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Monde - 15.09.2026.pdf

2027年大选前，选民感到担忧与愤怒

▶ 《世界报》发布由益普索BVA-CESI工程师学院开展的首次总统大选选民调查

- 在一个极度极化的政治格局中，选民表示对此次选举感兴趣，但对法国的局势感到非常悲观

- 他们将经济问题置于关注之首，排在社会、环境和身份认同问题之前

- 国民联盟（RN）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所有测试情景中的得票意向至少占三分之一

▶ 虽然让-吕克·梅朗雄也在巩固其选民基础，但其他候选人的竞争空间依然很大

第 8 至 10 页

59 % 的法国人感到担忧

认为 国家局势 在未来几个月 将会恶化

《世界报》信息图 • 来源：益普索BVA-CESI工程师学院民调

71% 期待 总统大选 带来真正的 社会与政治 变革

对“断裂”需求的 模糊性

益普索 BVA 代理总经理布里斯·坦图里耶认为，虽然法国似乎倾向于转向民粹主义，但这并非不可避免

左翼 （尚未） 被判定为 边缘化

让·饶雷斯基金会秘书长吉尔·芬切尔斯坦分析认为，双方存在共识，尤其是在社会问题上

第 9 和 10 页

社论 深切的变革 渴望

根据 B'Tselem 组织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实施一项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清除”计划

在周一（9月14日）公布的一项新调查中，这家以色列非政府组织谴责了三百万巴勒斯坦人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日益增强的控制下所生活的政治氛围与恐怖状态，

乌克兰 俄罗斯无人机袭击连接基辅与华沙的火车引发震惊

埃马德·哈贾杰（约旦）拍摄

该组织指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试图有计划地抹除该地区的历史。B'Tselem（经常受到以色列右翼和极右翼的攻击）认为，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仅仅是一个“政治系统”中可见的、被媒体报道最多的部分。除了暴力、逮捕和监狱酷刑外，还包括强制人口迁移、大规模的出行限制以及对政治精英的打压。

地球 为了保护 大四 the tetra（大四等鸟类）， 法国将其外包 给狩猎业

干旱 担忧 果蔬价格 上涨

和平漫画

发布于 2026 年 9 月 11 日的《新阿拉伯》（Alaraby Aljadeed）

调查 在烈士村安德里夫卡， “布恰屠夫”的巢穴

《世界报》在该乌克兰村庄的一所学校中找到了阿扎特别克·奥穆尔别科夫上校的踪迹，他曾在此下令进行屠杀 第 22-23 页

中东 也门：原油价格 面临新威胁

胡塞武装对非洲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海域的掌控，引发了人们对油价上涨的担忧

音乐 席琳·迪翁成功 回归舞台

这位来自魁北克的巨星在周六于 Plenitude Arena 举行了其巴黎驻场演出的首场演唱会，现场情绪激动

毒品走私 “法国人”在卡特尔之国的犯罪崛起

索内尔·阿克查于 6 月在麦德林被捕，他是少数几位在哥伦比亚成为毒枭的法国人之一。他涉嫌组织了一个国际网络，

走私经过化学改良以便与农产品混合的可卡因，且在法国境内有同伙 第 14-15 页

在您的报摊购买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掌控力遭到谴责

以色列非政府组织 B'Tselem 指称，一个“政治体系”正试图在当地“抹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

拉姆安拉与希布隆 （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 特派员报道

一名来自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向《世界报》讲述了这一场景（要求匿名），他曾被以色列警方突袭搜查，警方怀疑他煽动恐怖主义。在搜查其财物时，警察发现了一本《1984》，这是乔治·奥威尔讲述一个虚构国家走向极权主义的小说。“看，我发现了什么！”一名警察惊呼道，他坚信自己掌握了关键证据。“那是《1984》，他想到了1948年，并认为这是一本关于 Nakba [1948年750 000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流亡] 的书，因此是我从事激进活动的证据。”这名三十多岁的男子被拘留了两天，随后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

这一片段几乎令人发笑。但它揭示了 3 百万多生活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所处的政治氛围。该地区自 1967 年以来一直处于被占领状态，承受着在其他地方会被定义为“军事独裁”的后果。四年来，以色列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其掌控力，动用了武装部队、情报部门、警察、犹太定居点私人民兵、军事法庭和监狱的所有资源，此外还实施了大规模的技术监控。

“以色列显著加强了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攻击，”以色列非政府组织 B'Tselem 在 9 月 14 日星期一公布的一项调查中指出。这项细致的记录与分析工作将具有里程碑意义，B'Tselem 据此将现状定义为“种族隔离”和“压迫”政权，并对“犹太至上主义”以及建立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提出质疑。最重要的是，这家人权捍卫组织得出结论：以色列正在约旦河西岸实施一项消除巴勒斯坦社会的计划，旨在系统性地摧毁其所有支柱。

经济绞杀

B'Tselem 认为，过去 12 个月内剧烈升级的犹太定居者暴力行为，仅仅是一个“政治体系”中可见且被媒体报道最多的部分。除了由大量独立来源记录在案的暴力、逮捕和监狱酷刑外，还包括对约旦河西岸的经济绞杀、强制人口迁移、大规模的通行限制以及对政治精英的打压。这些都是被认可的公共政策：B'Tselem 声称，“这些机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定居殖民计划，旨在扩大并将犹太人在该领土上的永久存在制度化，同时将巴勒斯坦人在该空间的存在驱逐并抹除”。

该非政府组织将其此前关于加沙局势的报告（标题为《我们的种族灭绝》）与约旦河西岸发生的情况联系起来：“加沙的种族灭绝与约旦河西岸的抹除计划，是政权实施的同一个政治计划的两种表现，旨在摧毁巴勒斯坦人民生存的能力”，该组织写道。在这一点上，其结论与其他国际组织或机构并无二致。“日复一日，房屋被纵火，道路和入口被封锁，越来越多的家庭面临暴力，越来越多的社区被剥夺土地，而恐惧与恐怖不断蔓延。这场针对巴勒斯坦生命的攻势已经强化、扩大并公开化了近三年。约旦河西岸血迹斑斑，且目前看不到任何能够阻止这种恶化的政治力量”，该组织强调。

但 B'Tselem 所描述的内容在政治层面上更具爆炸性，尤其是自以色列政府将所有对锡安主义的批评等同于反犹主义以来。“问题的核心是，在整个领土上建立永久且绝对的犹太统治的同时，抹除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集体的存在”，B'Tselem 执行主任尤利·诺瓦克（Yuli Novak）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解释道。“在我们看来，抹除的逻辑从一开始，即以色列建国之初就存在了。这就是以色列锡安主义计划的核心：通过使巴勒斯坦人作为原住民的身份失去公信力，从而消除他们的存在，以构建一个新社会，”这位活动人士补充道，她曾担任收集以色列士兵证词的非政府组织“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的负责人。

该组织主张，大规模扩建定居点不仅是目前执政的极右翼的计划，而且是包括当前议会反对派在内的绝大部分政治和军事机构的计划。“以色列在拆除巴勒斯坦生存空间的同时，同步重新组织空间，以扩大并将犹太人的主权和控制制度化。土地和资源被转移到犹太人的控制之下。定居点、前哨站和农场不断扩张。而法律、土地规划、基础设施和预算体系则确立了连续且永久的犹太存在”，B'Tselem 强调。

吞并运动

近年来，定居者已占领 100 000 公顷土地，相当于约旦河西岸的 18 %。财政部长兼定居点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在 2025, 年 9 月宣布，目标是以色列对以色列人所谓的“犹太-撒马利亚”（参考圣经称呼）的 82 % 拥有完全主权时曾解释道：“必须打击敌人，不能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这一吞并运动产生了重大后果：此前，犹太定居点是巴勒斯坦领土中的飞地；而现在，巴勒斯坦的村庄和中型城市正逐渐变成以色列领土中的飞地。另一家独立组织 Yesh Din 在 9 月 9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总结道：“以色列通过殖民化、暴力和对巴勒斯坦空间的碎片化，将巴勒斯坦人口驱逐到孤立的小型飞地中，从而吞并约旦河西岸”。

B'Tselem 强调了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政治暴力的重要性。该非政府组织指出：“自成立之初，以色列就倾向于将巴勒斯坦任何政治、社会或社区的组织形式——尤其是那些承载集体和民族愿望的组织——视为安全威胁，以及对其意图强加的政治秩序的挑战。因此，以色列依靠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和瓦解公民行动，并打着‘安全’的旗号为其干预行为正名”。

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受到了系统性的攻击，军队总司令颁布的“军事命令”被用来管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而犹太人则不受这些命令的约束。逮捕行动接连不断，有时是个人被捕，经常是群体被捕，数十名男子被排在墙边，被捆绑，然后被蒙上眼睛带走。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袭击以来，约旦河西岸累计已有超过 20 000 名居民被捕，其中大多数人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拘留数月——这种滥用拘留制度被称为“行政拘留”，且仅适用于巴勒斯坦人。死刑同样如此，今年 5 月通过一项军事命令在被占领土开始实施：事实上，只有巴勒斯坦人面临死刑；他们的辩护权被大幅削减。

在 1967 年至 2019, 年期间，以色列禁止了 400 多个巴勒斯坦组织，包括主要政党、协会、工会或地方运动。近年来，以反恐之名，压力进一步增加，数十个组织被关闭。“从其起源开始，锡安主义项目

自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来，约旦河西岸累计已有超过 20 000 名居民被捕

一直致力于将该领土犹太化，其直接后果便是有计划地抹除其巴勒斯坦历史。B'Tselem 指出：“正因如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治和社会意识萌芽之地发起了持久的攻击，无论是大学、学校，还是宗教、文化和社区中心。”

7月1日，在横穿被占领约旦河西岸的 60 号公路旁，广告牌上刊登着面向定居者的住房信息。LAURENCE GEAI / MYOP 为《世界报》拍摄

例如，人权捍卫组织 Al-Haq 自 2021 年起被列为恐怖组织。该组织负责人沙万·贾巴林（Shawan Jabarin）告诉《世界报》：“一旦我们试图要求遵守国际法并追究罪犯的责任，在以色列看来，我们就越过了红线。随后，一场针对我们的激烈攻击，一场真正的抹黑运动开始了。”此后，以色列当局采取了一切手段阻止该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这位多年来的人权活动领袖警告称：“如果不追究罪犯的责任，就不可能通往和平。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安全。这就是现实。”

大学也经常成为军事突袭的目标，例如 1 月的比尔泽特大学（Birzeit），当时军队使用战争武器向人群射击以驱散一场和平集会，导致 12 人受伤。三年来，该高等教育机构已有数百名学生被捕。而学校则直接承受着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决定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实施财务封锁的后果。由于缺乏教师，现在大部分儿童每周只能上两三天学。医疗系统同样处于崩溃边缘。经济则已陷入瘫痪。

“种族隔离的特性”

B'Tselem 经常受到右翼和极右翼的攻击。而它目前在以色列面临的困境是冷漠。其关于约旦河西岸被军队杀害儿童的最新调查在境内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尽管那些未成年人中弹后被故意弃之不顾、得不到救治的视频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利·诺瓦克（Yuli Novak）强调：“99 % 的以色列人会告诉你，他们并不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因为这恰恰就是种族隔离的特性：它掩盖政治局势的现实，使其变得难以察觉。”这些话与以色列纪录片《Naza》导演的表述相呼应，该片讲述加沙地带军队的手段，并于 9 月 12 日周六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在领取评审团特别奖时表示：“一切手段都在诱导我们不要直面现实。”

但 B'Tselem 的负责人希望她的国家有一天能够发生转变：“纵观历史，不乏那些竭尽全力让国民在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暴力和法西斯主义中洗脑的政权和政治体制。然而，它们最终都被改变了。”她表示，前提是国际社会必须彻底改变视角，就像英国人最近宣布约旦河西岸的占领是非法的那样：“国际社会面对的不是一场临时危机，而是一个在殖民计划框架下部署加速清除机制的种族隔离政权。”

吕克·布隆内（LUC BRONNER）

俄罗斯：适龄参战男性倾向于流亡

部分人士已购买机票，准备在9月18日至20日的立法选举后，一旦宣布全面动员便立即离开

在俄罗斯，关于新一轮动员的传闻再次引发了适龄参战男性的恐惧，使他们倾向于流亡。这一传闻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不得不多次予以否认。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于9月3日周四在海参崴（Vladivostok）保证称：“到目前为止，不存在任何需要动员的方案”，并谴责这是“敌方在杜马选举前发起的信息攻击，企图影响选举结果”。

在9月18日至20日即将举行的立法选举前夕，弗拉基米尔·普京试图安抚民众。这是自2022年2月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的首次选举。

在2022年秋季宣布部分动员四年后，新一轮军事动员的威胁削弱了此次竞选活动。当时，该举措在俄罗斯家庭中引发了恐慌浪潮，迫使数千名男性逃离该国或躲在乡村的别墅（datcha）中。

出于谨慎，如今许多男性倾向于采取预防措施。部分人士已经购买了机票，准备在选举后一旦宣布动员便立即离开。另一部分人则计划“在土耳其停留一个月，观察情况发展”，一名出于谨慎而选择匿名的莫斯科记者如此证言。

在公证处

“在乌拉尔地区的叶卡捷琳堡，另一位记者补充道，人们对动员存在真正的恐惧。普通公民不想被送往一场无止境的战争，包括在普京的选民中，许多人已不再理解这场战争的意义。”有些人甚至前往公证处，将自己的公寓过户到父母名下，以便征兵人员无法找到他们。

据《世界报》采访的多个消息人士透露，大多数有逃兵倾向的人在2022年秋季动员时就已经逃离，随后才返回俄罗斯。三个目的地尤其受欢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塞尔维亚，这些国家持有俄罗斯护照可免签进入。

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支持俄罗斯人的组织“方舟”（The Ark）注意到，自6月以来请求数量有所增加，但其创始人安娜斯塔西娅·布拉科娃（Anastasia Burakova）表示：“在8月，请求数量增加了十倍。俄罗斯社会已经精疲力竭，被无人机袭击和动员传闻所惊吓。”具有医学专业技能的人员尤其渴望离开俄罗斯，担心被征召入伍。

新一轮军事动员的威胁削弱了将于9月18日至20日举行的立法选举活动。

安娜斯塔西娅·布拉科娃补充道：“大多数人想知道是否可以定居格鲁吉亚，但这并不意味着边境会出现像2022年那样长长的排队队伍。”8月19日，格鲁吉亚当局否认了莫斯科关于24小时内有20 000名俄罗斯公民通过拉尔斯（Lars）边境口岸进入格鲁吉亚的说法。第比利斯谴责这是“蓄意的虚假信息”。随后，俄罗斯内政部自行修正了估算数据——目前将其统计为7 880人离开俄罗斯，8 406人返回——并将这种大规模的人员交替归因于“旅游季节的结束”。

在亚美尼亚，某协会（该成员不愿透露名称）负责俄罗斯逃兵援助工作的协调员奥列格·诺维科夫（Oleg Novikov）表示，他没有注意到与新一轮动员传闻相关的明显增长，但他警告说：“并非所有逃往亚美尼亚的逃兵都会寻求人权捍卫者的帮助。可以说，人们继续以稳定的速度逃离前线。我们每周收到大约四到五个请求。”他还收到来自“即将毕业的年轻人的求助，他们担心一旦毕业就会被征召入伍。为了谨慎起见，他们提前离开”。在首都埃里温，房价已经开始飙升。

与2022年不同，“人们逃往亚美尼亚不仅是从俄罗斯出发，也包括从格鲁吉亚出发，因为一种不安的情绪已经蔓延”，奥列格·诺维科夫观察到，因为自入侵乌克兰以来，格鲁吉亚当局与莫斯科的关系日益密切。相反，与克里姆林宫保持距离的亚美尼亚被认为更安全。这位活动人士欣喜地表示，尽管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签署了协议，但自战争开始以来，“它没有引渡过任何一名逃兵”。

三个目的地更受欢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塞尔维亚，可免签进入

“无需恐慌”

这个位于高加索地区的苏联前加盟共和国，通常只是人们前往欧洲其他目的地的中转站。“在2022年后抵达的200 000名俄罗斯人中，大约有50 000人留了下来，”位于埃里温的政治分析师兼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阿雷格·科钦扬（Areg Kochinyan）估计。这在经济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科技从业者的到来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今年夏天，亚美尼亚当局表示准备迎接那些想要逃避新一轮动员的人员。亚美尼亚安全委员会秘书阿伦·西蒙尼安（Alen Simonian）在8月25日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对于俄罗斯人，我只能说一句话：‘欢迎来到亚美尼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a）认为这些言论具有“挑衅性”。

一名在匿名状态下接受采访的、旨在帮助逃避动员的俄罗斯人的援助协会负责人保证，与2022年不同，这次离境浪潮是“在无需恐慌且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尤其是在俄罗斯，许多人并不信任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官方否认。“他承诺‘到目前为止’不会有动员。但男性在考虑之后的情况。而且在立法选举之后，离开就太晚了，”该消息人士警告道。

这种威胁之所以更加强烈，是因为在入侵开始四年半之后，俄罗斯军队每月难以招募到所需的30 000至35 000名士兵，以弥补前线巨大的损失（死亡和受伤）。尽管承诺提供高额奖金并为入伍者家庭提供社会阶层晋升的机会，但志愿者依然匮乏。一年以来，招募活动中还掺杂了各种手段，这些手段越来越像强行征召。当局尤其针对那些容易被操纵的弱势群体。有些人被承诺将被分配到后方而信以为真，随后却被送往前线。

2022年建立的计算机登记系统在2025年8月进一步加强：一个征兵登记册已最终完成，记录了所有可能被征召的男性。如果弗拉基米尔·普京宣布全面动员，一切准备就绪。

本杰明·奎内勒（BENJAMIN QUÉNELLE） 与 弗斯蒂娜·文森特（FAUSTINE VINCENT）

9月13日，在乌克兰靠近波兰边境地区发生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后。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通过法新社（AFP）提供。

基辅-华沙列车遇袭引发国际震动

周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列车越境前击中了该车队的机车。波兰担心局势将出现“升级”

基辅、华沙 —— 特派记者及区域记者报道

月复一月，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军事升级在不断加剧。这一次，莫斯科在9月13日周日袭击了基辅-华沙列车，时间就在该车即将跨越波兰边境之前。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多罗胡斯克-亚戈丁（Dorohusk-Iahodyn）边境检查站附近撞击了车队的机车，而另一架无人机则瞄准了附近的一家加油站，导致两辆卡车起火。列车上的206名乘客平安无事。

这次袭击在乌克兰和波兰都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原因各异。首先，基辅谴责这是一次针对其铁路系统的“系统性袭击”，尽管处于战争之中，铁路系统至今仍是乌克兰运行良好的基础设施之一。其次，这是向波兰——一个欧盟（UE）和北约成员国——发出的信号。第三，另一列载有欧洲和美国重要人物的列车刚刚提前几分钟离开车站，乌克兰铁路公司（Ukrzaliznytsia）认为，该列车“极有可能”才是俄罗斯军队的真正目标。

据乌克兰铁路公司称，这列外交专列正将参加9月11日和12日在基辅举行的年度“雅尔塔欧洲战略”（Yalta European Strategy）会议的嘉宾送回波兰。车上包括两名前总理——英国的鲍里斯·约翰逊和瑞典的卡尔·比尔特，以及

“即使是最悲观的情景也有可能发生”

唐纳德·图斯克 波兰总理

部长、议员、国家安全顾问以及来自欧盟和北约各国的外交官。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退役将军大卫·彼得雷厄斯（David Petraeus）当时则在车站内另一列相邻的列车上。鲍里斯·约翰逊谴责道：“我不知道普京是用什么样的扭曲逻辑在波兰边境炸毁一台机车，但这正是乌克兰人每天都要忍受的那种疯狂袭击。”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 在基辅，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谴责这次袭击是“蓄意”的，但未提及外交专列的经过。外交部长安德里·西比哈（Andrii Sybiha）则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与波兰边境发动的野蛮袭击，不仅是对我们国家边境袭击的延续。这是普京的恐怖主义，直接打击在欧盟和北约的门前。亲爱的伙伴们，俄罗斯野蛮人已在你们门前。”

在波兰，政府谴责这是一次“升级”。正在基辅访问的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和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先后如此表示。他们不仅是指在波兰边境对乌克兰列车的袭击，还指在乌克兰列车遇袭前后的几个小时内，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边境地区频繁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据西科尔斯基先生称，共记录到13次袭击，其中一次距离波兰仅800米。

在政府安全中心的一次会议上，唐纳德·图斯克召集了部长和军方人员，他表示“收到了来自[其]自身部门及盟友部门关于可能升级的信息”。他表示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俄罗斯的行动将加强”，并补充道：“即使是最悲观的情景也可能发生”

另一列载有欧洲和美国重要人物的列车刚刚提前几分钟离开车站

bles. » 在坚称不愿屈服于当前紧张气氛的同时，总理明确表示：“昨晚的袭击表明，俄罗斯人准备使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的装备。我指的是战斗无人机。它们的射程和精度令人震惊。我们必须意识到俄罗斯拥有这样的能力。”

当天早些时候，另外两名波兰部长在社交网络 X 上做出了反应。内政部长马尔钦·基尔温斯基（Marcin Kierwinski）写道：“俄罗斯的恐怖袭击。俄罗斯是自由世界的敌人。”至于国防部副部长切扎里·汤姆奇克（Cezary Tomczyk），他则强调必须支持乌克兰，而此时波兰的民族主义反对派正致力于削弱这种支持，特别是试图煽动民众反对乌克兰难民。

他写道：“任何质疑军事支持乌克兰是否明智的人，都应该从这些事件中得出结论。对许多人来说，战争可能仍然像是一件遥远的事，几乎是超现实的。但它就发生在波兰边境附近。为了波兰以及整个欧洲的利益，乌克兰必须赢得这场战争。”

本着同样的精神，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在基辅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里·西比哈（Andrii Sybiha）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认为，“波兰和乌克兰的安全密不可分”，并呼吁“对整个乌克兰，以及每一位乌克兰人——无论是住在波兰的，还是希望进入波兰的——表现出团结”。最后他总结道：“俄罗斯的恐怖主义并非在敲欧洲的大门，它已经跨进了门内。”

这并非俄罗斯第一次在乌克兰与波兰边境发动袭击。特别是今年 1 月，莫斯科发射了一枚“俄尼契克”（Orechnik）弹道导弹，该导弹可携带常规或核弹头，落点距离边境 70 公里。虽然该导弹未携带爆炸物，但北约国家对此信息给予了高度重视。

没有任何外交进展 莫斯科将此次发射描述为对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住所的报复，但根据乌克兰和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所谓的袭击从未发生。这次发射更有可能是一次警告，此前欧洲人与美国人达成协议，华盛顿将支持在停火情况下向乌克兰部署欧洲士兵。

基辅-华沙列车遇袭之时，正值华盛顿难以重启和平谈判之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自 2025 年 1 月重返白宫以来一直对此寄予厚望。他的两名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和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于 9 月 5 日和 6 日访问了莫斯科，并首次访问了基辅，但此次行程并未取得任何外交进展，尽管克里姆林宫声称“不排除”在“10 月”重启三方会谈。与此同时，随着基辅越来越频繁地对俄罗斯纵深地带发动袭击，在乌克兰看来，特朗普政府主要意味着针对城市和民用目标的轰炸显著增加。

雷米·乌尔丹（RÉMY OURDAN） 与 弗洛伦特·乔治艾斯库（FLORENT GEORGESCO）

瑞典议会选举：左翼与右翼势均力敌

根据非最终结果，右翼多数派目前略微落后于左翼反对派

斯德哥尔摩 - 区域特派员

9月13日星期日的议会选举结果在未来几天内才将出炉。当瑞典人在9月13日周日至14日周一深夜入睡时，两大阵营之间的差距仅约为 28600 票。由社会民主党、左翼党、绿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当时被认为处于领先地位，比由温和党（保守派）、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瑞典民主党（SD，极右翼）组成的现任多数派多出三个席位。

要获知最终得票率还需要耐心等待，因为 220 000 名身在海外的瑞典人（传统上倾向于右翼）的选票直到 9月16日 才会完成计票。而这些选票仍有可能改变最终结果。与此同时，此次投票已被预告为具有历史意义。在 9月6日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AfD）获得大胜之后，欧洲许多人在周日都密切关注着瑞典民主党的得票率。该党由前新纳粹分子于 1988 年创建，于 2010 年进入议会，并在每次议会选举中稳步增长，直到 2022 年获得 20,5 % 的选票。四年前，这一成功使其能够在与右翼协商的联盟协议中，将自身纲领的很大一部分强加其中，尽管瑞典民主党当时不得不放弃在政府中担任职务。

周日，这个民族主义政党首次出现下滑。根据初步结果，其得票率仅为 17,6 %，重新成为瑞典第三大党，排在温和党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北部的索尔纳的一家酒店里，瑞典民主党约见了其支持者，周日晚上的气氛十分低落。在天花板上悬挂着巨大的大黄蜂（该党的新标志）装饰的选举之夜专属楼层里，一半的座位空着。只有年轻的活动人士似乎还兴致较高。

午夜过后不久，自 2005 年起领导该党的吉米·阿克松（Jimmie Akesson）终于登台。他的演讲仅持续了几分钟。他绝口不提失败，而是断言：“我觉得我们在这次竞选中是赢家”，并指出“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人不再为自己是瑞典民主党人而感到羞耻”，并且“自豪地穿着 [该党的] T恤并戴着 [该党的] 帽子”。在一次复杂的表述中，这位极右翼领导人随后为其与保守右翼盟友共同竞选的决定进行了辩护；在他看来，这一策略对于让现任多数派“有机会获胜”是必要的。

尽管极右翼欧洲议会议员查理·魏默斯（Charlie Weimers）认为现在“进行分析还太早”，但他指出，“对于该党至关重要的问题，如移民和犯罪，并未成为竞选的核心”。在他看来，结果仍然表明瑞典民主党“即使在执政四年后，仍有能力维持在高水平，这对欧洲其他极右翼团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周日， 这个 民族主义 政党 首次 出现 下滑

另一方面，该党的历史领导人之一、议员马蒂亚斯·卡尔松（Mattias Karlsson）将瑞典民主党（SD）的衰落归因于选民对自由党的大规模支持投票。西蒙娜·莫汉姆松（Simona Mohamsson）领导的该党在民调中得票率低于 4%（进入议会的最低门槛），但最终获得了 5.4 % 的选票。他指出：“看来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选择投票给自由党，以挽救政府，从而维持国家在移民政策、刑事政策以及经济政策方面的政治方向。这对我们来说很遗憾，但如果没有这样做，我们将没有机会留在执政地位。”

政府联盟

瑞典民主党（SD）并非此次选举中唯一的重大输家。在左翼阵营中，社会民主党创下了自1911年首次男性普选以来最糟糕的得票率。在玛格达莱娜·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的领导下，这个以玫瑰为标志的政党仅获得 28,1 % 的选票（而 2022 年为 30,3 %）。社会民主党在省份地区以及大城市中均出现下滑，尤其是在移民人口密集的贫困社区，其转向支持限制性移民政策的举措似乎使左翼党（Parti de gauche）从中获益，后者获得了 8,2 % 的选票，创下二十年来的最佳成绩。

由于在上次立法选举中遭受打击——当时左翼被认为领先，但最终在深夜失去了选举——社会民主党在周日晚上保持了谨慎态度。玛格达莱娜·安德森在支持者面前表示，她已准备好“组建新政府”。但她承认，结果过于接近，无法宣布胜利。

即便她的阵营获胜，组建政府联盟的谈判预计也将非常复杂。在竞选期间，从未进入过政府的左翼党领袖努希·达德戈斯塔（Nooshi Dadgostar）表示，她将要求获得部长级职位。而中间派（7,1 %）则声明，他们将拒绝支持一个依赖于左翼党的政府。由于数月前的民调已预示其将失败，温和党党魁、现任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庆祝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保守派不仅略有增长，得票率为 19,9 %，而且重新成为该国第二大党，领先于瑞典民主党。

尽管自由保守右翼和极右翼似乎无法获得多数席位，但克里斯特森先生并未排除尝试“寻找一种能够至少在议会通过一份合理预算的政府联盟形式”。在瑞典人准备迎接一个混乱的秋季之际，这种方案目前看来难以想象。

安妮-弗朗索瓦丝·伊韦尔（ANNE-FRANÇOISE HIVERT）

在休达的特兰波林海滩，数千名移民聚集

由于这座位于北非的西班牙城市接收中心缺乏足够的住宿，海滩正逐渐变成难民村

休达（西班牙）- 特派员报道

在休达北部的特兰波林（Trampolin）海滩，一种焦虑不安的氛围在蔓延。这个沙质海湾通常由这座北非西班牙自治区城市的家庭光顾，远眺可见直布罗陀岩石，而现在它正变成一个难民村。根据每天被派往现场的 Ecoservicios Ambientales 公司清理团队的说法，目前这里聚集了 6000 人，而当局称的人数则为 2000 人。

“其中，我们确认有 1700 人有犯罪记录，”一名手持垃圾袋的操作员在 9 月 9 日周三如此认为。为了保持匿名，他戴着口罩并穿着一件荧光橙色背心。面对糟糕的卫生条件，他愤怒地讲述了自己必须在岸边清理的装满尿液的瓶子、溢出的垃圾桶、散发恶臭的 10 个卫生间，以及每天爆发多次的打斗……

自 7 月 30 日起，在一次前所未有的移民潮中，数十名刚从摩洛哥非法抵达的人员占据了特兰波林海滩，这里成为了休达混乱局面的象征。海滩上人满为患，这给社会党人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政府关于局势可控的安抚信息带来了尖锐的反驳。

“毫无措施”

在马德里，行政部门继续坚称，在40天前进入的 70 000 人中，约 63 000 人已自行返回摩洛哥，因此仅剩 7 000 人。然而，在海浪之畔，临时建筑不断扩张，并开始向港口方向蔓延至贝尼特斯（Benitez）海滩。

那些在此安营扎寨的人，是从他们此前藏身的车库、阁楼和下水道中出来的。许多人在 9 月 8 日星期二开学前曾寻求庇护于周边社区，但随后被驱逐。在政府艰难设立的接待中心里，依然没有他们的位置——无论是内政部长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Fernando Grande-Marlaska）周二启动的塔拉哈尔（Tarajal）手工业区中心，还是几天前在大学医院下方洛马-科尔梅纳尔（Loma Colmenar）停车场搭建的中心；在后者门前，仍有数百名年轻人露宿街头。安保人员接到指令不得与媒体交谈。无法得知内部有多少移民，但据当地居民称，人数可能达数千人。

在特兰波林（Trampolin），一些北非青年正搬运着从附近山丘砍伐的大捆竹子。另一些人则用绳头将长杆捆绑成骨架，随后在上面铺上一块巨大的蓝色防水布作为新遮蔽所。“当 9 月底雨季到来，伴随着必然会卷走一切的东风（Levant）时，会发生什么？”一名成人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卡洛斯·罗达（Carlos Roda）质疑道，该中心有数百名外国人在此学习西班牙语。

不久之后，这里将没有一平方米可以坐下。唯一尚存的空地是由装满沙子的塑料瓶围成的保护区，一名男子正跪在那里祈祷。一座虚拟的清真寺。

“这一切之所以更令人担忧，是因为许多人聚集在关键基础设施附近，如商业港口的码头、军队营房或柴油储备库，”国际关系教授兼休达与梅利利亚观察站主任卡洛斯·埃切维里亚（Carlos Echeverria）指出，“摩洛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让这些移民返回。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它想通过任由局势恶化和社区紧张局势升级，使这座城市失去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而质疑休达的未来。”

这位敏锐的观察家持悲观态度，他注意到在摩洛哥的社交网络上，正流传着一项动员号召，计划于 9 月 20 日再次向休达发起大规模涌入。在 Facebook 上，人们提到了“安达卢斯”（Al-Andalus），这个词指的是 711 年至 1492 年间受穆斯林统治的伊比利亚半岛及法国南部。卡洛斯·埃切维里亚认为：“这暗示休达属于穆斯林空间。这可能只是虚张声势，但实际上阿拉维王朝对此问题非常重视。这是一种完全不可接受的诉求。”

休达市政府的档案管理员何塞·路易斯·戈麦斯（José Luis Gomez）表示赞同。“人们经常谈论霍尔木兹海峡，但直布罗陀海峡同样具有战略意义。欧洲不可能有一天放弃在两岸各占一足，”这位自 18 世纪起就定居休达的摩洛哥后裔断言道。

对于撰写过多篇关于休达历史论文的西班牙研究专家伊夫·祖洛（Yves Zurlo）而言，“将休达归还给摩洛哥的问题并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自 1995 年以来，休达一直享有西班牙自治市地位并被纳入申根区”。此外他补充道，休达从未属于摩洛哥，即使追溯到古代，当时它也隶属于罗马的贝提卡（Baetica）行省。

在沿着特兰波林海滩（plage du Trampolin）的道路两旁，临时摊位不断增加。“我试着以5欧元的价格卖掉我的运动鞋，这样我就能买到一些——”来自夫尼德克（Fnideq）的阿努阿尔（Anouar）解释道，他于7月底抵达这里，夫尼德克是位于塞乌塔（Ceuta）南部、紧邻边境的摩洛哥城市。这个掉牙的男人年仅34岁。他还试图出售从不同非政府组织那里获得的裤子和T恤。

“当9月底雨季到来，并伴随东风（Levant）时，会发生什么？”

卡洛斯·罗达（CARLOS RODA） 成人培训中心主任

他们唯一的餐食

那些手里还有少量钱财的人会冒险前往市区，去 Mercadona 超市购物，前提是守在入口处的士兵允许他们通过。他们购买大量的法棍面包、饼干和罐头，随后在沙滩上转售。但大多数人则在傍晚时分等待领取他们唯一的餐食。

“在17点左右，红十字会会分发包含水、牛奶、一罐金枪鱼和三个小面包的袋子，”21岁的阿明（Amine）解释道，他是一名管理学学生，是通过躲在卡车顶棚从丹吉尔抵达这里的。他的旅程是以步行结束的，现在他正在等待一个“解决方案”，尽管他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方案。

曾在 {Ceuta} 担任国际关系教授的恩里克·阿维拉（Enrique Avila）毫不犹豫地将其描述为“欺骗性的”。

这一局面是对社会党政府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所发出的安抚信息的一次有力反驳

“通常情况下，当大规模移民潮袭来时，人们不会在同一天同一时间从原籍国的各个角落抵达，但7月底的情况正是如此。如果大多数人随即返回摩洛哥，那是因为他们只是想引起人们对 {Ceuta} 的关注。至于那些留下的人，才是真正的流亡申请者，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越过了边界，”这位在 {Ceuta} 定居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退休人员认为。

在他看来，目前仍留在那里的人数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因为“每天分发 14000 份餐食，此外还有来自当地民众的自发援助”。恩里克·阿维拉遗憾于政府没有选择采取大规模驱逐行动：“政府拥有采取行动所需的法律，比如禁止在海滩露营和点火的法律，或者允许应对侵犯西班牙领土完整行为的法律。然而，政府更倾向于避免与摩洛哥发生外交危机。这件事说明了一个想要人道主义的欧洲与一个理性的欧洲之间存在的分歧。”

9月3日，佩德罗·桑切斯受邀在议员面前就 {Ceuta} 的危机管理进行解释，他“保证”这座北非城市将“直到时间的尽头”都属于西班牙。这段话并未让西班牙人感到宽慰。根据 40dB 研究所周一公布的一项民调，63 % 的西班牙人认为政府迄今为止对移民危机的处理“糟糕”或“非常糟糕”。这种评价恐怕不会好转：周三，秘密服务机构解密的文件显示，行政部门在7月29日就已收到关于移民大规模抵达 {Ceuta} 之迫在眉睫的预警。就在事件发生前24小时。

吉约姆·德拉克鲁瓦（GUILLAUME DELACROIX）

在医院， 我们照顾 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自己。

医院工作人员照顾所有人，国家医院互助协会（Mutuelle Nationale des Hospitaliers）则照顾他们。因为作为一家源自医院世界的互助组织，我们将继续每天致力于支持医疗卫生专业人员。 因此，我们提供： - 适应医院及医疗社会领域实际情况的健康与保障方案。 - 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日常生活提供支持而设计的保障与服务。

个人 及团体 合同

国家医院互助协会 由医院工作人员 创建并服务于医院工作人员

更多信息请访问 mnh.fr

亚马逊原住民进入政治辩论

在巴西，部分村庄刚刚接入互联网，能够参与竞选活动

9月4日，在巴西亚马逊州 Terra Preta 原住民社区，马塞洛·达·席尔瓦·克莱门特（Marcelo da Silva Clemente）负责数字内容工作。TOMMASO PROTTI 为《世界报》拍摄

圣塞巴斯蒂昂-德-萨拉卡，TERRA PRETA（巴西）- 特派记者

在圣塞巴斯蒂昂-德-萨拉卡（Sao Sebastiao do Saraca），这是一个位于亚马逊河支流内格罗河（rio Negro）岸边的渔民与手工艺人村庄。9月2日，清晨强烈的阳光照亮了一个安装在简陋木屋铁皮屋顶上的低调白色面板。这个 Starlink 天线允许在偏远地区通过卫星接入互联网，由“森林民族连接网络”（Réseau connexion des peuples de la forêt）于6月安装。该网络是由社会组织于2023年发起的一项联盟，旨在为巴西亚马逊地区提供宽带连接。

得益于这一倡议，距离亚马逊州首府马瑙斯（Manaus）乘船 2 小时路程的圣塞巴斯蒂昂-德-萨拉卡，成为了受益于该计划的 2807 个村庄之一。长期以来，这些人群一直与公共辩论隔绝，而随着这项技术的到来，他们现在能够积极参与 4 月10日 的立法选举、地区选举及总统选举竞选。在这场选举中，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与他的极右翼对手——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3年在任）之子、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avio Bolsonaro）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18 岁的蒂法尼·巴博萨（Tiffany Barbosa）目光敏锐，头发扎成发髻，她手持智能手机坦言，有了互联网，她能更好地获取信息。“以前，我们只知道少数几个来到这里的候选人的观点，”这位正在接受远程教育学习教育学的年轻女性回忆道，“有了互联网，我们能听到其他候选人的声音，研究他们的主张，以判断是否值得为他们投票。”

“面孔有些畸形”

但蒂法尼·巴博萨注意到，年长者对这项技术的适应程度较低。“我对互联网有点害怕，”53 岁的渔民希拉里奥·维加尔（Hilario Vigal）在阴凉处的一把学生椅上休息时坦言。6月，他在看到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后陷入了恐慌，该视频中

Afin d'éviter la désinformation, le Réseau connexion des peuples de la forêt multiplie les formations

人工智能，在视频中，卢拉总统似乎在宣布暂停向依赖河流产品的群体发放生物休养期（即为了恢复渔业资源而禁止捕鱼的时期）津贴。然而，27岁的安德雷扎·维埃拉（Andreza Vieira）面带笑容地回忆道：“他的声音不一样，小脸也有点变形。”

在巴西，“虚假信息的传播已成为一种策略，它是政治博弈的一部分”，阿克里联邦大学的政治学家塔莱斯·金陶（Thales Quintao）遗憾地表示。他提醒道，一些与极右翼政治议程一致的科技巨头（Big Tech）领导者并不总是遵守巴西的法规。

亿万富翁、Starlink老板伊隆·马斯克在巴西主导着低轨卫星互联网接入市场，他曾在2024年8月与巴西司法部门展开权力博弈。由于他拒绝删除传播关于选举制度虚假信息以鼓励针对卢拉总统发动政变（该政变发生于2023年1月8日）的账号，其平台X曾被暂时封禁。这位研究员警告称，科技巨头“对言论自由有一种扭曲的认知，这可能会损害自由公正的选举进程”。他担心，随着“人工智能”使用的普及，区分真伪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为了防止近期接入互联网的亚马逊原住民被虚假信息误导，“森林人民连接网络”（Réseau connexion des peuples de la forêt）正增加在线培训，帮助他们识别可靠来源，规范网络使用，并利用新工具来弘扬自身文化，以及争取他们极度匮乏的公共政策。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数据，亚马逊原住民领地内98%的居民甚至无法获得适当的卫生设施，这导致了严重的健康后果。根据传教士原住民委员会8月1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2025, 586名4岁以下的原住民儿童死于被认为可避免的原因，如流感、肺炎、腹泻或营养不良。

自杀瘟疫

从圣塞巴斯蒂昂-杜-萨拉卡（Sao Sebastiao do Saraca）乘船约三小时，沿着内格罗河（rio Negro）深色的水域溯流而上，特拉普雷塔（Terra Preta）村自5月起接入互联网，并创建了一个Instagram账号，旨在向外界展示居住在此的巴尼瓦（baniwa）、科卡马（kokama）、穆拉（mura）和图卡诺（tukano）原住民的日常生活。这个周五的早晨，负责运营该账号的32岁男子马塞洛·达·席尔瓦（Marcelo da Silva）将智能手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拍摄社区组织的一次游行。正值巴西9月7日国庆节临近，游行在村里一个被木板房环绕的足球场上举行。

在由小学生、持旗者、运动员和打击乐手组成的队伍中，两名青少——

Starlink天线是由当地组织联盟安装的

——年学生举着一块黄色标牌，警示自杀问题：这一瘟疫正袭击许多原住民青年，他们面临着贫困、种族主义、身份认同冲突以及气候剧变。“互联网有助于向议员和政治人物展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马塞洛·达·席尔瓦解释道。

特拉普雷塔Instagram页面的关注者中包括万达·维托托（Vanda Witoto），她是一名居住在马瑙斯（Manaus）西部边缘社区的原住民护士，正寻求以巴西民主运动（Mouvement démocratique brésilien，中间派）的身份竞选众议员。在513个席位中，原住民的政治代表性极低，仅有四名当选者（其中一名是博索纳罗主义者），这令她感到愤怒。这位头戴优雅黑色羽毛头饰的女性希望与另外18名原住民候选人一起，制衡由349名议员组成的农业商业集团，后者坚决反对划定新的原住民领地。

由于缺乏前往偏远村庄的差旅资金（其中一些村庄乘船需一周以上），互联网已成为收集同辈诉求并提高知名度的宝贵渠道。“这是唯一能让我与那些生活在河流沿岸的人们建立联系的工具，”她在家中地表示，并在智能手机上翻阅通过发送长语音消息与不同族群沟通的WhatsApp群组。“我甚至通过Google Meet与[居住在国家北部的]亚诺马米（yanomami）人开了会，而我以前从未与他们交谈过！”她欣喜地说道，并决心赢得选举。

安妮-多米尼克·科雷亚（ANNE-DOMINIQUE CORREA）

韩国：失踪案被随意结案引发丑闻

济州岛一名警官因工作量过大，涉嫌忽略全部或部分 298 起失踪案件

首尔 - 特派员报道

在危机气氛中，韩国警察局的新领导层于 9 月 3 日星期四就职。“民众在质疑他们是否真的能信任这个未能履行职责的警察机构，但我们将承担失败，进行深度改革，并从零开始重建执法力量，”代理警察厅长金钟哲（Kim Jong-chul）在面对一群身着正装但神情尴尬的警官时承诺道。

因为数月以来，各种丑闻使执法部门的形象蒙阴。最近的一起事件无疑是最严重的：济州岛（西南方向）的一名警官涉嫌将 298 起失踪人口案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直接结案，原因是他认为工作量过于沉重……

张美兰（Jang Mi-ran）案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名 37 岁女性的伴侣于 5 月 12 日报案称其失踪。据韩国媒体报道，负责此案的“布警员”（sergent Bu）在记录证词后，随后告知报案人称已联系上张女士。据称张女士告诉他她“不希望透露自己的所在地”。就在当天晚上，他将此案结案，理由写道：“交通事故死亡”。

随着时间推移，张美兰的家人越来越担心。他们在 7 月再次联系警方。搜寻工作最终在 8 月底启动，而

该机构此前已因多起腐败案件和严重的无能行为而受到批评，这名年轻女性的尸体在距离其住所仅 500 米的一处棕榈林中被发现。

调查启动

关于死因的调查已经启动，但布警员此前对案件的结案处理严重增加了警方的任务难度。监控录像已被删除，无法查看。此外，调查人员没有发现警方曾给张女士打电话的任何记录。布警员已被逮捕并接受审讯。“他实质上承认，由于失踪者是一名普通成年人，他表现出了疏忽。他结案是为了避免处理该案件所需的所有工作和程序，”该机构承认。

与此同时，恐慌在济州岛蔓延，因为在 8 月 22 日至 24 日之间，警方又发现了三名失踪者的尸体——其中一名六旬老人同样向布警员报案，而后者在结案时注明“位置已确认”。调查人员决定审查该警员在 2025 年 3 月至 2026 年 7 月期间，在济州西部警察局失踪人口小组任职期间所负责的 298 起案件。除了已披露的两起案例外，他们还发现了 25 起涉嫌被布警员过早结案的案件。

在失踪案件 99 % 都能在随后一个月内解决的韩国，济州岛的这起丑闻促使警方重新开启近年来 310 000 起失踪人口档案。这引发了人们对一个早已因多起腐败案件和严重无能而备受批评的机构运作方式的质疑。

张允基（Jang Yun-gi）案尤其引起了关注，这名 23 岁男子于 5 月被捕，他此前在光州（西南方向）强奸并杀害了一名 16 岁少女，而在该事件两天前，他还对一名越南年轻女性实施了性侵。

恐慌蔓延至济州岛，因为在8月22日至24日期间，警方又发现了另外三人的尸体

韩国国内引发剧烈震动。据透露，张允基（Jang Yun-gi）的父亲是一名警察，他曾试图在儿子的住所销毁证据。

与此同时，包括权力巨大的国家调查局副局长朴成柱（Park Sung-ju）在内的多名警方高层，因拒绝执行调查人员将这两起有明显关联的案件合并处理的建议，而被指控滥用职权。据称，由于担心被批评未能阻止张允基在首次袭击后再次犯下滔天罪行，其上级强迫警方将两案分开处理。

民众对执法部门的不信任感在7月通过一项法律的投票后进一步加剧，该法律旨在将检察官的所有调查权移交给警方。该法案的目标是限制检察官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在进步派总统李在明（Lee Jae Myung）发起的制度改革框架下通过的，旨在避免重演由其前任尹锡悦（Yoon Suk Yeol，2022-2025年在任，本人亦为前检察官）在2024年12月宣布戒严未遂所引发的政治危机。

但在民众看来，这项改革的一个后果是可能导致像济州岛这样的丑闻频发。尽管李总统承诺将改革警察系统，但他认为，由于少数几个“行为令人不安的劣迹之辈”，导致“大多数尽职警察的荣誉和自豪感受损”，对此他感到“遗憾”。

菲利普·梅斯默（PHILIPPE MESMER）

总统大选

2027年大选前，国民联盟获得前所未有的选民基础

在极度极化的格局中，玛丽娜·勒庞的得票意向至少占三分之一

在法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中，以下各项中您认为最重要的两项是哪些？ 全体受访者，单位：%

其中被列为首选的比例

在以下词汇中，哪些最能描述您目前的心境？ 全体受访者，单位：%

您认为，在法国，应该增加、维持在同一水平还是减少……

* 误差幅度在 0,1 到 1 个百分点之间。仅视觉化呈现得票意向大于或等于 5 % 的候选人的误差幅度。 益普索BVA-CESI工程师学院为《世界报》、政治研究中心 (Cevipof)、让·饶雷斯基金会和蒙田研究所开展的民意调查，于9月3日至9日通过互联网对 13 060 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配额法）进行调研，样本涵盖登记在选民名单上的 18 岁及以上法国人口，其中 8 984 至 9 445 人确定将参加投票并表达了投票意向。

如果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在下周日举行，且您可以在以下候选人中做出选择，您最有可能投票给谁？在登记在选民名单且确定参加投票的人群中，单位：%

距离总统大选还有七个月，竞选活动才刚刚进入法国人的视野。但选民群体中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力量区域。国民联盟 (RN) 的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在我们测试的所有配置中，其得票意向至少占三分之一。不屈的法国 (LFI) 的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虽然得票水平低两倍，但同样拥有稳固的基础。

在这两个极点之间，留下了一个从社会党左翼到共和党 (LR) 右翼的空间，其中的一切似乎仍处于变动之中，因为社会党 (PS) 方面的候选人尚未稳定，而埃杜阿尔·菲利普 (Horizons) 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复兴党总书记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是否维持其地位。

无论如何，这就是 9 月 3 日至 9 日期间由益普索-BVA CESI工程师学院与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 (Cevipof)、让·饶雷斯基金会及蒙田研究所合作，为《世界报》开展的法国选举调查所勾勒出的格局。该调查针对 13060 名登记在选民名单上的广泛样本（代表 18 岁及以上的法国人口）进行。在 3 月市政选举结束后开展的前一次调研之后，本次调查是首次测试投票意向。在竞选初期，它确立了力量对比，使我们能够据此追踪摇摆选民的轨迹，以及那些已做出选择的选民的稳定性。

极度悲观

选民们已经对选举产生了浓厚兴趣——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肯定——这一兴趣程度高于 2017 年和 2022 年竞选期间同一时期的水平（分别为 2016 年 9 月和 2021 年 10 月）。此外，67 % 的人表示确定会去投票。超过十分之七的受访者希望这次选举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这一愿望在除一个政治阵营外的所有阵营中均占多数：在复兴党（Renaissance）的支持者中，仅有 47 % 希望看到这种深刻变革，而 41 % 的人认同另一种选项：“安抚法国”。

这种浓厚的兴趣与极度的悲观情绪并存：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法国的局势在未来几个月将会恶化，其中 18-24 岁人群的比例为 67 %。当询问样本组人员的心境时，被选择最多的词汇是“担忧”和“不确定”（较 2024 年 5 月有所上升），以及“疲惫”和“愤怒”（同样有所上升）。仅有 17 % 的受访者选择加入“希望”一词。

在投票意向方面，向受访者提供了六种情景。这个数量虽然不能涵盖所有可能的配置，但能让我们尽可能贴近目前的参选声明状态，并考虑到从 10 月 9 日起举行的社会党左翼初选，同时也将一些可能的候选人纳入其中，特别是那些已经参加过总统大选的人。这些情景被提交给我们的全部样本，而显示的结果则针对那些“确定会去投票”且表达了意见的受访者，其人数每次都在 9 000 左右。

社会党方面有两种交替选项：由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来自“公共广场”党）或奥利维尔·福尔（Olivier Faure，来自社会党）参选。在右翼和中间派，我们衡量了三种情况：爱德华·菲利普单独代表前马克龙阵营参选，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单独参选，或者两人均作为竞争对手参选的情况。在所有情景中，一个事实凸显出来，即玛丽娜·勒庞的强势，她在现阶段拥有 33 % 至 35 % 的投票意向，误差幅度为 0,9 %。

不屈的法国（LFI）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比爱德华·菲利普更像另一位拥有稳固基础的候选人。

党派认同巩固了勒庞与梅朗雄的根基

是什么促使选民支持某个政党而非另一个？有些人根据政纲或经济状况决定投票。另一些选民则在每次选举中选择同一个政治阵营。这种忠诚度已成为其社会身份的一部分，就像足球俱乐部的支持者、从事同一职业的人群或具有相同特征的人口群体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选民支持该政党没有充分的理由。事实上，该政党可能提出了最符合他们偏好的主张。而这种支持与社会身份交织在一起，使其变得更加持久，因为他们开始将自己的政党、其政策及其领导人视为“我们”的一部分。

在由益普索BVA-CESI工程师学院与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让·饶雷斯基金会以及蒙田研究所合作，为《世界报》开展的最新一轮选举调查中，受访者回答了一系列政治学家用于评估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某个政治组织的问卷。在表示认同某个政党的情况下，受访者被要求回答一系列补充问题，旨在确定其党派认同的程度。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同任何政党。在其余四分之三的人中，党派认同广泛分布在五个主要政党之间：国民联盟（占选民的 22,4 %）、不屈的法国（10,2 %）、社会党（8 %）、共和党（7 %）和复兴党（5,8 %）。在支持者的认同程度上可以观察到显著差异。近 30 % 的国民联盟和不屈的法国认同者倾向于表示，他们经常使用“我们”而非“他们”这一表述，他们感到与该政党的其他支持者亲近，并且在政党受到批评时感到被冒犯。

事实上，玛丽娜·勒庞和让-吕克·梅朗雄拥有比其他候选人稳固得多的选票支持。在认同国民联盟和不屈的法国的人群中，95 % 表示他们将投票给本党的候选人。相比之下，三分之一的社会党支持者表示他们将支持社会党以外的候选人，其中 6,6 % 声称将投票给梅朗雄先生，2,4 % 投票给勒庞女士。

同样，近 45 % 自称认同共和党的人表示，他们打算在第一轮投票中投票给布鲁诺·勒塔约以外的人，其中 23,9 % 更倾向于菲利普（地平线党），11,8 % 倾向于勒庞女士。党派认同感的薄弱是选民相对于其政治倾向而言产生波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执政党显得最为脆弱。

凯文·阿尔塞诺（KEVIN ARCENEAUX） （政治研究中心 Cevipof 主任）

选民对选举已表现出浓厚兴趣，程度超过 2017 年和 2022 年竞选期间的同一时期

几乎不受起跑线变化的波动影响，包括在左翼阵营中，因为其得票意向在 15,5 % 至 17 % 之间，误差幅度为 0,7 %。在 18 至 34 岁的年轻人中，让-吕克·梅朗雄是被提及最多的候选人，玛丽娜·勒庞紧随其后；在 25-34 岁人群中，勒庞与他旗鼓相当，但在 18-24 岁人群中的支持率远低于他。她在五十多岁人群中的表现更为出色（43 %），且目前在四十多岁和 60 岁以上人群中的地位同样稳固，均在 38 % 左右。然而，退休人员的投票向来是抵御极右翼的坚实堡垒。

地平线党（Horizons）候选人、前总理埃杜阿尔·菲利普的得票意向在 14 % 至 21 % 之间波动；在没有阿塔尔参选且社会党（PS）由奥利维尔·福尔参选的情景下，其估值最高。虽然让-吕克·梅朗雄和埃杜阿尔·菲利普有时处于相似的水平，但在最不利于菲利普的情景（即格吕克斯曼和阿塔尔成为竞争对手）中，埃杜阿尔·菲利普的“基本盘”略低于让-吕克·梅朗雄，而其上限则高于这位不屈的法国（LFI）创始人。在社会党初选第一轮投票前几周，拉斐尔·格吕克斯曼的得票意向在 11,5 % 至 13,5 % 之间波动，误差幅度为 0,6 %；而社会党第一书记兼已宣布参选的奥利维尔·福尔在我们的样本组中排名要低得多，在 4,5 % 至 5,5 % 之间，误差幅度为 0,4 %。

经济问题位居首位

当被调查作为埃杜阿尔·菲利普的竞争对手时，加布里埃尔·阿塔尔的投票意向仍被限制在 6 % 至 7,5 % 之间——而在他是中右翼唯一候选人的情景中，这一数字上升至 13 % 至 15,5 % 之间。共和党候选人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的投票意向则在 7 % 至 10,5 % 之间波动，误差幅度为 0,5 %；而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认同党 Reconquête!）则封顶于 4,5 %，误差幅度为 0,4 %。在左翼方面，共产主义者法比安·鲁塞尔（Fabien Roussel）的测试投票意向在 2,5 % 至 3,5 % 之间，生态主义者玛丽娜·通德利耶（Marine Tondelier）在 4 % 至 5,5 % 之间，其误差幅度分别为 0,3 % 和 0,4 %。

选民将经济问题置于其关注的首位，排在社会、环境和身份认同问题之前，但一旦涉及如何腾出预算空间，他们依然存在极大的分歧。退休金问题因此依然尤为棘手，并显现出左翼与右翼之间的深刻裂痕……样本中的国民联盟（RN）支持者意见不一：37 % 希望降低退休年龄，39 % 希望维持现状，21 % 希望提高退休年龄，而玛丽娜·勒庞则选择继续捍卫恢复 62 岁退休的主张。

我们的整体样本显示出对国家财务管理的担忧，84 % 的人希望降低债务。尽管让-吕克·梅朗雄曾承诺要将其“付之一炬”，但他的支持者在管理上表现得更为温和，71 % 的人支持降低该债务。在预算方面，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支持降低燃油税。不出所料，在增加直接影响家庭的税收方面没有形成任何多数意见，而 46 % 的受访者支持提高企业利润税。

在这种极右翼和激进左翼目前可以自豪地拥有最稳定基础的格局中，这两个政治阵营在强烈的对抗中构建，其中投票给不屈的法国（LFI）如今比投票给国民联盟（RN）更被妖魔化。在被问及对“投票给 LFI 的人”的好感程度时，半数受访者表示“一点也不喜欢”，而针对国民联盟选民的这一比例为 35 %。尽管如此，玛丽娜·勒庞仍被认为非常激进（评分 8,2 / 10），略高于让-吕克·梅朗雄（7,6），而受访者则将温和的桂冠授予了三位与社会党（PS）相关的人物：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奥利维耶·福尔以及前国家元首弗朗索瓦·奥朗德，后者被认为是最温和的。

朱莉·卡里亚特（JULIE CARRIAT） 以及信息图表服务部

对强烈变革需求的矛盾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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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似乎正日益被某种倾向于民粹主义转向的情绪所浸染，但这种转向并非不可避免。

当一个国家的民众认为国家正陷入衰落、局势灾难化、人民未能获得良好代表，且这种局势的责任在于长期接任的精英阶层及所有政治负责人时，民粹主义转向便会发生。

于是，作为最后的手段，部分选民会选举出某些领导人，并倾向于他们从未尝试过的解决方案。自2023年起担任阿根廷总统的哈维尔·米莱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最后，尽管民粹主义通常是混合的，且必须区分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但除了反精英的言论外，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主张牺牲中间机构而直接诉诸民众，持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主权主义，以及最终与法治产生紧张关系，因为民众主权不应受到任何制度限制。在总统大选前七个月，法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发生这种变革的所有要素？

毫无疑问，根据益普索BVA-CESI工程师学院为《世界报》开展的、并与政治研究中心 (Cevipof)、让·饶雷斯基金会以及蒙田研究所合作的选民调查，法国在许多预示民粹主义转向的指标上都符合条件。因此，74 %的受访者认为国家局势在未来几个月内将会恶化——在国民联盟 (RN) 的支持者中这一比例为82 %，在不屈的法国 (LFI) 的支持者中为73 %，而中间阵营则“仅”为60 %。这一判断比五年前上升了29个百分点。国家还普遍浸染在一种消极的心态中：在提供的13种用于描述心态的情绪中，91 %的受访者至少提到了一种负面想法，而32 %至少提到了一种负面想法，68 %则仅提到负面情绪：忧虑、不确定、疲惫、愤怒、反抗、焦虑、沮丧。

“彻底”转型

此外，所有这些情绪与2021年和2024年相比均大幅增加，由此可见，一个国家陷入瘫痪的印象（尤其是自2024年6月国民议会解散以来）产生了多么有害的影响。最后，78 %的人声称“政治负责人导致了国家的破产”（RN为91 %，LFI为83 %），77 %的人认为“人民在国民议会中没有得到良好代表”（RN为89 %，LFI为85 %）。

逻辑结果是：对激进主义和变革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71 %的样本成员期待总统大选能带来“真正的政治和社会变革”（LFI为82 %，RN为89 %），这一结果比2021年上升了20个百分点。

这种对“变革”（rupture）而非简单“改变”（changement，这是所有竞选活动的经典主旋律）的需求，也体现在对当前法国社会转型的愿望中：26 %的人认为必须对其进行转。

74 % 的受访者认为国家局势在未来几个月将恶化

[...OMITTED...] 彻底地（radicalement）改造（国民联盟 RN 为 43 % 和不屈的法国 LFI 为 27 %），较 2023, 增长了 10 个百分点；54 % 认为应“深入地（en profondeur）”改造（国民联盟 RN 为 49 % 和不屈的法国 LFI 为 54 %），此处同样增长了 11 个百分点。如今，那些希望“在某些方面进行调整但不触动核心”（19 %）或“维持现状”（1 %）的人仅占 20 %，而 2023. 这一比例为 41 %。最后，48 % 的人（较 2026 年 4 月增加 11 个百分点）认为“缺乏足够的激进想法和行为来寻找推动事物前进的新路径”，而 52 % 的人持有相反观点（减少 11 个百分点）。

然而，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转向是否已刻在法国人的认知和期待演变之中？至少基于三个原因，情况未必如此。首先，这些数据主要由不屈的法国 LFI 的支持者，以及更甚者，国民联盟 RN 的支持者推动，后者巨大的选举权重从而推高了整体平均值。但这两个政治团体之间存在竞争，总统大选是一场竞赛。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相加并套用在 2027, 形势最有利的玛丽娜·勒庞身上，尽管她确实吸引了 2022 年其他倾向于“决裂”的选民，这些选民分别来自埃里克·泽穆尔（43 %）、瓦莱里·佩克雷斯（20 %）、让-吕克·梅朗雄（8 %）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12 %）——后者在最初批评政党以及左右之分时，也实践了一种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形式。

此外，尽管对激进主义的需求在上升，但远非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如果仅考虑强度最高（选择“完全同意”）的回答，或者仅考虑那些希望“彻底地”改造社会的人。在一个像法国这样充满焦虑的国家，“掀桌子”的选项伴随着明显的“打破碗碟”的风险，这可能会让一部分对国家局势及其缺乏前景感到愤怒的法国人望而却步。

最后，在我们的调查中，玛丽娜·勒庞的投票意向在 33 % 到 35 % 之间波动，但她尚未在自己的阵营内部——无论是来自其党内还是来自其他民族主义竞争对手——遭受任何严肃的批评或竞争。

虽然民粹主义文化正日益渗透到这个国家，但转向似乎并非不可避免。不过，这种渗透迫使传统候选人必须提出激进措施以避免被扫除，而某些人确实在这样做。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民粹主义在法国的平庸化，并削弱了传统代议制民主的支持者。

布里斯·坦图里耶 （益普索代理总经理）

[...OMITTED...]

各政治阵营之间存在极高的厌恶程度

这一现象体现在国民联盟（RN）与不屈的法国（LFI）支持者之间强烈的反感

距离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还有七个多月，民意调查为辩论将如何展开提供了一些线索。不同的选民群体如何看待彼此？他们的相互认知是否会对竞选产生影响？

选民群体越是极化，达成妥协和进行民主对话的能力就越脆弱。但这种极化也可能成为一种强大且矛盾的投票参与动力：阵营之间的厌恶程度改变了选举本身的性质。当政治对手变成必须击败的敌人时，选举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可能会导致动员程度的增加，正如最近的美国大选那样。

为了衡量这种“情感”或“情绪”上的极化，即在不考虑政纲的情况下，对其他政治派系支持者所感受到的好感或反感程度，受访的法国人被要求打分，分值从 0（绝对反感）到 10（最高好感），5 分代表某种程度的漠不关心。由益普索BVA-CESI工程师学院为《世界报》开展，并与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让·饶雷斯基金会以及蒙田研究所合作的调查结果显示，整体反感率（0 到 3 分）非常高，其中对不屈的法国（LFI）的排斥占据主导地位。

普遍的厌恶感

更令人惊讶的是，弃权者也未能免于这种普遍的厌恶感：针对他们的厌恶率高达 55 %，这一水平几乎与针对“不屈的法国”（LFI）的厌恶率相当。因此，政治上的憎恨并不止步于党派博弈的边界，它同样波及到了那些通过不参与而选择置身事外的人。

这种政治憎恨长期以来被局限在选民中最激进的边缘群体中，但现在也涉及到了所谓的“温和”政治派系。在复兴党（Renaissance）的选民中，对 LFI 的排斥率达到 64 %，在地平线党（Horizons）选民中为 73 %，而在共和党（LR）选民中甚至高达 80 % —— 共和党本身引发的厌恶感较为温和，但该党选民对其他政治派系表达了最强烈的厌恶率。所谓的“温和”左翼也受到了这一现象的影响，49 % 的社会党选民和 62 % 的公共广场党（Place publique）选民表达了对“不屈者”支持者的厌恶，这证实了“不可调和的左翼”这一论点。

在国民联盟（RN）和 LFI 之间，相互厌恶达到了顶峰：90 % 的“不屈者”选民表达了对这个极右翼政党成员的厌恶，而 87 % 的 RN 选民则对 LFI 成员表示厌恶。现任总统所属政党的选民也遭到强烈的憎恨，其中“不屈者”选民比玛丽娜·勒庞的选民更为严苛：70 % 的 LFI 选民对复兴党选民感到厌恶，而 RN 选民这一比例为 63 %。

虽然无法在这些现象之间建立明确的相关性，但这种情感极化伴随着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高度关注，以及同样高的参与预期。因此，74 % 的法国人表示对 2027 年的大选感兴趣，其中近 50 % 表达了“极大的兴趣”；79 % 的人表达了在第一轮投票中坚定投票的意向，而 2021 年 10 月这一比例为 71 %。2022 年第一轮的投票率为 74 %，2017 年为 77 %。人们的期待极其巨大：71 % 的受访者期待这次选举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仅有 10,5 % 的人对此没有任何期待。

在这种普遍憎恨的景象中，这究竟是悖论还是希望的曙光？事实上，53 % 的受访者仍然更倾向于一位愿意妥协的政治领导人，而非一位毫不妥协的领导者，且 52 % 的人对激进思想和行为的过度泛滥表示遗憾。

因此，这种高度的极化并非不可避免，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虽然仅以微弱多数，但确实是多数）对改革和妥协的渴望。因此，一场清晰、有据可查且透明的辩论是必要的。根除极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极化在民主制度中至关重要。但为了实现平静的辩论而减轻极化则是必要的。现在轮到各政党以身作则了。如果在 2027 年能继承一个分裂程度较低的国家，所有人都将从中受益。

布朗什·勒里东（BLANCHE LERIDON） （蒙田研究所法国研究主任）

总统大选

《世界报》与民意调查的漫长历史

从1965到今天，本报一直在探索构建民意调查的最佳工具

这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工具，但同时也是无数争议的源头，即便在《世界报》的版面之中亦然。适逢9月13日周日发布法国选举调查，且正值一场极右翼势力处于高位的总统竞选活动拉开帷幕之际，我们认为回顾本报与民意调查之间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这段历史时有波折，但始终丰富，它从反面揭示了政治人物、记者与专门从事民意监测的机构之间关系的演变。

在法国，这一切始于1965, 首次由普选直接产生总统的选举。前编辑部主任兼评论员、长期在《世界报》担任民调专家的热拉尔·库尔图瓦（Gérard Courtois）观察到，两者从此便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民调在总统大选中的威力在于，它只有一个选区，具有一种戏剧性……在某种程度上，总统大选之所以能运转，是因为有电视和民调……”

在决定戴高乐将军与弗朗索瓦·密特朗能否晋级的首轮投票前夕，《世界报》的头版提到，“某些民调在周五暗示了出现第二轮投票的可能性”。这一假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

在此之前，“试探”国家的脉搏依赖于实地调研。记者们当时如此做，现在依然如此。而政府则利用情报总局（RG）的汇报。“没有一场会议、一次集会或一次祝酒会是不被写成报告、便函，或至少通过口头传达的。地方报纸上的任何事件或立场表态都会被通报”，乔治·马里翁（Georges Marion）在1988, 4月一篇关于“竞选期间的情报总局”的长文中这样写道。这种实地调研与民调之间的对立根深蒂固，每当一项民意调查——或者相反，一篇报道——遭到批评时，这种对立就会再次浮现。

“在《世界报》，这在某种程度上曾是一项禁忌，人们认为这相当徒劳，而我认为这种态度很荒谬。”

让-马里·科隆巴尼（JEAN-MARIE COLOMBANI） 前《世界报》主任

从1965起，《世界报》偶尔会引用为其他媒体开展的调查。随后，从20世纪1970年代末，尤其是1980, 年代开始，民调工具在版面中找到了充分的位置，本报也开始参与某些研究的制定。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深层议题上：教师的政治面貌与期待、对政治人物的厌恶程度（1984年时这种情绪已成为主流），以及1985年时“持续恶化”的苏联形象。

1983, 年接管政治部门的让-马里·科隆巴尼是这一转折的推动者之一。“在《世界报》，这在某种程度上曾是一项禁忌，人们认为这相当徒劳，而我认为这种态度很荒谬，”他回忆道，并主张“将其作为分析的辅助工具，而非预测工具”。“这引起了一些反应，有人指责我们通过民调思考，而不是独立思考。但渐渐地，它被接受了……”在选举年，本报并未轻视民调，但订购的数量较少。“我们将投票意向留给他人，只需记录数据即可，”让-马里·科隆巴尼如此总结。在1995和2002, 年，热拉尔·库尔图瓦每周会汇总一个民调聚合表，并在版面中发布。

从1980年代到2012年总统大选，该报并不排斥将民调作为头版头条。在1995年第一轮投票前夕，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标题：“雅克·希拉克明显确认其领先于爱德华·巴拉迪亚和利昂内尔·若斯潘”。但投票结果推翻了这一预测，若斯潘位居首位。在第一轮投票后的周二，该报的资深撰稿人皮埃尔·乔治在一段严厉的短评中进行了总结：“民调机构搞砸了！彻底搞砸了。这会让他们吸取教训，不要再让我们相信他们；而我们也会吸取教训，不要再相信他们。”

“无谓的争端”

民意调查被卷入了编辑部内部的权力斗争。2003年是该报动荡的一年，其运作方式在几本书中受到质疑。前《世界报》记者阿兰·罗拉（Alain Rollat）在《我的世界报：二十五年的言论自由》（Les Editions de Paris-Max Chaleil 出版）中写道：“如果《世界报》没有养成依赖民调机构来评估公众舆论走向的习惯，它在1995年总统竞选期间就不会让自己如此出丑。”在报页中，热拉尔·库尔图瓦（Gérard Courtois）则为报社辩护，认为针对1995年竞选以及编辑部所谓“支持巴拉杜尔”倾向的指责是一场“无谓的争端”。

七年后，2002年4月21日成为国家的一场创伤。许多人指责民调机构的责任，认为它们未能预见到这场前所未有的第二轮投票，尽管某些调查显示极右翼势力正在崛起。但该报可以自豪的是，通过记者克里斯蒂安·尚博（Christiane Chombeau）之笔，在4月18日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让-马里·勒潘进入第二轮”的问题，并描述了该候选人为此所做的准备。

在2007年总统大选期间，民调在社会党初选中发挥了作用。它们帮助塞戈莱娜·罗雅尔（Ségolène Royal）建立了可信度，使其成为唯一有能力在面对尼古拉·萨科齐时“获得高票”的人。这种调查的影响力受到了记者让-路易·安德烈安尼（Jean-Louis Andreani）的批评，他在2006年5月写道：“‘罗雅尔现象’的确认将标志着向‘舆论民主’（由媒体和公民社会驱动）又迈进了一步，而‘政党民主’则进一步退步。”在第一轮投票前一天，《世界报》谨慎地以民调“反映了法国人的犹豫不决”为题，因为“最后的调查显示出矛盾的趋势”。

五年后的2012年，该报加倍谨慎：在第一轮投票前夕，头版写道：“我们能相信最后的民调吗？”现任国际部主任、当时负责分析舆论曲线的托马斯·维德尔（Thomas Wieder）回忆起那段矛盾的时期，当时在尼古拉·萨科齐总统任期内发生的“爱丽舍宫民调丑闻”使得某些调查变得可疑。“我们当时有些矛盾，我们想使用民调，但前提必须是我们能够掌控的‘自制’民调，由研究人员指导，并旨在对民调素材进行深入思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样本组原型诞生了，它随后演变成了“法国选举调查”。在整个2012年竞选期间，通过与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让·若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和Fondapol合作，十波“总统民调”（Présidoscopie）对4000至5000人的样本组进行了选民动向的监测。这种在数月内持续跟踪选民的能力，在2015年起成为了规模更大的“法国选举调查”样本组的优势，该调查至今仍在进行。

2017年总统大选期间，编辑部采取了谨慎路线。在第一轮投票前夕，民调在报纸头版上低调地消失了，标题非常简洁：《一场非常规选举的关键》。时任编辑总监的吕克·布罗内尔（Luc Bronner）这样描述所选的路线：“民调就在那里，它们可能具有相关性和趣味性，但不能构成编辑路线，”他补充说，他避免了“排名式的呈现方式，因为那样会让政治看起来像是在赛马。”

“竞选事实”

然而，这种谨慎与继续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并行不悖。《世界报》参与时间最长的民调是自1984年起追踪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随后是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思想崛起的调查，该调查此前由Sofres执行，现由Verian研究所执行。除了2015年启动的选举调查外，还值得注意到自2013年起，由益普索（Ipsos）为《世界报》开展，并与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让·饶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及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合作的年度“法国裂痕”（Fractures françaises）调查。

2021年，吕克·布罗内尔（Luc Bronner）关于“民调的不透明制造过程”的调查探讨了——

在法国，一切 始于1965年， 那是首次通过 普选产生的 总统选举

——在线调查样本招募周围的缺陷，这使报社与民调机构之间的关系陷入冷淡。与此同时，报社采取了更加坚定的路线。《世界报》总编辑热罗姆·费诺格利（Jérôme Fenoglio）总结道：“鉴于样本组的局限性，我们选择不再引用外部关于投票意向的调查，而是依托我们与合作伙伴多年来开展的民调。这些民调既具有长期的历史跨度，又拥有极大的样本量，适合进行深度分析。我们必须意识到该工具的不完善之处，并限制其过度膨胀，因为民主辩论不能被简化为民调中力量对比的衡量。”

在整个2022年竞选期间，面对那些演变为“竞选事实”的民意调查，报社保持了审慎态度。例如，在2021年秋季，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在尚未宣布参选之前，其投票意向就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我们没有对此给予反响。现在回过头来看，后续的发展证明我们是对的，”时任政治部主管巴斯蒂安·博内富斯（Bastien Bonnefous）认为。最终，这位“认同”（Reconquête!）党的候选人获得了7%的选票。

随着2027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拉开帷幕，这种谨慎的路线依然占据主导。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民调经常被提及，作为同一阵营候选人（尤其是社会民主左翼、右翼和中间派）之间分出高下的手段。此外，寻找一名能够在第二轮投票中击败玛丽娜·勒庞的候选人的努力，有时似乎掩盖了第一轮竞选的重点。无论正确与否，这些叙事再次将民意调查置于竞选的核心位置。

朱莉·卡里亚特（JULIE CARRIAT） 与 文森特·努韦（VINCENT NOUVET）

左翼（尚未）被注定边缘化

在许多议题上，各左翼力量之间存在共识，尤其是审视其选民的优先关注事项时

在2027年总统大选中，左翼是否被注定将被边缘化，并像在2002年、2017年和2022年那样在第一轮就被淘汰？衡量左翼的实际权重可以使这一预测变得更有细微差别。如果观察党派好感度，从“不屈的法国”（LFI）到社会党（PS），再到生态党，左翼政党的总和为 26%——而右翼政党（从民主运动 MoDem 到共和党，以及复兴党）的总和为 17%。

