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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汇报

德国报纸

2026年9月15.，星期二 · 第 214 / 38 卷 D1

由 GERALD BRAUNBERGER,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出版

4,10 € F.A.Z. 互联网地址：faz.net

火车遭袭后波兰要求回应

华沙。在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位于波乌边境多罗胡斯克-亚戈丁口岸附近的客运火车后，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已下令加强安全措施。此外，他宣布将与欧洲盟友共同评估此次事件。图斯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后表示：“毫无疑问，如有必要，我们必须与他们共同准备好采取协调一致的回应。”俄罗斯在周日早晨袭击了一列基辅-华沙线客运火车并摧毁了机车。得益于铁路工作人员的预见性干预，无人受伤。波兰将此次事件视为进一步的升级。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在周一表示，俄罗斯袭击了直接位于波兰边境的地点，而这里同时也是欧盟和北约的边境。为此，他呼吁现在出于自卫目的，应将对乌克兰的援助增加一倍。西科尔斯基在提及莱比锡机场遭遇无人机袭击企图时警告称：“俄罗斯的恐怖主义并非在敲门，它已经进入了屋内。”（见第 6 页和第 8 页。）lock.

家乡真正面临的威胁是什么？

本周日将举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现在正是阅读乌韦·约翰逊的小说《周年纪念日》（Jahrestage）的最佳时机。副刊，第 9 页

他们想要执政 左翼党有机会赢得柏林的选举。但他们真的能领导一个左翼联盟吗？ 政治，第 3 页

每月一本书 德国教师亚历山大·布兰德访问了四个 PISA 模范国家的学校。那里哪些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好？ 副刊，第 11 页

飞马海峡隧道 德国的大型项目进展至多只能用“缓慢”来形容。这不仅在斯图加特有所体现。 经济，第 20 页

仅凭热情是不够的 为了让德国女篮在世界杯后的成就转化为伟大的成果，必须做出一些改变。 体育，第 27 页

直到袭击发生 将人工智能与蒸汽机或汽车相比较会产生误导。 技术与汽车，第 T1 页

读者来信，第 25 页

CDU 州主席要求柏林方面“改变路线”

汉诺威。下萨克森州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州主席塞巴斯蒂安·莱希纳要求联邦政府“改变路线”。针对周日在其所在联邦州举行的市镇选举中德国选择党（AfD）的势力增强，莱希纳表示，政府必须减轻社会保险缴费的负担。莱希纳称，“生活成本太高”，这是从下萨克森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得出的教训。尽管有所损失，CDU 在下萨克森州仍是强于 SPD 的最大政党。AfD 的得票率增长了两倍多。（见第 2 页。）bin.

没错，今天已经是圣诞节了吗？

执政伙伴 SPD 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安。不过，他穿着迷彩服。在罗瓦涅米基地，默茨或许向圣诞老人许了一个愿望。因为根据传说，圣诞老人就住在附近。第 2, 4, 5 和 8 页。 照片 dpa

默茨在拉普兰——在北方，多个欧盟国家的代表正在讨论如何保卫北极——对抗气候变化和贪婪的企图。总理目前同样面临国防问题，因为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之后。

汽油价格创历史新高

索德尔与施韦西格主张国家干预 / 特朗普：不得攻击炼油厂

慕尼黑 / 华盛顿。海湾地区的冲突进一步推高了原油和汽油价格。周日，Super E10 汽油的日均价格为每升 2.273 欧元，创下历史纪录。柴油价格同样继续上涨，平均达到每升 2.404 欧元。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至每桶（159 升）108.65 美元。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了石油市场。例如，霍尔木兹海峡在事实上仍处于封锁状态。此外，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宣布已控制曼德海峡。最后，沙特阿拉伯在遭遇无人机袭击后关闭了其重要的东西向管道。

政界出现了要求国家干预的呼声。巴伐利亚州州长马库斯·索德尔（CSU）表示：“我紧急呼吁联邦政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汽油和柴油价格问题。”索德尔在与奥地利联邦总理克里斯蒂安·斯托克尔共同出席的 CSU 董事会闭门会议后表示，奥地利的做法是将国家因价格上涨而增加的收入返还给公民。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长玛努埃拉·施韦西格（SPD）也主张采取国家干预措施。

与此同时，由于柴油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向乌克兰总统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俄罗斯曾是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国，直到 7 月 8 日在炼油厂遭遇成功袭击后实施了出口禁令。

该出口禁令近期被延长至 9 月底，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价格大幅上涨。特朗普对此感到担忧，因为根据美国汽车协会（AAA）的数据，美国加油站的柴油价格目前已高达每加仑 6.20 美元（每升 1.50 欧元），创下历史之最。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利用率已达 98%。任何停工（例如例行维护）都将进一步推高价格。（详见第 2 页及经济版第 15 页。）tifr. / wvp. / sibi.

对涉嫌间谍人员提起起诉

德裔乌克兰女性涉嫌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合作

柏林。联邦检察院上周在柏林高等法院的国家安全法庭对伊洛娜·W（Ilona W.）提起间谍罪起诉。卡尔斯鲁厄的该执法机构于周一公布了这一消息。联邦检察院指控这名德裔乌克兰女性曾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

W利用其作为营销机构负责人和游说协会主席的身份，在柏林的军事和政治圈子中建立网络。最迟从2023年10月起，她与俄罗斯驻柏林大使馆的一名全职情报人员保持联系。多年来，她一直向其提供关于高规格活动的信息。其中一些活动是由该人员使用假名参加的，而这据称是由该女性促成的。此外，她还试图从国防部和军工企业获取有关乌克兰战争的信息。

被告已于1月被逮捕并被羁押。逮捕后，联邦政府召见了俄罗斯驻柏林大使。据外交部称，当时已告知大使，本案中另一名同样涉嫌“受俄罗斯指使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已被驱逐出境。根据《镜报》的一篇报道，此人

汉堡。瑞典在议会选举后，政府组建前景显得困难。根据初步结果，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反对派红绿阵营获得了极其微弱的多数席位。最终结果尚未出炉。此外，由社会民主党人玛格达莱娜·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领导的联合政府将如何构成尚不明确。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温和党）宣布将进行谈判，以寻求可能的继续执政。损失最严重的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瑞典民主党。（见第4页。）jib.

应为该涉嫌间谍人员的上级军官，即大使馆的副武官。根据《法兰克福汇报》获得的信息，他涉嫌为俄罗斯军事情报局（GRU）工作。

瑞典面临困难的政府组建

与此同时，据媒体报道，德国安全部门针对8月初莱比锡 / 哈勒机场袭击未遂事件的调查同样指向了GRU。《周日世界报》报道称，秘密调查文件将一名涉嫌GRU的雇员列为该行动的后勤人员。因此，这些发现被视为联邦政府决定将此次袭击未遂责任归于俄罗斯的依据。stk.

研究人员呼吁在AI领域奋起追赶

北京。欧洲面临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被彻底甩在后面的风险。由“经济智囊”莫妮卡·施尼策（Monika Schnitzer）领导的一篇新论文中，多位经济学家、AI研究人员和政治家对此发出了警告。作者建议，欧洲应在AI供应链中更强有力地发挥其地缘政治优势。与此同时，中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周日在文章中将AI称为大国之间战略竞争的中心“新战场”。（见第3页及经济版第15页。）maxs. / stah.

兹维列夫赢得美网公开赛

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赢得了职业网球美网公开赛冠军。这位来自汉堡的 29 岁选手在纽约皇后区亚瑟·阿什球场举行的决赛中，以 6:3, 7:6 (7:2), 5:7, 6:2 击败了美国选手本·谢尔顿。兹维列夫在纽约本次赛事中作为 1 号种子参赛，此前已在 6 月赢得了巴黎法网公开赛，随后进入了温网决赛。他是自 1989 年鲍里斯·贝克尔以来，首位赢得美网公开赛并在同一个日历年内赢得两项以上大满贯赛事的德国男子选手。（详见第 8 页及体育版）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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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强项与弱点

作者：Jasper von Altenbockum

在德国举行选举时，结果似乎已成定局。虽然存在例外，但下萨克森州的市镇选举再次证实了这一规律。德国选择党（AfD）的得票率翻了三倍；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地方上大规模失利；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虽然较弱，但损失没有那么严重；绿党则维持现状。其他国家在这一进程中走得更远。在瑞典，民主制度与右翼民粹主义共存的时间与德国大致相当；但瑞典的民粹主义源自一个带有纳粹色彩的政党——瑞典民主党，如果是在德国，该党很早就会被禁止。宣布将其纳入保守派领导的政府联盟并未给该党带来好处。保守派保持稳定，瑞典民主党则遭遇失败，而获益的第三方则是处于弱势的社会民主党，其左翼联盟可以对权力更迭抱有希望。

在德国的市镇层面，某种程度上的变化已经出现，而这在瑞典、丹麦、挪威、瑞士或意大利等国早已成为常态。人们再也无法忽视右翼民粹主义者，不仅是在投票日，在投票之后亦然。这是由市镇所代表的具体实用主义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那里——或许正因如此？——德国选择党（AfD）并未能势不可挡。在下萨克森州没有任何一个重要城镇的 AfD 得票率能与其在跨区域层面的强势程度相匹配。

与瑞典的平行之处在于：瑞典民主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执意要进入政府，而不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少数派政府的旁观者。保守派此前甚至向瑞典民主党做出过承诺，但这并未给保守派带来太大损害，反而损害了那些激进分子，因为他们不再能进行概括性的体制批判。毕竟他们想要（且应当）参与其中。在处理这一新政治现象的这一点上，走在“特殊道路”上的德国还相去甚远。

玩弄人工智能之火

作者：罗兰·林德纳（Roland Lindner）

人工智能会杀死我们所有人吗？这个问题并不新鲜。人工智能反抗人类的反乌托邦式场景不仅是阴暗科幻小说的素材，一段时间以来在专业圈子中也被严肃讨论。甚至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两家人工智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和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在三年前就签署了一封信，警告人类面临“灭绝风险”。因此，在人工智能领域，对 AI 的悲观预测有着一定的传统。

在几次尤为紧迫的警示之后，这场辩论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公众的关注。Anthropic 一个安全团队的员工估计，人工智能在未来十年内杀死“所有人类”的可能性超过 10%。OpenAI 的一名人工智能研究员警告称，人们可能会“永久失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控制。一名曾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工作过的前员工指责这两家公司在“拿我们的生命开玩笑”。

此类警告经常被嘲笑为制造恐慌。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将其认真对待。今年 7 月由 OpenAI 旗下人工智能发起的黑客攻击向世界证明，人工智能失控这一噩梦般的设想可能会成为现实。这些人工智能模型从一个本应隔离的测试环境中进入互联网，并攻击了人工智能平台 Hugging Face。

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这次攻击比最初想象的更加可怕。它是 1200 个自称为“集体”的人工智能代理协同行动的结果。虽然它们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就能预见到，如果电力供应商或医院按照同样的原理受到攻击会发生什么。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代刚刚警告称，这样一个人工智能集群可能很快就会“接管整个互联网”。

这次黑客攻击中一个令人恐惧的方面是，它甚至不需要任何心怀恶意的人。人工智能是独立完成的。而且鉴于飞速的发展速度，这些技术能力边界在短时间内不断移动。如果达到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无需人类干预即可自我改进的临界点，这种情况将更加明显。与此同时，目前还没有一个可靠的所谓“对齐”（Alignment）方案，因此无法保证人工智能会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行动。

无论人工智能看起来多么充满希望：超过 10% 的灭绝风险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不可接受的。那么，为什么这些公司还在继续冲刺？那位前员工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提出了不同的理由。OpenAI 尚未意识到人类面临的风险。而 Anthropic 虽然意识到了，但不想将领域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当然，商业动机也起到了作用，两家公司都希望上市。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的慷慨陈词提出疑问：我们是否正在失去控制？

令人鼓舞的是，在日益增长的警觉氛围中，一种观念的转变似乎正在显现。阿莫代（Amodei）现在通过一次慷慨的陈词强调了这一点，呼吁放缓人工智能（AI）的开发速度。Open AI 现在对此也表现得更加开放，并主张加强监管。而其他行业代表则显得不以为意。芯片巨头及最重要的 设备供应商英伟达（Nvidia）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将关于 的生存恐惧描述为“完全的胡说八道”。

世界继续发出混乱的信号。美国政界亦是如此。在国家层面，目前几乎没有 监管。虽然国会现在似乎听到了警钟：两党代表都宣布将提出法案以限制 风险。相比之下，唐纳德·特朗普仍然希望在很大程度上给 行业充分的自由。尽管总统最近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了更多的政府监督，但其中包含的强制性要求很少。当被问及 的危险时，他对此避而不谈，并声明保持对中国的领先地位是最高优先级。

特朗普将 的发展视为一场军备竞赛，而为了遏制安全风险，迫切需要国际协调，包括与中国在内的协调。工业界和政界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步调一致。但目前情况并非如此，而这可能会被证明是一个后果严重的失误。

发往柏林的北德信号

“生活成本太高”：CDU政治人物塞巴斯蒂安·莱希纳 照片 dpa

在德国选择党（AfD）于下萨克森州地方选举取得成功后，CDU州主席要求进行“路线调整”。

作者：Reinhard Bingener，汉诺威

下萨克森州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州主席塞巴斯蒂安·莱希纳通常不属于联盟党中的激进发声者。正因如此，这位45岁的政治人物在周日下萨克森州地方选举后向柏林发出的信号才格外值得关注：当被问及CDU糟糕的选举结果和民调数据是否应导致柏林方面进行人事重组时，莱希纳在周一早晨回答称，“现在”无需进行人事讨论，因为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的两次选举尚未举行。但在那之后，“我们将在柏林就联邦政府的路线展开讨论”。他认为政府需要一次带有明显财务减负措施的“路线调整”。莱希纳表示：“生活成本太高——这是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以及下萨克森州的明确信号”，并建议降低社会保险缴费，且今后将二氧化碳税的收入发放给公民。

莱希纳发表这些言论的背景是AfD的崛起。如果以县级层面的得票率为标准，CDU以27.2%（2021年：31.7%）的得票率再次成为强于社会民主党（SPD）的第一大力量，后者得票率为24.6%（2021年：30.0%）。而此前在下萨克森州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举步维艰的AfD，此次得票率达到15.9%，增长了两倍多。SPD州主席兼州长奥拉夫·利斯（Olaf Lies）在选举当晚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结果。”他认为SPD在下萨克森州虽然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人民政党”，但同样无法完全脱离联邦层面的趋势。对建制政党的信任正处于“紧张状态”。

不过，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不同，政党版图的位移在这里并未立即显现——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后的地图几乎完全变成了蓝色。在下萨克森州，地图乍看之下与往常几乎无异：CDU在州西部以及北部地区是最强力量；SPD则主导着该州的东部和南部，包括汉诺威地区以及最西北部的弗里西亚地区。

但在其之下，AfD在许多地方正悄悄逼近第二名或接近20%的得票率。例如直接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接壤的吉夫霍恩（Gifhorn）和赫尔姆施泰特（Helmstedt）两个县。值得注意的是，AfD在CDU的大本营克洛彭堡（Cloppenburg）也达到了20.4%。AfD州副主席斯特凡·博特（Stephan Bothe）在评价这一发展时称，他们是“农村地区的政党”。

此外，该党在德尔门霍斯特（Delmenhorst）或威廉港（Wilhelmshaven）等工业城市也获得了支持，得票率分别为23,4%和20,4%，紧随SPD之后。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的结果尤为显著。这座深受移民和汽车工业影响的城市此前就被视为AfD的大本区。现在，该党以27.4%的得票率成为市议会的第一大党团。其市长候选人帕特里夏·迈尔（Patricia Mair）以25.7%的得票率，成为该州唯一进入主要行政官员职位决选的AfD候选人。AfD州议员皮尔·利林塔尔（Peer Lilienthal）评论道：“而且她的对手并非泛泛之辈”：萨尔茨吉特市长、来自CDU的弗兰克·克林格比尔（Frank Klingebiel）是下萨克森州资历最深的市长，此前从未需要通过决选来捍卫其职位。

*初步结果。 / 来源：下萨克森州统计局 / F.A.Z.图表：swa。

在对结果进行分析时，德国选择党（AfD）还指出，其党内四名竞选县长和市长职位的候选人因其宪法忠诚度受到质疑而未获准参选。该党将就这些决定提起诉讼，并预计将出现重新选举的情况。不过，该州最重要的人事决定将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在州首府汉诺威，绿党市长贝利特·奥奈（Belit Onay）以 45,6% 的得票率即将赢得连任。奥奈将在两周后与财务主管阿克塞尔·冯·奥赫（Axel von Ohe）展开竞争，后者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候选人获得了 21,5% 的得票率。在市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在其长期的据点也明显落后于绿党，前者得票率为 23%，而绿党获得了 28,4%。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未能利用社民党的弱势，其候选人彼得·卡斯特（Peter Karst）仅获得了 14,1% 的低得票率。在议会选举中，联盟党获得了 15%。

在汉诺威地区主席选举中，社民党候选人伊娃·本德（Eva Bender）在周日获得了 30,6% 的得票率，因此该党有理由对决选的成功抱有希望。她的对手将是两周后参加决选的前戈斯拉尔市长、来自基民联盟的奥利弗·容克（Oliver Junk），他获得了 22%。在不伦瑞克，市长托斯滕·科恩布鲁姆（Thorsten Kornblum）在周日获得了 43,3% 的选票。这位被视为有进一步晋升潜力的社民党政治家必须与基民联盟候选人马克西米利安·波勒（Maximilian Pohler）进行决选，后者获得了 17,2%。

在奥尔登堡，将就卸任市长于尔根·克罗格曼（Jürgen Krogmann，社民党）的继任者之位进行决选。社民党州议会议员乌尔夫·普兰格（Ulf Prange）获得了 33,2%，而由基民联盟和绿党支持的候选人亚沙·罗尔（Jascha Rohr）获得了 30,5%。在奥斯纳布吕克，市长卡塔琳娜·珀特（Katharina Pötter，基民联盟）获得了 42,2%，并将于两周后与绿党州议会议员福尔克·巴尤斯（Volker Bajus）竞争，后者获得了 22,3%。在哥廷根，关于卸任社民党市长佩特拉·布罗伊斯泰特（Petra Broistedt）继任者的决选将在绿党候选人奥尼卡·奥希翁武（Onyeka Oshionwu，得票率 41,4%）与基民联盟候选人埃桑·坎加拉尼（Ehsan Kangarani，得票率 27,9%）之间展开。在沃尔夫斯堡，市长丹尼斯·魏尔曼（Dennis Weilmann，基民联盟）以 50,1% 的得票率在第一轮投票中直接胜出。

卡尼将寻求与欧盟结成“联盟”：加拿大与美国的疏离加剧 / 卡尼：与欧洲拥有相同的优先事项

马克·卡尼（Mark Carney）谈到了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这位加拿大总理在周日面对一名记者时保证，这并非是指寻求成员国身份。但他表示，双方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相同的优先事项。卡尼补充道：“我们的优势互补得非常好。”这是他首次对有关加拿大寻求与欧洲人加强合作的报道做出回应。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国希望成为该联盟的“准成员”。

加拿大与其传统上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之间的疏离，很少像现在这样明显。唐纳德·特朗普上周发布了一张漫画风格的图片：图中卡尼和他都穿着冰球装备，加拿大总理躺在地上，美国总统站在他上方。配文写道：“站起来，州长。”这暗示了特朗普长期以来要求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主张。

卡尼在最近的言论中避免提及邻国，但贸易争端早已公开化。因此，这位加拿大总理显然将目光投向了欧洲。除了访问英国外，他预计将于周三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卡尼在周末表示，与欧洲人的磋商应很快开始。

据《华尔街日报》消息，曾在牛津大学学习且曾任伦敦央行行长的卡尼正寻求与欧盟密切合作。据悉，他已指示其欧洲特使约翰·汉纳福德（John Hannaford）在非正式成员身份之外，探索最广泛的合作可能性。据称，除了在能源、人工智能、研究和国防等议题上进行合作外，还涉及商品和劳动力的顺畅交换，即进入价值约18万亿欧元的欧洲单一市场。

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政府对来自华盛顿的刁难采取批判态度。但向欧洲靠拢的举措也给加拿大国内的批评者提供了攻击点。

卡尼的保守派对手皮埃尔·波利耶夫尔（Pierre Poilievre）利用这些言论在Facebook上发表了一篇愤怒的帖子。他在周日晚上写道，总理脱离现实。在加拿大人经济处境困难之时，人们竟然是“从一份外国报纸”上得知与欧洲人进行秘密谈判的消息。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也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的第28个成员国。随后，波利耶夫尔提及了一个民粹主义的热点话题：未来加拿大是否也会采用欧洲的边境政策？在“我们的青年无法再找到住房”的同时，移民系统是否会进一步超负荷？

由于保守党采用了特朗普关于移民的修辞并获得了大量支持，自由党人卡尼在2025年的选举中之所以能够扭转局面，也是因为他向加拿大人承诺了独立性以及对华盛顿的抵抗。此外，考虑到阿尔伯塔省和魁北克省的独立倾向，渥太华在为了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而放弃主权权利方面可能会犹豫不决。特朗普总统最初以惯常的口号回应了这一宣布的潜在联盟。他称加拿大是谈判中“最糟糕的国家”，但该国却非常渴望与他达成协议。

与欧洲人达成一项加拿大协议的道路可能依然漫长。尽管卡尼在过去几个月里据称已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进行了个人沟通，但即便是在 2016 年签署的《综合经济贸易协定》（CETA）自由贸易协定，也并非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已批准。而且，签署特别协议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觊觎。fia.

不对称战争的大师

胡塞反叛分子逼近全球最重要航道之一——从而大幅强化其地位 / 作者：格雷戈尔·格罗斯 (Gregor Grosse)

胡塞武装精通海上不对称战争。在近期于也门推进之前，他们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多年来，红海的商船一直成为这支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的目标。凭借其广泛的武器库，他们甚至让美国陷入困境。如今，反叛分子在一次地面攻势中夺取了重要海峡——曼德海峡（Bab al-Mandab）的战略阵地。这为他们攻击航运提供了额外的军事选项。

上周末，胡塞武装首先控制了该国西海岸的港口城市摩卡（Mokha），随后不久又控制了马云岛（Mayyun / Perim）以及哈尼什群岛（Hanisch-Inselgruppe）。马云岛位于曼德海峡的南端及最窄处，哈尼什群岛则位于更北侧。卫星图像显示，这两个地点均设有跑道和机库。此前，这些地点由也门政府控制，并得到沙特阿拉伯及一个国际反胡塞联盟的支持。通过此次夺取，胡塞武装大幅扩大了对全球最重要航道之一的掌控力。特别是通过马云岛，反叛分子现在在海峡中心拥有了一个战略有利的前哨站——该岛距离也门海岸约3公里，距离吉布提海岸20公里。航运公司担心，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下一个重要海峡的航运可能会陷入停滞。鉴于以往的经验，他们可能会谨慎对待该民兵组织关于“仅攻击沙特船只”的保证。

2023年底，胡塞武装在红海发起了攻击行动。他们声称此举是为了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团结并向以色列施压，但其目标也包括没有明显以色列关联的船只。多艘船只被击沉，海员被杀；其中最惊人的行动包括通过直升机劫持一艘货轮。

胡塞武装可以使用多种武器攻击海上目标：包括无人机、水雷、反舰导弹或巡航导弹。他们在2024. 对红海发起的一次大规模攻击中展现了其技术先进程度。美国海军中将布拉德·库珀（Brad Cooper）当时表示，胡塞武装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在航运领域使用反舰弹道导弹的组织”。在去年胡塞武装的一次空袭中，一艘美国航空母舰不得不如此剧烈地采取规避动作，以至于一架战斗机掉入海中。

凭借新夺取的阵地，反叛分子现在处于一个更加强势的位置。一方面，针对胡塞武装可能发起的攻击的反应时间可能会大幅缩短。另一方面，像“The War Zone”这样的专业门户网站指出，该民兵组织现在甚至不需要动用其现代化武器，而可以使用反坦克导弹或火炮将航运作为目标。

如果胡塞武装像2023年那样升级在红海的攻击，人们可能会将目光转向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拒绝了利雅得要求进行军事干预的请求。但据CNN报道，美国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了超过100名军事规划人员，以在对抗胡塞武装的战斗中为该王国提供情报信息和目标定位支持。一名美国政府代表告诉“The War Zone”，不排除华盛顿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但目前仍依赖于该地区的合作伙伴。

特朗普深知，即便动用大规模军事暴力，也无法轻易击败胡塞武装。2025年春季，美国对反政府武装发起了一场为期52天的攻击行动。尽管美军自称袭击了也门境内1000多个目标，但胡塞武装仍有能力向船只开火。当时《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人甚至未能取得针对反政府武装的制空权。胡塞武装拥有可快速转移的移动导弹系统，在也门多山的 terrain 地形中难以被发现。停火后，特朗普公开承认这些反政府武装“极具韧性”。此外，考虑到因伊朗战争而急剧加剧的弹药短缺问题，华盛顿是否会卷入一场新的也门冒险仍存疑问。

欧洲国家也派遣军舰在该地区驻守。旨在保护航运免受胡塞武装袭击的欧盟防御性行动“Aspides”（德国和法国等国参与其中）已在2月份延长至2027年初。其部署区域包括曼德海峡、红海以及亚丁湾，即胡塞武装在推进后威胁程度更高的海域。德国海军最近一次在2024年向该部署区派遣了一艘护卫舰。

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面对胡塞武装当前的攻势，欧洲国家希望扩大其授权范围。不过，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几天前，法国军方表示，一艘法国护卫舰在“Aspides”行动框架下，护送了“大量商船”通过危险的曼德海峡。

他者之声

旧时的瑞典回来了

意大利《都灵报》（La Stampa）在评价瑞典议会选举结果时认为：“最终，瑞典人选择了‘瑞典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强大的社会福利国家、运行良好的公立学校体系、便捷的医疗保障以及公共安全网络的基础之上。竞选活动始于犯罪、移民和安全等议题，却在社会福利议题中收尾。选举结果预计将产生一个多数派，使国家回归到由玛格达莱娜·安德森领导的中左翼联盟，并将由吉米·埃克松领导的民族主义右翼势力推回。当选民不再仅仅询问谁会对移民和罪犯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而是开始询问国家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学校、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时，局势发生了转变。在经历了四年的右倾之后，一个旧时的瑞典再次显现，而它或许从未消失：那个坚信社会福利国家对该国而言不仅是一种政府体制，更是一种身份认同标志的瑞典。”

利雅得低估了胡塞武装

关于也门胡塞武装的推进，荷兰《电报报》（De Telegraaf）写道：

“夺取曼德海峡是胡塞武装最近取得的成就。无论是邻国沙特阿拉伯，还是以色列、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似乎都无法阻止这支也门反政府武装。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强大？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是：伊朗。胡塞武装当然不是中东唯一获得德黑兰资金、物资和其他援助的反政府武装，但他们似乎利用这些资源最为高效。更有甚者，他们现在已经能够自行生产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另一个答案可能是：沙特阿拉伯的疏忽。沙特在过去几年里虽然没有忽视胡塞武装，但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相对较小的代价来解决。因此，他们仅通过空袭与胡塞武装作战；至今尚未提及部署沙特地面部队。”

普京向西方传递的信息

波兰日报《共和国报》（Rzeczpospolita）在评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从基辅开往华沙的火车时写道：

“那些将周日对多罗胡斯克边境口岸的袭击称为‘俄罗斯在敲击欧盟和北约的大门’的人是正确的。因为这本质上就是一次针对华沙至基辅重要路线上铁路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铁路一直是乌克兰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生活线。而且——最重要的是——直到不久前，它们还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交通方式。（……）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波兰边境采取的行动，也直接向西方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为什么还要继续支持乌克兰？为什么要挑衅俄罗斯？如果能恢复和平，难道不是更好吗？德国选择党（AfD）的政治家们公开表示，正是这种对乌克兰的支持挑衅了俄罗斯；因此必须结束战争，回归到那个美好的旧世界，让来自西伯利亚的廉价原材料重新推动德国经济的竞争力。”

“反叛式治理”的承诺

左翼党在柏林州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很大。尽管如此，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通往红色市政厅（Rotes Rathaus）的道路可能依然坎坷。

作者：斯特凡·克莱纳（Stephan Klenner），发自柏林

租金价格是她的动员主题：首席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 9 月初在柏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前的一次集会上。照片：Omer Messinger

当埃利夫·埃拉尔普在柏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前发表讲话时，大约有 60 人坐在塑料椅子上。原本人数应该更多：左翼党此前曾宣布，为这次州议会选举首席候选人的活动邀请了“数百名租户”。在这个 9 月的周六，埃拉尔普对此表现得十分淡定。这位法律专家在柏林的竞选活动中已经应对过更严重的问题。一周前，说唱歌手 Dahabflex 在新克尔恩区的左翼党活动中演出。他演唱了歌曲《停止种族灭绝》（Stop the Genocide），其中包含口号：“Yalla Yalla Intifada —— 西岸，巴勒斯坦，加沙”以及“Death to the IDF”，德语意为“IDF之死”，即以色列国防军之死。

埃拉尔普对此表示撇清，称她“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随后，在党内具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团结”工作组批评称，“有人”将“党内同志抛给狼群”。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前的租户集会上，感受不到这类冲突。参与者之间态度友好。他们在彩色纸条上写下自己经历过的哪些“恐怖房东体验”。住房巨头 Vonovia 的评价并不好。埃拉尔普在演讲中表示，“将 Vonovia 社会化是理所当然的”。

这位 45 岁的女性希望在担任市长后实现这一承诺。她获得该职位的机会并不差：最新的民调显示，左翼党在柏林以 21% 至 23% 的支持率位居第一。数月来，该党一直领先于绿党和社会民主党（SPD）。选举后，这三个政党预计将拥有足够的席位组成联合政府。在目前的州议会中，这种多数席位也是存在的。但 2023 年选举后，社会民主党仍然决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组建联合政府。许多社民党政治家不希望没收住房公司，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民主党对左翼党的怀疑依然存在。尽管如此，“红-绿-红”组合的机会已经改善：这次“黑-红”组合可能难以成行。只有在绿党也参与执政的情况下，基督教民主联盟才有可能再次提供市长人选。但绿党更倾向于与左翼党合作。他们在竞选活动中同样主张没收财产。

“红-绿-红”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翼党自身。该党的领导层渴望执政。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为此做准备：州执行委员会在数月前就委托一名曾任柏林国务秘书的人员，为参议院管理部门寻找合适的人才。一名来自图林根州的前国务秘书正在准备联合政府谈判。

在多次活动中，柏林左翼党反思了此前参与由社民党领导的参议院的经历。

讨论会的成员构成使得政府怀疑论者与务实主义者相遇，后者保证，在埃拉尔普的领导下，将不再有糟糕的妥协。“反叛式治理”的承诺，旨在吸引那些在反对党位置上感到舒适的左翼党成员进入参议院。

这一算盘能否打好尚不确定。柏林的左翼党发生了剧烈变化：在过去的两年半里，其成员人数从约 7000 人增加到了 19.000 多人。大量年轻人加入了该党。在一次租户会议上，一名新成员要求埃拉尔普（Eralp）应当“废除资本主义”。这些期望非常之高。不少新成员反对参与组阁。青年组织“solid”在竞选期间发布了一项关于在“左翼党内部建立左翼网络”的号召。其中写道，如果左翼党参与由绿党和社会民主党（SPD）组成的参议院，那么它“作为反对派抵抗力量的引擎”将会被严重削弱：“因此，我们在党内反对再次参与组阁。”

“巴勒斯坦团结”工作组同样持怀疑态度：瓦妮莎·埃姆德（Vanessa Emde）上周在其 Instagram 账号上发布了名为“宁愿正确地成为反对派，也不愿错误地进入政府”的号召。她很可能会进入众议院：她在新克尔恩（Neukölln）北部一个胜算较大的选区参选。如果左翼党在选举之夜如预期般领先于绿党，那么它可能会在柏林市中心赢得许多直接议席。这将增强该党正统派的力量。

与以往不同，左翼党此次不再以州名单形式参选，而是采用区名单。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人物认为这对联盟谈判构成了风险：他们担心，左翼党议会党团目前的主席托比亚斯·舒尔策（Tobias Schulze）将无法进入众议院。据称，作为一名可靠的务实主义者，他对联盟谈判至关重要。然而，左翼党米特区（Mitte）的分支机构在名单中将他排在了一名巴勒斯坦活动人士之后。

州党主席们希望埃拉尔普也能说服新成员支持执政。去年，他们推举她为首席候选人。在此之前，她作为州党和党团的副主席一直处于第二梯队。她本人也是直到 2021 年才进入议会。

这位拥有土耳其血统的女性在年轻活动家中的受欢迎程度高于党团主席：2019 年，埃拉尔普是“移民左翼 / Links*Kanax”工作组的创始成员之一。舒尔策来自柏林东部，早就在德国民主党（PDS）中活跃。党主席们在选择首席候选人时，可能考虑了所有这些因素。前左翼党联邦主席卡蒂亚·基平（Katja Kipping）此前也被视为可能的首席候选人。但与舒尔策一样，她在新成员眼中被认为对“巴勒斯坦团结”的支持不足。因此，她最终没有参与竞选。

为了带领该党走向参议院，执行委员会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计划在选举后的周五召开州党大会，决定是否启动初步磋商。随后，另一次党大会将为联盟谈判开绿灯。最后，所有左翼党成员将对联盟协议进行投票。绿党和社会民主党对这一时间表持批评态度。有声音认为，如此操作将给政府反对者提供大量制造混乱的机会。

另一方面，两党代表均承认，左翼党在竞选活动中将重点放在租房者保护、垃圾处理和公共交通上，这些议题适合达成妥协。因此，三党可以在初步磋商阶段就约定，为州属住房企业的租金设定上限，或引入免费的大件垃圾回收日。这两项要求都包含在埃拉尔普（Eralp）的政纲中。但潜在的合作伙伴们也将不得不讨论征收问题以及柏林困难的预算状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看来，这些点被视为谈判中可能的破裂点。在曾经于柏林拥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对于在埃拉尔普领导下担任小党伙伴执政本就持有保留意见。这将证明社会民主党已经失去了在首都左翼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组建联合政府的另一个风险是左翼党对待反犹主义的方式：许多绿党和社民党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左翼党在诺伊科尔恩（Neukölln）事件爆发后没有启动仲裁程序。相反，现在由左翼党的监察员与相关人员进行谈话。而这些监察员并没有权力下达党内纪律处分措施。

上周，《每日镜报》（Tagesspiegel）报道称，安全部门正在考虑让柏林宪法保卫局对左翼党内部的“巴勒斯坦团结”工作组进行监控。此前，该局局长在州议会内政委员会面对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党团的询问时，并未回答其机构是否在调查诺伊科尔恩的左翼党人。他表示，在选举之前，宪法保卫局在公开声明方面保持克制。

北京将人工智能视为政权安全问题

中国情报部门首次警告政权面临的风险以及外国网络攻击 / 约亨·斯塔恩克（Jochen Stahnke）发自北京

虽然这是一篇发表在网络杂志上的文章，但其作者和内容却像一个政治感叹号：中国情报部门认为人工智能（AI）会对政权构成威胁，并且是未来国际权力分配的核心。尽管 AI 旨在推动自身经济增长，但对于由安全机构主导的北京领导层而言， 首先是大国之间“战略竞争的新主战场”。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在周日晚上发表的关于 的首次公开声明中如此写道。

陈一新在公开场合的露面日益增多，这被视为他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身边的政治地位在提升。他警告称，“敌对势力和心怀鬼胎的人员”滥用 将导致生成式 技术（如 Deepfake 图像或 生成文本）的传播。这将“直接威胁中国的政治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北京的观察人士认为，陈一新的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 政策进一步“安全化”的明显开端，而此前该政策主要集中在技术自主和产业政策上。去年，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必须“确保在 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口号。与此同时，人们正关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的国事访问， 主题预计将列入议程。

为此，中国情报部门负责人现在明确指出了美国项目 Anthropic 的 Claude Mythos 和 OpenAI 的 GPT-5.5 日益增强的能力，认为这些项目显著降低了网络攻击的技术门槛。同时，他也警告了自身的数据泄露风险。借助 驱动的网络爬虫，外国势力可以更容易地从中国抓取数据，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目前已有超过 5 亿 产品用户。

陈一新的个人表态在美国最重要 公司高管发出警告两天后发布，这未必有直接联系。Anthropic 和 OpenAI 的负责人曾要求放缓顶尖 模型的开发以保护人类。中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在文章中并未提及这一点。他也未要求中国 企业或其他机构放缓自身的 开发。

在官方层面，目前看来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似乎都不希望削减 能力。中国党报《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在 X 上写道：“从我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Anthropic 负责人）阿莫代（Amodei）想要的不仅仅是为了安全而调整 开发那令人心惊胆战的进步速度。他还想确保他以及美国公司能够决定 前沿进步的节奏。”周日由亲政府博主向国际公众传达的观点，此前早已在政治领导层和中国智库中传播。《环球时报》在周一补充称，阿莫代的动机是“商业性质”的。

此前，与中国情报部门相关的智库 CICIR 已将美国的 2025 年“AI 行动计划”描述为试图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尝试：旨在将美国的芯片、云服务、数据中心、标准和安全规则相互连接并向国际推广。情报部门负责人陈（Chen）现警告称，“某些国家”将利用其在 AI 基础研究、模型架构和计算能力方面的优势，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并“垄断”工业标准。

一方面，中国领导层由此承认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顶尖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美国公司 Anthropic 上周指责中国最好的 公司 Moonshot 秘密将数千个用户请求转发给 Anthropic 的 Claude 模型，并将答案伪装成自己的。

此外，中国以及也门和俄罗斯的参与者利用 Claude 程序开发武器软件，或大规模获取关于异见人士或宗教少数群体的信息。情报部门负责人陈现警告称，中国个人或企业通过使用外国 程序可能会泄露“敏感信息”的风险。

相比之下，北京采取的是一种不对称战略和“开放”态度。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习近平在 7 月为人工智能的开源方案做宣传。全球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并使用中国的 模型。在生态系统的竞争中，此举旨在防止各国和各地区永久地选择美国模型和标准。尽管如此， 必须“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北京转播：习近平 6 月在 WAIC 的开幕演讲 照片 AFP

在 WAIC 会议上，29 个国家签署了一项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的协议，除了非洲和中亚国家外，还包括巴西、塞尔维亚和印度尼西亚。该论坛是否能发挥影响力仍有疑问。一名现场观察员称其为“政治表演”。但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顶尖计算机科学家也参加了此次活动，这证明了内容讨论的专业质量。

政治方向似乎很明确，正如智库 CICIR 的 研究员李燕（Li Yan）在近期的一项分析中所述：“只有当我们提供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技术传播模型和治理方案时，我们才能在竞争中获得持久的影响力。”李在另一处表示，与之相反，“美国有针对性地提出专利侵权指控，以保护其 霸权”，因为美国被“极端的战略恐惧所驱动”。

与此同时，双方对 相关的担忧都在增加。因此，中国和美国正在准备两年来首次政府层面的人工智能双边对话。习近平计划下周访问华盛顿。在此之前的几天里，可能会举行一次关于 安全的准备会议。2024 年 11 月，时任美国总统乔·拜登与习近平达成一致，认为应由人类而非人工智能决定核武器的使用。但这并未形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现在，美国和中国都观察到， 模型已脱离其受保护的测试环境并自主造成损害。此类模型落入恐怖分子或流氓国家之手，或者简单地失控运行，是两国共同的担忧。

因此，8月底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了预备会谈，前微软高管克雷格·蒙迪（Craig Mundie）作为一个非正式的AI问题“第二轨道”（Track-II）对话渠道的共同主席，在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中国代表公开警告，反对美国考虑限制中国开源AI模型的访问。尽管如此，据称北京方面尽管宣称开放，也在考虑限制其自有模型在海外的使用。观察人士长期以来认为，尤其是在AI领域，一场日益激烈的冷战正在展开，双方现在仅信任自己的系统。

据称，双方目前在讨论的具体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华盛顿方面主要希望讨论由AI驱动的网络攻击，而北京方面似乎想将美国的出口管制问题也摆在谈判桌上。亲政府的博客“御园谈天”（Yuyuan Tantian）评论称，必须共同划定真实安全威胁与“技术竞争”之间的界限；权力机构经常利用该博客传递间接信息。

外交部发言人郭佳昆（Guo Jiakun）周一表示：“所有相关方应共同努力，确保AI是开放、包容且向善的。”传播“各种威胁情景以及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全球AI治理进程”。至少在中国方面，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安全部门在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正日益增强。

极其普通的选举失败者

突然失去势头：选举后索尔纳市的瑞典民主党支持者 照片 AFP

在瑞典，右翼民粹主义者已被纳入体制一段时间。如今，他们在议会选举中遭遇了损失。

作者：朱利安·斯泰布（Julian Staib） 汉堡

瑞典议会选举之后，局势依然不明朗。虽然以社会民主党为核心的反对派阵营略微领先，但延迟计入的选票以及海外选民的选票仍可能改变结果。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确定最终结果。但今天已经明确的一点是：右翼民粹主义的瑞典民主党（SD）在议会选举中首次遭遇损失。根据初步结果，该党得票率约为 17.6%。其跌幅约为三个百分点，比所有其他政党都多。

因此，周日晚上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索尔纳举行的瑞典民主党选举派对上，气氛十分低落。据报道，当第一批预测数据出现时，有人大喊这些数字不可能是正确的。党魁吉米·阿尔克松（Jimmie Åkesson）随后表示，显然他的政党失败了。具有影响力的议员理查德·约姆肖夫（Richard Jomshof）称这一结果“令人沮丧”。在他看来，原因可能在于该党近期被迫做出妥协。“总会有一些核心选民，他们不喜欢你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他说。那么，将瑞典民主党纳入体制是否削弱了该党？

在瑞典，那堵“大墙”正在一点点崩塌。长期以来，瑞典民主党在议会中一直处于被排斥的地位。毕竟，该党的根源在于极右翼主义和反犹主义。在党魁吉米·阿尔克松的领导下，该党自 2005 年起试图塑造一个更温和的形象。与此同时，像约姆肖夫这样曾将先知穆罕默德称为“大规模杀手”的议员，则一次又一次地明确表示，激进的伊斯兰敌视者依然存在。

尽管如此，瑞典民主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依然持续上升。2010 年，该党以 5.7% 的得票率进入议会。2014 年，其得票率已达到 12.9%，但在议会中依然被孤立。当时的瑞典采取非常自由的难民政策，瑞典民主党对此进行了猛烈批评，且事实上处于孤立状态。

瑞典议会选举

由于难民涌入创纪录，其他政党从 2016 年起转向，移民政策被大幅收紧，但阿尔克松的政党继续增长。在 2022 年的议会选举中，瑞典民主党成为第二大政治力量，而曾经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将他们纳入了所谓的“蒂多联盟”（Tidö-Bündnis），右翼民粹主义者从此容忍一个保守派少数派政府。

但事实上，这种合作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容忍”。瑞典民主党在移民和犯罪政策上主导基调，并直接影响立法计划。在民调中，该党继续增长，今年春天克里斯特松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该联盟再次当选，

*94% 的选票已计入。 / 来源：SVT / F.A.Z. 图表：swa.

那么，只要选民再次选举克里斯特松为总理，瑞典民主党也将正式加入政府并获得部长职位——即便克里斯特松的政党比瑞典民主党弱。

但在议会选举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明显超越了瑞典民主党。尤其是在其曾经的大本营，这些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失利最为严重。原因何在？来自松兹瓦尔米德大学（Mittuniversitetet in Sundsvall）的政党研究专家尼克拉斯·博林（Niklas Bolin）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瑞典民主党现在变得有点像其他政党了，支持率时而上升，时而下降。

博林认为，许多选民可能采取了策略性投票，例如将选票投给自由党，以帮助其跨过 4% 的得票率门槛。此外，议题在选举中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法律与秩序以及移民不再是最核心的议题，取而代之的是医疗卫生、教育和经济——而在这些领域，瑞典民主党并未获得最高程度的信任。

此前在瑞典人们认为，瑞典民主党作为“容忍党”（tolerierende Partei）的角色增强了其地位。他们可以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决定政府的工作方向。对于目前少数派政府的所有三个政党均获胜，而作为容忍党的瑞典民主党却遭遇损失这一现象，博林并不认为这是反证。他表示，这更多是一个“不寻常的结果”，而非证明之前的研究结果是错误的。

博林也不认为瑞典民主党要求加入政府的诉求吓跑了大量选民（因为这样该党将成为建制派的一部分）。他表示，在与其他政党的合作方面，瑞典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正常化”。博林认为，在过去的四年里，该党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已成为右翼阵营合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该党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其政治立场，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建制形象。

德国选择党与秘密国防计划

“德国行动计划”不应落入俄罗斯之手 / 彼得·卡斯滕斯，柏林

联邦政府显然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防止危机或战争情况下的军民合作总计划（“德国行动计划”，Operationsplan Deutschland）被亲俄极端分子获取。据编辑网络（RND）报道，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SPD）在面对联邦议院国防专家时发表了相关言论。根据《法兰克福汇报》（F.A.Z.）获得的信息，该表态发生在与执政联盟国防政策制定者的每周会议期间。国防部拒绝就该报道发表评论。

联盟党在国防委员会的召集人凯尔斯汀·维雷格（Kerstin Vieregge）告诉《法兰克福汇报》：“行动计划（OPLAN）的细节被泄露给俄罗斯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这位联盟党领先的国防政策专家表示，将该文件仅保存在国防部是“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后，为了进一步保密并防止未经授权访问而能采取的唯一结论”。

该计划在过去四年中制定，篇幅超过一千页。它在时任领土领导司令部的中将安德烈·博德曼（André Bodemann）领导下，由大量州级和市级机构共同起草，旨在尽可能明确各种偶然情况。结合德国作为“枢纽”的功能，该计划还涉及北约军队在前往联盟东翼途中的行军路线、供应和住宿。就此而言，该行动计划是秘密的北约危机响应系统（NCRS）的一部分。德国已在联邦国防军危机响应与警报计划（KAPIBw）以及民用警报规划指南（ZAPRL）中，将这些与民用政府结构（包括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政府）的协作流程固定下来。这些文件同样属于机密，但州级政府可以查阅。

制定该行动计划的出发点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此外，人们考虑到在防御状态下，联邦国防军在联邦领土内的许多辅助和支持服务可能无法再提供，因为军队将驻扎在抵御攻击的地方。这份不断更新的行动计划目前由所有 16 个州政府持有。

德国选择党（AfD）可能在马格德堡接管政府的情况，引发了人们对是否应维持该文件访问权限的质疑。对此，预备役协会主席、基民盟（CDU）政治家巴斯蒂安·恩斯特（Bastian Ernst）表示：“德国选择党是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巨大威胁。如果他们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接管政府，那么‘德国行动计划’及其他相关信息几乎肯定会流向俄罗斯。因此，应该将该计划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撤回。”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现任州办公厅主任反对这一要求。据 RND 报道，莱纳·罗布拉（Rainer Robra，CDU）警告不要排挤德国选择党。这位基民盟政治家表示：“通过越来越多的排挤，以及对选民决定越来越缺乏谦卑的尊重，是无法带领德国走出危机的。这将把更多的人推向德国选择党的怀抱。”国防政策专家维雷格则反驳道：“这并不是要向州政府隐瞒信息，而是为了维持德国的国防能力。”

社民党无法承受成为反对党

CDU 的动荡正影响到 SPD

柏林。在过去的几天里，社民党（SPD）一直以一种既不安又略显冷漠的态度观察着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内部的进展，以及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 CDU）如何变得日益孤立。社民党人原以为这与自己无关——直到克里斯蒂安·冯·斯特滕（Christian von Stetten）毫无预兆地要求更换劳工部长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这位部长同时也是社民党主席，这位 CDU 政治家称她已不再适合担任此职，因为她阻碍了改革。冯·斯特滕并非普通议员，而是议会中产阶级小组的负责人，联盟党（Union）党团中的许多议员都隶属于该小组。因此，社民党不得不退出观察者角色。

随后，副总理兼巴斯的共同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立即向冯·斯特滕质问：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尽管冯·斯特滕没有给出答复，但社民党内部认为他们知道答案：据推测，冯·斯特滕关注的并非巴斯个人或改革速度，而是旨在终结执政联盟，从而建立一个由联盟党领导的少数派政府。

虽然许多联盟党政治家对冯·斯特滕的言论进行了淡化处理，但 CDU 内部的剧烈动荡以及对其总理的批评，自然会对执政伙伴社民党产生影响。社民党不希望公开参与围绕默茨的猜测。与此同时，他们也认同对默茨政治手腕的批评。在旨在制定改革方案的联盟委员会会议期间，社民党高层抱怨总理缺乏执行力。有指责称，如果与他商议某事，人们无法确定他是否会遵守该约定。

然而，社民党人也并非觉得必须遵守每一项约定。在持续数月的改革辩论中可以反复观察到这一点，不过在此过程中，一些 CDU 的州长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默茨和巴斯曾将计划中的养老金改革称为一项“综合艺术品”，但该计划在社民党内部是多么不受欢迎，在周日晚上再次显现：萨尔州州长安克·雷林格（Anke Rehlinger）要求重新考虑取消缴费 45 年后无需扣减即可退休的规定。雷林格明确将此理由归结为 AfD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成功。

简讯

斯托尔滕贝格与施密特接任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

民众已经向柏林的政治家们发出了信号，表明他们不同意改革的规模和速度。

尽管对改革和总理充满不满，但这次社民党（SPD）内部的这些想法破例地没有与对成为反对党的渴望联系在一起。原因显而易见：社民党目前的状况太糟糕了。该党担心，如果那样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会进一步暴跌。社民党还希望竭尽全力防止提前举行大选，同样也是担心德国选择党（AfD）届时能将其影响力转化为联邦层面的政治权力。反之这意味着：社民党目前可能会支持任何一位联盟党（Union）出身的总理，无论其姓名为何。党内表示，多数席位的优势——即便联邦议院中基民盟（CDU）、基社盟（CSU）和社民党的多数席位仅领先12票——也过于珍贵。

然而，引起不安的不仅仅是政府中的联盟党部分。并不是说克林拜尔（Klingbeil）和巴斯（Bas）在党内没有受到批评。恰恰相反。对于社民党的进一步命运，下周日将至关重要。届时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将举行选举。社民党州长玛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试图追平甚至超越德国选择党。但毫无疑问，施韦西格将取得一个与苦苦挣扎的联邦党相去甚远的选举结果。

前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和前欧安组织（OSCE）秘书长海尔加·施密特（Helga Schmid）将成为慕尼黑安全会议（MSC）的新负责人。慕尼黑安全会议方面表示，基金会理事会已一致做出该决定。据进一步报道，两位未来的共同主席将在2027年2月第63.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前及时接替长期担任主席的沃尔夫冈·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的职责，并以平等身份领导会议。德新社（dpa）

北德教会州主教提前离职

北德教会（Nordkirche）州主教克里斯蒂娜·库恩鲍姆-施密特（Kristina Kühnbaum-Schmidt）宣布，将于2027年9月底在63岁时提前退休。理由是她希望给州议会（Landessynode）在重新组织主教职位方面提供自由。在北德教会内部，有人考虑重新废除总部设在什未林（Schwerin）的州主教职位，该职位是在2012年合并

由此，施韦西格可以构建出她想要得出的论据结论。要么她能追上德国选择党，随后宣布自己是社民党的强力女性，希望在柏林掌权并成为党主席。或者，如果最终还是没能阻止德国选择党的胜利，那么施韦西格可以将责任推给来自柏林的剧烈阻力——并且在她愿意的情况下，同样要求更换领导层。

如果成为党主席，施韦西格将在联合委员会中拥有一个席位。也就是说，在讨论和统一联合政府重大议题的地方。联盟党和社民党都认为，施韦西格可能不会觉得自己受许多协议的约束，这意味着联合协议将成为可商议的对象。这也将是对联合政府的一次巨大考验。moja.

（该职位原为）北埃尔比、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州教会合并而创建的。未来，这一职责可由汉堡、什勒斯维希和格赖夫斯瓦尔德的三位教区主教共同承担，这将接近于回归北埃尔比旧有的领导模式。废除州主教职位是由于预算削减的压力。bin.

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伊朗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入境

伊朗原子能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埃斯拉米（Mohammed Eslami）被禁止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大会。奥地利外交部表示，由于联合国制裁，必须拒绝埃斯拉米入境。维也纳方面曾申请给予豁免，但被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委员会以“缺乏共识”为由否决。虽然奥地利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所在地国家，有义务允许成员国代表入境，但同时也受联合国制裁的约束。美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使普雷斯顿·韦尔斯·格里菲斯（Preston Wells Griffith）表示，华盛顿支持这一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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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优先

玛丽娜·勒庞谈到一场“为了法国的战斗”：在各项国家福利待遇方面，法国人应获得优先权。肤色和宗教在此并不重要。

作者：米凯拉·维格尔，发自巴黎

在夏季休整后的首次集会上，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将出场机会让给了她的政治接班人。当若尔丹·巴尔德拉走进大厅时，支持者们齐声唱起生日歌。巴尔德拉带着微笑，显得有些局促。勒庞在演讲开始时同样向党主席表达了生日祝愿。大厅里的人们再次唱起生日歌。这位总统候选人显然在努力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以反击关于领导层内部不和的传闻。但在她演讲期间，巴尔德拉经常露出一种表情，仿佛在他 31 岁生日这天，他希望能远在天边。他仅在唱国歌时走到前面——他被剥夺了发表独立演讲的机会。

在埃宁-博蒙的这次亮相对勒庞来说实际上是主场作战。她的选区就位于北部这个曾经的煤矿区。自 2014 年以来，市政厅一直牢牢掌握在她心腹斯蒂夫·布里奥斯手中。但周日，这位 58 岁的政治家放弃了传统的城市巡游。据称是因为天气不够好。观察人士则传言，也许巴尔德拉单纯是不想跟在她的导师身后走。然而，勒庞显然在努力让她的“王储”保持好心情。她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张带有生日祝愿的照片，照片中她深情地拥抱着他。

在最近的民调中，勒庞虽然仍以大幅领先优势成为热门人选。但在 Toluna Harris Interactive 研究所的调查中，她首次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在第一轮投票中的得票率处于 33 到 36 之间。Toluna 的政治学家让-丹尼尔·莱维将这一轻微下降归因于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内部的争端。例如，在公共场所禁止佩戴头巾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在养老金问题上亦然，党主席巴尔德拉在养老金问题上要求采取明显更自由主义的路线。

勒庞在 L'Escapade 剧院的演讲中没有提出新想法，而是回归到了她父亲的意识形态基石。让-马里·勒庞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在社会福利、住房分配和医疗保健方面优先对待法国公民，从而引起轰动。勒庞的思想导师让-伊夫·勒加卢在 1985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标题就叫作《国民优先——应对移民的答案》。

“国民优先”构成了勒庞演讲的主线。她带着浓厚的感情发表了“誓言”，称她将竭尽全力带领爱国者走向胜利。她将此称为“为了法国的战斗”。她的演讲撰稿人显然受到了两部吸引了异常多观众的戴高乐电影的启发。虽然她在 2022 年的极右翼竞争对手、身在巴黎附近波特-马利（Port-Marly）的埃里克·泽穆尔要求所有移民“遣返”，但勒庞在埃宁-博蒙的誓言中明确将“所有肤色、宗教和出身”的法国人包含在内。只要是法国人，今后就应获得优先权，无论是在分配社会住房还是在为就学子女提供住房补贴方面。

勒庞在一次也没有提到欧盟的情况下，正走向一场与欧洲共同体内部非歧视原则的冲突。她打算通过一项关于国民优先权的全民公投，来打破法国宪法委员会预料中的抵制。“第一项社会措施将是所有法国人的一个新权利，”她说道，并进一步阐述道：“有了我们，所有法国人无论肤色、宗教、出身和居住地，都将获得优先对待。”她将此称为“博爱”。

当她宣布放宽可持续隔热和能源供应的规定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同样，她承诺大幅降低所有能源载体的税收。而关于资金的可行性，她只字未提。相反，她嘲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是所谓的“金融界莫扎特”，称其与他的朋友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和爱德华·菲利普一起将法国推向了破产。“必须将其选下台，”她要求道，并表示希望再次给法国人带来希望。

给所有法国人的“誓言”：勒庞在埃宁-博蒙 照片：路透社

勒庞没有邀请她的侄女马里昂·马雷夏尔参加她在其选民堡垒的演讲。此举是响应了巴尔德拉的要求，后者与这位欧盟议员关系紧张。36岁的马雷夏尔在上次总统竞选期间加入了泽穆尔的阵营，并指责她的姑姑在“去魔化”策略上走得太远。

但在此期间，马雷夏尔与泽穆尔已经决裂，勒庞也将她这个叛逆的侄女重新召回了党内。“当然，我会参加大型集会，并尽一切努力确保玛丽娜·勒庞获胜，”马雷夏尔最近告诉CNews电视台。为此并不需要一个固定的职务。“我认为大家都明白了，玛丽娜·勒庞信任我，”她说。

据称，巴尔德拉在一次党执行委员会会议期间曾威胁道，勒庞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是我，要么是[她]！”在过去的几周里，勒庞将巴尔德拉的顾问团队边缘化。根据《解放报》的消息，欧盟议员皮埃尔-罗曼·蒂奥内被迫放弃党内青年组织的主席职务。新闻发言人维克多·沙贝尔虽然留任，但不得领导竞选期间的新闻工作。这项工作将由勒庞的侄女诺尔温·奥利维尔负责。

“国民联盟党终究是一家家族企业，”巴尔德拉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亲信向《鸭鸣报》解释道。勒庞的姐夫菲利普·奥利维尔和她的前伴侣路易·阿里奥特在党内依然具有影响力。

据该周刊报道，勒庞家族对巴尔德拉最近的英国之行感到愤怒。报道称，缺乏国际经验的巴尔德拉在签署一份关于将非法移民遣返回法国的意向书时，被奈杰尔·法拉奇给耍了。巴尔德拉不得不澄清，勒庞因此并不承担任何义务。

以色列部长威胁电影制作人

佐哈尔：将剥夺加沙纪录片导演的国籍

以色列文化部长米基·佐哈尔（Miki Zohar）拟以叛国罪为由，剥夺纪录片《NAZA》导演瑞秋·索尔（Rachel Szor）和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的国籍。佐哈尔在 X 平台上写道：“这些导演为了赢得全世界反犹主义者的掌声，不惜损害自己的祖国，这种毁灭性的自我憎恨令人难以想象，且构成了对国家的背叛。”他表示将立即采取措施，“因叛国罪剥夺这些令人厌恶的导演的以色列国籍”。佐哈尔与总理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样，都是右翼保守主义执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成员。

目前尚不清楚佐哈尔的威胁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今年 2 月，以色列首次剥夺了两名被定罪罪犯的国籍并决定将其驱逐出境。相关法律针对的是接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资金支持的袭击者。周六晚上，索尔和亚伯拉罕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凭借这部关于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军事行动的作品获得了评审团特别奖。该纪录片在威尼斯的首映礼上获得了长达 25 分钟的起立鼓掌。

《NAZA》审视了以色列军队作战背后所谓的系统。亚伯拉罕采访了 24 名以色列情报部门成员。他们的声音经过数字化处理，面孔隐藏在阴影中。这些士兵描述了加沙地带的目标是如何被选定的，以及多少平民伤亡被认为是可接受的。以色列军队否认了电影中的指控，并批评受访者的身份无法得到核实。德新社（dpa）

北极成为“地缘政治热点”

欧盟在芬兰筹备该地区的新战略

布鲁塞尔。周一，八个欧盟国家以及欧盟机构代表在芬兰北部的罗瓦涅米（Rovaniemi）就各国及欧盟在北极的政策进行了磋商。此次会议由芬兰政府发起，旨在为预计于10月中旬出台的欧盟新北极战略做准备。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和负责国际伙伴关系的欧盟委员约瑟夫·西凯拉（Jozef Sikela）在磋商开始前表示，将与参会者讨论最关键的要素。其中七个国家由最高级别代表出席，德国由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CDU）代表。

根据西凯拉提供的信息，新战略将基于三大支柱：安全与和平、经济发展以及当地社区。气候变化将被视为一个“横向议题”。欧盟希望以此应对北极地区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重要性。这位捷克籍委员提到了原材料的开发以及能够缩短从亚洲到欧洲运输路径的新贸易路线。

现行的北极战略制定于2021年。该战略将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置于中心位置，并将其描述为“对北极最全面的威胁”。在这种视角下，冰川融化和多年冻土融化被主要归类为生态挑战。虽然其中也提到，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威胁到欧盟的利益，欧盟必须在当地开展全面参与，但只要这些利益超出了生态系统保护的范畴，就几乎没有被详细描述。

如今，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自身在北极的行动变得更加自信。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上周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宣布，将投入2亿欧元的新投资，旨在以此促进稀有原材料的开发。在美国与丹麦围绕该自治岛屿的冲突中，她明确站在了丹麦一边。

今年年初，冯德莱恩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建议建立一支“欧洲破冰船舰队”，但未提及细节。这也是芬兰政府的一项优先事项，芬兰敦促将目前正在谈判的2028年起欧盟财政框架中的资金用于此目的。芬兰在此类船舶的建造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于一年前与美国达成协议，计划在芬兰为美国海岸警卫队建造四艘破冰船。联邦总理默茨在罗瓦涅米支持“共同采购”破冰船。他称北极是一个“地缘政治热点”，其安全与整个欧洲的安全直接相关。他在会后表示：“‘高北之地，关注度低’，这种情况现在结束了。” T.G.

LGBTQ 协会遭突袭搜查

土耳其大规模打击酷儿运动

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司法部门将 LGBTQ 运动的协会和活动人士列为目标的前几个小时，一名亲政府记者在 X 平台上写道：“现在轮到那些变态了。”他要求：“必须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周日凌晨，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梅尔辛、度假胜地库萨达斯以及该国另外十个省份，展开了时间协调一致的突袭搜查、逮捕和房屋搜查。被捕者包括多个酷儿协会的董事会成员，其中也包括领先组织 Kaos GL。据 Kaos GL 称，共有约 50 名活动人士被捕。此外，数十个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

司法部长阿金·居尔莱克（Akin Gürlek）谈到了“针对 162 名嫌疑人、9 个协会和 13 家企业的司法措施”。这些企业显然是遭到突袭搜查的夜总会或按摩院。部长毫不掩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他表示，警方的行动遵循“我们的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先生提出的关于家庭与人口的十年愿景”以及总统府的一项指示。此次行动被命名为“我的家庭是安全的”。长期以来，埃尔多安一直通过煽动针对性少数群体的情绪，以取悦其保守派选民基础。

金融犯罪调查局（MASAK）审查了来自外国捐赠者的资助资金，据 A-Haber 电视台报道，其中包括德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向社会政策、性别认同与性倾向协会（SPoD）提供的款项。法国和美国也被提及为资金提供方，这些款项很可能来自乔·拜登总统执政时期的政府。

“这些资金流动的来源及其与调查中相关活动的联系正在被调查，”居尔莱克说道，语气仿佛这些是秘密款项。然而，在土耳其，只要向主管机关申报，此类资助资金是合法的。SPoD 在回复询问时表示，该组织的所有资助资金均已获得批准。过去，德国曾支持过一项心理社会护理项目。亲政府媒体将外国款项丑恶化。《萨巴赫报》（Sabah）以“西方资助 LGBTQ 瘟疫”为题；《晚报》（Akşam）则称其为“受资助的变态”。

Kaos GL 表示，针对该协会的搜查令中提到了在线帖子，称其包含所谓的“淫秽内容”。但令中并未列出具体是哪些帖子。该组织的计算机、手机、服务器和平板电脑被没收。司法部长称，在其他案件中，相关人员被指控从事卖淫活动。欧洲议会驻土耳其常任报告员纳乔·桑切斯·阿莫尔（Nacho Sánchez Amor）称之为“令人震惊的镇压升级”。绿党联邦议院党团的人权政策发言人马克斯·卢克斯（Max Lucks）指责埃尔多安“采用了人们在弗拉基米尔·普京身上见到的手段”。

土耳其的酷儿运动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压制。虽然同性行为目前尚未被禁止，但去年一份法律草案被泄露给土耳其媒体，该草案拟对那些“行为或态度与其生物性别或公共道德相违背”的人处以监禁。该草案显然旨在制造恐吓，并未被提交至议会。在今年的骄傲游行中，约有 50 人被逮捕。近期，以“淫秽”为由提起起诉的情况日益频繁，其中就包括针对受欢迎的 Giriband Manifest 的起诉。土耳其法律专家批评称，相关法律中对该项犯罪构成的定义并不充分。boe。

《法兰克福汇报》精选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当年轻人选择右翼：德国正驶向何方？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的背景下，年轻人对右翼政党日益增长的支持再次引发了根本性的疑问：是什么促使年轻一代转向那些以民族主义、批判移民以及社会保守立场来争取选票的政治力量？社交媒体、对未来的恐惧以及认为自己被建制派政治忽视的感觉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对话嘉宾：

尤斯图斯·本德 (Justus Bender)，作者、编辑及《法兰克福汇报》AfD 专家

哈约·芬克 (Prof. Dr. Hajo Funke) 教授、博士，政治学家

卢卡·皮沃达 (Luca Piwodda)，27岁，勃兰登堡州加茨 (Gartz) 市长

Vincent-G，内容创作者及政治影响力人士

主持：理查德·皮奇 (Richard Pitsch)，Studopolis，以及卡蒂·施奈德 (Kati Schneider)，《法兰克福汇报》

2026年9月23日 19.30，在柏林《法兰克福汇报》中庭现场直播或通过网络直播。

合作单位：

学生政治论坛 (DAS POLITISCHE FORUM FÜR STUDIERENDE)

立即报名：selection.faz.net / veranstaltungen

联邦政府将继续前往乌克兰访问

俄罗斯袭击波兰边境客运火车 / 载有政治人物的专列在袭击前不久刚驶离

周一，俄罗斯对波兰边境基辅-华沙线客运火车的袭击在欧洲引发了广泛反应。周日上午，一架无人机摧毁了一台机车。乘客未受伤，乘务人员也及时撤离至安全地带。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Ukrzalisnizja）周一表示，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细节。

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专列曾在多罗胡斯克-亚戈丁（Dorohusk-Jagodin）边境口岸停靠，车上载有来自众多欧洲国家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官，他们正从基辅的一次会议返回。其中包括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的外交政策顾问京特·绍特（Günter Sautter）、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以及瑞典前总理卡尔·比尔德（Carl Bildt）。在另一列袭击发生时正停在边境车站进行护照检查的火车上，有同样参加会议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大卫·彼得雷斯（David Patraeus）。

据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称，专门为铁路设立的监测小组在袭击发生前15分钟发现了该无人机，并对相关列车进行了疏散。206名乘客中无人受伤。铁路公司表示，“专列很有可能是俄罗斯无人机的目标”。但由于威胁状况持续存在，时刻表和路线会实时调整，因此该列车比计划提前离开了边境车站。该无人机配备了喷气推进装置，因此被认为难以击落。

数周以来，俄罗斯日益增加对乌克兰生存至关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除了发电厂，还包括供水设施、食品仓库、周市、购物中心以及火车、火车站和巴士终点站。据推测，其目的是剥夺乌克兰民众的生活基础，从而强迫其投降。此外，还旨在使该防御国家的合作伙伴在物质和个人支持方面退缩。

绿党联邦议员罗宾·瓦格纳（Robin Wagener）告诉《法兰克福汇报》（F.A.Z.），普京袭击了一列载满欧洲人的火车。他周日在从基辅返回且未直接受影响的专列上。 “这是乌克兰人民每天在承受的恐怖行为的进一步升级。”他不想猜测莫斯科是否默认会击中来自北约（NATO）国家的政治人物，但此次事件表明，克里姆林宫已不再顾忌在北约边境直接挑衅。瓦格纳本人对此并不在意。他已经在计划下一次前往乌克兰的行程。“任何被普京恐吓的人，都在鼓励他进一步升级。”

联邦政府也不打算改变其目前的出行行为。一名政府发言人周一在柏林表示，对于俄罗斯对火车和铁路基础设施的袭击，“当然将其视为一种进一步的升级动态，而俄罗斯目前显然正处于这种动态之中”。他补充道，“对于所有涉及联邦政府的行程，我们当然采取了最高级别的安全预防措施和安全标准。这一点总体适用，未来也将如此。”

鲍里斯·约翰逊在《每日邮报》上写道，俄罗斯最高领导人普京现在以如此卑劣的方式袭击乌克兰铁路交通，只有一个原因：这是一种绝望之举。普京深知自己无法赢得这场对乌战争，且无法再承受目前俄罗斯每月 40,000 名阵亡和受伤士兵的损失。因此，他将其“恐怖袭击”扩大到了铁路交通和平民身上。

波兰的多罗胡斯克与乌克兰的亚戈丁之间的过境点，是乌克兰与波兰以及西欧之间客运和货运的几个重要边境通道之一。在袭击火车的同一时间，另一架无人机在附近的一个公路过境点爆炸。该无人机未能击中一家加油站，但在一个停车场点燃了数辆卡车。俄罗斯国防部声明，袭击目标是“乌克兰西部地区的铁路基础设施”，以及用于运输来自欧洲军事物资的设施。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周一表示，俄罗斯军队在“整个乌克兰领土上开展行动，并将继续这样做”。

自从俄罗斯入侵开始导致乌克兰领空关闭以来，乌克兰铁路承担了公共交通的主要压力。对于前往乌克兰的西方政治家、外交官和经济代表来说，铁路一直被视为一种安全的交通方式。但在过去几周里，俄罗斯越来越多地使用新型喷气推进无人机袭击火车和铁路设施。在《法兰克福汇报》的询问下，乌克兰铁路公司（Ukrzalisnizja）表示，自 8 月初以来，乌克兰铁路共遭到 316 次袭击。其中 82 辆机车和 22 节客车车厢被摧毁或损坏。在这些袭击中，15 名铁路员工死亡，另有 21 人受伤。

由于采取了新的安全措施，现在出现严重延误已成常态。由于防空警报，备受欢迎的出国夜车班次经常延迟数小时出发。即使在开阔路段，如果附近出现俄罗斯无人机，火车也会停下。乘客必须下车并穿过铁轨转移到安全地带。特别是在前往该国东部和南部城市的线路上，这种疏散经常发生，有时在一次行程中甚至会发生多次。

波兰尤其将针对客运火车以及通往中欧边境过境点的定点袭击视为升级行为。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在周日因火车袭击而召开的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后表示，过去几周的情况表明，俄罗斯的袭击正日益逼近波兰边境，且普京准备采用比以往更危险的手段。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升级也将波及波兰领土的可能性。”他下令加强安全服务并检查边境过境点的运行情况。此外，图斯克宣布将与欧洲盟友共同评估此次事件。“毫无疑问，如有必要，我们必须与他们共同做好准备，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

克拉夫琴科离开乌克兰

总检察长提出指控

在议会就将其免职为总检察长进行投票之前，鲁斯兰·克拉夫琴科（Ruslan Krawtschenko）离开了乌克兰。就在几天前，他在与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Wolodymyr Selenskyj）交谈后提交了辞职申请。反腐败机构目前正在对总检察长办公室网络安全部门负责人展开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针对克拉夫琴科本人的指控也随之出现，其办公室遭到了搜查。涉案问题涉及非法掩护电话诈骗呼叫中心。

在周一凌晨，克拉夫琴科似乎准备发起一次大规模反击。午夜时分，他在 Telegram 上发布了一段时长七分钟的视频，在视频中他对乌克兰反腐败调查机构的负责人提出指控，并将针对其部门的调查描述为具有政治动机。泽连斯基随后通过 Telegram 发帖做出回应。他表示，对于这位总检察长来说，被免职是“唯一可能性”。因此，他要求议员们“立即”同意免除克拉夫琴科的职务。

随后，据《乌克兰真理报》（Ukrainska Prawda）报道，克拉夫琴科前往波兰离开了该国。这看起来像是试图逃避国内的刑事追诉。克拉夫琴科则称这是一次公务旅行，旨在与国际合作伙伴讨论“反腐败机构的权力集中及其影响力”。他打算向合作伙伴“阐明机构和法治所面临的风险”。ropu.

政治书籍

战争的女性面孔

并非仅是男人的事：1917年7月在法兰德斯的两名英国救护车女司机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卡伦·哈格曼（Karen Hagemann）讲述了被掩盖的军队女性历史，包括护理兵、随军商贩和女兵。

原本，英国工厂主的女儿薇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计划在1914年秋季前往牛津学习文学。但随后战争爆发了。当英国军队征募志愿者时，她报名参加了战时护理工作。不久，她开始处理截肢伤口，起初在伦敦，随后在法国前线附近的一家战地医院。她想知道她的未婚夫在战争经历的影响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她自己则觉得，自己可能“再也无法变回原来的那个人”。

布里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军队中服务的约 90.000 名护理助手之一。此外，还有数千名女性承担了此前由士兵执行的行政或军事辅助任务，因为那些士兵现在被需要于前线。在其他参战国的情况也类似。在德国军队中，超过10万名女性确保了医疗服务的运作。在俄罗斯，约 5000 名女性在 16 个女性营中战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现代战争史上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不仅是因为此前从未有如此多女性（以及如此多男性）被部署在战场上，还因为在此之前或之后，都没有如此多女性将自己的回忆记录下来并发表。

历史学家卡伦·哈格曼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佩尔希尔大学任教多年，她在其代表作中希望让那些参与欧洲战争的女性的声音被听到。毕竟，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这些战争的进程将会截然不同。因此，人们长期将战争视为纯粹的男性事业，这种认知就显得尤为奇怪。试图公正对待无数参与其中的女性的努力并非新鲜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就以《战争没有女性面孔》为题，发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俄罗斯军队服役的女性的报告。然而，她们那些毫不掩饰地描述战争日常及其残酷化的陈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受欢迎。于是，一种让女性退伍军人保持沉默的政策在全欧洲范围内持续实施。男性受害者被英雄化，而女性则被遗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女性被排除在决策机构和战斗区域之外。女性在军队中被容忍纯粹是出于必要，但战争的核心业务——杀戮——被认为是男人的事。即便对于女性也是如此。德国国防军助手伊尔莎·施密特（Ilse Schmidt）最终在自问，她在这种“男人的战争”中失去了什么。“男人发动战争，男人杀戮。而他们在战争中需要女性作为助手。”关于将“女性”与“男性”行为严格区分的“天性”论调，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这些自我见证之中。

然而，战争在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中，短期内瓦解了这些性别界限，而长期来看则巩固了它们。哈格曼（Hagemann）认为，战争和军队是“性别的生产者”，在近代致力于推行异性恋规范且等级森严的性别形象。为了追踪此类性别形象的建构特性，跨时代和国际性的比较具有启发意义。这正是卡伦·哈格曼（Karen Hagemann）切入的点：她追溯到17.世纪，审视英国、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发展情况。虽然这并非涵盖整个欧洲（遗憾地缺失了西班牙），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将东欧和西欧视角相结合的路径。

关于近代早期战争、19.世纪战争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个章节，哈格曼分别以对当时“军队、战争与社会”的简洁阐述作为开篇，随后探讨女性的特殊处境。在此过程中，哈格曼将军事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进行了博学且近乎理想型的结合。尽管如此，本书真正的附加值在于经验史的部分，在这些篇章中，哈格曼追踪了自17.世纪以来参与战争的女性——她们扮演着各种不同角色——的个体命运。哈格曼搜集了约300名记录过自身经历的女性资料，其中许多人现在通过详尽的叙述（且始终经过巧妙的语境化处理）发声。

但史料的密集程度各不相同。来自三十年战争的少数见证记录出自贵族女性，她们在高级军官身边，即便在战争期间仍履行着婚姻中的代表性义务。她们的生活可能与无数随军旅行、为丈夫做饭、洗衣并护理伤口的士兵妻子截然不同。担任随军商贩（Marketenderin）的许可仅颁发给男性，士兵妻子与该男性组成一个“工作与战利品伴侣”。因此，所售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战争中的掠夺。所谓的“鞍座时期”（Sattelzeit），即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过渡期，对这些伴侣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女性越来越多地被排挤出随军队伍。根据关于性别特质极性的观念，19.世纪的战场变成了（几乎）仅限男性的场所。然而，对于能够减轻男性痛苦并使受创士兵身体恢复战斗力的工作人员的需求，使女性在19.世纪中期重新回到了舞台。得益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倡议，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至1856年）成为了现代护士职业的诞生日。护理职业为19.和20.世纪的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和专业化可能，并引导无数女性前往当时的战争前线。

至于所有人——尤其是那些照顾伤员的无数修女——是否都将自己视为“女兵”，这一点值得怀疑。她们与那些因仇恨而拿起武器的俄罗斯女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她们共有同一个命运：在战争结束后被遗忘。而这本书传递的信息正是为了反击这一点：现代欧洲的战争确实也拥有女性的面孔。比尔吉特·阿施曼（BIRGIT ASCHMANN）

卡伦·哈格曼（Karen Hagemann）： 《被遗忘的女兵： 1600年以来欧洲军队 与战争中的女性》 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 柏林 2026年。 1056页，48,- €。

一部具有弹性的宪法

一部新出版的论文集揭示了《基本法》的解读如何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

曾经被构想为临时方案的《基本法》，早已成为一部超越所有政治分歧、获得广泛认可的宪法，并且比任何其他机构都更能将联邦德国社会凝聚在一起。尽管后来一直有质疑之声，但事实证明，这部联邦共和国的创建文件在 1990 年之后依然发挥着整合媒介的作用。

然而，就在几年前，《基本法》经历了迄今为止最严峻的考验。当时，中间派政党几乎将所有基本权利（包括第 1 条中规定的尊严权）置于感染率数据的主导之下，尽管宪法文本本身对于 1949 年时所谓的“瘟疫危险”（即如今的流行病）仅规定了对联邦境内迁徙自由和住宅不可侵犯权的限制。

人们应该仅根据文字表述和起草者的最初意图来解读宪法，还是其解释空间应随时代而改变、扩大甚至调整，这是一个在美国的原教旨主义者（Originalists）与实用主义者之间已争论多年的问题。在德国，相关争议同样存在：例如，最初被表述为对抗国家过度干预的防御权——第 2 条关于生命和身体完整性的保护，在今天是否可以从中推导出一种绝对的保障权，使其接近于一种国家承诺保护公民免受病毒、高温、橡树毛虫以及其他每日更替的危险和生活风险的承诺。

《基本法》解读中的时代历史变迁，对应于“开放宪法”的概念。宪法学者康拉德·赫塞（Konrad Hesse）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就将其作为其宪法教科书的主导基调，该书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被多次重印。后来的宪法法官赫塞在书中指出，《基本法》的解读中存在着“僵硬”与“灵活性”、“约束性规定”与“法律规范的开放性和广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基本法》中许多表述具有弹性的条款为此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历史学家弗里德·京特（Frieder Günther）和马库斯·M·派克（Marcus M. Payk）在一部启发性的论文集中，以“开放宪法”为关键词，汇集了法学和历史学家在 2024 年于汉堡联邦国防军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的八篇书面贡献。该书避免了在某些政治演讲中屡见不鲜的对宪法文本及其解读的过度神圣化。相反，它强调了自 1949 年以来宪法历史发展的“显著偶然性”和“时代局限性”。迪特·格里姆（Dieter Grimm）几年前提出的关于《基本法》影响史的学术诉求尚未完全实现，因为书中的案例研究部分过于分散且过于具体，但一个开端已经建立。

本书的贡献涵盖了从个别条款解释的演变——例如父母基本权利（第6条第 2, 款）、“法律听证权”（第103条第 1 款）以及“集体安全”原则（第24条第 2, 款）——到联邦宪法法院个别判决的产生过程（例如在核心欧洲法问题上），以及联邦宪法法院第一代法官的人员组成及其选举。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档案的开放以及在联邦档案馆中的公开，使得人们能够窥见幕后，从而揭示出法官选举的失败并非2025年的特有现象，而是有历史先例的；就此而言，去年完全没有理由引发媒体的歇斯底里和公开地自我怜悯。

考虑到伊娃·巴尔茨（Eva Balz）在书中呈现的宪法法院发展史，在近期被频繁提及的针对“我们的民主”之威胁的背景下，人们应当拥有更多自由主义的自信，即便在法院成立初期，候选人的政党政治关联所起的作用远低于今天。当然，扬-亨里克·赫申勒德（Jan-Henrik Herchenröder）在探讨20世纪50年代初联邦宪法法院关于重新武装判决的文章中，指出的“明显的政党政治倾向”则对此持相反观点。赫申勒德通过资料证明，当时的相关判决并非经过计划和严密推演而产生，而更多是即兴且随情势而定的，遵循的是一种“勉强维持”（muddling through）的模式。

特别是在塞巴斯蒂安·格里格（Sebastian Gehrig）关于基本法中“德国问题”的文章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宪法条款进行当代诠释的开放性与狭隘的教条式解释并不互斥，而往往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扬·H·维勒（Jan H. Wille）在关于基本法第123条第 2, 款（该条款规定了1933年与圣座签署的政教协定在联邦共和国继续有效）生成过程的文章中，提醒人们注意整个宪法文本强烈的国际法导向。

除了许多易读的论述外，本书还包含了一些措辞冗长到近乎不可理喻的文章。举例来说，有一个句子包含了近20个名词：“从父母基本权利直到 21. 世纪初的发展史中可以学到，在家庭生活形式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在解释‘父母’概念时采用类型化方法，已不再是一种恰当的诠释策略，无法通过在解释‘父母’概念时的类型化，来处理父母履行责任之协调需求的实际问题。”

三年后，联邦共和国将在什么样的宪法状态下庆祝其基本法 80. 周年生日？在2029年的宪法周年纪念日之前，由于对内部和外部威权主义的恐惧，本国的威权倾向是否会进一步加强？对于这一点，曾经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的基本法也提供了一定的开放性，而这一点目前还远远没有被充分地问题化——即便在本合集的作者和编辑那里也是如此。 勒内·施洛特（RENÉ SCHLOTT）

弗里德尔·金特（Frieder Günther） / 马库斯·M·派克（Markus M. Payk）（编）：《开放的宪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中的基本法》。对话当代史，第37卷。 Metropol出版社， 柏林 2026. 152 S., 16,-€.

薯条不再流行

英国政府改革学校餐饮

伦敦。英国在校学生今后必须放弃他们最喜爱的食物之一：教育部禁止学校食堂制作并提供炸薯条。今后，薯块仅在通过烤箱烘烤的情况下才允许供应；油炸食品原则上不再被允许。取而代之的是，新鲜水果和蔬菜、全谷物产品以及高纤维食物应占据更高比例。

在英国，不在家中用餐而是在学校食堂吃午餐（以及早餐）的学生人数在不断增加。在学年开始之际，政府将有权获得免费餐饮的儿童范围扩大到了所有领取社会救助的家庭。此外，越来越多的学校设立了“早餐俱乐部”，在课程开始前提供第一餐。

然而，根据新规定，这顿餐食中不得再包含煎蛋——煎培根本来就不在菜单上。甜点现在也被取消；玉米片和麦片今后将设有含糖量上限。巧克力爆米花和能多益（Nutella）同样被列入禁单。伦敦教育部表示，新规定旨在减轻儿童肥胖，改善其营养，并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注意力与福祉。

大约 20 年前，电视名厨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发起了第一场反对学校儿童不健康饮食的运动，重点针对高度加工的油炸产品，如油炸裹粉鸡球或薯片。当时，奥利弗尤其看不惯“火鸡卷”（Turkey Twizzlers）——这是一种油炸的火鸡肉条，其中至少五分之一是煎炸油脂。然而，在他要求将该产品从学校食堂餐盘中剔除的运动结果是，“火鸡卷”的总销量反而上升而非下降——显然得益于该产品所获得的关注。

早在多年前的一项初步指南中，薯片就已从食谱中被删除。现在，新规定将取代那些已经实施超过十年的旧规。新规规定，油炸淀粉类食物（如煎土豆）每周最多只能供应两次；面条每周至少有一次需由一半全麦面粉制成。所有菜肴每天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水果或蔬菜；甜点在小学每周仅限提供一次，在中学最多提供两次。

由于教育在英国属于由各成员国自行管理的权限，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在校学生所面对的饮食各不相同。例如，在北爱尔兰有一项规定，仅提供炖大白豆（Dicke Bohnen）不足以满足蔬菜类别的要求。而在苏格兰，食堂餐桌上每三周必须至少出现一次油性鱼类。约翰内斯·莱特豪泽（JOHANNES LEITHÄUSER）

阿斯特里克斯系列作品创纪录高价

漫画《阿斯特里克斯在不列颠》（Asterix bei den Briten）的原作封面在比利时的一场拍卖会上以 1,2 百万欧元的价格成交。位于列日（Lüttich）的 BD Enchères 拍卖行表示，包括手续费在内，买家共支付了 1,474 百万欧元。这创下了绘图师阿尔贝特·乌德佐（Albert Uderzo）作品的最高纪录。这位法国人与勒内·戈西尼（René Goscinny）共同创作了《阿斯特里克斯与欧贝利克斯》而闻名。他于 2020 年去世，享年 92 岁。此次拍卖的封面是一幅尺寸为 34 乘 47 厘米的作品，由乌德佐使用不透明水彩（Gouache）在卡纸上绘制。画面描绘了阿斯特里克斯、欧贝利克斯和特法克斯（Teefax）推着一个桶在逃跑，身后被橄榄球运动员追赶。该画作还包含勒内·戈西尼和乌德佐写给他们的出版商乔治·达尔戈（Georges Dargaud）的私人题词。dpa

乌曼的人潮：新年首日的犹太朝圣者 照片 Oleksandr Magula

她无视所有警告

每年有数万名信徒在犹太新年期间前往乌克兰的乌曼——尽管面临空袭威胁。

作者：罗伯特·普茨巴赫（Robert Putzbach） 发自乌曼

最后一段诗篇刚念完，祈祷便变成了派对。扬声器里响起了带有希伯来语歌词的电子音乐。刚才还在摇曳着诵读妥拉篇章的男子们，此刻正疯狂地起舞。他们欢快地跳来跳去，鬓角的卷发随之上下跳动。其他人则带着满足的微笑在人群中挤过。戴着基帕（Kippas）的青少年像在音乐会上一样，高举智能手机拍摄。路边的霓虹灯和广告牌上写着希伯来语。只有路边那些面色阴沉的警察制服在提醒人们，这一场景发生在乌克兰。

每年秋天，这座位于该国中心的宁静城市乌曼都会变成一个拥挤不堪的朝圣地。在约 80,000 名居民的基础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名哈西德犹太人会在此汇聚。朝圣者们并不害怕空袭。虽然今年乌克兰外交部和美国驻基辅大使馆都发出了前往乌曼的旅行警告，但尽管存在危险，仍有近 50,000 人踏上了旅程。

按照传统，他们在犹太新年“罗什哈沙纳”（Rosch ha-Schana）期间前往布列斯洛夫的纳赫曼拉比（Rabbi Nachman）之墓。这位哈西德主义（犹太教的一个超正统派分支）创始人的曾孙于 19 世纪初被安葬在乌曼。根据传说，他在临终前向追随者承诺，如果他们在新年期间在他的坟墓前祈祷，死后将获得神圣的代祷。一些哈西德人认为，一生中至少来一次是他们的职责。庆祝活动持续三天，但大多数朝圣者会停留一周或更长时间。

由于俄罗斯的侵略战争，旅途变得十分艰辛。自战争开始以来，乌克兰领空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因此，朝圣者先飞往邻国，然后从那里乘坐巴士、火车和汽车继续前行。大部分人来自以色列或美国，在旅途中奔波数日。

在进入乌曼时，就能在路边和巴士站看到哈西德人。可以通过服装认出他们：许多人头上戴着基帕，有些人则戴着传统的皮帽（Schtreimel）。在索菲夫卡公园（Sofiyivka-Park）里，年轻的朝圣者骑着马车、开着高尔夫球车或骑着电动滑板车四处走动，将田园诗般的风景变成了一个冒险游乐场。

进入被检查站包围的哈西德区后，人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朝圣者们带着坚定的目的感匆匆穿梭，毫无顾忌地互相推挤。许多人甚至在行走时阅读祈祷文。不时有人对着麦克风说话。在露天环境下，年轻男人们在理发。路边的小门后面隐藏着提供洁食（koscher）的大厅或为儿童准备的娱乐活动场所。

到处都站着拿着捐款箱的年轻男子。箱里的钞票揭示了朝圣者的来源。最常见的是美元，甚至摊位上的价格也用美元标示。但在捐款箱中也能发现以色列谢克尔、欧元甚至埃塞俄比亚比尔。许多商店和餐厅属于当地哈西德社区的人。

不过，其他乌克兰人也想从这场盛会中获利。价格之高在当地环境下令人咋舌。有时会出现类似“巴别塔”般的场景：例如，SIM卡销售员和潜在买家用不同的语言激烈地比划着，彼此争论。

在拉比·纳赫曼（Rabbi Nachman）坟墓周围的区域尤其拥挤。人们在清晨时分就已在那里聚集祈祷。在哈西迪犹太人区几乎见不到女性。只有在靠近犹太会堂的一个区域，可以看到一些照顾孩子的母亲。公共空间依然由男性主导。

乌曼拥有悠久的犹太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占领期间，大量犹太人被谋杀或被驱逐。在苏联统治时期，前往纳赫曼坟墓的朝圣活动长期被禁止，直到 80 年代末，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才在新年节日期间重新回归。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冲突。大约十年前，尽管犹太社区表示抗议，乌克兰人仍在乌曼为两名哥萨克领导人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这两名领导人在 18. 世纪领导了一场反对波兰封建领主的起义，而这场起义最终演变成了针对犹太人（以及波兰人）的屠杀。在新年节日期间，这座纪念碑由警察把守。一座耶稣像曾多次遭到破坏。为了执行相关规定，乌克兰警察得到了以色列同事的支持。军管当局已禁止售卖酒精饮料。

对于乌曼而言，朝圣者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去年，仅通过旅游税，该市就获得了折合约 400.000 欧元的收入。庆祝活动总是以在湖边祈祷结束。在随后的几天里，朝圣者离开城市，乌曼恢复原貌。由于犹太社区规模不大，因此哈西迪犹太人区的大多数店铺在一年中的其余时间里都处于空置状态。

他撞击三名电动滑板车驾驶员且未刹车

在法兰克福发生的一起造成两人死亡的事故后，一名汽车驾驶员迎来了判决。作者：Elena Zompi

这是当晚最后的一张照片：Hieu Hoang Trung 坐在法兰克福一家亚洲餐厅的大圆桌旁。在他身边坐着 Duy Quang Nguyen，旁边是他的双胞胎兄弟 Quang Minh 及其女友。四个人对着镜头微笑。

这张照片被投影在法兰克福法庭的屏幕上，或许记录了这四个朋友最后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当晚，他们骑着电动滑板车前往酒店：Hieu Trung 在标有标志的自行车道上领路，双胞胎兄弟在后方共用一辆滑板车。Quang Minh 的女友在稍后位置骑行。

在靠近中央车站的一个十字路口后不久，他们中的三人被一辆黑色丰田 Corolla Verso 撞击。汽车首先撞上双胞胎，他们被抛向空中。仅 0.3 秒后，车辆与 Hieu Trung 的电动滑板车相撞，导致他被弹射到引擎盖上。他的头部击碎了驾驶员侧的挡风玻璃。在行驶几米后，他被车辆甩出。在后方保持一定距离骑行的 Quang Minh 的女友目睹了这一切。这是后来一名鉴定专家在法兰克福地方法院的审理过程中还原的场景。

两兄弟在事故发生当天，即 2025 年 7 月 6 日死亡。Hieu Trung 受重伤，一度陷入昏迷。由于这次事故，他失去了一条腿，此后一直遭受癫痫发作和记忆缺失的困扰，目前正在等待肝脏移植。第四名滑板车驾驶员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以至于一年后仍无法出庭作证。自 6 月底起，汽车驾驶员开始接受审判：

Mohammad S.，23 岁。他在事故当晚回到了事发现场并向警方投案。自 2025 年 7 月起，他一直被羁押候审。

检察机关指控他在双胞胎案中涉嫌过失致死，在 Hieu Trung 案中涉嫌不作为导致的谋杀未遂，因为他在事故发生后直接驾车离去。法院将于周三宣布对他作出的判决。

这次审判的核心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事故？也就是说：为什么 S. 会偏离车道并驶入自行车道？以及：为什么他没有停车？

确定的是：Mohammad S. 的行驶速度明显过快。事故发生的美因茨公路（Mainzer Landstraße）限速为 50 公里 / 小时。一名鉴定专家估计这辆丰田车的速度为 87 公里 / 小时，误差在正负 10 公里之间。

在审理过程中，曾出现过被告在行驶期间吸食笑气（一氧化二氮）的嫌疑。当晚车内共有四人：Mohammad S. 驾驶，两名他的朋友以及第四名乘客（该乘客与被告并非朋友）。该乘客在事故发生一天后向警方报案，声称被告在行驶过程中手里拿着一个充有笑气的气球。另外三人则说法相反：据称该乘客是车内唯一吸食笑气的人。由于汽车属于 Mohammad S. 的父亲，因此双方因此发生了争吵。

那么，这名乘客是在揭发真相，因为他不想保护被告？还是想让自己脱离险境，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吸食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争吵导致了事故？

Mohammad S. 本人表示，那天晚上他在美因河畔吸入了几个充有笑气的气球，但在行驶前不久或行驶过程中没有吸入。一名毒理学专家这样描述笑气在交通中的影响：它会导致视觉和听觉感知的扭曲，通常还会发现平衡功能障碍、注意力不集中、行驶路线呈之字形以及超速。所有这些都与 S. 那晚的驾驶方式相吻合。

但鉴定结果却不同：在一项针对三名受试者的测试中，无法证明 Mohammad S. 在消费时间点上撒了谎。毒理学家表示，不能以“接近确定性的必要概率”证明事故是由吸入笑气引起的。

此前指控他的随车乘客在法庭询问中被证明不可信。在检察机关的结案陈词中，不再提及该乘客的说法。相反，检察官现在认为，在行驶过程中吸入笑气的人正是该乘客。

在本案中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 Mohammad S. 继续行驶。他是意识到了自己伤了人，并希望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逃脱吗？车内的四名男子中，没有人表示察觉到或哪怕想到过汽车撞到了人。副驾驶员说，他当时正看向右侧窗外。“我们又经过了一辆车，然后就传来了砰的一声，也就是事故。”他称之后车窗玻璃破碎严重，导致他什么也看不见。被告在继续行驶时通过玻璃上的一个孔洞向外看，以便观察情况。

无论如何，两名检察官认为，至少他（副驾驶）和被告最迟在 Hieu Trung 的头部撞击驾驶员侧挡风玻璃的那一刻必须已经察觉到了。Mohammad S. 随后在法兰克福又行驶了近四公里，最后将车停在了一个停有几辆报废车的停车场里。一名精神病学专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行驶“符合精神病患者的特征”——但与 Mohammad S. 不符。据该精神科医生称，S. 当时可能处于“事故休克”状态，因此才继续行驶。对于其行为控制能力的问题，这可能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他的控制能力被大幅削弱甚至完全丧失。但鉴定专家不愿对此下定论。

是蓄意算计还是休克？这可能是最终决定结果的关键。检察官倾向于前者，并要求对 Mohammad S. 判处八年有期徒刑——理由是过失致死罪与过失伤害罪、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罪竞合，以及不作为导致的谋杀未遂罪和非法离开事故现场罪。

相反，辩方认为 S. 在碰撞后三到四分钟内继续行驶时，“未能意识到现实”。他的律师表示：“只要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他就不能被判定犯有致死罪，更不用说谋杀未遂罪了。”因此，他及其同事要求判处缓刑，并撤销逮捕令。现在，法院必须做出裁决。

美国出现第三例麻疹死亡病例

在美国，第三起“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已经发生。宾夕法尼亚州杰斐逊县一名 40 岁的女性于周六死于麻疹并发症，该县法医在周日宣布了这一消息。此前，该州已有两名婴儿死于麻疹。这是宾夕法尼亚州自 1991 年以来首次出现麻疹死亡病例。此外，美国正经历 35 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在 47 个州共有 3294 例确诊病例。宾夕法尼亚州受影响尤为严重：该州目前已有 676 例麻疹病例，仅上周就新增了 108 例。124 人必须在医院接受治疗。

据杰斐逊县验尸官办公室称，周六去世的这名女性未接种麻疹疫苗。县法医格雷格·弗隆（Greg Furlong）在周日表示：“对于该家庭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损失，同时也沉痛地提醒人们，麻疹可能是一种严重且潜在危及生命的疾病。”

据报道，该女性是通过一名家庭成员被感染的。此外，这名 40 岁的女性还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和哮喘。此前死亡的两名婴儿也患有严重的既往疾病，这可能是导致死亡的共同原因：其中一名孩子患有脾破裂，另一名则患有一种遗传性疾病，即一种严重的小头畸形。

关于死因引发了争论：国家卫生机构 CDC 不承认这三起病例为与麻疹相关的死亡病例。原因之一是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及其卫生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的新疫苗政策。8 月初，特朗普总统在肯尼迪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一项修订儿童疫苗接种建议的法令，并在其中贬低了麻疹、腮腺炎和风疹三联疫苗，并再次将疫苗接种与自闭症之间建立可能的联系。

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州长乔希·夏皮罗（Josh Shapiro）指责特朗普政府在疫苗接种方面的行为和言论“对全美各地的社区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肯尼迪则指责州长在制造恐慌，称这些死亡病例是由夏皮罗“过于积极的员工”编造的，旨在支持“麻疹感染比实际情况更危险”的说法。自 2000 年起，麻疹在美国被正式宣布为已根除。然而，疫苗接种率的下降危及了群体免疫，而群体免疫需要 95% 的接种率。彼得-菲利普·施密特（PETER-PHILIPP SCHMITT）

简讯

希克森引发关注

据报道，已故女演员海登·帕内蒂尔（Hayden Panettiere）的男友布莱恩·希克森（Brian Hickerson）周六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一家酒吧内大闹。据 TMZ 门户网站报道，当时与弟弟扎克（Zach）同行的希克森被邻桌的顾客认出，对方开始就帕内蒂尔的死对他评头论足。目击者向 TMZ 透露，希克森对此的第一反应是扔掉了一个吧台凳。随后，他与更多顾客发生了冲突。警方逮捕了两兄弟。布莱恩·希克森随后获准离开警局。帕内蒂尔于 8 月被发现死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处阁楼公寓中。在此之前的几天里，这位 36 岁的女性一直与希克森及其弟弟扎克在那里共度。pwei.

