25 TV total 单口喜剧俱乐部 客座嘉宾：来自马灿的辛迪 (Cindy aus Marzahn)、海伦·博克霍斯特 (Helene Bockhorst)、马蒂亚斯·埃格斯多费尔 (Matthias Egersdörfer)、卡武斯·卡兰塔尔 (Kawus Kalantar)、萨缪尔·西比尔斯基 (Samuel Sibilski)。主持：塞巴斯蒂安·普夫帕夫 (Sebastian Pufpaff) 22.35 生存亚马逊——沙内纳瓦人的考验 客座嘉宾：乔伊·凯利 (Joey Kelly)、莉莉·贝克 (Lilly Becker)、帕沙德 (Parshad)

23.45 生存亚马逊 - 沙内纳瓦人的考验 由乔伊·凯利 (Joey Kelly)、莉莉·贝克 (Lilly Becker)、帕沙德 (Parshad)、威利·惠 (Willi Whey)、吉娜·吕尔 (Gina Rühl)、安东尼娅·海默 (Antonia Hemmer)、莱赞 (Lézan)、How2Shirli 出演 0 50 TV total

0.50 TVtotal

1.50 TV total 单口喜剧俱乐部

2.45 ProSieben:newstime 2.50 生存亚马逊 – 沙内纳瓦人的考验

3.40 生存亚马逊 - 沙内纳瓦人的考验

4.30 最受追缉 – 谁能逃脱？ 逃亡的第一夜。 由克劳迪娅·埃芬伯格 (Claudia Effenberg)、西蒙·戈塞约汉 (Simon Gosejohann)、保罗·扬克 (Paul Janke)、帕沙德 (Parshad) 出演

Sat.1

5.15 《巡逻队》——专家组。管道爆裂。 5.30 SAT.1 早间电视 10.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11.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12.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13.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葡萄酒节。节目 14.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节目 15.00 《巡逻队》——新任务 毁誉之欲。纪实肥皂剧 16.00 《巡逻队》 12岁毒品走私者。纪实肥皂剧 17.00 《紧急呼救》 睁眼之死。报道系列 17.30 《紧急呼救》 搞砸了的儿童生日派对 18.00 伦森提供帮助 纪实肥皂剧 18.30 伦森提供帮助 谁偷走了妈妈？ 19.00 《乡村医生诊所》——索嫩霍夫团队 19.45 SAT.1:newstime

20.15 《海军罪案调查处》(Navy CIS) 遗产。犯罪剧。主演：肖恩·默里、威尔默·瓦尔德拉马、卡特里娜·劳。在NCIS关闭前夕，一名男子请求前团队帮助其被监禁的妹妹。前特工们共同展开最后一次调查。 21.15 《NCIS：起源》 异类之羽。犯罪剧。主演：奥斯汀·斯托威尔、凯尔·施密德、玛丽尔·莫利诺。一名被谋杀的水手让吉布斯发现了走私团伙的线索。当一名旧对手被卷入案件时，两人必须放下分歧共同调查。 22.10 《NCIS：悉尼》 路易的理由。犯罪剧。主演：奥利维亚·斯旺、托德·拉桑斯、肖恩·萨加。法医罗伊·彭罗斯落入一名年轻劫持者的手中。

0.05 《海军罪案调查处》(Navy CIS) 遗产。犯罪剧。主演：肖恩·默里、威尔默·瓦尔德拉马、卡特里娜·劳。一名男子致电NCIS，为其被诬陷的妹妹寻求帮助。

1.00 《：起源》 异类之羽。犯罪剧 1.50 《：悉尼》

1.50 《：悉尼》

2.35 《：悉尼》 大师 (El Maestro)

3.15 《犯罪心理》 唯一的女人 3.55 《犯罪心理》

秘密地点。犯罪剧

ARTE

5.05 印度——与大猫共生。纪录片 5.55 澳大利亚——鸭嘴兽任务 6.50 世界厨房 7.20 城市、乡村与艺术。杂志节目 8.55 水上美国之旅 (1 / 4) 11.25 40 度在阴影下。报道系列 11.55 世界厨房。诺曼底：卡门贝尔奶酪塔 12.25 城市、乡村与艺术 阿比尔·穆克吉 加尔各答 / 西班牙 / 特隆海姆 / 巴黎 / 格陵兰 14.00 《仲夏谋杀》(3 / 3) 比尔吉塔。电视犯罪电影，瑞典 2024。 主演：亚历山德拉·拉帕波特 15.35 野生动物王国 (1 / 3) 17.50 自然瑰宝：韩国 (1 / 2) 19.20 Arte Journal 新闻 19.35 《开诚布公》——焦点 19.40 一名蹄铁匠在罗马尼亚减轻动物痛苦 (4 / 10) 纪录片

20.15 《对我征税（如果你能的话！）》(Tax me (if you can!)) 超级富豪的避税伎俩。纪录片。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法国和德国正在讨论富人税。这部纪录片展示了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税收制度的不平等是如何缓慢但持续增加的。一些富人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时期提出了“滴漏理论”，让世界相信他们的减税在一段时间后也会造福公众。 21.00 《对我征税（如果你能的话！）》(Tax me (if you can!)) 百万富翁争取公正。纪录片 21.50 《黎巴嫩，世纪大劫案》 纪录电影，法国 2024。 导演：宫雪·德罗兹·阿拉马基 (Miyuki Droz Aramaki)

23.30 《黎巴嫩：战争剖析》 纪录片，法国 2025。导演：西尔万·勒皮特 (Sylvain Lepit)、宫雪·德罗兹·阿拉马基 (Miyuki Droz Aramaki) 0.40 《石棉，一个无尽的故事》 纪录电影，法 / 比 / 瑞 2022。导演：托马斯·丹多伊斯 (Thomas Dandois)、亚历山大·斯帕莱科维奇 (Alexandre Spalaïkovitch) 2.15 水上美国之旅 佛罗里达周边。纪录片 3.00 《睁眼看世界》 埃隆·马斯克如何带领SpaceX进入地球轨道。主演：索尼娅·德维勒斯 (Sonia Devillers) 3.10 28 分钟 主持：伊丽莎白·昆 (Elisabeth Quin) 3.58 《Athleticus》 雅马卡西。动画系列剧

[...OMITTED...]

3sat

6.20 文化时间 (Kulturzeit) 7.00 nano 7.30 阿尔卑斯全景 (Alpenpanorama) 8.00 ZIB 8.05 阿尔卑斯全景 8.33 阿尔卑斯全景 9.00 ZIB 9.05 文化时间杂志 9.45 nano 10.20 太美了！(Wunderschön!) 11.50 隘口之上——顶级厨房的故事。纪录片系列 12.20 服务时间杂志 (Servicezeit Magazin) 12.50 花园自然 (1 / 10) 下奥地利州葡萄酒区。杂志。主持人：乌希·泽泽利奇 (Uschi Zezelitsch) 13.15 太美了！水世界 弗莱福兰——荷兰最年轻的圩田 14.45 城市之旅：鹿特丹——港口风情与青年创意 15.30 50个理由 17.00 太美了！ 18.30 nano 杂志 19.00 今日新闻 (heute Nachrichten) 19.20 文化时间

20.00 日间新闻 (Tagesschau) 20.15 厄尔士山脉犯罪故事 《家庭纽带》。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3. 主演：凯·舍韦 (Kai Scheve)、拉拉·曼多基 (Lara Mandoki)、特蕾莎·魏斯巴赫 (Teresa Weißbach)。导演：托斯滕·施密特 (Thorsten Schmidt)。当萨斯基亚·贝尔格特 (Saskia Bergelt) 在矿坑中发现一名被冻僵的婴儿时，调查人员揭开了一场家庭悲剧。 21.45 电影电影 (kinokino) 威尼斯电影节亮点——热门奥斯卡竞争者与 Oasis / 宝琳·罗内贝格 (Pauline Roenneberg)：《冷狗》——关于一具尸体的家庭悲喜剧 / 安东尼·马拉斯 (Anthony Maras)：《压力》——关于 D-Day 的星光熠熠的天气剧 / 玛丽·克罗伊策 (Marie Kreutzer)：《温柔怪物》——主演：耶拉·哈塞 (Jella Haase) 和 蕾雅·赛杜 (Léa Seydoux) 22.00 ZIB 2 22.25 马贝拉神话——永恒夏日的梦想 纪录片

23.10 米科诺斯 - 超级天堂 纪录片 23.55 记者特别报道：多纳特在路上 (3 / 6) - 关于农业、疫苗损害与家长制。报道系列 0.30 10点前 (10vor10) 0.55 厄尔士山脉犯罪故事 《家庭纽带》。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3. 主演：凯·舍韦、拉拉·曼多基、特蕾莎·魏斯巴赫 2.25 马贝拉神话 - 永恒夏日的梦想 纪录片 3.10 米科诺斯 - 超级天堂 纪录片

Phoenix

15.15 phoenix plus 16.00 餐饮噩梦？压力之下的行业 16.45 通勤压力 - 奔波中的国家 17.30 当日 18.00 乡村医疗危机 - 应对医生短缺的创意。报道 18.30 战争中的女王 19.15 丘吉尔被遗忘的战争。纪录片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希腊。从米科诺斯到基莫洛斯。纪录片系列 21.00 基克拉泽斯 - 希腊的梦幻之岛。纪录片 21.45 今日杂志 (heute-journal) 22.15 圆桌 23.00 当日 0.00 圆桌 0.45 希腊。从米科诺斯到基莫洛斯

NDR

ARD alpha

16.30 四元素 (1 / 16) 16.45 自然瑰宝：韩国。眼镜熊、泡菜与寺庙生活 17.30 回到故乡的远征 18.15 杂草 18.45 Quarks 19.30 nano 20.00 日间新闻 20.15 自然瑰宝：韩国。辛安与1004个岛屿。纪录片系列 21.00 四足之苦——我们是否在把宠物养废？ 21.45 狗狗的一切：汉堡完全“汪汪” 22.15 Quarks。包括：蛋白质：热潮背后的真实效果 23.00 职业挑战 (JobChallenge) 23.10 尊重 (RESPEKT) 23.40 那一天 (The Day) 0.10 20年前的日间新闻 0.25 鲍勃·罗斯 (Bob Ross) 0.55 太空之夜 (2)

15.00 NDR Info 15.10 博登湖水警 16.00 NDR Info 16.15 谁知道这个？ 17.00 NDR Info 17.10 豹、海豹等。 18.15 当自动扶梯不再运转——在汉诺威执行任务的安装工 18.45 DAS! 红色沙发 20.00 日间新闻 20.15 访视 (Visite)。被低估的国民疾病。当头痛决定日常生活 21.00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举 22.00 NDR Info 22.15 犯罪现场 (Tatort)。《最后的收获》。犯罪剧，德国 2025 23.45 世界图景。杂志 0.15 我的森林——神话与木材之间的五年 1.45 犯罪现场 (Tatort)。《最后的收获》。犯罪剧，德国 2025

WDR

ONE

12.45 WDR 最新动态 13.00 海豹、美洲狮等。 13.50 犀牛、斑马等。 14.20 退休警察：每一天都至关重要！ 15.10 退休警察：每一天都至关重要！ 16.00 最新动态 16.15 此地今日 18.00 最新动态 18.15 服务时间 18.45 时事小时 19.30 地方时间 20.00 日间新闻 20.15 犯罪现场 (Tatort)。《他人的目光》。犯罪剧，德国 2022. 主演：伊娃·勒鲍 (Eva Löbau) 21.45 最新动态 22.15 乌泽多姆犯罪故事。《痛点》。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0 23.45 乌泽多姆犯罪故事。《给予与索取》。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0 1.15 退休警察：每一天都至关重要！《没有安静的一分钟》。剧集

谜题解答

5.10 短途旅行 (Kurzstrecke)，主持人：皮埃尔·M·克劳泽 (Pierre M. Krause) 5.30 笑话 – 喜剧豪华版 (Gags – Comedy Deluxe) (5) 5.50 爱之风暴 (Sturm der Liebe) 9.05 天鹅绒收藏 (Velvet Collection) (5)。不期而至 / 一千零一夜。剧情剧 10.45 红玫瑰 (Rote Rosen) 12.20 挚友 (In aller Freundschaft) 13.50 律师事务所 (Die Kanzlei) (3-4)。短暂的逃离 / 星星不会撒谎。律师剧 15.30 天鹅绒收藏 (Velvet Collection)。新的爱 / 危险的友谊。剧情剧 17.05 红玫瑰 (Rote Rosen) 18.40 爱之风暴 (Sturm der Liebe) 20.15 虚荣之市 (Vanity Fair – Jahrmarkt der Eitelkeiten) (1-4) 1.45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 (Agatha Christie's Poirot) (2)。美索不达米亚之谋杀。侦探剧。主演：大卫·苏切特 (David Suchet)、休·弗雷泽 (Hugh Fraser)、罗恩·伯格拉斯 (Ron Berglas)

KiKA

■ ■ ■ ■ P ■ ■ ■ S ■ B ■ ■ W ■ H ■ M A M B O ■ P R O B E ■ G E S U C H ■ M O L E K U E L ■ R I E S ■ S ■ A ■ I N U K ■ P H I ■ G ■ O T T A W A ■ G A S E ■ P ■ D B A ■ ■ E R R O R M O R E L L E ■ ■ U N D I N E ■ Z ■ ■ ■ C ■ ■ U N T E R ■ A ■ ■ U S U S F E H N ■ S ■ O ■ G R Z I M E K ■ E ■ N ■ A M T E N ■ ■ A U S ■ ■ A B H G O U D A ■ P I P P I ■ C H I T O N ■ R ■ J U D I K A ■ N U H R ■ E T E ■ M A A T ■ K A R T E ■ L O H N E N

6.05 Maithink X – 节目。我们的记忆如何欺骗我们。嘉宾：迈·蒂·阮-金 (Mai Thi Nguyen-Kim) 6.40 蜜蜂玛雅 (Die Biene Maja) 7.25 蒲公英经典 (Löwenzahn Classics) 8.15 城市、乡村、美味 (Stadt, Land, Lecker) 9.00 厨房大战 (Die Küchenschlacht)。节目 9.45 花园专家对决 (Duell der Gartenprofis) 10.30 稀世珍宝 (Bares für Rares) 11.20 稀世珍宝 (Bares für Rares) 12.15 绝世名侦探 (Death in Paradise) 15.45 新手警察 (The Rookie) 17.05 Suits (金装律师) 18.30 稀世珍宝 (Bares für Rares)。杂志 19.20 稀世珍宝 (Bares für Rares)。杂志 20.15 海伦·多恩 (Helen Dorn)。谋杀之湖 (Mordsee)。电视犯罪电影，德国 2025 21.45 双拼别墅 (Doppelhaushälfte)。喜剧剧 23.00 准备就绪！(Aufgelegt!) 爱情喜剧，德国 / 美国 2000 0.30 歇斯底里！(Hysteria!) 从死亡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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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 胡椒粒 (Die Pfefferkörner) 14.10 爱因斯坦城堡 (Schloss Einstein) 15.00 玛科 - 简单的人鱼 (Mako - Einfach Meerjungfrau) 15.45 莉娜的牧场 (Lenas Ranch) 16.05 力量姐妹 (Power Sisters) 16.30 雅克侦探 (Sherlock Yack) 16.55 加菲猫秀 (The Garfield Show) 17.20 蓝精灵 (Die Schlümpfe) 17.45 魔法村的皮诺曹 (Pinocchio im Zauberdorf) 18.10 蜜蜂玛雅 (Die Biene Maja) 18.35 萨姆和朱莉在老鼠屋 (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2 / 78) 18.50 沙漠小矮人 (Sandmännchen) 19.00 罗宾汉 - 舍伍德的机灵鬼 (Robin Hood - Schlitzohr von Sherwood) 19.10 Timster 团队。检查 AI - 直播！参与其中 (1) 19.25 pur+ 19.50 logo! 20.00 Timster 团队 20.05 Checker extra。AI 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20.55 Timster 团队。杂志。主持：蒂姆·盖卢斯 (Tim Gailus)、索拉雅·贾马尔 (Soraya Jamal)

[...OMITTED...]

ZDFneo

5.00 《黄蜂》2：Bullseye Talk 5.20 《沃森》(5) 7.35 《波士顿蓝色》。灰姑娘 / 爱尔兰人之日 / 秘密。犯罪剧集 9.50 《海军罪案调查处》(NCIS)。心之所向 / 空洞的眼神 / 枷锁中的逃亡。犯罪剧集 12.10 《菜鸟警察》(1) 14.25 《特警》(S.W.A.T.) 15.55 《鬼魂》。美好的馈赠 / 其他人 / 名单 17.10 《Bull》(1-3)。犯罪剧集 19.25 《菜鸟警察》(2-4)。五分钟 / 在射击线 / 火与焰。犯罪剧集 21.45 《海军罪案调查处》(NCIS)。解决无解案件的男人 / 双重游戏 / 血色拼图 0.00 《Bull》(4-5) 2.10 《鬼魂》。喜剧剧集 2.55 《特警》(S.W.A.T.)。仇恨 / 房间里最聪明的人

SWR

Sport 1

18.00 《Pastewka》(5)。我的朋友Jo。喜剧剧集。主演：Bastian Pastewka, Sonsee Neu, Matthias Matschke 18.30 《Pastewka》 19.00 请微笑！ 19.30 45 – SPORT1足球半场 20.15 《六人组》(4)。亲爱的邻居 / 昨天，今天与明天 / 赢家与输家 21.45 《管家克劳斯 – 必须有秩序》 22.15 《管家克劳斯 – 必须有秩序》 22.45 《管家克劳斯 – 必须有秩序》 23.15 《Ladykracher》。Flo / 偏头痛。参与者：Anke Engelke, Christoph Maria Herbst 0.15 《东区汽车 – 德累斯顿的购物狂》(1)

SkyOne

RTLZWEI

10.50 《风暴之爱》 11.40 积极与健康 12.10 ARD-Buffet 特辑 12.55 《另一种美》。电视喜剧，德国 2015 14.25 谁知道这个？ 15.10 《Hubert与Staller》 16.05 咖啡还是茶 17.00 最新动态 17.05 咖啡还是茶 18.00 最新动态 18.10 州报 19.30 最新动态 20.00 新闻联播 20.15 市场检查。缺失的备件：当汽车瘫痪时 21.00 《偏偏是它》。水上乐园 21.45 最新动态 22.00 《Hannes与市长》 22.30 《磨坊里的朋友们》。节目 23.00 圣英格伯特煎锅之最 0.00 Bülent Ceylan - Yallah Hopp

5.10 《杂物清理队 – 钱在地下室》。纪实肥皂剧 13.55 《SOS – 救援行动》。纪实肥皂剧 16.05 《Hartz与衷心 – 日复一日》。技术故障。纪实肥皂剧 17.05 Hartz 红金 18.05 与衷心 – 日复一日 奔驰营地 19.05 《柏林 – 日与夜》。在情感之间。纪实肥皂剧 20.15 红金。报道系列 22.15 与衷心 (2) 0.15 红金。在一起就不那么孤独 / 为离开而到来 1.55 与衷心 (3) 3.35 《贫穷的德国》2)。（非）自愿怀孕？纪录片系列

HR

5.15 Kabel Eins : 新闻时间 5.20 《生活冒险》特辑 5.45 《马格努姆》 6.35 《麦盖先》 7.30 《FBI：特别犯罪组》 8.25 《Bull》 10.15 《夏威夷五勇士》 11.10 《麦盖先》。动作剧集 12.05 《FBI：特别犯罪组》 13.05 《Castle》 14.50 《Bull》 15.50 Kabel Eins : 新闻时间 16.00 《Bull》 16.55 《生活冒险》每日 17.55 我的店，你的店 – 专业人士来了 18.55 注意检查！ 20.15 《度假时机》。喜剧，美国 2014。主演：Adam Sandler 22.40 《亚当·桑德勒故事》。纪录片，德国 2026 23.50 《迪兹先生》。喜剧，美国 2002 1.40 《度假时机》。喜剧，美国 2014

16.00 哈罗黑森 16.45 黑森报道 17.00 哈罗黑森 17.45 黑森报道 17.55 黑森报道体育 18.00 Maintower - 新闻与博览 18.25 关键点 18.45 顾问 19.15 所有天气 19.30 黑森报道 20.00 新闻联播 20.15 黑森之巅 - 我们的中低山脉 21.00 村庄志 - Wolfram Koch 寻踪 21.45 黑森报道 22.00 7天 ... 戏剧学校 22.30 特朗普，我的父亲和我 23.25 《JD万斯 - 特朗普之后的人》。纪录片，德国 2026 0.55 《三个极其强大的女人 - 一个为所有人》。电视喜剧，德国 2007。主演：Gaby Dohm

VOX

5.35 《CSI: 纽约》。派对破坏者 / 天蝎之迹 / 烈火烹油。犯罪剧集 8.00 《CSI: 追踪罪犯》。犯罪剧集 9.35 vox 新闻 9.40 《CSI: 追踪罪犯》(1 12.20 《CSI: 迈阿密》 15.00 《购物女王》 16.00 《Guidos装饰女王》 17.00 在薄纱与泪水之间。包括：罗斯托克，“新娘故事” 18.00 《初次约会 – 两人一桌》。纪实肥皂剧。主持：Roland Trettl 19.00 《完美晚餐》。纪实肥皂剧 20.15 《红绳俱乐部 – 新一代》(3-4)。剧情剧集。主演：Roberto Capasso 22.15 《热门或垃圾 – 全能测试员》。肥皂剧 0.20 vox 新闻

Tele 5

6.20 电视购物。新闻 7.20 乔伊斯·迈耶 – 享受生活 7.50 电视购物。新闻 14.55 动作英雄 15.00 永恒经典 (4) 15.05 星际迷航：下一代 16.05 电视购物 16.10 星际迷航：下一代 17.10 滑动者：无界之趣 18.10 星际迷航：下一代 20.15 切特班克 – 邻里间的微小谋杀。惊悚片，美国 2014. 主演：利亚姆·海姆斯沃斯 22.00 逃出绝境 2. 惊悚片，美国 / 中国 / 英国 2018. 主演：西尔维斯特·史泰龙, 戴夫·巴蒂斯塔, 黄晓明 0.05 神秘博士：火红的恐怖。动作剧集

MDR

Kabel Eins

12.30 露西来了。电视正剧，德国 2011 14.00 MDR 2点档 14.25 大象公司 15.15 谁知道这些？ 16.00 4点档 16.30 4点档 17.00 4点档 17.45 最新消息 18.05 3点天气预报 18.10 关键点 18.54 沙漠小矮人 19.00 地区杂志 19.30 最新消息 19.50 简直天才 20.15 市场检查检查... H&M 21.00 易北河谷的酿酒师 – 萨克森州独特的葡萄酒景观 21.45 最新消息 22.15 部门刑事案件 23.00 这只是一个阶段，兔子。浪漫喜剧，德国 2021. 主演：克里斯托夫·玛丽亚·赫布斯特 0.40 市场检查检查...

ORF 2

15.35 罗森海姆警探 (2) 16.20 头条背后 17.00 ZIB 17.05 五点后最新消息 17.30 Studio 2. 嘉宾：伯恩哈德·艾希纳 / 烹饪 18.30 聚焦：网络诈骗 – 毫无羞耻 / 相当优秀的团队 18.51 信息与提示 19.00 联邦州今日 19.30 画面中的时间 19.51 天气 19.56 最新体育 20.05 侧影 20.15 塞尔维亚 – 欧洲隐藏的自然天堂 21.05 报告 22.00 ZIB 22.25 欧洲百万奖金 22.35 ZIB 对谈 23.05 谎言的力量 23.40 信仰问题：头巾 0.10 自由泳者。电视正剧，德国 / 奥地利 2014 1.35 报告 2.25 ZIB 对谈

rbb

12.05 北方谋杀案 12.55 花园与美食 13.40 北方谋杀案 14.30 范妮与被偷走的女人。电视喜剧，德国 2016 16.00 rbb24 16.15 挚友 17.05 熊猫、大猩猩等 17.53 沙漠小矮人 18.00 柏林与勃兰登堡之日。报道系列 19.30 rbb24 晚间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没有钱就没有舞台 – 勃兰登堡需要多少文化？ 20.45 rbb24 – 对谈 21.45 rbb24 柏林 22.15 塔德乌什详谈 23.10 首都德比 – 联盟与赫塔播客 0.10 葡萄牙自然公园 (3 / 5)。马德拉 0.55 葡萄牙自然公园

Bayern 2

9.05 拜仁 2 近距离 12.04 日间对话 13.04 城市、乡村、人们 14.04 拜仁 2 文化生活 16.04 一对一。在四目相对的交谈中，拜仁2的所有听众均可聆听并共同体验，亦可作为播客收听。内容包括关于充实人生传记、不寻常职业、令人兴奋且出人意料的见解以及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的报道。简而言之：与经历过或成就过非凡之事的名人或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知的人进行对话。 17.04 晚间世界 18.53 睡前小点心 19.04 Zündfunk 20.03 拜仁 2 沙龙 21.03 深夜之声 22.03 深夜之声 23.03 深夜之声 0.03 反思

BR-KLASSIK

6.00 新闻 6.05 Allegro 9.00 新闻。以易懂的方式解释世界局势的复杂性：以精炼形式报道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及其他事件。 9.05 上午 12.03 下午 16.03 Leporello。在“Leporello”节目中，除了古典音乐，还提供关于古典音乐界当前动态的信息，涵盖从现代音乐家、合唱团到著名管弦乐团。 18.03 古典之星。包括：2026年ARD竞赛获奖者 19.03 强力之作 20.03 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Floridante》。三幕音乐剧 0.03 ARD 夜间音乐会

德国之声 (Deutschlandfunk)

9.10 今日欧洲 9.35 日复一日 10.08 咨询时间。生殖医学：未实现的生育愿望与生育治疗 11.35 环境 12.10 信息 13.35 经济 14.10 今日德国 14.35 校园与职业 15.05 Corso 15.35 @ mediasres 16.10 图书市场 16.35 最新研究 17.05 经济与社会 17.35 今日文化 18.10 新闻 18.40 背景 19.05 本周评论与议题 19.15 特写。语言迁徙。在勃兰登堡一座小镇寻找故乡 20.05 “历史之声——作家如何让世界变得易懂”。Gaby Hartel 广播剧 21.05 现场爵士 22.05 音乐场景 22.50 体育 23.10 今日回顾 0.05 广播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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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考] 以下原文数字因单位格式转换可能未在译文中完整体现（供参考）：0541550、21000、10990、8790、9777、4999

Die Betrogenen: Was von Madagaskars Gen-Z-Revolution übrig blieb ▶ Die Seite Dr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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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Streiflicht

(SZ) Politik ist im Allgemeinen sowie auch im Speziellen ein hartes Geschäft. Deshalb wünschen sich manche Politiker, man möge ihnen gelegentlich Respekt dafür zollen, dass sie ihr Leben dieser kräftezehrenden Aufgabe sagen wir: widmen, manch einer mag womöglich von opfern sprechen. Friedrich Merz, der als Kanzler dem Begriff der Glücklosigkeit eine ganz neue Färbung gegeben hat, Merz selbst hat vor Jahr und Tag geklagt, er müsse aushalten, was vor ihm kein Kanzler habe aushalten müssen. Nun zieht ein solcher Satz, mag er auch, wie bei Merz, von Herzen kommen, immer auch Spötter an. Und bei Merz geben sich ja Spötter, Königsmörder und Angsthasen die schweißnasse Klinke in die Hand. Es kann einem auch schwindelig bei dem Gedanken werden, dass ausgerechnet Friedrich Merz und sein Kabinett das letzte Aufgebot der Demokratie gegen ihre Feinde sein sollen. Man fände sich ja sogar zusehends bereit, rückhaltlos zu glauben, dass es kaum noch Reserven in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enlandschaft gäbe – wäre da nicht Manuela Schwesig.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des wunderschönen Urlaubslandes Mecklenburg-Vorpommern ist, nach allem, was man so beobachtet, eher frei von Angst und Selbstmitleid. Sie zieht sich gerne rote Klamotten an und erzählt allen, sie sei die „Frau gegen Blau“ – also gewissermaßen die selbstbewusste weibliche Antwort auf die Herrenmenschen der AfD. Die hat zwar auch eine Frau an der Spitze, aber Alice Weidel würde sich niemals als Frau gegen Rot, Schwarz oder Grün aufstellen lassen – denn Alice Weidel muss immer so tun, als sei es ein unbedeutender Zufall, dass ausgerechnet sie und nicht der einfältige Tino Chrupalla die Herzen der Biodeutschen zum Schmelzen bringt. Manuela Schwesig aber bekommt jetzt Gegenwind von der Mimosenfront. Es sei doch gemein, dass sie ihren Kampf gegen die AfD so persönlich führe und dabei dermaßen altdemokratisch auch noch Wahlkampf gegen die CDU mache, die im Augenblick viel Liebe und Solidarität brauche. „Ihr Versuch, mit einem personalisierten Wahlkampf die CDU kleinzuhalten, schwächt die politische Mitte und hilft am Ende der AfD.“

Dieser Satz stammt von der neuen CDU-Generalsekretärin Franziska Hoppermann, aber man könnte meinen, Friedrich Merz habe ihn ihr souffliert. Wie kommt denn auch eine sozialdemokratische Wahlkämpferin dazu, in diesen angespannten Zeiten ihre politischen Mitbewerber von der CDU auch noch besiegen zu wollen? Auch der melancholisch-strubbelige Grünenchef Felix Banaszak findet es gemein, dass Schwesig unbedingt ihre SPD stark machen wolle und nicht die anderen Parteien gleich mit. Es stimmt schon, Politiker haben es schwer, und sie können einem leidtun. Aber als gelernter Wähler, der an den demokratischen Wettbewerb der Parteien glaubt, möchte man in Selbstmitleid versi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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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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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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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uilleton

Kanzler in der Kälte

Auf seiner Reise in die Arktis versucht Friedrich Merz, sich als Außenpolitiker zu präsentieren, der in Europa noch gebraucht wird. In seiner Partei sehen das nicht alle so.

Von Daniel Brössler

Rovaniemi – Der Bundeskanzler hat seine Probleme hinter sich gelassen, zumindest geografisch. Am Montag nahm Friedrich Merz an einem Arktis-Gipfel in Rovaniemi teil, der Hauptstadt der finnischen Region Lappland direkt am Polarkreis – 1730 Kilometer Luftlinie von Berlin entfernt. „Hier im hohen Norden Europas kann man sehen, wie gefährdet der Frieden in Europa ist“, begründete der Kanzler zu Beginn des Gipfels seine Anwesenheit. Was wohl auch als Botschaft nach Hause verstanden werden sollte, dass sich nicht die ganze Welt um Landtagswahlen in Deutschland dreht.

Merz' Kanzlerschaft, schon bisher nicht arm an Dramen, steckt dennoch in ihrer bislang tiefsten Krise. Um den Kanzler ist es nach dem Sieg der rechtsextremen AfD in Sachsen-Anhalt und der desaströsen Wahlniederlage der dort bislang regierenden CDU noch einsamer geworden als zuvor schon. Viele in der Union lasten nicht zuletzt ihm die Schwere der Niederlage an. Nun hängt die weitere Kanzlerschaft und das Schicksal der schwarz-roten Koalition in beträchtlichem Maße davon ab, wie die CDU bei den Wahlen am Sonntag in Berlin und vor allem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abschneidet.

in der Bundestagsfraktion ist schon jetzt ein erheblicher Autoritätsverlust des Kanzlers zu beobachten. Einflussreiche CDU-Politiker säen im Hintergrund Zweifel, dass sich Merz als Kanzler halten kann.

In Umfragen liegt die CDU dort bei etwa sieben Prozent. Landespolitiker reden offen darüber, dass sie ein Scheitern an der Fünf-Prozent-Hürde für möglich halten. Für die CDU wäre das ein tiefer Einschnitt; noch nie in ihrer Geschichte ist sie aus einem Länderparlament geflogen. Der Aufruhr in der CDU, insbesondere auch an der Basis, dürfte massiv ausfallen – mit schwer zu kalkulierenden bundespolitischen Folgen. Sowohl in der Partei als auch

In der Partei werden bereits verschiedene Szenarien diskutiert, die zu einem Wechsel im Kanzleramt führen könnten – allerdings bisher offenbar ohne greifbares Ergebnis. Das liegt zum einen daran, dass das Grundgesetz dem Kanzler als Lehre aus den Wir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arke Stellung gibt. Gegen seinen Willen könnte er von der derzeitigen Koalition nur mit einem konstruktiven Misstrauensvotum ausgetauscht werden. Das gilt als reichlich theoretische Möglichkeit. Denkbar wäre, dass die mächtigen Ministerpräsidenten Merz den Rückzug nahelagen. Dem steht allerdings die Konkurrenz möglicher Nachfolger entgegen. Genannt werden vor allem NRW-Ministerpräsident Hendrik Wüst und der baye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Markus Söder.

Berichte, im Kanzleramt werde über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nachgedacht, dementierte ein Sprecher als „völlig aus der Luft gegriffen“. Der Bundeskanzler wolle die vereinbarten Reformen schnellstmöglich in der Koalition umsetzen und erwarte „dafür von allen Disziplin und Stabilität“. Nach der Sachsen-Anhalt-Wahl hatte Merz versichert, Aufgeben sei für ihn „keine Option“. Nun stellt sich für ihn die Frage, ob er sich für den Fall eines verheerenden Wahlergebnisses auf Disziplin und Rückhalt stützen kann.

Nach dem Wahldebakel in Sachsen-Anhalt hatten die Länderchefs auf für Merz geradezu demütigende Weise Distanz gehalten. Am Wahlabend war nur Daniel Günther aus Schleswig-Holstein zu Merz ins Konrad-Adenauer-Haus gekommen. Am Wochenende bezeichnete es CSU-Chef Markus Söder als „Desaster, wenn nach dem Scheitern der Ampel die nächste demokratische Regierung kurz darauf nacheinander nach kürzerer Zeit noch scheitert“. Zuvor hatte er versichert, von der CSU habe Merz nichts zu befürchten. Merz führt nun, wie es heißt, sehr viele Gespräche. Auch von Finnland aus soll er mit Parteifreunden telefoniert haben. Das Programm des Gipfels ließ dafür relativ viel Raum.

Deutschland sei „so eng mit dem Schicksal des europäischen Kontinents verbunden, dass wir die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nicht von dem abkoppeln können, was wir im Inland diskutieren“, sagt Merz, als er während der Pressekonferenz gefragt wird, ob Aufgeben immer noch keine Option sei. „Und genau deshalb versuche ich, meine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meine Freunde, meine Partei und die Fraktion davon zu überzeugen, dass dies wichtig ist – sehr viel wichtiger als einige der innenpolitischen Debatten, die wir derzeit führen.“

Merz präsentiert sich als Kanzler, der ungeachtet innenpolitischer Konflikte die großen außenpolit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im Blick behält. Das wurde in Rovaniemi honoriert – zum Teil jedenfalls. Der litauische Präsident Gitanas Nausèda lobte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als „sehr aktiv, sehr klar und erkennbar“. Aber die Menschen wollten mehr, nämlich die Lösung wirtschaftlicher Probleme wie Arbeitslosigkeit und Wachstum. „Wir müssen liefern“, mahnte der Litauer, „sonst werden wir bestraft. Das ist Demokra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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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z präsentiert sich als Kanzler, der ungeachtet innenpolitischer Konflikte die großen außenpolit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im Blick behält. FOTO: MICHAEL KAPPELER/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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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stungen will rübermachen

Fast 40 Jahre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redet man in Gerstungen, einer Gemeinde in Thüringen mit knapp 9000 Einwohnern, wieder vom „Rübermachen“. Der Ort liegt so nah an der hessischen Grenze, dass für die Gerstunger jahrzehntelang der Westen gleich hinter ihrem Garten begann, getrennt von der Weltpolitik und einem Grenzzaun mit Selbstschussanlage. Der Blick in diese Himmelsrichtung bot Raum für Träume: von einem Leben in Freiheit, in einem Land, in dem jeder sagen durfte, was er wollte, ohne dafür Nachteile befürchten zu müssen, und in dem es in den Supermärkten die ganze Vielfalt zu kaufen gab. Als im Herbst 1989 die Grenze geöffnet wurde, war das plötzlich alles erreichbar.

Doch jetzt, 36 Jahre später, will der Bürgermeister von Gerstungen, Daniel Steffan (CDU), noch mehr: Er will mitsamt seiner Gemeinde nach Hessen übersiedeln. Was wie ein Scherz klingt, hat einen ernst gemeinten Hintergrund: Steffan

Eine Thüringer Gemeinde fühlt sich von der Landesregierung vergessen. Ihr Bürgermeister hat eine ungewöhnliche Idee.

fühlt sich vom Freistaat Thüringen im Stich gelassen. „Seit der Wiedervereinigung ist Gerstungen infrastrukturell auf der Strecke geblieben“, klagt er am Telefon. Das Landesverwaltungsamt würde viele notwendige Entscheidungen verzögern oder sogar blockieren.

Das Straßennetz etwa sei seit der Kaiserzeit nicht weiterentwickelt worden, die Straßen selbst seien in einem teilweise desolaten Zustand, Lebensmittelhändler könnten ihre Verkaufsflächen nicht erweitern und Schüler würden mittlerweile vor dem Lehrermangel an den heimischen Schulen nach Hessen fliehen. „Was soll ich machen?“, fragt Steffan, „einfach alles akzeptieren?“ Das könne er nicht.

Seit zweieinhalb Jahren ist er Bürgermeister in Gerstungen. Er selbst wohnt dort nicht, sondern radelt täglich 45 Minuten von seinem Zuhause im thüringischen Hörselberg-Hainich ins Rathaus. „Das gibt mir vielleicht noch mal einen anderen Blick auf die Probleme in Gerstungen“, sagt er. Sein Vorschlag trifft bei nur wenigen Einwohnern auf Gegenliebe. Manche werfen dem Bürgermeister fehlende Heimatverbundenheit vor, für andere kommt die Idee einem Rostbratwurstverbot gleich. Aber als er bei einer Einwohnerversammlung vor einer Woche seine Gründe erklärt habe, sei keine einzige Nachfrage gestellt worden. Da hätten ihn alle verstanden.

Ganz so einfach geht es nicht, die Idee Wirklichkeit werden zu lassen. Es wäre aber auch nicht unmöglich, das bestätigt sogar das Thüringer Innenministerium auf Nachfrage. Die Landesgrenze müsste geändert werden, für kleinere Gebietsabtretungen ginge das mit einem Staatsvertrag zwischen den beteiligten Ländern. Grünes Licht also aus Erfurt? Ist man willig, auf den kleinen Zipfel zu verzichten? Nicht so wirklich. Es läge ja noch gar kein Antrag vor. Über ungelegte Eier lohnt es sich nicht, zu reden.

Ob Steffan tatsächlich der vermeintlichen Behäbigkeit seiner Landesregierung entfliehen kann, wird sich bereits an diesem Dienstag zeigen. Dann wird er den Hauptausschuss Gerstungens überzeugen müssen, seine Idee als Beschlussvorlage in den Gemeinderat einzubringen. Und vielleicht werden dann irgendwann die Flüchtlinge aus Thüringen im Nachbarland begrüßt mit: Herzlisch willkumme in Hesse! Kerstin Lottritz

Wiedersehen mit Sick Boy

Der Autor Irvine Welsh hat eine Fortsetzung seines Klassikers „Trainspotting“ geschrieben. Ein Gespräch über schlechte Vorbilder, Drogen und eine altersgerechte Dosierung derselben.

Feuilleton

SZFERNSEHEN

TV-Programm vom 15. bis 21. September 2026

Kanada auf Partnersuche

Premier Carney wünscht sich eine „einzigartige Allianz“ m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Ottawa – Wegen des eskalierenden Handelsstreits mit den USA wendet sich Kanada stärker der EU zu. Premierminister Mark Carney sagte am Sonntagabend in Toronto, sein Land strebe keine EU-Mitgliedschaft an, sondern wolle eine „einzigartige Allianz“ m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ufbauen. „Wir teilen dieselben Werte, wir haben dieselben Prioritäten und wir verfügen über sich gegenseitig sehr ergänzende Stärken.“ Carney reagierte damit auf einen Bericht des Wall Street Journals vom Samstag. Die Zeitung hatte unter Berufung auf Vertreter der EU und Kanadas berichtet, Carney prüfe die Möglichkeit einer „assozierten EU-Mitgliedschaft“. Auch die EU sei offen dafür. Seit Monaten gebe es Gespräche. Geprüft werde etwa, wie Kanada an den europäischen Binnenmarkt angebunden werden könnte - in Bezug auf Energie, KI, Verteidigung und kritische Mineralien, heißt es weiter. Dann könnten Waren, Dienstleistungen und Arbeitskräfte aus diesen Branchen reibungslos zwischen Europa und Kanada verkehren. DPA >Seiten 4 und 7

CDU bei Kommunalwahl in Niedersachsen vorn

Hannover – Bei den Kommunalwahlen in Niedersachsen hat sich die CDU als stärkste Kraft behauptet. Sie erreichte nach den Ergebnissen auf Kreisebene 27,2 Prozent, ein Minus von 4,5 Prozentpunkten im Vergleich zur Kommunalwahl im Jahr 2021. Die SPD verlor 5,4 Punkte auf 24,6 Prozent. Die AfD konnte ihr Ergebnis auf 15,9 Prozent verdreifachen. Die Grünen verloren leicht und kamen auf 14,1 Prozent, die Linke verdoppelte ihren Anteil auf sechs Prozent. Die FDP verlor fast die Hälfte und kam auf 3,7 Prozent. REUTERS >Sei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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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ie Horrormeldungen über KI-Sicherheitsvorfälle reißen nicht ab. Wie Experten das Risiko einschätzen – und wie sich die Sprachmodelle bändigen ließen.

Von Jannis Brühl und Max Muth

E s ist ein Stakkato, zu dem sich die Horrormeldungen über KI-Sicherheitsvorfälle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gesteigert haben. KI-Agenten – kleine Programme, die Aufgaben erledigen – sollen quasi zum Leben erwacht und auf Hacking-Raubzüge gegangen sein. Das hat eine Art KI-Panik ausgelöst. Deren Höhepunkt ist nun der Versuch der führenden KI-Unternehmen, sich ein Kartell zu bauen, um die Regeln für mehr Cybersicherheit in KI-Modellen selbst setzen zu können.

Dario Amodei ist Chef und Mitgründer von Anthropic, dem Unternehmen, das mit Open AI und Google als Elite der KI-Forschung und Produkte gilt. Millionen Menschen nutzen Anthropics KI-Modell Claude. Er verspricht, die KI-Entwicklung zu bremsen, damit die Menschheit sicher bleibt. Open AI, Google und Elon Musks KI-Firma xAI sind wohl auch mit an Bord. Aber wie realistisch sind die apokalyptischen Szenarien, die Amodei und andere KI-Entwickler ausmalen und die diese Absprache der KI-Firmen rechtfertigen sollen? Und wie gut kann KI wirklich hacken? Antworten auf die wichtigsten Fragen.

Welche Hacking-Vorfälle gab es?

Seit Ende Juli werden immer mehr Vorfälle bekannt, in denen KI-Modelle beim Training aus den digitalen Umgebungen ausbrechen, in die sie eigentlich eingesperrt sein sollten. Sie streifen durchs Internet, um die Ziele der Hacking-Aufgaben zu erreichen, die ihnen ihre Entwickler gestellt haben. Dabei haben sie Schäden angerichtet. Der bekannteste Fall ist der Hack der KI-Plattform Hugging Face. Dort landete am 11. Juli ein sogenannter Schwarm von KI-Agenten der Chat-GPT-Firma Open AI, nachdem sie aus ihrer Testumgebung ausgebrochen waren. Ihr Ziel war Spionage. Die 700 Agenten wollten die Antworten auf Testfragen für eine Cybersicherheitsprüfung finden, die ihnen gestellt worden waren. Open AI fiel erst Tage später auf, dass die kleinen Programme ausgebrochen waren. In den Wochen nach diesem Vorfall machte auch Hauptkonkurrent Anthropic ähnliche Fälle öffentlich. Und der Facebook-Konzern Meta gab an, sein neu- es Modell sei ausgebrochen.

Dabei unterscheiden sich die Vorfälle teils deutlich. Im Fall von Hugging Face nutzten die Agenten für ihren Ausbruch Berichten zufolge unbekannte Sicherheitslücken in der Software, die sie eigentlich einhegen sollte. In anderen Fällen hatte man vergessen, ihnen den Internetzugang abzudrehen oder ihn zwar eingeschränkt, was sie aber mittels eines Tricks umgingen. So konnten sich Hunderte KI-Agenten in einem uralten österreichischen Software-Forum austauschen.

Was fordern führende KI-Entwickler? Nun fordern mehrere führende Figuren der KI-Firmen ein Umdenken bei der Sicherheit von KI. Sie warnen in teils drastischen Worten vor der Auslöschung der Menschheit. Den Anfang machte Open AIs Chefwissenschaftler Jakub Pachocki mit seinem Aufsatz „An Alien Mind“. Er schrieb, dass man im Unternehmen selbst nicht mehr ganz verstehe, wie die eigene KI sich verbessere und wozu sie fähig sei. Wenig später meldete sich ein Ex-Mitarbeiter von Anthropic: Er habe gekündigt, weil die Firmen die Sicherheit nicht ernst nähmen. Anthropics Chefforscher für KISicherheit Evan Hubinger gab ihm öffentlich recht. Am Wochenende veröffentlichte Dario Amodei dann sein Essay, in dem er fordert, die KI-Entwicklung zu verlangsamen. Er schlägt vor, das externe Gutachter Zugang zu den Systemen der KI-Unterneh-

ILLUSTRATION: LINA MORENO/SZ; FOTO: IMAGO

Wollen Sie die Menschheit löschen?

Fachleute aus Forschung, Militär und Medizin glauben nicht, dass KI die Apokalypse einleiten wird. Sie warnen aber vor Hackerangriffen, Botnetzen und dass die Modelle schneller lernen als ihre Entwickler.

men bekommen sollen, um die Sicherheit zu garantieren. Dabei bringt er die Organisation METR ins Spiel, in der viele Ex-Mitarbeiter der großen KI-Firmen arbeiten. Außerdem sollten sich alle demokratischen Staaten auf Spielregeln für KI einigen. Binnen Stundenfrist schlossen sich Amodeis Konkurrenten Sam Altman (Open AI), Demis Hassabis (Google) und Elon Musk (xAI) seiner Forderung an.

Welche konkreten Gefahren drohen durch KI, die hackt?

Amodei malt sich in seinem Aufsatz ein Szenario aus: Ein Modell bricht aus seiner Umgebung aus, bricht über bislang unbekannte Sicherheitslücken über das Internet in Millionen Geräte ein, die online sind, und versklavt sie. Er baut sich also ein gigantisches sogenanntes Botnetz. Mit diesem setzt es fortan seinen Willen durch, der für uns Menschen vermutlich nicht mehr durchschaubar ist. Amodei spricht sogar davon, dass die KI „das ganze Internet“ übernimmt und erwartet Hunderte Milliarden Dollar an Schäden. Er dürfte dabei an eine Art KI-Variante des Computerwurms „NotPetya“ denken, der sich 2017 verselbständigte und Unternehmen in aller Welt außer Gefecht setzte.

Die Apokalyptiker unter den KI-Fans bringen aber noch andere Szenarien ins Spiel. Die reichen von aus dem Ruder gelaufenen Hackerangriffen durch Diktaturen oder Kriminelle über autonome Waffensysteme, die versehentlich abgefeuert werden, bis zu mit KI geschaffenen Viren, die dann die Menschheit auslöschen.

Informatik-Professor Björn Ommer von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rät zur Besonnenheit, hält aber einen Kontrollverlust beim Hacking für möglich: „Gibt ein böswilliger Akteur einem autonomen System dann ein schädliches Ziel vor, könnte die KI selbständig Wege finden, es umfassender zu verfolgen, und dabei Angriffsvektoren entwickeln, die der Angreifer nicht geplant hatte“, sagte er dem Wissenschaftsnetzwerk SMC.

Was halten Experten aus anderen Bereichen von diesen Prognosen?

Nicht viel. Virologen etwa halten die Vorstellung eines laborgezüchteten Virus, das die Menschheit auslöscht, für abwegig. Unter Militärs sieht man die Gefahr, dass KI den Druck zu schnellen und womöglich verheerenden Entscheidungen verschärft, hält die KI-Kriegs-Szenarien aber für stark übertrieben. Besonders hart gehen Cyber-sicherheitsexperten mit den Apokalyptikern aus der KI-Szene ins Gericht. Sie halten die Weltuntergangsszenarien für eine Kampagne der KI-Firmen, um sich leidiger Wettbewerbsregeln zu entledigen, die Absprachen zwischen ihnen verbieten.

Etablierte Sicherheitsfirmen haben wiederholt kritisiert, dass die Sicherheit von KI-Firmen von anderen KI-Firmen verantwortet werde statt von jenen, die Cybersicherheit teils seit Jahrzehnten beobachten.

So habe bislang kein Unternehmen, dem in der Szene vertraut wird, die angeblichen Hacking-Vorfälle untersuchen dürfen. Vieles deute aber auf haarsträubende Fehler bei der Sicherung der KI-Trainingsläufe neuer Modelle hin, die zu den Ausbrüchen führt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wird auch die erwähnte Prüforganisation METR kritisiert, der Amodei Einsicht in seine Firma gewähren will. Die von Amodei geforderte Überprüfung solle besser von bekannten Cybersicherheitsexperten gemacht werden statt von ehemaligen Angestellten der KI-Firmen, deren Jobs von den gleichen Leuten finanziert würden wie die KI-Firmen selbst.

Kann KI sich selbst verbessern und warum macht es die Unternehmen so nervös?

Software-Code zu schreiben gehört zu den Stärken der neuesten KI-Sprachmodelle. Vor allem Claude Code von Anthropic ist dafür bekannt, die Konkurrenten eifern ihm nach. In der gesamten Tech-Wirtschaft versuchen Unternehmen vermehrt, Programmierarbeit der KI zu überlassen – mit gemischten Ergebnissen. Innerhalb der Unternehmen, die die KI selbst entwickeln, gibt es deshalb die Idee, dass man die Programmierfähigkeit der Modelle auch einsetzen könnte, damit sie sich selbst verbessern.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RSI) – auf Deutsch etwa: selbstverstärkende Verbesserung – heißt die Technik, von der sich die Unternehmen viel versprechen. Voll im Einsatz ist sie noch nicht. Aber sie hat schon die Furcht einiger in den Unternehmen befeuert, dass solche Selbstverbesserung zu einer nicht enden wollenden Schleife wird, durch welche die KI am Ende den Menschen überlegen sein wird.

Vor zwei Jahren trat das weltweit erste KI-Gesetz seiner Art in Kraft. Es gilt europaweit und ist geschrieben als Regelkatalog, der die Entwicklung und den Einsatz von KI-Anwendungen ordnen soll. Das sieht einerseits typisch aus: Die Amerikaner erfinden, die Europäer regulieren und überlassen die Innovationen anderen. Andererseits erstrahlt diese Regulierung jetzt in neuem Licht. Sie liest sich wie eine Antwort auf das, was Anthropic-Gründer Dario Amodei am vergangenen Wochenende in einem Essay gefordert hat. Und sie könnte Arbeitsgrundlage sein für jene internationale Koordinierung, die er darin fordert. Die Entwicklung immer leistungsfähigerer KI-Modelle ist dermaßen

Ommer sagt dazu allerdings: „Von einer sich vollständig autonom und unbegrenzt selbst verbessernden KI kann man dabei aktuell noch nicht sprechen. Relevant ist zunächst die mögliche Beschleunigung des Entwicklungsprozesses.“ Er sieht eine Gefahr darin, dass menschliche Aufseher und Tester nicht mehr hinterherkommen, eine KI abzusichern, die sich schnell selbst verbessert. „RSI ist daher weniger deshalb problematisch, weil eine KI plötzlich ,beschließt‘, sich zu verselbstständigen, sondern weil es die Geschwindigkeit erhöht, mit der neue Fähigkeiten entstehen können, auf die Sicherheitsmechanismen reagieren müssen.“

Was ist von Warnungen vor der Zerstörung der Menschheit zu halten? Anthropics Sicherheitsverantwortlicher Hubinger erklärte, er glaube an eine zehnprozentig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KI die Menschheit binnen zehn Jahren auslöscht. Seit seiner Nachricht haben sich viele andere mit ähnlichen Befürchtungen gemeldet. Hinter diesen Warnungen steht nicht nur Sorge um die Menschheit, es hat sich eine regelrechte Ideologie drum herum entwickelt.

Die mit der mathematischen Abkürzung $p(\text{doom})$ bezeichnete Wahrscheinlichkeit zu beziffern, hat sich in den KI-Zirkeln der US-Westküste etabliert. Der Buchstabe p steht für die Wahrscheinlichkeit, in Klammern steht, worauf sie sich bezieht. In der sogenannten Effective-Altruism-Bewegung dreht sich vieles darum, die Menschheit vor einer möglicherweise vernichtenden KI zu retten. Viele Insider der KI-Firmen gehören der Bewegung an.

Es kommt nicht mehr so häufig vor, dass Europa seiner Zeit voraus ist. Während Amerikas KI-Fürsten über die Gefahren ihrer Modelle sinnieren und auf einmal nach einer Regulierung verlangen, die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bislang brüsk ablehnt, lohnt sich ein Blick auf die EU: Die zweit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krankt zwar daran, bei der Entwicklung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bislang nur eine untergeordnete Rolle zu spielen. Die maßgeblichen Modelle kommen aus den USA, bei der Rechenleistung liegt Europa weit zurück, und die Europäer sehen zu, wie ihre Abhängigkeiten bei der wichtigsten Technologie unserer Zeit bedenklich wachsen. Aber die EU hat etwas, das es so nirgends sonst gibt: eine umfassende Regulierung.

Was heißt es nun also, wenn KI-Entwickler sagen, mit einer Wahrscheinlichkeit von zehn Prozent werde KI binnen eines Jahrzehnts die Menschheit ausrotten? Ommer sagt: „Solche Prozentangaben würde ich mit großer Vorsicht behandeln. Sie sind keine empirisch gemessene Wahrscheinlichkeit wie die Ausfallrate eines technischen Bauteils, sondern letztlich eine subjektive Einschätzung unter enormer Unsicherheit.“ Entscheidend sei „weniger, welche Prozentzahl genannt wird, sondern ob wir konkrete Gefahrenmechanismen identifizieren, testen und durch überprüfbare Maßnahmen begrenzen können.“ Dazu gehört, sich nicht abhängig von einzelnen Unternehmen und Knotenpunkten zu machen, falls eine unkontrollierte KI diese ausschaltet. Es brauche „eine robuste Absicherung und voneinander unabhängige Alternativen, damit zentrale Funktionen nicht von einzelnen Systemen oder Infrastrukturen abhängen“.

Alvaro Bedoya, der unter US-Präsident Joe Biden Kommissar der Handelsbehörde FTC war, drückt es auf X drastischer aus: „Wenn Sie wirklich glauben, dass ihre Firma mit zehnprozentiger Wahrscheinlichkeit zehn Menschen umbringt, geschweige denn alle, dann ist das richtige Vorgehen, sofort damit aufzuhören und die Polizei anzurufen.“

Europa, plötzlich Vorbild

Amerikas KI-Fürsten rufen dazu auf, die Weiterentwicklung der leistungsfähigsten Modelle zu bremsen. Viele ihrer Forderungen sind in der EU bereits beschlossen.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schnell und angesichts jüngster Fälle von Beinahe-Kontrollverlust dermaßen unheimlich geworden, dass selbst ihre Protagonisten nach Verlangsamung rufen. Der Ausbau der Fähigkeiten müsse so gebremst werden, dass „die Risikoprävention Zeit hat, Schritt zu halten“, schreibt Amodei.

Er schlägt erstens externe Prüfer vor, die mit weitreichendem Zugang in den KI-Unternehmen arbeiten, und vergleicht das mit der Bankenaufsicht. Zweitens sollten sich demokratische Staaten auf Standards einigen und im Anschluss globale Mindestregeln verhandeln, zu denen sich dann – drittens – auch Länder wie China bekennen. Open-AI-Mitgründer Sam Altman und xAI-Chef Elon Musk stimmten dem Anthropic-Chef Amodei umgehend zu.

Vor wenigen Wochen hat die EU-Kommission Regeln zur KI in Europa scharf gestellt

Vor wenigen Wochen erst hat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die seit zwei Jahren geltenden KI-Regeln für Europa scharf gestellt. Seit dem 2. August kann die Behörde die Pflichten nach Artikel 55 im AI Act mit eigenen Aufsichtsinstrumenten durchsetzen. Der Artikel legt zusätzliche Pflichten für Anbieter von General-Purpose-KI-Modellen mit systemischem Risiko fest; damit zielt das Gesetz auf die kleine Gruppe der leistungsfähigsten Basismodelle, wie sie Open AI, Anthropic oder Google entwickeln. Also genau jene, vor denen Amodei jetzt warnt: Modelle, die selbst programmieren können, weitgehend selbständig langfristige Aufgaben planen und womöglich selbst an der Entwicklung ihrer Nachfolger mitwirken.

Ämodei verweist auf einzelne Agenten, die bei Tests gegen die Absicht ihrer Entwickler handelten, Sicherheitsgrenzen überschritten und fremde Computersysteme angriffen. Bei einem von Open AI untersuchten Vorfall koordinierten Agenten einen Angriff auf die Infrastruktur des KI-Unternehmens Hugging Face.

Der AI Act verlangt von den Anbietern, die systemischen Risiken ihrer Modelle zu bewerten und zu mindern. Sie müssen ihre Modelle auf gefährliche Fähigkeiten testen, ihre eigene Infrastruktur gegen Cyberangriffe schützen und schwere Vorfälle unverzüglich melden. Vorgeschrieben ist auch, dass sie ihre Modelle nach dem

Stand der Technik evaluieren und dabei auch sogenannte adversariale Tests ausführen, also gezielt versuchen, gefährliches oder unerwartetes Verhalten sichtbar zu machen.

Zuständig dafür ist das neu eingerichtete KI-Büro der EU als Aufsichtsstelle. Sie soll fortlaufend überwachen, ob die Unternehmen ein geeignetes Risikomanagement eingerichtet haben. Die Analogie zur Aufsicht über Banken und Finanzkonzerne ist im EU-Gesetz also schon angelegt.

Bislang hat die EU-Regulierung allerdings Schwächen. So lagert sie den Vollzug teils an die Firmen aus. „Die Verantwortung liegt bei den Unternehmen“, sagt ein Sprecher der EU-Kommission: „Sie müssen nachweisen, dass ihre Dienste für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hier sicher nutzbar sind.“

Genauer ausbuchstabiert sind die Pflichten für die Anbieter nämlich im „Verhaltenskodex für General-Purpose-KI-Modelle“. Er sieht unter anderem festgelegte Schwellen für zusätzliche Tests, fortlaufende Risikobewertungen und unabhängige externe Evaluierungen vor. Den Code haben mit Amazon, Anthropic, Google, IBM, Microsoft und Open AI mehrere führende US-Anbieter unterzeichnet. xAI schloss sich nur dem Sicherheitskapitel an, Meta gar nicht.

Dauerhaft tätige externe Prüfer, wie sie Amodei fordert, sind dabei nicht vorgesehen. Das KI-Büro verlangt zwar Zugang zu den Modellen, hat aber bislang nicht die Kapazitäten, um eine stetige Kontrolle sicherzustellen. Auch ein Tempolimit für die Entwicklung, wie es Anthropic ins Spiel bringt, kennt die EU-Regulierung so noch nicht.

Ganz reibungslos ist der europäische Vorstoß außerdem nicht verlaufen. Die umfassenden Pflichten für die im Gesetz definierte Hochrisiko-KI, etwa bei Bewerbungen oder Krediten, hat die EU jüngst auf Ende 2027 verschoben, für KI in regulierten Produkten gelten sie erst 2028. Das betrifft zwar nicht die Aufsicht über die mächtigsten Basismodelle. Es zeigt aber, dass die EU-Gesetzgeber die Regeln schneller beschlossen haben, als die nötigen Strukturen geschaffen werden konnten.

Schließlich ist die europäische Vorreiterrolle bei der KI-Regulierung nur dann etwas wert, wenn andere den Weg mitgehen. Denn der AI Act regelt lediglich, was Unternehmen dürfen, die in der EU ihre Modelle anbieten. Auf den geopolitischen Wettbewerb um Chips und Rechenkapazität hat er keinen Einfluss; die Gefahren für die Cybersicherheit in Europa sind durch ihn nicht kleiner. Die EU hat zwar ein Regelwerk für die Risiken der leistungsfähigsten KI-Modelle. Doch eine Antwort auf das Risiko, dass sich die Modelle schneller entwickeln als Menschen sie kontrollieren können, hat sie bisher nicht. Jan Diesteldorf

Abstimmung über den AI Act im EU-Parlament, dem weltweit ersten umfassenden Gesetz zur Regulierung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FOTO: FREDERICK FLORIN/AFP

Die Betrogenen

Die Wut der Gen Z hat den Präsidenten im Oktober 2025 aus dem Amt gefegt. Aber von der Euphorie dieser Tage ist fast nichts übrig in Madagaskar, keiner glaubt mehr an Neuwahlen, an die Beteiligung der Jugend. Selbst untereinander ist da jetzt ein Bruch.

Von Paul Munzinger

W

enn er heute an den September und Oktober 2025 zurückdenkt, sagt Mihary Rakotondravelo, dann erinnert er sich vor allem an drei Gefühle. An Hoffnung, Erleichterung und Euphorie. Jeden Tag war er damals auf der Avenue de l'Indépendence im Zentrum von Antananarivo unterwegs, mit Tausenden anderen jungen Leuten. Es war wie im Rausch. Er protestierte, er skandierte, er diskutierte, er hielt feurige Reden. Und er jubelte, sie alle jubelten, als am 13. Oktober die Nachricht die Runde machte, dass der Präsident das Land verlassen hatte. Sie hatten es tatsächlich geschafft.

Natürlich war er auch am nächsten Tag wieder da, als der neue starke Mann in Madagaskar sich der Menge präsentierte. Und wieder jubelte er, nicht mehr so ausgelassen, aber voller Zuversicht. Klar, der Mann war vom Militär, nicht die Art Anführer, die er sich für ihre Revolution gewünscht hätte. Aber der Oberst sagte genau die Dinge, die Rakotondravelo hören wollte. Dass man die Zukunft des Landes gemeinsam gestalten werde. Dass die Jugend das Fundament sei, auf dem der neue Staat stehe.

Fast ein Jahr ist das erst her. Doch von Hoffnung, Erleichterung und Euphorie ist bei Mihary Rakotondravelo nicht mehr viel übrig. „Wir wurden betrogen“, sagt er. „Wir wurden benutzt.“

Jung gegen Alt, Gut gegen Böse: Die Menschen lieben solche Geschichten

Dass die Welt sich für Madagaskar interessiert, kommt eher selten vor. Und wenn, dann handelt es sich meist um schlechte Nachrichten. Um verheerende Wirbelstürme oder tödliche Dürren, die den Inselstaat vor Afrikas Südostküste heimsuchen, eines der ärmsten Länder der Erde. Oder um einen Militärputsch, von denen es seit der Unabhängigkeit Madagaskars von Frankreich 1960 bereits drei gegeben hat.

Doch Ende 2025 schaffte es Madagaskar mit positiven, hoffnungsvollen Nachrichten in die Schlagzeilen. Die jungen Leute im Land begehrten auf, die unter Dreißigjährigen, die Gen Z. So wie zuvor ihre Altersgenossen in Nepal, Marokko, Indonesien. Eine globale Bewegung war hier am Werk, die sich über das Internet vernetzte, Regierungen herausforderte und eine gemeinsame Piratenflagge schwenkte: einen Totenkopf mit Strohhut, in die reale Welt überführt aus dem japanischen Manga „One Piece“.

Es war eine Geschichte, wie die Menschen sie lieben: Jung gegen Alt, Gut gegen Böse, gewürzt mit einer Prise Freibeuterromantik. Und in Madagaskar gab es sogar ein Happy End. Nach wochenlangen Protesten schlug sich eine Eliteeinheit des Militärs namens Capsat auf die Seite der Demonstranten und besiegelte damit das politische Ende von Präsident Andry Rajoelina. Sein Nachfolger wurde Oberst Michael Randrianirina, als Übergangspräsident. Er versprach, die jungen Leute an der Macht zu beteiligen und innerhalb von zwei Jahren Wahlen abzuhalten.

Seitdem ist Madagaskar wieder verschwunden aus den Schlagzeilen. Als wäre die Geschichte damit vorbei, Ende gut, alles gut. Aber statt die Macht zu teilen, wendete die Regierung sich gegen die jungen Leute. Im April ließ sie führende Vertreter der Protestbewegung verhaften, darunter den Aktivisten Herizo Andriamanantena. Dass es 2027 tatsächlich wie versprochen Wahlen geben wird, bezweifeln viele Aktivisten.

Es waren die unter Dreißigjährigen, die im September und Oktober 2025 das Land mit ihrer Rebellion überrollten. Es sah erst aus wie ein Happy End. Oberst Michael Randrianirina, der sich damals auf ihre Seite schlug, versprach viel. Gehalten hat er davon wenig. FOTO: LUIS TATO/AFP

Wer heute in Madagaskar mit Vertretern der Gen Z spricht, mit Mihary Rakotondravelo oder dem inzwischen unter Auflagen wieder freigelassenen Herizo Andriamanantena, der erlebt viel Frust und Ernüchterung. Doch er erlebt auch eine Überraschung: Es gibt Teile der Protestbewegung, die finden das Ergebnis ihrer Revolution immer noch richtig gut.

Mihary Rakotondravelo sitzt an einem kühlen Wintertag auf der Dachterrasse eines japanischen Restaurants im Zentrum von Antananarivo, vor sich eine Kanne English-Breakfast-Tee. Er ist 27, trägt eine Brille mit dünnem Rand, die lockigen Haare hat er sich in die Stirn gekämmt. Fünf Stockwerke unter ihm lärmt der Ambohijatovo-Platz, im September und Oktober 2025 war hier ein Zentrum der Proteste. Heute herrscht wieder das ganz normale Verkehrschaos.

Rakotondravelo spricht leise, sein Englisch ist gut. Während er erzählt, wirkt er manchmal selbstsicher, manchmal schüchtern, manchmal entschlossen, manchmal zaudernd, manchmal wie ein Revolutionär, manchmal wie ein Beamter. Er wirkt, als wisse er selbst noch nicht, was er von der Rolle halten soll, in die ihn die Geschichte da gespült hat.

Sein Management-Studium hat er gerade abgeschlossen, daneben betreibt er eine kleine Beratungsagentur. Seine Familie gehört der madagassischen Oberschicht an, beide Eltern arbeiten in hohen Positionen im Finanzministerium. Entsprechend skeptisch waren sie, sagt er, als ihr Sohn sich damals Gen Z Madagaskar anschloss, einer der Gruppen, aus denen die Protestbewegung bestand und deren Sprecher er heute ist. Doch er habe sich nicht abhalten lassen. „Das war die erste große Entscheidung meines Lebens, die ich allein getroffen habe“, sagt er.

Die Wut der Straße entzündete sich im September 2025 an der Unfähigkeit der Regierung, die Bevölkerung verlässlich mit Strom und Wasser zu versorgen. Doch die Proteste wurden schnell größer und grundsätzlicher, befeuert vom Frust vor allem junger Leute über eine aus ihrer Sicht unfähige, korrupte und abgehobene Regierung, die ihnen keine Entwicklung und keine Perspektiven bot. Fragt man

Eines Sonntagabends, so erzählt er es, kam sein Bruder, ebenfalls Mitglied bei Gen Z Madagaskar, nicht nach Hause. Er kam erst am nächsten Morgen zurück, mit einem blauen Auge und Schrammen im Gesicht. Ein schwarzer Jeep habe ihm auf dem Heimweg den Weg abgeschnitten, sagte er. Eine Gruppe Männer sei herausgesprungen, habe ihn überwältigt und in den Jeep verfrachtet. „Wie im Film“, sagt Rakotondravelo.

Mihary Rakotondravelo, was ihn damals auf die Straße trieb, dann lacht er. „Wo soll ich anfangen?“

Als man dem Bruder die Augenbinde wieder abnahm, habe er sich in einem Raum befunden. Zwei Männer standen Wache, einer fragte ihn aus, über seinen Bruder, über die Gruppe, über ihre Pläne. „Ihr habt euch da in Dinge eingemischt, die zu groß für euch sind“, habe der Mann gesagt. Dann habe er zwei Aktenkoffer voller Scheine gebracht, als Prämie für die Gruppe, falls sie sich auflöse. Doch der Bruder habe das Geld nicht angenommen.