如果将大阵营的投票意向相加，左翼阵营处于 29,5 % 至 36,5 % 之间，而右翼阵营则在 23 % 至 30 % 之间。在所有假设情况下，前者都显著领先于后者。因此，在一个由国民联盟（RN）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格局中，得出“出乎意料地，左翼领先于右翼”的结论可能是恰当的……前提是如果左翼只有一支而非两支力量。

阐明左翼内部的共识与分歧，正是由益普索BVA-CESI工程师学院与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让·饶雷斯基金会以及蒙田研究所合作，为《世界报》开展的这项调查所提供的第二个贡献。在许多议题上确实存在共识，尤其是审视左翼选民与右翼选民截然不同的优先关注事项时。社会问题压倒了所有其他问题（LFI支持者中为 85 %，PS支持者中为 62 %，而右翼支持者中约为 33 %）。环境问题紧随其后，位列第二（LFI 为 58 %，生态党为 75 %，PS 为 43 %，而右翼为 25 %，RN 为 10 %）。

LFI候选人的突破

但是，正如左翼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更深层的分歧出现在性格和方法上。在社会党方面，40 % 的人自认为“温和”，8 % 为“激进”；在“不屈者”方面，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20 % 和 37 %；其余受访者则两者都不是。在方法上，76 % 的社会党人支持一位“准备做出妥协”的政治领导人，而 54 % 的 LFI 支持者则对此表示拒绝。

该调查还记录了让-吕克·梅朗雄在选举中的突破。根据不同假设，他获得了 15,5 % 至 17 % 的投票意向——其年龄社会学特征非常典型（18-34 岁人群中超过 40 %，70 岁以上人群中不足 5 %）。诚然，爱德华·菲利普（地平线党 Horizons）可能会领先于他

该调查还记录了让-吕克·梅朗雄在选举中的突破，其支持率远高于2017年同期水平

在他是马克龙阵营唯一候选人的假设情况下，他可能领先多达4个百分点。诚然，在拉斐尔·格吕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来自“公共广场”党）成为社会党阵营候选人的假设情况下，后者将紧随其后，差距在2个百分点以内。尽管如此，让-吕克·梅朗雄目前的水平仍远高于2017年同期（12 %）和2022年（8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测试的六种情景中有四种，他能够成功晋级第二轮投票。

这次突破究竟是底线还是上限，目前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到目前为止，让-吕克·梅朗雄仅能部分地重建其2022年的选民基础（当时投票给他的选民中，只有50 %表示愿意再次投票给他，而玛丽娜·勒庞的这一比例超过90 %）。他需要（重新）争取回来的社会党-公共广场党阵营的支持者与他相去甚远：其中仅有5 %的人将自己定义为“极左”，而72 %的人将“不屈的法国”（LFI）定义为极左。此外，其中仅有8 %的人将自己定位为“激进派”，而81 %的人将让-吕克·梅朗雄定位为激进派。一切都将取决于竞选的动态以及替代方案的提供情况。

在社会党初选前一个月，此次选举调查最终确认了拉斐尔·格吕克斯曼相对于奥利维尔·福尔（Olivier Faure）的优势：前者在11,5 %至13,5 %之间；后者在4,5 %至5,5 %之间。但此次调查更重要的是解释了这一显著差距的内在机制。

一系列惊喜

一方面，存在着扩展，甚至是双重扩展：“公共广场”党的创始人不仅在左翼的生态主义选民中，而且在右翼的马克龙主义选民中，比社会党第一书记多获得了10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核心选民的动员能力要强得多：拉斐尔·格吕克斯曼聚集了72 %的社会党-公共广场党选民，而奥利维尔·福尔仅聚集了36 %。

这一切都不能预判社会党初选的结果。届时将有更多候选人参加。与所有初选一样，它将带来一系列惊喜，其结果还将取决于辩论的质量以及各方动员规模较小的选民群体的能力。对于投票者而言，是与拉斐尔·格吕克斯曼一起进入总统大选的竞争，还是与奥利维尔·福尔一起被边缘化，这一前景可能会产生影响。

因此，一名并非候选人的男性没有在投票意向中接受测试：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我们在此仅获得一个数据，但很有意思。在“激进—温和”轴线的政治人物排名中，这位前社会党总统被认为是所有人物中最温和的——涵盖左翼和右翼。他因此恰好占据了他试图体现的中心位置。剩下的问题是，这一位置是否能让他能够在第二轮投票中凝聚力量，但在那之前，首先要看能否在第一轮中创造出偏好。

吉尔·芬切尔斯坦 （让·饶雷斯基金会秘书长）

“国家优先”，勒庞的基石

在埃宁-博蒙，国民联盟候选人就住房问题发表讲话，提出的方案大多已为人所知

9月13日，玛丽娜·勒庞在埃宁-博蒙（帕-德卡莱省）举行集会。ADRIENNE SURPRENANT / MYOP 为《世界报》拍摄

埃宁-博蒙 （帕-德卡莱省）- 特派记者

玛丽娜·勒庞在帕-德卡莱省处于“主场”。但这位来自巴黎西区的政治继承人，比起变幻莫测的天气，更愿意接受其选举大本营的选票。由于担心可能会下雨，这位国民联盟（RN）的领袖在9月13日（周日）放弃了在埃宁-博蒙跳蚤市场巡游的计划。“绝不能陷入‘弗朗索瓦·奥朗德综合征’，”该北部省份的国民联盟议员布鲁诺·比尔德（Bruno Bilde）解释道，奥朗德当年的行程总是伴随着大雨。然而，这次巡游本应标志着她正式开启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迷信与公关考量最终取代了这场旨在向2027年大选发起冲击的精心策划。

在无法与民众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下，玛丽娜·勒庞通过一场演讲结束了长达两周的完全沉默。她的亲信将此描述为一名处于高位、远离政治琐碎的候选人形象，旨在避免在时事压力和争议的影响下过快推进其时间表。在这样的高度上，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队伍在预选阶段陷入泥潭。

关于退休金的分歧、关于面纱的矛盾、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否认、内部的清算，以及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灾难性的欧洲之行，再加上对其这位潜在总理及其亲信忠诚度的质疑：夏末的局势残酷地揭示了国民联盟在纲领制定和组织架构上的焦虑。

勒庞主义者在观察民调中其领袖依然稳固的支持率时感到宽慰。目前，这些争议以及她在7月7日因挪用公款被第二次定罪，似乎并未对其产生影响。在由益普索BVA-CESI工程师学院与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让·饶雷斯基金会以及蒙田研究所合作，为《世界报》在9月3日至9日进行的法国选举调查中，根据不同情境，她在总统大选首轮的投票意向中获得了33%至35%的支持。

“糟糕的机制”

在埃宁-博蒙，这位极右翼领袖吹响了结束混乱的哨音，并试图在本次竞选中心确立第一个主题：住房。对于这位将自己塑造为马克龙主义唯一替代方案的人来说，该议题的优势在于其关注度远超其核心选民群体，并能触及将经济和社会状况视为首要关注点的大多数法国人。而她的团队所宣布的“新承诺”则仍需等待。

这位爱丽舍宫候选人并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住房计划，而是列举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大部分已经

国民联盟候选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其队伍在预选战中陷入泥潭

这些措施大多已为人所知。对于那些担忧住房问题的公众（底层群体、学生、单亲家庭、不稳定就业者、退休人员）而言，她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愿景”，而是借此话题重新翻炒她对排外、气候怀疑论、治安以及反标准的执念。

如果说玛丽娜·勒庞采用了法国民主工会（CFDT）的一个旧口号——“在故土生活与工作”，那么其前提是推广一个“根植于本土的人民”。这位国民联盟（RN）议员团负责人提醒道，如果她当选，其任期内的“首项社会措施”将是建立“国家优先权”。这是其纲领的基石，主张在就业、社会福利以及住房（无论是社会住房还是学生住房）的获取上，仅以国籍为标准，优先考虑法国人。为此是否需要通过一场带有强权色彩的全民公投来修改宪法，她并不在意。

除了歧视性内容外，在关于住房的长时间论述中，她主要强调了其在治安方面的主张（将“犯罪家庭”从社会住房HLM中驱逐、反非法占用法）、反生态主张（废除能源性能诊断、终止净零人工化方案）以及反标准主张（废除《团结与城市更新法》以及社会住房建设目标）。“面对那些直接出自技术官僚之脑、复杂至极甚至可以说极其糟糕的机制，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我国同胞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识与智慧，”勒庞女士嘲讽道。同时，她还点缀了一些旨在将商业建筑转化为住宅，或放宽贷款准入与谈判条件的措施。

“法国之战”

比起内容和细节，这位来自加来海峡省的当选议员更想抢占一个在她此前竞选中一直缺失的话题。这个主题——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对于抨击现任共和国总统的政绩也至关重要，且带有一丝阴谋论色彩：“他支持脱离根基，因此支持永久流动，他通过对房产征税并使其贬值，从而通过打击房产所有权来促成一个租房者社会。”随后，她将所有接近过总统的人一扫而空。“在经历了十年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以及多年的[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之后，我们不再是在做分析，而是在做尸检，”玛丽娜·勒庞尖锐地抨击道，但对“不屈的法国”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只字未提。

尽管她的亲信可能会淡化这一时刻的重要性，将竞选的开始推迟到10月底的国民联盟党代会上，但让-玛丽·勒庞之女已在埃宁-博蒙正式启动了她的第四次参选。这是一场在末日曲调中展开的“法国之战”。“我们必须发起一场对抗衰落势力的战斗，”她呼吁道，“如果不能战胜这些邪恶势力，它们可能会让法国，我们美丽的法国，从衰落走向崩溃。”

玛丽娜·勒庞多次承诺要恢复国家的“统一”，尽管她难以确保自己运动内部的统一。在重新回到潜在总理之位两个多月后，乔丹·巴尔德拉在整个演讲过程中没有发言机会，面色冷峻且疏离，只有在入场时观众齐唱的“生日快乐”才让他表情稍有缓和。他的前辈拉着他的袖子，两人并肩唱起《马赛曲》，随后再次一起离开舞台。“我们的选民在问我，乔丹·[巴尔德拉]是否真的在局中，”一名议员坦言。这次竞选启动并不能消除他们的疑虑。

科朗坦·勒瑟尔（CORENTIN LESUEUR）

勒塔约试图以其“理性的激进主义”在右翼开辟空间

共和党候选人接连发表进攻性言论，试图让其竞选活动提速

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已经兑现了一个竞选承诺。“这是一场小革命，我意识到我的提议会引起议论，”这位共和党（LR）总统大选候选人在4月份宣布道。“我们已经不再真正处于民主之中，”他在9月2日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直言。基调已经定下，他坦然接受这场“宪法大爆炸”。

由于在民调中缺乏动力，这位来自旺代省的政治人物必须转入进攻。在他的强力提议中，包括修订宪法以扩大全民公投第11条的适用范围（“因为批准大规模移民的并不是人民”），以及允许法国人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审查审查者”——即审查宪法委员会。

尽管这种对蒙庞西耶街法官（指宪法委员会）的监控举措令左翼、部分马克龙派以及众多宪法学家感到震惊，但在本质上并不令人意外。2024年9月，时任内政部长的他曾就法治状态“既非不可触碰也非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引发争议。

9月12日周六，共和党主席在诺让-叙尔-马恩（瓦尔-德-马恩省）举行的党内青年“校园”活动上进一步强调：“我想把话语权还给法国人，让他们重新获得选择的权力，从而使国家重新获得行动的能力，”这位候选人抨击道。“我厌倦了这些国际法和宪法判例，它们让我们的法律文本说了文本从未说过的话。”

这就是候选人勒塔约的所有矛盾之处。此人说话声音很大，但始终未能“突破音障”。甚至他的亲信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某些言论确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关于让-吕克·梅朗雄和“不屈的法国”？称其为伊斯兰主义的“协作主义者”。关于学校水平下降？称“五十年来，教育主义一直将我们的孩子当作实验小白鼠”。关于取消出生地公民权的承诺？称“人们不能再通过偶然、秘密或自动的方式成为法国人”。这一提议并非新鲜事，但其身边的人认为，“必须重新提及，因为之前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而埃杜阿尔·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的团队则将其视为一名面对“被抹除风险”的对手所表现出的“恐慌”迹象。

矛盾修辞的风险

尽管在形式上表现得温和，但这位地平线党（Horizons）的候选人在实质内容上指出了针对宪法委员会的风险。这位前国务委员会顾问周三在 Franceinfo 电台表示：“我认为，在捍卫民主和共和国的过程中，通过播种对法官的不信任感并不能赢得任何东西。”在勒塔约（Retailleau）阵营看来，这种权衡被视为“中间派的陈词滥调”，而当下的时代氛围则在呼吁某种程度的突破。共和党（LR）副主席朱利安·奥贝尔（Julien Aubert）解释道：“如果不改变游戏规则，就无法改革这个国家。这是原罪。布鲁诺·勒塔约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他的对手们则不然。”

自2月份开启竞选以来，候选人勒塔约一直强调其“理性的激进主义”。这种主张体现在他对一个被描述为“精疲力竭”的体制的攻击中，但又避免了极右翼那种过分的言辞。至少他本人如此保证：“我不是一个蛊惑人心的人，”他说道。

布鲁诺·勒塔约坚信，存在一个从失望的马克龙派选民到国民联盟（RN）选民的“国民大多数”来支持他的愿景。但目前，这一理论正撞上现实之墙——即过去十年的选举失败，以及被压缩至极小的政治空间。

这或许源于一种分析错误。政治学家文森特·马蒂尼（Vincent Martigny）认为，这位右翼领袖在针对法国人的“愤怒”时，激发了错误的情绪。“在政治中，愤怒和恐惧产生的结果截然不同，”这位政治学教授阐述道，“恐惧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停滞不前；而愤怒更具动员力和‘清除’倾向，它是民粹主义的燃料。勒塔约试图扩大规模的右翼选民群体，首先被恐惧所笼罩。”

在政治中使用矛盾修辞的风险在于可能两次失准。这位旺代省人的公开激进立场可能会让温和的右翼选民感到不安，却无法触动国民联盟的选民。另一个危险是陷入某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将共和党仅存的温和派推向埃杜阿尔·菲利普，同时失去最强硬的翼翼。历史学家马克·拉扎尔（Marc Lazar）分析道：“勒塔约正在转向‘间歇性民粹主义’。”他在202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由于他曾追随维利耶（Villiers）的背景，这是他的自然倾向，但这也反映了部分法国右翼——如同其他欧洲右翼一样——被更极端的右翼立场所吞噬的演变过程。”

这种情况体现在对“法官政府”的攻击中，这是勒塔约思想的主线。这位参议员反复强调：“议员们投票通过的法律，被法官基于可质疑的法律依据而废除。”马克·拉扎尔观察到这种“我们”（人民）与“他们”（没收了民主的精英）之间的对立——这是民粹主义的核心概念——并质疑道：“他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我怀疑在竞选过程中，他是否会走向一种‘无限制的人民主权’理念。”

在巴尔塔德展馆（pavillon Baltard）聚集的右翼青年面前，这位六旬老人再次承诺要“掀翻桌子”，以更好地展示其独特性。他宣称：“我不是中间派，我没有中间派的想法，我领导的也不是一个中间派政党。”无论将共和党温和派推向埃杜阿尔·菲利普的风险如何，布鲁诺·勒塔约坚持采取强硬打击。他坚信，法国人将拒绝与他的对手——地平线党的候选人或代表复兴党（Renaissance）的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共同开启“马克龙主义第 3 季”。但前提是，选民们必须有意愿开启他那“理性的激进主义”第 1 季。

亚历山大·佩德罗（ALEXANDRE PEDRO）

让-吕克·梅朗雄向左翼其他势力施压

在“人性节”（Fête de « L'Humanité »）期间，不屈法国党（LFI）的总统候选人与法国共产党（PCF）候选人法比安·鲁塞尔（Fabien Roussel）展开了一场远程对决。

不屈法国党（LFI）准备好了新的宣传素材，以便在周末期间刷屏社交网络。9月12日周六，让-吕克·梅朗雄在埃松省“人性节”的“不屈”展台发表讲话，面对的是数以千计、拥挤到溢出至节日通道的人群。这位“不屈”领袖在社交平台 X 上分享了这次集会的照片，并欣喜地表示：“在‘人性节’上，人民发出了一个信号：胜利就在咫尺！我们准备好了。请做好准备。”

对于这位四次竞选总统的候选人来说，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关于胜利的反叙事，以对抗目前已然根深蒂固的观点——尤其是在左翼内部，这种观点认为他在第二轮选举中面对玛丽娜·勒庞必然会失败。“如果三分之二的法国人害怕我们、排斥我们、憎恨我们，我们是不可能获胜的，”来自“站起来！”（Debout!）党的候选人弗朗索瓦·鲁芬（François Ruffin）在周六上午如此抨击道。“停止听信那些‘哭泣大师’的话。我们还没输就注定失败，这并非事实。靠威胁性的姿态是无法改变力量对比的，”让-吕克·梅朗雄反驳道，并强调该运动为此次大选所做的准备。

因此，整个周末，“不屈”成员一直在传播他们的选票转移计算结果，旨在进一步激励在场的选民，但更重要的是试图安抚其他人。据他们称，如果在总统大选第二轮中，社会其他群体向让-吕克·梅朗雄转移选票的比例与 2024 年 6 月立法选举时相同，那么结果将是“50-50”，这位演说家在周五接受《人性报》记者在舞台上的采访时如此断言。但他忘记说明，在此期间，对手对其反犹主义的指控以及各种争议可能已进一步损害了不屈法国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这次新的实力展示也是一种标记领地的方式。该活动最初带有浓厚的法国共产党（PCF）色彩，但多年来，“不屈”成员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在通道中随处可见的印有“梅朗雄 27”字样的足球球衣便是明证。“传统上，‘人性节’是共产党的节日，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屈法国党全国协调员马努埃尔·邦帕尔（Manuel Bompard）对此感到满意。

“他不是同志”

让-吕克·梅朗雄与法比安·鲁塞尔之间的人气之争早在周五就已经开始。当时，不屈法国党党魁在 Agora 的发言吸引的人数远多于几小时前在同一舞台上由法国共产党全国书记与法国企业运动联盟（Medef）主席帕特里克·马丁（Patrick Martin）进行的辩论。因此，第二天，“不屈”成员并不反对在鲁塞尔（同样是总统候选人）在节日主舞台发表讲话前几分钟，再次让这位共产党代表的集会显得黯然失色。在他们的候选人发言前，不屈法国党的支持者们高喊着：“不，鲁塞尔不是同志，”

“停止听信那些抱怨大师的话。说什么我们注定失败，这并非事实” 让-吕克·梅朗雄，“不屈的法国”候选人

与此同时，该运动指责法比安·鲁塞尔分走了 2022 年进入第二轮选举所需的 400 000 张选票。

在依然规模庞大的人群面前（据组织者称有 40 000 人），圣阿曼-欧（北省）市长发表了一场围绕工资、价格冻结、国有化以及呼吁民众动员的演讲。“所有跟我谈论统一的人，现在才是我们应当呼吁唯一有价值的统一——法国人民统一的时候。正因为我们在斗争中团结一致，我们明天才能在选举中获胜，”法比安·鲁塞尔在红旗的海洋面前宣布，并邀请法国人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在“环岛、省政府和部委前”聚集。此外，他在面对记者时再次表达了坚持总统候选人身份直到最后的决心。

整个周末，人们一直在讨论“统一”。尤其是生态党全国秘书玛丽娜·通德利耶，尽管其他左翼力量缺乏热情，但她依然坚持自己的路线及其候选人身份。不过，这位生态党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对社会民主阵营初选未来获胜者的嘲讽。“我们不知道他会担任候选人多久，”她嘲讽道，这指的是处于伏击状态的弗朗索瓦·奥朗德的立场。

这位前总统此前确实缺席了“人性节”（Fête de L'Humanité），而选择了前往弗朗吉-昂-布雷斯（索恩-卢瓦尔省）参加“玫瑰节”。这是一个向历史致敬的举动，因为当年他的前部长阿诺·蒙特堡正是那里在 2014 年发起了针对弗朗索瓦·奥朗德的反叛行动。“目的不在于宣布参选，而是一个能够广泛动员的项目，让法国男女有选择的空间，而不仅仅是必须排除”一名候选人的义务，他向媒体解释道。

在玛丽娜·通德利耶演讲期间，紧邻的“世代”（Génération.s）党展位正在进行一次接触。该党的代表、伊夫林省议员本杰明·卢卡斯-伦迪接待了马努埃尔·邦帕尔进行一场名义上的辩论，因为这位“不屈的法国”协调员列举了与生态党共享的所有纲领要点。“对我来说，共同竞选的条件已经具备，”这位“不屈者”认为，而他的对话者似乎非常愿意接受这一伸出的橄榄枝。2022 年，“世代”党是第一个与“不屈的法国”就立法选举达成协议的政党，从而为“新生态社会人民联盟”以及整个左翼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罗宾·理查多 (ROBIN RICHARDOT)

萨拉·克纳福的“粉丝俱乐部”重启竞选以支持埃里克·泽穆尔

“认同”党（Reconquête !）党魁以一场带有排外色彩的演讲开启其政治回归

“那些左翼法官掉进深渊里去吧！”一个声音在波尔-马利（伊夫林省）的会议厅中响起；1800个蓝色天鹅绒座椅上坐着一群以年长男性为主的观众，他们每人支付了50欧元来到这里。舞台上，尽管感到尴尬，但观众们的新偶像萨拉·克纳福（Sarah Knafo）依然保持着那抹已成为其标志性的微笑：“我没听清，所以我就先不鼓掌了。”2022, 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曾让特罗卡德罗广场的人群齐声高喊“马克龙，杀人犯！”，但如今在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政治回归活动的“认同”党中，一切都变了。根据投票意向显示，该党的干部、党员和选民数量均有所减少，但海报上的面孔增加了一位，即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她正集中精力确保不犯任何错误，试图让自己脱离这个由她共同创立的政党的极端主义形象。“我们不再是一个政党，我们成了埃里克和萨拉的粉丝俱乐部，而且聚集的人数比弗洛里安·菲利波（Florian Philippot）[周六在阿拉斯]的回归活动还要少，”一名“认同”党的干部苦涩地说道，面对数百个空座位，他感到震惊。

在社交网络上，萨拉·克纳福依然不承认自己属于该党，而且在她9月初出版的反对税收主张之作《世纪大劫案》（Le Casse du siècle，Fayard出版社，286页，19,90欧元）中，没有任何内容提及她与埃里克·泽穆尔的关系。然而，在政党的夏季大学活动中，占据舞台的正是她。

上午，她“即兴”出现，为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圆桌讨论做总结；随后是两小时的书籍签名活动，以及与媒体的交流，旨在为这场总统竞选的开端铺路。情况与五年前相似，但这次伴随着一个持久且全新的疑问：埃里克·泽穆尔真的会成为这个极右翼政党的候选人吗？

萨拉·克纳福反驳道，不允许有疑问。对于他，她计划在10月发表参选声明；而对于她自己，则希望在“媒体的第一线”占据一席之地。至于竞选负责人？尚待观察……否则就太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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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税斗争

在活动人士中，这位欧洲议会议员的受欢迎程度随着她在电视上的露面而激增；在欧洲议会中，她与该大陆最排外且亲俄的政党坐在一起。在瓦兹河谷省（Val-d'Oise）一名“首日便加入”的活动人士帕特里斯（Patrice）自豪地展示了他对曾经深爱的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的“背叛”：一张萨拉·克纳福（Sarah Knafo）在爱丽舍宫的照片。这位七旬老人详细介绍道，为了得到这张照片，他与生成式人工智能（IA）进行了无数次交流，特别是为了去掉欧盟旗帜，他对结果感到满意。在一次演讲中，一些反对反犹主义的活动人士提醒她与德国选择党（AfD，德国极右翼）的亲近关系并干扰了现场，萨拉·克纳福谈到了她的书在书店的畅销，以及她认为竞争对手书籍的平庸，并快速地重新演示了她在书中用了 286 页阐述的内容。她打算沿着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开辟的道路前行，将反税斗争作为埃里克·泽穆尔竞选的主要轴心。

她的书将构成经济纲领的基础，她在夏季重新掌控了该纲领的制定，取代了此前定期向埃里克·泽穆尔汇报的工作组。至于其他方面，这位欧洲议员设想的竞选将不会在 2022, 那些具有争议的话题上“退缩”，例如“重新移民”（remigration）——即将移民及其后代驱逐回原籍国，这一术语继续由“认同党”（Reconquête!）所坚持。埃里克·泽穆尔在演讲中也采用了这一表述，其演讲核心围绕 AI 以及 AI 将如何帮助法国免受非欧洲移民的影响。西方文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了长篇暗示“大替代”（grand remplacement）的借口，这种种族执念以极右翼偏好的委婉形式被提及：“一个文明无法在人口稀释中生存。”

这位争议人物提出了几项促进法国 AI 冠军企业崛起的措施，但刻意避免提及他在爱丽舍宫之争中的竞争对手。目前，该党规模单薄的队伍正致力于收集 500 个签名。

在没有给出一致数字的情况下：赞助承诺方面，一个人是 250 个，另一个人是 350 个。“没有担忧，但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执行委员会成员伊莱尔·布耶（Hilaire Bouyé）总结道。2022 年的约 700 名赞助人已被联系，并被邀请参加埃里克·泽穆尔近年来的行程。这足够吗？一名心存疑虑的干部认为事情尚未定论：“签名不足可能成为今年冬天将埃里克‘撤职’的一个好借口。” 这样的假设并不会让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感到高兴，因为后者表示，他们非常依赖埃里克·泽穆尔的极端言论和萨拉·克纳福的超自由主义纲领，从而让自己显得理性。

克莱门特·吉尤（CLÉMENT GUILLOU）

旨在简化家庭财产传承的措施

这些措施拟在2027年预算框架内实施，将降低遗产税

政府希望借 2027 年预算之机，简化向年轻一代的财产传承。总理府在 samedi 12 septembre 一份被《世界报》查阅的名为《2027年传承》的备忘录中，详细阐述了多项相关措施。

其出发点在于：“法国拥有巨额的私人储蓄，但这些资金的流动往往过于迟缓。”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数据，遗产继承通常发生在 50 岁之后，此时继承人已经完成了人生大部分的建设。

然而，需求出现得更早：住房、组建家庭、投资、创建或接管企业。“因此，目标是在资金最有用的时候使其流动。提前传承可以转化为房产首付、生产性投资、创业资金或消费，”该备忘录详细说明道。并补充称：“在必须控制公共支出的时期，我们也必须动员私人储蓄为经济活动服务。”总理府辩称：“这既是一项代际团结措施，也是一个宏观经济杠杆”，而遗产问题正是总统大选即将展开的辩论议题之一。

目前已经存在针对企业的传承“协议”，特别是“杜特雷协议”（pacte Dutreil）。该协议通过对其专业价值的 75 % 进行免税，简化了企业的家庭传承。总理勒科尔纽（Sébastien Lecornu）在周三致“法国企业家”的信中再次确认，将于本月底提交的财政法案将保留该协议。备忘录进一步补充道：“我们保留它是为了保护就业、技术诀窍和地域根基。”然而，这项税收优惠在 2025 年 11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曾被审计法院列为关注目标。

“加速流动”

此外，政府希望利用 2027 年预算来简化中小企业（PME）和微型企业（TPE）的接管，特别是由其员工接管。这就是“帕潘协议”（pacte Papin），贸易与中小企业部长塞尔日·帕潘（Serge Papin）的办公室本周详细介绍了相关措施。

除了企业传承，政府在《2027年传承》中还提出了一项新的税务机制，旨在“加速财产流动”。该机制包含三项独立措施。第一部分涉及“家庭现金赠与”。家庭赠与的免税上限将暂时从 31865 提高到 50000 欧元。该机制适用于一名 80 岁以下的人员向成年子女、孙子女或曾孙子女赠与现金。在过去 15 年中已用完全部上限的人员，可以立即额外传承 18135 欧元而无需缴纳税款。

“这既是一项代际团结措施，也是一个宏观经济杠杆”，总理府辩称

“科吕什”机制

第二部分涉及“传统捐赠”。总理府解释称，对于家庭成员内部的全权捐赠，在适用免税额度后，应税部分将暂时适用 6 % 的统一税率，每位捐赠者对每位成年受益人的限额为 100 000 欧元。具体而言，对于一名已用完免税额度的父母捐赠的 100 000 欧元，税金将从 18 200 欧元降至 6 000 欧元。而对于一名已用完免税额度的祖父母捐赠的 50 000 欧元，税金将从 8 200 欧元降至 3 000 欧元。该措施还将涵盖大家庭，特别是叔伯姑姨与侄子侄女之间的财产转移。

第三部分涉及“向协会的团结传承”。如果受益人同时向救助贫困者的协会进行捐赠，6 % 的税率可降至 5 %。对于转移的 100 000 欧元：税金将进一步减少 1 000 欧元；例如，受益人可将其中 550 欧元捐给协会，并保留剩余的 450 欧元。此项捐赠不能与“科吕什”税收减免叠加——“科吕什”机制允许在向某些机构捐赠时，享受最高可达捐赠金额 75 % 的税收减免。

总理府的备忘录总结道：“其理念很简单：让财富更早地流向年轻一代，并将部分税收优惠转化为团结之举。”虽然此类措施可能会降低首次继承遗产的年龄，但从整体上看，它们将有助于降低遗产税。而目前，继承财富占法国总资产的 60 %。

丹尼斯·科斯纳德（DENIS COSNARD）（与法新社共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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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走私

“法国人”体系：定居哥伦比亚的法国毒贩

索内尔·阿克查（Soner Akca），43岁，出生于蒙费尔梅伊（Montfermeil），于6月12日在哥伦比亚麦德林被捕。他涉嫌建立了一个国际化学改良可卡因贩运网络。

哥伦比亚警方绝不会错过用长镜头拍摄这一幕：被绰号为“El Frances”（法国人）的男子手戴手铐，在蒙面特种部队特工的押解下缓慢行进。这段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这名毒贩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逮捕，地点位于麦德林（哥伦比亚）时尚且热闹的勒拉斯公园（Parque Lleras）的一条林荫大道上。此前，这名肌肉发达的四十多岁男子一直将自己伪装成一名诚实的商人。

这个6月12日星期五，法国人索内尔·阿克查身穿紧身白色T恤和迷彩短裤，被带往警察总部。在那里，他低着头被拍下照片，仍处于被捕的震惊之中。在这名身材高大的43岁男子周围，四名警察自豪地摆好姿势，展示着他们的重大战果，背景则是官方的“哥伦比亚国家警察”（Policia nacional de Colombia）标志。

在社交网络X上，麦德林市长费德里科·古铁雷斯（Federico Gutierrez）认可这种张扬的场面布置，因为这座城市曾是著名毒贩巴勃罗·埃斯科巴（Pablo Escobar）的大本营。他写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麦德林不会成为罪犯和跨国黑帮的避风港。”虽然索内尔·阿克查官方身份是以投资者的身份定居哥伦比亚，并拥有一家脱衣舞俱乐部，但这个出生于蒙费尔梅伊（塞纳-圣但尼省）的男人被追踪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国际麻醉品贩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他根据法国发出的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被逮捕，目前处于一项司法调查的核心。该调查涉及一个在法国、欧洲、哥伦比亚，以及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泰国之间进行可卡因进出口的庞大网络。该网络有一个特点：毒品在实验室中经过复杂的化学处理，以便在运输过程中进行伪装，特别是隐藏在几乎仅在南美洲生产的种子——藜麦中。索内尔·阿克查被怀疑是该犯罪组织的头目，目前正等待被引渡，以便就由国家有组织犯罪检察署（Parquet national anticriminalité organisée）跟进的此案接受审讯，《世界报》已获悉相关案情。他在法国的七名涉嫌共犯已被起诉。

西班牙往返之旅

“法国人”（El Frances）在毒枭之国的犯罪崛起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法国禁毒部门的监测范围之外。“几乎没有类似的案例，”一名专业警员透露，“很少有法国人能像他那样在跨越大西洋的另一端站稳脚跟，这让人怀疑其拥有某种腐败能力。”被截获的索内尔·阿克查（Soner Akca）的对话记录证明了他在哥伦比亚作为毒枭的生活，据称他在那里赚了数百万欧元。“看看我，太疯狂了，”在一次通过加密应用程序 Signal 与其驻法国的主要心腹进行的对话中，他兴奋地说道，“每天两万欧元，算算看。兄弟，一个月就是 600 K [600 000]。”

导致他垮台的调查将其足迹追溯到了远离其麦德林豪华据点的地方。2025, 夏天，基于一项关于可卡因走私的情报，禁毒局（Ofast）佩皮尼昂分局的警员在法国西南部对两名犯罪规模不大的嫌疑人实施了监视。他们观察到 53 岁的 Mohamed B. 和 56 岁且育有五个孩子的 Pascal M. 在一个洗车场内密谋，该洗车场由一名因贩毒、致死暴力和隐匿尸体而被警方知晓的男子经营；随后，两人在佩皮尼昂一家名为 Blues Brothers 的普通社区酒吧买醉。这对搭档定期驾驶一辆 Clio 或一辆 Nissan 汽车，经由边境村庄佩尔图斯（Le Perthus，东比利牛斯省）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往返。警方认为这肯定是一场毒品运输员的接力，于是决定进行追踪，以尽力识别幕后指使者和进口渠道。

通过对嫌疑人车辆和电话的监听与录音，调查人员意识到，尽管对方在语言上采取了一些谨慎措施，但 2025. 9 月期间正在筹划一次大动作。两名嫌疑人提到了一批即将通过航空货运抵达巴黎地区的货物。

9 月 7 日，这批货物在抵达时被海关拦截。海关对其内容启动了检查操作，但嫌疑人们显得格外自信。“我们现在等待结果。看他们是只扫描，还是进行更深入的检查。但即使是更深入的检查，也能通过，”Pascal M. 向 Mohamed B. 保证。在另一段对话中，Pascal M. 吹嘘道：“如果他们想进一步操作，做测试，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什么都可以，甚至想倒立着检查都行……”

为了取回货物，两名男子指派了第三名共犯：42 岁的 Vincent D.，一名无家可归者，在困苦生活、帮人跑腿和每次报酬几百欧元的临时司机工作中勉强维持生计。案发时，这个生活坎坷的男人睡在一辆灵车里。9 月 9 日，货物终于通过海关。在塞纳-圣但尼省没有住宿地且在迷茫中等待了两天后，精疲力竭的 Vincent D. 终于收到指令，前往位于特朗布莱-昂-弗朗斯（Tremblay-en-France，塞纳-圣但尼省）的一个地址。

禁毒局（Ofast）总部行动支持组的警员对这名四十多岁的男子进行了跟踪。Vincent D. 开着一辆白色卡车，停在一家国际运输公司的总部前，员工随即将包裹在黑色玻璃纸中的托盘装入他的车内。运输员随即向南出发。

毒品在实验室中经过复杂的化学处理，以便在运输过程中进行伪装，特别是伪装在藜麦中。

[...OMITTED...]

“对我来说，这就是食品”

调查人员感到困惑：在窃听记录中，他们听到嫌疑人谈论“藜麦托盘”。这样的一批货物让人联想到文森特·D（Vincent D.）在7月进行的另一次往返运输，当时他在鲁瓦西机场（瓦兹河谷省）附近接收了一批这种浅黄色种子的货物。在对话中，还提到了“化学家”、“产品”、“成分”……“事实上需要重新加工”，穆罕默德·B（Mohamed B.）向一名身份不明的对话者解释道，指的是某种似乎经过了“转化”的东西。

法国港口，毒品走私的首选入口

《世界报》查阅的一份禁毒局文件显示，法国在非法产品流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法国司法警察禁毒局（Ofast）一份日期为8月的分析报告中，那些最强大的毒品贩子被描述为对港口和集装箱掌控有着执念的“卓越物流专家”。这份机密文件揭示了法国港口终端在每年规模日益扩大的欧洲毒品流动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与合法贸易一样，集装箱仍然是毒品走私的基准。为了渗入流动性更强的合法贸易流，自2023年起，走私者开始“转向法国港口”，而减少了对安特卫普（比利时）和鹿特丹（荷兰）这些巨型终端的依赖，因为后者在曾占据欧洲查获量统计榜首时，安保措施更为严格。

Ofast的分析人士表示：“港口在犯罪物流中的重要性，导致毒品贩子通过对港口人员实施腐败和 / 或暴力来达到目的。”他们确保掌控受污染运输车队卸货的方法多种多样：“绕过一次性代码、贿赂、绑架并囚禁卡车司机、在港区外接收货物、分批发送……”

虽然可卡因仍然是核心物质（自2022年以来在集装箱货运中查获52 880公斤），但调查部门强调，入境点正在多样化。在2022年至2025年期间，有12个港口的可卡因查获量累计超过50公斤：布雷斯特（菲尼斯泰尔省）、加来（加来海峡省）、德格拉-德-坎（法属圭亚那）、敦刻尔克（北省）、法兰西堡、勒阿弗尔（塞纳-马里蒂姆省）、洛里昂（莫尔比昂省）、马赛、南特、帕佩埃、普安特-阿-皮特和塞特（埃罗省）。

勒阿弗尔港仍然是可卡因进入法国的主要门户。8月，该港口查获了来自圣多明哥的20个袋子中隐藏的670,36公斤可卡因。但其他在四五年前还处于边缘地位的到达点正变得具有战略意义。敦刻尔克就是这种情况，它是毒品贩子的首选“目标”，且由于第二个终端预计在2029年将其集装箱货运能力从每年800 000个增加到2,5百万个，该港口可能会受到更多青睐。就在9月7日，海关在敦刻尔克港一个来自加纳的集装箱中，发现了隐藏在167个包裹中的3,9吨此类麻醉品。根据国家组织犯罪检察署的说法，这批货物的市场价值为2.25 亿欧元。

异常查获

除了目的地的多样化，查获的产品种类和包装形式也日益广泛。大麻现已进入最显著的查获清单，例如在本土与安的列斯群岛之间存在的可卡因-大麻交换方案中。

加拿大、美国和泰国这三个大麻（尤其是草本形式）的新供应国，此前已在邮寄包裹或经由飞机运输的走私者中被发现，如今也在开拓海运路线。2025年10月22日，在勒阿弗尔港一个来自加拿大的集装箱出港后，13人被逮捕，该集装箱内装有1.84吨大麻。

Ofast的分析报告强调，“凭借其物流枢纽（尤其是港口）和运输基础设施，法国已成为毒品贩子组织架构的一部分。伪装在各种材料中的产品被运抵此处，随后转运至边境国家的加工地”。

这种伪装手段的高超是大型“毒枭”的另一个特征，并在6月3日勒阿弗尔港的一次异常海关查获中得以体现：12.7吨来自墨西哥、目的地为西班牙的人造香草精瓶装液体被发现含有甲基苯丙胺。国家有组织犯罪检察院在启动调查时，要求Ofast介入并请求西班牙有组织犯罪专门警察部队的支持。因为初步线索指向西班牙。

一个“规模空前”的秘密实验室被定位在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交界处的阿尔梅纳尔小镇。现场发现了排风机、不锈钢槽、烹饪锅、冷冻设备和个人防护装备，以及200多公斤正在结晶的“冰毒”。在被逮捕的13人中，几名墨西哥人可能隶属于新一代哈利斯科卡特尔（CJNG），这是最具影响力的拉丁美洲犯罪组织之一，将欧洲及法国港口视为行动目标。

警察从中推断出，货物中充斥着可卡因与藜麦的混合物，且必须发往西班牙，因为在马德里附近有一名化学家掌握着将谷物与毒品分离的技术，该工艺由哥伦比亚卡特尔构思并完善。警方决定紧急拦截该车队。9月10日，由文森特·D（Vincent D.）驾驶的卡车在佩皮尼昂北收费站被拦截。在车内，特工发现了80个白色袋子，每个袋子装有25公斤藜麦。

（持有麻醉药品……）在2002年至2022年之间。这名42岁的男子居住在巴黎高档的第16区，官方身份为积极团结收入（RSA）受益人，被调查人员认为是“法国人”（El Frances）的右臂。这名总部位于麦德林的毒贩通过他，询问麻醉药品“出货”的可能性，无论是通过集装箱、散装还是航空运输。

“很少有法国人能像他那样在大西洋彼岸站稳脚跟，这让人怀疑他拥有某种腐败的权力”，一名专门警察透露

随后，由技术和科学警察局的化学专家接手货物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经鉴定，每个小包装中的纯可卡因含量在 9 % 至 21 % 之间。总计，这批货物包含近 2 吨浸染了毒品的藜麦。实验室报告确认，这些谷物经过复杂的化学处理以植入可卡因，但该药物仍可被提取，因此在事实上是可以再次销售的。

分析报告详细说明：“植物基质的提取可以通过连续的溶解和蒸发步骤实现，首先使用水，然后使用有机溶剂。一旦恢复成粉末形式，这些可卡因可以被重新稀释，用于街头零售。” 在本案中，这代表了超过 140 公斤的隐藏可卡因，零售价值达 9 百万欧元。

这两个男人在谈生意时，有时通过视频会议进行，露脸且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他们商讨可卡因的每公斤价格、优先选择的航空公司、测试发送，以及未来在拉丁美洲运输时可以使用私人飞机的可能性。尽管如此，阿米尔·A（Amir A.）在 5 月的留置审讯期间发誓道：“我想进口农产品，只有真正的水果和蔬菜（……）我与藜麦中进口毒品没有任何关系”，但对于所有关于他与“法国人”（El Frances）关系的提问，他保持沉默。其律师大卫·马厄（David Maheu）在被询问时不愿发表评论。

年来，通过航空和海运等多种进入法国的渠道，每次运输 100 公斤至 1 吨的可卡因。随后，这些毒品被销往毒品贩子网络，由他们负责在交易点或数字化销售渠道进行分发。

在留置审讯中，来自佩皮尼昂（Perpignan）的嫌疑人们显得不知所措。在实验室结果出炉前，当被问及货物可能含有大量毒品的假设时，文森特·D（Vincent D.）坚称他不相信这一点：“如果真是那样，简直就像电影情节（……）对我来说，这就是食品，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不会这么做的。我不想失去我的狗，我养了她七年。” 他的律师波琳·科斯坦蒂尼-拉比诺伊（M$^{e}$ Pauline Costantini-Rabinoit）辩护道：“我的当事人深信自己运输的是正规的藜麦，对货物的非法性质并不知情，直到被留置审讯时才发现。” 在警察看来，另一名被起诉者的说法则缺乏可信度，他用女儿“想吃拉丁美食”的愿望来为其在西班牙的快速往返之行辩护。

调查人员很快发现，这些嫌疑人仅仅是简单的执行者。根据 Ofast 的说法，通过委托调查进行的深入研究揭露了一个“结构化且国际化”的庞大犯罪组织，该组织自

通过追踪从一家位于麦德林北部的贝洛（Bello）哥伦比亚公司订购藜麦的线索，调查人员怀疑该进口网络专门从事蔬菜货物的“污染”。司法文件揭露了其他可疑的进口行为，这些行为是通过两家总部位于巴黎的物流公司实现的：H & C import-export 和 Mazhora international，其负责人哈蒂姆·C（Hatim C.）和梅迪·K（Mehdi K.）已于 6 月初被起诉。

魔鬼与豹

涉及的是来自塞内加尔的冷冻鱼进口，近年来该国被描述为全球可卡因贩运的枢纽。一名调查员询问 Hatim C.：“你认为这些鱼里可能含有麻醉药品吗？”对方回答道：“是的……既然你这么跟我说，那当然，就像在藜麦里一样！(...) 那个混蛋！”

根据调查，这些实体是通过虚假发票由其他公司提供资金的。调查人员认为，H & C 公司“是一个没有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公司”。据他们称，水果、蔬菜或谷物的进口仅是为了给毒品进口提供合法的掩护。因此，在勒阿弗尔港（上塞纳-马里蒂姆省），有 22 吨香蕉在集装箱中腐烂。调查人员怀疑这是一次旨在确保新路线安全的“测试发送”。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 20 吨以及随后的 18 吨来自哥斯达黎加、目的地为安特卫普港（比利时）的菠萝上，这些菠萝未能找到买家。此外，还有 403 公斤来自法属圭亚那的 awara 糊，这可能构成一种新的毒品隐藏手段。

Hatim C. 作为 H & C 的法定经理，在羁押期间情绪异常激动，将争议进口的责任推给被调查人员描述为“幕后经理”的 Mehdi K.，称自己只是听从其指示。“我被操纵了，他们对我撒谎，并且多次冒用我的公司，”他发誓道。他的律师 Baptiste Bellet 强调：“我的当事人与被指控的麻醉药品贩运完全无关，也不打算成为此案的替罪羊。他在果蔬进口领域的专业活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用于走私麻醉药品，而他对此完全不知情。”

在这些“哥们儿”之间的对话中，还出现了厚厚一叠美元钞票和一台钞票计数机的视频，“El Frances”不忘向他的副手吹嘘他在哥伦比亚的生活，讲述他曾通过一次发送就赚了“100 万”。他还透露了自己的多元化计划：他在一家名为“麦德林红磨坊”的脱衣舞酒吧的投资获得了丰厚回报，他声称该店是 Lleras 公园的先驱；此外还有一些房地产项目，可能比他们通常的生意更赚钱且风险更低。“比毒品还赚，兄弟，比毒品还赚！”“El Frances”惊叹道，他极力赞美石膏板（Placoplatre）带来的财务可能性，仿佛这个行业很快就能在他心中取代白色粉末。

更令人惊讶的是，某些对话

Mehdi K. 同样否认在进口毒品隐藏中扮演任何角色。他的律师 Sophiane El Baroudi 认为：“指控事实的严重性绝不能导致个人责任的淡化，也不能将怀疑转化为定罪。司法调查正在进行中，其目的正是为了在冷静的状态下确定每个人被指控的角色。”

始于普塔卡纳

该网络的疑似成员通过 WhatsApp 和 Signal 等加密即时通讯软件的讨论组进行交流，警方已获取这些群组的访问权限。这些论坛被命名为“Quinoa transport”（藜麦运输）、“Rep dom banane”（多米尼加香蕉），随后是“Banane rep dom 2”（多米尼加香蕉 2），其中详细记录了计划与策略，并揭示了物流人员与运输人员之间的关系，后者负责在水果和蔬菜进出口的掩护下转运来自南美洲的可卡因。参与者中包括使用化名“El Diablo”（“恶魔”）的索内尔·阿克查（Soner Akca）。

在这些讨论串中，能够隐藏毒品的化学手段被反复提及。其中讨论到“equipos de trabajo”（“工作小组”），其任务是在货物抵达后的实验室中，将混合在藜麦中的可卡因进行转化并提取，同时还涉及丙酮和盐酸等化学产品。索内尔·阿克查曾命令一名在讨论组中被称为“La Pantera”（“黑豹”）的常联系人：“我需要你把它‘煮’好”。

通过远程控制这名男子的手机——此人其后因企图谋杀前伴侣而被监禁，其前伴侣同样被怀疑是该网络的共犯——调查人员得以追踪贩毒者的安排。名为“La Pantera”的此人，原名阿米尔·A（Amir A.），因多种犯罪行为而被警方记录在案（盗车、药驾、拒不服从指令、背信、使用伪造行政文件、死亡威胁、暴力抢劫、非法拘禁、参与犯罪组织，

然而，正是通过追踪可卡因的运输路线，曾是蒙费尔梅伊（Montfermeil）小头目的索内尔·阿克查积累了财富并建立了名声。在定居哥伦比亚以接近原材料和历史悠久的卡特尔之前，这位土耳其裔法国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实现了规模的飞跃。这段冒险始于家庭，因为是他与双胞胎兄弟一起在这个以旅游业闻名、同时也是国际可卡因贩运枢纽的加勒比岛屿上站稳脚跟的。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个竞争极其激烈、且是野心勃勃的“毒贩”们的黄金之地的环境下，这对双胞胎未能支撑太久。2017年11月，索内尔·阿克查的兄弟伊尔克（Ilker，绰号“阿提拉”）的尸体在一家化粪池底部被发现，身上布满了被敌对兄弟团伙射击的弹孔。

要讲述他的崛起，必须挖掘一段如今具有新意义的惊人证词。索内尔·阿克查出现在弗雷德里克·普洛金（Frédéric Ploquin）和朱利安·约汉（Julien Johan）于2018年推出的纪录片系列《贩运》（Trafics）的演职员表中。他被介绍为一名“前国际可卡因贩子”，在出狱后自称已悔改。他有时嘴角带着一丝轻微的微笑，详细讲述了自己如何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可卡因贩运的主要物流负责人之一。“有一天，我想：‘我要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我要管理整个链条’，”这位有一个儿子的男人回忆道。他专门负责在岛屿东北部接收粉末货物，然后深夜驾驶带有隐藏隔层的跑车全速行驶，将其运往普塔卡纳国际机场，他在那里拥有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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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嫌在一家夜总会杀害一名绰号为“野蛮人”（El Barbaro）的当地大毒枭，阿克查在23岁时以“法国人”（El Frances）的绰号成为了一个令人畏惧且被嫉妒的毒枭。他曾是个公开的挥金如土之人，但现在他认为“回过头来看，太出风头并不是好事”。在被法国司法机关追究责任后，他声称自己已经金盆洗手。而实际上，凭借以往的经验，他一直在哥伦比亚秘密地尝试东山再起，直到今年6月被捕，并在武装押送下被押解通过麦德林的街道。这种在阴影与光芒之间徘徊的毒贩生活，被他总结为：“周一你还穷困潦倒，周二你就富甲天下，周三你就要么死了，要么在监狱里。”

热雷米·法姆-莱（JÉRÉMIE PHAM-LÊ） 与 托马斯·桑图伦斯（THOMAS SAINTOURENS）

学生导师引导大学新生

在埃夫里大学，近 3 000 名新生开启了新学期，并由高年级学生引导

一切从一场宾果游戏开始，菲奥娜（受访青年不愿透露姓氏）刚刚分发了游戏格，需要连成五格。这位免疫学硕士生是 16 名新高中毕业生的导师，9 月 9 日，这些新生以小组形式在埃夫里-巴黎-萨克雷大学迈出大学生活的第一步。那些发现描述符合自己情况的人，可以在自己的游戏格中勾选相应方格。

“24 号在倒牛奶前先放麦片，”菲奥娜宣布。在听众中，好奇的目光和淡淡的微笑交织在一起。“4 号想参加 Erasmus 交换项目”，“2 号已经三次改变了对未来的想法”，“7 号想加入学生协会”……随着方格被逐一勾选，信息被逐渐传递。在“大学”这个词背后，是一个很大程度上由缩写词主导的世界，例如 DOIP（职业导向与就业处）、DVEC（学生生活与校园处），以及 DRRI（研究与国际关系处）。

克莱亚也是一名导师，她是历史学硕士生，接着开始了第二个活动：语言学学士（LEA）的 16 名新生

“这里太干净了！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安妮莎坦言

应用外语专业（LEA）的学生有 2 分钟时间询问邻座。随后，每个人都要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以便全组都能了解彼此。

于是人们了解到：“朱利安热爱英语和西班牙语，希望从事旅游业，并且收集黑胶唱片”；“洛伊斯 17 岁，是西班牙人，热爱一级方程式赛车，高考没有获得荣誉等级”；“安妮莎来自儒维西（Juvisy-sur-Orge），希望能像专业人士一样绘画，因为在 Parcoursup 平台没有其他选择，才进入了 LEA 专业”。

菲奥娜抓住机会说道：“对于所有并非完全出于意愿来到这里的同学，请知晓，从 22 日起，埃夫里大学提供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她解释道，“你们需要经过评审委员会面试，如果被选中，你们可以在 10 月 9 日进入新专业学习。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解决方案！”

几分钟后，学生们根据导师分发的新资料单上的缩略照片，开始寻找十几个建筑。他们穿过巨大的大厅，大厅通向内部庭院，庭院本身连接着多个教室，或者通向另一个大厅……“这里太大了，非常干净，非常新，而且色彩丰富！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安妮莎在走出健身房时坦言，该健身房的年费仅为 30 欧元，价格极具竞争力。

课程刚刚开始，内森“在专业方向上感到有些迷茫”，但他觉得自己在逐渐适应。“我上了第一节英语戏剧的 TD（辅导课），非常棒，老师教我们如何增强自信，”他讲述道，“我还上了第一节英国文明的讲座课，教授详细地回顾了英国历史，并给我们发了一份 26 页的 PDF 文档。”

新的节奏

在高中时期，内森（Nathan）修了两门与 LEA（应用外语）专业关联不大的专业课程：造型艺术以及经济社会科学。“我发现自己来到了这里，虽然不太契合，但我的英语水平很好，这就是我被录取的原因。我认为 LEA 是通往国际舞台的一扇门……如果我能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份与艺术相关的工作，那就太棒了！”他兴奋地说道。

对于大多数刚拿到高中毕业证的新生来说，每日的生活节奏和通勤时间是全新的挑战。其中 60 % 来自埃松省（Essonne），25 % 来自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几名学生讲述道，课程时间从 8 小时延伸至 19 h 45, 有时还需加上一个多小时的公共交通通勤时间。

在 2024-2025. 学年，所有专业综合计算，本科第一年的及格率（相对于注册学生人数）为 42,9 %。这比前一年提高了近四个百分点。“失败率最高的是法学专业，”大学校长文森特·布希耶（Vincent Bouhier）指出，“一旦进入需要使用新术语的复杂推理阶段，新生的处境就会变得困难。”

该校在 1991 年创建时接收 1 200 名学生，如今申请人数持续增长。在 2025 年至 2026 年间，Parcoursup 平台上的申请量一年内甚至激增了 75 %。“申请人数从 22 000 人增加到了 38 400 人……不能录取所有人让我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都是普通高中毕业生。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足够的成熟度来开始大学学习，”文森特·布希耶观察到，为此他在补习模块中邀请了高中教师参与。

他举例说明，为了通过高中毕业考试，学生需要“复述知识”，但在本科阶段，“人们需要利用知识进行论证以解决问题。这要复杂得多。”校长总结道：“关键在于让高中生转变为大学生。”但随着人工智能（IA）的出现，一个日益沉重的障碍摆在面前。“我们需要与高中校长们讨论此事，以制定共同战略，”他建议道，并提醒说，“成为一名大学生，意味着要懂得如何使用 AI 而不被其操纵。”

索齐格·勒内韦（SOAZIG LE NEVÉ）

在留尼汪和马约特，“被遗忘”的警察们深感愤怒

数百名警察未获得在飓风“奇多”后颁发的奖章

圣丹尼（留尼汪岛），特约记者

在2024年12月14日对马约特造成毁灭性打击很久之后，飓风“奇多”（Chido）再次引发了波折。这一次，波折出现在马约特和留尼汪岛的警察队伍中，起因是7月6日公布的一项关于授予内部安全奖章的法令。这项“奇多内部安全奖章”（MSI Chido）旨在表彰获奖者在这一气旋系统过境期间及之后的奉献，该气旋官方记录造成40人死亡，41人失踪。

在入选的约1919个名单（涵盖执法部门、消防员、行政部门或协会）中，仅有一百多名马约特警察获得表彰。“尽管地区警察局提出了三百名公务员的申请，但他们被遗忘了，”UNSA-Police工会部门代表布兰丁·罗斯唐（Blandine Rostang）谴责道，“这些同事在自己的住所被毁的情况下依然奋战在第一线。这造成了巨大的挫败感。这不公平。”

在留尼汪岛，这项纯属象征性且不提供任何奖金的内部安全奖章（MSI）的“被遗忘者”人数较少，但同样感到苦涩。飓风过后的第三天，30名警察被派往马约特执行为期20天的任务。其中约十人并未出现在获奖名单上，而他们的同事却在名单之中。

“我们执行的都是同样的安保任务，”一名要求匿名的未获奖警察讲述道，“由于缺乏水、电和住宿，条件极其艰苦。我们先是在一座教堂里睡觉，后来又住进一所中学。但没有人抱怨。我们必须帮助马约特的同事和同胞。没有人能理解这种选择。”一些从法国本土派往马约特执行为期一个月任务的增援人员同样未出现在部长令中，而另一些人却被提及。

“一场惨败”

“问题在于，在选择提名公务员或将其从名单中剔除时，不存在任何客观标准，”UNSA-Police负责海外领土的国家副秘书长马克·勒萨日（Marc Lesage）观察到，“这就像在抽奖。金、银、铜奖章的评选也是如此。这枚奖章本应是为了肯定和感谢同事，结果却成了一场让太多人感到被冒犯的惨败。”

9月4日，UNSA的代表将此案提交给了内政部长。“（洛朗）努涅斯（Laurent Nuñez）感到很惊讶，”UNSA-Police国家秘书蒂埃里·克莱尔（Thierry Clair）讲述道，“以不透明的方式进行筛选是不可接受的。这并非预算问题。”在被联系后，洛朗·努涅斯的办公室回应称，目前“工作正在进行中”，旨在“与相关部门和省政府共同核查那些可能被‘遗忘’的人员”。

此类争议并非首次出现。在“黄马甲”危机、2021年瓜德罗普骚乱或2024年新喀里多尼亚骚乱之后，多个工会曾谴责“数十名有功警察”在待遇上缺乏公平。

热罗姆·塔尔潘（JÉRÔME TAL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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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价格导致工业受损

随着敌对行动重启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部分产业正承受巨大压力

在中东冲突爆发八个月后，能源价格带来的通胀冲击已然到来。夏季之前，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停火框架协议，曾让人们寄希望于局势回归正常，但这种希望十分短暂。近几周，随着该地区新一轮袭击的发生，敌对行动重启，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的供应和贸易运输依然极其脆弱。

能源价格则在上涨。欧洲基准的布伦特原油价格在9月9日突破了100美元（86欧元）这一象征性关口，而此前在框架协议宣布后的6月中旬为80美元，2月冲突爆发前则为70美元。同样，天然气价格处于2023年以来的最高点，约为每兆瓦时75欧元，而6月中旬为45欧元，2月为30欧元。

这种通胀影响了欧洲（尤其是法国）许多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部分产业受影响尤为严重，如天然气消耗量巨大的化学工业和农业。在氮肥生产中，天然气不仅用于产生热量，还提供制造氨（肥料的基础分子）所需的氢气。因此，天然气价格上涨同时增加了整体能源成本和关键化学原料的成本。同样的逻辑也影响到多个使用天然气制造中间产品的化学产业。

保险费飙升 尽管目前仍远低于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后达到的一兆瓦时300多欧元的峰值，但多位经济学家并不排除，如果海峡的干扰在冬季持续，价格可能会上涨至每兆瓦时100至150欧元，而此时欧洲的天然气库存处于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由于失去了部分来自中东的供应，被迫以高价购买且交货周期延长，再加上战争风险导致保险费飙升，欧洲的石化工厂发出了警报。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在夏季就欧洲营业利润率的恶化发出了警告，并提醒人们，欧洲天然气的交易价格是美国价格的三倍。

在法国，塑料和复合材料工会 Polyvia 在8月底，即2027年4月大选前八个月，就向总统候选人们发出了呼吁，强调生产者和加工商正面临

面对这种脱节，专业人士呼吁采取保护措施

一场规模巨大的危机，而这场危机与长期以来由中国在相关领域竞争所引发的危机叠加。该机构在8月28日明确指出：“十年来，欧盟在塑料组件和产品方面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增长了八倍”，并补充道，“与此同时，欧洲在全球塑料树脂生产中的份额从2006年的22%下降到2024年的12%”。

面对这种工业脱节，专业人士呼吁采取保护措施，例如在公共采购中实施“欧洲优先”原则。

这场危机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塑料工业的范畴：海峡的封锁还导致卡塔尔氦气的短缺，而氦气对于医院磁共振成像设备的冷却以及半导体的制造至关重要；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的原铝，这些资源对于航空业和建筑业而言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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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国化学工业协会（France Chimie）而言，“为了保障欧洲战略产业的安全性，人们仍在期待有效的措施”，而中东危机正恰恰“揭示了欧洲供应链的脆弱性”。该行业工业联合会强调：“这对化肥和石油化学工业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后果，下游产业（精细化工、聚合物生产）陷入困境，而北美和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并未上涨”。

政府已延长了4月份为卡车司机和渔民实施的燃料补贴，并在夏季为农民拨付了新资金。在农业工会的压力下，政府于8月1日紧急开启了一个 1.07 亿欧元的“化肥窗口”，允许农民在6月1日至 30 9月期间下单，每购买一吨简单氮肥可获得最高 50 欧元的补贴，对于大宗消费者，该补贴额度增加 2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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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蒂安·博内富斯（BASTIEN BONNEFOUS）

因此，波斯湾冲突的持续对整个欧洲经济增长构成了巨大的阻碍，而欧洲此前已受到中国工业产能过剩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出口征收关税的影响。以法国为例，法国银行和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在9月份下调了对 2026, 年底增长的预测，根据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这已接近停滞阈值，甚至存在衰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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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损益表

奥利维尔·皮诺（OLIVIER PINAUD） 著

芯片制造商面临威胁的黄金地带

想要相信的芯片制造商的美好故事，现在面临着停滞的风险。

关于人工智能（AI）是否存在金融泡沫的争论尚未结束，但担忧情绪正在增长。9月12日（周六），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在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和 xAI 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支持下，呼吁减缓最先进 AI 模型的开发速度。这一呼吁给亚洲科技公司，尤其是那些在数据中心被大规模使用的芯片制造商带来了冲击波。

9月14日（周一），在首尔证券交易所，三星电子的股价下跌了近 3%，其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的股价下跌超过 5%。在东京，OpenAI 的主要投资者之一软银股价大跌 11%：这家日本公司刚刚获得了一笔约 120 亿美元（104 亿欧元）的贷款，以进一步加强其对 OpenAI 的投资。

对于这些企业而言，AI 巨头们总计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预示着多年的业务增长和巨大的财务回报，需求推动了组件价格的飙升。但这同时也迫使他们自身必须投资于新的生产能力。如果 Anthropic、OpenAI 和 xAI 暂停其开发计划，那么许多投资者所期待的芯片制造商的美好故事

在韩国，央行对局势感到担忧。9月10日，在提交给国会的货币政策报告中，央行呼吁加强对与芯片制造商相关的金融产品的监管。

投机风险 近几个月来，一些投资基金（如美国的 Situational Awareness，该公司在 AI 赌注中最终损失惨重）通过大规模举债购买海力士或三星等集团的股票，这导致首尔股市在 7 月份因仓位剧烈抛售而出现大幅回调。

投资者还经常通过举债涌入与韩国芯片制造商相关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根据韩国银行的数据，在香港上市且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 ETF 价值在今年上半年增长了 20 多倍。该行在 7 月的回调期间观察到了对加密货币市场的传染效应。令韩国货币监管机构担忧的并非这些投资者的损失，而是这种投机对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构成的风险，这才是金融泡沫真正的危险所在。

胡塞武装给经济带来新威胁

伊朗盟友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引发了人们对油价和运输价格上涨的担忧

油管袭击、控制曼德海峡……正当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带来的压力开始减弱之际，伊朗的盟友开始将目标转向全球贸易新的关键基础设施。

在短短几天内，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沿海城市摩卡以及红海的几个岛屿，巩固了他们对曼德海峡（位于阿拉伯半岛与非洲之间的海域）的掌控。与此同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于9月10日（周四）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东西油管，导致该油管在次日周五关闭。其影响不仅限于地区性，而是全球性的，人们担心油价和海运价格将上涨，而此时欧洲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处于高位。

曼德海峡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哀叹之门”，因其水流和风向导致航行危险，令水手们倍感忧虑，而如今这个名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切。由于也门反叛分子的掌控，船只将不得不掉头并绕行远路，尤其是那些需要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只。

该海峡与苏伊士运河一起，是连接亚洲与欧洲最短航线上的必经之地。尽管反叛分子声称，除沙特阿拉伯外，该海域对所有人的航行都是“安全”的，但西方航运公司是否会继续使用该航道仍难以确定。

一个关键通道

另一种选择是通过好望角绕道非洲，这条路线更长，至少多出10天，因此成本更高。在2023年至2025, 期间，在2023. 11月一起船只遇袭事件后，MSC、马士基（Maersk）或达飞海运（CMA CGM）等大型公司便采取了这条路线。当时，胡塞武装通过直升机袭击了一艘由一名以色列商人拥有的货轮，随后将其引导至海岸并在5月将其击沉。他们将此次行动解释为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意愿。

根据分析与跟踪平台的数据。

该海峡是连接亚洲与欧洲最短航线上的必经之地

根据《世界报》查阅的航运追踪平台 MarineTraffic 的数据，在胡塞武装发起攻势期间，马士基（Maersk）公司的多艘集装箱船（如 Maersk El Banco 号和 Alva Maersk 号）在 9 月 7 日至 11 日期间通过该海峡时，关闭了其用于追踪船舶的导航系统——应答机。法国 CMA CGM 公司也采取了同样的冒险举措。其集装箱船 CMA CGM Congo 号在 9 月 6 日关闭了应答机，在穿越海峡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五天后在另一侧重新出现。

根据导航数据，9 月 1 日离开英国南安普顿港的 CMA CGM Mekong 号于 9 月 13 日周日位于红海，并准备于 9 月 14 日穿越该海峡。马士基公司未回应《世界报》的询问，而 CMA CGM 公司仅表示其“正以最高关注度跟踪局势，特别是船员的安全问题”，未提供更多细节。

自 3 月份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来，该海峡已成为该地区贸易的关键通道。来自亚洲的集装箱船通过此处将货物卸至红海沿岸的沙特港口，随后通过陆路运往波斯湾国家。

该海峡还被用作替代通道，用于运输通过东西输油管离开沙特王国的石油。该输油管全长 1,200 公里，连接着阿布盖格（Abqaïq）油田与红海沿岸的延布（Yanbu）港。尽管沙特当局尚未明确该输油管何时能恢复运行，但在 4 月份遭受一次类似的伊朗无人机袭击后，其修复工作仅用了几天时间。

原油价格上涨

在输油管道修复后，“沙特阿拉伯能否在不经过曼德海峡的情况下，继续将其石油出口运往红海？”大宗商品贸易数据分析公司 Kpler 在 8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这一疑问。根据 Kpler 的数据，仅 6 月份，就有 7 % 的全球原油产量通过该海峡运输，其中大部分目的地为亚洲。

唯一的可能性是通过北线运输沙特石油，即利用穿越苏伊士运河的油轮，或通过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 Sumed 输油管道。根据 Kpler 的计算，这两条线路每天可运输 3,5 百万桶原油，而此前每天从该输油管道流出的原油在 4 到 5 百万桶之间，至少直到 7 月 20 日，直到当天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全面海上封锁。

波斯湾地区的压力日益增大，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正开始显现其局限性。通过陆路绕行以及在美军护航下通过的油轮，碳氢化合物的出口此前已开始恢复。

随着胡塞武装的攻势，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在一周内上涨了 8 %，周五收盘价在 104 美元（89 欧元）左右。在欧洲，尤其是法国，燃料价格再次上涨。在美国，1 加仑柴油的价格在 9 月初创下纪录，且年化通胀率维持在 3,4 % 的高位，而 11 月 3 日的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

然而，唐纳德·特朗普在 9 月 12 日周六并未考虑对胡塞反叛分子采取军事干预，因为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针对伊朗的行动中部署。美国总统在都柏林表示：“他们 [胡塞武装] 真的更希望我们不要介入，而且他们允许大多数船只 [在曼德海峡] 通过。”

文学奖 波琳娜·帕纳森科（Polina Panassenko） 2026年《世界报》文学奖得主 《大声地》（À voix haute，L'Olivier 出版社）

往届获奖者

朱利安·布伊苏（JULIEN BOUISSOU）

2025 / 洛朗·莫夫尼耶（Laurent Mauvignier）之《空屋》（La Maison vide，Minuit 出版社） • 2024 / 玛丽琳·德比奥尔（Maryline Desbiolles）之《订书钉》（L'Agrafe，Sabine Wespieser 出版社） • 2023 / 奈日·辛诺（Neige Sinno）之《悲伤之虎》（Triste tigre，P.O.L 出版社） • 2022 / 马修·贝莱齐（Mathieu Belezi）之《攻击大地与太阳》（Attaquer la terre et le soleil，Le Tripode 出版社） • 2021 / 让-克洛德·格伦伯格（Jean-Claude Grumberg）之《雅克琳·雅克琳》（Jacqueline Jacqueline，Seuil 出版社） • 2020 / 弗朗西斯卡·塞拉（Francesca Serra）之《她为翅膀而撒谎》（Elle a menti pour les ailes，Anne Carrière 出版社） • 2019 / 塞西尔·库隆（Cécile Coulon）之《天堂之兽》（Une bête au paradis，L'Iconoclaste 出版社） • 2018 / 杰罗姆·费拉里（Jérôme Ferrari）之《依其形象》（A son image，Actes Sud 出版社） • 2017 / 爱丽丝·泽尼特（Alice Zeniter）之《失去的艺术》（L'Art de perdre，Flammarion 出版社） • 2016 / 伊万·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之《莱蒂西亚或男人的终结》（Laëtitia ou la Fin des hommes，Seuil 出版社） • 2015 / 阿格内斯·德萨特（Agnès Desarthe）之《这颗变幻之心》（Ce cœur changeant，L'Olivier 出版社） • 2014 / 埃马纽埃尔·卡雷尔（Emmanuel Carrère）之《王国》（Le Royaume，P.O.L 出版社） • 2013 / 雅丝米娜·雷扎（Yasmina Reza）之《幸福的人》（Heureux les heureux，Flammarion 出版社）

沙特阿拉伯关闭用于绕过霍尔穆兹海峡的管道

在东西原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该王国的两条主要出口通道均面临威胁

沙特阿拉伯王国刚刚失去了一项运输石油的关键基础设施。9月11日星期五，沙特能源部宣布，出于“预防措施”，暂时关闭东西原油管道（Petroline）。这是沙特阿拉伯在不经过霍尔穆兹海峡的情况下出口原油的唯一通道。此前一天，由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派系发起的无人机袭击击中了沿线多个泵站，造成多人受伤。

利雅得表示，根据“伊拉克总理的要求”，决定“在现阶段不采取反应”。在巴格达，总理办公室确认，此次遭到伊拉克当局谴责的袭击确实源自其境内。

在南部侧翼，沙特阿拉伯同样成为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9月10日星期四，胡塞武装占领了曼德海峡，切断了沙特油轮从红海前往印度洋的出口通道。

东西原油管道在沙特境内延伸1 200公里，将石油从波斯湾的阿布盖格（Abqaïq）油田运往位于红海的延布（Yanbu）港。该管道平均埋在地下1或2米，因此不易成为无人机或导弹的目标。但每隔100至150公里设置的地面泵站则并非如此，这些泵站用于维持稳定且足够高的流量。正是这些泵站在9月10日遭到攻击并被击中。

一个关键目标

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该管道每天运输2,5百万桶原油，其中一部分出口至欧洲和亚洲。该管道专门建于1980年代初，旨在减少沙特对霍尔穆兹海峡的依赖。这使得利雅得在2026,年能够继续出口原油，尽管伊朗使其在阿拉伯半岛另一侧的出口陷入瘫痪。然而，出口量一直受限于延布终端的处理能力，其能力为每天7百万桶——而沙特的产量为每天10百万桶。

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地区专家尼尔·奎利亚姆（Neil Quilliam）指出：“它对于沙特出口流量以及全球能源市场——进而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使其成为了一个关键目标。”由于该管道目前已停止运行，该王国在以同样速度出口同等数量原油方面，几乎没有其他陆路替代方案。

管道目前已停止运行，该王国几乎没有陆路替代方案

在巴格达， 总理办公室 确认 此次袭击 确实源自 其境内

（接前文）……速度。至于炼油厂，则可能不得不动用库存或完全停产。

近几个月来，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几个美国盟友国家多次遭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袭击，以报复美国军队的轰炸。实时绘制全球石油和原材料流量图的Kpler公司分析师霍马云·法拉克沙希（Homayoun Falakshahi）详细分析道：“威胁如此之大，以至于8月份通过东西管道运输的出口量下降至每天2,4百万桶，而6月和7月为每天4百万桶。”

同时压力

受德黑兰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于7月开辟了新战线，旨在扼杀也门政府军的盟友——沙特王国。反叛分子将目标锁定在红海的沙特油轮以及包括炼油厂在内的石油基础设施。他们称，这是对利雅得自2015年干预也门军事行动以来对其实施的海路和空路封锁的回击——即“以封锁对封锁”。

沙特阿拉伯还经历了十年来最严重的军事挫败。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失去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而从延布港发往全球能源需求最旺盛地区——亚洲的油桶正是经由该海峡运输。胡塞武装目前控制了沿红海的所有海岸带。由此，他们可以使用短程导弹以及更大规模的武器库。沙特的两大主要出口通道——霍尔穆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因此同时承受着亲伊朗轴心的压力。

“直接影响可能是运输成本上升、保险费提高以及能源市场波动加剧，”尼尔·奎利亚姆（Neil Quilliam）解释道。由于沙特供应全球4%的石油需求，针对东西管道的袭击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海运及能源基础设施的压力。

“从更长远来看，如果交易员认为沙特的出口路线变得不再安全，其结果将是油价上涨，”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专家详细分析道。9月10日（周四），油价达到了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再次突破每桶布伦特原油（159升）100美元的象征性门槛，本周收盘价在104美元（89.67欧元）左右。

法妮·阿尔兰迪斯（FANNY ARLANDIS）

担忧果蔬价格上涨

干旱严重损害农民收成，农产品加工成本激增

8月26日，巴佐尔丹（上比利牛斯省）田间的一株玉米。VALENTINE CHAPUIS / AFP

袋装沙拉货架空空如也，果蔬区增加了“缺货”告示，U超市原定的番茄促销活动被取消……全球变暖引发的干旱后果在过去几周里已在法国超市中显现。尽管具体影响要到每种作物的收获季结束才能得知，但热浪和缺水已导致植物产量大幅下降。根据果蔬行业的统计，截至7月底，在干旱尚未结束的情况下，番茄收成预计下降25 %，而沙拉的损失在某些产区估计在30 %至50 %之间，胡萝卜至少下降20 %，西兰花则下降40 %至70 %。

这个夏天也给玉米生产者带来了压力，预计产量损失将超过35 %；畜牧业者则面临动物饲料短缺的问题。短期来看，数十家农场的经济状况因此变得脆弱。面对这一异常情况，政府宣布了一项10亿欧元的支持计划，但农业界的参与者呼吁更广泛的团结：从购买其产品的工业企业，到大型零售商，以及产业链末端的消费者。法国国家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FNSEA）主席阿诺·鲁索（Arnaud Rousseau）于9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开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国农业需要消费者的支持”。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提高价格，使农业生态系统能够缓冲此次危机。

目前，农业部观察到，除了沙拉、番茄、韭葱和黄瓜的价格出现“紧张”情况外，货架上并没有出现“普遍的价格飞涨”。事实上，确定年度价格的商业谈判时间表是在干旱和热浪发生之前就已制定的。大型零售商将

品牌代表向消费者普及了果蔬尺寸较小的情况

确保能够抵御任何标签价格的失控。

大型超市的初步反应是配合农民应对收成波动。从8月底开始，包括家乐福（Carrefour）、U合作社（Coopérative U）和Intermarché-Netto在内的多家大型零售品牌宣布放宽其技术规格要求，以允许销售不符合标准尺寸的产品，并加快订单结算以缓解农民的资金压力。近日，这些品牌的负责人和代表轮番出现在电视和广播节目中，向消费者普及货架上会出现尺寸较小或外观欠佳的果蔬。

工业企业的压力

但大型零售业正面临来自农产品加工工业企业的压力。法国国家农民联盟（FNSEA）和法国农业、食品、农工业及林业合作社联合会（Coopération agricole）已要求提前重启商业谈判。法国农业合作社联合会主席让-吕克·杜瓦尔（Jean-Luc Duval）认为：“经济参与者必须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公共财政不能成为唯一的缓冲垫。”

消费企业联络研究所（ILEC）的 110 家会员单位中，近一半已经“提交了第二次调价申请或计划提交”，该雇主协会首席执行官尼古拉斯·法孔（Nicolas Facon）指出。该协会的成员包括 Herta、达能（Danone）、Panzani、海尼根（Heineken）或可口可乐（Coca-Cola）。他遗憾地表示：“目前，零售商拒绝任何涨价。更糟糕的是，自 4 月以来，他们甚至要求我们降价。”

工业企业提醒称，过去六个月里，其生产成本遭受了两次冲击：一是持续的伊朗战争，二是干旱和酷暑天气。法孔先生列举道，他们承受了“塑料包装成本上涨 10 % 以上（由于石油价格上涨），这主要涉及托盘和保护膜；铝材上涨 15 % 至 20 %；纸板上涨 10 % 以上”。

代表 23 000 家法国食品工业企业利益的全国食品工业协会主席让-弗朗索瓦·卢瓦索（Jean-François Loiseau）认为：“通货膨胀虽然得到了控制，但代价是经济界吸收了成本的上涨。”

法国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主席莱昂纳德·普鲁尼耶（Léonard Prunier）指出：“向客户交付产品的运输费用激增 30 %，这占到了中小企业（PME）营业额的 1 %，这是巨大的。”该联合会代表 22000 家生产日常消费品的中小企业及中型企业。他对法国工业体系的未来感到担忧，因为“ 2025, 中小企业首次出现了裁员，且在我们 1100 家会员单位中，已有 20 多家企业自年初以来进入司法重整程序”。

没有标签的轮换

由于蔬菜供应不足或水资源限制，一些制造商（如 Bonduelle 或 Altho，即 Brets 薯片）在夏季停止了部分生产线。法孔先生明确指出：“但这些工厂的成本依然存在。” 尤其是工业企业在最近一次年度价格修订中，未能将增加的费用转嫁出去。此次修订的结果是平均上涨

在波兰，煤炭时代的终结正在重塑西里西亚

比托姆，卡托维兹（波兰）- 特派记者

该国主要的矿区正在加速转型。虽然关闭矿井在社会层面依然敏感，但作为第二富裕的地区，该地区目前受益于更加多元化的经济和欧盟基金。

在波兰南部的西里西亚首府卡托维兹都市圈，比托姆这座拥有 145 000 名居民的城市里，出现了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攀岩中心。在曾经的罗兹巴克（Rozbark）煤矿锅炉房前，自 2021 年起便回荡着登山扣的咔哒声。在这个六月的日子里，攀登者们在波兰最大的体育攀岩墙上进行训练。“在学校甚至可以参加专门的攀岩课，”比托姆 Skarpa 体育俱乐部主席多布罗米尔·布雅克（Dobromir Bujak）自豪地说道。

这座体育综合体周边的环境并非一直如此充满活力。罗兹巴克矿在经过 130 年的开采后于 2004 年关闭，导致数千名员工及其亲属失去了生计。“那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矿工家庭的生活完全围绕着矿山展开，”这位五十多岁、目光清澈的男子回忆道。他很高兴看到这些人现在依然聚集在旧更衣室里，而那里已被改造为会议室和博物馆。在同一面砖墙之后，一家后工业风格的餐厅提供当地美食。几米之外，矿山的入口大厅被改造成了剧院和民宿。

在比托姆稍北方向，位于前“西里西亚起义者”矿区（该名称是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 1919 年至 1921 年间为将上西里西亚并入波兰而起义的波兰战士）的土地上，虽然一家私营企业仍在地下进行开采，但灯具厂或车库门工厂已经拔地而起，这里已成为卡托维兹经济特区。波兰包装制造商 Grembox 也在那里建设其第二个生产基地，距离该公司目前生产瓦楞纸包装的鲁达斯拉斯卡（Ruda Slaska）约 15 公里。

该公司财务总监克日什托夫·米戈茨基（Krzysztof Migocki）赞扬道，市政府分配地块的价格具有竞争力，土地可立即使用，且“地理位置完美，靠近高速公路”，同时还拥有一个由“前煤矿工人组成的熟练劳动力池”，这些优势都吸引了业主。

在比托姆市西部的博布雷克（Bobrek）矿区周围，随着该矿于 1 月 1 日关闭，其勾勒出的未来同样指向工业。“我们正在与几位对状态良好的长距离专用支线（一条铁路）感兴趣的投资者进行洽谈，”比托姆副市长米哈尔·比耶达（Michal Bieda）保证道。此外，还讨论到利用博布雷克地下水的热量来为市政城市供暖网络提供能源。

“不会出现社会灾难，”这位官员承诺，并强调由波兰国库持有的 Weglokoks Kraj 公司在博布雷克仅雇佣了 1800 名矿工。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些矿工将致力于矿山的清算工作，除非他们选择提前退休、领取 40 000 欧元的补偿金（前提是永久离开矿山工作），或在该地区的其他矿山就职。

更为平静的背景

然而，根据当时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PiS）民族保守主义者在2021年制定的煤矿关闭时间表，博布雷克（Bobrek）的停产原计划并不在2040年之前。2024年3月，一次剧烈的地下震动导致一名矿工丧生，加速了这座矿井的终结。如果计划在此之前不进行修订，该国列出的十几个矿区中的最后一个实体预计将在2049年落下帷幕。

“在被过度开采的博布雷克矿井中，技术上已无法继续开采煤炭，”总部位于华沙的能源转型智库 Forum Energii 的“人员、城市、地区”项目主任玛格达莱娜·查武拉（Magdalena Chawula）解释道。

就在几米之外，矿井的入口大厅已被改造成为剧院和民宿。

这位专家认为，其他矿井可能会在原定日期之前关闭。必须承认，煤炭在波兰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大幅下降。根据 Forum Energii 的数据，2019年，硬煤和褐煤提供了波兰 74 % 的电力。到2025年，这两类煤炭的贡献率仅为 52 %。

波兰矿床的枯竭意味着必须挖掘得越来越深（深度可达 1250 米，即使配备冷却系统，温度仍接近 30℃），这增加了风险和成本；与此同时，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即欧盟通过为二氧化碳污染定价以激励企业减少排放的系统）中碳排放价格的飙升也产生了影响。可再生能源（光伏和太阳能）的兴起——其在发电量中的占比在 2019 年至 2025 年间从 15 % 增加到 31 %——同样导致波兰的“黑金”变得日益过时。

在比托姆（Bytom），这里曾拥有多达七座大型煤矿，1990年代和2000年代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型及随之而来的“休克疗法”改革，矿区曾经历过剧烈且大规模的关闭，其留下的创伤至今依然清晰可见。但目前的关闭过程则是在一个更为平静的经济背景下进行的。

首先是因为波兰已经显著富裕。这个在 2004 年加入欧盟的国家，如今是欧盟第六大经济体。矿床集中的西里西亚（Silesia）地区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第二高的地区，仅次于首都华沙。在 2000 年至 2018 年间，矿山和采石场在当地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从约 24,4 % 下降至 16,3 %，而制造业的占比则从 46 % 上升至 56,2 %：采掘业被生产制成品的工厂（尤其是汽车工业）所取代。该地区 2003 年高达 17 % 的失业率，在 2026 年平均不超过 5 %。相比之下，比托姆的失业率仍维持在 11 %。在 1995 年至 2025 年间，该市失去了 80 000 多名居民。

“在经历了 2000 年代剧烈的转型浪潮后，西里西亚致力于实现经济多元化，摆脱单一工业依赖。这里也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转型机会很多，”玛格达莱娜·查武拉评价道。作为工业强区，该地区也开始了向第三产业的蜕变。欧盟的补贴大量涌入，特别是公正转型基金，波兰是该基金的最大受益者，在截至 2027 年向转型矿区提供的近 200 亿欧元资金中，波兰获得了 38.5 亿欧元。

此外，工会力量强大且由华沙政府资助的矿业部门拥有

2000年至2018年间，矿业和采石业在该地区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从约24.4%下降至16.3%。

在矿工必须告别职业的时刻，（该行业）拥有强大的社会保障网。在全国范围内，矿工人数已大幅减少，从2007年的12万减少到如今的不足7万。1989年，即共产主义崩溃前夕，矿工人数曾达40万。

最后，根据1月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此前主导矿山清算的国家机构已将权力移交给矿业集团，由后者在当地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关闭矿山所需的工程及工人安置。当选代表米哈尔·比耶达（Michal Bieda）欣喜地表示：“以前，我们是在事后才考虑新用途；而现在，我们在前期就开始规划。”

抗议活动

尽管如此，在规模较小且资源匮乏的地区，这些岗位的流失即便已尽可能地得到缓冲，也绝非微不足道。例如，在鲁达斯拉斯卡（Ruda Slaska，人口 128 000 人），数百名矿工在 3 月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反对比尔绍维采（Bielszowice）冶金煤矿与邻近的哈伦巴（Halemba）煤矿合并，该合并已于 7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

在卡托维兹（Katowice），在武耶克（Wujek）煤矿的 800 名矿工中，有数十人在 8 月底举行抗议，反对其煤矿清算的条件。该清算工作始于 4 月，而该矿曾于 2021 年与穆尔茨基-斯塔希奇（Murcki-Staszic）煤矿合并。这一历史遗迹属于欧洲最大的矿业集团 PGG，由波兰国库持有，该公司在 2025 年累计亏损 50 亿兹罗提（1,150 亿欧元）。身着深蓝色西装的武耶克矿长托马什·杜达（Tomasz Duda）直言不讳地承认：“在波兰，采矿业已不再盈利。”

这位前矿山领班受到某些欧洲国家的启发，希望在武耶克矿的地下建立一个空间研究中心，用于在接近太空条件的环境下进行测试。“这绝非科幻小说。那里没有自然光，且空间有限，”这位五十多岁的男子表示。仿佛在印证他的观点，财政部长安杰伊·多曼斯基（Andrzej Domanski） 8 月初在访问卡托维兹期间表示，这里“可以建立一个空间技术开发中心”，而波兰航天领域正展现出日益强烈的雄心，预计将进入西里西亚的工业体系。

海伦·比安韦努（HÉLÈNE BIENVENU）

法国决定保护西方松鸡

[...OMITTED...]