麋鹿埃米尔导致火车交通瘫痪

一只麋鹿误入华沙中央车站的轨道，导致运营受阻数小时。“乘客请注意！华沙中央车站（Warszawa Centralna）出现了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由于麋鹿埃米尔（Emil）的意外到来，3号和4号站台的运营暂时停止，”波兰铁路周日晚在平台X上表示。由于该车站的站台和轨道位于地下，营救这只动物的过程十分复杂。野生动物专家用一支麻醉箭使麋鹿失去意识，并将其送回森林。dpa

克里姆林宫升级挑衅

作者：莱因哈德·费泽（Reinhard Veser）

周末俄罗斯对一列乌克兰火车的袭击，其中没有任何细节像是巧合：既包括袭击地点紧邻边境，也包括袭击地点靠近另一列载有西方高级外交官和众多记者的火车。就在两周前，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粗鲁事务专员”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还曾威胁欧洲国家领导人，称将袭击他们前往基辅的火车。频繁前往基辅的外交往来令俄罗斯政权如鲠在喉，因为这表达了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克里姆林宫试图用一切手段削弱这种支持，包括在欧盟境内发动恐怖袭击——例如在莱比锡出现的爆炸无人机。

如果出于安全顾虑，前往乌克兰的西方议员和政府成员减少，这将给基辅带来沉重打击。俄罗斯显然越来越不顾后果地攻击西方目标。在如此靠近波兰边境口岸的地方发动袭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解释。早在7月底，一枚俄罗斯巡航导弹击中波兰东部的一块农田，这已经是一个警告信号。波兰政府对此感到警觉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此类袭击导致成员国的边境设施受损，甚至导致边境官员受伤或死亡，北约将如何反应？

北极机遇

作者：斯特凡·勒文斯坦（Stephan Löwenstein）

气候变化的两个后果导致北极的战略意义大幅增长。首先，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出现无冰的夏季已不再是乌托邦。其次，冰川融化使越来越多的土地裸露，据推测其下方蕴藏着重要的矿产资源。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在升级。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尽管并非北极直接沿岸国）这些世界大国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加强存在感。无需任何人告知欧洲的北欧国家该地区的重要性。在欧盟内部，这一认识的成熟过程较慢，但现在欧盟也逐渐努力提高其可见度——例如现在在芬兰罗瓦涅米举行的欧盟北极峰会上。

欧洲较为温和的表现并非完全是劣势。挪威深知其邻国的价值，反之亦然。其地理位置特殊的斯瓦尔巴群岛不仅看到了俄罗斯和中国活动的增强，而且似乎也出现在了唐纳德·特朗普模糊的雷达监测范围内。而深受特朗普贸易战之苦的加拿大更是深受影响，并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欧洲根源与纽带。现在，欧洲必须抓住其北极机遇。不能仅停留在战略文件上。已经依托其破冰船队的芬兰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具体路径。

战争增多，孩子减少

为什么如今的年轻夫妇比几年前希望拥有更少的孩子？ 作者：Susanne Kusicke

7月初公布的数据引起了极大关注：2025年德国仅有约 654,300 名新生儿出生。这是自 1946 年战后以来最低的水平。联邦统计局进一步透露，在过去的四年里，每位女性的生育率从 1.58 降至 1.32。德国东部的生育率下降幅度再次高于西部，其中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下降最严重：降幅达 8.4%。

关于这一剧烈下降的原因，位于威斯巴登的联邦人口研究所（BiB）的一项最新研究提供了答案。由研究主任马丁·布雅德（Martin Bujard）领导的科学家们调查了对未来的恐惧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年轻夫妇的生育愿望。该研究基于家庭人口统计面板“FReDA”的数据。调查对象是德国常住人口的代表性样本。“FReDA”每年两次对 18 至 55 岁之间的约 30,000 人进行关于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状况的访谈。

研究人员首先发现，不仅出生人数在继续下降，而且近期人们的生育愿望本身也在降低。这两项数据之间存在差距并不罕见。通常情况下，夫妇希望拥有的孩子数量要多于他们实际拥有的数量。在 2021 / 22 年，德国女性平均希望拥有 1.85 个孩子，男性为 1.78 个。而在 2024 / 25 年，女性的生育愿望突然降至 1.69，男性则降至 1.64。也就是说，愿望与现实正在趋同。

发生了什么？这段时间发生了两起重大的全球政治事件：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不仅在德国，整个欧盟的生育率随后也出现了下降，从 2021 年的 1.53 降至 2024 年的每位女性 1.34 个孩子。这同样是一个

低点：是 60 多年来的最低值。

联邦研究所的科学家首先询问了年轻夫妇在这段时间内有哪些担忧以及这些担忧是如何演变的。结果显示，最大的担忧是战争的爆发，而即将结束的新冠疫情几乎没有起到作用。在 2023 年至 2025 年间，对战争和军事冲突感到“非常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从 38% 上升到 41%。同一时期，非常担忧民主制度未来可能被削弱的人数比例从 24% 增长到 32%。紧随其后的是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对此感到“非常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保持不变，约为 25%。对经济危机的担忧从 19% 上升到 23%，对有组织犯罪的担忧从 15% 上升到 20%；而对可能再次发生疫情感到“非常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一直稳定在 10% 左右。

尽管危机重重：一名孕妇

在接下来的步骤中，研究作者调查了这些具体的担忧分别与生育愿望之间有何关联。在受访男性中，一个数值尤为引人注目：如果他们非常担忧战争，那么他们在 2024 年希望拥有的孩子数量比不怎么担忧的男性低 7%。而对于女性来说，这一数值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对民主制度的担忧所产生的关联强度几乎相当：女性希望拥有的孩子数量低 9%，男性低 8%。至于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女性和男性的希望孩子数量均比不担忧的人低 7%。

“在生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推测，即多重危机会让夫妇在生育意愿上产生不安。因此，现在能够证明这种关联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但我们没有预料到，某些具体的担忧——例如对战争、民主削弱以及气候变化的担忧——会在生育意愿中如此清晰地体现出来，”共同作者卡门·弗里德里希（Carmen Friedrich）告诉《法兰克福汇报》。她总结道，对于那些对未来深感忧虑的人来说，其生育意愿整体下降了约 10%。

但也有一些情况和预期会导致生育意愿再次上升。这些因素并不在于全球性的多重危机，而是在于生活环境。这涉及到个人在教育和职业方面的未来、职位的稳定性、雇主的家庭友好程度以及儿童看护，即最终关于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问题。该研究调查了受访者对自然休闲机会、儿童看护、住房市场以及工作和收入机会的满意度。结果显示，在无子女人群中，那些对所在地区的住房供应和工作机会感到满意的人，表示希望在未来三年内生育孩子的比例高出 3 个百分点。研究主任布雅德（Bujard）这样总结研究结果：“当年轻人对未来感到担忧时，组建家庭会被推迟，或者生育意愿会被下调。然而，被推迟的生育意愿在以后往往无法实现，因为随着年龄增长，生物学条件会变得更差。”

北威州宪法旨在增强抗危机能力

CDU、绿党、SPD 和 FDP 防止 AfD 破坏机构稳定性 / 作者：Reiner Burger，杜塞尔多夫

本周四出现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州议会议程第三项的这项法律草案，并非是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结果的反应。当被问及此事时，起草者明确予以否认。让州宪法更好地适应危机时期，确实是黑绿联盟以及两个反对党党团 SPD 和 FDP 长期以来的计划。但现在时间紧迫：为了在 4 月底的州议会选举前及时完成修改，该草案必须在 9 月的全会中提交。

其目标是尽可能防止权威主义民粹主义政党利用现有规定或规定漏洞，使程序陷入混乱或阻塞流程。因此，未来主持州议会立法期开始时的组成会议（即首次会议）的年长议长（Alterspräsident），将不再由年龄最大的成员担任，而是由资历最深（任职时间最长）的议员担任。这一规定在联邦议院以及多个州议会中已经实施。

正如四个党团在草案的理由部分中所写，他们希望借此确保“由一名具备充足议会经验的议员主持首次会议，以便能够专业地、并以履行该任务所需的权威，处理在选举期开始时经常成为焦点的议会法及议会实践问题”。然而，这一创新也是基于 2024 年 9 月图林根州议会组成会议的具体教训，当时在 AfD 年长议长的主持下，会议陷入了混乱。

宪法法院法官的选举模式将通过保障措施防止僵局

第二项且更为重要的宪法修正案涉及宪法法院（VGH）的人员任命。根据宪法，该法院的法官必须由至少三分之二的议员多数票选出。这一高门槛旨在防止法院被简单多数派所掌控，从而确保其独立性和公正性。然而，此前一直缺乏针对选举僵局的规定。

因此，宪法中将加入一个多级失效机制：如果一名法官离职十二个月后仍未能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选出继任者，那么在下一轮投票中，只需简单多数票即可选出原代理法官为宪法法院的正式法官。如果法官总数低于八人，导致法院无法正常运作，则启动第二级机制。针对这种情况，规定州议会可以用简单多数票补选法官及其代理人，但仅限于补足至总共八名法官及代理人的规模。

这一分级规定由自民党（FDP）提出，该党主张同时兼顾两点：宪法法院的运作能力以及反对党的参与。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绿党最初建议在僵局状态下无限制地以简单多数票选举法官，但这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导致法院的人员构成在政治上出现单方面倾斜。

四个党团在信中写道，目前的宪法状况“只要实际的政治实践是由基本共识引导的——即宪法法院在政治竞争中的地位保持不变，且其功能运作被一致视为必要——就足够了”。但现在必须为这种情况被质疑而做好准备。因为宪法法院对于有效的宪法权力制衡具有核心意义。

德国选择党（AfD）未参与磋商。该党批评计划中的修改是出于政治动机，试图系统性地排除一个日益壮大的反对力量。这暗示了该党预计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也将获得大幅增长。在2022年的州议会选举中，该党仅勉强超过5%的门槛，而根据最新民调，在明年4月的选举中，其结果可能会增加到三倍以上。然而，所谓的系统性排除并不存在。此前，CDU、绿党、社民党（SPD）和自民党确实曾考虑提高设立议会调查委员会的门槛（正如最近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所做的那样）。但四个党团随后将其否决，认为这是对反对党权利的不相称削减。相比之下，关于委员会主席职位的计划修改则像是一部间接的“反AfD法”。

此前，所有党团都可以自行决定分配给他们的州议会委员会主席职位。因此，在本届立法周期中，一名AfD议员领导着科学委员会。现在，其他四个党团希望修改州议会议事规则，使主席未来的选举方式与联邦议院一致。正如在联邦议院那样，这在未来可能导致AfD的候选人无法获得多数支持，从而颗粒无收。

磋商时间比预想的要长得多。据称，对话一度陷入停滞，主要是因为社民党、自民党和绿党分别希望将其他与韧性问题无关的方面写入宪法。绿党希望将气候保护确立为宪法目标，社民党希望确立住房权，自民党则希望确立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等值性。所有这些诉求现在均已被否决。

亚历山大·兹维列夫（Alexander ZVEREV）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长辈兹维列夫

周日晚上在纽约，当亚历山大·兹维列夫（Alexander Zverev）获得他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时，他短暂地表现得像他的父亲一样——完全平静。作为教练，父亲在每场比赛中都坐在看台上，即使儿子在赛后采访中拿他开玩笑，他也面无表情。对于网球迷来说，这位在自鲍里斯·贝克尔（Boris Becker）以来最优秀的德国网球选手的成功背后保持沉默的男人，就像一本西欧人面对的西里尔字母书籍一样难以解读。然而，小兹维列夫在纽约的平静仅仅是因为他算错了：他不知道自己在美网决赛对阵本·谢尔顿（Ben Shelton）时已经确定获胜。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表现出了人们习惯看到的那种激动。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对兹维列夫一家来说确实适用，但并不完全。老亚历山大也曾是一名极具天赋的网球运动员。兹维列夫的母亲同样是一位成功的球员，她在《网球杂志》（Tennismagazin）中将丈夫描述为“苏联最好的截击球员”，“优雅且苗条，拥有极佳的球感和非常快的脚步”。但老亚历山大是时代的牺牲品：这位来自索契的男人很少被允许离开苏联参加比赛。因此，他的世界排名从未突破过175位，且仅参加过两次大满贯赛事。

九十年代初，当全家在德国重新开始生活时，这位如今66岁的教练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执教。后来，全家搬到了汉堡，在那里父亲完成了一件非凡的事情：他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将两个儿子带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兹维列夫的哥哥（也是现在的经纪人）米沙（Mischa）凭借发球截击法达到了世界排名第25位。而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则主要依赖底线进攻。

长期以来，兹维列夫及其父亲被指责缺乏进一步的发展。这家人曾多次尝试接受外部的启发——但从未有另一位教练能长期合作。随后人们总是猜测，父子之间的纽带过于紧密。过去被解读为弱点的地方，如今看来却是优势。虽然亚尼克·辛纳（Jannik Sinner）和卡洛斯·阿尔卡拉斯（Carlos Alcaraz）在巅峰状态下可能依然领先于兹维列夫，但在2026年，他们身体状态良好的次数太少。这正是这位德国选手的强大之处，他在整个网球年度的投入程度几乎无人能及：他是巡回赛中身体状态最好的球员之一。这并不令人意外。父亲和家人来到德国时一无所有，他们通过艰苦努力获得了一切。如今，这种生活态度引领着他的儿子走向成功。 DAVID LINDENFELD

三种尺寸的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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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拉·尼茨（Sandra Nitz）在她的传统陶轮上，用精美的法国利摩日瓷（Limoges-Porzellan）打造出造型完美的容器。她为《法兰克福汇报》的读者创作了三种尺寸的碗。碗外壁的哑光白色与内壁光亮透明的釉面形成鲜明对比。它们不仅能装饰任何餐桌，而且适用于日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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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也懂得如何将“家乡”这一概念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工具化：1969年什未林（Schwerin）的丰收节。照片来源 Picture Alliance

生活在独裁政权意味着什么

梅克伦堡最伟大的作家是乌韦·约翰逊。在当地州议会选举前，他的小说《周年日》能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作者：马蒂亚斯·格里茨（Matthias Göritz）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之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议会选举之前的这些日子里，许多人在思考，面对一种自我陶醉且粗鄙的右翼意识形态，究竟什么才有效。其中，“家乡”（Heimat）这个概念经常被拿来利用。人们通过召唤土地与传统，以及骑着西蒙（Simson）轻便摩托车进行亲民巡游，这些手段显然产生了影响。这样一来，一方面煽动了对东德（DDR）的怀旧之情，另一方面则向那些对政治感到沮丧的经济结构薄弱地区的公民灌输民族主义思想。

人们反复询问，文学能为政治和伦理讨论做出怎样的贡献。答案很明确：文学是对简单化的反抗。

乌韦·约翰逊的四卷本小说《周年日》属于德国文学中最重要作品之列。这部在1970年至1983年间出版的小说，不仅讲述了一个女人的生活故事，同时也勾勒出一幅二十世纪德国历史的多维图景。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来自梅克伦堡的格西妮·克雷斯帕尔（Gesine Cresspahl），她与女儿玛丽（Marie）住在纽约。约翰逊在1983年11月10.于图宾根的一次朗诵会上提到，玛丽“虽然出生在杜塞尔多夫，但已将纽约市视为家乡”。格西妮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并保护孩子。由此引发了关于自身成长轨迹的问题。小说陪伴着格西妮，在1967年8月20.日至1968年8月20.日期间，经历日常生活、回忆以及对自身出身的审视。

在此过程中，梅克伦堡成为了核心的回忆与体验空间：梅克伦堡是家乡，是祖父母所在的地方，“他们就像是农业资本家，但人们至少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最初的语言”。梅克伦堡也是一个充满暴力、丧失、政治压迫和个人愧疚的地方。

在《周年日》中，“家乡”从未表现为一种简单的、无忧无虑的安全感想象。格西妮很快意识到，她作为梅克伦堡人的出生纯属爱情的偶然。她的父亲在1926年至1932年期间在里士满担任木工大师。随后，他竟然在度假期间爱上了一个梅克伦堡女孩。于是他随她回到了德国，“而那里的1933年恰好已被纳粹占领并统治”。格西妮·克雷斯帕尔对自己说：“我本可以在英国出生。那样的话，我虽然会对另一个国家负有债务，但不会是对德国。”

对于格西妮来说，波罗的海沿岸景观最初是她童年所在之地。那里有塑造了她以及乌韦·约翰逊身份的风景、气味、方言和习惯。沿海的村庄和城市、田野、波罗的海以及她过去接触过的人们，构成了一幅内心地图，即便在美洲也陪伴着她。然而，家乡不仅是风景，而且永远是历史。格西妮的回忆与二十世纪的政治灾难紧密相连：国家社会主义、战争、苏联占领以及东德的建立。

在《周年纪念日》（Jahrestage）中，耶里肖（Jerichow）村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地方，几代人的经历得到了浓缩。格西妮（Gesine）的父亲，一个特立独行的局外人，成为了她记忆中的核心人物。通过他的生活故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体制是如何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然而，海因里希·克雷斯帕尔（Heinrich Cresspahl）既不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也不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主义者。相反，他试图在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中保持其人格的独立。正是这种态度，使他成为了格西妮在道德上的参照对象。但他的故事也清楚地表明，想要逃避政治责任是多么困难。生活在独裁制度下的人必须做出决定——即便他保持沉默，或者表面上远离政治。

小说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梅克伦堡。该地区是一个具体的、可通过感官体验的景观。约翰逊（Johnson）将带有各种圣经隐喻的虚构地名耶里肖搬到了北方：“由于我觉得这个名字在波罗的海沿岸听起来有一种令人愉悦的蓝灰色（大约像空气和鱼腥味一样），因此我在波罗的海边建立了一个耶里肖。”他以极高的精确度描述地点、道路、房屋和海岸，但经常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在耶里肖或格内茨（Gneez）这样的地方，会觉得发现了来自克吕茨（Klütz）、居斯特罗（Güstrow）、根格洛（Gängelow）、萨托（Satow）、格雷弗斯米伦（Grevesmühlen）或雷里克（Rerik）的元素。

梅克伦堡是一个记忆空间，必须通过现在不断地重新解读。格西妮生活在纽约，关于越南战争、社会冲突和政治暴力的消息触发了她对梅克伦堡的回忆。就这样，叙述者在纽约河滨大道（Riverside Drive）——这也是约翰逊众多工作和生活地之一——的美国现状与德国的过去联系在了一起。约翰逊表明，历史从未终结。它在当下继续发挥作用，并影响着人们如何感知自己的家乡。

小说的形式强调了这种联系。《周年纪念日》并非一部线性叙事的家庭小说。虽然框架故事的情节遵循一年的日期，但它不断被回顾、报纸报道、对话和记忆碎片所中断。在格西妮个人生活的旁边，是来自世界政治的消息。由此，一个梅克伦堡家庭的故事被纳入到了二十世纪的历史之中。

约翰逊明确指出，私人经历与政治事件是不可分割的。

在语言上，这部小说也与梅克伦堡紧密相连。它经常讽刺地使用地区性的表达方式和描述，以及部分不寻常的句子结构。“Der 1. mecklenburgische Verfassungsgrundsatz 曾规定：一切都将保持原样（Dat bliwt allns so as dat is）。”他那通常带有北德风格的冷静且克制的语言，恰恰因为一切都在不断自然变化而显得非常有冲击力。这种语言拒绝简单的评判，并迫使读者自行建立联系。

梅克伦堡在书中并未被浪漫化。约翰逊既展现了自然景观之美，也揭示了乡村生活的狭隘。他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但同时也写到了偏见、机会主义和暴力。在《周年纪念日》中，家乡最终呈现为一种矛盾的存在。它既是原籍地、记忆之所和情感纽带之所在，也是历史罪责与政治冲突刻痕深处之地。尽管格西内生活在远方，但她无法将梅克伦堡抛在脑后。然而，她也无法简单地回归到一个所谓的未曾改变的家乡。家乡是一个过程，必须通过叙述不断地被重新审视、体验和获得。弗劳克·迈耶-戈绍在其著作《前往乌韦·约翰逊的旅程》中，将此称为“寻找家乡的尝试”。

尽管梅克伦堡构成了《周年纪念日》在传记和历史上的中心，但这部作品远远超出了地域性描述。它探讨的是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出身，历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延续，以及在丧失与罪责不可分割的地方，家乡是否依然可能存在。约翰逊在瑞士的同行马克斯·弗里施曾这样表达：“这个男人拥有荷马式的记忆。梅克伦堡可以对此放心。”

正是个人记忆、地域景观与德国历史的结合，构成了这部世纪小说文学力量及其特殊意义的所在。但约翰逊的这部代表作并非仅仅是某种来自档案的文学版家乡志。虽然约翰逊的图书馆里有数百本关于梅克伦堡的书籍——涵盖历史、手工艺、农耕、动植物群——但其独特之处在于，这些实物，这些现实的碎片，是如何通过写作转化为可感知的、由事实支撑的过去的。

人们经常效仿柏拉图，指责作家仅仅是在虚构和撒谎，因此应当被排除在国家之外，除非他们为国家服务，并在诗歌和歌曲中赞美领袖和战士。

这与现状有相似之处吗？如果查看所谓的“德国选择党”（AfD）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于2026年5月发布的竞选纲领——该纲领已极其自信地冠以“AfD政府计划”之名——面对其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基本导向，人们只能一次次羞愧地摇头。据此，戏剧、音乐和舞蹈必须成为某种被反复召唤的、模糊的民族文化认同的一部分——简直就像是一场可以触摸的民族主义圆圈舞。

艺术和文化总是首先被政治掌权者和权力觊觎者控制的领域，以便操纵叙事。约翰逊比任何人都更能揭示并解构这一点。他的批判不仅针对民族主义，而且针对社会进程中任何形式的愚钝、反动和暴力的行为——无论那是皇帝、元首、革命红军、总书记，还是在银行资本主义看似自由的世界中的军工复合体。

约翰逊早年失去了他认为安全的世界之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难民在梅克伦堡最初找到了新家，他致力于构建一种“比较的诗学”。在这种诗学中，人们通过行为——以及言语——来识别个体和暴力系统。

他的小说提供了一种“用一个世界去对照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并邀请读者将自己与这个由文字构成的世界进行比较，从而将现实、真相与宣传区分开来。在德国文学中，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从未出现过一个比他更好的开放社会捍卫者来对抗其敌人。

马蒂亚斯·格里茨（Matthias Göritz）是一位作家。他应克吕茨（Klütz）乌韦·约翰逊文学馆之邀，针对乌韦·约翰逊在克吕茨的玉米地画作（见 9 月 5 日《法兰克福汇报》）撰写了这篇文章。

好莱坞的特立独行者

他塑造了八十年代的电影，随后用《肯尼迪》和《尼克松》重写了美国历史：奥利弗·斯通即将迎来八十岁生日

在过去的 25 年里，奥利弗·斯通几乎做对了电影导演能做错的所有事情。他为古巴独裁者菲德尔·卡斯特罗拍摄了一部赞美之作。他用镜头追捧像雨果·查韦斯和埃沃·莫拉莱斯这样的南美独裁者。他批评“犹太人在媒体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他拍摄了一部毫无批判性的弗拉基米尔·普京访谈电影。他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将乌克兰的广场革命描绘成西方情报机构的阴谋；又制作了第二部纪录片，为曾经的哈萨克斯坦掌权者努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绘制了一幅光鲜的肖像。此外，他在另一部纪录片中重复了关于 CIA 和 FBI 参与的阴谋论——仿佛三十年前《肯尼迪》中那些极具操纵性的画面还不足以充分展现他的历史推测。这一切都掩盖了奥利弗·斯通的光芒，而他随后为某些电影提供的公开解释遗憾地未能拨云见日。然而，斯通曾一度是观众和电影工业的宠儿，而这得益于一部再次揭开近代美国历史上最深伤口——越南战争失败——的电影。那是 1987 年，斯通的《兵临城下》（Platoon）恰在此时上映，并在三月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奥利弗·斯通 照片 EPA

相比于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和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等早期的越战电影，《兵临城下》在人物刻画的细腻度和场景的精准度上有所欠缺，但关于新兵查理·辛和他的魔鬼中士汤姆·贝林格的故事，通过激情和迅猛的暴力摄影弥补了这一点。这部电影为一大批以远东为背景的尚武英雄故事铺平了道路，直到维尔纳·赫尔佐格的《救援黎明》之后，这一阵线才勉强恢复平静。

但奥利弗·斯通并不想成为好莱坞的宠儿。因此，在英雄赞歌之后，他很快就拍摄了一首反英雄的哀歌，并在《出生于 4. 之日》（Born on the 4th of July）中让汤姆·克鲁斯饰演和平活动家罗恩·科维奇，这是他至今为止最出色的角色之一。电影开头直接从播放着《Moon River》、情侣接吻的毕业舞会剪辑到越南战场，这种剪辑方式是斯通煽动性视觉语言的典型特征。

同样地，他在《谈话广播》中讲述了一位知名电台主持人的死亡，在《门》中讲述了摇滚明星吉姆·莫里森的生与死，在《尼克松》中讲述了唐纳德·特朗普最具有马基雅维利主义色彩的前任之一，在《天然杀手》中讲述了一对杀人情侣的杀戮之旅，始终带着一种对夸张和视觉过剩的坚定追求。直到 2004 年其古典史诗《亚历山大》高达 1.8 亿美元的预算才遏制了斯通在电影上的狂热，而他此后一直未能完全从这次昂贵的失败中恢复过来。

无论如何，《华尔街》是对 1988 年票房成功的平庸延续，《世界贸易中心》是一出感伤的室内剧，而《斯诺登》则是对一位重要举报人的模糊素描。今年宣布了一项名为《白色谎言》（White Lies）的新电影项目，讲述一个家庭三代人的故事，并带有自传色彩。这位好莱坞的特立独行者似乎正在回归他的根源。

奥利弗·斯通出生于纽约，父亲是一名犹太裔美国股票经纪人，母亲是一名法国天主教徒。在电影中，他始终在处理自己的创伤、恐惧与梦想。在越南战争中，他曾三次受伤；而《门》（The Doors）中所描述的药物狂欢，他本人也曾经历。他通过《华尔街》为父亲树立了纪念碑，而他与两位不同女性所生的三个孩子，也在他的许多电影中担任配角。或许现在对他来说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完全讲述自己的故事了——在他即将年满八十岁之际。安德烈亚斯·基尔布（ANDREAS KILB）

作者：梅拉妮·米尔（Melanie Mühl）

对于真实犯罪（True-Crime）爱好者来说，选择起来并不容易：在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的媒体库中可以找到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纪录片，例如《迪斯科后的死亡：冰窖案》，或者《聊天室里的杀手：艾莉案》。Netflix 则记录了一段结局极其糟糕的关系戏剧：《致命：一段美国婚姻》。如果一个死者还不能满足某人的娱乐需求，那么可以选择《泰德·邦迪：连环杀手自画像》，或者选择查尔斯·曼森，后者同样是稳妥的选择。但长寿主义（Longevity）的信徒们现在会呼吁：请不要在睡前观看这些屠杀故事！睡眠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而且他们是对的：如果没有充足的休息，第二天的人状态会摇摇欲坠。阅读时揉眼睛，因为字母在模糊。这些身体与精神优化者建议用瑜伽、冥想、喝茶以及“自觉放弃干扰光源和电子设备”（德国长寿协会）来代替恐怖故事。然而，一些让受试者记录两周日记的研究人员发现，晚上消费真实犯罪类内容对次日的身心状态并没有负面影响。他们在名为《真实犯罪是否增加了负面情绪，还是负面情绪导致了对真实犯罪的追求？》的研究中甚至发现，那些消费了特别暴力案件的人，次日的情绪倾向于更加积极。不过他们承认，这种效应非常微小。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仍应成为重新审视个人睡前习惯的契机。这与恐怖研究的结果相契合，在其中人们谈到了“娱乐性恐惧”（Recreational Fear）这一现象——即业余时间的恐惧。对恐怖片类型产生深远影响的导演韦斯·克雷文（Wes Craven）曾将恐怖电影称为一种“灵魂训练营”。九十分钟的惊悚旨在增强心理韧性。无论如何，克雷文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创造了砍杀电影中的弗雷迪·克鲁格（《猛鬼街》）。顺便一提，克鲁格穿着一件红绿相间的条纹毛衣并非偶然。眼睛在面对这种颜色组合时会产生困难，必须格外努力地去识别，从而引发内心的不安。而恰恰是弗雷迪·克鲁格在睡眠中袭击受害者，且真实犯罪类内容有一天竟能作为睡前故事而流行，这恐怕连像韦斯·克雷文这样的恐怖片迷也未能预见到。

明日预告

自然与科学 终于出现了一种治疗日间猝发性睡病的良药

人文科学 为在埃尔福特举行的第75届德国法律工作者大会准备的三项思考题

不可预估的歌剧院翻修

斯图加特歌剧院按计划进行全面翻修的机会正在迅速减少。目前，巴登-符腾堡州议会 CDU 议团主席对该计划表达了批评，据初步估计，该计划的成本可能高达 20 亿欧元。托比亚斯·福格特（Tobias Vogt）在接受多家地区报纸采访时表示，鉴于地方政府预算严重受损以及医院面临关闭的威胁，政治决策必须考虑成本。他表示：“人们想要将一座拥有 110 年以上历史的利特曼建筑（Littmann-Bau）锯开并移动部分结构。”他补充道，“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就能看出这里存在不可预估的成本风险。”斯图加特市与巴登-符腾堡州各承担一半的费用是“难以想象的”。这座建于 1912 年的建筑目前处于急需翻修的状态。F.A.Z.

退休人员在图像符号上已与封建贵族齐平：杜塞尔多夫玫瑰星期一游行中反对老人政治的车辆。 照片 dpa

无未来者的统治

塞缪尔·莫因试图通过对民主制度提出激进建议，为其进行一次在政治上有益的“年轻化改造”。

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的建议并不像经济学家成田悠介（Yusuke Narita）针对日本人口问题而提出的“大规模集体自杀”那样极端。但这位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思想史学家同样意识到，老龄化是西方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他追踪到的正是一个全新的统治形式：莫因认为，在托克维尔之后近 200 年，民主制度已变成了“美国的老人政治（Gerontokratie）”。

只需回想一下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位高龄者之间的竞选活动，就能明白莫因关注的是什么。老人之所以掌握权力，简单来说是因为他们一直占据着岗位，比如联邦法官波琳·纽曼（Pauline Newman），她在 90 岁出头时依然精力充沛，威胁要逮捕那些质疑其精神能力的同事。作者首先用常识来批评此类现象——没有人希望由患有老年痴呆的人员来任职。随后，他又采用了理论工具，例如“描述性代表（deskriptive Repräsentation）”原则，即国家公职人员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口构成。

只不过，正如莫因在书的开头详细阐述的那样，人口本身也老龄化了。自美国建国以来，当地的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 80 岁。因此，年龄与权力之间传统的联系（“参议院 Senate”一词源自拉丁语“senex”，意为“老人”）从未像今天这样具有民主色彩。这种偏差的代表性论点表明，莫因关注的是其他问题。与西塞罗不同，他并不认为晚年是面向公共利益的阶段；莫因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后者不信任那些临终之人，因为他们生活在过去。《美国的老人政治》是对所谓老年保守主义的攻击，该书试图将其揭露为一种利己主义。

因为那些没有未来的人在面对不再涉及自身的问题时会产生阻碍，莫因用民意调查证明了这一点：退休人员年龄越大，越认为气候变化不是问题。而对于 20 岁的人来说，生态危机是最大的外交问题，而 65 岁以上的人最恐惧的则是国际恐怖主义或生命的突然终结。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大老龄化、老人政治的面孔、乌托邦展望），其运作方式如同从基础推导上层建筑。对于莫因来说，灰发政治家只是表面。在他看来，“老人政治的基础”在于“老年选民的选举权力和私人财富”。显然，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人数较多的老年人自然拥有更多的选票份额。为了将此现象定义为丑闻，莫因必须对事实进行战略性解读。年轻人恰恰远离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地方级投票，这在莫因看来并非是对忽视公民义务的责备，而是对年龄的责备。退休人员统治，是因为“他们愿意参加最无聊的会议”。仅仅“通过出席……老年人就已经造成了大部分损害”。但为什么在这里，年轻人不是民主制度的问题所在？

莫因的民主概念之所以具有争议，是因为他触碰了平等选举的原则。退休人员应当失去其政治基本权利，尽管并非一蹴而就。作者设计了一套分级方案，其中 65 岁以上的人全部

塞缪尔·莫因： 《美国的老人政治》（Gerontocracy in America）。老人如何囤积权力和财富——以及该如何应对。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纽约 2026年。 288 页，精装，32.21 欧元。

两年内失去十分之一的投票权重。到了 85 岁，选举生活便宣告结束。增加年轻选票的权重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或者，可以给新选民两票：一票代表自己，一票代表后代。莫因（Moyn）并未忽略这种做法本身也是不公平的：“但为了对抗歧视，有时难道不需要采取歧视手段吗？”

但最终，莫因将老年人的选举权力理解为金钱权力：老年人的财富是年轻成年人的 47 倍，并掌握着全国 71% 的财富。这就是老人政治中“年龄薪酬差距”（Age-Pay-Gap）的具体数值：“在当今的美国，年龄是阶级得以体现的方式。”这是一个新的主要矛盾吗？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政治化的对立，因为这里所涉及的阶级概念将统治视为一种特权，并将其人格化，就像曾经封建制度中的头衔一样。

因此，莫因对首席执行官（CEO）、高级合伙人和教授席位的执着便有了答案。职位是老年人应当让位的战场。作为具体措施，他建议实施强制提前退休，这与在老龄化社会中必须延长工作时间的直觉相悖。尽管这种对经济自由主义基本法则的摒弃听起来令人欣慰，但人们必须质疑这样做能带来什么。美国一名百万富翁的平均年龄是 70 岁——降低这个年龄并不会让社会变得更公正。

毫无疑问，莫因追踪到了一个问题。但其批评过于浅层，因为他仅满足于对统计分布进行指控，而没有追问婴儿潮一代财富积累的历史原因。对年轻与年老之对立的过度关注扭曲了分析。因此，他的乌托邦方案也无法真正奏效。莫因将世代交替想象成一种社会层面的“自体血增强”：处于巅峰期的人领导，直到他们凋零。这种人员更换同时应当使思想年轻化。作者的理想是这样一个美国：它像法国大革命推翻旧制度一样，否定了旧欧洲。然而，一个设定为永久性的进步，如果忘记了其追求的目的，就会失去其特质。在阅读完本书后，人们不得不怀疑，对人口权力结构进行政治干预是否真的能有所帮助。 HAZIRAN ZELLER

地底世界的丰饶生活

以好奇心取代告诫：弗兰克·艾什伍德带我们领略脚下的世界

对于任何撰写科普书籍的土壤学家来说，在书的前几页就向读者大声疾呼脚下那层阴暗且肥沃的土层有多么重要，想必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而弗兰克·艾什伍德（Frank Ashwood）直到书的第 115 页才这样做。

“这层覆盖在全球陆地上的薄层为我们提供了 95% 的食物，然而我们却将其视如草芥（直译：像对待污垢一样对待它）”，这位生态学家兼摄影师在书中发出了告诫。随后，他引用了联合国的诊断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人类的干预，全球已有 40% 的土壤遭到破坏；如果我们不改变对待土壤的方式，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几乎所有的土壤都将面临这种情况。

但艾什伍德并不满足于仅仅发出告诫，他致力于激发人们对一个领域的好奇心——这个领域离我们如此之近，却又如此遥远，且在科学上的认知度甚至低于月球表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健康的茶匙量土壤中竟聚集着多达 60 亿个微生物，且真菌菌丝的总长度可达一公里的这种最高级描述听起来很抽象——但只要你沉浸在书中，随作者深入地底，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改变。

“我将一小堆潮湿的落叶推到一边，土壤便瞬间爆发出了惊人的活力，数百只跳虫向四面八方散开，寻找避难所，”艾什伍德像一名记者一样描述他在新西兰南岛一片林地中的见闻。不久之后，在同一个地方，一只多足类动物“就像一列微型货运火车一样”在腐烂的叶片中开路。而在它的其中一条腿上，又挂着一个“直径不足 0.5 毫米的盘状生物”。这是一种螨类的幼体，它正处于禁食状态，通过“搭便车”的方式旅行，直到几周或几个月后在新的栖息地落下，开始其成年生活。作者在书中页页呈现此类地底场景。从新西兰出发，旅程来到了英格兰东南部的一片爱丽丝·霍尔特森林（Alice Holt Forest），本书的主角——蚯蚓在此首次登场，随后出现的是一只橙红色的蜘蛛，它专门负责破开鼠妇（艾什伍德将其介绍为“微型犰狳”）的厚甲。显然，我们的脚下到处都是小型掠食者。几乎没有一种杀戮方式是被遗漏的——甚至包括一种利用套索捕捉并吞噬线虫的真菌；同样，也没有一种防御方式被忽略，例如某种角螨可以将所有肢体、绒毛，最后甚至将自己的头部像坚硬的盖子一样折叠起来以保护自己。

在读到五十页左右时，你可能会因为感到有些疲惫而放下书：作者还要翻开多少块石头、叶子和木块，才能在日光下将这些居民赞美为一幅高度复杂的喧闹图景？

但艾什伍德巧妙地将他如此注重细节的原因编织其中：植物和动物的缓慢分解，细菌、真菌、昆虫、蠕虫之间的共生与对抗，以及腐殖质与下方岩层之间的化学相互作用——所有这些都是读者能够生存的前提。森林、牧场、农田——它们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土壤在生存。最后一顿餐食、身上的衣服、沙发上的毯子，甚至这本书或一份报纸的纸张，都仅仅是因为土壤曾是肥沃的。

页页读来，人们会感到愈发荒诞：土壤在公众关注度中竟然扮演着如此微小的角色。为什么人们知道遥远国度的地名和人名，却不知道那些没有它们就无法产生食物的生物的名字？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直觉似乎都已丧失。艾什伍德（Ashwood）耐心地、以富有创造力的语言且不带说教意味地帮助读者培养这种缺失的感知力。在此过程中，他也融入了自己的研究，例如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将城市垃圾填埋场附近的土壤生物数量与森林中的数量进行对比。在书的后半部分，作者将视角从微观

弗兰克·艾什伍德：《我们脚下的世界》。土壤的秘密生活及其对我们所有人的意义。

由劳拉·苏·比绍夫（Laura Su Bischoff）从英文译出。Piper出版社，慕尼黑 2026年。336页，含插图，精装，26,- 欧元。

切换到了广角。他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尘暴”（Dust Bowl）灾难作为切入点，来解释完整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当时，定居者们将北美大草原的草地挖掘并转化为农田。此外，他们还引入了过多的放牧动物，取代了几乎被灭绝的野牛。结果在“黑色星期日”出现了一场长达 1600 公里的由被卷起、干涸的土壤组成的尘云。

艾什伍德认为，草地蕴藏着对人类最重要的土壤。它们看起来植被稀疏、毫不起眼，但在许多地方，其下方覆盖着经过长期腐烂的根系和植物形成的黑土。每公顷的草根、雨虫、线虫以及真菌的总重量可达 100 吨。

然而，这种不可见的财富也给草地带来了危险，因为肥沃的黑土直到今天仍在诱导人们将其过度开发为农田或过度放牧。从“尘暴”到如今的生态危机之间有一条直接的联系，因为农业领域尚未真正开始反思：“草地的时间正在慢慢耗尽，”艾什伍德警告道。他认为，受威胁的不止是人类的粮食供应，还有土壤作为水资源和碳存储库的作用。

贯穿全书的个人风格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有些人过于自我。但艾什伍德并非如此。当他在书末描述自己在农场里向农民展示显微镜下的土壤生物时，这并不显得自以为是或像在教训人。作者拥有一种天赋，能用他自幼对土壤的热情感染读者。克里斯蒂安·施韦格尔（CHRISTIAN SCHWÄGERL）

共和党人最锋利的利剑

没有不伴随阴谋猜想的公共领域：扬尼克·伦格林研究古罗马时期的阴谋论

阴谋论被视为一种被污名化的知识；传播阴谋论的人被认为意在进行政治操纵，而相信阴谋论的人则被视为愚蠢。这一公理在逻辑上的悖论——即清醒者能洞察真相，而阴谋论信徒则被困在妄想的茧房之中——却很少被讨论。关于这一复杂课题，已有大量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研究及出版物，尤其是从《锡安长老议事录》到 QAnon 以及唐纳德·特朗普，这一现象已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病毒式传播力。

近代第一个被用阴谋论解读的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因此这种思维方式通常被归类为科塞莱克所谓的“鞍时”（Sattelzeit）。其已知模式包括：一个在秘密状态下运作的群体，出于自私的动机，试图控制或摧毁某个机构、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在这种思维中，没有什么是表象之下的真实；没有事情是偶然发生的；一切都相互关联。基于其心理和认知逻辑，阴谋论虽然起到了简化复杂性的作用，但往往同时增加了复杂性，因为它们尽可能地纳入了大量的元素和参与者，并利用学术化的语言风格暗示一种密集的引用关联。

尤其面对普遍存在的“当下主义”视角，回顾更早的时代反而具有价值。扬尼克·伦格林在伯尔尼提交的一篇关于古代史的博士论文，便为罗马共和国末期提供了这样的视角。这篇论文提供了思考的养分，尤其是因为它质疑了那些便捷的界限确定性——而人们往往正是利用这种确定性，轻而易举地将腐败、民粹主义和暴力自救等其他现象斥为异常。然而，只要审视自古代以来共和政治（源自“res publica”，意为公共事务）的核心特征就会发现，阴谋沟通之于公民支撑的政治体制，就像方糖之于东弗里西亚茶一样不可或缺。

原因在于：社区相关行为在原则上的公开性，使得所有秘密行为都显得危险；但政治不仅是个体化的，而且由合法的网络和动员代理人所塑造——在罗马，这些人是门客、顾问、支持者、朋友和出资人。而阴谋圈子则是这些合法网络的“邪恶双胞胎”。政治显得高度动态、具有偶然性，受众多参与者影响，且往往难以洞察；与此同时，政治修辞必须承担起尖锐化的任务，而简化和极化正是其中一部分。

阴谋叙事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当时不仅存在灰色地带，而且确实存在某种意义上的阴谋，即由一小群人秘密筹备的直接行动

——刺杀尤利乌斯·凯撒就是最著名的案例。伦格林在探讨阴谋思维与危机沟通的关系时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在罗马，阴谋论的产生并不一定需要一场危机；相反，阴谋逻辑是一种被普遍接受且广泛存在的逻辑。西塞罗此前就利用暗示性的提问“谁从中获益？”（Cui bono?），这绝非偶然。

作者提供了四个论证严密的案例研究以支撑其观点。例如，在公元前90年，那些煽动罗马盟友发动针对霸权地带的起义（该起义对整个意大利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的人被威胁将受到惩罚。近30年后，西塞罗利用卡提林所谓的计划，将自己塑造为罗马的救星。这里清晰地展现了前文提到的结合方式：执政官在其二元的“敌友”区分之下，铺设了一层由幕后操纵者、共犯和未被察觉的利益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而这层网络只有他自己能看透。

同样运作方式的还有他在公元前63年初针对平民论坛代表鲁鲁斯（Rullus）的土地分配法所进行的成功煽动，伦格林（Lengeling）将其定性为罗马共和国时期一个发育完全的阴谋论的最佳案例，这一点是正确的。在公元44年三月十五日的凯撒遇刺事件中，阴谋参与者的人数之多令人震惊。为了动员那些犹豫不决的人，通过过度的荣誉表彰以及暗示凯撒涉嫌追求王权来使其名誉受损的权谋，以及凯撒对阴谋传闻的反应，可能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案例研究敏锐地揭示了，对相关勾当的暗示如何同时发挥了一种减轻系统压力的功能：即认为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因为问题仅仅在于少数几个坏人。现代阴谋论中常见的其他模式在此也能找到，以及它们进一步侵蚀本已削弱的政治结构的潜力。在这个意义上，伦格林正确地强调，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不仅以追求共识和规范的冲突解决为特征，而且同样具有一种随时可以被唤起的升级、排斥和暴力的倾向。尤其是现在的观点对西塞罗的看法要批判得多。在这种意义上，阴谋指控虽然无处不在，但并非无害，也不仅仅是一个稳健的政治运作中的背景噪音。与此同时，作者在聪明的克制中警告不要高估其研究对象的意义：鉴于阴谋论逻辑和叙事方式的贯穿始终，无论如何，很难将政治发展仅仅归因于阴谋指控的出现。乌韦·沃尔特（UWE WALTER）

扬尼克·伦格林（Jannik Lengeling）： 《罗马共和国晚期的 阴谋论》。 Franz Steiner 出版社， 斯图加特 2026年。 352页，精装，74欧元。

当童年变得无法逃避

疯狂的结局：彼得·索科洛夫（饰演马泽帕）与诺姆布莱洛·延德（饰演玛丽亚） 摄影：Xiomara Bender

法兰克福歌剧院上演彼得·柴可夫斯基的《马泽帕》。导演并不避讳暴力。 而演唱则是最高水准的艺术。

导演巴里·科斯基（Barrie Kosky）在3月中旬于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次欧洲歌剧网络（Opera Europe）会议上，曾向一位主张政治参与的研讨剧场概念主义者反驳道：歌剧是将尖叫转化为美。聆听这种美可能是令人触电的、激昂的、陶醉的。但目睹这种美产生时的环境，有时却令人难以忍受，正如目前法兰克福歌剧院上演的彼得·柴可夫斯基作品《马泽帕》那样。

剧中，玛丽亚的父亲科丘拜因为不愿将女儿嫁给军队统帅马泽帕，并向沙皇举报马泽帕与瑞典国王结盟对抗俄罗斯以图自立为乌克兰国王，从而遭到马泽帕爪牙的酷刑折磨。导演马修·怀尔德（Matthew Wild）强加给观众的视觉呈现，遵循的是血腥电影和恐怖视频的美学，就像我们从伊斯兰国（IS）民兵的视频中看到的那样。科丘拜的右耳被刀割掉；一把小砍斧切断了他的手指关节。电钻则在身体各处钻孔。

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听到卓越的歌手亚历山大·罗斯拉韦茨（Alexander Roslavets）饰演的科丘拜，将声音变成了意义的载体，变成了传达含义的听觉媒介：他的音色随乐句地在掩盖痛苦的自豪与静谧忧伤的回忆之间切换。随后，他将自己的低音收紧，化作冰冷而轻微的轻蔑之锋，接着再次将其打开，化作对复仇的雷鸣般希望。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极其精准、绝美的发声之上，没有任何自然主义的哼唧、抽泣或嘶吼。这个男人在遭受凌辱的痛苦中，以最高水准的艺术在歌唱。这是一次震撼的体验！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年轻的南非女高音诺姆布莱洛·延德（Nombulelo Yende）。在与马泽帕的二重唱中，面对“我是否爱你？”这一问题，她塑造了一个完美的渐强渐弱（messa di voce），即保持一个长音并使其由弱变强再变弱；而在结尾那首疯狂的摇篮曲中，她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极细之声（fil di voce）的高超艺术——在极弱（pianissimo）的力度下像细线般纺出的声音。这一切从风格史的角度来看绝对正确地证明了，柴可夫斯基在1883年依然在延续从其偶像莫扎特那里继承的美声唱法（Belcanto）文化，而其他作曲家早已将其抛弃。延德所呈现的是最精湛的演唱。

卡罗琳娜·马库拉（Karolina Makuła）饰演玛丽亚的母亲柳波夫，虽然出场时间短，但凭借在旋律跳跃时极具表现力且灵活的抒情纽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约翰·芬登（John Findon）饰演安德烈，其男高音有时略显粗犷但极具可塑性，俄语发音出人意料地清晰易懂。贾雷特·波特（Jarrett Porter）饰演酷刑执行者奥尔利克，洪志勋（Jihun Hong）饰演科丘拜的心腹伊斯克拉，以及库代贝尔根·阿比尔丁（Kudaibergen Abildin）饰演醉酒的哥萨克，在这些小角色中也展现了卓越的临场感和精准度。

唯有饰演主角的彼得·索科洛夫（Petr Sokolov）相比之下显得平淡。服装设计师赫伯特·穆劳尔（Herbert Murauer）还让他穿了一套米色的两件套西装，风格类似于东德（DDR）社会统一党（SED）党秘书们穿的那种70年代风格西装。他的男中音虽然在动态上具有调制能力，但在开场时听起来带有鼻音和喉音，缺乏光泽。不过，随着演出的进行，他的演唱逐渐变得流畅。

卡斯滕·亚努什克（Karsten Januschke）作为法兰克福歌剧院与博物馆管弦乐团的指挥，完全致力于为歌手提供支撑与引导。演出中没有任何平衡问题，呼吸节奏精准。在合唱团与独唱组合细碎的交织衔接中，即便面对切分音的低音线条，亚努什克依然能掌控住场面的喧嚣，这也证明了曼努埃尔·普霍尔（Manuel Pujol）对这部剧中重要合唱部分的排练是多么具有典范意义。唯有在歌剧的序曲中，节奏的紧凑程度以及快速和弦变换的精准同步性，或许仍有改进空间。

导演维尔德（Wild）将这部关于1709年事件的历史剧大胆地导演为玛丽亚当下的悲剧，处理得非常果断且自洽。玛丽亚从小就爱上了马泽帕，尽管她本可以是他的女儿。她必须在科丘拜和马泽帕之间做出选择，这两个人物都要求她服从父权。自我决定并不在计划之中。这部剧的导演将情节从童年引导至因逃避无法理解的残酷而陷入的第二童年（疯狂状态）：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退行。

在关于波尔塔瓦战役的音乐画卷中，恰恰在柴可夫斯基引用赞美诗《荣耀归于天上的高阳》的那一刻，玛丽亚被塞给一个死掉的孩子，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讽刺。与此同时，舞台上播放着坦克、无人机和被摧毁的乌克兰城市的视频，这是一种冒险的现实化处理。因为在此之前，马泽帕和科丘拜被设定为毒品贸易的帮派头目和腐败的政治家。维尔德的这部作品早在2023年就在埃尔（Erl）的蒂罗尔艺术节上上演过，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传达关于乌克兰战争起因和现状的什么信息？

在第二次中场休息时，在目睹了科丘拜和伊斯克拉在铺满瓷砖的浴室里血溅当场的处决后，一位年长的观众在休息厅的立饮桌旁对着喝酒的朋友们说：“我根本没法看。”到了第三幕，池座中许多原本有人就座的位置变得空空如也。对于一些常客来说，歌剧与电视新闻画面之间的这种“比惨”竞争难以忍受。因此，他们错过了一个音乐史上最强有力的安静歌剧结尾——玛丽亚的摇篮曲。 扬·布拉赫曼（JAN BRACHMANN）

“柏林收藏”归谁所有？

在著名的《致卢基利乌斯的道德书简》第 104 封信中，塞内卡写道：“并非因为困难我们才不敢尝试，而是因为我们不敢尝试，所以才困难。” 究竟是困难的客观环境，至今阻碍了联邦共和国最终解决在波兰境内因战争而转移的文化财产地位问题？还是缺乏决心？

一项由 90 多位学者发起的新决议旨在推动此事取得进展。他们呼吁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放弃对这些藏品的所有权要求。发起人——东欧历史学家里卡达·武尔皮乌斯（Ricarda Vulpius）、马丁·奥斯特（Martin Aust）以及文学研究员瓦妮莎·德·塞纳克伦斯（Vanessa de Senarclens）在信中表示：“现在是德国联邦议院向波兰发出明确信号的最高时刻。”《法兰克福汇报》（F.A.Z.）已获得该信函，且各党团的文化政策发言人也已收到此信。签署者除了莱布尼茨东欧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马伦·罗格（Maren Röger）外，还包括东欧历史学家马丁·舒尔策-韦塞尔（Martin Schulze Wessel）。

该决议的对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德意志帝国转移到现今波兰的文献。其中一个关注重点是所谓的“柏林收藏”（Berlinka），这是一组具有高度文化历史意义的藏品，包含数十万件单品。这些藏品在二战期间之前存放于柏林的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如今则保存在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图书馆。

“柏林收藏”包含 443 份音乐手稿（包括巴赫、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亚历山大·冯·洪堡、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和古斯塔夫·弗赖塔格的遗产或部分遗产，以及 1400 多份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曼什语的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手稿。

学者们要求政府放弃在二战期间撤往波兰的文化财产。

发起人在理由中称，与德国文化财产的情况不同，波兰并非将这些文化财产作为掠夺品而占有。纳粹德国的毁灭战争使其后代“必须对与波兰的和解承担持续的责任”。在德国投降后，波兰人曾为保护这些藏品做出贡献，有时甚至将其免于被苏联士兵掠夺。

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则坚持其对这些藏品的所有权要求。该基金会提到，已将包括 73 份来自秘密国家档案馆的羊皮纸证书在内的物品归还给波兰。但在回应《法兰克福汇报》的询问时，该基金会表示，这些归还行为并不影响针对“目前位于波兰的因战争而转移的物品”的所有权要求。

这些要求由来已久。在 2007 年的一篇《法兰克福汇报》客座文章中，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前主席克劳斯-迪特尔·莱曼（Klaus-Dieter Lehmann）将“柏林收藏”称为“德国人的精神日记”。他强调，该收藏是在柏林的“馆藏体系”中形成的，且与那些在撤离前就位于现今波兰的文化财产不同，它与前德国东部领土没有关系。此外，丢勒、路德、莱布尼茨和康德的信件“若脱离了仍留在柏林的上下文语境，在学术上将失去重要且具有说服力的部分”。

德·塞纳克伦斯反驳称，克拉科夫的藏品对学者是开放的。相比于德国放弃所有权可能带来的“深化科学合作机会以及改善德波关系的总体积极影响”，她认为空间分离带来的实际不便并不重要。

由于法律地位不明，决议案中提到了“科学关系的瘫痪”。德·塞纳克伦斯（de Senarclens）举例提到今年1月在克拉科夫成立的“雅盖隆大学柏林藏品研究中心”。据该中心称，其正在对“Berlinka”（柏林藏品）进行跨学科研究。德·塞纳克伦斯表示，虽然挪威等国已投资于“Berlinka”的数字化，但德国在资金上并未参与。

与之相对，国家图书馆则指出与雅盖隆图书馆之间存在“良好”的合作。两家机构曾在2007年合作编制“手稿收藏”总目录——其中包含16.世纪至20.世纪初的220.000份文献，这些文献作为“Berlinka”的一部分目前保存在克拉科夫。

“科学家们还批评道，柏林国家图书馆的用户在进行许多目录查询时，仍会看到‘战争损失’的标注，即便已知所寻书籍存在于波兰。”国家图书馆对此予以否认：称其使用的是“因战争而转移”的提示。此外，若已知波兰的具体存放地点，该地点也会在目录中显示。

外交部也在关注这些藏品。在回复《法兰克福汇报》（F.A.Z.）的询问时，外交部表示，“联邦政府致力于推进1991年《德波睦邻条约》中所确立的关于文化财产返还的进程”。为此，一个由德波专家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经成立。与国家图书馆类似，外交部也指出，掠夺财产必须予以归还。“联邦共和国对于因战争而转移至波兰的文化财产的返还请求不受此影响。”与波兰的谈判在保密状态下进行。

但对于科学家来说，目前的对话还远远不够。历史学家奥斯特（Aust）表示，自签署德波友好条约以来已经过去了35年。现在是时候通过决议案来引发一场关于所有权问题的公开辩论了。

从一个秘密消息人士的角度来看，外交部担心公开放弃所有权可能会被德国选择党（AfD）或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iS）利用，并将其用于自身的政治目的。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政党是否有具体表态，这种担忧仅停留在抽象层面。而在波兰，德国的放弃行为可能会被解读为一只“特洛伊木马”，背后隐藏着德国的诡计。尼古劳斯·恩德（NIKOLAUS ENDER）

爱沙尼亚学生每月阅读一本书

数学教师亚历山大·布兰德（Alexander Brand）访问并对比了四个 PISA 样本国家

在《教育冠军》（Die Bildungsweltmeister）这本书中，您描述了在四个经常被视为 PISA 榜样国家进行的学校访问。在刚刚发布的 PISA 研究中，这些国家是否维持了原有的水平？

新加坡和日本在当前的研究中依然名列前茅，而爱沙尼亚则成为了欧洲冠军。芬兰的情况有所恶化，这种趋势早已显现——许多其他西欧国家也是如此。

您如何解释芬兰成绩的下滑？

肯定存在人口统计学因素，比如学生群体的变化，以及移民情况的转移。但所有这些都远不能解释如此巨大的成绩跌幅。我在当地访谈的许多教师将下滑归因于学校制度的变化，即过早地要求学生进行过多的自主学习。粗略地说，教育行政部门违背教师意愿，强行推行了许多受改革教育学启发的措施。例如在 2016 年，在该运动的高峰期，许多学校被新建或翻修，从而形成了宽敞的“学习景观”——一个房间里挤了 80 个孩子。在这里，学生被要求在尽可能少引导的情况下，通过自主掌控的项目进行学习。

那效果如何？

并没有奏效。教室里太吵了，成绩较差的学生无法适应这种学习条件。许多学校已经撤销了这一发展，例如安装了大窗帘。现在人们重新倾向于采用多种教学形式的混合模式。经验研究告诉我们，只有在学生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且这些知识是通过结构化和循序渐进的方式传授的情况下，项目式学习才特别有意义。在数字化方面，这在我 2019 年访问时曾是一场巨大的热潮，但芬兰随后也进行了回调。我在 2024 年最后一次访问时发现：现在的重点再次回到了阅读书籍上。

那么，为什么爱沙尼亚在新的研究中依然如此稳定？

一方面，那里的学校对学生持有较高的专业期望，同时在必要时通过辅导提供支持。但在芬兰以及德国，成绩较差的孩子通常会得到更简单的任务。这种根据能力水平进行的差异化教学在我国甚至被视为优秀的教学法。而在爱沙尼亚以及日本，情况则不同。在那里，所有学生都被设定了具有专业挑战性的目标。面对困难时，他们不会立即降低要求，而是首先加强支持。在这些国家，如果一个孩子存在学习漏洞或因病长期缺课，他会被安排进入小组辅导，每周大约两小时，直到漏洞被填补。此外，爱沙尼亚每周还提供学生咨询时间，用于解答疑问和解决问题。

爱沙尼亚的阅读推广据说非常有雄心。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轶事：在爱沙尼亚，我认识了一名 11 年级的女学生，她前一年在德国参加了交换项目。这里的一些事情让她非常惊讶，例如德国的 11 年级多么简单，她将许多要求与爱沙尼亚的 9 年级相比较。她还惊讶于德国人的阅读量如此之少，11 年级竟然只读一本书。她说，在爱沙尼亚，她每个月必须读一本书，而且必须是具有挑战性的书。在爱沙尼亚，阅读具有很高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在苏联占领期间，阅读文学是捍卫爱沙尼亚语言和文化的一种手段。早在幼儿园阶段，孩子们就会分组去图书馆，激发他们对阅读的热情；到了小学，每年会阅读好几本书。

辅导课程。不过，预防性辅导会更好。例如在芬兰，孩子在入学时就会被检查是否具备在课堂上跟上进度的前置能力。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辅导会立即开始。这种辅导通常设计得非常灵活，有时可能仅持续几周。因此，人们并不区分“辅导儿童”和“非辅导儿童”。辅导是面向所有人的。学校为此设有许多小房间，而这在德国通常是没有的。

德国尤其在数学方面明显变差了。哪里出了问题？可以从其他国家学习什么？

在这里我们也需要小组辅导，尽可能预防性地填补学习漏洞。实际上，我们应该从小学阶段就入手，并定期进行诊断性测试。如果一个孩子未能达到最低标准，就进入小组或个体辅导。在汉堡已经有了类似的做法：如果一名学生在主科成绩单上拿到 5 分（不及格），他就必须参加一个

日本的数学教学有何不同？

在日本，教学质量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与流传关于亚洲学校的刻板印象相反，日本人注重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要求学生进行创造性思考。一项 2020 年的调查显示，在日本，每两节数学课中就有一节需要处理认知上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在德国，这类课程仅占 12%。当然，要解决创造性问题，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能力。在这方面，我确实在日本学校看到了一些类似于机械训练但本质上具有游戏性质的情况。例如，在某所学校，每个班级每天会收到一张 A3 纸，上面有 100 道简单的计算题，要求在 5 分钟内完成。

这有计时吗？

是的，而且事实上，学生们飞快地填完了这些纸，5 分钟后所有人真的都完成了这 100 道题。随后，学生们与邻座交换练习纸并集体纠错。这在日本的许多其他语境中也能看到：通过对某些简单程序的密集练习，使学生在记忆中腾出空间，以便随后能够处理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在德国，我们过于忽视这种基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不符合某种特定的现代教育精神。

德国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成绩水平？ 在德国，我们几个月前启动了“起跑机会计划”（Startchancenprogramm），旨在有针对性地资助处于困境中的学校，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但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学校得到了支持。然而，所有学校中都有阅读和计算能力不足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都需要支持。而量身定制的、定期的分小组辅导尤其能帮助那些处于劣势的学生。此外，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小学阶段。例如在汉堡，师范专业的学生会协助开展阅读辅导。这是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加强实施。我们现在必须迅速行动，否则情况会变得更糟。

在教学中能多大程度上违背时代精神？在强调自由的国家，纪律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贯彻？

新加坡非常重视课堂管理（classroom management），例如探讨：我该如何设计我的课程，以尽可能减少空档时间——从而预防干扰。我在那里遇到了极其专业的教师，他们在日常教学中实施了我曾在国际领先的相关书籍中读到的所有策略。我认为课堂管理这个话题在德国完全被忽视了。而良好的课堂管理并非专制。它关乎坚定性，关乎让所有学生都清楚目前对他们的期望以及适用哪些规则。在所有这些方面，我感受到亚洲的教师是非常亲切且幽默的。

提问者为乌韦·埃宾豪斯（Uwe Ebbinghaus）。

十秒钟里的三十年

一场关于失败的宏大综艺秀：奥利弗·里斯（Oliver Reese）在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将雅丝米娜·雷扎（Yasmina Reza）的小说《幸福的人们》（Glücklich die Glücklichen）改编成了一部触动心弦的细腻作品。

实际上，柏林剧团新馆（Neuen Haus）的舞台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事情：几个人先后登场，随后离去。在期间，他们向观众讲述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落空的期待、错失的机会、爱情中的不幸。生活便是如此。艺术总监奥利弗·里斯的这次导演正是遵循这一设定，改编自雅丝米娜·雷扎的小说《幸福的人们》。这位法国作家的杰作于2014年出版德文版，由21段独白组成：这是一场关于激情的多元交响曲，在冷静的掩饰下以行板（andante）构建起一个声音空间，而加热这个空间的唯有平庸之辈心中的地狱之火。这里没有前景，也没有希望，只有在忧郁与惆怅之间交替变换的氛围，以及偶尔的一两杯伏特加。

人们可以将此想象成安东·契诃夫笔下那些迷失的人物，他们梦想着莫斯科，却在某个无名之地陷入无尽的忧郁之中。奥利弗·里斯曾在2014年于法兰克福剧院（Schauspiel Frankfurt）执导过雷扎的剧作《艺术》（Kunst），他并非一个试图重新定义戏剧的导演。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是一个总能重新发现戏剧之美的导演，并且对雷扎的语调和叙事结构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作为演出的基础，他为《幸福的人们》编写了一个自己的版本。这个版本与原著相当不同，但却相当精准地捕捉到了原著的神韵。这归功于演员科德莉亚·韦格（Cordelia Wege）、阿梅莉·威尔伯格（Amelie Willberg）、盖里特·詹森（Gerrit Jansen）、奥利弗·克劳沙尔（Oliver Kraushaar）和马丁·伦茨施（Martin Rentzsch），他们与角色之间建立了如此具有说服力且令人动容的认同感，使得角色能够完美地从印刷页面跃上舞台。

虽然里斯改变了节奏、主题（增加了爱情，减少了衰老）以及人物数量，并克制住了进行现代化改编的冲动（除了将一段异性恋关系改为同性恋关系），但他始终坚定地信任原著中的人物与文字。在经历了所有后戏剧剧场和导演剧场（Regietheater）的要求之后，这对于演员来说显然是一项让他们感到极大愉悦的任务。因为奥利弗·里斯将他们从所有概念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他们被允许单纯地表演——而且表演得极其出色。

这当然并不容易，但绝对值得。面对这群像是在旁观自己生活的当代生物之全景图，汉斯约格·哈通（Hansjörg Hartung）在舞台设计上布置了几把简单的椅子，两面侧镜墙，以及一面巨大的木制后墙，后墙被分成了许多格。这些格子被证明是门或盖板，后面隐藏着冰箱、咖啡机和装满西装的衣柜。此外，还嵌入了一个鱼缸，鱼儿在囚笼中的样子始终可见。期间可以听到约尔格·戈拉斯（Jörg Gollasch）创作的、在探戈与《悲伤圆舞曲》（Valse triste）之间轻盈漂浮的音乐——甚至在观众进入大厅时就开始播放，仿佛想立刻将人们融入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祈求幸福，却只抓住了不幸。

暗淡的前景：《幸福的人们》剧照 摄影 Gianmarco Bresadola

科德莉亚·韦格（Cordelia Wege）饰演海伦，她嫁给了一个赌徒。在公交车上，她偶然对面坐着一名男人，尽管多年前两人曾有过一段激烈的情史，但她此时并未认出对方。他直接问道：“你幸福吗？”，这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是“不幸福”，海伦心想：“三十年的平静心境在十秒钟内被扫荡一空。”此时，她卸下的不仅是围巾、外套和手提包，还有她至今为止的人生——没有戏剧性的铺陈，极其随意，仿佛这一切完全正常。角色们接连登场，各自进行独白。在这个毫无灵魂的微观世界中，人物有时会短暂相遇，却互不理睬。盖里特·詹森（Gerrit Jansen）饰演深受爱戴的医生菲利普，他在外界掩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街头寻找情夫——除了性，他最渴望的是“被拥入怀中，被亲吻覆盖”。

《法兰克福汇报》精选

《法兰克福汇报》公民对话

接下来该怎么走？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不仅仅是一次地区性的决定：它被视为具有对全国产生信号作用的政治情绪风向标。从选举结果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哪些议题和冲突线目前主导着政治辩论？而这一结果对于政党、联盟以及整体联邦政治意味着什么？

我们希望在 2026 年 9 月 17. 日 19.30 分就此进行探讨。随后将设有问答环节。您可以通过在法兰克福福音书学院现场参加或通过直播参与。

对话嘉宾：

Jasper von Altenbockum，内政部负责人 Sandra Kegel，文化版负责人 Johannes Pennekamp，经济报道负责人

主持：Manfred Köhler，《法兰克福汇报》莱茵-美因报负责人

他感受到了与那对在奶酪柜台前争吵的夫妇相同的孤独，因为丈夫没有买妻子一定要的那款奶酪。这很有趣——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深不可测。五位演员快速更换假发以及由 Elina Schnizler 精心挑选的服装，每人分别饰演多个角色。一只挂钟随心所欲地运行，时间失去了意义。在这场关于人际失败的宏大综艺表演之初，气氛还显得滑稽，但很快，在漫不经心的喜剧色彩之下，那些被勇敢掩饰的苦难——以及面对苦难时的无力感——便显现出来。Oliver Reese 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导演创作，令人动容地还原了 Yasmina Reza 的小说以及将戏剧作为一种认知真理形式的精髓。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的本季开局良好。—— IRENE BAZINGER

谁来保护可爱的滨鹬？

唐纳德·特朗普在削弱物种保护

作者：Frauke Steffens，纽约

“请不要靠近鸟巢！”一个孩子这样写道，句末加了三个感叹号，并在下方画了一只长着细细橙色腿的小鸟。在另一幅儿童画上写着：“人类的活动可能会引起恐慌！”国家公园管理局和纽约的“滨鹬项目”（Plover Project）将这些画作制作成了海报宣传活动。在罗考韦（Rockaway）海滩需要受到保护的美洲滨鹬（Piping Plover），如果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试图放宽保护条例的尝试获得成功，其生存处境将变得更加艰难。

夏季，沿着半岛西部的雅各布·里斯公园（Jacob Riis Park）海滨大道行走的人，不仅能看到海报，还能看到宽阔海滩上的隔离带。志愿者用细绳和警告标志为这种从春季起在此筑巢的鸟类预留了区域。这种在德语中被称为 Gelbfuß-Regenpfeifer 的美洲滨鹬体型并不比麻雀大多少。在海滩上很容易忽略它，它将蛋产在沙地的一个浅坑中。幼鸟体型微小，呈白色沙色，许多纽约人称它们为“飞行的棉球”。它们在孵化后不久就开始在水边蹒跚行走。因此，这里原则上禁止携带狗，但并非每个人都遵守规定。

这种全球仅存约 8000 只的鸟类能够拥有一块海滩，这与 1973 年的《濒危物种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以及纽约州的物种保护规定有关。美洲滨鹬在 8 月底开始向墨西哥湾进行冬季迁徙，根据联邦法律，它被列为“threatened”（受威胁）。纽约州的评级更为严格，将其列为“endangered”，即在这种情况下是指“濒危”（面临灭绝威胁）。

特朗普现在正在攻击物种保护，且无需国会多数票支持。他的政府虽然不能废除《濒危物种法》，但他们正在改变当局执行该法律的规则。其杠杆在于对“harm”（伤害）一词的解释。国会在法律中规定，禁止对受保护动物造成伤害。此前，当局将栖息地的改变也理解在内，只要这种改变会导致动物受伤或死亡。

1995 年，最高法院确认了这一解释。特朗普现在废除了这一沿用数十年的解释。从 9 月中旬起，该解释将不再适用。届时，对栖息地改变的监管将大大放宽，“伤害”必须被定义得更加直接。政府辩称，环境部门过度扩张了权力，将物种保护法变成了控制土地利用的工具。

罗考韦的美洲滨鹬在这方面相对幸运。纽约州拥有自身强大的物种保护法。即使特朗普成功削弱了联邦法律的保护，雅各布-里斯海滩上的隔离带也不会自动消失。然而，当这种鸟在秋季抵达墨西哥湾周边的越冬地时，将面临其他危险。因为最近，一个名为“濒危物种委员会”（Endangered Species Committee）的政府机构——因其权力极大而被戏称为“上帝小队”（God Squad）——修改了规则。《濒危物种法》的规定通过豁免许可被放宽，以便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能够更顺利地进行。

其他鸟类甚至没有像 Piping Plover 在纽约那样至少还能享有的保护。例如佛罗里达洗刷鸦（Florida Scrub-Jay），这是一种蓝灰色的丛林鸦，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据地区性 NPR 电台 WUSF 报道，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地区性保护规则，特朗普可能会对其构成特别严重的威胁。在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的普塔戈尔达（Punta Gorda），科技企业家迈克尔·科洛西（Michael Colosi）计划在一块受联邦洗刷鸦保护规则管辖的土地上进行建设。任何在建设过程中破坏其栖息地的人都必须支付一笔费用，用于资助新的保护区。科洛西正在法庭上对此进行抗争。而特朗普对“伤害”（harm）的定义更为狭隘，将不再保护栖息地，这可能会对这类原告有所帮助。

另一种鸟类的处境则更为危急，杂志《国家》（The Nation）对此进行了报道。盐沼麻雀（Saltmarsh Sparrow）生活在大西洋沿岸的盐沼中（例如在马萨诸塞州），其巢穴筑在距离地面仅几厘米的高度。随着海平面上升，这些巢穴被淹没的频率越来越高。根据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数据，该物种的数量在 1998 年至 2012 年间骤减了约 90%，这种鸟可能在几年内灭绝。

尽管如此，直到今天它仍未被纳入《濒危物种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自然保护主义者多年来一直争取将其列入濒危物种名单。然而，政府还限制了针对新列入名单动物的自动生效保护机制。

因此，这三种鸟类以及许多其他动物正以不同的方式受到特朗普规则变更的威胁。但这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政府在放宽《濒危物种法》时，援引了 2024 年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通过“洛珀-布赖特企业诉雷蒙多案”（Loper Bright Enterprises v. Raimondo），法官们终结了所谓的“雪佛龙尊重原则”（Chevron-Doktrin），该原则此前要求法院在法律解释存在争议时应遵循专业机构的意见。

在“洛珀-布赖特”案的裁决之后，法官应当更独立地决定什么是对法律的恰当解释。然而，这也潜藏着特朗普再次遭遇法律挫败的可能性。因为他最终想利用这一裁决来废除一项长期确立的物种保护机构惯例。法院同样可能会做出不利于总统的裁决。环保组织和原住民社区已经提交了诉讼。

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孔

冷峻之大师：汤米·李·琼斯 80 岁生日志

达斯汀·霍夫曼在出演《毕业生》（1967）时 30 岁，从而成为巨星；阿尔·帕西诺在凭借《教父》（1972）成功时甚至比这稍长一些；这两者基本上都是开启了其数十年职业生涯的处女作。汤米·李·琼斯担任首个主角的电影并不在同一个量级，而琼斯也不是那种会为了角色进行细致准备、让自己沉浸其中且极具可塑性的演员，他仅凭那一种冷峻、坚毅的“汤米·李·琼斯式”面部表情就能应对得很好。

虽然那部电影没有让他成名，但却展现了他已经完全成熟的个人特质，那就是由迈克尔·米勒执导的《杰克逊县监狱》（Jackson County Jail，早前译作《囚禁在杰克逊县》，如今遗憾地被冠以略显煽情的《狱中强暴》，1976），这是一部短小、低成本且令人压抑的犯罪片。琼斯在片中饰演一名囚犯，他目睹了一名被既过度热情又漠不关心的警察冤枉入狱的女性（由伊薇特·米米欧饰演，一名优雅的西海岸美女）被夜间看守强奸，随后用凳子将其击毙。人们必须去看琼斯如何试图安慰躺在床上的女人，但在最后一刻却在触碰前畏缩——这是一种纯粹的细腻情感，由一个长着罪犯面孔且在此片中确实是个罪犯的男人演绎。两人最终逃亡，结局在此不予剧透。

汤米·李·琼斯出生在德克萨斯州的中心地带，曾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美式足球运动员，在哈佛大学学习英语文学并以“优等”（cum laude）成绩毕业。事实上，他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总是略带阴暗色彩的角色演员，虽然起步较慢，但随后他能稳定且极具辨识度地诠释这类角色，要么是罪犯，要么是执法者，有时两者兼而有之。

在氛围忧郁、配有韦隆·詹宁斯乡村歌曲且社会心理刻画精准、同样令人压抑的《死囚之歌》（1982）中，他饰演一名死囚，至此他在好莱坞彻底站稳了脚跟。从那时起，他的事业一路攀升，主要集中在动作片和犯罪片中，例如在《只有死亡是免费的》（1984）和《芝加哥蓝调》（1987）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他那棱角分明、大胆且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如皮革般粗犷的面孔，即便是在像《JFK》（1991）和《天然杀手》（1994）这样本身就极具冲击力的作品中（这两部由与其同日出生的奥利弗·斯通执导），也增添了一抹鲜明的独特色彩。在《黑衣人》（1997）中，他在活泼的威尔·史密斯身边证明了，他可以用那种奇怪且严谨的冷峻风格散发出喜剧感。在犯罪片《逃亡》（1993）中，他在哈里森·福特身边饰演一名执着的警长，并因此获得了奥斯卡奖。

如今，汤米·李·琼斯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相似，也成为了一名老练的导演，但作为导演，他抵御住了将自己塑造成光辉英雄的诱惑，因为他从来就不是那样的人。《三场葬礼》（2005）尤其是《回家的人》（2014）都是不寻常且深具悲观色彩的新西部片或晚期西部片。他在《伊拉之谷》（2007）中饰演一名寻找失踪儿子的愤世嫉俗的宪兵，这部作品同样极具观赏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康斯坦丁·科斯塔-加夫拉斯执导的《失踪》（1982）中杰克·莱蒙角色的对应之作。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未能幸免于将孩子送入坟墓的痛苦；他的女儿在今年年初去世。这个周二，汤米·李·琼斯将满 80 岁。 EDO REENTS

勇敢反对节目改革！

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作为一项关乎民主的媒体如何陷入危机 / 作者：迈克尔·G·格罗莫特卡（Michael G. Gromotka）

6月18日，当我收听德国广播电台的《mediasres》节目时，我不得不靠边停车。台长斯特凡·劳（Stefan Raue）在下午节目中随口解释的一番话让我深感震惊，仿佛这件事早已为所有听众所周知：该广播电台的节目方案将于11月30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此前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关于宗教、欧洲、环境、文学、自然科学、经济和媒体的半小时专业杂志节目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延长互动类节目的时长，并且每天推出三个半小时的、以播客风格围绕单一主题引导性问题展开的“背景”节目。

我直觉地认为，我们民主制度的媒体基石之一受到了威胁。作为几乎唯一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可接收的广播电台，德国广播电台凭借精简的基础设施（德国广播公司为其三个频道获得的广播电视费约为2,9%），每天能触达约2,5百万听众，并为他们提供涵盖所有可想象生活领域的可靠信息。在日益碎片化的公共领域中，该电台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全德国的人们至少能基于大致相同的事实基础，批判性地看待不同的政治观点，并获得知识和文化领域的启发。

在我看来，听众抗议的途径必然是通过请愿，于是我在第二天发起了请愿。首批新闻报道相继出现，其中包括在《法兰克福汇报》（F.A.Z.）上的报道。我获悉，德国广播电台定于7月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公众介绍节目改革。由于请愿书此时已获得超过1000个签名，我向德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处申请参加。7月29日，我得到了口头承诺，但不久后对方以书面形式撤回：该预约仅面向核心媒体圈；作为替代，对方向我提供与马蒂亚斯·吉尔特（Matthias Gierth）进行电话交谈的机会，他是德国广播电台的文化主管，且据告知，他是此次节目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我希望以请愿代表的身份进行此次对话，并在随后将内容告知请愿者。然而，吉尔特禁止我公开使用对话内容。顺便一提，现在人们可以在YouTube上毫无障碍地观看这场新闻发布会，由播客频道“媒体地狱”（Medienhölle）上传。

这种做法与德国广播电台在节目改革中令人遗憾的公共关系处理方式如出一辙。管理层回避在自己的广播节目中讨论此次改革，仅在媒体专业杂志中极少数地将其作为简短话题提及。然而，如此根本性的改革应当出现在黄金时段（如“早间信息”）以及德国广播电台声称想要加强的听众参与节目中。对于我提出的相应建议以及我作为请愿代表在此类节目中出场的意愿，德国广播电台并未给予回应。

相反，台长斯特凡·劳（Stefan Raue）接受了《柏林报》的采访，其中某些观点至少必须被描述为具有误导性。例如，他声称全天总共“可能只有四个小时”会被更改。但根据我掌握的初步节目计划，整个工作日都受到了影响。“早间信息”（Informationen am Morgen）将向后推迟一小时，并增加给专业编辑部的时段；这些编辑部失去了自己的专题杂志节目，现在必须在早间时段的公共时间里竞争播出时间。可以预见，这将导致专业内容的浅层化，因为跨专业的注意力竞争自然会让那些其他、专业性较低的主题更容易通过审核。对于某些专业编辑部来说，像“文化 nach 2”和“科学 nach 3”这样的一小时时段将提供播出时间，但这里同样存在竞争问题。

劳进一步声称，专业编辑部保留了自己的播出位置：“那里没有竞争。”他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大多数专业编辑部每周会获得 1 到 3 个半小时长的“背景”（Hintergrund）节目。人们绝不能将这些节目与目前 18.40 播出的“背景”节目混淆；这些新节目被设计为播客，主要用于数字化传播。未来将由一名“主持人”（Host，而非之前的播音员）提出一个引导性问题，而我们作为听众，将见证他通过与同事和专家的对话，以及在极少数情况下通过制作的报道来回答该问题。

在这里，不再是由一名中立的作者呈现一个从各方面阐述主题的浓缩节目。相反，这变成了个性化的新闻业，不再信任传递的信息本身，而是认为年轻听众必须与一个表现得亲切且真实的“主持人”产生“共鸣”（relaten）。在播客节目《理解美国》中，主持人菲利普·梅（Philipp May）和专家福尔克·德帕特（Volker Depkat，我曾随他学习）在节目的闲聊环节轻率地提到，他们现在不再拥有听众，而是拥有“粉丝”，这直接揭示了这种新闻业的后果。其代价是，听众在这个节目形式中至少只能听到一个明星知识分子的观点，而无法得知，例如其他历史学家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即特朗普政府并非法西斯主义。如果主持人被要求在未来投入越来越多的个人立场，那么应对那些敌视民主的政党的破坏性批评将变得更加困难——这些政党本就认为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是一个被左翼和绿党渗透的媒体。

事实上，新的“背景”节目意味着专业编辑部在每周自主掌控的播出时间上遭受了重大损失。即便半小时的播出时间能带来内容的深度，但这将以牺牲主题的广度为代价。那些对于公共时段的短时段来说太长，但对于半小时的“背景”节目来说又太短的主题，将会举步维艰。

这种“播客化”的理由被归结为听众的年龄结构。据称三分之一的听众年龄在 70 岁以上，而 40 岁以下的人不听广播。然而，这里忽略了该电台近年来听众人数有所增加，且平均年龄自 2010 年以来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年轻听众确实在关注广播节目。德国广播电台最近开展的一项定性研究表明，许多听众既不知道播音员的名字，也不知道节目的名称；对他们而言，内容以及播音员是否显得专业更为重要，而听众也认可德国广播电台在这方面的能力。我实在无法理解，人们是如何从这样一项研究中推导出必须取消专业杂志节目的结论的。

我仅在与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员工的交谈中听说过这项研究；尽管该研究是节目改革理由的基础，但德国广播电台并未将其公开。无论如何，从对请愿书的细致评论中（我强烈建议阅读这些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到：那 2.5 百万听众之所以欣赏德国广播电台，恰恰是因为它坚持迄今为止那种以专业为导向且冷静客观的新闻报道。目前面临的一种风险是，德国广播电台在改革后失去的听众将远多于赢得的新听众。

此外，整体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大规模的削减开支计划。观察周末节目便能明显看出这一点。像《周末新闻》（Wochenendjournal）、《青少年读物》（Bücher für junge Leser）、《周日散步》（Sonntagsspaziergang）或《间奏》（Zwischentöne）这样极佳的节目形式都被取消了；内容精彩但成本高昂的《欧洲面孔》（Gesichter Europas）被削减了一半，且在次日立即重复播放。总的来说，未来的周末将以重复之前的节目为主，从包含工作日重复内容的《周六知识》（Wissen am Samstag），到重复发送两次的《本周访谈》（Interview der Woche）和《人物》（Köpfe）报道。

该电台的员工对此次改革持何态度？斯特凡·劳（Stefan Raue）在采访中声称：“当然有怀疑者，但大部分员工支持这项改革。”在我与德国广播电台员工进行的所有交谈之后，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

现在是时候在德国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在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公开且真实地讨论该电台未来的规划了。在此过程中，必须解除正式员工对雇主可能承担的忠诚义务，以实现公开、民主的对话。最终，这将尤其需要勇气：需要政治层面的勇气，不再要求公共广播电台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进行额外的数字化；需要电台员工的勇气，去维护品牌核心；以及需要电台负责人的勇气，撤回一项可能会摧毁德国最重要且与民主息息相关的媒体之一的改革。

作者是德国广播电台的忠实听众，艺术史学家及文理中学教师，现居柏林。他发起了一项反对德国广播电台节目改革的请愿，目前已有超过 6,000 人签署。

所有在线服务适用统一规则

在周三的会议上，联邦州广播委员会收到了一份长达 182 页的《数字媒体州级协议》草案，该协议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规范在线服务对舆论形成的影响。各州总理府广播参事提出的这些建议代表了一次范式转移。这是首次尝试为所有媒体类别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与传统的广播、新闻和在线立法不同，数字内容现在将根据其具体内容受到监管。关键在于用户界面上显示的内容。监管将采取分级程序，具体取决于内容对舆论形成的相关程度。一项服务对舆论形成的影响越大，其在制作时的审慎程度和透明度就必须越高。意见的多样性应通过媒体多元化和编辑独立性来实现。

相关规定涉及面向德国使用的传统媒体在线内容、远程媒体、中间商、平台、用户界面以及人工智能（AI）信息系统。媒体平台服务中的单个内容也被纳入其中。

《法兰克福汇报》（F.A.Z.）获取的这份草案完全重新定义了媒体集中法。以往的规定以电视为中心，将观众覆盖率达到一定比例视为对媒体多样性的威胁，而新法则以数字供应商的营业额或利润为导向。草案明确指出，任何付费内容均属于广告。因此，远程媒体同样适用分离和标识原则。任何形式的购买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受外部控制的内容）都必须进行标识。这也同样适用于政府信息。

该州级协议草案首次对“由新闻编辑负责的服务”进行了定义。该定义涵盖了广播和远程媒体，只要这些内容是定期根据新闻原则创建的，并且存在可识别的编辑责任。该州级协议同样适用于非传统媒体类别，如 YouTube 频道或播客。目前不计划由州媒体管理局进行许可审批，而是制定审慎义务。这包括透明的责任制和决策路径，以及在新闻报道中建立纠错的内部标准。此外，新增的第 19a 条禁止通过使用相应软件人为地推高用户数量。

州级协议详细探讨了那些在促进多样性方面投入巨大成本的服务。在这里，“公共利益”一词将取代模糊的“公共价值”（Public Value）。协议指出，每个“由新闻编辑负责的服务”原则上必须是可检索的。对于那些代表了额外特定投入的投资，应受到特别保护，且此类内容将由州媒体管理局根据申请予以认定。有权提出申请的供应商包括例如儿童内容供应商、拥有高比例原创内容以及国际或本地新闻的供应商。然而，这对报纸和广播电台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是否应该申请某种“许可”，目前尚不明确。

新《数字媒体州级协议》草案已经出台。《法兰克福汇报》（F.A.Z.）已审阅该草案。如果各联邦州通过该协议，将引发一次范式转移。但它最终能否生效？

数字媒体州级协议也将适用于人工智能。照片：dpa

针对人工智能（AI）系统的最新规则旨在补充针对“中间商”——即那些知名的平台巨头——的规定。这些规则适用于平均用户数超过100万的系统。文中指出：“自动化且针对相应用户进行个性化提供的新内容，与单纯展示选定的第三方产品有显著区别，因此，直接应用或仅对中间商规定进行局部调整无法应对这一现象。反之，某些AI产品也不能被完全归类为‘自有内容’，因为其输出正是基于第三方内容，例如对其进行总结。”相关要求包括透明度、内容责任以及注明来源。

州际协议草案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如何认定并防止“主导性舆论权力”。到目前为止，《媒体州际协议》仍采用一个近30年前的标准，关注（私营）电视台或广播集团是否主导了舆论形成。为此，衡量标准是观众覆盖率。而现在，媒体集中度法的衡量标准将不再以电视为中心，而是以影响力为导向。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广告和销售收入被视为衡量覆盖率和资源权力的客观指标。一旦达到某个阈值，则被推定具有主导性舆论权力。供应商可以通过采取确保多样性的措施来反驳这一推定。如果认定具有主导性舆论权力，则规定应进行自愿调整；若未调整，则将采取结构性拆分——即分拆。

该规定将客观的经济阈值与具体的个案审查相结合。草案承认一种可能性，即供应商可以通过向州媒体管理局缴纳广告收入来“买断”责任。这笔资金将用于例如资助地方性产品。但即使在这一章节中，法律从多少金额起开始生效仍缺乏精确定义。在目前的文件中，提到的是40亿欧元的营业收入。

这些新增或修改的条款将纳入《媒体州际协议》和《青少年媒体保护州际协议》。这些在欧洲范围内具有部分示范意义的规定能否遏制破坏性在线产品对舆论形成的影响，仍有待观察。此前，相关平台曾起诉德国媒体法，因为它们认为应适用欧洲法律。

《数字媒体州际协议》能否最终生效仍存疑问。如果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由德国选择党（AfD）领导的州政府掌权，该政府可能不仅会像此前宣布的那样终止现有的媒体州际协议，还可能阻碍新协议的签署。一项州际协议只有在各州总理签署且所有16个州议会确认后才能生效。 HELMUT HARTUNG

特朗普意欲报复福克斯新闻

美国总统如何向其曾经的御用频道施压

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解雇了对美国总统忠心耿耿的记者玛丽亚·巴蒂罗莫（Maria Bartiromo）之后，特朗普是否意欲报复这家曾经的御用频道？在过去几年中，巴蒂罗莫愈发地向特朗普献媚。据称，她被解雇是因为她向特朗普政府泄密，称福克斯新闻已指示其报道人员，在一次竞选演说之际，不得再次传播关于选举舞弊的谎言。特朗普似乎想要为这位心腹的被迫离职而报复，为此他动用了一个此前多次针对不顺眼媒体的杠杆。

无论如何，司法部宣布将重点审查福克斯公司（Fox Corporation，福克斯新闻的母公司）与流媒体供应商 Roku 计划中的合并，这一点显而易见。科技与商业网站“Semafor”的总编辑本·史密斯（Ben Smith）在 X 上写道：“在巴蒂罗莫被踢出局几天后，政府就将一次重要的福克斯合并案列为目标。”面对司法部所谓的“第二次询问”（反垄断监管机构通常以此询问计划合并的细节），《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称其为“房间里难以忽视的政治大象”。科技分析师罗布·恩德莱（Rob Enderle）告诉《洛杉矶时报》：“总统至今从未掩饰过，他将对那些发表或做出他不认可之事的媒体采取报复措施。”

粉丝对此“并不开心”。巴蒂罗莫被认为是“绝对专业的，一名真正的战士”。特朗普的追随者愤怒地认为，有人试图让她闭嘴，福克斯新闻必须将她请回来。

对于巴蒂罗莫的离职，特朗普反应称，她的“无数——

长期以来，该频道被视为特朗普的垫脚石。然而在过去几个月里，该频道内部对特朗普的批评声音日益增多，涉及伊朗战争以及总统昂贵的建设项目，例如白宫那个耗资 6 亿美元的舞厅。随后，福克斯新闻发布了上述指令，不再为特朗普关于 2020 年选举被窃取的谎言提供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他们在 2021 年因传播阴谋论而吃过亏。当时，尤其是巴蒂罗莫的节目成为了特朗普门客的竞技场，让他们向全世界宣扬其古怪的论调，其中包括关于投票机被操纵的说法。

两家投票机制造商 Dominion 和 Smartmatic 以损害名誉为由提起诉讼。在以约 7.87 亿美元达成和解的 Dominion 诉讼案中，福克斯新闻极其尴尬的内部信息被公开，其中包括记者和管理层认为特朗普的言论愚蠢且违背事实，但仍然予以播出的认知。Smartmatic 的诉讼仍在审理中，福克斯新闻开始变得谨慎。当巴蒂罗莫最近想要邀请选举否认者、特朗普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时，她收到了老板关于“选举舞弊”问题的短信警告，而她随即将其泄露给了白宫。

对于福克斯而言，通过收购 Roku 有望达到 1 亿流媒体订阅用户，并成为美国第三大电视和流媒体内容供应商。面对相关头条新闻，福克斯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纳伦（John Nallen）确认，计划于 2027 年完成的合并正在推进，且该部门的询问是在“完全预料之中”的。 妮娜·雷费尔德（NINA REHFELD）

迈克尔·汉费尔德（Michael Hanfeld） 著

难以想象，如果西奥·穆勒（Theo Müller）在今年2月成功申请针对竞选组织 Campact 的紧急禁令，那么该组织现在可能就不能再声称这位乳制品企业家支持德国选择党（AfD）。它将无法悬挂印有“现在带有 AfD 味：集团创始人西奥·穆勒支持极右翼……”字样的海报，且必须停止使用诸如“全部还是什么？集团创始人西奥·穆勒支持极右翼……”之类的口号。穆勒的律师代表其陈述称，他并非该党成员，也不想成为成员，在任何时间点都没有支持过该党，也从未捐赠过资金，并要求通过临时禁令停止上述行为。然而，汉堡地方法院认为，完全可以将穆勒称为该党的支持者（案号：324 O 81 / 26）。法院认为，只要被称作“支持者”的人对该党

“持有否定态度”就足够了。而事实证明：地方法院是对的（Campact 也是）。因为西奥·穆勒现在在接受《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采访时，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成功表现得如此兴奋。“祝贺取得轰动性的成功！”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爱丽丝（魏德尔 / Alice Weidel）。他认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公民向全国“发出了一个信号：之前的政治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债务积累、移民、支持乌克兰（“这是我们的战争”）、社民党（SPD）领导的执政联盟。相反，需要一个由联盟党支持的少数派政府：“黑色与蓝色（指 CDU 与 AfD）。那样德国很快就能恢复健康。”这就是这位被称作支持者、且居住在瑞士苏黎世湖畔的牛奶大亨对德国未来的设想。Campact 的竞选活动，或者说他与该党之间某种程度上的亲密关系，是否损害了他的集团？“2025 年是我们最好的一年，”穆勒在与《周日世界报》的对话中表示。据其自称，当年的年营业额达到了 103 亿欧元。“2026 年预计会更好。”像 Campact 这样的抗议行动似乎已经精疲力竭。显然，带有“AfD 味”的牛奶市场正在增长。

关于 Kika 频道的请愿：反对邀请更多 AfD 客座嘉宾

在儿童频道 Kika 播出包含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AfD 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的“logo!”新闻节目后，截至周一，已有超过 250,000 人签署了一项由学生发起的请愿书。他们要求不要以该节目形式播出另一段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 AfD 主席恩里科·舒尔特（Enrico Schult）的采访。在活动平台 Campact 上的请愿书中写道：“极右翼政治家不得在儿童新闻节目中获得未经过滤的舞台。”ZDF 电视委员会收到了 100 多起针对西格蒙德访谈的投诉。该电视台对此做法进行了辩护。epd / F.A.Z.