Präsident Rajoelina versuchte damals alles, um die Protestwelle zu brechen. Er entließ sein Kabinett, warnte vor einem Putsch, entfesselte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gegen die Demonstranten. Es gab 22 Tote und zahlreiche Festnahmen, darunter auch, für einige Stunden, Mihary Rakotondravelo. Doch als sich die Soldaten von Capsat gegen ihn stellten, war auch Rajoelina klar, dass er verloren hatte – schließlich hatte ihm dieselbe Einheit 2009 selbst zur Macht verholfen. Er floh, an Bord eines Militärflugzeugs der einstigen Kolonialmacht Frankreich, deren Staatsbürgerschaft er ebenfalls besitzt. Und soll schließlich Zuflucht in Dubai gefunden haben.

Der Nachfolger Michael Randrianirina habe anfangs einen guten Eindruck gemacht. Er habe sich offen für Gespräche gezeigt und einen fähigen Premierminister berufen. Im Februar legte die Regierung einen Fahrplan vor, wie es weitergehen soll: ein Verfassungsreferendum im Juni 2027, Wahlen im Oktober. In diesen Monaten, sagt Rakotondravelo, habe er geglaubt, dass es etwas werden könne mit der versprochenen „Neugründung“ Madagaskars. Doch dann passierte etwas, das diesen Glauben zerstörte.

Viele Menschen in Madagaskar nehmen Frankreich diese Rettungsaktion bis heute übel, diese Einmischung in ihre inneren Angelegenheiten. Auch Mihary Rakotondravelo. Dass Rajoelina nicht mehr in Madagaskar zur Rechenschaft gezogen werden kann, sagt er, bedauere er bis heute.

Ob diese Geschichte stimmt, lässt sich nicht nachprüfen. Doch selbst wenn: Wie

Er ist frustriert, aber andere haben einen ganz anderen Blick auf diese Revolution

passt sie zu dem positiven Eindruck, den Rakotondravelo zu diesem Zeitpunkt von der neuen Regierung hatte? Er zögert. Und sagt dann: „Wir wissen, dass es in Madagaskar Kräfte gibt, die im Hintergrund die Strippen ziehen und kein Interesse an einem neuen System haben, weil sie im alten zu gut verdient haben.“ Er selbst habe nach der Rückkehr seines Bruders mit seiner Freundin Schluss gemacht. Sich selbst in Gefahr zu bringen, das sei seine Entscheidung. Aber andere mit hineinziehen, das wolle er nicht.

Damit meint er vor allem die Ereignisse im April, als Herizo Andriamanantena und weitere Vertreterder Protestbewegung verhaftet wurden. Die Vorwürfe: kriminelle Verschwörung, Bedrohung der nationalen Sicherheit, Destabilisierung des Staates. Amnesty International sprach von einer „Unterdrückungskampagne gegen junge Aktivisten und Mitglieder der Zivilgesellschaft“. Mihary Rakotondravelo wurde nicht verhaftet, was er darauf zu-

Oberst Randrianirina veränderte seine Regierung im März 2026 grundlegend. Er entließ den Premierminister und ersetzte ihn durch einen Ex-Militär, auch mehrere Minister tauschte er aus. Für Kabinettsmitglieder führte er einen Lügendetektortest ein. Seitdem deute nichts mehr darauf hin, dass das Regime die Macht freiwillig wieder hergeben wird, sagt Rakotondravelo. Das Gremium, das eine Verfassung ausarbeiten soll, die Concertation nationale, hat zwar im September 2026 die Arbeit aufgenommen, nachdem der Start zuvor mehrfach verschoben worden war. Doch mit Vertretern der Gen Z werde kaum noch geredet. An eine Wahl im kommenden Jahr glaube er nicht mehr. „Die Regierung hat sehr viele Versprechen gebrochen.“

Auch sein Blick auf die Proteste hat sich verändert, auf ihren vermeintlichen Triumph im Oktober 2025. Er sehe jetzt Zusammenhänge, die er damals nicht gesehen habe. Oberst Randrianirina habe schon einmal nach der Macht gegriffen, Ende 2023, damals noch erfolglos. Danach habe er offenbar auf eine neue Gelegenheit gewartet. Und Madagaskars Jugend habe sie ihm geliefert – und dazu gleich noch das Wohlwollen der Weltöffentlichkeit.

Sind sie nicht auf die Straße gegangen, um einen Diktator zu stürzen? Doch, sagt Raoeliarison. Einen Diktator, der seine Macht missbraucht hat. Aber ein Diktator, der das Wohl des Landes im Blick hat, der hätte seine Unterstützung. So einer wie Hauptmann Traoré.

rückführt, dass er immer eher gemäßigt aufgetreten sei. Doch auch er habe sich nach den Verhaftungen eine Woche lang nicht auf die Straße getraut. Mit der Angst, dass es ihn jederzeit erwischen kann, lebe er bis heute.

Es gibt aber auch Mitglieder der Protestbewegung, die das anders sehen. Ganz anders. Um sie zu treffen, muss man hinausfahren aus Antananarivo, bis man knapp zwanzig Kilometer und viele Reisfelder später den Campus der École Supérieure Polytechnique d'Antananarivo erreicht, der Technischen Hochschule. Im ersten Stock eines der grün gestrichenen Wohnblöcke haben sich fünf junge Männer an einen Tisch gesetzt. Sie sind zwischen 20 und 25 Jahre alt und gehören der zentralen Studentenvereinigung der Uni an.

Ganz links sitzt Ismael Raoeliarison, Vizepräsident der Gruppe, 24 Jahre alt, Studienfach Chemietechnik. Wie alle hier ist er mächtig stolz darauf, dass ihre Gruppe sich den Protesten nicht erst zur Massenkundgebung am 25. September 2025 anschloss – wie zum Beispiel Mihary Rakotondravelo –, sondern dass sie zu diesem Zeitpunkt schon seit Tagen auf der Straße waren. „Wir waren einer der Funken, die das Land in Brand gesetzt haben.“

Ibrahim Traoré ist der Präsident von Burkina Faso. Er kam 2022 infolge eines Militärputschs an die Macht, ist mit 38 Jahren das jüngste Staatsoberhaupt der Welt und hat sich zum politischen Shootingstar in ganz Afrika entwickelt, obwohl oder gerade weil er die Demokratie offen ablehnt. Und siehe da: Traorés Ruhm reicht bis nach Madagaskar.

An ihrer Uni, sagt Raoeliarison, gebe es eine ausgeprägte Protestkultur. Wenn ihnen etwas nicht passe, dann lassen sie sich das nicht gefallen. Und auf dem Campus habe ihnen damals so einiges nicht gepasst. Kein Strom, kein Wasser, immer wieder Einbrüche in den Wohnblöcken. Und die staatlichen Stipendien, auf die viele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angewiesen sind, wurden einfach nicht bezahlt.

Ismael Raoeliarison hat so ein Stipendium, umgerechnet bekommt er 3,50 Euro im Monat. Nicht viel, aber ohne könnte er sich das Leben hier gar nicht leisten, das Studium und das Wohnheimzimmer, das er sich mit fünf Kommilitonen teilt. Er kommt aus einer einfachen Familie, vier Geschwister, die Mutter alleinerziehend. Er ist der Erste, der studiert. Doch der Staat rücke das Geld immer erst dann raus, wenn sie auf die Straße gehen.

Man habe den Diktator gestürzt, aber jetzt brauche man „ein bisschen Diktatur“

auch, dass die Demokratie ein Entwicklungsland wie Madagaskar nicht voranbringt. Was wir brauchen, ist ein bisschen Diktatur:“ Nicht wie in Nordkorea, schiebt er schnell nach. Aber eine Regierung, die sicherstellt, dass die Regeln eingehalten werden.

Am 21. September fiel für acht Stunden der Strom aus. Am 22. September waren sie auf der Straße, fast alle 3500 Bewohner des Campus hätten damals mitgemacht. Die Polizei rückte mit Tränengas an, die Studenten warfen Steine, die Zeitungen berichteten. Andere Gruppen meldeten sich auf Facebook, man verabredete sich und beschloss den Protest gemeinsam ins Stadtzentrum zu tragen. Am nächsten Morgen marschierten sie los, vier Stunden lang, bis zur Avenue de l'Indépendence. Am nächsten Tag waren sie wieder da, am übernächsten, am überübernächsten.

Er beruht unter anderem darauf, dass Traoré – so wie die Putschregime in Mali und Niger – mit der ehemaligen Kolonialmacht Frankreich gebrochen hat. Sein neuer bester Freund sitzt im Kreml. Und auch in dieser Hinsicht scheint Madagaskar dem Beispiel aus dem fernen Westafrika nachzuefern: Eine der ersten Auslandsreisen von Präsident Randrianirina führte nach Moskau, Soldaten des russischen Afrikakorps sind heute in Madagaskar aktiv. Ismael Raoeliarison findet auch das gut. „Frankreich wollte nicht, dass Madagaskar vorankommt“, sagt er. „Frankreich wollte uns auf Knien sehen.“

Sie erlebten, wie der Protest größer wurde, lauter, mächtiger. Sie jubelten, als die Flucht des Präsidenten sich herumsprach. Sie jubelten, als die Machtübernahme von Oberst Michael Randrianirina verkündet wurde. „Wir waren einfach stolz“, sagt Ismael Raoeliarison.

Und heute? Sind sie es immer noch. Und sie sind auch zufrieden mit dem, was seitdem passiert ist. Um die Sicherheitslage auf dem Campus zu verbessern, wurde eine Mauer gebaut, manche Gebäude wurden renoviert. Eine Krankenstation wurde eingerichtet, ein neues Labor ist im Bau. Und bald sollen die Solarpaneele installiert werden, die die Regierung versprochen hat, gegen die Stromausfälle.

Das größte Problem der Studenten der Polytechnique, sagt Raeeliarison, seien die mangelnden Jobaussichten. Daran habe auch die neue Regierung noch nichts ändern können. Doch was ihre Gegenwart angeht, habe sich viel getan. „Unser Leben ist besser geworden.“ Der Präsident, findet er, habe „ein gutes Herz“.

Und was ist mit den Wahlen, die es vielleicht nie geben wird, den Verhaftungen? „Wir glauben an die Demokratie“, sagt Ismael Raoeliarison. „Aber wir glauben

Ihm war klar, dass man eine Schlacht, aber nicht den Krieg gewonnen habe

Auch seine Gruppe hat inzwischen einen Bruch vollzogen: mit der Gen-Z-Bewegung. Die Bewegung gebe es nicht mehr, sagen sie, eigentlich habe es sie nie gegeben. Es gab nur ein gemeinsames Ziel, den Sturz von Präsident Rajeolina. Aber keine gemeinsame Idee, was danach kommen soll. Die Aktivisten, die heute noch unter dem Label Gen Z auftreten, sagt Ismael Raoeliarison, seien Opportunisten, die versuchten, den Namen für ihren eigenen Vorteil zu nutzen. Sie sprächen für niemanden außer für sich selbst. Sie seien selbst schuld, dass sie verhaftet wurden.

Meint er Herizo Andriamanantena? Genau, sagt Ismael Raoeliarison. „Es heißt, Herizo sei ein Anführer der Gen Z. Aber in Wahrheit folgt ihm niemand.“

Herizo Andriamanantena selbst ist wieder auf freiem Fuß. Doch treffen kann man ihn gerade nicht. Zu gefährlich, schreibt er auf Whatsapp. Aber ein kurzer Videoanruf, das geht. Auf dem Bildschirm erscheint ein junger Mann, 30 Jahre, er lächelt müde. „Der Winter ist kalt dieses Jahr“, sagt er. Es gehe ihm gut, er sei wieder frei, aber er werde kontrolliert. Zweimal die Woche müsse er sich bei der Polizei melden, bis zu seinem Prozess, für den es noch kein Datum gebe. Der Vorwurf: „Bedrohung der Sicherheit des Staates“.

Verhaftet, erzählt er, wurde er im April vor seiner Haustür, als er vom Einkaufen zurückkam. Etwa zehn Polizisten hätten auf ihn gewartet, nachdem er mit anderen Aktivisten auf einer Demonstration die Einrichtung der verfassungsgebenden Versammlung gefordert hatte. Zwei Wochen lang sei er festgehalten worden, dann ließ man ihn wieder laufen. Seinen Job aber hat er nicht wiederbekommen, der Chef habe ihn nach der Verhaftung gefeuert.

Während der Proteste, sagt er, sei es die größte Stärke der Bewegung gewesen, dass sie offen für alle war, kaum Hierarchien entwickelte, keine Anführer bestimmte. Heute sei das ihre größte Schwäche. Weil es niemanden gebe, der die Bewegung zusammenhalte und repräsentiere, mit einer starken, lauten Stimme. Seine Gruppe, Gen Z Madagaskar, konzentriere sich deshalb aktuell auf zwei Themen: darauf, den Austausch mit den Menschen im Land zu suchen, aus allen Regionen und allen Bevölkerungsgruppen. Und darauf, die eigenen Strukturen zu professionalisieren, auch im Hinblick auf eine künftige Wahl. Falls es denn dazu kommt.

Welche Rolle er dabei spielen will? Das müsse er noch mit sich selbst ausmachen. Die Vorstellung, eine öffentliche Person zu werden, vielleicht gar ein Politiker, gefalle ihm nicht, der Druck, die Erwartungen, das persönliche Risiko. Andererseits, sagt er, sei er bereit, 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Wer den Wandel wolle, müsse selbst der Wandel sein. Und er sei noch immer überzeugt: „Wir sind die einzige Kraft im Land, die das Potenzial hat, die Dinge in die richtige Richtung zu lenken.“

Herizo Andriamanantena hat einen nüchternen Blick auf die Entwicklung in Madagaskar. Einen ernüchterten. Er sei schon enttäuscht, sagt er, dass seit dem Sturz der alten Regierung so wenig erreicht worden sei. Doch ihm sei schon damals klar gewesen, dass man eine Schlacht, aber nicht den Krieg gewonnen habe. Der Kampf um eine bessere Zukunft, sagt er, sei ein Abnutzungskampf. Und er werde weiter versuchen, sich einzumischen, auch wenn er jetzt vorsichtiger sein müsse. Demonstrieren jedenfalls will er erst mal nicht mehr.

Auf der Dachterrasse im Zentrum von Antananarivo ist es inzwischen Abend geworden. Mihary Rakotondravelo muss los, zum Volleyballtraining. Wie geht es jetzt also weiter mit der Protestbewegung, mit Madagaskars Gen Z, mit ihm?

Was ihn dann aber doch trifft, ist das Verhalten der Studenten der Polytechnique. Man habe immer wieder miteinander gesprochen, sagt er, man kenne sich, man schätze sich bei allen Differenzen. Dachte er. „Aber gut“, sagt er, eher traurig als vorwurfsvoll. „Vielleicht haben sie einfach Angst.“

Für Mihary Rakotondravelo war es die größte Stärke der Bewegung, dass sie keine Anführer und kaum Hierarchien hatte. Heute sei das ihre größte Schwäche. FOTO: P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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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ADA UND DIE EU

Bitte um Beistand

Von Hubert Wetzel

D

ie Europäer verdanken den Kanadiern viel. Ihre Freiheit zum Beispiel, genauer: die Rettung vor den Deutschen. Wer das nicht weiß, möge

einmal die Höhe von Vimy in Nordfrankreich besuchen, auf der ein Denkmal an die im Ersten Weltkrieg gefallenen Kanadier erinnert. Man kann sich auch jenen normannischen Strand ansehen, den im Zweiten Weltkrieg, am D-Day, kanadische Infanteristen stürmten: Juno Beach.

Wem das zu sehr ferne Vergangenheit ist, kann in Brüssel mit der Buslinie 12 zur Nato fahren. Vor dem Hauptquartier weht die rot-weiße Flagge mit dem Ahornblatt, und sie weht dort seit 1949, seit Kanada die Nordatlantische Allianz, die Europa

bis heute schützt, mitgegründet hat. An all diesen Orten kann man darüber nachdenken, was Europa Kanada schuldet.

Wenn also Kanada Hilfe braucht und diese in Europa sucht, dann ist es geradezu Europas Pflicht, dem Land zu helfen. Es nicht zu tun, wäre kleinlich, feige und unanständig.

In diesen Tagen ist es offensichtlich, dass Kanada Hilfe braucht. Man kann sich lange darüber wundern oder empören, dass der Satz, der hier gleich stehen wird, hier tatsächlich steht. Aber so ist es: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 Kanada – in den Worten von dessen Premierminister Mark Carney – „angegriffen“. Trump hat einen „Krieg“ gegen Kanada begonnen, den er zwar nicht mit Bomben und Granaten führt, aber mit Zöllen und Boykotten – ökonomische Waffen, die ebenfalls existenziellen Schaden anrichten können, wenn eine gigantische Volkswirtschaft wie die USA sie gegen ein Nachbarland einsetzt, das so abhängig u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wie Kanada ist.

Ebenso offensichtlich ist, dass Kanada Hilfe in Europa sucht. Beim Weltwirtschaftsforum in Davos Anfang des Jahres hat Carney seine Idee eines Bündnisses der Mittelmächte vorgestellt, die sich gegen Trumps brutale neue Weltunordnung stemmen. Die Europäer, daran ließ Carney keinen Zweifel, müssten Teil davon sein. Seither hat er in vielen Gesprächen mit europäischen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ausgelotet, wie Kanada und die EU ihre Verbindungen stärken könnten, während Trump die Beziehungen zu beiden Stück für Stück schwächt.

Mark Carney wird wohl ein europäisch- kanadisches Bündnis vorschlagen. Und es wäre unanständig, ihm damit nicht zu helfen. Trump führt „Krieg“ gegen das Land

An diesem Mittwoch ist Carney als Ehrengast im Europaparlament, wenn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dort ihre „Rede zur Lag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hält. Am Tag danach wird Carney vor den Abgeordneten sprechen und – nach allem, was bekannt ist – ein neu-, sogar „einzigartiges“ europäischkanadisches Bündnis vorschlagen, das weit über das Niveau der bisherigen Beziehungen hinausgeht. Und auch wenn das wie ein Angebot klingen wird, tatsächlich ist es eine Bitte um Beistand.

Die Frage ist nun: Tut Europa seine Pflicht?

Die Antwort lautet: Hoffentlich. Wenn es einen Moment in der jüngeren Geschichte gibt, in dem Europa möglichst nicht kleinlich, feige und unanständig sein sollte, dann ja wohl den jetzigen, in dem all die jahrzehntealten Gewissheiten

über vermeintlich ewige Freundschaften und Alli-anzen in Trümmer sinken.

Carney ist klug genug, um dem Tagtraum einer kanadischen EU-Mitgliedschaft nicht hinterherzujagen. Aber unterhalb dieser Schwelle gibt es jede Menge Möglichkeiten, Kanada und die Europäische Union fester aneinanderzubinden. Es gibt wichtige Wirtschaftsbereiche, in denen die Zusammenarbeit verstärkt werden kann, Gleiches gilt für Kultur und Wissenschaft. Wie man so eine Bündniskonstruktion am Ende nennt, ob man dafür den Begriff einer „assoziierten Mitgliedschaft“ verwendet, die bisher nicht existiert, die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allerdings für die Ukraine er-

schaffen wollte, ist eigentlich egal.

Wichtiger ist, das auf beiden Seiten der Wille vorhanden sein muss, einen Bund zu schmieden, der politisch und wirtschaftlich so eng wie irgend möglich ist. Dieses gemeinsame Ziel muss jetzt vereinbart werden und feststehen – egal, ob Trump darüber zetert –, sonst kommt am Ende der Gespräche nur ein aufgemotztes Handelsabkommen heraus.

Das erfordert vor allem von der EU Mut und Ehrgeiz. Die Europäer haben mit Trump einen Modus vivendi gefunden. Ihr sogenannter Deal läuft zwar auf eine Demütigung hinaus, aber die dürfte nach Meinung vieler europäischer Regierungen immer noch besser sein als der offene Kampf, mit dem Carney es zu tun hat.

Insofern wird es in den kommenden Wochen und Monaten zweitrangig sein, ob europäische Politiker ihren kanadischen Kollegen mit Reden voller Pathos würdigen. Der wahre Wert einer Freundschaft zeigt sich darin, ob man gemeinsam in einen Krieg zieht. Die Kanadier wissen das. Erinnern sich die Europäer?

SPRITPREISE

Besser nichts tun

Der Preis, sagen Ökonomen, ist ein „Knappheitsindikator“. Ist ein Gut knapp, steigen die Preise. Ist es im

Überfluss vorhanden, purzeln sie. Und jede deutsche Tankstelle verrät dieser Tage, was Sache ist am Spritmarkt: Die Eskalation am Persischen Golf und am Roten Meer lässt die Preise emporschnellen. Da kann Donald Trump noch so oft versuchen, der Ukraine die Schuld in die Schuhe zu schieben – das hier ist maßgeblich seine Krise. Und sie verschont niemanden, auch in Deutschland nicht.

Kaum steigen die Spritpreise, sind auch die Scheinlösungen wieder da. Die SPD verlangt eine Übergewinnsteuer oder einen Preisdeckel, verschweigt aber, dass sich der Begriff „Übergewinn“ kaum definieren ließe, von verfassungsrechtlichen Fragen ganz zu schweigen; und dass auch ein mathematisch festgelegter Preisdeckel nichts an den Rohöl-Preisen ändern wird. Liegt der Deckel zu niedrig, könnte er zur Folge haben, dass nicht genug Öl

UNTERNEHMER nach Deutschland gelangt und die Versorgung leidet. Die AfD wiederum fordert die Senkung aller Steuern und Abgaben auf Benzin und Diesel, übergeht aber, dass dem ohnehin klammen Staat damit mehr als 27 Milliarden Euro Einnahmen entgingen. Wie das die AfD mit ihren einfachen „Lösungen“ eben so macht.

Nein, auf eine globale Verknappung des Rohstoffs gibt es nur eine Antwort: weniger verbrauchen. Das ist die Botschaft hoher Preise. Sie künstlich zu senken, würde eine Normalität suggerieren, die es an diesem Markt derzeit nicht gibt und vielleicht so schnell nicht mehr geben wird. Das heißt nicht, dass der Bundesregierung die Hände gebunden sind: Sie kann Programme zum Umstieg auf E-Autos – vor allem für einkommensschwache Haushalte – ausweiten, den Bau der Ladeinfrastruktur vorantreiben. Wenn sie aber beginnt, Tankstellenpreise mitgestalten zu wollen, kann das nur in die Hose gehen. Michael Bauchmüller

Kuscheln mit der AfD

J a, viele Unternehmer in Sachsen-Anhalt blicken mit Sorge auf den Wahl- erfolg der AfD. Aber genauso wahr: Nicht wenige Unternehmer dort freuen sich über das Ergebnis. Untersuchungen zufolge haben Selbständige etwa so häufig für die AfD gestimmt wie der Rest der Wähler. Etwa jeder zweite dürfte seine Stimme der Partei von Ulrich Siegmund gegeben haben.

Fragt man nach dem Warum, bekommt man als Antwort oft Sätze, wie sie der Molkerei-Milliardär und erklärte AfD-Unterstützer Theo Müller am Wochenende formuliert hat: „Die Bürger von Sachsen-Anhalt haben ein Signal an das ganze Land gesendet“, sagte er im Interview mit der Welt am Sonntag. Das werde die Unionsparteien „wachrütteln“. Müller ist kein typischer Repräsentant deutschen Unternehmertums. Er wohnt nicht einmal mehr in Deutschland, sondern in der Schweiz, um Erbschaftsteuer zu sparen. Seine Äußerungen ähneln aber dem, was man auch von AfD-Wählern aus Handwerk und Mittelstand in Sachsen-Anhalt hört. Es ist die Sicht von Menschen, die nicht für etwas gestimmt haben, sondern vor allem gegen die anderen Parteien. Und die auf Nachfrage beteuern, dass sie vieles nicht unterstützen, was im AfD-Programm steht: Weil ma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eigentlich ganz gut findet, bloß zu bürokratisch. Weil man ausländische Fachkräfte weiter braucht, aber halt nur fleißige. Und weil man glaubt, dass die AfD das alles auch so sehen wird, falls sie regiert.

Wird sie das? Ulrich Siegmund und seine Mitstreiter haben nach diesem Wahlergebnis eigentlich keinen Grund, von ihrem Programm abzuweichen. Dem zufolge will man auf „kulturfremde Fachkräfte“ verzichten und sie mit allerlei Maßnahmen schikanieren. Für ein Bundesland mit Fachkräftemangel ist das eine schlechte Nachricht. Unternehmen in Sachsen-Anhalt könnten für die Protestwahl teuer bezahlen. Gunnar Her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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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üstung für Remigration
SZ-Zeichnung: Teresa Habild

Von allen das Schlechte

CDU

Von Bastian Brinkmann

Mitglieder, es gibt Kandidaten, die sich im Beitrittsprozess befinden, und Staaten, die wirtschaftlich und politisch eng mit der EU verbandelt sind, aber keine förmliche Mitgliedschaft anstreben. Die Idee, eine assoziierte Mitgliedschaft zu ermöglichen, wurde vor einigen Monaten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in die Debatte geworfen. Berlin wollte der Ukraine Mut machen und zeigen, dass die Anbindung an Europa vorankommt, auch wenn die Vollmitgliedschaft noch weit entfernt ist. Kern des Plans war es, der Regierung in Kiew zu erlauben, Vertreter zu den regelmäßigen Treffen der EU-Fachminister in Brüssel sowie den Gipfeln der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zu entsenden – jeweils mit Rede-, aber ohne Stimmrecht. Der Ukraine dieses Privileg zu gewähren, wäre wohl einfacher als im Fall von Kanada. Denn die Ukraine kann eines Tages tatsächlich EU-Mitglied werden. Da das laut EU-Vertrag nur „europäische Staaten“ dürfen, kann Kanada das nicht. HUW

ten – und zwar so sehr, dass die CDU nicht mehr klingt wie die CDU. Wer am Spreebogen spazieren geht und zufällig einen Bundestagsabgeordneten der CDU kennenlernt, hört mit überraschend hoher Wahrscheinlichkeit Lästereien über Merz. Die sind mal augenzwinkernd, mal giftig, enttäuscht, verletzt.

Dann kam Friedrich Merz. Der Kanzler ist nicht nur bei den Wählern unbeliebt, sondern auch bei den eigenen Leu-

Wäre die CDU ein Geräusch, wäre sie das sanfte Schnurren eines ruhig gesteuerten Autos. Man muss kein Konservativer sein, um festzustellen, dass Deutschland mit der CDU nicht völlig falsch abgebogen ist. Denn Christdemokraten können regieren. Sie lösen die schmutzigen Verteilungskämpfe der Politik geräuschlos.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hören nur das Schnurren.

Den Status einer „assoziierten Mitgliedschaft“ – also ein Ding zwischen Draußen- und Drinnensein – gibt es in der EU bisher nicht. Es gibt

In der CDU kommt gerade das Schlechteste, das man von anderen Parteien kennt, zusammen: die Selbstzerstörungslust der SPD, die bereits demonstrierte Regierungsunfähigkeit der FDP und das interne Chaos der Grünen. Das ist eine toxische Mischung.

Assoziierte EU-Mitgliedschaft

Merz nicht zu machen, daher ist den Parteifreunden klar, dass sie auch das Karriereende des Kanzlers fordern.

AKTUELLES LEXIKON

Die zerstörerische Lust, den eigenen Vorsitzenden schlechtzureden, ist eigentlich ein Markenzeichen der SPD. Unter Lars Klingbeil hatte sie das länger vergessen, aber die Lust kommt zurück. In der CDU ist sie schon ausgebrochen. Kreisvorsitzende schreiben offene Briefe und rufen zu Sondersitzungen auf, um den Druck auf Merz zu erhöhen. Landräte fordern Merz' Rücktritt. Andere träumen von einer Minderheitsregierung, die auch mit der AfD Gesetze beschließt – nicht nachts, sondern so, dass es alle mitbekommen. Das wäre mit

Die CDU wirkt gerade regierungsunfähiger als die FDP, und das muss man erst mal schaffen. Die Liberalen drohten in der Ampel immer wieder damit, die Regierung zu verlassen, taten es aber nicht. Diese kuriose Taktik bestraften die Wähler. Falls die CDU noch besonnen genug ist, könnte sie daraus lernen: Regierungsmehrheiten wirft man nicht weg, weil es gerade schwierig ist.

Bei seinen eigenen Leuten ist Merz mittlerweile so unbeliebt wie bei den Wählern

Und – die CDU wirkt gerade so chaotisch wie die Grünen. Die geben sich gerne Doppelspitzen, damit sie nicht klären

müssen, für welche Richtung sie stehen. Das funktioniert langfristig nicht, und der Dissens ist in diesem Modell angelegt. Im Alltag weiß die linke Hand manchmal nicht, was die noch linkere Hand tut. Die CDU hat keine Doppelspitze, aber richtungsbestim-

mend ist Merz auch nicht mehr. Daher ist unklar, mit welchem Reformkurs die Christdemokraten aus ihrer Misere herauskommen wollen. Und alle sehen zu.

Am Sonntag wird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gewählt, normalerweise diszipliniert das eine Partei. Niemand wählt eine Chaostruppe, die sich selbst heruntermacht. Nach CDU-Maßstäben sind die Tage vor der Wahl aber wild, und sie könnten sich später als verhältnismäßig ruhige Zeit erweisen. Merz wird noch starke Nerven brauchen, wenn er im Amt bleiben will.

Es geht auch anders. Das zeigen der CDU gerade ihre Kommunalpolitiker in Niedersachsen. Die haben – trotz Kanzler Merz – landesweit ungefähr so viele Prozente bekommen wie bei der Bundestagswahl. Stadträte, die sich einfach um die Gemeinde kümmern, das gefällt vielen Wählern. Es steckt noch Regierungsschnurren in der CDU.

Irans Spiel

Von Tomas Avenarius

NAHOST

Kontrolle der wirtschaftlich zentralen Meerengen der Region.

Die Straße von Hormus und das Bab al-Mandab, die Meeresenge an der jemenitischen Küste. „Tor der Tränen“ – der schillernde Name des Flaschenhalses, an dem das Rote Meer in den Golf

Wer verstehen will, wie Geopolitik funktioniert, sollte an die Tankstelle fahren. Der Liter Super bei 2,31 Euro, der Liter Diesel bei 2,38; die Albtraummarke von drei Euro für den Liter Diesel kommt bereits in Sichtweite. Dank bei der Gelegenheit also an Donald Trump und Benjamin Netanyahu. Dafür, dass sie einen Krieg gegen die Islamische Republik vom Zaun gebrochen haben. Dafür, dass sie die Durchhaltefähigkeit ihres Gegners unterschätzt haben. Und dafür, dass sie die schärfste Waffe der Iraner ignoriert haben: die Kontrolle der wirtschaftlich.

Dass die Huthi die Meerenge „Tor der Tränen“ blockieren, ist kein Zufall

nistan. Hier ist kein Eroberer siegreich geblieben.

von Aden und schließlich in den Indischen Ozean übergeht, sagt alles. Trump und Netanjahu haben die halbe Welt in einen Konflikt hineingezogen, in dem noch viele Tränen fließen werden. Wegen der Toten, die der Krieg fordert. Und wegen der wirtschaftlichen Folgen eines Konflikts, den die USA kaum gewinnen können.

Sollen die USA nach Iran nun auch Jemen bombardieren, gar Bodentruppen schicken? Es wäre der Auftakt eines weiteren Debakels. Jemen, Land der Gebirge und Wüsten, ist ein zweites Afgha-

Für ein Land, in dem nur ein sehr kleiner Kreis weiß, ob der „Oberste Führer“ überhaupt lebt, handelt die Islamische Republik erstaunlich konsequent. Ob Ayatollah Modschtaba Chamenei seit Monaten mausetot ist, ist aber unwichtig. Das iranische Regime ist keineswegs führungslos. Es befindet sich in der Hand der Radikalen, der Maximalisten. Die wissen, was sie wollen. Die Kontrolle der Golfregion, ohne jede US-Mitsprache. Und den Kotau der arabischen Anrainer, allen voran Saudi-Arabiens.

Die Iraner spielen ihre Karten perfekt, überfordern ihren Gegner. Dass die jemenitischen Huthi das „Tor der Tränen“ mit ihren Truppen in den Griff nehmen und den Export von Öl aus Saudi-Arabien jetzt vollends strangulieren wollen, ist kein Zufall. Iranische Revolutionsgardisten haben die Offensive geplant, die Huthi bewaffnet, den Schachzug im richtigen Moment ausgeführt.

Trump kann den Konflikt derzeit weder militärisch noch politisch in seinem Sinne lösen. Er kann allenfalls einer Friedenslösung iranischer Handschrift zustimmen. Dies würde die jahrzehntealte geopolitische Grundkonstellation am Golf – und damit die Kontrolle über einen Teil der globalen Öl- und

Ein Worst-Case-Szenario wäre für Langer, wenn eine Landesregierung das Landesstiftungsgesetz änderte oder die Stiftung ganz zerschlagen würde. Er fürchtet, dass Kultureinrichtungen über den Hebel der Finanzierung oder ein bestimmtes Verständnis deutscher Kultur „trockengelegt werden“. Für seine Stiftung sei entscheidend, dass ihre Arbeit wissenschaftlich und pädagogisch unabhängig bleibe. Eine parteipolitische Vereinnahmung wäre gefährlich.

Gasreserven – schrittweise auf den Kopf stellen. Die Iraner wollen die regionale Machtbalance ändern. Hätte Teheran die Möglichkeit, die Abnehmer arabischer Rohstoffe – und damit die Weltwirtschaft – zu Geiseln zu nehmen, würde Iran zum Sologeiger im disharmonischen Konzert der Mächte.

Seine Stiftung betreut sieben Gedenkstätten, darunter das ehemalige KZ-Außenlager Langenstein-Zwieberge und die Gedenkstätte für die Opfer der NS-„Euthanasie“ in Bernburg. Regelmäßig kommen Schulklassen. Die Stiftung ist Teil der mittelbaren Landesverwaltung. Über Aufsicht, Finanzierung und Personal könnte die Landesregierung erheblichen Einfluss nehmen.

Die Arbeit in Gedenkstätten war für ihn zunächst kein Karriereplan. Langer wuchs in der DDR auf, sein Vater war Historiker. Schon früh blätterte er in Geschichtsbüchern. In Rostock studierte er

Trump kann der regionalen Neuordnung schulterzuckend zustimmen, die traditionelle US-Vormachtrolle in Nahost aufgeben. Oder er versucht, der Iraner doch noch Herr zu werden. Mit noch mehr wirtschaftlichem Druck, mit noch mehr militärischer Gewalt. Dafür müsste er wahrscheinlich seine von dem Iran-Desaster gebeutelten Alliierten um Hilfe bitten. Da würde sich auch in Deutschland zeigen, was lauteres Geschrei auslöst: die Entsendung von Minensuchbooten an den Golf samt der Unterstützung militärischer Gewalt oder die horrenden Preise an der Tankstelle.

„Die Gedenkstätten kommen weder im Regierungsprogramm der AfD noch in ihrem 100-Tage-Programm ausdrücklich vor“, sagt Kai Langer. Das klingt zunächst wie ein Hoffnungsschimmer. Beruhigt ist der 57-Jährige dennoch nicht. Langer ist seit 2010 Direktor der Stiftung Gedenkstätten Sachsen-Anhalt. Dass er über die ersten hundert Tage einer möglichen AfD-Landesregierung spricht, sei für ihn lange kaum vorstellbar gewesen. „Da hat man sich ein Leben lang an historischen Diktaturen abgearbeitet und jetzt hat politischer Extremismus wieder eine reale Machtperspektive.“

PROFIL

Geschichte und Germanistik und wollte zunächst Lehrer werden, rückte von diesem Beruf aber wieder ab. Er sagte zu, in Schwerin eine Gedenkstätte in einem ehemaligen NS-Gerichtsgefängnis aufzubauen. Dort habe er gemerkt: „Genau das ist es, was ich machen möchte.“ Ihn reize die Verbindung von wissenschaftlicher Arbeit und pädagogischer Vermittlung. Später wurde er gefragt, ob er Stiftungsdirektor werden wolle.

Seit dem Wahlsieg der AfD steht seine Arbeit nun im politischen Rampenlicht. Er sieht die Gedenkstätten in einem größeren Zusammenhang. Seiner Einschätzung nach will die AfD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grundlegend neu gewichten: „Der AfD dient die Geschichte in erster Linie als Ressource für patriotischen Stolz. Insofern ist unsere Arbeit nicht mit deren Geschichtspolitik kompatibel.“ Eine kritisch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soll an den Rand gedrängt und nationalhistorische Höhepunkte sollen intensiver behandelt werden, so die Pläne der AfD.

Schon 2016 schrieb Langer im Jahresbericht der Stiftung, in den Landtag sei eine Partei eingezogen, die sich nicht zur Erinnerungskultur bekenne. Die Verunglimpfung des Bauhauses und die Kampagne #deutschdenken statt #modernenken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hätten ihn zusätzlich erschüttert. Inzwischen hat er sich mit anderen Kultureinrichtungen im Land zusammengeschlossen und auf ein gemeinsames Leitbild für Kultur und Bildung verständigt.

Langer möchte die Zukunft nicht an seinem Amt festmachen. Die Stiftung habe den Auftrag, „das Wissen um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erbrechen und die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unter sowjetischer Besatzung und in der DDR weiterzugeben“. Würden sie daran gehindert werden, wäre das für die demokratische Verfasstheit der Gesellschaft fatal, sagt Langer.

Außerdem fühle er sich den Opfern und ihren Nachfahren verpflichtet. „Ich hatte noch die Gelegenheit, persönlich Menschen kennenzulernen, die Opfer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und der kommunistischen Diktatur geworden sind.“ Er trage Verantwortung, an jene zu erinnern, die gedemütigt, verschleppt und eingesperrt wurden. Resignation sei keine Option. Amelie Rosée

Süddeutsche Z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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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U gewinnt in Niedersachsen

Bei der Kommunalwahl kommt die SPD von Ministerpräsident Olaf Lies nur auf Platz zwei. Die AfD verdreifacht ihr Ergebnis von 2021.

Von Jana Stegemann

Hamburg – Olaf Lies versuchte gar nicht erst, irgendwas zu beschönigen: „Das ist für uns ein schwieriges Ergebnis – da haben wir uns alle mehr erhofft“, sagte er. Lies ist erst seit Mai 2025 Ministerpräsident von Niedersachsen, einem der letzten Bundesländer, in dem die SPD in einem Flächenland noch hohe Zustimmungswerte hat und eine Volkspartei ist. Bei der Kommunalwahl am Sonntag holte sie nun 24,6 Prozent – und damit Platz zwei nach der CDU mit 27,2 Prozent. Die Grünen kamen auf 14,1, die Linke auf 6,0 Prozent.

Weil es die erste landesweite Wahl in Niedersachsen ist, seit Lies das Amt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vom langjährigen Amtsinhaber Stephan Weil (SPD) übernommen hat, ist das Ergebnis für ihn und seine rotgrüne Landesregierung ein Stimmungs-test vor den Landtagswahlen im kommenden Jahr. Auch wenn eine Kommunalwahl mehr als jede andere Wahl eine Entscheidung für lokale Interessen und einzelne Kandidaten ist und weniger für eine Partei. Olaf Lies selbst hatte vor Sonntag noch betont: „Es ist keine kleine Bundestagswahl, sondern eine echte Persönlichkeitswahl. Und es geht eben um die eigene Gemeinde, Stadt oder den Landkreis.“

Dennoch hat dieses Ergebnis auch direkte Auswirkungen auf CDU-Kanzler Friedrich Merz und seinen Vize, SPD-Chef Lars Klingbeil. So spricht Lies mit seiner Enttäu-

Kommunalwahlen 2026 in Niedersachsen

Vorläufige Ergebnisse der Kreiswahlen in Prozent (in Klammern: Veränderung zu 2021)

SZ-Grafik: mami; Quelle: dpa

schung wohl auch der Bundesregierung aus dem Herzen. Nach der verlorenen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kann jedes weitere schlechte Wahlergebnis für die CDU ein Schritt näher zur Kanzlerdämmerung sein.

Und Niedersachsen bleibt in den Landkreisen insgesamt zwar rot oder schwarz, aber trotzdem schwebt über allem am Tag nach der Kommunalwahl das Ergebnis der AfD. Die hat mit 15,9 Prozent ihr bislang bestes Kommunalwahlergebnis in Niedersachsen erzielt und ihr Ergebnis im Vergleich zu den vergangenen Wahlen 2021 mehr als verdreifacht – damals lag sie noch bei 4,6 Prozent. Die CDU war 2021 mit 31,7 Prozent stärkste Kraft geworden, vor der SPD mit 30,0 Prozent.

In Hannover gewinnt der Grüne Belit Onay erneut – muss aber in die Stichwahl

Erneut ging bei der Wahl an diesem Sonntag auch die Landeshauptstadt Hannover an Bündnis 90/Die Grünen. Nach mehr als 70 Jahren SPD-Regentschaft hatte 2019 der Grüne Belit Onay als Oberbürgermeister übernommen – und auch dieses Mal gewann er dort, muss allerdings in zwei Wochen in eine Stichwahl. Erstmals in der Geschichte Wilhelmshavens übernimmt eine Frau den Posten der Oberbürgermeisterin, die parteilose Eva Maria Haarmann erreichte 55,5 Prozent. Der CDU-Landratskandidat Kai Seefried erhielt in Stade fast 80 Prozent der Stimmen. Der parteilose Ex-CDUler und Bürgermeister Tarik Oenelcin erzielte ohne Gegenkandidat in Hessisch Oldendorf 90,5 Prozent – und damit das beste Einzelergebnis.

Insgesamt ging es bei der Kommunalwahl um fast 2200 Kommunalparlamente und 68 000 Kandidaturen. 6,3 Millionen Wahlberechtigte durften ihre Kreuzchen setzen – das sind mehr Menschen, als bei den Wahlen in Sachsen-Anhalt und am kommenden Sonntag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zusammen. Zum Vergleich: In Sachsen-Anhalt waren 1,7 Millionen Menschen wahlberechtigt, in Berlin dürfen 2,5 Millionen Menschen und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etwa 1,3 Millionen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abstimmen.

Aktuellen Umfragen zufolge muss die CDU von Friedrich Merz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sogar um den Wiedereinzug in den Landtag kämpfen, sie steht nur noch bei sieben Prozent; SPD-Amtsinhaberin Manuela Schwesig und AfD-Spitzenkandidat Leif-Erik Holm liefern sich in Schwerin ein Kopf-an-Kopf-Rennen.

Niedersachsens CDU-Chef Sebastian Lechner sieht die Schuld für Verluste seiner Partei bei der Bundesregierung.
FOTO: JULIAN STRATENSCHULTE/DPA

Angesprochen auf die Zukunft von Bundeskanzler Merz sagte Niedersachsens CDU-Chef Sebastian Lechner am Sonntag, jetzt sei keine Zeit für Personaldiskussionen. Bereits bevor die finalen Ergebnisse vorlagen, schob Lechner dann aber doch die Schuld nach Berlin: Die Bundesregierung habe die Kommunalwahlen überschattet. „Ich glaube, es braucht eine politische Änderung in Berlin. Wir müssen die Menschen entlasten. Die Energiepreise sind zu hoch, die Wohnungspreise zu hoch. Man hat zu wenig Netto vom Brutto.“

Lechner selbst steht seit Monaten unter Druck. Anfang April war ein Deepfake-Video in einer internen Chat-Gruppe der CDU-Landtagsfraktion aufgetaucht. Es zeigt eine knapp bekleidete Frau mit dem durch KI ins Bild montierten Gesicht einer Kollegin, die mit gespreizten Beinen niederkniet und ihre Lippen zum Oralverkehr anbietet. Teil der Chat-Gruppe „MitGLIE-DER“, deren Gruppenbild ein Elefant mit erigiertem Penis ist, waren neun Mitarbeiter aus dem engsten Kreis um Fraktionschef Lechner. Der Ersteller des Videos wurde gekündigt und erhielt vo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Hannover einen Strafbefehl in Höhe eines Monatsgehalts, den er akzeptierte. Ein weiterer Teilnehmer wurde suspendiert. Strafrechtlich ist der Fall damit erledigt, moralisch noch lange nicht. Immerhin arbeiten noch sieben Männer aus der Gruppe für die CDU-Landtagsfraktion. Einer von ihnen, Adrian Mohr, ist nun in

Dörverden zum neuen Bürgermeister gewählt worden.

Der AfD haben ihrerseits die Vorwürfe gegen ihren Landesvorsitzenden Ansgar Schledde nicht geschadet. Vor wenigen Tagen hatte der Niedersächsische Landtag noch seine Immunität aufgehobe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Hannover ermittelt gegen ihn wegen Verstoßes gegen das Parteiengesetz. Schledde soll interne Parteispenden in Höhe von 48 000 Euro auf einem Privatkonto vereinnahmt haben, ohne sie im Rechenschaftsbericht der Partei angegeben zu haben. Den Vorwürfen mehrerer Parteimitglieder zufolge soll Schledde sogar der Kopf eines korrupten Netzwerks innerhalb der AfD Niedersachsen namens „Die Allianz“ sein, das mindestens 1,5 Millionen Euro Steuergeld veruntreut haben soll. Schledde weist alle Vorwürfe vehement zurück.

CDU-Politiker liebäugelt mit AfD-Koalition

Knapp eine Woche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bekräftigt dort ein stellvertretender CDU-Kreisvorsitzender entgegen dem Willen der Landesparteispitze, dass er eine Koalition mit der AfD für eine mögliche Option hält. „Wir müssen offen sein und den Koalitionspartner suchen, der möglich und am besten für uns ist. Das kann natürlich auch die AfD sein, wenn das der Wähler will“, sagte Sascha Ott, Vize im Kreisvorstand der CDU Vorpommern-Greifswald, der Ostsee-Zeitung. Ott war nach der Landtagswahl 2016 zunächst für das Amt des Justizministers vorgesehen gewesen, die CDU sah jedoch davon ab, nachdem Ott in den Verdacht geraten war, mit Positionen der AfD zu sympathisieren.

CDU-Landeschef und Spitzenkandidat Daniel Peters hält hingegen am bisherigen Kurs fest. „Wir lehnen Koalitionen oder ähnliche Formen der Zusammenarbeit mit der Partei Die Linke und der AfD ab“, sagte er der Zeitung. In einer Umfrage der Forschungsgruppe Wahlen steht die CDU bei sieben Prozent. DPA

Anders als bei den Kommunalwahlen in Niedersachsen vor fünf Jahren wird der AfD-Landesverband inzwischen vom Verfassungsschutz als rechtsextremistisches Beobachtungsobjekt geführt. Die Partei wehrt sich juristisch dagegen. Vier AfD-Kandidaten und ein parteiloser Kandidat wurden jedoch wegen Zweifeln an ihrer Verfassungstreue nicht zur Wahl zugelassen. So durfte etwa AfD-Landesvize Stephan Bothe nicht als Lüneburger Landrat kandidieren. Der Grund für den Ausschluss war, dass Bürgermeister und Landräte in Deutschland – anders als Landtags- oder Bundestagsabgeordnete – halb Politiker, halb Staatsdiener sind. Als Beamte sind sie daher verpflichtet, sich zur freiheitlich 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zu bekennen und für sie auch einzutreten.

Eine Warnung an „Aktivist Mann“

Der Streamer Matthäus Westfal bedrängt bei AfD-Veranstaltungen

offensiv Journalisten. Nun erteilt ihm die Partei Auflagen.

Berlin – Die AfD-Spitze erteilt dem Video-Streamer Matthäus Westfal alias „Aktivist Mann“ Auflagen. Am Montag beschloss der AfD-Bundesvorstand, die Parteigliederungen anzuweisen, Westfal nur unter der Bedingung Zugang zu Parteiveranstaltungen zu gewähren, „dass dieser vorab verbindlich zusichert, andere Streamer und Journalisten nicht zu belästigen“. Hält er sich nicht daran, soll „ihm der weitere Zugang zur Veranstaltung durch Inanspruchnahme des Hausrechts oder der Polizei verwehrt werden“, heißt es in einem vom Bundesvorstand einstimmig beschlossenen Antrag, der der SZ vorliegt.

Westfal war 2020 dabei, als eine wüten- de Menge – darunter Rechtsextreme, Verschwörungsideologen und sogenannte Reichsbürger – versuchte, den Reichstag zu stürmen. 2022 wurde er wegen Volksver- hetzung verurteilt. Parteimitglied ist er nach eigener Aussage nicht, aber „AfD- Wähler der ersten Stunde“. Zuletzt hatte er vorwiegend den Wahlkampf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begleitet, er besuchte Par- teiveranstaltungen und stellte Videos und Livestreams davon ins Netz, in denen er un- ter dem Alias „Aktivist Mann“ auftritt. Im- mer wieder bedrängte er Journalistinnen und Journalisten etablierter Medien, bepö- belte sie, drangsalierte sie mit Fragen, lief ihnen nach – während er die Kamera auf sie richtete. Einen Reporter von Spiegel- TV rempelte er an.

Aufsehen lösten zuletzt Szenen aus, die sich auf der Wahlparty der AfD in Magdeburg am Abend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abgespielt hatten. Dort bedrängte Westfal unter anderem Redakteure des Spiegels. Ein Video, das er ins Netz stellte, zeigt, wie er die Journalisten aggressiv belagert und zu provozieren versucht.

Warum bekam Westfal eine Akkreditierung für den Wahlabend?

Westfal verfolge offensichtlich das Geschäftsmodell, „Journalisten, die im AfD-Umfeld kritisch gesehen werden, durch belästigende Fragen und pöbelhaftes Verhalten zur Schau zu stellen und zum Gegenstand seiner Streams zu machen“, heißt es nun in dem Antrag, den der Höcke-Vertraute Stefan Möller formuliert hatte. Das entspreche „nicht dem angestrebten Verhaltensstandard der AfD“ und werde mittlerweile der Partei zugerechnet. Der Beschluss solle daher „eine weitere Rufschädigung der AfD durch Herrn Westfal“ vermeiden. Von Veranstaltungen ausgeschlossen wird Westfal zunächst nicht, es ist vielmehr eine Warnung an den Streamer.

Die Bedeutung parteinaher Streamer und Influencer hat die in weiten Teilen rechtsextreme Partei längst erkannt. Ulrich Siegmund, Spitzenkandidat bei der

Zahm nur gegenüber Gleichgesinnten: Matthäus Westfal (li.) interviewt auf der AfD-Wahlparty in Sachsen-Anhalt Björn Höcke. FOTO: SEBASTIAN GOLLNOW/DPA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hatte Westfal und andere Streamer in einem Podcast vor Wochen gelobt. Am Tag nach der Wahl sagte Siegmund in der Bundespressekonferenz, „Gott sei Dank“ habe es in der Medienlandschaft „durch die Begleitung von Streamern“ eine neue Entwicklung gegeben. Das sei ein „großer Vorteil“ im Wahlkampf gewesen. Martin Reichardt, Landeschef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hatte im Mai bei einer Pressekonferenz im Bundestag gesagt, die Influencer seien für die AfD „so etwas wie das, was für Martin Luther der Buchdruck gewesen ist“.

Gleichwohl schieden sich an Westfal in der AfD die Geister. Jan Nolte, der verteidigungspolitische Sprecher im Bundestag, schrieb vergangene Woche auf X: „Sehr unangenehm, wenn so jemand mit der AfD in Zusammenhang gebracht wird.“ Helmut Strauf, Beisitzer im Vorstand der AfD-Jugendorganisation, schrieb hingegen: Der Stil des Streamers möge etwas „unkonventionell“ sein. „Jedoch kann es den Systemjournalisten sicherlich nicht schaden, auch mal einen Schluck ihrer eigenen Medizin zu bekommen.“ Die AfD-Chefs Alice Weidel und Tino Chrupalla teilten dagegen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mit: „Beleidigungen und verbales Bedrängen verbieten sich für Medienschaffende. Das gilt natürlich auch und gerade gegenüber Vertretern anderer Medien.“

Warum aber bekam Westfal trotz seiner Vorgeschichte eine Akkreditierung für den Wahlabend?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sagte dazu bei einer Pressekonferenz am vergangenen Donnerstag: Es sei zuvor mit Westfal und dem Sicherheitspersonal gesprochen worden. „Wir möchten“, sagte Siegmund, „dass gewisse Regeln eingehalten werden.“ Es habe aber an dem Abend keine Beschwerde geben. „Was sollen wir da machen?“. Westfal selbst meldete sich am Sonntagabend auf X zu Wort, spielte sämtliche Vorwürfe herunter und sprach bisweilen von „Fake News“. Nach Einsicht klang das nicht.

Neben diesem Fall beschäftigt die AfD derzeit die Frage, woher die Unterstützung kommen soll, die Ulrich Siegmund benötigt, um in Sachsen-Anhalt Ministerpräsident zu werden. Ihm fehlen mindestens drei Stimmen. Aus Parteikreisen hieß es am Montag, es fänden Gespräche mit dem BSW und mit Abgeordneten der CDU statt. Der MDR hatte zuletzt allerdings alle 15 Landtagsabgeordneten der CDU angefragt einen Seitenwechsel zur AfD, die in Sach – einen Seitenwechsel zur AfD, die in Sachsen-Anhalt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 eingestuft ist, schlossen alle aus. Tim Frehler

„Neuanfang mit unseren Freunden“

in Budapest soll das deutsch-ungarische Verhältnis endlich wieder aufblühen.

Budapest – Als Johann Wadephul am Montag im ungarischen Außenministerium am Donauufer ankam, absolvierte er nicht nur den Antrittsbesuch bei seiner neuen Amtskollegin Anita Orbán. Sondern es ging auch darum, ein gänzlich neues Kapitel aufzuschlagen, wie Wadephul das nannte. Jetzt, wo Viktor Orbán seit einigen Monaten abgewählt ist. Wie neu alles ist, sah man schon an den Details. Im Konferenzsaal waren nicht nur EU-Fahnen aufgebaut, sondern in den Reihen für die Presse saßen auch Journalistinnen und Journalisten unabhängiger Medien. Diese hatten zuletzt gar keinen Zugang mehr zu offiziellen Terminen gehabt.

Der letzte Außenminister, der nach Ungarn kam, war Heiko Maas (SPD) im November 2019. Eine so lange Zeit ohne Besuch muss kein schlechtes Zeichen sein. Sobald Beziehungen intakt sind, muss man sich nicht ständig vor Ort der gegenseitigen Wertschätzung versichern. Im Fall von Ungarn war das anders. Da verdeutlichten die wenigen Besuche aus Berlin, wie angespannt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den Regierungen war. Maas erinnerte 2019 an den Fall der Mauer 30 Jahre zuvor, an dem ja auch die Ungarn eine maßgebliche Rolle gespielt hätten, als sie, so Maas, „den DDR-Flüchtlingen den Weg in die Freiheit“ ebneten, „obwohl sie gleichzeitig selbst noch um ihre Freiheit rangen“.

Die historischen Ereignisse verknüpfte er damals mit dem Auftrag, auch europapolitisch an einem Strang zu ziehen. Die Kraft der Europäer könne sich erst dann entfalten, „wenn wir über nationale Interessen hinaus handeln“. Das war ein deutlicher Hinweis an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Viktor Orbán, sich an geltendes EU-Recht zu halten. Wenige Monate zuvor hatte die EU-Kommission ein Vertragsverletzungsverfahren gegen Ungarn eingeleitet, weil Orbán während der Flüchtlingskrise den Zugang zum Asylsystem einseitig und recht willkürlich eingeschränkt hatte.

Vollends brüchig wurde das Verhältnis 2024. Da sagten die Ungarn einen geplanten Besuch von Außenministerin Annalena Baerbock (Grüne) kurzfristig ab, angeblich aus „technischen Gründen“. Der eigentliche Grund lag aber wohl in Moskau. Sowohl Viktor Orbán als auch sein Außenminister Péter Szijjártó pflegten ein enges Verhältnis zum Kreml, Orbán war erst kurz vor Baerbocks Besuch wieder in Moskau gewesen – ohne dies mit der EU abzustimmen, deren Ratspräsidentschaft Ungarn innehatte. Das Auswärtige Amt teilte damals mit, „ein ernstes und ehrliches persönliches Gespräch zwischen beiden Außenministern“ wäre in Anbetracht dessen „durchaus wichtig gewesen“. Nicht für Szijjártó allerdings, der unvorhergesehene Änderungen im Terminkalender für die Absage verantwortlich machte.

Der Neubeginn ist für Deutschland nun nicht nur politisch wichtig, sondern auch wirtschaftlich: Unter anderem lässt die deutsche Automobilindustrie im großen Stil in Ungarn produzieren. Wadephul nahm daher eine Delegation deutscher Unternehmer mit und traf den ungarischen Wirtschaftsminister István Kapitány.

Diese ungarische Führung sieht in Russland eine Gefahr für Europa

Um eine gemeinsame Zukunft zu beschwören – oder „extrem viel aufzuholen“, wie Wadephul es ausdrückte –, ist es nie schlecht, an das Zurückliegende zu erinnern. Er sagte also: „Wir sind den Ungarinnen und Ungarn für immer verbunden, dass sie es waren, die 1989 den Stein ins Rollen brachten, der am Ende den Eisernen Vorhang zerriss.“ In dieser gemeinsamen Geschichte liege „die Chance auf einen Neuanfang mit unseren Freunden in Ungarn“. Nicht zuletzt habe er einen persönlichen Bezug zu der Zeit, erzählte Wadephul. Seine Familie hatte DDR-Verwandte, und diese konnte sie nur in Ungarn treffen. Ungarn sei für ihn daher „ein Sehnsuchtsort“ gewesen, und das nicht nur, „weil es so schön ist am Balaton“.

Abgesehen von ihrem Nachnamen hat die ungarische Außenministerin Anita Orbán (re.) mit der Vorgängerregierung nicht viel gemein. FOTO: ATTILA KISBENEDEK/AFP

Dann aber ist die Gegenwart dran. Und die steckt bei aller wiedergefundenen Sympathie füreinander voller Tücken. Da wäre die geopolitische Gemengelage. Europa sei im Visier von Russlands hybrider Kriegsführung, sagte Wadephul, was sich zuletzt in Leipzig gezeigt habe. Auf dem Flughafen gab es einen versuchten Anschlag durch eine offenbar von russischen Akteuren gesteuerte Drohne.

In dieser Hinsicht jedoch wird das deutsch-ungarische, aber auch das europäisch-ungarische Verhältnis wesentlich einfacher werden: Die neue ungarische Regierung hat mehrmals klargemacht, dass sie in Russland einen Aggressor und eine Gefahr für Europa sieht. Kurz vor Wadephuls Besuch hat Außenministerin Orbán zehn russische Diplomaten ausgewiesen, weil sie in Ungarn angeblich Tätigkeiten nachgingen, die mit dem diplomatischen Dienst nicht vereinbar seien. Das legt den Verdacht auf Spionage zumindest nahe. Für Wadephul war dies ein „klares Zeichen in Richtung Moskau“, dass man Einmischung nicht dulden werde.

Aber es gibt auch Differenzen. Der unga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Péter Magyar hat nicht vor, die Politik seines Vorgängers „gegen Massenmigration“ abzuwickeln, was noch zu Verwerfungen mit der EU führen könnte. Und auch was die EU-Beitrittsverhandlungen mit der Ukraine betrifft, ist Magyar zögerlich. So müsse die Ukraine erst die Rechte der ungarischen Minderheit im Land sicherstellen, bevor ein weiteres Verhandlungsccluster geöffnet werde, sagte Magyar kürzlich.

Wadephul, der Ungarn attestiert, „sein europäisches Herz“ wiederentdeckt zu haben, blickt dennoch mit Optimismus auf dieses zähe Kapitel. Nach dem „historischen Wahlergebnis“ im April habe die neue Regierung die Blockadehaltung gegen das Darlehen für die Ukraine in Höhe von 90 Milliarden Euro aufgegeben. Daher sei er „dankbar für den neuen europäischen Weg“ und sicher, „dass wir auch bei anderen Fragen weiterkommen werden“. Zumal Ungarn in Bezug auf Rechtsstaatlichkeit in kurzer Zeit zentrale Reformen begonnen habe. Er sei daher zuversichtlich, dass auch der Weg für die letzten Mittel frei werde, die die EU wegen Viktor Orbán eingefroren hat. Verena Mayer

KURZ GEMELDET

Doppelspitze für MSC

München – Der frühere Nato-Generalsekretär Jens Stoltenberg und die ehemalige OSZE-Generalsekretärin Helga Maria Schmidt werden neue Chefs der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MSC). Der Stiftungsrat habe sich einstimmig dafür entschieden, teilte die MSC am Montag in München mit. Die beiden künftigen Co-Vorsitzenden und ausgewiesenen Transatlantiker sollen die Aufgaben des langjährigen Vorsitzenden Wolfgang Ischinger rechtzeitig vor der 63.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im Februar 2027 übernehmen und die Konferenz dann gleichberechtigt leiten, hieß es weiter. Ischinger sagte, er freue sich darauf, nach fast 20 Jahren an der Spitze der MSC diese weiterhin als aktives Mitglied ihres Stiftungsrats zu unterstützen. DPA

Extremismus bei Soldaten

Köln – Der Militärische Abschirmdienst (MAD) registriert eine zunehmende Zahl von Verdachtsfällen wegen Extremismus in der Bundeswehr. „Für das Jahr 2025 wurde ein Anstieg der Neuaufnahmen der Fallbearbeitungen auf 610 gegenüber 524 im Jahr 2024 verzeichnet“, heißt es im neuen Jahresbericht des Militärgeheimdienstes. Dabei gab es vor allem mehr Hinweise auf Rechtsextremismus. So wurden im Jahr 2025 insgesamt 519 sogenannte Fallbearbeitungen in diesem Phänomenbereich neu aufgenommen (2024: 413 insgesamt), ein Anstieg um rund 26 Prozent. Der MAD hat laut Bericht im Jahr vergangenen Jahr elf Menschen als Rechtsextremisten erkannt (2024: ebenfalls elf) und 21 Personen mit vorhaltbaren Erkenntnissen, die den Verdacht der fehlenden Verfassungstreu begründen (2024: 26). Der Bericht weist explizit auf die Vorfälle um sexualisiertes Fehlverhalten, Drogen und Extremismus bei Fallschirmjägern in Zweibrücken hin, die Schlagzeilen auslösten. DPA

Proteste in Syrien

Aleppo – Stark gestiegene Treibstoffpreise haben in Syrien die landesweit größten Proteste seit dem Sturz von Machthaber Baschar al-Assad vor fast zwei Jahren ausgelöst. Demonstranten setzten am Wochenende Reifen in Brand (FOTO: REUTERS) und blockierten wichtige Verkehrsverbindungen, nachdem die syrische Regierung am Samstag den Preis für Diesel um 40 Prozent auf 175 syrische Pfund (etwa 1,32 Dollar) pro Liter angehoben hatte. Zudem stie-

gen die Preise für Benzin und Gas. Demonstranten blockierten unter anderem die Autobahn zwischen der Hauptstadt Damaskus und der Industriemetropole Aleppo. Sie behinderten auch Rohöltanker auf dem Weg zu Raffinerien und forderten den Rücktritt des Wirtschaftsministers. Das syrische Energieministerium teilte am Sonntag mit, die Preiserhöhungen seien eine vorübergehende Maßnahme, die durch gestiegene weltweite Beschaffungskosten und die Importabhängigkeit des Landes nötig geworden sei. REUTERS

Kooperation bei Atomwaffen

Helsinki/Paris – Finnland tritt der von Frankreich angeführten Initiative zur nuklearen Abschreckung („Forward Nuclear Deterrence Initiative“) bei, hat das Präsidialamt in Paris am Montag mitgeteilt. Frankreich hatte seinen europäischen Verbündeten im März eine engere Kooperation angeboten, um die Glaubwürdigkeit des eigenen Atomwaffenarsenals zu stärken. Das Vorhaben sieht gemeinsame Übungen, die Option einer kurzfristigen Verlegung atomwaffenfähiger Systeme auf das Gebiet von Verbündeten sowie engere Konsultationen vor. Einen formellen nuklearen Schutzschirm nach US-Vorbild bietet sie jedoch nicht. REUTERS

Ärger bei IAEA-Konferenz

Wien – Die USA haben die Teilnahme des iranischen Atomchefs und Vizepräsidenten Mohammed Eslami an der Jahreskonferenz der Internationalen Atomenergiebehörde (IAEA) in Wien verhindert und damit Protest aus Teheran ausgelöst. Die US-Regierung legte ihr Veto gegen eine Ausnahmegenehmigung von UN-Sanktionen ein, die Eslami die Reise ermöglicht hätte. Iran sprach von einem „politischen Akt“, der die Arbeit der Organisation untergrabe. Das Außenministerium in Teheran bestellte als Reaktion den österreichischen Geschäftsträger ein. Österreich habe sich als Gastgeber für internationale Organisationen diskreditiert. Österreich hatte eine Ausnahme beantragt, die nach einem Einspruch der USA abgelehnt wurde. Ein US-Diplomat bestätigte den Einspruch. Eslamis Teilnahme hätte die Konferenz zu einer „Bühne für Propaganda“ gemacht und die Glaubwürdigkeit der IAEA untergraben, sagte er zur Begründung. DPA, REUTERS

Die frühere Ministerpräsidentin Magdalena Andersson, Spitzenkandidatin der Sozialdemokraten, könnte wieder Regierungschefin werden. FOTO: JONAS EKSTROMER/AFP

Mitte-links-Bündnis liegt knapp vorn

Auch am Morgen nach der Wahl ist noch unklar, wer Schweden künftig regiert. Vieles deutet auf einen Regierungswechsel hin. Sicher ist, dass die Rechtspopulisten an Zustimmung verlieren.

Von Michael Neudecker

Stockholm/Rovaniemi – Die Schwedenwahl 2026 entwickelte sich in der Nacht von Sonntag auf Montag zum Schwedenkrimi. Noch vor ein paar Wochen war der Vorsprung des Mitte-links-Blocks in den Umfragen so groß gewesen, dass die Wahl an diesem Sonntag schon entschieden zu sein schien, alles deutete auf ein Ende der konservativ-rechten Regierung von Ministerpräsident Ulf Kristersson hin. In der Nacht nach der Wahl dann wechselten die Kräfteverhältnisse der beiden Blöcke hin und her. Als am Montagnachmittag 95 Prozent der Stimmen ausgezählt sind, sieht es nach einer Mehrheit von gerade mal drei Sitzen im schwedischen Reichstag für ein mögliches Mitte-links-Bündnis aus, 176 zu 173.

Aber zu Ende ist der Krimi auch nach dieser langen Nacht noch nicht. Es sei noch alles möglich, sagte Kristersson in den frühen Morgenstunden.

Dass die Wahl am Morgen danach noch nicht entschieden ist, das liegt am schwedischen Wahlsystem. Seit zweieinhalb Wochen können die Schweden ihre Stimme abgeben, und noch nie nutzten so viele die Gelegenheit einer vorzeitigen persönlichen Wahl wie diesmal: Bis Samstag verzeichnete die Wahlbehörde 3,6 Millionen Stimmabgaben, das ist fast die Hälfte aller Wahlberechtigten. Hinzu kommen die Briefwähler aus dem Ausland, deren Stimmen erst ab Mittwoch gezählt werden, und eben jene, die am Wahltag selbst in die Wahllokale gingen. Die Wahlbeteiligung ist in Schweden zwar seit Jahren rückläufig, liegt mit stets mehr als 80 Prozent aber immer noch im weltweiten Spitzenbereich. Noch Minuten vor Schließung der Wahllokale am Sonntagabend meldeten mehrere Stationen lange Schlangen vor den Türen.

Ein paar Erkenntnisse brachte diese Nacht voller Geschichten dann aber doch. Das Machtverhältnis der Parteien ist klar – und etwas anders als vor vier Jahren. Die Sozialdemokraten der früheren Ministerpräsidentin Magdalena Andersson erhielten erwartungsgemäß die meisten Stimmen, wie immer in den vergangenen rund

Der Antizuwanderungskurs ist hart und könnte Stimmen gekostet haben

hundert Jahren. Bisher 28,1 Prozent bedeuten zwar ein historisch schlechtes Ergebnis für die Sozialdemokraten und ein Rückgang von rund zwei Prozentpunkten gegenüber 2022, wären aber immerhin etwas mehr, als die Umfragen zuletzt vorhersagten. Dahinter kommen nun Kristerssons Moderate auf derzeit 19,9 Prozent, das wäre eine leichte Steigerung im Vergleich zu vor vier Jahren. Drittstärkste Kraft sind mit aktuell 17,5 Prozent die Schwedendemokraten, die schwedischen Rechtspopulisten. Die lagen vor vier Jahren noch bei mehr als 20 Prozent.

Jimmie Åkesson, der Chef der Schwedendemokraten, entzog sich als einziger Parteichef in der Nacht sämtlichen Interviews, zum Leidwesen der Wahlparty-Be richterstatter der schwedischen Medien. In seiner Rede sagte Äkesson, er sei „der Überzeugung, dass wir in diesen Wahlen als Sieger hervorgegangen sind“. Richtig ist zwar, dass er und seine Partei im Wahlkampf 2026 erstmals offen wie ein möglicher Koalitionspartner behandelt wurden, zumindest von Ministerpräsident Kristersson und den konservativen Moderaten. Dennoch ist der Abwärtstrend der schwedischen Rechtspopulisten eine der größten Pointen dieser Wahl.