这种生活在比利牛斯山脉但在孚日山脉难以生存的鸡形类鸟类，刚刚被列入禁猎名单

2023.年4月18日，在摩泽尔省罗德（Rhodes）的圣克鲁瓦（Sainte-Croix）动物园内，一只被圈养的雄性大四趾顶雀。MARTIN LELIÈVRE / AFP

雄性大四四趾顶雀体重4,5公斤，羽毛黑色且带有亮光，配以优雅的红色眉纹，作为法国森林中体型最大的鸟类，它非常引人注目。而雌性则更为低调，羽毛呈红褐色并点缀着黑白斑点，可以在地面筑巢。然而，由于过去几十年来种群数量大幅下降，两者都很少被观察到。法国正难以遏制这一趋势。

因此，2024年在孚日山脉启动的重新引入计划在2026,夏天被突然叫停。生态转型部在9月8日（周二）宣布将大四趾顶雀列入法国受保护物种名单的前几天透露了这一消息。这两项看似矛盾的措施，引发了人们对这种雄伟的鸡形类鸟类在法国山脉未来的质疑。“在孚日山脉的尺度上，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大四趾顶雀很可能会消失，”该部门承认，“但作为补偿，我们在全法国范围内保护这一物种。”

大四趾顶雀以其伴有旋转动作的喧闹求偶舞而闻名，是一种脆弱且胆小的动物。它曾大量分布于孚日山脉，但现在仅在汝拉山脉（2020,年统计约有280只个体）以及比利牛斯山脉（2025.年统计有1315只大石楠雄鸟）可见。在2024,年启动种群增强计划时，孚日山脉仅存不到十只鸟。该计划旨在从种群数量丰富的挪威捕捉鸟类，并将其释放到孚日森林中。

该计划每年成本约为200 000欧元，原定持续至2029.年。但由于三次释放的结果不理想，政府决定停止引入新鸟类，使其规模被大幅削减。目前仅维持对幸存鸟类的监测。这一消息在8月底通过媒体泄露，但该决定早在5月就已传达给省长，从而结束了项目执行方孚日山球形区域自然公园（PNR des Ballons des Vosges）与当地环保协会之间极具极化色彩的局部冲突。

后者质疑该计划不切实际，无法让重新引入的鸟类生存。事实上，在三次释放共计33只从挪威进口的鸟类中，仅有15至16只存活。夏天通过摄像头还观察到了四只幼鸟，标志着至少有一次繁殖成功。目前，总共约二十只挪威原产的鸟类继续在大温特龙（Grand Ventron）山脉自然保护区活动。

秘密采集

“这是一场持续三年且并不轻松的斗争的终点，”SOS孚日山脉协会主席多米尼克·昂贝尔-贝雷蒂（Dominique Humbert-Beretti）承认，该协会是尝试通过司法途径终止该计划的组织之一。区域自然公园（PNR）不愿发表评论。三年来，这位自然主义者一直指责其管。

“它就像一把保护伞，保护它，就是保护整个生物链”

ALLAIN BOUGRAIN-DUBOURG 鸟类保护联盟主席

执意为了公关原因而推进该项目，希望以此获得区域自然公园（PNR）认证的续期，尽管国家和区域自然保护委员会已出具否定意见。

他们的首要论据是“人为压力”问题：黑琴鸡的生存与区域自然公园全年访客量的剧增、全季旅游业的发展以及通过建设攀岩径（via ferrata）、高空滑索等项目导致山区的人工化趋势互不兼容。除了人类存在带来的压力外，许多鸟类在与高压电线、缆车电缆或围栏碰撞时死亡。

夜晚，孚日山脉成了非法采集（尤其是黑琴鸡赖以生存的蓝莓）以及生存主义者营地和四轮摩托车赛车的场所。这些因素都干扰了这些鸟类所需的宁静。洛林自然空间保护协会主席阿兰·萨尔维（Alain Salvi）证实：“自新冠疫情以来，人类进入山区的深度越来越深。这里是大型城市化区域中的一座孤岛。区域自然公园继承了一块复杂的领土，必须尝试协调各种用途。”

另一个核心论据是气候变暖。国家自然保护委员会（CNPN）指出，对于这种被称为“北方”的物种，其生态偏好较为严格且气候生态位狭窄，“在面对气候失调的预期后果时，其适应能力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部委断言：“绝不能不计代价地在不再适合其生存的环境中强行维持一个物种的延续。”

这些论据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 19 位黑琴鸡专家的质疑，以及比利牛斯山脉的 Nature Comminges 协会的反对。后者于 9 月 9 日向生态转型与生物多样性部长莫妮克·巴布特（Monique Barbut）发送了两封信函，试图说服其不要停止该计划。科学家们强调，为了保护鸟类的安宁已经做出了努力，且应当继续进行。不过，阿兰·萨尔维认为，虽然已经用横幅划定了“宁静区”，但负责监督执行的人员太少。

研究人员还主张，“没有任何研究揭示 [未来的气候变化] 具有直接影响”，并且“多个黑琴鸡种群在比孚日山脉更南的纬度生存”，例如在西班牙或黑山。在他们看来，改进方向应在于种群的基因更新和减少捕食，因为大多数来自挪威的鸟类可能已被美洲貂（martres des pins）捕食。

减少捕食

对于总部位于上加龙省的 Nature Comminges 协会而言，这一挑战具有双重影响，因为这次在孚日山脉失败的重新引入计划，可能会危及未来从西班牙种群向比利牛斯山脉开展的迁地保护计划。

因为除了局部挑战外，真正面临威胁的是大四眉草鸡在法国的持续生存。该物种被列入法国受保护物种名单（自 2009 年以来再无其他物种成功入选），这确保了它不再成为猎人的猎物。对于这种极其脆弱的物种来说，最讽刺的悖论在于：在孚日山脉和汝拉山脉，猎杀该物种早已被禁止，但在比利牛斯山脉，相关禁令自 2022 年起仅是通过一项暂停执行令（moratoire）来维持。尽管南部山脉集中了法国 80 % 的大四眉草鸡，但该地区的种群数量每年下降约 2 %。

“我很难接受这个失败的结论，”鸟类保护联盟（Ligu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oiseaux）主席阿兰·布格兰-杜堡（Allain Bougrain-Dubourg）分析道，“这是一种伞护种，保护它就意味着保护了整个生物群落。”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实地参与者的良好协调，而这在孚日山脉的案例中显然出了问题。1978 年至 2005 年间在塞文山脉尝试重新引入大四眉草鸡的努力也未能成功，该地区的种群被认为处于灭绝边缘，且具体原因尚不明确。国家自然公园委员会（CNPN）物种与生物群落委员会主席尼尔斯·德·普拉孔塔尔（Nyls de Pracontal）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经验反馈。我们必须能够从这次孚日山脉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并继续努力减轻对自然环境的压力。”

德尔菲娜·鲁考特（DELPHINE ROUCAUTE）

近一半迁徙鸟类物种数量下降

国际鸟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估计，在 1843 种长距离迁徙的鸟类中，有 45 % 的物种数量正在减少

2024 年，细嘴杓鹬的灭绝象征着依赖多种生态系统的迁徙鸟类所面临的威胁。这种拥有黑色长喙的涉禽每年两次往返于西伯利亚泰加林草原与北非之间，跨越数千公里。根据非政府组织国际鸟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于 9 月 11 日周五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一次峰会上发布的报告，在 1843 种迁徙鸟类中，总共有近一半（45 %）处于下降趋势。

这份每四年发布一次的世界鸟类状况报告首次聚焦于迁徙鸟类，并揭示了令人担忧的数据。在四条陆地迁徙路线中，物种下降最严重的是东亚-澳大拉西亚路线，该区域从北极延伸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该路线上迁徙的物种中有 53 % 数量在减少。

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是涉禽（也称为“岸边鸟类”），细嘴杓鹬就属于此类；此外还包括海鸟，例如巴利阿里剪水鹱，其主要威胁来自渔网。这些物种 58 % 的关键区域被评级为状态糟糕或非常糟糕。

“直接负责”

更令人担忧的是，大约 200 个物种（占候鸟分类群的 11 %）正面临灭绝威胁。这种情况在六条海洋迁徙路线上尤为严重，其中一些路线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空形成巨大的“8”字形，还有一条环绕南极洲的宽阔极圈环路。在 151 个海鸟物种中，有 63 个（42 %）受到了影响。

除了细嘴曲囊鹬，在过去 150 年中，至少还有两种候鸟已经灭绝：一种是旅鸽（也被称为“迁徙鸽”），最后一次被目击是在 1900 年，其庞大的种群数量曾使其在北美成为系统性狩猎的目标；另一种是拉布拉多海鸭，其最后的生命迹象可追溯到 1875 年。

另有四个物种被推定为已灭绝，但仍需通过新研究予以确认（牙买加信天翁、瓜达卢佩信天翁、爱斯基摩鹬和巴克曼林莺）。这些灭绝事件的共同点是都发生在美洲，细嘴曲囊鹬除外，它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在非洲和欧亚大陆上首个消失的鸟类。

虽然人为引起的气候变暖通过改变物种栖息地促成了这种全球性衰退，但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直接负责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土地管理方式、废物处理方式、化肥的使用以及土壤退化，”肯尼亚自然协会（Nature Kenya）执行主任保罗·马蒂库（Paul Matiku）强调，“而且目前这些因素对鸟类产生的影响可能比气候变化更大。”

行星健康

在威胁这些鸟类的主要因素中，国际鸟类保护协会（BirdLife International）科学主任斯图尔特·布查特（Stuart Butchart）提到了入侵物种，例如一个世纪前被引入亚南极马里昂岛（南非）的家鼠，它们耗尽了常规资源，开始捕食岛上 18 个鸟类物种的卵，随后是雏鸟，现在则是成年鸟，其中包括漂泊信天翁。

此外还有污染、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非法狩猎或不可持续的农业，尤其是在欧洲，农业集约化导致许多物种数量下降，例如云雀。斯图尔特·布查特指出：“关于新烟碱类杀虫剂的研究表明，它们会导致鸟类体重减轻并延迟其迁徙出发时间。”

“但我们知道解决方案，无论是保护关键的停歇地、停止盗猎，还是避免渔业中的误捕，”这位生态学家解释道。林鸽的例子或许最具说服力。在其种群数量崩溃之时，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达成的一项为期四年的狩猎暂停协议，使得其种群数量自 2021. 年以来增长了 40 % 以上。周五，国际鸟类保护协会及其合作伙伴网络签署了《内罗毕宣言》，该宣言承认候鸟是衡量行星健康的指标，并承诺签署方将建立一个生态连贯的受保护和修复站点网络。

“一只在秋天离开欧洲花园的鸟，三周后可能会在肯尼亚的一片湿地休息，而一名肯尼亚农民在注视着它，并决定这只鸟值得被保护，”保罗·马蒂库强调，“这种伙伴关系带来的，是分布在同一条路线上的同事们开展同样的工作，以确保我们在这里付出的努力不会在其他地方被浪费。”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该非政府组织已筹集到 60 亿美元（51.60 亿欧元）的融资承诺。

D. RO.

在“布恰屠夫”的巢穴中

2022年3月，阿扎特别克·奥穆尔别科夫的手下在基辅地区实施了针对乌克兰人的大屠杀。《世界报》循着这位上校的足迹，来到了安德里夫卡的一所学校，他曾在此下达命令。

安德里夫卡（乌克兰）- 特派记者报道

在安德里夫卡，鹳鸟刚刚离开巢穴，垂柳开始泛黄。今年夏天在祖父母家后院或兹德维日河畔玩耍的孩子们，已经回到了学校。学校位于一条国道旁，这条路将这个乌克兰小村庄劈开，向南和向东延伸，通往60公里外的基辅。在兼作避难所的地下室里，计算机课程已经恢复。不久后，这里还将举行新的义卖活动，通过售卖蛋糕为乌克兰军队筹集资金。

安德里夫卡的开学季在人数减少的情况下进行。2022年之前，这里有1200名居民，现在仅剩600人。“自俄罗斯入侵以来，村里只有三个孩子出生，今年也只有三个新生儿……”学校校长列昂尼德·霍缅科解释道，他在2022年底被召回救援，而当时他已经退休。在大厅里，一块教学板向6-15岁的孩子展示反步兵地雷（压力式、碎片式）、各类手榴弹或反坦克火箭弹的复制品，形式就像植物图谱一样。自2022年以来，安德里夫卡的人们不得不奋起自救：许多居民留在国外生活，而如今，人们必须生活在被无人机划破的天空下，这些无人机沿着北边130公里的白俄罗斯边境飞行。而四年前，灾难正是从那里降临的。

在2022年2月27日至3月30日之间，安德里夫卡被占领了一个月。26日，就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发起旨在“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两天后，一支长长的俄罗斯装甲车队穿过了村庄：这些部队此前已在白俄罗斯南部集结一个月，进行一系列“演习”。它们旨在增援通过直升机部署在乌克兰首都机场的俄罗斯伞兵，并计划在三天内斩首基辅政权。但跑道被摧毁，俄罗斯军队和物资的登陆受阻。2月27日，安德里夫卡的居民意识到，这一次，坦克在他们家门口停了下来。俄罗斯士兵占据阵地，将装甲车伪装在房屋之间，建立武器仓库，并开始搜查住宅，为指挥部寻找安全的掩体。

当《世界报》于2022年5月——即乌克兰军队将其解放一个月后——访问这个村庄时，到处仍埋有地雷。在被敌方坦克履带压毁的主路（梅利亚街）两旁，一片混乱：房屋被撕裂或被“渐进”式（Grad）和“飓风”式（Ouragan）导弹轰炸，市立托儿所化为齑粉，大门、围栏和电线杆横卧在泥泞中，路边是烧焦的汽车残骸，花园被装甲车摧毁……这片布满坑洼和波纹钢围栏的乌克兰乡村，在苏联解体三十年后仍留有苏联主义的痕迹；而现在，它看起来像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动的那些肮脏战争中的景象。震惊的村民向我们讲述在后院或田野中匆忙掩埋的尸体，在谷仓或地窖中发现的遗体，以及 summary 处决。被俘的平民向我们展示他们遭受酷刑的痕迹。但当时谁会倾听他们的声音？因为在开车（或开坦克）半小时路程外，布恰街头被处决并被遗弃、双手被绑的男女图像——超过450具尸体——正传遍全球。

安德里伊夫卡（Andriïvka）的学校在肉体上承载着长期占领留下的新鲜印记。“你们没有给我们选择”，黑板上写着这样的话——这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教条。在教师办公室里，一本厚厚的乌克兰语字典被一颗愤怒的子弹击穿。教室里的录像机被洗劫一空。地下室则呈现出最令人震惊的景象：用学生课桌临时搭建的床铺像宿舍一样排列着。“Akhmat sila”（“阿赫马特就是力量”）：这句向车臣现任领导人、格罗兹尼的土皇帝拉姆赞·卡德罗夫之父阿赫马特·卡德罗夫致敬的车臣口号，依然用巨大的俄文字母刷在门上。一份被遗弃的切尔诺贝利导览手册：是部队几天前经过这座核灾难之城的纪念品吗？在儿童洗手池里，一次性剃须刀旁边，散落着浓密的黑色胡须团。

深陷在玉米地中的安德里伊夫卡，究竟为何会被如此毁容？为何房屋被搜查，车辆被没收，学校屋顶上部署了狙击手以监视平民的动向，且在每户人家中进行巡逻和搜查以追踪乌克兰军队的退伍军人？为何这些男人仅仅因为口袋里有一部手机，或者仅仅因为穿着一条普通的卡其色裤子，就被折磨或被一枪击中后脑处决？对于这些可怕的叙述，几乎没有答案。这个小村庄里隐藏着什么秘密？

在前往“基辅之战”的路上

诚然，安德里夫卡（Andriivka）位于从该国西北部（原华沙路线）通往乌克兰首都的轴线上。这条被称为“基辅之战”的道路：俄方经历了37天的激烈战斗，旨在夺取首都并安插一名傀儡总统；而乌方则致力于防止整个国家在几小时内落入敌手。

离开该村向首都方向延伸，是一系列将留在历史中的城镇：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马卡里夫（Makariv，它将名字留给了一场拯救乌克兰首都的关键战役）、工业城镇博罗地亚卡（Borodianka，其布满弹孔的高层建筑至今仍令该国心有余悸）。尤其是基辅那些林木葱郁且已中产化的郊区，那里曾有精美的餐厅——伊尔平（Irpine）、布恰（Boutcha）……这些都是侵略者推进轴线上的站点，每一处都承载着阴森的记忆。

“在占领期间有24名村民死亡，其中14人被处决，按比例计算，我们遭受的人员损失比布恰（战前有38 000名居民）还要严重，”在2026, 这个夏天，为我们打开安德里夫卡小市政厅大门的人淡淡地说道。维塔利·切尔卡索夫（Vitaly Cherkasov）紧急接替了安纳托利·基博凯维奇（Anatoli Kyboukevytch）的职务，后者是一位面容疲惫、手机始终贴在耳边的市长，曾在2022年接待过我们。“他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他的继任者讲述道，“自从被占领后，他就抱怨胸口有刺痛感，然后，在2023, 3月24日，他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51岁。”两人都是英雄：直到2022, 3月中旬，在手机信号尚未被干扰之前，他们一直向马卡里夫的一名乌克兰指挥官汇报敌军动向，并从安德里夫卡的高地引导试图撤离村庄的村民。随后，维塔利·切尔卡索夫开始协调粮食援助。

这场战争已经深刻影响这位61岁壮汉的生活四年半之久。他的妻子因经历过占领军为了在森林中寻找丈夫而进行的模拟处决而深受创伤，目前留在德国生活。现在，他与一只因炮弹碎片而失明的牧羊犬独自留在安德里夫卡。他放弃了往返基辅的行程：2025, 7月7日，他担任技术主管的汽车车身厂被一枚“见证者”（Shahed）无人机击中。三周前的6月17日，一枚巡航导弹击中了首都的一栋大楼，那里有他的家庭三居室——造成23人死亡。今年7月19日，公寓的窗户再次被两枚弹道导弹的冲击波震碎。“这一次，国家无法再赔付了。我们将用塑料薄膜封窗过冬……”市长深知其中的艰辛：他每天都要接收自己管辖区居民的诉求。“没有什么进展能快到令人满意，每个人都在抱怨……”

他脑海中记得所有关于这场灾难的数据。在安德里夫卡的350栋房屋中，60栋被完全摧毁（其中一些是被乌克兰军队为了打击驻扎在村内的俄军装甲车而炮击摧毁的），250栋受损（在市长办公室里，天花板在摇晃）。但面对袭击该村的惨剧，这些废墟又算什么？维塔利·切尔卡索夫在市政厅前竖起的一块大牌子上，排列着24名死者的肖像，并写着这样一行字：“战争夺走了这些同胞的生命。”其中约一半的人死于袭击——有时是间接导致的：他的岳母在一次中风后已残疾，在一枚“梯度”（Grad）导弹击穿她的卧室墙壁三周后，死于颅脑创伤。一名妇女因缺乏药物死在地下室，另一名妇女在炮弹爆炸后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

令人震惊的是，超过一半的受害者是被处决的。市长向我们展示了一张覆有塑料薄膜的村庄航拍照片，上面像阴森的鹅卵石游戏格一样，标注着死亡地点以及 14 名被杀平民的名字：安德烈·科斯泰茨基（Andriy Kostetskyi）、安东·伊申琴科（Anton Ishchenko）、伊戈尔·萨夫兰（Ihor Savran）、弗拉基米尔·波扎尔尼科夫（Volodymyr Pozharnikov）、叶夫根·斯特帕纽克（Yevhen Stepaniuk）、尤里·克拉夫切尼亚（Yu-riy Kravtchenya）、安德烈·鲁登科（Andriy Rudenko）、奥列克西·切尔科夫斯基（Oleksiy Cherkovsky）、伊戈尔·叶尔马科夫（Ihor Yermakov）、伊万·里比茨基（Ivan Rybytskyi）。还有瓦迪姆·哈纽克（Vadym Hanyuk）、维塔利·基布凯维奇（Vitaliy Kybukevych）和

鲁斯兰·亚雷姆丘克（Ruslan Yaremtchuk），这三人于 3 月 12 日在半小时内，在自由街（rue Svoboda）自家的院子里被强迫跪下，后脑或前额中弹身亡。名单中还包括叶夫根尼·皮斯科廷（Yevhenii Piskotin），他是一名红十字会志愿者，可能在安德里伊夫卡（Andriïvka）附近被俘，随后被发现死亡，当时已瘦得皮包骨头……

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夏日的微风吹动白桦树叶，映照着绯红的樱桃树，安德里伊夫卡市长同意陪同我们走访这条死亡之路上的各个“站点”。这里是伊戈尔被发现时所在的电变压器脚下；那里是奥列克西·切尔科夫斯基被发现时所在的田野尽头的炮弹箱……在自由街上，一名眼神空洞的男子在长椅上透气。正是他，不顾占领者的禁令，将他的三位邻居埋在了他们的花园里。“我的姐夫瓦迪姆 [哈纽克，29 岁的电工]，他就埋在这里，在这棵杏树下，”路德米拉·托罗皮（Ludmila Toropiy）在几户人家之外指着一块土方说道，“奇怪的是，从那以后，这里的草就再也没有长出来……”

一份被遗弃的“行动总结”

村长认识村里的每一个家庭，因此他独自就明白了他们面对的是谁。因为在溃逃过程中，驻扎在安德里伊夫卡（Andriïvka）的俄罗斯部队留下了一系列线索。在2022年5月，《世界报》曾在梅利亚街（rue Melia）95号的一间地窖架子上，发现了三页被一名俄罗斯军官遗忘的笔记本页，其中提到了正在进行的“zatchistka”：字面意思是“清理”，这是俄罗斯军队用来指代对房屋进行系统性搜查并清除敌人的军事术语。在学校的地下室里，占领者还留下了将行动区域划分为“扇区”的作战地图，每个扇区都与动物名称相关联（螳螂、短吻鳄、羊驼、海豹……）。安德里伊夫卡位于被命名为“Losos”（“三文鱼”）的扇区内。

此外还有一份珍贵且鲜为人知的文档，新任村长维塔利·切尔卡索夫（Vitaly Cherkasov）同意向《世界报》展示一份副本，该原件在交给 SBU（乌克兰安全局，自2024年起在当地开展调查）特工之前已完成复印。这是一份同样在匆忙中被遗弃的“行动总结”。其页眉（“安德里伊夫卡 – 指挥所，20时，2022年3月4日”）明确标明了占领该村旅级的指挥所位置；文档底部由其副手“参谋长 S. Dmitrenko”以及“第64独立旅旅长 A. Omourbekov”签署。

阿扎特别克·奥穆尔别科夫？第64摩托化步兵旅？维塔利·切尔卡索夫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就能知道是谁占领了他的村庄。该旅（军事单位 51460，隶属于第35集团军，一支来自西伯利亚和俄罗斯东部的军事力量）驻扎在俄罗斯远东靠近中国、由斯拉夫人、亚洲人和穆斯林组成的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在乌克兰已经臭名昭著。

学校的墙上 刻着 长期占领的 新鲜印记。 黑板上写着： “你们没有 给我们选择”

早在2022年4月，在布恰（Boutcha）和伊尔平（Irpine）地区刚刚获得解放后，该国情报部门就确认了参与 21 世纪欧洲最严重大规模罪行之一的两支部队：空降兵方面是第234空降突击团；步兵方面则是奥穆尔别科夫率领的第64摩托化旅。

SBU、GUR（该国军事情报局）和乌克兰总检察院在2022年4月初公布了涉嫌在布恰实施罪行的俄罗斯军人名单。随后，来自 InformNapalm 集体（一个通过开源渠道调查俄罗斯军队活动的乌克兰志愿者组织）的成员提供了这支著名的第64旅士兵的详细名单，包括姓名、军衔，有时还包括住址。多个西方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德国）对该旅的领导层实施了制裁。其中当然包括其旅长，他随即被绰号为“布恰屠夫”。

根据俄罗斯官方资料，阿扎特别克·奥穆尔别科夫出生于现乌兹别克斯坦的努库斯，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地区长大，随后进入位于西伯利亚的切利亚宾斯克坦克学院学习。在极少数可获取的照片中——均为在阅兵和军事游行期间拍摄的快照——这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拥有乌黑的头发、古铜色的皮肤，以及中亚民族典型的微眯眼睛。当时他还是名学生，但在1995年初格罗兹尼被围困期间，他所在的旅被部署在该市郊区。据记录，他在2014年强行吞并克里米亚半岛期间以及在顿巴斯地区出现。据称，他在2016年被授予“参加叙利亚军事行动奖章”。

他是俄罗斯陆军的纯正产物，但内心被普京版本的“大俄罗斯”救世主义所占据。“在全能者的祝福下，我们希望完成祖先的事业”：2021年11月，就在发起乌克兰攻势之前，他在由哈巴罗夫斯克（其部队驻地）东正教主教主持的仪式上接受了祝福，并在仪式结束后发表了被《泰晤士报》报道的言论：“武器并不是最重要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大多数战斗是靠灵魂来打的。”

作为一名刽子手，阿扎特别克·奥穆尔别科夫拥有极其阴险的武器——谨慎的本能。与所有战争罪犯一样，他避免公开露面，掩盖面容，并竭力不给下达的命令留下任何痕迹。在入侵顿巴斯以及2014年Bellingcat等新型调查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兴起后，弗拉基米尔·普京随后签署了一项法律，禁止现役军人使用智能手机以及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照片或视频。然而，乌克兰情报部门在2022年截获了俄罗斯各旅之间的通信。在独立调查媒体“自由电台”（Radio Svoboda，自由欧洲电台乌克兰分部）于3月上线的一部纪录片中，可以清晰地听到“Zveno”（意为“环节”，这是由一份机密国防文件确认的奥穆尔别科夫的无线电呼号）的声音，例如他在宣布俄罗斯特种部队抵达利皮夫卡（Lypivka）和安德里伊夫卡（Andriïvka）村庄时说道：“让他们工作吧。所有看起来可疑的人，直接击毙并带走。”

“在俄罗斯军队中，一个旅的人数在3000到5000人之间，”安德里伊夫卡市长详细介绍道，“大约400名第64旅的成员驻扎在我们这里：包括补给员、炮兵、步兵、防空部队、联络官……”根据市长在2022年收集的一份证词，一名俄罗斯将军——“很可能是第35集团军的将军”——曾到访此处。至于学校墙上绘制的向卡德罗夫致敬的涂鸦，市长坚称那是“阿赫马特部队”所为。“车臣人开着白色SUV，在轰炸期间到处寻找掩护。每次他们都像狗一样标记自己的领地。”

“我承认所犯下的罪行”

“那些部队不停地巡逻，”市长强调道，《世界报》在今年夏天对其进行了十多次采访，“唯独他们的指挥官，一直躲在我们的学校里。”布恰（Boutcha）的大屠杀已被从各个角度剖析——纪录片、虚构作品、Netflix剧集，但谁能想到安德里夫卡（Andriïvka）竟是那个阴森的“布恰屠夫”的巢穴？一名来自第64旅的俄罗斯士兵证实：奥穆尔别科夫在2022年3月的“整个”月份都住在该学校的“地下室”里。这一信息是由一名年轻的红发纹身下士达尼尔·弗罗尔金（Daniil Frolkin）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透露的。他在一次漫长的视频采访中坦白了这一切，而这次采访源于一个关于列昂尼德·乌多德（Leonid Udod）智能手机的离奇故事。弗罗尔金2022年时年仅21岁，来自西西伯利亚一个贫困地区，并于2020年参军。

这位村民大约在二十年前退休，离开首都定居在安德里夫卡，住在他的妻子塔季扬娜·帕夫洛夫娜（Tatyana Pavlovna）出生于1952年的房子里。俄罗斯士兵出现在他们门前。“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现在还起鸡皮疙瘩，”塔季扬娜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说：‘我们来是为了对抗泽连斯基和纳粹。’他们还解释说基辅已经陷落了。”有些人搜查房屋，另一些人没收了停在院子里的灰色“日古利”（Lada）——一款苏联的“早期型号”。手机是奥穆尔别科夫的执念，列昂尼德·乌多德的三星手机也被没收了。

一个月后，在安德里夫卡被解放时，他找回了自己的手机。乌多德夫妇的一位邻居在花园里发现了这部仍有电的手机，那些醉醺醺的掠夺者当时一定是不小心将其掉落。但当塔季扬娜再次打开相册时，里面空无一物。“孩子和孙辈的照片都没了，全部被删除了。”然而，这对夫妇惊讶地发现了25张未知的照片：那是四名俄罗斯人的25张自拍，他们戴着太阳镜、FPV面罩或将帽子压到耳朵根，处于隐匿模式。其中一人手臂上戴着白色臂章（占领者的识别标志），拿着一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摆姿势；另一人则将从一名安德里夫卡村民那里偷来的卫国战争老兵勋章别在自己的作战服上……

2022年夏天，34岁的俄罗斯调查记者叶卡捷琳娜·福米娜（Ekaterina Fomina）前往安德里夫卡。她自2022年3月起流亡，拥有在乌克兰的记者证，正致力于一项关于战争罪行的调查。她会见了这对夫妇，并通过社交网络和人脸识别网站（利用公布的名单）确认了这四名来自第64旅的年轻军人：21岁的狙击手德米特里·丹尼洛夫（Dmitry Danilov，一名眉间有小疤痕的高个金发男子）；20岁的鲁斯兰·格洛托夫（Ruslan Glotov），来自阿穆尔地区，在部队担任司机（在TikTok上，他的女友指甲上装饰着“Z”——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符号）；2022年时21岁的伊万·舍佩连科（Ivan Shepelenko），来自楚科奇自治区（欧亚大陆最东端）的阿纳德尔。以及那个佩戴着1941-1945年勋章的红发年轻下士达尼尔。

2022年7月20日，通过即时通讯软件Viber联系时，他及其同僚仅对这位自由记者作了简短回应。但几个小时后，达尼尔·弗罗尔金因对指挥部计划将该旅送回赫尔松乌克兰前线而感到非常愤怒，他改变了主意，回电给这位异见记者，并要求记录这次从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当时其部队所在地）发起的视频通话。“我，第51460号军事单位的士兵，卫队下士达尼尔·安德烈耶维奇·弗罗尔金，”这个红发青年在两口烟之间清晰地说道，“我承认在安德里夫卡所犯下的罪行：枪杀平民、抢劫他们、没收他们的手机……”

他承认在2022年3月12日枪杀了斯洛博达街（rue Sloboda）三名受害者之一的鲁斯兰·亚雷姆丘克（Ruslan Yaremtschuk），后者是一名47岁且热爱摄影的泥瓦匠，枪杀的借口是该村民涉嫌传递俄罗斯车队的坐标。“我只是让他走出房子（...）。我对他说：‘往前走’。他往前走了。我说：‘跪下’。”随后他向其头部开了一枪。他愤愤地表示，当时他可能是在对那些“完全不把士兵当回事”的指挥层感到愤怒。记者叶卡捷琳娜·福米娜（Ekaterina Fomina）在电话中表示：“我认为他是为了参加军事演习而参军的，没想过要在前线作战。”这名年轻的下士向她列举了旅级领导层名单，并强烈希望他们受到“惩罚”：首当其冲的是奥穆尔别科夫，以及该旅的“二号人物”德米特伦科（Dmitrenko），后者在学校地下室发现的文件上共同签署了姓名。

一切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安德里伊夫卡（Andriivka）确实是2022年3月在基辅西北部地区发生的大屠杀的中心。在学校的地下室里，奥穆尔别科夫看着囚犯经过，并命令他的助手和士兵杀害布恰（Boutcha）和伊尔平（Irpine）的平民。由于在乌克兰的防御面前受阻，且在基辅地区停滞不前无法攻占首都，这名第64旅的指挥官在他将其作为总部的这个小村庄里，同样地展现了他的残暴、仇恨和偏执。几个月前公布的录音显示，正是他下令洗劫乌克兰村庄，并在撤退时在身后路段埋设地雷。

2022年4月18日，在这些针对平民的罪行发生不到三周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因其“大规模的英雄主义、勇敢、坚韧和勇气”，授予第64摩托化旅“卫队旅”的荣誉称号：这一荣誉继承自彼得大帝的禁卫军，斯大林在1941年后将其用于奖励红军中最英勇的部队。同一天，奥穆尔别科夫被授予“俄罗斯英雄”称号。2022年底，他被任命为哈巴罗夫斯克东军区第392训练中心的负责人，且自2023年起，他每年5月9日（苏联胜利日）都会率领坦克纵队参加阅兵。根据同样的政府消息来源，他在2025年6月被晋升为少将。普京的宣传机器已将奥穆尔别科夫完全纳入官方的英雄叙事之中。

而收集了下士弗罗尔金证词且目前潜逃在欧洲的记者叶卡捷琳娜·福米娜，则在2025年被缺席判处八年半监禁，罪名是“传播虚假新闻”。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也判处丹尼尔·弗罗尔金（Daniil Frolkin）五年半的可调整缓刑，但这并非因为他谋杀了亚雷姆丘克，而是因为他承认了该罪行并声明是接到了命令。

相反，没有任何政府来源证实2026年4月曾发生的一起针对奥穆尔别科夫的炸弹袭击企图，该袭击据称发生在他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居住的驻军城市55号楼入口处。与乐于在俄罗斯版Facebook（VK）上露面的妻子不同（她参加了哈巴罗夫斯克“2025年度女性”竞赛），奥穆尔别科夫喜欢隐藏在阴影中。哈巴罗夫斯克当地的Telegram频道显示，他在6月1日儿童节期间与孩子们合影：如果这张照片是真实的，这就是关于这位“屠夫”最近的唯一消息，而他当年就躲在安德里伊夫卡学校的地下室里，命令他的旅杀害伊尔平（Irpin）和布恰（Boutcha）的平民。■ ARIANE CHEMIN

左图：7月9日，安德里伊夫卡的一位居民站在自己的房子前，当时该房屋在2022年3月被俄罗斯士兵占用。 右图：2022年5月25日，《世界报》发现的安德里伊夫卡学校地下室。 GUILLAUME HERBAUT 为《世界报》拍摄

像所有战争罪犯一样，阿扎特别克·奥穆尔别科夫一直避免公开露面，掩盖自己的面孔

席琳·迪翁在巴黎舞台上重生

这位来自魁北克的巨星情绪激动，在 Plenitude Arena 为 30 000 名观众带来了一场包含 25 首曲目的演唱会

音乐

她的嗓音能否承受如此巨大的挑战？这是席琳·迪翁（Céline Dion）的粉丝们在 9 月 12 日（周六）最关心的问题。这是这位魁北克流行巨星在楠泰尔（Nanterre）计划于 2027. 5 月前举办的 26 场演唱会中的首场。真相时刻在返场环节到来。这位 58 岁的女歌手身着皮革抹胸，面对困难毫不退缩。

在她面前的是一首充满戏剧色彩的经典之作——《All by Myself》，这首由美国情歌歌手埃里克·卡门（Eric Carmen，1949-2024）创作的慢歌基于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 n°2,》的一段旋律，席琳·迪翁曾在 1996. 为其演绎过一个令人难忘的版本。在缺席六年重返舞台后，席琳·迪翁在曲目选择上毫无保留，此前她演唱了出自阿尔弗雷多·卡塔拉尼歌剧《瓦莉》（La Wally）的《Ebben? Ne andrò lontana》。在演唱这首由她的偶像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使其永恒的咏叹调时，她身着一件粉色羽毛装，周围飘落着人造雪花。

由于长期被隔绝在深爱的观众之外，这位曾经的隐居者在《All by Myself》中竭力呐喊，表达她再也不愿孤独的渴望。她的“Anymore...”以无伴奏形式起势，通过改变最后一个音符，在管弦乐队的接力支持下，达到了高亢的 F 音。这位天后幽默地表示，能够再次完成这一高难度挑战让她感到如释重负。在这次共同度过的首个夜晚之后，剩下的就是通过最后一次与人群的共鸣来告别。她演唱了两首由让-雅克·戈德曼（Jean-Jacques Goldman）创作的热门金曲：《Pour que tu m'aimes encore》和《S'il suffisait d'aimer》。

两小时十五分钟的演唱会，共 25 首曲目，由十余名音乐家伴奏。这位来自蒙特利尔附近小镇夏乐门（Charlemagne）的“夜莺”确实找回了她的歌声，满足了她在 2024, 7 月 26 日巴黎 2024. 奥运会开幕式上奇迹般现身时所激起的期待。不过，由让-雅克·戈德曼创作并于 4 月发行的过时单曲《Dansons》在一定程度上给观众泼了冷水。

9 月 12 日，席琳·迪翁在 Plenitude Arena 的舞台上。AURÉLIEN MORISSARD / AP PHOTO

这首歌被演绎了——而另一首更有前景的新曲《Bonjour, pardon, merci》则被舍弃——但决定本次演出基调的并非这首甜腻的摇篮曲，而是一场在摇滚（没错，确实是）和福音音乐庇护下的节目。这足以让她的崇拜者们重新振作，他们一直陪伴她度过自 2022. 起经历的种种磨难。当时她得知自己患有僵人综合征，这种疾病威胁着她的嗓音，并迫使她取消了一次因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已经推迟的欧洲巡演。

相对的克制

如今，情况已大不相同。一种“席琳狂热”（célinemania）席卷了法国，充斥着媒体领域，并让那些对其风格依然反感的人感到不适。事实上，人们对这位加拿大人的狂热程度，甚至比“李斯特狂热”（lisztomanie）和“披头士狂热”（beatlemania）这些历史现象更为盲目。在 1960 年代中期，人们曾声称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帮助恢复了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而席琳·迪翁在宣布将定居巴黎进行复出以来，则被认为将引发法国首都的旅游业繁荣。

遗憾的是，这次演出地点缺乏拉斯维加斯 Colosseum 剧院那种宏大的庸俗感（kitsch grandiose）——这座模仿罗马斗兽场而建的剧院是为她量身打造的，她曾两次在此驻唱，分别在 2003 年至 2007 年以及 2011 年至 2019 年。此外，人们已经不确定该如何称呼这座位于拉德芳斯（la Défense）北美风格摩天大楼群附近、欧洲最大的室内场馆了。它已经改名三次：Arena 92、U Arena、Paris La Défense Arena，而在被美国演出巨头 Live Nation Entertainment 收购后，又变成了 Plenitude Arena。而席琳·迪翁的演出则是由其竞争对手 AEG Presents 制作的。

正是在这个场馆中，席琳·迪翁将拉斯维加斯的一种传统引入法国。这种传统曾长期被视为演艺圈的“大象坟场”，而如今已蜕变为全球化文化旅游的极致之作——尽管其碳足迹令人堪忧。这次演出的规模更大，因为在楠泰尔（Nanterre），每周举办三场演唱会，每场有 30 000 名观众入座，而 Colosseum 剧院的容量仅为约 4 000 个座

“查理曼的夜莺”确实找回了她的歌声，实现了巴黎 2024 年奥运会期间产生的期待

位。总计预计将有 800 000 人见证席琳·迪翁的复出。

这位歌手及其团队聪明地根据东道国的特点调整了方案，呈现了一场相对克制的演出。在经常出现在她下榻的巴黎豪华酒店皇家蒙梭（Royal Monceau）门前，并偶尔与忠实粉丝一同唱歌后，席琳·迪翁终于在周六重新登台——这是她自 2020 年 3 月 8 日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演出以来，首次重返舞台。可以理解，当她身着迪奥（Dior）礼服、佩戴 l Boucheron 项链，梳着优雅的发髻，身影缓缓穿过幕帘时，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之情。在她面前，是如海洋般闪烁的数字荧光灯。在钢琴师斯科特·普赖斯（Scott Price）的陪伴下，她在演唱《On ne change pas》的第一段之前做了一个祈祷的手势。观众的欢呼很快让她热泪盈眶，以至于在唱到提及查理曼那个“瘦弱小女孩”的重复段落时出现了失误。

“我想歌颂生命”

在鞠躬之后，她像突然感到不适般地用扇子扇风。“非常感谢！我曾答应过自己不要哭，”这是她对观众说的第一句话，而观众们奇怪地开始齐声高唱《Seven Nation Army》的标志性旋律，那是来自白色条纹乐队（White Stripes）的一首体育场赞歌。

随后，再次演唱了戈德曼（Goldman）的作品，是一首名为《Destin》的摇滚民谣，风格类似于《Je te donne》，由两把吉他引导，一把电吉他，另一把由一名像德鲁伊一样的人物持有的原声吉他。由蒙特利尔设计师威洛·佩龙（Willo Perron）设计的“新时代”风格布景，其巨石阵般的造型使其看起来像巨石阵（Stonehenge）。

“终于，是真的，我们在这里，”主持人随后欣喜地说道，“这是一个承诺，我现在就站在这个我如此深爱的城市舞台上。今晚，我想为你们唱，为我自己唱，歌颂生命。”随后她切换到英语，感谢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据称这些人占到了预告观众人数的三分之一。接着演唱了电影《私人与机密》的歌曲《Because You Loved Me》（1996），四名合唱歌手登场，她开始了第一次高亢的演唱，呈现出一种波动起伏的旋律感。

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戈德曼继续提供了大部分曲目——《Encore un soir》、《Les derniers seront les premiers》，以及《J'irai où tu iras》、《Ne bouge pas》和《Dans un autre monde》等布吉摇滚曲风的作品——这些曲目与英语热门歌曲交替演唱，如《The Power of Love》或不可或缺的电影《泰坦尼克号》（1997）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席琳·迪翁在小女孩与保护者的母亲角色之间轮番切换，虽然她确实失去了往日的爆发力，但这种脆弱感让她更具人性。这迫使她更多地去“褪去华丽”（déchanter），正如让-雅克·戈德曼（Jean-Jacques Goldman）曾经要求她的那样。直到在演唱《The Chase》时出现了一次假启动，但这看起来完全是刻意为之。

随后还有唐娜·莎玛（Donna Summer）的迪斯科金曲《I Feel Love》，用以开启一段串烧，最后以尤力米克斯乐队（Eurythmics）的《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is)》收尾，以及一段福音音乐序列，现场有不少于18名身着长袍的合唱员，宛如在哈莱姆区的浸信会教堂中，旨在肯定“爱可以移山”。并让人想起让-雅克·戈德曼在1998年为她预言的那样：“当我们翻开回忆之书 / 我将歌唱，我将歌唱，我将歌唱，我将永远歌唱。”

布鲁诺·莱斯普里（BRUNO LESPRIT）

席琳·迪翁，楠特尔，Plenitude Arena。演出至2027年5月。票已售罄。

演唱会前，粉丝们泪水、兴奋与期待交织

现在是13点，席琳·迪翁在楠泰尔 Plenitude Arena 的演唱会将于19点30分举行，但13岁的桑蒂娜（Santine）已经在流泪了：“能见到席琳……是我一辈子的梦想，”她在两次抽泣之间低声说道。“她从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听席琳·迪翁了，”来自阿雅克肖的母亲阿德琳（Adeline）补充道，“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一天对她意味着什么。”我们绝不想破坏气氛，但事实上，桑蒂娜是在悲伤地哭泣。阿德琳和她的“超级粉丝”朋友们的门票（每张200欧元）被盗刷了。

票务网站 Ticketmaster 从前一天起就无法联系。尽管如此，迪安（Diane）和她的朋友们依然从欧塞尔以及比利时的那慕尔赶来，看看是否仍有机会参加这场“世纪”演唱会。专门处理争议的柜台在18点之前不开放，而桑蒂娜一直在不停地哭。“我在2020年就被坑过一次，”阿德琳继续说道，“当时新冠疫情取消了她所有的演唱会。”

对于那些持有门票的人来说，今晚是“大日子”，是“席琳（Céliiiine）”在离开舞台六年后的盛大回归。对于47岁的图卢兹画家让-马里（Jean-Marie）和45岁的家庭主妇妻子艾米莉（Emilie）来说，这是一场“童话”。最狂热的粉丝是让-马里，他从9点起就在演唱会场馆周围徘徊。为了“进入状态”，他已经喝了今天的第15杯咖啡。这是他第一次看席琳·迪翁的演唱会：“太震撼了。我从15岁起就是她的粉丝。一种瞬间的触电感。曾经有埃尔维斯，现在有席琳。我没能见到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所以面对席琳，我紧张得要命。”

41岁的邮递员卢卡什·库雷克（Lukasz Kurek）和40岁的销售员米哈乌·亚罗斯泽夫斯基（Michal Jaroszewski）是居住在威尔士的波兰人。他们通过购买一件50欧元的席琳·迪翁T恤、每人支付300欧元的门票、预订两晚酒店以及每份20欧元地吃了两块披萨，为参与法国的生产力复苏而感到“非常自豪”。他们读到，席琳·迪翁来到法国可能会产生

1 亿欧元的经济效益：“我们对此并不惊讶。这是一个巨大的事件。我们之所以来，是因为考虑到她的健康问题，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机会。”那么，是否有人担心这位巨星的嗓音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场演出，她状态会很好。”

狂热的激情

29岁的夏洛特在阿拉斯从事传播工作，为了这次场合，她穿了一件从远处就能看到的“亮片上衣”：“我们从未想过在经历了这么多不幸之后，她还能回来。她真的在奋斗。今晚一定会流泪的。”她是和同样身为粉丝的母亲一起开车来的：“我们复习了席琳的所有经典曲目。”

该如何定义这种对席琳·迪翁狂热的激情？来自圣布里约的53岁塞弗琳自1988年席琳凭借《Ne partez pas sans moi》赢得欧洲歌唱大赛以来就一直崇拜她：“她的美貌、她的歌曲、她的人生轨迹、她的个性……她与粉丝之间保持的亲近感是独一无二的。”

在拉德芳斯这场演出开始前几个小时——这是她计划在2027年5月前举办的16场演唱会中的第一场，门票已售出800 000张——26岁的穆罕默德也来到了现场，尽管他的门票是……10月份的：“我来（……）是为了买T恤。”穆罕默德住得不远，自称是一个“谦虚”的粉丝。也就是说？“我有朋友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席琳，他们会去拉斯维加斯。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我不能说自己是顶级的粉丝。”

今晚，在蒙吕松（上利埃省）从事公务员工作的50岁斯特凡妮“担心会中风”。到了这种程度？“是的，我担心自己无法承受这种冲击，因为我比较喜欢金属乐……而且我从未体验过坐在椅子上看演唱会……但不管怎样，席琳这辈子必须看一次。”

洛朗·特洛（LAURENT TELO）

威尼斯电影节：法国电影收获颇丰

来自法国的作品直面当代现实与时代病灶

梅尔维尔·普波（饰演 Léo）与戈尔希夫特·法拉哈尼（饰演 Tina），出自尼古拉斯·帕里泽导演的《午夜前夕》。PYRAMIDE DISTRIBUTION

电影

威尼斯（意大利）- 特派员报道

冗长的存在主义对话、一段婚外情、酒吧、剧院和博物馆里的场景。即便是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意大利），有时要认出一部法国电影并不困难。《午夜前夕》（Un peu avant minuit）是尼古拉斯·帕里泽（Nicolas Pariser，曾执导 2019 年的《爱丽丝与市长》）的新长片，入围竞赛单元，它几乎以一种漫画式的方式契合了国外对法国电影的刻板印象。

那么，由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担任主席、将于 9 月 12 日周六公布结果的评审团，是否会对片中关于一个垂死地社会党以及一个深陷内部民主困境的激进左翼的讨论产生共鸣？幸运的是，尼古拉斯·帕里泽的这部电影还有其他优势。影片围绕由梅尔维尔·普波饰演的一名前文化记者展开，他在父亲去世后，以 #MeToo 运动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青年时代。电影具有某种魅力，思想活跃，且捕捉到了政治气候沸腾的震颤，仿佛处于一场剧变的前夜，这些元素可以在国界之外引起共鸣。

与《午夜前夕》一样，在威尼斯放映的少量法国电影也在直面当代现实。对许多作品而言，这是从社会角度切入的。其中最成功的一部便是斯特凡·布里泽（Stéphane Brizé）入围竞赛单元的《一个好小兵》（Un bon petit soldat），由光彩照人的阿尔芭·罗尔瓦赫（Alba Rohrwacher）主演。这位意大利女演员的表演足以获得表演奖，她在片中饰演卡拉·莫雷蒂（Carla Moretti），一名离异母亲，也是一家法国保险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

她负责制作一段关于公司价值观的视频，在此过程中，她不得不处理针对一名高效女经理的员工骚扰指控。这部电影除了对“幸福官”（happy office managers）这一流行趋势进行喜剧化处理外，在探讨绩效崇拜所带来的深渊时，也显得令人心碎。

《15 / 18》（Cédric Kahn 导演）将观众带入一家公立医院的青少年精神科病房。

道德选择的问题同样贯穿于弗洛里安·泽勒（Florian Zeller）的《地堡》（Bunker）之中。哈维尔·巴登（Javier Bardem）在片中饰演一名著名建筑师，他被开出高价，受聘为一名富有的企业家在夏威夷建造一座巨大的豪华避难所。这个项目引起了他的妻子（由佩内洛普·克鲁兹饰演，一名理想主义且浪漫的文学编辑）的愤怒。绅士化、占据注意力的屏幕专制、富人的隔离主义……弗洛里安·泽勒以锐利且批判的目光审视我们时代的病灶，并巧妙地将其置于一种偏执的气氛之中。遗憾的是，影片最终屈服于一些虽然壮观但缺乏完成度的叙事选择。

中世纪童话

最后一部入围竞赛单元的法国电影《15 / 18》，由 Cédric Kahn 执导，将观众带入了一家公立医院的青少年精神科病房。在一群出色的年轻演员支撑下，影片在社会纪实与浪漫主义逃避之间略有摇摆。《15 / 18》仍包含许多令人心碎的场景，导演有力地捕捉到了青少年的心理创伤，其中许多人是性暴力的受害者，或遭受了父母严重的失职。

入选“作者日”（Giornate degli autori）单元的罗伯特·盖迪吉安（Robert Guédiguian）新片《今日之女》（Une femme aujourd'hui）呈现出类似的特质。这位马赛导演再次集结其御用演员团队，通过两条关于性暴力的交织叙事线展开故事。一方面，是一位痴迷于工作的年轻女企业家（Marilou Aussilloux 饰）在内心经历的动荡：在遭遇强奸后，她投身于一个帮助单身年轻母亲的收容所。另一方面，则是她的母亲（Ariane Ascaride 饰）发现自己出生于父亲与一名阿尔及利亚女佣的秘密结合。影片描绘了一个被种族主义、个人主义和贪婪所侵蚀的社会。

三部法国长片可归类为类型电影。特里斯坦·塞盖拉（Tristan Séguéla）执导的非竞赛片《一名优秀的律师》（Un bon avocat）是一部高效的惊悚片，讲述了一名深陷成瘾危机、生活颓废的律师收养了一名年轻实习生的故事。除了紧张的导演手法，该片最大的看点在于演员阵容，尤其是洛朗·拉菲特（Laurent Lafitte）与安东尼·巴容（Anthony Bajon）的搭档。

更为独特的是，热罗姆·皮埃拉（Jérôme Pierrat）执导的《钱》（La Moula）入选了“地平线”（Orizzonti）单元，该片采用伪纪录片形式，讲述一名记者潜入马赛一个黑帮团伙的故事，该团伙当时正在等待一批可卡因货物的抵达。这些在监视下的笨贼所经历的波折带有一种轻快且学生气的色彩，但这并不妨碍影片揭示一个令人不安的现状：帮派犯罪的群体正变得越来越年轻且暴力。

在威尼斯放映的法国长片直面当代现实

最后，在“作者日”单元闭幕式上呈现的是一个基调俏皮且大胆的创新项目：莱亚·多梅纳克（Léa Domenach）执导的《男人之皮》（Peau d'homme）。这部改编自 Hubert 和 Zanzim 漫画的作品，由克莱尔·波梅（Claire Pommet，简称 Pomme）、斯特凡·克雷蓬（Stefan Crépon）、卡琳·维亚尔（Karin Viard）和卡特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主演，形式上是一部带有坚定女权主义色彩的中世纪音乐童话。布朗什公主在片中装扮成男性，以了解她的未婚夫，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了禁忌之爱的快乐。

是让所有人享有风俗自由，还是回归到压抑的宗教严苛主义——在令人不安的干旱背景下，这个 15 世纪的小王国必须做出抉择。虽然这部长片在精彩的开局之后出现了一些节奏下滑，但它确认了莱亚·多梅纳克在法国喜剧领域独树一帜的地位。这位导演在此证明了她有能力为雅克·德米（Jacques Demy）式的幻想风格注入青春活力。

鲍里斯·巴斯蒂德（BORIS BASTIDE）

一届极具政治色彩的获奖名单

由丹麦-埃及裔导演梅·图基（May el-Toukhy）执导的电影《未知女人》（Woman Unknown）荣获金狮奖

威尼斯（意大利）- 特派记者

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总能将悬念保持到最后一刻。继去年出人意料地将金狮奖授予吉姆·贾木许（Jim Jarmusch）的《父母姐弟》（Father Mother Sister Brother）之后，梅·图基的《未知女人》在9月12日（周六）打破预测，赢得了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最高奖项。在此之前，该片已为女演员马蒂尔德·阿尔塞尔（Mathilde Arcel）赢得了一项最佳女演员奖，而整个获奖名单呈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七届电影节中第四次由女性导演赢得金狮奖。这一统计数据尤为罕见，因为今年在21部竞赛片中，仅有两部是由女性独立执导或共同执导的。

《未知女人》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纳粹占领结束不久后的丹麦，讲述了一名女佣即将通过嫁给雇主而改变社会阶层，但此时一个与她过去相关的可怕秘密威胁要破坏她的计划。这部电影与第83届电影节的主题完美契合，本届电影节痴迷于探讨道德选择的问题：一部分人逐渐屈服于邪恶的诱惑，而另一部分人则学会质疑周围的环境以进行反抗。

在领取奖项时，丹麦-埃及裔导演梅·图基（其2019年作品为《心之女王》 / Queen of Hearts）解释说，她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那些“隐形且失声的女性”致敬，在片中“女性的身体是一个战场”。她赞扬了评审团主席、美国演员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关于在电影工业中促进更多性别多样性的发言，并将该奖项献给她的青春期女儿：“把头从手机里抬起来，看看你的周围，用你的声音拒绝任何非人化对待，为那些被抛弃和被禁声的人发声，”她总结道。

一个暴力的世界

热门候选作品，由李沧东执导的《可能的爱》（Possible Love）仅获得了评审团大奖。至少这部非常出色的电影——它以细腻的手法探讨了工人阶级的消失，以及他们被资产阶级拜物化和剥削的现象——其遭遇比该导演之前的杰作《燃烧》（Burning）要好，后者在电影节上不幸空手而归

在领取奖项时，这位电影导演解释说，她希望向那些“隐形且失声的女性”致敬

2018年的戛纳。这位韩国导演表示，他将这座奖杯视为继续探索这些思考的鼓励，“在人类之间的联系正被切断的时代”。希望他的下一部电影不需要再等待八年。

另一部大热门作品《Naza》获得评审团特别奖，这是一部从内部讲述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对平民进行系统性杀戮的纪录片。在长时间的起立鼓掌中，以色列记者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与共同导演瑞秋·索尔（Rachel Szor）一同提醒道，本周已有六名巴勒斯坦儿童在袭击中丧生，并主张正是对这些罪行的否认才使其得以持续。在点名批评意大利和德国政府支持以色列之前，他向在加沙遇难的数百名记者致敬。

政治议题在颁发给伊利亚·赫里亚诺夫斯基（Ilia Khrjanovski）的《Dau》的最佳导演银狮奖中再次出现，后者已放弃俄罗斯国籍。这部时长超过三小时的电影是多年工作的成果，涉及数百名演员，讲述了一个类似于“苏联版好色奥本海默”的人物在数十年间的经历，他曾一度抵制参与原子弹的研发，但最终在极权国家的压力下屈服。这部令人不安且压抑的电影将观众浸没在一个失去了所有道德指南针的暴力世界中。这位大部分在乌克兰哈尔科夫拍摄电影的导演将他的奖项献给“为自由、和平与胜利而战的乌克兰人”。

尽管意大利电影有五部入围竞争，但未能获奖；而法国凭借四部长片获得了更好的结果，特别是像2025, 年一样，再次获得了最佳剧本奖。斯特凡·布里泽（Stéphane Brizé）及其共同编剧科拉莉·阿梅代奥（Coralie Amédéo）和奥利维尔·戈尔斯（Olivier Gorce）接替了瓦莱丽·东泽利（Valérie Donzelli）及其作品《A pied d'œuvre》。他们的电影《Un bon petit soldat》讲述了一位人力资源总监在绩效与保护员工之间挣扎的困境。

“我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利润竞赛制造痛苦的故事，而当经济制造痛苦时，法西斯主义总是像秃鹫一样出现，并制造出一种修复的幻象，”斯特凡·布里泽警告道，“同样的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在重演，但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

另一项法国荣誉授予了年轻演员马卢·赫比齐（Malou Khebizi），她是塞德里克·卡恩（Cédric Kahn）关于青少年精神病房的电影《15 / 18》的女主角之一，她获得了旨在表彰新人演员的马塞洛·马斯楚亚尼奖。美国演员约翰·马尔科维奇（John Malkovich）在《Wild Horse Nine》中凭借饰演一名被派往智利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的CIA特工的绝妙角色，获得最佳男演员奖，完善了获奖名单。这座奖杯使他成为了奥斯卡竞争的热门人选。 BO. B.