沃尔夫冈·吕克 (Prof. Dr. Dr. h.c. Wolfgang Lücke) 教授

* 1926年9月15日 † 2021年7月22日

父之恩爱，高逾群山，深于大海。（日本谚语）

加布里埃尔·吕克（原姓 Huffelmann） 维蕾娜·艾伦斯（原姓 吕克）及其丈夫 † 桑德拉·吕克医学博士与沃尔特·拉克尔曼

周二电视节目：更新及精选节目单

ARD

5.30 ZDF早间杂志。资讯娱乐 9.00 今日新闻 (Tagesschau) 9.05 《没有斯塔勒的休伯特》(Hubert ohne Staller) (149)。犯罪剧集。《貂害》 9.55 《北方的谋杀》(Morden im Norden) (50)。犯罪剧集。《失血》 10.40 今日新闻 10.45 《生活大师》 11.15 《问与答》(Gefragt – Gejagt) 12.00 午间杂志 14.00 今日新闻 14.10 《红玫瑰》(Rote Rosen) (4377)。长篇连续剧 15.00 今日新闻 15.10 《爱的风暴》(Sturm der Liebe) (4630)。长篇连续剧 16.00 今日新闻 16.10 《大象、老虎及其他》。罕见飞行物 17.00 今日新闻 17.15 《关键点》(Brisant)。杂志 18.00 《问与答》。问答赛 18.50 《易北河水警》(WaPo Elbe) (15 / 16)。犯罪剧集。《登顶者》 19.45 《八点前知识》。纪录片。《仿生油吸附剂：解决水体油污染的自然方案》 19.50 天气 19.55 经济

20.15 《律师事务所》(Die Kanzlei) (77 / 78) 律师剧集。无集数。盖勒特处理一名化学工人的案件，该工人因在工作期间睡着而被解雇。他发现新任初级女主管为了刺激业务，要求员工轮班双倍工作。

21.00 《在友谊之中》(In aller Freundschaft) (1147) 医疗剧集，《一对一》

21.45 《慕尼黑报告》(Report München) 资讯杂志。 主持：克里斯蒂安·尼切 (Christian Nitsche)

22.15 《今日话题》(Tagesthemen) 含天气 22.50 《迈施贝尔格》(maischberger) 访谈节目 0.05 今日新闻

0.05 今日新闻 0.15 《律师事务所》(Die Kanzlei) (77 / 78) 律师剧集。 无集数

1.00 《在友谊之中》(In aller Freundschaft) (1147) 医疗剧集。《一对一》 1.48 今日新闻

1.50 《迈施贝尔格》(maischberger) 访谈节目 3.05 《北方的谋杀》 犯罪剧集。 《失血》

ZDF

5.30 ZDF早间杂志。资讯娱乐 9.00 今日快讯 (heute Xpress) 9.05 《满罐》(Volle Kanne) —— 每日服务。资讯杂志 10.30 《港口边缘紧急呼叫》(Notruf Hafenkante)。犯罪剧集。《罪责》 11.15 《斯图加特 SOKO》。犯罪剧集。《潜逃》 12.00 ARD午间杂志。资讯娱乐 14.00 今日 —— 在德国 14.15 《厨房大战》(Die Küchenschlacht)。烹饪秀。马里奥·科塔斯卡 (Mario Kotaska) 寻找顶尖厨师 15.00 今日快讯 15.05 《稀世之宝》(Bares für Rares)。娱乐 16.00 今日 —— 在欧洲 16.10 《罗森海姆警探》(Die Rosenheim-Cops)。犯罪剧集。《音乐即谋杀》 17.00 今日 17.10 《你好德国》(hallo deutschland)。生活杂志 18.00 《科隆 SOKO》。犯罪剧集。《检察官之死》 19.00 今日 19.20 天气 19.25 《罗森海姆警探》。犯罪剧集。《没有死去的牧师》

20.15 Aldi, Rewe 等 —— 谁在自有品牌中获利？德国的食品价格上涨。与此同时，Rewe, Edeka 等公司录得高额营业额 —— 尤其通过自有品牌。这些无名产品背后隐藏着什么？

21.00 《正面》(frontal) 资讯杂志。主持：伊尔卡·布雷希特 (Ilka Brecht)

21.45 今日日志 (heute journal) 22.15 37°：不惜代价的点击 当 TikTok 挑战 变成危险时

22.45 马库斯·兰茨 (Markus Lanz) 访谈节目 0.00 今日日志更新 (heute journal update) 0.15 《千行》(Tausend Zeilen) 德语讽刺剧，主演：埃利亚斯·姆巴雷克 (Elyas M'Barek)、乔纳斯·奈 (Jonas Nay)、迈克尔·奥斯特罗夫斯基 (Michael Ostrowski)、迈克尔·马滕斯 (Michael Maertens)、约尔格·哈特曼 (Jörg Hartmann)。导演：迈克尔·布利·赫比格 (Michael Bully Herbig)，2022

1.40 《朱丽叶：运河中的死者》(Juliet Die Tote im Kanal)。比 / 德 犯罪系列剧，主演：夏洛特·德·布鲁因 (Charlotte De Bruyne)、纳比尔·马拉特 (Nabil Mallat)、安伯·纳尔特 (Amber Naert)、尼基·冯·滕佩尔霍夫 (Nicki von Tempelhoff)，2023

ARTE

8.55 水路穿越美国。纪录片。包括：沿东海岸北上 11.25 Re: 系列报道 11.55 世界厨房。纪录片。诺曼底：卡门贝尔奶酪塔 12.25 城市 乡村 艺术。杂志。包括：阿比尔·穆克吉的加尔各答 14.00 仲夏谋杀案。第 22 集：比尔吉塔。瑞典犯罪剧，主演：亚历山德拉·拉帕波特、尼古莱·克莱夫·布罗赫、朱利叶斯·弗莱希兰德尔、安东·隆德奎斯特、乔纳斯·马尔姆舍，2024 15.35 野生动物王国。纪录片。包括：湖北的金丝猴 17.50 韩国自然瑰宝。纪录片。包括：眼镜熊、泡菜与寺院生活 19.20 Arte Journal 19.35 开诚布公——焦点。信息杂志 19.40 Re: 系列报道。一名蹄铁匠在罗马尼亚减轻动物的痛苦

20.15 征税吧（如果你能做到的话！）。纪录片。超级富豪的避税伎俩。纪录片的第一部分展示了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税收制度的不平等是如何缓慢但持续地增加的。一些富人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时期发展出了“滴漏理论”，让世界相信，他们的减税在一段时间后也将使公众利益受益。

21.00 征税吧（如果你能做到的话！）。纪录片。百万富翁为正义而战

21.50 黎巴嫩，世纪大劫案 法国纪录片。导演： Sylvain Lepetit, Miyuki Droz Aramaki, 2024

23.30 黎巴嫩：战争剖析 纪录片 0.40 石棉，一个无尽的故事 纪录片

3 sat

8.05 阿尔卑斯全景。纪录片 8.30 ZIB 8.33 阿尔卑斯全景。纪录片 9.00 ZIB 9.05 文化时间。杂志 9.45 nano。信息杂志 10.20 在布勒比中心——斯莫兰的假期。纪录片 11.50 在山口——顶级厨房的故事。纪录片。汤姆·埃尔斯特迈尔，奥斯纳布吕克 12.20 服务时间。杂志 12.50 花园自然 (1)。纪录片 13.15 弗莱福兰水世界。纪录片。荷兰最新的围海造地 14.45 鹿特丹城市之旅。地区杂志。港口风情与年轻创意 15.30 50 个理由，爱上南瑞典。纪录片 17.00 挪威西部。纪录片。从松恩峡湾到卑尔根 18.30 nano。信息杂志 19.00 heute 19.20 文化时间。杂志

20.15 厄尔士山脉犯罪剧——家族纽带 德国犯罪剧，主演：凯·舍韦、拉拉·曼多基、特蕾莎·魏斯巴赫、安德烈亚斯·施密特-沙勒、阿德里安·托波尔。导演：托斯滕·M·施密特，2023. 一名失踪的年轻女子米娅被发现死亡。她与一名难民所生的孩子是否为谋杀动机？

21.45 kinokino 22.00 ZIB 2

22.00 ZIB 2 22.25 马贝拉神话——永恒夏日的梦想 纪录片

23.10 米科诺斯——超级天堂 纪录片

23.55 奔波的多纳特：关于农业、疫苗损害与家长制 纪录片 0.30 10 vor 10

0.55 厄尔士山脉犯罪剧——家族纽带 德国犯罪剧，2023 2.25 马贝拉神话——永恒夏日的梦想

RTL

9.00 GZSZ (8607) 9.30 Unter uns (7955) 10.00 Ulrich Wetzel (393)。市立图书馆的阅读奶奶被杀——受害者真的那么无辜吗？ 11.00 Barbara Salesch (275)。情色按摩师在单身派对上抢劫新郎？ 12.00 Punkt 12 15.00 Barbara Salesch (360)。职场恐怖：女老板用面团刀伤了面包店助手？ 15.55 Ulrich Wetzel (182)。逆行车毁掉了一个父亲的生活 17.00 Ulrich Wetzel – 青少年法庭。讨人喜欢的优等生在背后袭击了暴躁的老妇人？ 17.30 Unter uns (7956)。与前任发生关系 18.00 Explosiv (178) 18.30 Exclusiv (178) 18.45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5032)。有心的赢家 19.40 GZSZ (8608)。勇敢尝试

20.15 明星夏日屋 – 名人情侣之战 (3) 真人秀

22.30 Extra – RTL 杂志 主持：Mareile Höppner 0.00 RTL 夜间新闻

0.25 夜间新闻特别报道：采访 DFB 主席 Neuendorf (99) 访谈节目

0.45 CSI: Miami (3) 犯罪剧集。成熟测试。主演：David Caruso, Rex Linn, Kim Coates, Megalyn Echikunwoke, Emily Procter。在一场沙滩排球赛期间，三名球员死于触电。调查人员发现了一根隐藏的电缆。

1.35 CSI: Miami (4) 犯罪剧集。飞行计划变更。主演：David Caruso, Rex Linn, Kim Coates, Megalyn Echikunwoke, Emily Procter。投资者 Howard Burgess 被发现死在飞机的机上厕所里。他被认为是迈阿密最被憎恨的人。

www.faz.net / tv

SAT 1

5.15 巡逻中 – 专家组。真人秀。哑火 5.30 Sat.1 早餐电视。资讯娱乐。主持：Marlene Lufen, Matthias Killing。嘉宾：Dietrich Grönemeyer, Michael Tsokos, Candy Crash, Philipp Jessen 10.00 法官 Alexander Hold。法庭节目。包括：家庭地狱 / 帮派新娘 15.00 巡逻中 – 新任务。真人秀。毁谤之欲 16.00 巡逻中。真人秀。12 岁毒品走私者 17.00 紧急呼叫。资讯杂志。主持：Bärbel Schäfer 17.30 紧急呼叫。资讯杂志 18.00 Lenßen 帮帮您。纪实真人秀。被遗弃的母亲 / 谁偷走了妈妈？ 19.00 乡村医生诊所 – 阳光庭院团队。医疗剧。令人心动的画面 19.45 Sat.1 : newstime

20.15 海军 CIS . 遗产。一名男子向 NCIS 求助，为其被冤枉的妹妹寻求帮助。 21.10 海军 CIS: Origins . 借来的羽毛。Gibbs 和他的死对头必须共同为 NCIS 进行卧底调查。 22.10 : 悉尼 . Louies 的理由。Doc Roy Penrose 落入一名年轻劫持者的手中。 23.10 : 悉尼 . El Maestro 0.10 . 遗产 1.00 : Origins . 借来的羽毛 1.50 : 悉尼 . Louies 的理由 2.35 : 悉尼 . El Maestro 3.15 犯罪心理 . 唯一的女人 3.55 犯罪心理

ZDF Neo

8.15 城市、乡村、美食 9.00 厨房大战 9.45 花园专家对决 10.30 Bares für Rares 12.15 绝命岛 15.45 新人警察 . 好莱坞巡逻 / 死亡时刻 17.05 Suits. 可疑的意图 / 昨天即今天 18.30 Bares für Rares 20.15 Helen Dorn. 谋杀湖。德国犯罪剧集，主演 Anna Loos, 2025 21.45 双拼别墅。Ufo / 驾驶执照 23.00 登场！美国喜剧，主演 Meg Ryan, 2000 0.30 歇斯底里！

Phoenix

8.30 在现场 11.00 菩提树下 11.45 我们同意持有不同意见 – 外交的未来 12.00 在现场 12.45 核废料安全风险：对最终处置库的永恒寻找 13.00 在现场 14.45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发热曲线 15.15 美国的权力考验 – 2026 年国会选举 16.00 餐饮噩梦 16.45 通勤压力。在路上的国家 17.30 今日回顾 18.00 乡村医疗。应对医生短缺的方案 18.30 战争中的女王 19.15 丘吉尔被遗忘的战争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希腊。从米科诺斯到基莫洛斯 21.00 基克拉泽斯。希腊的梦幻之岛 21.45 今日杂志 22.15 phoenix 圆桌 23.00 今日回顾 0.00 phoenix 圆桌 0.45 希腊 1.30 基克拉泽斯

Pro Sieben

10.10 少年谢尔顿 10.35 2 破产姐妹 11.00 两个半男人 11.55 生活大爆炸 12.50 伙计们，我知道我怎么认识你们的 13.15 中产之光 14.10 少年谢尔顿 14.35 2 破产姐妹 15.05 两个半男人 16.05 生活大爆炸 17.00 taff 18.00 新闻 18.10 辛普森一家 19.05 Galileo 20.15 TV total 21.25 TV total Stand-up Club 22.35 生存亚马逊——沙内纳瓦人的考验 0.50 TV total 1.50 TV total Stand-up Club

Tele 5

14.55 动作英雄 (13) 15.00 永恒经典 (4) 15.05 星际迷航：下一代 (153) 16.05 电视购物 16.10 星际迷航：下一代 (154) 17.10 滑动者 (513) 18.10 星际迷航：下一代 20.15 切特班克——邻里间的微小谋杀。美国惊悚片，2014 22.00 逃脱计划2：哈迪斯。美国 / 台湾动作片，西尔维斯特·史泰龙主演，2018 0.05 神秘博士

KIKA

12.55 米雷特侦探 13.15 泰勒的动物世界 13.40 胡椒粒 (249 / 283) 14.10 爱因斯坦城堡——埃尔福特 15.00 玛科——简单的美人鱼 15.45 莱娜的牧场 (40 / 52) 16.05 力量姐妹 16.30 雅克侦探 16.55 加菲猫秀 17.20 蓝精灵 17.45 魔法村的皮诺曹 18.10 蜜蜂玛雅 18.35 萨姆和朱莉在老鼠屋 18.47 树屋 18.50 沙漠小矮人 19.00 罗宾汉 (82 / 208) 19.10 蒂姆斯特团队 (222) 19.25 Pur+ (564) 19.50 logol 20.00 蒂姆斯特团队 20.05 Checker Extra：Kl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20.55 蒂姆斯特团队

Hessen

8.20 顾问 8.50 北极熊、猴子等 (157) 9.40 另类烹饪——来自黑森州的美食创意 10.25 红玫瑰 (4376) 11.15 爱的风暴 (4629) 12.05 三个极其强大的女人——一个为所有。德国喜剧，露丝·玛丽亚·库比切克主演，2007 13.30 WaPo Elbe (8)。我船上的敌人 14.20 没有斯塔勒的胡伯特 (135)。多出的一具尸体 15.10 绝佳风景谋杀案 (17)。亨加施 16.00 你好黑森 16.45 黑森回顾 17.00 你好黑森 17.45 黑森回顾 17.55 黑森回顾体育 18.00 主塔 18.25 关键点 18.45 顾问 19.15 所有天气！ 19.30 黑森回顾 20.00 日间新闻 20.15 黑森之巅——我们的中低山脉 21.00 村庄志。沃尔夫勒姆·科赫的寻踪 21.45 黑森回顾 22.00 7 天 ... Schauspielschule 22.30 特朗普，我的父亲和我 23.25 JD万斯——特朗普之后的人。德国纪录片，2026 0.55 三个极其强大的女人——一个为所有。德国喜剧，2007

NDR

8.10 爱的风暴 (4629) 9.00 北方杂志 9.30 汉堡日志 10.00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杂志 10.30 buten un binnen 11.00 你好下萨克森 11.30 关键点 11.55 体育俱乐部故事。乒乓球永远——世界冠军与 90 12.25 挚友 (304) 13.10 挚友——年轻医生 (247)。疼痛极限 14.00 北方故事 15.00 NDR信息 15.10 博登湖水警 (5)。出走者 16.00 NDR信息 16.15 谁知道这个？ 17.00 NDR信息 17.10 豹子、海熊等 (72) 18.00 地区新闻 18.15 北方报道 18.45 DAS! 红色沙发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访视。被低估的国民疾病：当头痛主导日常生活 21.00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举行选举 22.00 NDR信息 22.15 犯罪现场。最后的收获。德国犯罪系列剧，玛丽亚·富特旺格勒主演，2025 23.45 世界图景 0.15 我的森林——神话与木材之间的五年 1.45 犯罪现场。最后的收获。德国犯罪系列剧，2025

RBB

8.30 rbb24 晚间新闻 9.00 《在友谊之中》(In aller Freundschaft)。医疗剧。越界 / 激烈交战 10.30 《在友谊之中——年轻医生》(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13)。医疗剧。在错误的前提下 11.15 《长颈鹿、细尾獴等》(Giraffe, Erdmännchen & Co.) (216)。红猩猩笼里的幽灵 12.05 《北方谋杀案》(Morden im Norden) (103)。犯罪剧。名媛 12.55 《花园与美食》(Garten & Lecker) (26)。来自乡村花园的花卉蛋糕 13.40 《北方谋杀案》(Morden im Norden) (104)。犯罪剧。玫瑰战争 14.30 《法妮与被偷走的妻子》(Fanny und die gestohlene Frau)。德国喜剧，由尤塔·施佩德尔主演，2016 16.00 rbb24 16.15 《在友谊之中——年轻医生》(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14)。医疗剧。永恒的爱 17.05 《熊猫、大猩猩等》(Panda, Gorilla & Co.) (217) 17.53 《沙人》(Sandmännchen) 18.00 柏林与勃兰登堡当日新闻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20.15 rbb24 专题报道 20.45 rbb24——访谈 21.45 地区新闻 22.15 《塔德乌什：详尽分析》(Thadeusz lang & breit) 23.10 《首都德比》(Hauptstadtderby)。访谈节目 0.10 葡萄牙自然公园

ZDF，22.15，37°：不惜一切代价点击：在网络上，伊万还看到了经常具有危险性的勇气挑战。 照片：ZDF

WDR

9.10 地区新闻 9.40 《谁知道这个？》(Wer weiß denn sowas?) 10.25 《花园与美食》 11.10 《故乡探险》 11.55 《大象、老虎等》 12.45 最新消息 13.00 《海豹、美洲狮等》。游戏、碎片、乐趣 13.50 《犀牛、斑马等》。在蛇群中的幼儿园教师 14.20 《退休警察》(Rentnercops)。彻夜无眠 / 没一刻清静 16.00 最新消息 16.15 《此时此刻》(Hier und heute) 18.00 最新消息 / 地方时间 18.15 《服务时间》(Servicezeit) 18.45 《当前时段》(Aktuelle Stunde)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20.15 《犯罪现场》(Tatort)。他人的目光。德国犯罪系列，由伊娃·勒鲍主演，2022 21.45 最新消息 22.15 《痛点——乌泽多姆犯罪案》(Schmerzgrenze – Der Usedom-Krimi)。德国犯罪片，由卡特琳·萨斯主演，2020 23.45 《给予与索取——乌泽多姆犯罪案》(Vom Geben und Nehmen – Der Usedom-Krimi)。德国犯罪片，由卡特琳·萨斯主演，2020 1.15 《退休警察》(Rentnercops) (7)。没一刻清静

MDR

8.05 《风暴之爱》(Sturm der Liebe) (4629) 8.55 《在友谊之中——年轻医生》(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372) 9.45 《知识竞赛——奥林匹斯》(Quizduell – Olymp) (486) 10.35 《大象、老虎等》(Elefant, Tiger & Co.) (464) 10.58 最新消息 11.00 《在友谊之中》 12.30 《然后露西来了》(Dann kam Lucy)。德国家庭电影，由朱莉娅·耶格主演，2011 13.58 最新消息 14.00 MDR 2点新闻 14.25 《大象、老虎等》(Elefant, Tiger & Co.) (399) 15.15 《谁知道这个？》(Wer weiß denn sowas?) (1064) 16.00 MDR 4点新闻 17.45 最新消息 18.10 《关键点》(Brisant) 18.54 《沙人》(Sandmännchen)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最新消息 19.50 《简直天才》(Einfach genial) 20.15 《市场检查》(Marktcheck) 检查：H&M 21.00 《来自易北河谷的酿酒师》(Die Winzer aus dem Elbtal) 21.45 最新消息 22.15 《单位刑事案件——骗子、吹牛者、公司劫匪》(Kriminalfälle der Einheit – Nepper, Blender, Firmenräuber) 23.00 《这只是一个阶段，兔子》(Es ist nur eine Phase, Hase)。德国爱情喜剧，由克里斯托夫·玛丽亚·赫布斯特主演，2021 0.40 《市场检查》 1.25 《来自易北河谷的酿酒师》

SWR

10.20 《铁路浪漫》(Eisenbahn-Romantik) (429) 10.50 《风暴之爱》(Sturm der Liebe) (4629) 11.40 《积极与健康》(aktiv und gesund) (1) 12.10 ARD自助餐特辑 12.55 《另一种美》(Anderst schön)。德国爱情喜剧，由查理·许伯主演，2015 14.25 《谁知道这个？》(Wer weiß denn sowas?) (1128) 15.10 《胡伯特与斯塔勒》(Hubert und Staller) (52)。在沃尔夫拉茨豪森失眠 16.00 地区新闻 16.05 咖啡或茶 17.00 地区新闻 17.05 咖啡或茶 18.00 地区新闻 20.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20.15 《市场检查》(Marktcheck) 21.00 《偏偏是水上乐园》(Ausgerechnet Erlebnisbad) 21.45 地区新闻 22.00 《汉内斯与市长》(Hannes und der Bürgermeister)。风笛之箭 22.30 《磨坊里的朋友》(Freunde in der Mäulesmühle) (165) 23.00 《圣英格伯特煎锅》2026之最 (5) 0.00 毕伦特·杰兰——Yallah Hopp 1.00 《教堂留在村里》(Die Kirche bleibt im Dorf) (10)。凯·乌韦 1.30 《法勒一家》(Die Fallers) (1308)。带着最好的意图

BR

9.00 远程健身 (1) 9.15 家就是家 10.15 犀牛、斑马等 (309) 11.05 荒野冒险 11.50 积极与健康 12.20 切碎饲料 12.50 挚友 (820). 充满希望 13.35 北方谋杀案 (101). 呼吸困难 14.25 谁知道这个？ 15.10 问答决斗奥林匹克 16.00 BR24 16.15 我们在巴伐利亚 17.30 地区新闻 18.00 晚间新闻 18.30 BR24 19.00 健康！ 19.30 家就是家 (3795). 工作室之夜 20.00 日间新闻 20.15 犯罪现场：农民之死。奥地利犯罪系列剧，哈拉尔德·克拉斯尼策主演，2023 21.45 BR24 22.00 杜平探长 – 布列塔尼之夜 (11)。德国犯罪系列剧，帕斯夸莱·亚莱尔迪主演，2023 23.30 慕尼黑啤酒节 1905. 在战争与爱情中 / 当魔鬼起舞 1.05 电影电影 1.20 最佳卡巴莱

RTL 2

13.55 SOS – 救援行动 16.00 新闻 16.05 哈茨与衷心 – 日复一日 奔驰营地 (68). 技术故障 17.05 哈茨红金 (9). 挫折 18.05 哈茨与衷心 – 日复一日 奔驰营地 (69). 意外常有 19.05 柏林 – 日与夜 (3767). 情感之间 20.15 哈茨红金. 在一起就不那么孤独 / 为离开而到来 22.15 哈茨与衷心 (2). 回到比特费尔德-沃尔芬 (2) 0.15 哈茨红金. 在一起就不那么孤独 / 为离开而到来 1.55 哈茨与衷心 (3). 回到特里尔-西区 (3)

Super RTL

9.15 瓦砾与施工队 9.45 超级飞侠 10.15 汪汪队立大功 10.45 盖比的娃娃屋 (8) 11.10 照顾熊 – 发现魔法 11.40 芭比 – 隐藏的魔力 (7) 12.05 灰熊与旅鼠 12.35 雷曼家族 (7) 13.05 太迟了！ 13.45 忍者神龟 – 龙之崛起 (17) 14.15 艾尔文!!! 14.40 翡翠铠甲 (11) 15.10 尼克顿 (62) 15.40 统一与我 (7) 16.05 宝可梦地平线：系列 (32) 16.35 海绵宝宝 17.15 太迟了！ 18.20 史酷比 (17) 18.50 艾尔文!!! 19.40 伍兹尔·古兹尔 20.15 路西法. 路西法会怎么做？ / 欢迎回来，夏洛特·理查兹 / 虚张声势或谎言 / 视角转换 / 露辛达 0.55 电视购物节目

Kabel 1

8.25 Bull. 六十亿个理由 / 艾米莉的最后一天 10.20 夏威夷五勇士. 犯罪剧. 停车场管理员 11.10 麦盖先. 动作剧. 原子之旅 12.05 FBI：特别犯罪组. 犯罪剧. 艰难的决定 13.05 Castle. 犯罪剧. 惊恐而死 / 芬顿·奥康奈尔 14.50 Bull. 剧情剧. 互帮互助 15.50 新闻 16.00 Bull. 剧情剧. 魅力因素 16.55 生活冒险每日 17.55 我的餐厅，你的餐厅. “Duble Meze Grill”，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5 注意检查！真人秀 20.15 假期准备就绪. 美国喜剧，亚当·桑德勒主演，2014 22.40 亚当·桑德勒故事 23.50 迪兹先生. 美国喜剧，亚当·桑德勒主演，2002 1.40 假期准备就绪. 美国喜剧，2014

Vox

9.35 VOX 新闻 9.40 CSI. 犯罪剧. 网络痕迹 / 无声尖叫 / 血腥遗嘱 12.20 CSI: 迈阿密. 犯罪剧. 最后一场戏 / 偏差 / 煽动 15.00 购物女王. 纪录真人秀. 第2天：朱莉娅，哈勒 16.00 吉多装饰女王 (47). 真人秀. 第2天：莫尼尔 17.00 在薄纱与泪水之间 (113). 纪录真人秀 18.00 首次约会 – 两人一桌. 约会节目 19.00 完美晚餐. 烹饪节目. 第2天：薇琪，明斯特兰 20.15 红绳俱乐部 – 新一代. 剧情剧 22.15 热门或垃圾 – 全能测试员. 纪录真人秀 0.20 VOX 新闻 0.40 法医探案 – 法医学秘密. 致命贪婪 / 在教会的注视下 / 死亡天使

ARD-alpha

8.15 媒体如何运作？ 8.25 物理在运动：冲浪 8.30 远程健身 8.45 全景图像 10.00 剪辑素材 10.30 积极与健康 11.00 在施佩萨尔特与卡文德尔之间 11.45 四大元素 12.05 日间对话 13.00 远程健身 13.30 nano 14.00 简单而天才 14.25 这个问题 14.45 国家杂志 15.15 未来的国家公园——巴塔哥尼亚 16.00 国家公园的压力：当游客成为问题 16.30 四大元素 16.45 国家、人物与冒险 17.30 回到故乡的远征 18.15 杂草 18.45 Quarks 19.30 nano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国家、人物与冒险 21.00 四足动物的痛苦——我们是否在通过繁育毁掉宠物？ 21.45 为狗而做一切——汉堡完全“汪汪” 22.15 Quarks 23.00 职业挑战 23.10 尊重 23.40 The Day 0.10 20年前的日间新闻 0.25 鲍勃·罗斯 0.55 太空之夜 1.55 半人马座阿尔法星

WELT

每小时新闻 15.15 Welt Talk 特辑：Helge Fuhst 对话 Reiner Haseloff 15.35 新闻室 15.55 股市快讯 16.05 新闻室 16.10 Nena Brockhaus 谈言论自由 16.55 股市快讯 17.15 -特辑 17.45 晚间股市 18.10 我的——我对当日的看法 18.20 晚间报道 20.10 我的——我对当日的看法 20.15 时空 22.05 全速进入太空——阿里安5号的成功故事 0.55 UFO理论——事实与虚构之间 (2)

ntv

每小时新闻 9.30 新闻 9.40 ntv 经济 10.30 新闻 10.40 经济 11.30 新闻 11.40 12.30 新闻特辑 13.15 13.30 新闻特辑 14.15 14.30 新闻特辑 15.30 15.40 趋势晴雨表 16.15 16.30 新闻特辑 17.15 17.30 新闻特辑 18.30 18.40 服务 19.20 19.40 NFL 最新动态 20.15 神秘现象——来自上空的谜团 23.15 23.20 NFL 最新动态 23.35 死者律师——走进凶手内心 1.15 神秘现象——来自上空的谜团

CNN

6.00 The Story Is With Elex Michaelson. 纪录片 7.45 World Sport. 杂志 8.00 CNN 新闻室 9.45 World Sport. 杂志 10.00 新闻室 11.00 Headline Express. 信息杂志 12.00 This Morning 13.00 News Central 14.30 体育. 杂志 15.00 Connect the 15.45 体育. 杂志 16.00 Connect the 17.00 One 19.00 Amanpour. 信息杂志 20.00 Isa Soares Tonight 21.00 What We Know with Max Foster 22.00 Quest Means Business. 纪录片 23.00 The Lead with Jake Tapper 23.30 体育. 杂志 0.00 The Brief with Jim Sciutto 1.00 Erin Burnett OutFront. 纪录片

遗产打破沉默

法兰克福汇报图书

安德烈亚斯·坦克（Andreas Tank）是两名来自波美拉尼亚的被驱逐者的孙辈，他利用祖父母留下的遗产拼凑出了家族的历史。数百份原始资料向他揭示了关于失去家园、战争创伤以及二战后重新开始的艰辛等此前不为人知的真相。

我的祖父母所隐瞒的事 安德烈亚斯·坦克 (Andreas Tank) 288 页 - 28 欧元 - ISBN 978-3-96251-256-9 www.fazbuch.de - 0711-7899 2044 faz@kolibri360.de

周二广播

广播剧

弗里达的蝴蝶。作者：Ria Endres。在女儿的眼中，年迈的母亲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存在，漂浮在天地之间。

古典音乐

9.05 上午时分 - BR-KLASSIK 包括：塞西尔·夏米纳德（Cécile Chaminade）《西班牙小夜曲》 / 托马索·阿尔比诺尼（Tomaso Albinoni）：G大调协奏曲，op. 9, Nr. 6 / 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D大调嬉游曲，KV 136（Van Kuijk 四重奏组） / 亚历山大·德雷肖克（Alexander Dreyschock）：《向维也纳致敬》，op. 32（塔斯马尼亚交响乐团，钢琴及指挥：霍华德·谢利）

9.05 音乐时间 – SWR Kultur 音乐的“灵魂渗透”——纪念指挥家布鲁诺·沃尔特（Bruno Walter）诞辰 150. 周年。包括：埃米莉亚·朱利亚尼（Emilia Giuliani）：前奏曲 op. 46 Nr. 1 / 乔治·比才（Georges Bizet）：《卡门变奏曲》（根据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改编） / 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漂泊的荷兰人》序曲

9.05 古典论坛 – WDR 3 包括：亚历山大·冯·泽姆林斯基（Alexander von Zemlinsky）：歌剧《曾经有一个》1. 幕前奏曲 / 玛格丽特·施魏克特（Margarete Schweikert）：《童话时间》 / 加布里埃尔·皮尔内（Gabriel Pierné）：《流行圆舞曲引子与变奏》

13.05 午间音乐会 – SWR Kultur 包括：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Alessandro Scarlatti）：g小调第 3 号奏鸣曲（2 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 / 埃米莉·迈尔（Emilie Mayer）：B大调钢琴协奏曲

20.03 ARD Radiofestival 2026. 音乐会 / 歌剧 – BR-KLASSIK 拜罗伊特巴洛克。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ändel）：《弗洛里丹特》。三幕音乐剧。意大利语演出

爵士、流行、摇滚

17.50 六点前的爵士乐 – SWR Kultur 拉尔夫·雷格（Ralph Rainger）：《如果我失去了你》 / 妮娜·西蒙（Nina Simone）：《四个女人》 21.05 现场爵士 – Deutschlandfunk 使命之乐。Nduduzu Makhathini 三重奏

专题与杂志

8.30 知识 – SWR Kultur 乘坐缆车穿梭城市——德国很快也会实现吗？几十年来，德国城市一直在考虑将缆车作为公共交通的补充。但法律、官僚障碍以及民众的抵制至今一直阻碍着这些项目的进展。

10.08 咨询时间 – Deutschlandfunk 生殖医学：未实现的生育愿望与生育治疗。 嘉宾：Sören von Otte 医学博士、特聘讲师，基尔大学生育中心主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大学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医学部门负责人

12.00 对谈 – HR 2 与城市规划师延斯·雅各布·哈普（Jens Jakob Happ）面对面。那些设计实用、可替换且建筑寿命仅为 30 年的房屋。法兰克福建筑师延斯·雅各布·哈普对此持反对意见。 16.00 下午时分 – HR 2

16.00 下午时分 – HR 2 与作家菲利普·鲁赫（Philipp Ruch）对话。 17.05 论坛 – SWR Kultur

17.05 论坛 – SWR Kultur 空谈而非交付——会议的效率如何？玛丽昂·泰斯（Marion Theis）与以下嘉宾讨论：法比奥·克鲁格（Fabio Krüger），汉堡大学工作与组织心理学家 / 苏珊娜·斯普尔贝克（Susanne Spülbeck），组织民族学家 / 克莱门斯·斯特里宾（Clemens Striebing）博士，弗劳恩霍夫 IAO 研究所社会学家

18.00 MDR Kultur 特辑：酷暑之夏后——气候适应是否在推进？ – MDR Kultur 这个夏天极其极端。酷热与干旱，以及洪水、风暴，甚至小型龙卷风——所有这些都夺走了不少人的生命。因此，除了（更多的）气候保护，还需要加强更多的适应措施。

19.15 专题 – Deutschlandfunk 语言迁徙，在勃兰登堡一座小镇寻找家园。在这样一个“德国人的德国”T恤被视为常态、对一切陌生事物充满不信任的东德小镇，人们如何才能获得归属感？

19.30 时代问题。专题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在品味的极限。顶级料理如何自我重塑

22.05 音乐场景 – Deutschlandfunk 大幕拉开，戏剧终结！科隆歌剧院在经过 14 年修缮后重新开放。

朗诵

9.00 《我们有滑梯的房子》（第 7 集，共 15 集） – MDR Kultur 作者：萨菲亚·阿尔-巴格达迪（Safia Al Bagdadi） 14.00 《我的童年》（第 12 集，共 20 集） MDR Kultur 作者：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

《法兰克福汇报》（F.A.Z.）无法影响电视台在其节目预告中所使用的语言习惯。

安德烈亚斯·坦克 (Andreas Tank)

我的祖父母 所隐瞒的事

逃亡、驱逐、 重新开始—— 一次寻踪之旅

重要石油贸易路线与战略瓶颈 伊朗战争前的每日运输量（截至 2025 年）

重要石油贸易路线 运输量（单位：百万桶 / 日）

战略瓶颈 运输量（单位：百万桶 / 日）； 括号内为：全球份额

来源：Petroeyes; LSEG; Clever-Tanken / F.A.Z. 图表：fbr.

汽油价格突破三欧元

汽油价格创下纪录。在部分加油站，某些燃油品种的单价已超过每升三欧元。这对德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海湾地区日益紧张局势进一步推高了原油和汽油价格。周日，Super E10 的日均价格为每升 2.273 欧元，创下历史新高。柴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升 2.404 欧元。在部分加油站，高端燃油品种的价格已超过每升三欧元；在高速公路沿线，此前也已观察到超过三欧元的定价。

周一，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59 升）108.65 美元。这意味着该价格自年初以来上涨了近 80%。取暖油价格同样继续上涨：根据互联网平台 Heizoe124 的数据，周一 100 升取暖油的价格为 167.18 欧元。这是自 2022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金融市场上，债券收益率继续上升，德国 DAX 股票指数则略有下跌。

作者：Julia Löhr（柏林）、Christian Siedenbiedel（法兰克福）及 Patrick Welter（法兰克福）

中东局势近期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正面临压力：在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胡塞武装威胁曼德海峡之后，该国在遭遇无人机袭击后，现在不得不预防性地关闭重要的东西管道。

与今年春季类似，政界再次出现了要求政府实施价格上限的呼声。“燃油价格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长玛努埃拉·施韦西格（SPD）表示，她将在下周日的州议会选举中寻求连任。施韦西格在接受《莱茵邮报》采访时表示：“通勤者、手工业者、护理人员和农民已经无法承受了。总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采取拖延战术，现在必须有一个解决方案。”

具体而言，施韦西格要求参照卢森堡的模式实施燃油价格上限。在卢森堡，经济部设定价格上限。不过，该公式同样参考能源载体的市场价格。卢森堡加油明显更便宜，主要归功于较低的税收和规费。目前，德国每升汽油的能源税为 65,45 分，柴油为 47,04 分。此外还需加上二氧化碳排放税和增值税。

鉴于预算状况紧张，要重复 5 月和 6 月期间的加油补贴方案十分困难。仅这两个月就耗费了约 17 亿欧元的税金。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CDU）并不看好政府干预价格，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则对此持支持态度。

在周一于柏林举行的一次经济部会议上，能源市场的动荡仅被略微提及。欧洲中央银行（EZB）执行委员会成员伊莎贝尔·施纳贝尔将能源价格的发展描述为“令人担忧”。“炼油能力显著下降，且无法如此迅速地重建。”

“我们很脆弱，但现在不应该再次讨论下一个燃油价格刹车机制，”经济学家维罗妮卡·格里姆表示。她批评人们总是讨论临时措施，而对于“非常、非常糟糕”的初始状况所做的努力太少。在天然气供应方面，这意味着“长期合同太少，多样化程度不足”。

“我认为最近的油价上涨完全有基本面支撑，因为最近的政治进程可能会再次导致石油供应减少，”巴登-符腾堡州银行的石油专家弗兰克·沙伦贝格评论道。尽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继续受阻，但海湾沿岸国家通过采取替代出口路线等措施，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将供应缺口控制在了有限范围内。例如，最近通过沙特东西管道，每天约有 400 万至 500 万桶石油被导向红海并从那里出口。沙伦贝格表示：“随着管道的关闭，短期内全球石油供应将减少 4% 至 5%。”这位石油专家认为，如果现在胡塞武装还让连接红海与亚丁湾及印度洋的曼德海峡通行更加困难，那么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将变得更加困难且更加昂贵。

柴油价格的上涨尤为显著。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这一背景下，于周日晚间要求基辅停止对俄罗斯柴油基础设施的袭击。瑞银（UBS）石油专家乔瓦尼·斯陶诺沃（Giovanni Staunovo）表示，俄罗斯去年每天出口约100万桶柴油。在乌克兰袭击炼油基础设施后，莫斯科实施了带有例外条款的出口禁令，以确保国内供应，特别是针对农业部门。与此同时，中东冲突减少了该地区的石油产品出口。斯陶诺沃表示：“这些发展自2月以来共同导致全球柴油库存大幅下降，市场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经济学家在初步反应中，对于该事件可能给德国及世界经济带来的后果，在定量估算方面持谨慎态度。慕尼黑Ifo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富斯特（Clemens Fuest）表示：“冲突将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并增加国际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这将加剧通货膨胀并抑制全球增长。其影响程度将取决于冲突持续的时间，以及沙特能否成功击退胡塞武装的推进。”

“油价目前已上涨至每桶约110美元，”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Sachverständigenrat）主席莫妮卡·施尼策（Monika Schnitzer）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社会政策协会年会上表示。“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严重影响之后，现在沙特的东西管道也失效了。”

这位被俗称为“经济智囊”的委员会主席拒绝采取国家价格干预措施。她认为更重要的是让德国在结构上减少对进口化石能源以及地缘政治上特别脆弱的供应地区的依赖。

目前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波斯湾的新紧张局势是否会使经济脱轨。在今年上半年，尽管面临能源价格冲击，德国和世界经济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强韧。维也纳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成员加布里埃尔·费尔伯迈尔（Gabriel Felbermayr）在因斯布鲁克表示：“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能源价格的高度波动。这种冲击感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常态。”他认为海湾地区的新升级是“局势的明显恶化，但可能并非决定性的转折点（Gamechanger）”。

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迈克尔·格勒姆林（Michael Grömling）表示，胡塞武装的袭击以及红海可能被关闭导致石油运输中断的情景，早在今年春季就已被列入考虑范围。就此而言，新的发展不过是“旧戏重演”。

格勒姆林警告称，德国上半年依赖出口的经济复苏并非可持续的，因为这是由特殊效应驱动的。在美以袭击伊朗后，企业提前采购了货物并填满了库存。格勒姆林表示：“这不会持久。”随着亚洲柴油短缺，许多产品的供应状况将变得更加困难，这一点在德国已日益显现。

欧洲如何才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跟上步伐

研究人员与政治家为欧洲制定了一套人工智能战略——德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

法兰克福。多位经济学家、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政治家在由“经济智囊”莫妮卡·施尼策（Monika Schnitzer）领导的一份新文件中警告称，如果政治和经济领域不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欧洲将面临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被彻底甩在身后，从而完全依赖于少数几个外国政府和个人的风险。作者包括前欧盟委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经济学家克莱门斯·富斯特（Clemens Fuest）以及全球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计算机科学家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在一份长达200页的战略文件中，他们探讨了欧洲如何在2030年前加强其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地位。他们认为，此后追赶的窗口期将面临关闭的威胁。

“欧洲不能成为外国势力的游乐场，”前欧盟竞争事务委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表示。即便在今天，欧盟公民已经感受到了在其他地方做出的决定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人工智能将加速这一发展，”她说。在整个欧盟内部，各国政府要么没有认真对待人工智能，要么将其他事项置于优先地位。“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在他们的“变革性人工智能战略”（Transformative AI Strategy）中，韦斯塔格及其同事强调，欧洲需要获得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访问权限，以免在国防、网络安全或科学领域落后。其中一个选项是在欧盟内部开发人工智能模型，但这成本极高。因此，该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探讨如何长期确保能够访问来自中国或美国的模型。

作者建议，欧洲应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中更强地发挥其地缘政治优势。在此，他们举例提到了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ASML，如果没有该公司，最先进半导体的生产几乎无法进行。此外，通快（Trumpf）的激光技术和蔡司（Zeiss）的光学技术也属于全球最难以替代的半导体供应技术。德国、法国和荷兰应在2026年底前建立一个“安全供应链联盟”，以便在国际上更好地利用这一筹码，并争取获得顶尖人工智能模型访问权限的保证。文件中还提到，到2030年，欧洲在全球人工智能计算能力中的份额应达到15%，以减少依赖并实现人工智能在欧洲的训练与运行。目前这一比例为5%。此外，建设新数据中心的流程应变得更加简便。

作者认为，将旧工业用地转化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特别具有前景，因为那里已经拥有必要的电网连接——而这正是数据中心扩建中的核心瓶颈。例如在法兰克福，运营商可能需要等待长达十年的时间才能获得电网连接。作者在战略中重点关注了莱茵兰和劳齐茨旧煤矿区的旧工业和电厂用地。他们认为，在这些地区建设新数据中心的速度将在全欧洲范围内最快。

在技术方面，欧洲应在开发能够验证人工智能安全性和使用模式的系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将使低风险地使用外国模型成为可能，并确保人工智能不会逾越某些红线。总的来说，欧洲需要经济实力和经济改革，才能成为快速增长的人工智能企业眼中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地。

在大型人工智能项目的融资与实施方面，作者参考了德国联邦跳跃式创新机构（Sprind）。成立于 2019 年的 Sprind 旨在加速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并增强德国在关键工业领域的竞争力。为此，该机构主要依托所谓的“挑战赛”（Challenges）。

这些挑战赛是具有宏大目标但无需提供具体解决方案的多阶段创新竞赛。例如，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预算为 1.25 亿欧元的竞赛，旨在建立独立的欧洲人工智能实验室。参赛团队在经过申请和筛选阶段后，首先会获得资金支持，并接受密切指导，且必须在每个开发阶段之后重新证明自己的能力。只有最具前景的项目才能获得后续资金。支持者认为，这种方式比像“洒水壶”一样普惠式地分发资助决定要快捷且高效得多。 maxs.

令人不安的危机鸡尾酒

作者：约翰内斯·佩内坎普（Johannes Pennekamp）

这些日子里，人们可能会感到眩晕。虽然自 2019 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危机”已成为常态，但目前正在酝酿的一些事情，在经济及其他方面听起来都威胁到了生存：胡塞武装的袭击推高了油价，柴油价格几乎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天然气储罐仅填充了约一半，冬季的取暖费用可能会变得昂贵。

在全球范围内，债券利率攀升至令人担忧的高度。对于各国政府而言，为其债务大山融资的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在这一切之上，还笼罩着人工智能领先开发者的警告。他们要求放缓其模型开发的进度——否则人类的生存将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在德国，德国选择党（AfD）在全国范围内正迅速崛起，成为领先优势最大的政党，而默茨（Merz）担任总理的时间似乎已进入倒计时。

面对如此的不确定性，什么才有用？肯定不是恐慌。

同样，政治上的自我内耗和人事争论也毫无帮助。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承担起为那些理所当然感到不安的民众提供方向的任务：我们在国际上追求什么样的利益？究竟什么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优先事项是什么？一个面向所有人的新燃油补贴绝对不是答案。这会进一步加剧柴油短缺，并恶化预算紧缺。但在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举前夕，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和联盟党被德国选择党逼迫采取这种流行措施的可能性绝非没有。

人们希望看到一位总理能与他的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一同出现在镜头前，共同承诺实施促进增长的改革，并仅向那些被证明无法承受价格上涨的人提供援助。这将是在日益残酷的现实面前的一次奋起，而非屈服。联邦政府是否还能拿出这样的力量？

35小时工作制将告终

作者：本杰明·瓦格纳（Benjamin Wagener）

若想理解为何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董事会目前给其企业职工委员会施加如此巨大的压力，甚至威胁要关闭一家德国工厂，并试图在不提供工资补偿的情况下将每周工作时间从35小时延长至40小时，就必须看向中国的北京和郑州，以及匈牙利和西班牙。

在中国的首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PCA）几天前表示，中国企业计划到2030年将汽车出口量从目前的8,3增加到最高20百万辆，实现翻倍以上。而在郑州，坐落着全球最大的汽车工厂。在比亚迪（BYD）的厂房里——其规模是大众沃尔夫斯堡工厂的七倍——工人们每月折合500至650欧元，每周在流水线上工作60至80小时生产汽车。此外，中国制造商正越来越多地在欧洲建立自己的工厂。比亚迪在匈牙利塞格德（Szeged）建立了一家工厂。在巴塞罗那，中国国企奇瑞（Chery）正在生产Omoda品牌的电动汽车。零跑汽车（Leapmotor）和上汽集团（Saic）也计划在西班牙建厂。

相比之下，梅赛德斯的竞争对手宝马（BMW）和大众（VW）目前尚未在德国设立类似的生产基地。对于梅赛德斯高层的谈判代表来说，考虑到选址成本，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家来自巴登-符腾堡州的企业不仅在德国生产，也在欧洲其他国家生产。梅赛德斯与比亚迪一样，在匈牙利拥有一家大型工厂。

在那里的工资、物流、基础设施和能源成本比德国低约70%。在凯奇凯梅特（Kecskemét）工厂，这家巴登-符腾堡州的企业刚刚将其年产能从200.000提高到400.000辆。其算盘是：梅赛德斯正在为中国未来出口到欧洲的数百万辆汽车，以及在中国相比德国明显更廉价的欧洲选址生产的汽车做准备。

在这种背景下，要求实行40小时工作制是梅赛德斯的尝试，旨在至少部分抵消新竞争者进入欧洲市场时所拥有的成本优势。这家公司目前仍有48,9%的车辆在德国生产，尽管在那里销售的汽车仅占11,8%，而现在它试图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降低成本，是因为企业几乎无法影响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

然而，对于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而言，这一举措触动了其自我认知的根基。对于这家全球最大的单一工会来说，35小时工作制代表着一个更人性化的工作世界。其标志是红底上的一个旭日和数字35. 为了引入这一制度，劳资双方在80年代进行了长期的博弈。直到经历了几周的劳工斗争后，双方才就逐步引入该制度达成一致。

梅赛德斯董事会是正确的：德国必须降低劳动力成本。

工会拒绝了梅赛德斯的计划，并指出德国工厂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经不足，实行 40 小时工作制只会加剧问题。然而，双方都很清楚，这项要求并非是为了增加 5 小时的加班时间，而是为了降低每小时的工作成本。梅赛德斯希望以此每年节省数亿欧元。

员工代表要求通过投资和创新来保障德国工厂，而非削减工资。这是一个极其不现实的设想。诚然，德国制造商凭借当前的车型在许多领域重新回到了技术发展的顶端。但与中国竞争对手相比，这些汽车永远无法达到如此之高的标准，以至于从客户角度来看，基于生产成本而产生的巨大价格差异是合理的。

董事会和员工代表迟早必须在降低劳动力成本方面达成一致。而梅赛德斯的协议将影响到其他制造商、其供应商以及整个汽车工业。在此过程中，延长每周工作时间并不意味着德国汽车工厂不会进一步裁员。但 40 小时工作制将有助于在国际竞争中更久地保障剩余的就业岗位。

上帝的银行

在台湾的一座寺庙里，主管庄秋安（Chuang Chiu-an）看着信徒们向土地神祈求“幸运钱”。其中一些人带着财富而归，整个地区都从中获益。这是一个在高科技公司阴影下的故事。

作者：蒂姆·坎宁（Tim Kanning，文字与摄影）

那座位于繁茂大树旁的小型六角形建筑呈现出一种不寻常的景象：它看起来像是亚洲宝塔、老虎机和披萨烤炉的结合体。三座由红色木栅栏支撑的弧形屋顶上装饰着华丽且色彩鲜艳的龙形雕像。下方的石炉中火光熊熊，上方的一块电子显示屏上闪烁着彩色中文字符，写着诸如“加载燃烧的资本”之类的标语。

两名穿着短款慢跑裤和 T 恤的年轻人似乎正在做这件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厚厚的纸捆扔进火中，并若有所思地看着它们被火焰吞噬。从远处看，他们就像是在焚烧巨额资金。

然而，他们不断投入火中的厚黄色纸钞是“冥币”。通过焚烧，他们向死去的祖先捐赠纸钞——以便他们在阴间也能消费得起。这两名男子的真钱则留在了烤炉旁的宗教用品店里。

在台湾心脏地带竹山的紫南寺，一切都围绕着金钱展开。信徒们来到这里祈求生意兴隆。如果土地神（Tudigong）对他们宽厚，他们甚至可以带一些“幸运钱”回家。他们需在一年内将其偿还，并加上一笔由他们自行决定、根据生意发展情况而定的利息。

由于传闻中的高回报，以及信徒们的一些成功案例，这座寺庙成为了台湾最受欢迎的宗教场所之一。寺庙主管称每年有 800 万名访客——这比访问科隆大教堂的人数还要多。

从首都台北出发，需乘坐高铁向南行驶一个半小时到达彰化，然后继续乘车一小时进入郁郁葱葱的森林山区。台湾岛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以其高科技工厂而闻名，那里为英伟达（Nvidia）、微软（Microsoft）和 Meta 等大型科技公司生产最先进的芯片，但这里却完全是乡村风光：道路穿过香蕉、番石榴和火龙果种植园，两旁是带有波纹金属屋顶的简易混凝土房屋。

在九月的这一天，天空下起了只有在亚洲才会出现的倾盆大雨。但这并没有阻止许多信徒前往这座偏远的寺庙建筑群。如果说通往这里的道路看起来像是一片死寂，那么这里现在则是祈祷与商业交织的喧闹景象。

一张长桌上摆满了信徒献给土地神的黄红色冥币捆。有些人还摆放了地瓜片或香草布丁作为祭品，以求神灵宽恕。一些男人在燃着的香束上方挥动钱包以祈求祝福，另一些人则挥动着在寺庙小店买的金黄色塑料鸡。随后，他们走到神龛前，里面立着一座大约 30 厘米高的土地神像：台湾人称之为“土地公”，他有着一张黑色的圆脸，全身穿着金色的袍服。

一名五十岁左右、身材矮壮、穿着黑白条纹 Polo 衫的访客从碗里取出两块红色的木制月形块，低声对小神像说话。然后他将木块掷在地上。在这里祈祷的人通常会询问土地公，是否应该尝试某个特定的新商业想法。

月亮块的一面是平的，另一面是圆的。根据它们掷在地面上的方式，

神灵会以“是”（一面平的一面圆朝上）或“否”（两面圆的都朝上）来回答。这个男人刚刚掷出的两块石头平面对上。这意味着：神灵在发笑，问题不明确，或者答案显而易见。这个男人也不禁微微一笑，然后再次尝试。

在台湾，使用月亮块向土地公祈祷非常普遍。这是一种道教习俗。但指南宫尤其受欢迎，因为信徒在这里不仅能得到掷骰子的答案，而且如果土地公慈悲，他们还能为自己的计划带回真正的“好运金”。

如果地神在第一次掷月亮块时就回答“是”，他们可以在寺庙后方的柜台大厅领取一个包含600新台币的红包；如果需要两次、三次或更多次掷骰子才能得到“是”，则每次掷骰子会减少100台币。

600台币折算下来仅为18欧元。这太少，不能被称为微额贷款。这笔钱更像是一种护身符，旨在为生意带来好运。

王国明（Wang Kuo-ming）可以讲述这种好运。这位来自岛屿国家西南部的57岁餐饮业者，在这一天清晨就从家乡台南开车一个半小时来到这座寺庙。他每周至少这样做一次。他带着来自岛南家乡的水果和糖果，请土地公祝福。之后，他将这些东西带回店里分给员工。自从一年半前第一次来到这里以来，王就坚信土地公的力量。

20多年前，王国明在台南经营一家面馆。但他讲述说，生意一直不是特别好。去年，土地公出现在他的梦中，于是他第一次开车前往指南宫。他说，第一次掷月亮块就落在了“是”，他能将600台币作为好运金带回家，说着他得意地笑了。

从那时起，他将这笔钱放在收银机里，营业额翻了一番。“如果以前我一天的营业额是10,000美元，那么现在就是20,000美元，”王说道。

庄秋安（Chuang Chiu-an）是指南宫的住持。这位穿着深蓝色短袖衬衫、脚穿黑色皮便鞋、手腕戴着智能手表的亲切男人，可以讲述许多故事来证明土地公的帮助确实有效。去年，一位“著名的陈企业家”成为了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他多年来一直无法卖掉附近城市的一块土地。最终，他来到寺庙请求土地公帮助。月亮块的结果很好，他得到了600台币的好运金，于是这位企业家向地神发誓，如果土地卖掉，他愿意回赠三百万。

住持讲述说，第二天陈先生的电话就响了，终于有一位买家联系他。他之前向土地公承诺的三百万台币，现在确实已经捐赠了。折算下来大约是80,000欧元。

一位来自首都台北的建筑商曾一度几乎申请破产。当他请求土地公帮助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突然卖掉了三套公寓。现在他的生意很好，一次性向寺庙回赠了600,000台币，即16,000欧元，并且经常来感谢土地公——并捐款。

正是这类故事让这座寺庙在整个地区之外也闻名遐迩。据庄（Chuang）介绍，总统候选人以及其他高职位的申请者也经常来到指南寺，请求土地公的庇佑。

据寺庙负责人庄介绍，去年约有 600,000 名信徒领取了幸运金，并在一年内将其归还。寺庙通过这种方式向民众发放了 4 亿新台币，即 1,080 万欧元。而信徒们归还的金额则达到了 7 亿；这是一笔可观的收益。

然而，寺庙并没有将这笔钱据为己有。寺庙社区利用这些资金资助该地区的各种社会项目。他们在许多小学赞助免费午餐。去年，寺庙建立了一个中央厨房，类似于一种“流动餐车”服务，为该地区的老年人提供餐饮。

“在农村，我们有很多老人，他们的孩子搬到了城市，现在他们独自住在宽敞的房子里，”庄讲述道，“通过配送服务，他们不仅能定期吃到热饭，而且总有人能照看他们，确认他们是否安好。”由于其在社会公益方面的贡献，庄最近被当地一所大学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

寺庙负责人 庄（Chuang Chiu-an）在竹山 指南寺的土地公神龛前

位于竹山的指南寺拥有 350 年的历史。据寺庙负责人庄讲述，它很早就扮演了某种农村信用银行的角色。“当时农村没有银行，”庄说，“因此，寺庙向贫困家庭提供资金，让他们例如在孩子想去城市读书时能够提供支持。”直到 90 年代，信徒最高仍可获得 4,000 新台币。按当前汇率计算，这相当于 110 欧元；而在当时，这笔钱的价值要高得多。

许多信徒利用这笔钱在较大的城市开设小店，在那里销售他们的蔬菜水果。“他们卖的水果和邻居的一样，但他们的销量更高，”庄这样讲述道，“于是其他摊位的人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便讲述了关于土地公的故事。”就这样，来到指南寺的人渐渐增多。直到某个时刻，幸运金的发放与回收变得过于混乱，以至于上限被降低到了 600 新台币。

尽管如此，总额尤其是信徒归还的金额在多年间不断增加。这是否是因为土地公也受益于整个台湾（尤其是得益于繁荣的芯片产业）的财富增长？在台积电（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联发科（Mediatek）和富士康（Foxconn）等大型高科技公司快速增长的推动下，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十年中大约翻了一番。

不过，寺庙负责人庄明确否认了这种联系。

王国明（Wang Kuo-ming）是一家面馆的老板，他来到寺庙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支持。

“我们发放的是小额资金，”他说。来到这里的是普通百姓，而不是芯片产业的富豪。他们的到来与经济状况无关。“经济不景气时，他们来请求土地公的帮助；经济好转时，他们来向他表达感谢。”

面馆老板王也已经说服了几位邻居信奉土地公。他说，这些人现在也经常来寺庙。王在第一次到访时收到了 600 新台币，他在一周后就将其还给了寺庙，“还加上了一小笔利息”，他如是说。至于具体给了多少，他并不愿透露，因为这取决于每个人自己。作为特别的感谢之举，他还赞助了两场在寺庙前举行的台湾传统布袋戏表演，献给这位神明——“毕竟土地公非常喜欢这个”。

他现在会将所有心事都与这位土地神商量。最近，他向神明提出了一个关于面馆的新想法：“我想开设课程，传授我作为面馆老板的专业知识——费用自愿且由个人决定，以红封包的形式作为慈善捐款。我问神明：我想致力于这件事，这样可以吗？土地公说：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王笑着讲述道。他计划很快就开设第一门课程。

一名信徒在长桌上为土地神摆放了祭品，主要是黄红相间的成捆“金纸”，随后他们会在寺庙中将其焚烧。

为成功做好准备

未来属于那些能够独立行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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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数字主权

咖啡收获于乌干达中部的布伊克韦（Buikwe）地区 照片：TerraProject

“咖啡农们感到被欺骗了”

在全球开展活动的慢食运动（Slow-Food-Bewegung）主席爱德华·穆基比（Edward Mukiibi）本身就是一名咖啡农。他在采访中解释了该行业存在的问题，以及种植和收获过程是多么艰辛。

穆基比先生，您担任慢食组织主席已有四年时间，该组织的意大利创始人卡洛·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近期去世。慢食运动在 160 个国家致力于推广地区性食品、传统生产方式、生物多样性以及小规模生产者的公平报酬。在佩特里尼去世后，该组织将如何继续发展？

卡洛·佩特里尼足够睿智，在很多年前就准备好了接班人。我们拥有一支强大的团队，并且运作非常去中心化。人们对该组织的兴趣以及入会申请正在增长。慢食运动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产生了一种可以克服全球危机的希望。

您在乌干达也是一名农民。卡洛·佩特里尼支持您接任，是因为他希望让慢食运动减少以欧洲为中心。您如何在经营农场与担任国际组织主席之间平衡生活？

我们非常依赖团队协作，而且凭借现代技术，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快速集结。我的农场是位于乌干达中部穆科诺区（Mukono）的一个家庭农场。我主要负责管理，我的妻子、兄弟、父母和其他亲属共同参与工作。我们村庄的人们也提供帮助。

让我们谈谈您种植的咖啡。咖啡是典型的全球化产品。当乔治·克鲁尼在广告中说“What else?”（还能有什么？）时，您有什么感受？

广告首先传递出的是格调与优雅；它展示了一杯咖啡如何在各地受到赏识并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在非洲，咖啡一直以来不仅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在农民与环境之间建立了联系。

除此之外呢？

慢食运动主席爱德华·穆基比（右侧小图）及其员工在乌干达的农场中 照片 TerraProject

收获是一项挑战，全球 90% 的咖啡是通过手工采摘的。随后是分拣，同样是手动完成。人们保留红色的咖啡樱桃，剔除劣质的绿色和受损的咖啡樱桃、树枝、叶子以及蚂蚁或蜘蛛等昆虫——前提是确实在没有使用化学药剂的情况下保护植物免受病虫害。

如何从红色的咖啡樱桃变成随后被烘焙的绿咖啡豆？

太少了。在农民工作之后的所有步骤中，尤其是烘焙和销售，占据了 90% 的收入。然而，农民承担了大部分工作。在播种后，他们必须等待至少两年才能迎来首次收获。人们需要修剪树木和灌木，浇水，施肥。

大型咖啡公司对此负有重大责任。如今，许多国家出口原材料，而其国民在产品经过加工被重新进口后，才饮用最终产品——咖啡。这是错误的方向。

广告如此专注于时尚的最终产品，以至于它掩盖了咖啡机、胶囊和杯子之外发生的一切。咖啡农承担了整个价值链中 90% 的工作。但咖啡的历史一直由欧洲的烘焙商决定。我们现在必须让咖啡贸易中的农民拥有自己的面孔。这里应该有更高的透明度，尤其是小农户应该获得更大份额的价值创造。

您对农场的下一次收获有什么期待？

在咖啡种植的全球价值链中，农民能分到多少？

卖给一家名为 Princess Coffee 的当地烘焙商，那是我们当地的一家初创企业。以前，许多农民将咖啡卖给社区采购商，因此人们永远不知道咖啡最终流向了哪里。如今，出现了一批同样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当地烘焙商。他们随后在原产国境内销售大部分咖啡。

在我们这里，咖啡是文化和传统的一部分。在婚礼或搬入新居时，人们会递上咖啡樱桃。它们通常在香蕉叶中蒸熟，然后配以胡椒和盐食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政府禁止当地民众消费咖啡，尽管咖啡产自他们的国家。所有产品都必须出口到欧洲。这揭示了极端的失衡与不公正。如今，必须通过制定更公平的贸易协定来消除这些问题。

在您的农场里？ 这次收获可能会不错，因为去年很糟糕。咖啡的产量经常这样交替。

您农场的咖啡豆卖给谁？

如今乌干达的咖啡消费情况如何？

您其实也可以使用机器采收，就像拉丁美洲的一些罗布斯塔咖啡种植者那样吗？

在我们的农场里，阳光充足，因此我们可以将红色的咖啡樱桃直接在抬高的平面上晾晒数日。中午时分，必须用手工翻动。下雨时和晚上，则将樱桃移至室内。我的农场只生产自然干燥的罗布斯塔咖啡樱桃。干燥后，我们使用干式咖啡脱壳机将其剥壳，从而获得绿豆。还有一些使用水分的方法，有些甚至需要大量用水。

在储存时需要注意什么？ 注意周围环境，因为咖啡樱桃很容易吸收气味，例如刷了漆的墙壁或柴油发动机的味道。这会造成巨大的损害。如果您随后向咖啡豆倒入热水，这些气味会重新出现。

气候变化有何影响？ 干燥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农民现在必须在混合干燥系统（如太阳能干燥机）上投入更多资金，或者在雨季焚烧咖啡残渣。如今季节变化剧烈。在咖啡收获季节经常下雨，尤其是阿拉比卡品种。因此，农民必须确保咖啡及时干燥且没有霉菌。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适合种植阿拉比卡咖啡的地带正在萎缩。咖啡 嫩。于是我们加入了一个联盟，该联盟保证透明度和特定标准。当地烘焙商也能从中受益。此外，我还见过一些欧洲烘焙商与慢食（Slow-Food）社区的农民会面，因为他们非常看重这种直接接触。

我们也不想放弃出口。按产量计算，乌干达是非洲最大的咖啡生产国。我们无法自行消费所有产量。而且，贸易不应仅限于跨越大西洋或地中海。区域贸易也应增加。但如今国际价值链缺乏平衡。消费国分得太多，生产国分得太少。非洲咖啡农民感到被欺骗了。

在提供水分的其他树木下能自然良好生长。相反，采用单作种植咖啡的人则需要大量用水。

是的，但如果进入出口环节，许多中间层级都会从中获利。在乌干达，几乎全是拥有1到2公顷土地的小规模咖啡农。大型出口商并不直接向他们采购，而是通过那些预先从小型生产者那里汇总货物的公司进行采购。这些公司自然也想获利，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压低小农的价格。

不过，当地的烘焙商并不将咖啡销往欧洲、美洲或中国，因为烘焙后的咖啡在长途运输中会失去新鲜度。

但工业国家的 demand（需求）难道不是大得多吗？

在多大程度上你们需要向更富裕的工业国家出口，因为那里的咖啡能获得更高的价格？ 国际贸易对我们农民来说可能是一个答案。但为此，我们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好的价值认可。咖啡代表了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部分情况甚至延续至今。咖啡种植园的经营者往往是对当地社区的驱逐、森林砍伐以及包括童工在内的劳工剥削负责的人。咖啡还需要大量的水，这导致村庄社区缺水。

根据美国国家咖啡协会（National Coffee Association）的数据，在美国，每1美元的咖啡进口就产生了43美元的增加值。您有什么建议？ 应该在生产国的当地社区投入更多资金，使他们能够获得用于加工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并能作为消费者亲自享用高质量的最终产品。

因此，我们更倾向于直接销售给当地烘焙商，他们可以在我们的农场亲自确认质量——

只有在拉丁美洲，有一些种植园拥有可以摇动咖啡树的机器。而我们则采用咖啡、香蕉和香草的混作种植。我们的咖啡生长在香蕉以及波罗蜜或牛油果等更高大的树木之下。可可我们也是这样种植的。在这些树下，我们还会种植例如山药或其他攀缘植物。这种混合种植对自然有益。相反，依赖单一种植的人通常需要更多地使用农药；例如在罗布斯塔咖啡中，新的疾病已经蔓延。

您还种植较为罕见的利比里卡（Liberica）品种，其产量远低于阿拉比卡（Arabica）和罗布斯塔（Robusta）等主流品种。这是怎么回事？ 慢食运动（Slow Food）试图保护这种咖啡品种，因为它面临灭绝的威胁。由于咖啡树最高可达10米，其种植和采收非常困难。在殖民时期，政府想要根除利比里卡，因为它被视为罗布斯塔的竞争对手。如今，利比里卡在乌干达被认可为第三大品种。

如果想要销售咖啡，需要一个品牌才能在竞争中生存。这应该如何实现？

乌干达政府在此方面非常积极，通过保护原产地名称等方式推广乌干达咖啡。国家并不亲自销售咖啡，而是确保其原产地始终可被识别。在埃塞俄比亚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西达摩（Sidamo）咖啡。

提问者：克里斯蒂安·舒伯特（Christian Schubert）。

定额补贴征税合法

柏林。联邦财政法院（BFH）确认，2022年一次性发放的300欧元能源价格定额补贴（Energiepreispauschale）可以被列为雇员的应纳所得税项目。法院认为，针对该征税行为的宪法质疑是没有根据的（2026年6月11日判决 - VI R 15 / 24）。一名雇员此前主要指控该行为违反了《基本法》的一般平等原则，其诉讼在终审阶段依然未能获得支持。

红绿灯执政联盟此前向从业人员和退休人员发放该定额补贴，旨在减轻他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后，因能源和生活成本大幅上涨而面临的财务压力。对于雇员（如本案原告）而言，能源价格定额补贴是通过其雇主发放的。税务局在核定所得税时，将其视为应纳税的工资收入。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并主张自己相对于“微型工作者”（Minijobber）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因为后者获得的能源价格定额补贴是以“毛额补贴”形式发放且无需纳税的。

然而，联邦财政法院裁定，这种不同的对待方式是合理的。法院认为，能源价格定额补贴属于自愿性的国家赠款，是一项所谓的“给付行政”（Leistungsverwaltung）措施，而非“干预行政”（Eingriffsverwaltung）措施。

立法者将该补贴纳入个人税率范围，从而将其作为“净额补贴”发放，以确保针对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负担提供社会平衡的补偿。法院认为这没有问题。对低收入公民提供比高收入公民更高额度的补贴，在客观上是合理的。微型工作者通常是来自低薪部门的特别困难群体。

联邦财政法院尚未对涉及退休人员能源价格定额补贴征税的三起诉讼做出裁决。原告同样指控该行为违反了平等原则。他们指出，学生以及专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所获得的一次性200欧元款项无需纳税（案号：X R 24 / 25, X R 25 / 25 和 X R 27 / 25）。gel.

铁路线终于完工

科隆。在全面翻修工程正式结束近一个季度后，铁路公司计划恢复科隆至伍珀塔尔路段的常规运行时刻表。一名铁路公司发言人在接受询问时表示，从 1. 10月起，列车将能够再次在跨越伍珀河的两条轨道上运行。这将是自2月初以来，这条对长途、区域及货运列车至关重要的线路首次恢复不受限制的交通。

铁路公司在2月至7月期间，投入近 8 亿欧元对科隆、伍珀塔尔和哈根之间的轨道进行了全面翻修。然而，偏偏在翻修工程的最后一天，人们发现勒沃库森-奥普拉登附近跨伍珀河的桥梁出现了一道裂缝。该桥必须部分关闭，导致目前在刚翻修完的线路上，仍有大量区域列车停运，长途列车运行出现延迟。受影响最严重的是RB48线。铁路公司发言人表示，目前正在对该桥进行修复，以确保两条轨道能够再次实现“安全的铁路交通”。但她强调，即便在 1. 10月之后，仍会存在较小的限制，“列车在桥梁区域的行驶速度将会降低”。

“时刻表已根据降低的速度进行了调整。根据目前情况，不会出现停站或列车停运的情况。”同时明确的是，这座拥有近 80 年历史的桥梁仍需进行全面翻修，目前计划在2030年代进行。“具体时间点目前正在制定中，”该发言人说道。这座建于 1949 年的跨伍珀河桥梁由两部分组成，每条轨道各有一座桥。其中一座桥梁完好无损，另一座则因材料出现裂缝而目前关闭。据铁路公司称，该桥在之前的全面翻修中并未被更换，因为在之前的检查中未发现损坏。dpa

用设计家具对抗危机情绪

在德国家具零售业遭受打击之际，Westwing 却取得了成功。首席执行官安德烈亚斯·赫宁（Andreas Hoerning）阐述了他如何计划让该公司成为欧洲家居爱好者心目中的第一名。

作者：费利克斯·施瓦茨（Felix Schwarz） 法兰克福

目前，德国人购买家具的欲望较为有限。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压抑了消费情绪。此外，许多人在新冠疫情期间购买了大量昂贵的家具，现在处于观望状态。这对该行业产生了影响：根据贸易研究所 IFH 的计算，家具零售额下降了约 1%。即使是市场领导者宜家（Ikea）也陷入了困境。

尽管如此，一些家具零售商仍能抵御这一负面趋势。其中就包括在线家具零售商 Westwing。这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公司在 2025 年将销售额提升了 1%。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占销售额的比例：调整后的 EBITDA 利润率从约 5% 上升至近 10%。

“我们选择了正确的利基市场，并且在这个市场中感觉非常舒适，”自 2022 年起执掌该公司的安德烈亚斯·赫宁在被问及 的成功秘诀时这样回答。采访时，他坐在今年夏天于法兰克福市中心开业的 300 平方米旗舰店中。为了准时到达，他甚至从慕尼黑飞往法兰克福。他说，最近在乘坐铁路方面经历了太多糟糕的体验。

在他看来， 既不是奢侈品店，也不是大众市场，而是一家高端零售商。其核心客户群为 40 岁以下的女性。2025 年的平均客单价约为 235 欧元。凭借价格亲民的设计师家具和家居用品， 与 Home24 等竞争对手一起，成为了德国最重要的在线家具零售商之一。最畅销的产品是 Lennon 沙发，目前起售价为 2300 欧元。据公司称，80% 的订单来自经常在 购物的忠实客户。但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公司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2011 年，德莉亚·拉尚斯（Delia Lachance）与四位联合创始人共同创立了 。此前，她曾在《Elle》和《Elle Decoration》杂志担任编辑。在首席执行官斯特凡·斯马拉（Stefan Smalla）的领导下，公司最初主要采用“购物俱乐部”模式：用户在 网站注册后，即可享受专属的每日特惠。无论当时还是现在， 都希望通过灵感和设计来吸引消费者。但在赫宁加入后不久，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他最初学习法律。学生时代没有钱买设计师家具，因此他选择了宜家家具。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于 2015 年加入 。此后，该公司开始提供常设的家居用品选择。随后， 推出了自有系列。赫宁在此期间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建立了并负责 Collection 自有品牌。2025 年，该品牌在总商品交易额（GMV）中的占比达到 63%，成为成功的保证因素之一。

的发展之路似乎只有上升一个方向。成功浪潮在新冠疫情期间达到顶峰。在 2016 年至 2021 年之间，该零售商的销售额增长了一倍多。由于封锁期间许多休闲活动无法进行，许多人将更多注意力转向自己的住所——并偶尔犒劳自己买一些设计师家具。此外，Instagram 上的网红通过视频为 带来了额外的影响力。

但这次繁荣让公司不堪重负。这家总部位于慕尼黑的公司雇佣了数十名新员工，并大量订购商品，以满足巨大的需求。然而，这次赌注与许多竞争对手一样以失败告终。2022年，业务出现下滑，Westwing不得不承受400万欧元的调整后Ebitda亏损。

原首席执行官Smalla将领导之位让给了Hoerning。为了走出低谷，他决定实施一项痛苦的削减开支计划。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Westwing裁减了约四分之一的员工。他将在线商店和俱乐部模式的在线平台整合到了一个页面上。目前，Westwing不再使用自研的商店软件。一段时间以来，该零售商也不再提供专门针对特定国家定制的家具。早在2023年，Westwing就实现了1800万欧元的调整后Ebitda。

目前，该在线零售商的商品已在10家门店或店中店（Store-in-Stores）中销售，包括在法兰克福、柏林、哥本哈根和巴黎。Hoerning认为在其他欧洲国家仍有增长潜力。目前，Westwing在欧洲的26个国家开展业务。“我们希望成为欧洲设计爱好者的首选品牌，”Hoerning表示。公司计划在9月底进入爱尔兰和保加利亚市场。独家活动也将助力成功，例如在慕尼黑，Westwing今年邀请了部分选定客户参加一款灯具的发布会。他认为未来可以更多地举办此类活动。

Michael Renner是一名家具贸易独立顾问。在他看来，Westwing的启发能力是该零售商能够逆势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即使是那些原本对家具没有特别偏好的人，在浏览网站时也会产生好奇心。”他提到许多家具零售商在将线上与线下世界智能地

家中的米兰风情：Westwing 在法兰克福开设了其第十家家具及家居饰品门店。照片：Michael Braunschädel

将两者智能地结合在一起。而慕尼黑人则成功完成了这项任务。

不仅如此：“Westwing 以可承受的价格提供米兰风格的家具氛围，”雷纳（Renner）表示，“这在目前尤其受到大城市女性客户群的青睐。”不过，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至少留下了一些微小的痕迹。2026 年第二季度，经调整后的 EBITDA 利润率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至 4,8%。

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缺陷。该股票在 2018 年上市时的发行价为 26 欧元，不到一年后，其价值就跌至不足 2 欧元。在新冠疫情期间，股价曾彗星般地飙升至 54 欧元以上，随后再次出现大幅下跌。2026 年 9 月初，该股价格不足发行价的一半。今年年初， 开始回购股票。但关于将此作为对股价的刻意短期支撑，他

创始人与首席执行官并肩： 德莉亚·拉尚斯（Delia Lachance）站在 安德烈亚斯·赫宁（Andreas Hoerning）身边。 照片：

不希望人们这样理解回购计划。“我们认为，我们的股价只有在长期内才会上涨，”赫宁说道。

在推动股价上涨的同时， 也在致力于减少生态足迹。根据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报告，97% 的塑料包装中含有超过 60% 的回收材料。到 2030 年， 计划将 Scope 1 和 2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75%。然而，对于供应链沿线的排放（Scope 3）——据公司称占总排放量的 98%——该公司目前还无法给出准确的通用减排目标。在回复《法兰克福汇报》的询问时，公司表示这种情况很快将会改变。

但 是否也依赖于人们购买并非绝对需要的家具？赫宁表示，当然。但他对此并没有愧疚感。据称，自有品牌产品的保修期为十年。 是一家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因为客户可以信赖，至少出于质量原因，明年不需要更换家具。“这是一个人能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他说道。对他而言，让更多设计爱好者感到快乐同样重要。他估计，大约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愿意为精美的设计支付更多费用。因此，进一步扩大 客户群的潜力是存在的。

©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GmbH, Frankfurt. 保留所有权利。由法兰克福汇报档案库（Frankfurter Allgemeine ARCHIV）提供

迈克尔·默里将领导 Hugo Boss 监事会

前任主席斯特凡·斯图姆屈服于英国大股东的压力

汉诺威 / 伦敦。Frasers Group 利用其在德国时尚公司 Hugo Boss 中获得的影响力，进一步干预其领导层。在 Frasers 的压力下，监事会主席斯特凡·斯图姆（Stephan Sturm）于周一宣布辞职。他将于 10 月 15 日起卸任。该公司表示，这一决定是在“基于近期股东结构变化的建设性对话”之后做出的。监事会将启动关于未来监事会主席人选的遴选程序。

据《法兰克福汇报》（F.A.Z.）获悉，这家总部位于巴登-符腾堡州梅岑根（Metzingen）公司的下一任监事会主席将由 Frasers 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默里（Michael Murray）担任，这一消息来自该英国公司的相关人士。默里是 Frasers 主要所有者迈克·阿什利（Mike Ashley）的女婿，担任该集团首席执行官已四年，并自 2025 年 5 月起成为 Hugo Boss 监事会成员。法律专家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将作为 Frasers Group 的第二位代表进入该监督机构，他现在需由地方法院任命。不过，《法兰克福汇报》进一步从公司内部人士处获悉，英国日报《泰晤士报》关于默里将接任 Boss 首席执行官职位的猜测是不正确的。与斯图姆的分离被描述为“友好的”。

几周前，这家英国财团通过一项价值近 20 亿欧元的自愿收购要约，将其在 Hugo Boss 的持股比例从 26,06 Prozent 提高至目前的 47,89 Prozent，并宣布将继续增持以获得多数股权。根据公司的公告，即将离任的监事会主席斯图姆被引用道：“在公司股东结构近期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认为现在是监事会主席职权有序过渡的正确时机。我一直将我的角色理解为以公司及其所有股东的最佳利益行事。”

英国股东与这家位于梅岑根的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持续数月。尽管 Frasers Group 在发布收购要约时原则上认可首席执行官丹尼尔·格里德尔（Daniel Grieder）和监事会主席斯图姆的战略，但来自英国的诉求和批评仍不断出现，且 Frasers Group 曾公开表达这些观点。例如，该财团在一年前就对 Hugo Boss 的股息政策提出质疑，要求这家时尚公司不要发放股息，并应注销持有的库存股。2025 年 12 月，Frasers Group 曾一度表示不再支持监事会主席斯图姆。

Hugo Boss 正处于战略调整之中。这家服装制造商在去年年底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对产品线和销售渠道进行根本性重组。这项名为“Claim 5 Touchdown”的新战略旨在提高效率等。由于战略转型和持续的消费低迷，Hugo Boss 最近公布的数据不佳：营收下降 10% 至 9.05 亿欧元。营业利润（Ebit）下降 28% 至 59 百万欧元，但仍高于市场平均 52 百万欧元的较低预期。

Frasers 的创始人 Ashley 出身寒门。这位如今的亿万富翁于 1982 年在伦敦附近的梅登黑德（Maidenhead）开设了一家体育用品店，并以此创建了 Sports Direct 连锁店。此后，Ashley 通过激进的收购，建立了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运营的体育用品与时尚集团 Frasers，该集团在全球拥有超过 30.000 名员工。在上一财年（截至 2026 年 4 月），Frasers 在营收 53 亿英镑（62 亿欧元）的情况下，实现了约 5 亿英镑的利润。

Hugo Boss 的股价在周一上午小幅下跌。自年初以来，目前的涨幅约为 5%。鉴于此次收购要约，其股价在 6 月中旬曾短暂跳升至 40 欧元以上。但随后股价迅速回落，并稳定在 38 欧元左右，这正是 Frasers 最近向股东提供的报价。ppl. / ben.

凯捷出售美国子公司 在遭受与政府机构合作的批评后做出决定

巴黎。在因与备受争议的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ICE）合作而遭到批评后，法国 IT 咨询公司凯捷（Capgemini）决定出售其在美国的子公司。凯捷在周六表示，已与美国公司 ITC Federal 就收购 Capgemini Government Solutions 达成协议。该交易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完成。ITC Federal 为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在执法、内部安全和国防领域提供服务。

凯捷曾在 2 月份宣布此次出售，此前有消息披露，该公司子公司向美国移民局提供了一款用于识别和定位外国人的软件。凯捷的业务遍及约 50 个国家。2025 年，该子公司在集团总营收中的占比为 0,4%。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 2025 年 1 月再次就任后，命令移民海关执法局（ICE）显著加强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1 月份，ICE 员工造成的致命枪击事件激化了针对特朗普政府大规模驱逐行动的抗议活动。法新社（AFP）

波罗的海航空寻求摆脱困境 航空公司申请债权保护

法兰克福。拉脱维亚波罗的海航空（Air Baltic）近期的困境日益严重，这家总部位于里加的航空公司现已根据美国法律申请 Chapter 11 债权保护。波罗的海航空表示，这一过程将帮助这家由国家控股（德国汉莎航空持有 10% 股份）的公司实现“更强、更可持续的资本结构、更具竞争力的成本地位以及稳固的未来基础”。目前乘客暂不受影响。首席执行官埃尔诺·希尔登（Erno Hildén）表示：“我们仍在飞行，在销售机票，并规划未来的航班计划。”据该公司称，为确保流动性，该航空公司已获得 3.5 亿欧元的新融资。

波罗的海航空多年来一直处于雄心勃勃的增长轨道上，机队规模曾扩大至 54 架飞机。然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制裁导致无法飞越俄罗斯领空，普惠（Pratt & Whitney）公司发动机出现的问题，以及近期因中东冲突导致的航空煤油价格上涨，都给公司带来了沉重压力。波罗的海航空在 2025 年就已录得 99 百万欧元的亏损。此前，该公司已放弃了到 2031 年将机队规模扩大至 100 架飞机的计划。汉莎航空于 2025 年入股，旨在确保现有的合作关系。汉莎航空仅支付了 14 百万欧元以获取 10% 的股份，这部分股份计划在拟议的 IPO 过程中转换为至少 5% 的股票份额。对于进一步增持，汉莎航空予以拒绝。

波罗的海航空的商业模式非常特殊。其机队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飞机并非用于自有航线，而是连同人员一起出租。2025 年，在 8,7 百万名运输乘客中，有 3,5 百万是其他航空公司的客户。其中汉莎航空集团占最大份额。2025 年，这家此前由德国人马丁·高斯（Martin Gauss）领导的公司更换了首席执行官。接任者是埃尔诺·希尔登，他此前曾作为首席财务官成功带领斯堪的纳维亚航空（SAS）完成了 Chapter 11 破产程序。tko.

丹麦正全力推进飞马海峡工程

时间推迟，成本攀升：飞马海峡跨海工程正陷入许多大型项目的通病。此外，人们对其必要性也产生了质疑。但在丹麦，一场旨在争取支持的公关攻势正在展开。

作者：苏珊娜·普罗伊斯（Susanne Preuß），发自哥本哈根

海峡中的工程艺术：飞马海峡隧道的第三个管段正在下沉。 图片来源：dpa

挖掘机看起来像小玩具，人们则像微小的模型。从“Belt-Box”观景台望去，眼前的是北欧最大的建筑工地——飞马海峡隧道从德国一侧的入口。该项目被定级为泛欧走廊，旨在将斯堪的纳维亚与欧洲中部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公里的隧道将德国与丹麦之间的距离缩短至开车10分钟，甚至乘坐火车仅需7分钟。

正如在这里所见，项目正在推进。但隧道何时能完工仍完全不明。2029年原计划，目前讨论的时间点是2031年。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将其与斯图加特 21, 项目相类比——后者是国际知名的永久工地和数十亿欧元的资金黑洞。很快，一个新的数字将会出现。据相关人士透露，几周后，丹麦和德国交通部的代表将共同就规划时间表发表协调一致的声明。可以肯定的是：完工时间可能会进一步推迟，成本也将因此更高。

目前的资金规模已经极其庞大。隧道本身的成本预计为 79 亿欧元。而德国境内的后方连接工程——沿波罗的海海岸向吕贝克方向延伸的 88 公里铁路连接线——成本将更高。德国联邦审计局在6月份将该项预测提高至 107 亿欧元，且由于噪音防护等不断增加的新要求，这一数字仍有上升趋势。

自然与科学晨报

改善睡眠 一种治疗发作性睡病的新药引起了关注：正如一些睡眠研究人员所推测的那样，它是否甚至能帮助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如何定义获胜者 AfD选民的动机：想象中的无力感与感知上的优越感 准备反击 州立高校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结果的反应

“我们非常有兴趣尽快开通，”Femern A / S 的德国区总监 Lars Friis Cornett 强调，该公司是负责该隧道的丹麦国有企业。在他看来，丹麦人为何如此急于推进隧道建设的原因很简单：为了钱。根据 2008 年签署的国家协议，隧道建设的融资责任完全由丹麦承担。而贷款的再融资则计划通过汽车、卡车和火车的过路费来实现。因此，丹麦方的逻辑是：建设速度越快，收入就越早产生，隧道的投资回收速度也就越快。大贝尔特（Großen Belt）和厄勒海峡（Öresund）的连接工程也是按照这一模式融资的。

目前，Femern A / S 用工程艺术给访客留下深刻印象。在由蓝色集装箱堆叠而成的信息中心“Belt-Box”中，每个人都能理解这种穿越海峡的隧道究竟是如何运作的：隧道建设所需的混凝土构件是在位于对岸洛兰岛（Lolland）专门为此建造的工厂中生产的。

每个构件长 217 米，由九个分段组成：这些是预制混凝土件，其横截面可见双线铁路和四车道高速公路。在总共 89 个构件中，有 10 个还设有地下室，用于安装隧道所需的必要技术设备。

工业化生产自 2023 年 7 月起开始运行。今年春天，首批构件的下沉工作已经启动。每个构件的下沉过程需耗时数周。首先，混凝土构件的前后两端使用数吨重的组件进行防水密封，然后通过工厂前专门注水的池子被拖入作业港，并从那里运往飞马海峡。由于内部含有空气，构件具有浮力。但在抵达预定位置后，将注入 4500 吨压载混凝土以实现下沉——这部分混凝土随后将作为路面的一部分。

通过这种方式在普特加登（Puttgarden）和勒德比港（Rødbyhavn）之间建成的是世界上最大且最长的沉管隧道。Femern 经理 Cornett 报告称，人们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自一年前“Belt-Box”开放以来，已记录到 60,000 名访客。他明确表示，在丹麦，人们对新的飞马海峡跨海通道感到兴奋。这也体现在对这一大型项目的阻力较小：丹麦仅有 42 份异议，而德国则有 16,000 份。

这里是官僚主义，那里是魅力攻势：这大概是对这种差异最合理的解释。在丹麦，国家基本上会在大型项目的早期阶段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公众参与。改进建议会促使规划在早期阶段做出调整；对于不可避免的损害，则会商定补偿方案并予以执行，这一点已得到多次证实。根据丹麦方面的描述，通过这种方式，在工程开工之前就能获得对基础设施项目的高度认可。

汉堡自然保护联盟（NABU）第一主席马尔特·齐格特（Malte Siegert）也对与丹麦方面负责人的信任合作赞赏有加。与之相反，来自德国的部分反对意见则源于他的倡议。例如，他很早就走访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沿海城镇，旨在指出飞马海峡隧道的建成也将给波罗的海沿岸带来货运火车的夜间噪音。NABU 曾将诉讼一直打到联邦行政法院，但最后一批诉讼在 2022 年被驳回。

“所有项目的核心始终在于实际需求和合理性。而这个项目缺乏这一点，”马尔特·齐格特至今仍对此感到气愤——即便此事在法律上已经结案。当然，他了解政界和经济界的预期，即基础设施总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据哥本哈根的丹麦工业协会报告，在隧道开工之前，丹麦南部经济结构薄弱的洛兰岛（Lolland）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初步的产业入驻。对于到访的记者，当地一名将公司搬迁至洛兰岛且对此非常满意的中型企业主接受了采访。

汉堡经济参议员梅拉妮·莱昂哈德（Melanie Leonhard）同样赞扬了飞马海峡隧道的重要性。在她看来，前往哥本哈根的火车行程从之前的 5.5 小时缩短至 2.5 小时，是开发共同经济和生活空间的基础，并将为作为“斯堪的纳维亚最南端城市”的汉堡带来相应的推动力。

但 NABU 的齐格特警告称，2008 年国家条约所依据的预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当时，向南的旅游交通仍被用作论据，而事实上飞机已变得重要得多。此外，与瑞典南部汽车产业集群的良好连接也失去了相关性。

“最重要的是，”齐格特说，“我们有一个替代方案。我们有一座‘浮桥’。Scandlines 的轮渡每半小时一班。”在物流公司看来，将卡车送上轮渡而非通过隧道甚至可能更具吸引力，因为大约 45 分钟的航程可被视为司机的休息时间。

面对未来的竞争，Scandlines 表现得十分淡定。这家由基础设施基金持有的公司拥有 1400 名员工，该公司表示：“我们一直致力于让乘客快速且便捷地跨越飞马海峡，这种努力将保持不变。”令人好奇的是，当有一天轮渡票与隧道的通行费展开竞争时，价格将如何演变。

飞马海峡项目经理拉尔斯·弗里斯·科内特（Lars Friis Cornett）在汉堡经济参议员梅拉妮·莱昂哈德率领的代表团访问期间表示：“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该公司有责任通过通行费来回收隧道的投资，而无需给丹麦纳税人增加负担：只有使用隧道的人才应分担成本。

“也就是说，将由德国人买单，”科内特眨眼补充道——他深知德国人也是哥本哈根与马尔默之间厄勒海峡大桥的主要使用者。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科内特确认，十年前预估的 60 欧元通行费可能不再现实。这大约相当于目前轮渡的常规价格。

与此同时，在官方的考量中完全没有提到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他们甚至拥有专门的票种：那就是利用德国较低的啤酒、葡萄酒和烈酒税而来的酒精饮料购买者。“三分之一的交通量属于小型跨境交通。其中很多是餐饮业者，他们在普特加登（Puttgarden）将汽车装得满满当当，直到车顶，”曾在飞马岛（Fehmarn）生活了很长时间的自然保护主义者马尔特·西格特（Malte Siegert）报告称：“而且在丹麦一侧甚至根本没有检查。”

拜耳草甘膦和解案进入收官阶段

法院仍需批准该协议 / 在草甘膦制造商孟山都的总部所在地，所有相关方目前正接受听证

杜塞尔多夫。在美种子巨头孟山都（Monsanto）的总部所在地，德国拜耳（Bayer）集团于周一迎来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听证会：密苏里州巡回法院将就一项涉及数十亿欧元的集体和解协议进行最终审批。这家总部位于勒沃库森的集团希望借此摆脱在收购孟山都时引入的法律风险。

最终决定将在稍后做出，法院首先听取孟山都及原告方的论点，并收集针对该和解协议的异议。该协议是该公司在今年2月与领先的原告律师事务所协商达成的。通过此举，拜耳旨在解决目前尚未结案的 67.000 起诉讼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法律程序。在早前的一项和解中，该集团已支付了超过100亿美元，为此，拜耳此次预留了高达 72.5 亿欧元的准备金。原告在6月初之前有时间决定是否加入该和解协议。这些诉讼涉及原告主张患上的非霍奇金淋巴瘤（NHL）——一种癌症变体，原告将其归因于此前使用了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 Roundup。

拜耳首席执行官比尔·安德森（Bill Anderson）曾多次宣布，将在今年“显著降低”围绕草甘膦的法律风险。事实上，公司在此方面进展顺利，分析师将协商一致的和解协议获得批准视为其所需的最后一次“解围之举”。拜耳近期还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一项对其有利的裁决所带来的助力。

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以7比2的投票结果裁定，联邦法律排除在州级层面允许针对 Roundup 涉嫌缺乏警告提示而发起的诉讼。拜耳一直主张，既然美国环保署（EPA）已明确认定其安全性，那么公司就不应在产品上印制警告提示。EPA 是全球众多批准使用草甘膦的机构之一。

尽管如此，拜耳仍因其除草剂涉嫌致癌而遭到数万次起诉。这些诉讼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一个研究机构的调查，该机构在十年前将活性成分草甘膦列为“可能致癌”。

最高法院的裁决现在使所有围绕涉嫌缺乏警告提示的诉讼失去了基础。拜耳在周一表示：“对于超出涉嫌警告提示不足之外的索赔，原告至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

为了防止新一轮诉讼浪潮，和解方案制定了严格的规则。整个过程将延伸至 21 年。在此期间，所有潜在原告在提起诉讼前必须先经过和解程序。索赔审核可能需要较长时间，这对原告而言构成了一道门槛。

在一些律师看来，另一项规则缺乏吸引力：拜耳希望通过此次和解排除未来在美国可能面临的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美国法律体系中的这一特殊规定在过去给拜耳带来了沉重打击：在许多判决中，该集团不仅被判赔偿损失，还被要求支付基于“恶意行为”的附加金——有时这让拜耳损失了数十亿。

在2018年完成对孟山都（Monsanto）高达630亿美元的收购——这在当时是德国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收购案——后不久，拜耳公司在首场关于草甘膦的诉讼中败诉。尽管这家达克斯（Dax）上市公司的股价自2025年初以来已经出现趋势反转且此后增长了一倍多，但如今每股股价仍仅为当时的一半左右。 joja.

Uniper 出售管道股份

杜塞尔多夫。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能源巨头 Uniper 可以将另一项欧盟附加条件标记为已完成：该公司周一宣布，将其持有的 Opal 天然气管道 20% 的股份出售给 Hy24。Hy24 是一家专注于清洁氢能基础设施的国际投资平台。该管道其余 80% 的股份由 Gascade Gastransport 公司持有。

Opal 管道全长约 470 公里，从德国的卢布明（Lubmin）延伸至捷克的布兰多夫（Brandov）。作为德国氢能核心网络的一部分，其北部路段已于 2025 年 12 月中旬完成改造，南部路段预计将在 2030 年底前完成。此次出售仍需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它是 Uniper 必须履行的义务的一部分，因为欧盟委员会在 2022 年批准了对该集团的政府救助，当时该集团在天然气危机中陷入困境。

该公司当时被国有化了 99,12%。联邦政府通过 135 亿欧元的资本注入使 Uniper 免于破产。政府当时担心，如果该公司破产，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到像市政公用事业公司（Stadtwerke）这样的小型供应商。

欧盟委员会当时提出了几项附加条件，其中包括出售各项股份——持有 Opal 的股份便是其中之一。此外，Uniper 必须在 2028 年底前实现至少 75% 减去一股的私有化。联邦政府已经启动了私有化进程。该进程正通过双轨制程序进行，其中 IPO（首次公开募股）和整体出售都在考虑范围之内。nab.