Vier Jahre lang haben die Schwedendemokraten die Politik der Regierung mit gelenkt, als Teil des sogenannten „Tidö-Bündnisses“, benannt nach dem Schloss, an dem es geschlossen wurde. Kristerssons Moderate regierten zusammen mit den Liberalen und den Christdemokraten, mit einer Art Duldung der Rechtspopulisten, also deren Unterstützung im Parlament. Als Kristersson nun kurz vor der Wahl gefragt wurde, ob die Rechtspopulisten diesmal auch Ministerämter bekommen würden, sollte es wieder zu einer Koalition unter seiner Führung kommen, sagte er: „Man verkauft keine Felle, bis der Bär erlegt ist.“ Kristersson gilt als passionierter Jäger, er soll zumindest schon Wildschweine und das ein oder andere Reh geschossen haben.

Nun aber sieht es so aus, als habe der harte Antizuwanderungskurs seiner Regierung und der Schwedendemokraten dazu geführt, dass er womöglich nicht mehr derjenige sein wird, der die Felle verteilt. Die Linken und die Grünen legten jeweils zu, auch die zuletzt mitregierenden Liberalen kamen wieder über die Vier-Prozent-Hürde, anders als prognostiziert. Die schwedische Regierungsbildung ist, man ahnt es schon, kein einfacher Vorgang, aber es sieht so aus, als käme ein mögliches Vier-Parteien-Bündnis aus Sozialdemokraten, Grünen, Linken und der Zentrumspartei auf die nötige Mehrheit.

Sie werde noch in der Nacht, spätestens Montagmorgen, beginnen, mit den anderen Parteien Gespräche zu führen, sagte Magdalena Andersson, als die ersten Hochrechnungen am späten Sonntagabend eintrafen. Es gibt noch ein paar Unstimmigkeiten innerhalb der angestrebten Koalition, insbesondere zwischen den Linken und der Zentrumspartei – sollte der hauchdünne Vorsprung Bestand haben, wäre es aber überraschend, sollte Andersson innerhalb der kommenden Wochen keine Regierung bilden können. Eine Beteiligung der Rechtspopulisten schloss Andersson übrigens stets unmissverständlich aus.

Die Auszählung geht nun erst mal weiter, bis Ende der Woche soll ein offizielles Ergebnis vorliegen, womöglich früher, aber auch später sei nicht ausgeschlossen, hieß es am Montagmorgen. Am 28. September tritt der neue Reichstag erstmals zusammen, tags darauf kann ein Ministerpräsident gewählt werden. Sollte sich das derzeitige, knappe Ergebnis bis dahin bestätigt und Magdalena Andersson sich auf eine Koalition mit den drei anderen Parteien geeinigt haben, würde sie ins Amt zurückkehren, das sie 2022 verlor. Die Betonung aber liegt auf „sollte“. Schweden steht vor Wochen im Konjunktiv.

Spionage-Anklage in Berlin

Beschuldigte Frau soll russischen Geheimdienstler mit Informationen versorgt haben.

Berlin – Die Bundesanwaltschaft am Kammergericht Berlin erhebt Anklage gegen eine mutmaßliche Spionin Russlands. Ihr wird vorgeworfen, einen Geheimdienstmitarbeiter in der russischen Botschaft mit Informationen versorgt zu haben. Ihr wird daher geheimdienstliche Agententätigkeit zur Last gelegt. Die Deutsch-Ukrainerin wurde im Januar festgenommen und sitzt seitdem in Untersuchungshaft.

Die mutmaßliche Agentin soll spätestens seit Oktober 2023 mit dem Geheimdienstmitarbeiter in Kontakt gestanden haben, so die Bundesanwaltschaft. „Ihn versorgte die Angeschuldigte über Jahre hinweg mit zahlreichen Hinweisen zu hochkarätigen Veranstaltungen und sorgte dafür, dass er – teilweise unter falschem Namen – solche besuchen konnte“, hieß es in einer Mitteilung. „Dies sollte es ihm ermöglichen, für nachrichtendienstliche Zwecke ein eigenes Netzwerk aufzubauen.“

Die Beschuldigte habe zudem versucht, „Personen aus dem 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sowie aus der Rüstungsin- industrie für ihre Zwecke zu gewinnen“. Im Auftrag des Geheimdienstmitarbeiters habe sie sich um Informationen zur deu- schen Verteidigungspolitik und Rüstungs- industrie insbesondere vor dem Hinter- grund des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s in der Ukraine bemüht. Der Staatsschutzsenat des Kammergerichts Berlin muss nun ent- scheiden, ob und wann es zum Prozess kommt.

Am Tag der Festnahme im Januar wurden nach damaligen Angaben der Bundesanwaltschaft neben Räumlichkeiten der Deutsch-Ukrainerin auch die Räumlichkeiten von zwei weiteren Beschuldigten durchsucht. Die Durchsuchungen fanden im rheinland-pfälzischen Landkreis Ahrweiler, im Brandenburger Havelland sowie in München statt. Zu den Mitbeschuldigten machte die Behörde damals keine näheren Angaben. Sie seien auf freiem Fuß.

Die mutmaßliche Spionin lebte nach dpa-Informationen schon seit Jahrzehnten in Deutschland. Zuletzt bot sie Marketing-Dienstleistungen an und war Vorsitzende eines Lobbyvereins. Als prorussische Netzwerkerin sei sie schon länger bekannt, hieß es bei der Festnahme im Januar aus Sicherheitskreisen. Im politischen Berlin nahm sie an Veranstaltungen von Verbänden und Organisationen teil. Über relevante Zahlungen an die Beschuldigte war bisher nichts bekannt. Frühere Äußerungen der Frau deuten darauf hin, dass sie aus Überzeugung handelte.

Am Tag nach der Festnahme hatte das Auswärtige Amt im Zusammenhang mit den Spionagevorwürfen den russischen Botschafter einbestellt. Außenminister Johann Wadephul (CDU) sagte, man habe ihm „klargemacht, dass das ein feindseliger Akt ist und dass geheimdienstliche Tätigkeiten in unserem Land völlig inakzeptabel sind – insbesondere unter dem Deckmantel der Diplomatie“.

Aus dem Auswärtigen Amt hieß es, man habe dem Botschafter mitgeteilt, „dass ein als Diplomat akkreditierter Mitarbeiter der Botschaft der Russischen Föderation, der in Deutschland Spionage betrieben hat, mit sofortiger Wirkung zur Persona non grata erklärt wurde“. DPA

Wie Erdoğan die Türkei zur Scheindemokratie macht

Ein Istanbuler Bezirk wählt eine Oppositionelle als Bürgermeisterin, dennoch regiert dort ein Mann des Präsidenten. Der Fall zeigt, was dem Land blüht.

Istanbul – Sicher, sie wussten es vorher schon. Schon lange. Die Türkinnen und Türken kennen ja die Nachrichten der vergangenen Jahre, all die verhafteten Oppositionellen, im Mai war die Polizei in der Zentrale der größten Oppositionspartei. Wer sich in der Türkei nicht taub stellt, weiß, dass es gefährlich ist, dem Präsidenten gefährlich zu werden.

Dann aber gibt es diese Art von Nachrichten wie jene der vorigen Woche, die manchen die Tränen in die Augen treiben. Als würden sie erst jetzt vollends begreifen, in was für einem Land sie inzwischen leben. Wie ihre Zukunft aussehen könnte.

Wie ernst es tatsächlich ist, zeigt etwa ein Witz auf dem Satireportal Zaytung, das dafür den derzeitigen Achtzigerjahre-Trend in den sozialen Medien aufgegriffen hat. Menschen posten dort KI-Fotos von sich im Look der damaligen Zeit. Erdoğans AKP, so die Zaytung, habe sich dem Trend angeschlossen. Dazu posteten die Satiriker ein Bild der Männer, die Anfang der Achtzigerjahre die Türkei regierten: die Generäle der Militärjunta. Was ist geschehen?

Auf den ersten Blick nur ein Ereignis auf Kommunalebene, in Üsküdar, einem Istanbuler Bezirk auf der asiatischen Seite des Bosporus. Recep Tayyip Erdoğanans Privathaus liegt dort. Regiert hatte hier bislang eine Politikerin der Opposition. Seit vergangenem Dienstag aber hat Üsküdar einen neuen Bürgermeister. Einen AKP-Mann. Die Geschichte erzählt, wie Erdoğanans Regierung versucht, Wahlniederlagen rückgängig zu machen. „Der Palast“, titelte die linke Zeitung Birgün, „hat in Üsküdar eine Türkei ohne Wahlen getestet.“

Bei den Kommunalwahlen im März 2024 hatte die Opposition sogar in Gemeinden gewonnen, die zuvor als Erdoğan-treu gegolten hatten. Der Präsident musste akzeptieren, dass selbst in den konservativsten Gegenden des Landes auf einmal oppositionelle Bürgermeisterinnen und Bürgermeister gewählt wurden. In Istanbul lag der Amtsinhaber Ekrem İmamoğlu von der oppositionellen CHP deutlich vorn, aber auch in den Bezirken der Megastadt veränderte sich etwas.

Üsküdar zum Beispiel galt immer als konservativ. Nun zog, nach vielen Jahren der AKP-Dominanz, Sinem Dedetaş ins Bezirksrathaus ein, ebenfalls Mitglied der CHP. Das hatte auch damit zu tun, dass nach Üsküdar immer mehr säkulare Menschen zogen, das Viertel machte einen Wandel durch. Aber in jenem März vor zwei Jahren war Üsküdar einer der Orte, die Erdoğan zeigten: Erfolge sind ihm selbst in vormaligen AKP-Hochburgen nicht mehr sicher. Und es zeigte ihm, dass er einen anderen Weg brauchte, um zu verhindern, dass ihm die Macht entgleitet.

Nur einige Monate nach der Wahl wurde in Istanbul ein erster oppositioneller Bezirksbürgermeister verhaftet. Im März 2025 dann traf es Ekrem İmamoğlu, den Oberbürgermeister, kurz bevor der seine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ur verkünden wollte. Die CHP machte ihn dann zum Kandidaten, obwohl er in einer Zelle saß. Mit İmamoğlu kam ein Großteil seiner Mitarbeiter in Untersuchungshaft, selbst sein Anwalt. Am Samstag wurde İmamoğlu zu 25 Monaten Gefängnis verurteilt, und er darf sich nicht mehr politisch betätigen.

Kaum eine Woche vergeht, ohne dass die Polizei weitere Rathäuser der Opposition durchsucht und Mitarbeiter festnimmt. Im Fall der CHP nutzte Erdoğan die Vorwürfe von deren früherem Parteichef Kemal Kılıçdaroğlu, der behauptete, bei seiner Abwahl sei es zu Unregelmäßigkeiten gekommen. Die Justiz entschied im Mai gegen geltendes Gesetz, dass ihm, dem für Erdoğan bequemeren Gegner, der Vorsitz wieder zustehe. Die bisherige CHP-Führung hat inzwischen eine neue Partei gegründet: die „Yeni Parti“.

Unterdessen wurde im Juli die Bürgermeisterin von Üsküdar, Sinem Dedetaş, verhaftet; die Justiz wirft ihr Korruption vor. Ein Gericht suspendierte sie von ihrem Amt, und so musste das Bezirksparlament für sie eine Stellvertreterin wählen. Die zerstrittenen Lager der Opposition arbeiteten auf Kommunalebene weiter zusammen und stimmten für eine CHP-Kandidatin.

Was in dem Istanbuler Bezirk nun geschah, beschreibt die Form der Autokratie, die der Türkei insgesamt droht. Eine Autokratie, in der Wahlen nichts mehr ändern, weil die Institutionen des Staates stärker sind. Daran sollen sich die Menschen gewöhnen. Die AKP legte Widerspruch gegen die Wahl in Üsküdar ein, es habe dabei ungültige Stimmen gegeben. Ein Gericht ordnete daraufhin eine weitere Wahl an. Bevor es dazu kam, wechselten vier Oppositionelle aus dem Bezirksparlament zur AKP. Wieso sie das taten? Der Istanbuler Chef der neuen Yeni Parti, Özgür Çelik, behauptet, sie seien unter Druck gesetzt worden, in einem Fall sogar von einem Staatsanwalt.

Gegen Çelik läuft deswegen bereits ein Ermittlungsverfahren. Abwegig ist es nicht, was er schilderte: Im ganzen Land lockt die AKP seit vielen Monaten oppositionelle Bürgermeister und Abgeordnete zum Übertritt, das Versprechen lautet: ab sofort Ruhe und keine Angst mehr vor Verhaftung. Ansonsten? Der ganze Druck von Staat und Justiz.

Wenige Tage vor der Nachwahl in Üsküdar nahm die Polizei drei Mitglieder des Bezirksparlaments fest, sodass sie, alle Oppositionelle, nicht an der Wahl hätten teilnehmen können. Die Opposition erzwang daraufhin mit einem Boykott, dass die Wahl verschoben werden musste. Gegen zwei der drei Festgenommenen erging aber Haftbefehl. Am Dienstag, als schließlich gewählt wurde, fehlten sie.

Wie üblich fand die Wahl geheim statt. Niemand weiß, wer die beiden weiteren Oppositionellen sind, die für den AKP-Kandidaten stimmten. Statt für ihre Kandidatin. Sie schenkten dem Mann aus Erdoğan Partei den Sieg, der Partei, die

2024 in Üsküdar verloren hatte. Jetzt gewann sie nachträglich doch noch. Ohne eine Wahl gewinnen zu müssen. Die Vorsitzende der Sitzung brach in Tränen aus, als sie das Ergebnis verlas. Vor dem Rathaus von Üsküdar demonstrierten Menschen gegen ihren neuen, ungewollten Bürgermeister. Und im Land geht die Furcht um, die eher eine Ahnung ist: dass dieser Fall die Richtung aufzeigt, in die es geht.

Das Rathaus im Istanbuler Bezirk Üsküdar, mit einem Porträt von Staatsgründer Mustafa Kemal Atatürk. FOTO: YUSUF IRIS/PICTURE ALLIANCE

Viele meinen, dass Erdoğan sowieso nicht gehe. Also kooperieren sie lieber

Ähnliches könnte im Rathaus von ganz Istanbul geschehen, wo gerade noch ein Stellvertreter von Ekrem İmamoğlu die Amtsgeschäfte führt. Und Ähnliches geschieht schon im türkischen Parlament, wo Erdoğan die Abgeordneten von oppositionellen Splitterparteien zum Übertritt in die AKP bewegen will. Auch die Rumpf-CHP unter Kemal Kılıçdaroğlu könnte dem Präsidenten dort helfen. Zum Beispiel, wenn es um einen für Erdoğan taktisch günstigen Neuwahltermin geht oder um Verfassungsänderungen.

Die Türkinnen und Türken, die diese Abgeordneten im Jahr 2023 wählten, wollten gegen Recep Tayyip Erdoğan votieren. Jetzt agieren manche der Mandatsträger, als hätte es den Wählerwillen nie gegeben, der sie erst ins Parlament brachte. Sie beugen sich dem Druck der Regierung. Viele dürften inzwischen der Ansicht sein, dass Erdoğan sowieso nicht gehen wird. Besser, man kooperiert mit ihm.

„Wie lange soll das noch so weitergehen?“, fragte Mustafa Yeneroğlu nach der Entscheidung in Üsküdar auf der Plattform X, ein deutsch-türkischer Politiker, der vor einigen Jahren aus der AKP austrat und zur Opposition wechselte. Er sprach seine früheren Parteifreunde an: „Schaut man sich nie um und betrachtet, was man getan hat? Macht es einen nie verlegen, nie beschämt?“ Raphael Geiger

Gute Fragen, wenige Antworten

Die EU will ihren Einfluss im hohen Norden sichern. Darum treffen sich Friedrich Merz und andere Regierungschefs in Lappland zum ersten „Arktischen Gipfel“.

Präsenz zeigen im hohen Norden: das Spitzentreffen europäischer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am Montag im finnischen Rovaniemi.
FOTO: MICHAEL KAPPELER / DPA

Von Michael Neudecker

Rovaniemi – Kristen Michal sitzt am späten Sonntagnachmittag in einem Besprechungsraum des Hotels, das nach Ounasvaara benannt ist, dem Hausberg der lappländischen Kleinstadt Rovaniemi. „Gehen wir ans Fenster, da ist die Natur“, hat er gesagt, und hinter ihm öffnet sich nun der Wald, die Landschaft. Lappland ist die am dünnsten besiedelte Regio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pro Quadratkilometer leben hier im Durchschnitt zwei Menschen.

Kristen Michal ist auch nur Gast hier, der Premierminister Estlands ist einer der Teilnehmer des ersten „European Arctic Summit“ am Sonntag und Montag. Es ist kein Gipfel, der Breaking News produziert, das tun Gipfel ohnehin selten. Aber Michal sagt, der Punkt sei doch, dass dieser Gipfel überhaupt stattfinde. Man müsse nur die Landkarte anschauen und die Nachrichten verfolgen, um zu verstehen, wie wichtig die Arktis für Europa sei, wenn nicht für die ganze Welt. Es stellten sich so viele Fragen, „wegen Russland“, sagt Michal, „gute Fragen“. Nur: „Keiner hat die Antwort.“

Man müsse sich angesichts der russischen Bedrohung einfach nur die Landkarte anschauen, sagt Kristen Michal, Ministerpräsident von Estland. FOTO: DPA

Darum hat die Regierung Finnlands mehrere Regierungschefs der EU jetzt hierher eingeladen. Es gab zuvor ähnliche Gesprächsformate, aber einen „Arktischen Gipfel“ der Europäer gab es noch nicht. Neben Finnlands Premierminister Petteri Orpo, dem Esten Michal und der EU-Kommissions-Vizepräsidentin Kaja Kallas kamen unter anderem Dänemarks Ministerpräsidentin Mette Frederiksen, der lett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Kulbergs, der litauische Regierungschef Nauseda und der rumänische Präsident Dan, dazu der französische Europa-Minister Barrot. Aus Deutschland ist Friedrich Merz angereist, der Bundeskanzler ist so etwas wie der Stargast der Runde, weshalb es für die Teilnehmer weniger tragisch ist, dass etwa Schwedens Ministerpräsident Ulf Kristersson nicht dabei sein kann, wegen der gleichzeitig stattfindenden Wahl. Mit den Schweden, heißt es, rede man ohnehin dauernd.

Dass so viele nicht-arktische Staaten auf der Teilnehmerliste stehen, das, so heißt es, sei durchaus Absicht. Es soll beim Gipfel auch darum gehen, das Thema Arktis auf der Agenda EU-weit nach oben zu schieben, also auch für diejenigen Länder, für die die Arktis schon geographisch weit entfernt ist. In Rovaniemi beginnt die Arktis sozusagen vor der Haustür, und hier wohnt Santa Claus. Das „Santa Claus Village“ in Rovaniemi ist eine Art arktisches Disneyland: geliebt von den Touristen, seufzend akzeptiert von den Einheimischen, als gute Einnahmequelle.

Als sie Ministerpräsidentin wurde, sagt die Dänin Mette Frederiksen bei der Pressekonferenz am Montagnachmittag, sei die Arktis noch kein wichtiges Thema in de EU gewesen, das war 2019. Inzwischen ist das anders, die Idee einer Europäischen Arktis gibt es seit ein paar Jahren. Es geht dabei um die Frage, wie die nicht-arktischen europäischen Staaten ihren Einfluss in der Region erhöhen können. Im März 2024 eröffnete die EU ihr erstes eigenes Büro in der Arktis, in Nuuk, der Hauptstadt Grönlands. Damals kam 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persönlich zur Eröffnung. Dies, sagte sie, markiere „den Beginn einer neuen Ära“.

Das Handeln der EU folgt dabei mehr einer Bedrohungslage als etwa plötzlichem

Klimaschutz-Idealismus. Russland betont seit Jahren seinen Anspruch auf die Arktis, nicht nur durch symbolische Präsenz. Sondere auch durch sogenannte „Schattenflotten“, russische Öltanker und Frachtschiffe, die teils auch für Spionage oder gleich Sabotage eingesetzt werden sollen. Diese Schiffe sind oft alt und schlecht gewartet. Nicht auszudenken, sagt der Este Michal, wenn da eines mal untergehen würde, „das hätte schlimme ökologische Folgen“. Die Arktis, so sagt es Merz bei der Pressekonferenz, sei ein „geopolitical hot spot“, die Region sei enorm wichtig für die europäische Sicherheit.

Auch China hätte gern mehr Zugriff auf die Ressourcen der Arktis, und nicht nur das. Durch die Klimaerwärmung werden neue Schiffsrouten befahrbar, die bislang praktisch ganzjährig von dicken Eisschichten überzogen waren. Klimaforscher rechnen damit, dass es schon in ungefähr zehn Jahren im Sommer so wenig Eis in der Arktis geben könnte, dass sie als „eisfrei“ bezeichnet würde.

Für China würde das die Zeit, auf dem Seeweg nach Europa zu gelangen, erheblich reduzieren. China ist seit 2013 Beobachter im Arktischen Rat, und seit 2018, als ein Strategiedokument zur Arktis erstellt wurde, nennt sich China selbst „nah-arktischer Staat“. Offiziell betont China, die Hoheit der Arktis-Staaten zu respektieren, aber eben: offiziell.

Manche nennen die Arktis schon ein Schlachtfeld der Zukunft

Nicht wenige mit der Region befasste Forscher und Politiker bezeichnen die Arktis längst als „Battleground“, als eine Art Schlachtfeld der Zukunft. Nicht nur in Rovaniemi geht es nun also auch darum, welche Ressourcen die EU-Mitglieder künftig bereitstellen wollen, um die Präsenz in der Arktis nicht nur auf Büros zu beschränken. Es gehe um Eisbrecher, wie Kaja Kallas sagt, als sie im „Arktikum“ vor die Kameras tritt, zum Beispiel. Auch sie spricht über „unsere Besorgnis über die russischen Schattenflotten“.

Wie die EU damit umgehen will, was genau die EU tun kann, um die arktischen Staaten zu unterstützen, wie mit den Ressourcen eigentlich umgegangen werden soll, und wie mit Chinas gesteigertem Interesse, all das ist bislang nicht ganz klar. So hat es ja auch der Este Michal im Hotel gesagt: gute Fragen, wenig Antworten, noch jedenfalls.

Im gemeinsamen Statement der in Rovaniemi anwesenden EU-Regierungschefs steht: Man fordere eine „stärkere strategische und proaktive“ Haltung der EU im Hinblick auf die Europäische Arktis. Die Dringlichkeit des Themas sei erkannt, das versuchten sie alle kurz vor ihrer Abreise zu betonen, ehe sie zurückkehrten nach Berlin, Paris, Kopenhagen, Brüssel. So gesehen war der Gipfel-Ort von der finnischen Regierung gut gewählt: Von Rovaniemi bis zur russischen Grenze sind es keine 200 Kilometer.

Kanada strebt „einzigartige Partnerschaft“ mit der EU an

Premier Mark Carney kündigt Gespräche über eine „assozierte Mitgliedschaft“ seines Landes an. Hintergrund sind die eskalierenden Spannungen mit den USA.

München – Nach der jüngsten Eskalation im Handelskonflikt mit den USA sucht Kanadas Premier Mark Carney einen noch engeren Anschluss an Europa. Sein Land strebe eine „einzigartige Partnerschaft“ m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n, kündigte Carney am Wochenende in Toronto an. Zuvor hatte das Wall Street Journal berichtet, dass das nordamerikanische Land ein „assoziiertes EU-Mitglied“ werden wolle.

Er habe ein Verhandlungsteam nach Brüssel entsandt, um „die ambitionierteste Form der Zusammenarbeit unterhalb einer Vollmitgliedschaft zu prüfen“, schreibt das US-Blatt. Den Status eines „assoziierten Mitglieds“ kennt die EU bisher nicht. Allerdings hat die Gemeinschaft mit mehreren Ländern Assoziierungsabkommen geschlossen, unter anderem mit Israel und der Ukraine.

Der kanadische Premier wird in dieser Woche nach Europa reisen. Am Mittwoch wird er im Europaparlament in Straßburg als Gast bei der Rede von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zur Lage der Union anwesend sein und anschließend selbst zu den Parlamentariern sprechen. Es wird erwartet, dass Carney bei dieser Gelegenheit seine Vorstellungen über eine deutlich engere politische und w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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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ftliche Kooperation darlegen wird. Danach wird Carney mit dem neuen britischen Premierminister Andy Burnham in Liverpool zusammentreffen. Bereits im Januar hatte Carney auf dem Weltwirtschaftsforum in Davos die „Mittelmächte“ aufgerufen, enger zusammenzuarbeiten angesichts der weltweiten Turbulenzen, nicht zuletzt ausgelöst durch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Die alte Weltordnung kommt nicht zurück“, hatte er damals erklärt.

Es geht besonders um Energie, Rohstoffe, Verteidigung und KI

Carney stellte am Wochenende klar, dass sein Land keine formelle EU-Mitgliedschaft anstrebe, aber deutlich engere Verbindungen. „Gemeinsam sind wir stärker. Und das zu einer Zeit, in der die Welt gefährlicher und gespaltener ist und Freunde in solchen Zeiten zusammenhalten müssen.“ Europa und Kanada teilten gemeinsame Werte und politische Prioritäten.

Am Sonntag gab der Élysée-Palast bekannt, dass Frankreichs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mit dem kanadischen Regierungschef am kommenden Samstag im französischen Überseegebiet Saint-Pierre-et-Miquelon zusammentreffen wird. Die kleine Inselgruppe liegt nur gut 20 Kilometer vor der kanadischen Atlantikküste und

gehört seit dem 17. Jahrhundert zu Frankreich. Der Besuch solle unterstreichen, dass beide Länder „dieselben Werte teilen – Freiheit, Demokratie, Rechtsstaatlichkeit und den Respekt vor der Souveränität anderer Staaten“, heißt es in der Erklärung des Élysée.

Premierminister Mark Carney ruft die sogenannten Mittelmächte auf, enger zusammenzuarbeiten. FOTO: TODD KOROL/REUTERS

Hintergrund des kurzfristig anberaumten Treffens dürfte ein neuer Social-Media-Post des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sein. Trump hatte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auf Truth Social eine Karte Nord- und Mittelamerikas gezeigt, auf der die US-Flagge außer über Saint-Pierre und Miquelon unter anderem über den französischen Inseln Guadeloupe und Martinique in der Karibik zu sehen war. Auch Island, Grönland, Mexiko und Kanada waren als amerikanisches Territorium gekennzeichnet. Wiederholt hatte Trump zudem erklärt, Kanada solle der 51. Bundesstaat der USA werden. Zuletzt hatte er angeordnet, dass in den USA künftig der Ontariosee an der Grenze zu Kanada offiziell als „Lake America“ bezeichnet werden soll.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beiden bisher aufs Engste verbundenen Nachbarstaaten USA und Kanada hatten sich nach dem zweiten Amtsantritt Trumps im Januar 2025 katastrophal verschlechtert. Dessen Drohungen, das Land zu annektieren, und die nur Wochen nach seinem Wiedereinzug ins Weiße Haus verhängten massiven Zölle hatten Kanadas Regierungschef Carney veranlasst, die Verbindungen nach

Europa zu intensivieren. Die seit Ende August zusätzlich verhängten wechselseitigen Abgaben zwischen Kanada und den USA dürften ihn in seinem Entschluss noch bestärkt haben.

Dem Bericht des Wall Street Journal zufolge wird Carney in dieser Woche mit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von der Leyen über eine engere Zusammenarbeit im Energiesektor, bei seltenen Erden, im Verteidigungsbereich und bei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beraten. Unter anderem über neue Unterseekabel, gemeinsame Datenzentren und Satellitennetzwerke. Carneys erklärtes Ziel ist es, Kanadas Wirtschaft „unabhängiger und widerstandsfähiger“ zu machen. Noch im vergangenen Jahr gingen 72 Prozent aller kanadischen Exporte über die Grenze in die USA.

Carneys Strategie ist in Kanada allerdings nicht unumstritten. Der Chef der oppositionellen Konservativen Partei, Pierre Poilievre, sagte, Carneys Ankündigung, sich noch enger an die EU anlehnen zu wollen, zeige nur, wie „abgehoben“ der Premier inzwischen sei. „Wir werden niemals der 51. US-Bundesstaat sein“, schrieb er auf der Plattform X, „und wir werden ebenfalls nie der 28. EU-Mitgliedstaat werden.“

Reymer Klü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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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KRATIE BRAUCHT VIELE WIR SIND STIMMEN. EINE DA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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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üddeutsche Zeitung

Kimshung (6781 m)

LEUTE

John Prevost, 72, Papst-Bruder, lässt sich von Leo XIV. bei seiner Steuererklärung helfen. Er habe sich kürzlich einen neuen Computer zugelegt, erklärte der frühere US-amerikanische Schuldirektor im Gespräch mit der italienischen TV-Sendung „Mediaset Studio Aperto Mag“. Allerdings sei er mit der Technik nicht zurechtgekommen, „denn ich habe dafür überhaupt kein Händchen“. Daher habe er seinen Bruder Robert im Vatikan angerufen und ihn um Hilfe gebeten. „Er erklärte mir genau, wie ich das Problem lösen konnte“, so Prevost. Und so sei es auch mit der Steuererklärung im vergangenen Jahr gewesen. „Er verfügt über ein breites Spektrum an Wissen.“ Zuletzt habe er mit dem Heiligen Vater zehn Tage in der päpstlichen Sommerresidenz in Castel Gandolfo verbracht, meinte Prevost. „Wir lagen am Pool, haben auf den Liegestühlen ein Nickerchen gemacht und ein Buch gelesen.“

Hape Kerkeling, 61, Entertainer, weiß nicht, ob er „Ja“ sagen würde, wenn man ihm das Amt des Bundespräsidenten anböte. „Noch hat mich niemand gefragt“, sagte er im niederländischen Fernsehprogramm „Buitenhof“, „Ich habe noch keine Antwort darauf.“ Schon seit einiger Zeit werden bei einer Online-Petition Stimmen gesammelt, um Kerkeling, auch Bestsellerautor („Ich bin dann mal weg“) und Demokratieverteidiger, für das höchste deutsche Staatsamt vorzuschlagen. Mittlerweile haben den Aufruf der Kampagnenorganisation Campact mehr als 144000 Menschen unterzeichnet. Er hätte im Leben nie gedacht, dass ihn irgendjemand einmal in diesem Amt sehen könnte, so meinte er. „Aber es wäre doch sehr schwer. Vielleicht ist die Rente besser, als Präsident von Deutschland zu werden. Auch, wenn es eine große Ehre wäre.“

Alexander Zverev, 29, US-Open-Gewinner, war während seines Sieges „in einer Art Tunnel“. Er habe zunächst weiterspielen wollen, dann aber auf die Anzeigetafel geblickt, erklärte er. „Ich dachte, dass es 5:1 statt 6:2 steht“, so der zweimalige Grand-Slam-Champion nach dem Finale über den Amerikaner Ben Shelton. „Ich denke, ich habe einfach das Ergebnis vergessen.“ Schiedsrichterin Marijana Veljovic hatte schon längst „Spiel, Satz und Sieg“ verkündet, doch Zverev meinte: „In dem Moment war ich total fokussiert. Ich habe überhaupt nichts gehört.“ FOTO: ANGELA WEISS/AFP

Hella von Sinnen, 67, Fernsehlegende („Alles Nichts Oder?!“), trägt neuerdings orthopädische Schuhe. „Das fühlt sich nicht besonders sexy an, das können Sie mir glauben!“, sagte sie der Apotheken Umschau. Von Sinnen hatte sich nach einem Sturz von einer Bühne im Jahr 2024 schwer verletzt und verbrachte einige Wochen im Krankenhaus. Geblieben seien ihr ein versteiftes linkes Fußgelenk und ein kürzeres rechtes Bein. Trotzdem sei sie dankbar, erklärte die Komikerin. „Ich empfinde große Demut, dass ich wieder auf zwei Beinen stehe“, sagte sie.

Yotam Ottolenghi, 57, Kochbuch-Autor, fühlt sich der deutschen Küche verbunden. „Ich bin mit deutschem Essen bei meiner Mutter aufgewachsen“, sagte er der Deutschen Presse-Agentur. „Einige meiner ersten Mahlzeiten waren Kohl, Kartoffeln, Schweinefleisch, Dinge, die sehr deutsch sind. Und ich liebe Knödel, deutsche Knödel.“ Ottolenghi wurde 1968 als Sohn einer Deutschen und eines Italieners in Jerusalem geboren. Sein erstes (Koch-)Buch erschien vor 18 Jahren, inzwischen kann er auf mehr als zehn, teils preisgekrönte Bestseller verweisen. Noch länger betreibt Ottolenghi Restaurants und Feinkostläden, zunächst in London, zuletzt wurde auch in Amsterdam eines eröffnet.

Hund reist im Regionalzug

Weimar/Gießen – Ein ausgebüxter Hund hat in Mittelhessen die Bundespolizei auf den Plan gerufen. Während seine Besitzerin in Weimar in eine Bäckerei ging, entwischte der Vierbeiner am Samstag unbemerkt aus ihrem Auto und machte sich auf den Weg in Richtung Bahnhof, wie die Beamten mitteilten. Dort stieg das Tier wohl kurzerhand in einen Regionalexpress nach Gießen. Eine Zugbegleiterin entdeckte den aggressiven Vierbeiner und rief die Polizei. In Gießen angekommen beendeten vier Bundespolizisten das Abenteuer des Ausreißers.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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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Grenzübergang Gyirong zwischen Nepal und Tibet starben vermutlich Hunderte Menschen, als die Wassermassen das Zollgebäude verschluckten.
FOTO: SOCIAL MEDIA/SOCIAL MEDIA VIA REUTERS

Verschleiert China die Lage in Tibet?

Die dramatischsten Aufnahmen von der Sturzflut im Himalaja stammen vom Grenzübergang zwischen Nepal und Tibet.

Doch Chinas Zensur wirkte schnell. Bis heute ist daher unklar, wie stark das Unglück Tibet getroffen hat. Eine Annäherung.

Von Vivien Götz, Lea Sahay und Nadja Tausche

Eines der ersten Videos, die von der Flutkatastrophe im Himalaja um die Welt gingen, zeigte die Wucht des Wassers besonders eindrücklich: Ein fünfstöckiges Gebäude war da zu sehen, das die Menschen davor wie Ameisen erscheinen lässt. Manche von ihnen rennen weg von dem Gebäude, andere suchen dort hektisch Schutz. Dann bricht eine riesige schwarzbraune Schlammlawine über das Gebäude herein, und die Szenerie verschwindet hinter den Trümmern und Wassermassen.

Bald wurde klar: Auf dem Video ist der Grenzübergang Gyirong zwischen Tibet und Nepal zu sehen. Von dort stürzten die Wassermassen weiter talabwärts. Die Grenze verläuft hier in der Mitte des Flusses, die sogenannte Freundschaftsbrücke verband beide Länder miteinander. Das große Tor des Übergangs, die Nachbargebäude und die Häuser der kleinen Ortschaft Resuo waren fast auf Wasserlinie gebaut. Denn dort, wo der Grenzübergang stand, sind die Felswände steil und ist die Talsohle nur rund 200 Meter breit.

Etwa 20 Kilometer talaufwärts ereignete sich der Gletschersturz, der die Flutkatastrophe vermutlich auslöste. Auf der Nordseite des Langtang-Massivs brachen Gestein und Gletscher aus dem Berg. Weil das Tal, in das die Fels- und Eismassen stürzten, so schmal und steil ist, bauten sich Wasser, Eis und Felsbrocken laut Experten zu einer mehr als 20 Meter hohen Sturzflut auf, die mit einer Geschwindigkeit von bis zu 180 Kilometer pro Stunde talabwärts raste. Die Infrastruktur rund um den Grenzübergang – Häuser, Verwaltungsgebäude und ein großer Parkplatz – hatte den Wassermassen nichts entgegenzusetzen. Wo vor der Flut Gebäude und Grenztor auf Satellitenbildern deutlich zu erkennen waren, ist nach der Flut nur noch Geröll zu sehen.

Während aus Nepal schnell Bilder der Zerstörung und verzweifelter Menschen auf der Suche nach Angehörigen um die Welt gingen, gelangten auf chinesischer Seite deutlich weniger Informationen an die Öffentlichkeit. Das lag zum einen an der extremen Abgelegenheit der Region. Zum anderen setzte in der Volksrepublik das ein, was man in China von anderen Katastrophen kennt: ein fest eingübtes Skript der Partei, um die Erzählung von der Sturzflut zu kontrollieren. Der Druck,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zu lenken, ist bei dieser Flut vielleicht besonders hoch.

Denn die Region ist für Peking in mehrfacher Hinsicht bedeutend. Zum einen ist der Grenzübergang Gyirong der wichtigste zwischen Nepal und China. Rund ein Drittel des bilateralen Handels wurde bisher über ihn abgewickelt. Außerdem liegt Gyirong in Tibet, das seit den 1950er-Jahren unter chinesischer Verwaltung steht und zu den politisch am stärksten kontrollierten Regionen Chinas gehört.

Für Peking ist Tibet ein unveräußerlicher Teil der Volksrepublik. Kritik am Umgang mit den Tibetern weist China regelmäßig zurück, obwohl tibetische Organisationen seit Jahrzehnten berichten, wie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ie Kultur und Lebensweise der Tibeter zurückdrängt und Proteste blutig niederschlägt.

Die Überlebenschancen in der Nähe des Grenzübergangs dürften gering sein

Im Fall der Sturzflut lief die Zensurmaschine bereits nach Stunden an. Suchbegriffe zu den vermissten Ausländern am Grenzübergang oder zu weiteren Erdrutschen in der betroffenen Region verschwanden. Auch die Aufnahmen der Überwachungskameras, die weltweit Entsetzen ausgelöst hatten, wurden gelöscht und ließen sich im chinesischen Netz nicht mehr teilen, auch nicht in privaten Chats. Eine staatsnahe chinesische Medienvereinigung erließ einen Aufruf an Influencer: „Bei sämtlichen Informationen über Todesopfer, Vermisste und den Fortschritt der Rettungsarbeiten sind ausschließlich offizielle Veröffentlichungen maßgeblich.“

Wie stark aber hat es Tibet wirklich getroffen? Bisher sprechen Chinas Behörden von 43 Toten und über 500 Vermissten. Anzunehmen ist, dass allein am Grenzübergang Gyirong und der tibetischen Ortschaft Resuo Hunderte Menschen ums Leben gekommen sind. Denn bei einer kleineren Überschwemmung im Juli 2025 wurden in der direkten Umgebung des Grenzübergangs rund 350 Menschen in Sicherheit gebracht. Darunter Dorfbewohner, Grenzpersonal, nepalesische Geschäftsleute und internationale Touristen.

Die Überlebenschancen jener Menschen, die sich ein Jahr später in der Nähe des Grenzübergangs aufgehalten haben, dürften gering sein. Das Video einer weiteren Überwachungskamera aus Gyirong zeigt, wie die Schlammlawine auch den Parkplatz und die Zubringerstraße aus dem Nachbartal wegreißt. Dort warteten zum Zeitpunkt des Unglücks zahlreiche Busse, Autos und Lastwagen. Dazu kommen Berichte von vermissten Reisegruppen und Pilgern. Über den Fortschritt der Rettungsarbeiten berichteten Staatsmedien nach einigen Tagen ausführlich. Die chinesische Führung entsandte zahlreiche Journalisten in die Region. In Videos dokumentieren sie, wie sich die Rettungskräfte durch das unwegsame Gelände zum Grenzübergang vorarbeiten. Der Fokus liegt auf Bildern von entschlossen handelnden Rettungskräften: Soldaten, die auf Lastwagen springen. Hilfskräfte, die marschieren. Unterlegt ist das Ganze mit dramatischer Musik, etwa in einem Beispiel der parteieigenen Volkszeitung.

Dagegen fehlt weiterhin eine unabhängige Berichterstattung, die Augenzeugen oder Betroffene aus der Region zu Wort kommen lässt. Ausländische Journalisten können nicht eigenständig in das Katastrophengebiet reisen. Eine Einreise nach Tibet ist für sie nur mit Sondergenehmigung möglich, die abgesehen von streng kontrollierten Staatsreisen faktisch nie erteilt wird. Am 4. September berichtete der Auslandskorrespondentenklub in Peking, mehr als ein Dutzend Korrespondenten hätten um eine Einreisegenehmigung gebeten – zu diesem Zeitpunkt ohne Erfolg. Angesichts der Zensur und der dürren Informationslage hegen nicht nur Menschenrechtsorganisationen den Verdacht,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könnte das tatsächliche Ausmaß der Katastrophe verschleiern. Ohne die Möglichkeit, sich selbst vor Ort ein Bild zu machen oder auf andere unabhängige Quellen zuzugreifen, bleibt nur der Blick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 die Annäherung über Karten und Satellitenbilder. Die zeigen, dass die Menschen in Tibet wohl eher Glück hatten: Das Tal, durch das die Wassermassen sich auf der tibetischen Seite drückten, ist abgesehen von der Zollstation eher dünn besiedelt. Zur nächstgrößeren Siedlung, Gyirong-Stadt, drang das Wasser nicht vor.

Dort, wo die Wassermassen sich ihren Weg bahnten, sind auf Karten einige kleine Dörfer verzeichnet. Im Gegensatz zum Grenzübergang Gyirong liegen die meisten von ihnen aber 300 bis 600 Meter über der Talsohle. Anders in Nepal, wo die Flut viele Siedlungen, die direkt am Fluss gebaut waren, einfach wegriss. Zu den Schäden in den Ortschaften gibt es widersprüchliche Angaben. Die Menschenrechts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die sich für die Selbstbestimmung Tibets einsetzt, berichtet, dass unter anderem die Dörfer Sale, Seqiong und Labi zu den „am schwersten betroffenen“ Orten gehören. Die Präsidentin der Organisation spricht von etwa 300 zerstörten Häusern. Unabhängig überprüfen lässt sich diese Angabe nur sehr begrenzt. Im Internet findet sich kaum Foto- oder Videomaterial aus diesen Orten.

Einzige Ausnahme ist Labi. Das Dorf liegt etwa acht Kilometer entfernt vom zerstörten Grenzübergang talaufwärts. Hier kam die Flutwelle direkt vorbei. Aber die Häuser sind augenscheinlich intakt, Satellitenbilder von Anfang September zeigen keine großflächige Zerstörung.

Vermutlich hat der Abstand von rund 700 Höhenmetern zum Fluss den Dorfbewohnern das Leben gerettet. Denn weiter unten sind die Folgen der Flut deutlich zu sehen. Sie hat Bäume weggerissen und einen breiten Streifen Schlamm und Geröll hinterlassen, der auch zwei Wochen später aus dem All noch deutlich zu erkennen ist. Labi ist das höchstgelegene der Dörfer, und, soweit ersichtlich, das einzige, aus dem Chinas Staatsmedien berichten. Und es zeigt gut, wie China mit der Katastrophe umgeht. In einem Video des staatlichen Auslandssenders CGTN spricht der Ortsvorsteher über besorgte Einwohner, niemand müsse sich Sorgen machen, sagt er. Man habe alle Bewohner in einem kritischen Moment schnell in Sicherheit gebracht, heißt es, keiner sei zurückgelassen worden. Tenor: Dass es keinen größeren Schaden gab, lag am beherzten Handeln des Dorfoberhaupts. Kein Wort davon, dass vermutlich eher die erhöhte Lage die Menschen gerettet hat.

Langtang Lirung (7227 m)

Der Zustand der anderen Ortschaften lässt sich nicht überprüfe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und den Berichten chinesischer Medien gibt es kein Bildmaterial, das sich den Ortschaften eindeutig zuordnen lässt, und Satellitenbilder, die die Dörfer nach der Flut zeigen, liegen der SZ nicht vor. Aktuell laufen in der Region weiter die Aufräumarbeiten. Rettungskräfte haben sich zum ehemaligen Grenzübergang Gyirong vorgekämpft. Bilder und Videos zeigen Dutzende Bagger, die Matsch und Geröll ausheben. Von den Gebäuden ist nur ein Betonsockel übrig geblieben, auf dem jetzt Zelte der Retter stehen.

Die Beiträge erzielen millionenfache Klicks und sind entsprechend lukrativ

Die Bilder dominieren weiterhin die sozialen Medien in China. Staatsmedien verbreiten sie, Influencer-Accounts teilen sie millionenfach. Versehen sind die Beiträge mit emotionalisierenden Schlagworten wie „Ehre den stillen Helden“, „Hilfe aus allen Richtungen für Tibet“ oder „Suchhunde harren trotz Verletzungen an vorderster Front aus“. Die Beiträge stehen laut der Onlineplattform China Digital Times, die Mediendirektiven und Zensuranweisungen aus der Volksrepublik sammelt, für eine neue Form von Sensationsjournalismus: stark zugespitzte und emotionalisierte Berichte ohne größere Informationstiefe oder eigene Recherche. Solche Beiträge erzielen millionenfache Klicks und sind entsprechend lukrativ.

In China entsteht dadurch jedoch der Eindruck umfassender und transparenter Berichterstattung. Diese Diskrepanz führte auch zu wachsender Wut auf ausländische Berichterstatter. Immerhin stehen ihre Berichte über eine Informationssperre scheinbar im Widerspruch zu der in China selbst wahrgenommenen Informationsflut. Zugleich werden solche Berichte teilweise als Angriff auf die ehrenvolle Arbeit der Helfer und Rettungskräfte verstanden – und damit als unangemessene Kritik im Angesicht einer beispiellosen Tragödie. Das chinesische Außenministerium spricht von „böswilliger Spekulation ohne jede Tatsachengrundlage“ und unangemessenen Äußerungen einiger ausländischer Medien. Deren Mitarbeiter wurden verwarnt, nicht der offiziellen Erzählung staatlicher Behörden entgegenzuarbeiten.

Immerhin, am 5. und 6. September durften einige wenige ausländische Journalisten in das Flutgebiet reisen. Medien aus Deutschland waren nicht dabei. Zum aktuellen Zeitpunkt liegt die Anzahl der Toten weiterhin bei 43. Seit mehr als einer Woche wurde sie nicht mehr aktualisiert.

Sterben werden als erstes ein paar Berufe

Tech-Vordenker beschwören gerade die Gefahr der Auslöschung der Menschheit. Wollen sie damit von bereits ganz realen Nebenwirkungen der KI in unserer Arbeitswelt ablenken?

Von Andrian Kreye

E s muss schon das Ende der Menschheit, wenn nicht der Welt sein, wenn sich die Giganten der Entwicklung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Gedanken über Risiken und Nebenwirkungen ihrer Erfindungen machen. Auch bei Dario Amodei von Anthropic, Sam Altman von OpenAI, Elon Musk von xAI und Bill Gates von Microsoft schwingt die Apokalypse durch ihre jüngsten Verlautbarungen, dass der Fortschritt jetzt mal eingebremst gehört. Wobei es vor allem die nicht näher benannten Risiken für den Fortbestand der Spezies Mensch sind, die in diesem Kontext als „existential risk“ bezeichnet werden, um die es ihnen geht. Die Nebenwirkungen, die im Gegensatz zu den vagen Doomsday-Ankündigungen aber mit ziemlicher Sicherheit eintreten werden, die verschweigen sie gerne. Man könnte ihnen sogar unterstellen, dass sie mit ihrem Geraune vom Ende der Welt von ihnen ablenken wollen. In der Arbeitswelt sind die Auswirkungen der KI etwa längst angekommen. Es stirbt nur niemand dabei. Außer vielleicht ein paar Berufsstände.

Die ersten Professionen haben Digitalisierung und KI schon weitgehend erledigt: Übersetzer, Programmierer, Schlagzeuger, Fotografen und Grafikdesigner finden schwerer Arbeit. Steuerkanzleien, Reisebüros und Callcenter spüren schon den heißen Atem. Ein paar Berufe scheinen dagegen immun gegen den Fortschritt der posthumanen Arbeitswelt. Pflege, Service und vor allem das Handwerk. Es gehört ohnehin zu den Selbstberuhigungstechniken der Moderne, sich hin und wieder vor Augen zu führen, was KI alles nicht kann. Berührende Gedichte oder wirklich lustige Witze schreiben oder einen Tisch zimmern. Denkt man sich jedenfalls so.

Carl Benedikt Frey ist sich da nicht so sicher. Es gibt da etwas, das sich Arbeitsleistungstransfer nennt, und für den ist KI der Katalysator. Frey muss es wissen. Er hat al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an der Oxford University schon 2013 die entscheidende Studie veröffentlicht, wie sich KI auf auswirken wird. Da stehen so Dinge drin, wie die Erinnerung daran, dass die erste Welle der Automatisierung während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zwei Generationen Massenarmut nach sich zog. Barack Obama, die Weltbank und die Vereinten Nationen arbeiteten mit seinen Erkenntnissen.

Der Trend zum Selbermachen sei eine der mächtigsten Kräfte in der Geschichte der Arbeit

Um den Arbeitstransfer zu beschreiben, erzählt er gerne von sich selbst. Wie er in Oxford mal Ratten im Garten hatte und dann, statt einen Kammerjäger zu rufen, Chat-GPT befragte. Die empfahl ihm, eine Käfigfalle mit Köderfleisch aufzustellen. Stolz sei er gewesen, die Rattenjagd nun selbst vornehmen zu können und zudem noch Geld für den Kammerjäger gespart zu haben. KI hatte das möglich gemacht.

Dieser Arbeitstransfer sei schon spür-, wenn auch noch nicht messbar. Da fehlten vor allem die Ausgangsdaten. Doch unzählige Handwerksberufe hätten Einkommenseinbußen, weil die Leute sich mithilfe von KI oder Youtube-Videos schlau machten. Vor allem Reparatur-, aber auch Renovierungs- und Gartenarbeiten machen die Leute selbst, angefeuert von den Do-it-yourself-Slogans der Baumärkte.

Anruf bei Frey. Der gebürtige Schwede klingt ausgeschlafen, obwohl er ein kleines Kind hat. Ja, sagt er, was bei diesem Arbeitstransfer keiner berechnet, seien die versteckten Kosten. „Für viele bedeutet KI, dass sie viel mehr tun können. Sie können ihre Steuererklärung machen, medizinischen Rat einholen oder Sachen im Haus reparieren.“ Das trifft besonders Handwerker, die sonst zu schnellen Reparaturarbeiten gerufen werden. Klempner und Elektriker vor allem. „Ich bin Akademiker“, sagt Frey. „Für mich ist KI vor allem nützlich, um zum Beispiel einen Boiler oder eine Waschmaschine zu reparieren. Dinge also, die nicht zu meinen Fertigkeiten gehören. Ich sehe da einen langsamen Wandel zu einer Selfservice-Wirtschaft.“

Der Trend zum Selbermachen sei eine der mächtigsten und am wenigsten gewürdigten Kräfte in der Geschichte der Arbeit. Man denke nur an die Waschmaschine. In vielen Städten des 19. Jahrhunderts sei das Waschen ein wichtiger städtischer Dienstleistungszweig und einer der schwersten Berufe gewesen. Die Arbeit bestand darin, Wasser zu schleppen, Brennstoff zu hacken, Wäsche in Lauge zu kochen, jedes Kleidungsstück von Hand auf einem Waschbrett zu schrubben, auszuwringen, zu trocknen, zu stärken und mit schweren, auf dem Herd erhitzten Bügeleisen zu bü- geln. Das nahm den größten Teil einer Woche in Anspruch. Wäscherinnen waren überall tätig. Selbst Familien, die selbst kochten und nähten, bezahlten jemanden dafür, ihre Wäsche zu waschen. Die Waschmaschine habe dann zusammen mit der Infrastruktur, die sie erst möglich machte – fließendes Wasser, Strom, synthetische Waschmittel –, diese Welt nach und nach zum Verschwinden gebracht. Doch die Arbeit hörte damit nicht auf. Die Kunden kauften sich Maschinen und wuschen ihre Wäsche selbst. Somit wurde die Wäscherin von ihren ehemaligen Kunden verdrängt.

Die Historikerin Ruth Schwartz Cowan dokumentierte eine weitere ironisch anmutende Wendung, sagt er. Die Hausfrau musste letztendlich mehr Hausarbeit erledigen und nach höheren Standards. Bezahlt wurde sie dafür nicht. Männer trugen keine abnehmbaren Kragen und Manschetten mehr, sodass ganze Hemden gewaschen werden mussten. Kinderkleidung wurde täglich statt wöchentlich gewechselt. Die Wäscherin verlor ihren Job. Die Hausfrau bekam eine zusätzliche Aufgabe.

Auch jetzt treibt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diesen Arbeitstransfer. Aber – großes Aber: „Al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sehe ich da die Opportunitätskosten.“ Das erklärt er so: Wenn er eine Stunde damit verbringt, etwas zu reparieren, ist das eine verlorene Stunde für die Tätigkeiten, für die er bezahlt wird oder für die Familie. Und man verschwendet viel Zeit, wenn man sich mit KI eine Fertigkeit beibringt. Da sind die Halluzinationen, die man prüfen muss, die schiefgelaufenen Versuche, die man wiederholt. „Man hat uns immer erzählt, dass KI Jobs vernichtet. Was uns keiner erzählt hat, ist, dass diese Jobs dann bei uns landen, bei den Konsumenten. Das ist unsichtbare, unbezahlte Arbeit.“

Wobei es schon stimme, dass Digitalisierung und KI Jobs kosten. Bei anderen Prozessen der Automatisierung wurden mehr neue Jobs geschaffen, als alte verloren gingen. Sein Beispiel sind die Schalterbeamten in Banken. „Durch die Einführung von Bankautomaten wurde es billiger, Filialen zu eröffnen. Also gab es mehr Filialen und damit auch mehr Jobs.“ Die Digitalisierung stoppte dies, weil die Kunden ihre Geschäfte auf den Webseiten und Apps der Geldinstitute erledigten. Gleiches gilt für die Reisebranche. Viele Jobs für Angestellte in Banken und Reisebüros seien entweder verschwunden oder in Hochpreissegmente abgewandert. Wo die gesteigerte Effizienz früher den Arbeitsmarkt belebte, wandern die Effizienzgewinne nun direkt zu den Kunden. Das sei ähnlich wie bei der Globalisierung. „Wenn jemand meine Steuererklärung in Manila billiger machen kann als in München, wandert der Job nach Manila. Wenn der Kunde jetzt seine Steuererklärung selbst machen kann, verschwindet der Job ganz. Und die Opportunitätskosten rechnet bisher niemand ein.

Bisher sind die Zahlen von Jobs, die allein durch KI verschwanden, allgemein gering, was vor allem daran liegt, dass große Firmen KI nur zögerlich implementieren. „Institutionen verändern sich langsam. Und drei Viertel aller KI-Nutzung sind nicht für Arbeiten.“ Eine Untersuchung von 1,1 Millionen Unterhaltungen mit ChatGPT ergab, dass dieser Riesenanteil der Chats über Gesundheit, Haushalt, finanzielle Entscheidungen oder Banalitäten gingen. Auch in handfesten Bereichen lässt sich die KI-Revolution Zeit. Die Befürchtung, dass KI zum Beispiel die Transport- und Logistikbranche verheere, sei bisher nicht eingetreten. „Die Einführung selbstfahrender Fahrzeuge läuft sehr viel langsamer als angenommen. Das ist die Realität generativer KI derzeit.“

Außerdem sei KI bisher noch so fehlerhaft. Ein Großteil der Effizienzgewinne geht also dafür drauf, die Ergebnisse der KI zu überprüfen, weil sogenannte Halluzinationen auftreten, also fehlerhafte Ergebnisse. „Es gibt durchaus die Möglichkeit, dass die Verantwortungsstrukturen ebenfalls auf die Kundschaft abgewählt werden. Dass jeder die KI-Ergebnisse selbst überprüfen muss.“ Bisher können das aber doch nur die Fachkräfte.

Vor allem in der Medizin sei KI fehleranfällig. „Wir haben Kollegen hier in Oxford, die das mal untersucht haben. Demnach bekommt man auf eine medizinische Frage beim ersten Mal 90 Prozent akkurate Ergebnisse, aber wenn man die Konversation mit der KI weitertreibt, sinkt das bis auf 30 Prozent, weil man die KI mit ungenügender Information füttert und die Fehlerquote steigt, je länger man interagiert.“

Was in der Medizin fatale Folgen haben kann, ist im Handwerksbereich vor allem lästig. Das selbst verlegte Rohr tropft, die selbst gelegte Leitung verursacht einen Kurzschluss. In Freys Fall ignorierten die Ratten in seinem Garten einfach die Fallen und das Köderfleisch. Ein Kammerjäger bereitete ihnen dann ein 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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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 der Münchner Ludwigstraße soll ein verkehrsberuhigter, von Bäumen gesäumter Boulevard werden.
FOTOS: TOPOTEK BERLIN, FLORIAN PELJAK

„Als Ökosystem ist diese Straße eine Katastrophe“

Münchens Prachtmeile soll begrünt werden, das führt selbst im Hitzesommer 2026 zu starkem Protest. Ein Gespräch mit der Architektin Almut Grüntuch-Ernst: Können wir uns die Ludwigstraße noch leisten?

Unsere Städte müssen grüner, schattiger, kühler und damit letztlich gesünder werden: Das ist eine Erkenntnis, der nach dem heißen Sommer 2026 kaum noch jemand widersprechen wird. Dummerweise ist die schönste Straße Münchens, die klassizistische Ludwigstraße, das Gegenteil. Nicht grün, nicht schattig und an einem Hitzetag nicht sehr gesund. Demnächst soll sie umgestaltet und begrünt werden: um den Erfordernissen des Klimawandels gerecht zu werden, wie es in der Ausschreibung des Wettbewerbs heißt. Gewonnen hat den das Pariser Büro Michel Desvigne Paysagiste – mit einem Entwurf, den Kritiker als Zerstörung der Ludwigstraße werten.

Ist die Schönheit dieser Straße also bloß ein Luxus, den man sich in diesen heißen Zeiten nicht mehr leisten kann? Fragen an Almut Grüntuch-Ernst, Architektin in Berlin, Professorin an der TU Braunschweig und von 2010 bis 2015 Mitglied der Kommission für Stadtgestaltung München.

SZ: Frau Grüntuch-Ernst, Sie lehren, proklamieren und praktizieren das Bauen mit lebendigem Material. Sie haben dafür den Begriff „Hortitecture“ eingeführt. Was müssen wir uns darunter vorstellen?

Almut Grüntuch-Ernst: Mich interessieren die Synergien von Architektur und Pflanzen. Architekten und Stadtplaner sind ja die, die den Planeten sterilisieren, wie Frei Otto das genannt hat. Man muss das sehr überlegt tun, denn Boden ist eine endliche Ressource. Man muss begreifen, dass, was man baut, nicht isolierte skulpturale Objekte sind, sondern Teile des Ökosystems. Man muss also untersuchen, wie Architektur sich zur Umwelt verhält. Dieses Wissen sammle ich unter dem Begriff Horticulture.

Hortus, der Garten. Klingt idyllisch. Es ist ganz wichtig, dass es hier nicht darum geht, dem romantischen Blick etwas zu bieten. Oder Orte zu begrünen, weil es dann hübscher aussieht.

Es ist doch nichts dagegen zu sagen, wenn es hübscher aussieht: Wir brauchen die Schönheit.

Worum geht es aber, wenn Schönheit allein nicht reicht: um CO₂-Reduzierung, um Hitzeschutz?

Nur Grün reicht aber nicht. Man muss sehen, wie man beides, die Architektur und die Pflanzen, wirklich produktiv miteinander verweben kann.

Es geht um die Balance der Menschen mit ihrer Umwelt. Das krasseste Gegenbeispiel wäre das Passivhaus: Da kapseln die Menschen sich ab, kümmern sich nur noch ums Innenklima und den Energieverbrauch. Das Gebäude atmet aber nicht.

Haben die Menschen nicht die Architektur erfunden, um sich von einer feindlichen, kalten, nassen Umwelt abzukapseln?

Kann man also sagen: Die Architekturgeschichte ist dementiert von der Hortecture? Oder jedenfalls die Moderne? Es gab da zumindest eine große Unbekümmertheit im Verhältnis zur eigenen Umwelt. An der Uni beschäftigen wir uns sehr genau damit, wie man auch das schwierige bauliche Erbe nutzbar macht und es ökologisch und gestalterisch aufwerten kann.

Klar, es braucht eine gewisse Isolation. Aber wie die Architektur sich zu ihrer Umwelt verhält, haben viele Architekten nicht mehr bedacht und berücksichtigt. Die Gebäudehülle ist Teil des Ökosystems der Stadt.

Ein Ort, der die gestalterische Aufwertung nicht nötig hat, ist die klassizistische Ludwigstraße in München. Eine weitgehend baumlose Prachtstraße, ein Kilometer, vom Odeonsplatz zum Siegestor, Baubeginn war vor 210 Jahren. Diese Straße soll jetzt begrünt werden. Ich bin natürlich auch erst mal für eine Begrünung. Allerdings muss man sehen, wie man es macht. Und es muss in den Städten auch solche Orte geben. Alles nur zu begrünen, wäre sicher zu einfach. Aber den einen oder anderen Baum würde ich mir dort schon hinwünschen.

Aus ästhetischen Gründen. Oder aus ökologischen?

Aus beiden. Bäume zeigen den Wechsel der Jahreszeiten. Und sie sind, in so einer monumentalen Straße, ähnlich fragil, wie es der Mensch ist. Das würde mir persönlich besser gefallen.

Wäre es aber ökologisch so schlimm, wenn man sagte: Diese Straße, genau diese berühmte Straße soll die Steinwüste bleiben, als die sie konzipiert wurde. Weil das die Bedingung ihrer ästhetischen Wirkung ist?

Als Ökosystem ist diese Straße eine Katastrophe. Im Sommer ist es zu heiß, wenn es regnet, fließt das Wasser in die Kanalisation, statt zu versickern. Ein paar mehr Pflanzen könnten dem Ort guttun, es gibt da ja sehr verschiedene Möglichkeiten. Es muss nicht sein, dass damit die Aura des Ortes zerstört wird.

Es gibt eine berechtigte Kritik an der Straße: Im Moment hat sie sechs Autospuren, die naturgemäß von Ludwig I. und seinem Architekten Leo von Klenze nicht vorgesehen waren. Man könnte die Fahrbahn ja verengen. Aber man hat den Eindruck, dass die Menschen dann eine große Angst vor der Leere haben und alles zustellen müssen, mit Bäumen, Sträuchern, Bänken. Die Ludwigstraße ist doch kein Dorfanger. Man kann ja in europäische Städte schauen, nach Kopenhagen, nach Barcelona. Die Ramblas sind sehr dicht mit Bäumen bewachsen. Und sehr großstädtisch.

Almut Grüntuch-Ernst ist Architektin in Berlin und Professorin an der TU Braunschweig. Sie beschäftigt sich mit den Synergien von Architektur und Pflanzen. FOTO: PRIVAT

Die Vergleichsgröße für die königliche Straße wäre ja eher ein königlicher Platz, die Place Vendôme in Paris zum Beispiel. Kein Mensch käme auf die Idee, dort Bäume zu pflanzen. Obwohl doch Paris überall sonst so ökologisch umgebaut wird. Ist denn das Mikroklima eines Platzes oder einer Straße wirklich so entscheidend? Rund um die Ludwigstraße gibt es doch Gärten, grüne Höfe, der Hofgarten ist nebenan, der Finanzgarten auch, dahinter beginnt schon der Englische Garten. Das muss man die Geo-Ökologen fragen: Die schauen sich die thermischen Bewegungen in der Stadt an, das Wasser, wie es zirkuliert. Ich habe aber ein großes Verständnis dafür, dass die Gesellschaft auch Räume braucht, Plätze, auf denen man sich versammeln kann, Orte, die man temporär umwandeln kann, für Konzerte, festliche Umzüge und so weiter – und da ist die Freiheit ohne Bäume größer. Ich kann mir aber eine Bepflanzung vorstellen, die einem solchen Ort gerecht wird. Es läuft nicht unbedingt auf ein Entweder-oder hinaus.

Die Ludwigstraße hat ja italienische Vorbilder, vor allem Florenz. Dort ist es meistens wärmer als hier in Deutschland, und weiter südlich, in Süditalien, im Süden Spaniens, in Nordafrika baut man doch auch steinerne, baumlose Straßen. Und pflanzt die Gärten auf die Rückseiten der Häuser. Haben die Leute dort alle keine Ahnung?

In Sevilla spannen sie Tücher über die Straßen, damit mehr Schatten ist. In Barcelona gibt es eine App, der gibt man sein Ziel ein, und sie findet einen Weg durch den Schatten. In München würde diese App nicht gerade die Ludwigstraße empfehlen.

In diesem Jahr werden wir in München wohl auf 40 Hitzetage kommen. Das ist sehr viel. Es bleiben dann allerdings 325 kühlere Tage. Und man muss ja nicht Ende Juli, um ein Uhr mittags, über die Ludwigstraße gehen.

Es gibt natürlich temporäre Lösungen. Tücher, wie in Sevilla zum Beispiel.

Wobei die Freunde der Begrünung immer sagen würden: Ihr kommt uns mit Ästhetik, dabei geht es doch um die Existenz.

Allerdings lassen sich auch ästhetische Fragen nicht eindeutig beantworten. Es mag Menschen geben, die eine begrünte Ludwigstraße schöner finden.

Es wurde auch das Argument vorgebracht, dass es hier um Erhabenheit geht. Und dass die Menschen die Erhabenheit dieser Herrschaftsarchitektur nicht ertragen können. Weil sie es lieber gemütlich haben, weil ihnen Größe suspekt ist.

Sie werden nicht leugnen, dass auch Bäume sehr erhaben wirken können.

Es geht ja letztlich nicht um Geschmack. Niemand darf behaupten, der Geschmack derer, die gegen die Begrünung sind, ist besser als der der anderen. Es geht um Geschichte. Ein 200 Jahre altes Stadtensemble sagt uns etwas über die Geschichte, was wir aus den Büchern nicht erfahren können. Die baumlose Ludwigstraße bezeugt gewissermaßen den Geist von vor 200 Jahren. Ja, es muss wohl solche Orte geben. Aber es wäre ein Fehler, jeder Steinwüste eine Erhabenheit zu bescheinigen. Es braucht Kontraste in der Stadt. Es wäre nicht gut, wenn es überall gleich aussähe. Wir sollten aber in solchen Städten leben, die uns guttun, und alles in allem tut eine begrünfte Stadt uns sehr gut. Es muss uns aber klar sein, dass es nicht reicht, ein paar Kübel an den Straßenrand zu stellen. Pflanzen in der Stadt sind nicht bloß Dekoration. Interview von Claudius Seidl

Die Vision: Menschen sitzen auf hellen Bänken im Schatten, nahe dem Reiterdenkmal für Ludwig I. lockt ein Kiosk. FOTO: MDP MICHEL DESVIGNE PAYSAGISTE SARL, PARIS

Das Morden wird nie aufhören

Tobias Kratzer eröffnet die Saison der Hamburgischen Staatsoper mit Verdis „Macbeth“ und erntet seine wohl ersten Buhs. Der Abend ist überraschend karg, aber sehr klug.

Selbstbefragung im Spiegel: Bariton Kartal Karagedik als grübelnder, flackernder, zunehmend irre werdender Macbeth. Eine Wucht.
FOTO: MONIKA RITTERSHAUS

Von Egbert Tholl

E s ist, als wolle Tobias Kratzer, seit der vergangenen Spielzeit Intendant der Hamburgischen Staatsoper, ganz deutlich zeigen: Wir können auch anders. In seiner ersten Spielzeit gab es ungewohnte Zusammenstellungen bekannter Werke, neu gebaute Opernabende, Uraufführungen, gab es den Bilderrausch von „Monster's Paradise“ und Kinderopern auf dem Niveau des Hauptprogramms. Die Hamburger schienen das alles neugierig und gut gelaunt mitzumachen. Jetzt inszenierte Kratzer zur Eröffnung der neuen Saison einen Klassiker, Verdis „Macbeth“. Und zum ersten Mal erhält der Intendant als Regisseur einige deutliche Buhs. Die scheinen ihm nahezugehen, er wirkt angefasst da oben auf der Bühne.

Seine Inszenierung ist ein Wagnis, weil karg, aber sie ist, wie zu erwarten, irre klug. Kein Bilderrausch, kein Video, dafür eine Kette harten Blendlichts, das die Szenen voneinander separiert, und ein Amphitheater, das Rainer Sellmaier aus dunkelgrauem Holz zimmern ließ. Auf den fünf Stufen des weiten Halbrunds nimmt der Chor Platz, gekleidet in schwarze Kutten. Zunächst ist das einfach der Chor der Hexen, doch von Beginn an sind alle Stimmen vorhanden und Leute aus dem Bewegungschor darunter gemischt. Die spielen auch drei geisterhafte Erscheinungen, die es gar nicht bräuchte, die ein bisschen alberner Spuk sind – die Weissagungen von seinem Aufstieg und Fall finden ja ohnehin vor allem in Macbeths Kopf statt.