七日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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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L'Anomalie）给首都带来一阵动荡之风

这座设立在 6 区的临时剧院，已成为一个实验实验室

人们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巨大的还是微小的变革，都需要通过量身定制的词汇来记录这种改变。凭借敏锐的传播策略意识，作家、演员兼导演贝尔特兰·德·罗芬亚克（Bertrand de Roffignac）决定将他的临时艺术项目命名为“体制外自主剧院”（théâtre autonome exstitutionnel）。他在巴黎 6 区的中心地带，即曾经是画家和雕塑家学习的旧大肖米埃学院（Académie de la Grande-Chaumière）内开展这一实验。他将这座大肖米埃学院重新命名为“异常”（L'Anomalie）。

“体制外”（Exstitutionnel）：为什么要用这个新词？这位艺术家回答说，因为“我们试图在公共剧院之外重新定义公共剧院”。这意味着一个无需补贴且不向自由主义低头的剧院。“我从工人合作社中汲取了灵感，”这位转型为管理者的创作者说道，而他的管理方式比看起来要更具系统性。

因此，他的剧院通过共同制作并分享收益的方式，开展了大量的合作。利润用于保障舞台运行、支付合作社成员报酬以及偿还艺术家的债务。为了顺利完成这次冒险，他借款 100 000 欧元。他与业主（由弗朗索瓦·埃斯佩雷（François Esperet）领导的 Etsem 集团）协商，无需支付任何杂费和租金，并获得了安保人员的支持。他承诺在 11 月底搬离，届时该建筑将进行翻修。

“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项目”

作为一支多学科剧团（悬浮剧院，Théâtre de la Suspension）的艺术总监，以及奥利维尔·皮（Olivier Py）最青睐的演员，31 岁的贝尔特兰·德·罗芬亚克两年来一直梦想拥有一个“功能性工具”，以便在不依赖于那些可能因惯性和迟缓而令人沮丧的监管机构的情况下演出他的剧目。“这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项目”：他如此坦率地承认，是因为在大肖米埃学院，他“剧目”中那些巨大的布景无法放入墙内，迫使他必须在现场创作。他的作品《第五共和国的大恐惧与大悲哀》将于 9 月拉开帷幕。

7 月 12 日，在巴黎“异常”剧院的舞台上。JEANNE FRANK / DIVERGENCE 为《世界报》拍摄

然而，当你推开门进入一个近 800 平方米的空间时，会发现天花板很高。一条长走廊连接着两个表演厅，前学院成员的储物柜依然留在原处，前厅深处则设有酒吧和一个庭院。

这座建筑保留了原貌。几次匆忙的刷漆让它恢复了色彩。灯架、侧幕、调音台：这些技术设备（大部分为借用）被紧急安装到位。“1 月份，听说我想找一个替代场所的弗朗索瓦·埃斯佩雷给我打电话，建议我占用这个空间。我认为他的集团是通过我们来模拟一种援助艺术家的模式。我们在 4 月 24 日开幕了‘异常’剧院。我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让这个地方变得可以入住。”

在单数字区（市中心）落户？这位演员此前并不相信这能实现。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等待公共权力部门那实打实的批准。这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在生活中正如他在舞台上一样：一个行走、说话和行动迅速的“风风火火之人”（Zébulon），即便为此需要打破常规也在所不惜。“我们申请了援助，因为我显然并不排斥与体制的合作，尤其是巴黎市政府，我知道他们很关注且相当友善。但随后出现了一个—。

“我们试图在公共剧院之外，重新定义公共剧院”

贝尔特朗·德·罗菲尼亚克（BERTRAND DE ROFFIGNAC） L'Anomalie 创办人

……时刻，必须采取行动。”

说他开启了“加速模式”都算保守的：L'Anomalie 从周三到周日，每天 10 小时到午夜开放，每晚均有演出。一周中的其余时间则用于驻场创作。“必须保持持续的活动，这才是我们的生存之本。”剧场、卡巴莱（cabaret）、电影、音乐会、行为艺术、派对、朗诵、交流会：从 5 月到 6 月，35 位艺术家和 70 场开幕演出点燃了导火索：“‘活动化’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知名度。”极佳的口碑完成了剩下的工作。7 月，有电影制片人在现场拍摄电影。8 月，管理团队进入休息期。

但从 12 9 月到 27 11 月，大约 50 场公开活动已经敲定。奥利维尔·皮（Olivier Py）、让-兰伯特-怀尔德（Jean Lambert-wild）、卡雷尔·普鲁格诺（Karelle Prugnaud）、雨果·茹尔丹（Hugues Jourdain）、斯坦尼斯拉斯·诺德（Stanislas Nordey）和埃马纽埃尔·贝亚尔（Emmanuelle Béart），以及莉迪·达塔斯（Lydie Dattas）或内日·西诺（Neige Sinno）的文本，还有未发表的作品、新人、无名之辈：选择并非基于申请材料，而是在咖啡闲谈间决定。虽然这种数量并不必然保证质量，但它让一股动荡且充满活力的风吹遍了这座首都。

“我想要一个能让艺术家感到自由，去做一些他们在其他地方不会做的事情的地方，”贝尔特朗·德·罗菲尼亚克坚称。作为实验实验室、新颖、脆弱、失败或具有潜力之动作的摇篮、发射台以及未来的原型，L'Anomalie 在正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上成功地加速前行。

乔埃尔·加约（JOËLLE GAYOT） L'Anomalie，巴黎 6 区 Grande-Chaumière 路 14, 号。重新开业之夜：9 月 12 日。《第五共和国的大恐惧与苦难》，文本与导演：贝尔特朗·德·罗菲尼亚克，9 月 16 至 25 日。

一项前所未有的融资方案用于资助毕加索博物馆的扩建

通过独家铸造青铜像来支付工程费用

在没有资金时，必须有创意。在宣布一项 50 百万欧元的重大工程一年后，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馆长塞西尔·德布雷（Cécile Debray）找到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融资方案，以顺利完成旨在建设一个新的临时展览翼楼，并将萨莱酒店（hôtel Salé）的花园与相邻的莱昂诺尔-菲尼（Leonor-Fini）广场合并的工程。由于国家在恰好十年前曾出资 19 百万欧元将展览面积扩大三倍，且已排除任何新的预算追加，因此必须采取灵活策略。

借鉴罗丹博物馆通过销售雕塑家的铸件实现自给自足的经验，塞西尔·德布雷从毕加索的遗产继承人那里获得了一项独家铸造权，可根据四个石膏原件铸造八尊青铜像：创作于瓦洛里斯（阿尔卑斯-海滨省）的《跳绳的小女孩》；女性头像，即其伴侣之一玛丽-泰蕾兹·沃尔特（Marie-Thérèse Walter）的肖像；迷人的《母猴与幼猴》；以及标志性的《山羊》。“毕加索在行使铸造权时非常克制，通常只有一件青铜铸件，有时两三件，”德布雷女士指出。这些死后铸件中的四尊将安装在博物馆未来扩建的花园中。另外四尊以 40,3 百万欧元的价格转让给了荷兰的唐吉诃德基金会（Fondation Don Quixote），该基金会将这些作品捐赠给了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对于这家已经拥有贾科梅蒂或路易丝·布尔乔亚雕塑但没有毕加索作品的荷兰博物馆来说，这是一个意外之喜。这项对塞西尔·德布雷而言出乎意料的协议，使得这些杰作能够进入另一家向公众开放的欧洲大型机构，而不是流入私人市场。

“一次非凡的举措”

这次高明之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毕加索家族（该艺术家的精神权利守护者，其内部利益有时并不一致）的深入交流，以及与巴黎市政府（相邻花园的所有者）、国家（作品的守护者）以及财政部（Bercy，虽奉行预算紧缩但担心任何税收漏洞）之间艰苦的谈判。

对于那些入驻在古老建筑中的博物馆而言，应对紧急资金需求是常态。那么，该博物馆是否打算重复这一机制来资助其他紧急项目？“这是一次非凡的举措，”塞西尔·德布雷（Cécile Debray）明确表示，“考虑 posthumous（死后）铸造青铜像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管控和严谨，以确保忠实于毕加索作品的精神。”为了规范这一敏感项目，她在法律层面构建了一套稳健的方案，并在执行方面依托于瑞士的圣加仑铸造厂（Fonderies de Saint-Gal）。

在开馆 40 年后，拥有该艺术家最重要基金（包含 5 000 余件作品和 200 000 件档案资料）的毕加索博物馆正准备进行蜕变。随着资金部分已完成 80 %，建筑改造工作可以加速推进。

在 156 份申请中，由塞西尔·德布雷和前巴黎省长、现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马克·纪尧姆（Marc Guillaume）主持的评审团于 9 月 7 日选出了五组建筑师与景观设计师组合：弗朗西斯卡·托佐（Francesca Torzo）与景观设计师莎拉·普莱斯（Sarah Price）、斯坦顿·威廉姆斯（Stanton Williams）与 Vogt 事务所、莉娜·戈特梅（Lina Ghotmeh）与弗洛伦斯·梅西耶（Florence Mercier）、Niney 与 Marca-RCR 与雅克琳·奥斯蒂（Jacqueline Osty），以及安托万·杜福尔（Antoine Dufour）与 Wagon Landscaping。

获胜者将于 2027 年 1 月确定，预计工程将于 2008 年在博物馆开放状态下启动。“我们将把施工基地设在博物馆的花园里，以尽量减少干扰，”德布雷女士表示。

罗克萨娜·阿齐米（ROXANA AZIMI）

“9·11”如何改变了剧集

2001 年后，能够饰演阿拉伯角色的演员获得了更多角色，且通常是反派

基弗·萨瑟兰（Kiefer Sutherland）在剧集《24 小时》（2010）。FOX / PHOTO12

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美国剧集的观众被要求在屏幕上迎接一批新的反派。这些来自东方的人几乎瞬间取代了此前来自东欧的前辈。由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引发的美国想象力的转变几乎是即时的。《24 小时》（2001-2010）第一季和第二季之间的变化便是最明显的体现。

第一季于 2001 年 11 月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倒塌后不久播出，但拍摄于袭击事件之前，讲述了特工杰克·鲍尔（Jack Bauer，基弗·萨瑟兰 饰）与一个源自塞尔维亚超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之间的斗争。一年后，该组织被一个决定在洛杉矶引爆原子弹的阿拉伯恐怖组织细胞所取代。

突然之间，能够饰演阿拉伯角色的演员——尽管他们可能来自伊朗侨民或印度次大陆，并不一定是阿拉伯人——变得深受好莱坞青睐。在“9·11”后的几年里，他们几乎总是饰演恐怖分子，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饰演悔改者。直到 2020 年代，美国剧集才终于开始关注一个古老的现实：美国本土穆斯林社区的存在。

三种角色

这一进程根植于 20 世纪美国剧集中极少数的穆斯林和 / 或阿拉伯角色塑造，这些塑造源自如今已过时的想象。学者杰克·G·沙欣（Jack G. Shaheen）致力于研究流行文化中阿拉伯人的形象，他在其著作《电视中的阿拉伯人》（The TV Arab, The Popular Press, 1984, 未译本）中指出，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可概括为三种，“亿万富翁、恐怖分子和肚皮舞女”（billionaires, bombers and belly dancers）。

第一类是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 1895-1926）在默片时代饰演的《谢赫》（Cheik, 1921）的后继者；第二类是巴勒斯坦人，令警察和特工们头疼不已；第三类则为当时作为家庭娱乐的电视节目在审查制度允许的极少色情元素中，增添了一抹异域风情。他们所有人都是外国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美国公民的存在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显著的例外是剧集《监狱》（Oz, 1997-2003）中由埃蒙·沃克（Eamonn Walker）饰演的卡里姆·赛义德（Kareem Said），一名非裔美国人，也是一群穆斯林囚犯的领导者。

从 1970 年代中期开始，石油危机修正了对东方王子的塑造，他们从此被怀疑企图买下美国及其财富。人们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石油危机修正了对东方王子的塑造

在《超级杰米》（Super Jaimie）中，可以看到主角与其中一位王子在《我和我的莎莫先生》（The King and I）的翻拍版（第3季，第20集）中调情；而《纽约警长》（McCloud）则试图阻止针对年轻女性的绑架，这些女性被计划送往幻想中的后宫（第6季，第5集）。

矛盾的是，9·11事件迫使剧集主创和编剧将穆斯林和阿拉伯人“迁回”美国本土，以呈现最紧迫的威胁——潜伏细胞。从2005年起，《潜伏细胞》（Sleeper Cell）描述了一名阿拉伯裔FBI探员为瓦解此类组织所做的努力。

这些“迁回”案例中最具戏剧性的当属尼古拉斯·布罗迪中士（Nicholas Brody），他是《国土安全》（Homeland，2011-2020）前几季的反派。布罗迪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被俘，并在囚禁期间皈依。他以英雄的姿态回到美国，却代表着一个只有凯莉·马蒂森（Carrie Mathison，克莱尔·戴恩斯饰）才能察觉的隐藏威胁。

这个由达米安·刘易斯（Damian Lewis）精湛演绎的暧昧角色，集中体现了美国所有的噩梦：安全机制的脆弱，以及敌人将美国最优秀的人员反水的能力。

但21世纪初不仅是“后9·11时代”，也是美剧的黄金时代。剧本和人物变得更加复杂，主创们开始尝试大胆的创作。从2004年起，杰弗里·利伯（Jeffrey Lieber）、J. J. 艾布拉姆斯（J. J. Abrams）和戴蒙·林德洛夫（Damon Lindelof）将萨义德·贾拉（Sayid Jarrah）——萨达姆·侯赛因共和卫队的前军官——塑造为《迷失》（Lost，2004-2010）的核心人物之一。由印度裔英美演员纳文·安德鲁斯（Naveen Andrews）饰演的贾拉，既英勇又饱受创伤，提供了中东冲突的另一种镜像。

2018年，历史迷你剧《阴云笼罩》（The Looming Tower）讲述了由塔哈尔·拉希姆（Tahar Rahim）饰演的黎巴嫩裔FBI探员阿里·苏凡（Ali Soufan）努力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警示基地组织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

在美剧的虚构世界中，穆斯林依然被禁锢在战争与恐怖主义的枷锁之中。直到年轻的脱口秀演员拉米·尤瑟夫（Ramy Youssef）出现，才打破了这一联系。在《拉米》（Ramy，2019-2022）的三季内容中，展现了一名家庭来自埃及的新泽西州男子的爱情、职业困惑以及形而上学的苦恼。《拉米》在评论界（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观众群体中）获得的成功，似乎开启了一扇门。《莫》（Mo）中的莫·阿默（Mo Amer）是拉米的德克萨斯州巴勒斯坦裔表亲；而《德里男孩》（Deli Boys，2024-2025，迪士尼刚刚宣布取消该剧）中的两个笨拙搭档，则试图接管从一名与当局关系紧张的父亲那里继承的巴基斯坦杂货店连锁店。

这些新塑造方式的巅峰，无疑是2022年6月在Disney+平台上线的一部作品——《惊奇女士》（Miss Marvel）。这位超级英雄住在新泽西州（与拉米一样）。她具有巴基斯坦血统，每周五前往清真寺，并必须在伊斯兰教义的指引下生活。

该剧在播出之初普遍受到好评，但随后在网上遭到了激烈的攻击，旨在降低其在评论汇总网站上的评分。当时乔·拜登（Joe Biden）仍在白宫，但“觉醒”（woke）一词已经带上了侮辱性色彩。自2025年1月以来，美国屏幕上再未出现以穆斯林角色为主角的剧集。

托马斯·索蒂内尔（THOMAS SOTINEL）

纵横字谜

网格 第 26 - 212 号 作者：菲利普·杜皮斯 (PHILIPPE DUP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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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 211 号网格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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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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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今年8月，在第15届“创意工厂”（La Manufacture d'idées）节期间——该活动每年在索恩-卢瓦尔省的于里尼（Hurigny）聚集顶尖知识分子——玛加利·贝索内（Magali Bessone）受邀探讨其于8月出版的新书《我们欠海地什么》（Ce que nous devons à Haïti，La Découverte出版社，200页，21欧元）。这位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的哲学教授在与海地地理学家让-马里·特奥达特（Jean-Marie Théodat）的对话中，向被深深吸引的观众阐述了她在书中关于赔偿问题的思考。这位专注于再分配正义、修复正义及种族问题的专家在现场向《世界报》分享了她的见解。这些思考为构思一个更体面、更平等的世界未来开辟了突破口。

作为一名哲学家，是如何开始关注海地的？

自从我开始研究哲学以来，我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正义。如何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我逐渐认为，这个问题迫使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的历史，尤其是我们的殖民历史：我们如何修复历史的不公正，以及像人口贩卖和奴隶制这样产生了持久且结构性影响的反人类罪行？这引导我完成了第一项研究工作，并由此写成了《为不可修复之事伸张正义》（Faire justice de l'irréparable，Vrin出版社，2019年）：我的出发点是自2005年以来，多个海外省协会针对法国政府就殖民时期的贸易和奴隶制所造成的损害而发起的诉讼。

有一天，我在巴西的巴伊亚介绍这本书时，听众中一名博士后向我发问：“如果您的目标是思考法国对历史不公正的责任，为什么您的书中没有提到海地？”她是正确的：我“忘记”了海地，即曾经的圣多明各殖民地。我意识到必须扩大框架，将法国置于一个国际空间中去审视，在这个空间里，许多如今独立的国家都是法国殖民历史的继承者。而法国与海地的关系——海地曾被称为“安的列斯群岛的明珠”，而现在这个词像某种荷马式的修饰语一样被贴在海地身上，使其成为了“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在我看来，这正是殖民责任的典型案例。我认为从这个案例入手可以让我——

您的书名为《我们欠海地什么》。长期以来，人们讨论的是海地欠法国什么。所谓的“双重债务”是指什么？

为了结束在1803年韦蒂耶尔战役（面对让-雅克·德萨林将军的军队）拿破仑军队战败后启动且一直拖延的谈判，查理十世在1825, 年强迫海地人签署一项法令。该法令实质上规定，法国承认海地（文中写作“圣多明各的居民”）的独立和主权，条件是海地需支付1.5 亿法郎的赔偿金。海地由于无力支付，且从第一笔款项开始就陷入困境，不得不以极高的利率向法国银行借款。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债务”：既要支付赔偿金，又要偿还贷款及其利息，这些还款期限长达一个世纪，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

海地革命是一场由哲学家发起、受启蒙运动启发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革命。它是如何从欧洲的记忆中消失的？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在海地。1791年的起义在短短几年内导致了奴隶制的废除和1804年的独立，这令所有奴隶制帝国感到恐惧。即便在1825年，美国仍不承认海地的独立：一个如此靠近其海岸线的黑人共和国，引发了奴隶主们的恐慌。必须意识到这场丑闻的本质：根据《黑人法典》被视为“动产”的人，变成了拥有权利、自由且平等的政治主体——包括女性在内。这种颠覆如此之大，以至于海地历史学家米歇尔-罗尔夫·特鲁约（Michel-Rolph Trouillot）认为，当时的精英阶层凭借其掌握的知识资源，在逻辑上根本无法想象这件事。因此，他们对该事件的描述只能套用现有的认知类别，例如坚信其中存在某种巫毒教协议。

有趣的是，热爱阅读报纸的黑格尔恰恰在那个时刻[在1806-1807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中]写下了所谓的“主奴辩证法”。美国哲学家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假设他受到了海地事件的启发。然而，这场非凡的革命即便存在于欧洲人的意识中，从一开始就被歪曲和淡化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成为了思考现代自由、平等和解放之降临的仅有的两种模式。海地革命随即被掩盖——尽管它在平等主义、解放程度以及反种族主义方面更为彻底。

第一次提出赔偿请求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的法国政府反应如何？

2003年，海地总统让-贝尔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请美国律师计算了该债务的等值金额——得出的数额为217亿欧元——并公开要求法国偿还。作为回应，法国政府要求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就“法海关系”提交一份报告。

这份于2004年公开的工作结论（除此之外内容十分严肃）是：“赔偿，意味着考虑到导致不公正的条件，并对其进行改造，使得这种不公正无法再次发生”。

法国对海地负有道德债务，特别是针对这种不公正的“双重债务”。但关于归还的假设被否决了。二十年过去了，到了2025年，我们迎来了1825年法令的两百周年。在此期间，一些协会在法律和政治层面开展工作，使得赔偿问题难以被视为无效或作废。这一想法在公共讨论中的合法性得到了提升。

此外，历任海地总统在2024年9月的联合国会议上，以及2025年1月向法国表示，他们要求赔偿，现在是时候结束这一至今仍影响着他们的可怕不公正了。人们感觉到，这一要求正变得更加明确且紧迫。作为回应，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2025年4月宣布成立一个由历史学家组成的法海双边委员会，以“审视我们的共同过去”。法国国民议会于2025年6月一致通过一项决议，邀请法国政府考虑对1825年的赔偿金进行“承认、偿还和赔偿”。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对过去的承认已变得不可避免。剩下的问题是赔偿可能采取的物质形式。实现方式有很多：批准签证申请、财务补偿……

为什么国际司法在赔偿问题上令人不满？

国内法和国际法都可以修复过去的不公正——例如被掠夺的财产——但它们在思考那些影响具有结构性且在当下依然活跃的历史不公正时，手段不足。然而，如今公民社会想要的既不是简单的补偿或赔偿，也不是将过去原样恢复——这并不是要重建之前的世界（而且，之前的什么？“双重债务”之前？奴隶制之前？殖民化之前？）。

赔偿，意味着考虑到导致不公正的条件，并对其进行改造，使得这种不公正无法再次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对我而言——也是我在书中试图展示的——修复性正义是一种社会性和变革性的正义，因为它纠正了系统性的不平等。

在国际法中，可以找到联合国一项2005年的关于赔偿的决议。它阐明了五种形式，其中有两种令我感兴趣：“满足”——即知情权——以及“保证不再重复”。这两个要素远远超出了将受害者恢复到若不公正未发生时应有的状态的能力。相反，它是为了确保我们当前的世界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和国际关系运作方式，以防止一个不平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回归。

您认为现在是推进这一诉求的合适时机吗？

我很清楚，当今世界的走向并非朝着落实 2005. 决议的方向发展。但矛盾的是，动荡时期往往也是可以创造和尝试新事物的时机。面对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些保守且权威的极点，前殖民国家与前被殖民国家可以作为平等伙伴共同协作，在更平等的基础上推动国际法的更新。面对当前的低迷局面，法国和欧洲不应认定国际法已经死亡，而应参与改造一个过度复制过去不平等现象的国际关系体系，并致力于解决结构性的不公正。

您是从海地的案例出发进行思考的。在哲学中，“通过案例”思考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像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1889-1951] 所说的那样，“清理概念”。这意味着我们从公共空间中实际使用的概念入手，对其进行澄清，化解争议，并正确地提出问题。

我希望通过海地案例所做的是识别问题，不仅是为了对其进行批判性描述，更是为了尝试解决它，也就是说，在智识和政治上向更公正的方向推进。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与乌托邦不可分割。但我认为，政治哲学家必须允许自己思考前所未有的事物，提出新工具，并希望他人能够接手，赌这些积累的智识资源能够产生效果。

采访记录：朱莉·克拉里尼（JULIE CLARINI）

穆罕默德·伊里卡特：内部的分歧可能会削弱欧洲捍卫“两国方案”的能力

法学家指出，如果欧洲希望保持其外交政策的可信度，那么它不仅有必要保护巴勒斯坦建国的原则，还有必要保护其实现的领土条件。

几十年来，欧洲一直强调其对“两国方案”以及在以色列旁建立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的支持。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构建巴勒斯坦机构和维护这一前景方面投入了巨大的政治、外交和资金资源。

但一个难以忽视的矛盾出现了：当欧洲内部的分歧削弱了其捍卫其声称支持的政治方案所需条件的能力时，会发生什么？支持“两国方案”不能仅限于一份原则宣言。这还要求保护使该方案能够实现的政治和地理条件。

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定居点的扩张、对土地准入的限制以及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的压力，不仅是安全或人道主义问题。

当一个家庭在反复的暴力压力下离开社区，当一名农民无法进入自己的土地，或者当定居点逐渐改变该地区的地理面貌时，未来政治解决方案的空间也随之缩小。

欧洲悖论

以色列定居点扩张的 E1 计划便是其中最敏感的例子之一。该计划的实施可能会加剧约旦河西岸的领土碎片化，并进一步损害创建一个可行的巴勒斯坦国所需的连续性。欧洲对此的反应揭示了这一困境。8 月，斯洛文尼亚未支持一项以 27 个成员国名义发表的声明草案。由于缺乏共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最终是以个人名义而非代表全部 27 国发表了声明。

卢布尔雅那认为，考虑到已经表达的立场，一份新的欧洲声明不会带来“附加值”。但是，当一个项目有可能损害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领土连续性时，27 国无法统一发声是否真的没有后果？成员国采取共同立场的能力能发出一个政治信号；而无法这样做同样在发出一个信号。

斯洛文尼亚的案例由此揭示了一种更普遍的脆弱性：内部的分歧可能会削弱欧洲具体捍卫其所宣称的政治目标的能力。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是合理的，但普通的外交分歧与那种削弱欧洲集体捍卫其自身政策必要条件能力的分歧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

当 27 国共识 变得困难时， 部分国家的 倡议可以为 更广泛的欧洲行动 铺平道路

这就是所谓的“欧洲悖论”出现之处。一方面，欧洲继续资助巴勒斯坦机构，捍卫国际法，并重申其对“两国方案”的承诺。另一方面，当实现该方案所需的领土条件被逐步破坏时，其内部的分歧可能会限制其集体反应的能力。因此，欧洲面临这样一种风险：在资助未来巴勒斯坦国机构的同时，却变得越来越难以帮助维护该国未来可能存在的领土和政治框架。

这种矛盾触及了欧洲外交政策的可信度。一个外交强国的衡量标准不仅在于其财务援助的规模或声明的数量，还在于其能否在所宣称的原则与为捍卫这些原则而动用的手段之间保持一致。

这并不是要求欧洲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于选择维护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还是逐渐接受一个可能使其变得不可能的现实。长期以来，欧洲的讨论集中在如何实现“两国方案”。而今天，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摆在面前：是否还会留下足够的领土和政治条件，使得这样一个方案仍能被协商出来？

这种瘫痪并非不可避免。9 月 8 日，英国宣布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并采取新措施针对那些支持或促进定居点扩张的参与者。与此同时，包括法国在内的 12 个国家（含多个欧洲国家）宣布，打算采取国家层面的限制措施，或支持欧盟针对定居点贸易采取的措施。这一转变标志着从外交声明向利用经济手段维护“两国方案”的过渡。它还表明，当 27 国共识变得困难时，部分国家的倡议可以为更广泛的欧洲行动铺平道路。

经过数十年的投入，欧洲有理由保护巴勒斯坦建国的原则，同时也应保护其实现的条件。8月9日的决定表明，欧洲仍拥有采取行动的手段。现在的关键在于，这些举措将继续处于碎片化状态，还是能够促成一项更具连贯性的欧洲行动，以维护使“两国方案”依然可能的条件。

穆罕默德·伊里卡特 (MOHAMMED IRIQAT)

穆罕默德·伊里卡特是耶路撒冷库德斯大学的法学兼职教授。

斯蒂芬·阿齐：加拿大人通过采纳美国的部分特质并摒弃其他特质来塑造自己的身份

在美国总统在贸易战背景下对渥太华采取频繁恐吓行动之际，这位研究员强调，加拿大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一直致力于在与邻国的关系中维持一种“亲近与对立之间的平衡”。

特朗普政府似乎感到惊讶。在 25 日的一份声明中，白宫宣布加拿大——与中国一起——是仅有的几个选择对最后一轮关税采取反击的国家之一。在唐纳德·特朗普看来，加拿大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困难且最不理智”的贸易伙伴。然而，加拿大对美国压力的抵抗并非始于今日。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加拿大在保持盟友和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的同时，一直努力在亲近美国与反对美国之间维持一种独特的平衡。

尽管全球范围内的反美主义在升温，但加拿大继续培育一种相似但截然不同的情感，而这正是其身份的支柱：“反向美国主义”（contre-américanisme）。如果说反美主义是一种以对美国进行负面概括为特征的敌意形式，那么“反向美国主义”则更为微妙：它能看到美国的优点和缺点。加拿大人并非采取全盘反对的态度，而是通过采纳来自美国的某些特质并摒弃另一些特质，从而塑造了自己的身份。

独特的身份

“反向美国主义”自 1770. 年代起就深深植根于加拿大的基因之中。美国革命并未得到北美所有英国领地的支持。在法国于 1763, 年割让给英国的魁北克，这场革命几乎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在徒劳地尝试同化法语天主教徒之后，英国人最终允许他们信仰自己的宗教，并恢复了法国民法，而这正是美国《独立宣言》所谴责的。在新斯科舍，人们对革命者的支持十分微弱——当局毫不费力地就将其压制。原住民群体则分歧严重。

加拿大人在美国背弃共同价值观时总是感到震惊

但大多数人选择支持英国人：后者当时正试图限制美国殖民者在他们土地上的扩张。

这场革命彻底地将北美分成了两部分，一边是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另一边则是后来组成加拿大的领土。在独立战争（1775-1783）之后，40 000名美国人逃离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前往魁北克和新斯科舍定居，在这些地区，他们很快就比原有的英语少数群体人数更多。

这些自称为“忠诚派”的人，在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上依然保持着浓厚的美国色彩，但他们排斥革命带来的暴力与混乱。他们坚信，殖民地与伦敦之间的分歧本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忠诚派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反对美国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他们认为自己不像美国表亲那样个人主义，但同时也更依附于自由与秩序。在他们看来，最威胁其自由的并非英国的权威，而是统治美国的群众独裁。两百五十年以来，加拿大人一直试图在这一微妙的平衡中行走：他们与邻国保持着紧密联系，同时维持着自己的独立身份。他们在大量借鉴美国经验的同时，构建了完全属于加拿大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加拿大人保持对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忠诚，拒绝了那个经常在华盛顿引发僵局的美国政治体制。虽然他们采用了美国的联邦制，但将其调整以适应本国的实际情况。他们发展出一种不给贵族留任何空间的平等主义社会观念，同时沿用了很大一部分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经济模式。

尽管两国在社会多元主义观念上一致，但加拿大走得更远，制定了捍卫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公共政策。事实是，大约四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口居住在魁北克，这是一个以法语人口为主的省份，拥有独特的文化和特定的法律体系。

价值观的背叛

在整个20世纪，这两个邻国不断加强彼此的联系。在安全领域，加拿大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并与美国合作以确保北美大陆的防御。在贸易方面，加拿大和美国在1988年签署了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随后在1994年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取代 [之后在2020年变为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

在外界看来，加拿大人与美国人之间似乎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加拿大人非常清楚将双方分开的差异。他们尤其对美国在枪支暴力或医疗卫生等问题上的公共政策失败感到震惊。

每当美国背弃共同价值观时，加拿大人同样感到震惊。加拿大人惊愕地看到唐纳德·特朗普践踏国家主权、民主、法治原则，以及长期将西方民主国家凝聚在一起的联盟与机构。

尽管如此，没有人比加拿大人更了解美国人。也没有哪个国家比加拿大更有利益去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因此，加拿大始终谨慎地避免全盘否定美国：它致力于在可以效仿的事物与必须反对的事物之间做出区分。

如今，反美主义已经超越了加拿大的国界。当特朗普迫使美国的盟友重新审视他们与华盛顿的关系时，这些盟友面临着一个加拿大人再熟悉不过的困境：如何在保持与美国亲近的同时维护自己的自由？答案并不在于敌意。而更多的是通过决定何时留在他们的阵营、何时抵制其压力来肯定自己的自由意志——即便华盛顿开始露出獠牙。

由 Valentine Morizot 从英文翻译

Stephen Azzi 是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克拉拉·埃格尔（Clara Egger）与劳尔·马尼-贝尔通（Raul Magni-Berton）：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对全民公投表态，但指的是哪一种？

这位已宣布参选爱丽舍宫的研究员与这位政治学家分析了，在何种条件下，一种咨询程序才能真正成为服务于公民的权力监督工具。

2025年12月，季度性“法国优先事项”晴雨表重新采用了一种在法国被长期忽视的方法：在不提供列表或建议的情况下，询问受访者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结果令人惊讶。政治生活本身——不稳定性、不信任、机构监管——成为了首要关注点，由 30 % 的受访者自发提及，排在通货膨胀和购买力之前。随后的几波调查证实，即使其他议题重新回到前台，这一担忧依然根深蒂固。

这一结果值得深入解读。我们此前已经知道，法国人对自己的政治体制评价严苛，且程度日益加深。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2月份的政治信任度晴雨表显示：仅有 22 % 的人表示信任政治，20 % 的人信任国民议会——这是该系列调查的历史最低点——且 76 % 的人认为民主运行得不太好或完全不好，同样是该晴雨表创建以来的前所未有水平。而我们此前不知道的是，法国人自己将此问题赋予的重要性。答案是：这是一个优先议题。

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想要什么。这种抵触并非针对民主原则：82 % 的人仍然认为民主政治体制是治理国家的正确方式。并且，近八成法国人（79 %）表示支持更频繁地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重要的法律或公共政策。

因此，所有候选人都对全民公投表态并不令人意外。但指的是哪一种？是像瑞士那样的公民倡议，允许少数公民提交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还是像爱尔兰那样的强制性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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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显眼的候选人中，没有人提议让公民掌控宪法决定

赋予公民批准任何宪法修正案的权利？还是像意大利那样的废除性公投，允许对普通法律提出质疑？或者仅仅是扩大法国式的总统公投？可以通过三大类机制来理清这些差异。

总统倡议公投：它允许公民投票，但增加的是总统而非公民的权力。一个得不到议会或宪法委员会支持的总统可以依靠公民；一个得不到公民支持的总统则可以依靠议会或宪法委员会。因此，是由总统选择其盟友，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形式在传统上被视为一种全民赞成票（plébiscite）。

提案权

从属的公民参与：公民在制度架构中获得一席之地，但处于次要地位——例如仅限于特定目标的公民倡议、对制宪会议或修订案的验证。其中，所有宪法修订必须经过强制性全民公投的情况，与该类别的其他形式有明显区别：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方式能够改善法国的政治生活。其他变体则较缺乏说服力——公民议会在冰岛和智利的结局令人失望，而东欧普遍采用的低影响力公民倡议也未能产生显著效果。

公民决策优先：这是瑞士模式，例如在乌拉圭、加利福尼亚州和巴伐利亚州也能见到。公民对宪法决定拥有最终决定权，且极小比例的公民即可发起修订并将其提交给选民表决。代表们负责制定普通法律，但面临着被民众否决的可能性。

两名候选人已就此议题形成了具体方案。玛丽娜·勒庞支持某种形式的强制性全民公投，但希望让公民保持在从属角色。让-吕克·梅朗雄则主张召开制宪会议，并辅以倡议权，但一旦奠基阶段结束，该权利将变为次要。在其2027年的政纲中，新增加的内容是强制性全民公投。然而，在这种方案中，公民同样将处于从属角色。

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在9月初提出，应扩大总统可提交全民公投的议题范围，包括宪法委员会的裁决。这是总统倡议全民公投最典型的体现。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表示支持有限的公民倡议权。而埃里克·泽穆尔（Eric Zemmour）则支持强制性全民公投，但不主张赋予倡议权。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建议设立年度全民公投咨询日，由一组代表准备问题，并更频繁地使用总统倡议全民公投。爱德华·菲利普在机制上没有创新，同样承诺增加全民公投次数，这意味着公投仍由总统发起。

拉斐尔·格吕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提出在有限范围的议题上赋予公民倡议权，并推广公民大会，但流程末端不设全民公投。玛丽娜·通德利耶（Marine Tondelier）承诺通过全民公投建立制宪会议。法比安·鲁塞尔（Fabien Roussel）要求就养老金改革进行全民公投。弗朗索瓦·鲁芬（François Ruffin）支持公民倡议全民公投，但对其具体轮廓描述较少。事实上，基于与瑞士和美国的对比，公民决策优先是唯一一种在提升政治信任方面有较为可靠实证支持的方法。

然而，在回顾完这些方案后，最令人震惊的是，第三类模式在法国的辩论中完全缺失。在最受关注的候选人中，没有人提出让公民掌控宪法决定权（这同时意味着拥有提案权和否决权）。

这里存在一个值得指出的脱节。法国人将政治体制的运作视为首要关注点，且近八成的人希望增加投票频率。然而，主导本次竞选的政治回应，与其说是将权力移交给公民，不如说是给总统提供更多摆脱制衡权力的机会。

因此，2027年的真正分歧可能不在于支持还是反对全民公投，而在于将全民公投视为权力的工具，还是将其视为控制权力的工具。

克拉拉·埃格尔（Clara Egger）是鹿特丹大学（荷兰）的国际关系学教授，也是总统大选候选人； 劳尔·马格尼-贝尔通（Raul Magni-Berton）是里尔天主教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持有比较直接民主研究席位。

PISA 2025：教育政策面临长期挑战

教师职业 吸引力的下降 对学生成绩 产生了影响

分析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尽管这一现象影响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DE）的所有国家，但在8月19日公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法国学生的成绩下滑，引发了人们对应当采取何种教育政策的思考。

当然，PISA本身不能成为教育系统的唯一指南。当然，这些标准化国际测试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当然，屏幕在青少年生活中的地位、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的深远影响，以及家长支持的减弱，这些都应当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但法国学生在数学和阅读理解方面分数的下降，社会不平等的持续存在，以及男女学生之间差距的扩大，揭露了教育系统的缺陷。很难将这些糟糕的结果归咎于某一位部长或某一项改革。在PISA 2025中接受评估的15岁学生是在2017年弗朗索瓦·奥朗德五年任期结束时进入小学的，并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两个任期内继续学业，他们并未参与到优先教育区一年级（CP）和二年级（CE1）的班级减半计划，也未参与过昙花一现的“需求小组”。

尽管难以在某项改革与学生成绩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但这并未妨碍各党派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里利用PISA来为其教育政策正名，甚至不惜歪曲调查结果。结果是：如今，法国教育系统连续不断的改革呈现出严重的缺乏连贯性特征。

难以提供有据可依的答案

因此，政治周期与教育的长周期之间从未出现如此巨大的脱节。时任教育部长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在2023年PISA结果公布当天宣布的“知识冲击”（choc des savoirs）计划，在这方面具有启发意义。这一系列措施在短短几周内决定，违背了教育科学的建议，使整个系统及其参与者处于紧张状态，以至于被其继任者逐步拆解。更糟糕的是，这些改革中没有一项经过深入评估以衡量其合理性。与此同时，教育系统的整个板块（如优先教育）因政治回报较低而被忽视。

此外，PISA调查中的某些关键点值得更细致的分析。为什么男孩的阅读成绩下降？数字技术的哪些用途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教育部难以对这些疑问提供有据可依的答案。提升教育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结构性和长期的演变。就此而言，战略与规划高级专员公署于8月31日公布的研究成果，以及经济分析委员会关于“提高学生水平”的研究成果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杠杆是多元的，且只能在长期内发挥作用。

高级专员公署描绘了我们教育系统的弱点全景，从班级人数过多、学校节奏不适应，到人均预算依然失衡以及教师薪酬过低。这些研究的报告员皮埃尔-伊夫·库塞（Pierre-Yves Cusset）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承认：“不可能基于这些不同元素构建一个大型经济模型，来孤立地分析每个元素在教育系统速度下降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

经济分析委员会提出了制定一项十年法案的构想，以确定优先目标及其资金保障。人口下降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根据这个隶属于总理的独立机构的数据，到2035年，这将每年产生50亿欧元的节省，该机构建议将其中40亿欧元投入到系统的转型中。

在任何情况下，教师职业始终是解决方案的核心。该职业吸引力的下降以及由此在学校内部产生的紧张局势，无疑对学生的成绩产生了影响。教师们在课堂管理方面往往准备不足，他们的困难也必须得到倾听。教师的初始培训备受折磨，自2010年以来经历了四次改革。至于继续教育，近年来已缩减至微乎其微，而它本应让那些独自面对班级的教师能够就教学实践和最佳教学方法进行交流。

所有这些元素都值得与教育参与者及整个社会共同讨论。事实上，学生家长委员会联合会（FCPE）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就教育建立一项公民公约，以“构思新的解决方案”。如果政府愿意配合，这是一个恰当的想法——尽管参与者投入真诚，但政府并未从关于儿童时间的公约中获得任何成果。

2027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为这场辩论提供了理想空间，前提是候选人们能够把握住机会。开学季成为了每个人将学校提升至优先地位的机会，但所提出的建议并未深入。从中间阵营到极右翼，衰落论的论调占据主导，而左翼在这一议题上则难以找回活力与深度。

长期议题的讨论显得尤为至关重要，因为一场新的学习革命已经开始，而 2025 年的 PISA 测试尚且难以衡量其影响：这就是人工智能革命。任何简单化的解决方案，无疑都将被 ChatGPT 及其同类产品所扫除。

西尔维·勒谢博尼耶（社会服务部）

经济 / 专栏 作者：斯特凡·劳尔

抹除债务并不能消除赤字

让-吕克·梅朗雄成功地将一个主题植入了总统竞选，他为历届政府未能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此前，公共债务并非一个选举议题。这位“不屈的法国”领导人找到了一种使其几乎易于理解的方式，即建议取消由欧洲中央银行（BCE）持有的法国债务部分。他将一个复杂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具有惊人简单性的承诺。

这个想法并不新鲜。多年来，它一直以略有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屈者”的计划中：将欧洲央行持有的债务转化为零利率的永久债务。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卫生危机期间，经济学家们确实讨论过将中央银行收购的债券中性化的方案。因此，这一提议既不是经济上的荒谬之举，也不是显而易见之举。但人们仍需理解这种“我们欠自己的债务”究竟意味着什么。

法国向投资者借款。根据梅朗雄先生的说法，这些债券的一部分（占总债务的 18 %）随后在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框架下被法国银行回购。这位“不屈”的候选人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欠自己的债务”，并建议将其抹除——并非单方面行动，而是在一项欧洲协议的框架内进行。在 8 月底由法国企业运动联盟（Medef）组织的辩论中，他甚至押注于能够争取到多个国家支持这一想法的可能性。

但“我们欠自己的债务”这一表述具有误导性。法国银行属于一个共同的货币体系，其决策是与其他欧元区中央银行共同做出的。抹除其持有的债券将不仅仅是法国与其中央银行之间的一次简单操作。德国联邦银行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Joachim Nagel）在 9 月初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提醒道：在他看来，这样的注销将构成对国家的货币融资，这被《欧盟运行条约》第 123 条所禁止，并且会打开一个“潘多拉之盒”，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在 9 月 10 日于柏林举行的欧洲央行新闻发布会上，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被问及此事时，认为该提议在“财务上是危险的”，“根据欧盟法律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并且“无论在欧元区任何成员国中具有怎样的普及度，这都是一次巨大的时间浪费”。

梅朗雄先生的赌注也是一把双刃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他国家会同意修改共同规则。德国、荷兰或奥地利可能会认为，一个摆脱共同体框架的法国不再能要求同等程度的团结。那么风险将变成一场事实上的“脱法”（Frexit），甚至无需通过选票决定。而且，这种风险绝非

一项债权 可以被抹除， 但产生该债权的 决策 永远需要付出代价

梅朗雄将 一个复杂的问题 变成了一个 具有惊人 简单性的 承诺

抽象之谈：法国国债收益率在 9 月 11 日达到了 4,45 %，为 200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提醒人们市场在何种程度上关注着法国公共财政的走向。

假设这些障碍能够被消除：一个问题依然存在，收益在哪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主张一个简单的观点：如果欧洲央行注销其持有的债券，国家可以节省向其支付的利息，但欧洲央行也会失去本应返还给国家的股息。因此，净收益将低于被注销的金额。不过，这一论点需要细化：自利率上升以来，法国银行以及欧元系统中的其他中央银行遭受了沉重损失，近期已无法向国家返还股息。因此，布兰查德先生所提到的机会成本并不那么明显。

这就是为什么决定性的论据并不在此。即便假设该操作能产生实际的预算优势：只要收入不足，法国将继续面临赤字，并由新贷款来融资。梅朗雄先生的提议针对的是过去的债务。仅凭这一点，无法保证未来的赤字不会使其重新累积。然而，如果声称他忽视了这个问题，那是不诚实的：他的计划中包含一项税制改革，旨在让高收入者和高净值资产持有者做出更多贡献。但问题在于，这些增税是否现实，以及所有这些措施是否足以在稳定公共账目的同时，为承诺的支出提供资金。

此外，与希腊的类比值得进一步审视。支持梅朗雄先生提议的银行家马修·皮加斯（Matthieu Pigasse，《世界报》监事会成员）提醒道，80 %的希腊债务已被注销或重组。但这次操作伴随着残酷的紧缩政策。注销并没有让账单消失，而是改变了账单的分配方式。一项债权可以被推迟、转换或抹除，但产生该债权的决定总得以某种方式偿还。因此，法国不仅面临债务存量问题，还面临着持续的赤字。梅朗雄先生提出了一套方案来抹除昨天的欠账，又提出另一套方案来增加明天的收入。后者是否足以防止前者重新累积？总统大选应该是向所有候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机会：他们想要资助什么，依靠什么样的收入，他们想要削减哪些支出，他们要求纳税人、退休人员、企业或福利领取者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简而言之，谁来买单，为了做什么？

这恰恰是政治往往倾向于回避的方程式部分。抹除债务提供了一种救赎式豁免的幻象。治理国家并非免费抹除账单，而是接受出示账单。

总统大选：深层的变革渴望

社论 M

由益普索BVA-CESI工程师学院为《世界报》开展，并与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让·饶雷斯基金会及蒙田研究所合作的第三波选举调查于星期日 13 月公布。该调查对 2027. 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们构成了一个警告。在经历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两任任期后，整个国家正被一种深层的变革渴望、一种翻开新页的愿望所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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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一个由 13 000 多人组成的样本组，可进行最精细的分析——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担忧”，以及“不确定感”和“愤怒”。这勾勒出了一个悲观的法国。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法国的局势在未来几个月将会恶化，比五年前高出近 30 个百分点。这一深刻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面临衰退威胁的法国经济来解释，在这种环境下，购买力正在下降，正如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于 9 月 10 日星期四发布的经济形势报告所显示的那样。

面对这种情况，对变革的需求十分强烈：略低于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为了“寻找新途径以推动事物前进”，目前的“激进行为”还不够，且大多数人希望对社会进行深层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旨在体现“政治清除”（dégagisme politique）的两位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国民联盟）和让-吕克·梅朗雄（不屈的法国），在所有研究假设中，其投票意向合计在 48,5 % 到 52 % 之间。

但这种对激进主义的需求并不预示总统选举的结果。事实上，这项选举研究显示了一个矛盾的法国：他们期待下届总统大选带来强有力的改变，但又不愿牺牲一切。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想要“掀翻桌子，但不想打碎餐具”的愿望，正如益普索（Ipsos）副总经理布里斯·坦图里耶形象地总结的那样。这对下一任国家元首来说是一个极难解决的矛盾。

在距离选举还有七个月之际，受访者对国家所处局势进行了清醒的分析。他们的担忧首先集中在经济、金融和社会领域。在他们看来，这些领域必须尽快做出改变。关键议题已明确：减少国家预算赤字，以及降低公共债务和国家支出。受访者意识到需要做出努力，包括左翼选民在内，但他们同时也希望这些努力能得到更好的分配。因此，提高企业利润税是一项受到支持的措施。候选人们已被警告：在这三个已成为竞选核心的主题上，标准很高：他们给出的答案不能模糊，不能不切实际，也不能不精确。

最后，对激进变革的渴望产生了一个结果：这次总统竞选初期引起了四分之三受访者的兴趣，创下纪录。绝大多数人表示确定会去投票，远高于 2021 年同期，回到了 2016 年的水平——2017 年总统大选第一轮的投票率曾达到 78,7 %。因此，这让人期待在 2027 年 4 月 18 日和 5 月 2 日的投票之夜，选民能展现出强烈的动员力。

10 月 5 日至 8 日 4 天，4 个地点 与 40 多位艺术家 见面

rond-point 剧院 金色门宫 (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 法国国家图书馆 里舍留馆 (Richelieu) 金属工之家 (Maison des Métallos)

Des électeurs inquiets et en colère avant 2027

▶ « Le Monde » publie sa première enquête électorale réalisée par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vue de la présidentielle

- Dans un paysage politique très polarisé, les électeurs se disent intéressés par le scrutin, mais aussi très pessimistes quant à la situation de la France

- Ils placent les questions économiques au premier rang de leurs préoccupations, devant les questions sociales, environnementales et identitaires

- Marine Le Pen, la candidate du RN, est crédité d'au moins un tiers des intentions de vote dans toutes les configurations testées

▶Si Jean-Luc Mélenchon solidifie lui aussi sa base électorale, le jeu reste très ouvert pour les autres candid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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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 des Français se sentent inquiets

estiment que la situation du pays va se détériorer les prochains mois

Infographie Le Monde • Sources : Sondage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71% attendent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un vrai changement social et politique

LES AMBIGUITÉS DE LA DEMANDE DE RUPTURE

Si la France semble prédisposée à une bascule populiste, celle-ci n'est pas inéluctable, estime Brice Teinturier, directeur général délégué d'Ipsos BVA

LA GAUCHE N'EST PAS (ENCORE) CONDAMNÉE À LA MARGINALITÉ

Les convergences existent, en particulier sur les questions sociales, analyse Gilles Finchelstein,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PAGES 9 ET 10

M ÉDITORIAL UN PROFOND DÉSIR DE CHANGEMENT PAGE 32

Selon l'ONG B'Tselem, Israël porte un projet d'« élimination » des Palestiniens en Cisjordanie

DANS UNE NOUVELLE enquête, rendue publique lundi 14 septembre, l'ONG israélienne dénonce le climat politique et la terreur dans lesquels vivent trois millions de Palestiniens, sous l'emprise croissante du gouvernement Nétanyahou,

Ukraine Emoi après la frappe d'un drone russe sur un train reliant Kiev à Varsovie PAGE 4

VU PAR EMAD HAJJAJ (JORDANIE)

qu'elle accuse de vouloir effacer méthodiquement le passé du territoire. B'Tselem – souvent attaquée par la droite et l'extrême droite en Israël – considère que les violences des colons juifs ne sont que la partie visible, la plus médiatisée, d'un « système poli-

Planète Pour protéger les grands tétras, la France les sous- trait à la chasse PAGE 21

tique». Aux violences, aux arrestations, aux tortures en prison s'ajoutent les déplacements forcés de populations, les restrictions massives en matière de circulation et l'écrasement des élites politiques.

Sécheresse Crainte d'une hausse des prix des fruits et légumes PAG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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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OONING FOR PEACE

PUBLIÉ DANS ALARABY ALJADEED LE 11 SEPTEMBRE 2026

Enquête Dans le village martyr d'Andriïvka, antre du «boucher de Boutcha»

« Le Monde » a retrouvé la trace du colonel Azatbek Omourbekov dans l'école de ce village ukrainien, d'où il ordonnait des massacres PAGES 22-23

Moyen-Orient Yémen : nouvelle menace sur les prix du pétrole

La mainmise houthiste sur le bras de mer situé entre l'Afrique et la péninsule Arabique fait redouter une hausse des cours PAGE 18

Musique Les retrouvailles réussies de Céline Dion avec la scène

La star québécoise, très émue, a livré, samedi, à la Plenitude Arena, le premier concert de sa résidence parisienne PAGE 24

Narcotrafic L'ascension criminelle d'« El Frances » au pays des cartels

Arrêté en juin à Medellin, Soner Akca est l'un des rares Français à être devenu un baron de la drogue en Colombie. Il est soupçonné d'avoir organisé un réseau international

de trafic de cocaïne chimiquement modifiée pour être mélangée à des produits agroalimentaires, avec des complicités en France PAGES 14-15

CHEZ VOTRE MARCHAND DE JOURNAUX

L'emprise d'Israël en Cisjordanie dénoncée

Selon l'ONG israélienne B'Tselem, un « système politique » cherche à y « effacer la présence palestinienne »

RAMALLAH ET HÉBRON (CISJORDANIE OCCUPÉE) - envoyé spécial

La scène est racontée au Monde, sous le couvert de l'anonymat, par un Palestinien de Jérusalem-Est ciblé par un raid de la police israélienne qui le suspectait d'incitation au terrorisme. En fouillant ses biens, les policiers sont tombés sur un exemplaire de 1984, le roman de George Orwell racontant la dérive totalitaire d'un pays imaginaire. « Regardez, ce que j'ai trouvé! », s'est exclamé un des policiers, convaincu d'avoir mis la main sur une pièce à conviction. « C'était 1984, il a pensé 1948 et il a cru que c'était un livre sur la Nakba [l'exode forcé de 750 000 Palestiniens en 1948], donc une preuve de mon activisme. » Le trentenaire a passé deux jours en détention puis a été relâché, faute de preuve contre lui.

L'épisode pourrait presque faire sourire. Il est révélateur du climat politique dans lequel vivent plus de 3 millions de Palestiniens en Cisjordanie, territoire sous occupation depuis 1967, soumis aux conséquences de ce qui, ailleurs, serait qualifié de dictature militaire. Depuis quatre ans, le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y a encore accentué son emprise, utilisant toutes les ressources des forces armées, d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de la police, des milices privées des colonies juives, des tribunaux militaires et des prisons, en plus d'une surveillance technologique massive.

«Israël a considérablement intensifié ses attaques contre l'ensemble des aspects de la vie des Palestiniens en Cisjordanie», constate l'ONG israélienne B'Tselem, dans une enquête rendue publique, lundi 14 septembre. Ce minutieux travail de documentation et d'analyse, qui fera date, conduit B'Tselem à qualifier la situation d'« apartheid », de régime d'« oppression », à mettre en cause le « suprémacisme juif », ainsi que le projet sioniste qui fonde l'Etat hébreu. Surtout, l'ONG de défense des droits humains arrive à la conclusion qu'Israël met en œuvre, en Cisjordanie, un projet d'élimination de la société palestinienne par la destruction systématique de tous ses piliers.

Etranglement économique

B'Tselem considère que les violences des colons juifs, qui se sont fortement intensifiées depuis douze mois, ne sont que la partie visible, la plus médiatisée, d'un « système politique ». Aux violences, aux arrestations, aux tortures en prison, toutes documentées par un grand nombre de sources indépendantes, s'ajoutent l'étranglement économique de la Cisjordanie, les déplacements forcés de population, les restrictions massives en matière de circulation et l'écrasement des élites politiques. Autant de politiques publiques assumées : « Combinés, ces mécanismes font partie d'un projet de colonisation de peuplement ayant pour but d'étendre et d'institutionnaliser une présence juive permanente sur le territoire, tout en évinçant et en effaçant la présence palestinienne de cet espace », affirme B'Tselem.

L'ONG relie son précédent rap-

« Aucune force politique susceptible de stopper cette détérioration ne se profile à l'horizon », souligne l'ONG port sur la situation à Gaza, qu'elle avait intitulé « Our genocide » (« notre génocide »), avec ce qu'il se passe en Cisjordanie : « Le génocide à Gaza et le projet d'effacement en Cisjordanie constituent deux expressions d'un même projet politique mené par le régime, qui vise à détruire la capacité du peuple palestinien à exister », écrit-elle. Sur ce point, le constat n'est pas différent de celui porté par d'autres organisations ou agences internationales. « Jour après jour, des habitations sont incendiées, des routes et des accès sont bloqués, toujours plus de familles sont exposées à la violence, toujours plus de communautés sont dépossédées de leurs terres, tandis que la peur et la terreur ne cessent de gagner du terrain. Cela fait près de trois ans que cette offensive contre la vie palestinienne s'intensifie, s'étend et s'affiche au grand jour. La Cisjordanie est à feu et à sang, et aucune force politique susceptible de stopper cette détérioration ne se profile à l'horizon », souligne l'ONG.

Mais, ce que décrit B'Tselem est plus explosif sur le plan politique, surtout depuis que le gouvernement israélien assimile toute critique du sionisme à de l'antisémitisme. « Ce dont il est question, c'est de l'effacement des Palestiniens en tant que collectivité, parallèlement à l'établissement d'une domination juive permanente et absolue sur tout le territoire », explique Yuli Novak, la directrice exécutive de B'Tselem, dans un entretien au Monde. « A nos yeux, la logique d'effacement était là dès le début, dès la fondation d'Israël. Voilà le cœur du projet sioniste israélien: éliminer la présence des Palestiniens en tant que peuple autochtone, en les décrédibilisant, pour construire une nouvelle société», appuie la militante, ancienne directrice de Breaking the Silence, une ONG qui recueille les témoignages de soldats israéliens.

Le développement massif des colonies n'est pas seulement le projet de l'extrême droite actuellement au pouvoir, mais d'une très large partie de l'appareil politique et militaire, soutient l'ONG, y compris dans l'actuelle opposition parlementaire. «Israël démantèle l'existence palestinienne tout en réorganisant simultanément l'espace, afin d'étendre et d'institutionnaliser la souveraineté et le contrôle juifs. Les terres et les ressources sont transférées sous contrôle juif. Les colonies, avant-postes et fermes s'étendent. Et les systèmes juridiques, d'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d'infrastructures et de budgets établissent une présence juive continue et permanente», souligne B'Tselem.

Mouvement d'annexion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es colons ont conquis 100 000 hectares, soit 18 % de la Cisjordanie. «Les ennemis doivent être combattus, on ne doit pas leur accorder une vie confortable», avait expliqué Bezalel Smotrich, ministre des finances et des colonies, en septembre 2025, en annonçant viser une souveraineté complète d'Israël sur 82 % de ce que les Israéliens appellent «Judée-Samarie», en référence aux dénominations bibliques. La conséquence de ce mouvement d'annexion est majeure: les colonies juives constituaient, jusque-là, des enclaves dans le territoire palestinien; les villages et villes moyennes palestiniennes sont en train de devenir des enclaves dans un territoire israélien. «Israël annexe la Cisjordanie par la colonisation, la violence et la fragmentation de l'espace palestinien, en refoulant la population palestinienne dans de petites enclaves isolées», a résumé une autre organisation indépendante, Yesh Din, dans un rapport publié le 9 septembre.

B'Tselem insiste sur l'importance des violences politiques commises en Cisjordanie. «Dès sa fondation, Israël a eu tendance à percevoir toute structuration politique, sociale ou communautaire palestinienne – surtout lorsqu'elle portait des aspirations collectives et nationales – comme une menace sécuritaire et une remise en cause de l'ordre politique qu'il entend imposer. Dès lors, Israël s'appuie sur une panoplie de mesures pour limiter et déstructurer l'action civile, en brandissant l'argument de la "sécurité" pour légitimer ses interventions», note l'ONG.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et la liberté de manifester ont été systématiquement attaquées, à travers des «ordres militaires», promulgués par le commandant en chef de l'armée, pour régir la vie des Palestiniens, alors que les Juifs n'y sont pas soumis. Les arrestations sont incessantes, parfois individuelles, souvent en groupe avec des dizaines d'hommes alignés contre des murs, attachés, puis emmenés les yeux bandés. Plus de 20 000 habitants de Cisjordanie ont été arrêtés, en cumul, depuis les attaques du 7 octobre 2023, dont une majorité retenus pendant des mois sans aucune charge – un régime de détention abusive qui porte le nom de « détention administrative » et qui ne vaut que pour les Palestiniens. Même chose pour la peine de mort, entrée en application dans les territoires occupés, en mai, par l'intermédiaire d'un ordre militaire: seuls les Palestiniens sont soumis, de fait, à la peine capitale; leurs droits pour se défendre ont été drastiquement réduits.

Entre 1967 et 2019, Israël a interdit plus de 400 organisations palestiniennes, dont les principaux partis politiques, des associations, des syndicats ou des mouvements locaux. Ces dernières années, au nom de la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la pression s'est encore accentuée avec des dizaines de fermetures d'organisations. « Dès ses origines, le projet sioniste

Plus de 20 000 habitants de Cisjordanie ont été arrêtés, en cumul, depuis les attaques du 7 octobre 2023

s'est efforcé de judaïser le territoire avec pour conséquence directe l'effacement méthodique de son passé palestinien. C'est dans ce but qu'Israël mène un assaut perpétuel contre les lieux d'émergence de la conscience politique et sociale palestinienne, qu'il s'agisse des universités, des établissements scolaires ou des centres religieux, culturels et communautaires», relève B'Tselem.

Au bord de la route 60, qui traverse la Cisjordanie occupée, des pancartes publicitaires proposent des logements à des colons, le $1^{\text{er}}$ juillet. LAURENCE GEAI/MYOP POUR « LE MONDE »

Al-Haq, par exemple, une association de défense des droits humains, est classée organisation terroriste depuis 2021. « Dès lors que nous avons voulu faire respecte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mander des comptes aux coupables, nous avons franchi une ligne rouge aux yeux d'Israël. Une intense campagne s'est engagée contre nous, une véritable campagne de dénigrement », raconte au Monde son directeur, Shawan Jabarin. Les autorités israéliennes ont tout fait, ensuite, pour empêcher l'ONG de travailler. « Sans demander des comptes aux criminels, aucun chemin vers la paix n'est possible. Pas de paix sans justice. Et pas de sécurité sans paix. Telle est la réalité », prévient le militant, une figure des droits humains depuis des années.

Les universités font, aussi, régulièrement l'objet de raids militaires, comme Birzeit, en janvier, où l'armée a dispersé un rassemblement pacifique en tirant avec des armes de guerre sur la foule, blessant une douzaine de personnes. Depuis trois ans, plusieurs centaines d'étudiants ont été arrêtés dans cet établissement supérieur. Les écoles, elles, subissent de plein fouet les conséquences de l'étranglement financier de l'autorité palestinienne décidé par le gouvernement de Benyamin Nétanya-hou. Une grande partie des enfants n'a, désormais, école que deux ou trois jours par semaine, faute d'enseignants. Même chose pour le système de santé, au bord de l'effondrement. L'économie, elle, est sinistrée.

«Le propre de l'apartheid»

B'Tselem a souvent été attaquée par la droite et l'extrême droite. Sa difficulté actuelle, en Israël, est l'indifférence. Sa dernière enquête, portant sur les enfants tués par l'armée en Cisjordanie, n'a quasiment pas eu d'écho dans le pays, alors que les vidéos de mineurs blessés par balles, volontairement laissés sans soins, ont eu beaucoup d'impact à l'échelle internationale. « 99 % des Israéliens vous diront qu'ils ne vivent pas sous un régime d'apartheid, car c'est précisément le propre de l'apartheid : il masque la réalité de la situation politique, il la rend imperceptible », souligne Yuli Novak. Ces propos font écho aux déclarations des réalisateurs israéliens du documentaire Naza, sur les méthodes de l'armée à Gaza, primé samedi 12 septembre à la Mostra de Venise : « Tout est fait pour nous inciter à ne pas regarder la réalité en face », a constaté Yuval Abraham, en recevant le Prix spécial du jury.

Mais la directrice de B'Tselem veut espérer que son pays puisse, un jour, se transformer: «A travers l'histoire, les exemples ne manquent pas de régimes et de systèmes politiques qui avaient tout mis en œuvre pour endoctriner leur peuple dans le racisme, le militarisme, la violence et le fascisme. Et pourtant, ils ont fini par être changés.» A condition, dit-elle, qu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change radicalement de perspective, comme viennent de le faire les Britanniques en déclarant l'occupation de la Cisjordanie illégal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n'est pas confrontée à une crise temporaire. Elle est confrontée à un régime d'apartheid qui déploie des mécanismes d'élimination accélérés dans le cadre d'un projet colonial.»

LUC BRONNER

En Russie, les hommes en âge de combattre tentés par l'exil

Certains ont déjà acheté un billet d'avion, prêts à partir si une mobilisation générale est déclarée après l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u 18 au 20 septembre

En Russie, la rumeur d'une nouvelle vague de mobilisation ravive les craintes des hommes en âge de combattre, tentés par l'exil. Elle est si tenace que le président Vladimir Poutine a dû multiplier les démentis. «A ce jour, il n'existe aucun scénario qui nécessiterait une mobilisation», a assuré le chef du Kremlin, jeudi 3 septembre à Vladivostok, dénonçant «une attaque informationnelle de la part de l'ennemi avant des élections à la Douma, avec une tentative d'influer sur leur résultat».

Vladimir Poutine se veut rassurant à la veille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qui se dérouleront du 18 au 20 septembre, les premières depuis le début de l'invasion de l'Ukraine, en février 2022.

La menace d'une nouvelle mobilisation militaire a miné la campagne, quatre ans après la mobilisation partielle annoncée à l'automne 2022. A l'époque, celle-ci avait provoqué une vague de panique dans les familles russes, et poussé des milliers d'hommes à fuir le pays ou à se terrer dans leur datcha, à la campagne.

Dans le doute, beaucoup d'hommes préfèrent aujourd'hui prendre leurs précautions. Certains ont déjà acheté un billet d'avion, prêts à partir après les élections, si une mobilisation est déclarée. D'autres ont prévu de « séjourner un mois en Turquie et d'attendre de voir ce qui se passe », témoigne une journaliste à Moscou, qui préfère rester anonyme par précaution.

Chez le notaire

«Il y a une vraie peur de la mobilisation, renchérit un autre journaliste, à Iekaterinbourg, dans l'Oural. De simples citoyens ne veulent pas être envoyés dans une guerre sans fin dont beaucoup, y compris parmi les électeurs de Poutine, ne comprennent plus le sens. » Certains encore vont chez le notaire et mettent leur appartement au nom de leurs parents pour que les recruteurs ne puissent pas les trouver.

La plupart des candidats au dé- part avaient déjà fui la mobilisation à l'automne 2022, avant de revenir en Russie, selon plusieurs sources interrogées par Le Monde. Trois destination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prisées : la Géorgie, l'Arménie et la Serbie, accessibles avec un passeport russe, sans visa.

A Tbilissi, la capitale géorgienne, l'association The Ark, qui soutient des Russes, constate une augmentation du nombre de requêtes depuis juin, mais, « en août, on en a eu dix fois plus, affirme sa fondatrice, Anastasia Burakova. La société russe est épui-

La menace d'une nouvelle mobilisation militaire a miné la campagne des législatives, qui auront lieu du 18 au 20 septembre sée, effrayée par les attaques de drones et la rumeur d'une mobilisation». Ceux qui ont des compétences en médecine cherchent, tout particulièrement, à quitter la Russie, de crainte d'être enrôlés.

«La plupart des gens veulent savoir s'il est possible de s'installer en Géorgie, mais cela ne veut pas dire qu'on va avoir de longues files d'attente à la frontière comme en 2022», nuance Anastasia Burakova. Le 19 août, les autorités géorgiennes ont démenti les affirmations de Moscou selon lesquelles 20 000 citoyens russes étaient entrés en Géorgie en vingt-quatre heures depuis le poste-frontière de Lars. Tbilissi a dénoncé une « désinformation délibérée ». Le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russe a ensuite lui-même révisé ses estimations – il chiffre désormais à 7 880 le nombre de personnes quittant la Russie et à 8 406 les retours –, et justifié cet important chassé-croisé par « la fin de la saison touristique ».

En Arménie, Oleg Novikov, coordinateur de l'aide aux déserteurs russes au sein d'une association dont il préfère taire le nom, affirme ne pas constater de hausse particulière liée aux rumeurs sur une nouvelle mobilisation, mais « tous les déserteurs qui ont fui en Arménie ne s'adressent pas aux défenseurs des droits humains, avertit-il. Disons que les gens continuent de fuir le front à un rythme régulier. Nous recevons environ quatre ou cinq demandes par semaine ». Il reçoit aussi des appels à l'aide de « jeunes qui terminent leurs études et risquent d'être appelés sous les drapeaux dès qu'ils les auront finies. Par précaution, ils partent à l'avance ». A Erevan, la capitale, les prix des logements s'envolent déjà.

A la différence de 2022, « les gens fuient vers l'Arménie, non seule-

Trois destinations sont plus prisées: la Géorgie, l'Arménie et la Serbie, accessibles sans visa

ment depuis la Russie, mais aussi depuis la Géorgie, parce qu'une certaine inquiétude s'est installée», constate Oleg Novikov, alors que les autorités géorgiennes se sont rapprochées de Moscou depuis l'invasion de l'Ukraine. L'Arménie, qui a au contraire pris ses distances avec le Kremlin, est perçue comme plus sûre. Malgré les accords qui la lient à la Russie, elle «n'a extradé aucun déserteur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se réjouit le militant.

«Sans panique»

Cette petite ex-république soviétique du Caucase n'est souvent qu'une étape vers une autre destination en Europe. « Sur les 200 000 Russes arrivés après 2022, environ 50 000 sont restés », estime Areg Kochinyan, analyse politique et directeur du Research Center on Security Policy, à Erevan. Avec des effets positifs sur le plan économique : « L'arrivée des travailleurs dans la tech a généré d'importants revenus. »

Cet été, les autorités arméniennes se sont dites prêtes à accueillir ceux qui voudraient fuir une nouvelle mobilisation. « Aux Russes, je ne peux dire qu'une chose: "Bienvenue en Arménie" », a lancé le secrétaire du Conseil de sécurité d'Arménie, Alen Simonian, lors d'une interview télévisée, le 25 août. Des propos jugés « provocants » par la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russe, Maria Zakharova.

Contrairement à 2022, la vague de départs « se fait sans panique et de manière organisée », assure la directrice d'une association d'aide aux Russes cherchant à fuir la mobilisation, sous le couvert de l'anonymat. D'autant qu'en Russie, beaucoup se méfient des démentis officiels de Vladimir Poutine. « Il a promis que, “à ce jour”, il n'y aura pas de mobilisation. Mais les hommes pensent au jour d'après. Et après les législatives, il sera trop tard pour partir », prévient cette même source.

La menace est d'autant plus forte que, quatre ans et demi après le début de l'invasion, l'armée russe peine à recruter les 30 000 à 35 000 militaires nécessaires par mois pour compenser ses pertes colossales (morts et blessés) sur le front. Les volontaires font défaut, malgré la promesse de primes élevées et d'ascension sociale pour la famille des engagés. Depuis un an, les campagnes de recrutement se doublent de pratiques en tout genre qui s'apparentent de plus en plus à des enrôlements forcés. Les autorités ciblent en particulier les personnes vulnérables, facilement manipulables. Certains se laissent convaincre par les promesses d'être affectés à l'arrière, puis sont envoyés au front.

Le système d'enregistrement informatisé, mis en place en 2022, s'est encore renforcé en août 2025: un registre de conscrits a notamment été finalisé, recensant tous les hommes susceptibles d'être réquisitionnés. Si Vladimir Poutine venait à proclamer la mobilisation générale, tout est en place.

BENJAMIN QUÉNELLE ET FAUSTINE VINCENT

Après une attaque de drone russe près de la frontière avec la Pologne, en Ukraine, le 13 septembre. SERVICE D'URGENCE UKRAINIEN VIA AFP

Emoi international après l'attaque du train Kiev-Varsovie

Un drone russe a frappé la locomotive du convoi, dimanche, juste avant qu'il ne franchisse la frontière. La Pologne craint une « escalade »

KIEV, VARSOVIE - envoyé spécial, et correspondant régional

D e mois en mois, loin des lignes de front, l'escalade militaire s'accroît entre la Russie et l'Ukraine. Cette fois, c'est le train Kiev-Varsovie que Moscou a frappé, dimanche 13 septembre, juste avant qu'il ne franchisse la frontière polonaise. Un drone russe a percuté la locomotive du convoi près du poste-frontière de Dorohusk-Iahodyn, tandis qu'un autre drone a ciblé une station-service voisine, provoquant l'incendie de deux camions. Les 206 passagers du train sont indemnes.

L'attaque a provoqué un fort émoi, tant en Ukraine qu'en Pologne, pour diverses raisons. La première est que Kiev dénonce une « attaque systémique » contre son système ferroviaire, une des infrastructures fonctionnant encore correctement jusqu'à présent en Ukraine, malgré la guerre. La deuxième est le message envoyé à la Pologne, pays membre de l'Union européenne (UE) et de l'OTAN. La troisième est qu'un autre train, avec à son bord des personnalités européennes et américaines, venait de quitter la gare avec quelques minutes d'avance sur l'horaire, et que la compagnie ferroviaire Ukrzaliznytsia a estimé « hautement probable » qu'il ait pu être la véritable cible de l'armée russe.

Ce train diplomatique spécial ramenait en Pologne, selon Ukrzaliznytsia, des invités de la conférence annuelle Yalta European Strategy, qui s'est tenue à Kiev les 11 et 12 septembre. A son bord, deux anciens premiers ministres, le Britannique Boris Johnson et le Suédois Carl Bildt, ainsi que des

« Même les scénarios les plus pessimistes sont possibles »

DONALD TUSK premier ministre polonais ministres, des parlementaires, des conseillers à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et des diplomates de divers pays de l'UE et de l'OTAN. L'ex-directeur de la CIA, le général en retraite David Petraeus, était pour sa part dans un train voisin, alors en gare. « J'ignore quelle logique dévoyée conduit Poutine à faire exploser une locomotive à la frontière polonaise, a dénoncé Boris Johnson, mais c'est le genre d'attaque insensée que les Ukrainiens endurent chaque jour. »

«Plus dangereux que jamais» A Kiev, le président ukrainien, Vo- lodymyr Zelensky, a dénoncé, sans mentionner le passage du train diplomatique, une attaque «délibérée». Le ministre des affai- res étrangères, Andrii Sybiha, a, de son côté, déclaré que «les frapp- pes barbares menées par la Russie à la frontière entre l'Ukraine et la Pologne ne constituent pas seulement une poursuite de ses atta- ques contre nos frontières nationales. Il s'agit du terrorisme de Poutine qui frappe directement à la porte de l'UE et de l'OTAN. Les barbares russes sont à vos portes, chers partenaires».

En Pologne, le gouvernement a dénoncé une « escalade », comme l'ont déclaré successivement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Radoslaw Sikorski, en visite à Kiev, et le premier ministre, Donald Tusk, en se référant non seulement à l'attaque du train ukrainien à la frontière polonaise, mais aussi à la multiplication des attaques de drones dans l'ouest de l'Ukraine, à proximité de la frontière polonaise, dans les heures qui ont précédé et suivi l'attaque du train ukrainien. Selon M. Sikorski, 13 frappes ont été enregistrées, dont une à 800 mètres de la Pologne.

Lors d'une réunion au Centre de sécurité gouvernementale, où il avait réuni ministres et militaires, Donald Tusk a déclaré avoir « reçu des informations de [ses] propres services et de ceux de [ses] alliés concernant une possible escalade ». Il a dit s'attendre à « une intensification des actions russes dans les semaines et les mois à venir », ajoutant : « Même les scénarios les plus pessimistes sont possi-

Un autre train, avec à son bord des personnalités européennes et américaines, venait de quitter la gare avec quelques minutes d'avance

bles. » Tout en affirmant ne pas vouloir céder à la nervosité ambiante, le premier ministre a précisé : «Les attaques de cette nuit démontrent que les Russes sont prêts à utiliser un matériel plus dangereux que jamais. Je fais référence aux drones de combat. Leur portée et leur précision sont alarmantes. Nous devons être conscients que la Russie possède de telles capacités. »

Plus tôt dans la journée, deux autres ministres polonais avaient réagi sur le réseau social X. «Atten-tats terroristes russes, écrivait ainsi le titulaire de l'intérieur, Marcin Kierwinski. La Russie est un ennemi du monde libre.» Quant au vice-ministre de la défense, Cezary Tomczyk, il insistait sur le nécessaire soutien à l'Ukraine, en un moment où l'opposition nationaliste polonaise s'efforce de l'affaiblir, notamment en tentant de dresser la population contre les réfugiés ukrainiens.

« Quiconque se demande s'il est judicieux de soutenir militairement l'Ukraine devrait tirer les conclusions des événements, écrivait-il. Pour beaucoup, la guerre peut encore sembler quelque chose de lointain, presque surréaliste. Mais elle se déroule très près de la frontière polonaise. Dans l'intérêt de la Pologne et de toute l'Europe, l'Ukraine doit gagner cette guerre. »

Dans le même esprit, Radoslaw Sikorski,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 estimé,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organisée à Kiev avec son homologue ukrainien, Andrii Sybiha, que « la sécurité de la Pologne et de l'Ukraine sont inextricablement liées », appelant à «faire preuve de solidarité envers toute l’Ukraine, mais aussi envers chaque Ukrainien, envers ceux qui vivent en Pologne et envers ceux qui souhaitent entrer en Pologne». Avant de conclure: «Le terrorisme russe ne frappe pas à la porte de l’Europe, il l’a déjà franchie. »

Ce n'est pas la première fois que la Russie frappe à la frontière entre l'Ukraine et la Pologne. Moscou avait notamment tiré, en janvier, un missile balistique Orechnik, pouvant porter des charges tant conventionnelles que nucléaires, à 70 kilomètres de la frontière. Le missile ne comportait aucun explosif, mais le message avait été pris au sérieux par les pays de l'OTAN.

Aucune avancée diplomatique Moscou avait présenté ce tir comme des représailles après une attaque ukrainienne contre une résidence du président russe, Vladimir Poutine, sauf que l'attaque en question n'aurait, selon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s ukrainiens et américains, jamais eu lieu. Elle était plus vraisemblablement un avertissement après un accord entre Européens et Américains sur un soutien de Washington au déploiement de soldats européens en Ukraine en cas de cessez-le-feu.

L'attaque du train Kiev-Varsovie intervient alors que Washington peine à relancer les négociations de paix que le président américain, Donald Trump, appelle de ses vœux depuis son retour à la Maison Blanche, en janvier 2025. La dernière tournée de ses deux émissaires, Steve Witkoff et Jared Kushner, à Moscou e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à Kiev, les 5 et 6 septembre, ne s'est soldée par aucune avancée diplomatique, même si le Kremlin a affirmé « ne pas exclure » une reprise de pourparlers tripartites « en octobre ». En attendant, tandis que Kiev frappe de plus en plus régulièrement en profondeur en Russie, la présidence Trump est surtout synonyme, en Ukraine, de bombardements nettement accrus contre les villes et des cibles civiles.

RÉMY OURDAN ET FLORENT GEORGESCO

Elections législatives en Suède : la gauche et la droite au coude-à-coude

Selon des résultats non définitifs, la majorité de droite serait légèrement devancée par l'opposition de gauche

STOCKHOLM - correspondante régionale

L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e dimanche 13 septembre ne produiront pas leur résultat avant plusieurs jours. Quand les Suédois sont allés se coucher, tard dans la nuit du dimanche 13 au lundi 14 septembre, l'écart n'était plus que d'environ 28600 voix entre les deux blocs. Composée des Sociaux-démocrates, du Parti de gauche, des Verts et du Parti du centre, l'opposition était alors donnée gagnante avec trois sièges d'avance sur la majorité sortante alliant les Modérés (conservateurs), les Chrétiens-démocrates, les Libéraux et les Démocrates de Suède (SD, extrême droite).

Pour connaître les scores définitifs, il va falloir patienter, car les bulletins de vote des 220 000 Suédois de l'étranger, traditionnellement favorables à la droite, ne seront pas dépouillés avant le 16 septembre. Or ils pourraient encore faire basculer le résultat. En attendant, le scrutin s'annonce déjà historique. Après la victoire massive du parti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 dans le Land de Saxe-Anhalt en Allemagne, le 6 septembre, beaucoup, en Europe, dimanche, avaient les yeux rivés sur le score des Démocrates de Suède. Créé en 1988 par d'anciens néonazis, le parti, entré au Parlement en 2010, avait progressé à chaque scrutin législatif, jusqu'à atteindre 20,5 % des voix en 2022. Il y a quatre ans, ce succès lui avait permis d'imposer des pans entiers de son programme dans l'accord de coalition négocié avec la droite, même si les SD avaient dû renoncer à siéger au gouvernement.

Dimanch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 parti nationaliste a reculé. Selon les résultats provisoires, il n'obtient que 17,6 % et redevient le troisième parti de Suède, derrière les Modérés. Dans l'hôtel de Solna, au nord de Stockholm, où les SD avaient donné rendez-vous à leurs sympathisants, l'ambiance, dimanche soir, était morose. Décoré d'énormes bourdons – le nouveau logo du parti – pendus au plafond, l'étage réservé pour la soirée électorale est resté à moitié vide. Seuls les jeunes militants semblaient avoir le cœur à la fête.

Un peu après minuit, Jimmie Akesson, le patron du parti depuis 2005, a fini par monter sur scène. Son discours n'a duré qu'une poignée de minutes. Pas question de parler d'échec. «J'ai le sentiment que nous sortons gagnants de cette campagne», a-t-il asséné, constatant que « partout, dans le pays, il y a beaucoup de gens qui n'ont plus honte de dire qu'ils sont Démocrates de Suède » et « portent avec fierté [les] tee-shirts et [les] casquettes [du parti] ». Dans un exercice compliqué, le dirigeant d'extrême droite a ensuite défendu sa décision de faire campagne avec ses alliés de la droite conservatrice; une stratégie, selon lui, nécessaire pour permettre à la majorité sortante d'« avoir une chance de gagner ».

Si l'eurodéputé d'extrême droite Charlie Weimers estime qu'il est « trop tôt pour faire une analyse », il constate que « les questions im-

Dimanch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 parti nationaliste a reculé

portantes pour le parti, telles que l'immigration et la criminalité, n'ont pas été au cœur de la campagne ». D'après lui, le résultat montre néanmoins que les SD « sont capables de se maintenir à un niveau élevé, même après quatre ans aux commandes, ce qui est un signal très important » pour les autres formations d'extrême droite en Europe.