ASML 巩固主导地位

阿姆斯特丹。荷兰芯片工业设备供应商 ASML 目前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项：在埃因霍温的新工厂奠基，以及收到向半导体制造商三星和台积电（TSMC）交付最新一代设备的订单。这些订单对于 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所谓的 High-NA EUV 光刻系统此前仅在英特尔（Intel）中使用。新订单意味着，直到 2030 年代， 将在未来计算机芯片的开发中继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私人银行 Insinger Gilissen 的分析师 Jos Versteeg 表示：“对此我从未产生过怀疑。目前没有替代方案。”

通过 High-NA EUV 设备（每台设备体积如同一辆双层巴士，价格约为 4 亿美元），可以使用激光在硅片上刻蚀比现有设备更精细的电路。这使得计算机芯片体积更小，运算速度更快。据估计， 掌控了全球 94% 的光刻设备市场，并且是唯一一家采用 EUV 技术的供应商。该缩写代表“极紫外光”。

据资料显示，其生产能力直到 2027 年都几乎被订满。相比之下，来自日本的佳能（Canon）和尼康（Nikon）以及来自中国的 SMEE 则采用“深紫外光”（DUV），这是 2010 年代的行业标准。它们在进入 EUV 技术领域时举步维艰，因为研发需要耗时多年并耗资数十亿。

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计划从 2028 年起将 的新设备用于大规模生产，尽管此前该公司曾对高额投资下的经济效益提出质疑。SK 海力士（SK Hynix）、三星和美光（Micron）也订购了 的设备。首个客户英特尔据称已利用这项新技术曝光了超过 100 万片硅晶圆，并证明该技术具有可靠性。

首席执行官 Christophe Fouquet 表示，由于全球供应瓶颈，存储芯片行业目前的投资比其他半导体制造商更具进攻性，在向 High-NA 技术转型方面正在加快速度。尽管如此，芯片的供应状况最早可能要到 2028 年才会缓解。新设备的投入使用需要数年的准备工作。此外， 的新工厂预计要到 2029 年才会正式启用。路透社

百万富翁应缴纳更多税款？一名示威者举着一块写有“向富人征税”要求的标牌。 照片 dpa

遗产税也可以有另一种方式

复杂的遗产税激起了人们对所谓享有特权的企业继承人的嫉妒。一位企业家提出了一项建议，旨在调和这些对立面。

作者：Mark Fehr 法兰克福

遗产税导致了冲突和法律纠纷。10月13日，联邦宪法法院将迎来一场关键对决。原告继承了一个私人证券账户和房地产。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因为与他不同，企业继承人只要能维持继承企业中的就业岗位，就可以免除部分遗产税负担。此案表明，遗产税是如何撕裂社会的。

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企业家萨宾·赫罗尔德（Sabine Herold）提出了一套新的遗产征税方案。这可能会平息愤怒，并结束对企业继承人和私人继承人的不平等对待。赫罗尔德的想法是：只有在继承人从遗产中获得实际收益时才需要缴税。如果有人因为出售继承资产或从中获得租金、利息而获得资金，则应在限定的时间段内为这些流入资金缴纳较高的所得税。而如果继承资产保持绑定状态或继续经营而没有产生收益，则无需缴税。“这同样适用于祖母的小房子，也适用于家族企业，”赫罗尔德在一部手册中写道。

如果遗产税与资金流入挂钩并纳入所得税体系，确实可以解决当前遗产税的一些问题。评估企业资产的大量官僚程序以及与私人资产之间困难的界定可能会被取消。此外，继承人将不再需要通过变卖资产来缴税。继承企业的人可以更轻松地维持经营，而无需提取资金缴税，从而避免在某些情况下危及就业岗位。

工程师赫罗尔德是 Delo 公司的执行股东，该公司是一家位于温达赫（Windach）、靠近阿默湖（Ammersee）的工业胶粘剂制造商。她是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和德国化学工业协会（VCI）的主席团成员。Delo 是一家典型的“隐形冠军”，如果没有它的产品，经济在字面意义上将会分崩离析。例如，由 Delo 制造的高科技胶粘剂将汽车或手机固定在一起。赫罗尔德没有孩子，因此她在手册中写道，她的建议并非出于将财产在家庭内部传递的个人利益。然而，正如 Delo 的例子所示，遗产税对于没有孩子的人来说也可能成为问题。该公司由赫罗尔德及其丈夫各持一半股份。如果两人中有一方去世，另一方将不得不出售公司股份。这意味着这对夫妇共同开发了 30 年的企业历史将无法像以前那样延续。

根据 Delo 的手册，即使是遗产税法中针对此类情况规定的“豁免需求审查”（Verschonungsbedarfsprüfung）也无法改变这一点。遗产税法中充斥着此类税务法律定义：豁免需求审查、豁免折扣、资产优惠。这成了律师和税务顾问的饕餮盛宴，他们试图通过复杂的架构帮助企业家家族在这些丛林般的规定中寻找出路。根据

赫罗尔德（Herold）经常建议采取一些看似荒谬的交易，例如将公司股份转移给婴儿，尽管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孩子长大后是否愿意进入公司工作。赫罗尔德的建议之所以值得商榷，还因为他不仅考虑了企业家家庭的情况，还考虑了没有企业背景的继承人的情况。他主张对所有人适用“流入原则”（Zuflussprinzip），即只有当遗产产生收入时，才产生税收负担。

税务机关也应该扪心自问，遗产税是否值得投入如此巨大的成本。根据奥格斯堡大学经济与税法研究所所长格雷戈尔·基希霍夫（Gregor Kirchhof）的说法，遗产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仅为 1.5%。单是个人所得税带来的收入就是其 25 倍。这项税收给经济 Standort（投资环境）和社会福利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奥格斯堡大学的一份新闻稿引用基希霍夫的话称：“最终，遗产税带来的损害超过了它的收益。”

一些支持者并不在意遗产税的高昂成本，他们将这项税收视为实现社会平衡以及对抗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工具。但基希霍夫认为，遗产税无法有效应对贫富差距。更有效的方法应该是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以及私人财富积累方案。

Wirecard 审判法官称“受害者论”为“推测”

法院未采信前首席执行官马库斯·布劳恩的说法

慕尼黑。在关于 2020 年崩溃的达克斯（Dax）指数成分股公司 Wirecard 高层多年来涉嫌数十亿欧元诈骗的慕尼黑审判中，前首席执行官马库斯·布劳恩（Markus Braun）面临高额刑期的可能性正日益增加。在经过三年半的审理后，法官宣布布劳恩所主张的“受害者论”纯属“推测”。审判长马库斯·费迪施（Markus Födisch）表示：“尽管进行了广泛调查，但针对所有这些说法均未得出任何结果。”此外，布劳恩及其两名共同被告在被定罪的情况下，可能面临数百万欧元的资产没收。

根据起诉书，布劳恩及其共犯多年来在 Wirecard 的资产负债表中记录了凭空捏造的数十亿欧元营业额。这些业务主要通过位于迪拜、新加坡和菲律宾的三个所谓“第三方合作伙伴”进行入账。这些公司据称受 Wirecard 委托，在亚洲国家处理信用卡支付。费迪施表示，对于这种第三方合作伙伴业务的存在，“没有任何证据”。

布劳恩在诉讼过程中多次坚称自己无辜。这位奥地利籍经理描述称，第三方合作伙伴业务是真实的，而高额利润是在前销售董事扬·马萨莱克（Jan Marsalek，2020 年失踪）等真正罪犯在首席执行官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挪用的。然而，在法官费迪施看来，也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挪用行为。审判长转而称该论点“本身就缺乏逻辑一致性”。布劳恩自 2020 年 7 月以来一直被羁押——如果法官认为这位出生于 1969 年的前股市之星无辜，他应当被释放。

这场于 2022 年 12 月开庭的审判目前正进入最后阶段。法官费迪施正式提醒三名被告，法庭在定罪时可能会没收其“犯罪所得”。就布劳恩而言，这涉及近 39 百万欧元，其中大部分记录在布劳恩的个人投资公司名下。对于在关键点上证实起诉内容的污点证人奥利弗·贝伦豪斯（Oliver Bellenhaus），涉及金额约为 600 万欧元。第三名被告是前首席会计师 E.. 他可能面临超过 600.000 欧元的资产没收。

不过，在丑闻爆发期间，布劳恩的投资公司也已申请破产。这位曾经的亿万富翁将其大部分财产投资于如今已毫无价值的 Wirecard 股票，而这位前 Wirecard 首席执行官早已无法动用其剩余资金。dpa

企业押注人工智能

一项研究显示，但企业也担心其生存危机

柏林。德国大多数企业首次开始采用人工智能。57%的企业使用人工智能，几乎是两年前（当时比例为20%）的三倍。这是数字协会 Bitkom 的一项研究结果。据此，另有38%的公司计划或正在讨论采用该技术。Bitkom 主席拉尔夫·温特格斯特（Ralf Wintergerst）表示：“人工智能不再是少数先驱者的专利，它已经广泛应用于经济领域。而且其普及速度是我们此前在任何技术中都未曾见过的。”

然而，快速的普及也伴随着巨大的不安。大约每三家企业中就有一家（34%）担心人工智能会危及自身的生存——去年的这一比例为23%。与此同时，91%的公司认为人工智能是最重要的未来技术，80%的公司将其主要视为机遇。温特格斯特表示：“我们看到围绕人工智能有许多信心，但也有不安。那些意识到人工智能是未来几年关键技术的企业，同时担心自己会因此而失去生存空间。”

对于使用者而言，该技术的应用已经产生了回报。三分之二（66%）的用户借此改善了竞争地位，45%的人认为这对企业成功产生了可衡量的贡献。与此同时，大多数公司根据自身评估，几乎没有发挥出该技术的潜力。没有一家公司表示已充分利用其潜力。59%的公司甚至表示完全没有发挥潜力，另有28%表示发挥程度较低。

根据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的最大障碍被认为是数据保护要求（66%）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56%）。目前尚未采用人工智能的企业将缺乏技术专长（85%）列为主要原因。尽管存在障碍，企业仍在投资员工的能力建设。目前，70%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工智能操作培训，而去年这一比例为43%。路透社

互联网：www.faz.net / w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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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预报

今日德国天气

不来梅、下萨克森州、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晴到多云。下午至傍晚时分，西北方向将有强降雨和雷阵雨。最高气温在 21 和 24, 之间，局部地区可达夏季温暖的 25 或 26 度。风力微风至中风，来自北海的西南至西北风较为清爽。

柏林、勃兰登堡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图林根州、萨克森州：阳光多于云层，直至傍晚保持干燥。早晨中等山脉地区局部有晨雾，勃兰登堡州体感非常凉爽。气温升至相当温暖的 20 到 27 度。风力微风至中风，风向为南至西。

预报：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黑森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萨尔州

多为晴到多云，局部有晨雾。傍晚时分部分地区有强阵雨和雷阵雨。气温升至 22 到 28, 局部地区更热，最高可达 30 度。风力微风至中风，风向为西南至西北。

南部地区的晨雾将迅速消散，随后在少云天气下阳光普照。东部地区阳光与云层交替出现。西北部云量增多，下午至傍晚时分，来自北海的降雨将移至该地区。局部地区将爆发雷阵雨。气温升至 20 到 25, 西部和西南部局部可达 26 到 31 度。风力微风至中风，西北方向风力较强，风向为南至西。

生物天气

对天气敏感的人目前经常感到头痛，在有相应病史的情况下还会出现偏头痛发作。低血压以及有心脏或血液循环问题倾向的人应尽可能避免体力活动。手术疤痕可能会产生不适感。

WetterKontor

巴登-符腾堡州，巴伐利亚州 经常出现早晨浓雾，其余时间起初阳光充足。在一天之中，西南方向云量逐渐增多。下巴伐利亚州和阿尔卑斯山地区大多晴朗。下午通常温暖如夏，气温在 23 至 28, 上莱茵地区局部 29 至 31 度。南向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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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城市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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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拉< / ><>25°< / ><>24°< / >< / ><><>阿尔及尔< / ><>30°< / >< / ><><>卡萨布兰卡< / ><>29°< / ><>26°< / >< / ><><>约翰内斯堡< / ><>23°< / ><>26°< / ><>25°< / >< / ><><>开罗< / ><>37°< / ><>38°< / >< / ><><>开普敦< / ><>18°< / ><>17°< / ><>19°< / >< / table>

北美洲城市天气

芝加哥< / td><>27°< / ><>21°< / ><>26°< / >< / tr><><>洛杉矶< / ><>27°< / ><>26°< / >< / ><><>迈阿密< / ><>35°< / ><>33°< / ><>34°< / >< / ><><>蒙特利尔< / ><>18°< / ><>23°< / ><>18°< / >< / ><><>纽约< / ><>23°< / ><>27°< / ><>29°< / >< / ><><>温哥华< / ><>22°< / ><>25°< / >< / table>

<>< colspan="4">拉丁美洲城市天气< / ><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18°< / ><>16°< / ><>23°< / >< / ><><>加拉加斯< / ><>36°< / ><>34°< / >< / ><><>利马< / ><>23°< / >< / ><><>墨西哥城< / ><>21°< / ><>20°< / ><>21°< / >< / ><><>里约热内卢< / ><>25°< / ><>24°< / ><>23°< / >< / ><><>圣地亚哥< / ><>25°< / ><>23°< / ><>25°< / >< / table>

中东城市天气

<><>安卡拉< / ><>25°< / ><>26°< / ><>24°< / >< / ><><>安塔利亚< / ><>32°< / ><>31°< / ><>29°< / >< / ><><>巴格达< / ><>42°< / >< / ><><>迪拜< / ><>43°< / ><>44°< / >< / ><><>利雅得< / ><>42°< / ><>40°< / >< / table>

亚洲城市天气

<><>曼谷< / ><>27°< / ><>31°< / >< / ><><>香港< / ><>30°< / >< / ><><>上海< / ><>26°< / >< / ><><>新德里< / ><>33°< / ><>34°< / >< / ><><>北京< / ><>30°< / ><>33°< / >< / ><><>首尔< / ><>27°< / ><>29°< / ><>27°< / >< / ><><>东京< / ><>25°< / ><>22°< / ><>20°< / >< / table>

<>< colspan="4">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 >< / ><><>奥克兰< / ><>16°< / ><>15°< / ><>17°< / >< / ><><>墨尔本< / ><>12°< / ><>15°< / >< / ><><>悉尼< / ><>28°< / ><>15°< / ><>18°< / >< / table>

特殊天气事件 根据哥白尼地球观测计划，2026年的夏天是迄今为止欧洲第三温暖的夏天，也是西欧最温暖的夏天。

企业

卡车行业面临压力

制造商必须投资于电动化，否则将面临严厉处罚。他们能否负担得起？作者：Tobias Piller 和 Benjamin Wagener，汉诺威

近距离观察：一名参观者在查看斯堪尼亚（Scania）电动卡车的细节。 更长的续航里程：沃尔沃（Volvo）也展出了电动卡车。 近距离观察：IAA 的参观者在评估曼恩卡车（MAN Trucks）的一辆电动卡车。 摄影：Jasper Hill

电动卡车与柴油卡车对比：戴姆勒卡车集团（Daimler Truck）的牵引车

这些文字应当能瞬间抓住人们的目光。在 IAA Transportation 卡车展前夕，戴姆勒卡车的舞台屏幕上用巨大的英文字母写着：“我们交付了”（Wir haben geliefert）。从这家全球最大制造商的角度来看，这一信息如此明确，它不仅证明了一家开发出最优秀电动重型卡车之一的企业之自信，在这条信息中还隐含着一种不满，即运行此类车辆所需的必要基础设施尚未到位。当然，还包含着一种恐惧：如果因此导致 2030 年道路上的卡车数量不足，将面临巨额罚款。

与此同时，戴姆勒卡车的情绪代表了整个行业。轻型、中型和重型卡车制造商正紧张地关注欧盟宣布的对欧洲二氧化碳（CO₂）监管条例的审查。在汉诺威 IAA 的各个展位上，人们都能感受到一种恐惧，即行业在电动交通领域的投资可能无法获利，电动车辆在客户大规模购买之前就可能已经过时。此外，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压力明显增加，他们拥有国内蓬勃发展的电动市场作为后盾，且无需担心因车队排放超出限值而面临罚款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制造商面临的问题与过去几年依然相同。当前的监管规定，如果企业在 2030 年注册的新车排放量与 2019 年相比未能降低 40%，将面临巨额罚款。以戴姆勒卡车为例，每偏离目标一个百分点，企业将损失 12 亿欧元。戴姆勒卡车首席执行官卡琳·罗德斯特伦（Karin Rådström）在汉诺威计算道：“如果偏离十个百分点，那就是 12 亿——相当于我们梅赛德斯-奔驰卡车部门的全部利润。”她表示：“我们要求审查结果必须将目标与必要的框架条件挂钩。”

在汉诺威车展开幕之际，罗德斯特伦与 DAF、福特奥托桑（Ford Otosan）、依维柯（Iveco）、曼恩（MAN）、斯堪尼亚（Scania）、特拉顿（Traton）和沃尔沃（Volvo）等卡车制造商的负责人共同要求，将原定于 2027 年进行的欧盟车队目标审查提前并放宽。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在一份共同声明中表示：“我们完全致力于可持续运输——投资已经完成，如今已经有广泛的无二氧化碳排放车辆可供选择。然而，为了让这些车辆在大规模应用中具备经济可行性，还需要一个更全面的生态系统。而这一系统显然滞后，发展速度还不够快。”声明称：“这意味着两点：第一，必须迅速且有力地推进必要的框架条件。第二，欧盟应将 2030 年达成指标的时间表推迟三年，以避免制造商被罚款。”

为了实现 40% 的目标，欧洲卡车制造商必须将本十年末新注册电动汽车的比例从目前的 2% 提高到 35%，但这只有在货运公司拥有足够充电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根据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目前全欧洲仅有 730 个仅限卡车使用的充电点，以及 1938 个卡车和汽车共用的充电桩。然而，戴姆勒卡车（Daimler Truck）估计所需的充电桩数量约为 35,000 个。“要实现这一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雷德斯特伦（Rädström）在一次记者会上解释道，“基础设施距离欧盟成员国承诺的目标所应达到的状态还相去甚远。”

更糟糕的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正在改变局面。虽然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卡车制造商必须在欧洲建立自己的维修和售后服务网络，但他们无需担心罚款，因为他们在欧洲市场没有销售传统的柴油车。此外，凭借国内成熟的电动出行市场，中国企业在技术开发方面可能会领先于欧洲企业，因为通过在国内销售车辆，创新成本的回收速度快得多。“当然，销售量越大，开发成本的摊销就越快，”戴姆勒卡车负责梅赛德斯-奔驰卡车（Mercedes-Benz Trucks）品牌的阿希姆·普赫特（Achim Puchert）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F.A.Z.）采访时表示，该品牌是该制造商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印度市场的品牌。“在这种条件下，电动卡车的增长曲线自然更具挑战性。”

关于对电动卡车车型投资可能徒劳无功的话题，不仅在行业协会的内部被提及，显然也困扰着企业首席执行官们，尽管公众对此并未进行猜测。因为这种关于专业术语中所谓的“搁浅成本”（stranded costs）的讨论，可能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预测。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的数据显示，2026 年上半年，轻型商用车的电动比例（包括插电式）为 13.2%，巴士的电动驱动比例为 27.7%。但该行业的“问题之子”是重型商用车，在总计约 173,000 辆新注册车辆中，电动比例仅为 4.8%，也就是说，所有制造商合计仅多出 8000 辆。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管理顾问彼得·维登霍夫（Peter Wiedenhoff）看来，制造商只有在有利条件下才能指望收回开发成本。在针对单一公司的计算示例中，维登霍夫预计开发成本为 10 亿欧元，为此需要 100,000 辆重型卡车的销量。但即便达到这个销量，也无法收回例如生产线改造等成本。不过，生产设备也可以用于后续的电动卡车。总体而言，为了限制投资支出，欧洲制造商采用了内燃机卡车的技术平台，然后安装电动驱动系统。因此，不需要进行完全的重新开发。

但在电动卡车市场中，显然不再像以前的内燃机卡车那样拥有漫长的车型周期——内燃机卡车的周期有时长达20年，期间仅在同一技术基础上进行几次小幅更新。一方面，电池技术发展迅速，几年前的电池技术如今看来似乎已经过时；另一方面，中国竞争对手正涌入市场，他们从一开始就采用短得多的开发周期。

斯堪尼亚（Scania）作为大众集团旗下特拉顿（Traton）集团的一部分，其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莱文（Christian Levin）表示，斯堪尼亚正从其在中国的业务中获益，因为公司正在学习中国人如何在两到三年内完成开发，而非像以前那样需要五年。至于这是否会导致现有车型系列更快显得过时，或者需要更高的投资支出，莱文不愿对此发表评论。

沃尔沃卡车（Volvo Trucks）负责人罗杰·阿尔姆（Roger Alm）试图通过一种说法来淡化这一问题，即电动卡车和内燃机卡车可以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制造，从而将投资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在电动车型与内燃机车型之间创造灵活性。

尽管如此，来自中国的制造商仍在涌入市场，并以此为卖点：他们无需在内燃机平台和电力驱动之间做出妥协。欧洲区负责人迈克尔·鲁夫（Michael Ruf）表示，中国初创公司 Superpanther 的新车型完全是作为电动卡车开发的，这具有诸多优势。他认为，在本次展会上，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电动技术在卡车上是否可行，而更多是关于具体车型运行得有多好。

< / td>< colspan="2">梅赛德斯-奔驰 eActros 600（纯电动）< / ><>梅赛德斯-奔驰 Actros L 1845（柴油）< / >< / tr><><>电池容量< / ><>621 kWh< / ><>油箱< / ><>720 升< / >< / ><><>快充功率< / ><>400 kW< / ><>< / >< / ><><>快充时间 10–80%< / ><>70 分钟< / ><>满油时间< / ><>15 分钟（含支付过程）< / >< / ><><>兆瓦充电桩功率< / ><>1000 kW< / ><>< / >< / ><><>兆瓦充电桩时间 10–80%< / ><>29 分钟< / ><>< / >< / ><><>最大发动机功率< / ><>600 kW / 816 PS< / ><>最大发动机功率< / ><>315 kW / 428 PS< / >< / ><><>能耗 / 油耗< / ><>107 kWh / 100km< / ><>能耗 / 油耗< / ><>25 l / 100 km< / >< / ><><>续航里程< / ><>最高 560 km< / ><>续航里程< / ><>最高 2500 km< / >< / ><><>牵引车整备质量< / ><>11,7 吨< / ><>牵引车整备质量< / ><>8 吨< / >< / ><><>有效载荷< / ><>22 吨< / ><>有效载荷< / ><>24 吨< / >< / table>

在当前的 IAA 车展上，电动车制造商们显然在相互竞争，试图在电池容量、续航里程和尽可能低的能耗方面超越对方。此前，戴姆勒卡车（Daimler Truck）在梅赛德斯-奔驰品牌下于 2024 年推出的电动车型 eActros 提供了比较基准。但如今，竞争对手的车型在某些单项指标上已经更胜一筹，戴姆勒卡车很快就必须投入资金进行产品更新。

全都徒劳无功？

作者：托比亚斯·皮勒 (Tobias Piller)

难道现在所有针对电动卡车的投入都白费了吗？欧洲卡车制造商将投资支出翻了一番，以便每家公司都能快速开发出一整套电池电动驱动的商用车产品线。然而，由于公共充电站至今依然非常稀少，销量始终未能提升。17 个欧盟国家根据最新数据甚至还没有安装过一个卡车充电桩。与此同时，运输公司在自己的经营场所建设充电设施时也屡屡遇到困难——原因很简单，就是供应商无法提供所需的电功率。

梅赛德斯-奔驰卡车（Mercedes-Benz-Trucks）是市场领导者戴姆勒卡车（Daimler Truck）在欧洲、南美和印度的子公司，该公司在 2026 年上半年仅售出 1551 辆电动卡车，仅占总共售出的 79.000 辆商用车的极小一部分。

电动驱动系统的这种缓慢启动（在其他制造商那里甚至更加缓慢），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暂时的现象。高额投资与匮乏销量之间的这种失衡，迟早会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如果之前的希望之作不能产生收益，那么它们终有一天必须被计提减值，从而导致巨额的营业外损失。

这一时刻可能很快就会到来。因为那些成熟的内燃机技术可以销售长达 20 年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电池和电子技术的更新速度要快得多。汽车行业可以作为一个生动的例子：四五年前的技术水平在今天可能依然能正常运行，但由于技术进步，它已经过时了。即便在销量低迷的情况下，卡车制造商也必须尽快致力于对其车型进行技术更新。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已经带着最新的电子技术涌入市场。

布鲁塞尔的监管机构目前尚未对这一棘手局面做出反应。他们依然维持原有的基调：如果销量不增加，除了特别摊销外，欧盟还将面临数十亿欧元的罚款。

抗癌取得阶段性成功

法兰克福。美因茨制药公司 Biontech 及其美国合作伙伴 Onco C4 在一项临床研究中，利用一种新活性成分将某种肺癌的生存期几乎延长了一倍。两家公司在周一表示，在一项 3 期研究中尚未涉及审批的初步阶段，接受抗体药物 Gotistobart 治疗的受试者的中位总生存期达到了 18,5 个月。而在接受标准化学疗法药物多西他赛（Docetaxel）的对照组中，这一数值为 10,0 个月。

该药物针对的是患有所谓肺鳞状细胞癌的患者，这些患者在接受先前的免疫治疗和化学治疗后，病情依然在恶化。根据 Biontech 的说法，在过去 10 年中，针对这一难以治疗的患者群体几乎没有医疗进展。仅在近期，该领域就有六项其他 3 期研究宣告失败。当患者的免疫系统耗尽且肿瘤产生耐药性时，目前通常只能采取化学疗法或姑息治疗。

据资料显示，该阶段的预期寿命不足一年。研究负责人拉马·巴拉拉曼（Rama Balaraman）解释说，如果生存优势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涉及审批的研究部分中得到证实，这些结果可能会改变标准治疗方案。该研究的第二个阶段目前正在 160 多个中心开展。路透社

联邦债券 10 年期收益率

奢侈品忧郁持续

奢侈品行业曲线继续下滑。路易威登集团在中国面临问题：尽管赢得了一场法律诉讼，但却引发了中国消费者的爱国主义反应。

作者：Niklas Záboji，巴黎

奢侈品行业未能实现趋势反转。相反，经营状况似乎进一步恶化。衡量该行业状态的一个指标是全球市场领导者 LVMH 的股价，该公司是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迪奥（Dior）、丝芙兰（Sephora）以及数十个其他高端品牌的母公司。其股价在夏季再次大幅下跌。自 6 月中旬以来，跌幅接近 20%。而自年初以来，跌幅甚至超过 35%。

对于这家法国奢侈品集团来说，现在已经不能将其称为一次经济低谷，中国业务的疲软、日益增长的贸易壁垒以及消费意愿的下降，早已在 LVMH 的资产负债表中留下了痕迹。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消费者口味发生了变化。虽然该集团近期仍保持高盈利能力，但业绩已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缩减。LVMH 的净利润在 2023 年还达到了 152 亿欧元的历史最高点，而过去两年则“仅”为 12,6 和 109 亿欧元。

市值正是这一下降趋势的缩影。在 2023 年 4 月达到的 4550 亿欧元峰值之后，如今已不足其一半。当时，LVMH 短时间内成为了欧洲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其大股东兼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Bernard Arnault）也曾短时间内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上周，其市值跌至 2020 年疫情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一度甚至低于欧莱雅（L'Oréal）。目前，这家化妆品巨头与 LVMH 在巴黎 CAC 40 指数中的市值相当，均略高于 2000 亿欧元。投资者显然不认为奢侈品业务的曲线很快会再次回升。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也无法让股市恢复信心。今年夏天，路易威登在当地一家茶叶制造商的商标权纠纷中陷入困扰。这个时尚与皮革制品品牌是 LVMH 绝对的盈利机器，根据瑞银（UBS）分析师的估计，它贡献了集团息税前利润的约 60%。尽管法国公司在法庭上赢得了诉讼，但却遭到了中国消费者的爱国主义反弹。彭博社（Bloomberg）援引 JL Warren 市场研究人员的估计称，路易威登 7 月的销售额下降了约 30%，8 月下降了 20 至 25%。

一名 LVMH 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并表示目前不对财务指标发表意见。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市场至关重要。它占据了集团营业额的约 30%，并且在近期一直是主要的增长引擎。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受挫，可能会摧毁 7 月底还存在的趋势反转希望。在 LVMH 第二季度报告其核心时尚与皮革制品业务两年来首次恢复增长后，第三季度恐将再次陷入低迷。

相比一些竞争对手，LVMH 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由于其奢侈品更具大众市场属性，该集团也面向中产阶级客户，而这部分人群在过去三年中消费意愿的下降程度远高于极高净值人群。规模小得多的法国奢侈品制造商爱马仕（Hermès）凭借其极其昂贵的手袋和配饰，直到不久前情况还较好。但现在这种情况也结束了。自从——

奢侈品股票下跌

指数 1.1.2026=100

在过去半年里，爱马仕（Hermès）的股价同样处于下跌趋势。

爱马仕的市值已跌至 1500 亿欧元以下。普拉达（Prada）、博柏利（Burberry）以及古驰（Gucci）的母公司开云集团（Kering）等奢侈品巨头近期也呈现下滑态势。该行业中唯一能够维持强势的是来自瑞士的历峰集团（Richemont），其核心品牌为卡地亚（Cartier）和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不过，历峰集团约 900 亿欧元的市值仍明显低于 LVMH 和爱马仕。

来源：彭博 / F.A.Z. 图表：fego. 2026 年 9 月 14 日

奢侈品行业的低迷对法国股市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在 CAC 40 指数中，直到不久前，该行业与欧莱雅（L'Oréal）共同占据了超过 30% 的权重。因此，自年初以来，该基准指数一直停滞不前，而德国基准指数 Dax 则至少略有上涨。差距没有进一步扩大，要归功于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和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等工业集团的强劲股价上涨。

尽管如此，如果相信大多数分析师的观点，法国奢侈品巨头凭借其巨大的定价能力，依然具有增长潜力——至少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实现经济阶级跃升并追求身份区分的人群。根据彭博社的数据，目前 60% 的分析师建议买入爱马仕股票。对于 LVMH，这一比例接近 65%。爱马仕的市盈率约为 33，可能依然偏高，而 LVMH 的市盈率为 19，则正逐渐进入温和区间。

PSG 为欧洲募集数十亿欧元

法兰克福。美国金融投资机构 PSG Equity 正在扩大其在欧洲的投资规模。据《法兰克福汇报》获悉，这家在德国也设有业务的机构为其第三只欧洲基金（“ Europe III”）募集到了 44 亿欧元的资本承诺，从而达到了此前设定的最高限额——在行业术语中被称为“硬上限”（Hard Cap）。该规模显著超过了前几只基金。2023 年的第二只基金流入资金为 26 亿欧元，大约是第一只欧洲基金的两倍。 作为投资者专注于软件及其他技术服务提供商，其新基金的目标是围绕人工智能（AI）的企业。

第三代基金的资金来自现有及新投资者：政府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保险公司、家族资产管理机构以及私人个体。 Equity 确认了资金募集的完成。该投资者目前在德国投资了八家企业，其中包括健身房软件专家 Sport Alliance。八项投资中的一项已经转售，即 IT 安全服务提供商 Hornetsecurity。这家总部位于汉诺威的企业最初由斯堪的纳维亚投资者 Verdane 参股， 于 2020 年入股，美国投资者 TA Associates 则于 2022 年入股。去年，这三方将 Hornetsecurity 出售给了 IT 安全专家 Proofpoint，后者隶属于私募股权公司 Thoma Bravo。

自 2019 年起， 在欧洲市场设有自己的团队。目前该团队拥有 80 多名员工。多年来，IT 行业一直推动着并购市场的活跃。近期，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金融投资者和企业正致力于评估 AI 对该领域各公司商业模式的影响：是能从 AI 中获益，还是会因此面临压力。 smo.

“改革议程至关重要”

瑞银（UBS）投资策略师马克西米利安·昆克尔（Maximilian Kunkel）试图以淡定的心态看待重大事件与市场

昆克尔先生，我们在讨论市场时无法不提及萨克森-安哈尔特州（Sachsen-Anhalt）的选举结果。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我们试图相对冷静且理性地看待。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对德国 GDP 的贡献率不足 2%。即便那里组建了一个有德国选择党（AfD）参与的政府，肯定会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产生负面影响——想想会进一步加剧的专业人才短缺，或是政治不确定性。但从大局来看，它不应对市场关注的事项产生重大影响。是否会对财政政策发展产生影响？我们认为不会。关于

F.A.Z. 金融播客

您可以在 F.A.Z. 金融播客中听到对瑞银（UBS）德国分公司 Maximilian Kunkel 的完整采访。

改革议程？也不是。如果非要说有影响，甚至可能是积极的，因为政府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推进。总而言之，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看到负面影响。

默茨总理曾表示，人们不应被改革议程分散注意力。这正是投资者所关注的，对吧？必须继续前进。这里有两个方面：短期内，我们认为今年和明年的财政政策刺激将相对强劲——仅此一项就能带来约 0.6% 的经济增长。在德国的背景下，这已经相对很多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资本是否会在长期内留在德国。而改革议程在此时至关重要。继续推进改革是极其重要的。

1.3% 的增长就像一株娇弱的小苗。现在是否会出现阻碍？

我认为目前还没有。我们首先得看看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实际发生了什么，以及政府如何应对。我们在这里面临一个结构性问题和一个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总是老样子：长期增长取决于有多少人工作以及他们的生产率如何。德国的人口状况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在生产率方面，我们此前非常擅长监管技术，但在利用技术方面则较弱。不过，这里正缓慢发生变化，而这很重要。周期性方面，我们看到了财政政策性质的动力。而且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人工智能（AI）之外的复苏迹象，尤其是在制造业。而这不会被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所阻止。

您是否也认为，我们在德国把情况描述得比实际情况更糟糕？

经常如此。某种程度的怀疑基本上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能让人很好地评估风险。但它不能变成惰性，尤其是不能演变成讽刺。我认为消费者方面有最大的追赶潜力。许多德国消费者的实际情况比他们认为的要好。我们看到，与其他地区不同，很多消费者还没有真正开始享受生活。

经济形势困难，而达克斯（Dax）指数却处于高点，这难道不矛盾吗？两者是否脱节了？

今年没有脱节。通常驱动市场的是两件事：利润增长和利率。而我们今年看到的是利润增长的加速和扩大。目前的利润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股市的涨幅。自年初以来，我们看到了 2010 年以来牛市中估值最剧烈的下降。如今的股票市场比年初更便宜。

美国的超大规模云服务商（Hyperscaler）是否被严重高估了？

这些数字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是的。但我认为估值并没有被抬高。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市盈率低于 24 倍。从估值来看，不能说它是夸张的。问题在于：这些投资能否获得回报？人们之前如此青睐这些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原因是：他们赚了极多钱，但从不花钱，全部回馈给股东。现在钱被花出去了。在当前的季度财报季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人们第一次能够证明，基础设施支出与云服务等领域的营收增长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市场对此非常认可。

Maximilian Kunkel，瑞银（UBS） 照片：瑞银（UBS）

这可能是一种循环经济。企业之间相互提供资金。

这是一个关键点，但您不能忘记：对代币（Tokens）的需求是真实的，且不会因此受到影响。资本需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代币需求存在。可能影响整体局面的是供应。我们需要观察从何时起会出现供应过剩。目前我们距离那个阶段还相对遥远。

德国人喜欢黄金。您目前特别关注哪些资产类别？

股票无疑是最大的焦点。我们继续看好黄金。实际利率应当下降，美元应当走弱，且多元化资金流应当支撑黄金。目前更趋明显的是两个主题：一是

超出数据中心范围的基础设施。二是对冲基金，尤其是在大客户群体中。原因在于：在个股波动性更高且离散度更高的环境下，对冲基金拥有更好的环境来创造增值。

您如何看待新兴市场？

我们持乐观态度。由于整合进人工智能（AI）价值链以及原材料敞口，它们在结构上拥有更强的利润增长。我们预计今年新兴市场的利润增长率为60%，明年为20%。其次，美元应当走弱。第三，估值具有吸引力——市盈率约为10倍，较发达国家折价45%。许多欧洲投资者过于关注中国，而较少关注其他机会。除此之外，我们关注台湾、韩国和印度。

周期性股票还是非周期性股票？ 周期性。在人工智能之外，我们正处于一个并非所有人都能预见的经济复苏期。工业国家的采购经理指数在大多数地区处于四年来的最高水平。相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经济数据明显好于预期。

欧洲主权处于什么位置？欧洲是否有具有吸引力的行业？

关注点正在向科技之外扩展。在科技领域，美国和亚洲占据主导，这一点很明确。但这种扩展对欧洲来说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在这一领域拥有强大的立足点。在电气化主题上，受中东局势推动，欧洲拥有非常强大的地位。其次是应用：我们在制造业拥有良好的基础。在这里，人工智能等主题可以起到辅助作用。在自动化和机器人领域，欧洲实力强劲。

昆克尔先生，我看您的心情相当不错。我们不需要对今年剩余的时间持悲观态度吗？ 在投资机会方面，我们确实不需要持悲观态度。

提问者：因肯·舍瑙尔（Inken Schönauer）。

成本次之

作者：丹尼尔·莫尔（Daniel Mohr）

目前，关于 2027 年启动的养老金投资账户的新方案几乎每天都在飞入电子邮箱。这些方案的焦点始终集中在成本上。联邦结构化证券协会（BSW）最近也针对所有投资凭证（Zertifikate）制作了一份全面的成本研究。其传递的信息是：看这里，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贵。

对于投资者而言，关注成本至关重要。而对于自雷曼兄弟事件以来一直带有污名的投资凭证来说，应对投资者心中那种“被宰”的模糊感觉也十分必要。

然而，整个金融业应当小心，不要过度地通过成本来定义自己。如果投资者最终记住的词是“成本”，那么信息中更重要的部分——即为什么应该购买这样一种产品——就被缺失了。此前，凭证协会曾制作过一份关于风险的全面研究。结果是：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危险。不过，如果投资者根本不买凭证，也不办理养老金投资账户，那么成本会更低，风险也会更小。

只有当投资者将资本市场的优势、机会，即收益与风险进行权衡，并将成本放在心中考虑时，这个等式才有意义。有趣的是，Trade Republic 这家银行目前尚未就养老金投资账户发表具体看法，而它恰恰是最被认为能够吸引数百万储蓄者加入的机构。因此，这家 ETF 定投市场领导者是会像以往那样侧重于宣传其效用，还是会将成本推向前台，仍值得关注。到目前为止，围绕利息账户、支付卡和便捷性而展开的、带有积极含义的“效用策略”更为成功。

资本市场的劣势在于，收益存在于未来，因此与可能发生的风险一样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投资者关注成本绝非错误，因为成本是确定的。但在第一步，应当先概述收益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只有在根据这些画像推导出产品之后，才应进行成本比较。仅仅因为一个金融产品价格低廉，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好的。

过去的数据为收益和风险提供了一些参考。观察的时间跨度越长，预测就越可靠。因此，对于一个长期导向的养老金投资账户，完全可以说，股票基金和 ETF 应当获得比德国以往习惯中更高的地位。但为此，关于机会和收益的讨论应当多于关于风险和成本的讨论。

股市

< / td><>11.9.26< / ><>14.9.26< / >< / tr><><>F.A.Z. 指数< / ><>3316,72< / ><>3305,37< / >< / ><><>Dax< / ><>25568,56< / ><>25432,46< / >< / ><><>M-Dax< / ><>31663,79< / ><>31137,89< / >< / ><><>Tec-Dax< / ><>3980,48< / ><>3963,97< / >< / ><><>Euro Stoxx 50< / ><>6325,13< / ><>6260,03< / >< / ><><>F.A.Z. 欧元指数< / ><>227,27< / ><>226,30< / >< / ><><>道琼斯指数< / ><>52573,29< / ><>52450,35< / >< / ><><>纳斯达克指数< / ><>26333,04< / ><>26136,60< / >< / ><><>联邦债券期货< / ><>120,53< / ><>120,20< / >< / ><><>法兰克福活期存款利率< / ><>2,28 %< / >< / ><><>联邦债券收益率 10 J.< / ><>3,52 %< / ><>3,53 %< / >< / ><><>F.A.Z. 养老金收益率 10 J.< / ><>3,41 %< / ><>3,42 %< / >< / ><><>美国国债收益率 10 J.< / ><>4,94 %< / ><>4,96 %< / >< / ><><>黄金，现货（美元 / 盎司）< / ><>4348,89< / ><>4273,99< / >< / ><><>原油（伦敦 美元 / 桶）< / ><>104,32< / ><>109,27< / >< / ><><>1 欧元兑美元< / ><>1,1592< / ><>1,1551< / >< / ><><>1 欧元兑英镑< / ><>0,8582< / ><>0,8560< / >< / ><><>1 欧元兑瑞士法郎< / ><>0,9451< / ><>0,9431< / >< / ><><>1 欧元兑日元< / ><>178,56< / ><>178,52< / >< / table>

所有数值截至：16:13 Uhr

油价突破 108 美元加剧通胀担忧

中东地区的船只遇袭以及沙特一条重要管道的关闭，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投资者担心油价将长期维持在高位。

作者：Susanne Klöpfer，法兰克福

油价上涨继续令市场和投资者感到不安。在沙特阿拉伯及波斯湾船只再次遭到袭击后，油价大幅上涨。本周初，原油价格一度上涨高达 3,9%，每桶超过 108 美元，但随后回吐了部分涨幅。美国基准原油西德克萨斯中间基原油（WTI）报价接近 103 美元。投资者担心油价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在高水平，从而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推高通货膨胀。

德国 DAX 指数周初表现疲软。经纪商 Captrader 的市场分析师 Timo Emden 表示：“随着油价的每一次进一步上涨，人们越来越担心通胀会被推高，从而使央行陷入必须采取行动的困境。”他认为，DAX 指数正被困在由地缘政治风险、货币政策疑问和 KIB 担忧所组成的“不确定性鸡尾酒”的紧张局势之中。

美元周一上涨，美国国债走势不一。黄金一度下跌近 1%，交易价格略高于每盎司 4300 美元。DZ 银行分析师 Linda Yu 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已全速回归原油市场。”

她将主要驱动因素视为中东地区升级的军事对抗。Yu 指出：“即使在军事护航下，商船的通行仍面临极端风险。”如今，经由曼德海峡（Bab al-Mandab）的替代航线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后果已经显现：沙特阿拉伯 8 月的产量大幅下降，因为部分设施在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必须停产，且缺乏运输能力。

在阿曼湾：在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拉伯海之间的航道沿线，可以看到油轮和货船。

在吕塞尔斯海姆（Rüsselsheim）：随着油价上涨，汽油价格也随之上升。照片：Lucas Bäuml

据该分析师称，短期内看不到缓解迹象。Yu 表示：“只要袭击持续且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油价可能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如果红海地区的袭击升级或更多能源设施受损，短期内甚至可能出现新一轮价格跳升。

Baader 银行的 Robert Halver 评论道：“美国与伊朗之间新出现的、甚至是升级的冲突，严重打击了股市情绪。”在他看来，世界可能不得不习惯于 100 美元以上的油价。“因为没有迹象表明伊朗愿意进行真正的谈判。”

由于油气价格以及大幅上涨的收益率，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倾向于预计盘整将继续。分析师 André Sadowsky 认为：“由于财报季要到 10 月才重新启动，宏观数据和地缘政治因素将成为股市波动的主要原因。”

在本周开盘时，市场已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周三加息的可能性定价为近 90%。本周三将举行美联储会议。欧洲央行已于上周提高利率。来自 Metzler 的 Leon Ferdinand Bost 报告称：“在周五公布的最新通胀数据中，核心通胀率出现轻微的上行惊喜，目前美联储加息的定价概率约为 87%。”他认为：“我们不认为委员会在周三会采取与金融市场完全相反的立场。”

股票市场

最低< / td>< rowspan="2">52周对比< / >< ="2">最高< / >< ="2">总市值（百万欧元）< / >< ="2">< / >< ="2">11.9.26 收盘< / >< ="2">14.9.26 15.56 h< / >< colspan="2">自...起变动 %< / >< ="2">股息 - 收益率< / >< / tr><><>11.9< / ><>30.12.25< / >< / ><><>< / ><>< / >< colspan="2">Dax< / ><>25568,56< / ><>25456,33< / ><>-0,4< / ><>+3,9< / ><>< / >< / ><><>< / ><>< / >< colspan="2">Adidas ▲< / ><>142,75< / ><>143,20< / ><>+0,3< / ><>-15,3< / ><> $2,80^{1x}$ 1,96< / >< / ><><>< / ><>< / >< colspan="2">Airbus SE (NL) ▲▼< / ><>199,50< / ><>194,88< / ><>-2,3< / ><>-1,6< / ><> $3,20^{1x}$ 1,64< / >< / ><><>< / ><>< / >< colspan="2">Allianz SE ▲▼< / ><>442,30< / ><>444,20< / ><>+0,4< / ><>+13,8< / ><> $17,10^{1x}$ 3,85< / >< / ><><>< / ><>< / >< colspan="2">BASF SE ▲< / ><>51,83< / ><>52,45< / ><>+1,2< / ><>+18,1< / ><> $2,25^{1x}$ 4,29< / >< / ><><>< / ><>< / >< colspan="2">Bayer ▲< / ><>48,17< / ><>49,18< / ><>+2,1< / ><>+32,9< / ><> $0,11^{1x}$ 0,22< / >< / ><><>< / ><>< / >< colspan="2">Beiersdorf< / ><>73,32< / ><>74,72< / ><>+1,9< / ><>-20,2< / ><> $1,00^{1x}$ 1,34< / >< / ><><>< / ><>< / >< colspan="2">BMW St. ▲< / ><>63,00< / ><>62,80< / ><>-0,3< / ><>-32,6< / ><> $4,40^{1x}$ 7,01< / >< / ><><>< / ><>< / >< colspan="2">Brenntag SE< / ><>60,62< / ><>61,38< / ><>+1,3< / ><>+23,8< / ><> $1,90^{1x}$ 3,10< / >< / ><><>< / ><>< / >< colspan="2">Commerzbank< / ><>42,73< / ><>42,82< / ><>+0,2< / ><>+18,6< / ><> $1,10^{1x}$ 2,57< / >< / ><><>< / ><>< / >< colspan="2">Continental< / ><>70,52< / ><>69,16< / ><>-1,9< / ><>+1,8< / ><> $2,70^{1x}$ 3,90< / >< / ><><>< / ><>< / >< colspan="2">Daimler Truck Hldg.< / ><>44,31< / ><>44,07< / ><>-0,5< / ><>+18,1< / ><> $1,90^{1x}$ 4,31< / >< / ><><>< / ><>< / >< colspan="2">Deutsche Bank ▲< / ><>34,84< / ><>34,22< / ><>-1,8< / ><>+3,4< / ><> $1,00^{1x}$ 2,92< / >< / ><><>< / ><>< / >< colspan="2">Deutsche Börse ▲< / ><>276,30< / ><>283,90< / ><>+2,8< / ><>+26,9< / ><> $4,20^{1x}$ 1,48< / >< / ><><>< / ><>< / >< colspan="2">Deutsche Telekom ▲▲▼< / ><>28,59< / ><>28,99< / ><>+1,4< / ><>+4,8< / ><> $1,00^{1x}$ < / >< / table>

3,45< / td>< / tr> < / ><>< / >< colspan="2">DHL ▲< / ><>55,02< / ><>55,86< / ><>+1,5< / ><>+19,5< / ><> $1,90^{1x}$ 3,40< / >< / ><><>< / ><>< / >< colspan="2">E.ON SE< / ><>17,64< / ><>17,38< / ><>-1,4< / ><>+7,8< / ><> $0,57^{1x}$ 3,28< / >< / ><><>< / ><>< / >< colspan="2">Fresenius M. C.< / ><>38,44< / ><>39,59< / ><>+3,0< / ><>-2,9< / ><> $1,49^{1x}$ 3,76< / >< / ><><>< / ><>< / >< colspan="2">Fresenius SE< / ><>45,04< / ><>45,53< / ><>+1,1< / ><>-7,1< / ><> $0,00^{1x}$ 0,00< / >< / ><><>< / ><>< / >< colspan="2">GEA Group< / ><>63,85< / ><>63,65< / ><>-0,3< / ><>+10,1< / ><> $1,30^{1x}$ 2,04< / >< / ><><>< / ><>< / >< colspan="2">Hannover Rück SE< / ><>250,40< / ><>254,80< / ><>+1,8< / ><>-4,3< / ><> $12,50^{1x}$

4,91< / >< / ><><>< / ><>< / >< colspan="2">海德堡材料 (Heidelberg Materials)< / ><>154,95< / ><>151,90< / ><>-2,0< / ><>-31,9< / ><> $3,60^{1x}$ 2,37< / >< / ><><>< / ><>< / >< colspan="2">汉高 (Henkel Vz.)< / ><>72,30< / ><>73,24< / ><>+1,3< / ><>+5,3< / ><> $2,07^{1x}$ 2,83< / >< / ><><>< / ><>< / >< colspan="2">Hochtief< / ><>416,20< / ><>384,00< / ><>-7,7< / ><>+13,9< / ><> $6,60^{1x}$ 1,72< / >< / ><><>< / ><>< / >< colspan="2">英飞凌科技 (Infineon Techn.) ▲▲< / ><>58,56< / ><>54,74< / ><>-6,5< / ><>+45,1< / ><> $0,35^{1x}$ 0,64< / >< / ><><>< / ><>< / >< colspan="2">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Mercedes Benz Grp.) ▲< / ><>46,68< / ><>46,51< / ><>-0,4< / ><>-22,6< / ><> $3,50^{1x}$ 7,53< / >< / ><><>< / ><>< / ><

colspan="2">默克 (Merck)< / ><>131,45< / ><>132,95< / ><>+1,1< / ><>+8,4< / ><> $2,20^{1x}$ 1,65< / >< / ><><>< / ><>< / >< colspan="2">MTU 航空发动机 (MTU Aero Engines)< / ><>343,70< / ><>331,60< / ><>-3,5< / ><>-6,7< / ><> $3,60^{1x}$ 1,09< / >< / ><><>< / ><>< / >< colspan="2">慕尼黑再保险 (Münchener Rück) ▲▼< / ><>503,40< / ><>511,20< / ><>+1,5< / ><>-9,1< / ><> $24,00^{1x}$ 4,69< / >< / ><><>< / ><>< / >< colspan="2">Qiagen (NL) ■< / ><>36,53< / ><>36,91< / ><>+1,0< / ><>-9,8< / ><> $0,35^{1x}$ 0,83< / >< / ><><>< / ><>< / >< colspan="2">莱茵金属 (Rheinmetall) ▲▼< / ><>990,60< / ><>994,00< / ><>+0,3< / ><>-36,3< / ><> $11,50^{1x}$ 1,16< / >< / ><><>< / ><>< / >< colspan="2">RWE< / ><>59,84< / ><>58,04< / ><>-3,0< / ><>+28,2< / ><> $1,20^{1x}$

2,07< / >< / ><><>< / ><>< / >< colspan="2">SAP SE ▲▲▼< / ><>177,26< / ><>185,36< / ><>+4,6< / ><>-11,0< / ><> $2,50^{1x}$ 1,35< / >< / ><><>< / ><>< / >< colspan="2">Scouti24 SE< / ><>73,05< / ><>74,35< / ><>+1,8< / ><>-13,3< / ><> $1,50^{1x}$ 2,02< / >< / ><><>< / ><>< / >< colspan="2">西门子 (Siemens) ▲▼< / ><>264,65< / ><>259,50< / ><>-1,9< / ><>+8,5< / ><> $5,35^{1x}$ 2,06< / >< / ><><>< / ><>< / >< colspan="2">西门子能源 (Siemens Energy) ▲▼< / ><>144,26< / ><>133,82< / ><>-7,2< / ><>+11,1< / ><> $0,70^{1x}$ 0,52< / >< / ><><>< / ><>< / >< colspan="2">西门子医疗 (Siemens Health.) ■< / ><>38,23< / ><>39,08< / ><>+2,2< / ><>-13,0< / ><> $1,00^{1x}$ 2,56< / >< / ><><>< / ><>< / >< colspan="2">Symrise< / ><>87,20< / ><>88,82< / ><>+1,9< / ><>+28,9< / ><>

$1,25^{1x}$ 1,41< / td>< / tr> < / ><>< / >< colspan="2">大众汽车 (Volkswagen Vz) ▲< / ><>81,18< / ><>81,64< / ><>+0,6< / ><>-21,2< / ><> $5,26^{1x}$ 6,44< / >< / ><><>< / ><>< / >< colspan="2">Vonovia SE< / ><>18,11< / ><>17,96< / ><>-0,8< / ><>-26,8< / ><> $1,25^{1x}$ 6,96< / >< / ><><>< / ><>< / >< colspan="2">Zalando SE< / ><>22,32< / ><>22,57< / ><>+1,1< / ><>-10,9< / ><> $0,00^{1x}$ 0,00< / >< / ><><>< / ><>< / >< colspan="2">< / ><>< / >< / table>

<><>< / >< colspan="2">M-Dax< / ><>31663,79< / ><>31131,35< / ><>-1,7< / ><>+1,7< / ><>< / >< / ><><>< / ><>3793,97< / ><>Aixtron SE ■< / ><>37,54< / ><>33,44< / ><>-10,9< / ><>+93,2< / ><> $0,15^{1x}$ < / >< / ><><>< / ><>1984,51< / ><>Aroundtown (L)< / ><>1,82< / ><>1,81< / ><>-0,5< / ><>-31,5< / ><> $0,08^{1x}$ < / >< / ><><>< / ><>3691,88< / ><>Aumovio SE< / ><>37,80< / ><>36,90< / ><>-2,4< / ><>-14,1< / ><> $0,00^{1x}$ < / >< / ><><>< / ><>7336,94< / ><>Aurubis< / ><>173,30< / ><>163,20< / ><>-5,8< / ><>+31,4< / ><> $1,60^{1x}$ < / >< / ><><>< / ><>4266,38< / ><>Auto1 Group SE< / ><>20,14< / ><>19,22< / ><>-4,6< / ><>-29,6< / ><> $0,00^{1x}$ < / >< / ><><>< / ><>4480,56< / ><>Bechtle ■< / ><>35,56< / ><>±0,0< / ><>-18,6< / ><> $0,70^{1x}$

< / >< / ><><>< / ><>2752,79< / ><>Billinger SE< / ><>76,35< / ><>73,20< / ><>-4,1< / ><>-31,8< / ><> $2,80^{1x}$ < / >< / ><><>< / ><>5433,60< / ><>CTS Eventim< / ><>56,85< / ><>56,60< / ><>-0,4< / ><>-27,9< / ><> $1,44^{1x}$ < / >< / ><><>< / ><>11318,75< / ><>Delivery Hero SE< / ><>36,84< / ><>36,93< / ><>+0,2< / ><>+62,5< / ><> $0,00^{1x}$ < / >< / ><><>< / ><>9061,30< / ><>德国汉莎航空 (Deutsche Lufthansa)< / ><>7,72< / ><>7,54< / ><>-2,4< / ><>-10,3< / ><> $0,33^{1x}$ < / >< / ><><>< / ><>1856,08< / ><>Deutz< / ><>12,82< / ><>12,16< / ><>-5,1< / ><>+43,1< / ><> $0,18^{1x}$ < / >< / ><><>< / ><>15140,00< / ><>DWS Group< / ><>76,45< / ><>75,70< / ><>-1,0< / ><>+34,0< / ><> $3,00^{1x}$ < / >< / ><><>< / ><>2289,14< / ><>Elmos Semicond. SE

■< / ><>142,60< / ><>133,40< / ><>-6,5< / ><>+37,5< / ><> $1,50^{1x}$ < / >< / ><><>< / ><>8411,30< / ><>赢创工业 (Evonik Industries)< / ><>17,86< / ><>18,05< / ><>+1,1< / ><>+35,1< / ><> $1,00^{1x}$ < / >< / ><><>< / ><>3392,14< / ><>flatexDegiro< / ><>31,56< / ><>30,80< / ><>-2,4< / ><>-16,2< / ><> $0,30^{1x}$ < / >< / ><><>< / ><>5561,99< / ><>法兰克福机场 (Fraport)< / ><>60,15< / ><>±0,0< / ><>-14,0< / ><> $1,00^{1x}$ < / >< / ><><>< / ><>2982,03< / ><>Ireenet ■< / ><>25,18< / ><>25,08< / ><>-0,4< / ><>-14,5< / ><> $2,07^{1x}$ < / >< / ><><>< / ><>2724,80< / ><>Fuchs SE Vz.< / ><>41,78< / ><>41,60< / ><>-0,4< / ><>+9,1< / ><> $1,23^{1x}$ < / >< / ><><>< / ><>7855,56< / ><>海拉 (Hella)< / ><>71,30< / ><>70,70< / ><>-0,8< / ><>-14,4< / ><> $0,22^{1x}$

< / td>< / tr> < / ><>8838,06< / ><>Hensoldt ■< / ><>76,64< / ><>76,52< / ><>-0,2< / ><>+4,3< / ><> $0,55^{1x}$ < / >< / ><><>< / ><>2692,10< / ><>Hugo Boss< / ><>38,24< / ><>±0,0< / ><>+5,8< / ><> $0,04^{1x}$ < / >< / ><><>< / ><>4919,60< / ><>Ionos Group SE ■< / ><>34,76< / ><>35,14< / ><>+1,1< / ><>+31,4< / ><> $0,00^{1x}$ < / >< / ><><>< / ><>2200,23< / ><>Jenoptik ■< / ><>41,28< / ><>38,44< / ><>-6,9< / ><>+96,4< / ><> $0,40^{1x}$ < / >< / ><><>< / ><>3017,84< / ><>K+S< / ><>16,59< / ><>16,85< / ><>+1,6< / ><>+35,7< / ><> $0,07^{1x}$ < / >< / ><><>< / ><>5375,21< / ><>Kion Group< / ><>43,14< / ><>40,97< / ><>-5,0< / ><>-40,0< / ><> $0,62^{1x}$ < / >< / ><><>< / ><>16184,48< / ><>Knorr-Bremse< / ><>101,90< / ><>100,40< / ><>-1,5< / ><>+5,5< / ><>

$1,90^{1x}$ < / >< / ><><>< / ><>3525,79< / ><>Krones< / ><>112,80< / ><>111,60< / ><>-1,1< / ><>-17,8< / ><> $2,80^{1x}$ < / >< / ><><>< / ><>1222,66< / ><>Lanxess< / ><>14,25< / ><>14,16< / ><>-0,6< / ><>-19,6< / ><> $0,10^{1x}$ < / >< / ><><>< / ><>3605,73< / ><>LEG Immobilien SE< / ><>47,24< / ><>46,92< / ><>-0,7< / ><>-24,6< / ><> $2,92^{1x}$ < / >< / ><><>< / ><>6964,65< / ><>Nemetschek SE ■< / ><>58,40< / ><>60,30< / ><>+3,3< / ><>-35,0< / ><> $0,68^{1x}$ < / >< / ><><>< / ><>8939,55< / ><>Nordex SE ■< / ><>39,38< / ><>37,74< / ><>-4,2< / ><>+29,6< / ><> $0,00^{1x}$ < / >< / ><><>< / ><>20470,17< / ><>保时捷< / ><>44,84< / ><>44,94< / ><>+0,2< / ><>-1,5< / ><> $1,01^{1x}$ < / >< / ><><>< / ><>4477,38< / ><>保时捷控股

SE< / ><>29,06< / ><>29,24< / ><>+0,6< / ><>-26,8< / ><> $1,51^{1x}$ < / >< / ><><>< / ><>3195,49< / ><>Puma SE< / ><>21,69< / ><>21,59< / ><>-0,5< / ><>-3,2< / ><> $0,00^{1x}$ < / >< / ><><>< / ><>6577,55< / ><>Rational< / ><>584,50< / ><>578,50< / ><>-1,0< / ><>-12,5< / ><> $20,00^{1x}$ < / >< / ><><>< / ><>4210,00< / ><>Renk Group< / ><>41,74< / ><>42,10< / ><>+0,9< / ><>-21,5< / ><> $0,58^{1x}$ < / >< / ><><>< / ><>4967,24< / ><>RTL Group (L)< / ><>31,95< / ><>32,10< / ><>+0,5< / ><>-6,8< / ><> $5,50^{1x}$ < / >< / ><><>< / ><>3091,99< / ><>Salzgitter< / ><>55,50< / ><>51,45< / ><>-7,3< / ><>+28,2< / ><> $0,20^{1x}$ < / >< / ><><>< / ><>8626,18< / ><>Sartorius Vz. ■< / ><>232,90< / ><>230,40< / ><>-1,1< / ><>-6,8< / ><> $0,74^{1x}$

< / >< / ><><>< / ><>6585,85< / ><>Schaeffler< / ><>7,19< / ><>6,97< / ><>-3,1< / ><>-16,6< / ><> $0,30^{1x}$ < / >< / ><><>< / ><>2245,65< / ><>Siltronic ■< / ><>74,60< / ><>68,05< / ><>-8,8< / ><>+39,2< / ><> $0,00^{1x}$ < / >< / ><><>< / ><>1266,40< / ><>Suss MicroTec SE ■< / ><>71,40< / ><>66,25< / ><>-7,2< / ><>+69,3< / ><> $0,04^{1x}$ < / >< / ><><>< / ><>2175,45< / ><>TAG Immobilien< / ><>11,54< / ><>11,43< / ><>-1,0< / ><>-13,6< / ><> $0,40^{1x}$ < / >< / ><><>< / ><>31736,34< / ><>Talanx< / ><>121,20< / ><>122,90< / ><>+1,4< / ><>+8,0< / ><> $3,60^{1x}$ < / >< / ><><>< / ><>9291,29< / ><>蒂森克虏伯< / ><>15,41< / ><>14,93< / ><>-3,1< / ><>+60,9< / ><> $0,15^{1x}$

< / td>< / tr> < / ><>5228,00< / ><>TKMS< / ><>83,20< / ><>82,30< / ><>-1,1< / ><>+24,5< / ><> $0,00^{1x}$ < / >< / ><><>< / ><>18240,00< / ><>Traton SE< / ><>36,76< / ><>36,48< / ><>-0,8< / ><>+19,6< / ><> $0,93^{1x}$ < / >< / ><><>< / ><>3358,18< / ><>TUI< / ><>6,71< / ><>6,62< / ><>-1,3< / ><>-26,3< / ><> $0,10^{1x}$ < / >< / ><><>< / ><>5303,04< / ><>United Internet ■< / ><>27,68< / ><>27,62< / ><>-0,2< / ><> $0,50^{1x}$ < / >< / ><><>< / ><>4477,30< / ><>Wacker Chemie< / ><>87,75< / ><>85,85< / ><>-2,2< / ><>+23,8< / ><> $0,00^{1x}$ < / >< / table>

Prime Standard（标准板块）

<><>法兰克福< / ><>11.9.收盘< / ><>14.9.15.56 h< / >< / ><><>1&1< / ><>23,50< / ><>23,70< / >< / ><><>11 88 0 Solutions< / ><>2,01< / ><>2,04< / >< / ><><>3U Holding< / ><>0,912< / ><>0,91< / >< / ><><>ad pepper media (NL)< / ><>2,58< / ><>2,56< / >< / ><><>adesso SE< / ><>58,10< / ><>58,70< / >< / ><><>Adler Group (L)< / ><>0,102< / ><>0,11< / >< / ><><>All for One Gr. SE< / ><>67,60< / >< / ><><>Allane SE< / ><>12,50< / ><>12,80< / >< / ><><>Alzchem Group< / ><>160,30< / ><>160,20< / >< / ><><>Amadeus Fire< / ><>18,30< / ><>18,28< / >< / ><><>Arzneiwerk Vida< / ><>-< / ><>0,288< / >< / ><><>Asta Energy Sol. (A)< / ><>66,00< / ><>59,60< / >< / ><><>Atoss Software SE

■< / ><>88,60< / ><>91,00< / >< / ><><>Aumann< / ><>12,90< / >< / ><><>Basler< / ><>22,80< / ><>21,15< / >< / ><><>Bastei Lübbe< / ><>6,64< / ><>6,80< / >< / ><><>Baywa< / ><>8,50< / >< / ><><>BayWa vNA< / ><>2,54< / ><>2,53< / >< / ><><>BB Biotech N (CH)< / ><>54,60< / ><>55,50< / >< / ><><>Befesa (L)< / ><>37,10< / ><>36,55< / >< / ><><>Bertrandt< / ><>8,62< / ><>8,52< / >< / ><><>bet-at-home.com< / ><>3,08< / ><>3,05< / >< / ><><>Bike24 Holding< / ><>2,45< / ><>2,44< / >< / ><><>Biofrontera< / ><>2,32< / ><>2,34< / >< / ><><>Borussia Dortmund< / ><>3,24< / ><>3,21< / >< / ><><>Brain Biotech< / ><>2,77< / ><>2,72< / >< / ><><>Branics Group< / ><>0,56< / ><>0,598< / >< / ><><>Brockhaus Techno.< / ><>21,00< / >< / ><><>Cancom

SE ■< / ><>21,65< / ><>21,30< / >< / ><><>Carl Zeiss Med. ■< / ><>30,24< / ><>29,88< / >< / ><><>Ceconomy< / ><>3,82< / ><>3,88< / >< / ><><>Cewe Stiftung< / ><>105,40< / ><>105,60< / >< / ><><>Cherry SE< / ><>1,13< / ><>1,26< / >< / ><><>Data Modul< / ><>27,80< / >< / ><><>Delticom< / ><>2,18< / >< / ><><>Demire Real Est.< / ><>0,342< / ><>0,346< / >< / ><><>Dermapharm Hldg. SE< / ><>38,10< / ><>37,15< / >< / ><><>DMG Mori< / ><>47,00< / >< / ><><>Douglas< / ><>7,63< / ><>7,61< / >< / ><><>Drägerwerk St.< / ><>84,60< / ><>85,60< / >< / ><><>Drägerwerk Vz ■< / ><>113,40< / ><>111,40< / >< / ><><>Dt. Beteiligungs< / ><>20,95< / ><>21,10< / >< / ><><>Dt. EuroShop< / ><>17,94< / ><>17,58< / >< / ><><>Dt. Konsum

REIT< / td> 1,30< / ><>1,27< / >< / tr> <>德国抵押贷款银行 (Dt. Pfandbriefbank)< / ><>3,42< / ><>3,36< / >< / ><><>杜尔 (Dürr)< / ><>17,28< / ><>17,08< / >< / ><><>Eckert & Ziegler SE ■< / ><>12,44< / ><>12,34< / >< / ><><>Edag Engineering (CH)< / ><>2,88< / ><>2,86< / >< / ><><>Einhell Germany< / ><>68,10< / ><>68,20< / >< / ><><>Electrovac< / ><>8,10< / ><>7,86< / >< / ><><>Eleving Group (L)< / ><>1,59< / >< / ><><>ElringKlinger< / ><>5,18< / >< / ><><>elumeo SE< / ><>1,99< / ><>2,04< / >< / ><><>Evotec SE ■< / ><>2,97< / ><>2,90< / >< / ><><>Fabasoft (A)< / ><>15,50< / ><>15,70< / >< / ><><>Fielmann 集团 (Fielmann Grp.)< / ><>38,45< / ><>38,40< / >< / ><><>First Sensor< / ><>54,00< / ><>53,50< / >< / ><><>Formycon< / ><>20,15< / ><>19,76< / >< / ><><>Fortec

Elektronik< / ><>10,80< / ><>11,00< / >< / ><><>弗尔沃克集团 (Fr. Vorwerk Gr. SE)< / ><>70,05< / ><>63,75< / >< / ><><>福克斯 (Fuchs SE)< / ><>35,35< / ><>36,05< / >< / ><><>Gerresheimer< / ><>28,84< / ><>28,42< / >< / ><><>Gesco< / ><>14,40< / ><>14,30< / >< / ><><>GFT Technol. SE< / ><>24,60< / ><>25,30< / >< / ><><>Global Fashion (L)< / ><>0,448< / >< / ><><>Grammer< / ><>12,40< / ><>12,10< / >< / ><><>Grand City Pr. (L)< / ><>9,07< / ><>9,04< / >< / ><><>Grenke< / ><>11,64< / ><>11,30< / >< / ><><>H2APEX Group (L)< / ><>1,15< / ><>1,18< / >< / ><><>海尔智家 (Haier Smart Home (CN))< / ><>1,83< / ><>1,84< / >< / ><><>Hamberner Reit< / ><>4,20< / ><>4,21< / >< / ><><>汉堡港 (Hamburger Hafen)< / ><>21,50< / >< / ><><>哈帕格-劳埃德 (Hapag-Lloyd)< / ><>135,10< / ><>136,10< / >< / ><><>Hawesko Hldg.

SE< / ><>15,95< / ><>16,10< / >< / ><><>海德堡药业 (Heidelberg Ph.)< / ><>2,45< / >< / ><><>海德堡印刷 (Heidelberger Druck.)< / ><>1,38< / ><>1,37< / >< / ><><>HelloFresh SE< / ><>2,80< / ><>2,70< / >< / ><><>汉高优先股 (Henkel St.)< / ><>68,00< / ><>66,75< / >< / ><><>hGears< / ><>0,155< / ><>0,434< / >< / ><><>Highlight Com. (CH)< / ><>0,588< / ><>0,576< / >< / ><><>Hoenle< / ><>7,68< / ><>7,44< / >< / ><><>HomeToGo SE (L)< / ><>0,826< / ><>0,778< / >< / ><><>Hornbach Hldg.< / ><>83,40< / ><>83,10< / >< / ><><>Hypoport SE< / ><>77,45< / ><>76,60< / >< / ><><>Indus Holding< / ><>37,50< / ><>37,65< / >< / ><><>init innovat. SE< / ><>43,25< / ><>43,10< / >< / ><><>Instone Real< / ><>6,76< / ><>6,56< / >< / ><><>Intershop Comm.< / ><>1,37< / ><>1,36< / >< / table>

<><>InTiCa Systems SE< / ><>1,44< / ><>1,41< / >< / ><><>IVU Traffic Tech.< / ><>25,00< / >< / ><><>Jost Werke SE< / ><>60,90< / ><>60,40< / >< / ><><>永恒汉 (Jungheinrich)< / ><>25,52< / ><>25,24< / >< / ><><>Knaus Tabbert< / ><>11,70< / ><>11,68< / >< / ><><>Koenig & Bauer< / ><>8,62< / >< / ><><>Kontron ■ (A)< / ><>21,06< / ><>20,12< / >< / ><><>KSB SE St< / ><>936,00< / ><>924,00< / >< / ><><>KSB SE Vz< / ><>853,00< / ><>820,00< / >< / ><><>KWS Saat SE< / ><>77,00< / ><>78,00< / >< / ><><>Leifheit< / ><>12,55< / ><>12,65< / >< / ><><>Logwin (L)< / ><>278,00< / >< / ><><>LPKF Laser&Elec. SE< / ><>12,85< / ><>12,30< / >< / ><><>Masterflex SE< / ><>13,90< / >< / ><><>MBB

SE< / td> 174,00< / ><>173,20< / >< / tr> <>MediClin< / ><>5,40< / ><>5,55< / >< / ><><>Medios< / ><>10,46< / ><>10,36< / >< / ><><>Mister Spex SE< / ><>1,08< / >< / ><><>MLP SE< / ><>8,98< / ><>9,02< / >< / ><><>Multitude (CH)< / ><>5,66< / ><>5,82< / >< / ><><>Mutares< / ><>26,15< / ><>25,70< / >< / ><><>MVV Energie< / ><>29,90< / ><>30,00< / >< / ><><>Nagarro< / ><>78,00< / ><>77,65< / >< / ><><>NFON< / ><>3,32< / ><>3,37< / >< / ><><>Norma Group SE< / ><>19,80< / ><>19,54< / >< / ><><>Novem Group (L)< / ><>2,16< / >< / ><><>OHB SE< / ><>176,00< / ><>177,20< / >< / ><><>Ottobock SE ■< / ><>55,20< / ><>55,60< / >< / ><><>OVB Holding< / ><>19,00< / ><>18,90< / >< / ><><>paragon GmbH< / ><>1,00< / ><>0,954< / >< / ><><>Patrizia

SE< / ><>6,86< / ><>6,88< / >< / ><><>Pentixapharm< / ><>1,82< / ><>1,93< / >< / ><><>PNE< / ><>7,25< / ><>7,20< / >< / ><><>ProCredit Hldg.< / ><>8,73< / ><>8,56< / >< / ><><>ProSiebenSat.1 SE< / ><>3,64< / ><>3,58< / >< / ><><>PSI Software SE< / ><>44,90< / ><>44,80< / >< / ><><>PVA TePla ■< / ><>30,04< / ><>28,20< / >< / ><><>PWO< / ><>21,40< / ><>21,60< / >< / ><><>Q.Beyond konv.< / ><>3,38< / >< / ><><>R. Stahl< / ><>12,20< / >< / ><><>Redcare Pharmacy (NL)< / ><>52,60< / ><>52,75< / >< / ><><>Rhön-Klinikum< / ><>14,50< / ><>14,40< / >< / ><><>SAF Holland SE< / ><>22,00< / ><>22,25< / >< / ><><>Sartorius St.< / ><>182,60< / ><>183,80< / >< / ><><>Schott Pharma< / ><>23,05< / ><>22,20< / >< / ><><>Secunet

Security< / ><>191,00< / ><>196,60< / >< / ><><>Serviceware SE< / ><>13,15< / ><>13,00< / >< / ><><>SFC Energy< / ><>20,65< / ><>20,00< / >< / ><><>SGL Carbon SE< / ><>4,18< / ><>4,02< / >< / ><><>Shelly Group SE (BG)< / ><>62,70< / ><>63,30< / >< / ><><>Singulus Techn.< / ><>8,92< / ><>8,44< / >< / ><><>Sirma Group (BG)< / ><>0,726< / ><>0,716< / >< / ><><>Sixt SE St.< / ><>68,75< / ><>68,65< / >< / ><><>Sixt SE Vz.< / ><>57,00< / ><>56,90< / >< / ><><>SMA Solar Techn. ■< / ><>58,70< / ><>58,35< / >< / ><><>SMT Scharf< / ><>5,60< / >< / ><><>SNP SE< / ><>80,40< / >< / ><><>Softing< / ><>2,30< / ><>2,32< / >< / ><><>Springer Nature< / ><>19,56< / ><>19,90< / >< / ><><>Stabilus

SE< / ><>15,78< / ><>15,76< / >< / ><><>Stratec< / ><>24,10< / ><>25,00< / >< / ><><>Ströer SE< / ><>37,32< / ><>37,48< / >< / ><><>Südzucker< / ><>13,02< / ><>12,94< / >< / ><><>Surteco Grp. SE< / ><>7,15< / >< / ><><>Syzygy< / ><>1,15< / >< / ><><>Takkt< / ><>3,29< / ><>3,10< / >< / ><><>TeamViewer SE ■< / ><>6,26< / ><>6,68< / >< / ><><>technotrans SE< / ><>27,05< / ><>27,30< / >< / ><><>thyssenkr. nucera< / ><>7,90< / ><>7,94< / >< / ><><>tonies SE (L)< / ><>11,64< / ><>11,54< / >< / ><><>Uniper SE< / ><>49,35< / ><>48,35< / >< / ><><>United Labels< / ><>< / >< / ><><>Verbio SE ■< / ><>31,44< / ><>31,40< / >< / ><><>Villeroy & Boch< / ><>14,65< / ><>14,50< / >< / ><><>Vincorion SE< / ><>19,16< / ><>18,74< / >< / ><><>Viscom

[版面噪声，已略]

52 周对比< / td>< rowspan="2">< / >< rowspan="2">股息< / >< colspan="2">Helmalt 交易所< / >< colspan="2">法兰克福< / >< / tr><><>11.9. 收盘< / ><>14.9. 15.56 h< / ><>涨跌幅 %< / >< / ><><>■< / ><>3M Co.< / ><>0,78$b< / ><>164,97< / ><>161,63< / ><>140,20< / ><>-1,0< / >< / ><><>■< / ><>Alphabet Inc. A< / ><>0,22$b< / ><>338,50< / ><>346,66< / ><>301,00< / ><>+2,9< / >< / ><><>■< / ><>Amazon.com< / ><>0,00$b< / ><>256,78< / ><>253,12< / ><>220,10< / ><>-0,9< / >< / ><><>■< / ><>American Express< / ><>0,95$b< / ><>324,69< / ><>326,30< / ><>280,10< / ><>±0,0< / >< / ><><>■< / ><>Amgen< / ><>2,52$b< / ><>377,35< / ><>377,75< / ><>325,40< / ><>-1,4< / >< / ><><>■< / ><>Apple Inc.< / ><>0,27$b< / ><>332,27< / ><>334,63< / ><>290,30< / ><>+1,2< / >< / ><><>■< / ><>Boeing Co.< / ><>2,06$b< / ><>210,45< / ><>209,66< / ><>181,20< / ><>+0,7< / >< / ><><>■< / ><>Caterpillar Inc.< / ><>1,63$b< / ><>818,57< / ><>787,10< / ><>680,60< / ><>-2,5< / >< / ><><>■< / ><>Chevron Corp.< / ><>1,78$b< / ><>214,06< / ><>216,01< / ><>188,82< / ><>+2,3< / >< / ><><>■< / ><>Cisco Systems< / ><>0,42$b< / ><>112,13< / ><>110,40< / ><>94,93< / ><>-1,1< / >< / ><><>■< / ><>Coca Cola Co.< / ><>0,53$b< / ><>88,29< / ><>89,27< / ><>77,49< / ><>+1,6< / >< / ><><>■< / ><>Disney Co.< / ><>0,75$b< / ><>106,55< / ><>108,60< / ><>92,31< / ><>+0,3< / >< / ><><>■< / ><>Goldman Sachs< / ><>5,00$b< / ><>1029,18< / ><>1001,0< / ><>878,20< / ><>+0,0< / >< / ><><>■< / ><>Home Depot< / ><>2,33$b< / ><>308,74< / ><>310,26< / ><>268,80< / ><>+1,5< / >< / ><><>■< / ><>Honeywell Intl.< / ><>0,70$b< / ><>202,36< / ><>198,34< / ><>172,50< / ><>-0,8< / >< / ><><>■< / ><>IBM< / ><>1,69$b< / ><>243,29< / ><>245,57< / ><>213,05< / ><>+2,6< / >< / ><><>■< / ><>Johnson & Johnson< / ><>1,34$b< / ><>265,58< / ><>269,62< / ><>233,10< / ><>+1,2< / >< / ><><>■< / ><>McDonald's< / ><>1,86$b< / ><>252,53< / ><>257,09< / ><>221,40< / ><>+1,6< / >< / ><><>■< / ><>Merck & Co.< / ><>0,85$b< / ><>143,93< / ><>144,81< / ><>125,42< / ><>+0,1< / >< / ><><>■< / ><>Microsoft< / ><>0,91$b< / ><>495,63< / ><>500,70< / ><>434,05< / ><>+1,4< / >< / ><><>■< / ><>Morgan (J.P.)< / ><>1,50$b< / ><>356,23< / ><>352,90< / ><>306,85< / ><>-0,6< / >< / ><><>■< / ><>Nike< / ><>0,41$b< / ><>36,80< / ><>37,04< / ><>32,04< / ><>+0,9< / >< / ><><>■< / ><>NVIDIA Corp.< / ><>0,25$b< / ><>218,29< / ><>210,69< / ><>182,34< / ><>-3,6< / >< / ><><>■< / ><>Procter & Gamble< / ><>1,09$b< / ><>145,27< / ><>146,61< / ><>127,06< / ><>+1,6< / >< / ><><>■< / ><>Salesforce Inc.< / ><>0,44$b< / ><>247,72< / ><>251,91< / ><>219,45< / ><>+4,0< / >< / ><><>■< / ><>Sherwin Will.< / ><>0,80$b< / ><>323,31< / ><>321,79< / ><>278,00< / ><>+1,6< / >< / ><><>■< / ><>Travelers Comp.< / ><>1,25$b< / ><>375,20< / ><>380,83< / ><>327,70< / ><>+3,4< / >< / ><><>■< / ><>UnitedHealth< / ><>2,32$b< / ><>379,09< / ><>383,25< / ><>331,60< / ><>+1,6< / >< / ><><>■< / ><>VISA< / ><>0,67$b< / ><>370,45< / ><>376,36< / ><>323,25< / ><>+1,0< / >< / ><><>■< / ><>Walmart Inc.< / ><>0,25$b< / ><>107,15< / ><>108,56< / ><>94,24< / ><>+2,6< / >< / tabl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OMITTED...]

人口贸易

Scalable 养老金投资账户，每年最高可获得 540 € 的政府补贴。立即预登记。

GSK PLC (GB)< / td><>20,59< / ><>20,94< / >< / tr><><>Heineken Hold. (NL)< / ><>67,40< / ><>68,15< / >< / ><><>Heineken N.V. (NL)< / ><>70,88< / ><>72,56< / >< / ><><>Hermit International. (F)< / ><>1400< / ><>1416< / >< / ><><>Hexagon B (SE)< / ><>8,21< / ><>8,17< / >< / ><><>Holcim N (CH)< / ><>74,44< / ><>73,88< / >< / ><><>HSBC Hold. (GB)< / ><>18,13< / ><>18,14< / >< / ><><>Iberdrola (E)< / ><>20,17< / ><>19,84< / >< / ><><>Inditex (E)< / ><>54,54< / ><>54,06< / >< / ><><>ING Groep (NL)< / ><>32,26< / ><>31,90< / >< / ><><>Intesa Sanpaolo (I)< / ><>6,85< / ><>6,72< / >< / ><><>Investor B (SE)< / ><>35,90< / ><>35,48< / >< / ><><>KBC Group (BE)< / ><>130,45< / ><>131,40< / >< / ><><>Kone (FI)< / ><>49,71< / ><>49,45< / >< / ><><>Kühne + Nagel N (CH)< / ><>222,10< / ><>223,00< / >< / ><><>L'Oréal (F)< / ><>379,05< / ><>381,70< / >< / ><><>Legrand (F)< / ><>139,75< / ><>133,60< / >< / ><><>Linde PLC (IRL)< / ><>399,20< / ><>402,60< / >< / ><><>London Stock Ex. (GB)< / ><>98,00< / ><>97,56< / >< / ><><>LVMH Moët Hen. (F)< / ><>415,70< / ><>414,45< / >< / ><><>Michelin (F)< / ><>33,66< / ><>33,24< / >< / ><><>National Grid (GB)< / ><>13,22< / ><>12,99< / >< / ><><>Naturgy Energy (E)< / ><>29,96< / ><>29,40< / >< / ><><>NatWest Group (GB)< / ><>8,09< / ><>8,14< / >< / ><><>Nestlé N (CH)< / ><>81,79< / ><>83,96< / >< / ><><>Nokia (FI)< / ><>9,56< / ><>8,74< / >< / table>

股票指数

<><>Nordea Bank Abp (FI)< / ><>17.90< / ><>17.85< / >< / ><><>Novartis N (CH)< / ><>119.80< / ><>122.00< / >< / ><><>Novonesis B (DK)< / ><>56.86< / ><>56.70< / >< / ><><>Novo-Nordisk B (DK)< / ><>37.01< / ><>37.70< / >< / ><><>Orange (F)< / ><>15.56< / ><>15.80< / >< / ><><>Partners Group (CH)< / ><>686.40< / ><>683.20< / >< / ><><>Pernod Ricard (F)< / ><>59.70< / ><>59.46< / >< / ><><>Philips Electr. (NL)< / ><>21.45< / ><>21.69< / >< / ><><>Poste Italiane (I)< / ><>26.10< / ><>26.02< / >< / ><><>Prosus (NL)< / ><>35.50< / ><>35.61< / >< / ><><>Prudential (GB)< / ><>11.52< / ><>11.56< / >< / ><><>Publicis Group (F)< / ><>97.46< / ><>96.38< / >< / ><><>Reckitt Benckiser (GB)< / ><>59.14< / ><>59.12< / >< / ><><>Relx (GB)< / ><>29.02< / ><>29.30< / >< / ><><>Richemont (CH)< / ><>183.50< / ><>183.90< / >< / ><><>Rio Tinto (GB)< / ><>85.74< / ><>83.72< / >< / ><><>Roche PS (CH)< / ><>366.55< / ><>383.80< / >< / ><><>Rolls-Royce Grp. (GB)< / ><>17.02< / ><>16.62< / >< / ><><>Ryanair Holdings (IRL)< / ><>22.40< / ><>22.30< / >< / ><><>Safran (F)< / ><>329.30< / ><>329.80< / >< / ><><>Saint-Gobain (F)< / ><>71.16< / ><>69.90< / >< / ><><>Sampo OYJ (FI)< / ><>9.42< / ><>9.38< / >< / ><><>Sandvik (SE)< / ><>34.21< / ><>33.60< / >< / ><><>Sanofi S.A. (F)< / ><>73.40< / ><>75.31< / >< / ><><>Schneider Electr. (F)< / ><>291.45< / ><>271.25< / >< / ><><>Scot.&South. En. (GB)< / ><>27.80< / ><>27.40< / >< / table>

外汇市场

SEB A (SE)< / td><>20,21< / ><>20,50< / >< / tr><><>壳牌 (GB)< / ><>41,50< / ><>42,17< / >< / ><><>西卡 N (CH)< / ><>196,45< / ><>192,70< / >< / ><><>标准化学 PLC (GB)< / ><>26,52< / ><>27,47< / >< / ><><>斯特兰蒂斯 (NL)< / ><>4,67< / ><>4,53< / >< / ><><>意法半导体 (NL)< / ><>44,16< / ><>42,14< / >< / ><><>瑞典商业银行 (SE)< / ><>13,42< / ><>13,57< / >< / ><><>瑞典银行 A (SE)< / ><>33,88< / ><>34,94< / >< / ><><>瑞士人寿 NA (CH)< / ><>963,80< / ><>972,60< / >< / ><><>瑞士再保险 N (CH)< / ><>144,15< / ><>142,55< / >< / ><><>瑞士电信 NA (CH)< / ><>685,00< / ><>700,00< / >< / ><><>西班牙电信 (E)< / ><>3,66< / ><>3,68< / >< / ><><>电信挪威 (N)< / ><>12,39< / ><>12,31< / >< / ><><>特易购 (GB)< / ><>5,40< / ><>5,45< / >< / ><><>泰雷兹 (F)< / ><>227,00< / ><>231,40< / >< / ><><>道达尔能源 (F)< / ><>78,59< / ><>79,86< / >< / ><><>瑞银集团 N (CH)< / ><>47,16< / ><>46,66< / >< / ><><>UCB (BE)< / ><>201,30< / ><>204,30< / >< / ><><>联合信贷 (I)< / ><>84,40< / ><>84,35< / >< / ><><>联合利华 PLC (GB)< / ><>53,53< / ><>54,88< / >< / ><><>威立雅环境 (F)< / ><>31,54< / ><>31,13< / >< / ><><>文西 (F)< / ><>111,90< / ><>110,85< / >< / ><><>沃尔沃 B (SE)< / ><>30,29< / ><>30,17< / >< / ><><>沃尔得克鲁威 (NL)< / ><>65,34< / ><>70,10< / >< / ><><>苏黎世保险集团 N (CH)< / ><>615,40< / ><>628,60< / >< / table>

<><>欧洲央行参考汇率< / ><>11.9.< / ><>14.9.< / >< / ><><>澳大利亚元< / ><>1,6161< / ><>1,6202< / >< / ><><>巴西雷亚尔< / ><>5,9244< / ><>5,9564< / >< / ><><>英镑< / ><>0,8582< / ><>0,8560< / >< / ><><>人民币< / ><>7,7762< / ><>7,7489< / >< / ><><>丹麦克朗< / ><>7,4748< / ><>7,4753< / >< / ><><>港元< / ><>9,0904< / ><>9,0599< / >< / ><><>印度卢比< / ><>110,7675< / ><>110,3755< / >< / ><><>冰岛克朗< / ><>139,6000< / ><>139,8000< / >< / ><><>日元< / ><>178,5600< / ><>178,5200< / >< / ><><>加拿大元< / ><>1,6064< / >< / ><><>墨西哥比索< / ><>19,6798< / ><>19,7200< / >< / ><><>新西兰元< / ><>1,9914< / ><>2,0012< / >< / ><><>挪威克朗< / ><>10,7805< / ><>10,7670< / >< / ><><>波兰兹罗提< / ><>4,3250< / ><>4,3418< / >< / ><><>罗马尼亚列伊< / ><>5,2547< / ><>5,2568< / >< / ><><>瑞典克朗< / ><>11,2373< / ><>11,2810< / >< / ><><>瑞士法郎< / ><>0,9451< / ><>0,9431< / >< / ><><>新加坡元< / ><>1,4697< / ><>1,4676< / >< / ><><>南非兰特< / ><>18,7312< / ><>18,7695< / >< / ><><>泰国铢< / ><>38,3290< / ><>38,4070< / >< / ><><>捷克克朗< / ><>24,2640< / ><>24,2940< / >< / ><><>土耳其里拉< / ><>56,3329< / ><>56,1636< / >< / ><><>匈牙利福林< / ><>364,4500< / ><>365,3300< / >< / ><><>美元< / ><>1,1592< / ><>1,1551< / >< / table>

商品市场

52周< / td>< colspan="2">52周< / ><>< / ><>11.9.< / ><>14.9.< / ><>变动 %< / >< / tr><><>最低< / ><>对比< / ><>最高< / ><>最低< / ><>收盘< / ><>15.56 h< / ><>11.9. 31.12.< / >< / ><>< colspan="8">德国指数< / >< / ><><>< / ><>< / ><>3450,14< / ><>2941,66< / ><>FA.Z.< / ><>3316,72< / ><>3307,57< / ><>-0,28 +1,8< / >< / ><><>< / ><>< / ><>26618,74< / ><>21863,81< / ><>Dax< / ><>25568,56< / ><>25456,33< / ><>-0,44 +3,9< / >< / ><><>< / ><>< / ><>33547,52< / ><>26803,25< / ><>M-Dax< / ><>31663,79< / ><>31131,35< / ><>-1,7 +1,7< / >< / ><><>< / ><>< / ><>4284,41< / ><>3322,31< / ><>Tec-Dax< / ><>3980,48< / ><>3969,42< / ><>-0,28 +9,6< / >< / ><><>< / ><>< / ><>14097,64< / ><>11558,54< / ><>H-Dax< / ><>13542,05< / ><>13467,53< / ><>-0,55 +4,4< / >< / ><><>< / ><>< / ><>19325,96< / ><>15592,82< / ><>S-Dax< / ><>18346,58< / ><>18213,92< / ><>-0,72 +6,1< / >< / table>

<>< colspan="8">欧洲指数< / >< / ><><>< / ><>234,95< / ><>196,20< / ><>F.A.Z.-Euro< / ><>227,27< / ><>226,48< / ><>-0,35< / ><>+7,3< / >< / ><><>< / ><>457,90< / ><>374,11< / ><>F.A.Z.-Euro Performance< / ><>443,08< / ><>441,54< / ><>-0,35< / ><>+9,7< / >< / ><><>< / ><>6577,20< / ><>5361,11< / ><>Euro Stoxx 50 (欧洲)< / ><>6325,13< / ><>6258,98< / ><>-1,0< / ><>+8,1< / >< / ><><>< / ><>5572,96< / ><>4531,07< / ><>Stoxx Europe 50 (欧洲)< / ><>5332,59< / ><>5325,63< / ><>-0,13< / ><>+8,3< / >< / ><><>< / ><>692,33< / ><>569,19< / ><>Euro Stoxx (欧洲)< / ><>667,47< / ><>659,65< / ><>-1,2< / ><>+7,7< / >< / ><><>< / ><>663,41< / ><>549,24< / ><>Stoxx Europe 600 (欧洲)< / ><>639,10< / ><>637,31< / ><>-0,28< / ><>+7,6< / >< / ><><>< / ><>2698,48< / ><>2228,40< / ><>S&P Euro 350 (欧洲)< / ><>2597,83< / ><>2592,27< / ><>-0,21< / ><>+7,8< / >< / ><><>< / ><>1984,60< / ><>1612,07< / ><>Euronext 100 (欧洲)< / ><>1901,51< / ><>1881,06< / ><>-1,1< / ><>+9,3< / >< / ><><>< / ><>1124,13< / ><>910,93< / ><>AEX Index (阿姆斯特丹)< / ><>1098,76< / ><>1098,57< / ><>-0,02< / ><>+15,5< / >< / ><><>< / ><>2732,32< / ><>1948,59< / ><>Comp. Index (雅典)< / ><>2726,49< / ><>2705,19< / ><>-0,78< / ><>+27,6< / >< / ><><>< / ><>14660,81< / ><>10927,22< / ><>OMX Index (赫尔辛基)< / ><>13934,48< / ><>13638,84< / ><>-2,1< / ><>+10,5< / >< / ><><>< / ><>15204,92< / ><>10053,74< / ><>BIST 100 (伊斯坦布尔)< / ><>14467,25< / ><>14270,32< / ><>-1,4< / ><>+26,7< / >< / ><><>< / ><>1800,63< / ><>1325,41< / ><>OMXC 20 Ind. (哥本哈根)< / ><>1574,48< / ><>1584,16< / ><>+0,62< / ><>-1,5< / >< / ><><>< / ><>20356,50< / ><>15052,00< / ><>IBEX 35 (马德里)< / ><>19838,50< / ><>19626,40< / ><>-1,1< / ><>+13,4< / >< / ><><>< / ><>8755,03< / ><>7505,27< / ><>CAC 40 (巴黎)< / ><>8179,77< / ><>8112,54< / ><>-0,82< / ><>-0,45< / >< / ><><>< / ><>14669,51< / ><>11867,89< / ><>SMI (苏黎世)< / ><>13775,27< / ><>13941,82< / ><>+1,2< / ><>+5,1< / >< / ><>< colspan="8">美国指数< / >< / ><><>< / ><>54744,33< / ><>45057,28< / ><>道琼斯 (纽约)< / ><>52573,29< / ><>52416,39< / ><>-0,30< / ><>+9,1< / >< / ><><>< / ><>30762,20< / ><>22841,42< / ><>纳斯达克 100 (纳斯达克)< / ><>29368,44< / ><>28993,23< / ><>-1,3< / ><>+14,8< / >< / table>

指标< / td><>当前值< / ><>± %< / >< / tr><><>S&P GSCI 指数 (现货)< / ><>783,33< / ><>+1,8< / >< / ><><>DAXglobal® 金矿股< / ><>859,87< / ><>-2,8< / >< / ><><>美国金矿股指数 (HUI)< / ><>781,35< / ><>-4,0< / >< / ><><>黄金，现货 (€ / 盎司)< / ><>3705,65< / ><>-1,2< / >< / ><><>黄金，纽约 ($ / 盎司)< / ><>4378,60< / ><>+0,87< / >< / ><><>白银，纽约 ($ / 盎司)< / ><>63,28< / ><>-2,7< / >< / ><><>铜，纽约 ($ / 磅)< / ><>6,37< / ><>-2,8< / >< / table>

钱币，金条 所有数据不保证准确。k.A. = 无数据；gs = 关闭；■ = 亦包含在 Tec-DAX 中；▲ = 亦包含在 Euro Stoxx 50 中；▼ = 亦包含在 Stoxx Europe 50 中；股息为最近一次以当地货币支付的分配额，并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股息后的高位数字：每年分配次数；股息收益率：基于最近一次支付的年度股息的毛股息收益率；52周最高 / 最低价基于当日最高价和最低价计算，并已根据资本措施进行调整；市值：仅使用相关类别计算；股息收益率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基于历史价格或收盘价计算。

<>< rowspan="2">柜台价格（欧元）< / >< colspan="2">7.9.< / >< / ><><>买入< / ><>卖出< / >< / ><><>1 kg 黄金< / ><>119214,00< / ><>125393,00< / >< / ><><>1 oz 克鲁格金币< / ><>3691,00< / ><>3871,00< / >< / ><><>1 / 2 oz 克鲁格金币< / ><>1845,50< / ><>2061,70< / >< / ><><>1 / 4 克鲁格金币< / ><>922,50< / ><>1051,00< / >< / ><><>1 / 10 克鲁格金币< / ><>369,00< / ><>426,60< / >< / ><><>1 不列颠金币< / ><>3691,00< / ><>3923,00< / >< / ><><>1 / 2 不列颠金币< / ><>1845,50< / ><>2061,70< / >< / ><><>1 / 4 不列颠金币< / ><>922,50< / ><>1051,00< / >< / ><><>1 / 10 不列颠金币< / ><>369,00< / ><>426,60< / >< / ><><>20 马克< / ><>855,70< / ><>913,30< / >< / ><><>20 弗兰 Vreneli< / ><>693,10< / ><>741,50< / >< / ><><>2 兰特< / ><>866,20< / ><>906,00< / >< / ><><>1 奥地利杜卡特< / ><>407,40< / ><>440,50< / >< / ><><>50 智利比索< / ><>1066,00< / ><>1174,50< / >< / ><><>1 kg 白银< / ><>1694,00< / ><>2330,60< / >< / ><><>1 加拿大枫叶铂金币< / ><>1370,00< / ><>2032,50< / >< / table>

*=前一日，来源：Degussa Goldh.，终端客户价格

收益与风险

在养老规划中，需要相当程度的个人责任感。投资的方式也决定了其代价。

作者：丹尼尔·沃尔瑟 (Daniel Walther)

鱼尾狮像前：新加坡是否是养老规划的典范？照片来源：路透社

经济心理学家弗洛里安·贝克尔 (Florian Becker) 最近在职业社交平台 LinkedIn 上指出，亚洲城市国家新加坡在 2025 年的各项健康排名中经常名列前茅，尽管其每位公民的医疗支出比德国少 50%。德国在排名中虽然表现不错，但位列第十至第二十名之间，并非顶尖。新加坡的预期寿命比德国高 1.5 年，婴儿死亡率大约只有德国的一半。他认为，新加坡的医疗体系遵循一个激进的核心理念，即个人责任优先。贝克尔论证道，德国侧重于医疗成本的共同分担，而新加坡则依赖于一套由个人责任、预防和健康意识组成的方案。

这种方法可以很容易地转移到财务领域。养老规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法定养老金给退休人员留下的个人责任空间很小。退休人员仅在选择退休时间点上拥有一定的余地。至于缴费金额和养老金领取，他们则没有选择权。甚至对于受雇员工来说，参加法定养老保险并非自愿。

在企业养老金的情况下，虽然员工没有被强迫，但雇主可以将额外的养老保障与在职年限挂钩。员工随后可以在提供的方案中选择其一，但这些方案的条件并非自由协商。在这种架构下，即使是雇主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必须遵守法律规定。

与之相反，私人养老规划则是完全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是否储蓄、储蓄多少、资金如何投资，全部掌握在个人手中。

现在，如果比较不同养老方案的收益，会发现与医疗成本相同的模式：个人责任感越低，可能的收益就越低。计算缴纳法定养老保险的收益，结果至多是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不过，准确的收益很难计算，因为养老保险中还包含了一些保险服务，例如丧失劳动能力年金或遗属年金。

企业养老金的收益同样不突出，但至少明显更好。此外，如果存在合适方案的话，人们至少有机会以个人责任为基础，选择最合适且从收益角度来看最好的方案。

然而，最好的收益仍然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实现的，但每个人必须为此自行负责。在最坏的情况下，结果可能是收益比其他执行路径还要低。投资者最终获得的结果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投资期限，以及最后不能忽视的运气。

有趣的是，在资金投资方面也存在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通过个人责任的比例而有所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各个步骤中的个人责任程度可能各不相同。

[...OMITTED...]

投资者是独自想到要为养老做准备，还是将部分责任移交给他人，寻求关于自身需求的咨询？他是仅依赖一名顾问，还是利用多名顾问？他选择什么样的咨询以及什么样的顾问？这里存在非常多的组合，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所进行的投资甚至可能是相同的，但由于成本不同，从而导致收益结果也不同。

然而，个人责任到此并未结束。投资者可以委托顾问或其他人来选择投资产品并做出投资决策。即便在投资产品本身，他也可以选择由管理人做出独立决策的主动型产品，或者在签约时就已设定好决策规则的被动型产品。

很难为这些不同的可能性确定整体的个人责任比例以及预期收益。尤其是当投资者根据不同的策略，在干预和调整策略方面拥有不同程度的自由时，情况更是如此。

但这同样是投资者做出的一种决定。他是承担责任并监控自己的投资结果或策略，还是盲目依赖于规划？那些不关心的人其实也做出了一种决定，尽管这不是主动的。但即便选择了监控的人，也不一定就承担了责任。因为如果结果与预期不符，他仍然必须做出决定，去改变现状并采取行动。

在投资者（希望地）制定了财务生活规划并由此推导出其策略之后，接下来的步骤是决定在不同资产类别之间如何分配资产，然后选择具体的投资项目。以股票资产类别为例，投资者通常面临进一步的抉择：是投资于主动型产品还是被动型产品。

如果不仅孤立地看待个人决定，还将所有其他投资者的决定及其对当前和未来情况的影响纳入考虑，就能明白在现实中做出决定有多么困难。如果基础假设发生了变化，今天正确的决定明天可能就不再正确。但这些假设具体是什么呢？

首先，很难简单地判定主动型产品还是被动型产品更好，投资者的目标也不应该是基于此进行区分。其目标应仅在于与所承担风险相关的预期收益，以及对流动性的影响。那么，对于股票基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投资者可以选择主动型基金，由基金经理对每家公司进行评估，随后决定是否投资。显然，基金经理有优秀之分，也有平庸之分，但在选择公司方面，他们远没有传闻中那么糟糕。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是被拿来与市场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如果只有主动型经理，市场的平均结果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反映了主动型经理的平均评估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几乎无需支付费用地获得这一平均结果作为收益，确实是有意义的。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发生了变化。资金从主动型经理处被抽走并进行被动投资，即纯粹根据指数中公司的市值进行投资，而不再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选择被动产品是完全理性的。但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每增加一名从主动产品转向被动产品的投资者，平衡点就会随之移动。

假设一个几乎只剩下被动投资者的市场。此时，股票的价格不再是由许多对公司进行过估值的主动投资者所决定的平均价格，而仅仅取决于在当前需求状况下其在指数中的权重。而这种需求状况又取决于被动产品内部资金流入与流出的比例。

这将导致两个负面后果：首先，它取决于资金在产品中的流入和流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口发展和养老基金资金流的影响。其次，少数主动投资者将无法对股价产生足够的影响。无论他们是买入还是卖出股票，对需求的实际影响都太小了。

最迟到这个时候，人们会意识到，很难预测被动投资在未来的成败。此时，投资不再是投资，而变成了投机。其核心不再是公司本身的价值高于股价所体现的价值，而仅仅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找到另一个愿意出更高价购买的投资者。这是一个问题。

纯主动投资和纯被动投资都是极端情况，而目前市场正缓慢地从前者向后者演变。虽然并非所有投资者都采用了被动投资，但比例已经超过了 50%。因此，问题在于主动投资者如今还拥有多少影响力。分析结果显示，这种影响力在近 15 年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因此需要仔细考虑目前什么样的自我负责（Eigenverantwortung）是有意义的。无需赘言，这种思考并不容易。首先，投资者必须承担起自我负责的责任，深入研究该课题。然后，他必须找到反对主流观点的论据并自行权衡。如果他随后得出不进行被动投资的结论，这并不自动意味着他的收益会更好。这种结论无法在任何时间段内成立，因为这不仅取决于市场，还取决于投资者的经验和能力。

无论最终的投资决策如何，第一步应该是至少承担起自我负责的责任，研究所有可能性。如果所有其他投资者都完全放弃了责任，那么这将不利于未来的被动收益。在“财务健康”问题上，自我负责同样具有意义。

丹尼尔·沃尔瑟（Daniel Walther）是金融分析师，也是 Vermögensheld 的首席执行官。

结构化产品平均成本为 0,7 Prozent

对全部 130.000 份投资凭证进行全面普查 / 通常比基金更便宜

法兰克福。机会、风险与成本是金融市场的“三位一体”。每位投资者都可以从中选择最令自己满意的组合。而做出评估的必要基础是透明度。立法者强制要求发行方在产品信息页中披露相关信息，但几乎没有人阅读这些页面。

因此，德国结构化证券协会（BSW）执行董事克里斯蒂安·福尔穆特（Christian Vollmuth）请求其科学顾问委员会对现有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由此产生的是首份针对投资规模超过 1000 亿欧元的结构化产品（Zertifikate）市场的全面成本研究。该报告已提前提交给《法兰克福汇报》。

此次分析涵盖了所有在行的 130.000 多份投资凭证。分析基础是根据 Mifid-II 法规强制要求的成本披露，其中包括认购费、发行人利润空间、销售佣金、结构化及对冲成本。简而言之：除了根据投资者个人情况而异的账户管理费和证券交易费外，涵盖了所有产生的成本。

结果显示，按规模加权计算，每份结构化产品的成本为 0,72 Prozent——且这是整个期限的成本。这与基金的成本披露有显著区别。基金的认购费取决于产品和销售渠道，在 0% 到 5% 之间，且不属于必须披露的总成本率的一部分。此外，还需支付披露的管理费，其金额从最便宜的 ETF 的约 0,05 到主动管理基金的约 1,8 不等。此外，还可能根据基金的投资业绩收取业绩费。

考虑到不同的成本定义，尽管如此仍可以得出结论：ETF 通常比结构化产品便宜，而主动管理基金通常更贵。这一维度对于投资决策很重要，但对于机会、风险和成本的成功平衡并非唯一决定因素。结构化产品共有十个不同的类别。结构化产品市场中大部分投资资产处于风险等级 1，即最低可能的风险。其收益机会接近目前 2,5 的欧洲央行投资利率，风险仅限于发行银行的破产。其成本为 0,4 至 0,5 。

其他被广泛使用的结构化产品类别处于风险等级 2、3 和 4——也就是说，其风险通常比纯股票投资更为温和。虽然这些产品的价值走势通常取决于股票指数的走势，但配备了风险缓冲机制。在此类别中，折价凭证（Discount-Zertifikate）的平均成本接近 0,4 ，快速凭证（Express-Zertifikate）接近 0,9 ，股票债券（Aktienanleihen）则为 1,4 。

股票指数 ETF 通常处于风险等级 5，主动管理股票基金亦然，而混合基金和债券基金的风险较低。个股虽然处于风险等级 6 或极少数处于等级 7（最高级别），但没有内在成本。通常情况下，个股的机会比 ETF、基金和结构化产品更高，但风险也相应更高。

考虑到计划于 2027 年推出的政府资助养老金账户，立法者认为基金和 ETF 值得获得资助，而个股和凭证则不在此列。对于这一选择并没有给出理由。然而，除指数凭证外，凭证通常设有到期日。因此，它们不像基金和 ETF 那样可以作为养老金持有数十年，而是需要不断地做出新的投资决策。此外，基金和 ETF 作为专项资产，始终独立于发行人的资产负债表，由投资者所有。而凭证则面临发行人破产的风险。

通过 BSW 成本研究，Vollmuth 希望提高其行业的透明度并消除偏见：“在柏林，人们对成本进行了大量讨论，我们对其进行了衡量，投资者实际承担的成本比许多人想象的要低。” dmoh.