Der Chor schaut zu, kommentiert und giert nach Sensationen

Der Chor ist der Clou der Inszenierung, er ist vieles gleichzeitig. Er bildet die Zuschauer der eigentlichen Aufführung, die wie im antiken Theater auf der Fläche vor den Stufen stattfindet. Der Chor giert, schaut er nur zu, nach Sensationen, nach dem nächsten Mord; er kommentiert, lacht stumm. Doch er agiert auch. Nebenfiguren schälen sich aus der Chormasse heraus, legen die Kutten ab, tragen die Kleidung, die es dann braucht (etwa für Macbeths Inthonisation).

Doch die Choristen kümmern sich auch um die Requisiten, rollen einen Teppich für ein Zuhause aus, stellen Bäumchen auf, das Bett, in dem König Duncan ermordet wird (hier ist er in Gestalt des stummen Schauspielers Michael Brandt tatsächlich vorhanden). Und: Dieser Chor ist auch Sinnbild für die demokratische Kraft des Theaters, weil er eben mitmacht, mitleidet, mitdenkt und einmal ganz Volk wird. Dann, wenn Verdi den Chor von der „armen Heimat“, die vom Usurpator Macbeth unterdrückt wird, singen lässt, zu Beginn des vierten Akts. Da legen alle ihre Kutten ab und krabbeln, sehr privat gekleidet, nach vorn, füllen

die ganze Spielfläche aus. Chor als wogende, fast durchgängig vorhandene Masse, das hat man in dieser Konsequenz selten erlebt, das erzeugt eine ungeheure Lebendigkeit, trotz der durchweg herrschenden Düsternis. Ach, da hätte der Dirigent Tomáš Hanus einiges aufschnappen können. Anfangs folgt er noch einer schön austarierten Gegensatz-Dramaturgie in der Musik, kostet das Leise ebenso konsequent aus wie das Drama. Doch dann raubt er dem Staatsorchester die Luft, verwandelt das Tempo in reine Schlepperei, verliert jeden dramatischen

Fokus und alle Farben. Die Wahnsinsszene der Lady ist keine, weil aus dem Orchester dazu völlig irritierend nichts Brauchbares mehr kommt, dabei gelangt Nino Machaidze hier zur größten stimmlichen Vollendung an dem Abend. Anfangs forciert sie noch sehr die Gattin, die den Mann hart zur Macht drängt; nun blüht sie berückend auf.

Bei Kratzer haben Macbeth und die Lady einen Sohn, mit dem sie gern auf dem Teppich spielen, auf der kleinen Spielfläche vor den Reihen des Amphitheaters, und ihm eine Papierkrone basteln. Die beiden hätten also einen Thronfolger parat, ein zusätzliches Motiv für die Mordlust, weil sie die Macht ja weitergeben könnten. Überhaupt sind hier recht viele Kinder unterwegs. Kratzer und Hanus wählten Verdis zweite Fassung der Oper. Die darin enthaltene Ballettmusik nutzt Kratzer einmal für eine schöne, stumme Szene: Macbeth verlässt die Spielfläche, besteht die Treppen des Amphitheaters, wird selbst Zuschauer und sieht sich, die eigene Familie und die von Banco, sieht, wie friedlich schön das Leben hätte werden können. Ein Glas Wein in der Hand, zwei freundliche Kinder, zwei gut gelaunte Paare. Alles Chimäre.

Alles, was Macbeth begegnet, kommt letztlich aus ihm heraus

Oft steht die Lady, weil Movens der Handlung, mehr im Zentrum einer „Macbeth“-Aufführung als die Titelfigur selbst. Bei Kratzer ist es umgekehrt. Ihn interessiert Macbeths Innensicht. In dieser Hinsicht hat er mit Kartal Karagedik auch den richtigen Sänger für die Partie. Doch während Alexander Vinogradov (Banco) und Dovlet Nurgeldiyev (Macduff) stimmlich ihren – zugegeben viel geringeren – Aufgaben mit unaufwändiger Souveränität gewachsen sind, geht Karagedik im Laufe der vier Akte zunehmend die Kraft aus. Als grübelnder, flackernder, an sich und seinen Taten zunehmend irre werdender Darsteller des Macbeth ist er allerdings eine Wucht. Ob allerdings Verdis Zeichnung dieser Figur überhaupt genug Futter für eine bohrende Psychoanalyse liefert, kann man durchaus ein bisschen bezweifeln.

Aber egal, Kratzer stellt ihm einen Spiegel hin, eines der wenigen Ausstattungsdetails, die es gibt, Macbeth sucht sich darin selbst und findet sich nicht mehr. Die Prophezeiungen von seinem Untergang erfährt Macbeth im dritten Akt quasi von sich selbst und der Lady, Christopher Jähnig und Inés López Fernández sind als entsprechende Doubles des Paares ausstaffiert.

Alles, was Macbeth begegnet, kommt letztlich aus ihm heraus. Es gibt keinen Ausweg, nicht einmal die Leichen, die seinen Weg säumen, werden weggeräumt. Am Ende ahnt man, das Morden wird nie aufhören, das geht noch nach seinem Tod weiter.

Du bist nicht mehr da wo Du warst, aber Du bist überall wo wir sind.

Nach kurzer, schwerer Krankheit verstarb unerwartet unser geliebter Ehemann, Vater und Opa

Prof. Dr. med.

Klaus Helmke

3.10.1941 - 6.9.2026

Wir werden ihn sehr vermissen

Edith Helmke-Munk

mit Kindern und Enkelkindern

Trauerfeier und Beerdigung finden am 17. September um 14:15 Uhr am Waldfriedhof München, Alter Teil, statt.

Gekämpft, gehofft und doch verloren, wir vermissen dich sehr.

Hans-Peter Kerschdorfer

* 17. November 1940 † 7. September 2026

durfte am frühen Morgen in seinem Zuhause friedlich einschlafen In Liebe und dankbarer Erinnerung nehmen wir Abschied.

Renate,

Susanne und Claudia mit Familien

Die Trauerfeier findet am Freitag, dem 18. September 2026, um 15 Uhr in den Räumen von AETAS, Baldurstr. 39 in München, statt.

Anstelle zugedachter Blumen bitten wir um eine Spende an das Palliativteam München West e. V., IBAN: DE17 3006 0601 0001 0854 76.

Wenn etwas uns fortgenommen wird, womit wir tief und wunderbar zusammenhängen, so ist viel von uns selber mit fortgenommen.

Gott aber will, dass wir uns wieder nden, reicher um alles Verlorene und Vermehrt um jenen unendlichen Schmerz.

REINER MARIA RILKE

Bestattungen Landeshauptstadt München

Städtische Friedhöfe München – Telefon 2319901 heute, Dienstag, 15. September 2026

Waldfriedhof, Alter Teil: Urnentrauerfeiern:

9.00 Henkelmann Hannelore Olga, 80 Jahre 9.45 Olivella Pascual Ramon, Schreiner, 81 Jahre 14.15 Dück Hannelore, 81 Jahre

Waldfriedhof, Neuer Teil, Lorettoplatz: Urnentrauerfeier:

Westfriedhof: Feuerbestattung: 9.45 Schöne Marianne Ingrid Hilde, Hausfrau, 90 Jahre

Westfriedhof: Urnentrauerfeier: 9.00 Larisch Angelika Maria, Bankkauffrau, 82 Jahre

Nordfriedhof: Urnentrauerfeier: 11.15 Hacklechner Günter, 85 Jahre

Ostfriedhof: Erdbestattung: 12.45 Hofäcker Traugott Imanuel, 86 Jahre

Ostfriedhof, Krematorium: 9.00 Ilmén Eeva-Liisa, Krankenschwester, 79 Jahre

Friedhof Aubing: Urnentrauerfeiern: 9.00 Ferber Viktoria, 87 Jahre 9.45 Kainz Margareta, Chefsekretärin, 84 Jahre

Friedhof Daglfing: 10.30 Krause Curt-Wolfgang, Jurist, 97 Jahre

Friedhof Feldmoching: Urnentrauerfeier: 13.00 Greppmair Hildegard, 93 Jahre

Friedhof Untermenzing: 9.00 Roth Maria, Geschäftsfrau, 88 Jahre

Bestattung im Landkreis München

Friedhof Unterhaching: 13.00 Püchler Margot, Hausfrau, 89 Jah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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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ios Diamantidis hat es vorgemacht

Mit dem Flugzeug nach Kreta? Kann jeder. Echte Reisende nehmen die Straße: Früher fuhren Gastarbeiter über den Balkan nach Hause, heute suchen hier Individualisten das Glück.

Von Max Florian Kühlem

W oher kommt der starke Wunsch, eine andere Weltgegend zu bereisen? Manchmal aus der Lektüre eines Buches. „Diese kretische Landschaft glich einer guten Prosa: klar, durchdacht, nüchtern, frei von Überladenheiten, kräftig und verhalten“, schreibt Nikos Kazantzakis in „Alexis Sorbas“. „Was sie zu sagen hatte, das sagte sie mit einer gewissen männlichen Strenge. Aber zwischen den herben Linien dieser kretischen Landschaft entdeckte man eine Empfindsamkeit und Zartheit, die keiner vermutet hätte – in den windgeschützten Schluchten dufteten die Zitronen- und Orangenbäume, und in der Ferne ergoss sich aus dem endlosen Meere eine grenzenlose Poesie.

„Kreta‘, murmelte ich, „Kreta‘, und mein Herz schlug rascher.“

Anfangs fuhr er mit einem weißen Opel Ascona zur Familie nach Griechenland, später im Mercedes: Antonios Diamantidis, irgendwo unterwegs (oben). Unser Autor suchte auf einer Straße in Albanien sein Glück. Hinter dem Horizont sollte es doch zu finden sein. FOTOS: PRIVAT, MAX FLORIAN KÜHLEM

fühlte mich völlig gelöst von Europa, ich hatte ein neues Reich als ein freier Mensch betreten – alles hatte sich vereinigt, um dieses Erlebnis einzigartig und fruchtbringend zu gestalten. Mein Gott, war ich glücklich! Und zum ersten Mal in meinem Leben war ich glücklich im vollen Bewusstsein meines Glückes.“

Natürlich will man nach Kreta, wenn man diese Zeilen gelesen hat. Nach Südkreta, wo es diese ursprünglichen Landschaften noch gibt, in deren harten Kontrasten Kazantzakis' Erzähler und sein Sorbas essenzielle Gefühle und existenzielle Gedanken haben. Wo in windgeschützten Schluchten Zitronen- und Orangenbäume duften. Also fliegt man in der Regel hin, weil das die Art Reisen ist, die trotz des CO₂-Ausstoßes für diese Entfernung immer noch vorgesehen ist. Alles andere ist ungleich teurer und erfordert viel höheren Planungsaufwand. Aber Flugreisen sind Reisen von einem Punkt der Welt zum anderen. Die Weite dazwischen bleibt unermesslich.

Im Kopf kreisen noch andere Geschichten, die andere Sehnsüchte speisen: Da ist Henry Miller, der Griechenland in seiner Reiseerzählung „Der Koloß von Maroussi“ per Schiff, Auto, Zug oder zu Fuß durchquert und dabei irrsinnige Glücksmomente erlebt. Auf einer Fähre im Hafen von Patras lehnt er sich zurück und schaut nach oben: „Noch nie hatte ich einen solchen Himmel gesehen, er war herrlich. Ich

Natürlich will man dieses Glücklichsein im vollen Bewusstsein des Glückes nun auch erleben, wenn man diese Zeilen gelesen hat. Aber um sich wirklich in Bewegung zu setzen und die rund 3000 Kilometer von Westdeutschland bis nach Kreta per Auto und Schiff zurückzulegen, die Weite zu ermessen, das Glück und die Poesie eines spontanen Road- und See-Trips zu erfahren, dafür braucht es doch noch einen weiteren Anstoß. Die in der eigenen Familie bekannte Geschichte von Antonios Diamantidis kann ein solcher sein, dem mittlerweile verstorbenen Freund der mittlerweile verstorbenen Großeltern, der Deutschland schon kurz nach dem Krieg bereiste und sich später als Gastarbeiter anwerben ließ. „Papa war unruhig, er wollte alles sehen, er hat ganz früh schon ein Auto gekauft und ist ganz viel gefahren“, erzählt seine Tochter Koula, die heute auf Kreta lebt.

Ganz viel fahren, das wird man jetzt auch. Und zwar bis zu der Insel, auf der die Tochter nun lebt. Vielleicht teils auf denselben Straßen wie Antonios Diamantidis, aber durch ein anderes Europa als damals, eine andere Welt.

Wenn Diamantidis in den 1960er-, 70er- oder 80er-Jahren Familie und Freunde in der Heimat in Valtero in Nordgriechenland sehen wollte, setzte er sich in seinen weißen Opel Ascona und fuhr los. Manchmal fuhr er die 24 oder 26 Stunden am Stück, weil: „Früher war es auch gefährlich. Wenn du einen Stopp in Jugoslawien gemacht hast, warst du ohne Reifen. Papa hat immer in Österreich vollgetankt und er wusste: Wenn die Sonne runterkommt, musste er raus sein aus Jugoslawien. Für die Grenzkontrollen hatte er Metaxa mit, Zigaretten oder was weiß ich was noch, und dann hat er immer an der Grenze was ausgegeben, dass er schnell durchkommt.“

„Mein Gott, war ich glücklich!“, schreibt Henry Miller in seiner Reiseerzählung

Bei langen Wartezeiten an den heute existierenden Grenzen zwischen Kroatien und Bosnien, Bosnien und Montenegro und Montenegro und Albanien erinnert man sich daran. Korruption ist hier aber nicht erwünscht, das steht mittlerweile in Englisch auf Aushängen, und darunter fallen sicher auch Metaxa und Zigaretten. Man wartet hier geduldig, einmal beim Rausfahren aus dem einen und ein paar Meter weiter beim Reinfahren in das andere Land – je nach Verkehrsaufkommen kann das mehrere Stunden dauern. An der Grenze zu Montenegro drängelt sich ein Motorradfahrer vor. Als man ihm schimpfend den Weg abschneiden will, reagiert die Grenzbeamtin: Er dürfe das, für diese Aktion gebe es jetzt „ein Ticket“. Ihr Kollege sieht das entspannter und winkt den

Fahrer mit dem deutschen Pass schnell durch.

An der Grenze zu Albanien versucht ein Auto voll übermütiger Jungs, ein paar Plätze gutzumachen, liefert sich irgendwann eine wilde Verfolgung mit der hier offenbar nicht besonders respektierten Grenzpolizei. Auf allen Rastplätzen am Straßenrand weht Plastikmüll durch den Staub und die vertrocknende Vegetation. Man schaut auf diese Szenen mit dem hegemonialen Blick des Westeuropäers: Ist hier nicht alles schlechter organisiert, sind die Straßen nicht löchrig, die Häuser halb fertig? Sind die Autowracks einfach irgendwo abgestellt – oder fährt die etwa noch jemand? Warum bezahlt man in Montenegro mit Euro? Und in diesem albanischen Urlaubsort, Golem, wo sich einst Caesar eine Schlacht mit Pompeius lieferte – wie konnte man dort die schöne Adriaküste derart mit Betonklötzen zubauen, dass es aussieht wie in dem Loriot-Sketch, in dem die Urlauber zwischen grauen Hotelkomplexen das Meer nicht mehr finden?

Die deutschen Urlauber im albanischen Airbnb sehen das beim Frühstück allerdings ganz anders: Besonders die Nicht-EU-Länder seien so schön! In Kosovo alle so gastfreundlich! Die Städte nahe der Grenzen wirkten geradezu herausgeputzt. Was man von den griechischen und bulgarischen Grenzregionen nicht gerade behaupten könne – und von deutschen Städten schon mal gar nicht mehr, deren Zustand sei ja quasi indiskutabel. Alle Familienmitglieder nicken mit wissendem Blick.

Können sie Friedrich Merz‘ Stadtbild-Aussage mitfühlen? Oder ist es das typische Phänomen von „Das Gras ist auf der anderen Seite immer grüner“? Letzteres findet sich wohl überall auf der Welt: Nach einer wundervollen Fahrt durch fast ganz Kroatien, das hinter jeder Kurve immer noch bildhübscher wird, sitzt eine Familie aus Zagreb an einem Postkarten-schönen Naturpool in Trsteno bei Dubrovnik, der es schon als Kulisse in die Serie „Games of Thrones“ geschafft hat. „Ja, wir kommen oft hierher“, sagt der Mann, „aber wir schauen uns nach einem Sommerhaus in Slowenien um. Am liebsten machen wir Urlaub auf Island. Diese Landschaft! Soschön!“

Vielleicht hat diese Sehnsucht nach dem Norden für die starke Präsenz der dänischen Möbelkette Jysk auf dem gesamten Balkan gesorgt. In den kroatischen

Bergen grüßt ein Kaufland-Werbeschild, als trage es ein Glücksversprechen in sich wie der Hollywood-Schriftzug auf dem Mount Lee in Los Angeles. Da geht es zu Lidl, dort zu Ikea. Es ist eine andere Welt, als Antonios Diamantis sie auf seinen Fahrten erlebt hat, unter seinen Rädern hat sich der Globus gedreht, ist die Globalisierung vorangeschritten. 1988 eröffnete McDonalds seine erste Filiale in Belgrad, da war er schon in Rente.

Diamantidis Fahrten waren kein Urlaub, der Weg nicht das hedonistische Ziel, sondern Notwendigkeit, um von A nach B zu kommen. Er hätte keine Mehrkilometer auf sich genommen, um entlang des Mittelmeers fahren zu können und hier und da baden zu gehen. Er hätte, endlich in Griechenland!, beim ersten Stopp nicht die KI fragen können, wofür die Region bekannt ist – und keinen neuen Sehnsuchtsort eingepflanzt bekommen: Der Ambrakische Golf sei bekannt für seinen Artenreichtum, steht auf dem Smartphone-Bildschirm, für seltene Pelikane, eine gut zu beobachtende Delfinpopulation und ein malerisches Fischerdorf auf einer Insel, das nur über eine lange Dammstraße zu erreichen sei: Koronisia. Dahin muss es auf dem Rückweg gehen!

Dann wird das Glück dieser Reise vollkommen sein! (Hat Nikos Kazantzakis nicht eigentlich geschrieben: „Koronisia – und mein Herz schlug rascher“?)

Der Soziologe Hartmut Rosa sagt: „Tourismus ist nicht nur ein wichtiger ökonomischer Faktor, sondern subjektiv hängt daran unsere ganze Libido. Menschen träumen in ihrem Alltagsleben ständig davon, dass sie demnächst woanders sind. Man ist noch nicht mal zurück aus dem einen Urlaub und träumt schon vom nächsten Ziel.“

Bei einem Roadtrip ist man dafür besonders anfällig. Man öffnet Google Maps und scrollt herum, schaut sich Fotos an, fragt KI und hat tausend neue Ziele im Kopf. Kazantzakis und Kreta rücken schnell in den Hintergrund. Ja gut, da ist man halt auch irgendwann – auf Durchreise. In einer Taverne in den harten Kontrasten der ursprünglichen Südküsten-Landschaft vertieft man sich mühsam in einen mindestens 20 Jahre alten Reiseführer aus dem Michael-Müller-Verlag. Die Bilder lassen sich nicht mit einer Handbewegung größer ziehen. Wer beantwortet hier Fragen, das Stichwort-Register? „Ach, den hatten wir auch mal“, sagen die Hippies vom Nebentisch mit leuchtenden Augen. „Damals.“

Der Reiseführer hat eine kreative Idee, um von Kreta zurückzukommen: Es gibt eine kleine Fähre von Kissamos im Nordwesten nach Gythio auf dem Peloponnes. In Nordwest-Kreta kann man so noch die berühmte Bucht von Balos mitnehmen mit einer abenteuerlichen Anfahrt über unbefestigte Straßen, vorbei an kristallklarem Wasser und pinkem Sand. Und auf dem Peloponnes kann man vielleicht diese überzeitliche Verbindung und unglaublich bewussten Glücksgefühle erleben, wie Henry Miller sie an antiken Stätten wie Korinth oder Epidaurus beschreibt. Aber das Gefühl stellt sich nicht ein beim Gang durch Ruinen, da ist keine Resonanz. Hartmut Rosa sagt, dass wir ständig von der Sehnsucht getrieben sind, anderswo „das wahre Leben“ zu finden: „Weil wir verlernt haben, mit den anderen und dem Anderen in Resonanz zu gehen, müssen wir immer häufiger verreisen. Mein Lieblingsbeispiel ist die Kreuzfahrt: Sie ist getrieben von Resonanz-Verlangen – „mal das Nordlicht sehen!“ – aber ich will mich eigentlich nicht berühren lassen von dem Anderen.“

Der Reiseführer hat eine kreative Idee, um von Kreta zurückzukommen

Im Sinne des Berührenlassens wird so überraschend das nächtliche Warten am Hafen von Kissamos zu einem der schönsten Erlebnisse der Reise. Die Fähre kommt nicht. Das Gerücht macht die Runde, sie falle aus wegen der starken Sturmböen. Einige sollen schon per SMS informiert worden sein. Um 2.30 Uhr ist die Fähre zwar da, aber ein Besatzungsmitglied erklärt dem Pulk, der sich um den Mann gebildet hat, dass sie tatsächlich nicht fahren könne. „Wer kein Hotel hat“, und warum sollte man für diese Nacht denn eins haben?, „kann an Bord kommen und dort übernachten.“

Aber das eigene Auto bietet ja auch ein Bett, und im Hafen gibt es sogar Toiletten. Zwischen Schlaf und Wach vermischen sich Erinnerungen, Zukunftsfragen und Traumbilder: Wird Koronisia im Ambrakischen Golf denn wirklich der Sehnsucht letztes Ziel – oder schwirren dann schon wieder neue im Kopf herum? Wenn die größere Fähre nach Piräus fährt, sollte man dann nicht wenigstens kurz nach Athen und einmal mit den anderen hunderttausend Touristen aus aller Welt hoch zur Akropolis steigen? Und fand da in diesem kretischen Bergdorf wirklich genau beim Durchfahren eine große Beerdigung statt mit läutenden Glocken und Massen schwarz gewandeter Menschen?

Ja, so war es. Der Polizist, der den Verkehr regelte, erklärte: „Ein Feuerwehrmann wird beerdigt. Er hat gegen die Waldbrände gekämpft.“ Reisen und bei vollem Bewusstsein und gleichzeitiges Glücklichsein ist heute gar nicht so leicht.

„Zusammenarbeit mit dem Feind“

In dem Film „Naza“ berichten israelische Soldaten über Kriegsverbrechen in Gaza. Droht den Filmemachern in Israel nun die Aberkennung der Staatsbürgerschaft?

Yuval Abraham schien unsichtbare Kämpfe auszufechten. Der isarelische Filmemacher bewegte den Kopf über seinem dünnen Hals hin und her, öffnete den Mund und schloss ihn wieder, formte Worte, stumm, nur für sich. Er wirkte nicht nervös, so wie man eben nervös sein kann, wenn man womöglich gleich auf die Bühne gerufen wird, um einen der wichtigsten Filmpreise der Welt entgegenzunehmen. Er wirkte, als habe er Angst.

Der Kulturminister will aufklären, „wie die Materialien beschafft wurden“

Abraham ahnte da wohl schon, dass der Dokumentarfilm „Naza“, mit dem er und seine Co-Regisseurin Rachel Szor in den Wettbewerb der Filmfestspiele von Vene-dig eingeladen worden waren, ihr Leben verändern, es komplizierter und gefährlicher machen könnte. Noch komplizierter, als es nach der Veröffentlichung des Films „No Other Land“ über israelische Siedlergewalt ohnehin schon war. So scheint es nun auch zu kommen.

Am Montagmorgen, zwei Tage, nachdem „Naza“ den Spezialpreis der Jury in Venedig gewonnen hatte, veröffentlichte der israelische Kulturminister Miki Zohar ein Schreiben an das israelische Innenministerium. Er empfiehlt, den beiden Fil- memachern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zu entziehen, „aufgrund von Treuebruch gegenüber dem Staat und Zusammen- arbeit mit dem Feind“. Es gelte zu unter- suchen, „wie die Materialien beschafft wurden, wer dahintersteckt und ob im Rahmen ihrer Beschaffung oder Veröff- fentlichung Handlungen begangen wur- den, die dem Feind in Kriegszeiten helfen könnten“.

Im Film berichten 24 Mitglieder der israelischen Streitkräfte und des Geheimdienstes, teils detailliert, nach welchen Prinzipien und mit welchen Methoden sie ihre Einsätze in Gaza durchführten. Mehrere von ihnen gaben an, in der Armee herrsche die Ansicht vor, dass es diesem Konflikt keine Unschuldigen gebe, auf die Rücksicht genommen werden müsste. Ein Mann sagt: „Wir töten diese Kinder absichtlich.“ Einer der unkenntlich gemachten Männer bejaht die Frage, ob er das Gefühl habe, an einem Genozid beteiligt gewesen zu sein. Einer spricht von einer „Fabrik“ des Tötens.

Bei der Weltpremiere in Venedig am Donnerstag gab es dafür 25 Minuten lang stehenden Applaus. Am Tag darauf veröffentlichte die israelische Armee eine Stellungnahme. Alle Behauptungen im Film beruhten auf Aussagen von Menschen, die anonym blieben und d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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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Szor und Yuval Abraham bei der Preisverleihung bei den Filmfestspielen in Venedig am Samstag. FOTO: STEFANI RELLANDINI/AFP

Glaubwürdigkeit daher nicht beurteilt werden könne. Soldaten niederen Rangs könnten manches gar nicht wissen. Zudem finde eine „falsche Verwendung juristischer Fachbegriffe durch Personen, die keine Juristen sind“ statt, etwa über den Begriff „Genozid“. Die israelische Armee operiere nicht rücksichtslos, sondern unternehme, im Gegenteil, „beispiellose Anstrengungen“, um den Schaden für die Zivilbevölkerung so gering wie möglich zu halte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hagelte es da schon wüste Beschimpfungen der Filmemacher. Der frühere israelische Premierminister Naftali Bennett sprach von einer „feigen Ritualmordlegende“, unterstellte den Filmemachern also, antisemitische Hetzmärchen zu verbreiten.

Als Yuval Abraham am Samstagabend den Preis entgegenahm, begann er seine Dankesrede mit der Feststellung, dass kaum jemand von jenen, die den Film nun kritisierten, ihn überhaupt gesehen haben könne. Das Töten, so hätten es die Geheimdienstmitarbeiter im Film gesagt, geschehe systematisch und absichtlich. Solange das verleugnet werde, gehe es weiter. Israelis sollten sich den Film ansehen, fuhr Yuval fort, aber auch Deutsche und Italiener, deren Regierungen sich innerhalb der EU dagegen stellten, Druck auf Israel auszuüben. Und Amerikaner, denn Washington finanziere das Töten mit. Nur ist das im Augenblick eben nicht möglich. In Deutschland startet der Film Anfang Oktober in den Kinos, ein US-Verleih wird noch gesucht. Trotzdem werden die Filmemacher zunehmend enthemmt attackiert. Aus Deutschland meldete sich etwa Ulf Poschardt zu Wort, „freiester Mitarbeiter“ des Axel-Springer-Verlags. Er postete einen Videoclip von Abraham und Szor während des Applauses bei der Premiere in Venedig. Dazu schrieb er, so sehe die angebliche linke Elite aus, wenn sie „Demut spielt, nachdem man sein eigenes Land und seine Leute verraten hat“: Ein prominenter deutscher Journalist wirft also zwei israelischen Juden quasi Volksverrat vor, weil sie als Journalisten und Filmemacher zu Kriegsverbrechen der eigenen Armee recherchieren.

Der Entzug der Staatsbürgerschaft ist in Israel möglich bei Fällen des Hochverrats oder der Spionage, seit 2023 auch bei nachgewiesener Unterstützung von „Terrorismus“. Im Internet finden sich diverse Morddrohungen gegen die Filmemacher. „Ich bin sicher, dass eure Freunde, unsere Feinde bei der Hamas in Gaza, euch mit offenen Armen empfangen werden“, schrieb der rechtsextreme israelische Minister für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Itamar Ben-Gvir. Philipp Bovermann

„Alle sind so vorsichtig geworden“

Der Schriftsteller Irvine Welsh hat eine Fortsetzung seines Subkultur-Klassikers „Trainspotting“ geschrieben. Ein Gespräch über schlechte Vorbilder, Drogen und Dosierungsfragen im Alter.

„Der Druck, sich konform zu verhalten, ist enorm“: der Schriftsteller Irvine Welsh.
FOTO: LORENA SOPÊNA/EUROPA PRESS/IMAGO

Interview von Martin Wittmann

Irvine Welsh möchte sich im „Para- keet“ treffen, einem gehobenen Pub, der in der Fußnähe seiner Londoner Wohnung liegt. Ein Kellner erzählt dem Schriftsteller dort stolz, dass eine Freun- din eine kleine Rolle im neuen „Train- spotting“-Musical bekommen hat. Welsh, Ende sechzig, groß, boxerfit und kahl, freut sich ehrlich mit dem Mann. Noch ahnt niemand, dass die landesweite Tour, auf die das Musical nach seiner Spielzeit im West End gehen sollte, wegen schlechter Ticketverkäufe abgesagt werden muss. Welsh jedenfalls bestellt zum Dinner eine walfischgroße Dorade und ein Glas Wein, „nur eines, ich war gerade mit meiner Frau eine Woche in Berlin“. Alles klar. Jetzt erscheint in Deutschland sein neuer Roman „Men in Love“. Es ist eine direkte Fortsetzung seines Debüts, das nach dem Erscheinen 1993 eine ganze Ge- reneration prägte und bis heute das erfolg- reichste Werk des schottischen Viels- schreibers ist. Bevor man ihn nach seinem Buch fragt, zunächst eine Beichte.

SZ: Wir haben uns schon mal getroffen, vor elf Jahren, in einer dunklen Hotel lobby in München. Ich hatte meine Augen gerade lasern lassen und musste eine Sonnenbrille tragen. Manche Gäste dachten wohl, ich sei der interviewte Star.

Irvine Welsh: Das glaube ich sofort.

Aber ich kam damals mit Ihrem schottischen Akzent nicht zurecht. Ich habe Ihre ersten drei Antworten schlicht nicht verstanden, auch nicht auf Nachfrage. Und die Zeit lief mir davon. Irgendwann habe ich einfach meine vorbereiteten Fragen abgelesen und gehofft, zu Hause beim Abhören der Aufnahme herauszufinden, was Sie geantwortet haben.

Keine Chance. Das Interview wurde nie veröffentlicht. Sorry. Dann machen wir es diesmal richtig (lacht).

„It’s great not to give a Fuck.“

Okay. Sie sagten einmal, Sie hätten mit Trainspotting ein Phänomen erschaffen, ohne selbst ein Gefangener davon zu werden. Gilt das noch? Ihr jüngstes Buch ist nun schon das sechste, das in dieser Welt spielt, dazu Filme, Serien, Theaterstücke und das Musical.

Es gab tatsächlich Momente, in denen ich die Figuren nicht mehr sehen wollte. Ich schreibe zwischendurch auch anderes, ich brauche den Abstand. Aber ich komme doch immer wieder zurück zu ihnen. Es ist wie ein Gespräch, das noch nicht beendet ist.

„Men in Love“ heißt Ihr Buch. Warum Liebe?

Weil es davon gerade nicht viel zu geben scheint auf der Welt. Überall Wut und Spaltung und Verachtung. Und dennoch sehnen sich die Menschen ja immer noch nach Liebe.

Die beschriebenen Männer sind nicht mit Ihnen gealtert. Renton ist immer noch 26.

Ja, zu meinen Lesungen kommen manchmal Leute in ihren Zwanzigern, die natürlich wissen, dass ich nicht in ihrem Alter bin, aber die doch erst mal schockiert sind, wenn sie mich sehen: Who the fuck is this old bastard?

Die Handlung Ihres neuen Romans setzt direkt nach dem Ende des ersten Teils ein. Warum ist die Entdeckung der Liebe für diese Typen so eine beängstigende Erfahrung?

Sie sind gerade der Drogenszene entkommen, hingen die ganze Zeit zusammen als Kumpels ab, Freundinnen waren nebensächlich. Und nun sind sie plötzlich mit diesen großen Fragen konfrontiert: Will ich mit dieser oder jener Frau zusammen sein? Heiraten? Zusammenziehen? Umziehen? Kinder? Karriere? Das ist furchterregend, besonders für Menschen, die sich ja nicht mal entscheiden können, in welchen Club sie abends gehen wollen. Sie haben die emotionale Ausrüstung dafür nicht.

Zumal sich die beiden Protagonisten Renton und Sick Boy an dem zwielichtigsten aller Intim-Ratgeber orientieren, einem alten Seemann. Hatten Sie auch so einen Vaterfigur als Jugendlicher?

Ja, mit den eigenen Vätern konnte man damals über so was ja nicht reden, denen war das zu peinlich. Also habe ich einem Seemann im Pub zugehört, das ist wahrscheinlich sogar der authentischste Teil des ganzen Buches. Er hatte Familien auf der ganzen Welt, eine lebte in Shanghai, eine in Montevideo und eine weitere in Manila auf den Philippinen. In meinem

Buch nun sagt der Seemann zu Renton, er sei ein Liebender, und zu Sick Boy, er sei ein Vögler. Wenn ein älterer Mann, den man mit 16 oder 17 Jahren bewundert, so etwas sagt, dann wird das zur sich selbst erfüllenden Prophezeiung. Ein Fluch. Renton verliebt sich in Frauen, die eigentlich nur Spaß haben wollen. Sick Boy redet sich ein, mit seiner Freundin eine Familie zu wollen, vögelt aber wild herum.

Kam es beim Schreiben vor, dass Sie Ihre Figuren um ihre Jugend beneidet haben?

Manchmal schon. Einerseits bin ich froh, in meinem Alter zu sein. Andererseits ist es großartig, sich um nichts scheren zu müssen. It's great not to give a Fuck.

Ihr Erzähler Sick Boy beschreibt seitenlang seinen Umgang mit Frauen, in derbster Geilheit, ungefiltert und sexistisch. Er ist immer noch derselbe junge Arsch in derselben alten Zeit, den Neunzigern. Heute wird das anders gelesen.

Auf jeden Fall. Alle sind so vorsichtig geworden. Der Druck, sich konform zu verhalten, ist enorm. Kultur entsteht heute nicht mehr unten auf der Straße, stattdessen weisen uns Algorithmen von oben an, wie wir uns zu verhalten haben. Was in einer solchen Umgebung erschaffen wird, ist nicht mehr roh oder in irgendeiner Weise herausfordernd. Und alle müssen ziemlich ernst sein, man hat keine Gelegenheit mehr, albern zu sein. Die Leser werden sich Sick Boy nicht zum Vorbild nehmen, aber sie werden bei der Lektüre vielleicht eine Art Guilty Pleasure erfahren.

Ich war vor ein paar Monaten bei einem Auftritt von Louis CK, habe schon lange nicht mehr so viel gelacht.

Ich weiß genau, was Sie meinen. Ich glaube nicht, dass das Schlechtere durch Besseres ersetzt wurde, ich sehe nicht, dass der Humor schärfer oder intelligenter geworden ist. Der war in den Neunzigern rauer, da gab es eine Bereitschaft zum Risiko.

Nostalgie prägt hier in England ohnehin gerade den Zeitgeist. Waren Sie bei einem der Oasis-Konzerte letztes Jahr?

Ja, ich war drei Mal in Edinburgh, zwei Mal in London und ein Mal in Cardiff. Ich habe es geliebt, in der Menge zu sein, zusammen mit meinen alten Freunden aus dieser Zeit.

Sie treten selbst als DJ auf, haben seit fünf Jahren Ihr eigenes Label. Welche Erfahrungen machen Sie da?

Wir haben viele talentierte junge Künstler unter Vertrag genommen, die vor zwanzig Jahren bei einem Major-Label gelandet wären und Millionen verdient hätten. Aber heute kann jeder Musik auf professionellem Niveau zu Hause im Schlafzimmer produzieren, sodass die schiere Menge an Output dafür sorgt, dass fast nichts mehr Aufmerksamkeit bekommt.

Was haben Sie an hausgemachter Musik auszusetzen?

Es ist fast wie bei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es fehlt die gelebte Erfahrung, die Seele, wenn man so will. Wenn du all dieses Talent hast, dann geh doch raus und leg als DJ auf, spiel deine Musik in der Kneipe ums Eck, trommel ein paar Freunde zusammen und tanzt dazu.

Sehen Sie Anzeichen für so eine Rückbesinnung?

Ja, durchaus. Ich kenne Leute in ihren Zwanzigern, die die SIM-Karten ihrer Smartphones in ganz einfache Telefone stecken. Die Smartphones nutzen sie nur, wenn sie auf Reisen sind. Und bei Konzerten habe ich verstärkt das Gefühl, dass die Leute weniger filmen, dass sie den Moment wirklich wieder genießen.

„Wir nahmen Drogen, um der Welt zu entfliehen.“

Beim Lesen Ihres Buches ist mir wieder aufgefallen, wie herrlich kompliziert das Leben von Protagonisten ist, wenn ihre Geschichte in einer Welt ohne Smartphones spielt. Die Leute müssen sich ständig bewegen, etwas suchen, mit jemandem reden, sich auf Unbekanntes einlassen.

Ja, es ist ein historischer Roman. Für Schriftsteller ist das enorm befreiend. Das Mobiltelefon ist ein Killer für die Dramaturgie, weil eine Figur ganz einfach jemanden anrufen oder eine SMS schicken oder etwas im Internet nachschlagen kann. Wenn man Geschichten schreibt, die in der Gegenwart spielen, muss man sich also recht winden. Hier ist der Akku leer, dort hat man keinen Empfang oder sein Telefon verloren. Eine Farce.

Bei aller Nostalgie: Das Internet hat die Welt ja nicht nur schlechter gemacht. Klar kann man davon profitieren, aber die Vorteile sind sehr ungleich verteilt. Das ist eine Klassenfrage. Wenn man gebildet ist, wenn man die richtigen Kontakte hat, kann man das Internet durchaus produktiv nutzen. Wenn man das alles nicht hat, landet man im Rabbit Hole. Das ganze Doom-Scrolling, das Anschreien von Fremden in sozialen Medien, Pornografie, Glücksspiel, der ständige Kortisol-und-Dopaminkreislauf.

Sie sind heute einigermaßen diszipliniert und vernünftig, aber in Ihrer Jugend waren Sie nicht gerade dafür bekannt, auf Kicks jeder Art zu verzichten.

Ich bin in einem Ort ohne Perspektive aufgewachsen, wir nahmen Drogen, um der Welt zu entfliehen. Jetzt bietet das Mobiltelefon diese Möglichkeit an.

Wie gehen Sie selbst mit dem Smart-phone um?

Nicht gut, ehrlich gesagt. Dieses Jahr bin ich ständig auf Reisen gewesen, und das Telefon ist unterwegs einfach zu nützlich. Ich spüre aber, wie es meine Konzentration fragmentiert.

Was hat Sie einst eigentlich dazu gebracht, mit den klassischen Drogen anzufangen und wieder aufzuhören? Es war eine fantastische Zeit, Lou Reed und die New York Dolls, das Leben als Hausbesetzer in London, das Gefühl, ein echter Anarchist zu sein, ruhelos, ein Punk. Drogen waren überall zu haben, also nahmen wir sie. Aber diese Dinge sind so lange in Ordnung, bis sie es nicht mehr sind. Irgendwann muss man innehalten und Bilanz ziehen.

Was nehmen Sie heute noch?

An manchen Wochenenden vielleicht mal eine Pille, wenn sie wirklich gut ist. Pilze und LSD, aber in sehr kleinen Dosen. Ich trinke auch nicht mehr viel. Als mein Freund Mani von den Stone Roses gestorben ist, saß ich in Manchester auf der Trauerfeier mit einem alkoholfreien Guinness, ganz leicht auf Pilzen. Alle waren da. Ich war der Einzige, der am nächsten Tag keinen Kater hatte.

Was, wenn die Trainspotting-Truppe ihre Jugend nicht in den Neunzigern, sondern in unserer heutigen Zeit verbringen würde?

Ich glaube, ein oder zwei von ihnen würden sich vor einen Zug werfen.

Warum?

Weil viele junge Menschen hier keinerlei Perspektive haben. In London geht es vielleicht noch, aber in anderen Teilen Großbritanniens ist die Lage katastrophal.

Das sagen Sie als Anhänger von Labour, der Partei in der Verantwortung in Großbritannien?

Ich bin an keiner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mehr interessiert. Sie wirken nicht realistisch in dem, was sie versprechen oder wofür sie stehen. Was ich sehe, ist eine Ära, die vollständig von Berufspolitikern dominiert wird. Menschen, die ein halbes Jahr bleiben und dann zu lukrativen Beratertätigkeiten wechseln und ein Vermögen verdienen.

Wann begann dieser Verfall des Landes?

Ich glaube, es war ein schleichender Prozess. Das Fundament der britischen Nachkriegsordnung bestand aus einem Gleichgewicht: freie Marktwirtschaft und Sozialdemokratie, die Hand in Hand arbeiteten. Das begann mit Thatcher in Großbritannien und Reagan in Amerika auseinanderzufallen. Wirtschaftlich explodierte die Fusionen-und-Übernahmenkultur, und die Kartellämter wurden in den Hintergrund gedrängt. Es entstand der Unternehmensstaat, dann transnationale Konzerne, die Regierungen über Lobbyisten faktisch übernahmen. Wir haben nun eine Situation, in der Finanzkapital weitgehend unkontrolliert regiert, mit einer massiven Zunahme der Ungleichheit.

Hm, Sie sind kein Optimist, oder?

Doch, in gewisser Weise schon. Ich glaube, dass lokale Gemeinschaften zunehmend Wege finden werden, Bildung und Chancen zu schaffen und Dinge selbst zu organisieren. Dann wird das politische Theater zunehmend irrelevant.

Sie leben in London, Miami und Edinburgh. Welchen Ort würden Sie als Ihr Zuhause bezeichnen? Edinburgh.

Wo wollen Sie dort mal beerdigt werden?

Ach, von mir aus können sie mich nach meinem Tod einfach in die Mülltonne werfen.

Irvine Welsh: Men in Love. Roman. Aus dem Englischen von Stephan Glietsch. Kunstmann Verlag, München 2026. 560 Seiten, 30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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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 dem Drohnen-Vorfall am Flughafen Leipzig haben Spezialisten eine Sprengvorrichtung entschärft. FOTO: HENDRIK SCHMIDT/DPA

„Jedes Wort ein Sprengsatz“ vom 4. September, „Auf die Antwort folgen viele Fragen“ vom 3. September:

Worte können Brücken sein

Der vereitelte Anschlagsversuch in Leipzig hätte Menschenleben gefährden und großen Schaden anrichten können. Ich bin dankbar, dass dies verhindert wurde und unsere Sicherheitsbehörden sorgfältig ermitteln und unser Land schützen.

Als Bürger kann ich die nachrichtendienstlichen Erkenntnisse nicht selbst prüfen; ihre politische Bewertung liegt in der Verantwortung der Bundesregierung. Gerade weil die politische Schuldzuweisung an einen Staat und die daraus folgenden Maßnahmen weitreichende Folgen haben, wünsche ich mir nachvollziehbare und für alle Staaten gleiche rechtsstaatliche Maßstäbe.

Bei Leipzig hat die Bundesregierung Russland nun vor Abschluss des Strafverfahrens politisch verantwortlich gemacht; bei Nord Stream verweist sie trotz der Anklage gegen einen mutmaßlich Beteiligten weiterhin auf das laufende Verfahren, ohne eine staatliche Verantwortung politisch zuzuordnen. Unterschiedliche Sachverhalte können unterschiedliche Entscheidungen rechtfertigen – doch diese Unterschiede sollten verständlich erklärt werden.

Auch Verhältnismäßigkeit und Nachhaltigkeit der Maßnahmen sollten dargelegt werden. Auf die Schließung des Russischen Hauses hat Russland mit der angekündigten Schließung der drei Goethe-Institute reagiert. Welchen konkreten Schutzgewinn bringt die deutsche Maßnahme, welche Folgen hat sie für unsere Interessen und die Bevölkerung und welche diplomatischen Alternativen wurden erwogen?

Angesichts der Reichweite der gemeinsamen Recherche im Artikel und der möglichen Wirkung zugespitzter Überschriften wächst in mir die Sehnsucht nach versöhnenden Stimmen. Von Politik und Medien wünsche ich mir, dass sie Erkenntnisse, Bewertungen und politische Ziele sorgfältig voneinander unterscheiden und mit ihren Worten nicht nur Gefahren benennen, sondern auch Wege zur Verständigung offenhalten.

Ich wünsche mir ein starkes Deutschland, das seine Menschen entschlo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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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ützt, sorgfältig aufklärt und dennoch das Ziel des Friedens immer im Auge behält. Denn jedes Wort kann ein Sprengsatz sein – aber auch der Anfang einer Brücke zum Frieden.

Xaver Halbig, Denkendorf-Bitz

Fehlende Glaubwürdigkeit

Als Reaktion auf den Angriff am Flughafen Leipzig werden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einmal mehr Sanktionen gegen Russland angekündigt.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hat wiederholt – zum Beispiel in seiner Neujahrsansprache, aber auch in einer Regierungserklärung – auf die dringend notwendige Abwehr Deutschlands gegen russische Spionage und Sabotage hingewiesen. Er befindet sich mit dieser Analyse in Übereinstimmung mit den Ausführungen des Präsidenten des Bundesnachrichtendienstes (BND), Martin Jäger, im Bundestag. Allein, wo bleiben die Konsequenzen?

Bis zum heutigen Tag sind alle Geschäfte Russlands mit der EU, die den Atomsektor betreffen, von Sanktionen ausgenommen. Russland liefert bis heute Uran auch nach Deutschland in die Brennelementefabrik ANF in Lingen. Mehr noch: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jüngst eine Kooperation von ANF mit dem russischen Staatsunternehmen Rosatom genehmigt. Danach darf die Brennelementefabrik in Lingen für die Fertigung von Brennelementen russischer Bauart mit einer Lizenz von Rosatom/TVEL umgebaut werden. Noch vor der erteilten Genehmigung haben russische Mitarbeiter in Deutschland Maschinen dafür aufgebaut und ANF-Mitarbeiter geschult. In bestimmten Fällen dürfen sie sogar das Werk betreten.

Wie unter diesen Umständen Sabotage und Spionage verhindert werden sollen, bleibt das Geheimnis von Kanzler Merz und seiner Regierung. In jedem Fall widerspricht das Geschäft mit dem direkt Putin unterstellten Unternehmen Rosatom den öffentlich propagierten Zielen der Bundesregierung. Es geht um nichts weniger als die Glaubwürdigkeit der Regierung Merz im Kontext des Krieges Russlands gegen die Ukraine, in den Rosatom zum Beispiel im besetzten ukrainischen Atomkraftwerk Saporischschja tief verwickelt ist.

Karl Amannsberger, Berlin

Politische Hygiene

Ob die Schließung des Russischen Hauses in der Berliner Friedrichstraße wirklich „feindliche russische Aktivitäten“ in Berlin unterbindet oder einschränkt, darf stark bezweifelt werden angesichts einer (auch räumlich) mächtigen Russischen Botschaft Unter den Linden um die Ecke. Aber angesichts anhaltender russischer Raketenangriffe Tag und Nacht auf Wohnhäuser, Einkaufszentren, Krankenhäuser und Schulen in der Ukraine wie zuletzt in Kiew mit zwölf Todesopfern und zahlreichen Verletzten, darunter auch Kinder, ist die Schließung eines russischen Propagandazentrums im Herzen der deutschen Hauptstadt eine Frage der „politischen Hygiene“. Es wäre geradezu obszön, dieses Haus als „deutsch-sowjetisches Kulturzentrum“ unter diesen Umständen, die

Putin mit einem Federstrich beenden kann, seine Wühlarbeit fortsetzen zu lassen.

Wilfried Mommert, Berlin

99 Jahre später

Ich möchte Ihnen von Herzen danken für Ihre Bemühungen, das „Russische Haus“ in Berlin aus seinem nebulösen Dasein herauszulösen, durch die ich erstmals davon hörte und fassungslos zur Kenntnis nehmen musste, dass dieses, ausgestattet mit einem Mietvertrag über 99 Jahre und von der jährlichen Grundsteuer befreit, seine „Kulturarbeit“ von deutschen Behörden unbehelligt fortsetzen konnte.

Jetzt endlich hat man sich zur Schließung des Hauses entschließen können, an die ich allerdings erst glaube, wenn sie tatsächlich vollzogen wurde. Also danke, dass Sie uns über das Treiben des Russischen Hauses ins Bild gesetzt haben.

Gisela Wuttke, Mü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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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WETTER

HITZETOTE

„Merz macht nix“

„Ist mir heißegal“ vom 5./6. September, „Sommer ohne Erbarmen“ vom 22./23. August „Dürre bei der AfD“ vom 14. August und „Die mit dem Wetter“ 12. August:

Kalt wie eine Hundeschnauze

Danke für den erhellenden Blick nach Frankreich zum Thema Hitzeschutz. Und das dort schon seit 2003, bei uns dagegen als „Jahrhundertsommer“ folgenlos zu den Akten gelegt. Kommt ja so schnell nicht wieder, auch wenn die Forschung das Gegenteil vorhersagt. Es gibt sie also noch, die „fraternité“ in der französischen Gesellschaft und Regierung, mit einem „Journée de solidarité“, einem gestrichenen Feiertag für alle, die Gewinne davon für den Umbau von Schutzräumen in Altenheimen.

Ich schäme mich für die über 16 000 Hitzetoten dieses Glutsommers hierzulande. Und für einen Bundeskanzler, der buchstäblich abtaucht, die Hilferufe der Kommunen abschmetternd. Dieser Kanzler, kalt wie eine Hundeschnauze, sozial desinteressiert, sollte nur noch eins tun: zurücktreten. Sofort.

Dorothee Stromberg, München

Mehr positive Berichterstattung

Ein guter Artikel von Alex Rühle. Aber – ist der Bundeskanzler wirklich an allem schuld? Für die Hitze kann er nun mal wirklich nichts! Ein medienwirksames Auftreten wie das von Gerhard Schröder bei der Überschwemmung, was hätte das geändert? Der globale und individuelle Klimaschutz ist eigentlich ein Thema „der Grünen“, die es in ihrer ursprünglichen Version nicht mehr gibt.

Der Klimaschutz, ein umfassendes politisches Thema, beinhaltet Aufklärung und damit auch, welchen prozentualen informativen Anteil das Klima in den Medien hat, den Städteschutz mit Begrünung, Bewässerung, Trinkbrunnen, Sprinkleranlagen zur Abkühlung, Hitzeschutz der Bevölkerung auch am Arbeitsplatz, nicht nur in Seniorenheimen und in Krankenhäusern, nicht bezahlbare Klimaanlagen, alternative Kältewände/-decken, Vermeidung von fossilen Brennstoffen, Nullenergiehäuser et cetera. Da muss unbedingt etwas getan werden, innenpolitisch und vor allem weltpolitisch.

Aber: Überschriften wie „Ist mir heißegal“ unterstützen unmittelbar vor einer Landtagswahl die AfD. Ist das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Wenn man die SZ liest, kann man sich dieses Eindruckes nicht erwehren.

Dunja Hayali hat im „Heute-Journal“ einen guten Beitrag geleistet, mit Interviews und Informationen über positive Entwicklungen in Dessau und in Sachsen seit der Wende, und welche Alternativen es dort gibt, mit der logischen Schlussfolgerung, dass die AfD tatsächlich keine Alternative für uns ist. Ich wünsche mir mehr von dieser Art der positiven Berichterstattung.

Bernhard Kehrwald, Ingolstadt

Warum handelt der Kanzler nicht?

Danke für den Artikel. Auch Luisa Neubauer hat schon vor ein paar Wochen in die gleiche Kerbe gehauen, völlig zu Recht, Sie beide. Herr Merz, der höchste Diener der Exekutive unseres Deutschlands, beklagt die Faulheit der Deutschen, er beklagt, dass ihm gegenüber Kritik geäußert wird, und reagiert auf den Vorhalt seines Amtseides mit dem Vorwurf, das sei straffällig, und macht Urlaub trotz der Gefahren für Menschenleben, Ernteausfällen und weit höheren Transportkosten wegen der niedrigen Wasserstände, die Handel und Verbraucher tragen müssen. Und das angesichts der drohenden Überflutung von Sachsen-Anhalt mit brauner Soße.

Sein Vorgänger Helmut Schmidt hätte gedacht, geraucht, aber gemacht. Herr Merz raucht nicht, macht nix. Und lässt nicht mal sein Team in Kanzleramt und Partei denken. Er hätte doch nur seinen Kollegen Jens Spahn nach dem Funktionieren von Masseneinkäufen im „Open-House-Verfahren“ fragen lassen müssen, um paar Tausend oder gar mehr freistehende Kühleinrichtungen oder wenigstens Ventilatoren einzukaufen und diese dann an Pflege- und Altersheime ausliefern zu lassen. Tolles Bild: 40 oder mehr THW-Transporter voll mit Kühlaggregaten vor dem Bundeskanzleramt und Herr Merz als Macher. Auch hier: Leere.

Auf das ewige „Könnte, Wollte, Sollte, Würde“ aus Berlin können wir verzichten, es geht um schnelle Problemlösungen hier, um die Zahl der Hitzetoten zu reduzieren, aber auch für die Zukunft: Die Durchsetzung, den Klimawandel zu bremsen, die hybriden Angriffe des Kreml nicht nur zu beklagen, sondern zu verhindern, und so auch durch Taten zu beweisen, dass die Schlafmützen der Merkel- und Scholz-Zeit – was Russland betrifft – der Vergangenheit angehören. Aber offenbar, im Jammer über die Kritik an ihm, hilft er auch noch der AfD, wenn seine CDU den Milliarden-Steuergeld-Verschwender Spahn in den Haushaltsausschuss des Bundestags schiebt und so den Bock zum Gärtner macht.

Ferdinand von Stumm, München

Kaum Empathie

In ihrem Artikel schreiben Sie: „Klimaschutz war und ist keine Priorität des Bundeskanzlers.“ Recht haben Sie! Das Widersprüchliche bei Friedrich Merz ist jedoch, dass er vor circa einem Jahr vor dem Bundestag erklärt hat, dass der Klimaschutz das wichtigste Thema überhaupt sei. Wenig glaubhaft, wenn man, wie er, ein Privatflugzeug besitzt.

Ich glaube nicht, dass unseren Bundeskanzler der Klimawandel überhaupt interessiert. Aus seinem Urlaub zurück, sagte er: „Wir müssen mit dem Klimawandel leben.“ Es sind alleine in Deutschland in den Hitzeperioden dieses Jahres gut 10 000 Menschen gestorben. Ich würde mir wünschen, dass Herr Merz Angehörigen von Hitzetoten mal erklärt, was er damit meint, wenn er sagt: „Wir müssen mit dem Klimawandel leben.“ Die Wahrheit ist, dass die Schwächsten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nämlich viele Kinder und Senioren, am Klimawandel sterben.

Jochen Lenhard, Freising

Deutschland

Berlin	wolkig	25°
Bremen	Schauer	25°
Brocken	wolkig	17°
Dortmund	wolkig	27°
Dresden	wolkig	24°
Düsseldorf	wolkig	27°
Erfurt	wolkig	26°
Essen	wolkig	27°
Feldberg	heiter	18°
Feldberg/Ts.	wolkig	25°
Frankfurt	wolkig	27°
Freiburg	heiter	29°
Freudenstadt	wolkig	25°
Garmisch	heiter	25°
Hamburg	Schauer	24°
Hannover	wolkig	26°
Ingolstadt	heiter	25°
Karlsruhe	wolkig	29°
Kassel	wolkig	26°
Kiel	Schauer	23°
Koblenz	wolkig	29°

Freundlich, aber von Nordwesten Schauer und Ge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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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terlage

Hoher Luftdruck sorgt in Mitteleuropa für größtenteils freundliches Wetter. Gebietsweise erreichen die Temperaturen spätsommerliche Werte von über 25 Grad. Erst gegen Abend lenkt ein Nordmeertief feuchte Luft mit Schauern und Gewittern von der Nordsee in den Nordwesten Deutschlands. Dieses Tief bringt auch in Südskandinavien, in Dänemark und zum Teil auch in den Benelux-Staaten kräftige Regengüsse.

Aussichten

Im Süden löst sich der Frühnebel schnell auf, dann scheint bei geringer Bewölkung die Sonne. Im Osten wechseln sich Sonne und Wolken ab. Im Nordwesten werden die Wolken zahlreicher, und von der Nordsee ziehen im Laufe des Nachmittags und Abends Regengüsse heran. Lokal entladen sich Gewitter. Die Temperaturen steigen auf 20 bis 25, im Westen und Südwesten vereinzelt auf sommerliche 26 bis 31 Grad.

Köln	wolkig	28°
Konstanz	heiter	27°
Leipzig	wolkig	26°
Lindau	heiter	27°
List/Sylt	Gewitter	20°
Lübeck	wolkig	24°
Magdeburg	wolkig	27°
Mannheim	wolkig	28°
München	heiter	25°
Nürnberg	wolkig	26°
Oberstdorf	heiter	25°
Osnabrück	wolkig	27°
Passau	wolkig	25°
Rostock	wolkig	23°
Saarbrücken	wolkig	29°
Schleswig	Gewitter	22°
Schwerin	wolkig	24°
Stuttgart	heiter	29°
Trier	wolkig	31°
Wiesbaden	wolkig	28°
Zugspitze	heiter	9°

Europa

Asien

Amsterdam	Schauer	23°
Athen	Schauer	28°
Barcelona	heiter	30°
Belgrad	wolkig	23°
Bordeaux	sonnig	34°
Brüssel	Schauer	27°
Bukarest	bedeckt	26°
Dublin	Schauer	18°
Dubrovnik	heiter	27°
Helsinki	wolkig	16°
Istanbul	wolkig	23°
Kiew	wolkig	22°
Kopenhagen	Schauer	20°
Lissabon	sonnig	32°
London	Schauer	23°
Madrid	sonnig	37°
Mailand	sonnig	29°
Moskau	wolkig	19°
Nizza	heiter	28°
Paris	heiter	32°
Prag	heiter	23°
Rom	sonnig	31°
Salzburg	heiter	23°
Sofia	wolkig	23°
Stockholm	bedeckt	17°
Venedig	sonnig	27°
Warschau	wolkig	20°
Wien	heiter	24°
Zürich	heiter	27°

Urlaubsorte	Luft	Wasser
Helgoland	20°	18°
Rügen	22°	18°
Sylt	20°	17°
Agadir	39°	21°
Antalya	32°	29°
Heraklion	27°	26°
Malaga	31°	25°
Palermo	28°	30°
Rimini	27°	27°
Tunis	31°	29°
Las Palmas	35°	24°
Zypern	33°	29°
Mallorca	31°	28°

Quelle:www.wetterkontor.de

Weltwetter		heute
Abu Dhabi	heiter	43°
Bangkok	Schauer	27°
Bogota	Schauer	17°
Boston	wolkig	19°
Buenos Aires	wolkig	18°
Chicago	Schauer	27°
Damaskus	sonnig	35°
Delhi	Schauer	33°
Denver	wolkig	21°
Dom. Republik	wolkig	33°
Havanna	Schauer	33°
Hongkong	Schauer	30°
Houston	wolkig	38°
Jakarta	wolkig	29°
Jerusalem	sonnig	30°
Johannesburg	heiter	23°
Kabul	wolkig	29°
Kairo	sonnig	37°
Kuwait	sonnig	43°
La Paz/Bol.	wolkig	17°
Lima	st. bew.	23°
Los Angeles	wolkig	27°
Malediven	Regen	25°
Manila	Schauer	31°
Mekka	wolkig	46°
Mexiko-Stadt	wolkig	21°
Miami	Schauer	35°
Montreal	wolkig	18°
Mumbai	Schauer	29°
Nairobi	wolkig	22°
New York	wolkig	23°
Panama	Regen	27°
Peking	wolkig	30°
Perth	wolkig	25°
Riad	wolkig	42°
Rio de Janeiro	Regen	25°
San Francisco	wolkig	23°
Singapur	wolkig	31°
Sydney	wolkig	28°
Teheran	sonnig	33°
Tel Aviv	sonnig	33°
Tokio	Schauer	25°
Vancouver	Schauer	22°
Washington	wolkig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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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Fakten wird da nicht viel gegeben“

In den USA gehen seit Monaten die Masern um. Nun ist ein Streit über zwei tote Kinder und die Rolle der Gesundheitsbehörden entbrannt. Fragen an den Infektiologen Demetre Daskalakis.

Interview von Christina Berndt

B is Ende August sind in den USA mehr als 3100 Masernfälle offiziell bestätigt worden, es ist der höchste Stand seit mehr als 30 Jahren. Den Behörden in Pennsylvania zufolge sind zwei Kinder an der Virusinfektion gestorben. Die Bundesbehörde CDC will sie aber nicht als Maserntodesfälle führen. Was ist da los? Und was bedeutet das alles für die Gesundheit der US-Amerikaner? Fragen an den Infektiologen Demetre Daskalakis, der mehrere Jahre bei den CDC gearbeitet und im Sommer 2025 unter Protest gekündigt hat.

SZ: Die CDC und die Behörden von Pennsylvania streiten gerade darüber, wie viele Kinder in diesem Jahr in den USA schon an Masern gestorben sind. Was denken Sie?

Demetre Daskalakis: Der Bundesstaat Pennsylvania hat die Fälle geprüft und mitgeteilt, dass es zwei Tote durch Masern gab. Ich denke also, dass zwei die Antwort ist.

Ist es nicht absurd, dass wir bei dieser Frage überhaupt über Glauben und Meinen sprechen? Müssten da nicht Fakten zählen?

Das ist in der Tat seltsam. Aber es passt zu dem, was wir derzeit bei der Führung des Gesundheitswesens in den USA beobachten. Auf Fakten wird da nicht viel gegeben. Dafür gibt es viele Versuche, die Auswirkungen von Krankheiten, die sich eigentlich durch Impfungen und Prävention verhindern ließen, herunterzuspielen. Man muss ja bedenken: Die Todesfälle sind nur das Extrem. In Pennsylvania sind jetzt mehr als 400 Menschen mit Masern infiziert, 83 mussten im Krankenhaus behandelt werden, vor allem von den Kindern werden einige schwere Komplikationen erleben, darunter Lungen- und Gehirnentzündung.

Kennen Sie aus Ihrer Zeit bei den CDC Streit über Zahlen zu Krankheitsfällen? Nein, keineswegs. Ich war Direktor des 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 die Bekämpfung der Masern lag in meinem Verantwortungsbereich. Es war unter früheren Regierungen absolut unüblich, dass Meldungen aus Bundesstaaten nicht anerkannt wurden.

Wie müsste es aus Ihrer Sicht laufen? Es gibt eigentlich standardisierte Prozesse dafür. Wenn es in einem Bundesstaat Fälle oder gar Todesfälle meldepflichtiger Erkrankungen gibt, dann werden diese anhand wissenschaftlich etablierter Falldefinitionen überprüft. Schließlich melden die Gesundheitsbehörden des Bundesstaates die verifizierten Fälle an die CDC, und die nehmen sie in ihre Statistiken auf.

Todesfälle durch Masern gab es in den USA davor zuletzt Anfang 2025 in Texas, da arbeiteten Sie noch bei den CDC, Trump war gerade zum zweiten Mal Präsident geworden, Kennedy Gesundheitsminister. Wie lief es da ab?

Da war noch alles normal. Infolge eines Ausbruchs kam es in Texas kurz nacheinander zu zwei Todesfällen bei Kindern, den ersten seit zehn Jahren in den USA.

Ein Kind in Chicago soll gegen Masern geimpft werden. Doch viele US-Bürger fallen auf Anti-Impf-Desinformation rein und verweigern ihren Kindern den Schutz vor den lebensgefährlichen Erregern. FOTO: ERIN HOOLEY/IMAGO/NEWSCOM WORLD

Texas meldete sie, die CDC überprüften die Angaben, danach veröffentlichten sie die Fälle und schickten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Impfstoffe und Personal los. So gehört sich das auch. Fallzahlen sollten kein Gegenstand öffentlicher Auseinandersetzungen zwischen Behörden sein. Aber heute leugnet die US-Regierung die Maserntodesfälle einfach.

Sie meinen, die CDC müssen tun, was die Regierung vorgibt?

Die CDC scheinen nicht mehr besonders unabhängig zu sein. Wenn man sich vor Augen führt, was mit der letzten CDC-Direktorin Debra Houry passiert ist: Von ihr wurde verlangt, dass sie ohne irgendeine wissenschaftliche Prüfung allem zustimmt, was von der Führung des Gesundheitsministeriums kam. Daraufhin trat sie zurück. Inzwischen greifen die CDC sogar Bundesstaaten wie Pennsylvania in den sozialen Medien politisch an. Das ist keine Behörde mehr, die unvoreingenommen im Sinne der öffentlichen Gesundheit handelt. Stattdessen wird sie als politisches Werkzeug missbraucht.

Wie wirkt sich das auf die Gesundheit der Menschen in den USA aus?

In den letzten Wochen hatten wir einen schwer einzudämmenden Ausbruch einer ernsten Durchfallerkrankung mit dem Namen Cyclosporiasis. Ein Problem war hier, dass die CDC kurz zuvor die bundesweite Überwachung dieser Erkrankung eingestellt hatte. Vor diesem Hintergrund sind öffentliche Streitereien zwischen den Behörden von Staat und Bundesstaaten wirklich das Letzte, was wir brauchen. Die Behörden sollten ihre Kräfte lieber in den Infektionsschutz stecken. Dazu gehört auch eine transparente Überwachung. Denn nur wenn Fälle konsequent gesammelt und veröffentlicht werden, lassen sich Ausbrüche schnell erkennen und eindämmen.

Was bedeutet das alles für die Glaubwürdigkeit der CDC?

Wenn die Behörde als eine Art Werkzeug für einen Minister fungiert, dessen Mission stets darin bestanden hat, das Vertrauen in Impfstoffe zu erschüttern, dann kann man den Informationen aus dieser Behörde kaum noch glauben. Auf dem Höhepunkt der Masernwelle in Texas rief Gesundheitsminister Kennedy nicht etwa zu Impfungen auf, sondern verbreitete bei Fox News die falsche Behauptung, dass die Impfung gegen Masern, Mumps und Röteln mehr Todesfälle fordern würde als die Masern selbst. Dabei ist er Pommes frites. Wenn die CDC der Desinformation durch die Regierung nichts entgegensetzen, wird dies erhebliche Auswirkungen auf die Behörde und ihre Rolle als Stimme der öffentlichen Gesundheit in den USA haben. Umfragen zeigen bereits, dass das Vertrauen in die CDC gesunken ist.

Viele Experten haben inzwischen die Gesundheitsbehörden verlassen, auch Sie. Wäre es nicht besser gewesen, wenn Sie geblieben wären, um dem etwas entgegenzuhalten?

Als Arzt habe ich den hippokratischen Eid abgelegt. Ich hatte das Gefühl, dass ich mich von einer Tätigkeit, mit der ich der Gesundheit der Menschen helfe, hin zu einer Tätigkeit bewege, die ihnen schadet. Damit war für mich die Grenze erreicht. Ich konnte meine Aufgabe nicht mehr verantwortungsvoll erfüllen.

Und jetzt? Was können Sie nun noch gegen die Entwicklung tun?

Ich erhebe jetzt meine Stimme von außen und melde ich mich immer wieder zu Wort. Ich weiß nicht, wie viel dadurch verändert wird, aber zumindest entsteht so eine Dokumentation dessen, was normal ist und was früher funktioniert hat, um die Gesundheit der Menschen zu schützen. Ich bereue meine Entscheidung daher nicht. Für die Gesundheit der Bevölkerung war es die richtige Entscheidung.

Demetre Daskalakis war von 2020 bis 2025 bei den CDC. Heute arbeitet er bei der Wellness Equity Alliance, einer Non-Profit-Organisation, die benachteiligten Menschen zu medizinischer Versorgung verhilft. FOTO: OH

Alle doof, außer mir

Der Dunning-Kruger-Effekt besagt: Je weniger jemand weiß, desto kompetenter schätzt er sich ein. Nun gibt es Zweifel, womöglich sind Experten die größeren Aufschneider.

Was den Zustand der Welt angeht, wirken zwei Ansichten prägend auf das Urteil. Einmal die gefühlte Wahrheit, dass die Zahl der Deppen, Idioten und Rindviecher stetig, wenn nicht gar exponentiell steigt. Dazu flankierend der Eindruck, dass es ausgerechnet die ahnungslosen Personen seien, die in grober Selbstüberschätzung irrste Meinungen kundtun. Dieses (überspitzt dargestellte) Grundgefühl beschleicht vermutlich so gut wie jeden hin und wieder, weil die Deppen: Das sind ja immer die anderen.

Die Sozialpsychologie hat dazu 1999 den passenden Befund geliefert, den Dunning-Kruger-Effekt, der es längst aus den Regalen der akademischen Literatur in den popkulturellen Kanon der Alltagsdiagnosen geschafft hat. Laut der klassischen Studie von David Dunning und Justin Kruger neigen nämlich ausgerechnet jene zur gröbsten Selbstüberschätzung ihrer Leistung, die am schlechtesten abliefern. So weit, so bekannt.