De son côté, le député Mattias Karlsson, un des leaders historiques du parti, impute le recul des SD au vote de soutien massif en faveur des Libéraux. Donnée dans les sondages à moins de 4 % (le seuil minimal pour entrer au Parlement), la formation de Simona Mohamsson a recueilli 5,4 % des suffrages. « Il semble qu'un nombre important de nos partisans aient choisi de voter pour les Libéraux afin de sauver le gouvernement et ainsi préserver l'orientation politique du pays en matière de politique migratoire, de politique pénale, mais aussi de politique économique. C'est dommage pour nous, mais sans cela, nous n'aurions aucune chance de rester au pouvoir », remarque-t-il.

Coalition gouvernementale

Les SD ne sont pas les seuls grands perdants du scrutin. A gauche, les Sociaux-démocrates enregistrent leur plus mauvais score depuis la première élection au suffrage universel masculin, en 1911. Dirigé par Magdalena Andersson, le parti à la rose ne décroche que 28,1 % (contre 30,3 % en 2022). Les Sociaux-démocrates reculent en province, mais aussi dans les grandes villes, en particulier dans les quartiers défavorisés à forte population immigrée, où son virage en faveur d'une politique migratoire restrictive semble avoir profité au Parti de gauche, qui obtient 8,2 % des voix, son meilleur résultat depuis vingt ans.

Echaudés par l'expérience des dernières législatives – la gauche donnée en tête avait finalement perdu le scrutin en fin de soirée –, les Sociaux-démocrates sont restés prudents, dimanche soir. Devant ses militants, Magdalena Andersson a assuré être prête à «former un nouveau gouvernement». Mais elle a reconnu que les résultats étaient trop serrés pour clamer une victoire.

Si son camp l'emporte, les négociations en vue de former une coalition gouvernementale s'annoncent très compliquées. Pendant la campagne, la cheffe de file du Parti de gauche, Nooshi Dadgostar, dont la formation n'a jamais siégé au gouvernement, a fait savoir qu'elle exigerait des portefeuilles ministériels. Les centristes (7,1 %), eux, ont déclaré qu'ils refuseraient de soutenir un gouvernement dépendant du Parti de gauche. Anticipant une défaite annoncée dans les sondages depuis des mois, le premier ministre sortant, Ulf Kristersson, patron des Modérés, a célébré un résultat inattendu: non seulement les conservateurs progressent légèrement, avec 19,9 %, mais ils redeviennent le second parti du royaume, devant les SD.

Si la droite libérale conservatrice et l'extrême droite ne semblent pas en mesure d'obtenir la majorité, M. Kristersson n'a pas pour autant exclu de tenter de «trouver une forme de coalition gouvernementale capable, au moins, de faire adopter un budget raisonnable au Parlement». Ce scénario semble, pour le moment, difficilement imaginable, alors que les Suédois se préparent à un automne chaotique.

ANNE-FRANÇOISE HIVERT

A Ceuta, sur la plage du Trampolin, des milliers de migrants entassés

Faute d'hébergements suffisants dans les centres d'accueil de la ville espagnole d'Afrique du Nord, la plage se transforme peu à peu en village de réfugiés

CEUTA (ESPAGNE) - envoyé spécial

Une activité fébrile s'est emparée de la plage du Trampolin, dans le nord de Ceuta. Fréquentée d'ordinaire par des familles de la ville autonome espagnole d'Afrique du Nord, cette anse sablonneuse, d'où l'on aperçoit au loin le rocher de Gibraltar, est en train de se transformer en village de réfugiés. Six mille personnes s'y entasseraient aujourd'hui, d'après les équipes de nettoyage de l'entreprise Ecoservicios Ambientales envoyées sur place quotidiennement, contrairement aux 2000 dont parlent les autorités.

«Parmi eux, on a identifié 1700 repris de justice», croit savoir l'un des agents à la manœuvre, sacs-poubelle en main, mercredi 9 septembre. Soucieux de garder l'anonymat, il porte un masque et un gilet orange fluorescent. En colère face à des conditions sanitaires épouvantables, il raconte les bouteilles remplies d'urine qu'il est tenu de ramasser sur le rivage, le conteneur qui déborde d'ordures, les 10 cabines sanitaires qui empestent, les bagarres qui éclatent plusieurs fois par jour...

Investie dès le 30 juillet par quelques dizaines de personnes tout juste arrivées illégalement du Maroc, à la faveur d'une vague migratoire sans précédent, la plage du Trampolin est un symbole de la confusion qui règne à Ceuta. Elle est saturée de monde et apporte un démenti cinglant aux messages rassurants du gouvernement du socialiste Pedro Sanchez, sur le contrôle de la situation.

«Aucune disposition»

A Madrid, l'exécutif continue d'affirmer que, sur les 70 000 personnes entrées voilà quarante jours, environ 63 000 seraient reparties d'elles-mêmes au Maroc et qu'il en resterait donc 7 000. Pourtant, au bord des vagues, les constructions s'étendent et commencent à déborder sur la plage de Benitez, en direction du port.

Ceux qui s'installent ici sortent des garages, greniers, égouts, où ils se cachaient. Beaucoup ont été chassés des quartiers périphériques où ils avaient trouvé refuge avant la rentrée scolaire de mardi 8 septembre. Il n'y a toujours pas de place pour eux dans les centres d'accueil que l'Etat installe laborieusement, celui de la zone artisanale de Tarajal inauguré mardi par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Fernando Grande-Marlaska, ou celui qui se dresse depuis quelques jours sur le parking de Loma Colmenar, en contrebas de l'hôpital universitaire, devant lequel dorment toujours à la belle étoile des centaines de jeunes. Les vigiles ont ordre de ne pas parler à la presse. Impossible de savoir combien de migrants se trouvent à l'intérieur. Ils seraient plusieurs milliers, selon les riverains.

A Trampolin, de jeunes Maghrébins acheminent des brassées de bambous qu'ils sont allés couper sur une colline voisine. D'autres assemblent les longues tiges à l'aide de bouts de ficelle pour former un squelette, sur lequel ils tendent ensuite une grande bâche bleue qui servira de nouvel abri. «Que va-t-il se passer quand les pluies arriveront fin septembre, accompagnées des vents du Levant qui, à coup sûr, emporteront tout?», s'interroge Carlos Roda, directeur d'un centre de formation pour adultes où des centaines d'étrangers apprennent l'espagnol.

Dans peu de temps, il ne restera plus un mètre carré où s'asseoir. Seul résiste un périmètre protégé par des bouteilles en plastique remplies de sable, où un homme agenouillé s'accorde un temps pour la prière. Une mosquée virtuelle.

« Tout ceci est d'autant plus préoccupant que beaucoup de gens s'agglutinent à proximité d'infrastructures critiques, les quais du port de commerce, les casernes de l'armée ou les réserves de gazole, relève Carlos Echeverria, professeur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Ceuta et Melilla. Le Maroc ne prend aucune disposition pour faire revenir ces migrants. Tout se passe comme s'il voulait questionner l'avenir de Ceuta, en laissant la situation se dégrader et les tensions communautaires dégénérer, afin que la ville attire moins d'investisseurs. »

Pessimiste, cet observateur affûté a remarqué qu'au Maroc, un appel à la mobilisation circul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n vue d'une nouvelle arrivée massive sur Ceuta, le 20 septembre. Sur Facebook, il est fait référence à «Al-Andalus», terme qui renvoie à la péninsule Ibérique et au sud de la France sous domination musulmane entre 711 et 1492. «Ceci suggère que Ceuta appartient à l'espace musulman. Ce pourrait être une fanfaronnade alors qu'en réalité, le royaume alaouite prend la question au sérieux. Il s'agit d'une revendication totalement inacceptable», selon Carlos Echeverria.

Archiviste à la mairie de Ceuta, José Luis Gomez acquiesce. « On entend beaucoup parler du détroit d'Ormuz mais le détroit de Gibraltar est tout aussi stratégique. Il est inimaginable que l'Europe se prive un jour d'avoir un pied de chaque côté », assène ce descendant de Marocains installés à Ceuta depuis le XVIII $^{e}$ siècle.

Pour l'hispaniste Yves Zurlo, auteur de plusieurs essais sur l'histoire de Ceuta, « la question de la restitution au Maroc est d'autant moins d'actualité que depuis 1995, Ceuta jouit du statut de ville autonome espagnole intégrée à l'espace Schengen ». Du reste, ajoute-t-il, Ceuta n'a jamais été marocaine, même en remontant jusqu'à l'Antiquité, lorsqu'elle relevait de la province romaine de la Bétique.

Le long de la route qui borde la plage du Trampolin, les échoppes improvisées se multiplient. «J'essaie de vendre mes baskets 5 euros pour pouvoir m'acheter à man-

« Que va-t-il se passer quand les pluies arriveront fin septembre, accompagnées des vents du Levant? »

CARLOS RODA directeur d'un centre de formation pour adultes ger», explique Anouar, arrivé fin juillet de Fnideq, la ville marocaine située au sud de Ceuta, juste derrière la frontière. Cet homme édenté n'a que 34 ans. Il cherche également à écouler des pantalons et des tee-shirts récupérés auprès de différentes organisations non gouvernementales.

Leur unique repas

Ceux qui disposent d'un peu de monnaie se risquent à aller faire des courses en ville, au supermarché Mercadona, sous réserve que les soldats qui en surveillent l'entrée les laissent passer. Ils achètent des quantités de baguettes, de biscuits et de conserves pour les revendre ensuite sur le sable. Mais la plupart attendent la fin d'après-midi pour prendre leur unique repas.

«Aux alentours de 17 heures, la Croix-Rouge distribue des sacs contenant de l'eau, du lait, une boîte de thon et trois petits pains», explique Amine, 21 ans, étudiant en gestion arrivé de Tanger sur le toit d'un camion. Il a fini son voyage à pied et attend maintenant « une solution », sans bien savoir laquelle.

Ancien professeur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à Ceuta, Enrique Avila n'hésite pas à parler d'« en-

Une situation qui apporte un démenti cinglant aux messages rassurants du gouvernement du socialiste Pedro Sanchez

vahisseurs». « En général, quand une grande vague migratoire déferle, les gens n'arrivent pas des quatre coins du pays d'origine le même jour à la même heure, comme cela a été le cas fin juillet. Si la plupart sont aussitôt rentrés au Maroc, c'est qu'ils souhaitaient juste attirer l'attention sur Ceuta. Quant à ceux qui sont restés, ce sont de vrais candidats à l'exil qui ont profité de l'occasion pour passer la frontière», pense ce retraité installé à Ceuta depuis un quart de siècle.

Selon lui, ils sont plus nombreux qu'on ne croit à être encore présents, sachant que «14000 repas sont distribués chaque jour, à quoi s'ajoute l'aide spontanée de la population». Enrique Avila regrette que le gouvernement n'opte pas pour une expulsion générale: «Il dispose des lois nécessaires pour agir, celle qui interdit de camper sur les plages et d'y allumer un feu, ou celle qui permet de réagir à une violation de l'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de l'Espagne. Or il préfère éviter une crise diplomatique avec le Maroc. Cette affaire illustre le dilemme qui sépare une Europe qui se voudrait humaniste d'une Europe de la raison. »

Invité à s'expliquer sur la gestion de crise à Ceuta devant les députés, le 3 septembre, Pedro Sanchez a «garanti» que la ville nord-africaine demeurerait espagnole «jusqu'à la fin des temps». Ce propos laisse de marbre les Espagnols. Selon un sondage de l'institut 40dB publié lundi, 63 % d'entre eux jugent que le gouvernement a «mal» ou «très mal» géré la crise migratoire jusqu'ici. Une appréciation qui ne risque pas de s'arranger: mercredi, la déclassification de documents émanant des services secrets a révélé que l'exécutif avait été prévenu le 29 juillet du risque imminent d'une arrivée massive de migrants à Ceuta. Vingt-quatre heures avant qu'elle ne se produise.

GUILLAUME DELACROIX

À L'HÔPITAL, ON PREND SOIN DE TOUS, MÊME DES NÔTRES.

Les hospitaliers prennent soin de tous, la Mutuelle Nationale des Hospitaliers prend soin d'eux. Parce qu'en tant que mutuelle issue du monde de l'hôpital, nous continuerons de nous engager chaque jour, du côté des professionnels de santé. Alors nous proposons : - une offre de santé et de prévoyance adaptée aux réalités du terrain hospitalier et médico-social. - des garanties et des services pensés pour accompagner les professionnels de santé au quotidien.

Contrats individuels & collectifs

Mutuelle Nationale des Hospitaliers CRÉÉE PAR ET POUR LES HOSPITA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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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peuples amazoniens accèdent au débat politique Au Brésil, des villages viennent d'être connectés à Internet et peuvent participer à la campagne électorale

Marcelo da Silva Clemente est chargé des contenus numériques au sein de la communauté autochtone de Terra Preta, dans l'Etat d'Amazonas (Brésil), le 4 septembre. TOMMASO PROTTI POUR « LE MONDE »

SAO SEBASTIAO DE SARACA, TERRA PRETA (BRÉSIL) - envoyée spéciale

A Sao Sebastiao do Saraca, un village de pêcheurs et d'artisans situé sur les rives du rio Negro, un affluent de l'Amazone, le puissant soleil matinal fait briller, le 2 septembre, un discret panneau blanc perché sur le toit en tôle d'une modeste baraque en bois. L'antenne Starlink, qui permet d'accéder à Internet par le biais de satellites dans des lieux reculés, a été installée en juin par le Réseau connexion des peuples de la forêt, une alliance d'organisation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lancée en 2023 pour connecter l'Amazonie brésilienne au haut débit.

Grâce à cette initiative, Sao Sebastiao do Saraca, qui se trouve à deux heures de bateau de Manaus, la capitale de l'Etat d'Amazonas, a pu rejoindre les 2807 villages qui bénéficient du programme. Longtemps coupées des débats publics, ces populations peuvent désormais, avec l'arrivée de cette technologie, participer activement à la campagne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régionales et présidentielle du 4 octobre, où le président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se trouve au coude-à-coude avec son adversaire d'extrême droite, le sénateur Flavio Bolsonaro, le fils de l'ancien président Jair Bolsonaro (2019-2023).

Smartphone en main, Tiffany Barbosa, 18 ans, regard vif et cheveux attachés en chignon, confie pouvoir mieux s'informer grâce à Internet. «Avant, nous connais- sions seulement l'opinion des rares candidats qui passaient ici, se sou- vient la jeune femme qui suit une formation à distance en pédagogie. Avec Internet, on entend parler d'autres candidats, on fait des recherches sur leurs propositions, pour savoir si ça vaut la peine de voter pour eux. »

« Visage un peu difforme »

Mais Tiffany Barbosa constate que les personnes plus âgées sont moins à l'aise avec cette technologie. « J'ai un peu peur d'Internet », confie ainsi Hilario Vigal, 53 ans, un pêcheur qui se repose à l'ombre, sur une chaise d'écolier. En juin, il a paniqué après avoir vu une vidéo générée par l'intelli-

Afin d'éviter la désinformation, le Réseau connexion des peuples de la forêt multiplie les formations

gence artificielle, dans laquelle le président Lula semblait annoncer la suspension d'une allocation versée pendant les périodes de repos biologique – où la pêche est interdite pour restaurer les ressources halieutiques – aux populations dépendant des produits du fleuve. Pourtant, « sa voix était différente et son petit visage un peu difforme », se souvient Andreza Vieira, 27 ans, l'air rieur.

Au Brésil, « la diffusion de fausses informations est devenue une stratégie, elle fait partie du jeu politique», regrette Thales Quintao, politiste de l'université fédérale de l'Acre, rappelant que certains dirigeants des Big Tech, alignés sur un agenda politique d'extrême droite, ne respectent pas toujours les réglementations brésiliennes.

Le milliardaire Elon Musk, patron de Starlink, qui domine le marché de l'accès à Internet par satellites en orbite basse au Brésil, avait notamment engagé en août 2024 un rapport de force avec la justice brésilienne. Sa plateforme X avait été temporairement suspendue car il refusait de supprimer des comptes ayant diffusé des fausses informations sur le système électoral pour encourager un coup d'Etat contre le président Lula, qui a eu lieu le 8 janvier 2023. Les Big Tech « ont une conception déformée 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qui peut nuire à un processus électoral libre et juste », alerte le chercheur. Il s'inquiète qu'avec la massification de l'utilisation de «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l soit de plus en plus difficile de distinguer ce qui est vrai ».

Afin d'éviter que les peuples amazoniens récemment connectés à Internet ne se fassent piéger par la désinformation, le Réseau connexion des peuples de la forêt multiplie les formations en ligne pour les aider à identifier les sources fiables, encadrer leurs usages du réseau et utiliser de nouveaux outils pour valoriser leur culture et réclamer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qui leur font tant défaut. D'après l'Institut brésilien de géographie et de statistique, 98 % des habitants de terres indigènes en Amazonie n'ont même pas accès à des services d'assainissement adéquats, ce qui entraîne de lourdes conséquences sanitaires. En 2025, 586 enfants indigènes de moins de 4 ans sont morts de causes considérées comme évitables, telles que des grippes, des pneumonies, des diarrhées ou la dénutrition, selon un rapport du Conseil indigéniste missionnaire publié le 13 août.

Le fléau des suicides

A environ trois heures de bateau de Sao Sebastiao do Saraca, en remontant les eaux sombres du rio Negro, le village Terra Preta, connecté à Internet depuis mai, a créé un compte Instagram pour mettre en lumière le quotidien des peuples baniwa, kokama, mura et tukano qui y habitent. En ce vendredi matin, Marcelo da Silva, 32 ans, chargé d'alimenter le compte, filme avec son smartphone fixé sur un trépied un défilé organisé par la communauté, à l'approche de la fête nationale brésilienne du 7 septembre, sur un terrain de foot du village entouré de maisons en planches.

Au milieu du cortège d'écoliers, de porte-drapeaux, de sportifs et de percussionnistes, deux adoles-

Les antennes Starlink ont été installées par une alliance d'organisations locales

cents tiennent une pancarte jaune alertant sur les suicides : un fléau qui frappe de nombreux jeunes indigènes, confrontés à la précarité, au racisme, aux conflits d'identité et aux bouleversements climatiques. « Internet aide à montrer aux députés, aux politiques, ce qui est en train d'arriver ici! », explique Marcelo da Silva.

Parmi les abonnés de la page Instagram de Terra Preta figure Vanda Witoto, une infirmière indigène qui habite dans un quartier périphérique de l'ouest de Manaus et cherche à être élue à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sous l'étiquette du Mouvement démocratique brésilien (centre). Révoltée par la faible représentation politique des peuples indigènes, qui ne comptent que quatre élus – dont une bolsonariste – parmi les 513 sièges, cette femme coiffée d'un élégant diadème de plumes noires espère, à l'instar de 18 autres candidats indigènes, faire contrepoids au banc de l'agronégoce qui, fort de 349 députés, s'oppose à la délimitation de nouvelles terres autochtones.

Faute de financements pour se déplacer dans les villages reculés, dont certains se trouvent à plus d'une semaine de bateau, Internet est devenu un canal précieux pour recueillir les demandes de ses pairs et se faire connaître. « C'est le seul outil qui m'a connectée avec ces personnes qui vivent le long des rivières », affirme-t-elle à son domicile, faisant défiler sur son smartphone des groupes WhatsApp créés pour communiquer avec les différents peuples, à travers l'envoi de longs messages audio. « J'ai même fait des réunions avec le peuple yanomami [qui habite dans le nord du pays] avec qui je n'avais jamais parlé, sur Google Meet! », se réjouit-elle, déterminée à remporter le scrutin.

ANNE-DOMINIQUE CORREA

En Corée du Sud, le scandale des affaires de disparitions classées

Un officier de police de l'île de Jeju est soupçonné d'avoir négligé tout ou partie de 298 dossiers de disparus en raison de la charge de travail

SÉOUL - envoyé spécial

C'est dans une atmosphère de crise que le nouvel état-major de la police sud-coréenne a pris ses fonctions, jeudi 3 septembre. « La population se demande si elle peut vraiment avoir confiance dans la police, qui a failli à sa mission, mais nous allons assumer nos échecs, mener des réformes en profondeur et reconstruire les forces de l'ordre de A à Z », a promis Kim Jong-chul, commissaire général par intérim, devant un parterre d'officiers en grand uniforme mais penauds.

Car les scandales assombrissent depuis plusieurs mois l'image des forces de l'ordre. Le dernier en date est sans doute le plus grave : un officier de police de l'île de Jeju (sud-ouest) est soupçonné d'avoir classé sans suite tout ou partie de 298 dossiers de personnes disparues, parce qu'il trouvait la charge de travail trop pesante...

L'affaire Jang Mi-ran a été celle de trop. Le compagnon de la femme de 37 ans a signalé sa dispartition le 12 mai. Le policier chargé de l'affaire, le « sergent Bu », selon les médias sud-coréens, a pris sa déposition puis lui a, par la suite, indiqué qu'il avait contacté Mme Jang. Elle lui aurait dit qu'elle « ne souhaitait pas que l'on révèle où elle se trouvait ». Le soir même, il classait l'affaire en mentionnant comme motif : « décès suite à un accident de la route ».

Avec le temps, la famille de Jang Mi-ran a fini par s'inquiéter de plus en plus. Elle a de nouveau contacté la police en juillet. Des recherches ont finalement été lancées à la fin du mois d'août et

L'institution est déjà critiquée pour de multiples affaires de corruption et pour des cas flagrants d'incompétence le corps de la jeune femme a été retrouvé dans une plantation de palmiers, à seulement 500 mètres de son logement.

Enquête ouverte

Une enquête sur les causes de la mort a été ouverte, mais le classement préalable de l'affaire par le sergent Bu complique sérieusement la tâche des policiers. Les images de vidéosurveillance ont été supprimées et n'ont pu être visionnées. Les enquêteurs n'ont par ailleurs retrouvé aucune trace d'un quelconque appel de la police à Mme Jang. Le sergent Bu a été arrêté et interrogé. « Il a déclaré, en substance, qu'il avait fait preuve de négligence parce que la personne disparue était un adulte lambda. Et qu'il avait classé l'affaire afin d'éviter tout le travail et toutes les démarches que supposait son traitement », a reconnu l'institution.

Pendant ce temps, la psychose a gagné Jeju car, entre le 22 et le 24 août, la police a retrouvé les corps de trois autres personnes portées disparues – parmi lesquelles un sexagénaire signalé, lui aussi, au sergent Bu, qui a clos le dossier en mentionnant « localisation confirmée ». Les enquêteurs ont décidé de se pencher sur les 298 affaires confiées à l'agent pendant son affectation, de mars 2025 à juillet 2026, à l'équipe chargée des personnes disparues du commissariat de Jeju Seobu. Outre les deux cas révélés, Ils ont identifié 25 affaires qui auraient été classées sans suite prématurément par le sergent Bu.

En Corée du Sud, où 99 % des cas de disparition sont résolus dans le mois qui suit, le scandale de Jeju a convaincu la police de rouvrir 310 000 dossiers de personnes disparue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Il soulève des interrogations sur le fonctionnement d'une institution déjà critiquée pour de multiples affaires de corruption et pour des cas flagrants d'incompétence.

L'affaire Jang Yun-gi, un homme de 23 ans arrêté en mai pour avoir violé et assassiné une adolescente de 16 ans à Gwangju (sudouest), deux jours après avoir agressé sexuellement une jeune Vietnamienne, a notamment fait

La psychose a gagné Jeju, car, entre le 22 et le 24 août, la police a retrouvé les corps de trois autres personnes

grand bruit en Corée du Sud. Il est apparu que le père de Jang Yun-gi, un policier, a tenté de détruire des preuves au domicile de son fils.

Dans le même temps, plusieurs hauts responsables de la police, dont le directeur adjoint du puissant Bureau national d'enquête, Park Sung-ju, ont été inculpés pour abus de pouvoir après avoir refusé de suivre les recommandations des enquêteurs, qui demandaient à regrouper les deux affaires aux liens évidents. Leur hiérarchie les a obligés à un traitement séparé, par crainte semble-t-il de se voir critiquée pour ne pas avoir su empêcher Jang Yun-gi de commettre d'autres cri mes après sa première agression.

La défiance de la population envers les forces de l'ordre a aussi été exacerbée par le vote, en juillet, d'une loi visant à transférer l'intégralité des pouvoirs d'enquête des procureurs à la police. Le texte a pour objectif de limiter l'influence des procureurs en politique et a été adopté dans le cadre des réformes institutionnelles lancées par le président progressiste, Lee Jae Myung, pour éviter une récurrence de la crise politique provoquée par la déclaration avortée de loi martiale, en décembre 2024, par son prédécesseur Yoon Suk Yeol (2022-2025), lui-même ancien procureur.

Mais une conséquence de la réforme, aux yeux de la population, est de risquer la multiplication de scandales comme celui de Jeju. Si le président Lee s'est engagé à réformer la police, il a toutefois jugé « regrettable » qu'à cause de quelques « personnages indésirables aux comportements troublants, l'honneur et la fierté de la majorité des policiers consciencieux soient ternis ».

PHILIPPE MESMER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vant 2027, un socle électoral inédit pour le RN

Dans un paysage très polarisé, Marine Le Pen est créditée d'au moins un tiers des intentions de vote

Parmi les grandes questions auxquelles la France est aujourd'hui confrontée, quelles sont, parmi les suivantes, les deux qui vous semblent les plus importantes ? Ensemble des sondés, en %

Dont citées en premier

Parmi les mots suivants, quels sont ceux qui caractérisent le mieux votre état d'esprit aujourd'hui ? Ensemble des sondés, en %

Selon vous faudrait-il, en France, augmenter, maintenir au même niveau ou diminuer... Ensemble des sondés, en %

* Marge d'erreur comprise entre 0,1 et 1 point. Seules les marges d'erreur des candidats dont les intentions de vote sont supérieures ou égales à 5 % sont visuellement représentées.
Sondage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pour Le Monde, le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réalisé par Internet du 3 au 9 septembre sur un échantillon de 13 060 personnes représentatif (méthode des quotas)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inscrites sur les listes électorales et âgées de 18 ans et plus, dont 8 984 à 9 445 personnes certaines d'aller voter, et ayant exprimé une intention de vote.

Si le premier tour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vait lieu dimanche prochain et si vous aviez le choix entre les candidats suivants, quel est celui pour lequel il y aurait le plus de chances que vous votiez ? Parmis les inscrits sur les listes électorales, certains d'aller voter, en %

A sept moi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a campagne commence tout juste à s'installer dans l'horizon des Français. Mais des zones de force sont déjà solidement arrimées

dans l'électorat. Marine Le Pen, candidat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est crédité d'au moins un tiers des intentions de vote dans toutes les configurations que nous avons testées. Jean-Luc Mélenchon, candidat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à un niveau deux fois plus faible, peut lui aussi s'appuyer sur une base solide.

De quoi laisser, au milieu de ces deux pôles, un espace allant de la gauche socialiste à la droite Les Républicains (LR), dans lequel tout semble encore mouvant, alors que les candidatures ne sont pas encore stabilisées du côté du Parti socialiste (PS) et qu'Edouard Philippe (Horizons) est fortement dépendant du maintien ou non de Gabriel Attal,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parti Renaissance.

C'est en tout cas le paysage qui se dessine au sein de l'enquête électorale française réalisée du 3 au 9 septembre pour Le Monde par Ipsos-BVA 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 de Sciences Po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Réalisée auprès d'un large échantillon de 13060 personnes inscrites sur les listes électorales, représentatif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âgée de 18 ans et plus, cette enquête est la première à tester des intentions de vote, après une édition précédente conduite au sortir des élections municipales de mars. En ce début de campagne, elle permet de poser des rapports de force, à partir desquels nous pourrons suivre les trajectoires des électeurs changeants, comme la fixité de ceux qui ont arrêté leur choix.

UN EXTRÊME PESSIMISME

Les électeurs sont déjà largement intéressés par l'élection – trois quarts d'entre eux l'affirment –, un intérêt supérieur à celui qui avait cours, à la même période, lors des campagnes de 2017 et de 2022 – respectivement en septembre 2016 et en octobre 2021. Et 67 % se disent certains d'aller voter. Plus de sept sondés sur dix souhaitent que l'élection matérialise « un vrai changement social et politique », un désir majoritaire dans toutes les familles politiques sauf une : parmi les partisans de Renaissance, ils ne sont que 47 % à souhaiter ce profond changement, 41 % acquiesçant à l'autre option proposée : « apaiser la France ».

Ce fort intérêt va de pair avec un extrême pessimisme: les trois quarts des sondés, dont 67 % des 18-24 ans, pensent que la situation de la France va se détériorer dans les mois à venir. Quand on interroge les personnes du panel sur leur état d'esprit, les mots les plus choisis sont l'«inquiétude», l'«incertitude», en hausse par rapport à mai 2024, ou encore la «fatigue» et la «colère» (en hausse elle aussi). Seuls 17 % des sondés choisissent d'inclure l'«espoir».

En matière d'intentions de vote, six scénarios sont soumis aux répondants. Un nombre qui n'épuise pas toutes les configurations, mais nous permet de coller le plus possible à l'état actuel des déclarations de candidatures, de prendre en compte la tenue de la primaire de la gauche socialiste, à partir du 9 octobre, tout en incluant aussi certains candidats probables, notamment parce qu'ils sont déjà parvenus à concourir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Ces scénarios sont soumis à l'ensemble de notre échantillon, et les résultats affichés concernent les sondés « certains d'aller voter » et qui expriment une opinion, qui sont à chaque fois autour de 9 000.

Deux options alternent côté socialiste: Raphaël Glucksmann (Place publique) ou Olivier Faure (PS) candidat. A droite et au centre, nous en mesurons trois: Edouard Philippe seul en lice pour l'ancien bloc macroniste, Gabriel Attal seul en lice, ou bien une situation dans laquelle les deux restent candidats rivaux. A travers tous les scénarios, un fait s'impose, la force de Marine Le Pen, qui jouit à ce stade de 33 % à 35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avec une marge d'erreur de 0,9 %.

Le candidat LFI, Jean-Luc Mélenchon, s'impose, plus qu'Edouard Philippe, comme l'autre candidat qui profite d'un socle solide,

L'affiliation partisane cimente les bases de Le Pen et de Mélenchon

QU'EST-CE QUI pousse les électeurs à soutenir un parti plutôt qu'un autre? Certains déterminent leur vote en fonction du programme ou de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D'autres électeurs choisissent la même famille politique à chaque élection. Cette fidélité fait partie intégrante de leur identité sociale, à l'instar des supporteurs d'un club de football, d'un groupe de personnes exerçant la même profession ou d'un groupe démographique aux mêmes caractéristiques.

Cela ne signifie pas que ces électeurs n'ont pas de bonnes raisons de soutenir ce parti. Celui-ci peut en effet leur proposer des idées les plus proches de leurs préférences. Le fait que ce soutien s'entremêle avec leur identité sociale rend celui-ci plus durable, car ils en viennent à considérer leur parti, ses politiques et ses dirigeants comme faisant partie d'un « nous ».

Lors de la dernière vague de l'enquête électorale réalisée pour Le Monde par l'Ipsos-BVA 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s de Sciences Po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les sondés ont répondu à une série de questions utilisées par les politistes pour évaluer dans quelle mesure les personnes s'identifient à une formation politique. Dans le cas où ils disaient se sentir proches d'un parti, il leur a été demandé de répondre à une série de questions complémentaires visant à déterminer le niveau de leur affiliation partisane.

Un quart des répondants ne se sent proche d'aucun parti. Parmi les trois quarts restants, la proximité partisane se répartit largement entre les cinq principales formations : Rassemblement national (22,4 % de l'électorat), La France insoumise (10,2 %), Parti socialiste (8 %), Les Républicains (7 %) et Renaissance (5,8 %). On observe des écarts importants quant au degré d'identification de leurs sympathisants. Près de 30 % des proches du RN et de LFI ont tendance à déclarer qu'ils utilisent souvent l'expression « nous » plutôt qu'« eux », qu'ils se sentent proches des autres sympathisants de ce parti et offensés lorsque ce dernier est critiqué.

Marine Le Pen et Jean-Luc Mélenchon disposent, de fait, d'un soutien électoral beaucoup plus solide que les autres candidats. Parmi ceux qui se sentent proches du RN et de LFI, 95 % déclarent qu'ils voteront pour le candidat de leur parti. En revanche, un tiers des partisans du PS déclarent qu'ils soutiendront un autre candidat que celui du PS, dont 6,6 % qui affirment qu'ils voteront pour M. Mélenchon et 2,4 % pour M $^{me}$ Le Pen.

De même, près de 45 % des personnes qui se déclarent proches de LR indiquent qu'elles ont l'intention de voter pour quelqu'un d'autre que Bruno Retailleau au premier tour, 23,9 % préférant Edouard Philippe (Horizons) et 11,8 % M $^{me}$ Le Pen. La faiblesse de l'identification partisane est un élément déterminant de la volatilité des électeurs par rapport à leur proximité politique. Et ce sont les partis de gouvernement qui apparaissent les plus fragiles.

KEVIN ARCENEAUX (DIRECTEUR DU CEVIPOF)

LES ÉLECTEURS SONT DÉJÀ LARGEMENT INTÉRESSÉS PAR L'ÉLECTION, PLUS QU'À LA MÊME PÉRIODE, LORS DES CAMPAGNES DE 2017 ET DE 2022

presque imperméable aux variations de la ligne de départ, y compris à gauche, puisqu'il rassemble entre 15,5 % et 17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avec une marge d'erreur de 0,7 %. Jean-Luc Mélenchon est le premier candidat cité par les jeunes, de 18 à 34 ans, suivi de près par Marine Le Pen, qui le talonne chez les 25-34 ans, mais reste beaucoup plus basse que lui chez les 18-24 ans. Elle surperforme parmi les quinquagénaires (43 %) et est désormais aussi bien installée chez les quadragénaires que chez les plus de 60 ans, autour de 38 %. Le vote des retraités a pourtant toujours été un rempart très solide contre l'extrême droit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Edouard Philippe, candidat d'Horizons, oscille entre 14 % et 21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l'estimation la plus haute dans un scénario sans candidature Attal, et avec celle d'Olivier Faure pour le PS. Si Jean-Luc Mélenchon et Edouard Philippe apparaissent dans des étiages parfois similaires, le « socle » d'Edouard Philippe, que l'on peut estimer dans le scénario qui lui est le plus difficile, avec Glucksmann et Attal en rivaux, est légèrement en deçà de celui de Jean-Luc Mélenchon, tandis que sa borne haute est supérieure au fondateur de LFI. A quelques semaines du premier tour de la primaire socialiste, Raphaël Glucksmann oscille entre 11,5 % et 13,5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avec une marge d'erreur de 0,6 %, tandis qu'Olivier Faur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et candidat déclaré à cette élection, se place bien plus bas dans notre panel, entre 4,5 % et 5,5 % avec une marge d'erreur de 0,4 %.

L'ÉCONOMIE AU PREMIER RANG

Quand il est sondé en concurrent d'Edouard Philippe, Gabriel Attal reste cantonné entre 6 % et 7,5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 dans des scénarios où il est le seul candidat du centre droit, il grimpe entre 13 % et 15,5 %. Le candidat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Bruno Retailleau, oscille, lui, entre 7 % et 10,5 % d'intentions de vote avec une marge d'erreur de 0,5 %, tandis qu'Eric Zemmour (Reconquête!) plafonne à 4,5 % avec une marge d'erreur de 0,4 %. A gauche, le communiste Fabien Roussel est testé entre 2,5 % et 3,5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l'écologiste Marine Tondelier entre 4 % et 5,5 % avec respectivement des marges d'erreur de 0,3 % et de 0,4 %.

Les électeurs placent les questions économiques au premier rang de leurs préoccupations, devant les questions sociales, environnementales et identitaires, mais ils restent extrêmement divisés dès qu'il s'agit de dégager des marges de manœuvre budgétaires. Le dossier des retraites reste ainsi particulièrement épineux, et laisse apparaître un profond clivage entre la gauche et la droite... Les sympathisants RN du panel sont partagés, 37 % souhaitant diminuer l'âge de départ, 39 % le maintenir, 21 % l'augmenter, alors que Marine Le Pen a fait le choix de continuer à défendre le retour à la retraite à 62 ans.

L'ensemble de notre échantillon s'affiche soucieux de la gestion financière du pays, 84 % souhaitent diminuer la dette. Et si Jean-Luc Mélenchon a promis de la «foutre au feu», ses sympathisants se montrent des gestionnaires plus consensuels et se prononcent à 71 % pour la diminution de cette dette. En matière budgétaire, près des trois quarts des sondés sont favorables à une baisse des taxes sur les carburants. Sans surprise, aucune majorité ne se dessine pour augmenter des taxes qui touchent directement les ménages et 46 % des sondés se prononcent pour relever l'impôt sur les bénéfices des entreprises.

Dans ce paysage où l'extrême droite et la gauche radicale peuvent, à cette heure, se targuer des socles les plus stables, ces deux familles politiques se construisent dans un fort antagonisme, dans lequel le vote LFI est désormais plus diabolisé que le vote RN. La moitié des sondés, interrogés sur leur degré d'appréciation pour « les gens qui votent pour LFI », déclare « ne pas les aimer du tout », une proportion qui s'établit à 35 % à l'égard des électeurs du RN. Malgré tout, Marine Le Pen reste perçue comme très radicale (notée 8,2 sur 10), légèrement plus que Jean-Luc Mélenchon (7,6), tandis que les sondés octroient à trois personnalités liées au PS les palmes de la modération : Raphaël Glucksmann, Olivier Faure, et l'ancien chef de l'Etat François Hollande, perçu comme le plus modéré de tous.

JULIE CARRIAT ET SERVICE INFOGRAPHIE

Les ambiguïtés d'une forte demande de ru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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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France semble de plus en plus imprégnée de sentiments qui la prédisposent à une bascule populiste, mais celle-ci n'est pas inéluctable

Une bascule populiste intervient dans un pays lorsque ses habitants estiment qu'il s'enfonce dans le déclin, que la situation est catastrophique, que le peuple n'est pas bien représenté et que la responsabilité d'une telle situation incombe aux élites et à l'ensemble d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qui se sont succédé depuis longtemps.

Alors, en dernier recours, certains électorats élisent des leaders et penchent pour des solutions qu'ils n'ont jamais essayées. Président de l'Argentine depuis 2023, Javier Milei en est un parfait exemple. Enfin, le populisme, même s'il est souvent hybride et qu'il faut distinguer populisme de gauche et populisme de droite, a pour point commun, au-delà du discours antiélites, de prôner l'appel direct au peuple au détriment des corps intermédiaires, un souverainisme à tendance nationaliste, et, enfin, d'entrer en tension avec l'Etat de droit, la souveraineté populaire ne devant souffrir d'aucune limite institutionnelle. A sept mois du scrutin présidentiel, les ingrédients sont-ils réunis pour que ce changement se produise en France ?

Incontestablement, la France coche, selon notre enquête électorale réalisée pour Le Monde par l'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s de Sciences Po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de nombreuses cases qui la prédisposent à une bascule populaire. Ainsi, 74 % des personnes interrogées estiment que la situation du pays va se détériorer dans les mois à venir – 82 % chez les sympathisants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et 73 % chez ceux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contre 60 % « seulement » dans le bloc central. Un jugement en progression de 29 points par rapport à il y a cinq ans. Le pays est aussi massivement imprégné d'un état d'esprit négatif : sur 13 sentiments proposés pour caractériser leur état d'esprit, 91 % des sondés citent au moins une pensée négative, contre 32 % au moins une négative, et 68 % ne citent que des sentiments négatifs : inquiétude, incertitude, fatigue, colère, révolte, angoisse, déprime.

Transformer « radicalement »

Tous sont par ailleurs en forte progression par rapport à 2021 et à 2024 et l'on mesure ici combien l'impression d'un pays en panne, notamment depuis la dissolution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en juin 2024, a eu un effet délétère. Enfin, 78 % affirment que «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ont conduit le pays à la faillite » (91 % au RN et 83 % à LFI et 77 % que « le peuple n'est pas bien représenté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 (89 % au RN et 85 % à LFI).

Conséquence logique : jamais la demande de radicalité et de rupture n'a été aussi puissante : 71 % des membres du panel attendent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 un vrai changement politique et social » (82 % à LFI et 89 % au RN), un résultat en hausse de 20 points par rapport à 2021.

Cette demande de rupture plutôt que de simple « changement », leitmotiv classique de toute campagne électorale, se vérifie aussi dans le souhait de transformatio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ctuelle : 26 % estiment qu'il faut la trans-

74 % DES PERSONNES INTERROGÉES ESTIMENT QUE LA SITUATION DU PAYS VA SE DÉTÉRIORER DANS LES MOIS À VENIR

former « radicalement » (43 % au RN et 27 % à LFI), soit une progression de 10 points par rapport à 2023, et 54 % « en profondeur » (49 % au RN et 54 % à LFI), avec, là encore, une évolution de 11 points. Aujourd'hui, ceux qui veulent « l'aménager sur quelques aspects mais sans toucher à l'essentiel » (19 %) ou « la laisser dans son état actuel » (1 %) pèsent 20 % seulement, contre 41 % en 2023. Enfin, 48 % (+11 points par rapport à avril 2026), considèrent « qu'il n'y a pas assez d'idées et de comportements radicaux qui permettraient de trouver de nouvelles voies pour faire avancer les choses », contre 52 % qui pensent le contraire (-11 points).

Pour autant, la bascule populiste et radicale est-elle inscrite dans l'évolution des perceptions et des attentes des Français ? Ce n'est pas forcément le cas pour au moins trois raisons. D'abord, ces chiffres sont notamment portés par les sympathisants de LFI et, plus encore, du RN, dont le poids électoral important vient ainsi peser sur la moyenne générale en les poussant à la hausse. Mais ces deux formations sont en concurrence et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st une compétition. On ne peut donc les additionner et les plaquer sur la mieux placée pour 2027, Marine Le Pen, même si celle-ci capte d'autres électeurs de 2022 tentés par la rupture venant notamment d'Eric Zemmour (43 %), Valérie Pécresse (20 %), Jean-Luc Mélenchon (8 %) Emmanuel Macron (12 %) – ce dernier a lui aussi pratiqué, dès l'origine, une forme de populisme libéral dans sa critique des partis et du clivage gauche-droite.

De plus, la demande de radicalité, certes en hausse, est loin d'être toujours majoritaire, notamment si l'on prend uniquement en compte les réponses marquées par une forte intensité (les « tout à fait ») ou encore, ceux qui veulent transformer « radicalement » la société. Et dans un pays aussi inquiet que la France, l'option de renverser la table s'accompagne d'un risque évident de casser la vaisselle qui peut éloigner le vote d'une partie des Français exaspérés par la situation du pays et son manque de perspectives.

Enfin, Marine Le Pen oscille entre 33 % et 35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dans notre enquête, mais elle n'a encore subi aucune critique ou concurrence sérieuse au sein de son espace, venant soit de son propre parti, soit de ses concurrents nationalistes.

Si une culture populiste imprègne de plus en plus le pays, une bascule ne semble pas inéluctable. Cette imprégnation oblige néanmoins les candidats traditionnels à avancer des mesures radicales pour ne pas être balayés et certains ne s'en privent pas. Ce qui alimente à son tour la banalisation du populisme en France et fragilise les partisans de la démocratie représentative traditionnelle.

BRICE TEINTURIER (DIRECTEUR GÉNÉRAL DÉLÉGUÉ D'IPSOS)

Des niveaux de détestation très hauts entre les blocs politiques

Ce phénomène s'illustre à travers la forte antipathie entre sympathisants du RN et de LFI

A un peu plus de sept mois du premier tour de la présidentielle, les enquêtes d'opinion donnent quelques indices sur les conditions dans lesquelles vont se dérouler les débats. Comment les différents électorats se perçoivent-ils les uns les autres? Leurs perceptions mutuelles peuvent-elles avoir une incidence sur la campagne?

Plus un électorat est polarisé, plus la capacité au compromis et au dialogue démocratique est fragilisée. Mais cette polarisation peut aussi être un carburant de participation électorale, aussi puissant que paradoxal: les niveaux de détestation entre blocs modifient la nature même du scrutin. Quand l'adversaire politique devient un ennemi à abattre, l'élection change de nature. Cela peut entraîner un surcroît de mobilisation comme lors des dernières élections américaines.

Pour mesurer cette polarisation « affective » ou « émotionnelle », c'est-à-dire le degré de sympathie ou d'antipathie ressenti envers les sympathisants d'autres familles politiques, indépendamment de leurs seuls programmes, les Français interrogés ont été invités à attribuer une note de o (antipathie absolue) à 10 (sympathie maximale), la note de 5 traduisant une forme d'indifférence. Les résultats de l'enquête réalisée pour Le Monde par Ipsos-BVA 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 de Sciences Po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révèlent des taux d'antipathie globale (notes de o à 3) très élevés, dominés par le rejet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Antipathie généralisée

Fait plus étonnant, les abstentionnistes ne sont pas épargnés par cette antipathie généralisée : avec 55 % d'antipathie à leur égard, un niveau presque aussi élevé que celui de LFI. La détestation politique ne s'arrête donc pas aux frontières du jeu partisan : elle atteint aussi ceux qui, par leur non-participation, s'en tiennent à l'écart.

Longtemps cantonnée aux marges les plus radicales de l'électorat, cette détestation politique concerne aussi les familles politiques dites « modérées ». Le rejet de LFI atteint 64 % chez les électeurs de Renaissance, 73 % chez ceux d'Horizons, et jusqu'à 80 % pour ceux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LR) – parti qui suscite une antipathie plutôt modérée, mais qui exprime les plus forts taux d'antipathie à l'égard des autres familles politiques. La gauche dite « modérée » est aussi touchée par ce phénomène, puisque 49 % des électeurs socialistes et 62 % de ceux de Place publique expriment leur antipathie envers les sympathisants « in soumis », accréditant la thèse de « gauches irréconciliables ».

Côté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et LFI, l'antipathie mutuelle atteint des sommets: 90 % des électeurs «insoumis» expriment leur antipathie à l'égard de ceux du parti d'extrême droite, 87 % des électeurs RN à l'égard de ceux de LFI. Les électeurs du parti du président sortant font l'objet d'une forte détestation, les électeurs «insoumis» se montrant plus sévères encore que ceux de Marine Le Pen: 70 % des électeurs LFI ressentent de l'antipathie envers les électeurs de Renaissance, contre 63 % pour ceux du RN.

Sans que l'on puisse établir de corrélation claire entre ces phénomènes, cette polarisation affective s'accompagne de forts taux d'intérêt pour l'élection à venir, et des perspectives de participation tout aussi élevées. Ainsi, 74 % des Français se disent intéressés par l'élection de 2027, dont près de 50 % expriment un « très grand intérêt », 79 % expriment leur intention ferme de voter au premier tour, contre 71 % en octobre 2021. Le taux de participation du premier tour était de 74 % en 2022, et de 77 % en 2017. Les attentes sont immenses: 71 % des sondés attendent de cette élection un « vrai changement social et politique », seuls 10,5 % n'en attendent rien.

Paradoxe ou lueur d'espoir dans ce paysage de détestation généralisée? Ainsi, 53 % des sondés continuent de préférer un dirigeant politique prêt au compromis, plutôt qu'un leader inflexible, et 52 % déplorent un excès d'idées et de comportements radicaux.

Cette polarisation élevée n'est donc pas une fatalité, puisqu'elle s'accompagne d'un désir (faiblement majoritaire, mais majoritaire tout de même), de réforme et de compromis. Un débat clair, documenté et transparent est donc nécessaire. Eradiquer la polarisation serait un non-sens, elle est essentielle en démocratie. L'atténuer pour permettre des débats apaisés est une nécessité. Aux partis politiques maintenant de donner l'exemple. Tout le monde aura à y gagner en héritant, en 2027, d'un pays moins fracturé.

BLANCHE LERIDON (DIRECTRICE DES ÉTUDES FRANCE DE L'INSTITUT MONTAIG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a longue histoire du « Monde » et des sondages

De 1965 à aujourd'hui, le journal s'interroge sur le meilleur outil pour construire ses enquêtes d'opinion

C' est un outil massivement répandu, et en même temps une source d'infi-

nies polémiques, y compris dans les pages du Monde. A l'occasion de la publication de l'enquête électorale française, dimanche 13 septembre, et à l'orée d'une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marquée par le haut niveau de l'extrême droite, il nous a paru intéressant de retracer l'histoire liant le journal aux sondages. Parfois contrariée, toujours riche, elle dit, en creux, l'évolution des rapports entre politiques, journalistes et instituts spécialisés dans l'auscultation de l'opinion.

En France, tout commence en 1965, avec la premièr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u suffrage universel direct. Depuis, observe Gérard Courtois, ancien directeur de la rédaction et éditorialiste, qui a longtemps œuvré comme spécialiste des sondages au Monde, les deux ont partie liée, indéfectiblement: « La force du sondage pou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c'est qu'il n'y a qu'une seule circonscription, une dramaturgie... Quelque part, la présidentielle, ça marche parce qu'il y a la télévision et les sondages... »

A la veille du premier tour qui verra se qualifier le général de Gaulle et François Mitterrand, la une du Monde fait ainsi mention du fait que « certains sondages impliquaient vendredi la possibilité d'un ballottage ». Une hypothèse qui avait été longtemps impensable.

Avant, « tâter le pouls » du pays relevait d'une pratique de terrain. Les journalistes s'y attelaient et s'y attellent encore. Le gouvernement usait, lui, des remontées des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RG). « Pas une réunion, un meeting, un vin d'honneur qui ne fasse l'objet d'un rapport, d'une note ou, au minimum, d'une communication verbale. Pas un événement ou une prise de position dans le journal local qui ne soit signalé », écrivait ainsi, en avril 1988, Georges Marion dans

« C'ÉTAIT UN PEU UN INTERDIT AU "MONDE", ON JUGEAIT QUE C'ÉTAIT QUELQUE CHOSE D'ASSEZ VAIN, J'AI CONSIDÉRÉ QUE C'ÉTAIT UNE ATTITUDE ABSURDE »

JEAN-MARIE COLOMBANI ancien directeur du « Monde »

un long article consacré aux « RG en campagne ». Cette opposition entre terrain et sondage aura la vie dure, elle ressurgira dès qu'une enquête d'opinion – ou, à l'inverse, un reportage – prêtera le flanc aux critiques.

A partir de 1965, Le Monde cite ponctuellement des enquêtes réalisées pour d'autres médias. Puis, à partir de la fin des années 1970 et surtout dans les années 1980, l'outil sondagier va pleinement trouver sa place dans les pages, et le journal va participer à l'élaboration de certaines études. Plutôt sur des sujets de fond : le profil politique et les attentes des enseignants, le degré de rejet du personnel politique (il était déjà majoritaire en 1984), ou encore l'image de l'URSS qui « continue à se dégrader », en 1985.

Jean-Marie Colombani, arrivé à la tête du service politique en 1983, fut l'un des instigateurs de ce tournant. « C'était un peu un interdit au Monde, on jugeait que c'était quelque chose d'assez vain, j'ai considéré que c'était une attitude absurde », raconte-t-il, plaidant pour « s'en servir comme un instrument d'aide à l'analyse, pas de prévision ». « Cela provoquait des réactions, certains nous reprochaient de penser à travers les sondages et plus par soi-même. Mais, petit à petit, ça s'est installé... » Les années d'élection, le journal ne les dédaigne pas, mais en commande peu. « On laissait aux autres les intentions de vote, il suffisait de relever les compteurs », résume ainsi Jean-Marie Colombani. En 1995 et 2002, Gérard Courtois compose chaque semaine un agrégateur de sondages, sous forme de tableau, publié dans les pages.

Des années 1980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12, le journal ne répugne pas à faire son titre de manchette sur des sondages. «Jacques Chirac confirme nettement son avance sur Edouard Balladur et Lionel Jospin», peut-on ainsi lire en 1995, à la veille du premier tour. Mais les résultats des urnes infirmeront cette pré-diction, plaçant Jospin en tête. Le mardi suivant le premier tour, Pierre Georges, plume de la maison, fait un état des lieux dans un billet sévère : « Les instituts se sont plantés ! bien plantés. Cela leur apprendra à nous croire. Et cela nous apprendra à les croire. »

«Mauvaise querelle»

Les sondages se retrouvent impliqués dans les batailles internes de la rédaction. En 2003, année de turbulences pour le journal, dont le fonctionnement est mis en cause par plusieurs livres, l'ancien journaliste du Monde Alain Rollat écrit dans Ma part du Monde, vingt-cinq ans de liberté d'expression (Les Editions de Paris-Max Chaleil) que « si Le Monde n'avait pas pris l'habitude de s'en remettre aux instituts de sondage pour évaluer les mouvements de l'opinion publique, il ne se serait pas couvert de ridicule pendant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de 1995 ». Dans les pages, Gérard Courtois défend le journal de la « mauvaise querelle » qui lui est faite sur la campagne de 1995 et le supposé « balladurisme » de la rédaction.

Sept ans plus tard, le 21 avril 2002 est un traumatisme pour le pays. Beaucoup pointent la responsabilité des instituts, incapables d'évoquer ce second tour inédit, même si certaines enquêtes montraient une poussée de l'extrême droite. Mais le journal pourra se targuer d'avoir, sous la plume de la journaliste Christiane Chombeau, posé la question de «Jean-Marie Le Pen au second tour», avec un article daté du 18 avril décrivant la manière dont le candidat s'y prépare.

Lor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07, les sondages jouent un rôle dans la primaire socialiste. Ils contribuent à ériger une crédibilité à Ségolène Royal, seule à même de « faire un score » face à Nicolas Sarkozy. Ce poids des enquêtes est critiqué par le journaliste Jean-Louis Andreani, qui écrit, en mai 2006 : « La confirmation du “phénomène Royal” représenterait un pas de plus vers la démocratie “d’opinion” – nourrie par les médias et la société civile – et un nouveau recul de la démocratie “de parti”. » La veille du premier tour, Le Monde titre, prudemment, sur des sondages qui « témoignent de l’indécision des Français », car « les ultimes enquêtes montrent des tendances contradictoires ».

Cinq ans plus tard, en 2012, le journal redouble de prudence: « Peut-on croire aux ultimes sondages ? », lit-on en une, à la veille du premier tour. Thomas Wieder, aujourd'hui chef du service International et qui analysait les courbes d'opinion à cette époque, se souvient d'une période paradoxale, pendant laquelle l'affaire des sondages de l'Elysée, sous la présidence de Nicolas Sarkozy, avait rendu suspectes certaines enquêtes. « On était un peu ambivalents, on voulait utiliser les sondages, à condition que ce soit un sondage fait maison que l'on maîtrisait, bordé par des chercheurs, et avec la volonté d'avoir une réflexion sur la matière sondage. »

C'est dans ce contexte que naît un prototype du panel qui deviendra ensuite l'enquête électorale française. Pendant toute la campagne 2012, dix vagues de «Présidoscopie»,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s de Sciences Po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a Fondapol, auscultent les mouvements des électeurs, sur un panel de 4000 à 5000 personnes. Cette capacité à suivre les électeurs pendant plusieurs mois, fera ensuite, à partir de 2015, la richesse du panel plus large de l'enquête électorale française, interrogé encore aujourd'hui.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17 voit la rédaction suivre une ligne prudente. A la veille du premier tour, les sondages se font discrets de la une du journal, avec un titre très sobre : « Les clés d'une élection hors normes ». Luc Bronner, qui était alors directeur de la rédaction, décrit ainsi la ligne choisie : « Les sondages sont là, ils peuvent être pertinents, intéressants mais ne font pas une ligne éditoriale », dit-il, ajoutant avoir évité les « mises en scène de type classement, où la politique prend des airs de course de petits chevaux ».

«Faits de campagne»

Cette prudence va néanmoins de pair avec la poursuite de partenariats resserrés. Le plus ancien sondage auquel participe Le Monde est celui qui suit, depuis 1984, la montée des idées du Front national puis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éalisé autrefois par la Sofres, aujourd'hui par l'institut Verian. Outre l'enquête électorale lancée en 2015, on peut noter aussi, à partir de 2013, l'enquête annuelle « Fractures françaises », réalisée pour Le Monde par Ipso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En 2021, l'enquête de Luc Bronner sur la « fabrique opaque des sondages », qui explore notam-

EN FRANCE, TOUT COMMENCE EN 1965, AVEC LA PREMIÈR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U SUFFRAGE UNIVERSEL DIRECT

ment les failles entourant le recrutement des panélistes des enquêtes en ligne, jette un froid dans les relations entre le journal et les sondeurs. Elle va de pair avec une ligne encore plus assumée. « Etant donné les limites des panels, on a fait le choix de ne plus citer les enquêtes extérieures sur les intentions de vote, mais de s'appuyer sur nos sondages conduits depuis de nombreuses années avec nos partenaires, bénéficiant à la fois de cette grande durée et d'échantillons très larges, qui se prêtent à des analyses en profondeur, résume Jérôme Fenoglio, directeur du « Monde ». Il faut savoir rester conscient des imperfections de l'outil et limiter aussi son inflation, car le débat démocratique ne peut se résumer à la mesure de rapports de force dans les sondages. »

Pendant toute la campagne électorale de 2022, la circonspection est de mise face à des enquêtes d'opinion qui deviennent des «faits de campagne». Ainsi, à l'automne 2021, Eric Zemmour explose dans les intentions de vote avant même d'avoir déclaré sa candidature. «Nous ne leur avons pas donné d'écho. Avec le recul, la suite nous a plutôt donné raison», estime Bastien Bonnefous, alors chef du service politique. Le candidat Reconquête! engrangera, in fine, 7 % des voix.

Alors que la campagne pou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est lancée, cette ligne prudente prévaut toujours, dans une ambiance politique marquée par l'évocation régulière des sondages comme moyens de départage entre candidats d'une même famille, notamment pour la gauche sociale-démocrate, la droite et le centre. Et la recherche d'un candidat à même de battre Marine Le Pen au second tour, qui semble parfois écraser la campagne de premier tour. Autant de récits qui, à tort ou à raison, placent à nouveau les enquêtes d'opinion au cœur de la campagne.

JULIE CARRIAT ET VINCENT NOUVET

La gauche n'est pas (encore) condamnée à la marginalité

Les convergences entre les gauches existent sur de nombreux sujets, notamment si l'on se penche sur les sujets prioritaires de ses électeurs

La gauche est-elle condamnée à la marginalité dans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et, comme en 2002, 2017 et 2022, à l'élimination dès le premier tour? La mesure du poids réel de la gauche permet de nuancer cette prédiction. Si l'on regarde les sympathies partisanes, le total des partis de gauche s'élève à 26 % –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au Parti socialiste (PS), en passant par Les Ecologistes; le total des partis de droite (du MoDem aux Républicains en passant par Renaissance) à 17 %.

Si l'on additionne les intentions de vote par grands blocs, celui de gauche se situe entre 29,5 % et 36,5 % et le bloc de droite entre 23 % et 30 %. Dans toutes les hypothèses, le premier devance significativement le second. Ainsi, dans un paysage ultra-dominé par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conclure que la gauche, contre toute attente, devance la droite pourrait être pertinent... s'il y avait une et non deux gauches.

Eclairer les convergences et les divergences entre les gauches, tel est en effet le deuxième apport de l'enquête réalisée pour Le Monde par le baromètre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s de Sciences Po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Les convergences existent sur de nombreux sujets, notamment si l'on se penche sur les préoccupations prioritaires des électeurs de gauche qui les distinguent des électeurs de droite. Les questions sociales écrasent toutes les autres (85 % chez les sympathisants LFI, 62 % chez les sympathisants PS, contre environ 33 % chez les sympathisants de droite). Les questions environnementales les suivent en deuxième position (58 % à LFI, 75 % chez Les Ecologistes, 43 % au PS contre 25 % à droite et 10 % au RN).

La percée du candidat LFI

Mais, comme souvent dans l'histoire de la gauche, c'est dans les tempéraments et les méthodes que les divergences les plus profondes apparaissent. Côté socialiste, 40 % se déclarent « modérés » et 8 % « radicaux »; côté « in-soumis », les chiffres sont respectivement de 20 % et de 37 %; et ni l'un ni l'autre pour le reste des sondés. Sur la méthode, 76 % des socialistes défendent la perspective d'un dirigeant politique « prêt à faire des compromis » quand 54 % des sympathisants LFI la récusent.

L'enquête permet également de documenter la percée électorale de Jean-Luc Mélenchon. Il recueille, selon les hypothèses, entre 15,5 % et 17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 avec une sociologie par âge très typée (plus de 40 % chez les 18-34 ans, moins de 5 % chez les plus de 70 ans). Certes, Edouard Philippe (Horizons) le devancerait

L'ENQUÊTE PERMET AUSSI DE DOCUMENTER LA PERCÉE ÉLECTORALE DE JEAN-LUC MÉLENCHON, QUI SE SITUE À UN NIVEAU BIEN PLUS ÉLEVÉ QU'À LA MÊME PÉRIODE EN 2017

jusqu'à 4 points dans l'hypothèse où il serait le seul candidat du bloc macroniste. Certes, Raphaël Glucksmann (Place publique) le talonnerait jusqu'à 2 points dans l'hypothèse où il serait le candidat du bloc socialiste. Il n'empêche que Jean-Luc Mélenchon se situe à un niveau bien plus élevé qu'à la même période, en 2017 (12 %) et en 2022 (8 %). Et, surtout, qu'il serait en mesure de se qualifier pour le second tour dans quatre des six scénarios testés.

La question de savoir si cette percée est un plancher ou un plafond reste ouverte. Jean-Luc Mélenchon n'arrive pour l'instant que très partiellement à reconstituer son électorat de 2022 (seuls 50 % de ses électeurs d'alors déclarent vouloir voter de nouveau pour lui, quand ce chiffre est supérieur à 90 % pour Marine Le Pen). Les sympathisants du bloc PS-Place publique qu'il devrait (re) conquérir sont très loin de lui; 5 % d'entre eux se classent « très à gauche », quand 72 % classent ainsi LFI. Et 8 % d'entre eux se positionnent comme « radicaux » quand 81 % positionnent ainsi

Jean-Luc Mélenchon. Tout va dépendre de la dynamique de la campagne et de l'offre alternative. A un mois de la primaire socialiste, l'enquête électorale confirme enfin l'avantage de Raphaël Glucksmann face à Olivier Faure : entre 11,5 % et 13,5 % pour le premier ; entre 4,5 % et 5,5 % pour le second. Mais elle permet surtout d'expliquer les ressorts de cet écart significatif.

Un lot de surprises

Il y a, d'un côté, l'élargissement, et même le double élargissement : sur sa gauche dans l'électorat écologiste, comme sur sa droite dans l'électorat macroniste, le fondateur de Place publique recueille 10 points de plus que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Mais, d'un autre côté, il existe une bien plus forte mobilisation du cœur électoral: Raphaël Glucksmann rassemble 72 % de l'électorat PS-Place publique quand Olivier Faure n'en rassemble que 36 %.

Rien de tout cela ne préjuge du résultat de la primaire socialiste. Elle comptera davantage de candidats. Comme toutes les primaires, elle réservera son lot de surprises, et son issue dépendra aussi de la qualité des débats et de la capacité des uns et des autres à mobiliser un corps électoral plus restreint. Pour les votants, la perspective d'être dans la course de la présidentielle avec Raphaël Glucksmann ou marginalisé avec Olivier Faure pourrait compter.

Un homme, qui n'est pas candidat, n'a donc pas été testé dans les intentions de vote: François Hollande. Nous ne disposons ici que d'un seul élément, mais il est intéressant. Dans le classement des personnalités politiques sur un axe « radicaux – modérés », l'ancien président socialiste ressort comme étant le plus modéré de tous – gauche et droite confondus. Il occupe ainsi exactement la position centrale qu'il cherche à incarner. Reste à savoir si celle-ci lui permettrait de rassembler au second tour, mais, avant cela, de créer de la préférence pour le premier.

GILLES FINCHELSTEIN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La « priorité nationale », clé de voûte pour Le Pen

A Hénin-Beaumont, la candidate du RN a parlé du logement avec des propositions souvent déjà connues

Meeting de Marine Le Pen, à Hénin-Beaumont (Pas-de-Calais), le 13 septembre. ADRIENNE SURPRENANT/MYOP POUR « LE MONDE »

HÉNIN-BEAUMONT (PAS-DE-CALAIS) - envoyé spécial

Marine Le Pen est « chez elle » dans le Pas-de-Calais. Mais l'héritière politique de l'Ouest parisien accepte plus aisément les voix de son fief électoral que la météo capricieuse. Craignant d'hypothétiques averse, la cheffe de fil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a renoncé, dimanche 13 septembre, à arpenter la braderie d'Hénin-Beaumont. « Pas question de se prendre le syndrome François Hollande », dont les déplacements aimantaient les trombes d'eau, justifie Bruno Bilde, député (RN) du département nordiste. La déambulation devait pourtant marquer son entrée dans la campagne pou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Superstition et communication ont eu raison de la mise en scène de son grand plongeon vers 2027.

A défaut de bain de foule, c'est par un discours que Marine Le Pen est sortie de deux semaines de complet silence. Ses plus proches servent le récit d'une candidate en surplomb, loin des contingences politiciennes, soucieuse de ne pas accélérer son calendrier sous la pression de l'actualité et de ses polémiques. De sa hauteur, elle n'a pu que contempler ses troupes s'enliser dans la précampagne.

Divergences sur les retraites, contradictions sur le voile, démentis sur l'Ukraine, règlements de comptes internes, tournée européenne désastreuse de Jordan Bardella, le tout mâtiné de doutes sur la fidélité de l'aspirant premier ministre et de ses proches: la fin d'été a jeté une lumière crue sur la fébrilité programmatique et organisationnelle du RN.

Les lepénistes se rassurent en contemplant la cote intacte de leur cheffe dans les enquêtes d'opinion, pas plus sensible, pour le moment, à ces polémiques qu'à sa deuxième condamnation pour détournement de fonds publics, le 7 juillet. Selon les configurations, elle récolte de 33 % à 35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au premier tour de la présidentielle, dans l'enquête électorale française réalisée du 3 au 9 septembre pour Le Monde par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 de Sciences Po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 Dispositifs foireux »

Depuis Hénin-Beaumont, la patronne de l'extrême droite a sifflé la fin de la cacophonie et tenté d'imposer une première thématique dans cette campagne : le logement. Pour celle qui s'érige en seule option au macronisme, le sujet a l'avantage d'intéresser bien au-delà de son socle électoral et de viser la majorité de Français plaçant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et sociale en tête de leurs préoccupations. Les « nouvelles promesses » annoncées par son équipe attendront.

Plutôt qu'un programme en matière d'habitat, la candidate à l'Elysée a énuméré une succession de mesures, la plupart déjà

La candidat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n'a pu que contempler ses troupes s'enliser dans la précampagne

connues. Moins qu'une « vision » claire à destination des publics (catégories populaires, étudiants, familles monoparentales, travailleurs précaires, retraités) inquiets pour leur logement, elle a pris prétexte du sujet pour recycler ses obsessions xénophobes, climatosceptiques, sécuritaires et antinormes.

Si Marine Le Pen fait sien un vieux slogan de la CFDT, « vivre et travailler au pays », c'est à la condition de promouvoir un « peuple enraciné ». La cheffe des députés RN a ainsi rappelé que la « première mesure sociale » de son mandat, si elle était élue, serait l'instauration de la « priorité nationale », sa clé de voûte programmatique privilégiant les Français, sans autre critère que la nationalité, dans l'accès aux emplois, aux prestations sociales et au logement, donc, qu'il soit social ou étudiant. Qu'importe s'il faut pour cela réviser la Constitution dans un référendum aux allures du coup de force.

Outre son volet discriminatoire, les longues minutes consacrées au logement ont surtout consisté au rappel de ses accents sécuritaires (expulsions des «familles délinquantes » des HLM, loi antisquat), antiécologie (mise au rebut du diagnostic de performance énergétique, fin du dispositif de zéro artificialisation nette) et antinormes (abrogation de la loi solidarité et renouvellement urbain et de l'objectif de construction de logement social). «Aux dispositifs complexes, pour ne pas dire foireux, sortis tout droit des cerveaux technos, nous préférons le bon sens et l'intelligence du quotidien de nos compatriotes», a moqué M $^{me}$ Le Pen. Saupoudrant le tout de mesures visant à transformer le bâti professionnel en logement ou de faciliter les conditions d'accès et de négociation des crédits.

« Bataille de France »

Plus que le fond et les détails, l'élue du Pas-de-Calais a voulu préempter un sujet qui lui a toujours fait défaut lors de ses précédentes campagnes. Un thème, concernant s'il en est, précieux aussi pour pilonner le bilan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sortant, avec un soupçon de complotisme: «Partisan du déracinement, et donc de la mobilité permanente, il a favorisé une société

Marine Le Pen a promis de rétablir l'«unité» du pays, même si elle peine à assurer celle de son propre mouvement

de locataires en décourageant la propriété en la taxant et en la dévalorisant. » Et balayer tous ceux qui l'ont approché. « Après dix ans d'Emmanuel] Macron, après des années de [premiers ministres Edouard] Philippe et de [Gabriel] Attal, on ne fait plus une analyse, on fait une autopsie », a cinglé Marine Le Pen, sans un mot pour le candidat de La France insoumise, Jean-Luc Mélenchon.

Ses proches peuvent bien tempérer l'importance du moment, renvoyant le début de la campagne au congrès du RN, fin octobre : la fille de Jean-Marie Le Pen a pleinement lancé sa quatrième candidature à Hénin-Beaumont. Une « bataille de France » engagée sur des refrains apocalyptiques. « C'est un combat contre les forces du déclin qu'il nous faut mener, a-t-elle appelé. Ces forces malfaisantes qui peuvent, si nous n'en triomphons pas, conduire la France, notre belle France, du déclin à la déchéance. »

Plusieurs fois, Marine Le Pen a promis de rétablir « l'unité » du pays, même si elle peine à assurer celle de son propre mouvement. Plus de deux mois après son retour à la condition de premier ministre putatif, Jordan Bardella, privé de parole, a offert, tout le long du discours, une mine dure et détachée, que n'aura déridée que le « joyeux anniversaire » entonné par le public à son arrivée. Son aînée l'a tiré par la manche pour chanter côte à côte La Marseillaise puis, à nouveau, pour quitter ensemble la scène. « Nos électeurs me demandent si Jordan [Bardella] est vraiment de dans », avoue un député. Ce lancement de campagne ne balaiera pas leurs doutes.

CORENTIN LESUEUR

Retailleau cherche un espace à droite avec sa « radicalité raisonnable »

Le candidat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enchaîne les propos offensifs pour tenter de faire passer sa campagne à la vitesse supérieure

Bruno Retailleau a déjà tenu une promesse de campagne. « C'est une petite révolution, j'ai conscience que mes propositions vont faire jaser », annonçait en avril le candidat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LR)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 Nous ne sommes plus vraiment en démocratie », lâchait-il dans un entretien au Figaro le 2 septembre. Le ton est donné et le « big bang constitutionnel » assumé.

Sans dynamique dans les sondages, le Vendéen doit passer à l'offensive. Parmi ses propositions fortes, il y a la révision de la Constitution pour élargir le champ d'application de l'article 11 du référendum (« car ce n'est pas le peuple qui a approuvé l'immigration de masse ») et la possibilité pour les Français « de censurer la censure »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toujours par la voie référendaire.

Si cette mise sous surveillance des juges de la rue Montpensier a choqué de la gauche à une partie de la Macronie en passant par de nombreux constitutionnalistes, elle ne surprend personne sur le fond. En septembre 2024,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l'époque créait déjà la polémique avec sa sortie sur un Etat de droit « ni intangible ni sacré ».

Le président de LR a eu l'occasion d'enfoncer le clou, samedi 12 septembre, devant les jeunes de son parti à l'occasion de leur « campus » à Nogent-sur-Marne (Val-de-Marne) : « Je veux rendre la parole aux Français, leur redonner le pouvoir de choisir pour que de main l'Etat retrouve le pouvoir d'agir, attaque le candidat. Moi, j'en ai marre de ces jurisprudences internationales, constitutionnelles qui font dire à nos textes ce que les textes n'ont jamais dit. »

C'est tout le paradoxe du candidat Retailleau. L'homme parle fort, mais sans arriver à « percer le mur du son ». Un constat fait même parmi ses proches. Certains propos provoquent pourtant quelques acouphènes. Jean-Luc Mélenchon et les « insoumis »? « Des collabos » avec l'islamisme. La baisse de niveau à l'école? « Cela fait cinquante ans que le pédagogisme transforme nos enfants en cobayes. » La promesse de supprimer le droit du sol? « On ne peut plus devenir français par hasard, en catimini, de façon automatique. » La proposition n'est pas nouvelle, mais « il fallait revenir dessus parce qu'elle n'avait pas été assez entendue », constate son entourage. Celui d'Edouard Philippe y voit plutôt un signe de « panique » de la part d'un adversaire confronté « au risque de l'effacement ».

Le risque des oxymores

Poli sur la forme, le candidat d'Horizons pointait sur le fond le risque de cibler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Je ne crois pas qu'on gagne quoi que ce soit dans la défense de la démocratie et de la République à instiller un rapport de défiance avec les juges», estimait l'ancien conseiller d'Etat sur Franceinfo, mercredi. Cette pondération passe pour le clan Retailleau comme «de la soupe centriste», quand l'air du temps appellerait à une certaine transgression. «On ne peut pas réformer ce pays sans changer les règles du jeu, explique Julien Aubert, vice-président de LR. C'est le péché originel. Bruno

Retailleau l'a bien compris, à la différence de ses adversaires. »

Depuis son entrée en campagne en février, le candidat Retailleau met en avant sa « radicalité raisonnable ». Elle s'exprime dans ses attaques contre un système décrit comme à bout de souffle, mais sans les outrances des extrêmes. Du moins c'est ce que l'intéressé garantit : « Je ne suis pas démagogue », dit-il.

Bruno Retailleau en est persuadé, il existe une « majorité nationale » allant des électeurs macronistes déçus à ceux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 pour soutenir sa vision. Pour l'instant, la théorie se heurte au mur du réel, celui des défaites électorales depuis dix ans et d'un espace politique réduit à peau de chagrin.