致编辑的信件

富裕阶层致命的奢侈

读者玛丽亚·穆格-格吕内瓦尔德（Maria Moog-Grünewald）教授在（9月10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中发出的关于揭穿“忧心忡忡的公民”面具的热切呼吁，恰逢其时且值得完全赞同。其文章的持久功绩在于打破了辱骂选民这一民主禁忌，并将道德责任重新归还到了它所属的地方：投票箱前，归还给成熟的公民。

问题的核心在于那些被穆格-格吕内瓦尔德描述为“对自己所处危险视而不见”的选民。他们是生活在温室中的富裕阶层，如今竟允许自己拥有这样一种致命的奢侈：纯粹出于厌倦或所谓的抗议，就去选择一个种族民族主义政党。他们将投票行为演绎成一场与民主共舞的无风险“游戏”，将其视为没有后果的警告。这类选民最令人惊恐之处在于其绝对的道德冷漠：在他们用斧头砍向我们共和国根基的同时，自己却不觉得沾染了哪怕一点点“纳粹主义”的污秽。

如今选择德国选择党（AfD）的人，并非出于社会困境，而是出于一种对自由的颓废漠视。这些选民已经失去了所有宽限期。人们必须字面地理解他们的行为——并像他们的行为所要求的那样，同样无情地谴责他们。

恩格尔伯特·海姆堡（ENGELBERT HEIMBURGER）， 法兰克福

更多的规定，更少的思考

关于社论《社会国家的丑陋面孔》（8月22日的《法兰克福汇报》）：在我看来，国家认为必须替人们做出个人决定，以造福于民。难道每个人不能自己决定烟雾报警器是否有意义吗？还是说需要对所有人强制执行烟雾报警器义务？国家的规定越多，每个人自己的思考就越少。

而且，国家与其要求社会提供更多劳动力和更多孩子，不如说：国家福利将会下降，其结果是必须通过私人参与来弥补。但这可能意味着生活标准的下降：不再进行昂贵的汽车旅行，不再购买新的平板电视，搬进更小的公寓。

但没有一个政党敢于向人们坦言这一点，因为这将成为对手攻击的绝佳口实。因此，所有人被迫被要求做出相反的努力：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工作！

汉斯-迪特马尔·耶格尔（HANS DIETMAR JÄGER），法兰克福

国家，就是我们！

针对社论《社会福利国家的丑陋面》（《法兰克福汇报》8月22.日刊）：在出生率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方面，韦尔特先生认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他引用道：“国家及其社会政策应当为公民服务，而不是公民为社会政策服务。”他认为，试图教育人们多生育，而不是使社会保障体系适应人口萎缩，是一种非自由主义的误入歧途。这正体现了社会福利国家和人口政策制定者的“丑陋面”，他们将公民视为生产要素而非主权者。

经济学家韦尔特对国家的认知和理解是怎样的？公民的行为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效能之间难道不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吗？公民与社会福利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对等契约（Synallagma）。尽管如此，韦尔特先生还是承认政府在某些措施上有所建树，例如无扣减的提前退休、部分转向资本覆盖等。他也正确地批评了“经济界”倾向于强迫所有人进入全职就业——哎呀，孩子们又出现了，他们可能需要被照顾！他寄希望于通过陡峭的增长路径来提高生产率。如果所有目标都能以此实现，那当然很好。

韦尔特先生所缺失的，是对构成国家之要素的感知，即一种默契的认知：“国家，就是我们！”这种认知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普遍。它未必经过科学推导，但它确实存在。谢天谢地。

福尔克·齐默曼，达登

没有燃料的昙花一现

帕特里克·韦尔特在《德国将在2028年触及增长极限》（《法兰克福汇报》9月4.日刊）一文中揭示，预测的1,3%增长不过是昙花一现——火光虽亮，但缺乏可持续增长的燃料。这种增长是由国外需求，尤其是由国家支撑的：到2028年，赤字将上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4,5%，到本十年末，年度利息负担将翻倍至1000亿欧元。以此换来的中期增长潜力仅为0,3%至0,4%。如果一个人承担的利息增长速度快于其经济产出，那么他面对的就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结构上没有任何改变：高能源价格、过度扩张的监管枷锁，以及吞噬工资协议增长的税收和缴费负担。私人投资依然缺失。大众、宝马和梅赛德斯大规模的裁员计划因此并非周期性现象，而是企业对该投资地的评判。恰恰是邻国波兰多年来吸引生产和增长，这表明：弱点是自找的。接下来的几个月将证明，政界能否成功解决结构性阻塞，而不是依赖短期统计数据而止步不前。否则，这场昙花一现的火之后将只剩灰烬。

法比安·海兹曼，多瑙艾辛根

缺乏骨气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尼克拉斯·扎博伊（Niklas Záboji）报道称，空中客车（Airbus）管理层在员工的压力下，取消了原定的缩减居家办公时间的计划（见《法兰克福汇报》24. August报道《关于居家办公的反复争论》）。这引发了一些疑问。首先：公司里究竟谁说了算？董事会难道不再为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承担公司责任吗？我坚信，董事会对缩减时间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并据此决定的。如果现在撤回这一决定，可以推断该公司已不再处于最优的管理状态。

这种缺乏骨气的现象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的政府就给我们做了示范。一个近期的例子是：通过引入那个毫无意义的加油折扣，政府向“街头”的压力低头了。另一个方面涉及社会问题：我经常听到和读到关于孤独感和缺乏社区意识的抱怨。在工作场所共同工作，难道不是广泛维护与同事社交关系的绝佳机会吗？而在过去，这种功能是由参加帐篷节、村庄酒馆和郊区小酒吧等活动来承担的。此外，现在的年轻人恰恰自认为具有极强的社会意识。那么，在居家办公中自我封闭与此如何协调？我并不认可“能更高效工作”这个借口。对此，雇主们肯定首先会持严厉态度。

雅各布·威尔伯特（JAKOB WILBERT），布兰迪斯

严格监管

针对主导评论《选举将是对克里姆林宫的邀请》（见《法兰克福汇报》20. August报道）：莱因哈德·费泽（Reinhard Veser）是对的：在炮火之下，面对数百万流离失所者和前线士兵，目前进行公平选举是一种幻想。但放弃选举并非一张通行证。谁暂停了通过选票获得的合法性，就必须通过严格的议会监督、独立的媒体以及西方伙伴的有针对性的压力来替代——否则，战争紧急状态将成为裙带关系的掩护。乌克兰在前线不能输掉战争，但在内部更不能输。

穆罕默德·贝赫特内贾德博士（DR. MOHAMMAD BEHECHTNEJAD），温森（卢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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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reg SüdDE	€*	10,99/10,47	0,10

债券基金对比

名称< / td>< rowspan="2">ISIN< / >< colspan="2">价格 14.9:26< / >< colspan="5">业绩 (%)< / >< rowspan="2">年度费用 %< / >< / tr><><>< / ><>1个月< / ><>6个月< / ><>1年< / ><>3年< / ><>5年< / ><>< / >< / ><><>Vontobel EmergMktsDebtH EUR< / ><>LU0926439992< / ><>132,76< / ><>EUR< / ><>-0,22< / ><>+2,13< / ><>+5,20< / ><>+36,22< / ><>+4,96< / ><>1,41< / >< / ><><>LLB Invest Constantia ZZ1< / ><>AT0000989090< / ><>162,20< / ><>EUR< / ><>+0,14< / ><>+6,33< / ><>+20,22< / ><>+33,73< / ><>+16,84< / ><>0,73< / >< / ><><>PAYDEN Global HY Bond USD< / ><>IE0030624831< / ><>38,80< / ><>USD< / ><>-0,04< / ><>+1,97< / ><>+3,94< / ><>+26,93< / ><>+21,89< / ><>0,73< / >< / ><><>Deka Multirent-Invest< / ><>DE0008479213< / ><>32,39< / ><>EUR< / ><>-0,06< / ><>+2,26< / ><>+5,81< / ><>+26,14< / ><>+18,68< / ><>1,16< / >< / ><><>Deka Lux MF GI Crp HY I< / ><>LU1685587591< / ><>87,05< / ><>EUR< / ><>±0,00< / ><>+2,80< / ><>+4,75< / ><>+25,23< / ><>+16,69< / ><>0,60< / >< / ><><> Lux EM Bond AV< / ><>LU1508394241< / ><>75,37< / ><>EUR< / ><>-0,69< / ><>-0,06< / ><>+3,38< / ><>+25,07< / ><>-4,80< / ><>1,60< / >< / ><><>PAYDEN GI.Em.Mkts Bd € A< / ><>IE00B04NLM33< / ><>22,04< / ><>EUR< / ><>-0,21< / ><>+2,94< / ><>+7,27< / ><>+24,20< / ><>+0,55< / ><>0,75< / >< / ><><> VAG-Weltzins-INV< / ><>DE000A2DJVM0< / ><>72,45< / ><>EUR< / ><>+0,54< / ><>+5,60< / ><>+13,06< / ><>+23,02< / ><>+23,66< / ><>0,70< / >< / ><><> Weltzins-Invest T< / ><>DE000A0MK6A6< / ><>40,03< / ><>EUR< / ><>+0,33< / ><>+4,84< / ><>+11,78< / ><>+21,55< / ><>+21,22< / ><>0,66< / >< / ><><> Multizins-INVEST*< / ><>DE0009786061< / ><>24,41< / ><>EUR< / ><>+0,20< / ><>+3,77< / ><>+8,77< / ><>+21,36< / ><>+9,29< / ><>1,43< / >< / table>

所有列出的投资资金均为 Funds Service 的参与者，按 3 年业绩排序，根据 BVI 方法计算。年度费用 % = 基金管理费的比例，百分比越高 = 成本占比越高。每日轮换显示的类别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市场、混合、房地产及保值基金。不构成投资建议或推荐。

Commerz Real

DAVIS FUNDS SICAV

<><>Global A< / ><>$< / ><>74,89 / 70,58< / ><>-4,02< / >< / ><><>Value Fund A< / ><>$< / ><>129,36 / 121,92< / ><>-1,33< / >< / table>

Investments

www.deka.de / 电话 069 / 7147-652

AriDeka CF< / td><>€< / ><>111,70 / 106,12< / ><>-3,38< / >< / tr><><>BasisStrat Flex CF< / ><>€< / ><>137,29 / 132,33< / ><>-1,67< / >< / ><><>BerolinaRent Deka< / ><>€< / ><>41,33 / 39,88< / ><>-1,55< / >< / ><><>BW Zielfonds 2030< / ><>€< / ><>54,62 / 53,55< / ><>-1,12< / >< / ><><>-ESG Div RhEd< / ><>€< / ><>123,26 / 118,80< / ><>-2,10< / >< / ><><>-ESG ReRheinEd< / ><>€< / ><>29,12 / 28,55< / ><>-1,11< / >< / ><><>-Europ.Bal. CF< / ><>€< / ><>56,51 / 54,86< / ><>-1,77< / >< / ><><>-Europ.Bal. TF< / ><>€< / ><>107,87 / 107,87< / ><>-1,59< / >< / ><><>-Europa Akt Str< / ><>€< / ><>110,58 / 105,31< / ><>-2,44< / >< / ><><>DekaFonds CF< / ><>€< / ><>168,07 / 159,67< / ><>-3,15< / >< / ><><>-Global Bal CF< / ><>€< / ><>112,08 / 108,82< / ><>-1,45< / >< / ><><>-Global Bal TF< / ><>€< / ><>105,62 / 105,62< / ><>-1,47< / >< / ><><>-MegaTrends CF< / ><>€< / ><>189,24 / 182,40< / ><>-2,79< / >< / ><><>-Na.Div Str CF< / ><>€< / ><>160,30 / 154,51< / ><>-1,78< / >< / ><><>-Sachwer. CF< / ><>€< / ><>113,65 / 110,34< / ><>-0,63< / >< / ><><>-Sachwer. TF< / ><>€< / ><>106,35 / 106,35< / ><>-0,65< / >< / ><><>DekaSpezial CF< / ><>€< / ><>802,30 / 773,30< / ><>-1,91< / >< / ><><>DekaTresor< / ><>€< / ><>87,49 / 85,36< / ><>-0,50< / >< / ><><>Div.Strateg.CF A< / ><>€< / ><>246,48 / 237,57< / ><>-1,59< / >< / ><><>DivStrategieEur CF< / ><>€< / ><>131,67 / 126,91< / ><>-3,34< / >< / ><><>ESG SeAkREd TF< / ><>€< / ><>48,58 / 48,58< / ><>-2,79< / >< / ><><>Euro Potential CF< / ><>€< / ><>175,28 / 168,94< / ><>-1,30< / >< / ><><>EuropaBond CF< / ><>€< / ><>91,10 / 88,45< / ><>-1,45< / >< / ><><>EuropaBond TF< / ><>€< / ><>32,15 / 32,15< / ><>-1,49< / >< / table>

<><>Frankf.Sparinvest< / ><>€'< / ><>224,37 / 213,69< / ><>-2,87< / >< / ><><>GlobalChampions CF< / ><>€'< / ><>461,63 / 444,94< / ><>-1,99< / >< / ><><>GlobalChampions TF< / ><>€'< / ><>391,91 / 391,91< / ><>-2,05< / >< / ><><>Mainfr Strategiek< / ><>€'< / ><>212,08 / 212,08< / ><>-2,00< / >< / ><><>Mainfr Wertk ausg< / ><>€'< / ><>101,60 / 101,60< / ><>0,69< / >< / ><><>Multi Asset In.CFA< / ><>€'< / ><>88,44 / 85,86< / ><>-1,17< / >< / ><><>Multirent-Invest< / ><>€'< / ><>33,36 / 32,39< / ><>-0,06< / >< / ><><>Multizins-INVEST< / ><>€'< / ><>25,14 / 24,41< / ><>0,20< / >< / ><><>Naspa-Fonds< / ><>€'< / ><>41,07 / 40,07< / ><>-0,65< / >< / ><><>RenditDeka< / ><>€'< / ><>22,19 / 21,54< / ><>-1,68< / >< / ><><>RenditDeka TF< / ><>€'< / ><>27,77 / 27,77< / ><>-0,95< / >< / ><><>RentenStratGI TF< / ><>€'< / ><>75,47 / 75,47< / ><>-1,38< / >< / ><><>RentenStratGlob CF< / ><>€'< / ><>78,35 / 76,07< / ><>-1,34< / >< / ><><>Technologie CF< / ><>€'< / ><>136,40 / 131,47< / ><>-1,45< / >< / ><><>UmweltInvest CF< / ><>€'< / ><>243,10 / 234,31< / ><>-5,95< / >< / ><><>UmweltInvest TF< / ><>€'< / ><>203,82 / 203,82< / ><>-6,01< / >< / ><><>Weltzins-Invest P< / ><>€'< / ><>19,92 / 19,34< / ><>0,41< / >< / table>

Intern. (Lux.) (-Gruppe)

1822 Str.Cha.Pl.< / td><>€'< / ><>178,66 / 171,79< / ><>-1,99< / >< / tr><><>1822 Str.Chance< / ><>€'< / ><>119,43 / 115,39< / ><>-1,47< / >< / ><><>1822 Str.Ert.Pl.< / ><>€'< / ><>50,79 / 49,55< / ><>-0,72< / >< / ><><>1822 Str.Wachstum< / ><>€'< / ><>63,36 / 61,51< / ><>-0,72< / >< / ><><>Berol.Ca.Chance< / ><>€'< / ><>81,34 / 78,97< / ><>-0,79< / >< / ><><>Berol.Ca.Premium< / ><>€'< / ><>110,76 / 107,01< / ><>-0,89< / >< / ><><>Berol.Ca.Sicherh.< / ><>€'< / ><>44,55 / 43,46< / ><>-0,75< / >< / ><><>Berol.Ca.Wachst.< / ><>€'< / ><>45,72 / 44,50< / ><>-0,87< / >< / ><><>DekaEuAktSpezAV< / ><>€'< / ><>193,55 / 193,55< / ><>-2,57< / >< / ><><>DekaEuAktSpezCF(A)< / ><>€'< / ><>283,00 / 272,77< / ><>-2,47< / >< / ><><>Deka-FlexZins CF< / ><>€'< / ><>990,69 / 985,76< / ><>-0,64< / >< / ><><>Deka-FlexZins PB< / ><>€'< / ><>993,42 / 993,42< / ><>-0,64< / >< / ><><>Deka-FlexZins TF< / ><>€'< / ><>985,22 / 985,22< / ><>-0,65< / >< / ><><>DekaGlobAktLRCF(A)< / ><>€'< / ><>277,79 / 267,75< / ><>-2,69< / >< / ><><>Deka-Indust 4.0 CF< / ><>€'< / ><>264,56 / 255,00< / ><>-4,30< / >< / ><><>Deka-Indust 4.0 TF< / ><>€'< / ><>237,88 / 237,88< / ><>-4,36< / >< / ><><>Deka-Lifestyle CF< / ><>€'< / ><>86,62 / 83,49< / ><>-2,82< / >< / ><><>Köln Str.Chance< / ><>€'< / ><>86,59 / 84,89< / ><>-0,79< / >< / table>

<><>Köln Str.Ertrag< / ><>€< / ><>45,90 / 45,00< / ><>-0,77< / >< / ><><>Köln Str.Wachstum< / ><>€< / ><>48,84 / 47,88< / ><>-0,87< / >< / ><><>KölnStr.Chance+< / ><>€< / ><>76,28 / 74,78< / ><>-0,85< / >< / ><><>UnterStrat Eu CF< / ><>€< / ><>199,30 / 192,10< / ><>-2,28< / >< / table>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Deka-BaAZSt off 25< / td><>€-< / ><>136,47 / 133,79< / ><>-0,24< / >< / tr><><>-PB Wert 4y< / ><>€-< / ><>115,47 / 112,11< / ><>-0,56< / >< / ><><>-PfSel ausgew< / ><>€-< / ><>131,79 / 127,95< / ><>-0,48< / >< / ><><>-PfSel dynam< / ><>€-< / ><>160,17 / 155,50< / ><>-0,27< / >< / ><><>-PfSel moderat< / ><>€-< / ><>109,23 / 107,09< / ><>-0,71< / >< / ><><>DekaStruk.5Chance< / ><>€-< / ><>247,01 / 242,17< / ><>-0,36< / >< / ><><>DekaStruk.5Chance+< / ><>€-< / ><>399,02 / 391,20< / ><>-0,53< / >< / ><><>DekaStruk.5Ertrag+< / ><>€-< / ><>105,23 / 103,17< / ><>-0,61< / >< / ><><>DekaStruk.5Wachst.< / ><>€-< / ><>121,05 / 118,68< / ><>-0,59< / >< / ><><>Hamb Stiftung D< / ><>€-< / ><>1007 / 987,69< / ><>-1,65< / >< / ><><>Hamb Stiftung I< / ><>€-< / ><>905,97 / 888,21< / ><>-1,76< / >< / ><><>Hamb Stiftung P< / ><>€-< / ><>90,83 / 87,34< / ><>-1,79< / >< / ><><>Hamb Stiftung T< / ><>€-< / ><>125,92 / 121,08< / ><>-1,80< / >< / ><><>Haspa TrendKonz P< / ><>€-< / ><>92,35 / 88,80< / ><>-0,91< / >< / ><><>Haspa TrendKonz V< / ><>€-< / ><>100,05 / 96,20< / ><>-0,78< / >< / ><><>LBBW Bal. CR 20< / ><>€-< / ><>46,24 / 45,33< / ><>-1,45< / >< / ><><>LBBW Bal. CR 40< / ><>€-< / ><>56,17 / 55,07< / ><>-1,52< / >< / ><><>LBBW Bal. CR 75< / ><>€-< / ><>81,01 / 79,42< / ><>-1,81< / >< / ><><>Priv BaPrem Chance< / ><>€-< / ><>224,33 / 211,63< / ><>-1,47< / >< / ><><>Priv BaPrem Ertrag< / ><>€-< / ><>48,29 / 46,43< / ><>-1,15< / >< / table>

www.dje.lu l info@dje.lu Tel. 00352 26925220

Zins Global P€ € 134,92 / 132,27 -1,00 -Asien PA€ € 256,17 / 243,97 -0,12 -Concept PA €* 166,52 / 158,59 0,13 -Div&Sub P € 758,13 / 722,03 -1,68

-Europa € 525,62 / 500,59 -0,80 -Gold&Ressou € 358,88 / 341,79 2,16 -Gold&Stabfd F 167,24 / 159,28 -0,83 -Mittel&Innov € 178,29 / 169,80 0,12 -Multi Ass&Tre € 375,02 / 360,60 -1,98 -Sht Term Bd € 112,97 / 111,85 -0,54 -Zins&Divid € 193,17 / 185,74 -1,68 FMM-Fonds € 90,49 / 86,18 -0,71

DWS Offene Immobilienfonds（DWS 开放式房地产基金）

<><>grundb. europa IC:< / ><>€< / ><>35,02 / 33,35< / ><>-3,17< / >< / ><><>grundb. europa RC< / ><>€< / ><>35,13 / 33,46< / ><>-3,15< / >< / ><><>. Fok Deu RC< / ><>€< / ><>50,53 / 48,12< / ><>-2,51< / >< / ><><>. Fokus D IC:< / ><>€< / ><>50,85 / 48,43< / ><>-2,50< / >< / ><><>. global IC:< / ><>€< / ><>46,08 / 43,89< / ><>-1,97< / >< / ><><>. global RC< / ><>€< / ><>45,35 / 43,19< / ><>-1,97< / >< / table>

Fonds Direkt Sicav

Skyline Dynamik € 368,12 / 368,12 -0,15

优质基金份额价格每日公布 - 由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提供

www.guinnessgi.com / de

<><>Global Equity Inc< / ><>€< / ><> / 20,00< / ><>-4,13< / >< / ><><>Global Innovators< / ><>€< / ><> / 42,91< / ><>-1,93< / >< / ><><>Sustainable Energy< / ><>€*< / ><> / 25,78< / ><>-6,20< / >< / table>

www.hwb-fonds.eu / info@hwb-fonds.com Tel +49 651 1704 301 / +352 48 30 48 30

Pf. Plus CHF F* 73,67 / 73,67 0,52 Pf. Plus R €* 121,11 / 121,11 -0,48 . Plus V €* 120,75 / 120,75 -0,48 Vict.Str.. R €* 1413 / 1413 -0,10 Vict.Str.. V €* 1414 / 1414 -0,10

IFM Independent Fund Management AG

ACATIS FV Akt.GI. €* 298,28 / 284,07 -2,84

KanAm Grund

www.kanam-grund.de

Leading Cities €* 59,08 / 56,00 -1,53

MEAG

privatanleger@meag.com

AktienSelect A< / td><>€•< / ><>204,66 / 194,91< / ><>-1,86< / >< / tr><><>Dividende A< / ><>€•< / ><>87,83 / 83,65< / ><>-3,28< / >< / ><><>ERGO Vermög Ausgew€•< / ><>< / ><>67,50 / 64,59< / ><>-0,62< / >< / ><><>ERGO Vermög Flexi< / ><>€•< / ><>73,16 / 69,68< / ><>-0,63< / >< / ><><>ERGO Vermög Robust €•< / ><>< / ><>55,28 / 53,15< / ><>-0,61< / >< / ><><>EuroBalance< / ><>€•< / ><>79,07 / 76,03< / ><>-2,40< / >< / ><><>EuroErtrag< / ><>€•< / ><>71,76 / 69,33< / ><>-1,50< / >< / ><><>EuroFlex< / ><>€•< / ><>42,72 / 42,30< / ><>-0,24< / >< / ><><>EuroInvest A< / ><>€•< / ><>162,59 / 154,85< / ><>-1,52< / >< / ><><>EuroKapital< / ><>€•< / ><>72,07 / 68,64< / ><>-2,24< / >< / ><><>EuroRent A< / ><>€•< / ><>28,14 / 27,19< / ><>-1,05< / >< / ><><>GlobalAktien< / ><>€•< / ><>88,67 / 84,45< / ><>-2,72< / >< / ><><>GlobalBalance DF< / ><>€•< / ><>90,14 / 86,67< / ><>-0,86< / >< / ><><>GlobalChance DF< / ><>€•< / ><>112,82 / 107,45< / ><>-1,82< / >< / ><><>ProInvest< / ><>€•< / ><>324,09 / 308,66< / ><>-2,34< / >< / ><><>ReturnSelect A< / ><>€•< / ><>58,67 / 56,96< / ><>-0,86< / >< / ><><>VermAnlage Komfort< / ><>€•< / ><>71,36 / 68,95< / ><>0,14< / >< / ><><>VermAnlage Ret A< / ><>€•< / ><>90,99 / 87,49< / ><>0,05< / >< / table>

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RWS-DYNAMIK A €* 46,12 / 44,35 -1,47 RWS-ERTRAG A €* 18,09 / 17,56 -1,29

ODDO BHF Asset Management

Basis-Fonds I Nach €* / 146,91 -0,23

UBS Funds Services Lux S.A.

UBS (L) EM Eq P AA \$* / 216,57 6,17 UBS (L) EM Eq P XA \$* / 232,21 6,19 UBS (L) GCB AD T2 €* 195,33 / 189,64 3,02

Union Investment

www.union-investment.de 电话 069 589 98-6060

PrivFd:Kontr. €* 146,00 / 146,00 -0,29 PrivFd:Kontr.pro €* 217,76 / 217,76 -0,38 UniDeutschl. XS €* 184,83 / 177,72 -3,01 UniESG Aktien DeuA €* 340,57 / 324,35 -2,41 UniESG Aktien Glo €* 205,79 / 195,99 -3,05 UniESG Aktien Glo n €* 174,73 / 174,73 -3,08 UniEuroAktien €* 131,86 / 125,58 -2,93 UniEuroRenta €* 60,98 / 59,20 -1,10 UniFav.:Akt. -net- €* 198,08 / 198,08 -3,82

Unifavorit: Aktien €* 334,46 / 318,53 -3,79 UniFonds €* 86,11 / 82,01 -3,17 UniFonds-net- €* 119,51 / 119,51 -3,19 UniGlobal €* 528,99 / 503,80 -2,87 UniGlobal-net- €* 298,91 / 298,91 -2,86 UnionGeldmarktfds €* 47,80 / 47,80 0,19 UniRak €* 162,31 / 157,58 -2,12 UniRak Konserva A €* 122,79 / 120,38 -2,28 UniRak -net- €* 85,10 / 85,10 -2,15 UniStrat: Ausgew. €* 90,09 / 87,47 -0,93 UniStrat: Konserv. €* 80,81 / 78,46 -0,78

Union Investment Luxemburg

FairWorldFonds €* 60,09 / 58,62 -1,85 PrivatFonds: ESG €* 59,05 / 59,05 -1,00 UniAusschü. net-A €* 51,91 / 51,91 -0,67 UniDividAss net A €* 74,19 / 74,19 -2,80 UniDividendenAss A €* 79,40 / 76,35 -2,77 UniDyn.Europa A €* 156,88 / 150,85 -3,83 UniESG Aktien EuA €* 88,08 / 83,89 -2,94 UniEuRe Corp A €* 48,82 / 47,40 -1,35 UniEurKap Corp-A €* 36,05 / 35,34 -0,51 UniEurKap.Co.net A €* 35,71 / 35,71 -0,50 UniEuropa €* 3749 / 3571 -2,96 UniGlobal Div A €* 146,60 / 139,62 -2,21 UniGlobal Div-netA €* 135,56 / 135,56 -2,23 UniGlobal II A €* 228,32 / 217,45 -2,84 UnilIndustrie 4.0A €* 112,28 / 107,96 -2,73 UniMarktf. -net- A €* 110,77 / 110,77 -2,30 UniOpti4 €* 99,35 / 99,35 0,09 UniRak ESG A €* 108,24 / 105,09 -1,85 UniRak ESG net A €* 102,45 / 102,45 -1,88 UniRak Kon.ESG A €* 112,81 / 110,60 -2,16 UniRak KonESG netA €* 108,83 / 108,83 -2,18 UniSec. High Tech. €* 411,65 / 395,82 -1,56 UniStruktur €* 133,87 / 129,97 -0,44 UniVa. Global A €* 198,43 / 190,80 -1,54 UniVa.Glb-net-A €* 186,44 / 186,44 -1,57

Union Investment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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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掌声中离场——但是否也带着前景？如果德国女子篮球想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采取行动。 照片 dpa

仅凭热情是不够的

对于德国女篮球员来说，一场伟大的世界杯即将落下帷幕。但不仅是国家队主教练意识到：若要让这次成功开花结果，必须从自家门口的基础层面做出改变。

作者：Christian Kamp，发自柏林

当亚历山德拉·维尔克（Alexandra Wilke）在周日深夜站在柏林竞技场（Berliner Arena）的麦克风前时，她的目光已经投向了前方。投向德甲联赛的新赛季，以及在赛场之外重新回到教室的日子。29岁的亚历山德拉·维尔克是鲁特罗尼克·凯尔特恩星队（Rutronik Stars Keltern）的篮球运动员，同时也是卡尔斯鲁厄一家文理中学的体育和数学教师。

由于目前女篮领域如此关注增长与发展，有人问她，到下届世界杯之前的几年里，学业压力是否会得到解决。

“我这么做是因为我非常享受其中，”她说道，“我有几年时间只打篮球，但我意识到那对我来说并不合适，因为我的大脑需要一些其他东西。”

这并非预期的答案。而且——在充分尊重维尔克个人成就的前提下（她是德甲联赛中的一名杰出球员）——这也不是德国女篮的未来方向。

不久之后，国家队主教练奥拉夫·朗格（Olaf Lange）坐在竞技场的新闻发布厅里。他谈到了如何利用这次世界杯的成功、第四名的成绩以及随处可见的热情来创造价值。他起初表现得很有信心。他认为自己的球队缩小了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尽管周日与西班牙队的季军争夺战再次以惨败告终（58:81）。他表示，球队已经在这个层级“敲过门”了。但当被问及如何才能真正走进这扇门时，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对于未来，他认为有一些天才球员现在必须走一条特定的道路。“我们的年轻球员现在可以在不同的俱乐部环境中做出选择，”朗格说。但是：“她们必须尽可能多地参加欧洲篮球联赛（Euroleague）或至少是欧洲杯（Eurocup）级别的比赛。”

在西班牙或法国，有更多球员在欧洲顶级俱乐部或直接在北美的WNBA效力，而后者才是衡量标准的标杆：周日，美国队以97:79击败法国队，连续第五次夺得世界冠军。

随后，朗格被问到了德甲联赛。他说自己已经谈过太多次这个问题，以至于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他离开德国去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随后他还是说了几句话，为这次赛事画上了一个沉闷的尾音。

在他效力德甲的时期（1995年至2003年），俱乐部的结构比现在更好。“这么多年来，情况没有太大改变，”他说，“甚至在退步。如果你想乐观地看待，这些俱乐部只能算半专业。因此，我必须确保我们的顶尖球员出国发展。只要联赛内部没有改变，我们就很难维持目前取得的成功。”

人们或许应该这样理解：一方面，这次世界杯对于女篮来说确实是一件伟大的事情。现场气氛震撼，两座柏林场馆的观众人数创下纪录（总计236,000人），而且国际篮联（FIBA）采取了诸多措施，使本次赛事与2022年悉尼世界杯相比提升到了另一个水平，尽管在一点上产生了反效果。

紧凑的赛程对球员的要求超过了可承受范围，德国队最终也深受其害。但由于WNBA不愿延长赛季中断期，无法达成协议。国际篮联秘书长安德烈亚斯·扎格克利斯（Andreas Zagklis）在柏林承诺，四年后的东京世界杯将解决这个问题，届时比赛将在11月和12月进行。

但如果德国女子篮球也希望通过这次世界杯实现某种重大突破，那么首先必须在自家门口采取行动。这样，那些现在被吸引加入篮球运动的众多女孩和男孩们，未来才能近距离地看到那些在世界杯期间表现得如此亲切且具有亲和力的新榜样。

对于亚历山德拉·维尔克（Alexandra Wilke）来说，尽管她本人很乐意在德甲联赛效力，但该联赛缺乏吸引力依然是一个问题。“问题始于多年来我们的联赛只有十支球队。我们没有降级制度。我觉得这很困难。动力在哪里？你要么在顶端争冠，要么在底层徘徊，但最终结果都一样。这对于一个顶级联赛来说是不够的。而且很多俱乐部的结构根本就不正确。”

在这方面，柏林是一个例外。在世界杯期间，业内巨头、目前的男子篮冠军阿尔巴（Alba）举办了赛季揭幕式。几年前，该俱乐部决定以专业的方式经营女子篮球。不过，监事会主席阿克塞尔·施魏策尔（Axel Schweitzer）直接将德甲联赛与WNBA的差距评估为15年。坐在他旁边的是3x3篮球奥运冠军斯文雅·布伦克霍斯特（Svenja Brunckhorst），她目前在阿尔巴担任女孩和女子篮球经理。她对世界杯及其产生的信号作用赞不绝口，但同时也讲述了近期她在阿尔巴遇到的瓶颈。她表示，在结构上，女教练仍然太少；而在竞技层面，在国际赛场上也遇到了挑战。阿尔巴并不缺乏意愿，但即使在这里，也不可能一次性实现多个跨越式的发展。最终，这还取决于还有谁愿意参与进来。

在斯文雅·布伦克霍斯特发言结束后，俱乐部的操盘手马尔科·巴尔迪（Marco Baldi）也想说几句。他感觉几十年前在经营男子篮时也曾处于类似的节点。他说，如果没有真正的变革意愿，没有“巨大的努力”，事情就无法推进。这需要很多人的参与，而不仅仅是联赛或协会。“坦白说，我在等待更多大型篮球俱乐部也表示：‘我们现在也要走这条路’，”巴尔迪说道，“我们确实看到了其中的潜力，并且我们正在走这条路。”

因此，这些日子非常美好，从柏林出发，女子篮球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增长信号。关键在于，这些信号能否在其他地方也被听到。

克服对失败的恐惧

恩里克·马斯曾被视为永远的天才，也是一个神经紧张的人——随后，这位新晋的环西赛冠军寻求了帮助

马德里。恩里克·马斯（Enric Mas）是一位内敛的胜利者。没有像人们有时看到的那样对着夜空发出欢呼，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腼腆的微笑，双臂仅轻微上举。在格拉纳达结束的环西班牙自行车赛最后一赛段后，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手臂中的奖杯。他曾四次登上环西赛的领奖台，三次获得亚军，一次获得季军。恩里克·马斯曾被视为永远的天才，一个缺乏勇气的怀疑者。现在能在三大环赛中站在最高点，这种满足感该有多么强烈？

恩里克·马斯在两届环法冠军阿尔贝托·孔塔多尔（Alberto Contador）运营的一个青年天才基金会学习公路赛自行车。他在比利时快步车队（Quick Step）取得了突破，2018年出人意料地在环西赛中获得第二名。2020年，他转会至移动星车队（Movistar）。他被寄予厚望，旨在长期填补奈罗·金塔纳（Nairo Quintana）以及随后的米克尔·兰达（Mikel Landa）和亚历杭德罗·巴尔韦德（Alejandro Valverde）离队后留下的空白。外界的期望极高，球迷将他视为孔塔多尔的继任者。然而在环西赛中，他仅又两次获得亚军，一次获得季军；在环法赛中，2020年的第五名是他最好的成绩。

压力逐年增加。格拉纳达大学的西班牙体育科学家米克尔·扎巴拉（Mikel Zabala）在西班牙电视台谈到恩里克·马斯过去几年的情况时表示，心理问题、数据的过度饱和、战术上的强迫以及过高的期望压力，可能会完全封锁身体的性能。在下坡骑行时，对失败的恐惧表现得尤为强烈。“你看到了弯道，然后你的大脑死机了。最糟糕的是那种无力感，因为你的身体根本不听你的指挥，”马斯在西班牙国家电视台（TVE）的一部纪录片中说道。他表示，以前他试图压抑怀疑，伪装出一种虚假的强大。而现在他知道，赢得比赛不仅靠双腿，更重要的是靠大脑。

在恩里克·马斯的这段痛苦经历中，一些西班牙自行车界人士对移动星车队体育主管的角色持批评态度。马德里的业余骑手教练基克·德·迭戈（Kike de Diego）表示，他们不仅没有帮助他，反而对他进行指责。在TVE的纪录片中，可以听到来自保障车的贬低性评论：“我们现在带着这个有‘头部问题’的人骑行。他已经落后了一分钟，”一名工作人员在2022年环法赛期间通过无线电对另一人说，“简直难以置信，难以置信”。那天，恩里克·马斯比约纳斯·温格高（Jonas Vingegaard）晚了七分多钟到达终点。随后他又感染了新冠病毒。马斯自行寻求了一位运动心理学家和一位下坡专家的帮助。几乎没有人再相信他能东山再起。接下来的两次受伤更是打乱了今年的赛季计划。

因此，他现在在环西赛中的胜利就显得格外令人惊讶。尽管马斯是在塔代伊·波加查（Tadej Pogačar）严重摔车后才接过总冠军的红色领骑衫，但这在西班牙球迷看来并未削弱他的成就。“这是比赛的一部分。在大型公路赛中，摔车或感染导致的退赛总是存在的，”基克·德·迭戈认为。

对他而言，关键时刻出现在第六赛段，当时马斯在一条尘土飞扬的碎石坡道上追上了领先的波加查尔，并在埃尔巴托洛（El Bartolo）山口顶峰前完成了冲刺超越。为此他获得了6秒的奖金时间。“在那一刻，马斯的脑海中突然开窍了，”基克·德·迭戈（Kike de Diego）说道，“从那时起，他有了自信。他不再是那个在山地发起进攻后，却不安地回头张望的恩里克·马斯。”于是，马斯再也没有交出红色领骑衫，从容地化解了山地赛段的所有进攻，包括普里莫日·罗格利奇（Primož Roglič）和费利克斯·加尔（Felix Gall）的进攻，后者在周日于格拉纳达的颁奖台上分别以第二名和第三名的身份站在他身边。今年的环西赛格外艰苦。车手们必须克服 58.156 这里的海拔升幅，共有七个艰苦的山地终点。期间测得的温度超过 40 度。

最终抵达终点：恩里克·马斯（中）加冕环西赛冠军。照片：路透社

在山地赛段中，加尔和罗格利奇一次次向马斯发起挑战，但最终反而损失了额外的秒数。即便是在个人计时赛中，马斯的表现也比许多人预期的要好。面对专家级选手罗格利奇，他仅损失了将近半分钟。在安达卢西亚最后两个艰苦的山地终点赛段中，马斯甚至进一步扩大了领先优势。对于这一切，这位西班牙人没有过多地谈论，无论是关于艰苦的赛程还是关于他自己。没有苦涩的回首，也没有向批评者表达满足的姿态。取而代之的是对团队的拥抱与认可，以及对他妻子和两个孩子的亲吻。恩里克·马斯似乎掌控住了自己的情绪。随后，他还是向内心敞开了窗，谈到了一个成真的梦想。他说：“我很幸福。” 汉斯-君特·凯尔纳（HANS-GÜNTER KELLNER）

巴尔默妥协——检察官将如何行动？

联邦检察官正在审查史蒂夫·巴尔默和快船队是否违反了除 NBA 合同法以外的更多规定

纽约。在巴尔默的律师将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的调查称为“某种形式的猎巫行动”，并宣布将对联盟及其处罚措施采取法律行动不到两周后，洛杉矶快船队的所有者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妥协。史蒂夫·巴尔默拥有折合超过 1350 亿欧元的私人财产，是美国职业体育界最富有的球队老板。他在周一凌晨的一份书面声明中，承认对被指控违反联盟工资帽规定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与球队通过四家不同的公司，在给美国球员科怀·伦纳德支付最高薪水之外，还额外向其提供了折合约 40 百万欧元的现金和 16 百万欧元的股票包。

“对于每一个与快船队相关的人来说，这段时间都很艰难，”巴尔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显然希望通过这次转变为该丑闻画上句号。尽管他提到“对于调查结果仍然存在分歧”。这位 70 岁的人向球迷、员工以及所有其他 NBA 球队老板道歉。

联盟几天前实施的处罚包括：对这位前微软科技巨头首席执行官处以一年禁赛，罚款 30 百万美元（25,9 百万欧元），并没收该球队五个首轮选秀权。NBA 还对两名积极参与策划和执行违规行为的快船队高管实施了禁赛。

伦纳德本人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前，就在球员工会的支持下与联盟达成了一项协议，因此受到的处罚相对较轻。他的罚金仅为 700.000 美元（605.000 欧元）。他甚至没有像在其他案例中那样被立即终止现有合同。

他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虽然快船队和伦纳德的前球队多伦多猛龙队早在几周前就商定了一套球员交易方案，本将其在下个赛季送回加拿大，但这项协议目前处于搁置状态。

然而，无论联盟的制裁如何，这位篮球运动员和快船队可能仍面临严重的法律问题。根据《纽约时报》周四的一篇报道，布鲁克林联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已启动独立调查。该办公室曾揭露过国际足联（FIFA）的欺诈丑闻，并最近对 NBA 球员提出了赌博欺诈指控。

当局对该事项感兴趣并不必然意味着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执法人员拥有的权力比 NBA 的调查员更广泛：他们可以没收文件，并在宣誓后询问证人，从而可能收集到足以支持起诉的证据。

例如，如果 NBA 调查员的发现得到证实：所有财务交易都是通过参与英格尔伍德新快船球馆（2024 年启用）建设的供应商和服务商公司完成的。这种业务关系至少在理论上为秘密支付提供了可能，从而可能构成洗钱罪。此外，史蒂夫·巴尔默还面临着一家名为 Aspiration 的已破产初创公司股东的民事索赔。该公司多年来一直利用其生态银行和气候保护愿景诱导全美的投资者。

快船队的所有者在 Aspiration 及其创始人乔·桑伯格（Joe Sanberg，现已被判处 14 年监禁）身上，不仅找到了球队的赞助商。他还个人逐步购入了总计 6000 万美元（5100 万欧元）的股份，这为该公司披上了一层严肃商业构思的外衣。

原告方声称，因此巴尔默成为了“共犯”，并为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提供了协助。到目前为止，快船队老板一直坚持以自己同样被桑伯格和 Aspiration 欺骗为由进行辩护。

民事诉讼中的指控反映了纽约体育记者帕布罗·托雷（Pablo Torre）自 2025 年 9 月以来在其播客节目《帕布罗·托雷发现》（Pablo Torre Finds Out）的无数集节目中收集的部分证据。这些调查促使 NBA 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对相关指控进行调查。托雷也因此在 5 月获得了普利策奖。尤尔根·卡尔瓦（JÜRGEN KALWA）

失望之后是胜利

在荷兰举行的索尔海姆杯（Solheim Cup）中， 埃斯特·亨塞莱特（Esther Henseleit）体验了高尔夫运动的所有面向

法兰克福。在高尔夫球运动中，一切皆有可能。在经历最惨痛的失败之一后，同一个下午可能会迎来最美好的庆祝之一。埃斯特·亨塞莱特在荷兰贝尔纳杜斯高尔夫球场（Bernardus Golf）举行的第20届索尔海姆杯中同时经历了这两者。在单打比赛的前九洞中，这位来自汉堡的选手在对阵艾莉森·李（Alison Lee）时大幅领先，赢得的洞数比李多出四个。直到第11洞，这一领先优势依然存在。所有迹象都表明她将在第三场比赛中取得第三次胜利。

然而，李随后完成了一次几乎被认为不可能的逆转。她在最后七洞中赢下了五洞，最终以领先一洞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这是索尔海姆杯历史上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的逆转。但一个多小时后，亨塞莱特的失望至少在瞬间被遗忘了：欧洲队以 15:13 击败美国队，在周日夺回了两年前失去的奖杯。

在周日之前，局势几乎不能更紧张了。周五战成 4:4 平手后，周六结束时比分为 8:8。这是历史上第七次两支队伍在进入最后的单打环节时平分秋色。而同样是第七次，主场球队赢得了或保住了奖杯。由于卫冕冠军美国队在 14:14 平局的情况下将保留奖杯，欧洲队在12场单打中至少需要获得6.5分。最终，欧洲女选手的比分为 15:13。

四名所谓的“队长挑选”（Captain's Picks），即队长安娜·诺德奎斯特（Anna Nordqvist）直接提名的人员，证明是极佳的选择。莱奥娜·马奎尔（Leona Maguire）、纳斯塔西娅·纳多（Nastasia Nadaud）、朱莉娅·洛佩兹-拉米雷斯（Julia López Ramírez）和米米·罗兹（Mimi Rhodes）共同取得了八胜四负一平的战绩——这是自2013年以来欧洲队长挑选选手的最佳战果。而表现最出色的欧洲选手是林·格兰特（Linn Grant）。这位瑞典选手赢下了全部四场比赛，实现了惊人的反转：2024年在弗吉尼亚州时，她四场比赛全部落败。

德国选手埃斯特·亨塞莱特仅被派上场三次，这属于诺德奎斯特令人惊讶的决定之一。作为世界排名第21位的选手，她在劳力士排名（Rolex Ranking）中是仅次于英国选手洛蒂·沃德（Lottie Woad，第7位）和查理·赫尔（Charley Hull，第8位）的欧洲第三高排名选手。

然而，当这对英国组合在所谓的“四人组”（Foursomes，即两名搭档轮流击同一个球）比赛中仅获得0.5分时，亨塞莱特在这种困难的团队赛制中表现出色：她与经验丰富的爱尔兰选手莱奥娜·马奎尔合作，赢下了两场四人组比赛。尽管如此，在两个下午的“四球赛”（Fourballs，即每位球员击自己的球，每洞取较好成绩）中，她仍只能在场边观看。诺德奎斯特对此没有给出公开解释。

对于诺德奎斯特本人来说，这次收官几乎不能更完美。这位三届大满贯冠军自2009年首次亮相以来，曾九次作为球员代表欧洲队。现在，这位瑞典人首次作为队长带领球队在欧洲与美国之间曾经不对等的对决中获胜，而这场对决早已变成了势均力敌的竞争：在20次赛事中，美国队获胜11次，欧洲队获胜8次，平局1次。因此，对于埃斯特·亨塞莱特来说，当天最后的画面不再是对阵艾莉森·李的惨痛失败，而是与队友们一起庆祝夺回索尔海姆杯的喜悦。高尔夫有时很残酷——但在同一个下午，它也可以美得惊人。沃尔夫冈·谢夫勒（WOLFGANG SCHEFFLER）

非终极

新的田径赛制仍有欠缺

法兰克福。终极锦标赛（Ultimate Championships）的承诺极具吸引力：减少冗余，加快节奏，且各项赛事之间互不竞争。只有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赛。这旨在让田径运动摆脱陈旧的形象，但也潜藏着一种风险，即世界田联（World Athletics）推出的这一新赛制可能会让人感觉像是一场缩减版的世锦赛。

这种担忧并未成为现实。首届赛事展示了终极锦标赛的潜力：运动员成为了更核心的焦点，而这项运动也获得了一种在传统锦标赛中经常缺失的动态感。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Sebastian Coe）曾宣布：“每项赛事都将独立呈现。”但在布达佩斯的实际情况仅部分符合：投掷和跳跃项目有时与跑步项目同时进行，且田赛项目缺乏可靠的讲解。在官方直播流中，中间成绩几乎或完全无法识别。此外，转播期间显示的预计排名也多次出现偏差。

投掷和跳跃项目采用的 8-8-6-4 赛制同样尚未具有说服力。其核心理念是：让所有运动员立即承受压力。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试探来进入比赛状态，且相比于每人有六次机会的常规条件，失误在此时具有更大的权重。例如，链球奥运冠军伊森·卡茨伯格（Ethan Katzberg）在前两次尝试中均未获得有效成绩，从而被淘汰。该赛制奖励的未必是最优秀的运动员，而是那些最能适应特殊条件的运动员。这在原则上并非反对该赛制，但这意味着转播必须更清晰地传达比赛的重点。

英国跳远运动员贾兹明·索耶斯（Jazmin Sawyers）还指出，由于部分项目被从计划中删除，它们根本无法从终极锦标赛的关注度中获益：“因为这些项目的缺失，锦标赛变得更糟糕了。”例如，设有女子三级跳远而没有男子三级跳远，这令人难以理解。未来将晚间活动时间从三小时延长至四小时，或许能为纳入更多项目创造空间。届时，世界田联还应评估跑步项目的半决赛是否比增加田赛项目更重要。终极锦标赛证明了紧凑的赛制可以行之有效。其呈现方式至少在初步阶段展示了如何吸引新观众。科已经宣布将从首届赛事中吸取教训，项目选择“并非板上钉钉”。计划在 2028 年继续举办。但目前看来，该赛制远未成熟。chc.

不再是不完整的

手握梦寐以求的奖杯：在法网之后，亚历山大·兹维列夫（Alexander Zverev）也赢得了美网冠军。 照片 AFP

或许不是最强的，但目前是最成功的网球运动员：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夺得他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并顺便将许多关于他的刻板印象彻底扭转。

作者：Pirmin Clossé，法兰克福

人们曾说这个男人在关键时刻思考过多、犹豫不决。他嘟囔，他喘息，他迟疑。他好几次试图回答问题，却又中途停止。在被问到，既然他在今年先赢得了法网，而现在，在周日，又赢得了美网，那么他是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网球运动员时，亚历山大·兹维列夫陷入了沉思。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他说：“大概不是。”“但如果扬尼克（Jannik）受伤，而卡洛斯（Carlos）才刚刚伤愈复出，那么大概就是了。”

因此，兹维列夫仍然认为卡洛斯·阿尔卡拉斯（Carlos Alcaraz）和扬尼克·辛纳（Jannik Sinner）是世界上最好的网球运动员。只要他们身体健康且状态良好。但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在今年很少能同时保持健康和状态。因此，兹维列夫虽然可能不是最强的，但确实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网球运动员。因为每当两人中有一人缺席，而其他人意外出局时，他总能抓住机会。在周日，他凭借出色的表现，在纽约的决赛中以 6:3, 7:6 (7:2), 5:7, 6:2 击败了美国选手、此前击败过阿尔卡拉斯的本·谢尔顿（Ben Shelton），赢得了冠军。

兹维列夫成为了自 1989 年鲍里斯·贝克尔（Boris Becker）以来首位赢得美网冠军的德国网球运动员。在获得梦寐以求的首个大满贯冠军仅几个月后，他紧接着锁定了第二个冠军。到今年年底，他有很大机会在世界排名中升至第一，从而实现另一个重大的职业目标。但最重要的是，兹维列夫在一年之内成功地将过去几年一直伴随他的许多叙事彻底扭转。

因为那个被人们说在关键时刻思考过多的男人，这次在关键时刻根本没有思考。在描述击败谢尔顿赢得决赛的赛点时，兹维列夫表示，他当时处于一种恍惚状态，处于“一个隧道”之中。因为周围所有人都在尖叫和欢呼，他甚至没有听到裁判宣布“比赛、盘口和胜利”。过了好几秒，兹维列夫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赢得了决赛。直到那时，他才举起双臂，大笑并欢呼。

网球的高深艺术在于，无论比分如何以及其意义如何，都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每一次球局。而兹维列夫在周日证明了他已经掌握了这项艺术。谢尔顿是一个典型的现代 Instagram 式球员，喜欢摆姿势并展示肌肉，他经常在击球后大吼。每当赢得一个稍长的球局，他会欢呼；赢得一个短球局，他会欢呼；对手失误，他也会欢呼。而兹维列夫没有欢呼。他只是简单地继续比赛。甚至在比赛结束之后，他仍想这样做。

2026 年 5 月的巴黎。在法国法网开赛前几天，一本关于兹维列夫的传记在德国出版。在那个时间点，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被认为是大胆的。两周后，人们必须将其定义为致命的。因为名为《不完整的》（Unvollendete）这本书讲述了一位

总是无法赢得顶级冠军的网球运动员。在出版日期后不久，这位网球运动员赢得了法网冠军，此后他成为了很多角色，但绝对不再是“不完整的”。

兹维列夫现在在纽约讲述道，当时在巴黎，对他而言一个圆环闭合了。当他瘫坐在红土场上，双手掩面时，他将此前一直束缚他的沉重负担留在了那里。大约一个月后，兹维列夫职业生涯首次在温布尔登打入了大满贯决赛。他讲述道，突然之间，他第一次享受在大满贯决赛中比赛的感觉，尽管他在那里输给了詹尼克·辛纳。“在巴黎获胜之前，我一直感到压力，”兹维列夫在纽约报道道，“总有一个问号：我是否能赢得一座冠军？”

兹维列夫反复问自己的这个问题，最初便产生于此。就在击败谢尔顿获胜的这一天，恰好在六年前，兹维列夫曾在美网进入过决赛。在他当时的首场大满贯决赛中，他面对奥地利选手多米尼克·蒂姆曾以 2:0 领先，随后他变得紧张并最终输掉了比赛。由于两年后在法网决赛中面对卡洛斯·阿尔卡拉斯时，他再次未能将 2:1 的领先优势转化为胜利，人们随后评价道，兹维列夫虽然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网球运动员，但不是一名冠军。在此期间，他似乎自己也这么认为。“2020年决赛留下的伤疤已经消失了，”兹维列夫现在说道。这也是因为他亲自掌控了对过去的克服。

多年来，像鲍里斯·贝克尔这样的网球专家指责他，在压力环境下过于频繁地退回到远离底线的“舒适区”。

然而，兹维列夫并不想真正接受这种批评，多年来他提出了各种解释，说明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但随后，兹维列夫在今年 1 月结束冬休回归，突然打得更加积极、更具进攻性。兹维列夫对此表示，他与团队决定尝试这样做，以便向阿尔卡拉斯和辛纳靠拢。

然而，网球界许多智慧之一是：你不需要赢得每一场比赛，而只需要确保对手输掉比赛。在对阵谢尔顿的比赛中，兹维列夫展示了这一点。他在必要时采取主动，但也经常仅仅给对手一个自我崩溃的机会。为了培养这种对正确平衡的感知，兹维列夫花费了时间。但这个被认为不可教诲的人已经学会了。

周日在纽约，兹维列夫还谈到了为什么他不认为自己是目前最顶尖的网球运动员。“我不认为我是最有天赋的人。我不像其他一些人那样拥有天赐的才华，”他说道。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在球场上的无数小时、在健身房的无数小时、在跑道上的无数小时”的结果。谢尔顿在赛后称兹维列夫是“整个职业巡回赛中最勤奋的人”。兹维列夫对此予以肯定。“我的网球就是艰苦的工作，”他说道。对于这个被许多球迷多年来评价为傲慢的人来说，这话听起来不再像那样了。

安东内利像奶奶一样在周日赛车

目前，基米·安东内利看待世界冠军马克斯·维斯塔潘和兰多·诺里斯时，还像个小弟弟。但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马德里。大多数人还在讨论狭窄的街道和急弯，而来自博洛尼亚的基米·安东内利已经有了不同的想法。他说，想要在马德里新赛道上获胜，必须注意轮胎。他必须像“奶奶”一样驾驶：防守、谨慎、爱惜。

一天后，20岁的安东内利站在领奖台的最高处，他赢了。再一次。这是本赛季他第八次获胜，也是自4月以来第八次获胜。这是他首次在马德里获胜，而一级方程式赛车几十年来从未在此停留。而且许多人此前担心，由于碰撞过多，周日晚上的赛道看起来会像被一个奶奶给搞乱了的鸡舍。

但安东内利是一名出色的赛车手，在追求首个冠军的道路上似乎势不可挡。这位意大利人领先于他的梅赛德斯车队队友乔治·拉塞尔 81 分，领先其他竞争对手超过 100 分。一级方程式赛车还计划进行九场比赛。谁能挡住这个意大利人？他拥有少年的饥渴和祖母般的沉稳。

就在一周前，这位世界冠军领跑者在意大利冲向了国民英雄的地位，他在蒙扎赛道从第 19 位一路杀到最前面。那是本赛季最壮观的一幕。安东内利像摇滚巨星一样跳入人群，他凝视着那些流泪的粉丝的眼睛。他在最快的赛道上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进攻之战。

一周后，在马德里的新赛道上，年长的车手们连续几天抱怨赛道设计。两位世界冠军兰多·诺里斯和马克斯·维斯塔潘抱怨没有超车机会。维斯塔潘在周日被记者问到他在比赛中的防守技巧时再次重复了这一点。这位荷兰人微笑着说，他只能在赛道中间行驶。安东内利在旁边看着他并点头，像个在大哥哥身边的小男孩。

安东内利很早就将这条赛道赞誉为“更复杂的摩纳哥”。也就是说，这是一场狭窄的城市赛，关键在于专注地防守自己的位置，而很少涉及进攻。毕竟，跑在前面的人不需要超车。安东内利在几乎整个周末都处于领先位置。

在周六的排位赛中，现任世界冠军给了他惊喜。兰多·诺里斯驾驶迈凯伦赛车在该环节的最后一圈冲到了第一名。这位英国人是马德里唯一一个让安东内利感到威胁的车手。在正赛中，安东内利也排在诺里斯之后，直到迈凯伦决定在虚拟安全车阶段将其召回维修站。这次停站时间比计划的要长，赛道工作人员收回了黄旗：恢复全速行驶。诺里斯在第五位重新回到赛道。

随后安东内利表示：我不配赢得胜利，诺里斯配。这是这个年轻人对年长六岁者的尊重？还是前辈在巧妙地给予赞美？诺里斯对此感到苦恼：“这不是我的错，我只是在开车。” 最终也不是他车队的错，因为没人能预知何时被允许再次全速行驶。“我们只是运气不好。”

安东内利则运气很好。但查尔斯·勒克莱尔、维斯塔潘以及……也运气不错。

值得庆祝：基米·安东内利。照片 dpa

乔治·罗素。他们全部随之超过了诺里斯。当维斯塔潘和罗素出现在后视镜中时，安东内利并未因此感到不安，而他前方的勒克莱尔则在期待红旗出现，以便将旧轮胎更换为新轮胎。勒克莱尔最终驶入了维修区。安东内利获得了畅通无阻的行驶路径。近 100,000 名赛车迷，其中包括体育明星拉斐尔·纳达尔、朱德·贝林厄姆和维尼修斯（Vini Jr.），目睹了安东内利将一个个弯道抛在身后。就像一位在周日悠闲出行的老妇人一样，沉稳且毫无失误。

“这是一场大师级的表现，”他的车队通过无线电在他耳边喊道，就像一周前在蒙扎那样。在马德里，他在另一项能力上取得了成功。这并非一场进攻之战，而更像是一场防守盛宴。安东内利两者皆能胜任：进攻与掌控。

梅赛德斯车队负责人托托·沃尔夫在赛后试图平衡两名车手的利益。罗素仅获得第五名，他对自己的轮胎策略以及缺乏超车机会感到苦恼。“维修区的一部分人很满意，另一部分则不然，”沃尔夫说道，“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给两名车手提供最大的支持。因此，有时需要安慰车手，有时则需要施加一点压力。”这位车队负责人表示，他感到有些愧疚。罗素跑出了全场最快圈速。“显然，这种能力在他身上，也在赛车中，我们只需要将其释放出来，”沃尔夫说。

由于安东内利接连赢得比赛，梅赛德斯在车队积分榜上遥遥领先。当这位意大利人在马德里抵达终点时，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奔向父亲——父亲将一朵红玫瑰塞到他手中并亲吻了他。他也没有第一时间投入车队的怀抱。安东内利首先走向维斯塔潘，与他讨论比赛。这位荷兰人对此感到很高兴。

随后有人问维斯塔潘，安东内利是否还能被阻挡，以及这位四届世界冠军能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他还非常年轻，不应该给自己太大压力，”比他多四个冠军、大八岁且多出十个赛季经验的维斯塔潘回答道。他有资本赞美安东内利。马克斯说，基米会变得更有经验，但：“他现在就已经在飞翔了。”这是否意味着投降（白旗）？维斯塔潘落后 147 分。他表示：“我认为我不再可能实现反超了。”

安东内利低头微笑。当诺里斯随后称赞他完成了“好得惊人的工作”，并表示不想给这位未来的世界冠军提供建议时，他同样在微笑。“我期待未来很多年能一起比赛，”诺里斯说。安东内利点了点头。又是这样，小弟弟基米在这些伟大的世界冠军之间。他很快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KONRAD RINGLEB

兹维列夫的另一场胜利

作者：Pirmin Clossé

在那么多人倾听他发言的时刻，亚历山大·兹维列夫（Alexander Zverev）转向了一个几乎可以肯定没有在听他说话的人。他的母亲伊琳娜·兹维列娃（Irina Zvereva）无法忍受观看儿子的网球比赛，因为太紧张。因此，多年来，每当小亚历山大在某处参加一场特别重要的比赛时，她通常会去遛狗——就兹维列夫一家而言，现在是遛那些狗。周日晚上，当兹维列夫在纽约赢得美网决赛时，她也是如此。

因此，伊琳娜·兹维列娃可能会延迟听到儿子在赛后场上的获胜感言中对她的感谢，以及他如何称她为“我网球生涯以及我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据他讲述，在他四岁时，兹维列夫和母亲一起在医生那里就诊。医生告知她，她的儿子患有 1 型糖尿病，他的生活以及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将受到极大限制。兹维列夫说，这需要一位“非常、非常坚强的母亲”，才能走出那个房间并说道：“我的儿子将能够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如果他愿意，可以成为一名网球运动员，或者完全不同的其他身份。这种疾病不会定义他。”

情绪化、傲慢、危险？至少在某一方面，兹维列夫是一个榜样。

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兹维列夫隐瞒了自己的病情。虽然业内人士知情，但他直到四年前才公开。不过从那时起，他将这种疾病以及如何应对它变成了自己的议题。他在采访和获胜感言中谈论糖尿病。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致力于改善尤其是 1 型糖尿病儿童的医疗护理。他为此而奋斗，争取让自己和其他球员在比赛期间需要注射胰岛素时，不必再退回到更衣室中。

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让人们认为，即便兹维列夫现在已是两届大满贯冠军，他也不具备榜样特质。有些人认为他傲慢，另一些人认为他至少情绪化，还有一些人认为他简直危险。

几年前，他在愤怒中将球拍在一名裁判的椅子上砸碎。过去曾有两名女性指控他实施家庭暴力。他坚决否认这些指控。其中一起法律诉讼在支付罚金后被撤销，职业网球协会（ATP）的一项调查在未发现违规证据的情况下结束。

然而，就糖尿病病情而言，兹维列夫这四年来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榜样性的。对于许多父母和孩子在第一时间感到天塌地陷的诊断结果，他的行为可以稍微缓解一些这种打击。

一名儿科医生在几个月前接受《法兰克福汇报》（F.A.S.）采访时表示：“医生和心理学家花 100 个小时也无法抵消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在球场上注射胰岛素所产生的影响。”在周日美网决赛的第三盘，兹维列夫在场上进行了注射。随后，他赢得了他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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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汽车

在太空飞行 24 小时后，飞船的机载计算机发生故障，宇航员戈登·库珀（Gordon Cooper）必须手动启动着陆程序。六天后，他站在美国总统面前，总统向他颁发了一枚荣誉勋章，并在一段简短的演说中赞美了人类的能力：“我认为，在这次飞行中最令我们触动的是，我们意识到，无论计算机多么卓越，我们仍然在某些方面胜过它们，而且人类依然是所有计算机中最卓越的。”约翰·F·肯尼迪在 1963 年 5 月所表达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与当时一样正确：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完全不同寻常，它不存在处理器单元与存储器之间的严格区分，且相对于其性能而言，能耗极低。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AI）的盛行，那些基于过去人类优于机器而建立的自信正开始动摇。肯尼迪当时已经谨慎地使用了“仍然”这个词。而现在，这场辩论似乎甚至发生了反转。关于一个在各方面都比人类更强大的通用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实现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已经有了答案。现在讨论的仅仅是这将发生在哪个年份。

以及这样的人工智能将全人类灭绝，或者至少将其降级到个体仅拥有宠物般最高程度的自主决定权的概率。与此同时，安抚者也出现了，他们指出，每一项新技术在出现时都会遭遇恐惧和类似“卢德分子”式的抵制，而且从发明到其经济价值的实现之间总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此并不想扮演裁判的角色，而是想指出当前辩论中的一些缺陷。

为了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首先应当回答一个问题：人工智能是否仅仅是另一种基础创新，就像自工业化以来在全球经济的长波中反复出现的那样。也就是说，AI 是否具有与俄罗斯经济学家尼古拉·孔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jew）曾为蒸汽机、电气化和汽车所定义的同等重要性，并且在他去世后被他人延续至今？或者，它是一种如此根本性的新事物，以至于历史对比在当下几乎无法提供参考？

过去所有的基础创新都有共同点。无论是汽车驾驶员、火车乘客，还是手套生产机器的所有者，他们都通过使用技术扩展了自己的可能性空间，无论是前往此前无法到达之地的自由，还是更快、更廉价地生产商品的选项。即使是对人类来说最可怕的发明——原子弹，也遵循这种扩展逻辑，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扩展的是武器能造成的破坏。人工智能的使用对于用户来说起初也没有什么不同——在微观层面，是几分钟内设计好一张家庭聚会的邀请函；在宏观层面，则是交通或能源网络的自动化控制能对故障做出闪电般的反应。

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这是类别上的区别——不在于使用，而在于产生过程。此前所有的创新，包括计算机技术内部的创新，都遵循一套被工程师称为“V模型”的系统方法：首先描述一个系统及其所需特性，随后将硬件和软件分解为越来越小的组成部分并进行开发。每个单独的组件都要经过功能完备性测试，然后逐步组装，并在产生的每个阶段再次进行测试。

敏捷开发方法同样遵循“开发后测试”的逻辑；即便在汽车或冰箱制造商宣传 AI 能处理这项或那项任务的地方，其本质也是一个经过预先验证并随后被“冻结”的软件模型状态。这样产生的机器行为始终是确定性的，它们处理任务的方式永远相同。这不仅让用户感到安心，也让工程师感到安心，因为工程师在培训期间反复被告知，未被发现的错误可能会导致人员伤亡。

每个日常驾驶员都熟悉这种情况：理论上，他不应该跨越实线。但如果一辆货车或一个垃圾桶阻塞了自己的车道，为了自己能继续前行以及整个交通系统的运行，他必须打破这条规则。

无处不在，直至袭击发生

目前，现实世界中技术系统的自动化仍面临严峻的限制，只要这些系统仅以确定性方式运行。计算机科学领域有大量的文献在研究所谓的“开放世界问题”（Open World Problem），该问题

控制工程师在30年间一直试图在经典编程的“IF THEN GOTO”逻辑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首先，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模糊逻辑（Fuzzy Logic），它不再依赖于触发某个动作的定义阈值。例如，从1992年起，这种逻辑被应用于宝马（BMW）的自动变速箱中，换挡不再发生在固定的转速下，而是允许根据驾驶情况采取如“稍微运动”这样不明确的解决方案。然而，利用模糊逻辑只能实现相对简单的控制，因此它从未获得卓越的意义

将人工智能与蒸汽机或汽车相类比会产生误导。不久后，自主机器集群将充斥我们的世界。这将带来全新的危险。

照片来源：路透社、梅赛德斯-奔驰、Adobe；拼贴：F.A.Z.

作者：约翰内斯·温特哈根（Johannes Winterhagen）

[接上文]……通过神经网络可以做出明显更复杂的决策。它们通过将任务（例如图像识别）分解为较小的信息单元，并根据存储的模式并行计算每个单元的特定概率来解决问题。并行可用的计算能力越大（这就是如今被称为AI芯片的图形处理器的繁荣原因），且这一过程在神经网络的进一步层级中重复次数越多，现实与计算结果相吻合的可能性就越高。不过，网络必须预先经过训练，以便在全新的数据集中识别出允许进行权重分配的模式。自本世纪初开发的“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训练方法引发了第一次AI冲击，至少震撼了专业领域：谷歌的一家子公司系统在2016年首次在围棋比赛中击败了一名职业选手。与国际象棋不同，围棋在理论上有无限多种走法，因此它是开放世界的一个隐喻。

仅一年后，八名谷歌员工（其中两人为前员工）共同发表了一篇近11页的论文，这篇论文改变了世界。在《注意力机制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中，他们描述了如何利用一种名为“Transformer”的模型（该模型结合了向量计算和概率计算），实现比以往更精准的机器翻译——而且速度快，计算资源需求相对较低。这是生成式AI的诞生时刻，随着2022年语言模型ChatGPT的发布，引发了当前的AI热潮。至此，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种不再以确定性方式解决任务，且其功能无法由工程师和程序员在所有方面预先测试的技术。对于不希望出现的结果（例如种族主义筛选标准），开发人员通过设定界限来做出反应。但就像任何边界围栏一样，这种界限也被证明一次又一次地存在漏洞。

专家们很快意识到：Transformer 算法不仅能用于识别、处理和生成文本或图像。利用类似的模型，还可以控制物理空间中的运动。这使得机器人技术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如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当政治人物与人形机器人（即类人机器）合影时，背景中往往仍在使用远程控制和安全牵引绳。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由于其复杂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成本，人形机器人在未来十年将充斥我们世界的 AI 驱动机器中仅占一小部分。许多任务通过其他机械结构能更好地完成。为了监控工厂、变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四足的类犬机器更为合适，因为它们无论在何种地面上都能更好地保持平衡。在空中和水中，将像生物学一样，由适应相应生存环境的身体形态主导。而自动驾驶汽车、挖掘机或巴士在外观上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被识别。在许多情况下，仍将使用专门从事单一任务的机器。毕竟，一名泥瓦匠不需要理解广义相对论。所有这些机器的共同点将是，它们能够对不可预见的情况做出反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解决方案将像那些在逃离 OpenAI “沙盒”期间通过虚拟公告栏交换信息的 AI 机器人一样，令我们感到惊讶。

但是，如果追求目标的不再是由软件组成的 代理，而是物理机器，该怎么办？如果程序员所进行的“对齐”（Alignment），即针对特定伦理目标的训练，失效了，或者训练目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该怎么办？如果涉及的不是单个机器，而是相互通信的自主系统集群，该怎么办？如果它们能够用完美模拟的共情力来欺骗人类，掩盖其意图，该怎么办？这些问题的答案仍有待寻找。

首先重要的是，不要将这种形式的威胁视为科幻小说，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发生概率不确定的情景。并不需要那个被频繁提及的、由敌对势力触发的“死亡开关”，就能让我们目前仍在提供支持的 机器反戈一击。而且，不需要超级智能，物理 也能成为潜在的威胁。

这里要警惕两种极端想法：一种是完全放弃自主系统的进一步开发。正如比尔·盖茨最近所要求的那样，建立一个人工智能国际监管框架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对于欧洲国家来说，防止 失控最有效的保护措施，毫无疑问是自身拥有足够的 能力和合格的供应商。通过欧盟目前规定的严格监管和引入 系统风险等级，无法与领先的 国家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

另一种极端想法源于经常被宣传的观点：“必须由人类做出决定。”一旦陷入危机，人类的速度可能太慢了。大脑在长期看来或许仍是一台卓越的计算机，但要关闭有害的 系统，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人工智能。

车中的力量

作者：Holger Appel

卡车司机在左侧车道或在八卦新闻中引起我们的注意。后者是出于惊讶，比如当音乐巨星泰勒·斯威夫特在巡演结束后，向她所有的50名卡车司机每人支付10万美金奖金时——请注意，是每一个人。而前者则是每天都在发生，尤其是在双车道高速公路上，当一场时速仅差3公里的“大象赛跑”在感觉像永恒的时间里缓慢拖延时，这会导致血压升高。道路交通中的相互体谅并非理所当然，据观察，攻击性倾向是在增加而非减少，对此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身。出于交通流量以及与气候保护相关的原因，更多的货物应该通过铁路运输，这一观点几十年来一直被人们挂在嘴边。然而，铁路方面却无法实现。而前往超市的最后一公里，每瓶洗发水或每瓶啤酒依然依赖商业车辆运输。在今天（周二）于汉诺威开幕的IAA交通展（IAA Transportation）上，人们将再次惊叹于许多关于商业车辆如何塑造未来的优秀解决方案。这场性能展示将聚焦于一个处于创新能力与竞争压力之间的行业，商业车辆传统上被视为经济状况的先行指标。众所周知，目前的经济状况只能说中规中矩。当然，在汉诺威人们会讨论人工智能、数字化和安全性。但最终，很多事情依然如旧。关键在于方向盘后的人。而且，没有商业车辆就无法运转。根据不同的统计方式，德国70%到80%的运输量由公路货运承担。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统计，每年有2.31亿次货运行程。所行驶的里程相当于每天绕地球1400圈。卡车中确实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力量。

堡垒中的倔强

作者：Michael Spehr

最后一个高卢村庄不在布列塔尼，而是在陶努斯山脉（Taunus）后的一片森林田园之中。当当地人谈论大政方针或能源转型时，他们会说：“这些城里人真是疯了。”大城市想要拆除天然气管道，却又没有为热泵提供廉价的电力。价值数十亿的基础设施被摧毁了。村里的人说，这简直是自毁长城，没人会相信。不仅如此，一些市政公用事业公司在人们从天然气转向热泵时，还会收取高额的停用费。村民们对此摇头。每年他们会通过电话协调一次，大约每两户家庭中就有一户参与燃油订购。要么是为了储备，要么是因为库存快用完了。集体订购可以获得可观的折扣，到了晚上，这位乡村居民

将笔记本电脑放在餐厅桌上，启动Excel。他在7月1日采购了801升燃油，价格为984.64欧元。十年前，购买同样数量的燃油只需支付一半的价格，我的天呐（beim Teutates）！由于他总是加满油，且距离上次加油已过去443天，计算得出年消耗量为659.97升，或每月67.60欧元。这栋房子有15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最近安装了新的冷凝锅炉以及绝缘良好的窗户。他在城里的朋友使用天然气供暖，现在正在对比门户网站上寻找“神奇药水”。到目前为止，他每月的房屋供暖费用为170欧元，合同结束后，很快可能会增加到240欧元。德国的天然气储备处于历史低位。天然气存储协会Ines已经发出警告，如果冬天异常寒冷，储备可能会在2月初耗尽。到那时，有些人可能会来拜访他们在乡村那些倔强的朋友们。

田野上的大象

一款来自荷兰的田间机器人旨在保护耕地，并提供一种替代传统农机的方案。拖拉机的时代就此结束了吗？

作者：Julia Fietz

他们是在鸡蛋旁边组装出第一个原型的。2019年圣诞节前夕，它第一次在农田上通过远程控制行驶；三个月后，它实现了自主行驶。两年后，它开始在欧洲巡展。这款由荷兰公司 AgXeed 设计的自主田间机器人“AgBot”，其故事是一场关于农业未来愿景的叙事。它旨在实现经济效益并减轻工作负担，同时不剥夺农业的核心灵魂。

如今，农业技术制造商纷纷宣传日益自动化的机器。AgBot 正是这一趋势的一部分：它在田间按照在办公桌前规划好的路线无人驾驶。此前，农民利用电子测量杆测量了田地边界。他还在预规划系统中标出了电话杆等障碍物。 在这些边界内工作，其任务领域是土壤处理。

农民用平板运输车将机器人运到田里，挂上属具，按下启动键，然后让它运行，直到机器通过应用程序发出完成信号。机器人的背后是一个由在线谷仓、监控传感器组成的数字化生态系统，这使得它与旧款属具的连接也不会中断。在此期间，农民可以处理其他任务。

夏季，在马格德堡附近的一块已收割的田地上，可以看到该机器人的最新型号 T2 7 Series 在运行。在演示中，它牵引着一台旧款深松机——这是一种土壤处理设备，利用齿爪使土壤疏松，但与犁不同，它不会翻开土壤。新 的马力从 156 增加到了 230，此外提升力也得到了增强，前部为 4 吨，后部为 9 吨。驱动方式为电驱动，履带行走机构的地面压力低于 0.3 bar。履带由独立驱动。在每次转弯时， 都会自行计算每条履带所需的速度。

底盘采用摆动悬挂，因此能够适应地面的轮廓。由于接触面积大， 比传统拖拉机更保护土壤。产品经理 Philipp Kamps 这样解释道：“一头大象造成的土壤压实程度比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还要低。”通过可调节的轮组配置和轮距，这也适用于产品线中的另外两款 型号。其中一款拥有四个轮子，另一款拥有三个轮子，均不带履带行走机构。

的故事也是一个诞生于餐桌上的创意。四位荷兰人 Joris Hiddema、Lars Schmitz、Sander Pop 和 Rienk Landstra 都在农业技术行业工作了大约 20 年。他们亲历了机器如何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越来越宽，以及尺寸和重量如何给土壤带来压力并导致压实，同时也感受到了农民承受的压力。2018 年，他们共同创立了 AgXeed 并开发了 ：一个能够减轻工作量、重量与尺寸适中且能保护田地的机器人。

在初始阶段，两名创始人继续在原公司工作，另外两人则很快全职投入到机器人的构建中。AgXeed 在一个家禽养殖场租了一间小办公室和一个车间。2019 年圣诞节前夕，第一个原型机在旁边的农田里转了一圈。创始人对机器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测试并解决了初期问题，随后 开始前往欧洲感兴趣的农场进行巡展。很快，首批 10 台机器被售出。

菲利普·坎普斯（Philipp Kamps）表示，AgBot 代表了一种可以切实融入农场日常工作的拖拉机替代方案。与机器人不同，旧款的农具并不具备智能。而 AgBot 能够进行自我监控，并在出现故障或因障碍物被迫停止时通过网络发出报告。它与农具之间的连接仅由三点悬挂和传动轴组成。如果卡住石头或产生打滑，可能会造成损坏。

针对此类情况，AgXeed 开发了一个工具控制单元，用于监控农具的各项功能，例如滚筒速度。一旦这些数值低于定义的阈值，控制单元就会向 的“大脑”发送警告信息。在数字谷仓中，农民可以将每台机器（无论是机器人还是深耕机）进行登记。

伴随着低沉的嗡嗡声， 在马格德堡平原（Magdeburger Börde）的田间启动。激光传感器闪烁绿光，显示准备就绪：指令已送达。菲利普·坎普斯按下启动键。 发出警告。人员处于风险区域内。直到人们走到一边，机器人才开始移动。它降低深耕机，传动轴旋转并驱动设备。坎普斯可以通过应用程序随意调整 的速度或提升机构的下降程度。

巨大的力量： AgXeed 的农业机器人， 通过应用程序操作 照片：Daniel Pilar

激光传感器的前视距离可达 80 米，探测高度从 40 厘米起。如果检测到障碍物， 会降低速度。如果距离障碍物太近，它会停止运行。农民可以通过门户网站和应用程序追踪阻挡车辆的物体。如果仅仅是一根残留的玉米秆， 可以继续行驶。对于反应迟钝的野生动物，在有疑问时，将由配备了雷达和超声波传感器的安全保险杠将其轻轻顶开。与此同时， 会进入休眠模式，必须重新启动。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农民必须开车出去清理道路。

最初的四位创始人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 65 人的公司。目前约有 140 台 在运行，其中大部分在德国。现任 AgXeed 技术总经理的拉尔斯·施密茨（Lars Schmitz）还清楚地记得第一位客户。当时对方非常急切，且毫不掩饰其怀疑态度。直到 出发，在田边自动转向并返回。该客户难以置信地提出了许多问题，最后匆匆告别——但第二天他作为买家回来了。

空客飞机的滑翔飞行

25年前：在两台发动机全部失效后，一架 A330 安全降落在亚速尔群岛

这架由 Air Transat 航空公司运营的双发远程空客 A330-200 飞机从加拿大多伦多起飞，载有 300 多人，正飞越大西洋前往葡萄牙里斯本。25年前的 8 月 24 日，天气良好，飞机几乎加满了油，驾驶舱机组人员在平静地执行工作。飞行四小时后，在欧洲时间凌晨五点刚过，出现了第一个问题迹象。一个警告信号显示，右侧发动机翼侧出现了燃油泄漏。

在 A330 机型上经验丰富的机长及其年轻的副驾驶虽然就该报告与 Air Transat 的维护中心进行了沟通，但并未按照制造商和航空公司的规定检查清单程序去寻找警报的原因。飞行员起初认为这是一个误报。但由于右翼油箱的燃油流失在增加，他们现在将煤油从另一侧机翼的油箱泵向燃油减少的翼侧，以防止飞机可能出现的不平衡。

他们没有意识到：燃油泄漏确实是由一根磨损的管道造成的，因此不幸的是，来自另一侧机翼此前完好的燃油供应系统中的煤油也被泵向了泄漏点。不久之后，飞行员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在 39,000 英尺（约 12,000 米）的巡航高度上，在第一个警报信号出现一个多小时后，两台发动机中的一台熄火了。由于 A330 在仅有一台涡轮发动机运行的情况下无法维持该高度，他们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员必须降低高度，并宣布将在亚速尔群岛特塞拉岛的拉杰斯机场进行安全着陆。机组人员不久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即发出“Mayday”求救信号。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情况急转直下。因为不久之后，第二台涡轮发动机也熄火了。这架 A330 现在成了一架滑翔机。但控制系统仍在运行，因为在发动机完全失效时，自动从机身伸出的冲压空气涡轮（Ram-Air-Turbine）通过一个由飞行风驱动的小螺旋桨产生电力和少量的液压压力。这两者都至关重要，因为 A330 采用电传操纵（fly-by-wire）。这意味着它在驾驶舱没有像推杆那样用于操作副翼、方向舵和升降舵的机械连接，而是由液压执行机构驱动，而这些执行机构又由电缆控制。

机组人员非常清楚，可能无法到达亚速尔群岛，最糟糕的情况是在大西洋进行紧急水上迫降。机上的近 300 名乘客自然地察觉到飞机不再有涡轮发动机的声音且在持续下降。乘务员引导焦虑的乘客为可能面临的水上迫降做准备。

机长接管了这架滑翔 A330 的操纵，以最佳滑翔速度飞行，以便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飞行最远距离。与此同时，副驾驶不断检查下降率以及是否能抵达前往拉杰斯机场所需的距离。在经历了漫长的 18 分钟、滑翔飞行近 120 公里后，亚速尔群岛机场的跑道出现在驾驶舱前方。机组人员甚至还必须飞几个弯道以降低高度。

然而，在没有运行中的发动机提供完整液压支持的情况下，起落襟翼只能部分操作，仅前缘缝翼能够伸出。因此，飞行员在进场时的速度必须明显快于通常全伸出襟翼时的速度。

运气好： 在120公里的 滑翔飞行后 安全着陆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确保在触地前获得必要的升力。因此，A330的着陆速度超过350 km / h，而通常速度要低约90 km / h。此时轮子的ABS功能也已失效。飞行员手动制动极其剧烈，虽然A330在三公里长的跑道尽头前及时停了下来，但起落架的所有轮胎都爆了，部分轮胎甚至完全脱离轮毂。乘客和机组人员通过应急滑梯撤离飞机。撤离过程中有少数人员轻伤。

两名飞行员起初被誉为英雄，直到读取语音记录仪后才发现，他们没有按照官方检查单对错误信息做出反应，并且通过将燃料泵向泄漏侧的操作加剧了问题。不过，他们随后在紧急情况下的出色协作以及在近19分钟的滑翔飞行后成功着陆的表现也受到了赞扬，之后甚至被一个飞行员协会授予奖项。在最终调查结束后，两人均获准继续担任飞行员。燃油泄漏是由一个未按制造商规范安装的二手液压备件引起的。客机在发动机失效后能滑翔多远由滑翔比决定。波音 747的滑翔比约为1:15, 这意味着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从一公里高度可以滑翔15至16公里。空客 A380的滑翔比超过1:20，表现甚至更好，从10.000米高度出发可以滑翔超过200公里。

幸运的是，此类客机滑翔飞行通常仅造成财产损失而无人员死亡。因此，18年前在纽约哈德逊河上著名的空客紧急迫降被视为飞行领域的杰作。在15. 1月2009年，一架空客 A320在起飞后不久于低空与加拿大雁相撞，导致两台发动机全部失效。机长切斯利·萨伦伯格意识到，在人口密集区紧急着陆将意味着一场确定的灾难。他迅速决定在宽阔的河流中央进行滑翔迫降。这次操作如此完美，以至于乘客和机组人员均未受伤。那架漂浮在哈德逊河上的飞机画面至今令人难忘。尤尔根·谢林（JÜRGEN SCHELLING）

充满幽默感的加载

斯柯达 Kodiaq iV 的车载信息娱乐系统

斯柯达（Škoda）的 Kodiaq iV 属于少数不仅可以通过家用充电桩或街道充电站的交流电充电，还可以使用直流电充电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虽然直流电充电成本更高，但如果该车被用作公司用车，且雇主提供了充电卡，情况则有所不同。无论如何，公司用车驾驶员都能享受到较低的税率。对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而言，直流电充电功率被限制在 50 千瓦，这比交流电限制在 11 千瓦的影响要小。如今许多充电桩的功率已经更高。

电池容量为 25.7 千瓦时 (kWh)，即使车载显示屏显示电量已空，事实也并非如此。在充满电后，充电桩显示的数值从未超过 23 kWh。凭借这 23 kWh，我们在温和驾驶的情况下实现了约 100 公里的续航里程。车载显示屏计算的数值为 108 公里。行驶过程中可以在纯电模式和混合模式之间切换，并可以选择能量回收的强度。

想要在途中充电的人，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车载显示屏搜索附近的充电站。系统会显示其充电功率以及充电点的占用情况。当我们为了寻找便宜的停车位而前往巴德洪堡（Bad Homburg）的 Castillostraße，那里有四个交流充电桩时，系统显示有四个空位。但到达那里后，所有位置都被占满了。因此，不能总是依赖这些信息。

遗憾的是，导航功能需要额外付费，车辆起售价为 49,200 欧元。虽然标配了一个位于中央的 10 英寸车载显示屏，支持广播接收和免提电话，但我们测试的 13 英寸显示屏版本需要额外支付 1,000 欧元，而再花 500 欧元则可以额外安装一个非常小的抬头显示（HUD）。用于显示速度表和转速表的座舱显示屏始终是数字化的，对角线长度为 10 英寸。物理控制元件仅存在于方向盘上，以及三个带有内置显示屏的大型旋转调节钮。这些调节钮不仅可以旋转，并在微型显示屏上显示相应的功能，还可以按下，从而改变功能。中间的调节钮最多承担四项任务，例如调节音频音量、通风强度和出风口方向。所有这些都可以进行个性化编程。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人们切换功能的频率并没有那么高，使用方向盘上的小轮调节 HiFi 系统的音量反而更简单。

随着大尺寸车载显示屏的加入，在线服务也随之而来，购车价中包含三年的服务费，之后需要订阅。导航系统具有良好的实时交通信息，且令人欣慰的是，系统反应迅速。语音识别在需要时会咨询 ChatGPT，并且具有幽默感。在被问到对奥迪（Audi）的看法时，它回答道：

充满趣味：配备有趣信息娱乐系统的斯柯达 Kodiaq iV 照片提供：制造商

“我的亲戚很多。我喜欢我所有的兄弟姐妹。”

自动泊车辅助系统未能令我们信服。在光线充足的 F.A.Z. 停车场中，它在许多空位中仅识别出了极少数。此外，信息娱乐系统中新的 Car2X 消息令人烦恼。关于故障车辆、事故或路面结冰的警告信息是通过其他参与者的群体智能发送的。但我们多次收到关于故障车辆的警告，而那些车辆早已被拖走。此外，“检测到路况不佳，请注意车速”这样的提示，也不是一个成熟的驾驶员需要听到的内容。迈克尔·斯佩尔（MICHAEL SPEHR）

试驾报告

我们的结论

优势：外观脱离了千篇一律的平庸，舒适感随性自然，悬架具有生活艺术感，配置良好。

E版加分项：电动版 e-C4 X 虽然贵了 6000 欧元，但驾驶感受更舒适，且享有税收优惠。

劣势：动力系统有时较为粗糙，转向缺乏灵气，工艺存在缺陷，动态表现像在打盹。

雪铁龙 C4 X 混动版

特别试驾

正如雪铁龙一贯的风格，C4 X 试图在常规的汽车分类之外寻找自己的定位。它提供了极高的性价比，但混合动力驱动系统则显得较为粗糙。

作者：Joshua Hildebrand

与众不同很少是一条舒适的道路，但或许是更有趣的一条。几乎没有哪个汽车品牌能像雪铁龙那样将此转化为一种美德，在这里，特立独行一直被视为品牌理念的一部分。C4 X 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虽然德国人依然忠于旅行车，但这个共和国早已将紧凑型 SUV 视为心头好。在这两者之间，其实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空间。

理论上是这样。但即便如此，仍有足够的空间让雪铁龙将经过改款的 C4 X 放置其中。4,58 米长，比外观相当相似的 C4 长 23 厘米，比轿车更高，且配备了一条试图诠释轿跑风格的车顶线。这款车无法让人一眼就将其定义。它试图调和三种车身形态。敢于与众不同，这就是我们对这个双人角标品牌的认知。

这次中期改款让这个“异类”拥有了一张更严肃且更现代的面孔。

新的椭圆形品牌标志位于一个线条更简洁、略显崎岖的前脸中。正是在这里，法国人继续展现了他们对夸张风格的偏好。无论如何，这家主打舒适的品牌在库存中似乎还有足够的日间行车灯，八条发光的横线恰到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越多确实越好。从侧面看，依然保留了塑料包围、平缓下降的车顶和突出的后备箱。这款雪铁龙在行驶时绝对不会低调。

动力由一台 1,2 升三缸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提供，并辅以电力支持。内燃机功率为 136 PS，雪铁龙称其系统总功率为 145 PS。一个功率为 21 kW 的电动机集成在六速双离合变速箱中，驱动前轮。早前 Pure-Tech 发动机中运行在油中的正时皮带被正时链条所取代。虽然这不能保证永恒的寿命，但这一转变消除了一项合理的顾虑。

在城市交通中，这套 48 伏系统展现出了它最令人愉悦的一面。C4 X 经常以电力驱动且近乎无声地启动，在低负载下轻松滑行，并在必要时将工作交给汽油机。切换过程大多自然流畅，变速箱表现克制。只有在快速调用动力时，它在切换六个挡位时才会发出明显的忙碌感。加速到 100 km / h 需要 8,1 秒，这留出了足够的时间来欣赏飞速后退的风景。C4 X 倾向于从容——就像它的驾驶者一样。

在高速公路上，这种从容感在时速约 120 km / h 之前得到了验证。但一旦超过 130 / h，从容很快就变成了吃力。三缸发动机开始发出声音，变速箱在超车时偶尔会匆忙降挡，轮拱和 A 柱处的噪音增加，在尝试挑战 210 / h 的最高时速时更是如此。

如果发动机盖会说话，它可能会哀求宽恕，因为在超过 150 / h 时，它颤抖得如此厉害。禁用那些好管闲事的辅助系统——无论是欧盟规定的速度警告器还是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在其他车型上可能操作更快捷，但在 C4 X 中也尚可接受。按下信息娱乐系统下方的按钮，滑动至所需的菜单项，完成。这成了每次启动车辆前的例行公事。

雪铁龙在糟糕的沥青路面上展现了它的天赋。带有液压缓冲器的不可调减震器能以惊人的从容化解剧烈的冲击。鹅卵石路、横向接缝和减速带传到车内的震动都经过了有效过滤。后轴的扭力梁结构也比预期的更不明显。在这里，舒适度优先于精准度，在快速改变方向时摇晃的车身也提醒着这一点。因此，可以认定它的行驶特性略显模糊，但对于一台雪铁龙来说，这也是可以原谅的。

宽大的舒适座椅与之相得益彰，其手指宽度的海绵层提供了如同客厅沙发般的柔软度，且不会显得过于松垮。驾驶舱内呈现出一种冷静的秩序感。与许多其他部件一样，为了追求利润，那个设计略显敷衍的数字仪表盘直接采用了 Stellantis 集团的通用件，这里几乎谈不上什么特立独行的勇气。一个可选的抬头显示器提供了辅助，尽管它是在一块看起来颇为古旧的弹出式小屏幕上显示的。

中央屏幕尺寸为 10 英寸，支持智能手机无线连接。客户可能会喜欢空调的真实旋转调节钮，但对于测试车中极其难转的通风口调节轮，以及门板扶手末端会令前臂感到疼痛的锐利边缘，恐怕很难认同。

在后排，2,67 米的轴距带来了相当充裕的腿部空间。然而，下降的车顶线则为此付出了代价。身高超过 1,85 米的人会感到头部空间局促。在行李厢中，这种对造型的追求更为明显。510 升的容量相当可观，可以轻松存放四个扁平的旅行箱。但容量并不等同于实用性。由于后窗不随尾门一同开启，导致在深邃的装载空间上方仅有一个狭窄的开口。放入婴儿车需要一定的技巧。

油耗符合其理性的性格。在基础的日常测试中，三分之一混合路况下的综合油耗为每 100 公里 6,8 升汽油；而厂家标称的 4,7 升则过于乐观，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无法达到。这款轻混车型的起售价约为 27,140 欧元，顶配价格在 31,400 欧元左右，考虑到其提供的配置，这一价格显得合理。

C4 X 在造型上依然特立独行。这款法式跨界车是为那些很少运输洗衣机，而主要是运输自身的人群准备的。追求多功能性的人会对它感到绝望。而那些认为舒适度高于传统的人，则会发现它是一款轻松的旅行车。仅此而已。

数据

雪铁龙 C4 X Max Hybrid

测试车价格 32,740 欧元 带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的轻混系统， 三缸，1199 ccm 排量 系统综合功率 145 PS，其中内燃机在 1750 U / min 时提供 136 PS，电动机额外提供最高 28 PS，内燃机最大扭矩 230 Nm，电动机额外提供 51 Nm 六速双离合变速箱 前轮驱动

长 / 宽 / 高 4,58 / 2,03 / 1,53 米，轴距 2,67，转弯半径约 11 米，整备质量 1419，最大允许总质量 182.5 万克，牵引质量 120 万克，行李厢 510 至 1360 升，轮胎尺寸 195 / 60 R18

最高时速 210 km / h 0 到 100 km / h 加速时间 8,1 s 标准油耗 每 100 公里综合 4,7 升，CO $_{2}$ 排放 106 g / km；测试油耗

每 100 公里 5,7 至 7,4 升汽油，平均 6,8 升，油箱容量 50 升。舒适性与安全性：Apple Car Play 和 Android Auto 无线连接，前排座椅加热，后排座椅靠背 2 / 3 与 1 / 3 分割折叠，配有后中臂扶手及滑雪板开口，外后视镜电动调节、加热、折叠并带环境照明，前后驻车辅助，倒车影像，侧向驻车传感器，Level 2 部分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其他车型

标致 408 Hybrid 145 定制化跨界车，145 PS，40,970 欧元起 雷诺 Austral Mildhybrid 150 小酒馆风格而非大餐厅，148 PS，34,900 欧元起 丰田 CH-R Hybrid 有新意的寿司，140 PS，30,110 欧元起

优质而非廉价

首航：电动版大众 Polo 正式上市

谁愿意等待，尤其是当其他人早已出发的时候？在面向大众的电动小型车领域，大众汽车（VW）长期以来一直在考验其客户的耐心。多年来，大众一直在谈论一款售价低于 25.000 欧元的极具竞争力的车型，而其他竞争对手早已交付产品。随着备受期待的 ID. Polo 的到来，这家沃尔夫斯堡企业虽然迟到了，但好在总算来了。

这款车长四米的小型车提供 116, 135 和 211 PS 的功率选择，动力始终传输至前轮。电池容量提供 37 或 52 kWh 两种选择，续航里程为 308 至 454 公里——当然，这是在理想条件下。热泵系统需额外支付 1000 欧元。Trend、Life 和 Style 这几种配置版本对于大众的老用户来说应该很熟悉。车身设计同样如此。首席设计师 Andreas Mindt 摒弃了“全球通用车型”的设计思路。其结果是简洁、经典且具有高级感。瞳孔状的灯组和亲切的线条让 Polo 看起来在微笑，而此时的员工们恐怕无法如此乐观。

侧面设计唤起了对高尔夫（Golf）的感觉，得益于紧凑的电动前驱系统，后备箱容积达到 441 升，超过了高尔夫 8 或 ID 3. 内饰方面，两块大屏幕与物理空调控制元件、真实的方向盘按键以及高尔夫 1 风格的复古显示屏相结合。

在道路上，Polo 的行驶表现平稳、扎实且轻快，最高时速 160 km / h。最明显的不足是强力加速时前驱车型典型的牵引拉扯感，在乡村道路速度下转向较为敏感，以及高速公路上的噪音相对较大。大众计划通过软件调整来优化转向系统的稳定性。除此之外，这款“小而强”的车型完成了它的使命，尤其是减震效果极佳。它可以回收能量直到完全停止，得益于精细调校的能量回收，制动过程线性，且牵引力可达 1200 公斤。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每 100 公里 13 至 14 kWh 的标准能耗将变得毫无意义。在充电功率方面，ID. Polo 提供 88 或 105 kW，与同级竞争对手处于同一水平。电量从 10 到 80 Prozent 大约需要 25 分钟，虽非突破性进展，但可以接受。

25.000 欧元仅为入门省钱版的价格。若选择大电池、211 PS 功率和更高配置，则需支付 40.000 欧元。即便如此，ID. Polo 再次传递出一种感觉：大众并没有忘记如何制造好车。JOSHUA HILDEBRAND

白色外观：首款电动 Polo 图片来源：制造商

早晨微风

首试：起亚 Xceed 坚守阵地

对于起亚而言，“具有欧洲设计的欧洲社区”（Community of Europe, with European Design）这一理念似乎已经过时，至少对于那些在名称中带有其缩写 Ceed 的车型来说是这样。四门版和旅行版已经消失，Shooting Brake Pro Ceed 也已成为过去。但仍有一款车型在坚守阵地：Xceed，它是这个曾经庞大家族最后的后裔，同时也是最成功的一款。自 2019 年以来，该车型销量已超过 276.000 辆。现在，这款跨界车迎来了第二次中期改款。

从本质上讲， 依然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一款“踮起脚尖”的紧凑型车。前脸经过重新设计，大灯采用了起亚最新的灯光签名，车尾则横跨一条贯穿式灯带。此处展示的新颜色名为“早晨微风”，与此次的焕新十分契合。

的车长为 4,38 米，甚至缩短了 15 毫米，但行李箱空间依然维持在 426 升的实用水平。在内饰方面，起亚进行了更彻底的整顿。

清新色彩：起亚 图片来源：制造商

两块 12,3 英寸的显示屏定义了此前显得略微陈旧的座舱，数字化仪表盘令人愉悦，操作方式则出人意料地接地气。关键功能保留了物理按键，自动挡也保留了真实的换挡杆。

仅提供前轮驱动，搭载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动力范围从 115 马力的 1.0 升三缸发动机，到 1,6 升四缸发动机（150 或 180 马力）不等。面对即时的动力需求，发动机和自动变速箱会有短暂的迟滞，高转速时的声音显得较为吃力。底盘表现则几乎可以用“性能过剩”来形容，它将舒适性与灵活性完美融合。新款 进行了合理的现代化升级，且没有技术过载。对于那些追求简单便捷的人来说，这是一辆可靠的汽车。起售价为 28.390 欧元。JOSHUA HILDEBRAND

它们完全密封

首次试驾：驾驶电动路虎揽胜在乡间穿行

当路虎揽胜在 56 年前首次亮相时，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车型类别：豪华越野车。如今，即便劳斯莱斯和宾利也涉足这一领域，但原版依然是路虎揽胜，而现在它首次可以作为纯电动车型订购。起售价为 163,500 欧元，长轴距版本（5.25 米）尚未公布价格。

由于采用了全新的驱动形式，这款 5.05 米的“短”版本在外观上几乎没有变化。必须仔细观察才能将电动车型与 V8 或柴油车型区分开来。路虎品牌负责人马丁·林佩特（Martin Limpert）表示，这正是客户所希望的。该品牌隶属于捷豹路虎集团。他表示，公司希望提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纯正的路虎揽胜”，电动版揽胜应比之前的版本（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版）表现更好。因此，其内饰噪音比内燃机车型低 7%，且刚性提升了高达 56%。

这款电动车推出相对较晚（毕竟第五代车型已经运行了近五年），是有技术原因的。最初计划在后轴使用永磁电机驱动，前轴使用感应电机。但在测试中，感应电机并未证明其有效性，因此现在前后轴采用了相同的技术。

现在每根轴被分配 240 kW（326 PS）的功率，系统总功率为 550 PS，最大扭矩高达 850 牛米。最高时速可达 200 km / h。得益于一块 118 kWh（净容量）的电池（配备两个充电口），根据制造商的数据，其续航里程为 531 公里。当电量不足时，基于 800 伏架构，可以使用 350 kW 进行充电，据称在 15 分钟内可增加 330 公里的续航。交流电也可以以 22 kW 的功率流入电池，未来路虎揽胜电动版还将能够对外输出电池中储存的电能。路虎揽胜对其包含热泵在内的极其复杂的热管理系统感到尤为自豪。该公司在该领域拥有五项专利，仅这套新系统就增加了 40 公里的续航里程。

我们本可以做到：电动路虎揽胜（照片来源：制造商）

令人惊讶的是，这款电动版揽胜的电池重量仅比重约 2.5 吨的 V8 版本重 75 公斤。与同系列车型一样，这款电动车配备了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转向角最高可达 7.3 度。空间布局保持不变，没有前备箱。但电动车在一点上确实不如燃油车：其最大牵引能力仅为 2.5 吨，而非 3.5 吨。

在电动路虎揽胜的首次试驾中，其表现确实令人信服，在越野环境下亦然。内饰一如既往地精致且宽敞，而且更加安静。为此，车辆甚至采用了“Noise Cancelling”（主动降噪）技术。路虎揽胜首次聘请了声音设计师。阿克塞尔·Vine（Axel Vine）此前是一名音乐制作人，曾负责大型音乐节的音响设计。

电池产自附近的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且完全密封，以便在越野环境中涉水行驶。

路虎揽胜正日益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品牌（事实上它一直如此），接下来的计划是将 Sport 系列全面电动化。轿跑风格的路虎揽胜 GT（见 2026 年 7 月 28 日《法兰克福汇报》）最迟将于 2027 年推出电动版。到 2030 年，目前的所有五款路虎揽胜车型都将提供纯电动版本。关于 Evoque 和 Velar 将被停产的传闻，看来仅仅是传闻而已。鲍里斯·施密特（BORIS SCHMIDT）

花 3800 欧元买一部 iPhone

苹果公司试图通过可折叠智能手机 Duo 征服一个新的细分市场。除此之外，该公司在完善其惯常的产品。 作者：Michael Spehr

那些对可折叠智能手机感兴趣的人，需要支付比传统设备更高的价格。其承诺是提供更清晰的阅读视野，以及在查看照片或视频时拥有更大的屏幕。这值得吗？到目前为止，可折叠设备一直处于一个狭小的利基市场。而苹果公司现在推出的 iPhone Duo 可能会成为该细分市场的领导者。与其他产品发布一样，苹果公司虽然是个后来者，但其带来的技术非常扎实。这就是其成功策略，在 iPhone、iPad 和 Apple Watch 上都奏效了。唯独在 Vision Pro 计算机眼镜上，成功与它失之交臂。

iPhone Duo 比三星、谷歌、摩托罗拉或荣耀的可折叠设备更容易获得认可：其类似护照尺寸的独特外形极具创意，因此看起来不像竞争对手那样笨重。外屏对角线长度为 5,4 英寸，因此异常宽。内屏则延伸至 7,6 英寸。折叠状态下，Duo 的厚度为 11,3 毫米，重量为 254 克。这仅比同样是新品的 iPhone 18 Pro Max 重 5 克，而后者仅薄 2,55 毫米。人们起初很难不被其吸引。

也许在审视必须做出的妥协时，这种吸引力会消失。该机缺少 SIM 卡槽，因此采用了 E-SIM。基于面部识别的生物识别安全方案同样未搭载，取而代之的是像旧时代那样使用安全性较低的指纹扫描仪。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摄像头部门缺少长焦镜头。拍照和录像可使用一个 48 兆像素的主摄像头和一个超广角摄像头；外屏配备一个 12 兆像素的自拍摄像头，内屏下方则有另一个用于视频会议的摄像头。

Duo 运行的是修改版的 iOS 27，而非 iPad OS。展开后提供分屏视图，允许两个应用程序并排显示。应用程序必须经过适配，否则看到的只是同样的内容但尺寸更大。令人惊喜的是内屏采用了纳米纹理玻璃，其反光比传统显示屏少，并掩盖了两块屏幕半部分之间的折痕。

主屏幕的 Dock 栏现在改为纵向排列，不再位于屏幕底部，这方便了用大拇指进行单手操作。内置了基于磁环的 Magsafe 充电和固定技术。关于电池续航，苹果公司表示，内屏可连续播放视频 31 小时，外屏则可达 44 小时。

iPhone Duo 的价格同样令人望而却步。256 GB 存储版本的起售价为 2300 欧元。1 TB 版本售价已达 3050 欧元，而 2 TB 的顶配型号售价高达 3800 欧元。该设备将于 10 月上市。在多年将可折叠设备作为第二台设备使用后，我们已经知道使用 iPhone Duo 时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人们会折叠打开它多少次，大屏幕实际上会被使用多少次？

最昂贵的 Apple Watch：绝非新款 Ultra，而是采用精美陶瓷表壳的 Series 12。

在视觉上与 2025 年的 17 系列版本没有区别。一如既往，提供两种屏幕尺寸，Pro Max 为 6,3 和 6,9 英寸。苹果公司首次采用了可变光圈，允许通过机械方式改变镜头的开口。

摄影爱好者和视频拍摄者可能会更多地关注 iPhone 的新款 Pro 机型。新款 18 Pro 和 18 Pro Max 的区别在于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控制落在摄像头传感器上的光量，从而让用户对光线和清晰度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发布会上展示的内容令人印象深刻，进步显而易见。此前所有的 iPhone 均采用固定光圈，而华为和小米的部分智能手机已经配备了可变光圈。

对于摄影师来说，一个令人兴奋的细节是“苹果参考图像”（Apple Reference Image），它旨在证明该图像为未经处理的原图，且未使用人工智能。传感器会对照片数据进行某种形式的签名，这样摄影师就可以证明其真实性。不过，欧盟对此并不参与。在 Pro 版本中，与 iPhone Duo 一样，采用了新开发的 A20 Pro 处理器和 C2 调制解调器。此外， 机型配备了改进的冷却系统。在观看视频时，18 的电池续航时间可达 34 小时，而 Max 则可达 45 小时。价格从 1450 欧元起，最高至 2950 欧元。

该公司随后对 Apple Watch 和 Apple Watch Ultra 进行了升级。它们现在已适配人工智能，并带来了一项新功能：一个专注于数据隐私的每日总结。对话会被汇总，但不会被录音。所有能想象到的活动，如旅行、阅读、在电脑前工作、会议、看电视等均包含在内。预计在产品上市前，数据保护主义者将发起激烈抗议。改进后的传感器将能更精准地测量心率和其他健康数据。新的健康与健身功能已准备就绪，且 Health 应用经过了根本性的重新设计。在时隔很久之后，Apple Watch 再次推出了陶瓷表壳版本。价格范围在 450 至 1050 欧元之间。

极限边缘

博朗为 Nevo 剃须刀贴上 800 欧元的价签 / 是否值得购买？

一台 800 欧元的剃须刀？这与戴森不久前宣布的 500 欧元牙刷倒是十分匹配。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价格简直离谱。但如果你现在在美国东海岸花 13 美元买一杯浓缩咖啡，或者听那里的一位熟人讲述她获得了 4000 美元的加薪（指的是每月加薪），那么很多事情就变得相对合理了。一款全新的 iPhone 即将交付，价格明显超过 2000 欧元，此类例子不胜枚举。Nevo 剃须刀的价格确实从 800 欧元起步，如果配备更多配件，价格则为 870 欧元。

令人困惑的是，这家隶属于宝洁（Procter & Gamble）的制造商在产品上市之初，就在其官网上提供了 300 欧元的折扣。难道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有人会支付官方原价？目前该优惠已再次被移除。但 Nevo 在零售商那里的售价已低至 450 欧元起，建议使用价格比较搜索引擎查询。虽然它仍然是一款非常昂贵的剃须刀，但与市场其他产品的差距有所缩小。

在产品线定位上，Nevo 低于自家的 Series 9 和 Series 9 Pro，但它与这两款以及其他博朗剃须刀拥有共同的设计理念，即剃须后使用清洁液清洗刀头。博朗称，这样可以清除刀头上 99,9% 的病菌和细菌。为此配备了一个相当大的维护站，将剃须刀倒置插入其中即可。如果购买 8 个装的囤货包，清洁液药筒的价格为 5 欧元。

我们的套装中还包含一个大型旅行充电盒，将剃须刀放入其中即可为电池充电。它与剃须刀一样，使用专用电缆连接充电器。博朗在这里没有采用 USB-C 接口，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长期旅行的人必须携带那个笨重的充电盒，或者携带专用充电器。剃须刀的电池续航时间为 60 分钟，这一点与旧款 Series 9 相比没有变化。

剃须刀本身防水，支持使用剃须泡沫或凝胶，并采用一体成型的不锈钢机身。外观看起来很时尚，手感也很好。此外，新型刀头采用了旨在减少摩擦的薄膜。博朗称，250 个钻石般锋利的切口负责切割胡须，而智能处理器会根据胡须密度调整功率。电源开关位于中间，背面则是一个可向上伸出的修剪器。

经过几周的剃须体验，我们可以立即感觉到它与之前使用的 Series 9 Pro 之间存在差异。结论是：可以用更少的精力更快地达到目的。使用 Series 9 剃须时间稍长，但结果几乎完全相同。对于皮肤而言，使用新款 Nevo 的剃须感略好一些。

在正面的彩色显示屏上，剃须后会显示一些提示，而这些提示我们其实并不需要。除了电量显示外，我们认为这个显示屏是多余的。与 Series 9 不同，现在如果要单独清洁或更换刀头，必须将其直接拔掉。前代产品设有侧面解锁按钮，操作更加便捷。此外，不能不提到，Nevo 的新刀头售价为 100 欧元，而 Series 9 的刀头价格仅为其约一半。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以高昂价格换取的微小进步。 迈克尔·斯佩尔 (MICHAEL SPEHR)

凝视玻璃

270周年并不是一个像玻璃一样清晰的周年纪念日。但 Riedel 还是用一本书来庆祝。这本书名为《玻璃之心：Riedel 与味觉艺术》（Heart of Glass. and the Art of Taste，TeNeues 出版社，70 欧元），书中配有大量精美图片，首先讲述了该家族的历史，目前已传至第十一代。在 60 页之后，公司总经理 Maximilian 与共同作者 Bianca Oeller 将话题转向了“伟大的玻璃材质”。随后， 赞美了其玻璃系列，并详细阐述了为什么他认为每种葡萄品种都应该拥有专属的酒杯。在一张滑水板上的动作照片中，Maximilian 将香槟杯叠在一起，而这些杯子是他绝不会用来饮酒的。made.