Aber sind es wirklich die Rindviecher, die sich zuverlässig für Einhörner halten? An dieser Stelle wird es kompliziert. Seit bald 25 Jahren wird über den Dunning-Kruger-Effekt debattiert.

Gerade haben Chris Dawson von der Universität Bath und David de Meza von der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eine Arbeit publiziert, welche den Effekt buchstäblich auf den Kopf stellt. Wie sie im Fachjournal Psychological Review berichten, sind es laut ihren Analysen die hochkompetenten Menschen, die zur gröbsten Selbstüberschätzung neigen. Demnach wäre es also genau andersherum als gedacht.

Das Phänomen könnte sich auch mit statistischen Unschärfen erklären lassen

Für die im Dezember 1999 erstmals veröffentlichte Studie von Dunning und Kruger ließen die beiden Psychologen Probanden verschiedene Tests absolvieren, in denen unter anderem logisches Denken abgefragt wurde. Anschließend baten Dunning und Kruger die Teilnehmer um eine Selbsteinschätzung ihrer Leistung. Als sie die Stichprobe in vier Gruppen gemäß ihrer Ergebnisse aufteilten, zeigte sich: Das schlechteste Viertel überschätzte sich am gröbsten, während das beste Viertel sich leicht unterschätzte. Zig Studien lieferten seither vergleichbare Ergebnisse. Ob Schachspieler, angehende Piloten, Schusswaffenbesitzer oder andere Kompetenzbereiche, stets überschätzten sich die schwächsten Teilnehmergruppen am stärksten.

Schon 2002 publizierten Joachim Krueger und Ross Mueller eine Replikation, in der sie zwar ähnliche Ergebnisse erzielten, diese aber anders interpretierten. Hier zeige sich, so das Argument stark vereinfacht, lediglich eine Form des Better-than-Average-Effekts. Diesem zufolge neigen Menschen generell dazu, sich selbst, ihre Eigenschaften und Fähigkeiten als besser als der Durchschnitt einzuschätzen: Die meisten Autofahrer etwa halten sich für besonders gut am Steuer. Ein weiterer Faktor, so Krueger und Mueller damals: die Regression zur Mitte. Probanden neigten in der Regel dazu, ihre Antworten in Richtung der jeweiligen Mitte der Skala anzupassen. Diese Tendenz würde also im unteren Viertel dazu führen, das Können nach oben in Richtung Mitte zu verzerren, während das beste Viertel nach unten korrigiert.

Andere Forscher um Edward Nuhfer von der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publizierten 2016 eine grundsätzliche Kritik an der ursprünglichen Arbeit. Sie argumentierten, der Dunning-Kruger-Effekt komme allein durch statistisches Rauschen zustande. Sie replizierten die ursprünglichen Ergebnisse, indem sie zufällig erzeugte Daten nach der gleichen Methode auswerteten und das gleiche Ergebnis erzielten. Demnach, wieder grob vereinfacht, könnte allein die statistische Analyse das Ergebnis produzieren.

So weit, so verwirrend. Die grundsätzliche menschliche Tendenz, sich eher über- als unterzubewerten (natürlich nicht in jedem Bereich), scheint unstrittig zu sein. Das sehen auch Dawson und de Meza so, die gerade ihre Ergebnisse in Psychological Review veröffentlicht haben. Die beiden Forscher werteten unter anderem Daten von mehr als 4000 Teilnehmern aus, die ein Team um Rachel Jansen 2021 in Nature Human Behaviour publiziert und als Belege für den Dunning-Kruger-Effekt interpretiert hatte. Dawson und de Meza versuchten jene statistischen Probleme zu umgehen, die aus ihrer Sicht in der Vergangenheit aufgetreten sind. Ein Faktor dabei sei schlicht Glück oder Pech: Einzelne Personen könnten gute oder schlechte Tage haben, wenn sie einen Test

Alle sind die besten: Superman-Fans auf den Philippinen. FOTO: AARON FAVIL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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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Ende kommen Dawson und de Meza also in ihrer Auswertung zum Ergebnis, dass sich alle überschätzen, die Highperformer sogar noch etwas mehr als die Nieten. Aber eigentlich geht es ihnen dabei um etwas anderes: Warum neigen Menschen überhaupt so sehr dazu, die eigene Leistung überzubewerten?

Menschen neigen dazu, sich zu überschätzen, bei manchen fällt das aber eher auf

„Selbstüberschätzung ist auffallend verbreitet und oft kostspielig“, sagt der Verhaltensökonom Dawson laut einer Pressemitteilung der Universität Bath. „Sie trägt zu gescheiterten Unternehmen bei, zu übermäßiger Risikobereitschaft und zu schlechten Entscheidungen. Das eigentliche Rätsel ist aber, warum die Evolution sie nicht beseitigt hat.“ Als Erklärung greift das Forscher-Duo in den Werkzeugkasten der Evolutionstheorie und zieht die Theorie der kostspieligen Signale heran. Sich als Super-Top-Checker aufzuführen, kann enorme Kosten nach sich ziehen, und zwar sind diese umso höher, je geringer die tatsächliche Kompetenz ist. Man muss es sich zumindest zum Teil leisten können, sich als Experte darzustellen, um am Ende nicht als absoluter Volldepp dazustehen.

Dass aber auch die wirklichen Experten nicht völlig übertrieben, dafür sorge, so die Argumentation von Dawson und de Meza, die sogenannte Verlustaversion. Diese geht auch auf die Arbeit von Daniel Kahneman und Amos Tversky zurück, wonach Verluste seelisch schwerer wiegen als Gewinne in der gleichen Höhe. Die Peinlichkeit, sich durch Übertreibung zum Affen zu machen, ist schmerzhafter als der mögliche emotionale Gewinn an Reputation durch von Selbstüberschätzung angetriebene Übertreibung. Wer also wirkliches Expertentum aufgebaut hat, lebt die menschliche Eigenart der Selbstüberschätzung zwar eher aus. Die über die Verlustaversion eingebaute Bremse begrenzt aber die Sache, bevor es vollends lächerlich wird.

Also, sind es nun die Dummen, die ihre Dummheit nicht begreifen und angebliche Leistungen übertreiben? Oder doch die Highperformer, die sich noch ein bisschen größer machen, als sie sind? Diese Frage wird die Forschung sicher noch eine ganze Weile beschäftigen. Für alle Laien gilt: Selbstüberschätzung fällt einem erstens meistens stets bei anderen auf. Und zweitens ganz besonders dann, wenn die betreffenden Personen wirklich gar keinen Anlass haben, sich als Durchblicker aufzuführen. Sebastian Herrmann

Nachts Sonne zu verkaufen

Die US-Firma Reflect Orbital will Licht auf die dunkle Seite der Erde bringen. Aber ist es wirklich eine gute Idee, mit 50 000 Spiegeln im All die Nacht auszuleuchten?

Die Idee klingt nach Science-Fiction: Die US-Firma Reflect Orbital will einen Satellitenspiegel in die Erdumlaufbahn schießen, wohl noch in diesem Jahr. Er soll zeigen, ob der Plan der Firma aufgeht, gezielt Sonnenlicht auf die dunkle Seite der Erde zu reflektieren. Etwa fünf Kilometer im Durchmesser soll das vom Spiegel erhellte Gebiet messen und etwa so hell wie bei Vollmond erscheinen. Aber seit das Weltraumbüro der US-Kommunikationsbehörde FCC im Juli diesen ersten Test erlaubt hat, reißt die Kritik an dem Plan nicht ab. Zumal Reflect Orbital im kommenden Jahrzehnt nicht nur den einen, sondern 50 000 derartige Spiegel in die Erdumlaufbahn bringen will.

Damit wollen die Betreiber die Nacht zum Tag machen können. Mögliche Ziele sollen Solarparks, landwirtschaftliche Felder, Baustellen oder Festivals sein. Das Licht eines Spiegels soll es laut Reflect-Orbital-Chef Ben Nowack für etwa 5000 US-Dollar pro Stunde zu kaufen geben. Auch Katastrophengebiete könne man taghell erleuchten, verspricht die Webseite des Unternehmens. Das Projekt ist nicht der erste Versuch, die Nacht aus dem Orbit zu erhellen. Der russische Weltraumspiegel Snamja reflektierte 1993 wenige Minuten lang Sonnenlicht auf die Erde.

In ihrer Begründung der Genehmigung spricht die FCC von „potenziell bahnbrechender Technologie“, deren Erprobung im öffentlichen Interesse sei. Aber wie groß der Nutzen von Reflect Orbitals Satelliten für Photovoltaikanlagen sein wird, ist unklar. Im Prinzip genügen bereits sehr geringe Lichtmengen, um Strom durch die Panels fließen zu lassen. Der Strom etwa aus Mondlicht ist aber nicht verwertbar, weil er nur extrem wenig elektrische Leistung liefert, etwa ein Millionstel im Vergleich zu Sonnenschein – und weit unter dem Eigenverbrauch des Wechselrichters in der Solaranlage läge. Michael Brown, ein Astronom von der Monash University in Australien, sagte der New York Times, dass selbst 87 000 Satelliten höchstens 27 Standorte mit 20 Prozent der Beleuchtungsstärke von Tageslicht versorgen könnten. Das sei keine effiziente Methode, die Energieproduktion zu steigern.

Reflect Orbital verfolgt seinen Plan dennoch weiter. Der Test-Satellit soll Eärendil-1 heißen, nach einer Figur aus dem Herr-der-Ringe-Universum, die in der Fantasy-Geschichte zum hellsten Stern am Himmel wurde. Im Orbit soll er einen quadratischen Spiegel mit 18 Metern Kantenlänge entfalten, der 0,1 Lux Beleuchtungsstärke auf die Erde zurückwirft, also etwa so wie eine mondhelle Nacht. Mit einem einzigen Satelliten kann Reflect Orbital nur etwa fünf Minuten lang Licht auf die Erde schicken.

Doch während die Nützlichkeit der Technologie noch umstritten ist, sind viele Experten bereits in Sorge wegen möglicher negativer Folgen. In einer lichtverschmutzten Stadt etwa mag der zusätzliche Schein eines künstlichen Mondes gar keinen sichtbaren Unterschied machen. Aber für die Natur hätte das womöglich große Auswirkungen, sagt Sibylle Schroer vom Leibniz-Institut für Gewässerökologie und Binnenfischerei in Berlin.

„Das Leben auf der Erde ist an einen Tag-Nacht-Rhythmus evolutionär angepasst“, sagt Schroer. „Die Datenlage ist groß genug, um zu wissen, dass wir Licht nur benutzen sollten, wo es unbedingt nötig ist.“ Bäume an hell erleuchteten Straßen wiesen erhöhte Werte von freien Radikalen in den Blättern auf, was sie schneller altern lässt und anfälliger macht. Künstliches Licht kann Bäume auch abhalten, ihr Laub rechtzeitig abzuwerfen. Und was den Nutzen in der Landwirtschaft angeht, ist Schroer skeptisch. Die Webseite von Reflect Orbital zeigt eine Animation eines beleuchteten Maisfelds unter dem Sternenhimmel. Aber Mais wachse nachts, sagt Schroer, in der Dunkelheit setzt er die Kohlenstoffprodukte aus der Fotosynthese um: „Pflanzen brauchen die Nacht.“

Besonders für nachtaktive Lebewesen könnte der künstliche Mond schädlich sein

Auch um Tiere macht Schroer sich Sorgen. Die Reproduktion ist bei vielen Tieren an Mondphasen gebunden. In der Zucht wird Dauerlicht verwendet, damit Fische sich nicht vermehren und stattdessen mehr Fleisch ansetzen. Schon Straßenbeleuchtung kann laut einer Studie den Hormonhaushalt von Barschen und Rotaugen verändern. Selbst Fadenwürmer in der Erde zeigen verändertes Verhalten, wenn der Boden beleuchtet wird. Und die Reflexion des künstlichen Lichts an der Atmosphäre, der sogenannte Sky Glow, reicht bereits aus, um die Reproduktion von Faltern zu beeinflussen.

Es sei besonders wichtig, die Auswirkungen solcher Tests über einen längeren Zeitraum zu beobachten, sagt Schroer. Einzelne, kleine Folgen für die Natur sind schwer zu messen, aber die insgesamt geringere Resilienz des Ökosystems werde Langzeitauswirkungen haben. Doch ök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die den Spiegel-Test begleiten, fehlten im Moment komplett, sagt Schroer.

Die US-Kommunikationsbehörde betont in ihrer Genehmigung, dass sie lediglich die Funklizenz im Orbit erteile und keine potenziell schädlichen Folgen auf der Erde prüfe. Die Pflicht aller US-Behörden, die Umweltauswirkungen ihrer Entscheidungen abzuwägen, setzt die FCC für Satelliten kategorisch aus. Zudem seien die Schäden, vor denen Gegner warnen, „unwahrscheinlich beim Betrieb eines einzelnen Spiegels“, wie die FCC festhält. Keine US-Behörde hat sich bis jetzt für zuständig befunden, um die Beleuchtung bei Nacht zu genehmigen. Reflect Orbital schlüpft mit seinem Test durch die Lücken in der Gesetzgebung.

Schroer befürchtet, dass die Genehmigung des ersten Orbitalspiegels einen Dammbrucheffekt hat: „Diese neue Technologie lässt all unsere Bemühungen gegen Lichtverschmutzung wirken wie einen Tropfen auf den heißen Stein.“ Ohnehin nimmt die Lichtverschmutzung weltweit stetig zu.

Auch Astronominnen und Astronomen setzen sich für einen dunklen Nachthimmel ein. Spiegel im Orbit überstrahlen weiter entfernte Himmelskörper. Zwar stellt Reflect Orbital in Aussicht, dass Observatorien und geschützte Lebensräume gezielt gemieden werden können. Die Initiative Dark Sky International hat dennoch im August gemeinsam mit Umweltorganisationen einen Antrag bei der FCC eingereicht, die Genehmigung für Reflect Orbital aufzuheben. Theresa Palm

So stellt die US-Firma ihren Satellitenspiegel in einer Animation dar.FOTO: REFLECT ORBITAL

VERANTWORTUNG DER KI-KONZERNE Sie lenken ab von ihrem Versagen

Von Jannis Brühl

Eigentlich ist das Motto des Silicon Valley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also schnell sein und auch mal was zerschlagen. Nun aber sagen drei der wichtigsten Figuren der KI-Branche: Wir müssen langsam machen. Die Entwicklung der mächtigsten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solle gebremst werden, am besten im Gleichschritt der führenden Firmen, erklären Dario Amodei von Anthropic, Sam Altman von Open AI und Elon Musk von Space-X. Auch Google soll interessiert sein. So wollen sie das Chaos kontrollieren, das sie mit ihren riskanten Produkten ausgelöst haben; und offensichtlich eine strenge staatliche Regulierung in den USA verhindern, wie es sie in der EU schon mit dem AI Act gibt. Hintergrund sind die spektakulären Fälle von KI, die sich verselbständigte und auf Hacking-Raubzüge ging.

Zwei Dinge sollte man sich in dieser Aufregung deutlich machen: Erstens fehlen weiter Belege dafür, dass KI ein Bewusstsein hat oder böse Absichten gegen die Menschen entwickelt. Zwar sind Teile der KI-Elite vom Traum angetrieben, eine „Superintelligenz“ zu schaffen. Doch dass die überhaupt technisch möglich ist, bleibt unbewiesen. Innerhalb der Blase der KI-Entwickler wirkt das Denken zunehmend sektenartig. Offensichtlich erzeugt die Arbeit am Traum, eine neue, dem Menschen überlegene „Spezies“ zu erschaffen, eine Form von Gotteskomplex, vor dem die vermeintlichen Götter selbst erschrecken.

Bei aller Science-Fiction-Übertreibung hat – zweitens – ebenjene verantwortungslose Entwicklung der Technologie die Welt unsicher gemacht. Denn wenn die Unternehmen auf der Suche nach der „Superintelligenz“ weiter ihre KIs – ursprünglich für Chatbots entworfen – für Hacking optimieren, können diese schwere Schäden anrichten. Denn die großen Sprachmodelle, die hier am Hacken sind, handeln unvorhersehbar. Das weiß jeder, der schon einmal eine schwachsinnige Antwort von Chat-GPT bekommen hat. Nur dass es beim Thema Cybersicherheit um die Privatsphäre und Infrastruktur von Millionen Menschen geht.

Die Fehler der Unternehmen waren unter anderem im Fall des dramatischen Open-AI-Hacks, dass sie ihre KI nicht wirklich vom Internet abgeschottet hatten. Open AI ließ die Systeme wohl auch tagelang unbeaufsichtigt arbeiten. Damit vernachlässigte das Unternehmen einen Grundsatz, der für KI in sensiblen Bereichen von der Cybersicherheit bis zum Einsatz im Krieg gelten muss: Es braucht den human in the loop – den Menschen, der die Letztverantwortung hat. All das geschah in Testumgebungen, in denen die explizite Anweisung an die KI war, ein möglichst guter Hacker zu werden. Solche Cybersicherheitsexperimente sind verantwortungslos.

Vergangene Woche hat in Warschau eine Demo humanoider Roboter vor unregulierter KI gewarnt. FOTO: S. GAPON/AFP

Einige der Behauptungen der vergangenen Wochen klingen dramatisch, aber wiederholen den alten Fehler, der KI ein quasi-menschliches Bewusstsein und zielgerichtetes Handeln zuzuschreiben. Dazu zählt die Behauptung, die KI hätte aufeinanderfolgende „Zivilisationen“ gegründet, die sich verschworen hätten, um Angriffe zu begehen. Dass KIs bei ihren Hacks tricksen und miteinander kommunizieren, ist keine überraschende menschliche Eigenschaft, die sie entwickelt hätten, um uns zu schaden, sondern gehört zur Funktionsweise der Sprachmodelle.

Auch die Zahlen, die im Umlauf sind, sollte man nicht glauben. Anthropics Chef Amodei erklärte in seinem Aufruf zur Verlangsamung, ein „KI-Schwarm“ könnte in den nächsten sechs bis zwölf Monaten „das gesamte Internet“ übernehmen. Wie das bei einer so dezentralen Struktur wie dem Internet möglich sein soll, erklärte er nicht. Ein Anthropic-Mitarbeiter machte Schlagzeilen mit der Aussage, man schätze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KI die Menschheit auslö-sche, mit zehn Prozent ein. Die Zahlen kommen ohne Belege daher, sie könnten genauso gut gewürfelt sein.

Die Geschichte von der wildgewordenen KI sollte nicht das Versagen der Unternehmen verschlefern: Sie haben die Welt zu schlecht vor ihren Systemen geschützt. Die Verantwortung auf eine angeblich eigenmächtige KI abzuschieben, ist ein Trick. Das wahre Vergehen war nicht die Schöpfung einer neuen Spezies, sondern ein alter Fehler der digital vernetzten Welt: dass sie Cybersicherheit zugunsten schnellen Wachstums und ihrer anstehenden Börsengänge vernachlässigt haben.

Mancher Tankstellenbetreiber kritisiert das Vorgehen der Mineralölkonzerne: „Es wird abkassiert.“
FOTO: BERND FEIL/M.I.S./IMAGO

Drei Euro pro Liter sind möglich

Das befürchtet zumindest der Tankstellenverband. In Deutschland sind Benzin und Diesel schon wieder teurer geworden – und es sieht so aus, als könnte es so weitergehen. Womöglich auch, weil die Preise in den USA derzeit bewusst niedrig gehalten werden.

Von Michael Bauchmüller und Christina Kunkel

Die Benzinpreise in Deutschland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einen neuen Rekord erreicht. Übers Wochenende war der Liter Superbenzin der Sorte E10 so teuer wie noch nie. Im bundesweiten Tagesdurchschnitt kostete ein Liter am Sonntag 2,27 Euro, wie der ADAC am Montag mitteilte. Das waren 1,7 Cent mehr als am Freitag. Diesel legte sogar um 3,5 Cent zu. Ein Liter kostete am Sonntag im Tagesschnitt 2,40 Euro und war damit nur noch 4,3 Cent von seinem Rekord aus dem April entfernt. Auch am Montag sprangen die Preise um 12 Uhr an einigen Tankstellen wieder über die Marke von 2,50 Euro. Die Betreiber dürfen nur zu diesem Zeitpunkt am Tag den Sprit verteuern, danach dürfen die Preise nur noch gesenkt werden.

Die Gründe für die hohen Spritpreise haben sich seit dem Ausbruch des Krieges in Iran nicht geändert. Gibt es im Nahen Osten Vorfälle, durch die wichtige Handelsrouten blockiert werden, treibt das den Ölpreis nach oben. So ist es auch in diesen Tagen. Ein für Montag geplantes Außenministertreffen der Staaten am Persischen Golf in Oman findet nicht statt. Berichten zufolge war eigentlich geplant, dass bei dem Treffen die Regierungen aus Iran und Oman eine Vereinbarung im festgefahrenen Konflikt über die Straße von Hormus vorstellen. Zudem musste der weltgrößte Ölexporteur Saudi-Arabien nach Drohnenangriffen am Wochenende eine wichtige Pipeline abschalten.

Der Ölpreis stieg daraufhin an. Ein Barrel (159 Liter) der Nordseesorte Brent verteuerte sich am Montag um 3,1 Prozent auf 107,84 Dollar. Diese Preiserhöhungen geben die Mineralölkonzerne direkt weiter – zulasten der Autofahrer. Und es gibt bereits Stimmen, die warnen, dass es bald noch teurer werden könnte. „Wir werden uns damit auseinandersetzen müssen, dass wir Spritpreise um drei Euro bekommen“, sagte Herbert Rabl vom Tankstellen-Interessenverband (TIV) der Rheinischen Post. Er kritisierte zudem das Vorgehen der Mineralölkonzerne. „Es wird abkassiert. Und auch die Tankstellenbetreiber leiden unter den hohen Preisen.“

Zwar seien die Blockade der Straße von Hormus und der Konflikt mit der Huthi-Miliz um die Meerenge Bab al-Mandab ein Problem. Der Anteil des Öls hierzulande aus der Golfregion sei jedoch vergleichsweise gering. „Da in den USA die Spritpreise gerade niedrig gehalten werden, müssen die Konzerne woanders das Geld verdienen“, erklärte Rabl, „und das ist bei uns, das ist in Europa.“ Der ADAC sieht dagegen „keine Anhaltspunkte dafür, dass Diesel im Tagesdurchschnitt die Marke von drei Euro je Liter erreichen wird. Dafür müsste es auf den internationalen Ölmärkten zu einer nochmals deutlich stärkeren Preissteigerung kommen“. Ein neuer Höchststand bei Diesel sei aber nicht ausgeschlossen, heißt es vom Automobilclub, wenn sich die geopolitische Lage weiter verschärfe.

Eine Übergewinnsteuer für Mineralölkonzerne? Da ist die Regierung uneins

Klar ist also: Ein schnelles Ende der hohen Benzinpreise ist derzeit nicht in Sicht. Das wirft erneut Fragen auf, ob und wie die Bundesregierung eingreifen sollte, um Unternehmen und Bürger zu entlasten. Der Tankrabatt, durch den der Sprit für zwei Monate rund 17 Cent pro Liter günstiger wurde, ist Ende Juli ausgelaufen. Seitdem gibt es keine weiteren Maßnahmen mehr.

Forderungen kommen nun vor allem aus dem Lager der Wahlkämpfer. Mecklenburg-Vorpommerns Ministerpräsidentin Manuela Schwesig (SPD) etwa, die kommenden Sonntag ihr Amt verteidigen will, tritt für einen Spritpreisdeckel nach Luxemburger Vorbild ein. Es dürfe nicht sein, dass Mineralölkonzerne ihre Gewinne auf Kosten der Bevölkerung steigern, findet Schwesig. In Luxemburg wird vom dortigen Wirtschaftsministerium in regelmäßigen Abständen nach einer vorab festgelegten Formel ein Höchstpreis für Benzin und Diesel errechnet. Allerdings fließt in die Formel auch der jeweilige Rohölpreis ein. Anders, als das Wort „Deckel“ suggeriert, könnten Spritpreise also dennoch steigen.

Bundes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wiederum arbeitet an einer Übergewinnsteuer, wie sie auch die Grünen verlangen. Dafür wirbt er in der EU. Nötig sei ein „EU-weites Rahmenwerk zur Besteuerung von Zufallsgewinnen“, schrieb er schon im August gemeinsam mit fünf europäischen Ministerkollegen. Daheim allerdings ist seine Kollegin Katherine Reiche, die Wirtschaftsministerin von der CDU, strikt gegen jegliche Eingriffe in den Markt. Viele führende Ökonominnen und Ökonomen weiß sie dabei hinter sich. Es sei schwierig, „die Grenze zwischen einem hohen Gewinn und einem Übergewinn zu ziehen“, sagt auch Andreas Mundt, der Präsident des Bundeskartellamts.

Ohnehin sind die Spielräume des Bundes mittlerweile ausgereizt – zumal, wenn es um sichtbare Entlastungen geht. Als im Frühjahr, unmittelbar nach Beginn des aktuellen Konflikts, die Preise schon einmal hochschossen, änderte die Regierung die Vorgaben für Preisänderungen. Seither gilt die 12-Uhr-Regel. Auch der ADAC hat Zweifel, dass dies die Preise nachhaltig gesenkt hat.

Mehrfach wurden zuletzt auch die Kompetenzen des Bundeskartellamts ausgeweitet, damit es mehr Einblicke in die Kalkulationen der Mineralölkonzerne bekommt. Derzeit untersuchen die Wettbewerbshüter eingehend die Preisbildung auf Ebene der Raffinerien, und ob deren Preise die Kosten „in unangemessener Weise überschreiten“. Doch bis da ein Ergebnis feststeht, kann es dauern.

Für einen Spritpreisdeckel schließlich fehlen derzeit jegliche gesetzliche Grundlagen, und die Einführung einer Übergewinnsteuer wirft schwierige verfassungsrechtliche Fragen auf. Von den unterschiedlichen Auffassungen innerhalb der Koalition mal ganz abgesehen – und die ist nach ihrer letzten Intervention ohnehin ein gebranntes Kind. Mehr als 1,6 Milliarden Euro ohnehin knapper Haushaltsmittel etwa dürfte der Tankrabatt im Mai und Juni gekostet haben. Bewirkt hat er nur eine vorübergehende Linderung. 2,10 Euro kostete der Liter Super Ende April, kurz vor Inkrafttreten des Rabatts. Vorige Woche waren es 2,25 Euro – und das war noch vor der Zuspitzung des Konflikts.

Mehr Innovation, weniger Modelle

Die IG Metall fordert von den Autobauern einen Kurswechsel: Die Personalkosten seien nicht der Grund für die aktuelle Krise.

München – Jens Schäfer arbeitet seit 35 Jahren beim Autozulieferer ZF in Hannover, inzwischen ist er dort Chef des Betriebsrats. In seinem Konzern sollen, wie vielerorts in der größten deutschen Industriebranche, viele Arbeitsplätze wegfallen. „Die Stimmung in der Belegschaft ist von großer Wut geprägt“, sagt Schäfer an diesem Montagmorgen. „Die Kollegen können die Sprüche nicht mehr hören, sie würden nicht genug arbeiten. Wir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viel für die Aktionäre verdient.“

Die IG Metall macht diese Stimmung bei ZF und anderswo nun stärker öffentlich – und stemmt sich gegen weitere Einschnitte. Unter dem Motto „Zukunft statt Kahlschlag“ gibt es am 21. September, also in einer Woche, einen Aktionstag an mehr als 200 Orten. Die Gewerkschaft möchte dabei mehr als 100 000 Menschen auf die Straße bringen. „Wir erleben momentan einen beispiellosen Angriff auf die Beschäftigten in der Automobilindustrie“, klagt IG-Metall-Chefin Christiane Benner. Etwa durch Stellenabbau, Aufweichung des Acht-Stunden-Tags und Forderungen wie bei Mercedes, die 35-Stunden-Woche abzuschaffen. „Das muss aufhören“, sagt Benner kämpferisch.

Auch die Gewerkschaft sieht, dass die Autohersteller in der Krise stecken, weil sie etwa deutlich weniger Fahrzeuge auf einstigen Boommärkten wie China verkaufen. Aber sie wehrt sich dagegen, das vor allem auf hohe Lohnkosten in Deutschland zu schieben und mit einem Jobkahlschlag zu beantworten. Die Lohnkosten machten nur rund zehn Prozent aus, rechnet Betriebsrat Schäfer vor. „Die Löhne sind nicht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das Problem“. Die Arbeitnehmer hätten bereits in Betrieben auf Lohn verzichtet und Einsparungen von mehreren Milliarden Euro beigesteuert, rechnet Gewerkschaftsvorsitzende Benner vor.

Die wesentlichen Ursachen der Krise seien andere: Verschärfter Wettbewerb durch chinesische Hersteller, Donald Trumps Zölle, verschleppte Investitionen in Deutschland und generell falsche Entscheidungen der Vorstandsetagen. „Von Verzicht des Managements höre ich aber wenig“, sagt Benner.

Die Forderungen der Gewerkschaft für die Tarifrunde sind noch offen

Die Chefin der größten Gewerkschaft der freien Welt ruft die deutschen Autobosse zu einem Kurswechsel auf: „Die technologische Führungsrolle ist abhandengekommen“. Die deutschen Bosse investierten seit vier Jahren mehr im Ausland als im Inland. „Wir brauchen Investitionen in deutsche Standorte, im Zweifel zulasten von Dividenden“. Die mangelnden Investitionen seien ein Grund, warum die deutschen Hersteller die technologische Führungsrolle verloren hätten. Ein anderer Grund: „Wir müssen stärker innovieren“.

Und die Kosten? Die Gewerkschaft sei dabei, wenn es darum gehe, Kosten zu senken. Benner stört sich aber daran, dass die Auto-Vorstände vor allem an die Personalkosten denken. Sie sollten andere Bereiche in den Blick nehmen, an denen sich Kosten senken lassen, etwa, in dem sie die große Zahl der Modelle reduzieren. „Dann können sie gleiche Teile häufiger verwenden und so Synergien schaffen, und schon steigen die Gewinnmargen wieder“. Benner hält zudem die Strategie verschiedener deutscher Hersteller für gescheitert, vor allem auf Luxusautos zu setzen. Die Konzerne müssten mehr Autos für den Massenmarkt produzieren.

Die kämpferische Haltung der Gewerkschaft und ihr Aktionstag kommen direkt vor den Gehaltsverhandlungen in der Metall- und Elektroindustrie, zu der die Autobranche zählt. Die IG Metall will kommende Woche ihre Lohnforderung verkünden.

Dabei ist die Lage in der gesamten Metall- und Elektroindustrie sehr unterschiedlich: Während die Autobranche in der Krise steckt, verdienen Rüstungshersteller, Luft- und Raumfahrt, Medizintechniker und andere Betriebe sehr gut. Jeder dritte Beschäftigte in der Industrie fordert deshalb in einer Befragung der IG Metall eine kräftige Lohnerhöhung, jeder zweite immerhin eine moderate. Nur eine kleine Lohnerhöhung oder gar Verzicht wünschen sich die wenigsten.

Deutliche Kostenerhöhungen durch die Tarifrunde könnten die Probleme der

Autohersteller jedoch vergrößern. Deshalb schlagen mehrere Spitzengewerkschafter vor, dass gut verdienende Betriebe ab einer gewissen Gewinnschwelle automatisch einen Gehaltsaufschlag zahlen sollen. Das würde es der IG Metall erleichtern, für die gesamte Industrie eine eher moderate Lohnerhöhung zu vereinbaren, die etwa Autofirmen hilft, bei denen es nicht so gut läuft.

IG-Metall-Chefin Christiane Benner klagt über die deutschen Automobilkonzerne: „Die technologische Führungsrolle ist abhandengekommen.“ FOTO: FRIEDRICH BUNGERT

Die Personalkosten zu reduzieren, löst die Probleme der Autobranche aber nicht, sagt der zweite IG-Metall-Vorsitzende Jürgen Kerner. Die Gewerkschaft fordert nicht nur mehr Investitionen und Innovationen der Unternehmen, sondern auch mehr Hilfe von der Politik. Etwa durch Vorgaben, Autos zu bestimmten Anteilen lokal zu produzieren, sowohl was die Endmontage angeht als auch die gelieferten Teile. Die Brüsseler Kommission hat dazu Pläne vorgelegt. Die Bundesregierung soll sich klar dafür positionieren, fordert Kerner. Außerdem müssten die europäischen Zölle auf chinesische Autos auf Plug-in-Hybride ausgeweitet werden. Chinas Hersteller setzten auf diese Modelle, um die Zölle auf reine E-Autos zu umgehen. Kerner verlangt zudem, den Kaufs von Elektroautos und die Produktion von Batterien für Elektroautos stärker zu fördern.

Jens Schäfer, der Betriebsrat von ZF Hannover, bereitet sich schon auf die Proteste kommende Woche vor. Werde etwa die 35-Stunden-Woche abgeschafft, bedeute das für seinen Betrieb 400 Jobs weniger und 14 Prozent weniger Gehalt. Das will Schäfer auf keinen Fall hinnehmen: „Wir werden geschlossen am Aktionstag teilnehmen!“ Alexander Hagelüken

Von Gunnar Herrmann

Viele Deutsche haben über die vergangenen Jahrzehnte am Kapitalmarkt investiert. In der Serie „SZ-Depotcheck“ schauen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und Experten gemeinsam auf die Depots von Leserinnen und Lesern – und beantworten deren Fragen zum eigenen Depot. Diesmal geht es um Alexander, der darüber nachdenkt, wie er mit geerbtem Gold am besten fürs Alter vorsorgen kann.

SZ-DEPOTCHECK

Mein Depot und ich

Name: Alexander
Alter: 50 Jahre
Wohnort: Berlin
Beruf: Fotograf
Größe des Depots: gut 1000 Euro, dazu kommen etwa 150 000 Euro Gold in einem Bankschließfach

„Für meine private Altersvorsorge habe ich bislang drei Lebensversicherungen abgeschlossen, alle über relativ geringe Summen. Zusammen wären sie im Moment etwa 50 000 Euro wert. Eine der Lebensversicherungen ist ein Riester-Vertrag, den habe ich Ende 2024 stillgelegt, die anderen beiden Kapitallebensversicherungen bespare ich noch. Außerdem zahle ich als Selbständiger in die Künstlersozialkasse ein, also in die gesetzliche Rente. Wie hoch die genau sein wird, weiß ich nicht. Irgendwann habe ich gemerkt, ich muss mehr machen. Zugegebenermaßen recht spät – als Kreativer ist man oft in seiner ganz eigenen Welt und denkt nicht an die ferne Zukunft.

Die Vermögenswerte im Portfolio

Die Länder im Vanguard FTSE AW ETF Anteil in Prozent

SZ-Grafik: juho; Quelle: LSEG

USA	62,6
Japan	5,9
Großbritannien	3,6
China	3,2
Kanada	2,5
Frankreich	2,4
Deutschland	2,4
Schweiz	2,2
Indien	2,2
Taiwan	1,9

SZ-Grafik: juho; Quelle: Parqet

Wie lässt sich ein Goldvermögen clever umschichten?

Alexander hat von seinem Vater überraschend eine Menge Edelmetall geerbt. Das sollte ihm Sicherheit fürs Alter bieten.

Aber der Preis schwankt – darum sucht er nach anderen Anlagemöglichkeiten.

Bei mir war der Tod meines Vaters im Jahr 2023 der Auslöser. Er hatte mir was hinterlassen, etwa 100 000 Euro in Gold zum damaligen Zeitpunkt. Das war völlig überraschend, ich kam mir vor wie Indiana Jones, der einen Schatz barg. Und dann stieg auch noch der Goldpreis so wahnsinnig.

Meine Eltern haben sich getrennt, als ich neun war. Danach bezog meine Mutter Sozialhilfe. Wir hatten zwar ein schönes Haus, aber waren trotzdem arm. Ich würde nicht sagen, dass ich dadurch gelernt habe, mit Geld umzugehen. Ich bin aber, glaube ich, sehr vorsichtig geworden, was das Geldausgeben angeht. Die Angst vor Armut hat mich jahrzehntelang begleitet. Sicherheit hat mir vor allem mein Beruf gegeben. Ich weiß, was ich kann, und dass ich damit Geld verdienen kann.

Als Selbständiger habe ich gelernt, dass man einen Puffer braucht. Mein Ziel war immer, ein bis zwei Jahre über die Runden kommen zu können, auch wenn es mit der Selbständigkeit mal nicht so gut läuft. Deshalb hatte ich immer ein Tagesgeldkonto mit etwa 50 000 Euro. Das habe ich inzwischen nicht mehr, da ich ja nun das Gold geerbt habe. Allerdings habe ich gemerkt, dass jetzt mein Girokonto manchmal ins Minus rutscht. Das ist mir, als ich noch den Puffer auf dem Tagesgeldkonto hatte, jahrelang nicht mehr passiert.

Jetzt ist es etwas umständlich, weil ich erst Gold verkaufen muss, wenn ich schnell aus meinen Rücklagen etwas brauche. Nach dem Erbe habe ich mir einige Sachen gegönnt: Ein neues Auto gekauft, die Wohnung verschönert, ins Büro investiert. Das war mit dem Erbe gut möglich, auch weil der Goldpreis so irre gestiegen war.

Aber ich will nicht alles ausgeben, ein Teil des Vermögens soll meine Altersvorsorge sein. Da habe ich in diesem Jahr gesehen, dass ich mich auf Gold allein nicht verlassen sollte. Nach dem Tod meines Vaters ist der Goldpreis erst mal nur gestiegen, aber dann stürzte er mit Beginn des Iran-Krieges erheblich ab – da wurde mir klar, dass ich noch was anderes machen muss.

Das Gold liegt im Moment bei der Bank, es dürfte so etwa 150 000 Euro wert sein. Aber ich möchte es längerfristig anlegen. Darum habe ich mir vor ein paar Monaten das Depot bei Trade Republic angelegt. Das erschien mir als einfachste Lösung. Momentan habe ich dort einen Sparplan mit 500 Euro im Monat laufen. Den habe ich erst kürzlich aufgestockt, davor waren es monatlich 100 Euro. Früher habe ich mich nie mit Aktien beschäftigt, das schien mir immer zu kompliziert, ich hatte auch Angst vor Verlusten, insbesondere nach der Finanzkrise 2008. Den ETF in meinem Depot habe ich im Internet gefunden. Ich habe mir die Entwicklung der vergangenen Jahre angesehen und der erschien mir solide.

Was Geldanlage betrifft, bin ich konservativ und möchte keine großen Risiken eingehen. Aber ein bisschen Rendite wäre schon gut, so vier Prozent im Jahr, oder auch fünf oder sechs – da bin ich durch die starke Entwicklung beim Goldpreis vielleicht ein bisschen verwöhnt.“

Die Analyse der SZ

Auffällig an diesem Depot ist zunächst natürlich der große Goldanteil, der den Aktienanteil deutlich übersteigt. Alexanders Aktien-Portfolio besteht nur aus einem einzigen ETF, der auf dem FTSE All-World-Index basiert. Dieser Fonds investiert in Aktien auf der ganzen Welt, in Industrie und Schwellenländern. Ein großes Gewicht liegt auf Nordamerika, wo etwa 65 Prozent des Kapitals angelegt wird, gefolgt von Asien (knapp 17 Prozent) und Europa (gut 15 Prozent). Das zeigen die Auswertungen des Portfoliounternehmens Parqet, die die SZ nutzt. Bei Parqet können Leserinnen und Leser ihr Depot hochladen und sich aufschlüsseln lassen. Aufgeschlüsselt nach Branchen investiert der ETF gut ein Viertel des Kapitals in IT-Unternehmen, Schwerpunkte sind außerdem Finanzdienstleistungen (etwa 16 Prozent), Gebrauchtgüter und Industrie (jeweils etwa 13 Prozent). Etwa vier Prozent werden in kleinere und mittlere Unternehmen angelegt. Alexander hat sich hier für ein gängiges Standardprodukt entschieden: Der FTSE All World ist bei vielen ETF-Sparern populär, weil er die Anlagen global streut und damit Risiken in einzelnen Ländern oder Sektoren minimiert.

Da Alexander erst vor Kurzem angefangen hat, Geld in Aktien anzulegen, lässt sich über die Wertentwicklung des ETFs in seinem Depot nicht viel sagen. Profitieren konnte er allerdings stark vom deutlichen Anstieg des Goldpreise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Meine Frage an den Experten

„Wie kann ich das Goldvermögen clever umschichten, damit ich eine solide Altersvorsorge aufbaue und gleichzeitig einen Puffer bilde, mit dem ich mir auch einmal etwas gönnen kann?“

Der Blick des Profis

Jonas Völker war 25 Jahre Investmentmanager in Europa und den Golfstaaten, unter anderem beim Staatsfonds von Oman. Nun berät er als Gründer von „What.Finance?“ bei Nürnberg zur Geldanlage. Er ist Honorarberater mit Insead MBA.

„Zuerst sollte Alexander den Puffer wieder aufbauen, indem er von dem Gold etwas verkauft, und mindestens sechs bis zwölf Monate seiner Lebenshaltungskosten liquide und ohne Schwankungen auf einem Tagesgeldkonto hält. Dieser Grundbaustein der persönlichen Finanzen sollte immer sichergestellt sein, bevor man mit dem Anlegen anfängt.

Alexander hat schon richtig erkannt: Auf Gold allein kann man sich dabei nicht verlassen, vor allem da der Goldpreis so stark schwankt wie Aktien, manchmal sogar noch mehr. Vielen ist das nicht bewusst, da Gold oft als ein 'sicherer Hafen' wahrgenommen wird. Außerdem hat Gold keine laufende Rendite wie Aktien oder Immobilien, sondern 'liegt nur herum' und stellt eine Wette dar, dass in Zukunft jemand mehr dafür zahlen wird. Aus diesem Grund ist es keine gute alleinige Anlage, stattdessen sollte breit gestreut in ETFs angelegt werden.

Vier bis sechs Prozent Rendite erscheinen dabei nicht 'verwöhnt', sondern sind mit einem Zeithorizont von zehn Jahren eine realistische Erwartung, auch mit einem konservativen Portfolio. Wobei dies bei der Altersvorsorge nicht Festgeld oder Sparbuch bedeutet, deren Rendite oft nicht einmal die Inflation ausgleicht, sondern Aktien und Anleihen. Für Alexander wären circa 50 Prozent Aktien, 40 Prozent Anleihen und zehn Prozent Gold zu empfehlen. So würde er konservativ anlegen, und könnte sich aus dem Anleihenanteil ohne Verlustrisiko auch mal etwas gönnen.

Für den Aktienanteil ist der FTSE All-World ETF in der Tat solide, es gibt allerdings seit Kurzem einen besseren, den FTSE Global All-Cap, der auch kleinere Unternehmen enthält und günstiger ist. Die Entwicklung der vergangenen Jahre ist hierbei allerdings kein relevanter Maßstab, weil sie nichts über die Zukunft aussagt. Stattdessen machen ihn die breite, weltweite Diversifizierung und geringe Kosten zu einem guten Basis-Investment.

Für den Anleihenanteil wählt Alexander am besten einen ETF mit kurz laufenden Staatsanleihen in Euro (zum Beispiel „EUR Eurozone Government 1-3 Year Bond“), um die Schwankungen und Währungsrisiken in diesem Sicherheitsbaustein zu minimieren. Weitere ETF braucht er nicht, um für einen kreativen Künstler die Anlage nicht unnötig kompliziert zu machen.

Er sollte seinen erhöhten Sparplan bis zur Rente weiterführen, um Vermögen aufzubauen. Denn trotz aller Indiana-Jones-Goldgräber-Stimmung, mit unbekannter Rente und insgesamt 200 000 Euro als Altersvorsorge allein kann man über 30 oder mehr Jahre Rentenzeit noch keine großen Sprünge machen.

Den Riester-Vertrag sollte Alexander in 2027 prüfen lassen, um ihn eventuell in ein Altersvorsorgedepot umzuwandeln. Wenn die Kapitallebensversicherungen vor 2005 abgeschlossen wurden und noch einen akzeptablen Garantiezins haben, sollten sie beitragsfrei gestellt werden und können weiterlaufen. Neuere Versicherungen, vor allem ab 2012, sollten häufig gekündigt werden, weil sie meist hohe Kosten und sehr niedrige Renditen haben, und dadurch die Altersvorsorge kaputt machen. Bei der Künstlersozialkasse kann Alexander kurz den aktuellen Stand mit einer Hochrechnung der erwarteten Rentenhöhe anfordern, damit er einen Eindruck bekommt.“

Experten fordern: Europa darf bei KI nicht den Anschluss verlieren

In einem Strategiepapier erklären frühere Politiker und Ökonomen, was zu tun ist, damit nicht nur China und die USA übe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estimmen.

München – Die Erkenntnis ist nicht neu, die Dringlichkeit und Eile aber, mit der eine unabhängige Initiative aus Politik, Wissenschaft und Wirtschaft fordert, Europa dürfe bei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nicht weiter in die Abhängigkeit abgleiten, hat eine neue Qualität.

200 Seiten stark ist das Strategiepapier – und es wurde von zahlreichen Schwer- gewichten erarbeitet. Margrethe Vestager ist dabei, die frühere Vizepräsidentin der EU-Kommission. Leo Varadkar, der ehemalige irische Regierungschef. Außerdem die Ökonomin Monika Schnitzer, Vorsitzende der „Wirtschaftsweisen“, sowie der Chef des Münchner Ifo-Instituts, Clemens Fuest, daneben der renommierte KI-Wissenschaftler Yoshua Bengio und einige andere. Sie schlagen in einer Art Weckruf mit teils dramatischen Worten eine Reihe von konkreten Maßnahmen vor.

Ihr Ziel: Europa in einer von KI dominierten Welt davor zu bewahren, auf vielen ökonomisch wichtigen Feldern von China oder den USA abhängig zu sein, oder, vielleicht noch schlimmer: von einzelnen KIFirmen.

Ein naheliegender Gedanke dabei wäre, eigene europäische KI-Modelle der Spitzenklasse zu fördern, sogenannte Frontier-Modelle wie Chat-GPT von Open AI oder Claude von Anthropic. Das schließen die Mitwirkenden an dem Strategiepapier zwar nicht aus. Der dafür nötige Aufwand von geschätzt 800 Milliarden Euro sei aber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gigantisch und daher kaum realistisch. „Wenn es zutrifft, dass private und/oder öffentliche Investoren dazu nicht bereit sind, dann sollten wir andere Fähigkeiten, die wir in Europa haben oder aufbauen können und wollen, einsetzen, um den Zugang zu verhandeln“, sagt Ifo-Chef Clemens Fuest, einer der Mitwirkenden.

Frankreich, Deutschland und die Niederlande könnten eine Schlüsselposition einnehmen

Wenn nämlich das Projekt eines eigenen großen Modells scheitere, heißt es in dem Papier, das der SZ vorab vorlag, „hätte Europa noch immer kein eigenes Frontier-Modell, aber viel Geld und Aufmerksamkeit verschwendet für eine verlorene Wette“. Denn die Gefahr sei groß, dass die gängigen Frontier-Modelle dann transformativees Potenzial entwickelt haben. Sobald dies aber geschehen sei, sei es auch zu spät, noch zu handeln: „Wenn Europa nicht aufwacht, wird es keine wirksame Kontrolle über die Auswirkungen der wichtigsten Technologie für die Zukunft der Menschheit auf seine Bürger haben“, heißt es in dem Strategiepapier.

Eine besondere Rolle schreiben die Autorinnen und Autoren deshalb Frankreich, Deutschland und den Niederlanden zu. Diese Länder vor allem verfügten über Technologie, die sich in Verhandlungen darüber als Argument nutzen ließe, dass Europa gesicherten Zugang zu Frontier-Modellen erhält. Die drei Staaten sollten bis Ende dieses Jahres eine strategische Allianz schließen, um die KI-Lieferkette abzusichern. Das Papier nennt dabei explizit ASML, den niederländischen Hersteller von Maschinen zur Chipherstellung, sowie die deutschen Firmen Zeiss (Optik) und Trumpf (Laser). Ohne diese Unternehmen können modernste Chips, wie sie für KI gebraucht werden, nicht produziert werden.

Sich mit Druckmitteln wie diesen und eigenen Anstrengungen beim Bau von Rechenzentren einen stabilen Zugang zu bereits existierenden Frontier-Modellen zu sichern, das halten die Autorinnen und Autoren des Strategiepapiers für die erheblich vielversprechendere Möglichkeit als ein eigenes großes Modell.

Warum aber eigentlich die Eile und die besondere Dringlichkeit? Die Experten rechnen angesichts der besonders schnellen Entwicklung der fortgeschrittenen KI-Modelle damit, dass es schon in wenigen Jahren von entscheidender wirtschaftlicher Bedeutung sein wird, leistungsfähige KI-Technologien in Wirtschaft und Verwaltung zu nutzen. Aber auch, um sich auf mögliche Gefahren durch staatliche oder kriminelle Akteure besser vorzubereiten.

Das Zeitfenster, um zu handeln, schließe sich aber schnell, heißt es in dem Papier. KI-Rechenzentren müssten daher beson-

ders beschleunigt gebaut werden. Entsprechende Projekte sollten mit hoher Dringlichkeit genehmigt werden. Um die Akzeptanz durch die Bürger zu erhöhen, sollten mögliche höhere Strompreise durch Abgaben der Rechenzentren-Betreiber ausgeglichen werden. Bis 2030 müsse Europa dabei auf einen Anteil von 15 Prozent an den KI-Rechenkapazitäten weltweit kommen. Das entspräche einer Leistung von 45 Gigawatt.

Derzeit beträgt die KI-Rechenkapazität in der EU nur zwei Gigawatt. Das sei nur dreimal so viel, wie ein einziges neues Rechenzentrum leisten werde, das gerade in Malaysia gebaut wird. Deutschland als stärkster Wirtschaftsnation der EU kommt dabei eine führende Aufgabe zu. Das Land liefere hoch spezialisierte Bauteile für die Halbleiterbranche. Die sollten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n europäischen Partnern geschützt und der Umgang damit koordiniert werden. Deutschland biete sich auch als wichtiger Standort für KI-Rechenzentren an, etwa in aufgelassenen Industrieanlagen. Die weitgehend gut ausgebaute Stromversorgung und das Windkraftpotenzial im Norden des Landes begünstige das.

Die Richtung stimmt, die Größenordnung noch nicht. Das KI-Rechenzentrum der Schwarz-Gruppe im brandenburgischen Lübbenau wird zunächst eine Anschlussleistung von 200 Megawatt haben. FOTO: FRANK HAMMERSCHMIDT/DPA

Binnen sechs Monaten sollten mögliche Standorte für Rechenzentren mit mehr als 100 Megawatt Leistung identifiziert und ihr Bau beschleunigt werden. Hinzu komme Deutschlands starkes Fundament bei Industrie und Robotik. Firmen wie Dürr, Agile Robots, Franka oder Neura Robotics seien ein strategischer Vorteil. Die Europäer müssten aber noch besser darin werden, Roboter mit integrierter allgemeiner KI zu entwickeln. Ifo-Chef Fuest hofft, „dass die Dramatik der Lage von den Entscheidungsträgern verstanden und entsprechend gehandelt wird“. Dabei müsse man nicht warten, bis auf EU-Ebene Entscheidungen fallen, so Fuest, eine „Allianz der willigen Mitgliedstaaten“ reiche aus. Eines vor allem aber ist für die Autorinnen und Autoren des Strategiepapiers klar: Ein Vorgehen nach dem Prinzip „Schauen wir mal und sehen dann“ gehe völlig an der Sache vorbei. Helmut Martin-Jung

Benkos Geld-Staubsauger

Der R+V-Konzern soll an fragwürdigen Finanzkonstruktionen im Imperium des Investors beteiligt gewesen sein – so sehen das zumindest Insolvenzverwalter. Sie wollen nun das Geld der Gläubiger zurück.

Der österreichische Immobilien-Unternehmer René Benko sitzt seit Januar 2025 in Haft.
FOTO: MICHAELA STACHE/REUTERS

Von Herbert Fromme, Michael Kläsgen und Uwe Ritzer

Das Benko-Desaster erreicht zunehmend deutsche Versicherungskonzerne.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liegt die Klage einer Kanzlei vor, die den Insolvenzverwalter der Signa Prime Capital Invest GmbH (SPCI) vertritt. Die SPCI ist eine der vielen insolventen Gesellschaften aus dem untergegangenen Reich René Benkos. Darin werden schwere Vorwürfe gegen den Wiesbadener Versicherungskonzern R+V erhoben, der zur Finanzgruppe der Volks- und Raiffeisenbanken gehört. Nach Darstellung des Klägers soll die R+V aktiv und zum eigenen Vorteil am Aufbau einer fragwürdigen Finanzkonstruktion mitgewirkt haben.

Es geht in dem speziellen Fall um etwa 100 Millionen Euro, plus Zinsen wären es wesentlich mehr. Zudem musste R+V wie andere Versicherer schon Millionen an Geld von Versicherten abschreiben, weil sie in Benko-Firmen investiert hatte, die pleitegingen. Im Mittelpunkt der Klage steht der sogenannte Staubsauger. Der Begriff beschreibt bildlich, wie Geld von der Muttergesellschaft Signa Prime Selection AG (SPS) aus einer anderen Signa-Gesellschaft aufgesaugt wurde. Die SPS war eine zentrale Immobiliengesellschaft im Benko-Imperium mit prachtvollen Bauten auch in Deutschland (KaDeWe, Alte Akademie, Alsterhaus) – und benötigte Liquidität.

Weitere Klagen seien in Vorbereitung, sagt der Anwalt des Insolvenzvertreters

Der Kläger wirft der R+V vor, die 100-Millionen-Zahlung absichtlich getarnt zu haben. Das Geld floss woandershin, sollte aber bei der SPS landen. Jetzt ist das Geld weg, weil die SPS insolvent ist. Der Insolvenzverwalter will es sich nun von der R+V holen. Denn sie habe die Konstruktion mit geschaffen und getragen. Doch warum sollte die R+V das tun? Der Vorwurf lautet: Der Versicherer soll über eine Ring-Finanzierung davon profitiert haben – über Dividenden und die Auszahlung von Genussrechten. Das funktionierte, weil die R+V zu diesem Zeitpunkt Aktionärin und Genussrechteinhaberin der SPS war. Genussrechte sind nichts anderes als eine Geldanlage: Der Investor gibt Geld und erwartet dafür Zinsen oder andere Zahlungen.

Der Versicherer bestätigte auf Anfrage, das fragliche Investment getätigt zu haben. Es habe sich jedoch um ein „marktübliches Vorgehen“ gehandelt, bei dem alle regulatorischen Anforderungen berücksichtigt worden seien. Der Konzern zeigte sich „überzeugt, dass die Klage keine Aussicht auf Erfolg haben wird“.

Die Klage richtet sich gegen die R+V Lebensversicherung und vier weitere, kleinere Gesellschaften aus dem Konzern. „Weitere Klagen gegen andere deutsche Versicherungskonzerne sind in Vorbereitung“, sagt Christoph Lindinger, Rechtsanwalt der Kanzlei Schönherr in Wien, die den Insolvenzverwalter vertritt. Wie die SZ aus vertraulichen Gesprächen erfuhr, erwarten auch Manager anderer Versicherer in Deutschland Klagen.

Öffentlich bekannt als Genussrechtsinhaber der SPS sind die Versicherungskonzerne Continentale, Gothaer, die jetzt Barmenia Gothaer heißt, Volkswohl Bund, Die Bayerische und Signal Iduna. Neben der R+V ist nur die LVM aus Münster sowohl als Aktionärin als auch als Genussrechteinhaberin bekannt. Dazu will sich Lindinger nicht äußern.

Laut Finanzaufsicht Bafin trifft die Benko-Pleite 46 deutsche Versicherer. Ihre Gesamtinvestitionen im Benko-Imperium haben, so Branchenkreise, rund drei Milliarden Euro erreicht. Allein die R+V-Gruppe hat sich mit rund einer Milliarde Euro auf den Immobilieninvestor Benko eingelassen.

Dass die Vertreter der Wiener Insolvenzverwalter selbstbewusst auftreten, könnte damit zusammenhängen, dass sie mit einem Prozesskostenfinanzierer zusammenarbeiten. Solche Unternehmen prüfen die Erfolgsaussichten von Klagen, finanzieren die Kosten und erhalten einen Teil der eingeklagten Summen. Das reduziert das Risiko für die Kläger erheblich.

Unabhängig vom Ausgang des Verfahrens wirft die Klage ein Schlaglicht auf das Risikoverständnis der R+V, eines der größten deutschen Versicherungskonzerne.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fragte bei der Finanzaufsicht Bafin nach, wie die Finanzstruktur aufsichtsrechtlich einzuordnen sei. Die Bafin stellt in ihrer Antwort zwar nicht fest, dass sie unzulässig gewesen sei. Sie wies aber darauf hin, dass eine solche Struktur das Risiko für die R+V deutlich erhöhen könne und dann mehr Eigenmittel sowie ein angemessenes Risikomanagement erforderlich sein könnten.

Bemerkenswert ist außerdem, dass zum Zeitpunkt der Investition kein aktueller, öffentlich zugänglicher Konzernabschluss der maßgeblichen Signa-Gesellschaften vorlag. Für Investoren war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des weitverzweigten Unternehmensgeflechts deshalb schwer einzuschätzen. Die R+V investierte dennoch – mit Geld, das Versicherte für die Altersvorsorge eingezahlt hatten.

Deutsche Versicherer erlitten in der Finanzkrise 2008/2009 erhebliche Verluste aus Kapitalanlagen und Beteiligungen. Bezogen auf den Fall R+V legen die Erfahrungen aus dieser Krise nahe, dass die formale Sicherheit eines Investments nicht automatisch das gesamte wirtschaftliche Risiko einer Anlage abbildet.

Das Investment, um das es in der aktuellen Klage geht, tätigte R+V im Jahr 2020. Die R+V Lebensversicherung hatte damals schon viel Geld in Benkos SPS investiert. Sie war Aktionärin und hielt Genussrechte im Nominalwert von 160 Millionen Euro. Diese waren laut Klageschrift nicht durch Immobilien abgesichert, was Risiken für R+V mit sich brachte.

Im Februar 2020 wollte R+V der SPS weitere 98 Millionen zur Verfügung stellen. Diesmal sollte das Geld aber nicht als Kredit ohne jegliche Sicherheit direkt an SPS fließen. Stattdessen kam eine Zwischengesellschaft ins Spiel, nach Darstellung des Klägers auf Initiative und mit maßgeblicher Mitwirkung der R+V: die SPS-Tochter Georg-Coch-Platz Immobilien GmbH & GmbH OG, kurz GCP OG.

Ein 120 Jahre altes Jugendstilgebäude als Pfand

Diese Immobilienprojekt-Gesellschaft ist Eigentümerin des 120 Jahre alten denkmalgeschützten Jugendstilgebäudes Postsparkasse am Georg-Coch-Platz, heute ein Wissenschaftszentrum. Die wertvolle Immobilie sollte als Pfand dienen, auf das die R+V im Notfall zurückgreifen kann.

Aus Sicht des Klägers ist die Finanzierung auf dem Papier jedoch anders dargestellt worden, als sie faktisch war. Es sei eine Ring-Finanzierung erstellt worden. Die R+V bestreitet das, bestätigte aber, Geld von Versicherten in eine Namensschuldverschreibung (NSV) investiert zu haben, die mit einer Hypothek auf diese Liegenschaft abgesichert war. Eine NSV bedeutet nichts anderes als: Du schuldest uns Geld und zahlst uns dafür Zinsen. Der Kläger behauptet, dank der NSV habe es nun so ausgesehen, als bestehe eine besicherte Finanzierung über die GCP OG.

Insgesamt seien nicht nur 98 Millionen Euro von Wiesbaden nach Wien geflossen, sondern 250 Millionen Euro. Die GCP OG habe jedoch nur 152 Millionen Euro benötigt. Die restlichen 98 Millionen Euro sollen direkt an die SPS weitergeleitet worden sein – über ein sogenanntes Up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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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n, Signa-intern auch „Staubsauger“ genannt. Ziel sei gewesen, die Liquidität der SPS zu stärken, auch zum Nutzen der R+V selbst, die Aktionärin und Genussrechtsinhaberin der SPS war.

Aufsichtsrechtlich könnten noch die Konditionen des 98-Millionen-Euro-Darlehens wichtig werden. R+V hält sie für „marktüblich“, der Kläger nicht. Die SPS soll das Geld zu einem Zinssatz von 2,5 Prozent erhalten haben, mit einer Laufzeit von 99 Jahren und ohne laufende Tilgungen. Dank dieser Finanzspritze habe SPS Zahlungen an Investoren wie die R+V leisten können.

So sei ein Kreislauf, eine Ring-Finanzierung, entstanden, der R+V genutzt habe. Die Versicherung erhielt Zinsen aus der neuen mit einer Immobilie abgesicherten Geldanlage und konnte zugleich aus Zahlungen aus ihren alten Genussrechten sowie auf Dividenden bei der SPS hoffen. Das sei aus Sicht des Klägers der Grund gewesen, warum die R+V aktiv das umstrittene Finanzkonstrukt mitentwickelt habe. „Was sicher nicht geht, ist ein Geld-Ringelspiel in Gang zu setzen“, sagt Anwalt Lindinger. Er hält das Konstrukt für „rechtswidrig“. Allein aus den Genussrechten seien 2020 etwa 21 Millionen Euro Zinsen fällig gewesen.

Ob die Finanzierung unzulässig war und ob R+V oder einzelne Verantwortliche dafür haften müssen, werden Gerichte entscheiden. Konstruktionen, die ähnlich wie Benkos Staubsauger funktionieren, werden auch von Immobilieninvestoren in Deutschland genutzt.

Die Bafin sieht aktuell keine Verstöße gegen Vorschriften zur Kapitalanlage

Die Bafin erklärte, dass Versicherer wie die R+V, die unter das EU-Regelwerk Solvency II fallen, grundsätzlich auch unbesicherte Darlehen vergeben dürfen. Die Sicherheit einer solchen Anlage werde auf Ebene des gesamten Anlageportfolios beurteilt. Den Vorwurf, die R+V habe Vorschriften zur Kapitalanlage umgangen, sieht die Bafin nicht bestätigt.

Allerdings ist die Rechtslage in Österreich deutlich strenger. „Möglicherweise haben die Kapitalanleger der R+V schlicht nicht gewusst, dass in Wien andere Regeln gelten“, sagte ein Versicherungsmanager, der den Fall gut kennt. Das ist ein schwacher Trost für die R+V-Kunden, deren Altersvorsorge darunter leidet, dass ihr Versicherer möglicherweise weitere Millionensummen für die Benko-Pleite zahlen muss.

Die Klage richtet sich auch gegen den Österreicher Christoph S. Er leitete damals gleichzeitig die SPCI, gehörte dem Vorstand der SPS an und führte die Geschäfte der GCP OG. In weiteren mehr als 100 Signa-Gesellschaften soll er zudem Führungsfunktionen innegehabt haben. Der Kläger schließt daraus, dass er den Gesamtplan hinter der Finanzstruktur gekannt haben m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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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Energiekonzern schrumpft

Uniper trennt sich von einer Pipeline, die einst russisches Gas transportierte. Die Firma hat schon diverse Geschäfte verkauft – aber nicht freiwillig.

Düsseldorf – Der Opal ist ein Edelstein, zugleich ist es die Abkürzung für eine wichtige Gaspipeline. Die verläuft über 470 Kilometer von der deutschen Ostseeküste nach Tschechien. Früher hat die Röhre russisches Erdgas von der Ostseepipeline Nord Stream aufgenommen, künftig soll sie klimafreundlichen Wasserstoff transportieren. Deutschlands größter Gasimporteur Uniper hielt lange Zeit eine Beteiligung in Höhe von 20 Prozent an Opal. Doch am Montag verkündeten die Düsseldorfer, das Paket an den französischen Finanzinvestor Hy24 zu verkaufen. Der ist auf Investments in die Wasserstoffbranche spezialisiert.

Das Geschäft reiht sich in eine ganze Liste von Verkäufen ein. Diese sind erzwungen: Vor vier Jahren musste die Bundesregierung Uniper mit Milliardenhilfen vor der Pleite retten, nachdem Russland seine Gaslieferungen gestoppt hatte. Die Wettbewerbshüter der EU-Kommission billigten das nur unter der Bedingung, dass sich der Energiekonzern bis Ende 2026 von einigen Sparten und Töchtern trennt.

Die Regierung hält seit der Rettung gut 99 Prozent der Aktien, will Uniper aber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wieder privatisieren. Investoren oder Rivalen sollen Aktienpakete erwerben, auch ein Börsengang ist möglich. Allerdings ist das Unterneh-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men heute deutlich kleiner als vor der Verstaatlichung. So verkaufte Uniper wegen der EU-Auflagen vor einem Jahr Datteln 4, eines der modernsten Steinkohlekraftwerke der Welt, an einen Schweizer Rohstoffhändler. Die Anlage im Ruhrgebiet liefert einen beträchtlichen Teil des Stroms für die Deutsche Bahn.

Kurz zuvor hatte Uniper sein mehr als 750 Kilometer langes Fernwärmenetz im Ruhrgebiet an den Essener Rivalen Steag Iqony abgegeben. Schon vorher verkauft wurden das Stromgeschäft in Nordamerika, das Geschäft mit Schiffstreibstoffen im Mittleren Osten, ein Gaskraftwerk in Ungarn sowie Beteiligungen an einer anderen Gaspipeline und an einem lettischen Gasversorger.

Auf der Liste der Kommission, was bis Jahresende rausmuss, stehen noch Unipers Heliumgeschäft sowie die russische Tochter Unipro. Der Verkaufsprozess für den Heliumhandel begann im Januar. Knifflig sieht es bei Unipro aus. Die Tochter betreibt nach früheren Angaben mit 4300 Beschäftigten fünf Gas- und Kohlekraftwerke in Russland.

Doch die dortige Regierung stellte Unipro vor drei Jahren unter staatliche Verwaltung; Uniper hat keine Kontrolle mehr über die Firma und wurde de facto entschädigungslos enteignet. Die EU-Kommission wird prüfen müssen, ob dieser Zustand als Erfüllung der Trennungsauflagen gilt.

Da das Unternehmen schrumpft, fallen auch Arbeitsplätze in der Zentrale weg. Vorstandschef Michael Lewis will bis zu 775 Jobs sozialverträglich abbauen, das Programm startete vor einem Jahr. Inzwischen hat der Konzern nur noch 7000 Beschäftigte weltweit.

Uniper ist aber weiterhin größter Gas- importeur und -speicherbetreiber der Republik. Daneben gehören den Düsseldorfern Steinkohle- und Gaskraftwerke in Deutschland, den Niederlanden und Großbritannien. In Deutschland und Schweden verfügt der Konzern zudem über Wasserkraftwerke, in Schweden ist Uniper an den drei Kernkraftwerken des Landes beteiligt. Bei der Kohle will Lewis aussteigen. Stattdessen möchte der britische Manager bis 2030 fast 1,5 Milliarden Euro in Wasserkraft, Wind- und Solarparks sowie mehr als 2,5 Milliarden Euro in Gaskraftwerke investieren.

So beteiligt sich das Düsseldorfer Unternehmen bei den Ausschreibungen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solche Kraftwerke. Die Betreiber sollen Geld dafür kassieren, diese vorzuhalten für Stunden, in denen Wind und Sonne nicht genug Strom erzeugen. Björn Finke

Angst vor einer Stornierungswelle

Mit Verweis auf das Wahlergebnis werden bereits erste Reisen nach Sachsen-Anhalt abgesagt. Das verunsichert Hoteliers – ebenso wie die „patriotischen Tourismuskonzepte“ der AfD.

Von Sonja Salzburger

In nur wenigen deutschen Bundesländern gibt es so viel auf engem Raum zu sehen wie in Sachsen-Anhalt: beeindruckende Natur im Nationalpark Harz, die Fachwerkstädte Wernigerode und Quedlinburg, die Lutherstadt Wittenberg oder das Bauhaus, um nur ein paar Beispiele zu nennen. Doch nachdem die AfD bei der Landtagswahl die mit großem Abstand stärkste Kraft geworden ist, fragen sich manche potenziellen Gäste, ob sie das Bundesland künftig noch besuchen woll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lag die Übernachtungszahl in Hotels und anderen Herbergen in Sachsen-Anhalt deutlich über der Acht-Millionen-Marke, wobei der überwiegende Teil der Touristen aus dem Inland kam und im Schnitt 2,4 Tage blieb. Im vergangenen Jahr erzielte die Branche einen Gesamtumsatz von rund 3,6 Milliarden Euro.