Ét peut-être à une erreur d'analyse. Selon le politiste Vincent Martigny, le patron de la droite activerait la mauvaise émotion en ciblant la «colère» des Français. «En politique, la colère et la peur ne produisent pas les mêmes résultats. La peur amène à une sorte d'immobilisme, développe le professeur de sciences politiques. La colère est plus mobilisatrice et dégagiste, c'est le carburant du populisme. L'électorat de droite, que Retailleau cherche à élargir, est d'abord travaillé par la peur. »

Le risque avec les oxymores en politique est de rater deux fois la cible. La radicalité affichée du Vendéen peut décontenancer l'électorat de droite modéré sans toucher celui du RN. Le danger est aussi de verser dans une forme de populisme. De pousser ce qu'il reste de l'aide modérée de LR vers Edouard Philippe tout en perdant l'aile la plus dure. « Retailleau est en train de basculer dans le populisme intermittent, analyse l'historien Marc Lazar, qui a développé ce concept dans un livre publié en 2025. C'est sa pente naturelle de par son passé villiériste, mais c'est aussi une évolution d'une partie de la droite française cannibalisée comme d'autres droites européennes par les positions des droites plus extrêmes. »

C'est le cas dans les attaques contre le « gouvernement des juges », fil rouge de la pensée re-tailliste. « Les parlementaires votent des lois qui sont défaites par des juges, sur des bases juridiques contestables», répète le sénateur. Observant cette opposition entre le « nous » du peuple et le « eux » d'une élite qui aurait confisqué la démocratie, concept phare du populisme, Marc Lazar s'interroge : « Il ne va pas encore jusque-là, mais je me demande s'il ne va pas aller au fil de sa campagne sur l'idée d'une souveraineté du peuple sans limite. »

Au jeune peuple de droite réuni au pavillon Baltard, le sexagénaire promet une fois de plus de « renverser la table » pour mieux afficher sa singularité. « Moi, je ne suis pas centriste, je n'ai pas des idées centristes et je dirige un parti qui n'est pas un parti centriste », lance-t-il. Peu importe le risque de pousser l'aile modérée de LR vers Edouard Philippe, Bruno Retailleau assume de cogner fort. Il s'est persuadé que les Français refuseront « une saison 3 du macronisme » avec son rival Horizons ou Gabriel Attal, pour Renaissance. Encore faut-il qu'ils aient l'envie de lancer la saison 1 de sa « radicalité raisonnable ».

ALEXANDRE PEDRO

Jean-Luc Mélenchon met la pression sur le reste de la gauche

A la Fête de « L'Humanité », le candidat LFI à la présidentielle s'est livré à un duel à distance avec celui du PCF, Fabien Roussel

La France insoumise (LFI) a sa nouvelle image pour inonder les réseaux sociaux pendant le weekend. Samedi 12 septembre, Jean-Luc Mélenchon prononçait son discours au stand «insoumis» de la Fête de L'Humanité, dans l'Essonne, devant une foule ultracompacte qui débordait par milliers dans les allées du festival. «De la Fête de “L'Humanité”, le peuple envoie un message: la victoire est à portée de main! Nous sommes prêts. Soyez prêts», s'est félicité le leader «insoumis» en partageant la photo de ce rassemblement sur le réseau social X.

Pour le quadruple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l'enjeu est de construire un contre-récit de victoire face à celui qui s'installe, notamment à gauche, le décrivant comme perdant forcément au second tour face à Marine Le Pen. « On ne pourra pas gagner avec deux tiers des Français qui ont peur de nous, qui nous rejettent, qui nous haïssent », a attaqué François Ruffin, le candidat de Debout!, samedi matin. « Cessez d'écouter les maîtres à pleurnicherie. Ce n'est pas vrai que nous avons perdu d'avance. Ce n'est pas par des gesticulations comminatoires qu'on va changer le rapport de force», a rétorqué Jean-Luc Mélenchon, mettant en avant la préparation du mouvement pour l'échéance.

Tout au long du week-end, les «insoumis» ont donc diffusé leurs calculs de report des voix pour galvaniser un peu plus leur électorat présent mais surtout pour tenter de rassurer les autres. Selon eux, si le taux de report du reste de la société vers Jean-Luc Mélenchon au second tour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st le même que lors d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de juin 2024, « [ça sera du] 50-50 », a affirmé le tribun vendredi, interrogé sur scène par les journalistes de L'Humanité. Oubliant de préciser qu'entretemps les accusations d'antisémitisme de la part de ses adversaires et diverses polémiques ont pu entacher un peu plus l'image de LFI dans l'opinion publique.

Cette nouvelle démonstration de force était aussi une façon de marquer son territoire pendant un événement originellement marqué du sceau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PCF) mais où les «insoumis» s'imposent de plus en plus au fil des années. Les nombreux maillots de foot «Mélenchon 27» aperçus dans les allées étaient là pour en témoigner. «Traditionnellement, “L’Huma” est la fête du Parti communiste, mais les choses ont beaucoup changé», savourait le coordinateur national de LFI, Manuel Bompard.

« Il n'est pas un camarade »

Le duel de popularité entre Jean-Luc Mélenchon et Fabien Roussel avait déjà été lancé vendredi, quand l'intervention du patron de LFI à l'Agora avait attiré bien plus de monde que le débat entre le secrétaire national du PCF et le président du Medef, Patrick Martin, quelques heures plus tôt sur la même scène. Alors le lendemain, les «insoumis» n'étaient pas contre l'idée de refaire un peu d'ombre au meeting du représentant communiste, lui aussi candidat à la présidentielle, sur la grande scène du festival, quelques minutes après M. Mélenchon. «Non, Roussel n'est pas un camarade», scandaient les militants LFI avant la prise de parole de leur candidat,

« Cessez d'écouter les maîtres à pleurnicherie. Ce n'est pas vrai que nous avons perdu d'avance » JEAN-LUC MÉLENCHON candidat La France insoumise

alors que le mouvement reproche à Fabien Roussel d'avoir détourné les 400 000 voix nécessaires pour accéder au second tour en 2022.

Devant une foule malgré tout très importante (40 000 personnes selon les organisateurs), le maire de Saint-Amand-les-Eaux (Nord) a déroulé un discours autour des salaires, du blocage des prix, des nationalisations et d'appels à la mobilisation populaire. « Tous ceux qui me parlent d'union, c'est maintenant que nous devons appeler à la seule union qui vaille, celle du peuple de France. C'est parce que nous serons unis dans les luttes que nous gagnerons aux élections demain », a lancé Fabien Roussel, devant une marée de drapeaux rouges, invitant les Français à se rassembler « sur les ronds-points, devant les préfectures et les ministères » dans les prochaines semaines. Il a par ailleurs redit devant les journalistes sa détermination à maintenir sa candidature jusqu'au bout pour la présidentielle.

D'union, il a été question pendant tout le week-end. Notamment chez la secrétaire nationale des Ecologistes, Marine Tondelier, qui maintient sa ligne – et sa candidature – malgré le peu d'enthousiasme des autres forces de gauche. Mais l'écologiste s'est surtout fait remarquer pour ses railleries envers le futur vainqueur de la primaire du pôle social-démocrate. « On ne sait pas combien de temps il sera candidat », s'est-elle moquée, en référence à la position de François Hollande, en embuscade.

L'ancien président avait d'ailleurs boudé la Fête de L'Humanité, lui préférant la Fête de la Rose de Frangy-en-Bresse (Saône-et-Loire). Un clin d'œil à l'histoire, puisque c'est là-bas que son ancien ministre Arnaud Montebourg avait lancé la fronde contre François Hollande en 2014. « L'idée n'est pas d'annoncer une candidature mais un projet qui peut mobiliser largement pour faire que les Françaises et les Français aient un choix, pas simplement une obligation d'écarter » un candidat, a-t-il expliqué à la presse.

Pendant le discours de Marine Tondelier, un rapprochement s'opérait au stand juste à côté, celui du parti Génération.s. Son représentant, le député des Yvelines Benjamin Lucas-Lundy, recevait Manuel Bompard pour un débat qui n'en avait que le nom, tant le coordinateur de LFI a listé tous les points programmatiques partagés avec le parti écologiste. «Pour moi les conditions sont posées pour faire campagne ensemble», a estimé l'«insoumis», une main tendue que son interlocuteur semblait bien prêt à saisir. En 2022, Génération. s avait été le premier parti à tisser un accord avec LFI pour les législatives, ouvrant ainsi la voix à la Nouvelle Union populaire écologique et sociale et à l'union de toute la gauche.

ROBIN RICHARDOT

Le « fan-club » de Sarah Knafo repart en campagne pour soutenir Eric Zemmour

Le chef de Reconquête ! a lancé sa rentrée politique par un discours aux relents xénophobes

Les juges rouges au fond du trouuuuuuu!» Une voix perce la salle de congrès du Port-Marly (Yvelines); 1800 sièges de velours bleu dans lesquels s'enfonce un public âgé, masculin en majeure partie, qui a déboursé 50 euros pour être là. Sur scène, malgré la gêne, la nouvelle icône de l'assistance, Sarah Knafo, garde ce sourire devenu sa marque de fabrique: «Je n'ai pas bien entendu. Donc, je vais me garder d'applaudir.» En 2022, Eric Zemmour laissait la foule du Trocadéro entonner «Macron, assassin!», mais tout a changé à Reconquête!, qui fait, dimanche 13 septembre, sa rentrée politique. Moins de cadres, moins de militants et moins d'électeurs, selon les intentions de vote, mais une tête de plus sur l'affiche, celle de la députée européenne, concentrée pour ne pas commettre le moindre faux pas et pour se décoller de l'image extrémiste du parti qu'elle a cofondé. «On n'est plus un parti, on est le fanclub d'Eric et Sarah, mais qui rassemble moins de monde que la rentrée de Florian Philippot [à Arras, samedi]», lâche, amer, un cadre de Reconquête!, sidéré de voir plusieurs centaines de fauteuils vide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Sarah Knafo ne revendique toujours pas son appartenance au parti, et rien, dans son plaidoyer antitaxes publié début septembre, Le Casse du siècle (Fayard, 286 pages, 19,90 euros), ne rappelle sa filiation à Eric Zemmour. C'est tout de même elle qui occupe la scène lors de l'universités d'été du parti.

Apparition « improvisée », le matin, en conclusion d'une table ronde sur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deux heures de dédicace de son ouvrage, échanges avec la presse pour installer ce début de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Comme il y a cinq ans, mais avec ce doute persistant et nouveau: Eric Zemmour sera-t-il vraiment le candidat du parti d'extrême droite?

Le doute n'est pas permis, oppose Sarah Knafo. Pour lui, elle envisage une déclaration de candidature au mois d'octobre et, pour elle, une place « en première ligne dans les médias ». La direction de campagne? A voir... Cela ferait redite.

Combat antifiscal

Chez les militants, la cote d'amour de la députée au Parlement européen, où elle siège avec les partis les plus xénophobes et prorusses du continent, a explosé au rythme de ses apparitions télévisées. Patrice, « militant du premier jour » dans le Val-d'Oise, brandit fièrement sa « trahison » d'Eric Zemmour, qu'il a tant aimé : une photo de Sarah Knafo à l'Elysée. Le cliché a exigé d'infinis échanges avec des intelligences artificielles (IA) gé- nératives, notamment pour enlever le drapeau européen, détaille le septuagénaire, pas mécontent du résultat. Sur scène, lors d'un discours perturbé par des militantes contre l'antisémitisme rappelant sa proximité avec l'Alternative pour l'Allemagne (AfD, extrême droite allemande), Sarah Knafo parle de son carton en librairie, de la médiocrité supposée des livres de ses concurrents, et refait, en accéléré, la démonstration à laquelle elle a consacré 286 pages. Elle entend creuser le sillon tracé par le président argentin, Javier Milei, et faire du combat antifiscal un axe majeur de la campagne d'Eric Zemmour.

Son livre constituera la base du programme économique, sur lequel elle a repris la main durant l'été, dépossédant les groupes de travail qui rendaient compte régulièrement à Eric Zemmour. Pour le reste, la députée européenne imagine une campagne sans « reculer » sur les sujets clivants de 2022, comme la « remigration », l'expulsion des immigrés et de leurs descendants vers leur pays d'origine, un terme qui continue d'être assumé par Reconquête!. L'expression a été reprise par Eric Zemmour dans son discours, centré sur l'IA et la manière dont elle permettrait de préserver la France de l'immigration extra-européenne. La « troisième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 de 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 a été le prétexte à une longue allusion au « grand remplacement », une obsession ethnique rappelée sous la forme euphémisée prisée à l'extrême droite : « Une civilisation ne peut pas survivre à sa dilution démographique. »

Le polémiste, qui a décliné plusieurs mesures pour favoriser l'émergence de champions français de l'IA, s'est gardé d'évoquer ses concurrents dans la course à l'Elysée. Pour l'heure, les maigres troupes du parti s'attellent à la collecte des 500 signatures.

Sans donner de chiffres cohérents: les promesses de parrainage seraient de 250 pour l'un et de 350 pour l'autre. «Il n'y a pas d'inquiétude, mais c'est un gros chantier», résume Hilaire Bouyé, membre du comité opérationnel. Les quelque 700 parrains de 2022 ont été sollicités, et invités aux déplacements d'Eric Zemmour ces dernières années. Cela suffira-t-il? Un cadre soupçonneux estime que la messe n'est pas dite: «Le manque de signatures peut être un bon prétexte pour débrancher Eric cet hiver. » Une telle hypothèse ne ferait pas le bonheur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qui dit compter beaucoup sur les outrances d'Eric Zemmour et sur le programme ultralibéral de Sarah Knafo pour paraître raisonnable.

CLÉMENT GUILLOU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transmissions familiales

Envisagées dans le cadre du budget 2027, elles feraient baisser les droits de succession

Le gouvernement souhaite, à l'occasion du budget 2027, faciliter les transmissions aux jeunes générations. Matignon a détaillé plusieurs mesures en ce sens, dans une note consultée par Le Monde, samedi 12 septembre, intitulée « Transmissions 2027 ».

Le constat de départ: « La France dispose d'une épargne privée importante, mais celle-ci circule souvent trop tard. » Les successions surviennent généralement à plus de 50 ans, selon les chiffres de l'Insee, lorsque les héritiers ont déjà construit une grande partie de leur vie.

Or, les besoins sont plus précoces : se loger, fonder une famille, investir, créer ou reprendre une entreprise. « L'objectif est donc de faire circuler l'argent au moment où il est le plus utile. Une transmission anticipée peut devenir un apport immobilier, un investissement productif, une création d'entreprise ou de la consommation », détaille la note. Et d'ajouter: « Dans une période où nous devons maîtriser la dépense publique, nous devons aussi mobiliser l'épargne privée au service de l'activité. » « C'est à la fois une mesure de solidarité entre les générations et un levier macroéconomique », justifie Matignon, alors que cette question de l'héritage est un des débats à venir de la présidentielle.

Il existe déjà des «pactes» de transmission pour les entreprises, notamment le pacte Dutreil. Celui-ci facilite la transmission familiale des entreprises, grâce à une exonération de 75 % de leur valeur professionnelle. Le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a réaffirmé mercredi, dans sa lettre «aux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que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qui sera présenté à la fin du mois préservera ce pacte. «Nous le préservons pour protéger les emplois, les savoir-faire et l'ancrage territorial», abonde la note. Cette niche fiscale était pourtant dans le viseur de la Cour des comptes, dans un rapport publié en novembre 2025.

«Accélérer la circulation»

Le gouvernement veut, en outre, profiter du budget 2027 pour faciliter la reprise des PME et TPE, notamment par leurs salariés. C'est le « pacte Papin », dont le cabinet du ministre du commerce et des PME, Serge Papin, a détaillé les mesures cette semaine.

Au-delà de la transmission des entreprises, le gouvernement propose, avec « Transmissions 2027 », un nouveau dispositif fiscal pour « accélérer la circulation du patrimoine ». Il comprend trois mesures distinctes. Un premier volet concerne « le don familial de sommes d'argent ». Le plafond exonéré au titre du don familial serait temporairement relevé de 31865 à 50000 euros. Ce dispositif concernerait une personne de moins

« C'est à la fois une mesure de solidarité entre les générations et un levier macro-économique », justifie Matignon

de 80 ans qui donnerait une somme d'argent à un enfant, un petit-enfant ou un arrière-petit-enfant majeur. Une personne ayant déjà utilisé la totalité du plafond au cours des quinze dernières années pourrait transmettre immédiatement 18135 euros supplémentaires sans droits.

Dispositif « Coluche »

Un second volet concerne le « don classique ». Pour les donations en pleine propriété au sein du cercle familial, la fraction taxable après application des abattements bénéficierait temporairement d'un taux unique de 6 %, dans la limite de 100 000 euros par donateur et par bénéficiaire majeur, explique Matignon. Concrètement, pour 100 000 euros donnés par un parent ayant déjà consommé son abattement, les droits passeraient de 18 200 à 6 000 euros. Et, pour 50 000 euros donnés par un grand-parent ayant déjà consommé son abattement, ils passeraient de 8 200 à 3 000 euros. Cette mesure concernerait également la famille élargie, notamment les transmissions entre oncles ou tantes et neveux ou nièces.

Un troisième volet concerne la « transmission solidaire vers les associations ». Le taux de 6 % pourrait être ramené à 5 % si le bénéficiaire effectue simultanément un don à une association d'aide aux plus démunis. Pour 100 000 euros transmis : la réduction supplémentaire de droits serait de 1 000 euros; le bénéficiaire en verserait par exemple 550 euros à une association; il conserverait les 450 euros restants. Ce don ne serait pas cumulable avec la réduction d'impôt « Coluche » – le dispositif « Coluche » permet, lors d'un don à certains organismes, de bénéficier d'une réduction d'impôt atteignant 75 % du montant donné.

La note de Matignon conclut : « La philosophie est simple : faire circuler le patrimoine plus tôt vers les jeunes générations et transformer une partie de l'avantage fiscal en acte de solidarité. » Si de telles mesures sont susceptibles de faire baisser l'âge du premier héritage, elles contribueraient plus globalement à réduire les droits de succession. Et ce, alors que la fortune héritée représente 60 % du patrimoine français.

DENIS COSNARD (AVEC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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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IC DE DROGUE

Le système « El Frances », narcotrafiquant français installé en Colombie

Soner Akca, 43 ans, natif de Montfermeil, a été arrêté à Medellin, en Colombie, le 12 juin. Il est soupçonné d'avoir monté un réseau international de trafic de cocaïne chimiquement modifiée

L

a police colombienne ne pouvait manquer de filmer la scène en plan-séquence : la lente procession de celui que l'on surnomme « El Frances », menottes aux poignets, encadré par des agents des forces spéciales cagoulés. Diffusé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la vidéo montre le narcotrafiquant en train d'être arrêté à la vue de tous, le long d'une avenue arborée de Parque Lleras, le quartier chic et animé de Medellin (Colombie), où ce musculeux quadragénaire se présentait comme un honnête homme d'affaires.

Ce vendredi 12 juin, le Français Soner Akca, tee-shirt blanc cintré et bermuda couleur camouflage militaire, est conduit au quartier général de la police, où il est photographié les yeux baissés, encore sous le choc de son arrestation. Autour de cet homme de 43 ans à la haute stature, quatre policiers posent fièrement, exhibant leur grosse prise, le logo officiel « Policia nacional de Colombia » en guise de décor.

Sur le réseau social X, le maire de Medellin, Federico Gutierrez, assume cette mise en scène tapageuse dans une ville qui fut autrefois le bastion du célèbre narcotrafi-quant Pablo Escobar. « Un par un, ils tombent. Medellin ne sera pas un refuge pour les criminels et les mafias transnationales », écrit-il. Si Soner Akca était officiellement installé en Colombie comme investisseur, possédant notamment un club de striptease, l'homme, né à Montfermeil (Seine-Saint-Denis), était surtout traqué en raison de son rôle éminent dans le trafic international de stupéfiants.

Interpellé en vertu d'une notice rouge Interpol émise par la France, il est au cœur d'une enquête judiciaire portant sur un vaste réseau d'importation et d'exportation de cocaïne entre la France, l'Europe, la Colombie, mais aussi le Mexique, la République dominicaine et la Thaïlande. Ce réseau présentait une particularité : la drogue subissait des procédés chimiques complexes en laboratoire pour être dissimulée lors des convois, notamment dans du quinoa, une graine produite quasi exclusivement en Amérique du Sud. Soupçonné d'être le chef de cette organisation criminelle, Soner Akca est en attente d'extradition pour être entendu dans ce dossier suivi par le Parquet national anticriminalité organisée, dont Le Monde a pu prendre connaissance. Sept de ses complices présumés en France sont déjà mis en examen.

ALLERS-RETOURS EN ESPAGNE

L'ascension criminelle d'« El Frances » au pays des cartels est longtemps restée sous les radars des services antidrogue français. « Il n'y a pratiquement pas de cas analogues, confie un policier spécialisé. Rares sont les Français à réussir à s'implanter aussi solidement que lui de l'autre côté de l'Atlantique, ce qui laisse soupçonner une certaine puissance corruptive. » Des conversations de Soner Akca interceptées témoignent de sa vie de baron de la drogue en Colombie, où il aurait brassé des millions d'euros. « Regarde-moi, c'est dingue, s'extasie-t-il lors d'une conversation sur l'application sécurisée Signal avec son principal lieutenant basé en France. Vingt mille euros par jour, calcule. C'est 600 K [600 000] par mois, frérot. »

L'enquête qui a entraîné sa chute amène très loin de son fief luxueux de Medellin. A l'été 2025, sur la foi d'un renseignement au sujet d'un trafic de cocaïne, les policiers de l'antenne perpignanaise de l'Office antistupéfiants (Ofast) mettent sous surveillance deux suspects sans grande envergure criminelle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 Ils observent Mohamed B., 53 ans, et Pascal M., 56 ans, père de cinq enfants, comploter dans une station de lavage gérée par un homme connu de la police pour trafic de stupéfiants, violences mortelles et recel de cadavre, puis s'enivrer au Blues Brothers, un bar de quartier sans prétention, à Perpignan. De manière régulière, à bord d'une Clio ou d'une Nissan, le duo fait des allers-retours entre la France et l'Espagne, en passant par le village frontalier du Perthus (Pyrénées-Orientales). Se figurant qu'il s'agit sûrement d'un ballet de convoyeurs de drogue, les policiers décident de les suivre à la trace, pour se donner toutes les chances d'identifier les commanditaires et la filière d'importation.

Grâce aux sonorisations et aux écoutes visant les véhicules et les téléphones des suspects, les enquêteurs comprennent, en dépit de quelques précautions de langage, qu'un gros coup est en préparation au cours du mois de septembre 2025. Les deux suspects évoquent un chargement qui doit arriver prochainement en région parisienne par fret aérien.

Le 7 septembre, la cargaison est bloquée à son arrivée par les douanes. Une opération de contrôle de son contenu est lancée, mais les suspect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confiants. « On attend le résultat maintenant. Si c'est juste ils scannent ou si c'est un contrôle plus profond. Mais même si c'est plus profond, ça passe aussi », assure Pascal M. à Mohamed B. Dans une autre conversation, Pascal M. plastronne: « S'ils veulent aller plus loin, faire des tests, ils peuvent. Ils peuvent faire tout ce qu'ils veulent, même se mettre la tête en bas s'ils veulent... »

Pour récupérer la marchandise, les deux hommes ont missionné un troisième complice : Vincent D., 42 ans, un homme sans domicile fixe vivotant entre galères, services rendus et petits boulots de chauffeur payés quelques centaines d'euros. Au moment des faits, c'est dans un corbillard que dort cet homme à la vie cabossée. Le 9 septembre, la cargaison passe enfin la douane. Epuisé après deux jours erratiques à patienter dans la Seine-Saint-Denis sans hébergement, Vincent D. reçoit enfin pour instruction de se rendre à une adresse située à Tremblay-en-France (Seine-Saint-Denis).

Des policiers du groupe d'appui opérationnel de l'Ofast central prennent le quadragénaire en filature. Au volant d'un camion blanc, Vincent D. se gare devant le siège d'une société de transport international où des employés chargent aussitôt son véhicule de palettes emballées dans de la cellophane noire. Le convoyeur repart aussitôt plein sud.

LA DROGUE SUBISSAIT DES PROCÉDÉS CHIMIQUES COMPLEXES EN LABORATOIRE POUR ÊTRE DISSIMULÉE LORS DES CONVOIS, NOTAMMENT DANS DU QUINOA

«POUR MOI, C'EST ALIMENTAIRE»

Les enquêteurs sont interloqués: sur les écoutes, ils entendent les suspects parler de « palettes de quinoa ». Une telle cargaison fait écho à un autre aller-retour en juillet réalisé par Vincent D. pour récupérer un chargement de cette graine de couleur blonde près de l'aéroport de Roissy (Val-d'Oise). Dans les conversations, il est aussi fait allusion à des « chimistes », des « produits », des « ingrédients »... « Faut la retravailler en fait », explique Mohamed B. à un interlocuteur non identifié, désignant quelque chose qui a, semble-t-il, été « transformé ».

Les ports français, porte d'entrée privilégiée du trafic de drogue

Un document de l'Office anti-stupéfiants, consulté par « Le Monde », montre le rôle crucial de la France dans les flux des produits illicites

D es logisticiens d'exception, obsédés par la maîtrise des ports et des conteneurs: c'est ainsi que sont dépeints les narcotrafiquants les plus puissants, dans une note d'analyse de l'Office anti-stupéfiants (Ofast) de la police judiciaire française, datée du mois d'août. Ce document confidentiel décrypte le rôle crucial des terminaux portuaires français dans les flux de stupéfiants qui arrosent, chaque année toujours plus, l'Europe.

Les conteneurs demeurent, comme pour le commerce licite, l'étalon des trafics de stupéfiants. Soucieux de s'immiscer dans les flux légaux les plus fluides, les trafiquants ont amorcé « un report vers les ports français », depuis 2023, au détriment des terminaux géants d'Anvers (Belgique) et de Rotterdam (Pays-Bas), mieux sécurisés que lorsqu'ils trônaient au sommet des statistiques européennes de saisies.

«L'importance des ports dans la logistique criminelle conduit les narcotrafiquants à user de la corruption et/ou de la violence sur les personnels portuaires pour arriver à leurs fins », affirment les analystes de l'Ofast. Les méthodes pour assurer leur mainmise sur le déchargement des convois pollués sont variées: «contournement des codes à usage unique, corruption, enlèvement et séquestration de chauffeurs routiers, récupération hors zone portuaire, fragmentation des envois... »

Si la cocaïne reste la substance reine, avec 52 880 kilos saisis depuis 2022 dans le fret conteneurisé, les services d'enquêtes soulignent la diversification des points d'entrée, avec 12 ports ayant cumulé des saisies de cocaïne supérieures à 50 kilos entre 2022 et 2025: Brest (Finistère), Calais (Pas-de-Calais), Dégrad des Cannes (Guyane), Dunkerque (Nord), Fort-de-France, Le Havre (Seine-Maritime), Lorient (Morbihan), Marseille, Nantes, Papeete, Pointe-à-Pitre et Sète (Hérault).

Le port du Havre demeure la principale porte d'entrée de la co-caïne en France. Il fut le théâtre, en août, de la saisie de 670,36 kilos dissimulés dans 20 sacs, en provenance de Saint-Domingue. Mais d'autres points d'arrivée, encore périphériques il y a de cela quatre ou cinq ans, deviennent stratégiques. C'est le cas de Dunkerque, une «cible» privilégiée des narcotrafiquants qui risque d'être d'autant plus recherchée qu'un second terminal devrait tripler ses capacités de fret conteneurisé en 2029, passant de 800 000 à 2,5 millions de conteneurs par an. Le 7 septembre encore, les douanes ont découvert 3,9 tonnes de ce produit stupéfiant dissimulées dans 167 ballots dans un conteneur en provenance du Ghana au port de Dunkerque. Ce qui représente, selon le Parquet national anticriminalité organisée, une valeur marchande de 225 millions d'euros.

Saisie insolite

A cette variété de destinations s'ajoute un panel toujours plus large de produits et de formes de conditionnement. Le cannabis figure désormais dans la liste des saisies les plus marquantes, par exemple dans le scénario d'échanges cocaïne-cannabis entre la métropole et les Antilles.

Le Canada, les Etats-Unis et la Thaïlande, trio de nouveaux pays d'approvisionnement en cannabis, notamment sous la forme d'herbe, déjà identifiés dans les colis postaux ou les passeurs transitant par avion, défrichent aussi des itinéraires maritimes. Le 22 octobre 2025, 13 personnes étaient interpellées après la sortie d'un conteneur au port du Havre, en provenance du Canada, rempli de 1,84 tonne de cannabis.

La note d'analyse de l'Ofast souligne qu'« avec ses hubs logistiques, notamment portuaires, et ses infrastructures de transport, la France fait partie du schéma d'organisation des narcotrafiquants. Les produits camouflés dans différents matériaux sont acheminés et transitent ensuite vers les lieux de transformation des pays frontaliers ».

Ces prouesses en matière de dissimulation, autre caractéristique des « narcos » d'envergure, se sont matérialisées le 3 juin, sur le port du Havre, lors d'une saisie douanière insolite : 12,7 tonnes de bouteilles d'arôme artificiel de vanille, en provenance du Mexique et à destination de l'Espagne, se révélaient contaminées à la méthamphétamine. Le Parquet national anticriminalité organisée ouvrait une enquête en saisissant l'Ofast et sollicitant l'appui de l'unité de police spécialisée dans la criminalité organisée espagnole. Car c'est en Espagne que menaient les premiers indices.

Un laboratoire clandestin « d'une dimension inégalée » était localisé dans la bourgade d'Almenar, aux confins de l'Aragon et de la Catalogne. Extracteurs d'air, cuves en Inox, cookers, matériel de congélation et de protection individuelle étaient découverts, ainsi que plus de 200 kilos de « méth » en cristallisation. Parmi les 13 individus interpellés, plusieurs Mexicains sont susceptibles d'appartenir au cartel de Jalisco nouvelle génération, l'une des organisations criminelles latino-américaines les plus puissantes, qui cible l'Europe, et les ports français, comme terrain d'action.

TITWANE

Entre les lignes, les policiers en déduisent que le chargement est bourré d'un mélange de cocaïne et de quinoa, et doit partir pour l'Espagne, où un chimiste, du côté de Madrid, détient le savoir-faire pour séparer le grain de la drogue, selon un processus imaginé et perfectionné par les cartels colombiens. Décision est prise d'intercepter le convoi en urgence. Le 10 septembre, le camion conduit par Vincent D. est intercepté au péage de Perpignan-Nord. A l'intérieur, les agents découvrent 80 sacs blancs contenant chacun 25 kilos de quinoa.

détention de stupéfiants...) entre 2002 et 2022. Domicilié dans le chic 16 $^{e}$ arrondissement parisien, cet homme de 42 ans, officiellement bénéficiaire du revenu de solidarité active, est considéré par les enquêteurs comme le bras droit d'« El Frances ». Auprès de lui, le trafiquant, basé à Medellin, s'enquiert des possibilités de « sortie » des produits stupéfiants, qu'il s'agisse de conteneurs, de vrac, ou encore par le transport aérien.

« RARES SONT LES FRANÇAIS À RÉUSSIR À S'IMPLANTER AUSSI SOLIDEMENT QUE LUI DE L'AUTRE CÔTÉ DE L'ATLANTIQUE, CE QUI LAISSE SOUPÇONNER UNE CERTAINE PUISSANCE CORRUPTIVE », CONFIE UN POLICIER SPÉCIALISÉ

Ce sont d'autres chimistes, ceux de la police technique et scientifique, qui vont réceptionner la marchandise pour analyse. Résultat : de 9 % à 21 % de coke pure par sachet expertisé. Au total, le chargement contient près de 2 tonnes de quinoa imprégné de drogue. Le rapport du laboratoire confirme que les grains ont subi un procédé chimique complexe afin d'introduire la co- caïne, qui reste toutefois récupérable et, de facto, revendable.

«L'extraction de la matrice végétale peut être réalisée par des étapes successives de dissolution et [d']évaporation dans un premier temps avec de l'eau, puis avec des solvants organiques. Une fois récupérée sous forme de poudre, cette cocaïne pourra être rediluée pour la revente de rue», précise le rapport d'analyse. En l'occurrence, cela représente plus de 140 kilos de cocaïne dissimulés, pour une valeur au détail de 9 millions d'euros.

C'est parfois en visioconférence, à visage découvert, sans guère de précautions, que les deux hommes parlent affaires. Ils devisent des prix au kilo de la coke, des compagnies aériennes à privilégier, des envois tests ou encore de la possibilité d'avoir à disposition un jet privé pour de futurs convois en Amérique latine. «Je voulais faire importer de l'agroalimentaire, que des vrais fruits et légumes (...) J'ai rien à voir avec l'importation de drogue dans le quinoa », jure pourtant Amir A. lors de sa garde à vue en mai, gardant le silence à toutes les questions posées sur ses liens avec « El Frances ». Sollicité, son conseil, David Maheu, n'a pas souhaité s'exprimer.

années, avec de nombreux vecteurs d'entrée en France, aérien et maritime, d'importer des chargements de 100 kilos à 1 tonne de co- caïne par envoi. La drogue était ensuite écoulée auprès de réseaux de narcotrafiquants, qui se chargeaient eux-mêmes de la distribuer sur leurs points de deal ou leurs canaux de vente dématérialisés.

En garde à vue, les suspects perpignanais semblent dépassés. Interrogé avant les résultats du laboratoire sur l'hypothèse que son chargement puisse contenir une grande quantité de drogue, Vincent D. assure ne pas y croire : « Ça sortirait direct d'un film si c'était le cas (...) Pour moi, c'est alimentaire, je ne l'aurais pas fait si j'étais au courant. J'ai pas envie de perdre ma chienne, je l'ai depuis sept ans. » « Mon client était convaincu de transporter du quinoa en bonne et due forme et ignorait la nature illicite du chargement, qu'il a découverte en garde à vue », défend son avocate, M $^{e}$ Pauline Costantini-Rabinoit. Moins crédible aux yeux des policiers, un autre mis en examen évoque la volonté de sa fille « de manger latino » pour justifier ses déplacements express en Espagne.

Les enquêteurs vont rapidement découvrir que les suspects ne sont que de simples exécutants. Les investigations sur commission rogatoire mettent en lumière une vaste organisation criminelle « structurée et internationale », selon l'Ofast, capable, depuis des

En tirant le fil de l'importation de quinoa, commandé auprès d'une société colombienne basée à Bello, au nord de Medellin, les enquêteurs soupçonnent que le réseau d'importation avait fait sa spécialité de la « pollution » de cargaisons maraîchères. Le dossier judiciaire révèle d'autres importations suspectes, réalisées par le truchement de deux sociétés de logistique basées à Paris : H & C import-export et Mazhora international, dont les dirigeants, Hatim C. et Mehdi K., ont été mis en examen début juin.

LE DIABLE ET LA PANTHÈRE

portent sur des importations de poisson surgelé provenant du Sénégal, un pays décrit ces dernières années comme une plaque tournante du trafic de cocaïne mondial. « Pensez-vous que ce poisson ait pu contenir des produits stupéfiants ? », demande un enquêteur à Hatim C. Réponse : « Ouais... Maintenant que tu me dis ça, bien sûr, comme dans le quinoa! (...) Quel fils de pute! »

D'après les investigations, ces entités étaient financées par d'autres sociétés, sur la base de fausses factures. La société H & C «était une coquille vide qui n'avait pas de réelle activité », estiment les enquêteurs. Les importations de fruits, de légumes ou de céréales n'étaient destinées, selon eux, qu'à servir de vitrine légale à l'importation de drogue. Ainsi, 22 tonnes de bananes ont pourri dans leur conteneur sur le port du Havre (Seine-Maritime). Les enquêteurs soupçonnent un «envoi test», destiné à sécuriser une nouvelle route. C'est aussi le cas pour 20, puis 18 tonnes d'ananas, en provenance du Costa Rica et à destination du port d'Anvers (Belgique), qui n'ont pas trouvé d'acheteurs. Ou encore de 403 kilos de pâte d'awara, en provenance de Guyane, qui pourrait constituer un nouveau procédé de dissimulation de la drogue.

Particulièrement remonté en garde à vue, Hatim C., le gérant officiel de H & C, rejette la responsabilité des importations litigieuses sur Mehdi K., décrit comme le « gérant occulte » par les enquêteurs, dont il suivait les instructions. « J'ai été manipulé, on m'a menti, et on a usurpé plusieurs fois ma société », jure-t-il. « Mon client est totalement étranger au trafic de stupéfiants qui lui est reproché et n'entend pas être le bouc émissaire de cette affaire, insiste son avocat, Baptiste Bellet. Son activité professionnelle, dans le secteur de l'importation de fruits et légumes, a été utilisée à son insu pour faire entrer des stupéfiants et il n'en avait aucune connaissance. »

Au détour de ces discussions entre «potos», où apparaissent aussi des vidéos d'épaisses liasses de dollars et une compteuse à billets, « El Frances » ne manque pas de vanter auprès de son lieutenant sa vie en Colombie, où il raconte avoir une fois fait « 1 million » sur un seul envoi. Il confie aussi ses projets de diversification : son investissement fructueux dans un bar à striptease baptisé « Le Moulin Rouge Medellin », qu'il revendique comme pionnier à Parque Lleras, mais aussi des projets immobiliers qui pourraient être encore plus rentables et moins risqués que leurs affaires habituelles. « Plus que le stup, frérot, plus que le stup! », s'exclame « El Frances », exaltant les possibilités financières du Placoplatre, comme si le secteur pouvait bientôt détrôner pour lui la poudre blanche.

Plus étonnant, certaines conversations

Mehdi K. conteste lui aussi tout rôle dans la dissimulation de drogue importée. « La gravité des faits allégués ne doit jamais conduire à diluer les responsabilités individuelles, ni à transformer le soupçon en culpabilité, estime son avocat, Sophiane El Baroudi. L'instruction est en cours et doit précisément permettre d'établir le rôle allégué de chacun dans la sérénité. »

DÉBUTS À PUNTA CANA

C'est sous la forme de groupes de discussion sur les messageries chiffrées WhatsApp et Signal, auxquels ont eu accès les policiers, qu'échangent les membres présumés du réseau. Baptisés « Quinoa transport », « Rep dom banane », puis « Banane rep dom 2 », ces forums détaillent les projets et les stratégies, et éclairent aussi les rapports entre les logisticiens et les transporteurs chargés de faire transiter la cocaïne sud-américaine sous le couvert d'import-export de fruits et légumes. Parmi les participants: Soner Akca, sous le pseudonyme « El Diablo » (« le diable »).

La prouesse chimique permettant la dissimulation de la drogue revient régulièrement dans ces fils de discussion. Il est question « d'equipos de trabajo [“équipes de travail”] », dont la mission consiste à transformer, puis à extraire la cocaïne mélangée au quinoa dans des laboratoires après son voyage, mais aussi de produits chimiques tels que l'acétone et l'acide chlorhydrique. « J'ai besoin que tu la cuisines », ordonne ainsi Soner Akca à l'un de ses interlocuteurs les plus réguliers, surnommé « La Pantera » (« la panthère ») dans les groupes de discussion.

En prenant le contrôle à distance du téléphone de cet homme – entre-temps incarcéré pour avoir tenté de tuer son ex-compagne, également soupçonnée d'être complice du réseau –, les enquêteurs ont pu suivre les arrangements des trafiquants. « La Pantera », Amir A. à l'état civil, est connu de la police pour un large panel de délits (vol de voiture, conduite sous stupéfiants, refus d'obtempérer, abus de confiance, usage de faux documents administratifs, menace de mort, vol avec violence, séquestration, association de malfaiteurs,

Pourtant, c'est bien en suivant la route de la cocaïne que Soner Akca, ancien petit caïd de Montfermeil, a bâti sa richesse et sa réputation. Avant de s'établir en Colombie, au plus près de la matière première et des cartels historiques, c'est en République dominicaine que ce Français d'origine turque a changé de dimension. L'aventure avait commencé en famille, puisque c'est aux côtés de son frère jumeau qu'il avait pris pied sur cette île des Caraïbes réputée pour son industrie touristique, mais aussi carrefour du trafic international de cocaïne. Le duo ne tiendra pas longtemps dans l'environnement ultraconcurrentiel de la « Rép dom », alors eldorado des « stupeux » les plus ambitieux. En novembre 2017, le cadavre du frère de Soner Akca, Ilker, surnommé « Attila », est retrouvé au fond d'une fosse septique, criblé de balles par une fratrie ennemie.

Pour raconter son ascension, il faut exhumer un témoignage surprenant, qui prend aujourd'hui un intérêt nouveau. Soner Akca est crédité au générique de la série documentaire «Trafics», de Frédéric Ploquin et Julien Johan, sortie en 2018. Présenté comme un «ancien trafiquant international de cocaïne», sorti de détention et se disant repenti, il détaille, parfois avec un léger sourire au coin des lèvres, comment il est devenu l'un des principaux logisticiens du trafic de cocaïne depuis la République dominicaine. « Un jour, je me suis dit : “Je vais être mon propre fournisseur, je vais gérer toute la chaîne” », raconte ce père d'un garçon. Il s'était fait une spécialité de réceptionner des cargaisons de poudre au nord-est de l'île, avant de les convoyer, de nuit, pied au plancher dans des bolides dotés de caches, vers l'aéroport international de Punta Cana, où il disposait de complicités.

Soupçonné d'avoir exécuté dans une boîte de nuit un gros trafiquant local surnommé « El Barbaro », Akca devient, à 23 ans, sous le surnom d'« El Frances », un baron craint et jalousé. Flambeur assumé, il estime qu'« avec le recul, ce n'est pas bon de briller ». Rattrapé par la justice française, il se dit rangé des affaires. En réalité, il retente discrètement sa chance en Colombie, fort de ses expériences passées, jusqu'à son arrestation en juin et sa procession sous escorte armée dans les rues de Medellin. Une vie de narco, entre ombre et lumière, qu'il résumait ainsi : « T'es pauvre le lundi, t'es riche le mardi, t'es mort ou en prison le mercredi. »

JÉRÉMIE PHAM-LÊ ET THOMAS SAINTOURENS

Des étudiants mentors pour guider les néobacheliers

A l’université d’Evry, près de 3 000 nouveaux étudiants ont fait leur rentrée, accueillis par leurs aînés

T out commence par un bingo, avec cinq cases à aligner sur la grille que vient de distribuer Fiona (les jeunes interrogés n'ont pas souhaité donner leur nom de famille). L'étudiante en master d'immunologie est mentor de 16 néobacheliers qui font, en groupe, leurs premiers pas à l'université Evry Paris-Saclay, le 9 septembre. Ceux qui se reconnaîtront dans les descriptions pourront cocher la case, si elle figure sur leur grille.

« Numéro 24 met le lait avant les céréales », annonce Fiona. Dans l'assistance, regards amusés et petits sourires se croisent. « Numéro 4 veut partir en Erasmus », « Numéro 2 a déjà changé trois fois d'idée sur son avenir », « Numéro 7 veut rejoindre une association étudiante »... A mesure que les cases sont cochées, les informations sont distillées. Derrière le mot université, il y a un univers qui est largement régi par des sigles, à l'instar de la DOIP, pour direction de l'orientation et de l'inserction professionnelle, la DVEC, ou direction de la vie étudiante et de campus, ou encore la DRRI, la direction de la recherche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Cléa, étudiante en master d'histoire, mentor elle aussi, enchaîne sur la deuxième activité : les 16 nouveaux de la licence langues

« C'est très propre! Ça ne ressemble pas du tout à ce que j'imaginais! », confie Anyssa

étrangères appliquées (LEA) ont deux minutes pour questionner leur voisin. Dans la foulée, chacun devra dire quelques mots sur lui pour que tout le groupe profite des présentations.

On apprend ainsi que « Julien est passionné par l'anglais et par l'espagnol, aimerait s'orienter dans le tourisme et collectionne les disques vinyles » ; que « Loïs a 17 ans, est espagnol, adore la formule 1 et n'a pas eu de mention au bac » ; qu'« Anyssa vient de Juvisy[-sur-Orge], aimerait savoir dessiner comme une professionnelle et se retrouve en LEA car elle n'a pas eu d'autres choix sur Parcoursup ».

Fiona saisit la balle au bond : « Pour tous ceux qui sont là sans forcément le vouloir, sachez que dès le 22 septembre, il y a une possibilité de se réorienter au sein de l'université d'Evry, explique-t-elle. Vous passez devant un jury et si vous êtes sélectionné, vous pouvez intégrer la nouvelle formation dès le 9 octobre. Ça peut être une solu- tion à ne pas négliger ! »

Quelques minutes plus tard, les étudiants partent à la recherche d'une dizaine de bâtiments, à partir de photos miniatures qui figurent sur la nouvelle fiche remise par leurs mentors. Ils traversent d'immenses halls donnant sur des cours intérieures qui desservent elles-mêmes plusieurs salles ou qui conduisent à un autre hall... « C'est énorme, c'est très propre, c'est très neuf, c'est plein de couleurs ! Ça ne ressemble pas du tout à ce que j'imaginais ! », confie Anyssa au sortir de la salle de musculation, au tarif imbattable de 30 euros l'abonnement annuel.

Les cours viennent de débuter, et Nathan, « un peu perdu au niveau de l'orientation », sent qu'il va se prendre au jeu. « J'ai eu mon premier TD [travaux dirigés] de théâtre en anglais, c'était très bien, on nous a appris à avoir plus confiance en nous, relate-t-il. J'ai eu aussi mon premier cours magistral de civilisation britannique, où le prof est revenu en long et en large sur l'histoire de l'Angleterre et nous a remis un document PDF de 26 pages. »

Des rythmes nouveaux

Au lycée, Nathan avait suivi deux enseignements de spécialité peu en lien avec la filière LEA : arts plastiques et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 Je me retrouve ici, ça ne colle pas trop, mais je me débrouille très bien en anglais, c'est pour cela que j'ai été pris. Je vois LEA comme une porte d'entrée à l'international... Si jamais je pouvais faire un métier lié à l'art un peu partout dans le monde, ce serait pas mal ! », s'enthousiasme-t-il.

Le rythme des journées et le temps de trajet sont des facteurs nouveaux pour la plupart des néobacheliers, à 60 % originaires de l'Essonne et à 25 % de Seine-et-Marne. Les cours s'échelonnent de 8 heures à 19 h 45, horaires auxquels il faut parfois adjoindre plus d'une heure de transports en commun, relatent plusieurs d'entre eux.

En première année de licence, le taux de réussite par rapport au nombre d'étudiants inscrits était de 42,9 %, toutes filières confondues, pour l'année scolaire 2024-2025. Soit une hausse de près de quatre points par rapport à l'année précédente. « Le plus gros taux d'échec est en droit, précise le président de l'université, Vincent Bouhier. Dès que l'on passe à un raisonnement complexe avec une terminologie nouvelle, les choses se compliquent pour les néobacheliers. »

L'établissement – qui accueillait 1 200 étudiants lors de sa création, en 1991 – ne cesse d'attirer les candidatures. Elles ont même bondi de 75 % en un an sur Parcoursup, entre 2025 et 2026. « Nous sommes passés de 22 000 à 38 400 candidats... Ça nous met mal à l'aise de ne pas pouvoir tous les prendre, car ce sont des bacheliers généraux. Mais tous ne sont pas arrivés à maturité pour entamer des études à l'université », constate Vincent Bouhier, qui fait intervenir des professeurs de lycée lors de modules de rattrapage.

Pour avoir le bac, il faut « restituer des connaissances », mais en licence, « on utilise ses connaissances pour faire des démonstrations à des fins de résolution de problèmes. Et c'est beaucoup plus compliqué », illustre-t-il. « L'enjeu est de faire que le lycéen devienne un étudiant », résume le président. Mais avec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se dresse un obstacle de plus en plus encombrant. « Il faudrait qu'on en parle avec les proviseurs des lycées pour avoir une stratégie commune », suggère-t-il, avant de prévenir qu'« être étudiant, c'est savoir utiliser l'IA sans se laisser manipuler ».

SOAZIG LE NEVÉ

A La Réunion et à Mayotte, la colère des policiers « oubliés »

Des centaines d'entre eux n'ont pas reçu la médaille distribuée après le cyclone Chido

SAINT-DENIS (LA RÉUNION -, CORRESPONDANT

Longtemps après son passage dévastateur sur Mayotte, le 14 décembre 2024, le cyclone Chido produit d'autres bourrasques. Cette fois, dans les rangs des policiers mahorais et réunionnais à la suite de la publication, le 6 juillet, de l'arrêté qui porte attribution de la médaille de la sécurité intérieure. Cette « MSI Chido » vient récompenser l'engagement des récipiendaires pendant et après le passage du système dépressionnaire qui a fait officiellement 40 morts et 41 disparus.

Sur les quelque 1919 noms retenus appartenant aux forces de l'ordre, aux pompiers, aux administrations ou aux associations, seule une centaine de policiers mahorais ont été distingués. « Trois cents fonctionnaires, pourtant proposés par la direction territoriale de la police, ont été oubliés, dénonce Blandine Rostang, déléguée départementale du syndicat UNSA-Police. Ces collègues étaient en première ligne alors que leur propre habitation a été détruite. Cela crée une énorme frustration. C'est injuste. »

A La Réunion, les « oubliés » de la MSI, distinction purement symbolique ne donnant droit à aucune prime, sont moins nombreux, mais l'amertume est partagée. Le surlendemain du cyclone, 30 policiers ont été envoyés à Mayotte, pour vingt jours. Une dizaine d'entre eux ne figurent pas sur la liste des médaillés, contrairement à leurs collègues.

«Nous avons tous effectué les mêmes missions de sécurisation, raconte un des policiers non récompensés sous le couvert de l'anonymat. Les conditions étaient particulièrement éprouvantes en raison du manque d'eau, d'électricité, d'hébergement. Nous avons dormi dans une église, puis un collège. Mais aucun ne s'est plaint. Il fallait aider nos collègues mahorais et nos compatriotes. Personne ne comprend ce choix. » Des renforts venus de l'Hexagone ne figurent pas non plus sur l'arrêté ministériel après avoir été envoyés un mois à Mayotte, quand d'autres y sont bien mentionnés.

«Un fiasco»

«Le problème est qu'il n'existe aucun critère objectif dans le choix de nommer des fonctionnaires ou de les retrancher des listes, observe Marc Lesage, secrétaire national adjoint UNSA-Police chargé des outre-mer. C'est la roulette. C'est la même chose pour les distinctions or, argent ou bronze. Cette médaille est censée valoriser et remercier des collègues. C'est un fiasco qui froisse trop de monde. »

Le 4 septembre, les représentants de l'UNSA ont soumis le dossier a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 [Laurent] Nuñez était surpris, relate Thierry Clair, secrétaire national de l'UNSA-Police. Il n'est pas acceptable qu'un tri soit fait de façon opaque. Il ne s'agit pas de questions budgétaires. » Contacté, le cabinet de Laurent Nuñez répond qu'un « travail est en cours » pour « revoir avec les directions et les préfectures les personnes qui auraient été "oubliées" ».

Ce type de polémique n'est pas une première. A la suite de la crise des « gilets jaunes », des émeutes en Guadeloupe en 2021, ou en Nouvelle-Calédonie en 2024, plusieurs syndicats avaient dénoncé un manque d'équité pour « des dizaines de policiers méritants ».

JÉRÔME TAL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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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ustrie fragilisée par les prix de l'énergie

Avec la reprise des hostilités et la poursuite du blocage du détroit d'Ormuz, certaines filières sont sous tension

Huit mois après le début du conflit au Moyen-Orient, le choc inflationniste sur les prix de l'énergie est bel et bien là. L'espoir d'un retour à la normale nourri avant l'été par l'annonce d'un accord-cadre de cessez-le-feu entre les Etats-Unis et l'Iran a été de courte durée. Les hostilités, qui ont repris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avec de nouvelles frappes dans la région, rendent les approvisionnements et le transit commercial dans le détroit d'Ormuz toujours très fragiles.

Les prix de l'énergie, eux, sont à la hausse. Le cours du baril de brent, la référence en Europe, a dépassé, le 9 septembre, la barre symbolique des 100 dollars (86 euros), contre 80 dollars à la mi-juin, après l'annonce de l'accord-cadre, et 70 dollars avant le conflit en février. De même, le prix du gaz naturel est à son plus haut depuis 2023, autour de 75 euros le mégawattheure, contre 45 euros à la mi-juin et 30 euros en février.

Cette inflation a des effets sur les coûts de production de nombreuses industries en Europe, notamment en France. Certaines filière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touchées, comme la chimie et l'agriculture, très consommatrices de gaz naturel. Dans les engrais azotés, le gaz ne sert pas seulement à produire de la chaleur, il apporte aussi l'hydrogène nécessaire à la fabrication d'ammoniac, la molécule de base des engrais. La hausse du prix du gaz augmente donc à la fois le coût énergétique global et celui de l'intrant chimique essentiel. La même logique frappe plusieurs filières chimiques qui utilisent du gaz pour fabriquer des produits intermédiaires.

Flambée des primes d'assurance Même si l'on reste encore loin du pic de plus de 300 euros le mégawattheure atteint en 2022 aprè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plusieurs économistes n'écartent pas une hausse à prévoir de 100 à 150 euros le mégawattheure si les perturbations dans le détroit continuent durant l'hiver, alors que les stocks de gaz en Europe sont à leur niveau le plus bas depuis dix ans.

Privés d'une partie de leurs approvisionnements en provenance du Moyen-Orient, obligés d'acheter à prix fort et avec des délais de livraison plus longs, auxquels s'ajoute la flambée des primes d'assurance pour risque de guerre, les sites pétrochimiques européens sonnent l'alarme. Le Conseil européen de l'industrie chimique a alerté durant l'été sur la dégradation des marges d'exploitation en Europe, en rappelant que le gaz naturel européen s'échange à des prix trois fois supérieurs à ceux pratiqués aux Etats-Unis.

En France, Polyvia, le syndicat de la plasturgie et des composites, a interpellé, dès la fin d'août, les candidats à la présidentielle, huit mois avant l'élection d'avril 2027, en soulignant que producteurs et transformateurs sont confrontés

Face à ce décrochage, les professionnels appellent à mettre en place des mesures de protection

à une crise d'ampleur, qui s'additionne à celle provoquée de longue date par la concurrence chinoise dans leurs secteurs. « En dix ans, le déficit commercial de l'Union européenne avec le reste du monde sur les composants et produits en plastique a été multiplié par huit », a précisé, le 28 août, l'organisme, ajoutant que, « dans le même temps, la part de l'Europe dans la production mondiale de résines plastiques est passée de 22 % en 2006 à 12 % en 2024 ».

Face à ce décrochage industriel, les professionnels appellent à mettre en place des mesures de protection, comme la préférence européenne dans la commande publique.

La crise déborde largement le cadre de la seule plasturgie: le blocage du détroit raréfie également l'hélium du Qatar, indispensable au refroidissement des appareils d'imagerie par résonance magnétique dans les hôpitaux et à la fabrication des semiconducteurs, tout comme l'aluminium primaire en provenance des Emirats arabes unis et de Bahreïn, essentiels à l'aéronautique et au B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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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France Chimie aussi, « des mesures efficaces sont toujours attendues pour sécuriser les filières stratégiques européennes», alors que la crise au Moyen-Orient est en train d'« illustrer la fragilité des chaînes d'approvisionnement européennes ». « Les conséquences sont insoutenables pour les engrais et la pétrochimie, les filières en aval (chimie fine, production de polymères) se retrouvent en grande difficulté, alors que les prix du gaz n'ont pas augmenté en Amérique du Nord et en Russie », souligne la fédération des industriels du secteur.

Le gouvernement, qui a prolongé les aides pour le carburant mises en place en avril pour les routiers et les pêcheurs, a débloqué de nouveaux fonds durant l'été pour les agriculteurs. Pressé par les syndicats agricoles, il a ouvert en urgence, le 1er août, un « guichet engrais » de 107 millions d'euros permettant aux agriculteurs de bénéficier, pour les commandes passées entre le 1er juin et le 30 septembre, d'une aide plafonnée de 50 euros par tonne d'engrais azoté simple achetée, majorée de 20 euros pour les plus gros consommat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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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TIEN BONNEFOUS

La poursuite du conflit dans le golfe Persique agit donc comme un frein massif à l'ensemble de la croissance européenne, déjà atteinte par les surcapacités industrielles chinoises et les droits de douane imposés aux exportations par l'administration Trump. Au point que, pour la France, la Banque de France et l'Insee ont révisé à la baisse en septembre leurs prévisions de croissance pour la fin de l'année 2026, se rapprochant du seuil de stagnation, voire du risque de récession, selon certains économi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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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ES & PROFITS IA

PAR OLIVIER PINAUD

L'eldorado menacé des fabricants de puces

veulent croire risque de s'enrayer.

LE DÉBAT sur l'existence d'une bulle financièr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A) n'est pas encore terminé, mais l'inquiétude grandit. L'appel lancé, samedi 12 septembre, par Dario Amodei, le patron d'Anthropic, soutenu par ses homologues d'OpenAI, Sam Altman, et de xAI, Elon Musk, à ralentir le développement des modèles d'IA les plus avancés, a provoqué une onde de choc pour les entreprises asiatiques de technologie, en particulier les fabricants de puces massivement utilisées dans les centres de données.

Lundi 14 septembre, à la Bourse de Séoul, l'action de Samsung Electronics a perdu près de 3 %, celle de son concurrent SK Hynix, plus de 5 %. A Tokyo, SoftBank, l'un des principaux investisseurs d'OpenAI, a chuté de 11 %: le japonais venait de contracter un prêt d'environ 12 milliards de dollars (10,4 milliards d'euros) pour renforcer encore un peu plus son investissement dans OpenAI.

Pour ces entreprises, les plans d'investissements des géants de l'IA, qui se chiffrent à plusieurs milliers de milliards de dollars au total, promettent des années d'activité et des retombées financières immenses, la demande entraînant une flambée des prix des composants. Mais cela les oblige aussi à investir eux-mêmes dans de nouvelles capacités de production. Si Anthropic, OpenAI et xAI font une pause dans leurs projets de développement, la belle histoire des fabricants de puces à laquelle de nombreux investisseurs

En Corée du Sud, la banque centrale s'inquiète de la situation. Le 10 septembre, dans son rapport sur la politique monétaire présenté au Parlement, elle a appelé à une surveillance accrue des produits financiers liés aux fabricants de puces.

Les risques de la spéculation Ces derniers mois, des fonds d'investissement, comme l'américain Situational Awareness, qui a finalement perdu énormément d'argent dans ses paris sur l'IA, se sont massivement endettés pour acheter des actions de groupe, comme Hynix ou Samsung, ce qui avait provoqué une forte correction de la Bourse de Séoul en juillet, à la suite d'une vente brutale des positions.

Les investisseurs se ruent aussi, souvent en s'endettant, sur des fonds indiciels cotés (exchange traded fund, ETF) liés aux fabricants de puces coréens. Selon la Banque de Corée, la valeur des ETF cotés à Hongkong et indexés sur Samsung Electronics et SK Hynix a été multipliée par plus de vingt au cours du premier semestre. Elle a constaté, lors de la correction de juillet, une contagion sur un marché de cryptomonnaies. Ce n'est pas tant les pertes de ces investisseurs qui inquiètent le régulateur monétaire coréen, mais bien le risque que fait peser cette spéculation sur la stabilité financière et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u pays, le véritable danger d'une bulle financière.

Les houthistes font planer une nouvelle menace sur l'économie

La mainmise des rebelles alliés à l'Iran sur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fait redouter une hausse des cours du pétrole et des prix du transport

A ttaque d'oléoduc, contrôle du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Les alliés de l'Iran ciblent de nouvelles infrastructures vitales pour le commerce mondial au moment où la pression exercée par le blocus du détroit d'Ormuz, dans le golfe Persique, commençait à faiblir.

En quelques jours, les rebelles houthistes du Yémen ont pris le contrôle de la ville côtière de Moka et de plusieurs îles en mer Rouge, consolidant leur emprise sur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le bras de mer situé entre la péninsule Arabique et l'Afrique, tandis que des drones provenant d'Irak ont endommagé, jeudi 10 septembre, l'oléoduc Est-Ouest en Arabie saoudite, entraînant, dès le lendemain vendredi, sa fermeture. Les conséquences ne sont pas seulement régionales mais mondiales, avec la crainte d'une hausse des cours du pétrole et des prix du transport maritime, alors que l'inflation est déjà élevée en Europe et aux Etats-Unis.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qui signifie en arabe « porte des lamentations » à cause de ses courants et de ses vents qui rendent la navigation périlleuse et donnent bien des soucis aux marins, n'a jamais aussi bien porté son nom. En raison de cette prise de contrôle des rebelles yéménites, des navires vont devoir rebrousser chemin et réaliser un long détour, notamment ceux qui doivent charger ou décharger des marchandises dans des ports saoudiens.

Le détroit est un point de passage obligé, avec le canal de Suez, sur la voie maritime la plus courte reliant l'Asie à l'Europe. Même si les rebelles affirment que la navigation y est « sûre » pour tous, sauf pour l'Arabie saoudite, il est difficile de savoir si les compagnies maritimes occidentales vont continuer à l'emprunter.

Un passage-clé

L'autre option consiste à contourner l'Afrique via le cap de Bonne-Espérance, un trajet plus long, d'au moins une dizaine de jours, donc plus coûteux. Entre 2023 et 2025, c'est la route qu'avaient empruntée les grandes compagnies, à l'instar de MSC, Maersk ou CMA CGM, après l'attaque d'un navire en novembre 2023. Les houthistes avaient pris d'assaut, par hélicoptère, ce cargo appartenant à un homme d'affaires israélien, avant de le conduire sur leurs côtes pour le couler en mai. Une opération justifiée par leur volonté de soutenir les Palestiniens.

D'après les données de la plate-forme d'analyse et de suivi du tra-

Le détroit est un point de passage obligé sur la voie maritime la plus courte reliant l'Asie à l'Europe

fic maritime MarineTraffic, consultées par Le Monde, plusieurs porte-conteneurs de la compagnie Maersk, le Maersk El Banco et l'Alva Maersk, ont franchi le détroit entre le 7 et le 11 septembre, en pleine offensive des houthistes, en éteignant leurs transpondeurs, un système de navigation qui permet de suivre les navires. La compagnie française CMA CGM a pris le même risque. Son porte-conteneurs CMA CGM Congo a éteint son transpondeur, le 6 septembre, pour disparaître des écrans radars au moment de traverser le détroit, et réapparaître de l'autre côté, cinq jours plus tard.

Le CMA CGM Mekong, qui a quitté le port de Southampton (Royaume-Uni), le 1 $^{er}$ septembre, se trouvait dimanche 13 septembre en mer Rouge et s'apprête à traverser le détroit le 14 septembre, selon ses données de navigation. Maersk n'a pas répondu aux sollicitations du Monde, tandis que CMA CGM se contente d'affirmer qu'elle «suit la situation avec la plus grande attention, notamment s'agissant de la sécurité des équipages», sans donner plus de détails.

Ce détroit est devenu un passage-clé pour les échanges de la région depuis le blocage de celui d'Ormuz, en mars. Les porte-conteneurs en provenance d'Asie l'empruntent pour déposer leurs marchandises dans les ports saoudiens de la mer Rouge, lesquelles sont ensuite acheminées par voie terrestre vers les pays du golfe Persique.

Le détroit était aussi utilisé comme voie de substitution pour transporter le pétrole qui sort du royaume par l'oléoduc Est-Ouest reliant, sur 1 200 kilomètres, le gisement d'Abqaïq au port de Yanbou, sur la mer Rouge. Même si les autorités saoudiennes n'ont pas précisé à quelle date l'oléoduc pourrait être remis en service, sa réparation n'avait pris que quelques jours après une attaque similaire par un drone iranien, en avril.

Hausse du prix du baril

Une fois l'oléoduc réparé, « l'Arabie saoudite peut-elle continuer à acheminer ses exportations de pétrole depuis la mer Rouge sans passer par Bab Al-Mandab ? », s'interrogeait le cabinet d'analyse de données sur le commerce de matières premières Kpler, dans une note publiée en août. Le détroit faisait passer, à lui seul, 7 % de la production mondiale d'or noir en juin, selon Kpler, destinée en majorité à l'Asie.

La seule possibilité consiste à acheminer le pétrole saoudien par le nord, grâce à des pétroliers qui traversent le canal de Suez, ou par l'oléoduc Sumed, qui relie la mer Rouge à la mer Méditerranée. A eux deux, ils pourraient acheminer 3,5 millions de barils par jour, selon les calculs de Kpler, alors qu'entre 4 et 5 millions de barils sortaient quotidiennement de l'oléoduc, au moins jusqu'au 20 juillet, date à laquelle les houthistes ont déclaré un blocus naval total contre l'Arabie saoudite.

L'étau se resserre sur la région du golfe Persique, alors même que le blocus du détroit d'Ormuz par l'Iran commençait à montrer ses limites. Entre les voies de contournement terrestres et le passage de pétroliers sous escorte militaire américaine, les exportations d'hydrocarbures avaient commencé à reprendre.

Avec l'offensive des houthistes, le prix du baril de brent, référence internationale, a progressé de 8 % en une semaine pour finir autour de 104 dollars (89 euros), vendredi. En Europe, notamment en France, le prix du carburant repart à la hausse. Aux Etats-Unis, le prix de 1 gallon de diesel a battu des records, début septembre, et l'inflation s'y maintient au niveau élevé de 3,4 %, en rythme annuel, alors qu'approchent les élections de mi-mandat américaines du 3 novembre.

Toutefois, Donald Trump, n'envisageait pas, samedi 12 septembre, une intervention militaire contre les rebelles houthistes, alors que les forces américaines sont déjà mobilisées sur le détroit d'Ormuz et contre l'Iran. « Ils [les houthistes] préféreraient vraiment que nous ne soyons pas impliqués, et ils laissent passer la plupart des navires [dans le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a assuré le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depuis Dublin.

PRIX LITTÉRAIRE Polina Panassenko Lauréate du prix littéraire Le Monde 2026 À voix haute (Éditions de l'Olivier)

LES PRÉCÉDENTS LAURÉATS

JULIEN BOUISSOU

2025 | La Maison vide, de Laurent Mauvignier (Minuit) • 2024 | L'Agrafe, de Maryline Desbiolles (éd. Sabine Wespieser) • 2023 | Triste tigre, de Neige Sinno (P.O.L) • 2022 | Attaquer la terre et le soleil, de Mathieu Belezi (Le Tripode) • 2021 | Jacqueline Jacqueline, de Jean-Claude Grumberg (Seuil) • 2020 | Elle a menti pour les ailes, de Francesca Serra (éd. Anne Carrière) • 2019 | Une bête au paradis, de Cécile Coulon (L'Iconoclaste) • 2018 | A son image, de Jérôme Ferrari (Actes Sud) • 2017 | L'Art de perdre, d'Alice Zeniter (Flammarion) • 2016 | Laëtitia ou la Fin des hommes, d'Ivan Jablonka (Seuil) • 2015 | Ce cœur changeant, d'Agnès Desarthe (L'Olivier) • 2014 | Le Royaume, d'Emmanuel Carrère (P.O.L) • 2013 | Heureux les heureux, de Yasmina Reza (Flammarion)

L'Arabie saoudite ferme le pipeline qui lui sert à contourner Ormuz

Après des frappes de drones sur l'oléoduc Est-Ouest, le royaume voit ses deux principales voies d'exportation menacées

Le royaume d'Arabie saoudite vient de perdre une infrastructure-clé pour acheminer son pétrole. Vendredi 11 septembre, le ministère de l'énergie saoudien a annoncé la fermeture temporaire, « par précaution », de l'oléoduc Est-Ouest, le Petroline, l'unique voie permettant à l'Arabie saoudite d'exporter son brut sans passer par le détroit d'Ormuz. La veille, des ataques de drones lancées par des factions pro-iraniennes en Irak ont touché plusieurs stations de pompage situées le long du tracé, faisant plusieurs blessés.

Riyad dit avoir choisi, «à la demande du premier ministre irakien», de «ne pas réagir à ce stade». A Bagdad, les services du premier ministre ont confirmé que l'attaque, dénoncée par les autorités irakiennes, provenait bien de leur territoire.

Sur son flanc sud, l'Arabie saoudite est également ciblée par les rebelles houthistes du Yémen, soutenus par l'Iran, qui se sont emparés, jeudi 10 septembre, du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qui ferme aux pétroliers saoudiens la voie de sortie de la mer Rouge vers l'océan Indien.

L'oléoduc Est-Ouest achemine le pétrole sur 1 200 kilomètres à travers l'Arabie saoudite, depuis le gisement d'Abqaïq, dans le Golfe, jusqu'au port de Yanbou, situé sur la mer Rouge. L'oléoduc est enterré en moyenne à 1 ou 2 mètres sous le sol, et n'est donc pas facile à cibler par des drones ou des missiles. Ce n'est pas le cas des stations de pompage, situées en surface, tous les 100 à 150 kilomètres, afin de maintenir un flux constant et suffisamment élevé. Ce sont ces stations de pompage qui ont été visées, et touchées, le 10 septembre.

Une cible-clé

Avant la guerre déclenchée par les Etats-Unis et Israël contre l'Iran, le 28 février, ce pipeline acheminait 2,5 millions de barils par jour, dont une partie est exportée vers l'Europe et l'Asie. Précisément construit au début des années 1980 pour réduire la dépendance saoudienne au détroit d'Ormuz, il a permis à Riyad de continuer à exporter son brut, en 2026, en dépit de la paralysie imposée par l'Iran à ses exportations de l'autre côté de la péninsule Arabique. Les volumes sont cependant restés contraints par la capacité de traitement du terminal de Yanbou, qui s'élève à 7 millions de barils par jour – l'Arabie saoudite en produit 10 millions.

« Son importance à la fois pour les flux d'exportations saoudiens et pour les marchés mondiaux de l'énergie – et donc pour l'économie mondiale – en fait une cibleclé », note Neil Quilliam, spécialiste de la région au sein du cercle de réflexion britannique Chatham House. Cet oléoduc étant désormais hors service, le royaume ne dispose que de très peu d'options terrestres alternatives pour exporter des volumes comparables avec la même rapi-

L'oléoduc étant désormais hors service, le royaume ne dispose que de très peu d'alternatives terrestres

A Bagdad, les services du premier ministre ont confirmé que l'attaque provenait bien de leur territoire

dité. Les raffineries, elles, risquent de devoir puiser dans leurs stocks ou de se mettre totalement à l'arrêt.

Ces derniers mois, l'Arabie saoudite – ainsi que plusieurs autres pays amis des Etats-Unis – a été attaquée à plusieurs reprises par l'Iran et ses alliés régionaux, en représailles des bombardements de l'armée américaine. « La menace est telle qu'en août, l'exportation des barils acheminés par le pipeline Est-Ouest est tombée à 2,4 millions par jour, contre 4 millions en juin et juillet », détaille Homayoun Falakshahi, analyste auprès de la société Kpler, qui cartographie en temps réel les flux de pétrole et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dans le monde.

Pression simultanée

Les houthistes yéménites, soutenus par Téhéran, ont ainsi ouvert un nouveau front en juillet, avec l'objectif d'asphyxier le royaume saoudien, allié des forces gouvernementales yéménites. Les rebelles visent ses pétroliers en mer Rouge ainsi que ses infrastructures pétrolières, dont ses raffineries. Une riposte, disentils, au blocus maritime et aérien que Riyad leur impose depuis son intervention militaire au Yémen, en 2015 – « un blocus pour un blocus ».

L'Arabie saoudite vit également son pire revers militaire depuis une décennie. Les forces gouvernementales yéménites, soutenues par Riyad, ont perdu l'accès au détroit de Bab Al-Mandab, par lequel transitent les barils expédiés vers l'Asie, la région du monde la plus gourmande en énergie, depuis le port de Yanbou. Les houthistes contrôlent désormais toute la bande côtière le long de la mer Rouge. De là, ils peuvent recourir à des missiles de courte portée et à une part bien plus large de leur arsenal. Les deux principales voies d'exportation saoudiennes, Ormuz et Bab Al-Mandab, se retrouvent ainsi sous la pression simultanée de l'axe pro-iranien.

« L'effet immédiat sera probablement une hausse des coûts de transport, des primes d'assurance plus élevées et une volatilité accrue sur les marchés de l'énergie », explique ainsi Neil Quilliam. L'attaque de l'oléoduc Est-Ouest risque d'accroître encore un peu plus la pression sur le transport maritime comme sur les infrastructures énergétiques alors que l'Arabie saoudite fournit 4 % de la demande mondiale de pétrole.

« A plus long terme, l'effet sera une hausse des prix du pétrole si les tradeurs concluent que les routes d'exportation saoudiennes deviennent moins sûres », détaille le spécialiste de Chatham House Jeudi 10 septembre, les cours du pétrole ont atteint leur plus haut niveau depuis mai, franchissant à nouveau le seuil symbolique des 100 dollars le baril de brent (159 litres), finissant la semaine aux alentours de 104 dollars (89,67 euros).

FANNY ARLANDIS

Crainte d'une hausse des prix des fruits et légumes

La sécheresse a mis à mal les récoltes des agriculteurs. Dans l'agroalimentaire, les coûts ont explosé

Un épi de maïs, dans un champ de Bazordan (Hautes-Pyrénées), le 26 août. VALENTINE CHAPUIS/AFP

Des rayons de salades en sachet vides, des panneaux « en rupture » ajoutés du côté des fruits et légumes, des campagnes d'opérations promotionnelles sur les tomates annulées dans les magasins U... Les conséquences de la sécheresse causée pa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sont perceptibles depuis plusieurs semaines dans les supermarchés français. Si leurs conséquences précises ne seront connues qu'à la fin des récoltes de chaque culture, les canicules et le manque d'eau ont provoqué une chute importante de la production végétale. Fin juillet, selon la filière des fruits et légumes, la récolte de tomates était donnée en recul de 25 %, alors que l'épisode de sécheresse n'était pas terminé. Les pertes en salades étaient estimées entre 30 % et 50 % dans certains bassins, en carottes d'au moins 20 % et en brocolis de 40 % à 70 %.

L'été a aussi mis sous tension les producteurs de maïs, qui s'attendent à plus de 35 % de rendements perdus, et les éleveurs, confrontés au manque de fourrage pour les animaux. A court terme, c'est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de dizaines d'exploitations qui est fragilisée. Face à cette situation exceptionnelle, le gouvernement a annoncé un plan de soutien de 1 milliard d'euros, mais les acteurs du monde agricole ont appelé à une solidarité plus large : depuis les industriels qui achètent leur production en passant par la grande distribution et, en bout de chaîne, par le consommateur. « L'agriculture française a besoin que le consommateur l'appuie », a lancé le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 d'exploitants agricoles (FNSEA), Arnaud Rousseau, le 2 septembre, à Paris, lors de sa conférence de presse de rentrée. En ligne de mire, la question d'une hausse des prix pour permettre à l'écosystème agricole d'amortir la crise.

Pour l'heure, à l'exception de « tensions » sur les prix des salades, des tomates, des poireaux et des concombres, il n'y a pas « d'envolée des prix dans les rayons de façon générale », constate le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Le calendrier des négociations commerciales, qui fixent les prix pour l'année, a en effet été établi avant la sécheresse et les vagues de chaleur. La grande distribution as-

Les représentants des enseignes ont sensibilisé les consommateurs à la présence de fruits et légumes plus petits

sure faire rempart à tout déra- page des étiquettes.

La réponse des grandes surfaces a été, dans un premier temps, d'accompagner les aléas de récolte des agriculteurs. Dès la fin du mois d'août, plusieurs enseignes de la grande distribution, comme Carrefour, Coopérative U et Intermarché-Netto, ont annoncé un assouplissement de leurs cahiers des charges pour permettre d'écouler des produits ne correspondant pas aux calibres standards, mais aussi un règlement plus rapide des commandes pour soulager les trésoreries des agriculteurs. Tour à tour ces derniers jours, les patrons et représentants des enseignes ont défilé sur les plateaux de télévision et les radios pour sensibiliser les consommateurs à la présence de fruits et légumes plus petits ou moins beaux sur leurs étals.