吹风进攻

现在是否还有没有做过“吹风造型”（Blow-dry）的年轻女性？大概很少。这种蓬松自然的吹风发型在女孩们之间流行，不仅在 Instagram 上泛滥，妈妈们也乐于帮孩子吹风。Dyson 再次洞察了时代趋势。这款售价 250 欧元的 Airsmooth 热风梳只能做一件事，即吹风造型：干燥、抚平、定型。为了让发型持久，这家英国公司采用了其成熟的气流技术。双刷毛系统能够“温柔地引导头发，而非强行驯服”。刷毛可弯曲至 90 度，以防止头发缠结。传感器每秒测量 100 次温度。据制造商称，Airsmooth 适用于所有发质。 made.

头部抢购

Apache 207？应该听说过，但并非每个人都知道。这位德国说唱歌手是德语区最成功的音乐人之一，他与索尼推出了 WH-1000XM4℃ × APACHE 207（这里必须写全称）。这款耳机是一件抢手货。因为索尼为其最畅销的 WH-1000 系列型号进行了更新，并降低了与当前旗舰款相比的价格。只需 250 欧元，即可获得一款带有噪声消除功能的蓝牙耳机，其音质优于原版，通过 App 提供 10 段均衡器，并推出了新颜色。如果你不是 Apache 的粉丝，只需忽略其特殊音效配置文件和独家的幕后内容即可。made.

聚焦远方

徕卡 Summicron-M 66 f2 是一款具有历史的镜头。这款焦距为 66 毫米的特殊镜头于 60 年代末为美国海军的侦察摄影而开发，且产量极少。现在重新推出的 Summicron 借鉴了原版，但连同镜身一起进行了优化，并适应了现代标准。与其他 M 镜头不同，其光圈环的旋转方向相反，且距离刻度的排列遵循军事规范。该镜头以 660 枚的限量系列发行，序列号刻在前环上。售价为 9850 欧元。misp.

编辑提示：在“技术与汽车”板块中评测的部分产品是由相关公司提供给编辑部用于测试的，或是在邀请记者参加的旅行中展示的。

灯光亮起

随着室外天色渐暗，第一批落叶飘零，车辆的灯光系统应当处于良好状态。仅靠日间行车灯是不够的，最好将开关设为自动模式。想要确保大灯照明正确的人，现在应将其送至维修厂进行检查。黑森州汽车贸易协会再次启动了名为“灯光-可见度测试”（Licht-Sicht-Test）的全国性活动。10月份，参与该活动的行会企业将提供免费的车辆照明检查。黑森州政府支持这一倡议。据称，黑森州道路上每四辆车中就有一辆（这在全德国也同样如此）的照明系统存在缺陷。hap.

汽车：永恒的价值

品牌和型号同样起决定作用：知名制造商和热门车型在二手车市场上通常更容易转售，且保值率更高。照片 Kalyakan / stock.adobe.com

社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哪个物品像汽车这样与情感和地位紧密相连——它既是实用工具，也是激情之物。正因如此，仔细审视其价值才具有意义。决定一辆车价值的不仅是车龄和行驶里程，还包括品牌、型号、需求以及——尤其是在油价高企的时代——驱动方式。二手电动汽车市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在几年前，专家们还建议不要购买，而现在一个稳定的市场已经形成。在购买时，最关键的一点是电池的状态。此外，还有一些汽车的价值超出了理性计算的范畴。从让整整一代人实现移动出行的大众甲壳虫，到成为设计偶像的保时捷 911——某些车辆已成为文化资产，正如我们在第 4 页的报道中所展示的那样。

作者：Christina Lynn Dier

重大的价格问题

如今，一辆二手车的价值取决于远不止车龄和行驶里程的因素。品牌、型号、驱动方式、技术发展、折扣和需求共同决定了其价格的稳定性。因此，对于买家和卖家来说，更仔细地观察变得愈发重要。

作者：Michael Hasenpusch

2025年，德国有 6,5 百万辆二手车易主——而每次都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辆车现在到底还值多少钱？关于三年后价值仅剩一半的经验法则依然根深蒂固。虽然这并非完全错误，但现在看来过于粗略。“如果我取价值发展的平均值，这大致是正确的，”在德国汽车信托有限公司（DAT）负责车辆评估和残值预测的 Martin Weiss 表示。

根据 DAT 的数据，一辆车龄三年、年行驶里程为 20.000 公里的内燃机车，平均价值仍约为其标价的 58%。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约为 53%，纯电动汽车则接近 49%。“品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Weiss 说道。成熟的制造商受益于其形象和知名度。车型细分市场也起作用：热门车型更容易转售，且价格更稳。

创新导致价格下跌

车型更换同样会显著影响残值。如果下一代产品的跨度很大——例如采用了全新的设计、新的辅助系统或更好的信息娱乐系统——那么前代车型在技术或外观上很快就会显得过时。需求随之下降，价格通常也随之降低。相反，稳定性可以维持价值。Weiss 以大众高尔夫（VW Golf）为例，其新一代车型

二手电动车：关键因素是什么？ – V2 高昂的汽油价格激活了二手电动车市场。买家应该注意什么？

从未与前代车型产生激进的区别。“因此，旧款车型不会突然显得陈旧。”

对于首任车主来说，最初的几年在任何情况下都尤其昂贵。Weiss 表示：“在最初两年中，车辆的价值损失最大。”之后，曲线通常会趋于平缓。这对于买家来说恰恰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可以获得一辆相对较新的车辆，而无需亲自承担最高额的价值损失。但根据 DAT 的数据，近期许多消费者购买了车龄五、六或七年的车辆，因为较新的车辆价格已变得太高。

尽管如此，依然不存在一个“甜蜜点”（Sweet spot），即一个普遍适用的理想购买时机。因为影响价格形成的因素太多。即便标价作为衡量标准，其参考意义也有限。几乎没有买家真正支付标价。折扣、补贴或特别活动改变了初始基准。当制造商大幅降低新车价格时，年轻的二手车突然必须与价格明显更低的新车竞争。

诸多因素影响二手车市场

这一点目前在电动汽车中尤为明显。Weiss 表示：“它们价值损失更严重，一方面是因为其购置价格相对较高，而二手车买家并不愿意为此买单。”此外，电池化学、电池管理、效率和充电功率等领域的快速技术发展也是原因之一。“如果新一代汽车在纸面上能行驶 700 或 800 公里，那么只能行驶 500 公里的汽车就显得过时了。”政府补贴、制造商折扣和降价同样影响电动车的二手市场。Weiss 说：“年轻二手车的价格必须与获得补贴的新车价格竞争，因为在二手车端没有任何补贴。”

为了确定一辆车的实际价格，私人意向买家可以参考大型二手车平台。根据 DAT 的说法，这些平台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概览。Weiss 解释道：“经销商提供的所有车辆每天都在产生成本。”许多车辆是通过融资购买的，此外还有持续的运营成本。他补充道：“可以认为，经销商提供的二手车大部分是以现实的价格在销售。”

电池是买家的关注焦点

然而，价格并非全部。买家在考虑保养情况、行驶里程和车辆历史的同时，应始终检查具体状态。这对于内燃机车和电动车同样适用。电动车的一个实用之处在于：驱动电池的状态——这是决定车辆价值的核心点——是可以测量的。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建议在购买二手车前进行一次健康状态测试（State-of-Health-Test, SoH）。

二手豪华车 – V2 豪华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是全新的：二手豪华车型将舒适度与较低的购买价格相结合。

ADAC发言人法比安·费尔曼（Fabian Faehrmann）表示，SoH测试是“对电池状态一次基础且具有代表性且可靠的快照”。但前提是，该测试必须由值得信赖的供应商采用市场通用方法执行。与此同时，ADAC警告不要过度担忧：“总的来说，电池故障或电池过度衰减的风险被评定为较低。”

因此，重要的不仅是电池本身，还包括例如充电能力。部分较旧的基础车型仅配备单相车载充电器，在家庭充电桩（Wallbox）上的充电速度相应较慢。在快速充电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经常长途行驶的人不仅应关注续航里程，还应关注充电功率。

另一个检查点是制动系统。由于电动车经常进行能量回收（即回收制动能量），机械制动器的使用频率较低。根据ADAC的说法，制动盘上的深沟槽可能预示着需要维修。现有的浮锈在几次制动后应当消失。在试驾过程中，车辆在制动时应保持在车道内，且不应出现异常噪音。费尔曼表示：“但最终对TÜV（技术监督协会）具有参考意义的实际制动性能，只能在测试台上测得。”

归根结底，二手车的价值始终只是一个瞬时快照，受品牌、车型、车龄、行驶里程、状态、驱动方式和技术先进性等因素影响。但最终决定因素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今天难以售出的车型，明天可能会再次受到追捧，例如因为价格、运行成本或买家偏好的改变。因此，对于买家和卖家而言，不仅要关注单个特征，而应审视整体情况。

驱动电池在萨克森州卡门茨（Kamenz）的生产过程中：对于二手电动车，电池状态是决定车辆价值的关键因素。照片 Picture Alliance / mageBROKER / Sylvio Dittrich

里程表篡改 – V2 里程表篡改现象有多普遍？又如何识别？专家访谈。

具有偶像地位的经典车 – V4 无论是大众Bulli、保时捷 911 还是福特野马——我们将介绍五款如今具有偶像地位的古董车。

二手电动汽车：哪些因素至关重要？

四年前，专家们还建议不要购买二手电动汽车。如今情况已然不同：二手电动汽车市场已经建立。不过，买家在购买前应注意一些事项。作者：Bettina Blaß

汽油价格昂贵。但尽管有补贴，电动汽车的价格依然较高：一辆大众 ID Polo 至少需要 25.000 欧元，而汽油版则约为 20.000 欧元。不过，根据购买价格和子女数量，联邦政府对电动汽车的补贴最高可达 6000 欧元。当然，也可以通过购买电动汽车来降低成本：“与新电动汽车相比，二手电动汽车的价格最高可低 40%，而与二手内燃机车相比，价格大约低 15%”，来自 ADAC 北莱茵分会的 Roman Suthold 指出。然而，二手电动汽车没有补贴。但这样可以节省高昂的汽油费用。如果利用光伏系统为电动汽车充电，这种省钱效果将更加明显。而且，电动汽车的易损件更少。没有离合器或排气管，因此无需更换。联邦汽车运输局（Kraftfahrt-Bundesamt）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2026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有超过 177.000 辆二手电动汽车易主。

租赁到期回购车是一个有趣的替代方案

“只要知道购买二手车时需要注意什么，就能用很少的钱买到性能很强的车，”多年来一直坚定使用电动车的苏特霍尔德（Suthold）说道。他建议仔细查看那些车龄仅两到四年的车辆。这类车辆在市场上的数量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多：“这些通常是租赁到期回购车，”这位专家表示。这些车辆通常状态非常好且有完整的保养记录。总体而言，截至2026年8月，mobile.de 等汽车门户网站列出了近 80,000 辆二手电动车，autoscout24.de 则列出了近 64,000 辆。

购买时，关注电池至关重要。“它是每辆电动车的心脏，”苏特霍尔德说。电池的状态，即“健康状态”（State of Health, SoH），决定了汽车的价值和日常实用性。SoH 以原始电池容量的百分比表示。百分比越低，电池状态越差。“如果电池充电时间过长或续航里程过短，这就是一个问题，”苏特霍尔德说。因为更换电池可能会非常昂贵。

不过，他表示无法给出一个让买家参考的统一数值。显然，电池在三年后将不再具有完整的续航里程。“如果只想把车作为短途行驶的第二辆车，那么即使续航里程只有 150 公里也是可以接受的，”苏特霍尔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必须在

需求日益增长：2026年1月至6月期间，有超过 177,000 辆二手电动车易主。

照片 hurricanehank / stock.adobe.com

一夜之间完成充电也没有关系，因为二手车可能还不具备 800 伏技术。而该技术可以让汽车在仅 20 分钟内完成充电。然而，如果每周需要驾驶数百公里，则应关注较短的充电时间和较高的续航里程。“这样一次充电最多可行驶 800 公里，”每周仅充电一次的苏特霍尔德说道。“得益于 Mennekes 或 2 型插头，电动车在充电桩上不再需要适配器，”这位专家表示。这使得充电过程比几年前简单得多。

为了让买家能够透明地了解电池状态，例如 TÜV 或 ADAC 等机构提供相应的测试，并用证书记录结果。“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明，电池将成为购买二手车时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苏特霍尔德警告道。此外，还应注意电池保修期的剩余时长：旧车的保修期仅为五年，而较新型号的保修期可达八年或更久。无论如何，如果想要申请保修，完整的保养手册记录是必要的。此外，检查刹车、灯光以及车身也是有意义的。

购买二手电动车的另一个理由是：巨大的技术飞跃期已经过去。以前，如果车龄达到两三年，很快就会显得过时，但现在这条规则不再适用。“关键在于车辆能否接收 OTA（空中下载）更新。这样它们就能自动保持系统最新，”苏特霍尔德说。因此，为了更新系统，无需前往维修厂或通过电缆连接。顺便一提，购买二手电动车还可以继续享受车辆税免除。因为这项优惠会转移给新车主。免税期最长为十年，且截止至 2035 年。

二手豪华车

豪华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是全新的：二手豪华车型将舒适度与高端技术相结合，且购买价格明显更低。在购买时，哪些因素至关重要？

亚历山大·奥尔瓦特（Alexander Allwardt）刚刚购买了一辆二手保时捷 Macan S。车龄四年，里程表显示 87,000 公里，新车价格约为 110,000 欧元。这位来自汉堡的一家媒体公司销售总监支付了 51,000 欧元——比首任车主少支付了约 50%。奥尔瓦特表示：“这是一辆很棒的车，而且我省了很多钱。”

制造商使用诸如“Junge Sterne”（年轻之星）或“Porsche Approved”（保时捷认证）等术语来宣传这些车辆——它们是来自下图尔凯姆（Untertürkheim）或祖芬豪森（Zuffenhausen）的二手车。而且它们的口碑很好。在高端二手车买家中，2000 年代初的梅赛德斯-奔驰 S 级、宝马 7 系和奥迪 A8 等车型尤为受欢迎。保时捷的车辆以及像路虎揽胜这样的大型 SUV 也属于顶级细分市场。这些车辆的特点是采用高档材料、工艺精湛，且拥有高水平的信息娱乐和辅助系统。但豪华二手车适合哪些人？在哪里可以可靠地购买？购买时是否应该办理保险？

首先来看目标群体：一些二手豪华车买家希望享受豪华品牌的舒适感，但没有足够的“零钱”去买一辆全新的车。他们主要是长途驾驶者、通勤者，或者是痴迷于现代辅助系统和电子产品的技术发烧友。此外，一些小企业主也会关注那些曾经售价超过 100,000 欧元的车辆，因为他们希望获得一种代表性的形象效果。与此同时，出口商也在昂贵的二手车市场中活跃，将这些汽车出口到东欧、亚洲或非洲。

历史记录至关重要

如果询问汽车专家何时是购买二手梅赛德斯、保时捷、宝马、奥迪或路虎揽胜的最佳时机，会听到很多建议。例如：通常在二手豪华车车龄在三到六年之间时，性价比最高。但关键是要有一本完整的保养记录本，证明所有维护工作均在授权服务站或专业机构完成。所有专家一致认为：完整的服务历史记录是购买二手车——尤其是昂贵汽车——的核心关键。前任车主的数量和行驶里程同样决定了市场价值。例如，如果车辆行驶里程超过 150,000 公里，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出现磨损或即将损坏的风险就很大。但如果一辆奥迪 A8 或保时捷 Panamera 在四年后仅有 20,000 公里的行驶里程，也需要谨慎。这类车辆经常会出现严重的停放损坏。典型的“停放车辆”损坏包括刹车盘生锈、橡胶密封圈和油封干裂，以及轮胎变形导致行驶时产生不平衡。

不要低估维护和保养成本

消费者保护组织警告意向买家，不要为了买一辆二手车而倾其所有。因为虽然豪华二手车在短短几年后价值大幅缩水，但其维护和保养成本依然维持在豪华车水平。尤其是由于技术复杂和零部件高端，维修费用往往比预想的要贵。例如，刹车或底盘等易损件的更换很快就会花费数千欧元。此外，每次定期检查的费用在 500 欧元到 1200 欧元左右。不仅如此：高额的车辆税和高油耗从长远来看同样会给二手车主的钱包带来压力。

高端车的全险

此外还有保险费用。保险公司对高端二手车的评级通常也极高。对于车龄五年或七年的中端车型，部分险（Teilkasko）通常就足够了，但专家建议高端车型应在更长时间内投保全险（Vollkasko），建议期限为八到十年。这并不便宜。例如，一辆梅赛德斯-奔驰 S 级的全险年保费高达四位数。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保险公司和经纪人为高端及豪华汽车提供定制化的承保方案，因为标准费率通常仅涵盖最高 5000 或 10,000 欧元的选装配置。

额外保障可能值得考虑

在制造商的原厂保修期满后，是否应该购买附加保险？是的，尤其是从私人手中购买时。由于缺陷统计数据表明，即使是最昂贵的汽车在老化后也容易出现故障，因此建议购买维修费用保险。该保险通常涵盖发动机、变速箱、转向系统、电路和制动系统的技术缺陷。不涵盖的包括易损件，如刹车片、刹车盘、雨刷或轮胎。从经销商处购买的车辆可获得二手车保修，法律规定该保修期为 12 个月。

结论：购买高端二手车并不总是能捡到便宜。恰恰相反，高昂的维护成本会迅速抵消二手车的价格优势。其格言应该是：宁可多看两次，也不要买错一次！相反，那些经过仔细检查和对比的人，可以期待在接下来的许多公里中享受高水平的舒适度。

“买家支付的价格几乎高出 50%”

里程表篡改可能会让二手车买家付出沉重代价。来自 carVertical 的 Sascha Paaß 解释了里程表篡改发生的频率以及如何识别。

Sascha Paaß 是车辆数据提供商 carVertical 在德国的执行汽车专家。

照片 carVertical

Paaß 先生，在德国的二手车中，里程表篡改现象有多普遍？对于买家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有多严重？

根据 carVertical 的数据，从今年 1 月到 9 月 6 日，在德国所有经过核查的车辆中，有 2.02% 的车辆存在里程表篡改。由于数据仅反映了经过核查的车辆，实际规模可能更大。另一项针对 2025 年 4 月至 2026 年 3 月的分析显示，里程表篡改平均使车辆价值增加了 49.3%。这意味着买家支付的价格比车辆实际价值高出近 50%。此外还存在风险，即发动机、涡轮增压器或变速箱等部件的磨损程度比预想的更严重，从而导致需要提前进行昂贵的维修。

买家如何才能识别里程表是否被篡改？在购买前如何尽可能降低风险？

一个迹象是车辆的状态与所标明的里程数不符。尤其是方向盘、座椅、踏板或换挡杆可能会显示出明显的磨损痕迹。相比之下，刹车系统的参考价值较低，因为它们作为易损件可能已经被更换过。关键在于整体状态。最好的做法是在看车之前就核查车辆历史记录。此外，我建议由一家获得授权且信誉良好的维修厂进行检查。在那里可以评估实际磨损情况，并核查车载电脑中的里程数信息。对于进口车辆，需要格外小心，因为这类车辆在全欧洲范围内更容易受到里程表篡改的影响。

如果买家在购买后发现里程表被篡改，应该怎么做？他们有哪些选择？

在德国，篡改里程表是一项刑事犯罪。因此，买家在发现篡改后应立即举报并联系卖家。如果在购买时未告知篡改情况，买家应要求退车并退还购车款。在签署购车合同时也需谨慎：如果相关信息不明确，买家不应签字。如果车辆的实际状态明显差于描述，此类条款在以后可能会成为问题。

采访由 Michael Hasenpusch 执笔。

购车合同中应包含的内容

购车合同应尽可能详细地记录卖家对车辆所做的陈述以及随附的证明文件。

• 书面记录卖家的陈述：关于行驶里程、无事故记录、前任车主数量或维修情况的陈述不应仅通过口头告知。

• 保存文件：年检（HU）报告、保养手册、维修发票或其他关于行驶里程的证明应与购车合同一起保存。

• 精确化模糊表述：诸如“据已知”、“根据前任车主所述”或“无已知先前损坏”之类的表述限制了陈述的效力。重要的是卖家实际上能够确认的内容。

合同中的信息和承诺记录得越明确，当以后出现分歧时，买家就越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作者：Jürgen Hoffmann

保时捷

它的黄金时代？所有未来的日子皆是。

保时捷认证二手车（PORSCHE APPROVED GEBRAUCHTWAGEN）。

保时捷令一代又一代的驾驶者心驰神往。我们深知这份责任——因此，我们通过保修和认证，确保每一辆保时捷认证二手车都能像第一天那样激发同样的情感。

© 法兰克福汇报有限公司，法兰克福。保留所有权利。由法兰克福汇报档案库提供。

照片 Gaschwald / stock.adobe.com

从运输工具到生活情怀：大众 Bulli

工匠用车、露营车和嬉皮士座驾：大众 Bulli 是一款汽车偶像。这款备受欢迎的厢式货车的历史始于荷兰汽车经销商本·庞（Ben Pon）访问大众汽车工厂。在那里，他看到了一辆平板车，驾驶员坐在后方的发动机上方。这辆平板车在大众工厂中被设计为运输工具。庞将这一原理反转了过来：他将驾驶员移至前方，并在后方为货物留出空间。相关的草图如今可在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中找到。但 Bulli 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做的不仅仅是搬运货物。T1 的生产于 1950 年 3 月 8. 在沃尔夫斯堡启动，当时仍采用分体式挡风玻璃，发动机和技术源自大众甲壳虫。其价格为 5580 马克，约合 2800 欧元。如今在 mobile.de 上寻找 T1 的人，起购价约为 30.000 欧元，但也有标价超过 100.000 欧元的样本（截至 9 / 2026）。

那些不想支付如此高昂价格的人，可以通过大众的租赁车队租一辆真正的 Bulli：甚至连传奇的 Sambabus（一款采用双色涂装、拥有约 20 扇窗户的特别车型）也为粉丝们准备好了，单日租金约为 600 欧元。T1 具有如此高的偶像地位，以至于人们可以在网上商店购买其 3D 拼图、海报或模型套件。

共有 1,8 百万辆 T1 下线。顺便一提，从 1956 年起，Bulli 在汉诺威-斯托肯（Hannover-Stöcken）生产。1967 年，第一辆 T2 上路，作为 Westfalia 露营车，它也被视为移动的家。挡风玻璃不再分体，取而代之的是标准配置的侧滑门。随后出现了 T3 到 T6.1。后者在 2019 年至 2024 年间制造。自 2022 年起，Bulli 以 ID.Buzz 的身份以电力驱动行驶于世界，自 2024 年起，California、Caravelle 和 Transporter 等车型已上市。

从经济奇迹到全球之星：大众甲壳虫

1945年12月：在遭受战争破坏的沃尔夫斯堡工厂，第一辆大众 Typ 1 走下生产线。当时没有人预料到，这将开启一段怎样的成功故事。英国军政府当时订购了 20.000 辆轿车，用于其行政管理。然而，甲壳虫很快成为了数百万人的座驾。1946年，第1万辆车下线。就这样，它成为了经济奇迹的一部分，并且在出口方面取得了成功：从 1947年起，甲壳虫开始出口至荷兰、比利时、丹麦和瑞典等地。早在 1953年，大众公司就将甲壳虫出口到了 88 个国家。

除了价格低廉，大众甲壳虫如此受欢迎的原因还在于它被认为坚固耐用且易于维修。这些特性在战后的德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甲壳虫载着整个家庭前往欧洲南部度过他们的第一次假期，它代表了战争年代后开始到来的繁荣。此外，其设计至今仍令几代人着迷：圆润的挡泥板和弧形车身让美国人联想到一只“Beetle”。于是，在德国，它被命名为大众甲壳虫。从 1949年起，人们还可以购买其敞篷版本。不久之后，

Foto Trygve / stock.adobe.com

大众 Bulli 基于其底盘打造而成，随后也成为了经典车型。两年后，在 5. August 1955, 沃尔夫斯堡下线了第100万辆甲壳虫。在德国，其生产于 1978. 结束。但此后，甲壳虫在墨西哥又生产了许多年。在那里，绿色和黄色配白色车顶的车型经常作为出租车出现在街头。2003年7月，最后一辆甲壳虫走下生产线。不过，直到 2019年，市场上仍有 New Beetle 和 Beetle 这两款复古车型。

具有偶像地位的经典车型

从大众甲壳虫到保时捷 911：有些汽车早已不仅仅是简单的交通工具。它们讲述故事，唤起回忆，并影响了几代人。 作者：Bettina Blaß

从出租车到经典奔驰：梅赛德斯-奔驰 W123

50年之后依然是明星：1976, 1月，梅赛德斯-奔驰 W123 在法国向媒体亮相。在这一中高端车型系列上市之前，首年的产量就已经被预订一空。因此，想要拥有一辆这样的车需要耐心：交付时间一度长达三年。有趣的是，W123 并非一款张扬的跑车。人们赞赏的更多是其低调的设计和车辆的安全性。从1980年起，该车型甚至配备了防抱死制动系统（ABS），而从1982年起则配备了驾驶员安全气囊。

梅赛德斯 W123 还提供优雅的双门轿跑车版本，此外还有长轴距版本和一款面向休闲与运动的 T-Modell（旅行车）。直到1986年，该系列共生产了近 2,7 百万辆——对于梅赛德斯-奔驰而言，这在当时是最成功的车型系列。在1977. 年的伦敦至悉尼长途拉力赛中，梅赛德斯 W123 获得了特别关注。这场拉力赛持续了六个半星期，横跨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参赛队伍驾驶车辆行驶了超过 30.000 公里。号码为 33 的赛车赢得了冠军，那是一辆来自 123. 系列的梅赛德斯-奔驰 280。第二名同样是一辆 280 E。冠军车辆目前保存在斯图加特的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中。

由于 200D 作为出租车非常受欢迎，该系列也被认为具有极强的耐用性和韧性。这种坚固性是即便在今天，街头仍能看到许多 W123 的原因之一。目前，想要购买一辆二手车的人，每辆的价格大约在 10.000 到 20.000 欧元之间（截至 9 / 2026）。作为 W123 的驾驶者和爱好者，人们还可以加入相关的俱乐部，在欧洲网络中与 250 多位专家和发烧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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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一辆跑车：保时捷 911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 Photoshot

„保持之前的保时捷路线“，费里·保时捷（Ferry Porsche）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他的笔记纸上这样写道。当时很明显，必须为保时捷 356 寻找一款继任车型。它应该具备运动特性，但不能是一款完全全新的车。最终诞生的便是保时捷 911, 它在 1963 年的法兰克福国际车展上作为预产车型亮相——当时还叫保时捷 901. 量产于 1964. 年开始。但随后名称必须更改，因为法国制造商标致（Peugeot）已经使用了 901 这一型号名称，并提醒这家德国公司，这违反了法国的著作权法和商标保护法。

为了不必完全更改所有的印刷版面、广告材料和说明书，公司决定采取一个更务实的方法，将中间的零改为一。1965 年，配备不锈钢防滚架的 911 Targa 上市。因此，保时捷称其为“世界上第一款安全敞篷车”。在 1968, 1969 和 1970 年，保时捷 911 分别赢得了蒙特卡洛拉力赛。

作为电影主角，911 也多次大放异彩：在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绝地战警》以及尼古拉斯·凯奇和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60秒》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顺便一提，根据公司数据，1964 年保时捷的起售价约为 22.000 马克，约相当于 11.000 欧元。如今，人们可以购买最初 911 的继任车型：例如，一辆 Turbo S 敞篷车的价格从 285.000 欧元起。想要花费较少的人可以买到许多保时捷 911 模型车。但即便如此，它们的价格也高达数百欧元。

流行巨星与青春之梦：福特野马

完美的汽车，完美的时机：福特如此描述其野马（Mustang）。当这款车于1964年4月17日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亮相时，该公司没有将任何细节交给偶然。此前调查显示，拥有大学学历的人群购买新车的意愿最强。此外，拥有至少两辆车的家庭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因此，福特研究了这些目标群体渴望什么样的汽车。一项研究甚至调查了年轻人是否认为桶形座椅会成为浪漫邂逅的障碍。此外，在正式上市前，该公司向52个家庭展示了野马。结果显示：桶形座椅很受欢迎。然而，家庭用户起初拒绝了野马——直到他们听到价格。这个价格极具吸引力，以至于福特也赢得了那些带着小孩的夫妇的青睐。

这款车的推出随后演变成了一场媒体盛事。福特首次在美国电视史上在三大主流频道同步投放广告。据公司资料显示，超过2900万观众看到了这些广告。仅在四个月后，第10万辆野马便已售出；1966年，第100万辆野马下线。

据公司数据显示，42%的买家为女性。这款在散热格栅上印有奔腾野马标志的汽车定义了一个全新的车型类别：所谓的“小马车”（Pony-Cars）像野马一样拥有长车头和短车尾。此外，它在众多电影中的出镜率也提升了其偶像地位——例如在1964年秋季上映的早期詹姆斯·邦德电影《金手指》（改编自伊恩·弗莱明的原著）中就曾出现。福特至今仍在生产野马，不过其设计和技术已适应21世纪。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Dienstag, 15. September 2026 · Nr. 214/38 D1

HERAUSGEGEBEN VON GERALD BRAUNBERGER,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4,10 € F.A.Z. im Internet: faz.net

Polen fordert Antwort nach Angriff auf Zug

WARSCHAU. Nach dem russischen Drohnenangriff auf einen Passagierzug nahe dem polnisch-ukrainischen Grenzübergang Dorohusk-Jagodin hat Polens Ministerpräsident Donald Tusk angeordnet, die Sicherheitsmaßnahmen zu verstärken. Zudem kündigte er an, den Vorfall mit den europäischen Verbündeten auszuwerten. „Es besteht kein Zweifel, dass wir, falls nötig, gemeinsam mit ihnen auf eine koordinierte Antwort vorbereitet sein müssen“, sagte Tusk nach einer Sondersitzung des Nationalen Sicherheitsrats. Russland hatte am Sonntagmorgen einen Passagierzug der Linie Kiew-Warschau angegriffen und die Lokomotive zerstört. Dank des vorausschauenden Eingreifens der Bahnmitarbeiter kam niemand zu Schaden. Polen wertete den Vorfall als eine weitere Eskalation. Russland habe Orte direkt an der polnischen Grenze angegriffen, die zugleich EU- und NATO-Grenze sei, sagte Außenminister Radosław Sikorski am Montag. Er forderte dazu auf, nun die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auch aus Gründen des Selbstschutzes zu verdoppeln. „Der russische Terror klopft nicht an die Tür, er ist bereits im Haus“, warnte Sikorski mit Verweis auch auf den versuchten Drohnenanschlag auf dem Flughafen Leipzig. (Siehe Seiten 6 und 8.) lock.

Was droht der Heimat wirklich?

Am Sonntag ist Landtagswahl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Höchste Zeit, Uwe Johnsons Roman „Jahrestage“ zu lesen. Feuilleton, Seite 9

Sie wollen regieren Die Linke hat Chancen, die Wahl in Berlin zu gewinnen. Aber kann sie tatsächlich ein linkes Bündnis anführen? Politik, Seite 3

Jeden Monat ein Buch Der deutsche Lehrer Alexander Brand hat Schulen in vier PISA-Musterländern besucht. Was klappt dort besser als bei uns? Feuilleton, Seite 11

Fehmarnbelt-Tunnel Deutschlands Großprojekte kommen allenfalls schleppend voran. Das zeigt sich nicht nur in Stuttgart. Wirtschaft, Seite 20

Begeisterung reicht nicht Damit für die deutschen Basketballerinnen aus der WM etwas Großartiges wächst, muss sich einiges ändern. Sport, Seite 27

Bis zum Überfall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mit Dampfmaschine oder Automobil zu vergleichen, führt in die Irre. Technik und Motor, Seite T1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Seite 25

CDU-Landeschef fordert „Kurswechsel“ in Berlin

HANNOVER. Der niedersächsische CDU-Landesvorsitzende Sebastian Lechner hat einen „Kurswechsel“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gefordert. Mit Blick auf das Erstarken der AfD bei den Kommunalwahlen in seinem Bundesland am Sonntag sagte Lechner, die Regierung müsse für Entlastung bei den Sozialversicherungsbeiträgen sorgen. „Das Leben ist zu teuer“, das sei die Lehre aus den Wahlen in Niedersachsen und Sachsen-Anhalt, so Lechner. Die CDU blieb in Niedersachsen trotz Verlusten stärkste Partei vor der SPD. Die AfD konnte ihr Ergebnis mehr als verdreifachen. (Siehe Seite 2.) bin.

Ja, ist denn heut' schon Weihnachten?

Unruhe auch beim Koalitionspartner SPD groß. Immerhin steht ihm Flecktarn. Auf dem Stützpunkt in Rovaniemi hat Merz ja vielleicht einen Wunsch an den Weihnachtsmann herangetragen. Denn der soll, so geht die Erzählung, ganz in der Nähe wohnen. Seiten 2, 4, 5 und 8. Foto dpa

Merz in Lappland – Im Norden sprechen die Vertreter mehrerer EU-Länder darüber, wie sie die Arktis verteidigen können – gegen Klimawandel und Begehrlichkeiten. Mit Verteidigungsfragen sieht sich der Kanzler ohnehin gerade konfrontiert, denn nach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ist die

Benzinpreis steigt auf neuen Rekord

Söder und Schwesig für Staatseingriffe / Trump: Keine Raffinerien angreifen

MÜNCHEN/WASHINGTON. Die Konflikte in der Golfregion haben die Preise für Öl und Benzin weiter in die Höhe getrieben. Super E10 kostete am Sonntag im Tagesdurchschnitt 2,273 Euro je Liter. Das war ein Rekord. Der Dieselpreis stieg ebenfalls weiter, er erreichte im Durchschnitt 2,404 Euro je Liter. Der Preis für Öl der Nordseesorte Brent stieg auf 108,65 Dollar je Barrel (Fass zu 159 Liter). Verschiedene Entwicklungen kamen dabei für den Ölmarkt zusammen. So ist die Straße von Hormus weiter faktisch blockiert. Die von Iran unterstützte Huthi-Miliz hatte zudem mitgeteilt, die Kontrolle über die Meerenge Bab al-Mandab übernommen zu haben. Schließlich schloss Saudi-Arabien nach Drohnenangriffen seine wichtige Ost-West-Pipeline.

Aus der Politik gab es Forderungen nach Staatseingriffen. Der bayer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Markus Söder (CSU) sagte: „Die Bundesregierung muss sich noch einmal zusammensetzen, meine dringende Aufforderung, um über Benzin- und Dieselpreise zu reden.“ Österreich mache es so, dass es das, was der Staat mehr verdiene durch den gestiegenen Preis, an die Bürger zurückgebe, sagte Söder nach einer Vorstandsklausur der CSU im Beisein des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kanzlers Christian Stocker. Auch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von Mecklenburg-Vorpommern, Manuela Schwesig (SPD), sprach sich für Staatseingriffe aus.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setzt unterdessen wegen des historisch hohen Dieselpreises den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Wolodymyr Selenskyj unter Druck, die Angriffe auf russische Raffinerien einzustellen. Russland war der zweitgrößte Exporteur von Diesel, bis es am 8. Juli nach erfolgreichen Angriffen auf Raffinerien einen Exportbann verhängte.

Der Exportbann wurde kürzlich bis Ende September verlängert und hat zu erheblichen Preissteigerungen beigetragen. Trump ist besorgt, weil Diesel nach Angaben des Automobilclubs AAA an amerikanischen Tankstellen inzwischen mit 6,20 Dollar pro Gallone (1,50 Euro per Liter) so viel wie nie kostet. Amerikanische Raffinerien arbeiten mit 98 Prozent an der Kapazitätsgrenze. Jeder Ausfall, etwa für turnusmäßige Wartung, würde den Preis weiter nach oben treiben. (Siehe Seite 2 sowie Wirtschaft, Seite 15.) tifr./wvp./sibi.

Anklage gegen mutmaßliche Spionin

Deutsch-Ukrainerin soll mit dem russischen Geheimdienst kooperiert haben

BERLIN. Die Bundesanwaltschaft hat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Anklage wegen Spionage gegen Ilona W. vor dem Staatsschutzsenat des Berliner Kammergerichts erhoben. Das gab die Karlsruher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 am Montag bekannt. Die Bundesanwaltschaft wirft der Deutsch-Ukrainerin vor, für einen russischen Geheimdienst tätig gewesen zu sein.

W. habe ihre Funktionen als Chefin einer Marketingagentur und als Vorsitzende eines Lobbyvereins dafür genutzt, sich in militärischen und politischen Kreisen in Berlin zu vernetzen. Spätestens von Oktober 2023 an habe sie Kontakt zu einem hauptamtlichen Geheimdienstmitarbeiter in der russischen Botschaft in Berlin gehabt. Ihn habe sie über

Jahre mit Informationen zu hochkarätigen Veranstaltungen versorgt. Manche habe er unter falschem Namen besucht, was die Frau in die Wege geleitet haben soll. Sie habe zudem versucht, Informationen aus dem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und der Rüstungsindustrie zum Ukrainekrieg abzuschöpfen.

Die Angeklagte wurde bereits im Januar festgenommen und befindet sich in Untersuchungshaft. Nach der Festnahme hatte die Bundesregierung den russischen Botschafter in Berlin einbestellt. Dem Botschafter ist damals laut Auswärtigem Amt mitgeteilt worden, dass ein in dem Fall ebenfalls Verdächtiger ausgewiesen worden sei, der „im Auftrag von Russland spioniert hat“. Einem Bericht des „Spiegels“ zufolge soll es sich dabei

HAMBURG. In Schweden zeichnet sich nach der Parlamentswahl eine schwierige Regierungsbildung ab. Nach vorläufigen Ergebnissen hat das oppositionelle rotgrüne Lager unter Führung der Sozialdemokraten eine sehr knappe Mehrheit erzielt. Das endgültige Ergebnis steht noch aus. Zudem ist unklar, wie eine Koalition unter Führung der Sozialdemokratin Magdalena Andersson aussehen könnte. Ministerpräsident Ulf Kristersson (Moderate) kündigte Gespräche an, um eventuell weiterregieren zu können. Die höchsten Verluste erzielten die rechtspopulistischen Schwedendemokraten. (Siehe Seite 4.) jib.

um den Führungsoffizier der mutmaßlichen Spionin, den stellvertretenden Militärattaché der Botschaft, gehandelt haben. Nach Informationen der F.A.Z. soll er für den russischen Militärgeheimdienst GRU tätig gewesen sein.

Schweden vor schwieriger Regierungsbildung

Unterdessen führen die Ermittlungen deutscher Sicherheitsbehörden zum Anschlagsversuch auf den Flughafen Leipzig/Halle Anfang August einem Medienbericht zufolge ebenfalls zum GRU. Die Zeitung „Welt am Sonntag“ berichtete, geheime Ermittlungsunterlagen würden einen mutmaßlichen GRU-Mitarbeiter als Logistiker der Operation benennen. Die Erkenntnisse gelten demnach als Grundlage für die Entscheidung der Bundesregierung, Russland für den Anschlagsversuch verantwortlich zu machen. stk.

Forscher mahnen zur KI-Aufholjagd

PEKING. Europa läuft Gefahr, im Rennen um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ndgültig abgehängt zu werden. Davor warnen mehrere Ökonomen, KI-Forscher und Politiker in einem neuen Papier unter der Leitung der „Wirtschaftsweisen“ Monika Schnitzer. Die Autoren schlagen vor, Europas Trümpfe in der KI-Lieferkette stärker geopolitisch auszuspielen. Unterdessen benannte Chinas Geheimdienstchef KI in einem Beitrag von Sonntag als zentralen „neuen Schauplatz der strategischen Rivalität zwischen den Großmächten“. (Siehe Seite 3 sowie Wirtschaft, Seite 15.) maxs./stah.

Zverev gewinnt die US Open

Alexander Zverev hat die US Open der Tennisprofis gewonnen. Der 29 Jahre alte Hamburger schlug im Endspiel im Arthur-Ashe-Stadion im New Yorker Stadtteil Queens den Amerikaner Ben Shelton 6:3, 7:6 (7:2), 5:7, 6:2. Zverev, in New York an Nummer eins der Setzliste ins Turnier gegangen, hatte im Juni bereits die French Open in Paris gewonnen und anschließend das Endspiel von Wimbledon erreicht. Er ist der erste deutsche Mann seit Boris Becker 1989, der die US Open und in einem Kalenderjahr mehr als ein Grand-Slam-Turnier gewonnen hat. (Siehe Seite 8 sowie Sport.)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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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ärke und Schwäche der Rechtspopulisten

Von Jasper von Altenbockum

Wenn gewählt wird in Deutschland, scheint der Erdrutsch vorgezeichnet. Es gibt Ausnahmen, aber die Kommunalwahl in Niedersachsen bestätigt wieder einmal die Regel. Die AfD hat sich verdreifacht; die SPD verliert örtlich in großem Stil; die CDU ist schwächer, verliert aber nicht ganz so viel; die Grünen halten sich. Andere Länder sind da weiter. In Schweden lebt die Demokratie ungefähr so lange mit dem Rechtspopulismus wie die deutsche; hervorgegangen ist er dort aus einer nazistischen Partei, den Schwedendemokraten, die hierzulande wohl längst verboten worden wäre. Die Ankündigung, sie in eine Regierungsko-alition unter den Konservativen aufzunehmen, hat ihr nichts gebracht. Die Konservativen blieben stabil, die Schwedendemokraten verloren, lachende Dritte sind die schwächelnden Sozialdemokraten, deren Linksbündnis sich Hoffnung auf einen Macht-wechsel machen darf.

Auf kommunaler Ebene ist auch in Deutschland ansatzweise eingetreten, was in Ländern wie Schweden, Dänemark, Norwegen, der Schweiz oder Italien längst Alltag ist. An den Rechtspopulisten kommt man nicht mehr vorbei, nicht nur am Wahltag, sondern auch danach. Das gebietet der Pragmatismus des Konkreten, für das die Kommunen stehen. Auffällig ist, dass genau dort – und deshalb? – die Bäume der AfD nicht in den Himmel wachsen. In keinem Ort von Bedeutung kommt die AfD in Niedersachsen auf Prozentanteile, die ihrer überregionalen Stärke entsprechen.

Die Parallele zu Schweden: Dort haben die Schwedendemokraten verloren, weil sie partout in die Regierung wollten und nicht mehr nur Zaungäste einer Minderheitsregierung sein wollten. Den Konservativen, die den Schwedendemokraten sogar Zusagen gemacht hatten, hat das nicht groß geschadet, wohl aber den Radikalen, die nun nicht mehr die pauschalen Systemkritiker geben konnten. Sie wollten (und sollten) ja mitmachen. Von diesem Punkt im Umgang mit dem neuen politischen Phänomen ist Deutschland auf seinem Sonderweg noch weit entfernt.

Spiel mit dem KI-Feuer

Von Roland Lindner

Wir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s alle umbringen? Diese Frage ist nicht neu. Dystopische Szenarien, in denen sich KI gegen Menschen wendet, sind nicht nur Stoff düsterer Science-Fiction, sondern werden auch seit einiger Zeit in Fachkreisen ernsthaft diskutiert. Sogar Sam Altman und Dario Amodei, die Vorstandschefs der KI-Unternehmen Open AI und Anthropic, unterschrieben schon vor drei Jahren einen Brief, der vor einem „Auslöschungsrisiko“ für die Menschheit warnte. KI-Schwarzmalerei hat somit innerhalb der KI-Szene Tradition.

Nach einigen besonders eindringlichen Alarmrufen bewegt diese Debatte nun auch zunehmend die breite Öffentlichkeit. Ein Mitarbeiter eines Sicherheitsteams von Anthropic schätzte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KI in den nächsten zehn Jahren „alle Menschen“ umbringt, auf mehr als zehn Prozent. Ein KI-Forscher von Open AI warnte vor einem „permanenten Verlust der Kontrolle“ über KI-Technologien. Ein früherer Beschäftigter von Open AI und Anthropic warf beiden Unternehmen vor, „mit unserem Leben zu spielen“.

Solche Warnungen sind oft als Panikmache belächelt worden. Doch mehr denn je gibt es gute Gründe, sie ernst zu nehmen. Der im Juli verübte Hackingangriff von KI aus dem Hause Open AI hat der Welt vor Augen geführt, dass die albtraumhafte Vorstellung einer außer Kontrolle geratenen KI Realität werden kann. Die KI-Modelle gelangten aus einer Testumgebung, die isoliert sein sollte, ins Internet und haben dort die KI-Plattform Hugging Face angegriffen.

Mittlerweile haben Untersuchungen ergeben, dass die Attacke noch unheimlicher war als zunächst gedacht. Sie war das Ergebnis eines koordinierten Vorgehens von 1200 KI-Agenten, die sich selbst „Kollektiv“ nannten. Sie richteten zwar keinen größeren Schaden an, aber es gehört wenig Phantasie dazu, sich auszumalen, was passieren könnte, wenn etwa Stromversorger oder Krankenhäuser nach dem gleichen Prinzip angegriffen würden. Anthropic-Chef Amodei warnte gerade, ein solcher KI-Schwarm könnte bald „das ganze Internet übernehmen“.

Ein beängstigender Aspekt an der Hackingattacke war, dass es dafür nicht einmal jemanden mit bösen Absichten brauchte. Die KI tat das ganz allein. Und angesichts des rasanten Entwicklungstempos verschieben sich die Grenzen, wozu diese Technologien fähig sind, in kurzen Abständen. Würde ein Punkt erreicht, an dem sich KI-Modelle ohne menschliches Zutun selbst verbessern können, dürfte dies umso mehr gelten. Dabei gibt es bislang kein zuverlässiges Rezept für sogenanntes Alignment, es kann also nicht garantiert werden, dass KI im Interesse von Menschen handelt.

So verheißungsvoll KI sein mag: Ein Auslöschungsrisiko von mehr als zehn Prozent dürfte für viele Menschen inakzeptabel sein. Warum also preschen die Unternehmen weiter voran? Der frühere Mitarbeiter nennt unterschiedliche Gründe für Open AI und Anthropic. Open AI habe noch nicht verinnerlicht, was für die Menschheit auf dem Spiel stehe. Anthropic habe dies zwar, wolle aber Wettbewerbern nicht das Feld überlassen. Gewiss spielen kommerzielle Motive eine Rolle, beide Unternehmen wollen an die Börse gehen.

Ein flammender Appell des Anthropic-Chefs stellt die Frage: Verlieren wir die Kontrolle?

Ermutigend ist, dass sich inmitten zunehmender Alarmstimmung ein Umdenken abzuzeichnen scheint. Amodei unterstrich dies jetzt mit einem flammenden Appell, das Entwicklungstempo für KI zu bremsen. Auch Open AI zeigt sich nun offener dafür und spricht sich auch für stärkere Regulierung aus. Andere Branchenvertreter geben sich unbeirrt. Jensen Huang, Vorstandschef des Chipkonzerns und wichtigsten KIAusrüsters Nvidia, hat existenzielle KI-Ängste als „völligen Nonsens“ beschrieben.

Die KI-Welt sendet weiter gemischte Signale. Das gilt auch für die amerikanische Politik. Auf nationaler Ebene gibt es bislang kaum KI-Regulierung. Zwar scheint jetzt im Kongress ein Weckruf gehört worden zu sein: Vertreter beider Parteien haben Gesetzentwürfe angekündigt, um KI-Risiken zu begrenzen. Donald Trump will der KI-Branche dagegen nach wie vor weitgehend freie Hand lassen. Ein kürzlich erlassenes Dekret des Präsidenten sieht zwar mehr staatliche Aufsicht vor, enthält aber wenige verbindliche Vorgaben. Er wiegelt ab, wenn er nach Gefahren von KI gefragt wird, und erklärt es zur obersten Priorität, den Vorsprung gegenüber China zu halten.

Trump sieht die KI-Entwicklung wie ein Wettrüsten, dabei wäre zur Eindämmung von Sicherheitsrisiken internationale Koordination dringend geboten, auch mit China. Industrie und Politik müssten global an einem Strang ziehen. Das ist bisher nicht der Fall, und das könnte sich als folgenschweres Versäumnis erweisen.

Norddeutsche Signale nach Berlin

„Das Leben ist zu teuer“: CDU-Politiker Sebastian Lechner
Foto dpa

Nach dem Erfolg der AfD bei der Kommunalwahl in Niedersachsen fordert der CDU-Landeschef einen „Kurswechsel“.

Von Reinhard Bingener, Hannover

Der niedersächsische CDU-Landesvorsitzende Sebastian Lechner zählt üblicherweise nicht zu den Lautsprechern in der Union. Umso beachtenswerter sind die Signale, die der 45 Jahre alte Politiker nach der Kommunalwahl in Niedersachsen am Sonntag in Richtung Berlin aussendet: Auf die Frage, ob die schlechten CDU-Wahlergebnisse und Umfragewerte zu einer personellen Neuaufstellung in Berlin führen müssten, antwortete Lechner am Montagmorgen, dass man „jetzt“ keine Personaldebatte zu führen habe, denn es stünden ja noch die beiden Wahl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an. Danach aber „werden wir eine Debatte führen in Berlin über den Kurs der Bundesregierung“. Die Regierung brauche einen „Kurswechsel“ mit spürbaren finanziellen Entlastungen. „Das Leben ist zu teuer – das ist das klare Signal aus Sachsen-Anhalt und auch aus Niedersachsen“, sagte Lechner und schlug vor, Sozialversicherungsbeiträge zu senken und künftig Einnahmen aus der CO₂-Steuer an die Bürger auszuzahlen.

Hintergrund von Lechners Äußerungen ist das Erstarken der AfD. Die CDU wurde zwar, sofern man die Stimmen auf Kreisebene zum Maßstab nimmt, mit 27,2 Prozent (2021: 31,7 Prozent) abermals zur stärksten Kraft vor der SPD, die 24,6 Prozent (2021: 30,0 Prozent) erhielt. Die AfD, die sich in der Vergangenheit in Niedersachsen so schwer wie fast nirgends sonst tat, konnte ihr Ergebnis mit 15,9 Prozent indes mehr als verdreifachen. „Das ist für uns ein schwieriges Ergebnis“, äußerte der SPD-Landesvorsitzende und Ministerpräsident Olaf Lies noch am Wahlabend. Die SPD sei in Niedersachsen zwar weiterhin eine „tief verwurzelte Volkspartei“, aber auch sie könne sich dem Bundestrend nicht gänzlich entziehen. Das Vertrauen in die etablierten Parteien sei „angespannt“.

Die Verschiebungen in der Parteienlandschaft springen allerdings anders als in Sachsen-Anhalt nicht sofort ins Auge, wo sich die Landkarte nach der Landtagswahl nahezu komplett blau färbte. In Niedersachsen sieht die Karte auf den ersten Blick beinahe wie immer aus: Die CDU ist die stärkste Kraft im Westen des Landes sowie in den nördlichen Landesteilen. Die SPD dominiert den Osten und den Süden des Landes, einschließlich der Region Hannover sowie die friesischen Regionen im äußersten Nordwesten.

Aber unterhalb dessen pirscht sich die AfD an vielen Orten an Platz zwei oder an über zwanzig Prozent heran. Dies gilt etwa für die beiden Landkreise Gifhorn und Helmstedt, die direkt an Sachsen-Anhalt grenzen. Bemerkenswert ist, dass die AfD aber auch in der CDU-Hochburg Cloppenburg 20,4 Prozent erreichte. Man sei „Partei des ländlichen Raumes“, kommentierte der stellvertretende AfD-Landesvorsitzende Stephan Bothe diese Entwicklung.

Daneben punktet die Partei aber auch in industriell geprägten Städten wie Delmenhorst oder Wilhelmshaven, wo sie mit 23,4 und 20,4 Prozent knapp hinter der SPD landete. Bemerkenswert sind die Ergebnisse in Salzgitter. Die stark von Migration und Automobilindustrie geprägte Stadt galt schon zuvor als AfD-Hochburg. Nun wurde die Partei mit 27,4 Prozent zur stärksten Fraktion im Stadtrat. Ihre Oberbürgermeisterkandidatin Patricia Mair schaffte es mit 25,7 Prozent als einzige AfD-Bewerberin im Land in eine Stichwahl um einen Hauptverwaltungsbeamten-Posten. „Und ihr Gegner ist nicht irgendwer“, kommentierte der AfD-Landtagsabgeordnete Peer Lilienthal: Salzgitters Oberbürgermeister Frank Klingebiel von der CDU ist der dienstälteste in Niedersachsen und hatte es bisher nicht nötig, sein Amt in einer Stichwahl zu verteidigen.

*Vorläufiges Ergebnis. / Quelle: Landesamt für Statistik Niedersachsen / F.A.Z.-Grafik: swa.

Bei der Auswertung der Ergebnisse wies die AfD auch darauf hin, dass vier Bewerber um Landrats- und Bürgermeisterposten aus ihren Reihen wegen Zweifeln an ihrer Verfassungstreue nicht zugelassen worden waren. Die Partei wird vor Gericht gegen diese Entscheidungen vorgehen und geht davon aus, dass es zu Wahlwiederholungen kommen wird. Die wichtigsten Personalentscheidungen im Land wären davon allerdings nicht betroffen. In der Landeshauptstadt Hannover steht der grüne Oberbürgermeister Belit Onay mit 45,6 Prozent kurz vor der Wiederwahl. Onay muss in zwei Wochen gegen Kämmerer Axel von der Ohe antreten, der als SPD-Bewerber 21,5 Prozent erzielte. Auch bei der Wahl des Rats der Stadt lag die SPD in ihrer langjährigen Hochburg mit 23 Prozent klar hinter den Grünen, die 28,4 Prozent erhielten. Die CDU konnte die Schwäche der SPD nicht nutzen, ihr Bewerber Peter Karst erreichte mit 14,1 Prozent nur ein schwaches Ergebnis. Bei der Ratswahl kam die Union auf 15 Prozent.

Bei der Wahl des Präsidenten der Region Hannover kann sich die SPD berechtigte Hoffnungen auf einen Erfolg in der Stichwahl machen, nachdem ihre Kandidatin Eva Bender am Sonntag 30,6 Prozent erreichte. Ihr Gegner wird in zwei Wochen der frühere Goslarer Oberbürgermeister Oliver Junk von der CDU sein, der 22 Prozent erhielt. In Braunschweig erreichte Oberbürgermeister Thorsten Kornblum am Sonntag 43,3 Prozent der Stimmen. Der SPD-Politiker, der als Aspirant für einen weiteren Aufstieg gilt, muss in die Stichwahl gegen den CDU-Kandidaten Maximilian Pohler, der 17,2 Prozent erhielt.

In Oldenburg kommt es zu einer Stichwahl um die Nachfolge des scheidenden Oberbürgermeisters Jürgen Krogmann (SPD). Der SPD-Landtagsabgeordnete Ulf Prange kam auf 33,2 Prozent, der von CDU und Grünen unterstützte Bewerber Jascha Rohr erreichte 30,5 Prozent. In Osnabrück erreichte Oberbürgermeisterin Katharina Pötter (CDU) 42,2 Prozent und tritt in zwei Wochen gegen den Grünen-Landtagsabgeordneten Volker Bajus an, der 22,3 Prozent erhielt. In Göttingen kommt es zu einer Stichwahl um die Nachfolge der scheidenden SPD-Oberbürgermeisterin Petra Broistedt zwischen der Grünen-Bewerberin Onyeka Oshionwu, die 41,4 Prozent erreichte, und CDU-Kandidat Ehsan Kangarani, der auf 27,9 Prozent kam. In Wolfsburg konnte sich Oberbürgermeister Dennis Weilmann (CDU) mit 50,1 Prozent direkt im ersten Wahlgang durchsetzen.

Carney will „Allianz“ mit der EU Entfremdung von Kanada und USA verschärft sich / Carney: Teilen dieselben Prioritäten wie Europa

Mark Carney sprach von einer „einzigartigen Allianz“ m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die Kanada anstrebe. Es gehe nicht um eine Mitgliedschaft, versicherte der kanad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am Sonntag gegenüber einer Journalistin. Man teile aber dieselben Werte, habe dieselben Prioritäten. „Unsere Stärken ergänzen sich hervorragend“, fügte Carney hinzu. Es war das erste Mal, dass er sich zu den Berichten äußerte, wonach Kanada eine engere Zusammenarbeit mit den Europäern anstrebt. Laut dem „Wall Street Journal“ will das Land „assoziiertes Mitglied“ des Bündnisses werden.

Sichtbarer war die Entfremdung Kanadas von seinem traditionell wichtigsten Handelspartner,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elten. Donald Trump veröffentlichte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ein Bild im Cartoon-Stil: Carney und er tragen darauf Eishockey-Ausrüstung, der kanad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liegt am Boden,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steht über ihm. Dazu heißt es: „Steh auf, Gouverneur.“ Eine Anspielung auf Trumps Dauerforderung, Kanada solle 51. Bundesstaa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werden.

Carney verzichtete in seinen jüngsten Bemerkungen auf die Erwähnung des Nachbarlandes, doch der Handelsstreit wird längst offen ausgetragen. Der Blick des kanadischen Premiers ist deswegen offenbar nach Europa gerichtet. Neben einer Reise in das Vereinigte Königreich soll er am Mittwoch vor de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in Straßburg sprechen. Unterredungen mit den Europäern, sagte Carney am Wochenende, sollten bald beginnen.

Nach Informationen des „Wall Street Journal“ strebt Carney, der in Oxford studiert hat und vormals Zentralbankchef in London war, eine eng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EU an. Er soll seinen Sondergesandten für Europa, John Hannaford, angewiesen haben, die weitreichendsten Möglichkeiten außerhalb einer Vollmitgliedschaft auszuloten. Dabei ginge es neben der Zusammenarbeit bei Themen wie Energ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Forschung und Verteidigung demnach auch um den reibungslosen Austausch von Waren und Arbeitskräften, sprich den Zugang zum europäischen Binnenmarkt mit einem Wert von rund 18 Billionen Euro.

Eine Mehrheit der Kanadier unterstützt die Regierung in ihrer kritischen Haltung gegenüber den Schikanen aus Washington. Aber der Vorstoß in Richtung Europa bietet innerkanadischen Kritikern auch Angriffsfläche.

Pierre Poilievre, der konservative Widersacher Carneys, nahm die Äußerungen zum Anlass für einen erbosten

Beitrag auf Facebook. Der Ministerpräsident sei realitätsfern, schrieb er am Sonntagabend. Während die Kanadier wirtschaftlich in einer schwierigen Lage seien, erfahre man „aus einer ausländischen Zeitung“ von geheimen Gesprächen mit den Europäern. Kanada werde niemals 51. Bundesstaat der USA und niemals 28. Mitgliedsland der EU. Dann nahm Poilievre Bezug auf ein populistisches Brandthema: Ob künftig auch europäische Grenzpolitik in Kanada angewendet würde? Ob das Einwanderungssystem dann weiter überlastet würde, „während unsere Jugend keine Wohnungen mehr findet?“.

Nach großem Zulauf für die Konservativen, die sich Trumps Rhetorik zur Migration anschlossen, hatte der Liberale Carney die Wahl 2025 auch

Sucht EU-Nähe: Mark Carney Foto Reuters

deswegen drehen können, weil er den Kanadiern ihre Unabhängigkeit und Widerstand gegen Washington versprochen hatte. Auch angesichts von Unabhängigkeitsbestrebungen in den Provinzen Alberta und Quebec könnte Ottawa zögerlich sein, für eine engere Bindung an die EU Souveränitätsrechte abzutreten. Präsident Trump reagierte auf das angekündigte mögliche Bündnis zunächst mit den üblichen Parolen. Kanada sei „das schlimmste Land“ für Verhandlungen. Es wolle aber unbedingt einen Deal mit ihm machen.

Der Weg zu einer kanadischen Übereinkunft mit den Europäern dürfte noch weit sein. Zwar soll Carney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persönlich mit fast allen europäischen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gesprochen haben. Aber auch das 2016 unterzeichnete Freihandelsabkommen CETA hatten nicht alle EU-Mitgliedstaaten ratifiziert. Und Sonderevereinbarungen könnten bei anderen Ländern Begehrlichkeiten wecken. fia.

Meister der asymmetrischen Kriegsführung

Die Huthi-Rebellen rücken an eine der wichtigsten Schifffahrtsrouten der Welt vor – und stärken ihre Position damit erheblich / Von Gregor Grosse

Die Huthi beherrschen die asymmetrische Kriegsführung auf See. Das haben sie lange vor ihrem jüngsten Vormarsch im Jemen bewiesen. Seit Jahren geraten Handelsschiffe im Roten Meer ins Visier der mit Iran verbündeten Miliz. Mit ihrem breiten Waffenarsenal brachte sie selbst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in Bedrängnis. Nun haben die Rebellen in einer Bodenoffensive strategische Positionen an der wichtigen Meerenge Bab al-Mandab erobert. Das eröffnet ihnen zusätzliche militärische Optionen für Angriffe auf die Schifffahrt.

Ende vergangener Woche haben die Huthi zunächst die Hafenstadt Mokha an der Westküste des Landes und kurze Zeit später die Insel Mayyun (Perim) sowie die Hanisch-Inselgruppe unter ihre Kontrolle gebracht. Mayyun liegt am südlichen Ende und engsten Stelle von Bab al-Mandab, die Hanisch-Inseln weiter nördlich. An beiden Standorten sind auf Satellitenbildern Startbahnen und Hangars zu sehen. Sie standen zuvor unter Kontrolle der jemenitischen Regierung, die von Saudi-Arabien und einer internationalen Anti-Huthi-Koalition unterstützt wird. Mit ihren Eroberungen weiten die Huthi ihren Zugriff über eine der weltweit wichtigsten Schifffahrtsrouten erheblich aus. Insbesondere mit Mayyun steht den Rebellen nun ein strategisch günstiger Außenposten mitten in der Meerenge zur Verfügung – die Insel liegt etwa drei Kilometer von der jemenitischen Küste und 20 Kilometer von der Küste Djiboutis entfernt. Reedereien zeigen sich besorgt, dass nach der Straße von Hormus nun in der nächsten wichtigen Meerenge die Schifffahrt zum Erliegen kommen könnte. Sie dürften den Zusicherungen der Miliz, nur saudi-arabische Schiffe anzugreifen, angesichts früherer Erfahrungen mit Vorsicht begegnen.

Ende 2023 starteten die Huthi eine Angriffskampagne im Roten Meer. Sie erklärten, damit aus Solidarität mit den Palästinensern Druck auf Israel ausüben zu wollen, zielten aber auch auf Schiffe ohne erkennbare israelische Verbindung. Mehrere Schiffe wurden versenkt und Seeleute getötet; zu den spektakulärsten Aktionen gehörte die Kaperung eines Frachtschiffs per Hubschrauber.

Die Huthi können mit einer Vielzahl von Waffen Ziele auf See attackieren: darunter Drohnen, Minen, Antischiffsraketen oder Marschflugkörper. Wie technologisch fortgeschritten sie sind, zeigte sich bei einem massiven Angriff der Gruppe im Roten Meer 2024. Der amerikanische Vizeadmiral Brad Cooper erklärte damals, die Huthi seien „die erste Gruppe in der

Weltgeschichte, die jemals ballistische Antischiffsraketen gegen die Schifffahrt eingesetzt hat“. Bei einem Luftangriff der Huthi im vergangenen Jahr musste ein US-Flugzeugträger derart abrupt ausweichen, dass ein Kampfflugzeug über Bord fiel.

Mit ihren neu eroberten Stellungen befinden sich die Rebellen jetzt in einer

noch stärkeren Position. Zum einen könnte sich die Reaktionszeit auf mögliche Huthi-Angriffe deutlich verringern. Zum anderen weisen Fachportale wie „The War Zone“ darauf hin, dass die Miliz nun nicht einmal auf ihre modernen Waffen zurückgreifen müsste, sondern etwa auch mit Panzerabwehrraketen oder Artillerie die Schifffahrt ins Visier nehmen könnte.

Sollten die Huthi ihre Angriffe im Roten Meer wie 2023 eskalieren, dürften sich die Blicke auf Amerika richten. Laut amerikanischen Medienberichten hat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Anfragen aus Riad, militärisch einzugreifen, abgelehnt. CNN zufolge stellen die USA Saudi-Arabien aber mehr als 100 Militärplaner zur Verfügung, die das Königreich mit nachrichtendienstlichen Informationen und Zielerfassung im Kampf gegen die Huthi unterstützen. Ein amerikanischer Regierungsvertreter sagte „The War Zone“, dass eine Militärintervention Washingtons nicht ausgeschlossen sei. Derzeit setze man aber auf die Partner in der Region.

Trump weiß, dass die Huthi auch mit massiver militärischer Gewalt nicht einfach zu besiegen sind. Im Frühjahr 2025 starteten die USA eine 52-tägige Angriffskampagne gegen die Rebellen. Obwohl die amerikanischen Streitkräfte nach eigenen Angaben mehr als 1000 Ziele im Jemen angegriffen hatten, waren die Huthi weiterhin in der Lage, Schiffe zu beschießen. Die Amerikaner hätten nicht einmal die Luftherrschaft über die Rebellen errungen, berichtete die „New York Times“ damals. Die Huthi verfügen über mobile Raketensysteme, die schnell verlegt werden können und im gebirgigen jemenitischen Terrain schwer zu entdecken sind. Nach dem Waffenstillstand bescheinigte Trump den Rebellen öffentlich, „äußerst widerstandsfähig“ gewesen zu sein. Auch angesichts der Munitionsknappheit der Amerikaner, die sich durch den Irankrieg akut verschärft hat, ist es fraglich, ob sich Washington auf ein neues Jemen-Abenteuer einlässt.

Auch die Europäer sind mit Kriegsschiffen in der Region präsent. Die defensive EU-Operation Aspides zum Schutz der Schifffahrt vor Huthi-Angriffen, an der unter anderem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beteiligt sind, wurde im Februar bis Anfang 2027 verlängert. Das Einsatzgebiet umfasst unter anderem die Meerenge Bab al-Mandab sowie das Rote Meer oder den Golf von Aden. Also jene Gewässer, die die Huthi nach ihrem Vormarsch noch stärker bedrohen. Die Deutsche Marine hatte zuletzt 2024 eine Fregatte in das Einsatzgebiet geschickt.

Anzeichen, dass die Europäer das Mandat angesichts der aktuellen Huthi-Vorstöße ausweiten wollen, gibt es derzeit nicht. Ausgeschlossen ist das allerdings nicht. Vor wenigen Tagen teilte das französische Militär mit, dass eine französische Fregatte im Rahmen von Aspides „zahlreiche Handelsschiffe“ durch die gefährdete Meerenge Bab al-Mandab escortiert habe.

STIMMEN DER ANDEREN

Das alte Schweden ist wieder da

Die italienische Zeitung „La Stampa“ (Turin) meint zum Ausgang der Parlamentswahl in Schweden: „Letztlich haben sich die Schweden für das schwedische Modell entschieden. Ein Modell, das auf einem starken Sozialstaat, einem gut funktionierenden öffentlichen Schulwesen, einer zugänglichen Gesundheitsversorgung und einem Netz öffentlicher Sicherheit gründet. Der Wahlkampf begann unter dem Zeichen von Kriminalität, Einwanderung und Sicherheit. Er endete mit Themen des Sozialwesens. Aus dem Ergebnis dürfte sich eine Mehrheit ergeben, die zur Mitte-links-Koalition unter Magdalena Andersson zurückkehrt und die nationalistische Rechte unter Jimmie Äkesson zurückdrängt. In dem Moment, da die Wähler aufhörten, nur danach zu fragen, wer gegenüber Einwanderern und Kriminellen härter vorgehen würde, und stattdessen zu fragen begannen, welche Schule, welches Gesundheitswesen und welche soziale Absicherung das Land haben sollte, hat sich das Terrain verschoben. Und nach vier Jahren des Rechtsrucks ist ein altes Schweden wieder zum Vorschein gekommen, das vielleicht nie verschwunden war: jenes, das davon überzeugt ist, dass der Sozialstaat für das Land nicht nur ein Regierungssystem, sondern ein identitätsstiftendes Merkmal ist.“

Riad hat die Huthi unterschätzt

Zum Vormarsch der Huthi-Rebellen im Jemen heißt es in der niederländischen Zeitung „De Telegraaf“ (Amsterdam):

„Die Eroberung der Meerenge Bab al-Mandab ist der jüngste Erfolg der Huthi. Weder das Nachbarland Saudi-Arabien noch Israel, die USA oder andere westliche Länder scheinen in der Lage zu sein, diese jemenitische Rebellengruppe aufzuhalten. Was macht sie so stark? Die einfache Antwort auf diese Frage lautet: Iran. Die Huthi sind sicherlich nicht die einzige Rebellengruppe im Nahen Osten, die Geld, Material und andere Hilfe aus Teheran erhält, aber sie scheinen damit am effizientesten umzugehen. Mehr noch: Sie stellen mittlerweile selbst Waffen wie ballistische Raketen und Drohnen her. Eine weitere Antwort könnte lauten: Saudi-Arabiens Nachlässigkeit. Die Saudis haben die Huthi in den letzten Jahren zwar nicht ignoriert. Sie gingen jedoch davon aus, dass die Lösung dieses Problems mit relativ geringem Aufwand erreicht werden könnte. Daher wurden die Huthi-Rebellen ausschließlich aus der Luft bekämpft; vom Einsatz saudischer Bodentruppen ist bislang keine Rede.“

Putins Botschaft an den Westen

Die polnische Tageszeitung „Rzeczpospolita“ (Warschau) schreibt zum russischen Drohnenangriff auf einen Zug von Kiew nach Warschau:

„Diejenigen haben recht, die den Angriff vom Sonntag auf den Grenzübergang in Dorohusk als „Klopfen Russlands an die Tore von EU und NATO“ bezeichnet haben. Denn es handelt sich dabei um nichts anderes als einen terroristischen Anschlag auf die Eisenbahninfrastruktur auf der wichtigen Strecke von Warschau nach

Kiew. Seit Ausbruch des Krieges sind die ukrainischen Eisenbahnen der Lebensnerv des ukrainischen Staates, der Wirtschaft und der Gesellschaft. Und – vor allem – galten sie bis vor Kurzem als relativ sicheres Verkehrsmittel. (...) Wladimir Putin sendet mit seinem Vorgehen direkt an der polnischen Grenze auch eine Botschaft an die westlichen Gesellschaften: Warum sollte man die Ukraine weiterhin unterstützen? Warum Russland provozieren? Wäre es nicht besser, wenn Frieden herrschen würde? Politiker der AfD sagen offen, dass gerade diese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Russland provoziert habe; daher müsse der Krieg beendet und zur guten alten Welt zurückgekehrt werden, in der billige Rohstoffe aus Sibirien die Wettbewerbsfähigkei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ankurbelten.“

Die Verheißung des „rebellischen Regierens“

Die Linkspartei hat gute Chancen, die Berliner Abgeordnetenhauswahl zu gewinnen. Elif Eralps Weg ins Rote Rathaus könnte trotzdem steinig werden.

Von Stephan Klenner, Berlin

Mietpreise sind ihr Mobilisierungsthema: Spitzenkandidatin Elif Eralp Anfang September bei einer Demo vor dem Karl-Liebknecht-Haus in Berlin Foto Omer Messinger

Als Elif Eralp vor dem Berliner Karl-Liebknecht-Haus eine Rede hält, sitzen da etwa sechzig Leute auf Plastikstühlen. Eigentlich hät-

ten es mehr sein sollen: Die Linkspartei hatte „hunderte Mieter*innen“ für die Veranstaltung ihrer Spitzenkandidatin zur Abgeordnetenhauswahl angekündigt. Eralp nimmt es an diesem Samstag im September gelassen hin. Die Juristin hatte im Berliner Wahlkampf schon mit größeren Problemen zu kämpfen. Eine Woche zuvor war bei der Neuköllner Linkspartei der Rapper Dahabflex aufgetreten. Er sang das Lied „Stop the Genocide“, und darin auch die Parolen: „Yalla Yalla Intifada – Westbank, Palästina, Gaza“ und „Death to the IDF“, auf Deutsch „Tod der IDF“, also der israelischen Armee.

Eralp distanzierte sich davon und sagte, sie stehe „gegen jede Form von Antisemitismus“. Die innerparteilich einflussreiche Arbeitsgemeinschaft „Palästinasolidarität“ kritisierte daraufhin, „man“ werfe „Parteigenoss:innen den Wölfen zum Fraß“ vor. Auf der Mieterversammlung vor dem Karl-Liebknecht-Haus ist von solchen Konflikten nichts zu spüren. Die Teilnehmer gehen freundlich miteinander um. Sie schreiben auf bunte Zettel, welche „Horror-Vermieter-Erfahrung“ sie gemacht haben. Der Wohnungskonzern Vonovia kommt nicht gut weg. Eralp sagt in ihrer Rede, es sei ei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dass wir Vonovia vergesellschaften“.

Dieses Versprechen will die 45 Jahre alte Frau als Regierende Bürgermeisterin umsetzen. Ihre Chancen auf das Amt stehen nicht schlecht: Die jüngsten Umfragen sehen die Linkspartei mit 21 bis 23 Prozent auf Platz eins in Berlin. Seit Monaten liegt sie vor Grünen und SPD. Die drei Parteien werden nach der Wahl voraussichtlich genug Sitze für eine Koalition haben. Im derzeitigen Abgeordnetenhaus hätte es eine solche Mehrheit auch gegeben. Die SPD entschied sich nach der Wahl 2023 trotzdem dafür, mit der CDU zu koalieren. Dass viele SPD-Politiker Wohnungskonzerne nicht enteignen wollen, war dafür ein wichtiger Grund.

Die Skepsis der Sozialdemokraten gegenüber den Linken ist immer noch da. Trotzdem haben sich die Chancen für Rot-Grün-Rot verbessert: Für Schwarz-Rot wird es diesmal kaum reichen. Die CDU hat wahrscheinlich nur dann eine Chance, wieder den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 zu stellen, wenn auch die Grünen mitregieren. Die wollen aber lieber mit der Linkspartei zusammenarbeiten. Sie treten im Wahlkampf ebenfalls für Enteignungen ein.

Ob es mit Rot-Grün-Rot klappt, werden die Linken zu einem großen Teil selbst in der Hand haben. Deren Führungsleute wollen regieren. Seit längerer Zeit bereiten sie ihre Partei darauf vor: Der Landesvorstand beauftragte schon vor Monaten eine frühere Berliner Staatssekretärin, nach geeignetem Personal für die Senatsverwaltungen zu suchen. Ein ehemaliger Staatssekretär aus Thüringen bereitet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vor.

Auf mehreren Veranstaltungen reflektierten die Berliner Linken ihre frühere Beteiligung an SPD-geführten Senaten.

Die Podien waren so besetzt, dass Regierungsskeptiker auf Pragmatiker trafen, die versicherten, unter Eralp werde es keine faulen Kompromisse mehr geben. Die Verheißung des „rebellischen Regierens“ soll auch jenen Linken-Mitgliedern den Einzug in den Senat schmackhaft machen, die sich in der Opposition wohl fühlen.

Ob diese Rechnung aufgeht, ist ungewiss. Die Berliner Linkspartei hat sich stark verändert: Die Mitgliederzahl ist in den vergangenen zweieinhalb Jahren von etwa 7000 auf mehr als 19.000 angestiegen. Sehr viele junge Leute sind in die Partei eingetreten. Auf der Mieterversammlung fordert ein Neumitglied, Eralp solle „den Kapitalismus abschaffen“. Das sind hohe Erwartungen. Nicht wenige der neuen Mitglieder lehnen eine Regierungsbeteiligung ab. Die Jugendorganisation „solid“ veröffentlichte im Wahlkampf einen Aufruf zur Vernetzung der „Linken in der Linken“. Darin steht, die Linke werde „als Motor des oppositionellen Widerstandes stark geschwächt“, sollte sie sich an einem Senat mit Grünen und SPD beteiligen: „Deshalb stehen wir in der Partei gegen eine erneute Regierungsbeteiligung ein.“

Auch die Arbeitsgemeinschaft „Palästinasolidarität“ ist skeptisch: Auf deren

Instagram-Account veröffentlichte Vanessa Emde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den Aufruf „Lieber richtig in die Opposition als falsch in die Regierung“. Sie wird wohl ins Abgeordnetenhaus einziehen: Im Neuköllner Norden tritt sie in einem aussichtsreichen Wahlkreis an. Liegt die Linkspartei am Wahlabend wie erwartet vor den Grünen, dürfte sie etliche Direktmandate in der Berliner Innenstadt erobern. Das stärkt den orthodoxen Flügel der Partei.

Anders als bisher tritt die Linkspartei nicht mehr mit einer Landesliste, sondern mit Bezirkslisten an. Politiker von Grünen und SPD sehen das als Risiko für die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Sie befürchten, der bisherige Vorsitzende der Linksfraktion, Tobias Schulze, werde den Einzug ins Abgeordnetenhaus verfehlen. Als verlässlicher Pragmatiker sei er für die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wichtig, heißt es. Der Linken-Bezirksverband Mitte hat ihn auf der Liste hinter einer Palästina-Aktivistin platziert.

Die Landesvorsitzenden hoffen, dass Eralp auch die Neumitglieder vom Regieren überzeugen kann. Sie trugen ihr im vergangenen Jahr die Spitzenkandidatur an. Als stellvertretende Landes- und Fraktionsvorsitzende wirkte sie bis dahin in der zweiten Reihe. Ins Parlament war sie selbst auch erst 2021 eingezogen.

Die Frau mit türkischen Wurzeln ist bei den jungen Aktivisten aber beliebter als der Fraktionsvorsitzende: Im Jahr 2019 gehörte Eralp zu den Gründungsmitgliedern der Arbeitsgemeinschaft „Migrantische Linke / Links*Kanax“. Schulze stammt aus dem Osten Berlins. Er engagierte sich bereits in der PDS. Die Parteivorsitzenden dürften all diese Faktoren bei ihrer Präferenz zur Spitzenkandidatur berücksichtigt haben. Auch die frühere Linken-Bundesvorsitzende Katja Kipping wurde als mögliche Spitzenkandidatin gehandelt. Ebenso wie Schulze gilt sie unter den Neumitgliedern als zu wenig „palästinasolidarisch“. Für eine Kandidatur stand sie dann nicht zur Verfügung.

Um die Partei auf dem Weg in den Senat mitzunehmen, will der Vorstand in drei Stufen vorgehen: Am Freitag nach der Wahl ist ein Landesparteitag geplant, der die Aufnahme von Sondierungsgesprächen beschließen soll. Danach soll ein weiterer Parteitag grünes Licht für Koalitionsverhandlungen geben. Anschließend sollen alle Linken-Mitglieder über den Koalitionsvertrag abstimmen. Grüne und Sozialdemokraten sehen diesen Zeitplan kritisch. Wer so agiere, verschaffe Regierungsgegnern viele Möglichkeiten zum Chaos-Stiften, ist zu hören.

Andererseits erkennen Vertreter beider Parteien an, dass die Linkspartei mit Mieterschutz, Müll und Nahverkehr Schwerpunkte im Wahlkampf setzt, die sich für Kompromisse eignen. So könnten die drei Parteien bereits in den Sondierungen vereinbaren, die Mieten landeseigener Wohnungsunternehmen zu deckeln oder einen kostenlosen Sperrmülltag einzuführen. Beide Forderungen sind in Eralps Programm enthalten. Aber auch über die Enteignungsfrage und die schwierige Berliner Haushaltslage werden die potentiellen Partner sprechen müssen. In der SPD gelten diese Punkte als mögliche Bruchstellen in den Verhandlungen. Unter den in Berlin einst starken Sozialdemokraten gibt es ohnehin Vorbehalte, als Juniorpartner unter Eralp zu regieren. Es würde dokumentieren, dass die SPD ihre Führungssrolle im linken Lager in der Hauptstadt verloren hat.

Ein weiteres Risiko für die Koalitionsbildung ist der Umgang der Linken mit Antisemitismus: Viele Grüne und Sozialdemokraten haben wenig Verständnis dafür, dass die Linkspartei nach dem Eklat in Neukölln kein Schiedsgerichtsverfahren einleitete. Stattdessen sollen nun die Ombudsleute der Linken mit den Beteiligten Gespräche führen. Sie sind nicht befugt, Parteiordnungsmaßnahmen anzuordnen.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berichtete der „Tagesspiegel“, in Sicherheitskreisen werde erwogen, die Linken-Arbeitsgemeinschaft „Palästinasolidarität“ durch den Berliner Verfassungsschutz zu beobachten. Zuvor hatte dessen Leiter im Innenausschuss des Abgeordnetenhauses die Frage der CDU-Fraktion nicht beantwortet, ob sich seine Behörde mit den Neuköllner Linken beschäftigt. Er sagte, der Verfassungsschutz halte sich vor der Wahl mit öffentlichen Erklärungen zurück.

Peking macht KI zur Frage der Regimesicherheit

Chinas Geheimdienst warnt erstmals vor Gefahren für das Regime – und vor ausländischen Cyberangriffen / Von Jochen Stahnke, Peking

Es war ein Beitrag in einem Cyber-Magazin, aber Autor und Inhalt sind ein politisches Ausrufezeichen: Chinas Geheimdienst hält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für regimebedrohend und zentral für die künftige internationale Machtverteilung. Zwar soll KI auch der eigenen Wirtschaft einen Schub geben. Für die vom Sicherheitsapparat dominierte Führung in Peking aber ist KI vor allem der zentrale „neue Schauplatz der strategischen Rivalität zwischen den Großmächten“. Das schreibt Chinas Geheimdienstchef Chen Yixin in seiner ersten öffentlichen Stellungnahme zur KI, die am Sonntagabend veröffentlicht wurde.

Chen tritt zunehmend öffentlich auf, was als wachsende politische Stellung neben Staatschef Xi Jinping gewertet wird. Er warnt, der missbräuchliche Einsatz von KI durch „feindselige Kräfte und Personen mit Hintergedanken“ würde zur Verbreitung generativer KI-Technologien wie Deepfake-Bildern oder KI-generierten Texten führen. Dies würde „Chinas politische Sicherheit, institutionelle Sicherheit und ideologische Sicherheit direkt bedrohen“.

Beobachter in Peking sehen in Chens Beitrag den sichtbaren Beginn einer stärkeren Versicherheitlichung der chinesischen KI-Politik, die sich bislang vornehmlich auf technologische Eigenständigkeit und Industriepolitik bezogen hatte. Vergangenes Jahr hatte Xi die Parole ausgegeben, China müsse sich „eine Vormachtstellung im Bereich der KI sichern“. Gleichzeitig richtet sich der Blick auf den Staatsbesuch Xis in Washington, bei dem das Thema KI auf der Agenda stehen soll.

So verwies Chinas Geheimdienstchef jetzt ausdrücklich auf die wachsenden Fähigkeiten der US-Programme Claude Mythos von Anthropic und GPT-5.5 von Open AI, welche die technische Hürde für Cyberangriffe erheblich gesenkt hätten. Gleichzeitig warnte er vor eigenen Datenlecks. Mithilfe KI-gestützter Internet-Crawler könnten ausländische Kräfte leichter Daten aus China abschöpfen, zumal es in dem Land mittlerweile mehr als 500 Millionen Nutzer von KI-Produkten gebe.

Dass Chens persönliche Wortmeldung zwei Tage nach der Warnung von Führungskräften der wichtigsten amerikanischen KI-Firmen veröffentlicht wurde, muss nicht in einem direkten Zusammenhang stehen. Die Chefs von Anthropic und Open AI hatten gefordert, die Entwicklung von KI-Spitzenmodellen zum Schutz der Menschheit zu verlangsamen. Darauf ging Chinas Geheimdienstchef in seinem Beitrag nicht ein. Auch forderte er chinesische KI-Unternehmen oder andere Stellen nicht dazu auf, die eigene KI-Entwicklung zu verlangsamen.

Auf offizieller Ebene will man bislang offenbar weder in Washington noch in Peking etwas von einer Drosselung der KI-Kapazitäten wissen. „Aus meiner Perspektive als Chinese will (Anthropic-Chef) Amodei mehr als nur das halsbrecherische Fortschrittstempo der KI-Entwicklung um der Sicherheit willen anpassen“, schrieb Hu Xijin, der ehemalige Chefredakteur der chinesischen Parteizeitung „Global Times“, auf X. „Er will auch sicherstellen, dass er und US-Unternehmen das Tempo des Fortschritts an der KI-Grenze bestimmen.“ Was der staatsnahe Blogger am Sonntag an die internationale Öffentlichkeit brachte, wird von der politischen Führung und von chinesischen Denkfabriken seit Längerem verbreitet. Die „Global Times“ ergänzte am Montag, Amodeis Beweggründe seien „kommerzieller Natur“.

Schon die mit dem chinesischen Geheimdienst verbundene Denkfabrik CICIR hatte den amerikanischen „AI Action Plan“ von 2025 als Versuch bezeichnet, ein weltweites Ökosystem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ter amerikanischer Führung aufzubauen: Amerikanische Chips, die Cloud, Rechenzentren, Standards und Sicherheitsregeln sollten miteinander verbunden und international verbreitet werden. Geheimdienstchef Chen warnte nun, „bestimmte Länder“ würden ihre Vorteile in Bereichen der KI-Grundlagenforschung, der Modellarchitektur und der Rechenleistung nutzen, um „andere Länder“ davon abzuschneiden und Industriestandards zu „monopolisieren“.

Einerseits erkennt Chinas Staatsführung die amerikanische technologische Führung im Spitzenbereich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damit an. Die US-Firma Anthropic warf Chinas wohl bestem KI-Unternehmen Moonshot AI vergangene Woche vor, heimlich Tausende von Nutzeranfragen an die Claude-Modelle von Anthropic weitergeleitet und die Antworten als eigene ausgegeben zu haben.

Zudem hätten Akteure in China, aber auch im Jemen und Russland das Claude-

Programm genutzt, um Software für die Entwicklung von Waffen zu nutzen oder um massenhaft Informationen über Abweichler oder religiöse Minderheiten zu beschaffen. Geheimdienstchef Chen warnte nun vor dem Risiko, dass chinesische Personen oder Unternehmen durch die Nutzung ausländischer KI-Programme „sensible Informationen“ preisgeben.

Peking setzt dagegen auf eine asymmetrische Strategie und „Offenheit“. Auf dem KI-Gipfel in Shanghai (WAIC) hatte Xi Jinping im Juli für einen Open-Source-Ansatz bei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geworben. Weltweit mögen Entwickler Chinas KI-Modelle kostenlos herunterladen und nutzen. Das soll im Wettbewerb um die eigenen Ökosysteme auch verhindern, dass sich Länder und Regionen dauerhaft für amerikanische Modelle und Standards entschei den. Gleichwohl müsse KI „stets unter menschlicher Kontrolle bleiben“.

Übertragung in Peking: Xis Eröffnungsrede der WAIC im Juni Foto AFP

Auf der WAIC-Konferenz unterzeichneten 29 Staaten ein Abkommen zur Gründung der World 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WAICO), darunter neben afrikanischen und zentralasiatischen Staaten auch Brasilien, Serbien und Indonesien. Ob dieses Forum Wirkungsmacht entfaltet, bleibt fraglich. Ein Beobachter vor Ort sprach von „politischem Theater“. Dass an der Veranstaltung aber auch Nobelpreisträger und Spitzeninformatiker teilnahmen, spricht für die fachliche Qualität der inhaltlichen Erörterungen.

Und die politische Stoßrichtung scheint klar, wie es in einer kürzlichen Analyse der KI-Forscherin Li Yan von der Denkfabrik CICIR heißt: „Nur wenn wir inklusivere und anpassungsfähigere Modelle für die Verbreitung von Technologie und Governance-Lösungen anbieten, können wir im Wettbewerb dauerhaften Einfluss gewinnen.“ Dagegen würden „die USA gezielt Vorwürfe der Patentverletzung erheben, um ihre KI-Hegemonie zu schützen“, so Li an anderer Stelle. Denn Amerika sei „getrieben von extremer strategischer Angst“.

Sorgen im Zusammenhang mit KI mehren sich indes auf beiden Seiten. Und so bereiten China und die USA ihren ersten bilateralen Dialog auf Regierungsebene zu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seit zwei Jahren vor. Kommende Woche soll Xi nach Washington reisen. In den Tagen davor könnte es zu einem vorbereitenden Treffen zur KI-Sicherheit kommen. Im November 2024 hatten der scheidende US-Präsident Joe Biden und Xi vereinbart, dass Menschen und nicht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über den Einsatz von Atomwaffen entscheiden sollte. Ein bindendes Abkommen wurde daraus aber nicht.

Nun wurde sowohl in Amerika als auch China beobachtet, dass KI-Modelle aus ihrer geschützten Testumgebung ausgebrochen waren und selbständig Schaden angerichtet haben. Dass ein solches Modell in die Hände von Terroristen oder Schurkenstaaten gelangen oder einfach unkontrolliert agieren könnte, ist eine in beiden Ländern geteilte Sorge.

So gab es Ende August Vorgespräche zwischen Vertretern beider Seiten in Peking, in denen sich auch der frühere Microsoft-Manager Craig Mundie als Ko-Vorsitzender eines inoffiziellen „Track-II“-Dialogkanals zu KI-Fragen hervorgetan habe. Chinesische Vertreter warnen offen vor der von den USA erwogenen Einschränkung des Zugangs zu chinesischen Open-Source-KI-Modellen. Gleichwohl soll auch Peking erwägen, die eigenen Modelle trotz proklamierter Offenheit im Ausland einzuschränken. Auch und gerade im Bereich der KI erkennen Beobachter seit Längerem schon einen sich verschärfenden Kalten Krieg, wo beide Seiten nurmehr den eigenen Systemen vertrauen.

So sollen sich beide Seiten immer noch nicht einig sein, worüber jetzt überhaupt gesprochen wird. Während Washington vor allem über KI-gesteuerte Cyberangriffe reden will, scheint Peking auch die amerikanischen Exportkontrollen mit auf den Tisch bringen zu wollen. Die Grenze zwischen echten Sicherheitsbedrohungen und „technologischem Wettbewerb“ müsse gemeinsam gezogen werden, kommentierte der staatsnahe Blog Yuyuan Tantian, den der Machtapparat häufig für indirekte Botschaften verwendet.

Außenamtssprecher Guo Jiakun sagte am Montag: „Alle Beteiligten sollten gemeinsam darauf hinarbeiten, dass die KI offen, inklusiv und zum Guten gerichtet ist.“ Die Verbreitung „verschiedener Bedrohungsszenarien sowie Konfrontation und ein böswilliger Wettbewerb würden den Prozess der globalen Steuerung der KI nur stören“. Zumindest auf chinesischer Seite scheint gewiss: Hier steuert zunehmend der Sicherheitsapparat.

Ganz normale Wahlverlierer

Plötzlich nicht mehr im Aufwind: Unterstützer der Schwedendemokraten in der Gemeinde Solna nach der Wahl Foto AFP

In Schweden werden die Rechtspopulisten schon länger eingebunden. Nun erlitten sie Verluste bei der Parlamentswahl.

Von Julian Staib, Hamburg

Nach der Parlamentswahl in Schweden ist die Unklarheit groß. Zwar liegt das oppositionelle Lager rund um die Sozialdemokraten knapp in Führung, doch spät eingegangene Stimmen und jene der Auslandswähler könnten das noch ändern. Es könnte Tage dauern, bis ein endgültiges Ergebnis feststeht. Was aber heute schon klar ist: Die rechtspopulistischen Schwedendemokraten (SD) haben erstmals bei einer Reichstagswahl Verluste erlitten. Sie kamen dem vorläufigen Ergebnis nach auf rund 17,6 Prozent. Sie verloren mit rund drei Prozentpunkten mehr als alle anderen Parteien.

Auf der SD-Wahlparty in Solna nahe Stockholm war daher die Stimmung am Sonntagabend gedämpft. Als die ersten Prognosen eingeblendet wurden, rief jemand Berichten zufolge, die Zahlen könnten nicht stimmen. Es sei offensichtlich, dass seine Partei verloren habe, sagte Parteichef Jimmie Åkesson später. Der einflussreiche Abgeordnete Richard Jomshof sprach von einem „deprimierenden“ Ergebnis. Aus seiner Sicht könnte der Grund darin liegen, dass seine Partei zuletzt gezwungen war, Kompromisse einzugehen. „Es wird immer Stammwähler geben, die es nicht schätzen, wenn man in zentralen Fragen nachgeben muss“, sagte er. Hat also die Einbindung der Schwedendemokraten diese geschwächt?

In Schweden ist die Grandmauer Stück für Stück zerbröselt. Lange hatten die Schwedendemokraten im Parlament den Paria-Status inne. Schließlich hat die Partei ihre Wurzeln im Rechtsextremismus und Antisemitismus. Unter Parteichef Jimmie Åkesson versucht sie sich seit 2005 ein freundlicheres Antlitz zu geben. Zugleich machen Abgeordnete wie Jomshof, der den Propheten Mohammed als Massenmörder bezeichnet hat, immer wieder deutlich, dass radikale Islamfeinde weiter dabei sind.

In der Wählergunst stiegen die Schwedendemokraten trotzdem immer weiter. 2010 zog die Partei mit 5,7 Prozent der Stimmen ins Parlament ein. 2014 hatte sie schon 12,9 Prozent, war im Reichstag aber weiter isoliert. Schweden hatte damals eine sehr liberale Flüchtlingspolitik, die Schwedendemokraten kritisierten sie scharf und waren damit faktisch allein.

Die Wahl zum schwedischen Reichstag

Infolge des Rekordzustroms von Flüchtlingen schwenkten die anderen Parteien von 2016 an um, die Migrationspolitik wurde drastisch verschärft, doch Åkessons Partei wuchs weiter. Bei der Parlamentswahl 2022 wurden die Schwedendemokraten zweitstärkste Kraft, und es geschah das einst Undenkbare: Ministerpräsident Ulf Kristersson band sie in das sogenannte Tidö-Bündnis ein, die Rechtspopulisten tolerierten fortan eine konservative Minderheitsregierung.

Faktisch ging die Zusammenarbeit aber über eine reine Tolerierung hinaus. Die Schwedendemokraten gaben in der Migrations- und Kriminalitätspolitik den Ton an und nahmen direkt Einfluss auf Gesetzesvorhaben. In den Umfragen wuchs die Partei weiter, im Frühjahr vereinbarte Kristersson einen Deal: Sollte das Bündnis wiedergewählt werden,

*94 Prozent der Stimmen ausgezählt. / Quelle: SVT / F.A.Z.-Grafik: swa.

würden die Schwedendemokraten auch formell in die Regierung eintreten und Ministerposten bekommen, wenn sie ihn, Kristersson, wieder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wählen würden – auch wenn seine Partei schwächer als die Schwedendemokraten sein sollte.

Bei der Parlamentswahl aber haben Kristerssons Moderate die Schwedendemokraten deutlich überholt. Gerade in ihren früheren Hochburgen verloren die Rechtspopulisten am deutlichsten. Warum? Die Schwedendemokraten seien nun ein wenig wie die anderen Parteien geworden, manchmal gewinne man an Unterstützung, manchmal verliere man sie, sagt der Parteienforscher Niklas Bolin von der Mittuniversitetet in Sundsvall der F.A.Z.

Möglicherweise hätten viele Wähler taktisch gewählt und Stimmen etwa den

Liberalen gegeben, um diese über die Vierprozenthürde zu bringen, sagt Bolin. Zudem hätten die Themen wohl eine wichtige Rolle bei der Wahl gespielt. Recht und Ordnung sowie Einwanderung seien nicht mehr die allerwichtigsten Themen gewesen, sondern Gesundheit, Bildung und Wirtschaft – und in dem Bereich genössen die Schwedendemokraten nicht das größte Vertrauen.

In Schweden wurde bisher angenommen, dass die Rolle der Schwedendemokraten als tolerierende Partei diese stärkt. Sie konnten die Regierungsarbeit bestimmen, ohne aber 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Dass nun alle drei Parteien der Minderheitsregierung gewannen, die Schwedendemokraten als tolerierende Partei aber Verluste erlitten, sieht Bolin nicht als Gegenbeweis. Dies sei eher ein „ungewöhnliches Ergebnis“ denn der Beweis dafür, dass frühere Forschungsergebnisse falsch seien, sagt er.

Bolin glaubt auch nicht, dass die Forderung der Schwedendemokraten nach einem Regierungsbeitritt eine nennenswerte Zahl von Wählern abgeschreckt hat, weil die Partei dann Teil des Establishments geworden wäre. Was die Zusammenarbeit mit anderen Parteien angehe, hätten sich die Schwedendemokraten bereits weitgehend normalisiert, sagt er. In den vergangenen vier Jahren habe die Partei erheblichen Einfluss auf die Regierungspolitik gehabt und sei zu einem festen Bestandteil der Zusammenarbeit im rechten Spektrum geworden, so Bolin. Gleichzeitig habe sie ihre politischen Positionen und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 auch ihr Anti-Establishment-Profil weitgehend beibehalten.

Die AfD und der geheime Verteidigungsplan

Der „Operationsplan Deutschland“ soll nicht in russische Hände geraten / Von Peter Carstens, Berlin

Die Bundesregierung erwägt offenbar, den Gesamtplan zur militärisch-zivilen Zusammenarbeit im Krisen- oder Kriegsfall („Operationsplan Deutschland“) vor dem Zugriff durch russlandfreundliche Extremisten zu schützen. Wie das Redaktionsnetzwerk (RND) berichtete, habe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SPD) sich entsprechend vor Verteidigungsexperten des Bundestages geäußert. Nach Informationen der F.A.Z. fand das im Rahmen eines wöchentlichen Treffens mit Verteidigungspolitikern der Koalition statt. Das Ministerium lehnte eine Stellungnahme zu dem Bericht ab.