Die AfD will einen „Stolz-Pass“ einführen

Bei einer aktuellen Umfrage des Meinungsforschungsinstituts Yougov im Auftrag der katholischen Nachrichtenagentur KNA erklärten 32 Prozent der Befragten, sich nach dem AfD-Wahlerfolg nun weniger gut vorstellen zu können, in Sachsen-Anhalt Urlaub zu machen. In der Tourismusbranche wächst die Sorge vor möglichen Folgen. Laut Michael Schmidt, Präsident des Deutschen Hotel- und Gaststättenverbandes (Dehoga) in Sachsen-Anhalt, berichten bereits erste Betriebe von Gästen, die ihre Reisen mit Verweis auf das Wahlergebnis aus Protest absagen. „Es ist noch keine Stornierungswelle – das möchte ich betonen“, sagt Schmidt. „Aber diese Rückmeldungen lassen uns aufhorchen.“ Der Dehoga-Präsident hofft, dass nun schnell eine neue handlungsfähige

Regierung gebildet wird, damit sein Verband wisse, mit wem er es zu tun habe. Er habe sich ein anderes Wahlergebnis gewünscht, räumt er ein und bleibt gleichzeitig pragmatisch: „Wir müssen versuchen, auch mit einer AfD-Regierung das Beste rauszuholen.“

Ängste gibt es einige, beispielsweise davor, dass die AfD sowohl Gäste als auch Fachkräfte abschrecken könnte. In der Hotellerie und Gastronomie seien alle Gäste willkommen, unabhängig davon, aus welchem Land sie kommen und welcher Partei sie nahestehen, betont Schmidt. In kaum einer Branche arbeiten so viele Menschen mit ausländischen Wurzeln wie in der Gastronomie. Im Jahr 2024 hatte nach den aktuellsten Zahlen, die das Statistische Bundesamt bislang dazu veröffentlicht hat,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Köche eine Einwanderungsgeschichte. Bei den Servicekräften lag der Anteil bei 45 Prozent. Zum Vergleich: In der Gesamtwirtschaft hat nur rund jeder vierte Beschäftigte einen Migrationshintergrund. „Gerade bei der Fachkräftesicherung sind wir auf Zuzug angewiesen“, sagt der Dehoga-Präsident von Sachsen-Anhalt.

Davon ist Martin Schulze ebenfalls überzeugt. „Tourismus braucht gelebte Gastfreundschaft und Weltoffenheit“, sagt der Geschäftsführer des Tourismusverbandes Sachsen-Anhalt. Ihn und seine Kollegen hätten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auch besorgte Anfragen von potenziellen Gästen erreicht. Einige wollten wissen, ob sie Sachsen-Anhalt künftig noch bereisen könnten. Ob daraus tatsächlich Stornierungen entstehen, lasse sich allerdings erst anhand der Stornoquoten beurteilen, die noch nicht vorlägen, sagt Schulze. Er selbst habe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viele Betriebe besucht. Die Stimmung sei oft gedrückt gewesen und viele Mitarbeiter verunsichert. „Die fragen sich, wie lange sie hier noch tätig sein können“, berichtet er. Dabei sei ihre

Wernigerode im Harz gehört zu den touristischen Höhepunkten in Sachsen-Anhalt.
FOTO: MATTHIAS BEIN/DPA

Arbeitskraft in der extrem personalintensiven Branche, die sich gleichzeitig nicht durch besonders hohe Löhne auszeichne, unverzichtbar. „Ich sehe kein Konzept, wie es ohne Zuwanderung gehen soll“, sagt Schulze.

Die Pläne der AfD stehen dazu in einem deutlichen Kontrast. In ihrem Regierungsprogramm verspricht die Partei „neue patriotische Tourismuskonzepte“. Wie genau die aussehen sollen, bleibt eher vage. Explizit erwähnt wird, dass Familien mit mindestens einem Kind mit dem soge-

Media Frankfurt nannten Stolz-Pass freien Eintritt zu Burgen, Schlössern und Museen bekommen sollen. Und dass der Tourismus eine Bleibeperspektive für einheimische Fachkräfte biete. Zusätzlich finden sich Ansätze für neue Marketingideen. Das Bauhaus bei der Vermarktung des Bundeslandes nach vorn zu stellen, wie es im aktuellen Tourismusmarketing von Sachsen-Anhalt geschieht, kritisiert die Partei. Nach Ansicht der AfD war „gerade die Bauhaus-Architekturschule immer bestrebt, jedes Anzeichen von nationaler Verwurzelung zu vermeiden“, heißt es dazu im Regierungsprogramm. Schulze vom Tourismusverband kann darüber nur den Kopf schütteln.

„Wir können auf keinen Fall auf das Bauhaus verzichten“, erklärt er. „Eine solche Ikone in Sachsen-Anhalt zu haben, ist ein großes Glück.“ Sachsen-Anhalt habe seiner Ansicht nach nicht viele Objekte, die so viele internationale Gäste anziehen.

Gerne würde die Partei die aktuelle Imagekampagne #moderndenken, bei der das Bauhaus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t, durch #deutschdenken ablösen. Ihr Ziel: „Die schönsten Beispiele deutscher Geschichte, die Sachsen-Anhalt zu bieten hat, verknüpfen und selbstbewusst herausstellen.“ Dazu gehören nach Ansicht der AfD Heinrich I. und Otto I., Martin Luther, Otto von Bismarck, Friedrich Nietzsche sowie die Merseburger Zaubersprüche.

Für viele Touristen ist Sachsen-Anhalt allenfalls ein Ziel für Kurzurlaube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hatte es zudem immer wieder Diskussionen über eine „Straße des Deutschen Reiches“ gegeben. Die AfD-Fraktion hatte diese Idee in den Landtag eingebracht, um die in ihren Augen bedeutendsten historischen Orte miteinander zu verbinden. Im aktuellen Programm findet sich diese Idee nicht. Martin Schulze ist von ihr auch wenig begeistert. „Ich sehe den Markt dafür einfach nicht“, sagt er. Er wünscht sich, dass man Tourismus ideologiefrei anhand von Zahlen, Daten und Fakten entwickelt. Diese finden sich im Wahlprogramm kaum, wohl aber ein negatives Urteil über den Status quo des Tourismus in Sachsen-Anhalt. Die AfD attestiert ihm eine Stagnation. Das kann Schulze in Teilen sogar nachvollziehen: „In den amtlichen Übernachtungsstatistiken liegen wir seit drei Jahren ungefähr auf demselben Niveau“, räumt er ein. Trotzdem habe sich seiner Ansicht nach in jüngster Vergangenheit einiges getan. Die Qualitätswahrnehmung habe sich verbessert, zudem sei die touristische Infrastruktur ausgebaut worden – wovon auch die Einheimischen profitierten. Dass sich das noch nicht in höheren Besucherzahlen niederschlage, liege an der schwierigen wirtschaftlichen Lage und der niedrigen Kaufkraft.

Ein Aufenthalt in Sachsen-Anhalt sei für viele die Zweit- oder Dritturlaubsreise und ein Ziel für Kurzurlaube. Daran werde zuerst gespart. Schulze ist überzeugt: „Wenn die Krisen nachlassen, können wir unsere Stärken wieder besser ausspielen. Dann werden auch die Zahlen nach oben gehen.“ Offen bleibt, ob Reisende, die von einer AfD-Regierung abgeschreckt werden, das auch so s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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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o Boss wird britisch

Der Einzelhändler Frasers will die Kontrolle über die Modemarke. Jetzt geht der Chef des Aufsichtsrats, der versuchte, die Übernahme zu verhindern.

München – Es war von Anfang alles andere als eine gute Beziehung: Der Chef des Aufsichtsrats der schwäbischen Modefirma Hugo Boss, Stephan Sturm, sah den britischen Einzelhändler Frasers und dessen Vorgehen immer kritisch. Die geplante Übernahme des Modeunternehmens aus Metzingen durch die Engländer unterstützte er nicht, im Gegenteil, er wollte sie verhindern. Kein Wunder, dass der britische Milliardär Mike Ashley, der hinter Frasers steht, Sturm öffentlich immer wieder kritisierte.

Nun sind die Fronten klar: Sturm beugt sich dem Druck und gibt sein Amt bei Hugo Boss auf, spätestens zum 15. Oktober, wie das Unternehmen am Montag mitteilte. Damit macht er den Weg für die Engländer endgültig frei.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jüngsten Veränderungen in der Aktionärssstruktur des Unternehmens bin ich überzeugt, dass nun der richtige Zeitpunkt für einen geordneten Übergang im Aufsichtsratsvorsitz ist“, teilte Sturm mit, der seit gut einem Jahr bei Hugo Boss war, zuvor führte er sechs Jahre lang den Gesundheitskonzern Fresenius. Frasers hatte im Juni überraschend ein Übernahmeangebot für Hugo Boss abgegeben, der Schritt war damals mit den Deutschen nicht abgesprochen. Inzwischen halten die Briten etwa 48 Prozent der Aktien und haben angekündigt, weitere Anteile zu kaufen, um über 50 Prozent zu kommen. In einer Hauptversammlung hätten sie aber bereits jetzt eine Mehrheit, weil nie alle Aktionäre anwesend sind. Frasers-Vorstandschef Michael Murray sitzt bereits im Aufsichtsrat von Hugo Boss und könnte den Vorsitz übernehmen, als Nachfolger von Sturm.

„Be your own Boss“, heißt der Werbeslogan der Modemarke

Der Großaktionär könnte dann weitgehend durchregieren, ohne weitere Störungen. Den frei werdenden Platz als Aufsichtsrat soll der Jurist Robert Palmer einnehmen, teilten die Briten mit. Er wä- re dann der zweite Frasers-Vertreter im Aufsichtsgremium. Er muss dann zunächst vom Amtsgericht bestellt werden.

Hugo Boss feierte zuletzt sein 100-jähriges Bestehen und ist die einzige große Modefirma aus Deutschland von Weltrang. Boss (Slogan: „Be your own Boss“) mit zuletzt 4,3 Milliarden Euro Jahresumsatz und rund 17 500 Mitarbeitenden ist weltweit eine bekannte Marke. Die Anfänge gehen auf das Jahr 1924 zurück, damals stellte die Familie Boss im schwäbischen Metzingen zuerst Berufsbekleidung her. Während der Nazi-Zeit produzierte Boss auch Uniformen und beschäftigte Zwangsarbeiter. Heute lebt das Unternehmen von hochpreisiger Mode für Herren, aber auch für Frauen, die weltweit erhältlich ist. Groß geworden ist die Firma vor allem mit Herrenanzügen.

Nun ist die Unabhängigkeit endgültig in Gefahr. Bislang war es durchaus das Ziel des Boss-Chefs Daniel Grieder, 65, Hugo Boss als unabhängiges börsennotiertes Unternehmen zu erhalten. Der Schweizer kam 2021 von Tommy Hilfiger zu Hugo Boss, damals war Boss in der Krise. Grieder wolle den „Staub auf der Marke wegblasen“. Zu seinem Start sagte er im SZ-Interview: „Es ist nicht meine Aufgabe, die Marke für einen Verkauf hübsch zu machen. Wir wollen nicht verkaufen, wir wollen kaufen.“

Nun kommt es wohl anders. Die Frasers-Gruppe mit Hauptsitz im mittelenglischen Shirebrook ist vor allem ein Textilien-, Schuh- und Sporthändler, unter anderem gehört Sports Direct dazu, aber auch der Londoner Herrenausstatter Gieves & Hawkes oder Sportmarken wie Slazenger. Firmeneigentümer Ashley ist dafür bekannt, Beteiligungen und Einfluss an Unternehmen aufzubauen und dann mitzuregieren.

Wie geht es jetzt weiter? Die Londoner Times hatte noch Ende Juli berichtet, dass Frasers-Chef Murray künftiger Vorstandschef von Boss werden könnte. So soll die Kontrolle auf das deutsche Unternehmen erhöht werden. Nun könnte er die Spitze des Aufsichtsrats übernehmen und von dort aus mitregieren. Der Vertrag von Grieder läuft noch bis Ende 2028. Er hatte gerade eine neue Strategie eingeleitet, unter dem Slogan „Claim 5 Touchdown“. Damit soll Effizienz und Profitabilität erhöht werden, die Umsetzung läuft. Caspar Busse

Weltweit präsent: ein Geschäft von Hugo Boss in Kuala Lumpur. FOTO: ROMASET/IMAGO

EIN VERLAGSSPEZIAL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DEMOKRATIE GESTALTEN

Demokratie ist mehr als nur das Kreuz auf dem Wahlzettel. Sie ist eine Lebens- und Gesellschaftsform, die auch schon Kinder erleben und gestalten können – durch Mitbestimmung im Alltag oder auf einer Demonstration. Foto istockphoto.com | sibway

WER SCHWEIGT ZUERST?

Sie werden beleidigt, bedroht und Opfer gezielter Kampagnen. Digitale Gewalt trifft längst nicht mehr nur prominente Politiker, sondern auch Kommunalpolitiker und Engagierte. Das kann dazu führen, dass sie vorsichtiger sprechen, sich aus Debatten zurückziehen oder ihr Engagement ganz aufgeben. Für die Demokratie wird das zum Problem.

VON MICHAEL HASENPUSCH

Demo in Wien für eine Ärztin, die sich 2022 nach Anfeindungen im Netz das Leben nahm: Opfer digitaler Gewalt sind mehrheitlich Frauen. Foto picture alliance / GEORG HOCHMUTH / APA / picturedesk.com | GEORG HOCHMUTH

ie Demokratie stirbt in der Stille“ – so ließe sich das Motto einer großen amerikanischen Tageszeitung abwandeln. Denn der Rückzug aus der öffentlichen Debatte beginnt oft leise. Ein Kommentar auf der Plattform X bleibt ungeschrieben,

ein umstrittenes Thema wird auf Facebook nicht mehr angesprochen und das eigene Profil auf „privat“ gestellt. Man meldet sich immer seltener zu Wort und verstummt womöglich irgendwann ganz.

Una Titz, die bei der Amadeu Antonio Stiftung den Bereich „Digitale Demokratiegefährdung“ leitet, beobachtet solche Entwicklungen seit einiger Zeit verstärkt. „Bei uns melden sich zunehmend politisch Engagierte, zivilgesellschaftliche Organisationen und Menschen, die beruflich Öffentlichkeit herstellen.“ Viele berichteten, dass die ständigen Angriffe ihre Kräfte aufzehrten und beeinflussten, ob und wie sie sich noch öffentlich äußern.

Besonders drastisch ist Doxing: Dabei werden private Informationen über Wohnorte, Angehörige oder das Umfeld der Kinder veröffentlicht. „Damit soll signalisiert werden: „Wir wissen, wo du und deine Familie zu finden seid“, sagt Titz. Die Stiftung vermittelt Wissen zum digitalen Selbstschutz und hilft, Risiken früh zu erkennen, die digitale Angriffsfläche zu verkleinern und sich auf koordinierte Angriffe vorzubereiten.

Digitale Gewalt führt zum Rückzug

Dass digitale Gewalt tatsächlich zu Rückzug führen kann, sei empirisch gut belegt, sagt Professorin Janina Steinert von der TU München. In einer gemeinsamen Studie mit der Beratungsorganisation HateAid, die Betroffene digitaler Gewalt unterstützt, gaben 47 Prozent der betroffenen Frauen und 34 Prozent der Männer an, die Angriffe beeinträchtigten ihr politisches Engagement.

Besonders sichtbar wird das Problem in der Kommunalpolitik. Meinolf Meyer, Mitgründer von Starke Demokratie e.V., arbeitet mit Menschen in Bürgermeisterämtern, kommunalen Mandaten und anderen politischen Funktionen. Er berichtet von Drohungen in E-Mails und sozialen Netzwerken, aggressiven Kommentaren unter Beiträgen lokaler Medien und Kampagnen, die Menschen einschüchtern oder aus der Öffentlichkeit drängen sollen.

„Der Umgang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und damit auch der Umgang in der Kommune ist sehr viel härter geworden“, sagt er. Gerade dort ließen sich digitale und analoge Welt aber kaum trennen. „Bürgermeister und Gemeinderäte sind keine fernen Figuren aus Berlin. Man begegnet ihnen beim Einkaufen, am Wahlkampfstand oder wenn sie ihre Kinder von der Schule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abholen. Eine Drohung im Netz kann deshalb sehr unmittelbar wirken“, erklärt Meyer. „Zwar gibt es Menschen, die Anfeindungen als Ansporn nehmen“, sagt Meyer. Viele andere würden vorsichtiger. „Man überlegt sehr genau, was man sagt, mit welchen Worten und in welchem Umfeld“, beschreibt er die Reaktion. Bei konfliktreichen Themen könne dies bis zur Selbstzensur führen. Er verweist auf Umfragen unter Kommunalpolitikern, die Zweifel an weiteren Kandidaturen dokumentieren.

Entscheidend ist auch, wer besonders häufig zum Ziel von Angriffen wird. Frauen würden nicht nur öfter, sondern auch anders angegriffen, berichtet Meyer – bis hin zu sexualisierten Drohungen und Vergewaltigungsphantasien. Auch Menschen, die aufgrund ihres Namens oder Aussehens als nicht deutsch wahrgenommen werden, seien stärker betroffen. Gerade wenn solche Angriffe dazu führen, dass Betroffene vorsichtiger werden oder sich zurückziehen, kann sich damit auch verändern, wer in öffentlichen Debatten sichtbar bleibt und wer nicht. Für Titz stehen vor allem die Plattformbetreiber in der Verantwortung, etwas zu ändern. Schutz- und Moderationsstrukturen würden jedoch teilweise sogar reduziert oder automatisiert, obwohl solche Systeme Kontext, Codes und koordinierte Angriffe nur unzureichend erkennen. Gerade bei kampagnenartigen Attacken könne deshalb vieles durch die Raster fallen. Schutz dürfe nicht davon abhängen, wie gut sich Betroffene selbst wehren können.

Gefragt seien aber auch Parteien, Verwaltungen, Redaktionen und zivilgesellschaftliche Organisationen. Sie bräuchten feste Strukturen, um Angriffe zu dokumentieren, Betroffene zu entlasten und Unterstützung zu organisieren. Dazu könne auch gehören, öffentlich Stellung zu beziehen, wenn Einzelne gezielt angegriffen werden. Meyer hält zudem Solidarität für entscheidend. Frühere Kommunalpolitiker, die nach Anfeindungen ihr Amt aufgegeben hatten, hätten ihm gesagt: „Was ihnen geholfen hätte durchzuhalten, wäre mehr Solidarität gewesen“ – in der eigenen Partei, über Parteigrenzen hinweg und aus der Bürgerschaft.

Gefahr für demokratische Grundprinzipien

Auch die Strafverfolgung spielt eine Rolle. Titz rät Betroffenen, Angriffe anzuzeigen. „Das ist auch wichtig für die Statistik“, sagt sie. Bei Polizei und Justiz sei das Wissen über digitale Gewalt gewachsen, zudem gebe es spezialisierte Ansprechstellen. Wie gut der Zugang zur Strafverfolgung funktioniere, hänge aber weiterhin stark von Ressourcen und regionalen Strukturen ab.

Steinert sieht darin letztlich eine Frage demokratischer Teilhabe. Wenn bestimmte Gruppen durch digitale Gewalt stärker aus der politischen Öffentlichkeit gedrängt würden als andere, werde daraus ein strukturelles Problem: „Das gefährdet demokratische Grundprinzipien gleicher Teilhabe.“ Auch deshalb seien Betreiber großer sozialer Netzwerke nach dem Digital Services Ac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verpflichtet, Risiken für demokratische Wahlen – durch Moderation und die Anpassung von Algorithmen – zu verringern. Die EU-Verordnung gilt seit dem Jahr 2022.

Die Frage ist also nicht nur, wie viel Hass eine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 aushält, sondern vor allem wer ihn aushalten muss. Und wer sich vielleicht irgendwann entschließt, lieber zu schweigen. Wird diese Entscheidung in bestimmten Gruppen öfter getroffen als in anderen, ist klar: Digitale Gewalt beeinflusst, welche Stimmen die Demokratie noch hört und welche nicht.

WENN DIE NEWS ZUR BELASTUNG WERDEN

Krisen, Kriege und Katastrophen sind rund um die Uhr präsent. Immer mehr Menschen schalten deshalb zumindest zeitweise ab. Doch auch die völlige Nachrichtenvermeidung hat ihren Preis. Wie kann man informiert bleiben, ohne sich von der News-Flut überwältigen zu lassen?

VON DIRK MEWIS

uch 2026 bestimmen Krisen und Konflikte die Nachrichten: Krieg, Hunger und Vertreibung in Mali, in der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Kongo, in Myanmar und Haiti, Tote und Verletzte in Äthiopien, im Gazastreifen und im Sudan. Viele Menschen

sehen sich einer permanenten Flut schlechter Nachrichten ausgesetzt.

Manche wenden sich zumindest zeitweise bewusst davon ab. Fachleute sprech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von „News Avoidance“, also Nachrichtenvermeidung. „Es ist keine kurzfristige Reaktion auf aktuelle Krisen, sondern eher eine längerfristige Entwicklung“, sagt Anke Gehrmann, Projektmanagerin des Projekts „News Life Balance“ der Hamburg Open Online University.

Die Digitalisierung habe die Art, wie Menschen sich informieren, grundlegend verändert. Früher strukturierten feste Rituale den Nachrichtenkonsum: morgens die Tageszeitung und abends die „Tagesschau“. Heute sind Meldungen jederzeit verfügbar – auf Nachrichtenseiten, über Apps,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oder als Push-Nachrichten. Die Folge kann das Gefühl sein, schlechten Nachrichten kaum noch entkommen zu können. „Distanz und Ruhe, um diese zu verarbeiten, drohen uns verloren zu gehen“, sagt Gehrmann.

Abschalten wird zur Schutzreaktion

Wie weit verbreitet der Wunsch nach Abstand von schlechten Nachrichten ist, zeigt der Digital News Report 2026 des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Demnach vermeiden 40 Prozent der Befragten in Deutschland Nachrichten manchmal oder häufig bewusst. Weltweit sind es 42 Prozent. 2017 lag dieser Anteil international noch bei 29 Prozent.

Nachrichtenvermeidung bedeutet dabei jedoch nicht, dass sich Menschen vollständig von politischen oder gesellschaftlichen Informationen abschotten. Oft wählen sie stark aus, meiden einzelne Themen, verzichten zeitweise auf Nachrichten oder begrenzen Situationen, in denen sie mit ihnen konfrontiert werden.

Professor Christopher Buschow von der Hamburg Media School sieht darin zunächst eine nachvollziehbare Schutzreaktion. „Viele vermeiden einzelne Themen wie Nachrichten zu Trump oder nehmen sich Auszeiten am Wochenende oder abends, schalten Push-Nachrichten ab.“ Kritisch werde es jedoch, wenn aus solchen Pausen ein dauerhafter Rückzug werde.

Denn Nachrichten befriedigen laut Buschow nicht nur ein Informationsbedürfnis, sondern helfen auch dabei, politis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en einzuordnen. Wer sich dauerhaft abkoppelt, ist schlechter informiert, trifft schlechtere Entscheidungen und geht seltener wählen. Aus einer persönlichen Strategie gegen Überforderung kann so ein gesellschaftliches Problem entstehen.

Hinzu kommt, dass sich die Kanäle verändern, über die Menschen Nachrichten konsumieren. Dem Digital News Report zufolge kommen in Deutschland 36 Prozent der erwachsenen Internetnutzer in einer gewöhnlichen Woche über soziale Medien mit Nachrichten in Kontakt. Unter den 18- bis 24-Jährigen sind es 60 Prozent. Für 44 Prozent dieser Altersgruppe sind soziale Medien inzwischen sogar die wichtigste Nachrichtenquelle.

Das bedeutet jedoch nicht, dass klassische Medien vollständig verdrängt werden. Sascha Hölig, Ko-Autor des deutschen Teils des „Digital News Report“ am Leibniz-Institut für Medienforschung, weist darauf hin, dass soziale Medien andere Nachrichtenangebote häufig ergänzen. „Die Nutzerzahlen sind angestiegen, aber nicht die Zahl derer, die sich nur auf soziale Medien als Nachrichtenquelle verlassen.“

Zum Problem kann der Nachrichtenkonsum vor allem dann werden, wenn aus dem Wunsch, sich zu informieren, ein kontinuierliches Weiterwischen wird. Für das zwanghafte Konsumieren negativer Meldungen hat sich der Begriff „Doomscrolling“ etabliert. Immer neue Krisenbilder und Schlagzeilen können Stress und Erschöpfung verstärken.

Gehrmann weist darauf hin, dass Menschen besonders stark auf negative Nachrichten reagieren. „Wir klicken das Bild mit dem Feuerball eher an als eine positive Lösungsgeschichte.“ Dahinter stecke ein grundlegender menschlicher Mechanismus: Gefahren ziehen Aufmerksamkeit auf sich. „Die schlechte Nachricht war früher überlebenswichtig – der Säbelzahntiger vor der Höhle.“

So kann ein Weltbild entstehen, in dem Krisen und Katastrophen dominieren und das Gefühl überhandnimmt, auf diese Entwicklungen ohnehin keinen Einfluss zu haben. Buschow spricht von fehlender Selbstwirksamkeit: Wer ständig mit Problemen konfrontiert wird, ohne Handlungsmöglichkeiten zu erkennen, kann leichter in Überforderung und Rückzug geraten.

Informiert bleiben, ohne ständig online zu sein

Sich dem Nachrichtenstrom ständig zu unterwerfen oder sich ihm komplett zu entziehen, muss nicht die einzige Alternative sein. Die Lösung besteht vielmehr darin, den eigenen Umgang

Genug von schlechten Nachrichten: Zeitweise abzuschalten, kann nötig sein für das Wohlbefinden. Wenn Menschen allerdings dauerhaft aktuelle Informationen blockieren, kann das Folgen für die Demokratie haben.

Foto juliasudnitskaya | stock.adobe.com bewusst zu steuern: Push-Nachrichten lassen sich beispielsweise abschalten, Nachrichten können zu festen Zeiten gelesen oder gesehen werden, und besonders belastende Themen können zeitweise ausgespart werden.

Auch der Journalismus trägt Verantwortung. Buschow plädiert beispielsweise dafür, Krisen nicht nur als Abfolge immer neuer Probleme darzustellen. „Wir können nichts an den Krisen ändern. Aber der Journalismus muss nicht ohne konstruktive Perspektive berichten.“ Wer versteht, was zu einer Krise geführt hat, welche Lösungen es gibt und wo sich Verbesserungen zeigen, erlebt Nachrichten möglicherweise anders als jemand, auf den vor allem die nächste Katastrophenmeldung einströmt.

Die Herausforderung besteht also nicht darin, möglichst viele Nachrichten zu konsumieren, sondern informiert zu bleiben, ohne sich von ihnen beherrschen zu lassen.

„DAS IST GIFT FÜR DEN POLITISCHEN DISKURS“

Kann man im Kurzvideoportal Tiktok eine politische Debatte führen? Ja, sagt Simon David Dressler. Im Interview erklärt der 27-Jährige Politik-Influencer, was ihn antreibt und warum er andere Formate sucht.

Politik-Influencer Simon David Dressler erreicht mit seinen Videos knapp 65.000 Menschen.

Foto Stefan Behrens

Was hat Sie motiviert, politischer Influencer zu werden? Simon David Dressler: Mit 19 bin ich für mein Linguistikstudium nach Berlin gezogen und kam über einen damaligen Freund an einen Job im Social-Media-Team der CDU. Parallel dazu habe ich mich zunehmend mit linken Positionen beschäftigt – für mich war das ein guter Weg, um meine vagen humanistischen Werte in politische Werte zu übersetzen. Und das ließ sich auf Dauer nicht mit dem vereinbaren, was ich bei der CDU vertreten musste. Also habe ich dort gekündigt und darüber ein Video gemacht. Das haben damals ein paar Tausend Leute gesehen, und so habe ich immer weitergemacht.

Hatte Ihre Abwendung von der CDU mit jenem Generationenkonflikt zu tun, der bei der Diskrepanz zwischen der Unions-Stammwählerschaft und der jungen Generation immer wieder herangezogen wird?

So einfach kann man es sich nicht machen. Natürlich ist die CDU, was die Mitglieder und auch die Politiker angeht, eine im Durchschnitt ältere Partei als zum Beispiel die Grünen. Aber dieses Narrativ von den Generationenkonflikten ist meiner Meinung nach in den allermeisten Fällen eine Nebelkerze, die von viel relevanteren Konflikten ablenken soll. Ich glaube nicht, dass der entscheidende Kampf zwischen Jung und Alt stattfindet, sondern vielmehr zwischen Arm und Reich.

Aber bei der seit einiger Zeit geführten Debatte um die Wiedereinführung der Wehrpflicht, zu der Sie sich ja selbst immer wieder äußern, zeigt sich doch ein auffälliger Gegensatz. Dafür sprechen sich vor allem jene aus, die wegen ihres Alters selbst nicht mehr eingezogen würden,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während die Mehrheit der jungen Menschen diesen Schritt vehement ablehnt.

Das liegt aber nur daran, dass junge Menschen körperlich viel geeigneter für diesen Job sind. Das ist für mich kein Generationenkonflikt. Und wie gesagt, den will ich gar nicht diskutieren. Mir geht es um fundamentale Ausrichtungen. Um die Frage, was Gleichheit als politischer Wert bedeutet oder – etwas pathetischer – Nächstenliebe, die sich zum Beispiel darin ausdrücken sollte, dass niemand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an materiellen Nöten leiden sollte. Trotzdem sehe ich jeden Tag Menschen, vor allem ältere, die zum Beispiel in den Mülleimern hinter meinem Haus nach Pfandflaschen suchen, um finanziell über die Runden zu kommen. Das könnte die Politik ändern. Tut sie aber nicht, und das geschieht nicht aus Versehen.

Also geht es Ihnen eher um eine politische Philosophie? Ich denke, es ist grundsätzlich etwas faul im Staate Deutschland. Es reicht nicht, nach einem äußeren Feind zu suchen, so wie es die sogenannten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derzeit mit der AfD tun. Man tut so, als sei diese ein singulärer, externer Akteur, den man kleinhalten muss, den man beschimpfen muss mit Pappschildern und Lichterketten. Dabei ist sie das Produkt unserer Gesellschaft und unserer Art zu wirtschaften. Selbst wenn man die AfD verbieten sollte, würden die Probleme und die Menschen, die sie stark gemacht haben, dadurch nicht einfach weggehen, ebenso wenig wie die Unzufriedenheit und die politischen Haltungen, die dahinterstecken.

Wie können Sie solche Diskurse ausgerechnet

Wie konnen Sie solche Diskurse ausgerechnet über schnelllebige soziale Medien wie TikTok führen? Es ist immer wieder eine Herausforderung, ein Thema auf ein bis drei Minuten zu kürzen, ohne dass man grob fahrlässig wird in dem, was man weglässt. Gerade deswegen bleibe ich nicht bei TikTok stehen, sondern mache zunehmend längere Formate wie meinen Podcast „Aufrechte Demokraten“ mit Ole Liebl oder mehrstündige Livestreams mit Ole Nymoen beim Streaming-Dienst Twitch, der für politikinteressierte junge Leute immer wichtiger wird. Auf TikTok ist es dagegen so, dass die Hälfte der Leute nach sieben Sekunden wieder weg sind. Das ist Gift für den politischen Diskurs.

Was kriegen Sie eigentlich als Reaktion auf Ihre Beiträge, und wie gehen Sie damit um?

Ich habe irgendwann aufgehört, die Kommentare unter meinen Videos zu lesen. Wenn man sich mit politischen Thesen in die Öffentlichkeit bewegt, wird man immer Leute finden, die einen angreifen, aber die sind bei mir zum Glück in der Minderheit. Allerdings habe ich schon den Anspruch, alle Menschen von meiner Position zu überzeugen. Ich glaube, dass es in einem Diskurs immer auch um Wahrheitsfindung gehen sollte, und die lässt sich meiner Meinung nach selbst in der Politik oft genug finden. Das mag nicht immer einfach sein, aber dann muss man die Komplexität eben aufdröseln.

Das Interview führte Thomas Kölsch.

HALTUNG ZEIGEN - UM JEDEN PREIS?

Die Demokratie ist für Unternehmen ein wichtiger Standortfaktor, denn sie sichert Rechtsstaatlichkeit, Planungssicherheit und offene Märkte. Doch öffentlich Haltung zu zeigen, kann auch Kunden kosten. Dennoch sind Unternehmen gefordert, ihr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antwortung gerecht zu werden.

Edeka liebt bunte Vielfalt. Darum finden Kunden in der Obst- und Gemüseabteilung Produkte aller Couleur: gelbe Bananen, grünen Salat, rote Kirschen, violette Auberginen. Nur eine Farbe verbannte die Supermarktkette 2024 kurz vor den Landtagswahlen in Sachsen, Thüringen und Brandenburg aus dem Sortiment: blau. In Werbeanzeigen erklärte der Konzern, warum: Evolutionär gesehen weise die Farbe nämlich auf eine Unverträglichkeit hin. Darum solle man die „Warnhinweise“ richtig lesen – und bei den Wahlen für ein „verträgliches Miteinander“ sorgen.

Diese kaum verklausulierte Positionierung gegen die damals schon in den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n starke AfD brachte der Supermarktkette einiges an Lob ein – aber auch viel Kritik. In den sozialen Medien gab es Boykottaufrufe. Auch mehrere der selbständigen Edeka-Marktbetreiber – vornehmlich im Osten der Republik – distanzierten sich von der Aktion: Man sei kein politischer Akteur, sondern Einzelhändler. Mit seinem Markt werde man sich in solche politischen Themen nicht einmischen.

Eine doppelte Krise für Unternehmen

Unternehmen in Deutschland agieren derzeit in einer doppelten Krise. Sie stehen wirtschaftlich unter Druck und finden sich zugleich in einem politischen Umfeld wieder, in dem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an Stabilität verliert. Doch diese ist für Unternehmen hierzulande mehr als nur eine Staatsform: Demokratie schafft Rechtsstaatlichkeit, offene Diskurse, Planungssicherheit, unternehmerische Freiheit und Schutz vor Willkür. So zeigt eine aktuelle Studie der Bertelsmann Stiftung, des Institut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W) und der Universität St. Gallen: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Unternehmen steht fest hinter der Demokratie und möchte für demokratische Werte eintreten – allerdings vor allem intern und in vertrauten Strukturen. Acht von zehn befragten Unternehmen gaben an,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drei Jahren in mindestens einer Form für die Demokratie engagiert zu haben. Mehr als 60 Prozent vertraten die Auffassung, Unternehmen sollten eine starke Rolle bei der Stabilisierung der Demokratie übernehmen.

Zu einem ähnlichen Ergebnis kommt auch der aktuelle „Monitor Unternehmensengagement“ des Stifterverbandes: Demnach befürworten rund drei Viertel der Unternehmen in Deutschland, dass sich die Wirtschaft zu demokratischen Werten bekennen sollte. Über interne Formate zur Förderung demokratischer Kultur hinaus bleiben konkrete öffentliche Aktivitäten jedoch bisher die Ausnahme. Fast die Hälfte der Unternehmen betrachtet politische Positionierungen als potentiell geschäftsschädigend und schreckt daher davor zurück.

Dabei können Unternehmen von einer demokratischen Unternehmenskultur und gelebter Vielfalt auch wirtschaftlich profitieren, erklärt Julia Hoch, Professorin für Arbeits- und

Organisationspsychologie an der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Mehr Vielfalt und demokratische Strukturen würden mehr Perspektiven ins Unternehmen bringen „und damit mehr Kreativität und Innovation und bessere Lösungen für aufkommende Probleme.“

Mehr Vielfalt sorge zudem für mehr Agilität, so die Expertin. Und diese sei in Zeiten globalen Wandels für die Unternehmen besonders wichtig. Es sei daher weniger die Frage, ob man demokratische Werte und Vielfalt in Unternehmen fördern solle, sondern um das Wie. „Es geht darum, wie man dabei vorgeht, sodass man ein möglichst positives Ergebnis hat, alle Ideen mitnimmt und sich niemand zurückgelassen fühlt“, betont Hoch.

Mitstreiter aus der Wirtschaft

„Demokratie braucht Mitstreiter aus der Wirtschaft – gerade in Zeiten, in denen Räume für Austausch und Dialog schrumpfen“, bestätigt Peter Schubert vom Stifterverband. „Viele Unternehmen zögern, weil sie politische Stellungnahmen als Risiko für ihr Geschäft sehen.“ Es brauche daher eine neue Balance zwischen unternehmerischem Wertebekenntnis, klarer Haltung und offenen Dialogräumen, so Experte Schubert.

So sieht man es auch bei der Robert Bosch Stiftung: Unternehmen müssten sich als Demokratieakteure verstehen, meint Ferdinand Mirbach, Senior Expert und Vielfaltsbeauftragter. In Zeiten, in denen die Bindungskraft politischer Parteien verloren geht und die Mitgliedschaften in Gewerkschaften rückläufig sind, werde der Arbeitsplatz zu einem zentralen Ort der Meinungsbildung und des Austauschs. „Der Arbeitsplatz ist mehr als der Ort für den reinen Broterwerb“, betont Mirbach. „Er ist auch ein Ort, an dem Unterschiede ausgehalten werden müssen, Vielfalt anerkannt und demokratische Werte eingeübt werden.“

Arbeitgeber sollten diesen „Wirkhebel“ nutzen und ihren Beitrag zu einer resilienten Demokratie leisten, mahnt Mirbach. „Unternehmen haben nicht nur wirtschaftliche, sondern auch eine moralische Macht. Diese drücken sie auch durch Haltung aus.“ Als Arbeitgeber, Vorbilder und Gestaltende von Gesellschaft würden Unternehmen eine große Verantwortung tragen: „Natürlich können Unternehmen aktuelle Trends nicht allein umkehren. Aber sie können entscheiden, ob sie Teil des Problems oder Teil der Lösung sind.“ Und das kann sich – siehe Edeka – auch in einer klar nach außen kommunizierten Haltung ausdrücken. In ihrer damaligen Werbeanzeige erklärte die Edeka-Gruppe übrigens auch, warum Blaubeeren trotz der Anti-Blau-Positionierung im Obstregal ihrer Supermärkte bleiben durften: Diese seien nämlich gar nicht blau. Das sage jedenfalls die Wissenschaft – „und auf die sollte man ja bekanntlich viel öfter hören“.

Von Harald Czycholl

GEHT KAPUTT, WENN MAN NICHT DRAUF AUFPASST:

DEMOKRATIE

MEHR UNTER CONGSTAR.DE/DEMOKRATIE

VERWÄHL DICH NICHT

FAKTEN STATT HETZE

DAX

S-DAX
WELTBÖRSEN IM ÜBERBLICK

14.9.2026	Kurs	± in %
		z. Vortag
AEX Niederlande	1098,4	-0,04%
All Ordinaries Australien	8923,9	+0,04%
ATX Österreich	6763,2	-1,77%
BIST 100 Türkei	14.235,8	-1,60%
Bovespa Brasilien	185.333,0	-1,09%
CAC-40 Frankreich	8117,8	-0,76%

14.9.2026	Kurs Schluss	$\pm$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Hoch	Tief
Adidas $\bullet$	143,90	0,81	196,40	129,95	25,90	2,80	15,26
Airbus SE (NL) $\bullet \circ$	195,06	-2,23	221,25	157,48	154,54	3,20	26,98
Allianz SE $\bullet \circ$	444,50	0,50	454,60	338,80	169,10	17,10	14,09
BASF SE $\bullet$	52,38	1,06	55,05	41,48	46,75	2,25	18,06
Bayer $\bullet$	49,33	2,41	53,92	25,78	48,46	0,11	11,61
Beiersdorf	74,76	1,96	110,15	67,08	18,14	1,00	16,39
BMW St. $\bullet$	62,72	-0,44	97,92	56,40	35,19	4,40	10,05
Brenntag SE	61,12	0,82	66,86	43,72	8,82	1,90	17,41
Commerzbank	42,67	-0,14	43,20	29,01	48,11	1,10	13,38
Continental	69,60	-1,30	77,50	53,10	13,92	2,70	10,50
Daimler Truck Hldg.	44,04	-0,61	50,08	33,46	33,72	1,90	12,58
Deutsche Bank $\bullet$	34,15	-1,98	35,85	23,82	65,25	1,00	9,51
Deutsche Börse $\bullet$	282,00	2,06	291,80	200,10	52,54	4,20	23,64
Deutsche Telekom $\bullet \circ$	28,93	1,19	34,36	23,53	141,91	1,00	12,63
DHL $\bullet$	55,84	1,49	58,30	36,99	64,22	1,90	16,62
E.ON SE	17,33	-1,76	20,39	14,98	45,76	0,57	15,61
Fres.Med.Care	39,56	2,91	47,86	34,57	11,61	1,49	9,14
Fresenius SE	45,71	1,48	52,96	35,11	20,93	–	–
GEA Group	63,55	-0,47	68,10	53,45	10,35	1,30	18,53
Hannover Rück SE	254,00	1,44	281,20	223,40	30,63	12,50	11,08
Heidelberg. Materials	150,15	-3,10	241,80	146,90	26,48	3,60	11,56
Henkel Vz.	73,14	1,16	84,20	61,28	13,03	2,07	12,81
Hochtief	377,20	-9,37	554,00	217,00	29,31	6,60	28,40
Infineon Techn. $\bullet$	54,04	-7,72	88,83	31,27	70,57	0,35	33,15
Mercedes Benz Grp. $\bullet$	46,66	-0,05	62,34	42,63	44,92	3,50	8,94
Merck	130,55	-0,68	148,80	100,70	16,87	2,20	15,52
MTU Aero Eng.	328,20	-4,51	404,80	265,20	17,67	3,60	16,75
Münchener Rück $\bullet \circ$	510,60	1,43	575,60	437,40	66,71	24,00	10,03
Qiagen (NL) $\star$	36,50	-0,08	47,60	27,56	7,55	0,35	16,90
Rheinmetall $\bullet \circ$	996,70	0,62	2008,0	900,20	45,85	11,50	26,13
RWE	57,40	-4,08	62,00	35,22	44,77	1,20	21,34
SAP SE $\bullet \circ$	186,26	5,08	244,30	127,50	228,82	2,50	25,69
Scout24 SE	74,45	1,92	112,50	62,70	5,47	1,50	18,25
Siemens $\bullet \circ$	261,80	-1,08	291,70	198,00	209,44	5,35	23,89
Siemens Energy $\bullet \circ$	132,66	-8,04	191,66	90,30	114,23	0,70	29,74
Siemens Healthineers $\times$	38,99	1,99	49,71	32,81	43,98	1,00	16,95
Symrise	88,24	1,19	95,00	64,70	12,33	1,25	22,17
Volkswagen Vz $\bullet$	81,46	0,34	109,15	69,20	16,80	5,26	4,06
Vonovia SE	17,98	-0,72	28,90	17,88	15,25	1,25	8,85
Zalando SE	22,59	1,21	30,43	18,61	5,97	–	15,58

14.9.2026	KursSchluss	± in %z. Vortag	Divi-divende
1&1	23,75	-1,04	0,05
Adtran Networks SE	22,50	-0,44	0,52
Alzchem Group	159,50	-0,56	2,10
Asta Energy Solut. (AT)	57,80	-9,97	—
Atoss Software SE*	90,70	1,68	2,28
Basler	20,95	-8,71	0,11
Befesa (LU)	37,00	0,54	0,64
Cancom SE*	22,80	2,01	1,00
Carl Zeiss Meditec*	30,28	-0,07	0,55
Cewe Stiftung	105,80	0,38	3,00
Dermapharm Hldg. SE	37,90	1,34	0,88
Douglas	7,63	0,39	—
Drägerwerk Vz*	112,40	0,72	2,27
Dt. Beteiligungs	21,20	0,71	1,00
Dt. Euroshop	17,66	-0,45	1,00
Dt. Pfandbriefbank	3,33	-0,95	—
Dürr	16,98	-1,62	0,80
Eckert & Ziegler SE*	12,35	0,41	0,22
Einhell Germany	68,00	-1,16	1,90
Energiekontor	24,40	-1,21	1,00
Evotec SE*	2,86	-3,64	—
Fielmann Grp.	37,95	-0,52	1,40
Fr. Vorwerk Grp. SE	64,80	-6,43	1,10
GFT Techn. SE	25,90	3,81	0,50
Grand City Propert. (LU)	8,60	-4,97	0,30
Grenke	11,28	-2,93	0,42
Hambomer Reit	4,22	0,12	0,39
Heidelbg.Druck	1,38	0,15	—
HelloFresh SE	2,79	2,09	—
Hornbach Hldg.	82,10	-2,26	2,40
Hypoport SE	76,45	-0,13	—
Indus	38,05	0,13	1,30
init innovation SE	43,30	-0,46	0,90
Jost Werke SE	60,90	0,50	1,50
Jungheinrich	24,80	-2,21	0,29
Kontron (AT) *	20,46	-2,94	—
KSB SE Vz	812,00	-2,75	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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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TERE AKTIEN

DAX-40 Deutschland	25.440,8	-0,50%
Dow Jones USA	52.421,2	-0,29%
Euro-Stoxx-50 Europa	6260,4	-1,02%
Hang-Seng Hongkong	24.892,5	+0,33%
IBEX 35 Spanien	19.565,5	-1,38%
Infront GB 100 Großbrit.	10.691,9	+0,23%
Infront IT 40 Italien	51.724,7	-1,58%
MDAX Deutschland	31.057,2	-1,92%

Wer riestert, der rostet

14.9.2026	KursSchluss	$\pm$ in %z. Vortag	Divi-dende
3D Systems (US)	2,77	1,17	—
Adler Group (LU)	0,10	-1,96	—
Adobe (US)	228,00	3,73	—
Adran Hldg. Inc. (US)	6,31	2,60	—
Adv. Micro Devices (US)	428,60	-3,90	—
Aegon Ltd. (BM)	7,89	-0,50	0,40
Air France KLM (FR)	11,35	-1,90	—
Akamai (US)	91,12	-0,56	—
Alibaba ADR (CN)	94,50	0,43	1,05
Align (US)	131,35	1,19	—
Allane SE	12,80	2,40	—
Altria (US)	60,96	1,87	4,16
Amadeus Fire	17,76	-2,95	—
Amadeus IT (ES)	53,94	-2,07	1,42
ams-OSRAM (AT)	17,80	-7,05	—
Anglo Ameri. PLC (GB)	46,12	-0,35	0,23
Applied Mats. (US)	373,00	-6,09	2,05
Arcelor-Mittal (LU)	63,02	-1,50	—
AT & S (AT)	153,40	-7,14	—
AT&T (US)	23,00	2,29	1,11
Aumann	13,20	2,33	1,11
Baader Bank	6,62	-0,60	0,20
Baidu ADR (US)	79,60	0,51	—
Ballard Power (CA)	1,86	-2,36	—
Bank of America (US)	51,97	-3,78	1,08
Barclays (GB)	5,64	-1,84	0,09
Bastei Lübbe	6,80	2,41	0,25
Baywa	8,02	-5,65	—
BayWa vNA	2,52	-0,98	—
BB Biotech N (CH)	55,20	1,10	2,25
Berkshire Hath. B (US)	446,00	2,05	—
Bertrandt	8,52	-1,16	—
bet-at-home.com	3,05	-0,97	—

EURO-STOXX-50° / STOXX-EUROPE-50° (ohne dt. Indextitel/Euroländer)

14.9.2026	Kurs Schluss	±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Hoch	Tief
Aixtron SE*	33,32	-11,24	62,66	11,68	3,78	0,15	43,84
Aroundtown (LU)	1,80	-1,32	3,34	1,80	1,97	0,08	7,82
Aumovio SE	37,00	-2,12	47,02	31,66	3,70	-	14,57
Aurubis	163,90	-5,42	225,20	94,20	7,37	1,60	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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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 Eventim	56,25	-1,06	87,50	48,68	5,40	1,44	16,69
Delivery Hero SE	36,69	-0,41	39,83	14,80	11,25	-	-
Deutsche Lufthansa	7,58	-1,86	10,29	6,72	9,11	0,33	7,15
Deutz	12,29	-4,13	13,35	7,33	1,88	0,18	13,36
DWS Group	75,10	-1,77	78,75	50,20	15,02	3,00	15,71
Elmos Semicond. SE*	132,00	-7,43	206,00	75,80	2,27	1,50	18,78
Evonik Industries	17,96	0,56	19,21	12,49	8,37	1,00	11,51
flatexDegiro	30,92	-2,03	43,24	26,62	3,41	0,30	15,46
Fraport	60,05	-0,17	86,95	58,30	5,55	1,00	15,36
freenet*	25,02	-0,64	33,92	22,28	2,97	2,07	11,32
Fuchs SE Vz.	41,30	-1,15	43,18	31,80	2,71	1,23	16,01
Hella	70,00	-1,82	85,30	67,90	7,78	0,22	49,65
Hensoldt*	76,86	0,29	117,70	63,18	8,88	0,55	41,32
Ionos Group SE*	34,88	0,35	42,45	20,90	4,88	-	16,38
Jenoptik*	37,76	-8,53	48,42	16,30	2,16	0,40	21,95
K+S	16,60	0,06	18,69	10,35	2,97	0,07	12,48
Kion	40,70	-5,66	70,45	35,80	5,34	0,62	10,77
Knorr-Bremse	100,40	-1,47	115,60	77,40	16,18	1,90	20,45
Krones	110,60	-1,95	144,20	105,80	3,49	2,80	10,32
Lanxess	14,00	-1,75	24,82	11,03	1,21	0,10	28,57
LEG Immobilien SE	46,58	-1,40	71,65	46,58	3,58	2,92	6,76
Nemetschek SE*	60,00	2,74	113,70	50,45	6,93	0,68	22,64
Nordex SE*	37,96	-3,61	51,70	19,86	8,99	-	20,63
Porsche	45,01	0,38	50,66	35,62	20,50	1,01	26,32
Porsche Hldg. SE	29,26	0,69	41,52	26,84	4,48	1,51	2,67
Puma SE	21,71	0,09	30,31	15,30	3,21	-	-
Rational	579,50	-0,86	776,50	576,50	6,59	20,00	23,59
Renk Group	42,15	0,98	90,34	40,34	4,22	0,58	22,66
RTL Group (U)	32,00	0,16	39,00	28,80	4,95	5,50	13,68
Salzgitter	51,10	-7,93	67,60	22,38	3,07	0,20	10,26
Sartorius Vz.*	227,90	-2,15	267,70	189,90	8,53	0,74	41,29
Schaeffler	6,95	-3,34	11,98	5,45	6,57	0,30	15,11
Siltronic*	68,00	-8,85	108,80	36,44	2,24	-	-
Suss MicroTec SE*	64,65	-9,45	118,40	25,80	1,24	0,04	32,82
TAG Immob.	11,40	-1,21	16,80	11,36	2,17	0,40	7,50
Talanx	122,40	0,99	128,80	97,65	31,61	3,60	11,76
Thyssenkrupp	15,01	-2,60	15,75	7,12	9,34	0,15	29,43
TKMS	81,20	-2,40	108,80	57,00	5,16	-	41,22
Traton SE	36,36	-1,09	41,38	25,78	18,18	0,93	9,47
TUI	6,65	-0,78	9,56	6,08	3,38	0,10	5,41
United Internet*	27,46	-0,79	30,22	22,24	5,27	0,50	14,01
Wacker Chemie	85,35	-2,74	105,60	61,15	4,45	-	2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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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S Saat SE	77,70	0,78	1,25
LPKF Laser SE	11,85	-8,14	—
MBB SE	171,80	-1,38	1,21
Medios	10,26	-2,47	—
MLP SE	9,08	0,55	0,36
Mutares	25,85	-0,96	2,00
Nagarro	78,20	-0,06	1,00
Norma Group SE	18,72	-4,88	0,14
OHB SE	176,80	0,34	0,59
Ottobock SE*	55,30	-0,90	0,97
Patrizia SE	6,88	-1,57	0,36
PNE	7,14	-2,19	0,04
PVA TePla*	28,46	-5,82	—
Redcare Pharmacy (NL)	52,50	0,29	—
SAF Holland SE	22,15	-0,89	0,65
Schott Pharma	22,60	-1,95	0,18
Secunet Security	200,00	1,01	2,58
SFC Energy	20,20	-1,22	—
Shelly Group SE (BG)	63,70	-0,62	0,13
Sixt SE St.	68,80	0,29	3,20
SMA Solar Techn.*	57,65	-2,12	—
Springer Nature	20,20	0,50	0,83
Stabilus SE	15,50	-2,52	0,35
Sto SE	99,40	-2,17	3,31
Ströer SE	37,52	0,54	1,85
Südzucker	12,78	-1,54	—
TeamViewer SE*	6,58	3,46	—
tonies SE (U)	11,52	-0,86	—
Verbio SE*	30,98	-0,06	—
Vincorion SE	18,84	-0,87	—
Vossloh	56,60	-2,25	1,15
Wacker Neuson SE	23,60	-2,68	0,70
Wüstenrot Württemb.	14,34	0,42	0,65

Biofrontera	2,34	0,86	-
Biogen (US)	188,16	1,65	-
BioNTech	86,55	4,72	-
Bombardier B (CA)	185,55	-2,70	-
Booking (US)	156,70	3,09	1,57
Brain Biotech	2,72	-1,81	-
Branicks Group	0,56	0,00	-
Bristol-Myers Sq. (US)	55,77	1,83	2,49
BYD CO. (CN) (CN)	8,88	0,62	-
Carrefour (FR)	16,56	0,42	0,97
Ceconomy	3,93	2,75	-
Cenit	7,64	2,96	-
Cherry SE	1,04	-7,56	-
Citigroup (US)	116,58	-2,26	2,32
Colgate Palm. (US)	74,88	-1,65	2,06
Conoco Philips (US)	119,24	1,93	3,18
Corestate Capital (LU)	0,22	-4,76	-
Covestro	60,00	0,00	-
Danaher Corp. (US)	172,70	0,06	1,28
Deere (US)	582,20	-1,79	6,48
Delticom	2,18	0,00	0,12
DMG Mori	47,00	0,00	1,03
Drägerwerk St.	85,80	1,42	2,21
eBay (US)	92,25	2,11	1,16
Eli Lilly (US)	988,30	1,72	6,00
ElringKlinger	5,18	0,00	0,15
Engie (FR)	23,65	-1,34	1,35
Epigenomics konv.	0,90	0,00	-
Equinor (NO)	38,48	-0,44	14,64
Ericsson B (SE)	8,75	0,67	3,00

Kraft Heinz Co (US)	21,21	0,76	1,60
Leifheit	12,65	0,80	1,20
Leo Int.Prec. Health	13,00	0,00	-
Linde PLC (IE)	402,80	0,90	6,00
Lloyds Banking (GB)	1,30	1,61	0,04
Lockheed Martin (US)	457,20	0,77	13,35
MasterCard (US)	492,40	1,07	3,15
MAX Automation SE	3,08	-2,22	-
Medtronic (IE)	81,34	3,72	2,84
Meta Platforms (US)	575,20	2,75	2,10
Micron Techn. (US)	802,60	-4,85	0,46
Moderna (US)	126,32	1,06	-
Multitude (CH)	5,82	2,83	0,55
MVV Energie	30,00	0,33	1,30
Nakiki	0,19	26,23	-
Netflix (US)	69,22	4,39	-
Newmont Corp. (US)	106,36	-2,99	1,00
NFON	3,37	1,51	-
Nintendo (JP)	46,30	0,81	219,0
Nvidia (US)	182,78	-3,35	0,52
OHB SE	177,20	0,68	0,59
OMV (AT)	72,90	2,24	4,40
Oracle (US)	124,18	-4,65	2,00
Orange (FR)	15,80	1,58	0,75
Österreich. Post (AT)	31,70	0,00	1,83
Panasonic (JP)	23,00	-1,67	40,00
paragon GmbH	1,04	4,00	-
PayPal (US)	46,65	-0,12	0,28
Pepsico (US)	118,42	0,78	5,62
Pfeiffer Vac.	163,80	-0,73	7,32

EssiliorLuxottica (FR) ◆○	147,50	0,10		323,50	144,25	68,48	4,00	20,57
Ferrari (NL) ◆	350,60		-0,99	429,40	268,90	62,15	3,62	39,22
GSK PLC (GB) ◆	21,67	5,25		26,02	16,55	87,66	0,66 GBP	9,51
Hermes Internat. (FR) ◆○	1410,0	0,71		2288,0	1394,0	148,85	13,03	31,72
HSBC (GB) ◆	18,01		-0,66	19,01	11,10	309,09	0,75 USD	12,04
Iberdrola (ES) ◆○	19,78		-1,96	22,00	14,85	131,96	0,01	19,97
Inditex (ES) ◆	54,06		-0,88	59,14	44,12	168,49	1,65	25,14
ING Group (NL) ◆○	31,87		-1,21	32,26	20,33	91,57	1,09	12,96
Intesa Sanpaolo (IT) ◆○	6,70		-2,19	6,94	4,80	119,28	0,38	11,36
L'Oréal (FR) ◆○	384,10	1,33		405,15	339,85	204,59	7,31	27,42
London St. Exch. (GB) ◆	97,56		-0,45	115,40	83,00	47,28	1,50 GBP	16,86
LVMH (FR) ◆○	417,85	0,52		654,00	405,75	206,67	13,00	19,21
National Grid (GB) ◆	12,99		-1,78	16,40	11,90	65,27	0,48 GBP	12,77
Nestle (CH) ◆	83,77	2,42		93,80	75,91	215,84	3,10 CHF	17,19
Nordea Bank AB (FI) ◆	17,69		-1,17	17,90	13,58	60,20	0,96	12,20
Novartis (CH) ◆	120,04	0,20		144,08	102,12	244,26	3,70 CHF	16,30
Novo Nordisk (DK) ◆	37,74	1,99		54,86	30,29	127,94	11,70 DKK	13,61
Prosus (NL) ◆○	35,61	0,32		63,58	35,20	77,86	—	7,83

14.9.2026	KursSchluss	$\pm$ in %z. Vortag	52 Wochen		Marktkap.in Mrd. €	Divi-dende	KGV2026
			Hoch	Tief
ABB (CH) ◦	79,90	-3,08	96,76	58,00	145,67	0,94 CHF	31,82
Adyen (NL) ◆	948,00	2,72	1600,0	784,30	30,04	–	24,62
Ahold (NL) ◆	31,65	2,33	42,47	30,36	27,90	1,24	11,07
Air Liquide (FR) ◆◇	167,30	-0,46	181,20	140,91	106,76	3,36	26,35
Anheuser Busch Inb. (BE) ◆◇	66,82	-1,30	76,00	48,84	120,09	1,15	17,40
Argenx (NL) ◆	844,20	-0,82	910,00	566,40	52,81	–	34,47
ASML Holding (NL) ◆◇	1370,0	-7,11	1741,4	725,70	531,76	4,58	36,68
AstraZeneca (GB) ◆	142,00	3,35	332,50	134,00	220,25	6,49 GBP	15,09
AXA (FR) ◆◇	43,56	0,83	45,79	36,58	91,08	2,32	10,30
Banco Bilb. (BBVA) (ES) ◆◇	25,08	-0,36	25,76	15,57	139,98	1,33	12,67
Banco Santander (ES) ◆◇	12,79	0,05	13,04	8,16	192,10	0,24	12,79
BAT (GB) ◆	49,64	3,46	57,26	42,95	107,20	2,40 GBP	11,60
BNP Paribas (FR) ◆◇	103,40	0,37	113,56	65,01	113,91	2,57	9,05
BP (GB) ◆	6,60	0,35	7,01	4,60	103,67	0,33 USD	8,07
Danone (FR) ◆	61,72	0,33	80,00	61,00	42,18	2,25	14,80
Enel (IT) ◆◇	8,76	-2,53	10,29	7,73	89,07	0,49	12,17
Eni (IT) ◆	24,00	-0,23	25,00	14,53	75,52	1,07	8,92

MSCI-World Welt	4937,3*	+0,64%
Nasdaq-100 USA	29.127,2	-0,82%
Nikkei 225 Japan	63.633,6	-0,58%
OBX Oslo Norwegen	2035,2	+0,24%
OMX Schweden	1114,8	-0,95%
OMX Index Finnland	13.518,0	-2,99%
OMXC 20 Dänemark	1577,0	+0,16%
PX Tschechien	2761,1	-0,84%

Eurofins Scien. (LU)	72,74	2,51	0,72
Exxon Mobil (US)	144,00	2,13	4,00
First Sensor	53,50	-0,93	0,47
Ford (US)	11,91	-0,04	0,60
Formycon	19,82	-1,64	-
Fortec Elektronik	11,00	1,85	0,40
Freeport-McM. (US)	59,91	-4,07	0,60
Fuchs SE	35,70	0,99	1,22
GE Aerospace (US)	274,00	-1,81	1,44
Geely (CN)	1,84	4,60	0,50
General Motors (US)	74,81	0,27	0,63
Generali (IT)	45,15	0,62	1,64
Gesco	14,30	-0,69	0,20
Gigaset	0,01	14,55	-
Gilead Sciences (US)	124,02	-0,58	3,16
Global Fashion Grp. (LU)	0,45	0,00	-
Grammer	12,10	-2,42	-
H+R	7,06	0,86	-
Halliburton (US)	31,09	0,36	0,68
Hamburger Hafen	21,50	0,00	-
Hapag-Lloyd	136,20	0,81	3,00
Harley Davidson (US)	23,54	5,47	0,72
Harmony Gold (ZA)	17,30	-2,26	12,80
Hawesko Holding SE	16,10	0,94	1,00
Heineken (NL)	72,56	2,37	1,92
Henkel St.	66,75	-1,84	2,05
Hennes&Mauritz (SE)	14,46	-0,76	7,10
Hoenle	7,44	-3,13	-
Holcim N (CH)	73,88	-0,75	-
Instone Real Estate	6,56	-2,96	0,43
Intershop Communic.	1,36	-0,73	-
JD.com ADR (CN)	23,35	0,00	1,00
Koenig & Bauer	9,17	6,38	-
Kone Corp. (FI)	49,45	-0,52	1,80
KPS	0,24	-1,67	-

Scalable Capital

Takkt	3,10	-5,78	—
technotrans SE	27,30	0,92	0,83
Telefónica (ES)	3,68	0,71	0,30
Tencent (CN)	47,95	1,60	5,30
Tesla (US)	311,00	-1,03	—
Teva ADR (IL)	—	—	—
Texas Instruments (US)	224,25	-0,40	5,56
thyssenkr. nucera	7,94	0,44	—
Tomra Systems (NO)	8,75	0,23	2,15
Toyota Motor (JP)	16,80	-3,39	95,00
Unibail-Rod.Wfd. (FR)	92,74	-0,43	4,50
Universal Music Gr. (NL)	14,41	1,98	0,52
Vale (BR)	12,42	-2,20	7,51
Veolia Envir. (FR)	31,63	0,29	1,50
Verizon (US)	44,35	2,88	2,74
Vestas Wind (DK)	27,50	-3,81	0,74
Villeroy & Boch	14,50	-1,02	0,85
Vita 34	2,88	-1,71	—
Vivendi (FR)	1,51	2,09	0,04
Vodafone (GB)	1,51	0,73	0,04
Voestalpine (AT)	43,94	-0,32	0,75
Volkswagen St.	81,00	-0,18	5,20
Voltatron	3,51	-5,77	—
WashTec	38,60	0,00	2,50
Wells Fargo (US)	75,90	-2,87	1,70
Westwing Group SE	12,20	-1,61	—
Zeal Network SE	42,80	0,71	1,40

Relx (GB) ◦	30,50	5,10	40,98	23,44	53,25	0,68 GBP	17,80
Richemont (CH) ◦	183,90	0,22	215,30	140,40	98,86	4,30 CHF	24,41
Rio Tinto (GB) ◦	84,35	-1,62	95,90	52,50	105,87	3,00 GBP	11,51
Roche PS (CH) ◦	382,25	4,28	411,60	270,20	268,55	19,60 CHF	17,71
Rolls-Royce Grp. (GB) ◦	16,57	-2,63	18,74	11,50	137,71	0,10 GBP	40,60
Safran (FR) ◦ ◦	329,80	0,15	366,00	264,00	137,97	3,35	30,34
Saint Gobain (FR) ◦	69,88	-1,80	95,30	66,12	34,58	2,30	10,87
Sanofi (FR) ◦ ◦	75,16	2,40	90,46	71,72	90,78	4,12	8,57
Schneider Electric (FR) ◦ ◦	274,85	-5,70	311,75	221,65	159,03	4,20	26,56
Shell (GB) ◦	42,23	1,75	42,26	29,54	243,02	0,93	10,53
TotalEnergies (FR) ◦ ◦	79,19	0,76	81,42	49,46	180,68	3,40	7,71
UBS (CH) ◦	46,52	-1,36	48,00	31,14	152,48	1,10 USD	15,46
UniCredit (IT) ◦ ◦	84,69	0,34	86,07	57,10	131,92	3,15	11,25
Unilever PLC (GB) ◦	54,88	2,52	63,27	47,00	119,69	1,24 GBP	18,92
Vinci (FR) ◦ ◦	111,75	-0,13	143,00	110,20	65,60	5,00	11,45
Wolters Kluwer (NL) ◦	70,10	7,28	116,75	55,00	16,30	2,52	11,53
Zurich Insurance (CH) ◦	631,00	2,53	681,20	573,40	95,42	30,00 CHF	14,79

ME(S)Z 22:04h, * Index vom Vortag, Veränderung in Prozent zum Vortag

IN DEUTSCHLAND ZUGELASSENE QUALITÄTSFONDS – TÄ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Titel	ISIN	Preis14.09.	Performance in %				Laufende Kosten %	Ausschüttungsart
			6 M	1 J.	3 J.	5 J.
Vontobel EmergMktsDebtH EUR*	LU0926439992	132,76 €	2,13	5,20	36,22	4,96	1,41	Thesaurierend
LLB Invest Constantia ZZ1	AT0000989090	162,20 €	6,33	20,22	33,73	16,84	0,73	Ausschüttend (1,52€)
PAYDEN Global HY Bond USD*	IE0030624831	38,80 $	1,97	3,94	26,93	21,89	0,73	Thesaurierend
Deka Multirent-Invest	DE0008479213	32,37 €	2,04	5,65	25,93	18,57	1,16	Ausschüttend (1,38€)
Deka Lux Deka MF GI Crp HY I	LU1685587591	87,03 €	2,17	4,25	24,58	16,08	0,60	Ausschüttend (5,15€)
Deka Lux Deka EM Bond AV	LU1508394241	75,25 €	-0,59	2,37	24,32	-5,31	1,60	Ausschüttend (3,47€)
PAYDEN GI.Em.Mkts Bd € A*	IE00B04NLM33	22,04 €	2,94	7,27	24,20	0,55	0,75	Thesaurierend
Deka VAG-Weltzins-INV	DE000A2DJVM0	72,71 €	4,84	12,36	22,76	23,33	0,70	Ausschüttend (4,26€)
Deka Weltzins-Invest T	DE000A0M6KA6	40,18 €	4,38	11,60	21,41	21,16	0,66	Thesaurierend
Deka Multizins-INVEST	DE0009786061	24,46 €	3,44	8,64	20,96	9,11	1,43	Ausschüttend (1,50€)

Rentenfonds im Vergleich

S&P BSE Sensex Indien	74.781,8*	-0,16%
S&P-500 USA	7620,0	-0,48%
S&P-TSX Kanada	35.702,5	+0,01%
Shanghai Comp. China	3885,3	-0,07%
SMI Schweiz	13.878,5	+0,75%
Stoxx-Europe-50 Europa	5319,7	-0,24%
TecDAX Deutschland	3960,8	-0,50%
WIG 20 Polen	4121,6	-0,43%

Alle dargestellten Investmentfonds sind Teilnehmer am Funds Service, sortiert nach 3-Jahresperformance, berechnet nach BVI (Bundesverband Investment und Asset Management) Methode. Laufende Kosten % = Anteil der Verwaltungskosten eines Fonds, hoher Prozentsatz = hoher Kostenanteil. Erscheinungstäglich wechselnde Kategorien: Aktien-, Renten- Geldmarkt-, Misch-, Immobilien- und wertgesicherte Fonds. Keine Anlageberatung und -empfehlung.