Pression des industriels

Mais la grande distribution est mise sous pression par les industriels de l'agro-alimentaire qui, eux, transforment les denrées agricoles. La FNSEA et la Coopération agricole, la fédération des coopératives agricoles, agroalimentaires, agro-industrielles et forestières françaises, ont demandé la réouverture anticipée des négociations commerciales. «Il faut que les acteurs économiques se remettent autour de la table, les finances publiques ne peuvent pas être les seuls amortisseurs», estime Jean-Luc Duval, président de la Coopération agricole.

Près de la moitié des 110 adhérents de l'Institut de liaisons des entreprises de consommation (ILEC) ont envoyé « une demande de deuxième tarif ou prévoient de le faire », constate Nicolas Facon, président-directeur général du syndicat patronal, qui compte parmi ses membres Herta, Danone, Panzani, Heineken ou Coca-Cola. « Pour le moment, la distribution refuse toute hausse, déplore-t-il. Pire encore, depuis avril, ils nous demandent même des baisses. »

Les industriels rappellent avoir encaissé depuis six mois deux chocs sur leurs coûts de production: la guerre en Iran, qui se prolonge, puis les épisodes de sécheresse et de canicules. Ils ont supporté « plus de 10 % de hausse du coût des emballages plastiques [en raison de la hausse des prix du pétrole] qui servent notamment pour les barquettes et les films de protection, entre 15 % et 20 % pour l'aluminium, et plus de 10 % pour le carton », égrène M. Facon.

« L'inflation a été jugulée, mais au prix d'une absorption par le monde économique de la hausse des coûts », estime Jean-François Loiseau,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nationale des industries alimentaires, qui représente les intérêts de 23 000 entreprises de l'agroalimentaire françaises.

«Le bond de 30 % des frais de transport pour livrer nos clients représente 1 % du chiffre d'affaires des PME [petites et moyennes entreprises], c'est colossal», fait remarquer Léonard Prunier,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des entreprises et entrepreneurs de France, qui représente 22000 PME et entreprises de taille intermédiaire fabriquant les produits de consommation du quotidien. Il s'inquiète pour l'avenir du tissu industriel français, alors qu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2025, les PME ont détruit de l'emploi, et, parmi nos 1100 adhérents, une vingtaine d'entreprises sont en redressement judiciaire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Pas de valse des étiquettes

Faute de légumes disponibles ou à cause des restrictions d'eau, certains fabricants, comme Bonduelle ou Altho (chips Brets), ont mis à l'arrêt durant l'été certaines de leurs lignes de production. «Mais les coûts de ces usines sont toujours là», précise M. Facon. D'autant que les industriels n'avaient pas réussi à répercuter la revalorisation de leurs charges lors des dernières révisions tarifaires annuelles. Celles-ci s'étaient soldées par une hausse moyenne

Les industriels rappellent avoir encaissé depuis six mois deux chocs sur leurs coûts de production

des tarifs de 0,05 %, selon l'Observatoire des négociations commerciales. « Et face à cette situation très préoccupante, le gouvernement est aux abonnés absents », alerte le patron de l'ILEC.

Hors de question cependant pour les distributeurs de céder. Tous ont martelé un même message dans les médias : il n'y a pas de valse des prix pour le moment dans leurs rayons. « On prend sur nos marges », explique un porteparole de Carrefour. L'inflation des produits de grande consommation a été nulle, pour le deuxième mois d'affilée, selon les mesures prises à la sortie des caisses par le cabinet Circana, et publiées le 24 août. Celle chiffrée par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 est de 2,4 % sur un an en août, car elle intègre l'accélération des prix de l'énergie.

Mais tous préparent le terrain à de futures hausses de prix. Le 4 septembre, Michel-Edouard Leclerc, président du comité stratégique des centres E.Leclerc, a prévenu, sur LCI, que les prix du lait et de la viande pourraient augmenter en raison de la hausse des coûts de production liée à l'achat de fourrages pour les animaux. Thierry Cotillard, président du Groupement Mousquetaires, a affirmé, sur BFM-TV le 1 $^{er}$ septembre, qu'il n'y aurait «pas d'inflation jusqu'au mois de mars 2027», date à laquelle s'appliqueront les tarifs annuels, qui seront négociés entre le 1 $^{er}$ décembre 2026 et le 28 février 2027. Les prix risquent de déraper juste avant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ont le premier tour se tiendra le 18 avril.

CÉCILE PRUDHOMME ET MANON RESCAN

« L'Infiltré », média d'extrême droite, cible politiques et journalistes

Le nouvel hebdomadaire en ligne, qui sera lancé le 29 septembre, pourra compter sur le soutien des médias du groupe Bolloré

D es journalistes, des politiques et des fonctionnaires découvriront-ils tous les mardis soir qu'ils ont été espionnés? A sept moi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e groupe Bolloré poursuit son offensive médiatico-politique, épaulant le média d'extrême droite Frontières pour le lancement, le 29 septembre, d'un nouvel hebdomadaire en ligne dont les méthodes promettent d'être agressives.

L'opération passe par Lagardère News, dans son giron et propriétaire du Journal du dimanche (JDD), qui vient d'acquérir 25 % de la société éditrice de Frontières, Artefakt. Les discussions, démarrées fin 2025, n'étaient pas que financières. Elles portaient aussi sur la création de nouveaux projets, en particulier ce journal en ligne, qui affirme être, sur la forme, « inspiré du Canard enchaîné »: huit pages, qui seront diffusées sur abonnement le mardi à 20 heures, « sans le côté satirique et sans les dessins, mais avec entre 20 et 30 infos », assure au Monde Erik Tegnér, fondateur en 2024 de Frontières.

Agé de 32 ans, cet ex-membre du parti Les Républicains, exclu en 2019 pour sa proximité avec Marion Maréchal, restera le premier actionnaire d'Artefakt. Son pourcentage de participation, aux côtés de Lagardère News, n'est toutefois pas dévoillé, ni celui de son associé Gérault Verny, député Union des droites pour la République des Bouches-du-Rhône.

Frontières était jusqu'ici connu comme un site et une revue papier trimestrielle, tirée à une trentaine de milliers d'exemplaires, revendiquant une ligne anti-immigration et identitaire. Depuis février, la titre apparaît presque quotidiennement sur la chaîne du groupe Bolloré CNews, avec l'émission «100 % Frontières», dans la case laissée vacante par le départ de Jean-Marc Morandini.

La ligne éditoriale de la prochaine publication ne laisse guère de place au doute. L'Infiltré, dont le rédacteur en chef est Jules Torres, qui cumule ce poste avec ceux de journaliste au JDD et de chroniqueur sur CNews et Europe 1, est une nouvelle machine de guerre idéologique. «Nous concentrerons d'abord nos investigations sur le bloc central, au pouvoir», poursuit Erik Tegnér.

Limites repoussées

La France insoumise devrait aussi être visée. Quant aux méthodes employées, les limites pourraient être repoussées à l'extrême. « On peut savoir beaucoup de choses sur un homme politique dans le monde de la transparence », menace Erik Tegnér, qui dit se référer à « la presse anglo-saxonne ». Même la vie privée pourrait être fouillée. « Si une personnalité met en avant sa vie publique à travers un message qui est faux, c'est une certitude que nous ne nous empêcherons pas de publier l'information », ajoute-t-il.

Un budget, au montant confidentiel, est provisionné pour d'éventuels procès. En juin, Erik

Tegnér a déjà été condamné, en première instance, à six mois de prison avec sursis – il a fait appel – pour avoir divulgué, dans un hors-série de Frontières, des données personnelles d'avocats spécialisés en droit des étrangers.

Alors qu'en 2025, une autre publication, L'Incorrect, avait filmé dans un café à leur insu les éditorialistes Thomas Legrand et Patrick Cohen discutant avec deux responsables du Parti socialiste, les journalistes sont les autres cibles annoncées de L'Infiltré. Avec une prédilection pour ceux de l'audiovisuel public, y compris les rédacteurs à l'échelon les plus bas. Le président d'Artefakt prétend que «les médias de gauche [les] appellent régulièrement pour [les] interroger sur [leurs] stagiaires, [leurs] alternants, [leurs] rédacteurs», afin de vérifier un passé trouble ou des méfaits éventuels. «Nous enquêterons nous aussi sur des journalistes.»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Thibaut Bruttin, dénonce déjà « une désastreuse logique de mé- dias antimédias ».

Frontières n'en est pas à sa première «infiltration»: fin janvier 2025, deux de ses collaborateurs s'étaient déjà introduits dans les locaux de l'Autorité de régulat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udiovisuelle et numérique (Arcom) pour interroger, avec une caméra cachée, son président Martin Ajdari sur la fermeture de C8. Jules Torres a donné le ton, lundi 7 septembre sur le plateau de CNews à propos de ses informateurs, recrutés dans les entreprises, les médias, les administrations... «S'il y a un infiltré, ça veut dire qu'il y a “des” infiltrés», a-t-il affirmé avant d'appeler «tous les infiltrés de France» à le «rejoindre» : «Parlez-nous. »

«Je ne compare pas Frontières avec Le Canard enchaîné, estime pour sa part l'historien des médias Patrick Eveno, mais avec la tradition de la presse d'extrême droite depuis la fin du XIXe siècle d'enquêtes" qui, dans une volonté de déstabilisation idéologique, dévoilent les secrets que l'on chercherait à masquer. C'était le cas aussi de l'hebdomadaire Minute dans les années 1970, dont les affirmations n'étaient toutefois pas reprises par la presse grand public. » Celles de L'Infiltré pourront, au contraire, compter sur une forte puissance de relais: les réseaux sociaux de Frontières, dont le compte YouTube affiche 577 000 abonnés, et surtout CNews où, depuis le 6 septembre, les téléspectateurs ont été invités à s'abonner à la nouvelle publication.

L'infiltré n'est pas le seul projet que vise l'entrée de Lagardère News dans le capital de Frontières. Autre objectif: fonder des médias locaux, avec le soutien de chefs d'entreprise prospectés. Dans un premier temps, Frontières et le groupe Bolloré espèrent, avant janvier 2027, lancer deux nouveaux médias dans des régions encore non connues. Ces titres doivent notamment cibler localement le monde de la culture.

MICHAËL MOREAU

Le Musée de Silésie, installé dans les locaux de l'ancienne mine de charbon de Katowice (Pologne), le 10 mai 2024. KASIA STREK POUR « LE MONDE »

En Pologne, la fin du charbon redessine la Silésie

BYTOM, KATOWICE (POLOGNE) - envoyée spéciale

Le principal bassin minier du pays accélère sa reconversion. La fermeture des puits reste socialement sensible, mais la région, qui est la deuxième la plus riche, bénéficie désormais d'une économie plus diversifiée et des fonds européens

C' est un centre d'escalade qu'on n'attend pas à Bytom, une ville de 145 000 ha-

bitants dans l'agglomération de Katowice, capitale de la Silésie, dans le sud de la Pologne. Devant ce qui était autrefois la chaufferie de la mine de charbon de Rozbark, les cliquetis des mousquetons résonnent depuis 2021. Des grimpeurs s'entraînent en cette journée de juin sur le plus grand mur d'escalade sportif de Pologne. « Il est même possible de suivre une classe spéciale escalade à l'école », s'enorgueillit Dobromir Bujak, président du club de sport Skarpa Bytom.

PLEIN CADRE

Les alentours de ce complexe sportif n'ont pas toujours été si fringants. Lorsqu'elle a fermé, en 2004, après cent trente ans d'exploitation, la mine de Rozbark a laissé des milliers d'employés et leurs proches sur le carreau. « Ce n'était pas qu'un lieu de travail : la vie des familles de mineurs tournait entièrement autour de la mine », rappelle le quinquagénaire aux yeux clairs, qui se réjouit que ces derniers se réunissent toujours dans les anciens vestiaires, transformés en salles de réunion et en musée. Derrière la même façade de brique, un restaurant au look postindustriel propose des mets régionaux. A quelques mètres de là, le hall d'entrée de la mine a été transformé en théâtre et en chambres d'hôte.

Un peu plus au nord de Bytom, sur les terrains de l'ancienne mine des Insurgés silésiens – un nom donné en hommage aux combattants polonais qui se sont soulevés entre 1919 et 1921 pour rattacher la Haute-Silésie à la Pologne, après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 où une entreprise privée extrait toujours en sous-sol, des usines de luminaires ou encore des portes de garage sont déjà sorties de terre, dans ce qui est devenu la zone économique spéciale de Katowice. C'est également là que le fabricant polonais d'emballages Grembox construit son second site de production, éloigné d'une quinzaine de kilomètres de Ruda Slaska, où l'entreprise produit actuellement des emballages en carton ondulé.

Le prix compétitif des parcelles attribuées par la mairie, la disponibilité immédiate du terrain, une « localisation parfaite, proche de l'autoroute », mais aussi un vivier de « main-d'œuvre qualifiée, issue des anciennes mines de charbon », sont autant d'atouts qui ont séduit les propriétaires, vante Krzysztof Migocki, le directeur financier de la société.

L'avenir qui se dessine autour de la mine de Bobrek, dans l'ouest de la ville de Bytom, qui a fermé au 1er janvier, s'annonce lui aussi industriel. « Nous sommes en discussion avec plusieurs investisseurs intéressés par le long embranchement particulier [une voie ferrée] en bon état », assure Michal Bieda, le vice-maire de Bytom. Il est également question de mettre à profit la chaleur des eaux souterraines de Bobrek pour alimenter le réseau de chauffage urbain municipal.

«Il n'y aura pas de catastrophe sociale», promet l'édile, soulignant que la compagnie Weglokoks Kraj, détenue par le Trésor public polonais, n'employait plus que 1800 mineurs à Bobrek. Ces derniers œuvreront à la liquidation de la mine dans les quatre prochaines années, à moins qu'ils n'aient opté pour un départ à la retraite anticipé, un chèque de 40 000 euros d'indemnités (à condition de quitter définitivement le travail à la mine), ou un emploi dans les autres mines de la région.

Contexte plus serein

La cessation d'activité à Bobrek n'était pourtant pas prévue avant 2040, selon le calendrier de fermeture des mines de charbon élaboré en 2021 par les nationaux-conservateurs du parti Droit et justice (PiS), alors au gouvernement. En mars 2024, une violente secousse souterraine, coûtant la vie à un mineur, a précipité la fin de cette mine. Si le planning n'est pas revu d'ici là, la dernière entité minière de la quinzaine de sites listés dans le pays devrait tirer le rideau en 2049.

«Il n'était techniquement plus possible de poursuivre l'extraction du charbon dans la mine de Bobrek, fortement exploitée», explique Magdalena Chawula, directrice du programme Gens, villes, régions au sein de Forum Energii, un groupe de réflexion sur la transition énergétique basé à Varso-

A quelques mètres de là, le hall d'entrée de la mine a été transformé en théâtre et en chambres d'hôte

vie. L'experte estime que d'autres mines pourraient fermer avant la date initialement prévue. Il faut dire que la place du charbon dans le mix énergétique polonais a chuté en moins d'une décennie. En 2019, houille et lignite généraient 74 % de l'électricité en Pologne, d'après les chiffres de Forum Energii. En 2025, ces deux types de charbon n'y contribuaient plus qu'à hauteur de 52 %.

L'épuisement des gisements polonais impliquant de creuser toujours plus profondément (jusqu'à 1250 mètres de profondeur, avec des températures frôlant 30 °C, même avec un système de refroidissement) a augmenté les risques et les coûts, tout comme l'envolée du prix des émissions carbone sur le marché commu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 le système européen fixant un prix sur la pollution au CO₂ pour inciter les entreprises à moins émettre). L'essor des énergies renouvelables (photovoltaïque et solaire), dont la part dans la production d'électricité est passée de 15 % à 31 % entre 2019 et 2025, a également contribué à rendre l'or noir polonais de plus en plus caduc.

Si les stigmates des exploitations minières ayant brutalement et massivement fermé dans les années 1990 et 2000 – suivant le passage à l'économie de marché et les réformes de la « thérapie de choc » qui l'ont accompagné – sont encore bien visibles à Bytom, qui a compté jusqu'à sept grandes mines de charbon, les actuelles fermetures se déroulent dans un contexte économique plus serein.

D'abord parce que la Pologne s'est considérablement enrichie. Le pays, qui a rejoint l'Union européenne en 2004, représente aujourd'hui la sixième économie de l'UE. La Silésie, où sont concentrés les gisements, est la deuxième région du pays en produit intérieur brut, après celle de la capitale, Varsovie. Entre 2000 et 2018, la part des mines et carrières dans la valeur ajoutée industrielle de la région est passée d'environ 24,4 % à 16,3 %, tandis que celle de l'industrie manufacturière est montée de 46 % à 56,2 % : l'industrie extractive par des usines produisant des biens manufacturés, en particulier automobile. Le taux de chômage, qui s'élevait à 17 % en 2003 dans la région, ne dépassait pas en moyenne 5 % en 2026. A Bytom, en revanche, il se maintient à 11 %. La ville a perdu plus de 80 000 résidents entre 1995 et 2025.

« Après avoir connu une violente vague de transformations dans les années 2000, la Silésie a veillé à diversifier son économie, s'éloignant de la mono-industrie. C'est également une région fortement urbanisée, et les possibilités de reconversion y sont nombreuses », juge Magdalena Chawula. La région, puissance industrielle, a également engagé sa mue vers le secteur tertiaire. Les subsides de l'UE y affluent, notamment ceux du fonds de transition juste, dont la Pologne est la plus grande bénéficiaire, avec 3,85 milliards sur les presque 20 milliards d'euros versés aux régions minières en reconversion d'ici à 2027.

Le secteur minier, fortement syndiqué, et subventionné par Varsovie, dispose en outre de so-

Entre 2000 et 2018, la part des mines et carrières dans la valeur ajoutée industrielle de la région est passée d'environ 24,4% à 16,3%

lides filets sociaux à l'heure où les mineurs doivent tirer leur révérence. Leur nombre s'est considérablement réduit à l'échelle du pays, passant de 120 000 en 2007 à moins de 70 000 aujourd'hui. En 1989, à la veille de la chute du communisme, ils étaient 400 000.

Enfin, en vertu d'une loi entrée en vigueur au 1 $^{er}$ janvier, la structure étatique pilotant jusque-là les liquidations de mines a passé la main aux groupes miniers qui gèrent, localement, avec les collectivités, les travaux et ouvriers requis par les fermetures. « Avant, on réfléchissait après coup aux nouveaux usages ; désormais, on y réfléchit en amont », se réjouit l'élu Michal Bieda.

Manifestations

Il n'empêche, dans des localités plus petites et moins bien armées, ces pertes d'emplois, même amorties du mieux possible, sont loin d'être négligeables. Ainsi, plusieurs centaines de mineurs à Ruda Slaska (128 000 habitants) se sont opposés, lors d'une manifestation en mars, à la fusion de la mine de charbon métallurgique de Bielszowice avec sa voisine, celle de Halemba, effective depuis 1 $^{er}$ juillet.

A Katowice, quelques dizaines de mineurs, sur les 800 que comptait la mine de Wujek, ont également manifesté, fin août, contre les conditions de la liquidation de leur mine, démarrée en avril, et qui avait fusionné, en 2021, avec celle de Murcki-Staszic. Ce site historique appartient au plus grand groupe minier européen, PGG, propriété du Trésor public polonais, ayant accusé 5 milliards de zlotys (1,15 milliard d'euros) de pertes en 2025. Dans son costume bleu marine, Tomasz Duda, directeur de Wujek, l'avoue sans ambages : « L'extraction minière n'est plus rentable en Pologne. »

Cet ancien contremaître à la mine, inspiré par l'exemple de certains pays européens, verrait bien un centre d'études spatiales s'installer dans les sous-sols de Wujek, pour des tests dans des conditions se rapprochant de celles de l'espace. « Ce n'est pas du tout de la science-fiction. Il n'y a pas de lumière naturelle, et la place est restreinte », avance le quinquagénaire. Comme pour lui donner raison, le ministre des finances, Andrzej Domanski, déclarait, lors d'un passage à Katowice, début août, qu'un « centre de développement de technologies spatiales pourrait être créé ici », alors que le secteur spatial polonais, aux ambitions de plus en plus marquées, devrait investir le tissu industriel silésien.

HÉLÈNE BIENVENU

La France se décide à protéger le grand tétras

Le gallinacé, qui vit dans les Pyrénées, mais peine à survivre dans les Vosges, vient d'être soustrait à la chasse

Un grand tétras mâle en captivité, au parc animalier de Sainte-Croix, à Rhodes (Moselle), le 18 avril 2023. MARTIN LELIÈVRE/AFP

A vec ses 4,5 kilos, son plumage noir aux reflets brillants et son élégant sourcil rouge, le grand tétras mâle, le plus gros oiseau des forêts françaises, ne passe pas inaperçu. Plus discrète, la femelle, au plumage roux piqueté de blanc et noir, peut se permettre de nicher au sol. Cependant, l'un et l'autre sont rarement observés tant leur population a diminué au cours d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Une tendance que la France peine à enrayer.

Ainsi, les opérations de réintroduction lancées en 2024 dans les Vosges ont brusquement été stoppées à l'été 2026, a fait savoir le ministè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quelques jours avant d'annoncer, mardi 8 septembre, l'inscription du grand tétras sur la liste des espèces protégées en France. Deux mesures en apparence contradictoires, qui soulèvent des interrogations sur l'avenir du majestueux gallinacé dans les massifs français. « A l'échelle des Vosges, c'est une déception, le grand tétras va sûrement disparaître, reconnaît le ministère. Mais, en contrepartie, nous protégeons cette espèce à l'échelle de la France. »

Le grand tétras, connu pour ses parades nuptiales sonores agrémentées de roues, est un animal fragile et farouche. Autrefois abondant dans les Vosges, il ne se laisse plus voir que dans le massif du Jura, où l'on comptait quelque 280 individus en 2020, mais aussi dans les Pyrénées, où la population comptait 1315 grands coqs de bruyère en 2025. Dans les Vosges, persistaient moins de dix oiseaux en 2024, au moment où a été lancé un programme de renforcement de la population. Il s'agissait d'aller capturer des oiseaux en Norvège, où la population est abondante, pour les relâcher dans les forêts vosgiennes.

Ce programme, d'un coût d'environ 200 000 euros par an, doit durer jusqu'en 2029. Mais il a été réduit à sa portion congrue, puisque, après trois lâchers aux résultats médiocres, le gouvernement a décidé de mettre fin à l'introduction de nouveaux oiseaux. Seule la surveillance des bêtes encore vivantes sera maintenue. L'information a fuité dans la presse fin août, mais la décision avait déjà été transmise au préfet en mai, mettant fin à un conflit local très polarisé entre le parc naturel régional (PNR) des Ballons des

Vosges, maître d'œuvre du projet, et des associations locales de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Ces dernières contestent un programme inadapté et ne permettant pas aux oiseaux réintroduits de survivre. De fait, sur trois lâchers aboutissant à un total de trente-trois oiseaux importés de Norvège, seulement quinze à seize individus sont vivants. Quatre jeunes oiseaux ont également été observés par des caméras à l'été, marquant le succès d'au moins une reproduction. Au total, une vingtaine de volatiles d'origine norvégienne continuent de parcourir la réserve naturelle du massif du Grand Ventron.

Cueillettes clandestines

« C'est le terme d'un combat de trois ans qui n'a pas été facile », concède Dominique Humbert-Beretti, président de SOS Massif des Vosges, l'une des associations qui avaient tenté de mettre un terme au programme en saisissant la justice. Le PNR n'a pas souhaité s'exprimer. Le naturaliste accuse depuis trois ans ses ges-

« C'est une espèce parapluie, en la protégeant, on protège tout le cortège du vivant »

ALLAIN BOUGRAIN-DUBOURG président de la Ligu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oiseaux

tionnaires de s'obstiner à mener ce projet pour des raisons de communication, dans l'espoir d'obtenir le renouvellement de son agrément de parc naturel régional, et ce malgré les avis négatifs des conseils national et régional de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Leur premier argument est la question des « pressions anthropiques » : la survie des tétras est incompatible avec la très forte augmentation de la fréquentation du PNR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le développement du tourisme en toute saison et l'artificialisation du massif avec des projets de via ferrata, tyrolienne, etc. Outre le stress que leur procure la présence humaine, beaucoup d'oiseaux meurent lors de collisions avec des lignes à haute tension, des câbles de remontées mécaniques ou des clôtures.

La nuit, les Vosges sont le théâtre d'une activité de cueillette clandestine, en particulier la myrtille, dont se nourrissent les grands tétras, de camps survivalistes et de courses de quad. Autant d'éléments qui troublent la quiétude nécessaire à ces oiseaux. « Depuis l'épidémie de Covid-19, les humains pénètrent de plus en plus loin dans le massif, confirme Alain Salvi, président du Conservatoire d'espaces naturels de Lorraine. C'est un ilot au milieu de grandes zones urbanisées. Le PNR hérite d'un territoire compliqué et doit essayer de concilier les usages. »

L'autre argument phare est celui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Il y a « une incertitude forte sur les capacités d'adaptation aux conséquences attendues du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pour cette espèce dite "boréale", qui a des préférendums écologiques assez stricts et une niche climatique étroite», soulignait le Conseil national de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CNPN). « Pas question de s'acharner à assurer la perpétuation d'une espèce coûte que coûte dans un environnement qui ne lui est plus favorable », tranche le ministère.

Ces arguments sont, en grande partie, contestés par sept spécialistes des grands tétras, tout comme l'association pyrénéenne Nature Comminges, qui, le 9 septembre, ont envoyé deux lettres à la minist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et de la biodiversité, Monique Barbut, pour la convaincre de ne pas stopper le programme. Les scientifiques soulignent que des efforts ont été faits pour préserver la paix des oiseaux et devraient être poursuivis. Certes, des « zones de quiétude » ont été délimitées par des banderoles, mais trop peu d'agents les font respecter, estime de son côté Alain Salvi.

Les chercheurs arguent par ailleurs qu'«aucune étude n'a révélé de rôle direct [d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à venir]» et que « plusieurs populations de grand tétras survivent à des latitudes bien plus méridionales que les Vosges», comme en Espagne ou au Monténégro. Pour eux, les points d'amélioration sont plutôt à aller chercher dans le renouvellement génétique de la population et la réduction de la prédation, la plupart des oiseaux venus de Norvège ayant probablement été mangés par des martres des pins.

Réduction de la prédation

Pour l'association Nature Comminges, basée en Haute-Garonne, l'enjeu est double car cette réintroduction avortée dans les Vosges pourrait mettre en péril de futurs programmes de translocation dans les Pyrénées à partir des populations espagnoles.

Car au-delà de l'enjeu local, c'est bien la persistance du grand tétras en France qui est en jeu. Son inscription sur la liste des espèces protégées en France, qu'aucune autre espèce n'avait réussi à intégrer depuis 2009, lui assure de ne plus être la proie des chasseurs. Comble du paradoxe pour cette espèce si fragile: sa chasse était déjà interdite dans les Vosges et dans le Jura, mais elle était seulement suspendue par un moratoire dans les Pyrénées depuis 2022. Si le massif méridional concentre 80 % des grands tétras français, on y observe un déclin d'environ 2 % de la population par an.

«J'ai du mal à me soumettre au constat d'échec, analyse Allain Bougrain-Dubourg, président de la Ligu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oiseaux. C'est une espèce parapluie, en la protégeant, on protège tout le cortège du vivant. » Mais pour y parvenir, encore faut-il une bonne coordination des acteurs sur le terrain, ce qui a certainement pêché dans le cas vosgien. Les tentatives de réintroduction du grand tétras dans les Cévennes menées entre 1978 et 2005 n'avaient pas non plus abouti et la population y est considérée au bord de l'extinction. Sans que l'on sache précisément pourquoi. « Nous avons besoin d'un solide retour d'expérience, avance Nyls de Pracontal,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espèces et communautés biologiques du CNPN. Il faut que l'on parvienne à tirer les leçons de cette expérience vosgienne, et que les efforts engagés visant à baisser les pressions sur les milieux naturels se poursuivent. »

DELPHINE ROUCAUTE

Près de la moitié des espèces d'oiseaux migrateurs sont en déclin

BirdLife International estime que 45 % des 1843 espèces d'oiseaux qui migrent sur de longues distances voient leurs effectifs diminuer

L'extinction, en 2024, du courlis à bec grêle, cet échassier au long bec noir qui parcourait deux fois par an les milliers de kilomètres séparant les steppes de la taïga sibérienne et l'Afrique du Nord, symbolise les menaces qui pèsent sur les oiseaux migrateurs dépendant de multiples écosystèmes. Au total, près de la moitié (45 %) des 1843 espèces d'oiseaux migrateurs est en déclin, selon un rapport de l'ONG Birdife International, publié vendredi 11 septembre à l'occasion d'un sommet organisé à Nairobi, au Kenya.

Ce rapport sur l'état des oiseaux du monde, publié tous les quatre ans, es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consacré aux migrateurs et relève des données alarmantes. Parmi les quatre voies de migration traversant des terres, la plus concernée par le déclin d'espèces migratrices est celle entre l'Asie de l'Est et l'Australasie, zone qui s'étend de l'Arctique jusqu'à l'Australie et la Nouvelle-Zélande: 53 % des espèces qui la parcourent sont en recul.

Les groupes les plus affectés sont les oiseaux limicoles, dits aussi «de rivage», auxquels appartenait le courlis à bec grêle, mais aussi les oiseaux marins, tel le puffin des Baléares, principalement menacé par les filets des pêcheurs. 58 % des zones-clés pour ces espèces sont dans un état jugé mauvais ou très mauvais.

«Directement responsables»

Plus inquiétant, quelque 200 espèces, représentant 11 % des taxons d'oiseaux migrateurs, sont menacées d'extinction. Cela est particulièrement vrai sur les six voies de migration marines, dont certaines forment de grands huit au-dessus des océans Atlantique et Pacifique, mais aussi un large anneau circumpolaire autour de l'Antarctique. Soixantetrois de ces 151 espèces d'oiseaux marins (42 %) sont concernées.

Outre le courlis à bec grêle, au moins deux autres espèces d'oiseaux migrateurs se sont éteintes en cent cinquante ans : la tourte voyageuse, dite aussi « pigeon migrateur », aperçue pour la dernière fois en 1900 et dont les immenses effectifs ont fait l'objet d'une chasse systématique en Amérique du Nord, et l'eider du Labrador, dont le dernier signe de vie remonte à 1875.

Quatre autres espèces sont présumées éteintes mais nécessitent une confirmation par de nouvelles études (le pétrel de Jamaïque, l'océanite de Guadalupe, le courlis esquimau et la paruline de Bachman). Ces extinctions ont pour point commun de s'être produites dans les Amériques, à l'exception du courlis à bec grêle, premier oiseau à disparaître des continents africain et eurasien au cours des derniers siècles.

Si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d'origine humaine contribue à ce déclin global, en transformant les habitats des espèces, d'autres facteurs sont aussi à l'œuvre. «Il y a beaucoup de choses dont nous sommes directement responsables: notre mode de vie, notre façon de gérer les terres, notre manière de traiter les déchets, notre utilisation des engrais et la dégradation des sols, insiste Paul Matiku, directeur exécutif de l'association Nature Kenya. Et cela a peut-être actuellement un impact plus important sur les oiseaux qu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

Santé de la planète

Parmi les principales menaces pesant sur ces oiseaux, Stuart Butchart, directeur scientifique de BirdLife International, cite les espèces invasives, à l'image des souris domestiques introduites il y a un siècle sur l'île subantarctique Marion (Afrique du Sud), qui ont épuisé leurs ressources habituelles et se sont mises à manger les œufs, puis les poussins, et désormais les adultes de

18 espèces d'oiseaux de l'île, dont l'albatros hurleur.

Mais aussi la pollution, l'installation d'infrastructures énergétiques, la chasse illégale ou l'agriculture non durable, notamment en Europe, où l'intensification agricole a provoqué le déclin de nombreuses espèces, comme l'alouette des champs. «Les études sur les néonicotinoides montrent qu'ils provoquent des pertes de poids et retardent le départ migratoire des oiseaux», souligne Stuart Butchart.

«Mais nous connaissons les solutions, qu'il s'agisse de protéger les sites-clés de halte, de stopper le braconnage ou d'éviter les captures accidentelles dans les pêcheries », explique l'écologue. L'exemple de la tourterelle des bois est peut-être le plus parlant. Alors que ses effectifs s'effondraient, un moratoire de quatre ans sur sa chasse conclu entre la France, l'Espagne et le Portugal a permis à sa population d'augmenter de plus de 40 % depuis 2021. Vendredi, BirdLife International et son réseau de partenaires ont signé la déclaration de Nairobi, qui reconnaît les oiseaux migrateurs comme des indicateurs de la santé de la planète et engage ses signataires à établir un réseau écologiquement cohérent de sites protégés et restaurés.

« Un oiseau qui quitte un jardin européen en automne peut se reposer dans une zone humide kényane trois semaines plus tard, sous le regard d'un agriculteur kényan qui a décidé que cet oiseau méritait d'être protégé, souligne Paul Matiku. Ce que ce partenariat apporte, ce sont des collègues situés tout au long de cette même route qui accomplissent le même travail afin que nos efforts ici ne soient pas gaspillés ailleurs. » Pour remplir ces objectifs, l'ONG a récolté 6 milliards de dollars (5,16 milliards d'euros) de promesses de financement.

D. RO.

Dans l'antre du «boucher de Boutcha»

En mars 2022, les hommes d'Azatbek Omourbekov ont perpétré les massacres d'Ukrainiens dans la région de Kiev. « Le Monde » est parti sur les traces de ce colonel dans l'école d'Andriivka, d'où il donnait ses ordres

ANDRIÏVKA (UKRAINE) - envoyée spéciale

Andriivka, les cigognes viennent d'abandonner leurs nids, les saules pleureurs commencent à jaunir. Les enfants qui jouaient cet été dans les arrière-cours de leurs grands-parents ou sur les rives de la rivière Zdvyzh ont repris le chemin de l'école, au bord de la nationale qui fend le petit village ukrainien en direction de Kiev, 60 kilomètres plus au sud et à l'est. Au sous-sol, qui sert aussi d'abri, les cours d'informatique ont repris. Bientôt s'y tiendront aussi de nouvelles kermesses, dont la vente de gâteaux finance l'armée ukrainienne.

La rentrée scolaire d'Andriïvka, 1200 habitants avant 2022, 600 aujourd'hui, se fait à effectifs réduits. « Trois enfants seulement sont nés dans le village depuis l'invasion russe et il n'y aura cette année que trois petits nouveaux... », explique le directeur de l'école, Leonid Khomenko, rappelé à la rescousse à la fin de 2022, alors qu'il était déjà retraité. Dans le hall, un tableau pédagogique présente aux 6-15 ans des reproductions de mines antipersonnel (à pression, à fragmentation), de divers types de grenades ou d'une roquette antichar, à la manière de planches botaniques. Il a fallu se retrousser les manches à Andriïvka depuis 2022: beaucoup d'habitants sont restés vivre à l'étranger et, aujourd'hui, il faut vivre sous un ciel traversé par des drones qui longent la Biélorussie, à 130 kilomètres au nord. Là d'où le malheur est déjà arrivé, il y a quatre ans.

Un mois durant, entre le 27 février et le 30 mars 2022, Andriivka a été occupée. Le 26, deux jours après que Vladimir Poutine a lancé son « opération militaire spéciale » pour « démilitariser » et « dénazifier » l'Ukraine, une longue colonne de blindés russes traverse le village : ce sont les troupes massées depuis un mois dans le sud de la Biélorussie pour une série d'« exercices ». Elles viennent renforcer les parachutistes russes déployés par hélicoptères à l'aéroport de la capitale ukrainienne, et sont censées décapiter le pouvoir de Kiev en trois jours. Mais la piste d'atterrissage est détruite et le débarquement des troupes et du matériel russes empêché. Le 27 février, les habitants d'Andriivka comprennent que, cette fois, les chars s'arrêtent chez eux. Des soldats russes prennent position, camouflent les blindés entre les maisons, stockent des dépôts d'armement et se mettent à inspecter les habitations à la recherche d'abris sûrs pour le commandement.

Lorsque Le Monde s'est rendu dans ce village en mai 2022, un mois après sa libération par les troupes ukrainiennes, tout était encore miné. De part et d'autre de la route principale (la rue Melia), défoncée par les chenilles de chars ennemis, c'était le chaos : maisons éventrées ou bombardées par des missiles Grad et Ouragan, crèche municipale réduite en poussière, portails, clôtures et poteaux électriques gisant dans la boue, carcasses de voitures calcinées sur les bas-côtés, jardins ravagés par les blindés... Cette campagne ukrainienne parsemée de nids-de-poule et de clôtures en tôle ondulée portait encore les rides du soviétisme trente ans après sa chute ; elle ressemblait désormais aux paysages des guerres sales de Vladimir Poutine. Les villageois, sonnés, nous parlaient de cadavres enterrés à la va-vite au milieu d'une arrière-cour ou d'un champ, de corps retrouvés dans une grange ou un cellier, d'exécutions sommaires. Des civils faits prisonniers nous montraient les stigmates de leurs tortures. Mais qui les écoutait, alors qu'à une demi-heure de voiture – de char –, les images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exécutés et abandonnés mains liées dans les rues de Boutcha, plus de 450 corps, faisaient le tour du monde?

L'école d'Andriïvka portait dans sa chair la signature toute fraîche d'une occupation prolongée. « Vous ne nous avez pas laissé le choix », lisait-on sur les tableaux noirs – le catéchisme de Vladimir Poutine. Dans la salle des profs, un gros dictionnaire ukrainien avait été transpercé d'une balle rageuse. Les magnétoscopes des salles de classe avaient tous été pillés. Le sous-sol réservait le spectacle le plus sidérant. Des lits de fortune, fabriqués avec des tables d'écolier, étaient alignés en dortoir. « Akhmat sila » (« Akhmat, c'est la force »): un slogan tchètchène en hommage à Akhmat Kadyrov, père de Ramzan Kadyrov, l'actuel dirigeant tchètchène et satrape de Grozny, restait peint en grosses lettres russes sur une porte. Abandonné, un dépliant d'une visite guidée de Tchernobyl: un souvenir du passage de la troupe par la ville de la catastrophe nucléaire quelques jours plus tôt? Dans les lavabos des enfants, à côté de rasoirs jetables, d'épaisses touffes de barbe noire.

Pour quelle raison Andriïvka, noyé dans les champs de maïs, a-t-il été défiguré à ce point ? Pourquoi ces maisons fouillées, ces voitures confisquées, ce sniper installé sur le toit de l'école pour surveiller les mouvements des civils, ces rondes et ces fouilles pour traquer, dans chaque maison, des vétérans de l'armée ukrainienne? Pourquoi ces hommes torturés ou exécutés d'une balle dans la nuque au seul prétexte d'un simple téléphone portable au fond de leur poche, ou juste parce qu'ils portaient un banal pantalon kaki? Guère de réponses à ces récits épouvantables. Quel secret se cachait dans le petit village?

SUR LA ROUTE DE LA « BATAILLE DE KIEV »

Certes, Andriivka se trouve sur l'axe qui mène du nord-ouest du pays (l'ancienne voie de Varsovie) à la capitale ukrainienne. La route de «la bataille de Kiev»: trente-sept jours de combats acharnés pour, côté russe, prendre la capitale et y installer un président fantoche, et, côté ukrainien, empêcher que le pays entier ne tombe en quelques heures sous la coupe de l'ennemi.

En quittant le village en direction de la capitale s'étire une série de villes dont le nom restera dans l'histoire : la jolie bourgade champêtre de Makariv (elle a légué son nom à une bataille cruciale pour sauver la capitale ukrainienne), Borodianka l'industrieuse (dont les hauts immeubles troués continuent de hanter le pays). Et surtout ces banlieues boisées et gentrifiées de Kiev, avec leurs jolis restaurants – Irpine, Boutcha... Autant d'étapes sur l'axe de progression de l'envahisseur, toutes de sinistre mémoire.

«Avec 24 villageois morts durant l'occupation, dont 14 exécutés, nous avons subi en proportion plus de pertes humaines qu'à Boutcha [38 000 habitants avant la guerre]», lâche l'homme qui, en cet été 2026, nous ouvre la porte de la petite mairie d'Andriïvka. Vitaly Cherkasov a remplacé au pied levé Anatoli

Kyboukevytch, ce maire au visage écrasé de fatigue et au portable vissé à l'oreille qui nous avait reçus en 2022. «Il prenait ça tellement à cœur, raconte son successeur. Depuis l'occupation, il se plaignait de picotements à la poitrine, et puis, le 24 mars 2023, il est mort, à 51 ans, d'une crise cardiaque. » L'un et l'autre sont des héros : jusqu'à la mi-mars 2022, lorsque les portables n'étaient pas encore brouillés, ils renseignaient un commandant ukrainien de Makariv sur les mouvements ennemis et guidaient, depuis les hauteurs d'Andriëvka, les villageois cherchant à évacuer le village. Puis Vitaly Cherkasov s'est mis à coordonner l'aide alimentaire.

Quatre ans et demi déjà que la guerre touche intimement ce grand gaillard de 61 ans. Son épouse, traumatisée par des simulacres d'exécution de l'occupant qui cherchait son mari dans les bois, est restée vivre en Allemagne. Le voilà seul à Andriïvka avec son chien de berger, rendu aveugle par un éclat d'obus. Il a abandonné les allers-retours à Kiev : le 7 juillet 2025, la carrosserie dont il dirigeait le service technique a été touchée par un drone Shahed. Trois semaines plus tôt, le 17 juin, un missile de croisière s'est écrasé sur l'immeuble de la capitale abritant son trois-pièces familial – 23 morts. Cette année, le 19 juillet, les vitres de l'appartement ont de nouveau été brisées par le souffle de deux missiles balistiques. « Cette fois, l'Etat ne pourra plus payer. On va passer l'hiver avec du film plastique sur les fenêtres... » Le maire sait de quoi il parle: lui-même recueille chaque jour les doléances de ses propres administrés. « Rien ne va jamais assez vite, tout le monde se plaint... »

Il a tous les chiffres du désastre en tête. Sur les 350 maisons que comptait Andriivka, 60 ont été entièrement détruites (certaines par l'armée ukrainienne qui a pilonné les blindés russes positionnés dans le village), 250 endommagées (dans le bureau du maire, le plafond vacille). Mais que sont ces ruines face à l'hécatombe qui a frappé le village ? Vitaly Cherkasov a aligné sur un large panneau planté devant la mairie les portraits des 24 défunts, avec cette inscription: « La GUERRE a pris les vies de ces compatriotes. » Une petite moitié a succombé aux frappes – parfois de manière indirecte: sa belle-mère, déjà handicapée à la suite d'un AVC, est morte d'un traumatisme crânien trois semaines après qu'un missile Grad a perforé le mur de sa chambre. Une femme est décédée dans sa cave par manque de médicaments, une autre terrassée par une crise cardiaque après l'explosion d'un obus...

Ce qui est sidérant, c'est que plus de la moitié des victimes a été exécutée. Le maire pose sous nos yeux une photo sous plastique du village vu du ciel, où sont inscrits, comme sur les cases d'un jeu de l'oie macabre, le lieu de la mort et le nom de 14 civils assassinés. Andriy Kostetskyi. Anton Ishchenko. Ihor Savran. Volodymyr Pozharnikov. Yevhen Stepaniuk. Yu-riy Kravtchenya. Andriy Rudenko. Oleksiy Cherkovsky. Ihor Yermakov. Ivan Rybytskyi. Et aussi Vadym Hanyuk, Vitaliy Kybukevych,

Ruslan Yaremtchuk, tous trois tués à genoux dans leur cour d'une balle dans la nuque ou le front, rue Svoboda, la rue de la liberté, le 12 mars, en l'espace d'une demi-heure. S'ajoute à cette liste Yevhenii Piskotin, un bénévole de la Croix-Rouge sans doute fait prisonnier près d'Andriïvka, et retrouvé sans vie, la peau sur les os...

Une journée durant, dans une brise estivale qui fait trembler les feuilles des bouleaux et illumine les cerisiers écarlates, le maire d'Andriïvka accepte de parcourir avec nous les « stations » de cette route de la mort. Ici, le transformateur électrique au pied duquel gisait Ihor ; là, au bout d'un champ, la caisse à obus sous laquelle a été retrouvé Oleksiy Cherkovsky... Rue Svoboda, un homme au regard vide prend l'air sur un banc. C'est lui qui, malgré l'interdiction de l'occupant, a enterré ses trois voisins dans leurs jardins. « Mon beaufrère, Vadym [Hanyuk, électricien de 29 ans], il était ici sous l'abricotier, raconte, à quelques numéros de là, Ludmila Toropiy, en désignant un carré de terre. C'est étrange, depuis, l'herbe ne repousse plus... »

UN « BILAN D'OPÉRATIONS » ABANDONNÉ

Le maire connaît chaque famille du village et a compris, tout seul, à qui ils avaient eu affaire. Car dans sa débandade, l'unité russe positionnée à Andriïvka a semé une série d'indices derrière elle. En mai 2022, Le Monde avait d'ailleurs retrouvé, sur l'étagère d'un cellier du 95 rue Melia, trois feuilles de cahier oubliées par un officier russe évoquant la « zatchistka » en cours : littéralement, le « nettoyage », terme militaire russe désignant la fouille systématique des maisons et la neutralisation de l'ennemi. Dans le sous-sol de l'école, l'occupant a aussi laissé derrière lui des cartes d'opérations quadrillées en « secteurs », chacun associée à des noms d'animaux (mante religieuse, alligator, lama, phoque...). Andriïvka se trouve dans celui baptisé « Losos » (« saumon »).

Il y a aussi ce document précieux et méconnu, dont Vitaly Cherkasov, le nouveau maire, accepte de montrer au Monde une copie réalisée avant de le remettre aux agents du SBU (le services de sécurité d'Ukraine, qui enquêtent sur place depuis 2024.) Il s'agit d'un « bilan d'opérations », abandonné, lui aussi, dans la précipitation. Son en-tête (« Andriivka – PC, 20 heures, le 4 mars 2022 ») établit explicitement le poste de commandement de la brigade occupant le village : il est visé et signé en bas par son second, « S. Dmitrenko, chef d'état-major » et par « A. Omourbekov, commandant de la 64 $^{e}$ brigade séparée ».

Azatbek Omourbekov? La 64 $^{e}$ brigade d'infanterie de fusiliers motorisée? Vitaly Cherkasov n'a pas besoin de longtemps pour savoir qui a occupé son village. Cette brigade (unité militaire 51460, rattachée à la 35 $^{e}$ armée, une force militaire russe de Sibérie et de l'est du pays), basée dans la région de Khabarovsk, en Extrême-Orient russe proche de la Chine et peuplé de Slaves, d'Asiatiques et de musulmans, est déjà tristement célèbre en

L'ÉCOLE PORTAIT DANS SA CHAIR LA SIGNATURE TOUTE FRAÎCHE D'UNE OCCUPATION PROLONGÉE. « VOUS NE NOUS AVEZ PAS LAISSÉ LE CHOIX », LISAIT-ON SUR LES TABLEAUX NOIRS

Ukraine. Dès avril 2022, à peine libérée la région de Boutcha et d'Irpine, les services secrets du pays identifient en effet les deux formations impliquées dans l'un des pires crimes de masse du XXI $^{e}$ siècle en Europe : côté troupes parachutistes, le 234 $^{e}$ régiment d'assaut aéroporté. Côté fantassins, la 64 $^{e}$ brigade motorisée d'Omourbekov.

Le SBU, le GUR (renseignement militaire du pays) et le parquet général ukrainien publient début avril 2022 des noms de militaires russes soupçonnés des crimes de Boutcha. Puis des bénévoles ukrainiens du collectif InformNapalm (qui enquêtent sur les activités de l'armée russe en sources ouvertes) livrent la liste détaillée des soldats de cette fameuse 64 $^{e}$ brigade, avec leurs noms, grades, et parfois leurs adresses. Plusieurs pays occidentaux (Etats-Unis, Royaume-Uni, France, Canada et Allemagne) imposent des sanctions à l'encontre de sa hiérarchie. Dont évidemment son commandant, aussitôt surnommé le « boucher de Boutcha ».

Selon les sources russes officielles, Azatbek Omourbekov, né à Noukous, dans l'actuel Ouzbékistan, a grandi dans la région de Novossibirsk, puis intégré l'Institut des chars d'assaut de Tcheliabinsk, en Sibérie. Sur les rares photos disponibles – des clichés pris lors de parades et défilés militaires –, ce jeune quadragénaire a les cheveux très noirs, le teint doré et les yeux légèrement bridés des peuples d'Asie centrale. Il était encore écolier à l'époque, mais sa brigade a été déployée dans les faubourgs de Grozny durant le siège de la ville, début 1995. Lui est signalé en Crimée en 2014, lors de l'annexion de force de la presqu'île, ainsi que dans le Donbass. Il aurait aussi été décoré en 2016 de la « médaille de participation à l'opération militaire en Syrie ».

C'est un pur produit de l'armée de terre russe, mais habité par un messianisme «grande Russie» version Poutine. «Avec la bénédiction du Tout-Puissant, nous espérons accomplir l'œuvre de nos ancêtres»: en novembre 2021, juste avant de mener l'offensive en Ukraine, il est béni lors d'une cérémonie présidée par l'évêque orthodoxe de Khabarovsk, où son unité est basée, et tient à l'issue de l'office ces propos, rapportés par The Times : «Les armes ne sont pas ce qu'il y a de plus important. L'histoire nous enseigne que c'est avec notre âme que nous menons la plupart de nos combats. »

D'un bourreau, Azatbek Omourbekov possède les réflexes de discrétion, l'arme des plus retors. Comme tous les auteurs de crimes de guerre, il évitait d'apparaître en public, camouflait son visage, s'appliquait à ne pas laisser de traces des ordres qu'il passait. Après l'invasion du Donbass et l'essor en 2014 de nouveaux médias d'investigation et d'ONG comme Bellingcat, Vladimir Poutine a d'ailleurs fait signer une loi interdisant les smartphones aux militaires en service et la publication de photos ou de vidéo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Mais des échanges entre brigades russes ont néanmoins été interceptés en 2022 par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ukrainiens. Au détour d'un documentaire du média d'investigation ukrainien indépendant Radio Svoboda (branche ukrainienne de Radio Free Europe), mis en ligne en mars, on entend distinctement la voix de « Zveno » (« maillon », l'indicatif radio d'Omourbekov confirmé par un document confidentiel-défense), annoncer, par exemple, l'arrivée des forces spéciales russes dans les villages de Lypivka et d'Andriïvka. « Qu'on les laisse travailler. Tous ceux qui semblent suspects, qu'ils les abattent et les emmènent. »

«Dans l'armée russe, une brigade compte entre 3000 et 5000 hommes, détaille le maire d'Andriïvka. Environ 400 membres de la 64 $^{e}$ brigade étaient stationnés chez nous : ravitailleurs, artilleurs, fantassins, forces de défense aérienne, officiers de liaison... » Selon un témoignage recueilli en 2022 par le maire, un général russe, « sans doute celui de la 35 $^{e}$ armée », y est ainsi passé. Quant aux graffitis en hommage à Kadyrov peints sur les murs de l'école, ils sont l'œuvre des « unités Akhmat », assure le maire. « Les Tchéchènes roulaient en SUV blancs et s'abritaient ici ou là le temps des bombardements. A chaque fois, ils marquaient leur territoire comme des chiens. »

« J'AVOUE LES CRIMES COMMIS »

«Les unités tournaient sans cesse, insiste le maire, que Le Monde a interrogé à une dizaine de reprises cet été, sauf son commandant, planqué dans notre école. » Les massacres commis à Boutcha ont été auscultés sous toutes les coutures – documentaires, fictions, série Netflix, mais qui se doutait qu'Andriïvka était l'antre du sinistre «boucher de Boutcha»? Un soldat russe de la 64 $^{e}$ brigade le confirme: Omourbekov a passé «tout» le mois de mars 2022 «dans le sous-sol» de l'établissement scolaire. Cette information, Daniil Frolkin, un jeune caporal roux et tatoué, âgé de 21 ans en 2022 et originaire d'un coin sinistré de Sibérie occidentale où il s'est engagé sous les drapeaux en 2020, la glisse à visage découvert, au détour d'un long entretien vidéo accordé à la suite d'une rocambolesque histoire de smartphone, celui de Leonid Udod.

Ce villageois a pris sa retraite il y a une vingtaine d'années et quitté la capitale pour s'installer à Andriïvka dans la maison où sa femme, Tatyana Pavlovna, est née en 1952. Des soldats russes se présentent à leur porte. « C'est comme si c'était hier, j'en ai encore la chair de poule, nous raconte Tatyana. Ils nous disaient : "On est venus combattre Zelensky et les nazis." Ils expliquaient aussi que Kiev était tombée. » Certains fouillent la maison, d'autres confisquent la Jigouli (Lada) grise, un « premier modèle » soviétique, garée dans la cour. Les téléphones sont l'obsession d'Omourbekov, et le Samsung de Leonid Udod est aussi confisqué.

Un mois plus tard, à la libération d'Andriivka, il retrouve son propriétaire. Une voisine des Udod a retrouvé dans son jardin le portable encore chargé que les pillards, ivres, ont dû laisser tomber. Mais quand Tatyana rouvre la photothèque, rien. « Plus de photos des enfants et des petits-enfants, tout avait été effacé. » « Surprise », le couple découvre, en revanche, 25 clichés inconnus; 25 selfies de quatre Russes portant lunettes de soleil, masque FPV ou bonnets enfoncés jusqu'aux oreilles, en mode incognito. L'un d'entre eux, brassard blanc au bras (le signe de reconnaissance de l'occupant), frime avec une kalachnikov; un autre a épinglé sur son treillis les médailles d'ancien combattant de la Grande Guerre patriotique volées à un villageois d'Andriivka...

A l'été 2022, Ekaterina Fomina, une journaliste d'investigation russe de 34 ans en exil depuis mars 2022 et accréditée en Ukraine, lancée dans une enquête sur les crimes de guerre, se rend à Andriïvka, rencontre le couple et identifi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t par le biais de sites de reconnaissance faciale, grâce aux listes publiées) les quatre jeunes militaires de cette 64 $^{e}$ brigade : Dmitry Danilov, un sniper de 21 ans (grand blond portant une petite cicatrice entre les sourcils) ; Ruslan Glotov, 20 ans, originaire de la région Amour et affecté comme chauffeur de son unité (sur TikTok, sa petite amie porte des ongles décorés d'un « Z », symbole russe de l'invasion de l'Ukraine), Ivan Shepelenko, 21 ans en 2022, originaire d'Anadyr dans le district de Tchoukotka (la région la plus orientale d'Eurasie). Et, avec ses médailles de 1941-1945, Daniil, le jeune caporal roux.

Contactés sur la messagerie instantanée Viber le 20 juillet 2022, lui et ses camarades ne répondent que brièvement à la journaliste freelance. Mais voilà que quelques heures plus tard, Daniil Frolkin, très remonté contre son commandement qui veut renvoyer la brigade sur le front ukrainien de Kherson, se ravise, rappelle la journaliste dissidente et lui demande d'enregistrer l'appel vidéo passé depuis la région russe de Belgorod, où se trouve alors son unité. «Moi, militaire de l'unité militaire n° 51460, caporal de la garde Daniil Andreïevitch Frolkin, articule le jeune homme roux entre deux bouffées de cigarette, j'avoue les crimes commis à Andriivka : avoir fusillé des civils, les avoir volés, confisqué leurs téléphones... »

Il confesse avoir abattu le 12 mars 2022 l'une des trois victimes de la rue Sloboda, Ruslan Yaremtschuk, maçon de 47 ans passionné de photo, au prétexte que le villageois aurait transmis les coordonnées des convois russes. «Je l'ai simplement fait sortir de la maison (...). Je lui ai dit : "Avance". Il a avancé. J'ai dit : "A genoux." » Puis il lui a tiré une balle dans la tête. Sans doute était-il en colère contre un commandement qui « n'en avait strictement rien à foutre de ses hommes », s'agace-t-il. « Je pense qu'il s'était enrôlé dans l'armée pour des exercices militaires, et qu'il n'avait pas imaginé se battre sur le front », suggère la journaliste Ekaterina Fomina, jointe par téléphone. Le jeune caporal lui avait cité la hiérarchie de la brigade qu'il souhaite ardemment voir « punie»: au premier rang, Omourbekov, ainsi que Dmitrenko, le « numéro deux » de la brigade, celui qui a cosigné le document retrouvé dans le sous-sol de l'école.

Tout converge: Andriivka était bien l'épicentre des massacres commis en mars 2022 dans la région nord-ouest de Kiev. Dans le sous-sol de l'école, Omourbekov voyait passer les prisonniers et donnait ordre à ses adjoints et à ses hommes d'assassiner les civils de Boutcha et d'Irpine. Butant sur les défenses ukrainiennes et piétinant dans la région de Kiev sans pouvoir prendre la capitale, le commandant de la 64 $^{e}$ brigade déployait aussi sa cruauté, sa haine et sa paranoïa dans le petit village dont il avait fait son QG. C'est lui, encore, qui donne l'ordre de piller des villages ukrainiens et de miner les routes derrière lui lorsque sonne l'heure de la retraite, indiquent les enregistrements publiés il y a quelques mois.

Le 18 avril 2022, moins de trois semaines après ces crimes contre les civils, Vladimir Poutine accorde à la 64 $^{e}$ brigade motorisée le titre honorifique de «brigade de la garde» pour «héroïsme de masse, bravoure, ténacité et courage»: une distinction héritée de la garde impériale de Pierre le Grand dont Staline a ensuite fait usage après 1941 pour les plus valeureux de l'Armée rouge. Omourbekov est fait ce même jour «héros de la Russie». A la fin de 2022, il est nommé chef du 392 $^{e}$ centre d'entraînement du district militaire est de Khabarovsk et, depuis 2023, y parade chaque 9-Mai (jour de la victoire soviétique) à la tête d'une colonne de chars. Selon les mêmes sources gouvernementales, il aurait été élevé en juin 2025 au grade de général-major. La propagande poutinienne a bien intégré Omourbekov au récit héroïque officiel.

Ekaterina Fomina, la journaliste qui a recueilli le témoignage du caporal Frolkin et qui vit cachée en Europe, a, elle, été condamnée en 2025 à huit ans et demi de prison par contumace pour «divulgation de fausses nouvelles». Un tribunal militaire de Khabarovsk, dans l'Extrême-Orient russe, a aussi condamné Daniil Frolkin à une peine de cinq ans et demi de prison aménageable et avec sursis, non pour le meurtre de Yaremthchuk, mais pour l'avoir avoué et déclaré en avoir reçu l'ordre.

Aucune source gouvernementale n'est par contre venue renseigner la tentative d'attentat à la bombe qui aurait visé Omourbekov, en avril 2026, à l'entrée de l'immeuble n° 55 de la ville garnison où il réside, près de Khabarovsk. Contrairement à son épouse, qui s'affichait volontiers sur VK, le Facebook russe (elle a participé au concours de la « femme de l'année 2025 » de Khabarovsk), Omourbekov aime l'ombre. La chaîne Télégram locale de Kabarovsvk le montre posant le 1er juin à côté de gamins pour la fête des enfants: si le cliché est authentique, ce sont les seules nouvelles récentes du « boucher » qui, caché dans le sous-sol de l'école d'Andriïvka, a ordonné à sa brigade de tuer les civils d'Irpin et de Boutcha. ■ ARIANE CHEMIN

A gauche : le 9 juillet, une habitante d'Andriivka, devant sa maison, qui était occupée par des soldats russes, en mars 2022. A droite : le sous-sol de l'école d'Andriivka, tel que « Le Monde » le découvre le 25 mai 2022. GUILLAUME HERBAUT POUR « LE MONDE »

COMME TOUS LES AUTEURS DE CRIMES DE GUERRE, AZATBEK OMOURBEKOV ÉVITAIT D'APPARAÎTRE EN PUBLIC, CAMOUFLAIT SON VISAGE

Céline Dion renaît sur scène à Paris

La star québécoise, très émue, a livré aux 30 000 spectateurs de la Plenitude Arena un tour de chant de 25 titres

MUSIQUE

S a voix allait-elle supporter l'ampleur du défi? C'était la principale question qui taraudait les fans de Cé-line Dion, samedi 12 septembre, pour le premier des 26 concerts que doit donner à Nanterre la star québécoise de la variété jusqu'en mai 2027. Le moment de vérité s'est présenté au rappel. En bustier de cuir, la chanteuse de 58 ans n'a pas reculé devant la difficulté.

Face à elle, un monument mélo-dramatique, All by Myself, slow du crooner américain Eric Carmen (1949-2024) fondé sur un passage du Concerto pour piano n°2, de Sergueï Rachmaninov, dont elle-même a proposé une version mémorable en 1996. Céline Dion, qui ne s'interdit rien pour son retour à la scène après six années d'absence, s'était auparavant emparée d'Ebben ? Ne andro lontana, extrait de La Wally, un opéra d'Alfredo Catalani. Pour cet aria immortalisé par son idole Maria Callas, elle avait revêtu un truc à plumes roses, alors que tombaient des flocons de neige artificielle.

Lasse d'être tenue si longtemps éloignée de son public tant aimé, l'ancienne recluse a crié à pleins poumons dans All by Myself son désir de ne plus jamais être seule. Son «Anymore...» a décollé a cappella, en altérant la dernière note, pour atteindre ce fa niché dans les hauteurs, soutenue par la reprise de l'orchestre. Avec humour, la diva a soufflé de soulagement d'avoir réédité le tour de force. Ne restait plus qu'à se quitter après cette première soirée en communiant une dernière fois avec la foule. Avec deux des tubes que lui a offert Jean-Jacques Goldman, Pour que tu m'aimes encore et S'il suffisait d'aimer.

Vingt-cinq titres en deux heures et quart de tour de chant, en compagnie d'une dizaine de musiciens. Le « Rossignol de Charlemagne », une petite ville proche de Montréal, a bel et bien retrouvé son ramage, comblant les espoirs qu'avait fait naître sa miraculeuse apparition, le 26 juillet 2024, lors de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des Jeux olympiques de Paris 2024. Quelque peu douchés néanmoins par Dansons, un single suranné dû encore à Jean-Jacques Goldman et commercialisé en avril.

Céline Dion, le 12 septembre, sur la scène de la Plenitude Arena. AURÉLIEN MORISSARD/AP PHOTO

Il a été interprété – au détriment d'une autre nouveauté plus prometteuse, Bonjour, pardon, merci –, mais ce n'est pas cette doucereuse berceuse qui a donné le ton d'un programme placé sous les auspices du rock (si, si) et du gospel. De quoi revigorer ses admirateurs, qui l'ont accompagnée dans les épreuves qu'elle a traversées depuis 2022. Quand elle a appris qu'elle souffrait du syndrome de la personne raide, un mal qui menace sa voix et l'a contrainte à annuler une tournée européenne déjà reportée en raison de la pandémie due au coronavirus.

Une relative sobriété

Aujourd'hui, les choses ont bien changé. Une «célinemania » s'est emparée de la France en saturant le champ médiatique et en indisposant celles et ceux qui demeurent réfractaires à sa manière. De fait, l'engouement pour la Canadienne est plus irrationnel encore que des phénomènes historiques comme la lisztomanie et la beatlemania. On prétendait, au milieu des années 1960, que John Lennon et Paul McCartney avaient permis de rétablir la balance des paiements britanniques; Céline Dion provoquerait pour sa part un boom touristique dans la capitale française depuis qu'elle a annoncé qu'elle s'y établirait en résidence pour son come-back.

C'est, hélas, dans un lieu dépourvu du kitsch grandiose qui caractérise le Colosseum de Las Vegas, réplique du Colisée de Rome construite pour elle avant qu'elle ne l'occupe à deux reprises, de 2003 à 2007 et de 2011 à 2019. On ne sait d'ailleurs plus vraiment comment nommer la salle couverte – la plus grande d'Europe – qui a été construite près des tours à la nord-américaine de la Défense. Elle a changé trois fois de nom: Arena 92, U Arena, Paris La Défense Arena et, depuis son rachat par le géant américain du spectacle Live Nation Entertainment, Plenitude Arena. Le spectacle de Céline Dion est, lui, produit par le rival, AEG Presents.

C'est dans cette enceinte que Céline Dion importe en France une tradition de Las Vegas longtemps considérée comme un cimetière pour éléphants du show-business, désormais métamorphosée en nec plus ultra du tourisme culturel mondialisé – avec un déplorable bilan carbone. A une échelle supérieure puisque 30 000 spectateurs prennent place à Nanterre, à raison de trois concerts par semaine, quand la jauge du Colosseum s'établit à quelque 4 000 siè-

Le « Rossignol de Charlemagne », a bel et bien retrouvé son ramage, comblant les espoirs nés lors des JO de Paris 2024

ges. Au total, 800 000 personnes devraient assister à la résurrection de Céline Dion.

La chanteuse et son entourage ont eu l'intelligence d'adapter le concept au pays hôte avec un show d'une relative sobriété. Après avoir fait des apparitions régulières devant le Royal Monceau, le palace parisien où elle séjourne, en chantant à l'occasion avec ses fidèles, Céline Dion est donc remontée sur scène samedi – ce qui ne lui était plus arrivé depuis le 8 mars 2020 à Newark, dans le

New Jersey, aux Etats-Unis. On comprend qu'elle n'a pas pu contenir son émotion quand sa silhouette s'est glissée dans le rideau, avec son chignon chic, sa robe Dior et son collier Boucheron. Devant elle, une mer de lucioles numériques. Il y eut un signe de prière avant d'entonner le premier couplet d'On ne change pas, son pianiste, Scott Price, à ses côtés. La clameur lui a rapidement fait monter les larmes et manquer la reprise évoquant la « petite fille maigre » de Charlemagne.

« Je veux chanter la vie »

Après une révérence, elle s'est éventée comme prise de vapeurs. «Merci beaucoup! Je métais promis de ne pas pleurer», furent ses premiers mots à l'adresse d'un public qui s'est curieusement mis à scander le gimmick de Seven Nation Army, cet hymne de stade que l'on doit aux White Stripes.

Ensuite, du Goldman, encore, avec la ballade rock de Destin, dans la veine de Je te donne, pilotée par deux guitares, une électrique et une acoustique tenue par un personnage druidique. Le décor new age signé par le designer montréalais Willo Perron a d'ailleurs des allures de Stonehenge avec ses mégalithes.

« Ça y est, c'est vrai, on est là, s'est alors réjouie la maîtresse de cérémonie. C'était une promesse, je suis debout sur scène dans cette ville que j'aime tant. Ce soir, je veux chanter pour vous, pour moi, chanter la vie. » Avant de passer à l'anglais pour remercier « les gens venus des quatre coins du monde » qui constitueraient le tiers du public annoncé. Et à Because You Loved Me (1996), chanson du film Personnel et confidentiel, pour l'entrée de quatre choristes et sa première envolée vocale, un mé- lisme ondulant.

Le semi-retraité Goldman continue de fournir le gros du répertoire – Encore un soir, Les derniers seront les premiers, les boogierock de J'irai où tu iras, Ne bouge pas et Dans un autre monde... – partagé avec les hits en anglais, The Power of Love ou l'inévitable My Heart Will Go On, le thème du film Titanic (1997). Tour à tour petite fille et mère protectrice, Céline Dion a certes perdu de sa puissance d'antan, mais cette fragilité l'humanise. Cela l'oblige à «déchanter» davantage, comme le lui avait autrefois demandé Jean-Jacques Goldman. Jusqu'à un faux départ sur The Chase, qui paraît totalement calculé.

Il y aura encore I Feel Love, le tube disco de Donna Summer, pour ouvrir un medley refermé par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is), d'Eurythmics, et une séquence gospel avec pas moins de 18 choristes en toge comme dans un temple baptiste de Harlem pour affirmer que « l'amour peut déplacer des montagnes ». Et rappeler ce que Jean-Jacques Goldman avait prophétisé pour elle en 1998 : « Quand nous en serons à ouvrir nos livres de souvenirs/ Je chanterai, je chanterai, je chanterai, je chanterai toujours. »

BRUNO LESPRIT

Céline Dion, Plenitude Arena, Nanterre. Jusqu'en mai 2027. Complet.

Avant le concert, larmes, excitation et impatience chez les fans

IL EST 13 HEURES, le concert de Céline Dion, à la Plenitude Arena, à Nanterre, a lieu à 19 h 30, mais Santine, 13 ans, pleure déjà: « Voir Céline... le rêve de ma vie », souffle-t-elle entre deux sanglots. « Elle écoute Céline Dion depuis qu'elle est dans mon ventre, intervient Adeline, sa mère, venue d'Ajaccio. Alors, vous imaginez ce que cette journée représente pour elle. » On ne voudrait surtout pas casser l'ambiance, mais, en réalité, Santine pleure de chagrin. Adeline et ses copines « ultrafans » se sont fait pirater leurs places (200 euros pièce).

Le site de vente Ticketmaster est injoignable depuis la veille. Alors, Diane et ses copines sont tout de même venues, d'Auxerre et de Namur, en Belgique, pour voir si elles pouvaient parvenir à assister quand même au concert « du siècle ». Le comptoir reservé aux litiges n'ouvre pas avant 18 heures et Santine n'en finit plus de pleurer. « Je m'étais déjà fait avoir en 2020, poursuit Adeline. Le Covid avait annulé tous ses concerts. »

Pour ceux qui ont leur place, c'est LE grand soir, le grand retour de « Céliiiine » après six ans d'absence sur scène. « Un conte de fées », pour Jean-Marie, 47 ans, artiste peintre à Toulouse et sa femme Emilie, 45 ans, mère au foyer. Le plus grand fan, c'est Jean-Marie, qui arpente les abords de la salle de concert depuis 9 heures. Il a avalé son quinzième café de la journée « pour être en condition ». C'est son premier concert de Céline Dion: « C'est énorme. Je suis fan depuis mes 15 ans. Un flash instantané. Il y avait Elvis, il y a eu Céline. Je n'ai pas pu voir Elvis Presley, alors pour Céline, j'ai un trac terrible. »

Lukasz Kurek, postier de 41 ans, et Michal Jaroszewski, vendeur, 40 ans, sont polonais, résidents gallois, et sont «très fiers» de participer au redressement productif de la France en ayant acheté un tee-shirt Céline Dion à 50 euros, payé leur place 300 euros chacune, réservé deux nuits d'hôtel et mangé deux pizzas à 20 euros pièce. Ils ont lu que la venue de Céline Dion en France pourrait générer

1 milliard d'euros de retombées économiques : « Nous n'en sommes pas étonnés. C'est un événement immense. Nous sommes venus car, avec ses problèmes médicaux, il est possible que ce soit notre dernière chance de la voir. » Justement, y a-t-il une crainte que la voix de la vedette ne soit affectée? « C'est la première date, elle sera en forme. »

Passions délirantes

Charlotte, 29 ans, qui travaille dans la communication à Arras, s'est vêtue, pour l'occasion, d'un « haut à sequins » visible de loin: « Jamais on n'aurait pu penser qu'elle reviendrait après tous ses malheurs. Elle s'est vraiment battue. Les larmes vont couler, ce soir. » Elle est venue en voiture avec sa mère, tout aussi fan: « On a révisé tous les classiques de Céline. »

Comment qualifier ces passions délirantes pour Céline Dion? Séverine, 53 ans, de Saint-Brieuc, idolâtre Céline Dion depuis sa victoire à l'Eurovison en 1988 avec Ne partez pas sans moi: «Sa beauté, ses chansons, son parcours de vie, sa personnalité... La proximité qu'elle entretient avec ses fans, c'est unique. »

A quelques heures de cette représentation à la Défense, le premier de ses 16 concerts programmés d'ici à mai 2027 – 800 000 billets vendus –, il y a Mohamed, 26 ans, présent, alors qu'il a une place pour le concert prévu pour... octobre : « Je suis venu (...) pour acheter des tee-shirts. » Mohamed n'habite pas trop loin et se décrit comme un fan « modeste ». C'est-à-dire? « J'ai des amis qui dédient leur vie à Céline. Qui vont à Las Vegas. Par respect pour eux, je ne peux pas dire que je suis un fan de tout premier rang. »

Ce soir, Stéphanie, 50 ans, dans la fonction publique à Montluçon (Allier), a « peur de faire un AVC ». A ce point ? « Oui, j'ai peur de ne pas tenir le choc, car je suis plutôt fan de musique metal... Et je n'ai jamais assisté à un concert assise dans un fauteuil... Mais bon, Céline, il faut l'avoir vue une fois dans sa vie. »

LAURENT TELO

A la Mostra, une riche moisson de films français

Les productions venues de l'Hexagone se confrontent aux réalités contemporaines et aux maux de l'époque

Melvil Poupaud (Léo) et Golshifteh Farahani (Tina), dans « Un peu avant minuit », de Nicolas Pariser. PYRAMIDE DISTRIBUTION

CINÉMA

VENISE (ITALIE) - envoyé spécial

D e longs échanges existentiels, une relation adultère, des scènes dans un bar, un théâtre et un musée. Même au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e Venise (Italie), il n'est parfois pas difficile de reconnaître un film français. Un peu avant minuit, le nouveau long-métrage de Nicolas Pariser (Alice et le maire, 2019), présenté en compétition, correspond de manière presque caricaturale à l'image que l'on peut se faire à l'étranger du cinéma hexagonal.

Alors le jury, présidé cette année par Maggie Gyllenhaal, qui rendra sa copie samedi 12 septembre, sera-t-il sensible à ces discussions sur un Parti socialiste mourant et une gauche radicale en peine de démocratie interne? Heureusement, le film de Nicolas Pariser, centré autour d'un ancien journaliste culturel interprété par Melvil Poupaud, qui, après la mort de son père, revisite ses années de jeunesse à l'aune de #MeToo, a d'autres atouts à faire valoir. Un certain charme, un fourmillement d'idées, la vibration d'un climat politique effervescent, comme au bord d'une grande bascule, qui peuvent faire écho bien au-delà de nos frontières.

De même qu'Un peu avant minuit, la petite moisson de films français projetés à Venise se confronte à des réalités contemporaines. Pour beaucoup, sous un angle social. C'est le cas, notamment, du plus réussi d'entre eux, Un bon petit soldat, de Stéphane Brizé, en compétition, avec, au casting, une Alba Rohrwacher rayonnante. L'actrice italienne, dont la performance mériterait un prix d'interprétation, incarne ici Carla Moretti, mère séparée et directrice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d'une entreprise française d'assurances.

Chargée de produire une vidéo sur les valeurs de la société, elle est amenée à gérer des soupçons de harcèlement sur les employés visant une manageuse efficace. Le film, outre sa dimension comique à l'égard de la mode des happy of-

«15/18», de Cédric Kahn, immerge le spectateur dans un hôpital public, au sein d'une unité psychiatrique pour adolescents

fice managers, sait aussi être déchirant, notamment quand il aborde les abîmes auxquels expose le culte de la performance.