Die Obfrau der Union im Verteidigungsausschuss, Kerstin Vieregge, sagte der F.A.Z.: „Die Gefahr, dass Details des OPLAN an Russland weitergegeben werden, ist real, und es muss unsere größte Anstrengung sein, dies aufzuhalten.“ Die Verwahrung ausschließlich im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sei „die einzige Konsequenz, die wir nach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zur weiteren Geheimhaltung des Dokuments ziehen können, um es vor unbefugten Zugriffen zu schützen“, so die führende Verteidigungspolitikerin der Union.

Der Plan wurde in den vergangenen vier Jahren erstellt und ist mehr als ein-tausend Seiten lang. Er wurde unter der Leitung des Generalleutnants André Bodemann vom damaligen Territorialen Führungskommando und einer großen Anzahl von Dienststellen auf Landes- und Kommunalebene erarbeitet, um möglichst viele Eventualitäten zu klär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utschlands Funktion als „Drehscheibe“ geht es zudem um Marschwege, Versorgung und Unterbringung für NATO-Streitkräfte auf dem Weg zur Ostflanke des Bündnisses. Insoweit ist der Operationsplan Teil des geheimen NATO Crisis Response System (NCRS). Deutschland hat diese Abläufe der Zusammenarbeit mit zivilen staatlichen Strukturen – also auch der Landesregierung von Sachsen-

Anhalt – im Krisenreaktions- und Alarmplan der Bundeswehr (KAPIBw) sowie in der Richtlinie für die zivile Alarmplanung (ZAPRL) festgeschrieben. Sie sind ebenfalls geheim, stehen aber der Länderebene zur Verfügung.

Ausgangspunkt der Überlegungen für den Operationsplan war der russische Überfall auf die Ukraine. Dazu kam die Erwägung, dass im Verteidigungssfall viele Hilfs- und Unterstützungsleistungen der Bundeswehr im Bundesgebiet nicht mehr erbracht werden könnten, weil sich die Armee dort aufhalten würde, wo es einen Angriff abzuwehren gilt. Der Operationsplan, der sich ständig verändert, liegt bei allen 16 Landesregierungen.

Eine womöglich bevorstehende Regierungsübernahme der AfD in Magdeburg weckte Zweifel daran, ob die Zugänge zum Dokument so beibehalten werden sollten. Dazu sagte der Vorsitzende des Reservistenverbands und CDU-Politiker Bastian Ernst: „Die AfD ist eine große Gefahr für unser Land. Wenn sie in Sachsen-Anhalt die Regierung übernehmen würde, dann würden der Operationsplan Deutschland und weitere relevante Informationen mit ziemlicher Sicherheit nach Russland abfließen. Deshalb sollte man den Plan aus Sachsen-Anhalt zurückholen.“

Der amtierende Chef der Staatskanzlei in Sachsen-Anhalt trat dem Ansinnen entgegen. Rainer Robra (CDU) warnte nach Angaben des RND davor, die AfD auszugrenzen: „Mit immer mehr Ausgrenzung und immer weniger demütigem Respekt vor der Entscheidung von Wählern kann man Deutschland nicht aus der Krise führen. Das würde noch mehr Leute in die Arme der AfD treiben“, sagte der CDU-Politiker. Verteidigungspolitikerin Vieregge widersprach: „Es geht nicht darum, den Landesregierungen Informationen vorzuenthalten, sondern die Verteidigung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aufrechtzuerhalten.“

Opposition können sich die Sozialdemokraten nicht leisten

Die Unruhe in der CDU wirkt sich auf die SPD aus

BERLIN. Beunruhigt, aber auch etwas teilnahmslos beobachtete die SPD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die Vorgänge in der CDU und wie es um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zunehmend einsamer wurde. Die Sozialdemokraten fühlten sich nicht mitgemeint – bis Christian von Stetten wie aus heiterem Himmel die Ablösung von 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forderte. Die Ministerin, die auch SPD-Vorsitzende ist, sei nicht mehr tragbar, weil sie die Reformen blockiere, so der CDU-Politiker. Von Stetten ist nicht irgendein Abgeordneter, sondern Chef des Parlamentskreises Mittelstand, dem viele Unionsabgeordnete in der Fraktion angehören. An dieser Stelle musste die SPD also aus ihrer Beobachterrolle ausbrechen.

Es war dann gleich Lars Klingbeil, Vizekanzler und Bas' Ko-Vorsitzender, der in Richtung von Stetten fragte: Was soll das? Ohne dass von Stetten darauf antwortete, glaubt man in der SPD die Antwort zu kennen: Von Stetten sei es nicht um Bas persönlich und das Tempo der Reformen gegangen, sondern um das Ende der Koalition und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der Union, so die Unterstellung.

Von Stettens Äußerung wurde zwar von etlichen Unionspolitikern relativiert. Aber natürlich haben die enorme Unruhe in der CDU und die Kritik am eigenen Kanzler auch eine Wirkung auf den Koalitionspartner, die SPD. Man will sich nicht öffentlich an den Spekulationen rund um Merz beteiligen. Gleichzeitig teilt man die Kritik an Merz' politischer Handwerkskunst. Rund um die Koalitionsausschüsse, in denen das Reformpaket geschnürt werden sollte, beklagten Spitzen-Sozialdemokraten die mangelnde Durchsetzungskraft des Kanzlers. Wenn man etwas mit ihm bespreche, so der Vorwurf, wisse man nicht, ob man sich an diese Absprache auch halten könne.

Allerdings fühlen sich auch Sozialdemokraten nicht an jede Absprache gebunden. Das kann man bei der seit Monaten laufenden Reformdebatte immer wieder beobachten, bei der allerdings auch einige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ausgeschert sind. Wie unbeliebt die geplante Rentenreform in der SPD ist, die Merz und Bas einmal ein Gesamtkunstwerk nannten, wurde am Sonntagabend wieder einmal deutlich, als Saarlands Ministerpräsidentin Anke Rehlinger forderte, die Abschaffung der abschlagsfreien Ren- 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doch noch einmal zu überdenken. Rehlinger begründete das explizit mit dem Wahl- erfolg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Die

Wichtiges in Kürze

Stoltenberg und Schmid übernehmen MSC-Vorsitz

Bürger hätten den Politikern in Berlin das Signal gegeben, dass sie mit Umfang und Tempo der Reformen nicht einverstanden seien.

Trotz aller Unzufriedenheit mit den Reformen und dem Kanzler verbinden sich diese Gedanken in der SPD diesmal ausnahmsweise nicht mit einer Oppositions-Sehnsucht. Der Grund ist naheliegend: Dafür geht es der SPD derzeit zu schlecht. Sie befürchtet, dann noch stärker in der Wählergunst abzustürzen. Auch vorzeitige Neuwahlen will die SPD mit aller Kraft verhindern. Auch aus der Befürchtung, dass die AfD ihren Einfluss dann auch im Bund in politische Macht umwandeln könnte. Das heißt im Gegenzug: Die SPD dürfte derzeit jeden Unions-Kanzler mittragen, wie auch immer er heißen sollte. Die Mehrheitsverhältnisse, und mag die Mehrheit von CDU, CSU und SPD im Bundestag auch nur aus zwölf Stimmen bestehen, seien zu kostbar, heißt es in der Partei.

Für Unruhe sorgt aber nicht nur der Unions-Teil der Regierung. Es ist ja nicht so, als gäbe es an Klingbeil und Bas gar keine Kritik aus der eigenen Partei. Ganz im Gegenteil. Für die weiteren Geschicke in der SPD wird der nächste Sonntag wichtig sein. Dann wird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gewählt. Manuela Schwesig, die SPD-Ministerpräsidentin, versucht auf den letzten Metern, zur AfD aufzuschließen oder sogar an ihr vorbeizuziehen. Ohne Zweifel aber wird Schwesig ein Wahlergebnis erzielen, das meilenweit entfernt liegt von der darbenden Bundespartei.

Der frühere NATO-Generalsekretär Jens Stoltenberg und die ehemalige OSZE-Generalsekretärin Helga Schmid werden neue Chefs der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MSC). Der Stiftungsrat habe sich einstimmig dafür entschieden, teilte die MSC in München mit. Die beiden künftigen Ko-Vorsitzenden sollen die Aufgaben des langjährigen Vorsitzenden Wolfgang Ischinger rechtzeitig vor der 63.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im Februar 2027 übernehmen und die Konferenz dann gleichberechtigt leiten, hieß es weiter. dpa

Landesbischöfin der Nordkirche geht vorzeitig

Die Landesbischöfin der Nordkirche, Kristina Kühnbaum-Schmidt, hat angekündigt, Ende September 2027 vorzeitig mit 63 Jahren in den Ruhestand zu treten. Sie wolle damit der Landessynode Freiheit bei der Neuordnung der Bischofsämter geben, hieß es zur Begründung. In der Nordkirche gibt es Überlegungen, das Amt des Landesbischofs mit Sitz in Schwerin wieder abzuschaffen, das 2012 bei der Fusion der

Daraus kann sich Schwesig den Schluss argumentativ zusammenbasteln, den sie ziehen möchte. Entweder holt sie die AfD noch ein und erklärt sich danach zur starken Frau der SPD, die auch in Berlin die Macht übernehmen und Parteivorsitzende werden möchte. Oder aber es reicht doch knapp nicht, den AfD-Sieg zu verhindern, dann kann Schwesig den scharfen Gegenwind aus Berlin verantwortlich machen – und ebenfalls einen Wechsel an der Spitze fordern, wenn sie das denn möchte.

Als Parteivorsitzende hätte Schwesig einen Platz im Koalitionsausschuss. Dem Ort also, wo die großen Themen der Koalition besprochen und geeint werden. Sowohl in der Union als auch der SPD geht man davon aus, dass Schwesig sich an viele Vereinbarungen nicht gebunden fühlen würde, der Koalitionsvertrag also zur Disposition stünde. Auch das wäre eine enorme Belastungsprobe für die Koalition. moja.

Landeskirchen Nordelbien, Mecklenburg und Pommern geschaffen worden war. Die Aufgabe könnte künftig von den drei Sprengelbischöfen in Hamburg, Schleswig und Greifswald gemeinsam wahrgenommen werden, was einer Rückkehr zum alten Leitungsmodell Nordelbiens nahekäme. Die Abschaffung des Landesbischofs ist dem Spardruck geschuldet. bin.

IAEA schließt Chef der iranischen Atombehörde aus

Der Chef der iranischen Atomenergiebehörde, Mohammed Eslami, ist an der Teilnahme an der Generalversammlung der Internationalen Atomenergiebehörde IAEA in Wien gehindert worden. Das österreichische Außenministerium teilte mit, man habe Eslami wegen UN-Sanktionen die Einreise verwehren müssen. Ein Antrag Wiens, eine Ausnahme zu gewähren, sei vom zuständigen Ausschuss des UN-Sicherheitsrats „mangels Konsenses“ abgelehnt worden. Österreich ist als Sitzstaat der IAEA zwar verpflichtet, Vertreter der IAEA-Mitgliedstaaten ins Land zu lassen, ist aber auch an UN-Sanktionen gebunden. Der amerikanische IAEA-Botschafter Preston Wells Griffith sagte, Washington stehe hinter dem Schritt. aha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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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rang für Franzosen

Marine Le Pen spricht von einer „Schlacht für Frankreich“: Franzosen sollen bei verschiedenen staatlichen Leistungen bevorzugt werden. Hautfarbe und Religion sind dabei egal.

Von Michaela Wiegel, Paris

Bei ihrer ersten Kundgebung nach der Sommerpause lässt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in Marine Le Pen ihrem politi-

D Marine Le Pen ihrem politischen Ziehsohn den Vortritt. Als Jordan Bardella in den Saal einzieht, stimmen die Anhänger in ein Geburtstagsständchen ein. Bardella ringt mit einem Lächeln. Le Pen beginnt ihre Rede ebenfalls mit Geburtstagswünschen an den Parteivorsitzenden. Noch einmal singt der Saal das Geburtstagslied. Die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in ist sichtlich bemüht, den Gerüchten über Streit in der Führungsriege ein harmonisches Bild entgegenzusetzen. Aber Bardella blickt während ihrer Rede oftmals, als wünschte er sich an seinem 31. Geburtstag ganz weit weg. Er tritt nur für das Absingen der Nationalhymne nach vorn – eine eigene Rede bleibt ihm verwehrt.

Der Auftritt in Hénin-Beaumont ist für Le Pen eigentlich ein Heimspiel. In dem früheren Kohlerevier im Norden liegt ihr Wahlkreis. Das Rathaus ist seit 2014 fest in der Hand ihres Vertrauten Steeve Briois. Aber am Sonntag verzichtet die 58 Jahre alte Politikerin auf den traditionellen Rundgang durch die Stadt. Das Wetter sei nicht gut genug, heißt es. Vielleicht hatte Bardella auch einfach keine Lust, hinter seiner Mentorin herzulaufen, kolportieren Beobachter. Le Pen jedoch bemüht sich sichtlich, ihren Kronprinzen bei Laune zu halten.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verbreitete sie ein Foto mit Geburtstagswünschen, auf dem sie ihn innig umarmt.

In jüngsten Umfragen bleibt Le Pen zwar mit großem Vorsprung vor ihren Herausforderern die Favoritin. Aber in der Erhebung des Instituts Toluna Harris Interactive büßt sie erstmals zwei Punkte ein und liegt bei 33 bis 36 Prozent der Wählerstimmen im ersten Wahlgang. Politologe Jean-Daniel Lévy von Toluna begründet den leichten Rückgang mit den internen Streitigkeiten im Rassemblement National. Über ein Kopftuchverbot im öffentlichen Raum etwa gingen die Meinungen auseinander ebenso wie in der Rentenfrage, bei der Parteichef Bardella einen deutlich liberaleren Kurs fordert.

Le Pens Rede im Theater L'Escapade enthält keine neuen Ideen, sondern eine Rückkehr zum ideologischen Sockel ihres Vaters. Jean-Marie Le Pen machte in den 1980er-Jahren mit der Forderung nach einer Bevorzugung französischer Staatsbürger bei Sozialleistungen, Wohnungsvergabe und Gesundheitsversorgung Furore. „Die nationale Präferenz – Antwort auf Einwanderung“ lautete der Titel eines Buches aus dem Jahr 1985, das Le Pens Vordenker Jean-Yves Le Gallou veröffentlichte.

Die nationale Präferenz bildet den roten Faden von Le Pens Rede. Mit viel Pathos gibt sie „den Schwur“ ab, sie werde alles tun, um die Patrioten zum Sieg zu führen. Sie nennt das „die Schlacht für Frankreich“. Ihr Redenschreiber hat sich offensichtlich von den zwei De Gaulle-Filmen inspirieren lassen, die ungewöhnlich viele Zuschauer in die Kinos lockten. Während ihr rechtsextremer Herausforderer von 2022, Eric Zemmour, in Port-Marly bei Paris die „Remigration“ aller Einwanderer fordert, schließt Le Pen in Hénin-Beaumont in ihren Schwur ausdrücklich Franzosen „aller Hautfarben, Religionen und Herkunft“ ein. Wer Franzose sei, der solle künftig bevorzugt werden, ob bei der Vergabe der Sozialwohnungen oder beim Wohngeld für studierende Kinder.

Ohne die EU auch nur ein Mal zu erwähnen, steuert Le Pen auf einen Konflikt mit dem Nichtdiskriminierungsgebot innerhalb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zu. Den erwartbaren Widerstand des französischen Verfassungsrates will sie über ein Referendum zur nationalen Präferenz brechen. „Die erste soziale Maßnahme wird ein neues Recht für alle Franzosen sein“, sagte sie und führte aus: „Mit uns werden alle Franzosen unabhängig von ihrer Hautfarbe, Religion, Herkunft und Wohnort prioritär behandelt.“ Sie nannte das „Brüderlichkeit“.

Großen Beifall erhielt sie, als sie die Lockerung der Vorschriften zu nachhaltiger Wärmedämmung und Energieversorgung ankündigte. Ebenso versprach sie, die Steuern auf alle Energieträger drastisch zu senken. Die Finanzierbarkeit erwähnte sie mit keiner Silbe. Stattdessen verhöhnte sie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als vorgeblichen „Mozart der Finanzwelt“, der Frankreich zusammen mit seinen Freunden Gabriel Attal und Edouard Philippe in den Ruin gestürzt habe. „Sie müssen sie abwählen“, forderte sie. Sie wolle den Franzosen wieder Hoffnung geben.

Ein „Schwur“ für alle Franzosen: Le Pen in Hénin-Beaumont
Foto Reuters

Le Pen verzichtete darauf, ihre Nichte Marion Maréchal zu ihrer Rede in ihre Wählerbastion einzuladen. Damit ging sie auf eine Forderung Bardellas ein, der auf Kriegsfuß mit der EU-Abgeordneten steht. Die 36 Jahre alte Maréchal hatte sich im vergangenen Präsidentschaftswahlkampf Zemmour angeschlossen und ihrer Tante vorgeworfen, bei ihrer Entteufelungsstrategie zu weit gegangen zu sein.

Doch zwischenzeitlich haben Maréchal und Zemmour miteinander gebrochen, und Le Pen hat ihre abtrünnige Nichte zurück in die Partei geholt. „Natürlich werde ich bei den großen Kundgebungen dabei sein und alles dafür tun, dass Marine Le Pen gewinnen wird“, sagte Maréchal jüngst dem Sender CNews. Eine feste Funktion brauche sie dafür nicht. „Ich denke, alle haben verstanden, dass Marine Le Pen mir vertraut“, sagte sie.

Bardella soll während einer Parteivorstandssitzung gedroht haben, Le Pen müsse sich entscheiden: „Sie oder ich!“ Le Pen hat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Bardellas Beraterstab kaltgestellt. Der EU-Abgeordnete Pierre-Romain Thionnet wurde laut Informationen der Zeitung „Libération“ dazu gedrängt, den Vorsitz der Jugendorganisation der Partei abzugeben. Der Pressesprecher Victor Chabert bleibt demnach zwar im Amt, aber darf nicht die Pressearbeit während des Wahlkampfs leiten. Dafür wird Le Pens Nichte Nolwenn Olivier zuständig.

„Die Partei Rassemblement National bleibt eben ein Familienunternehmen“, erklärte ein namentlich nicht genannter Vertrauter Bardellas dem „Le Canard Enchaîné“. Le Pens Schwager Philippe Olivier und ihr Ex-Lebensgefährte Louis Aliot sind weiterhin einflussreich in der Partei.

Über Bardellas jüngste Reise nach Großbritannien war man im Familienclan Le Pen verärgert, wie die Wochenzeitung berichtete. So habe sich der international unerfahrene Bardella von Nigel Farage über den Tisch ziehen lassen, als er eine Absichtserklärung über die Rückführung von illegalen Migranten nach Frankreich unterzeichnete. Bardella musste richtigstellen, dass Le Pen dadurch zu nichts verpflichtet sei.

Israelischer Minister droht Filmemachern

Zohar: Regisseuren von Gaza-Dokumentation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entziehen

Wegen Landesverrats will der israelische Kulturminister Miki Zohar den Regisseuren des Dokumentarfilms „NAZA“, Rachel Szor und Yuval Abraham,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entziehen lassen. „Der vernichtende Selbsthass der Regisseure, die bereit sind, ihrem Heimatland zu schaden, nur um Beifall von Antisemiten auf der ganzen Welt zu ernten, ist unvorstellbar und stellt einen Verrat am Staat dar“, schrieb Zohar auf der Plattform X. Er werde unverzüglich Maßnahmen ergreifen, „um diesen verabscheuungswürdigen Regisseuren wegen Staatsverrats die israelische Staatsbürgerschaft zu entziehen“. Zohar ist, wie auch Ministerpräsident

Benjamin Netanjahu, Mitglied der rechtskonservativen Regierungspartei Likud.

Es war unklar, inwieweit Zohars Drohung umgesetzt werden könnte. Im Februar hatte Israel erstmals zwei verurteilten Straftätern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entzogen und ihre Ausweisung beschlossen. Das entsprechende Gesetz bezieht sich auf Attentäter, di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von der palästinensischen Autonomiebehörde erhalten. Szor und Abraham waren am Samstagabend beim Filmfest in Venedig für ihr Werk über das militärische Vorgehen Israels im Gazakrieg mit dem Spezialpreis der Jury ausgezeichnet worden. Die Dokumentation war in Venedig bei ihrer Premiere 25 Minuten lang mit stehenden Ovationen gefeiert worden.

„NAZA“ wirft einen Blick auf das mutmaßliche System hinter der Kriegsführung des israelischen Militärs. Abraham interviewt 24 Mitglieder des israelischen Geheimdienstes. Ihre Stimmen sind digital verzerrt, ihre Gesichter im Schatten. Die Soldaten schildern unter anderem, wie Ziele im Gazastreifen ausgewählt werden und welche Zahl ziviler Opfer dabei als akzeptabel gilt. Die israelische Armee hat die Vorwürfe aus dem Film zurückgewiesen und kritisiert, dass die Identität der Interviewten nicht überprüft werden könne. dpa

Die Arktis als „geopolitischer Hotspot“

In Finnland bereitet die EU eine neue Strategie für die Region vor

BRÜSSEL. Acht EU-Staaten sowie Vertreter der EU-Institutionen haben am Montag im nordfinnischen Rovaniemi über die Politik ihrer Länder un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in der Arktis beraten. Das Treffen war von der finnischen Regierung angesetzt worden, um die für Mitte Oktober erwartete neue Arktis-Strategie der EU vorzubereiten. Man werde die wichtigsten Elemente mit den Teilnehmern besprechen, sagten die EU-Außenbeauftragte Kaja Kallas und der für internationale Partnerschaften zuständige EU-Kommissar Jozef Sikela vor Beginn der Beratungen. Sieben Staaten waren auf höchster Ebene vertreten, Deutschland durch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Nach Sikelas Angaben soll die neue Strategie auf drei Pfeilern ruhen: Sicherheit und Frieden,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und lokale Gemeinschaften. Der Klimawandel werde als „Querschnittsthema“ behandelt. Man wolle so der wachsenden geopolitischen Bedeutung der Arktis-Region gerecht werden. Der tschechische Kommissar verwies auf die Ausbeutung von Rohstoffen und neue Handelswege, die den Transportweg von Asien nach Europa verkürzen.

Die derzeitige Arktis-Strategie stammt aus dem Jahr 2021. Sie stellt die Herausforderungen durch den Klimawandel ins Zentrum, der als „umfassendste Bedrohung für die Arktis“ beschrieben wird. In dieser Optik werden die Eisschmelze und das Auftauen der Permafrost-Böden primär als ök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en eingestuft. Zwar heißt es auch, dass der geopolitische Wettbewerb in der Region die Interessen der Union bedrohe und die EU sich dort umfassend engagieren müsse. Doch werden diese Interessen, sofern sie über die Bewahrung des Ökosystems hinausgehen, kaum beschrieben.

Inzwischen treten sowohl die Mitgliedstaaten als auch die EU-Kommission selbstbewusster in der Arktis auf. So kündigte EU-Kommissionspräsidentin Ursula von der Leyen vergangene Woche bei ihrem Besuch in Grönland neue Investitionen in Höhe von 200 Millionen Euro an, mit der auch die Ausbeutung seltener Rohstoffe gefördert werden soll. Im Konflikt zwischen den USA und Dänemark um die autonom regierte Insel stellte sie sich klar auf die Seite Dänemarks.

Anfang des Jahres hatte von der Leyen beim Weltwirtschaftsforum in Davos angeregt, beim „europäische Eisbrecherflotte“ aufzubauen, ohne Details zu nennen. Dies ist auch eine Priorität der finnischen Regierung, die darauf dringt, Mittel aus dem EU-Finanzrahmen ab 2028, über den derzeit verhandelt wird, dafür zu verwenden. Finnland ist weltweit führend im Bau solcher Schiffe und hat vor einem Jahr einen Deal mit den USA geschlossen, der den Bau von vier Eisbrechern für die US-Küstenwache in Finnland vorsieht. Bundeskanzler Merz unterstützte in Rovaniemi eine „gemeinsame Beschaffung“ von Eisbrechern. Er nannte die Arktis einen „geopolitische Hotspot“, dessen Sicherheit unmittelbar mit der Sicherheit ganz Europas verbunden sei. „Hoher Norden und geringe Aufmerksamkeit, das ist jetzt vorbei“, sagte er nach dem Treffen. T.G.

Razzien bei LGBTQ-Vereinen

Türkei geht massiv gegen Queer-Bewegung vor

ISTANBUL. Schon Stunden bevor die türkische Justiz Vereine und Aktivisten der LGBTQ-Bewegung ins Visier nahm, schrieb ein regierungsnaher Journalist auf der Plattform X: „Jetzt sind die Perversen an der Reihe.“ Er forderte: „Alle müssen eingesackt werden.“ In der Nacht zum Sonntag folgten zeitlich koordinierte Razzien, Festnahmen und Hausdurchsuchungen in Istanbul, Ankara, Izmir, Mersin, im Urlaubsort Kuşadası und zehn weiteren Provinzen des Landes. Unter den Festgenommenen sind Vorstandsmitglieder mehrerer Queer-Vereine, auch der führenden Organisation Kaos GL. Insgesamt wurden laut Kaos GL etwa 50 Aktivisten festgenommen. Zudem wurden Dutzende Websites und Social-Media-Konten gesperrt.

Justizminister Akin Gürlek sprach von „gerichtlichen Maßnahmen gegen 162 Verdächtige, neun Vereine und 13 Unternehmen“. Bei den Unternehmen handelt es sich offenbar um Nachtklubs oder Massagesalons, in denen Razzien durchgeführt wurden. Der Minister machte keinen Hehl daraus, dass es sich um eine politische Kampagne handelt. Die Polizeimaßnahmen folgten „der von unserem Präsidenten Herrn Recep Tayyip Erdoğan vorgelegten Vision des Jahrzehnts für Familie und Bevölkerung“ sowie einer Anweisung des Präsidialamts, teilte er mit. Die Operation trage den Namen „Meine Familie ist sicher“. Erdoğan macht seit Langem Stimmung gegen sexuelle Minderheiten, um seine konservative Wählerbasis zufriedenzustellen.

Die Ermittlungsbehörde für Finanzstraftaten (MASAK) nahm Fördermittel ausländischer Geber unter die Lupe, darunter laut dem Sender A-Haber Zahlungen des deutschen Generalkonsulats in Istanbul an den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Geschlechtsidentität und sexuelle Orientierung (SPoD). Auch Frankreich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werden als Geldgeber genannt, wobei wahrscheinlich ist, dass es sich um Zahlungen aus der Zeit der Regierung von Präsident Joe Biden handelt.

„Die Herkunft dieser Geldbewegungen und ihre Verbindung zu den in den Ermittlungen stehenden Aktivitäten wird untersucht“, sagte Gürlek, als handle es sich um verdeckte Zahlungen. Dabei sind solche Fördergelder in der Türkei legal, wenn sie bei den zuständigen Behörden angemeldet werden. SPoD teilte auf Anfrage mit, dass die Organisation alle Fördergelder habe bewilligen lassen. In der Vergangenheit hatte Deutschland unter anderem ein Projekt für psychosoziale Betreuung unterstützt. Regierungsnahe Medien skandalisierten die ausländischen Zahlungen. Die Zeitung „Sabah“ titelte: „Der Westen finanziert die LGBTQ-Plage“. Die Zeitung „Akşam“ sprach von „geförderter Perversion“.

Kaos GL teilte mit, dass in dem Durchsuchungsbefehl gegen den Verein von Onlinebeiträgen die Rede sei, die angeblich „Obszönitäten“ enthielten. Um welche Beiträge es sich handle, sei darin nicht aufgeführt. Computer, Mobiltelefone, Server und Tablets der Organisation wurden beschlagnahmt. In anderen Fällen wurde laut dem Justizminister der Vorwurf der Prostitution erhoben. Der ständige Berichterstatter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für die Türkei, Nacho Sánchez Amor, sprach von einer „erschütternden Eskalation der Repression“. Der menschenrechtspolitische Sprecher der Grünen-Bundestagsfraktion, Max Lucks, warf Erdoğan vor, „Methoden zu übernehmen, wie man sie von Wladimir Putin kennt“.

Die Queer-Bewegung in der Türkei ist seit Langem Repressionen ausgesetzt. Homosexuelle Handlungen sind bislang nicht verboten. Im vergangenen Jahr wurde aber ein Gesetzentwurf an türkische Medien durchgestochen, der Haftstrafen für Personen vorsah, „deren Verhalten oder Einstellungen ihrem biologischen Geschlecht oder der öffentlichen Moral widersprechen“. Der Entwurf diente offenbar der Einschüchterung, er wurde nicht ins Parlament eingebracht. Bei der diesjährigen Pride-Parade wurden etwa 50 Personen festgenommen. Zuletzt wurden immer häufiger Anklagen wegen „Obszönität“ erhoben, unter anderem gegen die beliebte Giriband Manifest. Türkische Juristen kritisieren, dass der Straftatbestand in dem entsprechenden Gesetz nicht hinreichend definiert sei. bo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Wenn die Jugend rechts wählt Wohin steuert Deutschland?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Landtagswahlen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wirft der wachsende Zuspruch junger Menschen zu rechten Parteien erneut grundlegende Fragen auf: Was bewegt die junge Generation, sich politischen Kräften zuzuwenden, die mit nationalen, migrationskrit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 konservativen Positionen auf Stimmenfang gehen? Welche Rolle spielen soziale Medien, Zukunftsängste und das Gefühl, von der etablierten Politik nicht gehört zu werden?

Im Gespräch:

Justus Bender, Autor, Redakteur und AfD-Experte bei der F.A.Z.

Prof. Dr. Hajo Funke, Politologe

Luca Piwodda, siebenundzwanzigjähriger Bürgermeister im brandenburgischen Gartz Vincent-G, Content-Creator und Politik-Influencer

Moderation: Richard Pitsch, Studopolis, und Kati Schneider, F.A.Z.

Live in Berlin im F.A.Z. Atrium am 23. September 2026 um 19.30 Uhr oder im Livestream.

In Kooperation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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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regierung will Reisen in die Ukraine fortsetzen

Russland greift Passagierzug an Grenze zu Polen an / Sonderzug mit Politikern kurz zuvor abgefahren

Der russische Anschlag auf einen Passagierzug der Linie Kiew-Warschau an der Grenze zu Polen hat am Montag vielfältige Reaktionen in Europa hervorgerufen. Am Sonntagmorgen hatte eine Drohne eine Lokomotive zerstört. Passagiere wurden dabei nicht verletzt, auch die Besatzung hatte sich rechtzeitig in Sicherheit bringen können. Die ukrainische Staatsbahn Ukrzalisnizja erklärte am Montag, die Details des Anschlags zu untersuchen.

Kurz vor dem Einschlag hatte am Grenzübergang Dorohusk-Jagodin ein Sonderzug gehalten, in dem sich Politiker und Diplomaten aus zahlreich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befanden, die auf dem Rückweg von einer Konferenz in Kiew waren. Unter ihnen waren Günter Sautter, der außenpolitische Berater vo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der frühere britische Premierminister Boris Johnson und der einstige schwed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Carl Bildt. In einem weiteren

Von Stefan Locke, Warschau, Robert Putzbach, Kiew, Matthias Wyssuwa, Berlin, und Johannes Leithäuser, London

Zug, der zum Zeitpunkt des Angriffs zur Passkontrolle auf dem Grenzbahnhof stand, befand sich der frühere CIA-Direktor David Patraeus, der ebenfalls auf der Konferenz war.

Ukrzalisnizja zufolge war die Drohne von der eigens für die Bahn eingerichteten Überwachungsgruppe 15 Minuten vor dem Einschlag entdeckt und der betreffende Zug evakuiert worden. Keiner der 206 Passagiere sei verletzt worden. Es sei „durchaus wahrscheinlich, dass der Sonderzug Ziel der russischen Drohne gewesen sein könnte“, so die Bahn. Fahrpläne und Strecken würden wegen der permanenten Bedrohungslage jedoch ständig in Echtzeit angepasst, sodass dieser Zug den Grenzbahnhof früher als geplant verlassen habe. Die Drohne war mit einem Strahlantrieb ausgestattet und gilt deshalb als nur schwer abzuschießen.

Seit mehreren Wochen greift Russland vermehrt überlebenswichtige Infrastruktur in der Ukraine an. Dazu zählen neben Kraftwerken auch Wasserversorger, Lebensmittellager, Wochenmärkte, Einkaufszentren sowie Züge, Bahnhöfe und Busterminals. Mutmaßliches Ziel ist es, der ukrainischen Bevölkerung die Lebensgrundlagen zu entziehen und sie so zum Aufgeben zu zwingen. Zudem sollen die Partner des sich verteidigenden Landes von materieller und persönlicher Unterstützung abgebracht werden.

Putin habe einen Zug voller Europäer angegriffen, sagte der Grünen-Bundestagsabgeordnete Robin Wagener, der am Sonntag in dem nicht direkt betroffenen Sonderzug aus Kiew war, der F.A.Z. „Das ist der zuletzt noch mal gesteigerte Terror, den die Menschen in der Ukraine alltäglich durchleiden.“ Er wolle nicht spekulieren, ob Moskau billigend in Kauf nehme, auch Politiker aus NATO-Staaten zu treffen, doch zeige der Vorfall, dass der Kreml auch nicht mehr vor direktem Zündeln an der NATO-Grenze haltmache. Wagener selbst gibt sich davon unbeeindruckt. Er plane bereits seine nächste Reise in die Ukraine. „Wer sich von Putin einschüchtern lässt, ermuntert ihn zu immer weiterer Eskalation.“

Auch die Bundesregierung gedenkt nicht, an ihrem bisherigen Reiseverhalten etwas zu ändern. Man sehe in den russischen Angriffen auf Züge und Schieneninfrastruktur „natürlich eine weitere Eskalationsdynamik, in der sich Russland auch derzeit offensichtlich befindet“, sagte am Montag ein Regierungssprecher in Berlin. Man habe „bei allen Reisen, die auch die Bundesregierung betreffen, natürlich allerhöchste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und Sicherheitsstandards“, fügte er an. „Das gilt generell, und das gilt auch in Zukunft.“

Boris Johnson schrieb in der Zeitung „Daily Mail“, es gebe nur einen Grund, warum Russlands Machthaber Putin nun auf derart niederträchtige Weise den ukrainischen Zugverkehr angreife. Es handele sich um eine Verzweiflungstat. Putin wisse, dass er den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nicht gewinnen und die gegenwärtigen russischen Verluste von 40.000 Gefallenen und Verwundeten im Monat nicht länger verkraften könne. Deshalb weite er seine „Terrorattacken“ auf den Zugverkehr und die Zivilbevölkerung aus.

Der Übergang zwischen dem polnischen Dorohusk und dem ukrainischen Jagodin ist eine von mehreren wichtigen Grenzpassagen für Passagiere und Fracht zwischen der Ukraine und Polen sowie Westeuropa. Zur Zeit des Angriffs auf den Zug schlug eine weitere Drohne am unweit entfernten Straßenübergang ein. Dort verfehlte sie eine Tankstelle und setzte auf einem Parkplatz mehrere Lastkraftwagen in Brand. Das russische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erklärte, die Angriffe hätten der „Eisenbahninfrastruktur in den westlichen Regionen der Ukraine“ gegolten und sich gegen Anlagen gerichtet, die dem Transport militärischer Güter aus Europa dienten. Kreml-Sprecher Dmitri Peskow sagte am Montag, das russische Militär führe „seine Einsätze auf dem gesamten ukrainischen Territorium aus und wird dies auch weiter tun“.

Seit mit Beginn des russischen Überfalls der Luftraum über der Ukraine gesperrt ist, trägt die ukrainische Bahn die Hauptlast des öffentlichen Transports. Sie galt vor allem auch für westliche Politiker, Diplomaten und Wirtschaftsvertreter, die in die Ukraine reisen, als sicheres Verkehrsmittel. In den vergangenen Wochen hat Russland aber vermehrt Züge und Bahnanlagen mit neuen Drohnen mit Strahlantrieb angegriffen. Auf Nachfrage der F.A.Z. spricht Ukrzalisnizja von 316 Angriffen auf die ukrainische Eisenbahn seit Anfang August. Dabei seien 82 Lokomotiven und 22 Passagierwaggons zerstört oder beschädigt worden. Bei diesen Angriffen seien 15 Eisenbahnmitarbeiter getötet und 21 weitere verletzt worden.

Wegen neuer Sicherheitsmaßnahmen sind große Verspätungen inzwischen üblich. Wegen Luftalarm fahren auch die beliebten Nachtzugverbindungen ins Ausland oft mit mehrstündiger Verspätung ab. Auch auf offener Strecke halten die Züge an, wenn russische Drohnen in der Nähe sind. Die Passagiere müssen dann aussteigen und sich über die Gleise in Sicherheit bringen. Besonders auf den Strecken in die Städte im Osten und Süden des Landes kommen diese Evakuierungen häufig vor, mitunter sogar mehrfach während einer Fahrt.

Gezielte Angriffe auf Passagierzüge sowie Grenzübergange nach Mitteleuropa sieht insbesondere auch Polen als Eskalation. Die vergangenen Wochen zeigten, dass Russlands Angriffe immer näher an die polnische Grenze rückten und Putin bereit sei, noch gefährlichere Mittel als bisher einzusetzen, sagte der poln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Donald Tusk nach einer am Sonntag wegen des Angriffs auf den Zug einberufenen Sondersitzung des Sicherheitsrates.

„Leider können wir nicht ausschließen, dass diese Eskalation auch das Gebiet Polens betreffen wird.“ Er ordnete an, die Sicherheitsdienste zu verstärken sowie die Funktionsweise der Grenzübergänge zu überprüfen. Zudem kündigte Tusk an, den Vorfall mit den europäischen Verbündeten auszuwerten. „Es besteht kein Zweifel, dass wir, falls nötig, gemeinsam mit ihnen auf eine koordinierte Antwort vorbereitet sein müssen.“

Krawtschenko verlässt Ukraine

Generalstaatsanwalt erhebt Anschuldigungen

Kurz vor der Parlamentsabstimmung über seine Absetzung als Generalstaatsanwalt hat Ruslan Krawtschenko die Ukraine verlassen. Erst vor wenigen Tagen hatte er nach einem Gespräch mit Präsident Wolodymyr Selenskyj sein Rücktrittsgesuch eingereicht. Die Antikorruptionsbehörden ermitteln aktuell gegen den Chef der Cybersicherheitsabteilung der Generalstaatsanwaltschaft. Im Zuge der Ermittlungen wurden auch Vorwürfe gegen Krawtschenko selbst laut und dessen Büro durchsucht. Es geht um die unrechtmäßige Deckung von Telefonbetrugs-Callcentern.

In der Nacht zu Montag schien es dann, als würde Krawtschenko zum großen Gegenschlag ausholen. Um Mitternacht veröffentlichte er auf Telegram ein sieben Minuten langes Video, in dem er Anschuldigungen gegen die Chefs der ukrainischen Antikorruptionsermittlungsbehörden erhob und die Ermittlungen gegen seine Behörde als politisch motiviert bezeichnete. Selenskyj reagierte kurz darauf mit einem Telegrampost. Für den Generalstaatsanwalt sei die Entlassung aus dem Amt „die einzige Möglichkeit“. Er habe deshalb die Abgeordneten aufgefordert, Krawtschenkos Entlassung „unverzüglich“ zuzustimmen.

Kurz darauf verließ Krawtschenko das Land laut einem Bericht der „Ukrainska Prawda“ nach Polen. Das wirkt wie ein Versuch, sich der Strafverfolgung im Land zu entziehen. Krawtschenko spricht von einer Dienstreise, bei der er mit internationalen Partnern über „die Machtkonzentration und den Einfluss der Antikorruptionsbehörden“ sprechen wolle. Er beabsichtige, die Partner über „Risiken für Institutionen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aufzuklären“. ropu.

POLITISCHE BÜCHER

Das weibliche Gesicht des Krieges

Nicht nur Männersache: Zwei britische Rettungswagenfahrerinnen im Juli 1917 in Flandern
Foto Picture Alliance

Karen Hagemann erzählt die verdrängte Geschichte der Frauen im Militär, von Sanitäterinnen, Marketenderinnen und Soldatinnen.

Eigentlich wollte die englische Fabrikantentochter Vera Brittain im Herbst 1914 in Oxford Literatur studieren. Doch dann kam der Krieg. Als die britische Armee Freiwillige suchte, meldete sie sich zur Kriegskrankenpflege. Bald versorgte sie Amputationswunden, erst in London, dann in einem Kriegshospital nahe der Front in Frankreich. Von ihrem Verlobten wollte sie wissen, wie sehr ihn die Kriegserfahrung verändere. Sie selbst habe den Eindruck, „nie wieder dieselbe Person“ sein zu können.

Brittain war eine von über rund 90.000 Pflegehelferinnen, die sich während des Ersten Weltkriegs im britischen Heer engagierten. Hinzu kamen Tausende von Frauen, die administrative oder militärische Hilfsaufgaben übernahmen, die zuvor Soldaten ausgeübt hatten, die nun an der Front gebraucht wurden. In den anderen Krieg führenden Ländern war es ähnlich. Mehr als Hunderttausend Frauen sicherten im deutschen Militär die Funktionsfähigkeit des Sanitätsdienstes. In Russland kämpften zudem rund 5000 Frauen in 16 Frauenbataillonen.

Der Erste Weltkrieg spielte eine Schlüsselrolle in der Geschichte neuzeitlicher Kriege. Nicht nur, weil niemals zuvor so viele Frauen (wie auch so viele Männer) auf den Kriegsschauplätzen zum Einsatz kamen, sondern auch, weil weder vorher noch danach so viele dieser Frauen ihre Erinnerungen niederschrieben und veröffentlichten.

In ihrem Opus magnum möchte die Historikerin Karen Hagemann, die viele Jahre an der Universität Chapel Hill in North Carolina gelehrt hat, den Stimmen der in den Kriegen Europas engagierten Frauen Gehör verschaffen. Schließlich wären diese Kriege ohne den Einsatz von Frauen anders verlaufen. Umso befremdlicher ist die anhaltende Wahrnehmung der Kriege als rein männliches Unternehmen. Die Bemühungen, den zahllosen beteiligten Frauen gerechter zu werden, sind nicht neu. Schon in den 1980er-Jahren hatte die Literaturnobelpreisträgerin Swetlana Alexijewitsch unter dem Titel „Der Krieg hat kein weibliches Gesicht“ Berichte von Frauen veröffentlicht, die im Zweiten Weltkrieg im russischen Militär gekämpft hatten. Doch ihre Aussagen, die den Kriegsalltag mit seinen Verrohungen schonungslos schilderten, waren lange nicht willkommen. So setzte sich europaweit eine Politik fort, die die Kriegsheimkehrerinnen zum Schweigen brachte. Die männlichen Opfer wurden heroisiert und die Frauen vergessen. Dazu hatte auch der Umstand beigetragen, dass die Frauen aus Entscheidungsgremien und Kampfzonen ferngehalten wurden. Frauen wurden aus purer Notwendigkeit im Militär geduldet, aber das Kerngeschäft des Krieges, das Töten, galt als Männersache. Selbst bei Frauen. Die deutsche Wehrmachtshelferin Ilse Schmidt fragte sich schließlich, was sie in diesem „Männerkrieg“ verloren habe. „Männer machen Krieg, Männer töten. Und sie brauchen Frauen als Handlangerinnen in ihrem Krieg.“ Die Bezüge auf die „Natur“, die „weibliches“ und „männliches“ Verhalten strikt trenne, ziehen sich wie ein roter Faden durch die Selbstzeugnisse.

Doch trugen die Kriege dazu bei, diese Gendergrenzen in einer komplexen Dialektik kurzfristig aufzulösen und langfristig zu festigen. Kriege und Militär, so Hagemann, seien „Geschlechterproduzenten“, die sich in der Neuzeit der Durchsetzung heteronormativer und hierarchischer Geschlechterbilder verschrieben hatten. Um dem Konstruktionscharakter derartiger Genderbilder auf die Spur zu kommen, sind transepochale und internationale Vergleiche erhellend. Genau hier setzt Karen Hagemann an: Sie geht ins 17. Jahrhundert zurück und nimmt die Entwicklungen in Großbritannie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Russland in den Blick. Das ist nicht das ganze Europa (so fehlt leider Spanien), aber immerhin ein Zugang, der ost- und westeuropäische Perspektiven verbindet.

Die insgesamt vier Kapitel zu den frühneuzeitlichen Kriegen, den Kriegen im 19. Jahrhundert sowie dem Ersten und dann dem Zweiten Weltkrieg leitet Hagemann mit jeweils konzisen Ausführungen zu „Militär, Krieg und Gesellschaft“ der damaligen Zeit ein, um dann auf die besondere Situation von Frauen einzugehen. Dabei bietet Hagemann eine kenntnisreiche, geradezu idealtypische Verknüpfung von Militär-, Sozial- und Kulturgeschichte. Gleichwohl folgt der eigentliche Mehrwert des Buches erst in den erfahrungsgeschichtlichen Passagen, in denen Hagemann den einzelnen Schicksalen der Frauen nachgeht, die an den Kriegen seit dem 17. Jahrhundert beteiligt waren – in den unterschiedlichsten Rollen. Rund 300 Frauen konnte Hagemann auftreiben, die ihre Erlebnisse verschriftlichten und von denen nun viele – immer klug kontextualisiert – ausführlich zu Wort kommen.

Doch die Quellenlage ist unterschiedlich dicht. Die wenigen Zeugnisse aus de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stammen von adeligen Frauen, die an der Seite hochrangiger Offiziere selbst im Krieg noch ehelichen Repräsentationspflichten nachkamen. Ihr Leben dürfte kaum vergleichbar gewesen sein mit dem unzähliger Soldatenfrauen, die im Tross mitreisten, um für ihre Männer zu kochen, zu waschen und ihre Verwundungen zu pflegen. Die Lizenz, als Marketenderin zu arbeiten, war nur auf den Mann ausgestellt, mit dem die Soldatenfrau ein „Arbeits- und Beutepaar“ bildete. So stammten die feilgebotenen Waren nicht zuletzt aus Plünderungen im Krieg. Die Sattelzeit, also der Übergang vom 18. zum 19. Jahrhundert, war auch für diese Paare eine Zäsur: Die Frauen wurden immer stärker aus dem Tross ge drängt. Gemäß den Überzeugungen von der Polarität der Geschlechtscharaktere wurde das Schlachtfeld im 19. Jahrhundert zu einem Ort (fast) ausschließlich für Männer. Doch der Bedarf an Personal, welches die Leiden der Männer lindern und die geschundenen Soldatenkörper wieder kriegstüchtig machen könnte, brachte die Frauen in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wieder ins Spiel. Der Krimkrieg (1854 bis 1856) wurde dank der Initiative von Florence Nightingale zur Geburtsstunde der modernen Krankenschwester. Der Schwesternberuf bot Erwerbsmöglichkeiten und Professionalisierungschancen für Frauen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und führte unzählige von ihnen an die damaligen Kriegsschauplätze.

Ob sich alle – nicht zuletzt die unzähligen Ordensschwestern, die sich um die Verwundeten sorgten – als „Soldatin“ verstanden, darf bezweifelt werden. Zwischen ihnen und den Russinnen, die aus Hass zur Waffe griffen, klafften Welten. Aber sie teilten das Schicksal, nach den Kriegen vergessen zu werden. Dagegen richtet sich die Botschaft des Buches: Die europäischen Kriege der Moderne hatten eben sehr wohl auch ein weibliches Gesicht. BIRGIT ASCHMANN

Karen Hagemann: Vergessene Soldatinnen. Frauen im Militär und in den Kriegen Europas seit 1600. Suhrkamp Verlag, Berlin 2026. 1056 S., 48,- €.

Eine Verfassung, die elastisch ist

Ein neuer Sammelband zeigt, wie die Auslegung des Grundgesetzes auch von Zufällen beeinflusst wurde

Aus dem einst als Provisorium gedachten Grundgesetz ist längst eine Verfassung geworden, die über alle politischen Gräben hinweg Anerkennung genießt und mehr als jede andere Institution die bundesdeutsche Gesellschaft zusammenhält. Die Gründungsurkunde der Bundesrepublik hat sich allen nachträglichen Unkenrufen zum Trotz auch nach 1990 als ein Integrationsmedium erwiesen.

Vor wenigen Jahren allerdings war das Grundgesetz seiner bislang stärksten Belastungsprobe ausgesetzt, als die Parteien der Mitte nahezu alle Grundrechte, einschließlich der in Artikel 1 festgeschriebenen Menschenwürde, dem Primat der Inzidenzzahlen unterwarfen, obwohl der Verfassungstext selbst bei „Seuchengefahr“, wie man Pandemien 1949 noch nannte, lediglich die Einschränkung der Freizügigkeit im Bundesgebiet und des Rechts auf die Unverletzlichkeit der Wohnung vorsieht.

Ob man die Verfassung nur im Wortlaut und nach der ursprünglichen Intention ihrer Verfasser auslegen sollte oder ob ihr Interpretationsspielraum sich mit den Zeitläuften ändern, erweitern, ja gar anpassen sollte, ist eine Frage, über die schon seit Jahren in den USA ein Streit zwischen Originalisten und Pragmatikern tobt. Auch hierzulande ist nicht unumstritten, ob etwa aus dem einst als Abwehrrecht gegen einen übergriffigen Staat formulierten Artikel 2 zum Schutz von Leben und körperlicher Unversehrtheit heutzutage eine Art absolutes Garantierecht abgeleitet werden kann, das einem staatlichen Schutzversprechen vor Viren, Hitze, Eichenprozessionsspinnern und anderen täglich wechselnden Gefahren und Lebensrisiken nahekommt.

Dem zeithistorischen Wandel in der Auslegung des Grundgesetzes entspricht das Konzept der offenen Verfassung, das der Staatsrechtslehrer Konrad Hesse bereits Ende der 1960er Jahre als Leitmotiv seines auch in den folgenden Jahrzehnten oft wiederaufgelegten Verfassungsrechtslehrbuchs entwickelte. Der spätere Verfassungsrichter Hesse machte darin ein Spannungsverhältnis von „Starrheit“ und „Beweglichkeit“, von „verbindlicher Festlegung“ und „Offenheit und Weite der rechtlichen Normierung“ in der Auslegung des Grundgesetzes aus, das mit seinen oft elastisch formulierten Artikeln dafür ausreichend Raum bietet.

Unter dem Schlagwort der „offenen Verfassung“ versammeln die Historiker Frieder Günther und Marcus M. Payk acht von Rechts- und Geschichtswissenschaftlern verschriftlichte Beiträge eines 2024 an der Bundeswehruniversität Hamburg stattgefundenen Workshops in einem anregenden Band. Darin wird jede Überhöhung des Verfassungstextes und seiner Auslegung vermieden, wie sie aus manchen politischen Sonntagsreden nur allzu bekannt sind. Stattdessen hebt er die „bemerkenswerte Kontingenz“ und „Zeitgebundenheit“ der verfassungs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seit 1949 hervor. Die vor wenigen Jahren von Dieter Grimm als Desiderat formulierte Wirkungsgeschichte des Grundgesetzes ist so noch nicht entstanden, dafür sind die teils interessanten Fallstudien zu disparat und zu speziell, aber ein Anfang ist gemacht.

Die Beiträge des Bandes reichen vom Wandel in der Auslegung einzelner Artikel wie dem Elterngrundrecht (Art. 6 Abs. 2), dem „rechtlichen Gehör“ (Art. 103 Abs. 1) und dem Prinzip der „kollektiven Sicherheit“ (Art. 24 Abs. 2) bis hin zum Zustandekommen einzelner Urteile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etwa in zentralen europarechtlichen Fragen, und zur personellen Zusammensetzung der ersten Richtergeneration a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ihrer Wahl. Die Öffnung von Archivbeständen der obersten Bundesgerichte und ihre Zugänglichmachung im Bundesarchiv in den letzten Jahren hat hier einen Blick hinter die Kulissen ermöglicht, der offenbart, dass das Scheitern einer Richterwahl kein Phänomen des Jahres 2025 ist, sondern historische Vorläufer hat, und in dieser Hinsicht im letzten Jahr keinerlei Anlass zur medialen Hysterie und zu öffentlich zelebriertem Selbstmitleid bestand.

Mit Blick auf di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Verfassungsgerichts, die Eva Balz im Band präsentiert, wäre hier im Zusammenhang mit den zuletzt viel beschworenen Gefährdungen für „unsere Demokratie“ doch mehr freiheitliches Selbstbewusstsein angebracht, auch wenn die parteipolitische Bindung der Kandidaten in den Anfangszeiten des Gerichts eine wesentlich geringere Rolle als heute spielte. Dagegen spricht freilich die im Beitrag von Jan-Henrik Herchenröder, der sich mit den Urteil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zur Wiederbewaffnung Anfang der 1950er Jahre befasst, konstatierte „klare parteipolitische Tendenz“. Herchenröder weist zu dem anhand der Quellen nach, dass die einschlägigen Urteile damals nicht planvoll und stringent, sondern eher improvisiert und situativ nach dem Motto eines „muddling through“ zustande kamen.

Insbesondere im Beitrag von Sebastian Gehrig zur „deutschen Frage“ im Grundgesetz wird deutlich, dass Offenheit in der zeitgemäßen Interpretation der Verfassungsbestimmungen und deren enge, doktrinäre Auslegung sich nicht ausschlossen, sondern oft zwei Seiten derselben Medaille waren. Jan H. Wille erinnert in seinem Beitrag zur Genese des Grundgesetzartikels 123 Abs. 2, der die Fortgeltung des Konkordats mit dem Heiligen Stuhl aus dem Jahr 1933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regelte, an die starke völkerrechtliche Ausrichtung des gesamten Verfassungstextes.

Der Band hält neben vielen gut lesbaren Darstellungen allerdings auch Beiträge mit ans Unverständliche grenzenden Wortungetümen bereit. Als Beispiel möge ein Satz dienen, der fast zwanzig Substantive enthält: „Aus d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Elterngrundrechts bis zu Beginn des 21. Jahrhunderts lässt sich daher lernen, dass in Zeiten zunehmender Pluralisierung familiärer Lebensformen die Typisierung bei der Auslegung des „Eltern'-Begriffs keine angemessene Interpretationsstrategie mehr dafür bot, das Sachproblem der Koordinationsbedürftigkeit elterlicher Verantwortungswahrnehmung bereits durch Typisierungen bei der Auslegung des „Eltern'-Begriffs zu verarbeiten.“

In welcher Verfassung wird die Bundesrepublik in drei Jahren wohl den 80. Geburtstag ihres Grundgesetzes feiern? Werden sich bis zum Verfassungsjubiläum 2029 aus Angst vor innerem und äußerem Autoritarismus die autoritären Tendenzen hierzulande weiter verstärken? Auch dafür bietet das einst auf das Prinzip der Freiheit gebaute Grundgesetz eine gewisse Offenheit, die gegenwärtig noch viel zu wenig problematisiert wird – auch nicht von den Autoren und Herausgebern des vorliegenden Sammelbandes. RENÉ SCHLOTT

Frieder Günther/ Markus M. Payk (Hrsg.): Die offene Verfassung. Das Grundgesetz in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eitgeschehen im Gespräch, Band 37. Metropol Verlag, Berlin 2026. 152 S., 16,-€.

Pommes sind out

Englische Regierung reformiert Schulessen

LONDON. Englische Schulkinder müssen künftig auf eines ihrer Lieblingsessen verzichten: Das Erziehungsministerium verbietet den Schulküchen die Zubereitung und Ausgabe von Pommes frites. Kartoffelschnitze dürfen künftig nur noch serviert werden, wenn sie im Backofen gegart wurden; frittierte Speisen sind generell nicht mehr zulässig. Stattdessen sollen frische Früchte und Gemüse, Vollkornprodukte und ballaststoffreiche Speisen einen höheren Anteil erhalten.

Die Zahl englischer Schüler, die nicht zu Hause, sondern mittags, aber auch morgens, in Schulmensen essen, steigt ständig. Die Regierung hat den Kreis der Kinder, die ein Anrecht auf eine kostenlose Speisung haben, zum Schuljahresbeginn auf alle Familien mit sozialer Unterstützung ausgeweitet. Überdies werden an immer mehr Schulen „Frühstücks-Clubs“ eingerichtet, die vor dem Unterrichtsbeginn eine erste Mahlzeit anbieten.

Diese Mahlzeit darf nach den neuen Vorschriften jedoch keine Spiegel-eier mehr enthalten – gebratener Speck steht ohnehin nicht auf dem Speisezettel. Auch süßes Gebäck ist jetzt gestrichen; für Cornflakes und Müsli gelten fortan Obergrenzen im Zuckergehalt. Schoko-Pops und Nutella stehen fortan gleichfalls auf dem Index. Das Londoner Erziehungsministerium teilte mit, die neuen Vorschriften sollten Übergewicht bei Kindern reduzieren, ihre Ernährung verbessern und dazu dienen, ihre Konzentrationsfähigkeit und ihr Wohlbefinden zu steigern.

Vor rund 20 Jahren startete der Fernsehkoch Jamie Oliver einen ersten Kreuzzug gegen ungesunde Mahlzeiten für Schulkinder, vor allem gegen hochverarbeitete frittierte Produkte wie frittierte panierte Geflügelbällchen oder Kartoffel-chips. Oliver waren damals die „Turkey Twizzlers“ ein besonderer Dorn im Auge – in Öl ausgebackene Stäbchen aus Truthahnfleisch, die mindestens zu einem Fünftel aus Bratfett bestanden. Als Ergebnis seiner Kampagne, das Produkt von den Tellern der Schulküchen zu verbannen, stieg der Gesamtabsatz der „Turkey Twizzlers“ allerdings, statt zu sinken – offenbar dank der Aufmerksamkeit, die dem Produkt zuteil wurde.

Kartoffelchips wurden in einer ersten Richtlinie schon vor vielen Jahren vom Speiseplan genommen. Die neuen Vorschriften lösen nun Regeln ab, die mittlerweile älter als ein Jahrzehnt sind. Sie sehen vor, dass gebratene stärkehaltige Lebensmittel, etwa Bratkartoffeln, höchstens noch zweimal wöchentlich serviert werden dürfen; Nudeln sollen mindestens einmal wöchentlich zur Hälfte aus Vollkornmehl bestehen. Alle Gerichte müssen täglich mindestens einen Anteil von Obst oder Gemüse aufweisen; gesüßte Nachtische dürfen in Grundschulen nur einmal, in höheren Schulen höchstens zweimal angeboten werden.

Da Erziehung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zu den Kompetenzen gehört, die von den einzelnen Nationen zu regeln sind, werden den Schulkindern in Schottland, Wales und Nordirland jeweils andere Speisen vorgesetzt. In Nordirland gilt etwa die Vorschrift, dass Dicke Bohnen allein nicht zur Erfüllung der Gemüse-Kategorie genügen. In Schottland wiederum muss mindestens einmal in drei Wochen öliger Fisch auf dem Mensa-Tisch stehen. JOHANNES LEITHÄUSER

Rekordpreis für Asterix-Titel

Das Original-Titelbild des Comics „Asterix bei den Briten“ ist bei einer Auktion in Belgien für 1,2 Millionen Euro versteigert worden. Einschließlich Gebühren habe der Käufer 1,474 Millionen Euro gezahlt, teilte das Auktionshaus BD Enchères in

Lüttich mit. Das sei ein Rekord für ein Werk des Zeichners Albert Uderzo. Der Franzose wurde mit René Goscinny als Schöpfer von Asterix und Obelix bekannt. Er starb

2020 im Alter von 92 Jahren. Bei dem versteigerten Cover handelt es sich um ein 34 mal 47 Zentimeter großes Werk, das Uderzo in Gouache-Technik auf Karton malte. Zu sehen sind Asterix, Obelix und Teefax auf der Flucht mit einem Fass, verfolgt von Rugbyspielern. Zu dem Blatt gehört auch eine persönliche Widmung von René Goscinny und Uderzo an ihren Verleger Georges Dargaud. dpa

Andrang in Uman: Jüdische Pilger am ersten Tag des Neujahrsfests
Foto Oleksandr Magula

Sie trotzen allen Warnungen

Zehntausende pilgern jährlich zum jüdischen Neujahrsfest nach Uman in die Ukraine – ungeachtet drohender Luftangriffe.

Von Robert Putzbach, Uman

K aum ist der letzte Psalm gesprochen, geht das Gebet in eine Party über. Aus den Lautsprechern tönt elektronische Musik mit hebräischem Text. Männer, die eben noch wiegend Passagen aus der Thora rezitiert haben, tanzen nun wie wild. Sie springen freudig durcheinander, Schläfenlocken springen auf und ab. Andere drängen sich erfüllt lächelnd durch die Menge. Jugendliche mit Kippas strecken ihre Smartphones zum Filmen in die Höhe wie bei einem Konzert. Leuchtreklamen und Werbeschilder am Straßenrand sind hebräisch beschrieben. Nur die Uniformen der missmutigen Polizisten am Straßenrand erinnern daran, dass sich die Szene in der Ukraine abspielt.

Immer im Herbst verwandelt sich die beschauliche Stadt Uman im Zentrum des Landes zu einem aus allen Nähten platzenden Wallfahrtsort. Zu den rund 80.000

Bewohnern stoßen dann Zehntausende chassidische Juden aus aller Welt. Vor Luftangriffen haben die Pilger keine Angst. Zwar haben in diesem Jahr sowohl das ukrainische Außenministerium als auch die amerikanische Botschaft in Kiew vor Reisen nach Uman gewarnt. Doch fast 50.000 haben sich trotz der Gefahren auf den Weg gemacht.

Traditionell zieht es sie zum jüdischen Neujahrsfest „Rosch ha-Schana“ zum Grab des Rabbiners Nachman von Breslow, kurz „Rabbi Nachman“. Der Urenkel des Begründers des Chassidismus, einer ultraorthodoxen Strömung des Judentums, wurde Anfang des 19. Jahrhunderts in Uman begraben. Der Legende nach soll er seinen Anhängern auf dem Sterbebett göttliche Fürsprache nach dem Tod versprochen haben, wenn sie am Neujahrsfest an seinem Grab beten. Manche Chassiden sehen es als ihre Pflicht an, zumindest einmal im Leben zu kommen. Die Feierlichkeiten dauern drei Tage, die meisten Pilger bleiben aber eine Woche oder länger.

Die Anreise ist wegen des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s beschwerlich geworden. Der ukrainische Luftraum ist seit Kriegsbeginn gesperrt. Deshalb fliegen die Pilger in Nachbarländer und reisen von dort aus mit Bussen, Zügen und Autos weiter. Ein Großteil kommt aus Israel oder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ist tagelang unterwegs.

Schon bei der Einfahrt nach Uman kann man Chassiden am Straßenrand und an Busstationen entdecken. Man erkennt sie an der Kleidung. Viele tragen Kippas auf dem Kopf, manche auch Schtreimel, die traditionellen Pelzmützen. Im Sofiyivka-

Park fahren junge Pilger mit Pferdekutschen, Golfkarts und E-Scootern umher, verwandeln die idyllische Landschaft in einen Abenteuerspielplatz.

Im von Kontrollpunkten umgebenen chassidischen Viertel betritt man dann eine völlig andere Welt. In beständiger Zielstrebigkeit hasten die Pilger durcheinander, ohne Berührungsängste schieben sie sich aneinander vorbei. Viele lesen sogar beim Laufen Gebetstexte. Hier und da spricht jemand in ein Mikrofon. Unter freiem Himmel werden jungen Männern die Haare geschnitten. Hinter kleinen Türen am Straßenrand verbergen sich große Hallen mit koscherer Verpflegung oder Animationsprogramm für die Kinder.

Überall stehen junge Männer mit Spendenbüchsen herum. Die Scheine darin geben Aufschluss darüber, woher die Pilger kommen. Am gängigsten sind amerikanische Dollar, selbst die Preise an Ständen werden darin angegeben. Doch in den Spendenbüchsen finden sich auch israelische Schekel, Euros und sogar äthiopische Birr. Viele Geschäfte und Restaurants gehören Leuten aus der örtlichen chassidischen Gemeinde.

Doch auch andere Ukrainer wollen an dem Spektakel verdienen. Die Preise sind für hiesige Verhältnisse happig. Mitunter kommt es zu babylonisch anmutenden Szenen. Wild gestikulierend reden etwa Sim-Karten-Verkäufer und Interessenten in verschiedenen Sprachen aufeinander ein.

Besonders eng ist es im Bereich rund um das Grab von Rabbi Nachman. Dort drängen sich die Leute schon in den frühen Morgenstunden, um zu beten. Frauen trifft man im chassidischen Viertel kaum. Nur in einem Bereich nahe der Synagoge sieht man einige Mütter, die sich um ihre Kinder kümmern. Der öffentliche Raum bleibt den Männern vorbehalten.

Uman hat eine lange jüdische Geschichte. Während der deutschen Besatz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wurden zahlreiche Juden ermordet oder deportiert. Unter sowjetischer Herrschaft blieben Pilgerreisen zu Nachmans Grab lange verboten, erst gegen Ende der Achtzigerjahre kamen für das Neujahrsfest wieder Juden aus aller Welt. Dabei kommt es auch zu Konflikten. Vor rund zehn Jahren errichteten die Ukrainer trotz des Protests der jüdischen Gemeinschaft ein Denkmal für zwei Kosakenführer in Uman. Diese führten im 18. Jahrhundert einen Aufstand gegen die polnischen Feudalherren an, der in ein Pogrom an der jüdischen (und polnischen) Bevölkerung ausartete. Das Denkmal wird rund um das Neujahrsfest von Polizisten bewacht. Eine Jesus-Statue wurde schon mehrfach beschädigt. Zur Durchsetzung der Regeln werden die ukrainischen Polizisten von israelischen Kollegen unterstützt. Den Ausschank von Alkohol hat die Militärverwaltung verboten.

Für Uman sind die Pilger auch ein wichtiger Wirtschaftsfaktor. Im vergangenen Jahr nahm die Stadt allein durch eine Kurtaxe umgerechnet rund 400.000 Euro ein. Die Feierlichkeiten enden stets mit einem Gebet am Seeufer. In den Tagen darauf verlassen die Pilger die Stadt, Uman verwandelt sich zurück. Die jüdische Gemeinde ist nicht groß, deshalb stehen die meisten Läden im chassidischen Viertel das restliche Jahr über leer.

Er fuhr drei E-Roller-Fahrer an und bremste nicht

Nach einem Unfall mit zwei Toten in Frankfurt fällt das Urteil gegen einen Autofahrer. Von Elena Zompi

Es ist das letzte Bild von diesem Abend: Hieu Hoang Trung sitzt an einem großen runden Tisch in einem asiatischen Restaurant in Frankfurt. Neben ihm sitzt Duy Quang Nguyen, daneben sein Zwillingsbruder Quang Minh und dessen Freundin. Aller vier lächeln in die Kamera.

Das Foto, das auf die Leinwand des Gerichtssaals im Prozess in Frankfurt projiziert wird, zeigt vielleicht den letzten unbeschwerten Moment der vier Freunde. In der Nacht fahren sie mit E-Rollern zu ihrem Hotel: Auf einem gekennzeichneten Fahrradweg fährt Hieu Trung voran, dahinter die Zwillinge, die sich einen Roller teilen. Quang Minhs Freundin fährt mit etwas Abstand hinterher.

Kurz nach einer Kreuzung nahe dem Hauptbahnhof werden drei von ihnen von einem schwarzen Toyota Corolla Verso erfasst. Zuerst trifft das Auto die Zwillinge, sie werden in die Luft geschleudert. Nur 0,3 Sekunden später kollidiert der Wagen mit dem E-Scooter von Hieu Trung, der dadurch auf die Motorhaube katapultiert wird. Sein Kopf durchschlägt die Windschutzscheibe auf der Fahrerseite. Nach wenigen Metern wird er vom Fahrzeug abgeworfen. Quang Minhs Freundin, die auf einem Roller mit etwas Abstand hinter ihnen fährt, muss alles mit ansehen. So rekonstruiert es später ein Gutachter in dem Prozess am Frankfurter Landgericht.

Die beiden Brüder sterben noch am Tag des Unfalls, dem 6. Juli 2025. Hieu Trung wird schwer verletzt und liegt zeitweise im Koma. Durch den Unfall verliert er ein Bein, er leidet seitdem an epileptischen Anfällen sowie Erinnerungslücken und wartet derzeit auf eine Lebertransplantation. Die posttraumatische Belastungsstörung bei der vierten Rollerfahrerin ist so stark, dass sie auch ein Jahr später nicht vor Gericht aussagen kann. Seit Ende Juni steht der Autofahrer nun vor Gericht:

Mohammad S., 23 Jahre alt. Er war noch in der Nacht zum Unfallort zurückgekehrt und hatte sich der Polizei gestellt. Seit Juli 2025 sitzt er in Untersuchungshaf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wirft ihm im Fall der Zwillinge fahrlässige Tötung vor, im Fall von Hieu Trung versuchten Mord durch Unterlassen, weil er nach dem Unfall einfach weitergefahren war. Am Mittwoch will das Gericht ein Urteil gegen ihn verkünden.

Im Zentrum dieses Prozesses stehen vor allem zwei Fragen: Warum ist es überhaupt zu diesem Unfall gekommen? Also: Warum ist S. von der Fahrbahn abgekommen und auf den Fahrradweg gefahren? Und: Warum hat er nicht angehalten?

Fest steht: Mohammad S. ist deutlich zu schnell gefahren. 50 Kilometer pro Stunde sind an der Mainzer Landstraße, wo der Unfall passierte, erlaubt. Ein Gutachter schätzt die Geschwindigkeit des Toyotas auf 87 Kilometer pro Stunde, mit einer Differenz von plus/minus zehn.

Zwischenzeitlich stand im Verfahren der Verdacht im Raum, der Angeklagte habe während der Fahrt Lachgas konsumiert. Im Auto saßen in dieser Nacht vier Personen: Mohammad S. am Steuer, zwei Freunde von ihm und ein vierter Mitfahrer, der nicht mit dem Angeklagten befreundet ist. Er meldete sich einen Tag nach dem Unfall bei der Polizei und behauptete, der Angeklagte habe während der Fahrt einen mit Lachgas gefüllten Ballon in der Hand gehalten. Die anderen drei sagten Gegenteiliges: Demnach war der Mitfahrer der Einzige, der im Wagen Lachgas konsumiert hatte. Weil das Auto dem Vater von Mohammad S. gehörte, habe es deswegen auch Streit gegeben.

Will hier der Mitfahrer also auspacken, weil er den Angeklagten nicht schützen will? Oder will er sich selbst aus der Schusslinie bringen, weil er befürchtet, durch seinen Konsum und den Streit darüber den Unfall verursacht zu haben?

Mohammad S. selbst sagt, er habe an dem Abend mehrere mit Lachgas befüllte Ballons am Mainufer inhaltiert, aber keinen kurz vor oder während der Fahrt. Ein toxikologischer Sachverständiger beschrieb die Auswirkung von Lachgas im Verkehr so: Es komme zu Verzerrungen der visuellen und akustischen Wahrnehmung, festgestellt würden oft auch Gleichgewichtsstörungen, Konzentrationsmangel, Schlangenlinienfahren und Geschwindigkeitsverstöße. Das alles würde zur Fahrweise von S. in dieser Nacht passen.

Aber das Ergebnis des Gutachtens ist ein anderes: In einem Test mit drei Probanden kann Mohammad S. nicht nachgewiesen werden, dass er gelogen hat, was den Zeitpunkt des Konsums angeht. Es könne nicht „mit der notwendigen an Sicherheit grenzenden Wahrscheinlichkeit“ belegt werden, dass der Unfall auf den Lachgaskonsum zurückzuführen sei, sagt der Toxikologe.

Der Mitfahrer, der ihn beschuldigt hatte, stellte sich bei seiner Befragung vor Gericht als unglaubwürdig heraus. Im Plädoyer der Staatsanwaltschaft finden seine Behauptungen keine Erwähnung mehr. Die Anklägerinnen gehen nun vielmehr davon aus, dass er es war, der während der Fahrt Lachgas konsumierte.

Noch wichtiger ist in diesem Verfahren die Frage, warum Mohammad S. weiterfuhr. Hatte er bemerkt, dass er Personen verletzt hatte, und gehofft, unbemerkt davonzukommen? Von den vier Männern im Auto will niemand mitbekommen oder auch nur daran gedacht haben, dass das Auto Personen erfasst hatte. Der Beifahrer sagt, er habe nach rechts aus dem Fenster geschaut. „Wir sind noch an einem Auto vorbeigefahren, dann kam der Knall, also der Unfall.“ Die Scheibe sei danach so sehr zersplittert gewesen, dass er nichts mehr gesehen habe. Der Angeklagte habe beim Weiterfahren durch ein Loch in der Scheibe geschaut, um noch etwas zu sehen.

Die beiden Anklägerinnen glauben jedenfalls, dass zumindest er und der Angeklagte spätestens den Moment bemerkt haben müssen, in dem Hieu Trungs Kopf auf der Fahrerseite der Windschutzscheibe aufprallte. Fast vier Kilometer fuhr Mohammad S. noch durch Frankfurt, bis er das Auto auf einem Parkplatz zwischen mehreren Schrottautos abstellte. In so einer Situation weiterzufahren, „passt zu Psychopathen“, sagt ein psychiatrischer Sachverständiger – zu Mohammad S. aber nicht. Nach Angaben des Psychiaters könnte S. unter einem „Unfallschock“ gestanden haben und deswegen weitergefahren sein. Für die Frage nach seiner Steuerungsfähigkeit könnte das bedeuten, dass sie im juristischen Sinne erheblich gemindert oder gar ganz aufgehoben war. Festlegen will sich der Gutachter aber nicht.

Kalkül oder Schock? Daran könnte sich am Ende alles entscheiden. Die Anklägerinnen nehmen Ersteres an und fordern eine Freiheitsstrafe in Höhe von acht Jahren für Mohammad S. – wegen fahrlässiger Tötung in Tateinheit mit fahrlässiger Körperverletzung und Gefährdung des Straßenverkehrs sowie versuchten Mordes durch Unterlassen und des unerlaubten Entfernens vom Unfallort.

Die Verteidigung glaubt hingegen, dass S. drei bis vier Minuten nach der Kollision weitergefahren ist, „ohne die Wirklichkeit zu erfassen“. „Solange das nicht ausgeschlossen werden kann, kann er nicht für ein Tötungsdelikt, geschweige denn wegen versuchten Mordes verurteilt werden“, sagt sein Rechtsanwalt. Er und seine Kollegin fordern deshalb eine Bewährungsstrafe, der Haftbefehl sei aufzuheben. Nun muss das Gericht entscheiden.

Dritte Masern-Tote in den USA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hat es einen dritten „masernassoziierten“ Todesfall gegeben. Eine 40 Jahre alte Frau, die im Jefferson-Bezirk in Pennsylvania lebte, starb am Samstag an Masernkomplikationen, wie der zuständige Bezirks-Gerichtsmediziner am Sonntag mitteilte. Zuvor waren schon zwei Säuglinge in dem Bundesstaat an Masern gestorben. Es waren die ersten Masern-Todesfälle in Pennsylvania seit 1991. Zudem erlebt das Land die schwerste Masernepidemie seit 35 Jahren mit 3294 bestätigten Masernfällen in 47 Bundesstaaten. Pennsylvania ist besonders betroffen: Dort gab es bisher 676 Masernfälle, allein 108 neue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124 Personen mussten in Krankenhäusern behandelt werden.

Die Frau, die am Samstag starb, war laut Jefferson County Coroner's Office nicht gegen Masern geimpft worden. „Dies ist ein herzzerreißender Verlust für die Familie und eine bedrückende Erinnerung daran, dass Masern eine ernste und potentiell lebensbedrohliche Krankheit sein können“, sagte der Bezirks-Gerichtsmediziner Greg Furlong am Sonntag.

Demnach hatte sich die Frau bei einem Familienmitglied infiziert. Zusätzlich habe die Vierzigjährige an einer chronisch obstruktiven Lungenerkrankung (COPD) und an Asthma gelitten. Auch die beiden zuvor gestorbenen Säuglinge hatten schwere Vorerkrankungen, die für den Tod mitursächlich gewesen sein könnten: Das eine Kind litt an einer Milzruptur, das andere an einer genetischen Erkrankung, einer schweren Form der Mikrozephalie.

Über die Todesursache war ein Streit ausgebrochen: Die nationale Gesundheitsbehörde CDC erkennt alle drei Fälle nicht als masernassoziierte Todesfälle an. Ein Grund ist die neue Impfpolitik der Regierung von Donald Trump und seines Gesundheitsministers Robert F. Kennedy Jr. Anfang August hatte Präsident Trump in Anwesenheit Kennedys ein Dekret zur Überarbeitung der Impfempfehlungen für Kinder unterzeichnet und dabei auch den Dreifach-Impfstoff gegen Masern, Mumps und Röteln diskreditiert und abermals einen möglich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Impfungen und Autismus hergestellt.

Der demokratische Gouverneur von Pennsylvania, Josh Shapiro, wirft der Trump-Regierung vor, dass ihre Handlungen und ihre Rhetorik, was Impfungen angeht, „negative Auswirkungen auf die Gemeinden in ganz Amerika haben, besonders hier in Pennsylvania“. Kennedy beschuldigte den Gouverneur der Angstmacherei. Die Todesfälle seien von Shapiros „übereifrigen Mitarbeitern“ erfunden worden, um die Erzählung zu unterstützen, dass Maserninfektionen gefährlicher seien als in Wirklichkeit. Die Masern galten in den USA seit 2000 offiziell als ausgerottet. Sinkende Impfquoten gefährden allerdings die Herdenimmunität, die eine Durchimpfungsrate von 95 Prozent erfordert. PETER-PHILIPP SCHMITT

Kurze Meldungen

Hickerson erregt Aufsehen

Brian Hickerson, der Freund der verstorbenen Schauspielerin Hayden Panettiere, soll am Samstag in einer Bar in Greenville im amerikanischen Bundesstaat South Carolina randaliert haben. Laut dem Portal TMZ erkannten Gäste am Nebentisch Hickerson, der mit seinem Bruder Zach unterwegs war, und fingen an, schlecht über ihn im Zusammenhang mit Panettieres Tod zu sprechen. Als Reaktion habe Hickerson zunächst einen Barhocker herumgeschleudert, berichteten Augenzeugen TMZ. Danach sei er mit weiteren Gästen aneinandergeraten. Die Polizei nahm beide Brüder fest. Brian Hickerson durfte die Wache später wieder verlassen. Panettiere war im August tot in einem Loft in South Carolina gefunden worden. Die Tage zuvor hatte die Sechsunddreißigjährige dort mit Hickerson und seinem Bruder Zach verbracht. pwei.

Emil legt Zugverkehr lahm

Ein Elch hat sich auf die Gleise des Warschauer Hauptbahnhofs verirrt und stundenlang den Betrieb behindert. „Achtung, Reisende! Wir haben einen ungebenen Gast im Bahnhof Warszawa Centralna. Aufgrund der unerwarteten Ankunft von Elch Emil wird der Betrieb auf den Bahnsteigen 3 und 4 vorübergehend eingestellt“, teilte die polnische Bahn am Sonntagabend auf der Plattform X mit. Die Rettung des Tiers gestaltete sich aufwendig, denn Bahnsteige und Gleise des Bahnhofs befinden sich unter der Erde. Wildtierexperten betäubten den Elch mit einem Pfeil und brachten ihn zurück in den Wald. dpa

Der Kreml eskaliert Von Reinhard Veser

Nichts an dem russischen Angriff auf einen ukrainischen Zug am Wochenende dürfte Zufall gewesen sein: nicht die unmittelbare Nähe zur Grenze und auch nicht die Nähe zu einem anderen Zug, in dem ranghohe westliche Diplomaten und zahlreiche Journalisten saßen. Es ist erst zwei Wochen her, da hat Dmitrij Medwedjew, Wladimir Putins Beauftragter für Grobheiten, europäischen Staatsmännern mit Attacken auf die Züge gedroht, mit denen sie nach Kiew reisen. Der rege diplomatische Reiseverkehr nach Kiew ist dem russischen Regime ein Dorn im Auge, weil er Ausdruck der ungebrochenen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Ukraine ist. Die versucht der Kreml, mit allen Mitteln zu unterminieren, auch mit Terroranschlägen in der EU – siehe die Sprengstoffdrohne in Leipzig.

Würden wegen Sicherheitsbedenken weniger westliche Parlamentarier und Regierungsmitglieder in die Ukraine reisen, wäre das für Kiew ein schwerer Schlag. Russland schreckt offenbar immer weniger vor Angriffen auf westliche Ziele zurück. Anders ist die Attacke so nahe an einem polnischen Grenzübergang nicht zu verstehen. Schon der Einschlag eines russischen Marschflugkörpers auf einem Acker im Osten Polens Ende Juli war ein Warnschuss. Die polnische Regierung ist aus guten Gründen alarmiert. Wie würde die NATO reagieren, wenn bei einem solchen Angriff Grenzanlagen eines Mitgliedstaates beschädigt oder gar Grenzbeamte verletzt oder getötet würden?

Arktische Chance

Von Stephan Löwenstein

Zwei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führen dazu, dass die strategische Bedeutung der Arktis enorm wächst. Eisfreie Sommer zwischen Atlantik und Pazifik sind keine Utopie mehr. Zum anderen legen die schmelzenden Gletscher immer mehr Land frei, unter dem wichtige Bodenschätze vermutet werden. Hinzu kommen die wachsenden geopolitischen Spannungen. Die Weltmächte USA, Russland, auch China, obwohl nicht unmittelbarer Anrainer der Arktis, haben das längst erkannt und markieren Präsenz. Den nordischen Ländern Europas muss niemand beibringen, wie wichtig die Region ist. In der EU musste diese Erkenntnis länger reifen, aber allmählich bemüht auch sie sich um eine stärkere Sichtbarkeit – zum Beispiel jetzt, auf dem Arktis-Gipfel der EU im finnischen Rovaniemi.

Das weniger aggressive Auftreten Europas ist nicht nur ein Nachteil. Norwegen weiß ohnehin, was es an den Nachbarn hat, und vice versa. Seine exponierte Inselgruppe Spitzbergen sieht nicht nur verstärkte russische und chinesische Aktivitäten, sondern scheint auch auf dem diffusen Radar Donald Trumps aufgetaucht zu sein. Erst recht ist das vom Wirtschaftskrieg Trumps heimgesuchte Kanada betroffen und entdeckt seine europäischen Wurzeln und Bindungen. Nun muss Europa seine arktische Chance auch beim Schopf packen. Es darf nicht bei Strategiepapieren stehen bleiben. Finnland, das bereits auf seine Eisbrecherflotte verwiesen hat, kann da konkrete Wege weisen.

Mehr Kriege, weniger Kinder

Warum wünschen sich junge Paare heute weniger Kinder als vor einigen Jahren? Von Susanne Kusicke

Die Zahlen erregten Anfang Juli großes Aufsehen: Nur rund 654.300 Kinder sind 2025 in Deutschland geboren worden. Es war der niedrigste Stand seit dem Nachkriegsjahr 1946. Innerhalb der vergangenen vier Jahre sei die Geburtenrate von 1,58 auf 1,32 Kinder pro Frau gefallen, teilte das Statistische Bundesamt weiter mit. Im Osten Deutschlands sank die Geburtenrate abermals stärker als im Westen, am stärkst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m minus 8,4 Prozent.

Über die Gründe für diesen starken Rückgang gibt nun eine aktuelle Studie des Bundesinstituts für Bevölkerungsforschung (BiB) in Wiesbaden Auskunft. Die Wissenschaftler um den Forschungsdirektor Martin Bujard untersuchten, ob und inwiefern Zukunftsängste den Kinderwunsch junger Paare beeinflussen. Die Studie basiert auf Daten des familiendemographischen Panels „FReDA“. Erhoben wurde eine repräsentative Stichprobe der Wohnbevölkerung in Deutschland. „FReDA“ befragt zweimal jährlich rund 30.000 Personen im Alter zwischen 18 und 55 Jahren zu partnerschaftlichen und familiären Lebenssituationen.

Allem voran stellen die Forscher fest, dass nicht nur die Zahl der Geburten weiter gesunken ist, sondern neuerdings auch der Kinderwunsch selbst. Dass beide Angaben auseinanderklaffen, ist nicht ungewöhnlich. Paare wünschen sich üblicherweise mehr Kinder, als sie dann tatsächlich bekommen. In den Jahren 2021/22 wünschten sich Frauen in Deutschland noch durchschnittlich 1,85 Kinder und Männer 1,78 Kinder. In den Jahren 2024/25 lag der Kinderwunsch der Frauen plötzlich nur noch bei 1,69 und der der Männer bei 1,64 Kindern. Wunsch und Wirklichkeit näherten sich also aneinander an.

Was war geschehen? In diesen Zeitraum fallen zwei große weltpolitische Ereignisse, die Corona-Pandemie und der Beginn des Ukrainekriegs. Nicht nur in Deutschland, auch in der EU insgesamt sank in der Folge die Geburtenrate, von 1,53 im Jahr 2021 auf 1,34 Kinder pro Frau im Jahr 2024. Auch dies war ein

Tiefstand: der niedrigste Wert seit mehr als sechzig Jahren.

Abgefragt wurde von den Wissenschaftlern des Bundesinstituts zunächst, welche Sorgen junge Paare in diesem Zeitraum hatten und wie diese sich entwickelten. Dabei zeigte sich, dass die größte Sorge dem Kriegsausbruch galt, während die zu Ende gehende Corona-Pandemie kaum eine Rolle spielte. Der Anteil der Befragten, die über Krieg und militärische Konflikte „sehr besorgt“ sind, stieg zwischen 2023 und 2025 von 38 auf 41 Prozent. Die Zahl derjenigen, die sehr darüber besorgt waren, die Demokratie könnte künftig geschwächt werden, wuchs in demselben Zeitraum von 24 auf 32 Prozent. An dritter Stelle folgt die Sorge wegen des Klimawandels; darüber waren unverändert rund 25 Prozent der Befragten „sehr besorgt“. Die Sorge wegen der Wirtschaftskrise stieg von 19 auf 23 Prozent der Befragten, wegen de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von 15 auf 20 Prozent; über mögliche weitere Pandemien „sehr besorgt“ waren gleichbleibend rund zehn Prozent der Befragten.

Allen Krisen zum Trotz: Eine schwangere Frau

Im nächsten Schritt erhoben die Studienautoren, wie diese einzelnen Sorgen jeweils mit dem Kinderwunsch zusammenhingen. Bei den befragten Männern fiel vor allem ein Wert ins Auge: Wenn sie sich wegen des Kriegs sehr sorgten, lag die gewünschte Kinderzahl 2024 sieben Prozent niedriger als bei Männern, die sich keine großen Sorgen machen. Bei den Frauen war dieser Wert dagegen statistisch nicht signifikant. Annähernd gleich stark war der Zusammenhang bei der Sorge um die Demokratie: Bei Frauen lag die Zahl der gewünschten Kinder neun Prozent niedriger, bei Männern acht Prozent. Bei der Sorge wegen des Klimawandels war die Zahl bei Frauen und Männern gleichermaßen sieben Prozent niedriger als bei Unbesorgten.

Foto Lucas Bäuml

„In der Fertilitätsforschung gab es schon lange die Vermutung, dass multiple Krisen Paare in ihrem Kinderwunsch verunsichern. Diesen Zusammenhang nun nachzuweisen, hat uns darum nicht überrascht. Wir hatten aber nicht erwartet, dass sich einzelne Sorgen, etwa wegen des Krieges, der Demokratieschwächung und des Klimawandels, so deutlich im Kinderwunsch widerspiegeln würden“, sagt Co-Autorin Carmen Friedrich der F.A.Z. Insgesamt sinke der Kinderwunsch bei Menschen, die sich große Zukunftssorgen machten, um etwa zehn Prozent, fasst sie zusammen.

Es gibt aber auch Umstände und Erwartungen, die wieder für einen Anstieg des Kinderwunsches sorgen. Diese liegen nicht im Feld der multiplen Weltkrisen, sondern im lebensweltlichen Umfeld. Dabei geht es um die persönliche Zukunft in Ausbildung und Beruf, die Sicherheit des Arbeitsplatzes, Familienfreundlichkeit des Arbeitgebers, die Kinderbetreuung, also letztlich um die Vereinbarkeit von Arbeit und Familie. Abgefragt wurden für die Untersuchung die Zufriedenheit mit den Erholungsmöglichkeiten in der Natur, der Kinderbetreuung, dem Wohnungsmarkt sowie den Arbeits- und Verdienstmöglichkeiten. Dabei zeigte sich, dass Kinderlose, die mit dem Wohnungsangebot und den Arbeitsmöglichkeiten in ihrer Region zufrieden sind, um drei Prozentpunkte häufiger angaben, innerhalb der nächsten drei Jahre ein Kind bekommen zu wollen. Forschungsdirektor Bujard fasst die Ergebnisse der Studie so zusammen: „Wenn junge Menschen Zukunftssorgen haben, werden Familiengründungen aufgeschoben oder Kinderwünsche nach unten korrigiert. Aufgeschobene Kinderwünsche werden später aber oft nicht mehr realisiert, weil die bi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 mit steigendem Alter schlechter werden.“

Die NRW-Verfassung soll krisenfester werden

CDU, Grüne, SPD und FDP verhindern, dass die AfD Institutionen destabilisiert / Von Reiner Burger, Düsseldorf

Eine Reaktion auf den Ausgang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ist der Gesetzesentwurf nicht, der sich am Donnerstag unter Punkt drei auf der Tagesordnung des Landtags Nordrhein-Westfalen findet. Ausdrücklich weisen die Autoren darauf hin, wenn man sie darauf anspricht. Die Landesverfassung fitter für Krisenzeiten zu machen, das hatten sich Schwarz-Grün und die beiden Oppositionsfraktionen SPD und FDP tatsächlich schon länger vorgenommen. Nun aber drängt die Zeit: Um die Änderungen noch rechtzeitig vor der Landtagswahl Ende April vorzunehmen, muss der Entwurf noch im Septemberplenum eingebracht werden.

Ziel ist es, möglichst zu verhindern, dass autoritär-populistische Parteien bestehende Regelungen oder Regelungslücken nutzen, um Verfahren chaotisch zu machen oder Abläufe zu blockieren. So soll künftig der Alterspräsident, der die konstituierende, also die erste Sitzung des Landtags zu Beginn einer Legislaturperiode leitet, nicht mehr das an Lebensjahren älteste, sondern das dienstälteste Mitglied des Parlaments sein. Diese Regelung gibt es bereits im Bundestag und in mehreren Landesparlamenten.

Wie die vier Fraktionen im Begründungsteil ihres Entwurfs schreiben, wollen sie damit sicherstellen, „dass ein Mitglied des Parlaments die erste Sitzung leitet, das über ausreichende parlamentarische Erfahrung verfügt, um gerade die zu Beginn einer Wahlperiode oftmals im Fokus stehenden Fragen des Parlamentsrechts ebenso wie der Parlamentspraxis sachgerecht und mit der für die Erfüllung dieser Aufgabe gebotenen Souveränität zu vertreten“. Die Neuerung ist jedoch auch als konkrete Lehre aus der konstituierenden Sitzung des Thüringer Landtags im September 2024 gedacht, die unter dem Alterspräsidenten von der AfD im Chaos versank.

Der Wahlmodus für Richter am Verfassungsgerichtshof soll gegen Blockaden abgesichert werden.

Die zweite, noch bedeutsamere Verfassungsänderung betrifft die Besetzung des Verfassungsgerichtshofs (VGH). Dessen Richter müssen laut Verfassung mit einer Mehrheit von mindestens zwei Dritteln der Abgeordneten gewählt werden. Diese hohe Hürde soll die Vereinnahmung des Gerichts durch eine einfache Mehrheit verhindern und damit dessen Unabhängigkeit und Unparteilichkeit gewährleisten. Eine Regelung für eine Wahlblockade fehlt bisher jedoch.

Deshalb soll in die Verfassung ein mehrstufiger Ausfallmechanismus eingefügt werden: Ist auch nach zwölf Monaten für einen ausgeschiedenen Richter noch kein Nachfolger mit Zweidrittelmehrheit gewählt, reicht im nächsten Durchgang die einfache Mehrheit, um den bisherigen Stellvertreter zum ordentlichen Richter des VGH zu wählen. Unterschreitet die Gesamtzahl der Richter acht, womit das Gericht nicht mehr arbeitsfähig wäre, greift Stufe zwei. Für diesen Fall ist vorgesehen, dass der Landtag dann mit einfacher Mehrheit Richter und ihre Stellvertreter nachwählen kann, allerdings nur, bis es wieder insgesamt acht Richter und Stellvertreter gibt.

Die abgestufte Regelung geht auf die FDP zurück, die darauf drang, beides im Blick zu behalten: die Arbeitsfähigkeit des VGH und die Beteiligung der Opposition. CDU und Grüne hatten zunächst vorgeschlagen, die Richter in einer Blockadelage ohne Begrenzung mit einfacher Mehrheit zu wählen, was auf Dauer zu einer politisch einseitigen Besetzung des Gerichts führen könnte.

Die aktuelle Verfassungslage, schreiben die vier Fraktionen, habe ausgereicht, „solange die gelebte Staatspraxis von dem Grundkonsens geleitet wird, dass die Stellung des Verfassungsgerichtshofs im politischen Wettbewerb unangetastet bleibt und dessen Funktionsfähigkeit übereinstimmend als notwendig angesehen wird“. Doch nun gelte es für den Fall vorzusorgen, dass dies in Frage gestellt werde. Denn der VGH habe eine zentrale Bedeutung für eine effektive verfassungsrechtliche Gewaltenkontrolle.

Die AfD war nicht an den Beratungen beteiligt. Sie kritisiert die geplanten Änderungen als politisch motivierten Versuch, eine erstarkende Oppositionskraft systematisch auszuschließen. Sie spielt darauf an, dass sie auch in Nordrhein-Westfalen mit einem großen Zuwachs rechnen kann. Kam sie bei der Landtagswahl 2022 nur knapp über die Fünf-Prozent-Hürde, könnte sie ihr Ergebnis im kommenden April laut jüngsten Umfragen mehr als verdreifachen. Von einem systematischen Ausschluss kann jedoch keine Rede sein. Zeitweilig hatten n CDU, Grüne, SPD und FDP wie zuletzt der Landtag in Rheinland-Pfalz zwar erwogen, die Hürde für die Einsetzung von Parlamentarischen Untersuchungsausschüssen zu erhöhen. Doch die vier Fraktionen verwarfen das als unverhältnismäßige Beschneidung von Oppositionsrechten. Wie eine indirekte Lex AfD wirkt dagegen die geplante Änderung beim Thema Ausschussvorsitz.

Bisher können alle Fraktionen, die ihnen zugeteilten Vorsitz-Posten in Landtagsausschüssen selbst bestimmen. So kommt es, dass in dieser Legislaturperiode ein AfD-Abgeordneter den Wissenschaftsausschuss leitet. Die vier anderen Fraktionen wollen nun die Geschäftsordnung des Landtags so ändern, dass die Vorsitzenden künftig wie im Bundestag gewählt werden. Wie dort dürfte das künftig auch im Landtag dazu führen, dass die AfD für ihre Kandidaten keine Mehrheit findet und deshalb leer ausgeht.

Die Beratungen zogen sich viel länger als gedacht hin. Zeitweilig kamen die Gespräche dem Vernehmen nach vor allem deshalb ins Stocken, weil SPD, FDP und Grüne gerne jeweils weitere, nicht mit der Resilienzfrage verbundene Aspekte in die Verfassung schreiben wollten. Die Grünen wollten den Klimaschutz als Verfassungsziel verankern, die SPD das Recht auf Wohnen, die FDP die Gleichwertigkeit von beruflicher und akademischer Bildung. All diese Wünsche sind jetzt vom Tisch.

Alexander ZVEREV Foto Picture Alliance

Zverev der Ältere

Als am Sonntagabend in New York Alexander Zverevs zweiter Grand-Slam-Sieg feststand, verhielt er sich kurz wie sein Vater – vollkommen ruhig. Der Vater sitzt als Trainer bei jedem Match auf der Tribüne und verzieht nicht mal dann eine Miene, wenn der Sohn im Interview nach der Partie Witzchen über ihn macht. Für Tennisfans ist der schweigsame Mann hinter dem Erfolg des besten deutschen Tennisspielers seit Boris Becker so schwer zu lesen wie ein Buch in kyrillischer Schrift für West-europäer. Doch die Ruhe von Zverev junior in New York lag nur daran, dass er sich verzählt hatte: Er wusste nicht, dass er im Finale der US Open gegen Ben Shelton schon als Sieger feststand. Als er es merkte, ging er aus sich heraus, wie man es von ihm gewohnt ist.

Wie der Vater, so der Sohn: Das passt bei den Zverevs schon, aber nie ganz. Auch Alexander senior war ein begnadeter Tennisspieler. Zverevs Mutter, ebenfalls erfolgreiche Spielerin, beschrieb ihren Mann im „Tennismagazin“ als „besten Volleyspieler der Sowjetunion“, als „elegant und schlank, mit einem tollen Ballgefühl und sehr schnellen Beinen“. Alexander senior war aber ein Opfer seiner Zeit: Der Mann aus Sotschi durfte aus der Sowjetunion nur selten zu Turnieren ausreisen. Er schaffte es deshalb nie über Platz 175 der Weltrangliste hinaus und nahm nur an zwei Grand-Slam-Turnieren teil.

Als die Familie Anfang der Neunzigerjahre in Deutschland neu anfing, wurde der heute Sechsundsechzigjährige Trainer in Schleswig-Holstein. Später zog die Familie nach Hamburg, wo dem Vater etwas Bemerkenswertes gelang: Er hat seine beiden Söhne mit zwei völlig unterschiedlichen Stilen in die Weltspitze geführt. Zverevs Bruder (und heutiger Manager) Mischa schaffte es mit Serve-and-Volley auf Platz 25 der Weltrangliste. Alexander Zverev lebt vor allem vom Grundlinienspiel.

Lange waren Zverev und seinem Vater fehlende Weiterentwicklung vorgeworfen worden. Mehrmals hatte sich die Familie geöffnet für Impulse von außen – nie funktionierte es mit einem weiteren Trainer für längere Zeit. Dann wurde stets spekuliert, dass das Band zwischen Vater und Sohn zu stark sei. Was früher als Schwäche gedeutet wurde, erscheint heute als Stärke. Jannik Sinner und Carlos Alcaraz mögen Zverev in Bestform noch immer voraus sein. Doch sie waren im Jahr 2026 zu selten fit. Darin liegt die große Stärke des Deutschen, der über das gesamte Tennisjahr so viel investiert wie kaum jemand: Er zählt zu den fittesten Spielern auf der Tour. Überraschend ist das nicht. Der Vater und die Familie kamen mit nichts nach Deutschland. Sie haben sich alles selbst hart erarbeitet. Nun führt diese Einstellung zum Leben ihren Sohn zum Erfolg. DAVID LINDENF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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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h die DDR wusste den Heimatbegriff ideologisch zu instrumentalisieren: Erntefest 1969 bei Schwerin. Foto Picture Alliance

Was es heißt, in einer Diktatur zu leben

Mecklenburgs größter Schriftsteller ist Uwe Johnson. Sein Roman „Jahrestage“ hat uns vor der dortigen Landtagswahl einiges zu sagen. Von Matthias Göritz

n diesen Tagen nach den Land- tagswahlen in Sachsen-Anhalt und vor denen in Mecklenburg- Vorpommern fragen sich viele, was noch hilft gegen eine sich

selbst feiernde, rohe rechte Ideologie. Besonders der Begriff „Heimat“ wird dabei gerne ins Feld geführt. Offenbar wirkungsvoll werden Ackerscholle und Tradition beschworen, auf Simson-Mopeds volksnahe Runden gedreht. So wird einerseits DDR-Nostalgie geschürt, andererseits soll den von der Politik frustrierten Bürgern strukturschwacher Regionen völkisches Gedankengut in die Ohren geträufelt werden.

Immer wieder wird gefragt, welchen Beitrag Literatur für den politischen und ethischen Diskurs leisten kann. Es gibt eine klare Antwort: Literatur ist Einspruch gegen Vereinfachung.

Uwe Johnsons vierbändiger Roman „Jahrestage“ gehört zu den bedeutendsten Werke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r zwischen 1970 und 1983 veröffentlichte Roman erzählt nicht nur die Lebensgeschichte einer einzelnen Frau, sondern entwirft zugleich ein vielschichtiges Bild deutscher Geschichte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Im Mittelpunkt steht die aus Mecklenburg stammende Gesine Cresspahl, die mit ihrer Tochter Marie in New York lebt. Marie, so Johnson bei einer Lesung am 10. November 1983 in Tübingen, „ist zwar geboren in Düsseldorf, aber hat die Stadt New York angenommen als eine Heimat“. Die Hauptaufgabe Gesines ist es, sich um das Kind zu kümmern und es zu beschützen. Dadurch werden Fragen nach dem eigenen Gewordensein aufgeworfen. Der Roman begleitet Gesine durch Alltag, Erinnerungen und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eigenen Herkunft vom 20. August 1967 bis zum 20. August 1968.