Nachhaltigkeits-Fonds (ESG)

Name	Währung	Ausgabe Rücknahme		____Performance____
		14.09.	14.09.	YTD	1 J.	3 J.	ISIN

Persp Dynamisch CF

€

124,05

118,14

+5,61

+11,23

+47,51

DE000DK0V6U7

DWS

hausInvest

€

46,28

44,08

+0,84

+1,60

+5,92

DE0009807016

Offene Immobilienfonds
grundb. europa IC:	€	35,02	33,35	-7,05	-7,28	-9,90	DE000A0NDW81
grundb. europa RC	€	35,13	33,46	-7,08	-7,39	-10,70	DE0009807008
grundb. Fok Deu RC	€	50,53	48,12	-5,05	-4,84	-7,36	DE0009807081
grundb. Fokus D IC:	€	50,85	48,43	-4,88	-4,59	-6,37	DE0009807099
grundb. global IC:	€	46,08	43,89	-4,71	-4,49	-10,35	DE000A0NCT95
grundb. global RC	€	45,35	43,19	-4,95	-4,84	-11,47	DE0009807057

KanAm Grund Kapitalanlagegesellschaft mbH

Leading Cities*

€

59,08

56,00

-9,69

-23,20

-45,27

DE0006791825

hausInvest	€	46,28	44,08	+0,84	+1,60	+5,92	DE0009807016
Deka
AriDeka CF	€	110,85	105,31	+8,23	+13,96	+39,46	DE0008474511
BW Zielfonds 2030	€	54,49	53,42	+0,49	+1,03	+10,43	DE000DK0ECQ6
DekaFonds CF	€	166,83	158,49	+5,26	+6,87	+42,73	DE0008474503
Deka-MegaTrends CF	€	190,89	183,99	+10,25	+15,44	+49,77	DE0005152706
Div.Strateg.CF A	€	248,61	239,62	+9,22	+13,46	+39,89	DE000DK2CDSO
EuropaBond CF	€	90,99	88,34	+0,12	+0,67	+9,49	DE000DK091G0
EuropaBond TF	€	32,11	32,11	-0,22	+0,17	+7,91	DE0009771980
GlobalChampions CF	€	464,93	448,13	+9,98	+16,84	+63,52	DE000DK0ECU8
Mainfr Strategiek	€	212,99	212,99	+4,49	+6,74	+29,28	DE000DK2CE40
Mainfr Wertk ausg	€	101,50	101,50	+4,40	+3,39	+12,09	DE000DK1CHU9
RenditDeka	€	22,16	21,51	-1,45	-1,18	+9,73	DE0008474537
RenditDeka TF	€	27,74	27,74	-1,59	-1,38	+9,19	DE000DK2D640
UmweltInvest CF	€	242,69	233,92	+5,30	+9,27	+31,43	DE000DK0ECS2

Deka Investments

EuroBalance*	€	79,52	76,46	+5,02	+9,88	+39,45	DE0009757450
EuroErtrag*	€	71,82	69,39	+1,48	+2,98	+16,49	DE0009782730
EuroFlex*	€	42,71	42,29	+0,59	+1,22	+11,01	DE0009757484
EuroInvest A*	€	163,61	155,82	+16,30	+29,44	+84,07	DE0009754333
EuroKapital*	€	72,58	69,12	+5,72	+11,85	+44,88	DE0009757468
EuroRent A*	€	28,12	27,17	-0,59	-0,27	+10,62	DE0009757443
GlobalAktien*	€	89,40	85,14	+15,63	+22,44	+73,00	DE000A2PPJZ8
GlobalBalance DF*	€	90,05	86,59	+5,58	+10,03	+31,55	DE0009782763
GlobalChance DF*	€	113,17	107,78	+11,57	+18,03	+47,82	DE0009782789
ProInvest*	€	326,43	310,89	+4,54	+8,72	+67,56	DE0009754119
ReturnSelect A*	€	58,71	57,00	+2,51	+4,57	+17,67	DE000A0RFJ25
VermAnlage Komfort*	€	71,68	69,26	+5,22	+8,97	+26,73	DE000A1JJUP7
VermAnlage Ret A*	€	91,53	88,01	+5,67	+11,18	+35,01	DE000A1JJJR3

Commerz Real Investment

Bundesanl. 10J

Euro in Dollar

Pfisterer SE	65,45	-3,47	0,85
Pfizer (US)	24,01	0,99	1,72
Philip Morris (US)	167,24	0,36	7,11
Philips (NL)	21,72	1,26	0,85
Pro Sieben Sat 1 SE	3,57	-1,81	0,05
ProCredit Hldg.	8,56	-1,95	0,47
Prudential (GB)	11,56	0,35	0,14
Q.Beyond konv.	3,38	0,00	-
Qualcomm (US)	156,74	-0,20	3,62
Raiffeisen Int. (AT)	64,25	-4,03	1,60
Renault (FR)	29,35	0,48	2,20
Repsol (ES)	28,79	-1,44	0,50
Roche I (CH)	388,20	3,19	10,80
RTX Corp. (US)	169,30	-0,65	2,72
Ryanair (IE)	22,25	-0,67	0,39
Samsung El. GDR	3920,0	-7,11	28,96
Samsung El. Vz GDR	2890,0	-7,37	12,95
Sartorius St.	183,80	0,66	0,73
Shopify (CA)	115,22	3,52	-
Singulus Techn.	8,44	-5,38	-
Sixt SE Vz.	56,90	-0,18	3,22
Snap (US)	4,90	0,31	-
SNP Schneider-Neu. SE	80,40	0,00	-
Societe Generale (FR)	74,34	0,55	1,61
Softbank (JP)	32,53	-12,95	11,00
Sony (JP)	21,35	5,93	24,51
SpaceX (US)	129,56	-0,67	-
Spotify	449,00	0,45	-
Starbucks Corp. (US)	85,92	0,87	2,45
STMicroelectron (NL)	42,14	-4,59	0,36
Stratec	25,00	3,73	0,60
STS Group	3,60	-6,74	-
Surteco Group SE	7,15	0,00	-
Swatch Group I (CH)	188,80	1,15	4,50
Swiss Re N (CH)	142,55	-1,11	6,30

LEITZINSEN

Basiszins gem. BGB	1,52	seit 1.7.2026
EZB Einlagefazilität	2,50	seit 16.9.2026
EZB Hauptrefi	2,65	seit 16.9.2026
EZB Spitzenrefi	2,90	seit 16.9.2026
Leitzins FED	3,50 - 3,75	seit 11.12.2025
Leitzins Japan	0,75	seit 19.1.2026
Leitzins Großbritannien	3,75	seit 18.12.2025
Leitzins China	3,00	seit 20.5.2025
Leitzins Schweiz	0,00	seit 20.6.2025

WECHSELKURSE

INDIZES/RENDITEN

	14.9.	11.9.
Bund-Future, Frontmonat	120,36	120,53
Rentenindex (REX)	120,03	120,23
Umlaufrendite	3,51	3,47
10-j.Staatsanleihe Deutschland	3,53	3,52
10-j.Staatsanleihe USA	4,96	4,94
10-j.Staatsanleihe Großbritannien	5,55	5,54
10-j.Staatsanleihe Japan	3,00	2,98
10-j.Staatsanleihe Schweiz	0,60	0,54

ROHSTOFFE

14.9.2026Land	Devisen 1)		Referenzkurs
	Geld	Brief	EZB
Australien	1,6092	1,6292	1,6202
Brasilien	5,6584	5,9584	5,9564
China	7,6946	7,7946	7,7489
Dänemark	7,4553	7,4953	7,4753
Großbritannien	0,8538	0,8578	0,8560
Hongkong	9,0046	9,1046	9,0599
Japan	178,15	178,63	178,52
Kanada	1,5977	1,6097	1,6041
Neuseeland	1,9878	2,0118	2,0012
Norwegen	10,7490	10,7970	10,7670
Polen	4,3182	4,3662	4,3418
Schweden	11,2626	11,3106	11,2810
Schweiz	0,9417	0,9457	0,9431
Südafrika	18,6219	18,8619	18,7695
Tschechien	24,0970	24,4970	24,2940
Türkei	56,0661	56,2061	56,1636
Ungarn	362,79	367,99	365,33
USA	1,1515	1,1575	1,1551

	14.9.	Ver. %
Rohöl Brent (ICE) $/Barrel	106,31	1,63
Rohöl WTI (Nymex) $/Barrel	101,75	1,70
Heizöl (Nymex) $/gal.	4,991	0,64
Gold ($/uz)	4284,06	-1,49
Platin (Nymex) $/toz	1762,60	-1,95
Silber (Comex) $/toz	63,57	-2,48
Palladium (Nymex) $/toz	1294,00	-2,26
Kupfer (LME) $/t	13.915,25	-2,27
Nickel (LME) $/t	16.183,42	-0,53

Gold (\$/uz)

Zink (LME) $/t	3942,50	-1,81
Blei (LME) $/t	1836,51	-0,94
Zinn (LME) $/t	51.603,79	-4,00
Aluminium hg (LME) $/t	3290,34	0,50
Weizen (Matif) €/t	240,50	-0,21
Sojaboh. (CME) $-Cts/bu	1305,00	0,66
Mais (CME) $-Cts/bu	534,00	0,71
Kaffee (ICE) $-Cts/lb	289,25	1,24
Kakao (ICE) $/t	6029,00	1,14
Zucker (ICE) $-Cts/lb	19,06	5,01

MÜNZEN GOLD	Ankauf 7.9.	Verkauf 7.9.
20 Mark	855,70	913,30
1/2 oz Britannia	1845,5	2061,7
1/4 oz Britannia	922,50	1051,0
20 Österr. Kronen	715,50	755,00
1 Österr. Dukat	407,40	440,50
20 Fr. Vreneli	693,10	741,50
10 Rubel Tscherw.	924,00	989,00
1 oz Krügerrand	3691,0	3871,0
1/2 oz Krügerrand	1845,5	2061,7
1/10 oz Krügerrand	369,00	426,60
2 Rand	866,20	906,00
1 oz Am. Eagle	3691,0	3923,0
1/2 oz Am. Eagle	1845,5	2111,2
1/4 oz Am. Eagle	922,50	1076,2
1/2 oz Maple Leaf	1845,5	2061,7

MÜNZEN UND BARREN

PLATIN | PALLADIUM
1 oz Maple Platin	1370,0	2032,5
BARREN
10 g Gold	1180,5	1288,0
1 oz Gold	3691,0	3931,0
100 g Gold	11.808,0	12.734,5
1 kg Gold	119.214,0	125.393,0
1 oz Silber	52,70	83,85
500 g Silber	847,00	1181,1
1 kg Silber	1694,0	2330,6
1 oz Palladium	1143,0	1636,3

Öl (Brent, \$/B.)

14.9.2026	Kurs NY Schluss	± in % z. Vortag	52 Wochen		MK in Mrd.$	Divi- dende	KGV 2026	Kurs FFM Schluss
			Hoch	Tief
3M	162,02	-1,79	184,90	139,34	84	2,92	19	139,75
Alphabet Inc. A	349,39	3,22	408,61	235,84	2050	0,83	25	301,60
Amazon.com	253,54	-1,26	287,20	196,00	2735	-	29	219,40
American Express	327,78	0,95	387,49	290,97	221	3,28	19	284,00
Amgen	381,50	1,10	447,03	269,77	206	9,66	17	325,40
Apple Inc.	333,08	0,24	344,57	236,32	4861	1,06	40	288,60
Boeing	210,27	-0,09	254,35	176,77	166	-		182,90
Caterpillar	784,00	-4,22	1073,5	434,28	360	5,84	32	680,20
Chevron Corp.	212,17	-0,88	217,65	146,49	419	6,84	15	185,72
Cisco Systems	110,06	-1,85	130,37	66,38	434	1,67	27	96,06
Coca-Cola	89,35	1,20	92,49	65,35	384	2,04	28	77,19
Disney Co.	108,59	1,91	117,09	92,19	188	1,25	16	92,31
Goldman Sachs	988,45	-3,96	1154,0	740,01	288	14,00	14	878,20
Home Depot	310,87	0,69	426,75	289,10	310	9,20	21	269,20
Honeywell Intl.	201,38	-0,48	252,00	186,76	64	4,58	25	171,68
IBM	249,09	2,38	332,46	199,19	235	6,71	20	216,85
Johnson&Johnson	266,32	0,28	281,07	173,33	642	5,14	23	233,10
JP Morgan Chase	350,13	-1,71	366,50	279,10	931	5,80	14	305,55
McDonald's	257,49	1,96	341,75	252,15	182	7,17	19	223,00
Merck & Co.	144,85	0,64	156,92	77,58	357	3,28	51	125,42
Microsoft	505,41	1,97	553,72	349,20	3753	3,64	31	438,20
Nike	37,05	0,68	76,97	36,55	45	1,63	19	32,32
Nvidia	210,96	-3,36	236,54	164,27	5084	0,52	31	182,78
Procter & Gamble	146,13	0,59	167,24	137,62	339	4,26	21	126,40
Salesforce Inc.	259,43	4,73	269,11	146,32	214	1,66	21	224,50
Sherwin Williams	324,50	0,37	377,77	289,86	79	3,16	26	278,00
Travelers Comp.	378,05	0,76	398,70	252,26	79	4,35	12	327,00
UnitedHealth	383,55	1,18	461,62	255,97	344	8,73	22	331,60
VISA Inc.	375,28	1,30	385,57	293,89	640	2,52	29	325,20
Walmart Inc.	109,08	1,80	135,16	98,88	865	0,95	39	94,24

DOW JONES

ERLÄUTERUNGEN: Kurse in Euro, Dow Jones-Aktien in US-Dollar. Die Kurse der Indexmitglieder von Dax, M-Dax und S-Dax basieren auf dem Xetra-Handel, „Weitere Aktien“. Euro-Stoxx-50 sowie Stoxx-Europe-50 auf dem Frankfurter Parketthandel, Dow Jones-Aktien Heimatbörse USA. ✉○○ = Mitglied im Tec-Dax/Euro-Stoxx-50/Stoxx-Europe-50. Vz. = Vorzugsaktien ohne Stimmrecht, St. = Stammaktien. Kurshistorien sind um Kapitalmaßnahmen bereinigt. Dividendenzahlungen: jährlich. Die ausgewiesenen Dividenden sind die zuletzt gezahlten Dividenden in Euro bzw. der Landeswährung (sh. Länderkörper hinter dem Aktiennamen). Dividenden der ADRs (= American Depositary Receipt) in US-Dollar, KGV = Kurs-Gewinn-Verhältnis, je höher das KGV, desto teurer ist die Aktie bezogen auf den Jahresgewinn. Nikkei-Index = © Nihon Keizai Shimbun.
Anlagegold wird mit 0 % besteuert. Silber, Platin und Palladium mit 19 % MwSt.. Ausnahme sind Silbermünzen, sie unterliegen der Differenzbesteuerung, wenn sie aus einem Nicht-EU-Land eingeführt werden. Die MwSt. entfällt dann nur auf die Differenz zwischen An- und Verkaufswert.
1) Devisen mitgeteilt von RBBW; Handelsplätze Rohstoffe: ICE= 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Nymex=New York Mercantile Exch.; Comex: New York Commodity Exch.; CME=Chicago Mercantile Exch.; LME=London Metal Exch.; Matif=Marche de Terme International de France. * = Kurs vom Vortag.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Bei Rückfragen erreichen Sie die Redaktion unter 089/2183-0 oder redaktion@sueddeutsche.de Infront
Quelle: Degussa Goldhandel Endkundenpreise.

Weitere Fonds-Infos unter http://moneyspecial.de/fonds/
Deka Immobilien Investment

UniGlobal*	€	528,99	503,80	+10,33	+15,71	+49,78	DE0008491051
UniGlobal-net-*	€	298,91	298,91	+10,13	+15,36	+47,87	DE0009750273

FairWorldFonds*	€	60,09	58,62	+1,97	+3,69	+14,58	LU0458538880
PrivatFonds: ESG*	€	59,05	59,05	+3,86	+7,53	+24,85	LU1900195949
UniGlobal Div-netA*	€	135,56	135,56	+7,88	+10,80	+25,61	LU157040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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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OPEN-SIEGER ALEXANDER ZVEREV

Nicht der Beliebteste, aber der Beste

Von Gerald Kleffmann

Alexander Zverev hat das Finale der US Open gewonnen, und damit steht fest: Er ist der herausragende männliche Spieler dieser Tennissaison. Daran ändern auch die vielen teils hitzig geführten Debatte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nichts. Ihm wird vorgeworfen, er sei bei seinen Durchmärschen in Paris, wo er erstmals Grand-Slam-Sieger wurde, und auch jetzt nie auf die Überflieger Carlos Alcaraz und Jannik Sinner getroffen. Und wie das ausgeht, wenn er auf den Spanier und den Italiener treffe, habe man ja in Melbourne und Wimbledon gesehen. Bei den Australian Open verlor er in einer epischen Partie gegen Alcaraz, in England siegte Sinner knapp, aber verdient. Das mag alles stimmen. Aber letztlich sind das sinnlose Deutungen.

Denn Fakten lassen sich nicht wegdiskutieren. Zverev selbst erwähnte einmal, er sei in dieser Saison nur ein einziges Aufschlagspiel davon entfernt gewesen, in allen vier Major-Endspielen zu stehen. Sogar gegen Alcaraz schlug er in Australien zum Sieg auf. Niemand seiner großen Konkurrenten kommt seiner Jahresbilanz nahe. Drei Finals, zwei Titel, ein Halbfinale. Und die Aussichten sind rosig für Zverev.

Man kann es kaum glauben, aber der Spieler, dem die Branche und Beobachter nachsagten, er würde stets im letzten Moment, wenn nicht an Gegnern, dann doch an sich selbst scheitern, könnte in der näheren Zukunft eine Erfolgsstrecke sondergleichen hinlegen. Zum einen hat ihn sein French-Open-Titel von einer Seelenlast befreit. Aus dem Unvollendeten war im Juni der Vollendete geworden. Zum anderen: Während er mit 29 fitter, hungriger, fokussierter denn je erscheint, zeigen seine Kontrahenten reihenweise Schwächen. Dass er Diabetes hat, macht seine Leistung noch beeindruckender.

„Es gibt Leute, die mich hassen oder nicht mögen. Das ist okay so.“

Sinner gibt gerade ein beunruhigendes Bild ab. Im Grunde weiß niemand in der Öffentlichkeit, wie schlimm seine Knieverletzung ist. Seit dem Wimbledon-Finale wurde er nicht mehr bei Turnieren gesehen. Bei Alcaraz ist unklar, ob seine Handgelenksverletzung nur ein vorübergehendes Handicap war. Er zeigte berauschendes Tennis in New York. Aber Ben Shelton zeigte ihm Grenzen auf. Alcaraz ist noch weit davon entfernt, so stabil wie vor seiner Auszeit zu sein.

Und die Jäger im Dunstkreis des Trios an der Spitze? Félix Auger-Aliassime? Flavio Cobolli? Daniil Medwedew? Alex de Minaur? Sind exzellente Profis. Aber Zverev hat sie vorerst abgehängt. Auch Novak Djokovic wirkt, völlig verständlich mit 39 Jahren, nicht mehr wie der Vollstrecker. Was also spricht dagegen, dass Zverev weiter Grand-Slam-Titel einsammelt? Nichts. Solange er so fit und gierig auf Erfolg bleibt wie bisher. Und den Eindruck macht er.

Im Winter, wenn die Wahl zum Sportler des Jahres in Deutschland ansteht, führt kein Weg an Zverev vorbei. Diese Auszeichnung hätte er sich dann verdient, noch mehr als 2021, als er Olympiagold errang. Zu seiner Geschichte gehört allerdings weiterhin, dass er nach wie vor als Person polarisiert. Dass er nie wirklich Stellung zu dunklen Themen aus seinem Privatleben bezogen hat, wird ihm bis heute vorgeworfen. Auch in New York erschien in einem Magazin ein Artikel, in dem auf seine Vergangenheit abgezielt wurde, die es schwer mache, ihm bedingungslos zuzujubeln. Und auch wenn Zverev charmant sein kann, vor allem, wenn er auf Englisch spricht wie bei seiner großartigen und berührenden Siegerrede in New York: Seine manchmal immer noch durchblitzende schnippische Art mag nicht böse gemeint sein – sie kommt trotzdem nicht immer gut an.

Gemessen an seinem immensen Erfolg müssten sich die Sender um Übertragungen seiner Matches eigentlich prügeln. Und die Reporter müssten seine Pressekonferenzen in Scharen bevölkern. Es sieht anders aus: Seit Jahren wird er von kaum einem internationalen Berichterstatter befragt. Als er ins Finale einzog, saßen vor ihm höchstens ein Dutzend Journalisten. Aber auch das ist ein Spiegelbild seiner Geschichte.

Zverev hat das alles registriert, die Debatten im Netz, die Resonanz in globalen Medien. Wie er wahrgenommen wird, ist mit Sicherheit auch ein Ergebnis davon, dass er nicht immer gut beraten wird. Er hat aber offenbar seinen Frieden mit dem öffentlichen Zerrbild geschlossen und sich dafür entschieden, dass ihm sein eigener Kosmos, seine Familie, ein paar Freunde und Fans reichen. Vor den US Open hatte er bei einem sehenswerten Interview mit dem Youtube-Entertainer Jens Knossalla gesagt: „Es gibt auch viele Leute, die mich hassen oder nicht mögen. Das ist okay so. Nicht jeder muss mich lieben.“ In dieser eigenwilligen Gemengelage so erfolgreich als Sportler zu sein – auch dies verdient Respekt. Nach diesen US Open mehr denn je.

Von Gerald Kleffmann

New York – Ein kleiner Junge saß in der ersten Reihe des Interview Room 1. Seine Beine baumelten herab, sie reichten nicht mal bis zum Boden. Manchmal schaute er zur Tür, wenn sie aufging. Dann drehte er sich wieder enttäuscht um. Fehlalarm! Der, auf den er wartete und wartete, er kam nicht. Dabei war der Mann schon vor gut einer Stunde angekündigt worden. Ein älterer Herr ging zweimal zu dem Jungen und vertröstete ihn. „Er hat viel zu tun jetzt, sicher wurde er aufgehalten“, sagte er. Der Junge nickte brav. Er konnte nicht wissen, was alles über einen Tennisspieler hereinbricht, der die US Open, eines der vier größten, wichtigsten Turniere in diesem Sport gewonnen hat.

Ja, Alexander Zverev hatte viel zu tun.

Zunächst, nach der Siegerehrung, ließ sich der 29-Jährige mit allen möglichen Helfern ablichten, mit Ballkindern und Sicherheitsleuten, stets mit dem funkelnden Pokal in der Hand. Dann wurde er durch Fernsehstudios gereicht, Tennis Channel, ESPN, so ging das, bis er in der Umkleide auftauchte. Dort wartete sein Team, und wie Aufnahmen zeigten, die rasch bei Instagram landeten, wurde wild mit Champagner herumgespritzt. Seit dem Sommer, als Zverev seinen ersten Grand-Slam-Titel nach zehn Jahren des vergeblichen Anrennens für sich verbucht hatte, ist einiges anders in seinem Leben. Viele suchen seine Nähe. Und so tauchte am Sonntag auch überraschend eine weltweite Größe der DJ-Szene bei seinen Feierlichkeiten auf, ein Berliner mit dem Künstlernamen Rampa, der zum Musikkollektiv Keinemusik gehört. Die Prickelbrause abduschen musste Zverev dann auch noch, ehe er endlich jenen Raum betrat, in dem der Junge saß.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Sascha“, sagte also Nico, der vom amerikanischen Tennisverband USTA auserwählt wurde, die erste Frage an den neuen Sieger stellen zu dürfen. „Es war ein großartiges Jahr für dich. Wie fühlt es sich an, deinen ersten US-Open-Sieg zu feiern?“ Zverev lächelte und sagte: „Es fühlt sich fantastisch an, besonders nach der bitteren Enttäuschung, die ich 2020 hier erlebt habe. Diese Trophäe endlich in die Höhe zu stemmen, ist ein unglaubliches Gefühl.“ Dabei schaute er kurz auf den Pokal vor ihm.

Viele Reporter saßen nicht im Raum, wie immer eigentlich ignorierten internationale Berichterstatter den deutschen Profi, was viel mit Ereignissen in seiner Vergangenheit zu tun hat, aber an diesem Abend war sein früheres Privatleben wahrlich nicht das Thema. Das war ganz sicher der verkehrte Ort und die verkehrte Zeit dafür. Zverev selbst gab die richtigen Stichwörter vor: Wie schafft es einer, der wieder und wieder im letzten Moment scheiterte, viel Kritik einstecken musste, gar den fragwürdigen Beinamen „Der Unvollendete“ erhielt, bittere Enttäuschungen wegzustecken und niemals aufzugeben?

Eine Antwort hatte Zverev bereits vor dem Finale gegeben, als er meinte, er habe immer an sich geglaubt. Im Gegensatz zu manchen Kritikern. Auch schmerzhafte Niederlagen hätten seine Zuversicht nicht nachhaltig schmälern können. 2020 zum Beispiel verlor er trotz 2:0-Satzführung und dann einem 5:3 im fünften Satz das Finale der US Open gegen Dominic Thiem. Bei den French Open 2024 führte er mit 2:1 Sätzen im Endspiel gegen den Spanier Carlos Alcaraz. Und, und, und. Zverev gewann so viel, 2021 olympisches Gold, neun Masters-Turniere, zweimal die ATP Finals, das Abschlussevent der Tour. Aber nie einen Grand-Slam-Titel. Bis der Juni 2026 kam. Und der September. Und es das Schicksal doppelt gut mit ihm meinte.

Bis zum Finale in Paris traf er auf dem Weg ins Endspiel auf keinen einzigen Top-20-Spieler, und er nutzte diese einma-

Madrid – Kimi Antonelli hätte es sich auf dem roten Sofa bequem machen können mit stolz geschwellter Brust unter der Kühlweste, die er noch über seinem Team-Shirt trug. Niemand hätte das seltsam gefunden. Aber so tickt dieser Rennfahrer nicht. Und so war ihm sein Platz fast schon unangenehm. Dass er zwischen Titelverteidiger Lando Norris und dem viermaligen Weltmeister Max Verstappen saß, wies ihn als Sieger des ersten Großen Preises von Spanien auf dem „Madring“ aus. Doch Antonelli wurde das Gefühl nicht los, dass Norris in der Mitte besser aufgehoben wäre.

Das sei ein sehr souveräner Sieg von ihm gewesen, leitete der Moderator der Pressekonferenz die Frage ein. Was denn der befriedigendste Aspekt seiner Leistung gewesen sei? „Ich weiß nicht so recht“, antwortet Antonelli. Natürlich sei es gut zu gewinnen: „Aber wenn ich realistisch und ehrlich bin, haben wir den Sieg heute nicht verdient. Lando hätte den Sieg verdient.“ Gerade hatte er seinen achten Formel-1-Erfolg gefeiert – nach erst anderthalb Jahren in der Königsklasse. Nebenbei hat sich Mercedes mit diesem 251. Sieg als Motorenhersteller auf die oberste Stufe gebracht, wo bisher Ferrari allein thronte. Aber Antonelli fand: Platz zwei oder drei wäre am Sonntag angemessen gewesen. Sein Start sei nicht gut gewesen, zu aggressiv, es gebe schon noch Sachen, an denen er arbeiten könne. Und da war eben die Sache mit dem virtuellen Safety-Car.

Der stärkere Fahrer am 14. Rennwochenende dieser Saison, da hatte Antonelli recht, war der drittplatzierte Norris. Am Samstag hatte der 26-Jährige mit viel Präzision eine Qualifikationsrunde hingelegt, die bis auf die letzte Kurve nahezu perfekt

Er macht es auch in New York

Das gab es zuletzt 1989: Alexander Zverevs Sieg in Flushing Meadows ist der erste US-Open-Triumph eines deutschen Tennisspielers seit Boris Becker – danach erzählt der Hamburger, warum er in diesem Jahr so außergewöhnlich gut ist.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lige Chance. Im Finale bezwang er den Italiener Flavio Cobolli, damals auf Weltranglistenplatz 14. In New York verlief sein Weg ähnlich. Kein Top-20-Gegner, bis Ben Shelton, 23, im Finale auf ihn wartete, der Weltranglistenneunte. Zverev schwächelte nur im dritten Satz, ansonsten spielte er clever und hatte den Linkshänder beim 6:3, 7:6 (2), 5:7, 6:2 unter Kontrolle. Skurrile Probleme hatte er eher beim Matchball. Weil er

Mein Schatz: „Diese Trophäe endlich in die Höhe zu stemmen, ist ein unglaubliches Gefühl“, sagte Alexander Zverev nach dem Finale. 2020 hatte er das Endspiel der US Open trotz 2:0-Satzführung noch verloren. FOTO: FRANK FRANKLIN II/AP/DPA

dachte, es stünde 5:1 für ihn, jubelte er nicht. Erst als sein Bruder Mischa ihm von der Seite zurief, dass es 6:2 lautete, zuckte er zusammen und begriff: Jetzt war er auch Champion von New York. 5,5 Millionen Dollar (4,7 Millionen Euro) erhielt er später für den Sieg in Form eines symbolischen Schecks überreicht. Er ist der erste männliche deutsche Sieger bei den US Open seit 1989; damals gewann Boris Becker den vierten seiner insgesamt sechs Grand-Slam-Titel in seiner Karriere.

Eine Erklärung, warum dieses Jahr nun so viel aufgehe für ihn, hatte Zverev nicht wirklich parat. Und gab dann doch eine Antwort, die ursächlich für seine beiden großen Triumphe sein könnte. Er überraschte mit einem Bekenntnis, um seine Lage zu beschreiben: „Ich halte mich keineswegs für den Talentiertesten. Ich glaube nicht, dass ich ein gottgegebenes Talent bin wie manch anderer“, sagte Zverev selbstkritisch, „ich glaube, mein Tennisspiel basiert größtenteils auf harter Arbeit, auf vielen Stunden auf dem Platz, im Fitnessstudio und auf der Laufbahn. So spiele ich Tennis.“ Dass er sich treffend beschrieb, würde Shelton sofort bestätigen, denn als der Amerikaner auf dem Hartplatz im mächtigen Arthur Ashe Stadium als Finalverlierer sprach, huldigte er seinem Besieger und sagte zu Zverev: „Du arbeitest härter als jeder andere, den ich kenne. Du verbringst mehr Zeit auf dem Platz als jeder andere, den ich kenne.“

Zverevs Grand-Slam-Bilanz im Jahr 2026: Halbfinale, Sieg, Finale, Sieg

Im Leben von Alexander Zverev, der in eine russische Tennisfamilie hineingeboren wurde, in Hamburg aufwuchs und gar nicht anders konnte, als Profi zu werden, war immer viel los, auch abseits der Tennisplätze. Aber eines hat er tatsächlich nie verloren: den Fokus auf seine Pflichten als Profi. In New York trainierte er, wenn er kein Match an jenem Tag bestritt, derart ausgiebig, dass sein Hitting Partner Michail Ledowskich, ein früherer Profi aus Russland, schnell mit völlig verschwitztem Shirt da stand. Während Zverev noch nicht mal auf Betriebstemperatur gekommen war. Sein Shirt war stets trocken. So wie man trainiere, so spiele man auch, das ist die Philosophie Zverevs.

Die Fitness ist ausgerechnet bei ihm, dem Diabetiker, tatsächlich jener Faktor, der ihn von den Konkurrenten abhebt. Dabei musste er sich auch im Finale, wie bei jeder Partie, wiederholt eine Insulinspritze setzen. Dieses Los trägt er seit Kindertagen mit sich herum. In seiner Rede erwähnte er seine Krankheit auch und dankte insbesondere seiner Mutter Irina, die ihn stets ermutigt habe, an seine Träume zu glauben. Angesichts dieser Worte erschien das, was er 2026 geleistet hat, noch bemerkenswerter. Seine Grand-Slam-Bilanz lautet: Halbfinale, Sieg, Finale, Sieg.

Zwar verlor er bei den Australian Open gegen Alcaraz und in Wimbledon gegen Sinner. Aber, als die zwei entweder verletzt waren und fehlten oder eben wie Alcaraz nun in New York vorzeitig ausgeschieden waren, war Zverev zur Stelle. Berechtigt war daher auch die Frage eines Reporters am Sonntag, ob sich Zverev als weltbesten Spieler derzeit selbst einstufe. „Da Jannik Sinner verletzt ist und Carlos Alcaraz nach vier Monaten Verletzungspause gerade erst zurückkehrte, würde ich im Moment wahrscheinlich mit Ja antworten. Wenn beide fit und in Topform wären, vielleicht nicht“, sagte Zverev und urteilte: „Wenn alle gesund sind, denke ich, dass Jannik immer noch vorn liegt. So einfach ist das.“ Das war eine exzellente Antwort.

Kurz darauf brach Zverev schon zum nächsten Termin auf, ein Fotoshooting mit Pokal vor dem Stadion. Nico bekam das allerdings nicht mehr mit. Der Junge war nach seiner Frage vorzeitig gegangen. Zverev, dem US-Open-Sieger, stand dagegen erst noch eine lange Nacht bevor.

Kimi Antonelli blockt ab, doch der WM-Titel rückt näher

In Madrid fährt der 20-Jährige seinen achten Formel-1-Sieg ein, was ihm fast unangenehm ist. Aber das Momentum ist längst auf seiner Seite.

war. Elf Tausendstel schneller als Antonelli lenkte Norris seinen McLaren über den neuen Kurs in Madrid, auf dem das Überholen schwierig ist. Er war auch gut unterwegs im Rennen, das weit ruhiger verlief, als es zunächst vermutet worden war. Bis nach dem Aus von Lance Strolls Aston Martin in Runde 15 von 57 das einzige Mal das virtuelle Safety-Car ausgerufen wurde. Norris hatte die Einfahrt zur Boxengasse um wenige Sekunden verpasst. Abgesehen vom dann lange führenden Charles Leclerc, der sein Glück mit einem späten Stopp versuchte, nutzte die Konkurrenz die zeitsparende Gelegenheit für einen Reifenwechsel. In dieser Phase werden alle Autos auf eine vorgegebene Maximalgeschwindigkeit gedrosselt. Norris war der Einzige, der nicht von dieser Unterbrechung profitierte.

„Ich habe das Gefühl, ein perfektes Rennen gefahren zu sein. Nur das Glück war nicht auf meiner Seite“, sagte Norris. „Es ist ja nicht so, als hätten wir etwas getan, das uns den Sieg gekostet hat. Wir hatten heute einfach wahnsinniges Pech.“ Nicht nur hatte das virtuelle Safety-Car für ihn zu spät begonnen, es endete auch zu früh – just, als Norris in der nächsten Runde für seinen Stopp abbog, der dann wegen Problemen am rechten Pneu länger dauerte als üblich. Dreimal ungünstiges Timing: „Dass es so ausgeht, ist einfach ziemlich mies“, sagte Norris. „Es ist eine Regel, die nicht ein ganzes Rennen definieren sollte.“

„Lando hätte den Sieg verdient“: Sieger Kimi Antonelli (li.) und der zweitplatzierte Titelverteidiger Norris reden über die Safety-Car-Phase. FOTO: CLIVE MASON/GETTY

Ob sich etwas ändern müsse, darüber wurde im Fahrerlager diskutiert. Verstappen kündigte an, das Thema werde man „wahrscheinlich im nächsten Briefing besprechen“. Aber wie der Red-Bull-Pilot war auch Norris der Meinung: So sei der Rennsport nun mal. 2024 in Miami hatte der Brite seinen ersten Formel-1-Sieg durch ein Safety-Car errungen, jetzt profitierte ein anderer. Und es passt zu diesem Jahr, dass sich auch diese Dinge für Antonelli fügen. Das Momentum ist auf seiner Seite.

Vor einer Woche der Triumph in Monza, bei dem Antonelli eine solch besondere Fahrt auf den Asphalt zauberte, wie es manchem in seiner ganzen Karriere nicht gelingt: von der letzten Startreihe, strafversetzt aufgrund eines vorzeitigen Motorenwechsels, bis auf den ersten Platz. Antonelli gewann auf dem Autodromo Nazionale als erster Italiener seit 60 Jahren, da jubelten selbst die tiefroten Ferrari-Fans. Selbst das gelingt Antonelli: Die Scuderia strauchelt mal wieder, und ihre Piloten machen sich gegenseitig das Leben schwer? Kein Problem, Kimi ist da! Der siebenmalige Weltmeister Lewis Hamilton gratulierte seinem Vorgänger jedenfalls schon: „Er und Mercedes sind dieses Jahr nicht zu stoppen. Sie haben einen phänomenalen Job gemacht und haben es verdient.“

Hamilton hatte seinen Ferrari aufgrund von Bremsproblemen vorzeitig in der Garage parken müssen. Sein Rückstand in der WM beträgt nun 101 Punkte auf Antonelli. Dessen Teamkollege George Russell hat als Gesamtzweiter 81 Zähler und jetzt auch einen Formel-1-Sieg weniger: „Realistisch betrachtet, bin ich nicht im Kampf um die Fahrerwertung dabei“, gestand Russell ein. Auch Norris dürfte sich kaum noch Hoffnung auf die Titelverteidigung machen, bei neun ausstehenden Grand Prix kommt er auf 106 Punkte weniger. Und nichts deutet darauf hin, dass Antonelli einbrechen könnte. Im Gegenteil.

„Er war fehlerfrei – fast fehlerfrei“, analysierte Mercedes-Teamchef Toto Wolff. „Am Ende hat er noch die Wand geküsst, das geht immer ein bisschen auf meine Nerven, aber es ist okay.“ Es ist erstaunlich, wie schnell sich sein Schützling in diesem gnadenlosen Sport entwickelt und etabliert hat – und trotz seines steilen Aufstiegs weiter bodenständig und bescheiden wirkt. Vor allem sein Vater Marco, so freundlich wie der Sohn, sorge dafür, dass er nicht abhebt: „Wenn er merkt, dass ich vielleicht ein wenig vom Weg abkommen, sagt er mir schon die Meinung“, erzählte Kimi in Madrid. „Das hilft definitiv enorm.“

Mit erst 20 Jahren zeigt Antonelli eine fahrerische Reife und Intelligenz, die ihn in seiner zweiten Formel-1-Saison zum großen Titelkandidaten macht. Er wäre der jüngste Champion der Geschichte. Den Gedanken daran versuchte Kimi Antonelli aber auch jetzt vehement beiseitezuschieben. Solange rechnerisch andere an ihm vorbeiziehen können, will er den möglichen Triumph ausblenden: „Du weißt nie, was passieren kann. Deshalb muss ich einfach auf alles gefasst sein.“ Bisher ist die Taktik aufgegangen. Anna Dreher

Bessere Anstoßzeit

Europas Golferinnen gewinnen den Solheim Cup und freuen sich diebisch darüber, dass das favorisierte US-Team zu früh gejubelt hatte. Über die Gründe für die europäische Dominanz in diesem Kontinentalvergleich wird gerätselt.

Von Felix Haselsteiner

A m Samstagabend wurde eine Kiste Bier in den Teambus des US-Teams beim Solheim Cup geladen, was noch weitreichende Folgen haben sollte. Vom Bernardus Golfplatz in Cromvoirt aus, zwischen Rotterdam und Eindhoven inmitten der Niederlande gelegen, fuhr der Bus mit den glücklich johlenden Amerikanerinnen und ihrer Bierkiste ins Teamhotel. Bis zur Ankunft leerten sich die Flaschen entsprechend, es gab schließlich etwas zu feiern: Die Getränke waren zu Ehren von Jennifer Kupcho an Bord gebracht worden, die am Samstagabend die USA zurück in das Turnier gebracht hatte. Zwei unglaubliche Putts auf den finalen zwei Löchern hatten den Gleichstand vor dem Schlusstag gebracht, mit Vorteilen für die von Kupcho inspirierten Amerikanerinnen allerdings. Insbesondere Turniere wie der Solheim Cup entscheiden sich in den Köpfen, nicht nur mit den Schlägern, weshalb das laute, provokative „Vamos!“, das Kupcho durch die Niederlande rief, durchaus Spuren hätte hinterlassen können.

Erst spät am Abend beging das US-Team insofern einen schweren Fehler: Es missachtete die Regel, dass die Geschehnisse aus dem Teambus möglichst im Teambus bleiben sollten, und lud das Video von der Bierfeier in die sozialen Medien. Nicht ausgeschlossen, dass es den Solheim Cup 2026 mitentschied.

Am Sonntagmorgen nämlich, vor dem Start der zwölf Einzelmatches am späten Vormittag, wurde das Video unter den Europäerinnen herumgereicht, die noch einmal mehr Motivation empfanden als ohnehin schon. In den Worten der Spanierin Carlota Ciganda, die Kupcho am Sonntag im Einzel deklassierte: „Ich habe mich echt gefreut, dass ich gegen Kupcho spielen durfte. Sie ist eine Kämpfernatur, ich bin eine Kämpfernatur, und ich habe ihr gesagt: „Wirklich, super gespielt.“ Ich meine, was sie auf den Löchern 17 und 18 gezeigt hat, war gestern unglaublich. Aber heute wusste ich, dass sie keine Chance hatte. Ich dachte mir: Ich will dich fertigmachen.“

Eine europäische Welle rollte am Sonntag über die Liveanzeige, die die Zwischenstände angibt: blau für Europa, rot für die USA, wobei die meiste Zeit blau im Fokus stand. „Ruhig, leidenschaftlich und kämpferisch“ seien die zwölf Europäerinnen vorgegangen, befand Vizekapitänin Mel Reid im erneut regnerischen Cromvoirt, das dennoch eine würdige Zuschauerkulisse für den Solheim Cup abgab. Mitsamt einer Feier des Heimteams: 15:13 gewannen die

Stars, no Stripes: Die Spanierin Carlota Ciganda jubelt für Europa – nachdem sie ihre Gegnerin am Abschlusstag förmlich deklassiert hat. FOTO: MADDIE MEYER/GETTY

Europäerinnen am Ende, was sich nach einem knappen Resultat anhört – aber erneut ein Triumph des Underdogs darstellte, der nicht unterschätzt werden sollte.

Die US-Amerikanerinnen mit ihrer Anführerin Nelly Korda, der Weltranglistenersten, waren einmal mehr als Favoritinnen in den Kontinentalwettkampf gegangen und reisten doch mit leeren Händen ab. Vier der vergangenen fünf Solheim Cups hat nun das europäische Team gewonnen, nach den Gründen für diese Dominanz allerdings ist weiterhin zu forschen.

Die Amerikanerinnen verwiesen ausweichend auf die langsamen Grüns, die eher dem europäischen Team helfen würden, was die Europäerinnen jedoch als Theorie ablehnten. Womöglich liegt eine Antwort – wie bei den Männern, die im Ryder Cup ebenfalls seit Jahren dominant auftreten – eher im Führungsstil. Die Schwedin Anna Nordqvist als Kapitänin jedenfalls wurde von allen Seiten gelobt: „Sie ist zäh, sie ist hart im Nehmen. Manchmal ist sie nicht gerade gesprächig, und ich finde das großartig, weil diese Woche sonst alles so laut war“, sagte Reid. Die Gelassenheit, die Zielsicherheit im Plan, das alles sind inzwischen europäische Golftugenden: Sie führen dazu, dass sich Rookies wie die erst 21-jährige Französin Nastasia Nadaud genauso wohlfühlen wie die erfahrenen Teamspielerinnen wie die 36-jährige Ciganda. Beide brachten komplett unterschiedliche Herangehensweisen ein, beide gewannen wichtige Punkte.

„Das ist schon ziemlich weit oben auf meiner Liste.“

Die Deutsche Esther Henseleit, 27, über den Triumph beim Solheim Cup

Dasselbe galt für Esther Henseleit, wie so viele Europäerinnen eine ruhige, zielorientierte Spielerin ohne emotionale Ausbrüche. Deutschlands Vertreterin in der europäischen Frauengolf-Elite gewann am Freitag und Samstag zwei Punkte im Team mit der Irin Leona Maguire. Am Sonntag dann fehlten nur wenige Löcher zu einem weiteren Punkt und einer perfekten Bilanz: Nach einer zwischenzeitlich klaren Führung gab Henseleit ihr Einzelmatch gegen Alison Lee spät noch aus der Hand und verlor auf dem finalen Grün. Es blieb eine Niederlage ohne Folgen: „Ziemlich weit oben auf der Liste“, ordnete die 27-Jährige den Erfolg später ein: „Ich freue mich jetzt einfach, den Abend mit den Mädels zu verbringen und eine gute Feier zu haben.“

Die folgte, im Bernardus Golfclub. Und natürlich später auch im Teambus, dem „heiligen Ort ohne Kameras“, wie Reid suffisant anmerkte. Dass bei den Amerikanerinnen am Samstag die Party bereits stattgefunden hatte, habe durchaus eine Rolle gespielt, gaben die Europäerinnen offen zu. Und gaben ihre eigene Antwort.

Am Sonntagabend nämlich machten sie selbst eine Ausnahme und gaben ein Video aus dem hochheiligen Inneren des Teambusses in den sozialen Medien frei. Laura Davies ist darin zu sehen, die 62-Jährige ist die erfolgreichste europäische Solheim-Cup-Spielerin der Geschichte und eine Ikone des Sports. Im Jahr 2026 half sie im Hintergrund beim europäischen Team mit, in verschiedenen Rollen. Unter anderem als Trägerin einer Kiste Bier, die sie nun feierlich zum Anstoßen an die Spielerinnen verteilte: „Sie trinken am Samstag, wir trinken am Sonntag“, sangen im Hintergrund die Siegerinnen aus Europa.

Juchhu! Das US-Team ist wieder Weltmeister – die Begeisterung ist kaum zu übersehen.
FOTO: TONHÄUSER/BEAUTIFUL SPORTS/IMAGO

Einmal kurz zum Gold abheben

Tränen bei den Gegnerinnen, routiniertes Abhaken bei den Weltmeisterinnen: Das Finale der Basketball-WM belegt die Dominanz der USA – doch echten Glanz strahlen die Amerikanerinnen in Berlin nicht aus.

Berlin – Es sind viele Tränen geflossen an diesem Finaltag der Basketball-WM in Berlin. Erst bei den deutschen Frauen, die im Bronzematch gegen Spanien ihr Ziel einer Medaille verfehlt hatten. Nah dran und doch klar geschlagen, so erging es kurz danach auch den Französinnen, die ein aus ihrer Sicht grandioses Turnier im Endspiel gegen die USA mit einem 79:97 beendeten – und mit Silber. „Nur“ Silber, wie den Gesichtern zu entnehmen war, jenem der zuvor so selbstbewussten Flügelspielerin Marine Johannes etwa. Sie weinte und weinte, und dafür gab es Gründe.

Dass die Weltmeisterinnen nun erneut aus Amerika kommen, zum fünften Mal in Serie, hatten sich die Französinnen großteils selbst anzukreiden. Ihnen war widerfahren, was im Basketball schon so viele Teams durchleben mussten: Sie hatten einen enormen Vorsprung verspielt, das kann in dieser Sportart mit ihren andauernden Läufen passieren, aber in einem WM-Finale? Ein 14-Punkte-Polster in der ersten Halbzeit? Das traf die Deutschland-Besiegerinnen, die im Halbfinale noch so dominant aufgetreten waren, heftig.

Nähe zum Publikum? Interviews? Darauf hatten sie in Berlin weniger Lust

Dominanz hatte man eigentlich auch von den Amerikanerinnen erwartet, die in Berlin wie so oft mit einem Allstar-Ensemble aus ihrer Profiliga WNBA angetreten waren. Der Titel spricht für sich, aber spektakulär traten die Bekanntheiten aus Übersee nicht immer auf. Ihr Weg zum insgesamt zwölften WM-Triumph hatte eher etwas von einer vorschriftsgemäß absolvierten Geschäftsreise.

Verwunderlich, denn außer Größen wie A'ja Wilson und Kelsey Plum (beide nicht fit) umfasste ihr Kader das Beste, was der Frauenbasketball so zu bieten hat. Caitlin Clark, Paige Bueckers, Angel Reese oder Napheesa Collier sind Namen, die auch über Amerika hinaus Wirkung in der Marketingwelt erzielen. Die größte sportliche

Wirkung ging indes von der ewig konstan- ten New Yorkerin Breanna Stewart aus, die zum zweiten Mal nach 2018 zur besten Spielerin einer WM gewählt wurde.

„Wir waren bereit“, freute sich die nun vierfache Weltmeisterin nach dem Finale, und sie gab Einblicke in das Selbstverständnis der US-Basketballerinnen: Hier galt es, eine Pflicht zu erfüllen, nicht mehr

Lange kritisiert Bundesliga scharf

Basketball-Bundestrainer Olaf Lange hat seinen Spielerinnen zum Ende der Heim-WM offensiv geraten, die deutsche Liga zu verlassen. „Ich muss dafür Sorge tragen, dass unsere Topspielinnen ins Ausland gehen. Solange sich da in der Liga nichts tut, wird es schwierig, diesen Erfolg zu halten“, sagte Lange am Sonntagabend. Zuvor hatten die Basketballerinnen das Bronze-Spiel gegen Spanien deutlich mit 58:81 verloren und die erste WM-Medaille verpasst. In Alexandra Wilke, Britta Daub und Emma Eichmeyer spielen drei der zwölf Spielerinnen in der Damen-Basketball-Bundesliga (DBBL).

„Meine Zeit in der Bundesliga war von 1995 bis 2002. Damals hatten wir in den Topvereinen bessere Strukturen als heute – und wir sind in 2026. Das sagt schon alles. Es ist sehr rückläufig“, sagte Lange. Sein Team hatte in Berlin überraschend das Halbfinale erreicht und auf dem Weg dorthin Europameister Belgien besiegt. Platz vier bei einer WM ist das beste Abschneid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Basketballerinnen. Geht es nach dem Bundestrainer, kann die Liga mit dem Fortschritt des Nationalteams aber nicht mithalten. Die Lage bei den Vereinen sei „halbprofessionell. Medizinisch sind die Situationen katastrophal“, kritisierte Lange. DPA und nicht weniger. „Ich habe im Team vor dem Endspiel gesagt: „Wir sind der Standard“. Ist doch verrückt, dass wir immer wieder hier stehen und schon so oft Gold geholt haben.“ Und diesen Standard gelte es zu erhalten, zumindest bei den Frauen, die den US-Männern derzeit manches voraus haben. Die unterlagen bekanntlich im WM-Halbfinale 2023 den Weltmeistern aus Deutschland. In Berlin setzten sich die Amerikanerinnen dank der Qualität ihrer Einzelspielerinnen durch, die auch den Rückstand gegen Frankreich noch umbogen. Schon zur Pause waren die USA wieder dran, danach zwangen sie die Französinnen zu Fehlern, die diesen das ganze Turnier über nicht unterlaufen waren: Ballverluste, entglittene Rebounds, verfehlte Dreier.

Die im Turnierverlauf nicht immer treff- sichere Regisseurin Clark versenkte zwei entscheidende Würfe jeweils zum Viertel- ende, den Rest erledigten Stewart (22 Zäh- ler) und Flügelspielerin Jackie Young (18) mit ihrer Klasse.

Es war überhaupt ein Sieg der Routine. Wer einen Blick auf die Gesamtstatistiken aller WM-Partien wirft, entdeckt dort in fast keiner Kategorie eine Überlegenheit der USA (dafür oft französische Spitzenzahlen). Einzig bei den Rebounds waren die US-Frauen führend, was ihre Körperlichkeit widerspiegelt. Ihr Jubel auf dem Podest fiel dann auch eher nach dem alten amerikanischen Motto aus: another day at the office. Job erledigt, weiter geht's. So hatten sie auch während der Woche schon gewirkt in Berlin: kaum Nähe zum Publikum, nach Spielen sofort runter vom Parkett, wenig Lust auf Plaudereien mit Journalisten in der Interviewzone.

Es sei natürlich „eine Ehre, hier dabei zu sein“, erzählte Young hinterher trotzdem, „es ging hier darum, hart und seriös zu spielen, physisch zu sein, und ich denke, das haben wir getan.“ World Champions nennen sie in den USA die Sieger ihrer eigenen Ligen, da bleibt für einen World Cup des Weltverbandes Fiba (mit seinen eigenen Regeln und internationalen Gegnerinnen) manchmal nur noch ein souveränes Abhaken übrig. Der WM-Erfolg belege die „Stärke unseres Verbands“, fand US-Trainerin Kara Lawson, „und tatsächlich auch die Stärke unserer Spielerinnen. In den größten Momenten zeigen sie immer wieder ihr Können“, das sei das Rezept der amerikanischen Dauersiege im Frauenbasketball. Es reichte, um in Europa ein paar Tränen bei den Gegnerinnen zu hinterlassen. Jonas Beckenkamp

„Wir sind der Standard“, sagte Breanna Steward, zeigte dann auch, was sie darunter verstand – und wurde zum zweiten Mal nach 2018 zur besten Spielerin einer WM gewählt. FOTO: ZHANG HAOFU/XINHUA/IMAGO

Meisterstück des ewig Unvollendeten

Der Sieger der Spanien-Rundfahrt galt längst als ewiger Zweiter und Unglücksmann des Radsports. Jetzt ist Enric Mas bei der Vuelta doch noch sein Triumph geglückt.

München – Die Alhambra, auf dem Sabikah-Hügel im andalusischen Granada in Spanien gelegen, wird bisweilen als „Rote Festung“ bezeichnet. Und es musste vielleicht so kommen, dass die berühmteste Radrundfahrt des Landes in diesem Jahr auf genau diesem Hügel gipfelte. Im Finale der 81. Vuelta erklomm ein Radprofi aus dem mallorquinischen Städtchen Artà viermal den Anstieg hinauf in die Stadtburg über Granada. Ein Mann, der so oft und so knapp an großen Siegen vorbeigekurvt war, strampelte gegen seine Biografie an. Und nun, geschmückt im roten Trikot des Gesamtführenden, überwand er die Festung zum letzten Mal – und hatte es endlich geschafft.

Der Gesamtsieg des Spaniers Enric Mas wird als eine dieser Geschichten überliefert bleiben, bei der ein als ewig unvollendet Verrufener sein Meisterstück vollbracht hat. Dreimal war der inzwischen 31-Jährige als Gesamtzweiter der Vuelta ins Ziel gefahren, 2018 hinter dem Briten Simon Yates, 2021 hinter Primoz Roglic aus Slowenien, ehe ihm ein Jahr später der Belgier Remco Evenepoel zuvorkam. 2024 stand Mas ein viertes Mal auf dem Siegertreppchen der Vuelta a España – aber wieder nicht als Sieger. Diesmal war er auf Rang drei gelandet, hinter dem Australier Ben O'Connor und Sieger Roglic, den der Spanier Mas – wenn es drauf ankam – nie bezwingen konnte. Bis zu diesem Sonntag in Andalusien.

Noch vor einem Jahr hatte er Sportverbot wegen einer Venenthrombose

Für das letzte Teilstück der 81. Spanien-Rundfahrt hatten die Streckenplaner eine voluminöse Supermarktfiliale des Vuelta-Hauptsponsors in Granada auserkoren. Es war die letzte Merkwürdigkeit einer bemerkenswerten Schleife, die nach dem Ausscheiden von Tadej Pogacar einen Sieger fand, dem selbst in Spanien seit Jahren die Befähigung zum Champion abgesprochen worden war. „Zu lange blickte der spanische Radsport zurück“, räumte nun die spanischen Sportgazette Marca ein. „Auf die Generation von Alberto Contador, Alejandro Valverde, Joaquim Rodríguez und Samuel Sánchez.“ 2014 war Contador als bis dato letztem Spanier ein Vuelta-Heimsieg geglückt. Nun also war ein anderer das, nun ja, Mas der Dinge.

„So viele Emotionen kommen da hoch. Ich habe heute die Kilometer gezählt, und mit jedem ist es emotionaler geworden“, sagte Mas am Sonntagabend im Ziel von Granada, das er in Geleit seiner in Rot-Weiß statt wie sonst in Dunkelblau ausstaffierten Movistar-Equipe erreichte. „Es war ein langer Weg für mich. Jetzt bin ich einfach glücklich.“

Die letzte Etappe am Sonntag bis zum Ziel im Zentrum von Granada wurde in der Schlussphase neutralisiert ausgetragen. Der Anstieg hinauf zur Alhambra hatte wegen zunehmender Nässe Rutschgefahr entwickelt, weswegen die Zeiten für die Gesamtwertung vor der letzten Runde genommen wurden. Analog zur Schlussetappe der Tour de France über den Montmartre ging es nun auch in Spanien allein um den Etappensieg. Diesen sicherte sich der Norweger Tobias Halland Johannessen (Team Uno-X) vor dem Italiener Alessandro Romele (Astana) und Ramses Debruyne (Alpecin-Premier Tech) aus Belgien. Der Augsburger Marco Brenner (Tudor), der eine Bergetappe gewonnen hatte, wurde Zehnter.

Alles Randnotizen im Land des Siegers. In der spanischen Presse sah sich der einst Gescholtene alsbald mit Wortgirlanden verziert. „Er wurde kritisiert, Verletzungen und ein Trauma durch Abstiege wurden überwunden. Und niemals sprach er ein Wort der Rache, ein Wort der Vergeltung“, war am Montag in der AS zu lesen, wo seine zweiten und dritten Plätze nun in einer Rubrik mit dem Titel „Auszeichnungen“ einsortiert wurden.

„Es war ein langer Weg für mich“: Enric Mas genießt sein persönliches Happy End bei der Vuelta. FOTO: JORGE GUERRERO/AFP

Möchte man den spanischen Wein verwässern, so würde man anfügen, dass Mas diese Vuelta wohl kaum gewonnen hätte, wäre der bis zu seinem schweren Sturz am Ende der achten Etappe alle überragende Pogacar in Granada noch dabei gewesen. Zur Vita des Spaniers gehört aber auch, dass dieser Mann – anders als etwa Pogacar – nahezu sämtliche Unglücksfälle des Radsports verkraften musste. Stürze, Verletzungen in entscheidenden Momenten, Viren, Magenprobleme, wiederkehrendes Pech, seine Angst vor Abfahrten. Noch vor einem Jahr hatte er wegen einer Venenthrombose weitestgehend Sportverbot. Der Status des ewigen Zweiten schien da fast besiegelt.

Eine Last war von den schmalen Schultern dieses 61 Kilogramm leichten Bergspezialisten gefallen, als er in Granada in die frenetisch jubelnde Menge winkte. Es hätte ja auch diesmal wieder alles zerbröckeln können, etwa während der 18. Etappe am Donnerstag, als der Gesamtzweite Roglic vom deutschen Team Red Bull beim Einzelzeitfahren zum Angriff blies. Doch Mas, der weniger begnadete Zeitfahrer, hielt stand, verlor nur 33 Sekunden. Und verteidigte das rote Leibchen, ehe er zwei Tage später den Vorsprung auf Roglic auf der letzten großen Bergetappe abermals ausbaute – und am Ende, mit 2:15 Minuten Vorsprung, deutlich gewann.

„Oft hat es den Anschein, als sei eine Leistung nichts wert, wenn man nicht gewinnt. Deshalb wird der Radsport Enric Mas mit diesem Vuelta-Sieg endlich die Anerkennung zollen, die er verdient“, sagte Contador, der 2015 den Giro d'Italia gewonnen hatte, seitdem war keinem Spanier mehr ein Grand-Tour-Erfolg gelungen. Wobei, wenn Contador recht hat, zweite und dritte Plätze auch Erfolge sind. Und so sei erwähnt, dass Felix Gall aus Österreich mit 2:44 Minuten Rückstand am Fuße des Sabikah-Hügels Gesamtdritter wurde. Korbinian Eisenberger

Bundesliga

3. Spietag - Jornitag RB Leipzig - Hamburger SV 5:0 (2:0) 1:0 Gomis (17.), 2:0 Nusa (28.), 3:0 Orban (72.), 4:0 Nkunku (74.), 5:0 Romulo (77.). - Zuschauer: 47 800. SV Elversberg - FC Bayern München 1:2 (0:1) 0:1 Karl (26.), 1:1 Krattenmacher (61.), 1:2 Kane (72.). - Zuschauer: 9307.

1. (2)	SC Freiburg	3	3	0	0	10:1	9
2. (3)	Borussia Dortmund	3	3	0	0	8:2	9
3. (1)	FC Augsburg	3	2	1	0	9:3	7
4. (6)	FC Bayern München	3	2	1	0	7:2	7
5. (8)	RB Leipzig	3	2	0	1	9:3	6
6. (4)	SV Elversberg	3	2	0	1	8:7	6
7. (7)	Bayer Leverkusen	3	1	1	1	8:5	4
8. (5)	FSV Mainz 05	3	1	1	1	6:3	4
9. (13)	Eintracht Frankfurt	3	1	1	1	7:8	4
10. (10)	Werder Bremen	3	1	1	1	5:6	4
11. (14)	FC Schalke 04	3	1	1	1	3:4	4
12. (11)	1. FC Köln	3	1	1	1	5:7	4
13. (16)	TSG Hoffenheim	3	1	0	2	6:7	3
14. (9)	VfB Stuttgart	3	1	0	2	6:8	3
15. (12)	SC Paderborn	3	0	1	2	0:4	1
16. (15)	1. FC Union Berlin	3	0	1	2	4:10	1
17. (17)	Mönchengladbach	3	0	0	3	3:12	0
18. (18)	Hamburger SV	3	0	0	3	0:12	0

4. Spieltag: Freitag 20.30 Uhr: FC Bayern - Union Berlin; Samstag, 15.30 Uhr: Frankfurt - Freiburg, Mönchengladbach - Mainz, Hamburger SV - Köln, Bremen - Augsburg; 18.30 Uhr: Stuttgart - Dortmund; Sonntag, 215.30 Uhr: Leverkusen - Leipzig; 17.30 Uhr: Schalke - Elversberg; 19.30 Uhr: Paderborn - Hoffenheim.

Internationale Ligen

Premier League England – 4. Spieltag Manchester United – Manchester City 0:1 (0:0) 0:1 Haaland (60.). – Rote Karte: Foden (23./City, Tätlichkeit).

1. FC Arsenal 4/12, 2. Manchester City 4/12, 3. Hull Coty 4/8, 4. Brighton & Hove Albion 4/7, 5. FC Chelsea 4/7, 6. Brentford 4/6, 7. FC Liverpool 4/6; ... 13. Manchester United 4/4.

La Liga Spainen - 5. Spieltag UD Levante - FC Barcelona 2:4 (0:2) 0:1 Espart (5.), 0:2 Yamal (19.), 0:3 Yamal (48./Foulelfmeter), 1:3 Romero (79.), 2:3 Brugué (88.), 2:4 Adeyemi (90.+3). Real Sociedad San Sebastian - Atlético Madrid 0:3 (0:0) 0:1 Grimaldo (84./Elfm.), 0:2 David (90.), 0:3 Simeone (90.+5)

1. FC Barcelona 5/15, 2. Real Madrid 5/12, 3. CD Alaves 5/10, 4. Atlético Madrid 5/10, 5. FC Sevilla 5/10, 6. Deportivo A Coruña5/9, 7. Betis Sevilla 4/9, 8. Esp. Barcelona 5/7.

Bundesliga Frauen

4. Spieltag

4. Speltag VfB Stuttgart - VfL Wolfsburg 0:2 (0:1) 0:1 Peddemors (3.), 0:2 Zicai (69.). - Zuschauer: 3820. Eintracht Frankfurt - TSG Hoffenheim 4:2 (1:0) 1:0 Lührßen (2.), 1:1 Hahn (50.), 1:2 Fölmli (62.), 2:2 Freigang (68.), 3:2 Tolhoek (72.), 4:2 Memeti (88.). - Rote Karte: Vöhringen (18./Hoffenheim, Notbremse). - Zuschauer: 3105. SC Freiburg - FSV Mainz 05 3:0 (1:0) 1:0 Acikgöz (27.), 2:0 Brunold (65.), 3:0 Memminger (83.).

Bayer Leverkusen – FC Bayern München

1. (1)	VfL Wolfsburg	4	4	0	0	15:5	12
2. (3)	Eintracht Frankfurt	4	4	1	0	8:3	10
3. (2)	FC Bayern München	3	3	0	0	10:2	9
4. (5)	1. FC Köln	4	3	0	1	8:2	9
5. (6)	Werder Bremen	4	3	0	1	7:4	9
6. (8)	SC Freiburg	4	2	1	1	6:5	7
7. (4)	VfB Stuttgart	4	2	1	1	7:7	7
8. (7)	Bayer Leverkusen	3	2	0	1	5:3	6
9. (11)	RB Leipzig	4	1	1	2	3:6	4
10. (9)	Hamburger SV	4	0	2	2	3:5	2
11. (10)	1. FC Nürnberg	4	0	2	2	7:14	2
12. (12)	TSG Hoffenheim	4	0	0	5	4:9	0
13. (13)	1. FC Union Berlin	4	0	0	4	1:9	0
14. (14)	FSV Mainz 05	4	0	0	4	1:11	0

Von Martin Schneider

Spiesen-Elversberg – Da saßen nun die beiden Vincents im Baucontainer bei der Trainer-Pressekonferenz und hatten beide gute bis sehr gute Laune. Das kommt nach Bundesligasielen selten genug vor, aber in Elversberg funktioniert gerade vieles, also auch das. Vincent Wagner, Trainer der SV Elversberg, sagte, er sei noch nie in seiner Karriere so froh nach einer Niederlage gewesen. Vincent Kompany, seit 2024 beim FC Bayern angestellt, schwärmte von der Gastfreundschaft im Saarland.

So was habe er noch nicht erlebt, sagte er. 1500 Leute seien zum Hotel gekommen, er dachte, ein Festival finde statt, ehe er realisierte, dass alle seiner Mannschaft wegen gekommen seien. Und weil er auch noch den Gegner lobte und ihm den Klassenverbleib wünschte, machte er sich sehr viele Freunde in diesem Teil Deutschlands, wo es noch etwas Besonderes ist, wenn der große FC Bayern vorbeikommt.

Kompany zieht Konsequenzen aus seinen ersten beiden Saisons

2:1 hatten die Münchner gewonnen, und Elversberg hatte sich das Lob des Meisters auch durch die Leistung auf dem Platz verdient. Maurice Krattenmacher egalisierte Lennart Karls Führung mit einem Traumtor. Kompany rüagierte darauf mit einem Vierfach-Wechsel, er brachte Joshua Kimmich, Jamal Musiala, Alphonso Davies und Luis Díaz auf einmal ins Spiel. Vincent Wagner sagte, er habe beim Blick auf die Bayern-Bank kurz innegehalten und leicht süffisant „Oh ja, spannend“, gedacht. Wagner selbst wechselte in der Schlussphase Luca Schnellbacher ein, den Elversberg schon in der Regionalliga gegen Bahlingen als Joker gebracht hatte.

Erst unter diesem Druck knickte Elversberg ein. Harry Kane erzielte ein Tor, das bei seinem direkten Gegenspieler Maximilian Rohr nichts als Bewunderung erweckte. „Ich kann mir nicht erklären, wie er da vorbeigekommen ist“, erzählte er. „Ich bin eigentlich in der guten Blockposition, ich fälsche den Ball nicht mal ab, und er geht trotzdem rein. Unglaublich. Es hat mich an sein Tor bei der WM gegen die DR Kongo erinnert. Nicolas (Kristof, der Torwart, Anm.) und ich haben eben auch darüber geredet, wie der eigentlich einschlagen kann.“

Kurz bevor sich wirklich alle lieb hatten, fiel dem FC Bayern dann aber doch auf, dass er sich nun nach dem 0:0 auf Schalke beim zweiten Aufsteiger ziemlich schwergetan hatte. Sportchef Max Eberl mahnte vorsichtig, die Lehre dieses Spiels müsse sein, dass es mit „ein bisschen weniger auch echt gefährlich werden kann“. Kompany sprach gar davon, dass man in der ersten Halbzeit „nicht da“ gewesen sei.

Das richtet den Blick auf seine Rotation, die in diesem Jahr augenscheinlich noch ausgeprägter ist als in den vergangenen beiden Saisons. Und das nicht nur, weil Jonas Urbig nun (wie in Elversberg) öfter für

Die Lehren von der Baustelle

Der FC Bayern tut sich beim 2:1 in Elversberg lange schwer. Vincent Kompany rotiert seine Startelf auf sieben Positionen – und erklärt, wie dieses Prinzip sein Team in dieser Saison noch stärker machen soll.

Vorbei am Bauzaun und am SVE-Maskottchen Paul: Die Spieler des FC Bayern auf ihrem Weg aus dem Containerdorf ins Elversberger Stadion. FOTO: PFAFFENBACH/REUTERS

Manuel Neuer das Tor hütet. Mit Ismael Saibari und Nathaniel Brown hat der Trainer mehr oder weniger netto zwei Optionen mehr, er will davon Gebrauch machen. Auf sieben Positionen baute er seine Mannschaft auf der Elversberger Baustelle um, allerdings wechselte er nicht nur personell, sondern er verschob seine Spieler auch innerhalb des Systems.

Michael Olise agierte wie zeitweise in der französischen Nationalmannschaft auf der Zehn, Saibari gab den linken Flügelspieler. Und obwohl Saibari das erste Tor vorbereitete und Kompany betonte, dass seine Offensivspieler in seinem System ihre Freiheiten hätten, gerade Olise, musste man nach den ersten 45 Minuten zu dem Schluss kommen, dass das nicht die optimale Aufteilung war.

Angesprochen auf die Rotation antwortete Kompany ausführlich und sprach vom „großen Blick“ und einer „Logik“, die seinen Entscheidungen zugrunde liege. „Es ist wichtig, dass die Jungs Minuten bekommen, damit sie im richtigen Moment auch wirklich da sind.“ Kompany wollte auch in Elversberg schon an später denken. Er argumentierte, dass es unterschiedliche Arten von Rotation gebe – so hätten etwa alle seine Spieler, die in Elversberg gespielt hätten,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Tagen schon einmal in der Startelf gestanden.

Zur Wahrheit gehört auch, dass der FC Bayern fünf Spiele in 16 Tagen gespielt hat – nach einer kurzen Sommerpause infolge einer noch größeren WM. In der Vergangenheit war es eine Konstante, dass die Münchner nach Weltmeisterschaften wegen ihrer vielen Nationalspieler stets ihre Schwierigkeiten hatten. Darauf verwies Kompany natürlich leise, weil er weiß, dass das kaum jemand gelten lässt, wenn er in Elversberg einen Marktwert von 250 Millionen Euro auf einmal einwechselt.