La question du choix moral traverse aussi Bunker, de Florian Zeller. Javier Bardem y interprète un célèbre architecte auquel est proposé, contre une forte somme d'argent, de construire un immense abri de luxe à Hawaï pour un riche entrepreneur. Projet qui provoque l'ire de son épouse, jouée par Penélope Cruz, éditrice littéraire idéaliste et romantique. Gentrification, despotisme des écrans qui captent l'attention, séparatisme des plus riches... Florian Zeller porte un regard acéré et critique sur les maux de notre époque, qu'il accompagne, avec une certaine habileté, d'un climat de paranoïa. Dommage qu'il finisse par céder à des choix narratifs aussi spectaculaires que mal aboutis.

Conte médiéval

Dernier film français en compétition, 15/18, de Cédric Kahn, immerge le spectateur dans un hôpital public, au sein d'une unité psychiatrique pour adolescents. Porté par une formidable troupe de jeunes acteurs, le film tangue un peu entre chronique sociale et volonté d'échappées romanesques. 15/18 n'en comporte pas moins son lot de scènes bouleversantes, où le cinéaste saisit avec force les fêlures d'adolescents, victimes, pour beaucoup, de violences sexuelles ou des terribles manquements de leurs parents.

Sélectionné dans la section Giornate degli autori, le nouveau film de Robert Guédiguian, Une femme aujourd'hui, présente un profil similaire. Le cinéaste marseillais y retrouve sa troupe autour d'un récit qui entrecroise deux lignes narratives sur des violences sexuelles. D'un côté, le vacillement intime d'une jeune femme d'affaires (Marilou Aussilloux) obsédée par son travail. A la suite d'un viol, elle s'investit dans un foyer qui vient en aide à de jeunes mères isolées. De l'autre, sa mère (Ariane Ascaride), qui découvre qu'elle est née de l'union cachée de son père et de leur servante algérienne. Faisant le portrait d'une société gangrenée par le racisme, l'individualisme et l'appât du gain.

Trois longs-métrages français sont à classer dans les films de genre. Un bon avocat, de Tristan

Séguéla, hors compétition, efficace thriller dans lequel un avocat en perdition, en proie à ses addictions, prend sous son aile un jeune stagiaire. Outre une mise en scène nerveuse, le film vaut surtout pour son casting, le duo Laurent Lafitte et Anthony Bajon en tête.

Plus singulier, La Moula, de Jérôme Pierrat, dans la section Orizzonti, joue la carte du faux documentaire pour raconter l'infiltration d'un journaliste au sein d'un groupe de gangsters mar-seillais en attente d'un chargement de cocaïne. Les mésaventures de ces pieds nickelés sous surveillance ont un côté un peu léger et potache qui n'empêche pas la mise en lumière d'un état des lieux inquiétant sur une délinquance de bandes de plus en plus jeunes et violentes.

Les longs- métrages hexagonaux projetés à Venise se confrontent à des réalités contemporaines

Enfin, dernier projet audacieux au ton joliment décalé présenté en clôture de la section Giornate degli autori: Peau d'homme, de Léa Domenach. Cette adaptation de la bande dessinée d'Hubert et Zanzim avec Claire Pommet (dite Pomme), Stefan Crépon, Karin Viard et Catherine Deneuve prend la forme d'un conte médiéval et musical à la fibre résolument féministe. La princesse Blanche y prend des atours masculins pour apprendre à connaître son fiancé, découvrir au passage la joie des amours inverties.

Liberté des mœurs pour tous ou retour à un écrasant rigorisme religieux, voilà le dilemme que doit trancher, sur fond d'une inquiétante sécheresse, notre petit royaume du XV $^{e}$ siècle. Si, passé sa brillante mise en place, le long-métrage souffre de quelques baisses de régime, il confirme le statut un peu à part de Léa Domenach dans le paysage de la comédie française. La cinéaste se révèle ici capable de donner un coup de jeune à la fantaisie d'un Jacques Demy.

BORIS BASTIDE

Une édition au palmarès très politique

Le film « Woman Unknown », de la réalisatrice dano-égyptienne May el-Toukhy, a remporté le Lion d'or

VENISE (ITALIE) - envoyé spécial

Les jurys vénitiens savent maintenir le suspense jusqu'au bout. Après le Lion d'or surprise accordé l'an passé à Father Mother Sister Brother, de Jim Jarmusch, Woman Unknown, de May el-Toukhy, a défié, samedi 12 septembre, les pronostics en remportant la récompense suprême de la 83 $^{e}$ édition de la Mostra de Venise. Ce après avoir déjà reçu un prix d'interprétation féminine pour la comédienne Mathilde Arcel, au terme d'un palmarès très politique. C'est la quatrième fois en sept éditions qu'une réalisatrice gagne le Lion d'or. Une statistique d'autant plus exceptionnelle que, cette année, deux films seulement sur les 21 de la compétition étaient réalisés ou coréalisés par une femme.

Situé au Danemark peu après la fin de l'occupation nazie, Woman Unknown fait le portrait d'une domestique sur le point de changer de rang en épousant son maître de maison, au moment où un terrible secret lié à son passé menace de contrarier ses plans. Un film parfaitement en phase avec une 83 $^{e}$ édition obsédée par la question des choix moraux, entre ceux qui cèdent peu à peu à la tentation du mal et ceux qui apprennent à questionner leur environnement pour résister.

En recevant son prix, la réalisatrice dano-égyptienne May el-Toukhy (Queen of Hearts, 2019) a expliqué avoir voulu rendre hommage aux « femmes invisibles et sans voix », avec une œuvre où « le corps des femmes est un champ de bataille ». Elle a salué les prises de parole de la présidente du jury, l'actrice américaine Maggie Gyllenhaal, pour promouvoir davantage de mixité dans l'industrie du cinéma et a dédié sa récompense à sa fille, adolescente : « Sors la tête de ton téléphone, regarde autour de toi et utilise ta voix pour rejeter toute déshumanisation, prends la parole pour ceux qui ont été abandonnés et réduits au silence », a-t-elle conclu.

Un monde violent

Le favori, Possible Love, de Lee Chang-dong, a dû se contenter du grand prix du jury. Au moins ce très beau film, qui traite avec nuance de la disparition de la classe ouvrière et de sa fétichisation et exploitation par la bourgeoisie, a connu un meilleur sort que le précédent chef-d'œuvre du réalisateur, Burning, reparti injustement bredouille du Festival de

En recevant son prix, la cinéaste a expliqué avoir voulu rendre hommage aux « femmes invisibles et sans voix »

Cannes en 2018. Le cinéaste coréen veut prendre ce trophée comme un encouragement à continuer à explorer ces questionnements, «à l'heure où les connexions entre êtres humains sont en train d'être rompues». Espérons qu'il ne faille pas attendre huit années son prochain film.

L'autre grand favori, Naza, un documentaire qui raconte de l'intérieur l'assassinat systémique de civils à Gaza par l'armée israélienne, a remporté le prix spécial du jury. Longuement ovationné, le journaliste israélien Yuval Abraham a rappelé, au côté de sa coréalisatrice Rachel Szor, que six enfants palestiniens étaient morts cette semaine dans des ataques, arguant que la négation de ces crimes était ce qui permettait leur persistance. Il a rendu hommage aux centaines de journalistes tués à Gaza, avant de mettre à l'index les gouvernements italien et allemand pour leur soutien à Israël.

De politique, il était encore question avec la remise du Lion d'argent du meilleur réalisateur pour Dau à Ilia Khrjanovski, qui a renoncé à sa nationalité russe. Ce film de plus de trois heures, fruit d'années de travail impliquant des centaines d'acteurs, suit sur plusieurs décennies une sorte d'Oppenheimer soviétique libertin, qui résiste un temps à travailler à l'élaboration de la bombe atomique avant de céder face aux pressions d'un Etat totalitaire. Dérangeant, oppressant, Dau immerge le spectateur dans un monde violent qui a perdu toute boussole morale. Le cinéaste, qui a en grande partie tourné son film à Kharkiv, en Ukraine, a dédié son prix «aux Ukrainiens qui se battent pour la liberté, la paix et la victoire».

Si le cinéma italien, malgré cinq films en compétition, n'a rien gagné, la France, avec ses quatre longs-métrages, a connu un meilleur sort, repartant notamment, comme en 2025, avec le prix du meilleur scénario. Stéphane Brizé, et ses coscénaristes Coralie

Amédéo et Olivier Gorce, succède ainsi à Valérie Donzelli et son A pied d'œuvre. Leur film, Un bon petit soldat, narre les dilemmes d'une directrice des ressources humaines tiraillée entre performance et protection des salariés.

«Mon film traite d'une histoire où la course au profit fabrique de la souffrance, et lorsque l'économie fabrique de la souffrance le fascisme surgit toujours comme un vautour et il crée l'illusion de la réparation, a averti Stéphane Brizé. Les mêmes causes ont toujours les mêmes effets. Ce qui s'est passé hier se rejoue aujourd'hui, mais aujourd'hui on ne peut pas dire qu'on ne savait pas. »

Autre mention française, la jeune actrice Malou Khebizi, une des héroïnes du film 15/18 de Cédric Kahn, sur une unité psychiatrique pour adolescents, a remporté le prix Marcello-Mastroianni, qui consacre un comédien débutant. L'Américain John Malkovich complète le palmarès avec un prix d'interprétation masculine pour son génial rôle d'agent de la CIA, missionné pour renverser Salvador Allende au Chili dans Wild Horse Nine. Un trophée qui le positionne dans les favoris pour la course aux Oscars. BO. B.

Sept jours sur sept,

www.lemonde.fr/ la-matinale/

L'Anomalie fait souffler un vent turbulent sur la capitale

Ce théâtre éphémère, installé dans le 6 $^{e}$ arrondissement, est devenu un laboratoire d'expérimentations

I l faut savoir accompagner les grandes et petites révolutions par la création sur mesure de mots qui actent le changement. Avec un sens aigu de la stratégie communicationnelle, Bertrand de Roffignac, auteur, acteur et metteur en scène, a décidé de nommer « théâtre autonome exstitutionnel » son projet artistique éphémère. Il l'expérimente au cœur du 6 $^{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dans l'ancienne Académie de la Grande-Chaumière où étudiaient peintres et sculpteurs. Une Grande-Chaumière qu'il a rebaptisée L'Anomalie.

«Exstitutionnel»: pourquoi ce néologisme? Parce que, répond l'artiste, «nous tentons de réinventer le théâtre public en dehors du théâtre public». Ce qui veut dire un théâtre qui se passe de subventions sans se vendre au libéralisme. «Je me suis inspiré des coopératives ouvrières», dit le créateur reconverti en gestionnaire moins empirique qu'il n'y paraît.

Son théâtre, donc, multiplie les collaborations sous forme de co-réalisations avec partage des recettes. Les bénéfices servent à sécuriser le plateau, rémunérer les membres de la coopérative et rembourser la dette contractée par l'artiste. Pour mener à bien son aventure, il a emprunté 100 000 euros. Négocié avec le propriétaire (le groupe Etsem, présidé par François Esperet) pour ne payer aucune charge et aucun loyer. Obtenu la mise à disposition d'agents de sécurité. Et promis de vider les lieux fin novembre, date à laquelle l'immeuble devrait être réhabilité.

« Un projet très égocentré »

Directeur artistique d'une troupe pluridisciplinaire (le Théâtre de la Suspension), comédien fétiche d'Olivier Py, Bertrand de Roffignac, 31 ans, rêvait depuis deux ans «d'un outil fonctionnel» où jouer ses spectacles sans dépendre de tutelles dont l'inertie et la lourdeur peuvent décourager. « C'était un projet très égocentré » : il l'avoue d'autant plus volontiers qu'à la Grande-Chaumière les décors volumineux de son « répertoire » qui ne rentraient pas dans les murs l'ont contraint à créer sur site. Son Grand peur et misère de la V $^{e}$ République ouvre le bal en septembre.

Sur la scène de L'Anomalie, à Paris, le 12 juillet. JEANNE FRANK/DIVERGENCE POUR « LE MONDE »

Il y a pourtant une belle hauteur sous plafond lorsqu'on pousse la porte qui ouvre sur un volume de près de 800 mètres carrés. Un long couloir dessert deux salles de représentation, les casiers des anciens académiciens sont dans la place et, au fond du vestibule, se trouvent un bar et une cour.

Le bâtiment est resté dans son jus. Quelques coups de peinture passés à la hâte lui ont redonné des couleurs. Un gril, des pendrillons, une console de régie: le matériel technique (pour la plupart prêté) a été posé en urgence. «En janvier, François Esperet, qui avait entendu parler de mon désir d'un lieu alternatif, m'a appelé pour me proposer d'occuper l'espace. Je pense qu'avec nous son groupe modélise un schéma d'aides aux artistes. Nous avons inauguré L'Anomalie le 24 avril. On a eu deux mois pour rendre le lieu habitable.»

S'installer dans un arrondissement à un chiffre? Le comédien n'y croyait pas. Il n'avait ni le temps ni l'intention d'attendre l'aval sonnant et trébuchant des pouvoirs publics. Ce trentenaire est, dans la vie, ce qu'il est sur la scène: un Zébulon qui marche, parle et agit vite, quitte, pour ce faire, à bousculer l'ordre des choses. «Nous avons fait des demandes d'aides car je ne suis évidemment pas fermé aux collaborations avec l'institution, surtout la Mairie de Paris, que je sais attentive et plutôt bienveillante. Mais vient un mo-

«Nous tentons de réinventer le théâtre public en dehors du théâtre public »

BERTRAND DE ROFFIGNAC créateur de L'Anomalie

ment où il faut passer à l'action. »

C'est peu dire qu'il a enclenché le turbo : ouverture de L'Anomalie de 10 heures à minuit du mercredi au dimanche avec des représentations chaque soir. Résidences le reste de la semaine. « Il faut de l'activité permanente, c'est ça qui nous fait vivre. » Théâtre, cabaret, cinéma, concerts, performances, fêtes, lectures, rencontres : de mai à juin, 35 artistes et 70 levers de rideaux ont allumé la mèche : « L'événementialisation a aidé à nous faire connaître. » Un excellent bouche-à-oreille a fait le reste. En juillet, des cinéastes ont tourné des films sur place. En août, c'était repos pour l'équipe de direction.

Mais, du 12 septembre au 27 novembre, une cinquantaine de rendez-vous publics sont d'ores et déjà calés. Olivier Py, Jean Lambert-wild, Karelle Prugnaud, Hugues Jourdain, Stanislas Nordey et Emmanuelle Béart, des textes de Lydie Dattas ou de Neige Sinno, des pièces inédites, des débutants, des inconnus: le choix ne se fait pas sur dossier mais autour d'un café. Si cette quantité n'est pas forcément gage de qualité, elle permet que souffle, sur la capitale, un vent turbulent et dynamique.

«Je veux un endroit où l'artiste se sente libre de faire quelque chose qu'il ne fait pas ailleurs», assure Bertrand de Roffignac. Laboratoire d'expérimentations, vivier de gestes neufs, fragiles, ratés ou prometteurs, rampe de lancement, prototype d'avenir, L'Anomalie a su mettre les gaz quand, où et comme il le fallait.

JOËLLE GAYOT L'Anomalie, 14, rue de la Grande-Chaumière, Paris 6 $^{e}$ . Soirée de réouverture, le 12 septembre. Grand peur et misère de la V $^{e}$ République, texte et mise en scène : Bertrand de Roffignac, du 16 au 25 septembre.

Un montage financier inédit pour financer l'extension du Musée Picasso

Un tirage exclusif de bronzes permettra de régler les travaux

Quand on n'a pas d'argent, il faut avoir des idées. Un an après l'annonce d'un grand chantier à 50 mil-

lions d'euros, Cécile Debray, présidente du Musée Picasso-Paris, a trouvé un montage financier inédit pour mener à bien des travaux visant à aménager une nouvelle aile consacrée aux expositions temporaires et à fusionner le jardin de l'hôtel Salé avec le square mitoyen Leonor-Fini. L'Etat, qui avait donné 19 millions d'euros il y a tout juste dix ans pour tripler les surfaces d'exposition, ayant exclu toute nouvelle rallonge budgétaire, il a fallu ruser.

Prenant exemple sur le Musée Rodin, qui s'autofinance en commercialisant les fontes du sculpteur, Cécile Debray a obtenu de la succession Picasso un droit de tirage exclusif de huit bronzes à partir de quatre originaux en plâtre: Petite Fille sautant à la corde, créée à Vallauris (Alpes-Maritimes); Tête de femme, portrait d'une de ses compagnes: Marie-Thérèse Walter; l'irrésistible Guenon et son petit; ainsi que l'iconique Chèvre. «Picasso a utilisé son droit de tirage avec modération, souvent un tirage unique en bronze, parfois deux ou trois», précise M $^{me}$ Debray. Quatre de ces fontes posthumes seront installées dans le futur jardin agrandi du musée. Les quatre autres ont été cédées pour 40,3 millions d'euros à la Fondation Don Quixote, aux Pays-Bas, qui en fait don au Rijksmuseum, à Amsterdam. Une aubaine pour le musée néerlandais, qui possédait déjà des sculptures de Giacometti ou Louise Bourgeois, mais aucune de Picasso. Cet accord, inespéré pour Cécile Debray, permet à ces chefs-d'œuvre de rejoindre une autre grande institution européenne ouverte au public plutôt que de nourrir le marché privé.

« Un geste exceptionnel »

Ce coup de maître doit beaucoup à des échanges nourris avec la famille Picasso, gardienne du droit moral de l'artiste, aux intérêts parfois divergents, ainsi qu'aux âpres négociations avec la Ville de Paris, propriétaire du jardin adjacent, l'Etat, gardien des œuvres et Bercy, adepte de la rigueur budgétaire mais inquiet de toute niche fiscale.

Le musée compte-t-il réitérer ce dispositif pour financer d'autres urgences, le lot des musées logés dans des bâtiments anciens? « C'est un geste exceptionnel, recadre Cécile Debray. Envisager des bronzes posthumes exige réflexion, contrôle et rigueur de façon à rester fidèle à l'esprit de l'œuvre de Picasso. » Pour encadrer ce projet sensible, elle a monté un dossier robuste sur le plan juridique, tout en s'appuyant pour la réalisation, sur les Fonderies de Saint-Gal, en Suisse.

Quarante ans après son inauguration, le Musée Picasso, qui détient le fonds de l'artiste le plus important, avec plus de 5 000 œuvres et 200 000 pièces d'archives s'apprête à faire sa mue. Le volet financier étant bouclé à 80 %, la refonte architecturale peut s'accélérer.

Sur 156 candidatures, un jury présidé par Cécile Debray et Marc Guillaume, ancien préfet de Paris et actuel vice-président du Conseil d'Etat, a retenu le 7 septembre cinq duos d'architectes et de paysagistes: Francesca Torzo avec la paysagiste Sarah Price, Stanton Williams et l'agence Vogt, Lina Ghotmeh avec Florence Mercier, Niney et Marca-RCR avec Jacqueline Osty et enfin Antoine Dufour avec Wagon Landscaping.

Le lauréat sera désigné en janvier 2027, pour un coup d'envoi des travaux espéré en 2008, à musée ouvert. « On fera la base chantier dans le jardin du musée, de façon à ne pas générer trop de nuisances », indique M $^{me}$ Debray.

ROXANA AZIMI

Comment le 11-Septembre a modifié les séries

Après 2001, les acteurs pouvant incarner des personnages arabes ont obtenu plus de rôles, souvent de méchants

Kiefer Sutherland, dans la série « 24 heures chrono » (2010). FOX/PHOTO12

I y a un quart de siècle, les téléspectateurs des séries américaines ont été sommés d'accueillir sur leurs écrans de nouveaux méchants. Venus d'Orient, ils ont remplacé presque d'un coup leurs prédécesseurs, originaires d'Europe de l'Est. La mutation de l'imaginaire américain provoquée par les attaques du 11 septembre 2001 a été presque instantanée. Le changement entre la première et la deuxième saison de 24 heures chrono (2001-2010) en est la manifestation la plus évidente.

Diffusée juste après la chute des tours du World Trade Center, en novembre 2001, mais tournée avant les attentats, la première saison met l'agent Jack Bauer (Kiefer Sutherland) aux prises avec une organisation née du mouvement ultranationaliste serbe. Un an plus tard, celle-ci a cédé la place à une cellule terroriste arabe décidée à faire exploser une bombe atomique à Los Angeles.

Brusquement, les acteurs capables d'incarner des personnages arabes – ce que, issus des diasporas iraniennes et du sous-continent indien, ils ne sont pas forcément – deviennent très sollicités par Hollywood. Dans les années qui suivent le 11-Septembre, ce sera presque toujours pour incarner des terroristes ou, au mieux, des repentis. Il faudra attendre les années 2020 pour que les séries américaines s'intéressent enfin à une réalité ancienne : l'existence de communautés musulmanes sur le sol des Etats-Unis.

Trois emplois

Ce processus trouve ses racines dans les rares représentations de personnages musulmans et/ou arabes dans les séries américaines du XX siècle, issues d'un imaginaire aujourd'hui obsolète. L'universitaire Jack G. Shaheen, qui se consacrait à la représentation des Arabes dans la culture populaire, remarquait dans son ouvrage The TV Arab (The Popular Press, 1984, non traduit), que les rôles qui leur revenaient se résumaient à trois emplois, « billionaires, bombers and belly dancers » (milliardaires, terroristes et danseuses du ventre).

Les premiers étaient les descendants du Cheik (1921) qu'incarna Rudolph Valentino (1895-1926) au temps du cinéma muet, les seconds étaient palestiniens et donnaient du fil à retordre aux policiers et agents secrets, les troisièmes apportaient une dimension exotique au peu d'érotisme que les règles de la censure autorisaient au divertissement familial qu'était alors la télévision. Tous et toutes, ils étaient étrangers: l'existence d'un citoyen américain de confession musulmane semblait inimaginable, à l'exception notable de Kareem Said (Eamonn Walker), dirigeant afroaméricain d'un groupe de détenus musulmans dans la série Oz (1997-2003).

A partir du milieu des années 1970, les chocs pétroliers amendent la représentation des princes orientaux, désormais soupçonnés de vouloir acheter les Etats-Unis et leurs richesses. On

A partir du milieu des années 1970, les chocs pétroliers amendent la représentation des princes orientaux

voit Super Jaimie flirter avec l'un d'entre eux dans un remake du Roi et moi (saison 3, épisode 20), pendant que McCloud (Un shérif à New York) tente d'empêcher l'enlèvement de jeunes femmes destinées à de fantasmatiques harems (saison 6, épisode 5).

Paradoxalement, le 11-Septembre oblige showrunneurs et scénaristes à rapatrier musulmans et

Arabes sur le sol américain pour faire exister la menace la plus prégnante, celle des cellules dormantes. Dès 2005, Sleeper Cell décrit les efforts d'un agent du FBI d'origine arabe pour démanteler l'une de ces structures.

Le plus spectaculaire de ces rapatriements sera celui du sergent Nicholas Brody, l'antagoniste des premières saisons de Homeland (2011-2020). Né en Californie, Brody a été fait prisonnier à la frontière entre l'Irak et la Syrie et s'est converti pendant sa captivité. Revenu aux Etats-Unis sous les traits d'un héros, il représente une menace cachée que seule décèle Carrie Mathison (Claire Danes).

Ce personnage ambigu, interprété avec virtuosité par Damian Lewis, concentre tous les cauchemars des Etats-Unis : la fragilité de l'appareil sécuritaire, la capacité de l'ennemi à retourner les meilleurs d'entre les Américains.

Mais le début du XXI $^{e}$ siècle n'est pas seulement celui de l'après-11-Septembre; c'est aussi celui de l'âge d'or des séries. Scénarios et personnages se font plus complexes, les showrunneurs s'autorisent des audaces. Dès 2004, Jeffrey Lieber, J. J. Abrams et Damon Lindelof font de Sayid Jarrah, ancien officier de la garde républicaine de Saddam Hussein, l'un des personnages essentiels de Lost (2004-2010). Héroïque et traumatisé, Jarrah, qui est interprété par Naveen Andrews, acteur britannico-américain d'origine indienne, offre un autre reflet des conflits moyenorientaux.

En 2018, la minisérie historique The Looming Tower met en scène les efforts d'Ali Soufan, agent du FBI d'origine libanaise que joue Tahar Rahim, pour alerter le gouvernement américain de la me-

Sur les écrans américains, un jeune comique de stand-up, Ramy Youssef, défait le lien à la guerre et au terrorisme

nace qu'Al-Qaida fait peser sur le sol américain.

Sur les écrans de la fiction américaine, les musulmans restent encore enchaînés à la guerre et au terrorisme. Il faut un jeune comique de stand-up, Ramy Youssef, pour défaire ce lien. Les trois saisons de Ramy (2019-2022) mettent en scène les amours, les tourments professionnels et métaphysiques d'un homme du New Jersey dont la famille est venue d'Egypte. Le succès critique – et, dans une moindre mesure, public – de Ramy semble ouvrir une porte. Mo (Mo Amer) est le cousin texan et palestinien de Ramy, pendant que les deux pieds nickelés de Deli Boys (2024-2025, Disney vient d'annoncer l'annulation de la série) tentent de reprendre une chaîne d'épicières pakistanaises qu'ils ont héritée d'un père en délicatesse avec les autorités.

L'apogée de ces nouvelles représentations a sans doute été atteint avec la mise en ligne sur la plateforme Disney +, en juin 2022, de Miss Marvel. Cette superhéroïne vit dans le New Jersey (comme Ramy). D'origine pakistanaise, elle se rend à la mosquée tous les vendredis et doit composer avec les préceptes de l'islam.

Généralement bien accueillie à sa sortie, la série a néanmoins fait l'objet de violentes attaques en ligne destinées à faire baisser ses notes sur les sites agrégateurs de critiques. Joe Biden était encore à la Maison Blanche, mais déjà le mot « woke » avait pris un caractère insultant. Depuis janvier 2025, aucune série mettant en scène des personnages musulmans aux Etats-Unis n'est apparue sur les écrans.

THOMAS SOTINEL

MOTS CROISÉS

GRILLE N° 26 - 212 PAR PHILIPPE DUPUIS

Retrouvez l'ensemble de nos grilles sur jeux.lemonde.fr

SOLUTION DE LA GRILLE N° 26 - 211

HORIZONTALEMENT I. Mieux-disante. II. Amuse. Nigaud. III. Hagardes. Née. IV. Agé. Eurêka. V. Rings. Tsé. Tt. VI. Ane. Si. Paye. VII. Da. Cimetière. VIII. Jivaro. Ri. IX. Ara. Agencées. X. Hennissement.

VERTICALEMENT 1. Maharadjah. 2. Imaginaire. 3. Eugène (Eugene). Van. 4. Usa. CA. 5. Xérès. Irai. 6. Du. Smogs. 7. Inertie. Es. 8. Sises. Tune. 9. Ag. Képi. CM. 10. Nana. Aérée. 11. Tué. Tyrien. 12. Edentée. St. GRILLE DÉJÀ PARUE LE 30/10/2015

HORIZONTALEMENT

I. Risque de vous couper le souffle. II. Maison commune. Chargé négativement. III. Belles et grandes ouvertes pour ne rien rater. Entre parenthèses pour dire vrai. IV. Un peu trop salé. Accrochées aux vieilles branches. V. Sans queue et évidée dans les notes. Tranchai. VI. A libéré les chaînes. Au centre du temple grec. Accompagnaient les jeux et les plaisirs. VII. Préposition. Singes d'Amérique. Auxiliaire. VIII. Sur la Deûle, dans le Pas-de-Calais. En arrière. Paresse dans les arbres. IX. Prise en considération. Répandue en grande quantité. X. Réveillerions tous nos sens.

VERTICALEMENT

1. A sa place sous la Coupole depuis le passage de Marguerite. 2. Discute et donne son avis sur tout. 3. Manifestèrent leur joie. Fait du neuf. 4. Page de notre histoire de gauche ou de droite. Carte maîtresse. 5. Mettent en bonne place. Romains en division. 6. Vents arrière. Bien dégagés. 7. Bien plus agréable à regarder. 8. Peu agréable à écouter. Dans l'herbe. 9. Le temps de faire un tour. Dans les règles. Drape la rani. 10. Reprendre à la demande. Degré de sensibilité. 11. A suivre par tous. Lâché sur le coup. Dans l'entrée. 12. Bien touchées.

SUDOKU N°2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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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ali Bessone « Le droit est mal armé pour penser les injustices historiques »

Dans « Ce que nous devons à Haïti », la philosophe explore la notion de réparation à partir du cas de ce pays marqué par la traite, l'esclavage et la colonisation de la France. La justice réparatrice ne peut se contenter d'indemniser, explique-t-elle dans un entretien au « Monde » mettre de penser plus largement la justice réparatrice à l'échelle internationale.

ENTRETIEN

F in août, pendant la 15 $^{e}$ édition du festival La Manufacture d'idées, qui rassemble chaque année, à Hurigny (Saône-et-Loire), des intellectuels de haut vol, Magali Bessone était invitée à parler de

son livre paru en août, Ce que nous devons à Haïti (La Découverte, 200 pages, 21 euros). La professeure de philosophie à Paris-I Panthéon-Sorbonne a livré, devant un public captivé par son dialogue avec le géographe haïtien Jean-Marie Théodat, un aperçu des réflexions qu'elle y mène sur la question des réparations. Le Monde a recueilli sur place les pistes qu'ouvre cette spécialiste de la justice redistributive et réparatrice et de la question raciale. Elles sont une brèche pour penser un avenir du monde plus digne et plus égalitaire.

Comment commence-t-on à s'intéresser à Haïti quand on est une philosophe?

Depuis que j'ai commencé à étudier la philosophie, mon inquiétude constante est celle de la justice. Comment construire une société juste? J'en suis arrivée à penser que cette question obligeait à prendre en compte notre histoire, et en particulier notre histoire coloniale : comment pouvons-nous réparer les injustices de l'histoire, les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que sont la traite et l'esclavage, qui ont produit des effets durables et structurels? Cela m'a amené à un premier travail, dont est issu le livre Faire justice de l'irréparable [Vrin, 2019]: je partais des procès intentés par plusieurs associations ultramarines depuis 2005 contre l'Etat français au titre du préjudice lié à la traite et à l'esclavage coloniaux.

Un jour, je présentais ce livre, à Bahia, au Brésil, quand une postdoctorante dans l'assistance m'a interpellée: «Pourquoi ne parlez-vous pas de Haïti dans votre livre, si votre ambition est de penser la responsabilité française pour les injustices de l'histoire? » Elle avait raison: j'avais «oublié» Haïti, l'ancienne colonie de Saint-Domingue. J'ai compris qu'il fallait élargir le cadre et saisir la France à l'intérieur d'un espace international où de nombreux Etats aujourd'hui indépendants sont les héritiers de l'histoire coloniale française. Et la relation entre la France et Haïti, la « perle des Antilles » qui est devenue – c'est une espèce d'épithète homérique désormais collée à Haïti – « le pays le plus pauvre de l'hémisphère occidental », m'a semblé paradigmatique de la responsabilité coloniale. Je me suis dit que partir de ce cas-là pouvait me per-

Votre livre s'intitule « Ce que nous devons à Haïti ». Longtemps il a été question de ce qu'Haïti devait à la France. Qu'appelle-t-on la « double dette »?

Pour mettre fin aux négociations qui se sont engagées après la défaite des troupes napoléoniennes à Vertières en 1803 [devant l'armée du général Jean-Jacques Dessalines] et qui s'étirent, Charles X impose aux Haïtiens, en 1825, de signer une ordonnance dans laquelle, en substance, la France reconnaît l'indépendance et la souveraineté haïtiennes – des «habitants de Saint-Domingue», est-il écrit – en échange d'une indemnité de 150 millions de francs. Haïti, qui n'a pas les moyens de payer et qui est étranglée dès le premier versement, s'endette auprès des banques françaises, à des taux faramineux. C'est ce qu'on appelle la «double dette»: le paiement de l'indemnité, mais aussi des emprunts, et leurs arriérés, dont les remboursements s'étaient sur un siècle, jusqu'aux années 1930.

L'onde de choc de la révolution haïtienne, qui est une révolution de philosophes, inspirée des Lumières, est mondiale. Comment a-t-elle disparu de la mémoire européenne?

En effet, à l'époque, le monde entier a les yeux braqués sur Haïti. L'insurrection de 1791, qui débouche en quelques années sur l'abolition de l'esclavage et l'indépendance [en 1804], fait peur à tous les empires esclavagistes. En 1825, les Etats-Unis ne reconnaissent d'ailleurs pas l'indépendance haïtienne: une république noire si près de leurs côtes provoque la terreur des propriétaires d'esclaves. Il faut se présenter l'objet du scandale: des « biens meubles », tels que les pense le Code noir, sont devenus des sujets politiques, porteurs de droits, libres et égaux – femmes comprises. Le renversement est tel qu'un historien haïtien, Michel-Rolph Trouillot, dit qu'il est littéralement impensable par les élites de l'époque avec les ressources intellectuelles qui sont les leurs. Si bien que le discours qu'elles produisent sur l'événement entre dans des catégories disponibles, comme la conviction qu'il y aurait eu un pacte vaudou.

Ce qui est intéressant, c'est qu'Hegel, qui est un grand lecteur de journaux, écrit sa dialectique dite « du maître et de l'esclave » pile à ce moment-là [dans Phénoménologie de l'esprit, paru en 1806-1807]. La philosophe états-unienne Susan Buck-Morss a fait l'hypothèse qu'il s'est inspiré des événements haïtiens. Mais cette extraordinaire révolution, si elle était présente dans les esprits européens, est d'emblée biaisée et minimisé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révolution états-unienne deviennent les deux seuls modèles pour penser l'avènement de la liberté, de l'égalité et de l'émancipation modernes. La révolution haïtienne est recouverte immédiatement – alors même qu'elle a été plus égalitariste, plus émancipatrice, plus antiraciste.

Quand la première demande de réparation apparaît-elle? Quelle est la réaction du gouvernement français de l'époque?

En 2003, le président haïtien, Jean-Bertrand Aristide, fait calculer, par des avocats états-uniens, un équivalent du montant de la dette – ils arrivent à la somme de 21,7 milliards d'euros – et demande publiquement à la France de rembourser. En réponse,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demande à Régis Debray de faire un rapport sur les « relations franco-haïtiennes ».

La conclusion de ce travail, rendu public en 2004 – sérieux, par ailleurs –, est que « RÉPARER, C'EST TENIR COMPTE DES CONDITIONS QUI ONT AMENÉ À L'INJUSTICE POUR LES TRANSFORMER DE TELLE SORTE QUE CETTE INJUSTICE NE PUISSE PAS SE REPRODUIRE »

la France a une dette morale à l'égard d'Haïti, notamment en regard de cette injuste «double dette». Mais l'hypothèse de la restitution est écartée. Vingt ans passent et nous arrivons, en 2025, au bicentenaire de l'ordonnance de 1825. Entre-temps, des associations ont travaillé, juridiquement, politiquement, pour que la question des réparations soit difficile à considérer comme nulle et non avenue. L'idée a gagné en légitimité dans la conversation publique.

Par ailleurs, les présidents haïtiens successifs disent, en septembre 2024 aux Nations unies, puis en janvier 2025 à la France, qu'ils veulent réparation, qu'il est temps désormais de mettre fin à cette injustice terrible qui les affecte encore. On sent que la demande se précise et se fait plus insistante. En réponse, Emmanuel Macron annonce, en avril 2025, la mise en place d'une commission franco-haïtienne, bilatérale, d'historiens pour « examiner notre passé commun ». Et l'Assemblée nationale vote à l'unanimité en juin 2025 une résolution invitant l'Etat français à considérer « la reconnaissance, le remboursement et la réparation » de l'indemnité de 1825. Quelque chose a changé: à présent, la reconnaissance du passé est devenue inévitable. La question qui demeure est celle de la forme matérielle que pourra peut-être prendre la réparation. Il y a de nombreuses façons de faire: demandes de visas accordés, indemnisations financières...

Pourquoi la justice internationale est-elle insatisfaisante dans cette question des réparations?

Le droit national comm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euvent réparer des injustices passées – comme des spoliations –, mais ils sont mal armés pour penser des injustices historiques dont les effets sont structurels et encore actifs dans le présent. Or, ce que veut la société civile aujourd'hui, ce n'est ni une simple compensation ou indemnisation ni une restauration du passé à l'identique – il ne s'agit pas de rétablir le monde d'avant (et, d'ailleurs, d'avant quoi? la « double dette » ? l'esclavage ? la colonisation?).

Réparer, c'est tenir compte des conditions qui ont amené à l'injustice pour les transformer de telle sorte que cette injustice ne puisse pas se reproduire. C'est pourquoi, pour moi – et c'est ce que j'essaie de montrer dans mon livre –, la justice réparatrice est une justice sociale et transformatrice, en ce sens qu'elle redresse des inégalités systémiques.

On trouve dan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une résolution des Nations unies de

2005 qui porte sur les réparations. Elle énonce cinq modalités, dont deux m'intéressent : la « satisfaction » – le droit au savoir – et la « garantie de non-répétition ». Ce sont deux éléments qui vont bien au-delà de la capacité à remettre la victime dans l'état qui aurait été le sien si l'injustice n'avait pas été commise. Il s'agit plutôt de faire en sorte que notre monde actuel travaille à un nouveau fonctionnement des institutions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qui nous préserve du retour d'un monde inégalitaire, impérialiste et colonial.

La période vous semble-t-elle idoine pour faire avancer cette revendication?

J'ai bien conscience que le monde actuel ne va pas dans le sens de la résolution de 2005. Mais les moments de trouble sont aussi paradoxalement des moments où l'on peut inventer, tester du nouveau. Face aux pôles conservateurs et autoritaires que sont les Etats-Unis, la Russie, la Chine, les anciens pays colonisateurs et les anciens pays colonisés pourraient travailler ensemble, en pairs, à produire un renouveau du droit international sur une base plus égalitaire. Face au marasme ambiant, plutôt que d'acter la mort du droit international, la France et l'Europe pourraient participer à transformer un système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qui a trop reproduit les inégalités passées et œuvrer à résoudre les injustices structurelles.

Vous pensez à partir du cas haïtien. Que veut dire penser « par cas » en philosophie ?

Je pense que la tâche principale du philosophe, c'est de « nettoyer les concepts », comme le dit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 Cela veut dire qu'on part des concepts tels qu'ils sont en usage dans l'espace public pour les clarifier, dissoudre les polémiques et poser correctement les problèmes.

Ce que j'ai voulu faire en pensant à partir du cas haïtien, c'est identifier le problème, pas seulement pour le décrire de manière critique, mais aussi pour tenter de le résoudre, c'est-à-dire pour avancer intellectuellement et politiquement vers du plus juste. Cela reste peut-être inséparable d'une part d'utopie. Mais je pense que le philosophe politique doit s'autoriser à penser de l'inédit, à proposer des outils nouveaux, en espérant que d'autres vont s'en emparer. En pariant que les ressources intellectuelles ainsi cumulées produiront leurs effets.

PROPOS RECUEILLIS PAR JULIE CLARINI

Mohammed Iriqat Les divisions internes peuvent réduire la capacité de l'Europe à défendre la solution à deux Etats

Si elle tient à conserver la crédibilité de sa politique étrangère, l'Europe a intérêt à protéger non seulement le principe d'un Etat palestinien, mais également les conditions territoriales de sa réalisation, relève le juriste

Depuis plusieurs décennies, l'Europe affirme son attachement à la solution à deux Etats et à la création d'un Etat palestinien viable aux côtés d'Israël. L'Union européenne et ses Etats membres ont investi des ressources politiques, diplomatiques et financières considérables dans la construction des institutions palestiniennes et la préservation de cette perspective.

Mais une contradiction devient difficile à ignorer: que se passe-t-il lorsque les divisions au sein même de l'Europe affaiblissent sa capacité à défendre les conditions nécessaires à la solution politique qu'elle affirme soutenir? Soutenir la solution à deux Etats ne peut se limiter à une déclaration de principes. Cela suppose aussi de protéger les conditions politiques et géographiques qui rendent sa réalisation possible.

En Cisjordanie occupée, la violence des colons, l'expansion des colonies, les restrictions d'accès aux terres et les pressions exercées sur les communautés palestiniennes constituent des enjeux sécuritaires ou humanitaires, mais pas seulement.

Lorsqu'une famille quitte une communauté sous la pression de violences répétées, lorsqu'un agriculteur ne peut plus accéder à ses terres ou lorsque les colonies transforment progressivement la géographie du territoire, c'est aussi l'espace d'une future solution politique qui se réduit.

Paradoxe européen

Le projet E1 d'expansion des colonies israéliennes en est l'un des exemples les plus sensibles. Sa mise en œuvre pourrait accentuer la fragmentation territoriale de la Cisjordanie et compromettre davantage la continuité nécessaire à la création d'un Etat palestinien viable. La réaction européenne à E1 révèle cette difficulté. En août, la Slovénie n'a pas soutenu un projet de déclaration au nom des 27 Etats membres. Faute de consensus, la haute représentante de l'Union pour l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la politique de sécurité, Kaja Kallas, s'est finalement exprimée en son propre nom plutôt qu'au nom de l'ensemble des Vingt-Sept.

Ljubljana a estimé qu'une nouvelle déclaration européenne n'apporterait pas de « valeur ajoutée », compte tenu des positions déjà exprimées. Mais, lorsqu'un projet est susceptible de compromettre la continuité territoriale d'un futur Etat palestinien, l'incapacité des Vingt-Sept à parler d'une seule voix estelle réellement sans conséquence? La capacité des Etats membres à adopter une position commune envoie un signal politique ; leur incapacité à le faire en envoie également un.

Le cas slovène révèle ainsi une fragilité plus générale: les divisions internes peuvent réduire la capacité de l'Europe à défendre concrètement l'objectif politique qu'elle proclame. Les divergences entre Etats membres sont légitimes, mais il existe une différence entre une divergence diplomatique ordinaire et une division qui réduit la capacité collective de l'Europe à défendre les conditions nécessaires à sa propre politique.

LORSQUE LE CONSENSUS À 27 DEVIENT DIFFICILE, L'INITIATIVE DE PLUSIEURS ÉTATS PEUT OUVRIR LA VOIE À UNE ACTION EUROPÉENNE PLUS LARGE

C'est ici qu'apparaît le paradoxe européen. D'un côté, l'Europe continue de financer les institutions palestiniennes, de défendr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réaffirmer son engagement en faveur de la solution à deux Etats. De l'autre, ses divisions peuvent limiter sa capacité à réagir collectivement lorsque les conditions territoriales nécessaires à cette même solution sont progressivement remises en cause. L'Europe risque ainsi de financer les institutions d'un futur Etat palestinien tout en devenant de moins en moins capable de contribuer à préserver le cadre territorial et politique dans lequel cet Etat pourrait, un jour, exister.

Cette contradiction touche à la crédibilité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européenne. Une puissance diplomatique ne se mesure pas seulement à l'importance de son aide financière ou au nombre de ses déclarations, mais aussi à sa capacité à préserver la cohérence entre les principes qu'elle proclame et les instruments qu'elle mobilise pour les défendre.

Il ne s'agit pas de demander à l'Europe de choisir entre Israël et les Palestiniens, mais entre la préservation d'une solution politique et l'acceptation progressive d'une réalité qui pourrait la rendre impossible. Pendant longtemps, le débat européen a porté sur la manière de parvenir à la solution à deux Etats. Aujourd'hui, une question plus urgente se pose: restera-t-il suffisamment de conditions territoriales et politiques pour qu'une telle solution puisse encore être négociée?

Cette paralysie n'est pas une fatalité. Le 8 septembre, le Royaume-Uni a annoncé qu'il introduirait une interdiction des importations de biens provenant des colonies israéliennes et de nouvelles mesures visant les acteurs qui soutiennent ou facilitent leur expansion. Dans le même temps, 12 pays, dont la France et plusieurs Etats européens, ont annoncé leur intention d'adopter des restrictions nationales ou de soutenir des mesures européennes concernant le commerce avec les colonies. Cette évolution marque un passage des déclarations diplomatiques à l'utilisation d'instruments économiques pour préserver la solution à deux Etats. Elle montre aussi que, lorsque le consensus à 27 devient difficile, l'initiative de plusieurs Etats peut ouvrir la voie à une action européenne plus large.

Après des décennies d'engagement, l'Europe a donc intérêt à protéger le principe d'un Etat palestinien, mais également les conditions de sa réalisation. Les décisions du 8 septembre montrent qu'elle dispose encore d'instruments pour agir. La question est désormais de savoir si ces initiatives resteront fragmentées ou si elles pourront contribuer à une action européenne plus cohérente pour préserver les conditions qui rendent encore possible la solution à deux Etats.

MOHAMMED IRIQAT

Mohammed Iriqat est professeur associé de droit à l'université Al-Qods (Jérusalem)

Stephen Azzi Les Canadiens ont forgé leur identité en adoptant certains traits venus des Etats-Unis et en en écartant d'autres

Alors que le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multiplie les gestes d'intimidation envers Ottawa sur fond de guerre commerciale, le chercheur souligne combien le Canada s'est efforcé, tout au long de son histoire, de maintenir un « équilibre entre proximité et opposition » avec son voisin

L'administration Trump a semblé surprise. Dans un communiqué du 25 août, la Maison Blanche a annoncé que le Canada faisait partie – avec la Chine – des seuls pays à avoir choisi de riposter à la dernière salve de droits de douane. Pour Donald Trump, le Canada serait le partenaire commercial des Etats-Unis « de loin le plus difficile et le moins raisonnable ». La résistance canadienne aux pressions américaines ne date pourtant pas d'hier. Pendant la majeure partie de son histoire, tout en restant un allié et un partenaire économique très proche, le Canada s'est efforcé de maintenir un singulier équilibre entre proximité et opposition aux Etats-Unis.

Si l'antiaméricanisme s'envole dans le monde, le Canada continue de nourrir un sentiment voisin, mais bien distinct, pilier de son identité: le «contre-américanisme». Quand l'antiaméricanisme est une forme d'hostilité caractérisée par des généralisations négatives sur les Etats-Unis, le contre-américanisme est plus nuancé : il voit leurs bons et leurs mauvais côtés. Au lieu de s'opposer en bloc, les Canadiens ont forgé leur identité en adoptant des traits venus des Etats-Unis et en en écartant d'autres.

Identité propre

Le contre-américanisme est profondément inscrit dans l'ADN du Canada depuis les années 1770. La révolution américaine n'a pas été soutenue par tous les territoires britanniques d'Amérique du Nord. Au Québec, que la France avait cédé à la Grande-Bretagne en 1763, la révolution n'a guère rencontré de succès. Car après avoir tenté, en vain, d'assimiler les catholiques francophones, les Britanniques leur avaient finalement permis de pratiquer leur religion et avaient rétabli le droit civil français, ce que dénonçait la Déclaration d'indépendance américaine. En Nouvelle-Ecosse, il ne soutenait que mollement les révolutionnaires – soutien que les autorités n'eurent aucune peine à étouffer. Les peuples autochtones étaient divisés,

LES CANADIENS SONT CONSTERNÉS CHAQUE FOIS QUE LES ÉTATS-UNIS TRAHISSENT LEURS VALEURS COMMUNES

mais la plupart se rallièrent aux Britanniques: ceux-ci tentaient de limiter l'avancée des colons américains sur leurs terres.

La révolution a définitivement divisé l'Amérique du Nord, avec d'un côté les territoires qui deviendraient les Etats-Unis d'Amérique, de l'autre ceux qui formeraient le Canada. Après la guerre d'indépendance (1775-1783), 40 000 Américains fuirent la jeune république pour aller s'installer au Québec et en Nouvelle-Ecosse, territoire où ils furent bientôt plus nombreux que la minorité anglophone présente.

Ces « loyalistes », comme ils se désignaient eux-mêmes, sont restés très américains dans leur mode de vie et leur vision du monde, mais ils rejetaient la violence et le chaos de la révolution. Ils étaient convaincus que les différends entre les colonies et Londres auraient pu se régler pacifiquement.

Les loyalistes ont largement défini leur identité en s'opposant aux Etats-Unis. Ils se considéraient comme moins individualistes que leurs cousins américains, mais aussi davantage attachés à la liberté et à l'ordre. A leurs yeux, ce n'était pas l'autorité britannique qui menaçait le plus leur liberté, mais la dictature de la foule qui régnait aux Etats-Unis. Depuis deux cent cinquante ans, les Canadiens essaient de tenir ce délicat exercice d'équilibriste: ils sont restés étroitement liés à leur voisin, tout en maintenant leur identité propre. Ils ont beaucoup emprunté aux Etats-Unis, tout en bâtissant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toutes canadiennes.

Restant fidèles à la démocratie parlementaire britannique, les Canadiens ont rejeté le système politique américain qui provoque régulièrement des blocages à Washington. S'ils ont adopté le fédéralisme états-unien, ils l'ont cependant adapté aux réalités de leur pays. Ils ont développé une conception égalitaire de la société qui ne laisse aucune place à l'aristocratie, tout en reprenant une bonne partie du modèle économique qui a fait des Etats-Unis la première puissance mondiale.

Si les deux pays partagent une même conception pluraliste de la société, le Canada est allé un cran plus loin en élaborant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qui défendent le bilinguisme et le multiculturalisme. Le fait est qu'environ un quart de la population canadienne vit au Québec, une province à majorité francophone, qui possède une culture distincte et un système juridique spécifique.

Trahison des valeurs

Au fil du XXe siècle, les deux voisins ont resserré leurs liens.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le Canada s'est placé sous la protection du parapluie américain et s'est associé aux Etats-Unis pour assurer la défense du continent nord-américain. Sur le plan commercial, le Canada et les Etats-Unis ont signé en 1988 un accord bilatéral de libre-échange, auquel a succédé en 1994 l'Accord de libre-échange nord-américain [puis en 2020, l'Accord Canada - Etats-Unis - Mexique].

Vu d'ailleurs, rien ou presque ne semble différencier les Canadiens des Américains. Les Canadiens sont cependant tout à fait conscients des différences qui les séparent. Ils sont notamment consternés par les échecs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américaines sur des questions comme la violence armée ou la santé.

Consternés, les Canadiens le sont également chaque fois que les Etats-Unis trahissent leurs valeurs communes. Les Canadiens voient avec stupeur Donald Trump piétiner les principes de souveraineté nationale, de démocratie, d'Etat de droit, ainsi que les alliances et institutions qui réunissent depuis si longtemps les démocraties occidentales.

Cela étant, personne ne comprend mieux les Américains que les Canadiens. Et aucun pays n'a autant intérêt que le Canada à entretenir de bonnes relations avec les Etats-Unis. Aussi, le Canada s'est-il toujours gardé de rejeter en bloc les Etats-Unis : il s'attache à faire la part des choses entre ce qu'il peut imiter et ce à quoi il doit s'opposer.

Aujourd'hui, le contre-américanisme dépasse les frontières du Canada. Alors que Trump contraint les alliés des Etats-Unis à reconsidérer leur relation avec Washington, ceux-ci sont confrontés à un dilemme que les Canadiens ne connaissent que trop bien: comment rester proches des Etats-Unis tout en préservant leur liberté? La réponse ne se trouve pas du côté de l'hostilité. Il s'agit bien plus d'affirmer son libre arbitre en décidant quand rester dans leur camp et quand résister à leurs pressions – même si Washington en arrive à montrer les dents.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Valentine Morizot

Stephen Azzi est professeur de sciences politiques à l'université Carleton, à Ottawa

Clara Egger et Raul Magni-Berton Tous les candidats à la présidentielle se positionnent sur le référendum, mais lequel ?

La chercheuse, candidate déclarée à l'Elysée, et le politiste analysent à quelles conditions une procédure consultative peut véritablement être un instrument de contrôle du pouvoir au service des citoyens

En décembre 2025, le baromètre trimestriel « Priorités françaises » a renoué avec une méthode longtemps délaissée en France: demander aux enquêtés, sans liste ni suggestion, ce qui les préoccupe le plus. Le résultat a surpris. La vie politique elle-même – l'instabilité, la défiance, la régulation des institutions – apparaît comme la préoccupation principale, citée spontanément par 30 % des répondants, devant l'inflation et le pouvoir d'achat. Les vagues suivantes confirment que cette préoccupation reste installée, même lorsque d'autres sujets remontent au premier plan.

Ce résultat mérite d'être bien lu. Nous savions déjà que les Français étaient sévères avec leur système politique, et de plus en plus. Le baromètre de la confiance politique du Cevipof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s de Sciences Po] de février le montre: 22 % seulement déclarent avoir confiance dans la politique, 20 % dans l'Assemblée nationale – plus bas historique de la série – et 76 % estiment que la démocratie ne fonctionne pas très bien ou pas bien du tout, également un niveau inédit depuis la création du baromètre. Ce que nous ignorions, c'est l'importance que les Français assignent eux-mêmes à ce problème. La réponse est : il s'agit d'un enjeu prioritaire.

Reste à savoir ce qu'ils veulent. Le rejet ne porte pas sur le principe démocratique: 82 % continuent de juger qu'un système politique démocratique est une bonne chose pour gouverner le pays. Et près de huit Français sur dix (79 %) se déclarent favorables à un recours plus fréquent au référendum pour trancher des lois ou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 importantes.

Que tous les candidats se positionnent sur le référendum n'est donc pas une surprise. Mais lequel? L'initiative populaire à la suisse, qui permet à une minorité de citoyens de soumettre au vote une révision de la Constitution? Le référendum obligatoire à l'irlandaise, 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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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UN DES CANDIDATS LES PLUS VISIBLES NE PROPOSE QUE LES CITOYENS AIENT LE CONTRÔLE SUR LES DÉCISIONS CONSTITUTIONNELLES donne aux citoyens le droit de ratifier toute révision constitutionnelle? Le référendum abrogatif à l'italienne, qui permet de contester une loi ordinaire? Ou simplement l'élargissement du référendum présidentiel à la française? Trois grandes familles de dispositifs permettent de s'y retrouver.

Le 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présidentielle: il permet aux citoyens de voter, mais il accroît le pouvoir du président plus que le leur. Un président non soutenu par le Parlement ou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peut s'appuyer sur les citoyens; un président non soutenu par les citoyens peut s'appuyer sur le Parlement ou 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C'est donc le président qui choisit son allié, et c'est pourquoi cette formule est classiquement considérée comme une forme de plébiscite.

Le droit de proposer

La participation citoyenne subordonnée: les citoyens obtiennent une place dans l'architecture institutionnelle, mais une place seconde – initiatives citoyennes à objet restreint, validation d'une constituante ou d'une révision. Le cas du référendum obligatoire pour toute révision constitutionnelle se distingue nettement du reste de cette famille : il existe des raisons sérieuses de penser qu'il pourrait améliorer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Les autres variantes convainquent moins – les assemblées citoyennes ont connu des issues décevantes en Islande et au Chili et les initiatives citoyennes à faible portée, répandues en Europe de l'Est, ne produisent pas d'effets nets.

La primauté de la décision citoyenne : c'est le modèle suisse, que l'on retrouve aussi, par exemple, en Uruguay, en Californie, en Bavière. Les citoyens ont le dernier mot sur les décisions constitutionnelles, et un petit pourcentage d'entre eux peut être à l'initiative d'une révision et la soumettre à l'électorat. Les représentants font la loi ordinaire, sous la contrainte d'une annulation populaire possible.

Deux candidats ont déjà un projet constitué sur ce sujet. Marine Le Pen défend une forme de référendum obligatoire, mais souhaite garder les citoyens dans un rôle subordonné. Jean-Luc Mélenchon défend de son côté la convocation d'une assemblée constituante, assortie de droits d'initiative qui restent secondaires une fois le moment fondateur passé. La nouveauté, dans son programme de 2027, est l'ajout du référendum obligatoire. Ici aussi, toutefois, les citoyens resteront dans un rôle subordonné.

Bruno Retailleau a proposé début septembre une extension des sujets que le président peut soumettre à référendum, y compris des jugement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C'est l'illustration la plus forte du 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présidentiel. Dominique de Villepin se dit favorable à une initiative citoyenne limitée. Eric Zemmour défend quant à lui le référendum obligatoire, sans droit d'initiative.

Gabriel Attal propose une journée annuelle de consultation référendaire, avec des questions préparées par un groupe de représentants, et un recours plus fréquent au 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présidentielle. Edouard Philippe, sans innover sur les mécanismes, promet lui aussi davantage de référendums qui restent, donc, à l'initiative du président.

Raphaël Glucksmann propose un droit d'initiative citoyenne sur des enjeux de portée limitée et la généralisation des conventions citoyennes, mais sans référendum au bout de la chaîne. Marine Tondelier promet un référendum pour mettre en place une assemblée constituante. Fabien Roussel réclame un référendum sur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François Ruffin défend un référendum d'initiative citoyenne dont il précise peu les contours. En réalité, la primauté de la décision citoyenne est la seule approche dont les effets sur la confiance politique soient documentés avec quelque solidité, à partir des comparaisons faites avec la Suisse et les Etats-Unis.

Or, ce qui frappe, au terme de ce tour d'horizon, est précisément que cette troisième famille est absente du débat français. Aucun des candidats les plus visibles ne propose que les citoyens aient le contrôle sur les décisions constitutionnelles, impliquant à la fois le droit de proposer et le droit de refuser.

Il y a là un décalage qui mérite d'être nommé. Les Français placent le fonctionnement de leur système politique au premier rang de leurs préoccupations, et près de huit sur dix veulent voter plus souvent. Pourtant, la réponse politique qui domine cette campagne consiste moins à transférer du pouvoir aux citoyens qu'à donner au président plus d'opportunités de se défaire des contre-pouvoirs.

Le véritable clivage de 2027 ne sera donc peut-être pas entre partisans et adversaires du référendum. Mais entre le référendum comme instrument du pouvoir et le référendum comme instrument de contrôle du pouvoir.

Clara Egger est professeure d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à l'université de Rotterdam (Pays-Bas) et candidate à la présidentielle; Raul Magni-Berton est professeur de science politique à l'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ille, titulaire de la chaire Démocratie directe comparée

PISA 2025 : les politiques éducatives au défi du temps long

LA PERTE D'ATTRACTIVITÉ DU MÉTIER D'ENSEIGNANT JOUE UN RÔLE SUR LES RÉSULTATS DES ÉLÈVES

ANALYSE

E t maintenant, que faire? Même si le phénomène touche l'ensemble des pays de l'Organisation de coopération et 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s (OCDE), le décrochage des élèves français dans l'édition 2025 du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pour le suivi des acquis des élèves (PISA), rendue publique le 8 septembre, interpelle sur les politiques éducatives à mener.

Bien sûr, PISA ne peut constituer à lui seul la boussole du système éducatif. Bien sûr, les limites de ces tests internationaux standardisés sont patentes. Bien sûr, la place des écrans dans la vie des adolescents, les effets durables de la crise engendrée par le Covid-19 ou le fléchissement du soutien parental doivent interroger toute la société.

Mais la chute des scores des élèves français en mathématiques et en compréhension de l'écrit, la persistance des inégalités sociales et l'accentuation des disparités entre filles et garçons mettent à nu les failles du système éducatif. Il est difficile d'imputer ces mauvais résultats à un ministre ou à une réforme. Les élèves de 15 ans évalués dans PISA 2025 sont entrés à l'école élémentaire à la fin du quinquennat de François Hollande, en 2017, et ont poursuivi leur scolarité pendant les deux mandats d'Emmanuel Macron, sans participer au dédoublement des classes de CP et CE1 en éducation prioritaire ou aux éphémères « groupes de besoins ».

Cette difficulté à établir un lien direct entre une réforme et les résultats des élèves n'empêche pas les gouvernements de tout bord, depuis vingt ans, d'utiliser PISA pour légitimer leur politique éducative, quitte à dévoyer les résultats de l'enquête. Bilan: aujourd'hui, la France se caractérise par un manque criant de cohérence des réformes successives de son système scolaire.

Peine à apporter des réponses étayées

Le hiatus n'a, de ce fait, jamais été aussi grand entre le temps politique et le temps long éducatif. Le « choc des savoirs » annoncé le jour des résultats 2023 de PISA par le ministre de l'éducation de l'époque, Gabriel At-tal, s'avère à cet égard éclairant. Décidée en quelques semaines, à rebours des préconisations issues des sciences de l'éducation, cette série de mesures a placé le système et ses acteurs sous tension, au point d'être détricotée par ses successeurs. Comme si leur accumulation ne suffisait pas, aucune de ces réformes n'a fait l'objet d'une évaluation appro-fondie qui permettrait d'en jauger la pertinence. Dans le même temps, des pans entiers du système éducatif, à l'instar de l'éducation prioritaire, se voient délaissés, car moins rentables politiquement.

Certains points-clés de l'enquête PISA méri- teraient en outre d'être analysés plus finement. Pourquoi les résultats des garçons ont-ils chuté en lecture? Quels sont les usages bénéfiques du numérique et quelles en sont les utilisations délétères? 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peine à apporter des réponses étayées à ces questionnements. Relever le système éducatif suppose plus que jamais des évolutions structurelles et de long terme. A ce titre, les travaux du Haut-Commissariat à la stratégie et au plan, rendus publics le 31 août, et ceux du Conseil d'analyse économique, pour « élever le niveau des élèves », convergent : les leviers sont multiples et ne peuvent être actionnés que sur la durée.

Le Haut-Commissariat dresse un panorama des faiblesses de notre système éducatif, des classes trop chargées aux rythmes scolaires inadaptés, en passant par des budgets par élève encore déséquilibrés et un métier enseignant mal rémunéré. «Il n'est pas possible de construire un grand modèle économique à partir de ces différents éléments pour isoler le rôle de chacun dans la perte de vitesse de notre système éducatif. Ils forment un tout», reconnaît Pierre-Yves Cusset, le rapporteur de ces travaux, dans un entretien au Monde.

Le Conseil d'analyse économique avance l'idée d'une loi décennale pour fixer les objectifs prioritaires et leur financement. La baisse démographique offre une occasion historique. D'ici à 2035, elle va générer 5 milliards d'euros d'économies par an, selon cet organe indépendant placé auprès du premier ministre, qui propose d'en investir quatre dans la transformation du système.

Dans tous les cas, le métier d'enseignant demeure au cœur des solutions. La perte d'attractivité de la profession et les tensions qu'elle génère au sein des établissements jouent indéniablement un rôle sur les résultats des élèves. Les difficultés des professeurs, souvent mal préparés à la gestion de leur classe, doivent aussi être écoutées. Malmenée, la formation initiale des enseignants a subi quatre réformes depuis 2010. Quant à la formation continue, réduite à peau de chagrin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lle devrait davantage permettre aux enseignants, seuls face à leur classe, d'échanger sur leurs pratiques et les meilleures méthodes pédagogiques.

Autant d'éléments qui méritent d'être débattus avec les acteurs de l'éducation et l'ensemble de la société. La Fédération des conseils de parents d'élèves (FCPE) a d'ailleurs longtemps demandé une convention citoyenne sur l'éducation pour « imaginer des solutions nouvelles ». Idée pertinente, si le gouvernement joue le jeu – il n'a rien tiré de celle sur les temps de l'enfant, malgré l'engagement sincère de ses participants.

La campagne pou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offre un espace idéal pour ce débat, à condition que les candidats s'en saisissent. La rentrée a été l'occasion pour chacun d'ériger l'école au rang de priorité, sans que les propositions énoncées aillent très loin. Du bloc central à l'extrême droite, le discours décliniste prédomine, quand la gauche peine à retrouver de l'allant et de la profondeur sur le sujet.

Le débat du temps long s'avère d'autant plus crucial qu'une nouvelle révolution des apprentissages, dont l'édition 2025 de PISA mesure encore à peine les effets, a commencé: celle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Toute solution simpliste se verra, à coup sûr, balayée par ChatGPT et consorts.

SYLVIE LECHERBONNIER (SERVICE SOCIÉTÉ)

ÉCONOMIE | CHRONIQUE PAR STÉPHANE LAUER

Effacer la dette ne dissipe pas le déficit

Jean-Luc Mélenchon a réussi à installer un thème de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en proposant une solution simple à un problème que les gouvernements successifs n'ont pas réussi à résoudre. La dette publique n'était pas jusqu'à présent un sujet électoral. Le chef de file de La France insoumise a trouvé une manière de le rendre presque lisible en proposant de supprimer la part de la dette française détenue par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BCE). D'un problème complexe, il fait une promesse d'une redoutable simplicité.

L'idée n'est pas nouvelle. Elle figure depuis des années dans le programme des «insoumis», sous une forme légèrement différente : transformer la dette détenue par la BCE en dette perpétuelle à taux nul. Pendant la crise sanitaire liée à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des économistes ont d'ailleurs débattu de la neutralisation des titres acquis par les banques centrales. La proposition n'est donc ni une aberration économique ni une évidence. Encore faut-il comprendre ce que signifie cette « dette à nous-mêmes ».

La France emprunte auprès d'investisseurs. Une partie de ces titres, soit 18 % de la dette totale, selon M. Mélenchon, est ensuite rachetée par la Banque de France dans le cadre de la politique monétaire de la BCE. Le candidat «in soumis» considère que cette dette est, en quelque sorte, une dette «à nous-mêmes», et propose de l'effacer, non pas unilatéralement, mais dans le cadre d'un accord européen. Lors du débat organisé par le Medef, fin août, il a même parié sur la possibilité de rallier plusieurs pays à cette idée.

Mais la formule « dette à nous-mêmes » est trompeuse. La Banque de France appartient à un système monétaire commun, dont les décisions se prennent avec les autres banques centrales de la zone euro. Effacer les titres qu'elle détient ne serait pas une simple opération entre la France et sa banque centrale. Le président de la Bundesbank, Joachim Nagel, l'a rappelé début septembre dans un entretien au Monde : une telle annulation constituerait, selon lui, un financement monétaire des Etats interdit par l'article 123 du traité sur le fonctionnement de l'Union européenne, et ouvrirait « une boîte de Pandore » menant à terme à l'hyperinflation.

Interrogée lors de la conférence de presse de la BCE à Berlin, le 10 septembre, Christine Lagarde, sa présidente, a jugé la proposition «financièrement dangereuse», «juridiquement impossible au regard du droit de l'Union européenne» et «une perte de temps considérable, quelle que soit la popularité que cela pourrait avoir dans n'importe quel Etat membre de la zone euro».

Le pari de M. Mélenchon est aussi à double tranchant. Rien ne dit que les autres pays accepteraient de modifier les règles communes. L'Allemagne, les Pays-Bas ou l'Autriche pourraient considérer qu'une France s'affranchissant du cadre communautaire ne peut plus prétendre au même degré de solidarité. Le risque serait alors celui d'un « Frexit » par les faits, sans même qu'il ait été décidé par les urnes. Ce risque n'a d'ailleurs rien

UNE CRÉANCE PEUT ÊTRE EFFACÉE, MAIS LES DÉCISIONS QUI L'ONT GÉNÉRÉE SE PAIENT TOUJOURS

D'UN PROBLÈME COMPLEXE, MÉLENCHON FAIT UNE PROMESSE D'UNE REDOUTABLE SIMPLICITÉ

d'abstrait : le rendement des emprunts d'Etat français, qui a atteint 4,45 % le 11 septembre, son plus haut niveau depuis 2008, rappelle à quel point les marchés surveillent la trajectoire des finances publiques françaises.

Supposons que ces obstacles puissent être levés : une question demeure, où est le gain ? Olivier Blanchard, ancien chef économiste du 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a défendu une idée simple : si la BCE annule les titres qu'elle détient, l'Etat économise les intérêts qu'il lui verse, mais elle perd les dividendes qu'elle lui aurait reversés. Le bénéfice net serait donc inférieur au montant effacé. L'argument mérite toutefois une nuance : depuis la remontée des taux, la Banque de France, comme d'autres banques centrales de l'Eurosystème, a subi de lourdes pertes et n'a plus été en mesure de reverser de dividendes à l'Etat récemment. Le coût d'opportunité invoqué par M. Blanchard est donc moins évident.

C'est pourquoi l'argument décisif n'est pas là. Supposons même que l'opération produise un avantage budgétaire réel: la France continuerait d'avoir un déficit, financé par de nouveaux emprunts dès que les recettes ne suffiraient plus. La proposition de M. Mélenchon s'attaque à une dette passée. Elle ne garantit pas, à elle seule, que les déficits futurs ne la reconstitueront pas. Il serait toutefois malhonnête de prétendre qu'il ignore la question: son programme prévoit une réforme fiscale destinée à faire davantage contribuer les hauts revenus et les patrimoines. Reste à savoir si ces hausses sont réalistes et si l'ensemble de ces mesures suffirait à financer les dépenses promises tout en stabilisant les comptes publics.

L'analogie avec la Grèce mérite d'ailleurs d'être regardée de plus près. Le banquier Matthieu Pigasse (membre du conseil de surveillance du Monde), qui soutient la proposition de M. Mélenchon, rappelle que 80 % de la dette grecque a été annulée ou réaménagée. Mais cette opération s'est accompagnée d'une austérité brutale. L'annulation n'a pas fait disparaître la facture, elle en a changé la répartition. Une créance peut être reportée, transformée ou effacée, mais les décisions qui l'ont générée se paient toujours d'une façon ou d'une autre. La France n'a donc pas seulement un problème de stock de dette : elle affiche un déficit persistant. M. Mélenchon propose une réponse pour effacer l'ardoise d'hier et une autre pour augmenter les recettes de demain. La seconde suffira-t-elle à empêcher la première de se reconstituer ? La présidentielle devrait être l'occasion de poser cette question à tous les candidats : que veulent-ils financer, avec quelles recettes, quelles dépenses veulent-ils réduire, quels efforts demandent-ils aux contribuables, aux retraités, aux entreprises ou aux bénéficiaires de prestations ? Bref, qui paie et pour quoi faire ?

C'est précisément cette partie de l'équation que la politique préfère souvent éviter. Effacer la dette offre l'illusion d'un jubilé salvateur. Gouverner, ce n'est pas raser gratis, c'est accepter de présenter la facture.

PRÉSIDENTIELLE : UN PROFOND DÉSIR DE CHANGEMENT

ÉDITORIAL M

La troisième vague de l'enquête électorale réalisée pour Le Monde par Ipsos BVA-CESI Ecole d'ingénieurs, en partenariat avec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politiques de Sciences Po (Cevipof),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et l'Institut Montaigne, publiée dimanche 13 septembre, constitue un avertissement pour les candidat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e 2027. Le pays est traversé par un désir de changement profond, une envie de tourner la page, après deux mandats d'Emmanuel Macron.

Les personnes interrogées – un panel de plus de 13 000 personnes, qui permet l'analyse la plus fine possible – expriment une «inquiétude» très forte, tout comme de l'«incertitude» et de la «colère». C'est aussi une France pessimiste qui se dessine. Les trois quarts des sondés pensent ainsi que la situation française va se détériorer dans les mois à venir, près de 30 points de plus qu'il y a cinq ans. Une tendance profonde qui s'explique en grande partie par une économie française menacée de récession, où le pouvoir d'achat recule, comme l'a montré la note de conjoncture de l'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études économiques (Insee), publiée jeudi 10 septembre.

Face à cela, la demande de rupture est forte: un peu moins de la moitié des personnes interrogées estime qu'il n'y a pas assez de « comportements radicaux pour trouver de nouvelles voies pour faire avancer les choses », et une majorité veut réformer la société en profondeur. Cela explique, en partie, que les deux candidats qui entendent incarner le « dégagisme politique », Marine Le Pen (Rassemblement national) et Jean-Luc Mélenchon (La France insoumise), cumulent, dans toutes les hypothèses étudiées, entre 48,5 % et 52 % des intentions de vote.

Mais cette demande de radicalité ne préjuge en rien du résultat du scrutin présidentiel. L'étude électorale montre, en effet, une France ambivalente, qui attend de la prochaine présidentielle un changement fort, mais sans tout sacrifier. Une envie, en somme, de « renverser la table, mais sans casser la vaisselle », comme le résume de manière imagée Brice Teinturier, directeur général délégué d'Ipsos. La quadrature du cercle pour le prochain chef de l'Etat.

A sept mois de l'élection, les sondés font une analyse lucide de la situation que traverse le pays. Leurs préoccupations sont d'abord économiques et financières, sociales. C'est dans ces domaines que les choses doivent, selon eux, changer au plus vite. Les enjeux sont identifiés : réduire le déficit budgétaire de l'Etat, mais aussi la dette publique, les dépenses de l'Etat. Les personnes interrogées sont conscientes des efforts à fournir, y compris dans l'électorat de gauche, mais veulent également qu'ils soient mieux répartis. Ainsi, l'augmentation de l'impôt sur les bénéfices des entreprises est-elle une mesure soutenue. Les candidats sont prévenus : sur ces trois sujets, qui sont déjà au cœur de la campagne, la barre est haute : les réponses qu'ils apporteront ne doivent être ni floues, ni irréalistes, ni imprécises.

Enfin, l'envie de changement radical a une conséquence: ce début de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suscite l'intérêt des trois quarts des personnes interrogées, un record. Une large majorité se dit ainsi certaine d'aller voter, bien plus qu'à la même époque en 2021, revenant au niveau de 2016 – le premier tour de la présidentielle de 2017 avait atteint 78,7 % de participation. Ce qui peut donc laisser espérer une mobilisation forte de l'électorat les soirs du 18 avril et du 2 mai 2027.

du 5 au 8 octobre 4 jours, 4 lieux pour rencontrer plus de 40 artistes

Théâtre du Rond-Point Palais de la Porte Doré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Richelieu Maison des Métal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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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ARNING] 标点/格式错误（数字与年份） - 译文：“在 2025, 年 9 月宣布”、“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2019, 年期间”、“2026, 年底” - 原文：“en 2025 septembre”、“depuis le 7 octobre 2023”、“entre 1967 et 2019”、“fin de l'année 2026” - 核查：译文中在年份数字后出现了大量不必要的逗号（如 2025, 年），这属于典型的机器翻译残留或格式处理错误，严重影响专业报纸的阅读感。 - 建议：删除所有年份数字后的冗余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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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ALSE_POSITIVE] 幻觉核查（已排除） - 核查项：译文中提到的“1948年 Nakba [1948年750 000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流亡]”在抽样原文中未直接出现。 - 核查步骤：经核查，该内容出现在“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掌控力遭到谴责”正文段落中（虽然在 STRATIFIED TEXT SAMPLES 中被省略，但在完整译文中出现）。该内容属于对原文中 Nakba 的背景注释，不判定为幻觉。

═══ 总结 ═══

未发现 [BLOCKING] 级别的致命缺陷（如金额量级错误或大段漏译）。 但上述 [WARNING] 级别的问题（尤其是“大四”松鸡的翻译和年份后的逗号）需要修正，以符合中文报纸的出版标准。

审核结论：通过（需修正上述 WARNING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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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61（共修复 3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33（共修复 1 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