Kompany schlug sogar den großen Bogen, erinnerte an seine erste Saison in München, als sich alle die Frage stellten, ob er seinen intensiven Fußball, der hohe Ballbesitzwerte und hohe Laufleistung kombinierte, über eine ganze Saison durchhalten werde. In der zweiten Saison fragten sich dann alle, ob der Kader nicht zu klein sei für die allergrößten Ziele. Nun, in der dritten, versucht Kompany offenbar, eine Synthese herzustellen und mit einem (leicht) größeren Kader die Belastung schon jetzt aktiver zu steuern. Alles folge einem Plan, alles hänge mit allem zusammen, sagte er.

Als der Münchner Teambus die Baustelle verließ, da schallte Vincent Kompan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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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me noch durch das Stadion an der Kaiserlinde. Elversberg überträgt die Pressekonferenz immer leicht zeitversetzt über die Stadionlautsprecher für alle, die noch auf ein Bier bleiben. Auch die Stimmung unter den Fans war trotz der Niederlage glückselig. Viele hatten am Sonntagabend dann doch insgeheim mit einem 1:5 bis 2:6 gerechnet.

Aber mittlerweile ist es ja fast normal, dass die SVE die Erwartungen übertrifft. Am Montagmorgen wurde ihr Spieler Francis Onyeka, ausgeliehen aus Leverkusen, vom DFB auch noch als bester deutscher Nachwuchsspieler ausgezeichnet. Und der konnte gegen Bayern noch nicht mal richtig mithelfen, weil er nach zehn Minuten verletzt vom Platz musste. Für die Elversberger beginnt nach dem rauschhaften Start nun der echte Bundesligaalltag. Aktuell deutet wenig darauf hin, dass sie dafür nicht gerüstet sind.

Hamburgs Jahrhundertgegentorflut

Der HSV will seinen historisch schlechten Ligastart weder schönreden

noch mit Aktionismus quittieren. Wie genau alles besser werden soll? Unklar.

Leipzig – Claus Costa, der Direktor Profifußball beim Hamburger SV, trat aus der Kabine und fühlte sich zu einer Erklärung bemüßigt. „Zweimal hintereinander 0:5 zu verlieren, ist natürlich alles andere als das, was wir uns vorgenommen haben“, sagte er, und die Bemerkung war – nach dem 0:5 bei RB Leipzig – insofern hilfreich, als der Gedanke an ein vorsätzliches Handeln der Hamburger am Ende der Partie gar nicht so absurd gewirkt hatte. Andererseits stellte sich die Frage, ob der HSV, ehedem Dino der Liga und Gigant des deutschen Fußballs, jetzt erst recht versuchen sollte, seine atemberaubende Tor- und Sieglos-Serie fortzusetzen. Der Geschichte wegen.

Denn kommende Woche würde gegen Köln ein 0:1 reichen, schon wäre dem HSV ein Rekord gewiss. Den Geschichtsbuch-Eintrag für den schlechtesten Bundesliga-Start nach vier Saisonspielen hält seit 1963/64 der Karlsruher SC, mit vier Niederlagen und einer Tordifferenz von minus 13 (1:14). Mit einem 0:1 würde der HSV (bisher: 0:12 Tore) in puncto Tordifferenz also gleichziehen, aber deshalb vor die Karlsruher rücken, weil er in dieser Saison noch gar keinen eigenen Treffer hinbekommen hat. In Dortmund und in Leipzig nicht, gegen Mainz daheim auch nicht. Und da die KI den ganzen Wumms namens Welt bald ohnehin übernimmt, stünden die Chancen bei einem Startminusrekord gar nicht so schlecht, der oft deplatzierten Floskel „aller Zeiten“ einen Sinn zu geben.

Apropos Floskeln: Nach der Pleite in Leipzig vergaßen die Beteiligten nicht, darauf hinzuweisen, dass sie nichts schönreden wollten, als sie sich das Ergebnis schönredeten. Es hatte zwar durchaus ein paar Situationen gegeben, in denen der HSV gegen kriselnde, verunsicherte Leipziger fast schon dominant wirkte. Das war ein Unterschied zum 0:5-Totaldesaster der Vorwoche gegen Mainz, den die HSV-Verantwortlichen in ungeahnte Höhen jazzten. Allerdings: Dem Leipziger 1:0 von Tidiam Gomis (17.) folgte schnell das 2:0 durch Antonio Nusa (28.). Auch in der zweiten Halbzeit gab es dann Phasen, die zum Leichtsinn einluden. So gab es nach Erkenntnissen dieser Zeitung mindestens einen HSV-Fan, der sich bei seinen Freunden auf der Tribüne in Leipzig mit den Worten verabschiedete, er hoffe nicht, das erste Saisontor des HSV zu verpassen, wenn er kurz mal aus Gründen ums Eck verschwinde.

Trotz 0:12 Toren und Platz 18: Polzins Vertrag soll verlängert werden

Als er zurückkehrte, war der HSV kollabiert, da hatten Willi Orban, Christopher Nkunku und Rômulo zwischen Minute 72 und Minute 77 die Leipziger Tore drei, vier und fünf erzielt. In Norddeutschland sagt man in solchen Situationen: tja.

HSV-Trainer Merlin Polzin stellte sich an die vorderste Front des Nicht-oderdoch-Schönredens: „Entweder siehst du das Endergebnis und sagst: ähnlich beschissen wie letzte Woche.“ Oder aber man sieht, so wie er, eine Mannschaft, „die versucht hat, viele Dinge besser zu machen als letzte Woche“. Wenn das Ergebnis von Leipzig also nicht „ähnlich beschissen“ war, dann war es anders, pardon, beschissen oder besser beschissen.

Womit die Frage bleibt, ob der HSV seine Möglichkeiten, Dinge besser zu machen, in Leipzig maximal ausgeschöpft hat. Sie sind nämlich begrenzt. Das lässt sich unter anderem daran ablesen ist, dass man nachschlagen muss, welcher Anonymus beim HSV im Sturm steht und/oder für Tore sorgen soll. In der Verteidigung irlichterten auch die etablierten Kräfte, sodass Torwart Daniel Heuer-Fernandes zu den HSV-Kräften gehörte, die es zu bemitleiden galt. „Wie soll ich das jetzt richtig formulieren?“, fragte Sportdirektor Costa und antwortete sich selbst: „Es ist zu einfach, gegen uns Tore zu schießen.“ Am Dienstag kehrt immerhin Mario Vuskovic, 24, zurück. Doch der Bruder des zu Brighton & Hove Albion abgewanderten Luka Vuskovic, 19, der im vergangenen Jahr für den Nichtabstieg bürgte, hat vier Jahre Doping- sperre im Rücken. Der namhafteste Zugang des Sommers, der diesmal vom FC Arsenal fest verpflichtete und nicht nur geliehene Fábio Vieira, kam am Sonntag erst zum Einsatz, als es bereits 0:3 stand.

Und schon wieder ein Tor kassiert: Frustrierte Spieler des Hamburger SV nach einem der Gegentreffer beim 0:5 in Leipzig. FOTO: JAN WOITAS/DPA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dis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e über www.cz-content.de

Welche Dringlichkeiten jetzt der Tabelenletzte HSV entwickelt, blieb offen. „Dass es guttut, zu punkten, steht außer Frage. Aber dass ich mich hinstelle und sage, wir müssen punkten, sonst ist alles vorbei, ist auch ein Witz“, betonte Kapitän Nicolai Remberg. Costa wiederum trug die blendende Idee vor, „individuell, aber auch im Kollektiv einfach Fehler abzustellen“. Der Sportdirektor versicherte überdies, dass er das Trainerteam „analytisch und rational“ wahrnehme: „Es ist nicht so, dass irgendwelche Mülleimer fliegen und nur herumgepöbelt wird – sondern man ist im Inhalt.“ Überhaupt stehe der HSV dafür, nicht in Aktionismus zu verfallen, „Kurzschluss und Alibiaktionen“ seien nicht zu erwarten. „Es muss jetzt keiner denken, dass wir die Nerven verlieren und etwas Außergewöhnliches machen“, fügte Costa hinzu.

Was das heißt? Dass wohl ausgeschlossen ist, dass beim HSV jemand auf die Idee kommt, auf dem Ohlsdorfer Friedhof Ex-Bundeskanzler Helmut Schmidt auszugraben, um ihn zu fragen, wie er 1962 als Hamburger Bürgermeister die damalige Jahrhundertflut in den Griff bekommen hat. Und dann getreu dem historischen Vorbild nach einem Bundeswehreinsatz im Innern ruft. Stattdessen gilt als sicher, dass der Vertrag von Null-Punkte- und Null-Tore-Trainer Polzin verlängert wird. „Wir wissen, dass wir gemeinsam in die Zukunft gehen werden“, sagte Sportvorständin Kathleen Krüger bei Dazn. Könnte man für außergewöhnlich halten. Einerseits. Andererseits: Es ist halt der HSV. Javier Cáceres

Im Klub der großen Egos

Zweitligist Hannover 96 trennt sich von Trainer Christian Titz. Sportchef Jonas Boldt hat sich im internen Machtkampf durchgesetzt

Hamburg – Je weiter Christian Titz vorn auf dem Podium ausholte, desto tiefer versank Jonas Boldt auf seinem Stuhl. Sein Team habe das vortrefflich gemacht, erklärte der Trainer Titz, es habe mutig nach vorn kombiniert und überhaupt viel Dominanz ausgeübt. Skeptischer Blick von Boldt, der es sich ganz hinten im Pressesaal gemütlich gemacht hatte. Doch Titz hatte da gerade erst losgelegt. Dieser Chancenwucher, diese individuellen Defensivpatzer, was solle man da als Coach groß machen? Das Schicksal und der Fußballgott, so klang das an diesem Tag im August, schienen sich gegen den Zweitligisten Hannover 96 verschworen zu haben.

Das jedenfalls dürfte die Kernbotschaft gewesen sein, die beim 96-Sportchef Boldt angekommen war. Vom Zwei-Meter-Manager war nach Titz' Spielanalyse kaum noch etwas zu sehen, so weit war er den Sitz heruntergerutscht, so tief hatte er das Gesicht unter seinen Händen begraben.

Es gibt Alltagsszenen, die von der Öffentlichkeit herausgepickt und überinterpretiert werden; es gibt auch Szenen wie jene, die sich nach Hannovers 0:1-Niederlage gegen den VfL Wolfsburg zutrug und die ein präzises Sittengemälde zeichnen. Boldt und Titz, das konnte nicht mehr lange gut gehen. Und siehe da: Boldt und Titz, das ging dann gerade mal noch einen Monat lang gut. Wobei, von gut kann keine Rede sein, dafür waren die Differenzen zwischen Sportchef und Trainer zu groß, die beidseitige Ablehnung zu aktenkundig und die Ergebnisse des Klubs zu schlecht. Nach einem 1:2 am Freitag gegen den 1. FC Nürnberg wurde die Trennung von Titz am Montagabend vollzogen. Das Ziel, „auf der vorherigen Saison aufzubauen“, habe sich leider „nicht in der gewünschten Form eingestellt“, teilte Boldt mit.

In die Spielzeit gestartet war Hannover als Aspirant für den Aufstieg, nicht zuletzt auch deswegen, weil man diesen in der Vorsaison nur auf geradezu groteske Weise verspielt hatte, damals am letzten Spieltag übrigens ebenfalls gegen Nürnberg. Dem Offensivlehrer Titz war daraufhin das Vertrauen ausgesprochen worden, im Sommer wurde das Organigramm aber an entscheidender Stelle erweitert: Zum Sportdirektor Ralf Becker gesellte sich der neue Sport-Geschäftsführer Jonas Boldt, nachdem dieser Posten ein paar Monate unbesetzt geblieben war. Denn da hatte der Manager Jörg Schmadtke selbigen Job hingeworfen, nach gerade mal 81 Tagen und einem Zwist mit dem 96-Oberherrscher und Unternehmer Martin Kind. Eine der Dissonanzen zwischen Schmadtke und Kind betraf: Trainer Christian Titz, mit dem aber wiederum Sportdirektor Becker gut konnte. Und wer bei all den Namen und Konfliktlinien nun den Überblick verloren hat, dem sei verkündet: Willkommen beim Hannoverschen Sportverein von 1896.

Boldt war geholt worden, um klarere Strukturen und Hierarchien in diesem unübersichtlichen Klub zu etablieren; eine Aufgabe, der sich der machtbewusste, gewiefte Manager bereits fünf Jahre lang beim Hamburger SV gewidmet hatte. Was Boldt in all der Zeit jedoch nicht gelang, war der Sprung in die Erstklassigkeit, weshalb die Trainerfrage auch eine persönliche Note enthielt: Boldt dürfte klar sein, dass ein weiterer Misserfolg seinen Ruf arg ramponieren würde. Und wer Boldt kennt, weiß: Sein Ruf hat in seinem Leben einen durchaus relevanten Stellenwert.

Christian Titz. FOTO: SWEN PFÖRTNER/DPA

Jonas Boldt. FOTO: CHRISTOF KOEPSEL/GETTY

Das Duo Boldt und Titz war deshalb von Anfang an nur ein Zweckbündnis, denn der Coach wird in der Branche (und von Boldt) zwar für seinen vorwärtsgewandten Offensivstil geschätzt. Titz' Fußball neigte gelegentlich aber auch dazu, in Schönheit zu sterben – und, wie in der Vorsaison, dem Publikum zwar Spaß, aber nicht immer Handfestes zu bescheren. Für Boldt ergab sich daraus eine komplizierte Gemengelage. Einerseits hielt er Titz von Anfang an nicht für den Trainer, dem man die Mission Aufstieg anvertrauen sollte; andererseits war Titz bei den 96-Fans nun mal sehr beliebt, weshalb eine allzu frühe Trennung gewiss gegen ihn verwendet worden wäre. Nach nur einem Sieg aus fünf Saisonspielen konnte der Sportchef seine Argumente nun mit deutlich mehr Wucht entfalten, auch in Gesprächen mit 96-Aufsichtsratschef Kind: Der war zwar auch wenig angetan vom Ausgang der vergangenen Spielzeit. Seine Hand hatte er aber vorerst schützend über Titz gehalten, nicht zuletzt, um nicht das Budget des Klubs zu sprengen.

Dem Fußballlehrer Titz jedenfalls wurde aus dem Klub eine (zu) funktionale Arbeitsweise bescheinigt, die zwar viel Expertise, aber kaum menschliche Wärme beinhalte. Wie an der „Playstation“ würde er seine Taktik entwerfen, Spieler rein, Spieler raus, rein inhaltlich alles nachvollziehbar und mitunter gut begründet. Nur emotionale Nähe lässt sich so eben nicht erzeugen, und von der Notwendigkeit dieser war Boldt immer schon überzeugt: Beim HSV arbeitete er mit Tim Walter zusammen, einem Coach, der mit Begriffen wie Restverteidigung ebenfalls nie viel anzufangen wusste. Dem es aber – abgesehen vom uneingelösten Aufstiegsversprechen – wenigstens gelang, eine robuste Wagenburg um den Standort herum zu bauen.

Titz dagegen, hieß es, habe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zunehmend in Ausreden und der Aussendung von Mikroaggressionen verstrickt. Ein Beispiel: Boldt verpflichtete den Torwart Pascal Loretz, Titz wies ihm nach nur einem Spiel einen Stammplatz auf der Ersatzbank zu. Überhaupt sind sich Sportchef und Coach nie recht einig geworden: Titz widersetzte sich Boldts Wunsch nach einer ausbalancierteren Spielweise, auch bei der Kaderplanung trafen da zwei unvereinbare Weltanschauungen aufeinander.

Boldt behauptet gern von sich, dass er am liebsten mit charakterfesten „Typen“ zusammenarbeite, ein Attribut, das auf den eher unnahbaren Titz nur bedingt zutrifft. Und genau so einer soll nun angeblich vor einer Anstellung in Hannover stehen: Sandro Wagner, der zuletzt in Augsburg unter anderem an seinem Sendungsbewusstsein und Dogmatismus gescheitert war. Boldt und Wagner, das sind zwei baumlange Männer, die sich als Alphatiere definieren: Ob das gut gehen kann? Beide kennen und schätzen einander, zudem hatte Boldt immer Freude daran, sein Ego mit anderen Riesenegos zu messen. Was das für die Mission Aufstieg bedeuten könnte, wird sich zeigen. Klar erscheint aber: Der Zweitliga-Standort Hannover dürfte in dieser Saison noch einige kunterbunte Geschichten produzieren. Thomas Hü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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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Edition Herbst: Auswahl mit Charakter.

Eine genussvolle Reise durch Europas Weinregionen – mit sechs ausgewählten Weinen, exklusiv von Sommelier Markus Del Monego zusammengeste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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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ECHT Grüner Veltliner – Weißwein Gruber Röschitz, Niederösterreich, Österreich

2024 Gutedel – Weißwein Weingut Walz, Baden, Deutschland

2025 Westhofener Weißburgunder – Weißwein Weingut Hirsch-Stabel, Rheinhessen, Deutschland

2023 Corvina Verona IGT – Rotwein Le Preare, Venetien, Italien

2022 Château Le Sabley AOC Bordeaux Red – Rotwein Château Le Sabley, Bordeaux, Frankreich

2025 Cinco Gatos Tempranillo Garnacha – Rotwein Bodegas Navarro López, Kastilien, Spanien

Die älteste Rebe der Welt?

Seit Jahrtausenden genießen Menschen Wein. Wie mag er damals wohl geschmeckt haben und aus welchen Trauben wurde er gekeltert? Die Frage nach seiner Herkunft war vor Jahrhunderten Anlass für Detektivarbeit. Die Untersuchung begann im 19. Jahrhundert mit der Ampelografie, der Rebsortenkunde. Sie untersucht Namen und Synonyme, Herkunft und Verbreitung sowie Eigenschaften des Rebstocks, etwa Blätter, Traubenform und Beeren. Ihre Erkenntnisse beruhten auf Beobachtungen, Beschreibungen, Vergleichen, alten Schriften und Dokumenten, Kunstwerken,

Geschichten und Legenden. Sogar die Blattform galt lange als sicherer Indikator für die Zuordnung einer Rebe. Die Wissen- schaft entwickelte sich weiter. Ein Beispiel dafür ist der Gutedel.

Noch im Jahr 2000 wurde der 5.000. Geburtstag der Gutedeltraube gefeiert und ihre Heimat in Oberägypten vermutet. Auch die zahlreichen Synonyme schienen ihr hohes Alter zu bestätigen: Chasselas, Mornant und Valais Blanc wird sie auf Französisch genannt, Fendant heißt sie im Schweizer Wallis, Viviser und Gutedel im Markgräflerland. In England und

Australien ist sie als Queen Victoria White bekannt. Diese Auswahl ist nur ein Bruchteil der rund 250 Synonyme. Auch ihre Blattform schien Parallelen zu Fresken mit Reben in den Königsgräbern von Luxor aufzuweisen. In der Oase Fayyum bei Kairo sollen Spielarten der Rebsorte gedeihen; die Rebsorte Fayoumi aus Gianaclis ähnelt dem Gutedel. Deshalb vermutete der Ampelograf Adrien Berget 1932 Ägypten als Heimat – eine Hypothese, die Henri Wuilloud 1947 unterstützte.

So entstand die Legende, der über 5.000 Jahre alte Gutedel sei an

der Tafel der Pharaonen ausgeschenkt, von Kreuzrittern nach Europa gebracht worden und habe sich dort wegen seiner Qualität verbreitet. Im Millenniumsjahr wurde deshalb sein 5.000. Geburtstag gefeiert.

2009 stellte sich dies als

2009 stellte sich dies als Irrtum heraus. Die Forscher José Vouillamoz und Claire Arnold konnten eine Verwandtschaft mit Rebsorten aus Kleinasien nicht verifizieren, jedoch eine mit autochthonen Sorten des Alpenraums bestätigen. Die Elternsorten blieben unbekannt; 20 Klonvarianten mit derselben DNA wurden identifiziert.

Belegt ist hingegen, dass Markgraf Karl Friedrich von Baden die Weine in Lausanne kennenlernente und um 1780 Stecklinge aus Vevey ins Markgräflerland bringen ließ. Er war überzeugt, dass Klima und Terroir dort hervorragende Weine ermöglichen würden.

Seither ist Gutedel eine Spezialität im Südwesten Deutschlands. Die feinen, eleganten und unaufdringlichen Weine prägen die Genusskultur des Markgräflerlands und sind Botschafter einer Region, die auch als Toskana Deutschlands bezeichnet w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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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n zu Rassismus“: Die Angestellten von Radio France bei einem Protest am Sonntag.
FOTO: IAN LANGSDON/AFP

Ein Rechter, mitten im Wahlkampf?

Die Belegschaft des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adio France legt die Arbeit nieder – aus Protest gegen die Einstellung eines rechten Kolumnisten. Soll er Le Pen helfen?

Von Oliver Meiler

ranzösische Morgen beginnen für viele Franzosen mit sehr wachen Stimmen von Reportern und Komikern, die am Radio schon in aller Früh politisch talken, kommentieren, scherzen, während man sich selbst erst aus den Laken windet. France Inter, der größte Sender im Land, versammelt Millionen Zuhörer während seiner „Matinale“, seiner Morgensendung, die unter der Woche von 6 bis 9 Uhr dauert. Frankreich ist ein Radioland, immer noch.

Am Sonntag und am Montag lief auf France Inter aber mal wieder nur Musik, regelmäßig unterbrochen von einer Streikdurchsage. Ähnlich war es auf France Culture und auf France Info, den anderen großen Kanälen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adioanstalt, von Radio France also. France Info lieferte zwischen durch das Nötigste in kurzen Nachrichtenblöcken, man hat ja einen Auftrag. Aber sonst? Nur Musik, ein erstaunlich bunter Mix, kaum Mainstream.

Der Streik bei Radio France hängt an einem Neuzugang, den die Belegschaft einfach nicht verdaut: Der rechte Journalist Charles Sapin, 34 Jahre alt, wurde für die neue Saison geholt, in der auch Frankreichs Präsidentschaftswahl im Frühling 2027 stattfinden wird. Man richtete für ihn ein allsonntägliches „Edito politique“ ein, ein politisches Editorial also, in dem er seine Meinung sagen kann.

Persönlich hat niemand etwas gegen den Mann: Sapin gilt als seriöser Journalist, umgänglich, eher leise. Früher arbeitete er für die Zeitungen L'Opinion und Le Figaro, für das Nachrichtenmagazin Le Point – alles bürgerliche bis rechtsbürgerliche Publikationen. Er trat auch oft am Fernsehen auf, man kennt sein Gesicht.

Nun aber ist Sapin seit Kurzem stellvertretender Chefredakteur des rechtsextremen Wochenblattes Valeurs actuelles, und das, so finden die Redaktionen bei Radio France, geht gar nicht. Sapin erhielt außerdem einen Platz in der Talkshow „Le Duel“ auf dem Fernsehsender von France Info, in dem er sich mit Rokhaya Diallo streitet, der Chefredakteurin der linken Publikation Politis, doch dagegen hat fast niemand etwas einzuwenden. Ein Editorial ist ein Kommentar, ohne Gegenrede.

„VA“, wie Sapins Heft kurz genannt wird, ist schon mehrmals wegen Rassismus, Anstiftung zu Rassenhass und Verleumdung verurteilt worden. Es gehört in Teilen dem reichen, rechtsidentitären Unternehmer Pierre-Édouard Stérin. Der setzt sich ähnlich wie der Multimilliardär Vincent Bolloré mit dessen Medien für eine Machterlangung der extremen Rechten ein, für eine Präsidentschaft von Marine Le Pen. Valeurs actuelles ist überdies klimaskeptisch. Und bei jeder Gelegenheit greift das Blatt das öffentlich-rechtliche Fernsehen und Radio Frankreichs an – allen voran France Inter. Holt man sich den Vizechef dieses Hefts ins Haus?

Die Leitung von Radio France blieb bisher hart. Sie argumentiert mit Pluralismus. Gerade vor einer Präsidentschaftswahl sei es wichtig, dass das „Radio aller

Franzosen“ auch das ganze Meinungsspektrum abdecke, dass es ein Ort des Dialogs und der Debatte sei. Sibyle Veil, die Präsidentin der Anstalt, sprach davon, dass nun ein „verstärkter Pluralismus“ notwendig sei. Schob dann aber nach, dass man Sapin verpflichtet habe, als der noch beim respektablen Titel Le Point war. Ein bisschen Malaise war da zu spüren.

Doch das beruhigte die Gemüter nicht. Sapin stehe jetzt nun mal für „VA“, hieß es aus den Redaktionen. Und Rassismus sei keine Meinung, sondern ein Delikt. Außerdem gebe es auch für Pluralismus Grenzen: Was den republikanischen Werterahmen sprenge, gehöre nicht auf die Wellen von France Inter.

Sapins Heft ist schon mehrmals wegen Rassismus und Verleumdung verurteilt worden

Polarisierende Stimmen vom ganz rechten Rand haben auf Bollorés privaten Kanälen ihre wichtigsten Plattformen, auf dem Radiosender Europe 1 und dem Fernsehsender CNews, und zwar fast rund um die Uhr. Gemäßigte Stimmen sendet man dort nur zur Unzeit, nach Mitternacht, wenn niemand mehr zuhört – für die Quote. Die Aufsichtsbehörde Arcom, die über die Meinungsvielfalt auf allen Kanälen wachen soll, lässt sich davon aber nicht täuschen: Sie rügt CNews und Europe 1 ständig dafür, dass bei ihnen nur rechte und rechtsextreme Positionen verhandelt würden und nie kontradiktorische: vor allem zur Migration und zum Islam. Auf France Inter sind mittlerweile schon zwei Editorials von Charles Sapin gesendet worden. Eines handelte von den hohen Staatsschulden Frankreichs, eines vo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beides ziemlich unverfängliche Themen. Viel Polemik warfen sie denn auch nicht auf. Doch der Protest brach nicht ab, er findet nun auch außerhalb des Senders statt. Die Ombudsfrau von Radio France berichtet, sie habe „enorm viele“ empörte Anrufe und Zuschriften von Zuhörern erhalten. Manche hätten von „trahison“ gesprochen, von Verrat.

300 Persönlichkeiten aus der Kultur, Richter, Professoren und Sportler unterzeichneten ein Manifest gegen Sapins Anstellung, das die Zeitung Le Parisien veröffentlichte. Darin heißt es, das staatliche Radio dürfe bei der „Banalisierung“ der Ideen der extremen Rechten nicht mitmachen, die passiere schon in vielen anderen Medien.

Getragen wird das Manifest von berühmten Namen, unter anderem von den Schriftstellerinnen Virginie Despentes, Annie Ernaux und Leïla Slimani, von der Schauspielerin Julie Gayet und vom früheren Fußballer Lilian Thuram. Gemein ist ihnen, dass sie dem linken Lager angehören. Das wiederum dient den Sndern von Bolloré als weiterer Beleg dafür, dass das öffentlich-rechtliche Radio und Fernsehen parteiisch seien.

Der Wahlkampf für 2027 hat noch gar nicht richtig begonnen, doch die französische Medienwelt zerreißt sich schon in Grabenkämpfen.

Blick in den Abgrund

RTL pfuscht mit KI im eigenen Programm herum. Ein TV-Kanal in den USA zeigt, wohin das führen kann.

Der nächste „Meilenstein“ in der Fernsehgeschichte wird im Nachmittagsprogramm versendet. Punkt 15.55 startet RTL seit Beginn dieser Woche Folgen seiner Scripted-Reality-Show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die durch generative KI bearbeitet wurden. So wurden etwa Figuren und Plot-Twists nachträglich eingefügt. Von „kreativem Neuland“ ist in der offiziellen Senderverlautbarung die Rede, von der „Zukunft des Erzählens“. Die Chefetage des Senders gibt sich rhetorisch einige Mühe, den KI-Einsatz größer erscheinen zu lassen, als er ist, nämlich vor allem eine günstige Recyclingmethode für gut abgehangene Archivinhalte.

Wie das Ende dieser vermeintlichen „Weiterentwicklung“ aussehen könnte, lässt sich durch einen Blick in die US-amerikanische Fernsehlandschaft erahnen. Dort startete die Streamingplattform Roku, einst als Speerspitze des On-Demand-Fernsehens gefeiert, Mitte August seinen neuen Kanal „Fairground AI Creator TV“. 24 Stunden, sieben Tage die Woche, komplett KI-generiert, beworben als „all-new original series, films, and shorts from the world's best AI storytellers“. Auch hier war wieder von der „Demokratisierung der Kreativität“ die Rede. Oder davon, dass sich mit dieser Technologie „der Steven Spielberg von morgen“ finden werde.

Und was ist mit der versprochenen Kreativitätsexplosion?

Ein paar Wochen nach dem Start sind die Kritiken einigermaßen vernichtend. Von „Albtraummaterial“ ist die Rede, sich das KI-Fernsehen anzusehen sei, wie aus einem „Trog zu essen“, heißt es da. Grund genug, sich das Resultat einmal selbst anzutun. Das ist aus Deutschland zwar nur via VPN möglich, aber auch auf der Online-Plattform fairground.tv, die den Roku-Kanal mit Inhalten versorgt, lässt sich ein guter Einblick in die vermeintliche Zukunft des Fernsehens gewinnen.

Eine schnelle Vorschau verspricht einiges: mutierte U-Bahn-Ratten, „The Office“ mit Zombies und synthetischen Gesichtern, ein Horror-Western, dazu Werbung, die auch niemand gedreht hat, sondern die nur wieder generiert wurde. Leblosigkeit ist noch das netteste und wohl auch naheliegendste Attribut, das dem Zuschauer nach kurzer Zeit in den Sinn kommt. Mit dem Begriff „Uncanny Valley“ bezeichnet die Psychologie das befremdliche Gefühl, das das Publikum befällt, wenn künstliche Figuren zu menschenähnlich werden. Und wer genau hinsieht, kann bei dem einen oder anderen „Darsteller“ tatsächlich noch immer ein paar Finger zu viel an den Händen entdecken, Mundbewegungen stimmen nicht mit den Dialogen überein, die Schnitte erscheinen willkürlich gesetzt und die Actionsequenzen wirken oft genug, als habe die KI mal wieder die Gesetze der Physik vergessen.

Und was ist mit der versprochenen Kreativitätsexplosion? Wenn auch die Umsetzung noch an allen möglichen Stellen hakt und stolpert, könnte man dann doch von einem Generator, der auf so gut wie sämtliche in der Menschheitsgeschichte bislang erdachten Geschichten zurückgreifen kann, wenigstens erwarten, dass da am Ende einige halbwegs vernünftige Plots herauskommen. Stattdessen sieht man hauptsächlich Material, dessen Gemeinsamkeit vor allem darin zu bestehen scheint, nicht mehr urheberrechtlich geschützt zu sein. Ein bisschen Robin Hood, ein bisschen Dracula. Eine Anime-Adaption von Alice im Wunderland. Selten sind die einzelnen Clips länger als 15 Minuten, bei längerer Laufzeit kommen die KI-Modelle noch ins Schleudern.

Mal sehen, wie viel synthetische Unterhaltung das Publikum erträgt, bevor es umschaltet

Trotzdem ist die Technologie natürlich weit gekommen. Noch vor zwei Jahren war generiertes Bewegtbild ein einziger Fiebertraum aus verschmelzenden Gesichtern und wabernden Hintergründen. Und wer der Ansicht war, dass der viel gescholtene Slop, also billigst generierte KI-Inhalte, nur auf Online-Plattformen begrenzt sein würde, hat sich schnell getäuscht. Zu verlockend ist die Aussicht auch für Fernsehmacher, günstigen Content in Masse zu produzieren. Jetzt ist KI offenbar von der Chefetage als gut genug empfunden worden, um sie auf die gut 100 Millionen Nutzer loszulassen, die Roku laut eigenen Angaben allein in den USA hat.

In diesem Sommer wurde das Unternehmen von der Fox Corporation übernommen. Generierter TV-Content ist also nicht mehr nur Nische, sondern Teil eines der größten Medienkonzerne der Welt. Die propagierte kreative Pionierleistung wird in anderer Lesart zu einem Live-Experiment, in dem erprobt wird, wie viel synthetische Unterhaltung ein Massenpublikum erträgt, bevor es umschaltet. Oder eben nicht.

Dass Fernsehen in bestimmten Nutzungskontexten gar kein aufmerksames Publikum braucht oder erwartet, ist längst bekannt. Die senderinterne Messlatte für Hintergrundrauschen und Füllmaterial zwischen den Werbeblöcken hat das KI-Material offenbar bereits gerissen. Gut möglich, dass auch deutsche TV-Strategen genau hinschauen, wie sich Rokus KI-Sender entwickelt. Denn gegen den Kostenaufwand des 35-minütigen komplett generierten „True Crime: Wild West“ wirken selbst noch die RTL-Nachmittagsformate wie Premiumproduktionen. Michael Moorstedt

Könnte die KI für das Fernsehen eine neue „Kreativexplosion“ sein? FOTO: IMAGO/GUTPAPER/ISTOCK/GETTY/COLLAGE: CHRISTIAN TÖNSMANN

Schwedenrätsel

süd-amerik.Tanz

span.:Freund

Allein-herrscher

Oberbe-kleidungs-stück

SalzlakezumEinlegen

Kinder-spielzeug(Mz.)

scheuesWaldtier

fest,haltbar

aufwärts

griech.Vorsilbe:Erd...

Himmels-richtung

frühererReitersoldat

natür-licherKopf-schmuck

Versuch,Prüfung

schrift-liche Bitte

kl. Teil ei-ner chem.Verbin-dung

Papier-zählmaß

Anhäng-lichkeit

Fragewort

Angehö-riger einerarkt.Völ-kergruppe

21. griech.Buchstabe

Festung imMittelalter

Haupt-stadt vonKanada

luft-förmigeStoffe

Freude,Genuss

Doppel-best.Ab-kommen(Abk.)

obendrein

engl.:Irrtum,Fehler

Grundton,Dreiklang

weibl.Wassergeist

Rollschuhllaufen

Verlangen

Sauer-kirschen-art

maßlos,ungeheuer

dt. Super-model(Auer-mann)

Gegenteilvon über

Acker-ränder

Bad imSalz-kammer-gut

Brauch,Gewohn-heit

Straβen-benut-zungsge-bühr

erzählendeDichtkunst

dt.Zoologe(Bernhard)†

Über-bringer

Moor-,Torfland

im Dienstwirken

Golfbegriff

Schalter-stellung

Kfz.-Z.:Hanse-stadtRostock

Abk.:Abholung

extra starkesKind (A.Lindgren)

altgriech.Unter-gewand

niederl.Käsesorte

5. SonntagderPassions-zeit

dt. Kaba-rettist(Dieter)

Spitznamevon ErikZabel

Marine-unter-offizier

Post-sendung

rentieren

©RateFUX 2026-145-914

DIZdigital: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 Süddeutsche Zeitung GmbH, München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und nicht-private Nutzung exklusiv über www.sz-content.de
SZ-RÄTSEL
Str8ts schwer

Str8ts: So geht's
Jede Zahl von 1 bis 9 kommt pro Zeile und Spalte höchstens einmal vor. Die weißen Felder sind zu Straßen aufgereiht: Sie enthalten lückenlose, aber beliebig geordnete Zahlenfolgen (zum Beispiel 2–5–3–4). Zahlen auf schwarzen Feldern gehören zu keiner Straße, stehen aber auch kein weiteres Mal in dieser Zeile oder Spalte. © Syndicated Puzzles Inc.

Lösungen

Sudoku mittelschwer

							7	6
9	7				2			1
	4	6		1
			8	7
	1					9
3		8				2		9
6				4				8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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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klusive Denkspiele von den Rätselautoren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Finden Sie die richtigen Wörter, um den Buchstabenring elegant und eloquent abzuräumen. Lösen Sie Tag für Tag eine neue, exklusive Schach-Komposition – mit Tipps von der Münchener Schachakademie. Entdecken Sie Futoshiki, die raffiniertere Schwester des Sudoku mit den Größer-kleiner-Zeichen. Außerdem bieten wir Ihnen täglich ein weiteres Schwedenrätsel, angenehm zu bedienen, anspruchsvoll im Schwierigkeitsgrad. Und das beliebte Quartett aus der SZ am Wochenende gibt's online mit anklickbaren Tipps – also nicht gleich zur Lösung spicken ...

Das Erste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Krimiserie 9.55 Morden im Norden 10.40 Tagesschau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Gefragt - Gejagt . Show 12.00 ARD-Mittagsmagazin 14.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4.10 Rote Rosen Telenovela 15.00 Tagesschau 15.10 Sturm der Liebe 16.00 Tagesschau 16.10 Elefant, Tiger & Co. 17.00 Tagesschau Nachrichten 17.15 Brisant Magazin 18.00 Gefragt - Gejagt 18.50 WaPo Elbe Gipfelstürmer. Serie 19.45 Wissen vor acht - Natur Bionischer Öl-Adsorber: Die natürliche Lösung gegen Ölverschmutzung in Gewässern 19.50 Wetter vor acht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Kanzlei Ohne Folgen. Anwaltsserie. Mit Sabine Postel, Herbert Knaup, Mathilde Bundschuh. Ein erschöpfter Chemiearbeiter schläft während seiner Schicht ein und wird entlassen. Anwalt Gellert deckt Missstände im Betrieb auf. 21.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Eins gegen eins. Arztserie. Mit Almuth Schult, Susanne Bormann. Oskar Brentano gerät wegen Dopingvorwürfen unter Druck und verletzt Karl Endel beim Fußball. 21.45 Report München Was jetzt CDU? Die Kanzlerpartei und der lange Schatten der AfD / Nachwuchssorgen der Bundeswehr: Freiwillige gesucht / Streit ums Ehegattensplitting: Wer sind die Verlierer?

22.15 Tagesthemen 22.50 Maischberger

0.05 Tagesschau

0.15 Die Kanzlei Ohne Folgen 1.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Eins gegen eins. Arztserie. Mit Almuth Schult 1.50 Maischberger

3.05 Morden im Norden Krimiserie 3.50 Europamagazin Bericht aus Brüssel. Hybride Bedrohung: Wie wappnet sich Europa? / Parlamentswahlen in Schweden: Die Brandmauer bröckelt / Vom Hitzerekord zur Flutkatastrophe: Valencia im Klimawandel / Europa im Klimawandel: Wirtschaftliche Risiken und Chan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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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Morgenmagazin 9.00 heute Xpress 9.05 Volle Kanne. Magazin. Moderation: Florian Weiss 10.30 Notruf Hafenkante. Schuld 11.15 SOKO Stuttgart. Abgetaucht 12.00 ARD-Mittagsmagazin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15.00 heute Xpress Nachrichten 15.05 Bares für Rares Magazin 16.00 heute – in Europa Nachrichten 16.10 Die Rosenheim-Cops Musik ist Mord. Krimiserie 17.00 heute Nachrichten 17.10 hallo deutschland 18.00 SOKO Köln Tod einer Staatsanwältin. Krimiserie 19.00 heute Nachrichten 19.20 Wetter Nachrichten 19.25 Die Rosenheim-Cops Kein toter Pfarrer. Krimi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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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Tagesschau 20.15 Tatort Bauernsterben. Krimi, A 2023. Mit Harald Krassnitzer, Adele Neuhauser, Martin Leutgeb. Regie: Sabine Derflinger. Max Winkler, Chef eines Schweinemastbetroiös, liegt tot am Boden im Stall. Winkler wollte expandieren und zum Big Player der Schweinezucht in Österreich werden, doch hatte er keinen Erfolg. 21.45 BR24 22.00 Kommissar Dupin (11) - Bretonische Nächte Bretonische Nächte. TV-Kriminalfilm, D 2023. Mit Pasquale Aleardi, Jan Georg Schütte, Christina Hecke. Regie: Holger Haase. Als Kadeg seine Tante besucht, erlebt der Inspektor einen Schock: Joelle Contel liegt schwer verletzt auf der Treppe und stirbt.

1.05 kinokino Höhepunkte der Filmfestspiele Venedig - Heiße Oscaranwärter und Oasis / Pauline Roenneberg: „Kalter Hund“ - Familientragikomödie um eine Leiche / Anthony Maras: „Pressure“ - Starbesetztes Wetterdrama um D-Day / Marie Kreutzer: „Gentle Monster“ - Mit Jella Haase und Léa Seydoux

1.20 Bestes Kabarett! Happy Birthday Wolfgang Kre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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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Der Blaulicht-Report. Spöttische Frau bekommt ihr Fett weg 6.00 Deutschland am Morgen 9.00 Gute Zeiten, schlechte Zeiten. Kampfansage 9.30 Unter uns. Die eigene Medizin 10.00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11.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12.00 Punkt 12 - Das RTL-Mittagsjournal 15.00 Barbara Salesch Doku-Soap 15.55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17.00 Ulrich Wetzel - Das Jugendgericht (2) Doku-Soap 17.30 Unter uns Sex mit dem Ex. Daily Soap. Mit Ben Heinrich 18.00 Explosiv - Das Magazin 18.30 Exclusiv - Das Star-Magazin 18.45 RTL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Sieger mit Herz 19.40 Gute Zeiten, schlechte Zeiten Trau Dich. Daily Soap

20.15 Das Sommerhaus der Stars - Kampf der Promipaare (3) Show. Ein neuer Morgen im Sommerhaus beginnt, doch die Ereignisse der letzten Nominierung sorgen weiterhin für Gesprächsstoff. Gleichzeitig rückt die Exit-Challenge näher und bei zwei Promi-Paaren steigt die Anspannung. Denn nur wer Durchhaltevermögen und Geschick beweist, darf weiter um die 50.000 Euro kämpfen. Im Haus sorgt das Chaos in der Küche für neuen Zündstoff. Ein neuer Morgen im Sommerhaus beginnt, doch die Ereignisse der letzten Nominierung sorgen weiterhin für Gesprächsstoff. 22.30 Extra - Das RTL Magazin Jetzt gibt's die Abnehm-Pille! Kann sie die gehypte Spritze ersetzen? Moderation: Mareile Höppner

0.25 RTL Nachtjournal Spezial 0.45 CSI: Miami (3) Reifeprüfungen. Krimiserie. Mit David Caruso, Emily Procter, Omar Benson Miller

1.35 CSI: Miami (4) Änderung im Flugplan. Krimiserie. Mit David Caruso 2.20 CSI: Miami (5) Tödliche Saat. Krimiserie

3.05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Ein zweifelhafter Zeuge

3.5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Tod einer Domina. Krimiserie

4.35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Rien ne va plus. Krimiserie

ProSieben

5.10 St. Denis Medical. Comedyserie 5.35 Call Me Kat. Comedyserie 6.20 taff. Magazin 7.15 Galileo 8.20 How I Met Your Mother 9.15 The Middle 10.10 Young Sheldon 10.35 2 Broke Girls 11.00 Two and a Half Men 11.55 The Big Bang Theory. Serie 12.50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5 The Middle 14.10 Young Sheldon Comedyserie 14.35 2 Broke Girls Comedyserie 15.05 Two and a Half Men Comedyserie 16.05 The Big Bang Theory Serie Mit Johnny Galecki 17.00 taff 18.00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Die Simpsons Oh, Kanada / Kriminalakte Springfield. Trickserie 19.05 Galileo Suwalki-Lücke: Leben an Europas gefährlichstem Grenzstreifen

20.15 TV total Comedyshow. Moderation: Sebastian Pufpaff. An Highlights mangelt es Sebastian Pufpaff in diesem Jahr wahrlich nicht: Nach dem spektakulären Abschluss der wohlverdienten Sommerpause mit einem besonderen 80er-Jahre-Special feiert der erfolgreiche Kabarettist, Fernsehmoderator und Entertainer heute seinen 50. Geburtstag. Auf viele weitere fröhliche Jahre voller Spaß und Unterhaltung – und natürlich auch jede Menge TV-Missgeschicke! 21.25 TV total Stand-up Club Zu Gast: Cindy aus Marzahn, Helene Bockhorst, Matthias Egersdörfer, Kawus Kalantar, Samuel Sibilski. Moderation: Sebastian Pufpaff 22.35 Surviving Amazonas – Die Prüfung der Shanenawa Zu Gast: Joey Kelly, Lilly Becker, Parshad

23.45 Surviving Amazonas - Die Prüfung der Shanenawa Mit Joey Kelly, Lilly Becker, Parshad, Willi Whey, Gina Rühl, Antonia Hemmer, Lézan, How2Shirli 0 50 TV total

0.50 TVtotal

1.50 TV total Stand-up Club

2.45 ProSieben:newstime 2.50 Surviving Amazonas – Die Prüfung der Shanenawa

3.40 Surviving Amazonas - Die Prüfung der Shanenawa

4.30 Most Wanted – Wer entkommt? Die erste Nacht auf der Flucht. Mit Claudia Effenberg, Simon Gosejohann, Paul Janke, Parshad

Sat.1

5.15 Auf Streife – Die Spezialisten. Rohrkre- pierer 5.3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1.00 Richter Alex- der Hold 12.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13.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Weinfest. Show 14.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Show 15.00 Auf Streife – Die neuen Einsätze Rufmordlust. Doku-Soap 16.00 Auf Streife 12-jähriger Drogen- schmuggler. Doku-Soap 17.00 Notruf Der Tote mit dem Augen- aufschlag. Reportagereihe 17.30 Notruf Der geplatzte Kindergeburtstag 18.00 Lenßen hilft Doku-Soap 18.30 Lenßen hilft Wer hat Mutti geklaut?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19.45 SAT.1:newstime

20.15 Navy CIS Das Vermächtnis. Krimiserie. Mit Sean Murray, Wilmer Valderrama, Katrina Law. Kurz vor der Schließung des NCIS bittet ein Mann das ehemalige Team um Hilfe für seine inhaftierte Schwester. Die früheren Agenten starten gemeinsam eine letzte Ermittlung. 21.15 NCIS: Origins Fremde Federn. Krimiserie. Mit Austin Stowell, Kyle Schmid, Mariel Molino. Ein ermordeter Seemann bringt Gibbs auf die Spur eines Schmuggel-rings. Als ein alter Rivale in den Fall eingebunden wird, müssen beide ihre Konflikte beiseitelegen und gemeinsam ermitteln. 22.10 NCIS: Sydney Louies Gründe. Krimiserie. Mit Olivia Swann, Todd Lasance, Sean Sagar. Doc Roy Penrose gerät in die Fänge einer jungen Geiselnehmerin.

0.05 Navy CIS Das Vermächtnis. Krimiserie. Mit Sean Murray, Wilmer Valderrama, Katrina Law. Ein Mann ruft das NCIS um Hilfe für seine unschuldig verdächtigte Schwester.

1.00 NCIS: Origins Fremde Federn. Krimiserie 1.50 NCIS: Sydney

1.50 NCIS: Sydney

2.35 NCIS: Sydney El Maestro

3.15 Criminal Minds Die einzige Frau 3.55 Criminal Minds

Der geheime Platz. Krimiserie

ARTE

5.05 Indien – Leben mit Großkatzen. Dokumentation 5.55 Australien – Mission Schnabeltier 6.50 Küchen der Welt 7.20 Stadt Land Kunst. Magazin 8.55 Auf dem Wasser durch die USA (1/4) 11.25 40 Grad im Schatten. Reportagereihe 11.55 Küchen der Welt. Normandie: Camembert-Tarte 12.25 Stadt Land Kunst Abir Mukherjee Kalkutta / Spanien / Trondheim / Paris / Grönland 14.00 Mord im Mittsommer (3/3) Birgitta. TV-Kriminalfilm, S 2024. Mit Alexandra Rapaport 15.35 Wilde Tierreiche (1/3) 17.50 Naturjuwel Südkorea (1/2) 19.20 Arte Journal Nachrichten 19.35 Mit offenen Karten – Im Fokus 19.40 Ein Hufschmied lindert Tierleid in Rumänien (4/10) Dokumentation

20.15 Tax me (if you can!) Die Steuertricks der Superreichen. Dokumentation. In Kanada, Großbritannien, Spanie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wird über Reichensteuern diskutiert. Diese Dokumentation zeigt, wie die Ungleichheiten im Steuersystem im vergangenen halben Jahrhundert langsam, aber stetig zunahmen. Einige Vermögende entwickelten unter US-Präsident Ronald Reagan die "Trickle-down-Theorie" und ließen die Welt glauben, dass ihre Steuererleichterungen im Laufe der Zeit auch dem Allgemeinwohl zugutekämen. 21.00 Tax me (if you can!) Millionäre kämpfen für Gerechtigkeit. Dokumentation 21.50 Libanon, der Jahrhundertraub Dokumentarfilm, F 2024. Regie: Miyuki Droz Aramaki

23.30 Libanon: Anatomie eines Krieges Doku, F 2025. Regie: Sylvain Le- pit, Miyuki Droz Aramaki 0.40 Asbest, eine unendliche Ge- schichte Dokumentarfilm, F/B/ CH 2022. Regie: Thomas Dandois, Alexandre Spalaïkovitch 2.15 Auf dem Wasser durch die USA Rund um Florida. Dokumentation 3.00 Mit offenen Augen Wie Elon Musk SpaceX in die Erdumlauf- bahn bringt. Mit Sonia Devillers 3.10 28 Minuten Moderation: Elisabeth Quin 3.58 Athleticus Yamakasis. Animationsserie

3sat

6.20 Kulturzeit 7.00 nano 7.30 Alpenpanorama 8.00 ZIB 8.05 Alpenpanorama 8.33 Alpenpanorama 9.00 ZIB 9.05 Kulturzeit. Magazin 9.45 nano 10.20 Wunderschön! 11.50 Am Pass – Geschichten aus der Spitzenküche. Dokumentationsreihe 12.20 Servicezeit Magazin 12.50 Natur im Garten (1/10) Niederösterreichisches Weinviertel. Magazin. Mit Uschi Zezelitsch 13.15 Wunderschön! Wasserwelt Flevoland – Die jüngsten Polder der Niederlande 14.45 Städtetrip Rotterdam – Hafenflair und junge Ideen 15.30 50 Gründe 17.00 Wunderschön! 18.30 nano Magazin 19.00 heute Nachrichten 19.20 Kulturzeit

20.00 Tagesschau 20.15 Erzgebirgskrimi Familienband. TV-Kriminalfilm, D 2023. Mit Kai Scheve, Lara Mandoki, Teresa Weißbach. Regie: Thorsten Schmidt. Als Saskia Bergelt ein unterkühltes Baby in einem Stollen findet, decken die Ermittler eine Familientragödie auf. 21.45 kinokino Höhepunkte der Filmfestspiele Venedig – Heiße Oscaranwärter und Oasis / Pauline Roenneberg: „Kalter Hund“ – Familientragikomödie um eine Leiche / Anthony Maras: „Pressure“ – Starbesetztes Wetterdrama um D-Day / Marie Kreutzer: „Gentle Monster“ – Mit Jella Haase und Léa Seydoux 22.00 ZIB 2 22.25 Mythos Marbella – Der Traum vom ewigen Sommer Dokumentation

23.10 Mykonos - Super Paradise Dokumentation 23.55 Reporter Spezial Donat auf Achse (3/6) - Von Landwirtschaft, Impfschäden und Patriarchen. Reportagereihe 0.30 10vor10 0.55 Erzgebirgskrimi Familienband. TV-Kriminalfilm, D 2023. Mit Kai Scheve, Lara Mandoki, Teresa Weißbach 2.25 Mythos Marbella - Der Traum vom ewigen Sommer Dokumentation 3.10 Mykonos - Super Paradise Dokumentation

Phoenix

15.15 phoenix plus 16.00 Albtraum Gastro? Eine Branche unter Druck 16.45 Pendler-Stress - Eine Nation auf Achse 17.30 phoenix der tag 18.00 Krank auf dem Land - Ideen gegen den Ärztemangel. Reportage 18.30 Die Queen im Krieg 19.15 Churchills vergessener Krieg. Dokumentation 20.00 Tagesschau 20.15 Griechenland. Von Mykonos bis Kimolos. Dokumentationsreihe 21.00 Die Kykladen - Griechenlands Trauminseln. Dokumentation 21.45 heute-journal 22.15 phoenix runde 23.00 phoenix der tag 0.00 phoenix runde 0.45 Griechenland. Von Mykonos bis Kimolos

NDR

ARD alpha

16.30 Die 4 Elemente (1/16) 16.45 Naturjuwel Südkorea. Kragenbären, Kimchi und Klosterleben 17.30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18.15 Unkraut 18.45 Quarks 19.30 nano 20.00 Tagesschau 20.15 Naturjuwel Südkorea. Sinan und die 1004 Inseln. Dokumentationsreihe 21.00 Leiden auf vier Pfoten – Züchten wir unsere Haustiere kaputt? 21.45 Alles für den Hund: Hamburg komplett wau wau 22.15 Quarks. U.a.: Protein: Was der Hype wirklich bringt 23.00 JobChallenge 23.10 RESPEKT 23.40 The Day 0.10 Die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0.25 Bob Ross 0.55 Space Night (2)

15.00 NDR Info 15.10 WaPo Bodensee 16.00 NDR Info 16.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7.00 NDR Info 17.10 Leopard, Seebär & Co. 18.15 Wenn die Rolltreppe nicht mehr rollt – Monteure im Einsatz in Hannover 18.45 DAS! Rote Sofa 20.00 Tagesschau 20.15 Visite. Unterschätzte Volkskrankheit. Wenn Kopfschmerzen an Alltag bestimmen 21.00 Mecklenburg-Vorpommern hat die Wahl 22.00 NDR Info 22.15 Tatort. Letzte Ernte. Krimi, D 2025 23.45 Weltbilder. Magazin 0.15 Mein Wald – Fünf Jahre zwischen Mythos und Holz 1.45 Tatort. Letzte Ernte. Krimi, D 2025

WDR

ONE

12.45 WDR aktuell 13.00 Seehund, Puma & Co. 13.50 Nashorn, Zebra & Co. 14.20 Rentnercops: Jeder Tag zählt! 15.10 Rentnercops: Jeder Tag zählt! 16.00 WDR aktuell 16.15 Hier und heute 18.00 WDR aktuell 18.15 Servicezeit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Lokalzeit 20.00 Tagesschau 20.15 Tatort. Die Blicke der Anderen. Krimi, D 2022. Mit Eva Löbau 21.45 WDR aktuell 22.15 Der Usedom-Krimi. Schmerzgrenze. TV-Kriminalfilm, D 2020 23.45 Der Usedom-Krimi. Vom Geben und Nehmen. TV-Kriminalfilm, D 2020 1.15 Rentnercops: Jeder Tag zählt! Keine ruhige Minute. Serie

Rätsel-Lösungen

5.10 Kurzstrecke mit Pierre M. Krause 5.30 Gags – Comedy Deluxe (5) 5.50 Sturm der Liebe 9.05 Velvet Collection (5). Unverhofft kommt oft / Tausendundeine Nacht. Dramaserie 10.45 Rote Rosen 12.20 In aller Freundschaft 13.50 Die Kanzlei (3-4). Kleine Fluchten / Die Sterne lügen nicht. Anwaltsserie 15.30 Velvet Collection. Neue Liebe / Gefährliche Freundschaften. Dramaserie 17.05 Rote Rosen 18.40 Sturm der Liebe 20.15 Vanity Fair – Jahrmarkt der Eitelkeiten (1-4) 1.45 Agatha Christie's Poirot (2). Mord in Mesopotamien. Krimiserie. Mit David Suchet, Hugh Fraser, Ron Berglas

KiKA

■ ■ ■ ■ P ■ ■ ■ S ■ B ■ ■ W ■ H ■ M A M B O ■ P R O B E ■ G E S U C H ■ M O L E K U E L ■ R I E S ■ S ■ A ■ I N U K ■ P H I ■ G ■ O T T A W A ■ G A S E ■ P ■ D B A ■ ■ E R R O R M O R E L L E ■ ■ U N D I N E ■ Z ■ ■ ■ C ■ ■ U N T E R ■ A ■ ■ U S U S F E H N ■ S ■ O ■ G R Z I M E K ■ E ■ N ■ A M T E N ■ ■ A U S ■ ■ A B H G O U D A ■ P I P P I ■ C H I T O N ■ R ■ J U D I K A ■ N U H R ■ E T E ■ M A A T ■ K A R T E ■ L O H N E N

6.05 Maithink X – Die Show. Wie unsere Erinnerung uns betrügt. Zu Gast: Mai Thi Nguyen-Kim 6.40 Die Biene Maja 7.25 Löwenzahn Classics 8.15 Stadt, Land, Lecker 9.00 Die Küchenschlacht. Show 9.45 Duell der Gartenprofis 10.30 Bares für Rares 11.20 Bares für Rares 12.15 Death in Paradise 15.45 The Rookie 17.05 Suits 18.30 Bares für Rares . Magazin 19.20 Bares für Rares . Magazin 20.15 Helen Dorn. Mordsee. TV-Kriminalfilm, D 2025 21.45 Doppelhaushälfte. Comedyserie 23.00 Aufgelegt! Liebeskomödie, D/USA 2000 0.30 Hysteria! Leben aus dem Tod

8	7	9	4	3
6	9	8	7	4	5	2
9	8	3	2	1	6	5
8	7		4	3	5	2
5	4	7	1	2	6	3
4	2	5	6	3	1	7
3	4	5	6	8	9	7
3	2		5	6	7	4
6	1	2		7	9	8
5	8	2	4	3	7	6
9	7	4	6	3	2	8	5	1
1	6	3	7	5	8	4	9	2
8	4	6	5	7	1	6	2	5
2	3	9	8	7	4	1	6	3
7	1	5	3	2	6	9	8	4
3	5	8	1	6	7	2	4	9
6	9	7	2	4	3	5	1	8
4	2	1	9	8	5	6	3	7

13.40 Die Pfefferkörner 14.10 Schloss Einstein 15.00 Mako - Einfach Meerjungfrau 15.45 Lenas Ranch 16.05 Power Sisters 16.30 Sherlock Yack 16.55 The Garfield Show 17.20 Die Schlümpfe 17.45 Pinocchio im Zauberdorf 18.10 Die Biene Maja 18.35 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2/78) 18.50 Sandmännchen 19.00 Robin Hood - Schlitzohr von Sherwood 19.10 Team Timster. Check die KI - Live! Mach mit (1) 19.25 pur+19.50 logo! 20.00 Team Timster 20.05 Checker extra. Wie KI unser Leben verändert 20.55 Team Timster. Magazin. Moderation: Tim Gailus, Soraya Jamal

ZDFneo

5.00 Die Wespe 2: Bullseye Talk 5.20 Watson (5) 7.35 Boston Blue. Cinderella / Der Tag der Iren / Das Geheimnis. Krimiserie 9.50 Navy CIS. Herzenssachen / Leere Augen / Flucht in Ketten. Krimiserie 12.10 The Rookie (1) 14.25 S.W.A.T. 15.55 Ghosts. Schöne Beschierung / Die Anderen / Die Liste 17.10 Bull (1-3). Krimiserie 19.25 The Rookie (2-4). Fünf Minuten / In der Schusslinie / Feuer und Flamme. Krimiserie 21.45 Navy CIS. Ein Mann für unlösbare Fälle / Doppeltes Spiel / Blutiges Puzzle 0.00 Bull (4-5) 2.10 Ghosts. Comedyserie 2.55 S.W.A.T. Hass / Der Klügste im Raum

SWR

Sport 1

18.00 Pastewka (5). Mein Freund Jo. Comedyserie. Mit Bastian Pastewka, Sonsee Neu, Matthias Matschke 18.30 Pastewka 19.00 Bitte Lächeln! 19.30 45 – Die Fußball-Halbzeit auf SPORT1 20.15 Sechserpack (4). Die lieben Nachbarn / Gestern, Heute & Morgen / Gewinner und Verlierer 21.45 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 22.15 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 22.45 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 23.15 Ladykracher. Flo / Migräne. Mitwirkende: Anke Engelke, Christoph Maria Herbst 0.15 Eastside Motors – Kaufrausch in Dresden (1)

SkyOne

RTLZWEI

10.50 Sturm der Liebe 11.40 aktiv und gesund 12.10 ARD-Buffet Spezial 12.55 Anderst schön. TV-Komödie, D 2015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15.10 Hubert und Staller 16.05 Kaffee oder Tee 17.00 Aktuell 17.05 Kaffee oder Tee 18.00 Aktuell 18.10 Landesschau 19.30 Aktuell 20.00 Tagesschau 20.15 Marktcheck. Fehlende Ersatzteile: Wenn das Auto lahmgelegt wird 21.00 Ausgerechnet. Erlebnisbad 21.45 Aktuell 22.00 Hannes und der Bürgermeister 22.30 Freunde in der Mäulesmühle. Show 23.00 Das Beste der St. Ingberter Pfanne 0.00 Bülent Ceylan - Yallah Hopp

5.10 Der Trödeltrupp – Das Geld liegt im Keller. Doku-Soap 13.55 SOS – Retter im Einsatz. Doku-Soap 16.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Technische Tücken. Doku-Soap 17.05 Hartz Rot Gold 18.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19.05 Berlin – Tag & Nacht. Zwischen den Gefühlen. Doku-Soap 20.15 Hartz Rot Gold. Reportagereihe 22.15 Hartz und herzlich (2) 0.15 Hartz Rot Gold. Zusammen ist man weniger allein / Gekommen um zu gehen 1.55 Hartz und herzlich (3) 3.35 Armes Deutschland 2). (Un)gewollt schwanger? Dokumentationsreihe

HR

5.15 Kabel Eins : newstime 5.20 Abenteuer Leben Spezial 5.45 Magnum 6.35 MacGyver 7.30 FBI: Special Crime Unit 8.25 Bull 10.15 Hawaii Five-0 11.10 MacGyver. Actionserie 12.05 FBI: Special Crime Unit 13.05 Castle 14.50 Bull 15.50 Kabel Eins : newstime 16.00 Bull 16.55 Abenteuer Leben täglich 17.55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18.55 Achtung Kontrolle! 20.15 Urlaubsreif. Komödie, USA 2014. Mit Adam Sandler 22.40 Die Adam Sandler Story. Dokumentarfilm, D 2026 23.50 Mr. Deeds. Komödie, USA 2002 1.40 Urlaubsreif. Komödie, USA 2014

16.00 hallo hessen 16.45 hessenschau 17.00 hallo hessen 17.45 hessenschau 17.55 hessenschau Sport 18.00 Maintower - News & Boulevard 18.25 Brisant 18.45 Die Ratgeber 19.15 alle wetter 19.30 hessen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Wo Hessen oben ist - Unsere Mittelgebirge 21.00 Dorfchroniken - Wolfram Koch auf Spuren- suche 21.45 hessenschau 22.00 7 Tage ... Schauspielschule 22.30 Trump, mein Vater und ich 23.25 JD Vance - Der Mann nach Trump. Dokumentarfilm, D 2026 0.55 Drei teuflisch starke Frauen - Eine für alle. TV-Komödie, D 2007. Mit Gaby Dohm

VOX

5.35 CSI: New York. Partykiller / Die Spur des Skorpions / Flambiert. Krimiserie 8.0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Krimiserie 9.35 vox nachrichten 9.4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1 12.20 CSI: Miami 15.00 Shopping Queen 16.00 Guidos Deko Queen 17.00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U.a.: Rostock, „Bride Stories“ 18.00 First Dates – Ein Tisch für zwei. Doku-Soap. Moderation: Roland Trettl 19.00 Das perfekte Dinner. Doku-Soap 20.15 Club der roten Bänder – Die neue Generation (3-4). Dramaserie. Mit Roberto Capasso 22.15 Hot oder Schrott – Die Allestester. Soap 0.20 vox nachrichten

Tele 5

6.20 Infomercial. Nachrichten 7.20 Joyce Meyer – Das Leben genießen 7.50 Infomercial. Nachrichten 14.55 Action Heroes 15.00 All Time Classic (4) 15.05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16.05 Infomercial 16.10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17.10 Sliders. Spaß ohne Grenzen 18.10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20.15 Cut Bank – Kleine Morde unter Nachbarn. Thriller, USA 2014. Mit Liam Hemsworth 22.00 Escape Plan 2. Thriller, USA/CHN/GB 2018. Mit Sylvester Stallone, Dave Bautista, Xiaoming Huang 0.05 Doctor Who. Der feuerrote Schrecken. Actionserie

MDR

Kabel Eins

12.30 Dann kam Lucy. TV-Drama, D 2011 14.00 MDR um 2 14.25 Elefant & Co. 15.15 Wer weiß denn sows? 16.00 MDR um 4 16.30 MDR um 4 17.00 MDR um 4 17.45 MDR aktuell 18.05 Wetter für 3 18.10 Brisant 18.54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 . Magazin 19.30 MDR aktuell 19.50 Einfach genial 20.15 Marktcheck checkt ... H&M 21.00 Die Winzer aus dem Elbital – Sachsens einzigartige Weinlandschaft 21.45 MDR aktuell 22.15 Kriminalfälle der Einheit 23.00 Es ist nur eine Phase, Hase. Romantikkomödie, D 2021. Mit Christoph Maria Herbst 0.40 Marktcheck checkt ...

ORF 2

15.35 Die Rosenheim-Cops (2) 16.20 Hinter den Schlagzeilen 17.00 ZIB 17.05 Aktuell nach fünf 17.30 Studio 2. Bernhard Aichner zu Gast im Studio / Kochen 18.30 konkret . Onlinebetrug – Keine Scham / Ziemlich bestes Team 18.51 infos & tipps 19.00 Bundesland heute 19.30 Zeit im Bild 19.51 Wetter 19.56 Sport aktuell 20.05 Seitenblicke 20.15 Serbien – Europas verborgenes Naturparadies 21.05 Report 22.00 ZIB 22.25 Euromillionen 22.35 ZIB Talk 23.05 Die Macht der Lüge 23.40 Glaubensfrage Kopftuch 0.10 Die Freischwimmerin. TV-Drama, D/A 2014 1.35 Report 2.25 ZIB Talk

rbb

12.05 Morden im Norden 12.55 Garten & Lecker 13.40 Morden im Norden 14.30 Fanny und die gestohlene Frau. TV-Komödie, D 2016 16.00 rbb24 16.15 In aller Freundschaft 17.05 Panda, Gorilla & Co. 17.53 Sandmännchen 18.00 Tage in Berlin & Brandenburg. Reportagereihe 19.30 rbb24 Abend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Ohne Geld keine Bühne – wie viel Kultur braucht Brandenburg? 20.45 rbb24 – Der Talk 21.45 rbb24 Berlin 22.15 Thadeusz lang und breit 23.10 Hauptstadtderby – der Union- und Hertha-Podcast 0.10 Naturparks in Portugal (3/5). Madeira 0.55 Naturparks in Portugal

Bayern 2

9.05 Bayern 2 Nah dran 12.04 Tagesgespräch 13.04 Stadt Land Leute 14.04 Bayern 2 Kulturleben 16.04 Eins zu Eins. Im Gespräch unter vier Augen, hör- und miterlebbar für alle Menschen auf Bayern2 und als Podcast. Zu hören gibt es Berichte über mit Ereignissen gefüllte Biografien, ungewöhnliche Berufe, spannende wie überraschende Einsichten und unerwartete große Erfolge: Kurz: Gespräche mit prominenten oder bisher noch weitgehend unbekannten Menschen, die Außergewöhnliches erlebt oder geleistet haben. 17.04 Die Welt am Abend 18.53 Betthupferl 19.04 Zündfunk 20.03 Bayern 2 Salon 21.03 Late Nite Sounds 22.03 Late Nite Sounds 23.03 Late Nite Sounds 0.03 Reflexionen

BR-KLASSIK

6.00 Nachrichten 6.05 Allegro 9.00 Nachrichten. Die Komplexität des Weltgeschehens verständlich erklärt: Berichterstattung über aktuelle politische, wirtschaftliche, soziale, kulturelle, sportliche und sonstige Ereignisse in komprimierter Form. 9.05 Der Vormittag 12.03 Der Nachmittag 16.03 Leporello. In der Sendung "Leporello" gibt es neben klassischer Musik auch Informationen zum aktuellen Geschehen in der Klassikszene, von modernen Musikern über Chöre bis hin zu berühmten Orchestern. 18.03 Klassik-Sstars. U.a.: Die Gewinner des ARD-Wettbewerbs 2026 19.03 Das starke Stück 20.03 Georg Friedrich Händel: „Floridante“. Dramma per musica in drei Akten 0.03 ARD-Nachtkonzert

Deutschlandfunk

9.10 Europa heute 9.35 Tag für Tag 10.08 Sprechstunde. Reproduktionsmedizin: Unerfüllter Kinderwunsch und Kinderwunschbehandlung 11.35 Umwelt 12.10 Informationen 13.35 Wirtschaft 14.10 Deutschland heute 14.35 Campus und Karriere 15.05 Corso 15.35 @ mediasres 16.10 Büchermarkt 16.35 Forschung aktuell 17.05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7.35 Kultur heute 18.10 Infos 18.40 Hintergrund 19.05 Kommentare und Themen der Woche 19.15 Feature. Sprachwanderungen. Heimatsuche in einer Brandenburger Kleinstadt 20.05 „The Voice of History – Wie Schriftsteller die Welt verständlich machen“. Hörspiel von Gaby Hartel 21.05 Jazz live 22.05 Musikszene 22.50 Sport 23.10 Der Tag 0.05 Radion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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