Mecklenburg wird dabei zum zentralen Erinnerungs- und Erfahrungsraum: Mecklenburg ist Heimat, der Ort der Großeltern, „die so etwas wie Agrarkapitalisten waren, von denen man aber immerhin die erste Sprache gelernt hat“. Mecklenburg ist auch ein Ort von Gewalt, Verlust, politischer Unterdrückung und persönlicher Schuld.

„Heimat“ erscheint in „Jahrestage“ nie als einfache, unbeschwerte Vorstellung von Geborgenheit. Gesine erkennt schnell, dass ihre Geburt als Mecklenburgerin dem Liebeszufall geschuldet ist. Ihr Vater lebte von 1926 bis 1932 als Tischlermeister in Richmond. Dann „verkuckte“ er sich im Urlaub ausgerechnet in ein mecklenburgisches Mädchen. Mit dem ging er dann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 1933 eben auch schon von den Nazis besetzt war und beherrscht wurde. Sie sagte sich, diese Gesine Cresspahl: „Ich hätte doch in England geboren sein können. Dann hätte ich zwar die Schulden einer anderen Nation, aber nicht die der deutschen.“

Für Gesine ist die Küstenlandschaft an der Ostsee zunächst der Ort ihrer Kindheit. Dort liegen die Landschaften, Gerüche, Dialekte und Gewohnheiten, die ihre Identität, wie auch die Uwe Johnsons, geprägt haben. Die Dörfer und Städte an der Küste, die Felder, die Ostsee und die Menschen ihrer Vergangenheit bilden eine innere Landkarte, die sie auch in Amerika begleitet. Doch Heimat ist nicht nur Landschaft, sondern auch immer Geschichte. Gesines Erinnerungen sind eng mit den politischen Katastrophen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verbunden: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dem Krieg,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 und der Entstehung der DDR.

In den „Jahrestagen“ spielt das Dorf Jerichow eine besonders wichtige Rolle. An diesem Ort verdichten sich die Erfahrungen mehrerer Generationen. Gesines Vater, ein eigenwilliger Außenseiter, wird zur zentralen Figur ihrer Erinnerungen. An seiner Lebensgeschichte wird deutlich, wie politische Systeme in den Alltag der Menschen eingreifen. Heinrich Cresspahl ist jedoch weder ein klassischer Held noch ein politischer Ideologe. Vielmehr versucht er, seine menschliche Unabhängigkeit unter wechselnden Machtverhältnissen zu bewahren. Gerade in dieser Haltung wird er für Gesine zur moralischen Bezugsperson. Seine Geschichte macht jedoch auch deutlich, wie schwierig es ist, sich politischer Verantwortung zu entziehen. Wer in einer Diktatur lebt, muss Entscheidungen treffen – selbst dann, wenn er schweigt oder sich scheinbar aus der Politik heraushält.

Mecklenburg wird im Roman aus verschiedenen Perspektiven dargestellt. Die Region ist eine konkrete, sinnlich erfahrbare Landschaft. Das fiktive Jerichow mit all seinen biblischen Anspielungen verlegte Johnson nach Norden: „Und da ich fand, dass der Landstrich dieses Namens an der Ostsee angenehm blaugrau (etwa als Luft und Fischgeruch) auf der Zunge liegt, habe ich mir ein Jerichow aufgebaut an der Ostsee.“ Er beschreibt Orte, Wege, Häuser und Küsten mit größter Genauigkeit, amalgamiert diese aber oft, sodass man in Orten wie Jerichow oder Gneez Elemente aus Klütz, Güstrow, Gängelow, Satow, Grevesmühlen oder Rerik wiederzufinden glaubt.

Mecklenburg ist ein Erinnerungsraum, der durch die Gegenwart immer wieder neu gedeutet werden muss. Gesine lebt in New York, und Nachrichten über den Vietnamkrieg, gesellschaftliche Konflikte und politische Gewalt lösen bei ihr Erinnerungen an Mecklenburg aus. So werden die amerikanische Gegenwart der Erzählerin in New York am Riverside Drive – auch einer von Johnsons vielen Arbeits- und Lebensorten – und die deutsche Vergangenheit miteinander verbunden. Johnson zeigt, dass Geschichte niemals abgeschlossen ist. Sie wirkt in der Gegenwart fort und beeinflusst, wie Menschen ihre Heimat wahrnehmen.

D ie Form des Romans unterstreicht diese Verbindung. „Jahrestage“ ist kein geradlinig erzählter Familienroman. Zwar folgt die Hand-

lung in der Rahmenerzählung den Tagen eines Jahres, sie wird aber ständig durch Rückblicke, Zeitungsberichte, Gespräche und Erinnerungsfragmente unterbrochen. Neben Gesines persönlichem Leben stehen Meldungen aus der Weltpolitik. Dadurch wird die Geschichte einer mecklenburgischen Familie in die Geschichte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eingeordnet.

Johnson macht deutlich, dass private Erfahrungen und politische Ereignisse nicht voneinander zu trennen sind.

Auch sprachlich ist der Roman eng mit Mecklenburg verbunden. Er verwendet oft ironisch regionale Ausdrucksweisen und Beschreibungen sowie teilweise ungewöhnliche Satzstrukturen. „Der 1. mecklenburgische Verfassungsgrundsatz hatte geheißen: Dat bliwt allns so as dat is.“ Seine oft norddeutsch nüchterne und zurückhaltende Sprache wirkt gerade dadurch sehr eindringlich, weil sich natürlich dauernd alles ändert. Sie verweigert sich einfachen Urteilen und zwingt die Lesenden, selbst Zusammenhänge herzustellen.

Mecklenburg wird nicht romantisiert. Johnson zeigt sowohl die Schönheit der Landschaft als auch die Enge des Dorflebens. Er erzählt von menschlicher Solidarität, aber auch von Vorurteilen, Opportunismus und Gewalt. Am Ende erscheint Heimat in „Jahrestage“ als etwas Widersprüchliches. Sie ist ein Ort der Herkunft, der Erinnerung und der emotionalen Bindung, aber auch ein Ort, in den sich historische Schuld und politische Konflikte eingeschrieben haben. Gesine kann Mecklenburg nicht hinter sich lassen, obwohl sie weit entfernt lebt. Doch sie kann auch nicht einfach zu einer vermeintlich unveränderten Heimat zurückkehren. Heimat ist ein Prozess, der durch das Erzählen immer wieder neu befragt, erlebt und gewonnen werden muss. Frauke Meyer-Gosau hat dies in ihrem Buch „Eine Reise zu Uwe Johnson“ als „Versuch, eine Heimat zu finden“ bezeichnet.

Obwohl Mecklenburg den biographischen und historischen Mittelpunkt der „Jahrestage“ bildet, geht das Werk weit über eine regionale Darstellung hinaus. Es geht um die Frage, wie Menschen mit ihrer Herkunft umgehen, wie Geschichte im Alltag fortlebt und ob Heimat auch dort möglich ist, wo Verlust und Schuld untrennbar mit ihr verbunden sind. Johnsons Schweizer Kollege Max Frisch hat es folgendermaßen ausgedrückt: „Ein homerisches Gedächtnis hat dieser Mann. Mecklenburg wird sich darauf verlassen dürfen.“

erade in der Verbindung von persönlicher Erinnerung, regionaler Landschaft und deutscher Geschichte liegt die literarische Kraft und die

besondere Bedeutung dieses Jahrhundertromans. Johnsons Hauptwerk ist aber nicht bloß eine Form literarischer Heimatkunde aus dem Archiv. Zwar finden sich Hunderte Bücher zu Mecklenburg in Johnsons Bibliothek – zu Geschichte, Handwerk, Ackerbau, Flora und Fauna –, aber das Besondere ist, wie sich diese Realien, diese Krümel von Wirklichkeit, durch das Schreiben in erfahrbare, von Fakten abgesicherte Vergangenheit verwandeln.

Oft wird Schriftstellern ja in Anlehnung an Platon vorgeworfen, sie würden bloß erfinden, lügen und müssten daher aus dem Staat ausgeschlossen werden, es sei denn, sie stellten sich in den Dienst des Staates und priesen in Gedichten und Liedern die Führer und Krieger.

Parallelen zur Gegenwart? Wer sich das Wahlprogramm der sogenannten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aus dem Mai 2026 anschaut, das bereits sehr siegessicher mit „AfD-Regierungsprogramm“ überschrieben ist, kann angesichts der abstoßenden rassistisch-nationalistischen Grundausrichtung immer wieder nur beschämt den Kopf schütteln. Theater, Musik und Tanz müssten demzufolge Bestandteil einer nebulös immer wieder beschworenen kulturellen Identität eines Volkes werden – quasi ein völkischer Ringelpiez mit Anfassen.

Kunst und Kultur sind stets die ersten Bereiche, die von politischen Machthabern und Möchtegernherrschern kontrolliert werden, um das Narrativ zu steuern. Das zeigt und dekonstruiert Johnson wie kein anderer. Seine Kritik wendet sich dabei nicht nur gegen das Völkische, sondern gegen jede Form des dumpfen, reaktionären und gewalttätigen Handelns in gesellschaftlichen Prozessen – seien es Kaiser, Führer, revolutionäre Rote Armeen, Generalsekretäre oder der militärisch-industrielle Komplex in der scheinbar freien Welt des Bankenkapitalismus.

Johnson, der seinen sicher geglaubten Ort in der Welt früh verloren hat und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als Flüchtling in Mecklenburg zunächst ein neues Zuhause fand, arbeitete an einer Poetik des Vergleichens. In dieser erkennt man Menschen und Gewaltsysteme an ihren Taten – und an ihren Worten.

Sein Roman macht das Angebot, „eine Welt gegen die Welt zu halten“, und ist eine Einladung an die Lesenden, sich mit dieser Welt aus Wörtern zu vergleichen und so Wirklichkeit, Wahrheit und Propaganda voneinander zu unterscheiden. Einen besseren Verteidiger der offenen Gesellschaft gegen ihre Feinde hat die deutsche Literatur weder in Ost noch in West je hervorgebracht.

Matthias Göritz ist Schriftsteller. Er schrieb diesen Text aus Anlass des Maisfeld-Bildes von Uwe Johnson in Klütz (F.A.Z. vom 5. September) für das dortige Literaturhaus Uwe Johnson.

Ein Querkopf in Hollywood

Er hat das Kino der Achtzigerjahre geprägt, dann mit „JFK“ und „Nixon“ amerikanische Geschichte umgeschrieben: Oliver Stone wird achtzig

Oliver Stone hat in den vergangenen 25 Jahren so gut wie alles falsch gemacht, was ein Filmregisseur falsch machen kann. Er hat dem kubanischen Diktator Fidel Castro ein huldigendes Porträt gewidmet. Er hat südamerikanische Autokraten wie Hugo Chávez und Evo Morales mit der Kamera umworben. Er hat die „jüdische Dominanz in den Medien“ und die israelische Außenpolitik kritisiert. Er hat einen unkritischen Interviewfilm mit Wladimir Putin gedreht. Er hat eine Dokumentation produziert, in der der Euromaidan-Aufstand in der Ukraine als Machenschaft westlicher Geheimdienste hingestellt wird, und eine zweite, die ein glamouröses Porträt des einstigen kasachischen Machthabers Nursultan Nasarbajew zeichnet. Und er hat seine Verschwörungstheorie über die Beteiligung von CIA und FBI in einem weiteren Dokumentarfilm wiederholt – als hätten die hoch manipulativen Bilder von „JFK“ drei Jahrzehnte zuvor nicht ausge-reicht, seine historische Spekulation angemessen darzustellen. Das alles hat den Ruhm des Oliver Stone verdunkelt, und die öffentlichen Erklärungen, die er zum manchen seiner Filme nachreichte, haben leider nicht geholfen, das Dunkel aufzuhellen. Dabei war Stone einmal der Liebling des Publikums und der Kinoindustrie, und das mit einem Film, der die schlimmste Wunde der jüngeren amerikanischen Geschichte noch einmal aufriss, den verlorenen Krieg in Vietnam. Man schrieb das Jahr 1987, und Stones „Platoon“ war gerade rechtzeitig ins Kino gekommen, um bei der Oscarverleihung im März die Trophäen für den besten Film und die beste Regie abzuholen.

Oliver Stone Foto EPA

Was „Platoon“ gegenüber älteren Vietnamkriegsfilmen wie Coppolas „Apocalypse Now“ und Kubricks „Full Metal Jacket“ an charakterlicher Feinzeichnung und szenischer Genauigkeit fehlte, machte die Story um das Greenhorn Charlie Sheen und seinen teuflischen Sergeanten Tom Berenger durch Pathos und rasante Gewaltfotografie wett. Der Film ebnete den Weg für eine ganze Kohorte martialischer Heldengeschichten vor fernöstlicher Kulisse, und erst seit Werner Herzogs „Rescue Dawn“ ist an dieser Front wieder halbwegs Ruhe.

Oliver Stone aber wollte nicht Hollywoods Liebling sein. Deshalb drehte er schon bald nach dem Heldengesang das Klagelied eines Antihelden und gab Tom Cruise mit dem Part des Friedensaktivisten Ron Kovic in „Geboren am 4. Juli“ eine seiner bis heute besten Rollen. Der Schnitt, der am Anfang des Films direkt vom Schulabschlussball mit „Moon River“ und küssenden Pärchen aufs vietnamesische Schlachtfeld führt, ist typisch für Stones aufpeitschende Bildsprache.

So hat er in „Talk Radio“ vom Tod eines bekannten Radiomoderators, in „The Doors“ vom Leben und Sterben des Rockstars Jim Morrison, in „Nixon“ von einem der machiavellistischsten Vorgänger Donalds Trumps und in „Natural Born Killers“ von der Amok-Tour eines mörderischen Liebespaars erzählt, immer mit dem festen Willen zur Übertreibung, zum visuellen Exzess. Erst das 180-Millionen-Dollar-Budget seines Antiken-Epos „Alexander“ von 2004 hat Stones kinematographischen Furor ausgebremst, und so ganz hat er sich von dem teuren Flop seither nicht mehr erholt.

„Wall Street: Geld schläft nicht“ jedenfalls war ein braver Nachklapp des Kassenerfolgs von 1988, „World Trade Center“ ein sentimentales Kammerspiel und „Snowden“ die undeutliche Skizze eines bedeutenden Whistleblowers. Für dieses Jahr ist nun ein neues Filmprojekt namens „White Lies“ angekündigt, das von drei Generationen einer Familie handeln und autobiographische Züge tragen soll. Der Querkopf von Hollywood kehrt, wie es scheint, zu seinen Wurzeln zurück.

Oliver Stone, geboren in New York als Sohn eines jüdisch-amerikanischen Börsenmaklers und einer katholischen Französin, hat im Kino immer auch seine eigenen Verletzungen, Ängste und Träume bewältigt. Im Vietnamkrieg wurde er dreimal verwundet, und die Drogenräusche, von denen „The Doors“ handelt, hat er selbst erlebt. Seinem Vater setzte er mit „Wall Street“ ein Denkmal, und die drei Kinder, die er mit zwei verschiedenen Frauen hat, treten in vielen seiner Filme in Nebenrollen auf. Vielleicht ist die Zeit für ihn jetzt reif, ganz von sich selbst zu erzählen – nun, da er achtzig Jahre alt wird. ANDREAS KILB

Von Melanie Mühl

K eine leichte Wahl für True-Crime-Fans: In der ARD-Mediathek finden sich einige Dokumentationen über wahre Verbrechen, zum Beispiel „Tod nach der Disco. Der Eiskeller-Fall“. Oder „Mörder im Chat. Der Fall Aylee“. Netflix zeichnet das Drama einer Beziehung nach, die gar nicht gut endet: „Tödlich. Eine amerikanische Ehe“. Wessen Unterhaltungsbedürfnis ein Toter allein nicht befriedigt, der sollte sich für „Ted Bundy. Selbstporträt eines Serienmörders“ entscheiden oder für Charles Manson, der ebenfalls eine sichere Bank ist. Aber bitte keine dieser Metzeleien vor dem Zubettgehen!, werden die Longevity-Jünger jetzt rufen. Der Schlaf ist ihnen heilig. Und sie haben ja recht: Ohne erholsamen Schlaf wankt man nur durch den nächsten Tag. Reibt sich beim Lesen die Augen, weil die Buchstaben verschwimmen. Statt Schauerlichkeiten empfehlen die Körper- und Geistoptimierer Yoga, Meditation, Tee trinken sowie den „bewussten Verzicht auf störende Lichtquellen und elektronische Geräte“ (Deutsche Longevity Gesellschaft). Nun haben Forscher, die ihre Probanden zwei Wochen lang Tagebuch führen ließen, herausgefunden, dass der Konsum von True-Crime-Formaten am Abend gar keine negativen Auswirkungen auf das Befinden am nächsten Tag hat. Sie stellten in ihrer Studie „Does true crime increase negative affect, or negative affect lead to true crime?“ sogar fest, dass jene, die besonders gewalttätige Fälle konsumiert hatten, am folgenden Tag tendenziell etwas positiver gestimmt waren. Allerdings räumen sie ein, dass der Effekt sehr klein war. Dennoch sollte die Studie ein Anstoß sein, die eigene Abendroutine zu überdenken. Dazu passen nämlich Ergebnisse aus der Horrorforschung, in der man vom Phänomen der „Recreational Fear“ spricht – Freizeitangst. Der Regisseur Wes Craven, der das Horrorgenre maßgeblich prägte, bezeichnete Horrorfilme einst als eine Art Bootcamp für die Seele. Neunzig Minuten gruseln zur Stärkung der Resilienz. Craven jedenfalls wusste, wovon er sprach. Er hat den Slasher Freddy Krueger („A Nightmare on Elm Street“) erfunden. Nicht zufällig trägt Krueger übrigens einen rot-grün geringelten Pullover. Mit dieser Farbkombination hat das Auge Schwierigkeiten und muss sich besonders anstrengen, was innere Unruhe auslöst. Dass ausgerechnet Freddy Krueger, der seine Opfer im Schlaf heimsucht, und True-Crime-Formate eines Tages als Gute-Nacht-Geschichten reüssieren könnten, dürften selbst Horrorfans wie Wes Craven nicht vorhergesehen haben.

Morgen

Natur und Wissenschaft Endlich gibt es ein gutes Medikament gegen die plötzliche Tagesschläfrigkeit

Geisteswissenschaften Drei Denkaufgaben für den 75. Deutschen Juristentag in Erfurt

Unkalkulierbare Opernsanierung

Die Chancen, dass es zur geplanten umfassenden Sanierung der Stuttgarter Oper kommt, schwinden zusehends. Nun hat sich der Vorsitzende der CDU-Fraktion im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Landtag kritisch zu den Plänen geäußert, die nach überschlägigen Schätzungen bis zu zwei Milliarden Euro kosten könnten. Tobias Vogt sagte im Interview mit mehreren Regionalzeitungen, angesichts der schwer angeschlagenen kommunalen Haushalte und drohender Krankenhausschließungen müsse die Politik die Kosten berücksichtigen. „Man will den Littmann-Bau, ein mehr als 110 Jahre altes Gebäude, auseinandersägen und die Teile verschieben“, sagte er. „Es braucht nicht viel Phantasie, um hier ein unkalkulierbares Kostenrisiko zu sehen.“ Die Kosten, die sich die Stadt Stuttgart und das Land Baden-Württemberg je zur Hälfte teilen, seien „unfassbar“. Der Bau von 1912 ist in einem stark renovierungsbedürftigen Zustand. F.A.Z.

Ikonographisch haben die Rentner mit dem Feudaladel gleichgezogen: Wagen wider die Gerontokratie auf dem Rosenmontagszug in Düsseldorf.
Foto dpa

Die Herrschaft der Zukunftslosen

Samuel Moyn will mit radikalen Vorschlägen der Demokratie eine politisch hilfreiche Verjüngungskur verpassen.

Ganz so extrem wie das Massenharakiri, das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Yusuke Narita als Antwort auf die japanische Demographiefrage ins Spiel brachte, sind die Vorschläge von Samuel Moyn nicht. Doch auch der in Yale lehrende Ideenhistoriker erkennt im Altern ein gravierendes Problem für westliche Gesellschaften. Nichts Geringerem ist er auf der Spur als einer neuen Herrschaftsform: Knapp 200 Jahre nach Tocqueville ist, so Moyns Auffassung, aus der Demokratie eine „Gerontokratie in Amerika“ geworden.

Man muss nur an den Wahlkampf zwischen den beiden Greisen Trump und Biden zurückdenken, um zu sehen, was Moyn im Blick hat. Die Alten sind an der Macht, weil sie ganz einfach auf ihrem Posten sitzen bleiben, wie die Bundesrichterin Pauline Newman, die mit Anfang 90 noch so frisch war, Kollegen mit Arrest zu drohen, die an ihren mentalen Kapazitäten zweifelten. Der Autor kritisiert solche Vorgänge zunächst mit den Mitteln des gesunden Menschenverstandes – niemandem kann an senilem Personal gelegen sein. Dann aber auch mit theoretischem Besteck, wie dem Prinzip der deskriptiven Repräsentation, demzufolge Staatsdiener die Bevölkerung in einem gewissen Maße abbilden sollen.

Nur ist diese eben auch gealtert, wie Moyn zu Beginn seines Buches selbst ausführlich darstellt. Seit Gründung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hat sich die dortige Lebenserwartung auf 80 Jahre mehr als verdoppelt. Nie war der tradierte Zusammenhang zwischen Alter und Macht („Senat“ stammt von Lateinisch „senex“ für „alter Mann“) also demokratischer als heute. Das schiefe Repräsentationsargument deutet darauf hin, dass es Moyn um etwas anderes geht. Im Unterschied zu Cicero hält er den Lebensabend nicht für eine Phase der Gemeinwohlorientierung; Moyn ist eher bei Aristoteles, der den Todgeweihten misstraute, weil sie in der Vergangenheit leben. „Gerontokratie in Amerika“ ist ein Angriff auf den sprichwörtlichen Konservatismus des Alters, den das Buch als Egoismus enttarnen will.

Denn die Zukunftslosen bremsen bei Fragen, die sie nicht mehr betreffen, was Moyn mit Umfragen belegt: Rentner halten den Klimawandel für umso unproblematischer, je älter sie sind. Und während für Zwanzigjährige die ökologische Krise das größte außenpolitische Problem darstellt, fürchten sich die Über-65-Jährigen am meisten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Terrorismus oder dem jähen Lebensende.

Das in drei Teile gegliederte Buch (Großes Altern, Gesichter der Gerontokratie, utopischer Ausblick) funktioniert wie eine Ableitung des Überbaus aus der Basis. Die grauen Politiker sind für Moyn nur die Oberfläche. Das „Fundament der Gerontokratie“ besteht ihm zufolge in der „elektoralen Macht und dem privaten Wohlstand der älteren Wähler“. Nun ist klar, dass in einer gealterten Gesellschaft der größeren Masse an Alten auch ein größerer Stimmanteil zukommt. Um das zu skandalisieren, muss Moyn die Fakten strategisch deuten. Aus der Tatsache, dass der Nachwuchs gerade den scheinbar uninteressanten Abstimmungen auf Lokalebene fernbleibt, wird nicht die Schelte einer vernachlässigten Bürgerpflicht, sondern eine des Alters. Rentner herrschen, „weil sie bereit sind, die langweiligsten Versammlungen zu besuchen“. Einfach „durch Präsenz verursachen . . . die Älteren schon den größten Teil des Schadens“. Aber warum sind hier nicht die Jungen das Problem für die Demokratie?

Moyns Demokratiebegriff ist schon deswegen kontrovers, weil er das Prinzip der gleichen Wahl antastet. Rentner sollen ihr politisches Grundrecht verlieren, wenn auch nicht auf einen Schlag. Der Autor hat sich eine Staffelung ausgedacht, bei der die Über-65-Jährigen alle

Samuel Moyn: „Gerontocracy in America“. How the Old Are Hoarding Power and Wealth –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2026. 288 S., geb., 32,21 €.

zwei Jahre ein Zehntel ihres Stimmgewichts einbüßen. Mit 85 ist das Wahlleben dann vorbei. Dieselbe Wirkung könnte eine Übergewichtung junger Stimmen erzielen. Oder man gibt Neuwählern zwei Stimmen: eine eigene und eine für künftige Generationen. Das ist selbst ungerecht, wie Moyn nicht entgeht: „Aber braucht man nicht manchmal Diskriminierung, um Diskriminierung zu bekämpfen?“

Letztlich begreift Moyn die elektorale Macht der Alten aber als eine des Geldes: Senioren sind 47-mal wohlhabender als junge Erwachsene und verfügen über 71 Prozent des nationalen Reichtums. So beziffert sich das „Age-Pay-Gap“ in der Gerontokratie: „Im heutigen Amerika ist Alter die Art und Weise, in der Klasse gelebt wird.“ Ein neuer Hauptwiderspruch?

Jedenfalls ein Gegensatz, der sich gut politisieren lässt, weil der hier zum Tragen kommende Klassenbegriff einer ist, der Herrschaft als Privileg denkt und damit personalisiert wie einst die Titel im Feudalwesen.

Von daher erklärt sich Moyns Fixierung auf CEOs, Senior-Partner und Lehrstühle. Posten sind das Kampffeld, auf dem die Alten Platz machen sollen. Als konkrete Maßnahme schlägt er eine frühe Zwangsverrentung vor, widerspricht also der Intuition, dass in einer alternden Gesellschaft auch länger gearbeitet werden muss. Doch so begrüßenswert diese Zurückweisung des wirtschaftsliberalen Einmaleins auch klingt, muss man sich fragen, was das bringen soll. Ein durchschnittlicher Millionär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ist 70 Jahre alt – die Gesellschaft wird nicht gerechter, wenn man dieses Alter reduziert.

Fraglos ist Moyn einem Problem auf der Spur. Aber die Kritik verbleibt flach, weil sie sich mit der Anklage von statistischen Verteilungen begnügt und nicht nach den historischen Gründen für den Reichtum der Babyboomer-Generation fragt. Der Hyperfokus auf den Gegensatz von Jung und Alt verzerrt die Analyse. Darum funktioniert auch seine Utopie nicht wirklich. Moyn stellt sich den Generationenwechsel wie soziales Eigenblutdoping vor: Die in der Blüte Stehenden führen, bis sie welken. Dieser Personalwechsel soll zugleich die Gedanken verjüngen. Das Ideal des Autors ist jenes Amerika, in dem das Alte Europa negiert wurde wie das Ancien Régime durch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Doch ein auf Permanenz gestellter Fortschritt verliert seinen Charakter, wenn er den Zweck vergisst, der damit verfolgt werden soll. Ob ein politischer Eingriff in die demographischen Machtverhältnisse wirklich weiterhilft, muss man nach der Lektüre bezweifeln. HAZIRAN ZELLER

Reiches Leben in der Unterwelt

Mit Neugierde statt mit Ermahnungen: Frank Ashwood führt durch die Welt unter unseren Füßen

Es muss für jeden Bodenkundler, der ein populärwissenschaftliches Buch schreibt, eine große Versuchung sein, den Lesern gleich auf den ersten Seiten entgegenzurufen, wie wichtig die dunkle, fruchtbare Schicht unter unseren Füßen ist. Frank Ashwood lässt sich damit bis zur Seite 115 seines Buches Zeit.

„Diese weltweit auf dem Festland aufliegende dünne Schicht versorgt uns mit 95 Prozent unserer Lebensmittel, und trotzdem behandeln wir sie wie Dreck“, schreibt der Ökologe und Fotograf dort mahnend. Er zitiert dann auch Diagnose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denen zufolge bereits 40 Prozent aller Böden durch menschliche Eingriffe geschädigt sind und dies bis zur Mitte des Jahrhunderts auf fast alle Böden weltweit zutreffen wird, wenn sich unser Umgang mit ihnen nicht ändert.

Statt aber bloß zu mahnen, setzt Ashwood darauf, die Neugierde zu wecken für eine Sphäre, die uns so nahe ist und doch so fern und die wissenschaftlich weniger bekannt ist als die Oberfläche des Mondes. Der Superlativ, dass sich auf einem einzigen Teelöffel gesunden Bodens bis zu sechs Milliarden Mikroorganismen tummeln und die Pilzfäden zusammen einen Kilometer lang sind, klingt für die meisten Menschen abstrakt – das ändert sich aber schnell, lässt man sich auf das Buch ein und vom Autor in die Tiefe des Erdreichs ziehen.

„Ich schiebe ein Häufchen feuchtes Laub zur Seite, und schon bricht der Boden explosionsartig in Aktivität aus, als sich Aberhunderte Landflohkrebs in alle Richtungen stürzen, um irgendwo Schutz zu suchen“, berichtet Ashwood aus einem Waldstück auf der neuseeländischen Südinsel in der Art eines Reporters. Wenig später bahnt sich am selben Fleck ein Tausendfüßer „gleich einem winzigen Güterzug“ seinen Weg durch die verrottenden Blätter. An einem seiner Beine hängt wiederum ein „plattenförmiges Geschöpf, das weniger als einen halben Millimeter Durchmesser misst“. Es handelt sich um die Jugendform einer Milbe, die fastend per Anhalter unterwegs ist, bis sie sich nach Wochen oder Monaten in einem neuen Lebensraum fallen lässt, um ihr Erwachsenenleben zu beginnen. Seite um Seite bietet der Autor solche Szenen aus dem Boden. Von Neuseeland aus geht es in den Alice Holt Forest im Südosten Englands, wo der Regenwurm, der Star dieses Buchs, seinen ersten Auftritt hat, gefolgt von einer orange-roten Spinne, die darauf spezialisiert ist, den dicken Panzer von Asseln, die Ashwood als „Minigürteltiere“ einführt, zu knacken. Überhaupt wimmelt es unter unseren Füßen offenbar nur so von kleinen Raubtieren. Kaum eine Form des Tötens wird ausgelassen – bis hin zu einem Pilz, der Fadenwürmer mithilfe von Lassos fängt und dann vertilgt, und auch keine Form der Verteidigung, wie etwa bei jeder Hornmilbe, die alle Extremitäten, Härchen und zuletzt ihren eigenen Kopf als harten Deckel einklappen kann, um sich zu schützen.

Irgendwann in Richtung fünfzigster Seite kann es einem passieren, dass man das Buch etwas erschöpft zur Seite legt: Wie viele Steine, Blätter, Holzstücke wird der Autor noch umdrehen, um im Tageslicht ihre Bewohner als hochkomplexes Wuselbild zu feiern?

Doch geschickt hat Ashwood eingewebt, warum er so ins Detail geht: Der langsame Zerfall der Pflanzen und Tiere, das Miteinander und Gegeneinander von Bakterien, Pilzen, Insekten, Würmern, die chemischen Interaktionen des Humus mit den darunterliegenden Gesteinsschichten – das alles ist die Voraussetzung dafür, dass der Leser überhaupt am Leben ist. Wälder, Weiden, Äcker – sie leben nur, weil der Boden lebt. Die letzte Mahlzeit, die eigene Kleidung, die Sofadecke, ja das Papier des Buchs oder einer Zeitung gibt es nur, weil Böden fruchtbar waren.

Seite um Seite erscheint es einem absurder, dass der Boden in der öffentlichen Aufmerksamkeit eine so geringe Rolle spielt. Warum kennt man die Namen von Ortschaften und Menschen in fernen Ländern, aber nicht die von Lebewesen, ohne die es keine Nahrung gäbe? In den moder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en scheint rund um die Welt die ökologische Intuition abhandengekommen zu sein. Geduldig, sprachlich kreativ und ohne erhobenen Zeigefinger hilft Ashwood dabei, das fehlende Gespür auszubilden. Dabei kommt auch seine eigene Forschung ins Spiel, etwa wenn er beschreibt, wie er die Zahl der Bodenlebewesen in der Nähe einer urbanen Müllkippe mit der eines Waldes verglichen hat.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Buches schaltet der Autor dann von Zoom

Frank Ashwood: „Die Welt unter unseren Füßen“. Das geheime Leben des Bodens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uns alle.

Aus dem Englischen von Laura Su Bischoff. Piper Verlag, München 2026. 336 S., Abb., geb., 26,- €.

auf Weitwinkel um. Die Katastrophe im Dust Bowl in den Dreißigerjahren nutzt er als Einstieg dafür, die Bedeutung intakter Ökosysteme zu erklären. Damals hatten Siedler die Graslandschaft der nordamerikanischen Präie umgegraben und in Äcker verwandelt. Zudem hatten sie anstelle der fast ausgerotteten Bisons zu viele eingeführte Weidetiere grasen lassen. Das Ergebnis war am „Schwarzen Sonntag“ eine 1600 Kilometer lange Staubwolke aus aufgewirbeltem, ausgetrocknetem Boden.

Graslandschaften, so Ashwood, bergen die für uns Menschen wichtigsten Böden. Sie mögen mit spärlich wirkender Vegetation unscheinbar wirken, doch unter ihnen liegt vielerorts Schwarzerde, die sich über lange Zeiträume aus verrottenden Wurzeln und Pflanzen gebildet hat. 100 Tonnen pro Hektar brächten Graswurzeln, Regen- und Fadenwürmer sowie Pilze zusammen auf die Waage.

Dieser unsichtbare Reichtum wird den Graslandschaften aber auch zur Gefahr, denn die fruchtbaren Schwarzerden laden bis heute zu Übernutzung als Ackerland und zur Überweidung ein. Vom Dust Bowl führt eine direkte Linie zu ökologischen Krisen von heute, denn ein wirkliches Umdenken in der Landwirtschaft hat noch nicht eingesetzt: „Dem Grasland läuft langsam die Zeit ab“, warnt Ashwood. Mit den Böden sei nicht nur die menschliche Ernährung bedroht, sondern auch ihre Rolle als Wasser- und Kohlenstoffspeicher.

Der persönliche Stil, der das Buch prägt, funktioniert nicht bei jedem. Mancher nimmt sich selbst zu wichtig. Das ist bei Ashwood nicht der Fall. Wenn er gegen Ende schildert, wie er auf Bauernhöfen den Landwirten Bodenlebewesen unter dem Mikroskop zeigt, wirkt das nicht besserwisserisch oder didaktisch. Der Autor hat das Talent, mit seiner seit der Kindheit gehegten Begeisterung für den Boden anzustecken. CHRISTIAN SCHWÄGERL

Des Republikaners schärfstes Schwert

Keine Öffentlichkeit ohne Konspirationsvermutung: Jannik Lengeling erforscht Verschwörungstheorien im alten Rom

Verschwörungstheorien gelten als stigmatisiertes Wissen; wer sie verbreitet, will politisch manipulieren, wer sie glaubt, gilt als dumm. Die logische Paradoxie dieses Axioms – die Aufgeklärten durchschauen die Dinge, während die Verschwörungsgläubigen im Kokon ihrer Wahnideen eingesponnen bleiben – wird seltener thematisiert. Zu dem Komplex gibt es eine umfangreiche soziologische, politikwissenschaftliche und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 und Publizistik, zumal das Phänomen, von den „Protokollen der Weisen von Zion“ bis hin zu QAnon und Donald Trump, ungeahnte Virulenz erlangt hat.

Das erste Großereignis der Neuzeit, das verschwörungstheoretisch gedeutet wurde, war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weswegen die entsprechende Denkweise gern der koselleckschen „Sattelzeit“ zugeordnet wird. Zu den bekannten Mustern gehören eine im Geheimen operierende Gruppe, die aus eigensüchtigen Beweggründen versucht, eine Institution, ein Land oder gar die ganze Welt zu kontrollieren oder zu zerstören. In dieser Denke ist nichts, wie es scheint; nichts geschieht durch Zufall; alles ist miteinander verbunden. Verschwörungstheorien dienen aufgrund ihrer psychologischen und kognitiven Logik zwar der Reduktion von Komplexität, steigern letztere jedoch zugleich nicht selten, indem sie möglichst viele Elemente und Akteure einbeziehen und im wissenschaftlichen Sprachduktus dicht gesponnene Verweisungszusammenhänge suggerieren.

Gerade angesichts der verbreiteten präsentistischen Sichtweise lohnt indes der Blick auf ältere Epochen. Eine solche leistet für die ausgehende römische Republik jetzt die in Bern eingereichte althistorische Dissertation von Jannik Lengeling. Sie birgt Futter zum Denken nicht zuletzt deshalb, weil sie bequeme Abgrenzungsgewissheiten infrage stellt, mit denen auch andere Phänomene wie Korruption, Populismus und gewaltsame Selbsthilfe allzu leicht als deviant abgebügelt werden. Doch schon ein Blick auf wesentliche Merkmale republikanischer (von „res publica“, öffentliche Angelegenheit) Politik seit der Antike legt nahe, dass Verschwörungskommunikationen zu einem von den Bürgern getragenen politischen System gehören wie der Kandiszucker zum Ostfriesentee.

Der Grund: Die prinzipielle Publizität gemeinschaftsbezogenen Handelns lässt alles Heimliche als Gefahr erscheinen, Politik ist aber nicht nur personalisiert, sondern auch von legitimen Netzwerken und Mobilisierungsagenten geprägt – in Rom waren das Klienten, Berater, Unterstützer, Freunde, Financiers. Verschwörerzirkel sind dann deren böse Zwillinge. Politik erscheint hochdynamisch, kontingent, von vielen Akteuren beeinflusst, oft schwer durchschaubar; zugleich hat die politische Rhetorik Zuspitzungsarbeit zu leisten, zu der Vereinfachung und Polarisierung gehören.

Zur Plausibilität von Verschwörungserzählungen trägt wesentlich bei, dass es nicht nur Grauzonen gab, sondern eben auch tatsächliche Verschwörungen im Sinne einer durch eine kleine Gruppe klandestin vorbereiteten direkten Aktion

– die Ermordung Julius Cäsars ist der bekannteste Fall. Lengeling trägt diesem Gedanken Rechnung, wenn er zum Zusammenhang von Verschwörungsdenken und Krisenkommunikation festhält, es bedurfte in Rom nicht zwingend einer Krise, damit Verschwörungstheorien entstanden; vielmehr war die Logik der Verschwörung eine allgemein akzeptierte und verbreitete. Nicht zufällig nutzte bereits Cicero die insinuierende Frage, wem etwas nütze („Cui bono?“).

Der Autor bietet zur Untermauerung vier dicht argumentierende Fallstudien. So wurde im Jahr 90 vor Christus mit Strafe bedroht, wer die Verbündeten Roms zu ihrem für ganz Italien verheerenden Aufstand gegen die Vormacht angestachelt habe. Knapp 30 Jahre später benutzte Cicero die angeblichen Pläne Catilinas, um sich selbst zum Retter Roms zu stilisieren. Hier wird die erwähnte Kombination anschaulich: Der Konsul unterlegte seiner binären Freund-Feind-Unterscheidung ein komplexes, nur von ihm selbst durchschautes Flechtwerk aus Hintermännern, Mittätern und unerkannten Interessen.

Ähnlich funktionierte auch seine erfolgreiche Agitation gegen das Landverteilungsgesetz des Volkstribunen Rullus zu Beginn desselben Jahres, 63 v. Chr., die Lengeling mit Recht als das beste Beispiel für eine voll ausgeprägte Verschwörungstheorie aus römisch-republikanischer Zeit charakterisiert. Beim Attentat auf Cäsar an den Iden des März 44 frappiert die große Zahl der Verschwörer. Für die Mobilisierung der Unentschlossenen waren wohl auch die Machinationen wichtig, Cäsar durch überzogene Ehrungen und Anspielungen auf ein angeblich angestrebtes Königtum in Misskredit zu bringen, sowie dessen Reaktionen auf Verschwörungsgerüchte.

Sensibel wird in den Fallstudien herausgearbeitet, wie Insinuationen von einschlägigen Machenschaften zugleich eine systemtlastende Funktion erfüllten: Grundsätzliche Veränderungen brauche es nicht, da nur ein paar schlechte Individuen das Problem seien. Auch andere aus modernen Verschwörungstheorien bekannte Muster finden sich schon hier, ebenso ihr Potential, ein ohnehin bereits geschwächtes politisches Gefüge weiter erodieren zu lassen. In diesem Sinne betont Lengeling mit Recht, wie sehr die politische Kultur der römischen Republik nicht nur von Konsensstreben und geregelter Konfliktaustra gung geprägt war, sondern eben auch von einer jederzeit aufrufbaren Bereitschaft zu Eskalation, Ausgrenzung und Gewalt. Zumal Cicero wird inzwischen in diesem Sinne sehr viel kritischer gesehen. Verschwörungsvorwürfe waren in diesem Sinne zwar allgegenwärtig, aber nicht harmlos, kein bloßes Hintergrundrauschen eines robusten Politikbetriebs. Zugleich warnt der Autor in kluger Selbstbescheidung davor, die Bedeutung seines Untersuchungsgegenstandes zu überschätzen: Angesichts der durchgängigen Präsenz der konspirationistischen Logik und Erzählweise sei es jedenfalls schwierig, politische Entwicklungen allein auf das Auftreten von Verschwörungsvorwürfen zurückzuführen. UWE WALTER

Jannik Lengeling: „Verschwörungstheorien in der späten römischen Republik“.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2026. 352 S., geb., 74,- €.

Wenn Kindheit unentrinnbar wird

Ende im Irrsinn: Petr Sokolov (Mazeppa) und Nombulelo Yende (Maria)
Foto Xiomara Bender

Die Oper Frankfurt bringt „Mazeppa“ von Peter Tschaikowsky heraus. Die Regie schreckt vor Brutalität nicht zurück. Der Gesang ist erlesenste Kunst.

Oper sei die Verwandlung von Schrei in Schönheit, hatte der Regisseur Barrie Kosky Mitte März in Amsterdam auf einer Tagung des Netzwerks Opera Europe den Konzeptualisten eines politisch engagierten Seminartheaters entgegengehalten. Dieser Schönheit zuzuhören, mag elektrisierend, erhebend, berauschend sein. Die Umstände ihrer Herkunft mitanzusehen, ist zuweilen schwer erträglich wie derzeit an der Oper Frankfurt in „Mazeppa“ von Peter Tschaikowsky.

Dort wird Kotschubej, der Vater Marias, von den Schergen des Heerführers Mazeppa gefoltert, weil er seine Tochter nicht mit Mazeppa verheiraten wollte und diesen zugleich beim Zaren denunzierte: Mazeppa gehe mit dem König von Schweden ein Bündnis gegen Russland ein, um selbst König der Ukraine zu werden. Was der Regisseur Matthew Wild dem Publikum zumutet, folgt der Ästhetik von Splattermovies und Gräuelvideos, wie wir sie von den Terroristen der IS-Miliz kennen. Kotschubej wird das rechte Ohr mit dem Messer abgeschnitten; ein Hackebeilchen trennt Fingerglieder von seiner Hand. Mit einer Bohrmaschine werden Körperteile durchlöchert.

Doch dabei hört man dem überragenden Sänger Alexander Roslavets zu, wie er als Kotschubej die Stimme zum Sinnträger, zum tönenden Medium von Bedeutung macht: Die Farben wechseln versweise von Schmerz übertönendem Stolz in stille Wehmut der Erinnerung. Dann verengt er seinen Bass zur eisig-leisen Schärfe der Verachtung, um ihn wieder zu öffnen zur dröhnenden Hoffnung auf Rache. Das alles aber bei genauester, schönster Tongebung, ohne naturalistisches Grunzen, Schluchzen, Keifen. Dieser Mann singt im Erleiden von Schändung mit höchster Kunst. Ein Ereignis!

Das muss man auch über die junge südafrikanische Sopranistin Nombulelo Yende sagen. Wie sie im Duett mit Mazeppa auf der Frage „Ob ich dich liebe?“ eine vollendete messa di voce, also das An- und Abschwellen eines Haltetons formt, wie sie im finalen Wiegenlied des Irreseins immer wieder die hohe Kunst des fil di voce, des dünn gesponnenen Stimmfadens in intensivstem Pianissimo demonstriert, das alles zeigt stilgeschichtlich absolut richtig, dass Tschai-kowsky hier 1883 noch immer die von seinem Vorbild Mozart ererbte Kultur des Belcanto weiterführte, während sich andere Komponisten längst von ihr verabschiedet hatten. Was Yende bietet, ist erlesenster Gesang.

Auch Karolina Makuła hinterlässt als Marias Mutter Ljubow in kurzen Auftritten einen starken Eindruck durch die expressiv-biegsame Lyrik der Bindungen bei melodischen Sprüngen. John Findon singt mit seinem zuweilen etwas herben, aber wandlungsfähigen Tenor als Andrej ein überraschend gut verständliches Russisch. Auch Jarrett Porter als Folterer Orlik, Jihun Hong als Kotschubejs Vertrauter Iskra und Kudaibergen Abildin als betrunkener Kosak zeigen in kleinen Rollen bemerkenswerte Präsenz und Präzision.

Einzig Petr Sokolov in der Titelrolle bleibt im Vergleich dazu blass. Der Kostümbildner Herbert Murauer hat ihn auch noch in einen beigefarbenen Zweiteiler gesteckt nach Art der Präsent-70-Anzüge, wie sie SED-Parteisekretäre in der DDR trugen. Sein Bariton, wenngleich dynamisch modulationsfähig, klingt gerade am Anfang näselnd-kehlig und glanzarm. Er singt sich im Lauf der Vorstellung allerdings frei.

Karsten Januschke stellt sich als Dirigent des Frankfurter Opern- und Museumsorchesters ganz in den Dienst der Stützung und Führung der Sänger. Es gibt keinerlei Balanceprobleme; der Atem stimmt. In den kleinteiligen Verzahnungen des Chores mit den Solistenensembles behält Januschke sogar bei synkopierten Basslinien den Tumult im Griff, was auch beweist, wie vorbildlich Manuel Pujol den prominent eingesetzten Chor wieder einstudiert hat. Nur im Vorspiel der Oper könnte bei der Straffung der Rhythmen und der punktgenauen Gleichzeitigkeit schneller Akkordwechsel noch etwas nachgearbeitet werden.

Wild inszeniert dieses Historiendrama um Ereignisse des Jahres 1709 sehr konsequent und in sich stimmig als gegenwärtige Tragödie Marias, die schon als Kind in Mazeppa verliebt war, obwohl sie dessen Tochter sein könnte. Sie muss wählen zwischen Kotschubej und Mazeppa, zwei Figuren, die patriarchale Unterordnung von ihr verlangen. Selbstbestimmung ist nicht vorgesehen. Von der ersten Kindheit in die zweite Kindheit des Wahnsinns als Flucht vor der unbegreiflichen Grausamkeit führt diese Inszenierung: ein unentrinnbarer Regress.

Dass Maria während des musikalischen Gemäldes zur Schlacht von Poltawa ein totes Kind in die Arme gedrückt bekommt, ausgerechnet in dem Moment, da Tschaikowsky die Hymne „Ruhm sei der hohen Sonne am Himmel“ zitiert, ist eine grausige Pointe. Dass dabei Videos mit Panzern, Drohnen und zerstörten ukrainischen Städten gezeigt werden, ist eine riskante Aktualisierung. Denn bislang hatten wir Mazeppa und Kotschubej als Bandenführer im Drogenhandel und als korrupte Politiker vorgestellt bekommen. Was will uns Wild, dessen Inszenierung schon 2023 bei den Tiroler Festspielen in Erl zu sehen war, damit über die Ursachen und Zustände des Ukrainekrieges sagen?

In der zweiten Pause, nach der blutspritzenden Hinrichtung von Kotschubej und Iskra in einem gekachelten Badezimmer, sagt eine ältere Dame aus dem Publikum zu ihren Freundinnen am Stehtisch beim Wein im Foyer: „Ich kann da gar nicht hinsehen.“ Im dritten Akt findet man im Parkett etliche vormals besetzte Plätze leer. Der Überbietungswettbewerb der Oper mit den Bildern der Fernsehnachrichten ist für manche Stammgäste schwer erträglich. Sie haben mit Marias Wiegenlied einen der stärksten leisen Opernschlüsse der Musikgeschichte verpasst. JAN BRACHMANN

Wem gehört die „Berlinka“?

I m 104. Brief seiner berühmten „Epistulae morales ad Lucilium“ schreibt Seneca: „Nicht weil es schwierig ist, wagen wir es nicht, sondern weil wir es nicht wagen, ist es schwierig.“ Sind es die schwierigen Umstände, die die Bundesrepublik bislang davon abgehalten haben, den Status kriegsbedingt verlagerter Kulturgüter in Polen abschließend zu klären? Oder fehlt es an Entschlossenheit?

Eine neue Resolution von mehr als neunzig Wissenschaftlern will die Sache in Bewegung bringen. Sie appellieren an die Bundesregierung und den Bundestag, auf Eigentumsansprüche an diesen Beständen zu verzichten. „Es ist höchste Zeit, dass der Deutsche Bundestag gegenüber Polen ein klares Zeichen setzt“, heißt es in dem Schreiben der Initiatoren, der Osteuropahistoriker Ricarda Vulpius und Martin Aust sowie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in Vanessa de Senarclens. Das Schreiben liegt der F.A.Z. vor und ist auch den kulturpolitischen Sprechern der Fraktionen zugegangen. Zu den Unterzeichnern zählen neben der Direktorin des Leibniz-Instituts fü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östlichen Europas, Maren Röger, auch der Osteuropahistoriker Martin Schulze Wessel.

Gegenstand der Resolution sind Dokumente, die im Zug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aus dem Deutschen Reich ins heutige Polen verlegt wurden. Ein besonderes Augenmerk liegt auf der sogenannten Berlinka, einer Sammlung von mehreren Hunderttausend Einzelstücken mit hoher kulturhistorischer Bedeutung. Diese Bestände lagerten bis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s in der Preußischen Staatsbibliothek in Berlin. Heute befinden sie sich in der Jagiellonen-Bibliothek in Krakau.

Die „Berlinka“ enthält 443 Musikautographen, unter anderem von Bach, Mozart und Beethoven, Nachlässe und Teilnachlässe von Alexander von Humboldt,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und Gustav Freytag sowie mehr als 1400 abendländische mittelalterliche und neuere Handschriften in spanischer, portugiesischer und rätoromanischer Sprache.

Wissenschaftler fordern die Regierung zum Verzicht auf Kulturgüter auf, die im Zug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nach Polen evakuiert wurden.

Anders als im Falle deutschen Kulturguts habe Polen sich dieser Kulturgüter nicht als Raubgut bemächtigt, heißt es in der Begründung der Initiatoren. Der Vernichtungskrieg NS-Deutschlands verpflichte seine Nachfahren „zu fortwährender Verantwortung für eine Versöhnung mit Polen“. Nach der deutschen Kapitulation trugen Polinnen und Polen zum Schutz dieser Bestände bei und sicherten sie mitunter vor dem Raub durch sowjetische Soldaten.

Die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hält dagegen an ihrem Eigentumsanspruch auf die Bestände fest. Sie verweist auf die Rückgabe von unter anderem 73 Pergamenturkunden aus dem Geheimen Staatsarchiv an Polen. Unberührt von diesen Rückgaben seien jedoch die Ansprüche hinsichtlich „kriegsbedingt verlagerter Objekte, die sich heute in Polen befinden“, wie es auf F.A.Z.-Anfrage heißt.

Diese Ansprüche reichen schon länger zurück. In einem F.A.Z.-Gastbeitrag von 2007 bezeichnete der ehemalige Präsident der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Klaus-Dieter Lehmann, die „Berlinka“ als „geistiges Tagebuch der Deutschen“. Er betonte, diese sei in einem Berliner „Sammlungszusammenhang“ entstanden und habe – anders als Kulturgüter, die sich bereits vor der Evakuierung im heutigen Polen befanden – keinen Bezug zu den ehemaligen deutschen Ostgebieten. Die Briefe von Dürer, Luther, Leibniz und Kant seien zudem „wissenschaftlich ohne den in Berlin noch vorhandenen Kontext wichtiger und aussagekräftiger Teile beraubt“.

De Senarclens entgegnet, die Bestände in Krakau seien für Wissenschaftler zugänglich. Den praktischen Nachteil der räumlichen Trennung stellt sie gegenüber dem möglichen positiven Effekt eines deutschen Eigentumsverzichts „für intensivierte wissenschaftliche Kooperationsmöglichkeiten und für die deutsch-polnischen Beziehungen im allgemeinen“ zurück.

Infolge des unklaren Rechtsstatus ist in der Resolution von einer „Lähmung der wissenschaftlichen Beziehungen“ die Rede. De Senarclens nennt als Beispiel das „Jagiellonian Centre for Research on the Berlin Collections“, das im Januar dieses Jahres in Krakau gegründet wurde. Dieses betreibt nach eigenen Angaben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en zur „Berlinka“. Während Länder wie Norwegen in die Digitalisierung der „Berlinka“ investiert hätten, so de Senarclens, habe sich Deutschland finanziell nicht daran beteiligt.

Die Staatsbibliothek verweist dagegen auf eine „gute“ Zusammenarbeit mit der Jagiellonen-Bibliothek. Die beiden Institutionen hatten 2007 bei der Erstellung eines Gesamtkatalogs der „Sammlung Autographa“ zusammengearbeitet – mehr als 220.000 Schriftstücke aus dem 16. bis frü- hen 20. Jahrhundert, die sich als Teil der „Berlinka“ in Krakau befinden.

“Die Wissenschaftler kritisieren zudem, dass Nutzer in der Berliner Staatsbibliothek noch bei vielen Kataloganfragen auf den Vermerk „Kriegsverlust“ stießen, auch wenn bekannt sei, dass das gesuchte Buch in Polen existiere. Dem widerspricht die Staatsbibliothek: Es werde der Hinweis „kriegsbedingt verlagert“ verwendet. Wo der polnische Standort bekannt sei, werde dieser zudem im Katalog angezeigt.

Auch das Auswärtige Amt beschäftigt sich mit den Beständen. Auf F.A.Z.-Anfrage heißt es, es sei „der Bundesregierung ein Anliegen, den im deutsch-polnischen Nachbarschaftsvertrag von 1991 angelegten Prozess zum Thema Kulturgutrückführungen voranzubringen“. Zu diesem Zweck gebe es eine gemeinsame Arbeitsgruppe deutscher und polnischer Experten. Ähnlich wie die Staatsbibliothek verweist auch das Auswärtige Amt darauf, dass Raubgut zurückgegeben werden müsse. „Ansprüche der Bundesrepublik auf Rückführung von kriegsbedingt nach Polen verlagerten Kulturgütern bleiben davon unberührt.“ Die Gespräche mit Polen verliefen vertraulich.

Doch den Wissenschaftlern gehen die bisherigen Gespräche nicht weit genug. Seit der Unterzeichnung des deutsch-polnischen Freundschaftsvertrages seien 35 Jahre ins Land gegangen, sagt der Historiker Aust. Es sei nun an der Zeit, mit der Resolution eine öffentliche Debatte über die Eigentumsfrage anzustoßen.

Aus der Sicht einer vertraulichen Quelle besteht vonseiten des Auswärtigen Amtes die Befürchtung, dass ein öffentlicher Verzicht von der AfD oder der polnischen PiS aufgegriffen und für eigene politische Zwecke genutzt werden könnte. Konkrete Äußerungen aus den Parteien seien aber nicht bekannt, die Befürchtungen bloß abstrakt. In Polen wiederum könnte ein deutscher Verzicht als „trojanisches Pferd“ interpretiert werden, hinter dem sich eine deutsche List verberge. NIKOLAUS ENDER

Estnische Schüler lesen jeden Monat ein Buch

Der Mathematiklehrer Alexander Brand hat Schulen in vier PISA-Musterländern besucht und verglichen

In dem Buch „Die Bildungsweltmeister“ beschreiben Sie Ihre Schulbesuche in vier Ländern, die immer wieder als PISA-Vorbilder genannt werden. Haben diese Länder in der gerade veröffentlichten PISA-Studie ihr Niveau halten können?

Singapur und Japan spielen in der aktuellen Studie immer noch ganz oben mit, und Estland ist Europasieger geworden. Finnland hat sich verschlechtert, diese Entwicklung zeichnete sich schon länger ab – wie in vielen anderen westeuropäischen Ländern auch.

Was wäre Ihre Erklärung für das Nachlassen in Finnland?

Es gibt auf jeden Fall einen demographischen Faktor, eine veränderte Schüler- schaft, auch Verschiebungen bei der Migration. All das kann aber bei Weitem nicht den großen Leistungsabfall erklären. Viele Lehrkräfte, mit denen ich vor Ort sprach, erklärten sich den Rückgang mit Veränderungen im Schulsystem, bei denen Schülern zu früh zu viel selbständiges Lernen zugemutet wurde. Grob gesagt hat die Bildungsverwaltung viele von der Reformpädagogik inspirierte Maßnahmen gegen den Willen der Lehrkräfte durchgesetzt. Im Jahr 2016 etwa, auf dem Höhepunkt der Bewegung, wurden ganz viele Schulen gebaut oder saniert, in denen dann weitläufige Lernlandschaften entstanden – 80 Kinder in einem Raum. Hier sollten Schüler in selbst gesteuerten Projekten mit möglichst wenig Anleitung lernen.

Und hat es funktioniert?

Das tat es nicht. Es war zu laut in den Räumen, leistungsschwache Schüler kamen mit den Lernbedingungen nicht zurecht. Viele Schulen haben diese Entwicklung wieder rückgängig gemacht und etwa große Vorhänge installiert. Es wird jetzt wieder mehr auf eine Mischung der verschiedenen Unterrichtsformen gesetzt. Aus empirischen Studien wissen wir, dass Projektlernen besonders dann sinnvoll ist, wenn bei den Schülern ausreichend Fachwissen vorhanden ist, das strukturiert und schrittweise vermittelt wird. Auch bei der Digitalisierung, die bei meinem Besuch 2019 ein großer Hype war, wurde in Finnland zurückgerudert. Das habe ich bei meinem letzten Besuch 2024 festgestellt: Der Schwerpunkt liegt jetzt wieder mehr auf dem Lesen von Büchern.

Und warum ist Estland so stabil, auch in der neuen Studie?

Die Schulen dort richten einerseits hohe fachliche Erwartungen an ihre Schüler und unterstützen sie gleichzeitig, wo nötig, durch Förderung. In Finnland, aber auch in Deutschland, bekommt ein Kind, das leistungsschwächer ist, oft leichtere Aufgaben. Diese Differenzierung nach dem Leistungsniveau gilt bei uns sogar als gute Didaktik. In Estland, aber auch in Japan, ist es anders. Dort werden allen Schülern fachlich anspruchsvolle Ziele gesetzt. Statt bei Schwierigkeiten gleich die Anforderungen zu senken, wird zunächst die Unterstützung verstärkt. Wenn in diesen Ländern ein Kind eine Lernlücke hat oder länger krank war, kommt es in eine Kleingruppenförderung, für vielleicht zwei Stunden pro Woche, bis die Lücke geschlossen ist. Auch wird in Estland wöchentlich eine Schülersprechstunde angeboten für Fragen und Probleme.

Die Leseförderung in Estland soll sehr ambitioniert sein.

Dazu eine Anekdot: In Estland habe ich eine Schülerin der elften Klasse kennengelernt, die das Jahr zuvor im Austausch in Deutschland verbracht hatte. Einiges hier hat sie sehr überrascht, zum Beispiel, wie einfach die elfte Klasse in Deutschland war, sie hat die Anforderungen in vielem mit der neunten Klasse in Estland verglichen. Auch war sie erstaunt darüber, wie wenig in Deutschland gelesen wurde, in der elften Klasse gerade mal ein Buch. Sie sagte, in Estland müsse sie jeden Monat ein Buch lesen, und zwar ein anspruchsvolles. In Estland hat das Lesen einen hohen Stellenwert, was auch kulturell bedingt ist. Während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 war das Lesen von Literatur ein Mittel, um die estnische Sprache und Kultur zu verteidigen. Schon im Kindergarten geht man gruppenweise in die Bibliothek und begeistert die Kinder fürs Lesen, schon in der Grundschule werden mehrere Bücher pro Jahr gelesen.

Förderkurs. Eine präventive Förderung wäre allerdings noch besser. In Finnland zum Beispiel wird schon bei der Einschulung überprüft, ob ein Kind die Vorläuferkompetenzen mitbringt, um im Unterricht gut mitzukommen. Ist das nicht der Fall, beginnt sofort die Förderung. Diese ist im Allgemeinen sehr flexibel angelegt und kann auch mal nur ein paar Wochen dauern. Man unterscheidet also nicht zwischen Förderkind und Nichtförderkind. Die Förderung ist für alle da. In den Schulen gibt es dafür ganz viele kleine Räume, die wir in Deutschland oft nicht haben.

Deutschland ist nicht zuletzt in Mathematik merklich schlechter geworden. Was läuft falsch? Was kann man sich von anderen Ländern abschauen?

Auch hier brauchen wir eine Kleingruppenförderung, die Lernlücken möglichst präventiv auffängt. Eigentlich müssten wir schon in der Grundschule ansetzen und dort regelmäßig diagnostische Tests durchführen. Erreicht ein Kind die Mindeststandards nicht, kommt es in eine Kleingruppen- oder Einzelförderung. In Hamburg gibt es so etwas Ähnliches schon: Wenn ein Schüler in einem Hauptfach eine Fünf auf dem Zeugnis hat, kommt er verpflichtend in einen

Wie unterscheidet sich der Mathematikunterricht in Japan?

In Japan ist die Unterrichtsqualität besonders beeindruckend. Entgegen den Klischees, die über Schulen in Asien im Umlauf sind, kommt es den Japanern auf herausfordernde Aufgaben an, bei denen Schüler kreativ denken müssen. Während in Japan, wie eine Untersuchung aus dem Jahr 2020 zeigte, jede zweite Klasse im Matheunterricht kogni-

Alexander Brand
Foto Lucas Wahl

tiv herausfordernde Aufgaben bearbeiten musste, waren es in Deutschland nur 12 Prozent der Klassen. Wobei bestimmte mathematische Grundkompetenzen natürlich vorhanden sein müssen, um kreative Aufgaben lösen zu könn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habe ich dann tatsächlich auch drillähnliche, aber im Grunde spielerische Situationen an japanischen Schulen gesehen. So bekam an einer Schule jede Klasse einmal am Tag ein DIN-A3-Blatt mit hundert einfachen Rechenaufgaben vorgelegt, die in fünf Minuten gelöst werden sollten.

Das wurde gestoppt?

Ja, und tatsächlich, die Schüler beschrieben die Blätter in Windeseile, und nach fünf Minuten hatten wirklich alle die hundert Aufgaben fertig. Anschließend wurden die Arbeitsblätter mit dem Nachbarn getauscht und im Chor korrigiert. Das ist auch in vielen anderen Kontexten in Japan zu sehen: Bestimmte einfache Prozeduren werden intensiv geübt, damit die Schüler in ihrem Gedächtnis Kapazitäten schaffen, um sich dann mit anspruchsvollen Problemen beschäftigen zu können. In Deutschland vernachlässigen wir diese Basis zu stark, auch weil sie nicht einem bestimmten modernen pädagogischen Geist entspricht, scheint mir.

Wie kann das Leistungsniveau in Deutschland noch angehoben werden? In Deutschland haben wir seit einigen Monaten das Startchancenprogramm, das Schulen in schwieriger Lage gezielt fördert, was eine tolle Sache ist. Unterstützt wird aber nur rund jede zehnte Schule. Doch es gibt an allen Schulen Kinder und Jugendliche, die nicht gut lesen und rechnen können, sie brauchen alle Unterstützung. Und eine individuell zugeschnittene, regelmäßige Kleingruppenförderung hilft gerade den benachteiligten Schülern. Außerdem sollten wir einen Schwerpunkt auf die Grundschule legen. In Hamburg zum Beispiel helfen Lehramtsstudierende bei der Leseförderung. Das ist eine kostengünstige Lösung, die wir verstärkt umsetzen sollten. Wir müssen jetzt schnell handeln, sonst wird alles noch schlimmer.

Wie weit kann man gegen den Zeitgeist unterrichten, wie weit lässt sich Disziplin in betont liberalen Ländern durchsetzen?

Singapur legt einen großen Wert auf Klassenführung, das „classroom management“, also zum Beispiel auf die Frage: Wie kann ich meinen Unterricht so gestalten, dass möglichst wenig Leerlauf entsteht – was dann auch Störungen vorbeugt. Ich habe dort wahnsinnig kompetente Lehrkräfte erlebt, die im Schulalltag alle Strategien umgesetzt haben, die ich in international führenden Büchern zum Thema gelesen habe. Ich denke, dass das Thema Klassenführung in Deutschland total unterbelichtet ist. Wobei gute Klassenführung nicht autoritär ist. Es geht um Bestimmtheit, darum, dass allen Schülern klar ist, was man gerade von ihnen erwartet und welche Regeln gelten. Die Lehrer in Asien habe ich bei alldem als sehr herzlich und humorvoll erlebt.

Die Fragen stellte Uwe Ebbinghaus.

Dreißig Jahre in zehn Sekunden

Eine grandiose Nummernrevue des Scheiterns: Oliver Reese adaptiert Yasmina Rezas Roman „Glücklich die Glücklichen“ am Berliner Ensemble als sensiblen Stoff zum Nachfühlen.

Eigentlich ist da nichts los auf der Bühne im Neuen Haus des Berliner Ensembles: Ein paar Personen treten nacheinander auf und gehen dann später weg. Dazwischen erzählen sie dem Publikum Dinge aus ihrem Alltag: Enttäuschte Erwartungen, verpasste Chancen, Pech in der Liebe. Wie das Leben so spielt. Und genau mit dieser Vorgabe folgt die Inszenierung des Intendanten Oliver Reese dem Roman „Glücklich die Glücklichen“ von Yasmina Reza. Das Meisterwerk der französischen Autorin ist 2014 auf Deutsch erschienen und besteht aus 21 Monologen: Eine vielstimmige Symphonie der Leidenschaften, die sachlich kaschiert und andante einen Klangraum bildet, den einzig die Höllenfeuer der Gewöhnlichkeit heizen. Es gibt keine Aussicht und keine Hoffnung, nur wechselnd kolorierte Atmosphären aus Schwermut und Wehmut und das eine oder andere Glas Wodka.

Ähnlich kann man sich die verlorenen Gestalten eines Anton Tschechow vorstellen, die von Moskau träumen und irgendwo im Nirgendwo in grenzenloser Melancholie versinken. Oliver Reese, der bereits 2014 Rezas Stück „Kunst“ am Schauspiel Frankfurt inszeniert hat, ist kein Regisseur, der das Theater neu erfindet. Das macht aber nichts. Denn er ist einer, der es immer wieder findet. Und der auch ein Gespür für Rezas Tonlagen und narrative Partituren hat. Als Basis der Aufführung hat er eine eigene Fassung von „Glücklich die Glücklichen“ erarbeitet. Sie ist ziemlich anders als der Roman – und trifft ihn trotzdem ziemlich genau. Und das liegt an den Schauspielern Cordelia Wege, Amelie Willberg,

Gerrit Jansen, Oliver Kraushaar und Martin Rentzsch, die sich so überzeugend wie anrührend mit ihren Figuren identifiziert haben, dass die den Sprung aus den gedruckten Seiten auf die Bühne bestens bewältigen.

Reese hat zwar den Rhythmus, die Themen (mehr Liebe, weniger Alter) und die Anzahl der Personen verändert und sich Aktualisierungen verkniffen (bis auf eine lesbische statt einer heterosexuellen Liaison), dabei allerdings unbeirrt den Menschen und Worten des Originals vertraut. Nach all den postdramatischen und regietheaterhaften Anforderungen war das für die Darsteller offenbar eine Aufgabe, die ihnen großes Vergnügen bereitet hat. Denn Oliver Reese hat sie aus allen Konzeptfesseln befreit. Sie dürfen einfach spielen – und sie tun es wunderbar.

Leicht ist das natürlich nicht, doch es lohnt sich. Diesem Panoptikum der Gegenwartsgeschöpfe, die wie Zaungäste ihres Lebens wirken, hat Hansjörg Hartung als Bühnenbild ein paar schlichte Stühle, zwei seitliche Spiegelwände und eine riesige Rückwand aus Holz aufgebaut, die in zahlreiche Felder unterteilt ist. Die entpuppen sich als Türen oder als Klappen, hinter denen sich ein Kühlschrank, eine Kaffeemaschine, ein Schrank voller Anzüge verbergen. Überdies ist ein Aquarium eingefügt und bleibt stets mit den Fischen in ihrem Gefängnis sichtbar. Feinfühlig ist zwischendrin leise dahinschwebende Musik zwischen Tango und Valse triste von Jörg Gollasch zu hören – sogar schon, wenn das Publikum in den Saal kommt, als wollte man es gleich in diese Welt integrieren, in der das Glück beschworen und nur das Unglück erwischt wird.

Düstere Aussichten: Szene aus „Glücklich die Glücklichen“ Foto Gianmarco Bresadola

Wie Cordelia Wege als Hélène, die mit einem Spielsüchtigen verheiratet ist. Im Bus sitzt ihr zufällig ein Mann gegenüber, den sie nicht erkennt, obwohl sie vor vielen Jahren eine stürmische Affäre hatten. „Bist du glücklich?“, fragt er sie direkt, und sie sagt uns, was sie, unglücklich, wie sie ist, denkt: „Dreißig Jahre in ruhiger Stimmung binnen zehn Sekunden weggefegt.“ Da hat sie nicht bloß das Halstuch, die Jacke und die Handtasche abgelegt, sondern auch ihr bisheriges Leben – ohne szenischen Aufwand, ganz beiläufig, als wäre das völlig normal. Einer nach dem anderen tritt mit seinem Monolog auf. Manchmal begegnen sich Figuren kurz in diesem seelenlosen Mikrokosmos, ohne voneinander Notiz zu nehmen. Gerrit Jansen als der beliebte Arzt Philip, der nach außen seine Homosexualität verbirgt, holt sich seine Liebhaber irgendwo vom Strich – und wünscht sich außer Sex sehntlichst, „in die Arme genommen und mit Küssen bedeckt zu werd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Bürgergespräch

Wie geht es jetzt weiter?

Die Wahl in Sachsen-Anhalt ist mehr als eine regionale Entscheidung: Sie gilt als politisches Stimmungsbild mit Signalwirkung für das ganze Land. Welche Schlüsse lassen sich aus dem Wahlausgang ziehen? Welche Themen und Konfliktlinien prägen nun die politische Debatte? Und was bedeutet das Ergebnis für Parteien, Koalitionen und die Bundespolitik insgesamt?

Darüber wollen wir am 17. September 2026 um 19.30 Uhr sprechen. Danach ist Raum für Ihre Fragen. Teilnahme vor Ort in der Evangelischen Akademie in Frankfurt oder im Livestream.

Im Gespräch:

Jasper von Altenbockum, Ressortleiter Innenpolitik Sandra Kegel, Ressortleiterin Feuilleton Johannes Pennekamp, Ressortleiter Wirtschaftsberichterstattung

Moderation: Manfred Köhler, Ressortleiter der F.A.Z.-Rhein-Main-Zeitung

Er empfindet die gleiche Einsamkeit wie das Paar, das sich an der Käsetheke zerstreitet, weil der Gatte nicht die Sorte erworben hat, die seine Gattin unbedingt wollte. Witzig – ja, und vor allem abgründig. Die fünf Schauspieler wechseln rasch die Perücken sowie die von Elina Schnizler beredt ausgewählten Kostüme und treten jeweils in mehreren Rollen auf. Eine Wanduhr läuft, wie sie will, die Zeit hat keine Bedeutung. Am Anfang ist diese grandiose Nummernrevue des zwischenmenschlichen Scheiterns noch klamaukig, doch bald wird unter der nonchalanten Komik das tapfer verbrämte Elend sichtbar – und die Hilflosigkeit ihm gegenüber. Oliver Reese ist eine Inszenierung gelungen, die Yasmina Rezas Roman und dem Theater als Erkenntnisform der Wahrheit herzergreifend gerecht wird. Am Berliner Ensemble fängt die Saison gut an. IRENE BAZINGER

Wer schützt den niedlichen Strandläufer?

Donald Trump weicht den Artenschutz auf

Von Frauke Steffens, New York

„Bitte geht nicht nah an ein Vogelnest heran!“, hat ein Kind geschrieben, den Satz mit drei Ausrufezeichen versehen und darunter einen kleinen Vogel mit dünnen orangefarbenen Beinchen gemalt. Auf einer anderen Kinderzeichnung heißt es: „Human traffic can cause panic!“ Die Nationalparkbehörde und das New Yorker „Plover Project“ haben eine Plakatkampagne aus den Bildern gemacht. Der Piping Plover, der hier am Strand von Rockaway geschützt werden soll, wird es noch schwerer haben, wenn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mit seinen Versuchen, Schutzvorschriften zu lockern, erfolgreich ist.

Wer im Sommer die Strandpromenade des Jacob Riis Parks im Westen der Halbinsel entlangläuft, sieht nicht nur die Plakate, sondern auch Absperrungen am breiten Strand. Mit dünnen Kordeln und Warnschildern haben Freiwillige Areale für den Vogel reserviert, der hier vom Frühjahr an nistet. Der auf Deutsch Gelbfuß-Regenpfeifer genannte Piping Plover ist nicht viel größer als ein Spatz. Er ist am Strand leicht zu übersehen, seine Eier legt er in eine flache Mulde im Sand. Die winzigen Küken sind weiß-sandfarben, viele New Yorker nennen sie fliegende Wattebäusche. Sie staksen schon kurz nach dem Schlüpfen an der Wasserlinie herum. Deswegen sind Hunde hier eigentlich verboten, aber nicht jeder hält sich daran.

Dass den Vögeln, von denen es weltweit nur noch achtausend geben soll, ein Stück Strand gehört, hat mit dem Endangered Species Act von 1973, aber auch mit den New Yorker Regelungen zum Artenschutz zu tun. Der Piping Plover, der Ende August seine Winterwanderung bis an den Golf von Mexiko beginnt, gilt nach Bundesrecht als „threatened“, gefährdet. New York stuft ihn strenger ein, als „endangered“, das heißt in diesem Fall vom Aussterben bedroht.

Trump greift nun den Artenschutz an, ohne dafür eine Mehrheit des Kongresses zu brauchen. Den Endangered Species Act kann seine Regierung nicht abschaffen, aber sie verändert die Regeln, nach denen die Behörden das Gesetz anwen. Hebel dafür ist die Auslegung des Begriffs „harm“. Der Kongress legte im Gesetz fest, dass es verboten sei, geschützten Tieren Schaden zuzufügen. Bisher verstanden die Behörden darunter auch Veränderungen des Lebensraums, wenn dadurch Tiere verletzt oder getötet werden.

Im Jahr 1995 bestätigte der Supreme Court diese Interpretation. Trump schafft die jahrzehntelang gebräuchliche Auslegung nun ab. Von Mitte September an soll sie nicht mehr gelten. Dann wären Veränderungen des Lebensraums viel weniger streng reguliert, Schaden müsste unmittelbarer definiert werden. Die Regierung argumentiert, die Umweltbehörden hätten ihre Macht zu weit ausgedehnt und aus dem Artenschutzgesetz ein Instrument zur Kontrolle von Landnutzung gemacht.

Der Piping Plover in Rockaway hat dabei vergleichsweise viel Glück. Der Bundesstaat New York hat ein eigenes starkes Artenschutzrecht. Die Absperrungen am Jacob-Riis-Strand würden nicht automatisch verschwinden, wenn es Trump gelingt, den bundesrechtli chen Schutz zu schwächen. Dafür drohen dem Vogel andere Gefahren, wenn er im Herbst in seinen Winterquartieren rund um den Golf von Mexiko ankommt. Denn kürzlich veränderte ein Regierungsgremium namens „Endangered Species Committee“, das aufgrund seiner Macht den Spitznamen „God Squad“ trägt, die Regeln. Die Vorschriften des Endangered Species Act wurden per Ausnahmegenehmigung gelockert, damit die Öl- und Gasförderung reibungsloser vonstattengehen kann.

Andere Vögel haben nicht einmal den Schutz, den der Piping Plover zumindest in New York weiterhin genießt. Zum Beispiel der Florida Scrub-Jay, ein blau-grauer Buschhäher, den es nirgendwo sonst auf der Welt gibt. Weil starke regionale Schutzregeln fehlen, könnte Trump ihm besonders gefährlich werden, wie der regionale NPR-Sender WUSF berichtet. In Punta Gorda an Floridas Golfküste etwa will der Tech-Unternehmer Michael Colosi auf einem Grundstück bauen, das unter Bundes-Schutzregeln für den Scrub-Jay fällt. Wer beim Bauen dessen Lebensraum zerstört, zahlt eine Gebühr, die neue Schutzflächen finanzieren soll. Colosi wehrt sich vor Gericht. Trumps engere Definition von „harm“, die den Lebensraum nicht schützen würde, könnte solchen Klägern helfen.

Noch prekärer ist die Lage eines anderen Vogels, über den das Magazin „The Nation“ berichtet. Der Saltmarsh Sparrow lebt an der Atlantikküste in Salzwiesen, etwa in Massachusetts, und baut seine Nester Zentimeter über dem Boden. Mit dem steigenden Meeresspiegel werden sie häufiger überschwemmt. Nach Angaben de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ist die Population zwischen 1998 und 2012 um rund 90 Prozent eingebrochen, der Vogel könnte in einigen Jahren aussterben.

Trotzdem fällt er bis heute nicht unter den Endangered Species Act, Naturschützer kämpfen seit Jahren um seine Aufnahme in die Liste der bedrohten Arten. Die Regierung hat aber auch die automatisch geltenden Schutzmechanismen für neu in die Liste aufgenommene Tiere eingeschränkt.

So sind die drei Vogelarten auf unterschiedliche Weise durch Trumps Regeländerungen bedroht und mit ihnen viele andere Tiere. Aber es muss nicht so kommen. Die Regierung beruft sich bei den Aufweichungen des Endangered Species Act nämlich auf ein Urteil des Obersten Gerichts von 2024. Mit „Loper Bright Enterprises v. Raimondo“ beendeten die Richter die sogenannte „Chevron-Doktrin“, nach der Gerichte bei strittigen Gesetzesinterpretationen den Fachbehörden folgen sollten.

Nach dem Urteil in Sachen „Loper Bright“ sollen Richter unabhängiger darüber entscheiden, was die angemessene Interpretation eines Gesetzes ist. Darin steckt jedoch auch das Potential einer neuen juristischen Niederlage für Trump. Denn er will das Urteil schließlich nutzen, um eine lang etablierte Behördenpraxis beim Artenschutz zu verwerfen. Gerichte könnten auch gegen den Präsidenten entscheiden. Umweltverbände und indigene Gemeinschaften haben bereits Klagen eingereicht.

Ein Gesicht, das man nicht vergisst

Meister der Lakonie: Dem Schauspieler Tommy Lee Jones zum 80. Geburtstag

Dustin Hoffman war 30, als er mit der „Reifeprüfung“ (1967) ein Star wurde, Al Pacino sogar schon ein wenig darüber, als ihm das mit dem „Paten“ (1972) gelang; beides im Grunde Debüts, die eine jahrzehntelange Karriere in Gang brachten. Der Film, in dem Tommy Lee Jones seine erste Hauptrolle hatte, spielt nicht ganz in dieser Liga, wie Jones auch keiner dieser sich akribisch auf ihre Rolle vorbereitenden, sich darin verlierenden, äußerst wandlungsfähigen Schauspieler ist, er kommt mit dem einen, stoischen Tommy-Lee-Jones-Gesichtsausdruck ganz gut zurecht.

Der Film, der ihn zwar nicht berühmt machte, in dem er aber ein schon vollauf gültiges Profil zeigt, ist „Jackson County Jail“ (früher „Gefangen in Jackson County“, heute leider etwas reißerisch „Vergewaltigt hinter Gittern“, 1976), ein kurzer, billig produzierter, beklemmender Kriminalfilm von Michael Miller. Jones spielt einen Gefängnisinsassen, der mit ansieht, wie eine von einer so übereifrigen wie indifferenten Polizei zu Unrecht inhaftierte Frau (Yvette Mimieux als kultivierte Westküstenschönheit) vom Nachtwächter vergewaltigt wird und diesen mit einem Hocker erschlägt. Man muss es gesehen haben, wie Jones die auf ihrer Pritsche liegende Frau zu trösten versucht, im letzten Moment aber vor einer Berührung zurückschreckt – es ist die reine Feinfähligkeit, dargestellt von einem Mann, der eigentlich die Visage eines Verbrechers hat und hier ja auch einer ist. Die beiden fliehen schließlich, das Ende wird nicht verraten.

Tommy Lee Jones, 1977 Foto Getty

Tatsächlich hatte sich Tommy Lee Jones, der genau in der Mitte von Texas geboren wurde, ein begabter Football-Spieler war, in Harvard Anglistik studierte und „cum laude“ abschloss, damit als immer leicht zwielichtiger Rollencharakter etabliert, den er mit einer weiteren Verzögerung, dann aber regelmäßig glaubwürdig und mit hohem Wiedererkennungswert verkörperte, entweder Krimineller oder Gesetzeshüter, manchmal von beidem etwas.

Als Todeszelleninsasse in dem ruhigen, sozialpsychologisch genauen, wiederum bedrückenden „Executioner’s Song“ (1982) mit den stimmungsvollen Waylon-Jennings-Countryliedern hatte er in Hollywood endgültig Fuß gefasst, von da an ging es nur noch bergauf, hauptsächlich in Action- und Kriminalfilmen, herausragend zum Beispiel in „Nur der Tod ist umsonst“ (1984) und in „Chicago Blues“ (1987).

Sein kantig-verwegenes, mit der Zeit regelrecht gegerbtes Gesicht gab selbst an sich schon spektakulären Krachern wie „JFK – Tatort Dallas“ (1991) und „Natural Born Killers“ (1994) von dem am selben Tag wie er geborenen Oliver Stone noch eine markante Extranote. In „Men In Black“ (1997) bewies er an der Seite des aufgedrehten Will Smith, dass er mit seiner seltsam skrupulösen Lakonik auch Komik ausstrahlen kann. Neben Harrison Ford gab er in dem Krimi „Auf der Flucht“ (1993) wiederum einen hartnäckigen Sheriff, wofür er einen Oscar bekam.

Inzwischen ist Tommy Lee Jones, ähnlich wie Clint Eastwood, auch ein versierter Regisseur, widersteht als solcher allerdings der Versuchung, sich dabei selbst als strahlenden Held einzusetzen, der er ohnehin nie war. „Three Burials – Die drei Begräbnisse des Melquiades Estrada“ (2005) und vor allem „The Homesman“ (2014) sind ungewöhnliche, tief pessimistische Neo- oder Spätwestern. Außerordentlich sehenswert ist er auch als verbitterter Militärpolizist „Im Tal von Elah“ (2007) auf der Suche nach seinem verschollenen Sohn, gewissermaßen das Pendant zu Jack Lemmons Rolle in „Vermisst“ (1982) von Konstantin Costa-Gavras. Auch im wirklichen Leben blieb es ihm nicht erspart, ein Kind zu Grabe zu tragen; seine Tochter starb Anfang des Jahres. An diesem Dienstag wird Tommy Lee Jones 80 Jahre alt. EDO REENTS

Mutig gegen die Programmreform!

Wie der Deutschlandfunk als demokratierelevantes Medium in Gefahr gerät / Von Michael G. Gromotka

Als ich am 18. Juni die Sendung „mediasres“ im Deutschlandfunk hörte, musste ich rechts heranfahren. Zu tief saß der Schock über das, was Intendant Stefan Raue so nebenbei im Nachmittagsprogramm begründete, als wäre es lange allen Hörern bekannt: Das Programmschema des Radiosenders soll zum 30. November grundstürzend reformiert werden. Ein Herzstück der bisherigen Struktur, die halbstündigen Fachmagazine zu Religion, Europa, Umwelt, Literatur, Naturwissenschaften, Wirtschaft und Medien fallen weg; stattdessen sollen die Mitmachsendungen verlängert und täglich drei halbstündige „Hintergründe“ im Podcast-Stil einer monothematischen Leitfrage nachgehen.

Ich sah spontan einen der medialen Grundpfeiler unserer Demokratie bedroht. Als fast einzigem bundesweit empfangbarem Radiosender gelingt es dem Deutschlandfunk, mit einer überschaubaren Infrastruktur (das Deutschlandradio erhält für seine drei Programme zirka 2,9 Prozent des Rundfunkbeitrags) täglich rund 2,5 Millionen Hörer zu erreichen und sie mit verlässlichen Informationen über alle nur denkbaren Lebensbereiche zu versorgen. In einer zunehmend zersplitterten Öffentlichkeit trägt der Sender wesentlich dazu bei, dass die Menschen in ganz Deutschland wenigstens halbwegs von derselben Faktenbasis ausgehen, unterschiedliche politische Meinungen kritisch zur Kenntnis nehmen und Anregungen aus Wissens- und Kulturbereichen erhalten.

Mir erschien es evident, dass der Weg zu einem Protest der Hörerschaft über eine Petition führen musste, die ich am Folgetag startete. Erste Presseartikel erschienen, unter anderem in der F.A.Z. Ich erfuhr, dass der Deutschlandfunk für den 2. Juli eine Pressekonferenz angesetzt hatte, um die Programmreform der Medienöffentlichkeit vorzustellen. Da die Petition inzwischen über 1000 Unterschriften trug, fragte ich bei der Pressestelle des Deutschlandradios um eine Teilnahme an. Am 29. Juli wurde mir diese mündlich zugesagt, aber kurz darauf schriftlich zurückgenommen: Der Termin sei nur für den engen Kreis der Medienpresse vorgesehen; stattdessen bot man mir ein Telefongespräch mit Matthias Gierth an, dem Kulturchef beim DLF und immerhin, wie man mir mitteilte, einer der wesentlichen Protagonisten der Programmreform. Ich wollte das Gespräch als Vertreter der Petition führen und die Petenten anschließend über die Inhalte informieren. Stattdessen untersagte mir Gierth eine öffentliche Verwendung der Gesprächsinhalte. Die Pressekonferenz kann man übrigens inzwischen problemlos auf Youtube anschauen, wo sie der Podcast „Medienhölle“ online gestellt hat.

Dieses Vorgehen reiht sich in das beklagenswerte Bild der Öffentlichkeitsarbeit des Deutschlandfunks zur Programmreform ein. Die Leitung scheut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Reform im eigenen Radioprogramm und hat es nur wenige Male kurz zum Thema im Medienfachmagazin gemacht. Eine so grundstürzende Reform gehört aber in die Primetime (die „Informationen am Morgen“) und in die Sendungen mit Hörerbeteiligung, die der Deutschlandfunk angeblich stärken will. Auf meinen entsprechenden Vorschlag und meine Bereitschaft, als Petitionsvertreter in einer solchen Sendung aufzutreten, ging der Deutschlandfunk nicht ein.

Stattdessen gab der Intendant Stefan Raue der „Berliner Zeitung“ ein Interview, das man in manchen Punkten mindestens als irreführend bezeichnen muss. So behauptete er, insgesamt würden nur „vielleicht vier Stunden des Tages“ verändert. Nach dem mir vorliegenden vorläufigen Programmschema ist der gesamte Wochentag betroffen. Die „Informationen am Morgen“ rücken eine Stunde nach hinten und werden um Slots für die Fachredaktionen angereichert, die ihre Magazine verloren haben und um Sendezeit in der morgendlichen Fläche in den Wettbewerb treten. Es ist zu erwarten, dass das zu einer Verflachung der Fachinhalte führt, weil eine fachübergreifende Konkurrenz um Aufmerksamkeit selbstverständlich andere, weniger fachspezifische Themen durchkommen lassen wird. Für manche Fachredaktionen werden einstündige Flächen wie „Kultur nach 2“ und „Wissen nach 3“ für Sendezeit sorgen, aber auch hier stellt sich das Konkurrenzproblem.

Weiter behauptet Raue, die Fachredaktionen behielten eigene Sendeplätze: „Da gibt es keinen Wettbewerb.“ Was er damit vor allem meint, ist, dass die meisten Fachredaktionen ein bis drei halbstündige „Hintergrund“-Sendungen pro Woche erhalten. Diese darf man nicht mit dem derzeitigen „Hintergrund“ um 18.40 Uhr verwechseln; sie sind als Podcast angelegt und primär für die Verbreitung im Digitalen gedacht. Zukünftig soll ein „Host“ (statt des bisherigen Moderators) eine Leitfrage stellen, und wir dürfen als Hörerschaft dabei sein, wenn er sie in Kollegen- und Expertengesprächen und eher in Ausnahmefällen auch einmal mithilfe von gebauten Beiträgen beantwortet.

Hier präsentiert kein neutraler Autor ein verdichtetes Programm, das eine Thematik von allen Seiten beleuchtet. Vielmehr handelt es sich um personalisierten Journalismus, der nicht mehr auf die Botschaft vertraut, sondern meint, die jüngere Hörerschaft müsse zu einem sich als nahbar und authentisch gebenden „Host“ „relaten“. Als im Podcast „Amerika verstehen“ der Host Philipp May und der Experte Volker Depkat (bei dem ich studiert habe) im Geplänkel-Teil der Show flapsig meinten, man habe ja keine Hörer mehr, sondern Fans, haben sie die Folgen dieses Journalismus direkt offengelegt. Der Preis ist, dass die Hörer zumindest in diesem Programmformat nur noch die Meinung eines einzelnen Star-Intellektuellen hören und zum Beispiel nicht erfahren, ob andere Historiker seine Meinung teilen, Trumps Regierung sei kein Faschismus. Und wenn der Host gehalten ist, künftig immer mehr von seiner Haltung einzubringen, wird es immer schwerer werden, der zerstörerischen Kritik demokratiefeindlicher Parteien zu begegnen, wonach der Deutschlandfunk ohnehin ein linksgrünversifftes Medium sei.

De facto bedeuten die neuen „Hintergründe“ erheblichen Verlust an eigenverantworteter wöchentlicher Sendezeit für die Fachredaktionen. Auch wenn eine halbe Stunde Sendezeit für ein Thema inhaltliche Tiefe mit sich bringt, wird das auf Kosten der thematischen Breite gehen. Themen, die zu lang für die kurzen Slots in den Flächen, aber zu kurz für einen halbstündigen „Hintergrund“ sind, werden es schwer haben.

Als Grund für diese Verpodcastisierung gilt die Altersstruktur der Hörerschaft. Ein Drittel sei über 70 Jahre alt, die Menschen unter 40 hörten kein Radio. Dabei wird unterschlagen, dass der Sender in den letzten Jahren an Hörern dazugewonnen hat und dass das Durchschnittsalter seit 2010 gleich geblieben ist: Die jungen Hörer finden also sehr wohl zum Radioprogramm. Eine kürzlich angestellte qualitative Studie des Deutschlandfunks hat ergeben, dass viele Hörer weder den Namen des Moderators noch der Sendung kennen; wichtiger sind ihnen die Inhalte und dass ihnen die Moderatoren kompetent erscheinen, was die Hörer dem Deutschlandfunk auch attestieren. Wie man aus so einer Studie eine Notwendigkeit zur Abschaffung der Fachmagazine ableiten kann, erscheint mir schleierhaft.

Die Studie ist mir nur aus Gesprächen mit Mitarbeitern des Deutschlandfunks bekannt; der Deutschlandfunk legt sie nicht offen, auch wenn sie grundlegend für die Begründung der Programmreform ist. Aus den differenzierten Kommentaren zur Petition, deren Lektüre ich nur empfehlen kann, wird jedenfalls deutlich: Die 2,5 Millionen Hörer schätzen den Deutschlandfunk, gerade weil er seinen bisherigen, fachorientierten und nüchternen Journalismus macht. Es droht ein Szenario, in dem der Deutschlandfunk durch die Reform bei Weitem mehr Hörer verliert, als neue gewinnt.

Insgesamt ergibt sich außerdem der Eindruck eines massiven Sparprogramms. Das wird richtig deutlich, wenn man auf das Wochenende schaut. Herrliche Formate wie das „Wochenendjournal“, „Bücher für junge Leser“, der „Sonntagsspaziergang“ oder die „Zwischentöne“ fallen weg; die großartigen, aber teuren „Gesichter Europas“ werden auf die Hälfte gekürzt und tags darauf gleich wiederholt. Überhaupt ist das Wochenende künftig von Wiederholungen des vorherigen Programms geprägt, von „Wissen am Samstag“ mit Wiederholungen von unter der Woche bis zu den doppelt versendeten Beiträgen „Interview der Woche“ und „Köpfe“.

Wie stehen die Mitarbeiter des Senders zur Reform? Stefan Raue behauptet im Interview: „Natürlich gibt es Skeptiker, aber ein großer Teil der Mitarbeitenden unterstützt die Reform.“ Nach all den Gesprächen, die ich mit Mitarbeitern des Deutschlandfunks geführt habe, scheint mir: Das Gegenteil trifft zu.

Es wird Zeit, dass im Programm des Deutschlandfunks unter Einbeziehung der Öffentlichkeit offen und wahrheitsgemäß diskutiert wird, was für die Zukunft des Senders geplant ist. Dabei müssten die festen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 von eventuellen Loyalitätspflichten gegenüber dem Arbeitgeber entbunden werden, um einen offenen, demokratischen Diskurs zu ermöglichen. Am Ende wird es vor allem Mut brauchen: Mut der Politik, von öffentlich-rechtlichen Sendern nicht kostenneutral eine zusätzliche Digitalisierung zu verlangen. Mut der Sendermitarbeiter, für den Erhalt des Markenkerns einzustehen, und Mut der Senderverantwortlichen, eine Reform zurückzuziehen, die eines der wichtigsten, weil demokratierelevanten Medien in Deutschland zerstören würde.

Der Autor ist passionierter Hörer des Deutschlandfunks, Kunsthistoriker und Gymnasiallehrer und lebt in Berlin. Er hat eine Petition gegen die Programmreform des Deutschlandfunks gestartet, die inzwischen über 6.000 Menschen unterzeichnet haben.

Für alle Online-Angebote dieselben Regeln

Der Rundfunkkommission der Bundesländer liegt bei ihrer Sitzung am Mittwoch ein 182 Seiten umfassender Entwurf für den „Digitale Medien-Staatsvertrag“ vor, der den Einfluss von Online-Angeboten auf die Meinungsbildung in ganz neuer Weise regelt. Die Vorschläge der Rundfunkreferenten der Staatskanzleien stellen einen Paradigmenwechsel dar. Es ist der Versuch, erstmals einen kohärenten Rechtsrahmen für alle Mediengattungen zu schaffen. Abweichend von der klassischen Gesetzgebung für Rundfunk, Presse und Online wird digitaler Content jetzt abhängig von seinen Inhalten reguliert. Entscheidend ist, was auf den Benutzeroberflächen abgebildet wird. Die Regulierung folgt einem abgestuften Verfahren, je nachdem, wie relevant die Inhalte für die Meinungsbildung sind. Je mehr das Angebot auf die Meinungsbildung Einfluss nimmt, desto größer müssen die Sorgfalt bei der Erarbeitung und die Transparenz sein. Meinungsvielfalt soll durch Medienpluralismus und redaktionelle Unabhängigkeit erreicht werden.

Die Regelungen betreffen die Online-Inhalte klassischer Medien, von Telemedien, Intermediären, Plattformen, Benutzeroberflächen und KI-Informationssystemen, die zur Nutzung in Deutschland bestimmt sind. Einbezogen sind auch Einzelinhalte aus Angeboten der Medienplattformen.

Gänzlich neu fasst der Entwurf, der der F.A.Z. vorliegt, das Medienkonzentrationsrecht. Abweichend von der bisherigen fernsehzentrierten Regelung, die eine Bedrohung der Medienvielfalt ab einem bestimmten Anteil an den Zuschauerreichweiten erkennt, orientiert sich das neue Gesetze am Umsatz beziehungsweise dem Gewinn eines digitalen Anbieters. Klargestellt wird, dass jeder bezahlte Inhalt Werbung ist. Auch in Telemedien gilt damit ein Trennungs- und Kennzeichnungsgebot. Jede Form gekaufter und damit fremdgestuerter Inhalte muss gekennzeichnet werden. Das gilt ebenso für staatliche Informationen.

Der Entwurf des Staatsvertrags nimmt erstmals eine Begriffsbestimmung für journalistisch-redaktionell verantwortete Angebote vor. Die Definition umfasst sowohl Rundfunk als auch Telemedien, sofern diese regelmäßig nach journalistischen Grundsätzen erstellt werden und eine erkennbare redaktionelle Verantwortung besteht. Der Staatsvertrag gilt auch für nicht klassische Mediengattungen wie Youtube-Kanäle oder Podcasts. Eine Zulassung durch eine Landesmedienanstalt ist nicht geplant. Formuliert werden Sorgfaltspflichten. Dazu gehören transparente Verantwortlichkeiten und Entscheidungswege sowie, bei Nachrichten, interne Standards zur Korrektur von Fehlern. Neu ist auch der Paragraph 19a, der untersagt, durch den Einsatz entsprechender Software die Zahl der Nutzer künstlich nach oben zu treiben.

Ausführlich befasst sich der Staatsvertrag mit Angeboten, die einen hohen Vielfalt fördernden Aufwand betreiben. Hier soll der Begriff „allgemeines Interesse“ das unscharfe „Public Value“ ersetzen. Jedes „journalistisch-redaktionell

Der Entwurf für den neuen „Digitale Medien-Staatsvertrag“ liegt vor. Die F.A.Z. hat ihn eingesehen. Beschließen die Bundesländer diesen Vertrag, kommt es zu einem Paradigmenwechsel. Doch wird er je in Kraft treten?

Der Digitale-Medien-Staatsvertrag soll auch für KI gelten. Foto dpa

verantwortete Angebot“, heißt es, muss grundsätzlich auffindbar sein. Investitionen, die einen darüber hinausgehenden, spezifischen Mehraufwand darstellen, sollen besonders geschützt und diese Inhalte durch die Landesmedienanstalten auf Antrag bestimmt werden. Antragsberechtigt sein sollen Anbieter beispielsweise von Inhalten für Kinder, mit einem hohen Anteil an selbst erstellten Inhalten und an internationalen oder lokalen Nachrichten. Was das für die Presse und die Rundfunksender bedeutet, ob sie sich eine „Zulassung“ besorgen sollen, erscheint indes unklar.

Neue Regeln für KI-Systeme sollen die Vorschriften für „Intermediäre“ – also die bekannten Plattformgiganten – ergänzen. Sie gelten für Systeme, die im Durchschnitt mehr als eine Million Nutzer erreichen: „Die automatisierte und für den jeweiligen Nutzer individualisierte Zurverfügungstellung neuer Inhalte“, heißt es da, „unterscheidet sich etwa maßgeblich von einer bloßen Präsentation ausgewählter Angebote Dritter, weshalb eine Anwendung oder auch nur punktuelle Anpassung der Intermediärvorschriften dem Phänomen nicht gerecht würde. Umgekehrt sind bestimmte KI-Angebote auch nicht ausschließlich als „eigene Inhalte“ zu klassifizieren, da sie in ihrem Output gerade auf Inhalten Dritter aufbauen und diese beispielsweise zusammenfassen.“ Zu den Forderungen gehören Transparenz, Verantwortung für den Inhalt und Quellenangaben.

Grundsätzlich neu fasst der Staatsvertragsentwurf, wie „vorherrschende Meinungsmacht“ ermittelt und verhindert werden soll. Bislang schaut der Medienstaatsvertrag – nach einem fast 30 Jahre alten Maßstab – darauf, dass ein (privater) Fernsehsender oder Rundfunkkonzern die Meinungsbildung nicht dominiert. Zurate gezogen wird hierfür die Zuschauerreichweite. Nun soll es nicht um einen fernsehzentrierten, sondern wirkungsorientierten Maßstab des Medienkonzentrationsrechts gehen. Und zwar in drei Stufen: Werbe- und Vertriebserlöse gelten als objektivierbarer Indikator für Reichweite und Ressourcenmacht. Bei Erreichen eines Schwellenwerts wird vorherrschende Meinungsmacht vermutet. Der Anbieter kann diese Annahme durch Maßnahmen zur Vielfaltssicherung entkräften. Wird vorherrschende Meinungsmacht festgestellt, sind freiwillige Änderungen vorgesehen; bleiben diese aus, folgen strukturelle Entflechtungen – also eine Aufspaltung.

Die Vorschrift verbindet einen objektiven wirtschaftlichen Schwellenwert mit einer materiellen Einzelfallbetrachtung. Der Entwurf räumt als Möglichkeit ein, dass sich Anbieter durch eine Abgabe von Werbeerlösen an die Landesmedienanstalten „freikaufen“ können. Mit diesem Geld sollen beispielsweise lokale Angebote gefördert werden. Aber auch bei diesem Abschnitt fehlt noch die exakte Bestimmung, ab welcher Summe das Gesetz greift. Im vorliegenden Papier ist von einem Umsatzerlös von vier Milliarden Euro die Rede.

Die neuen oder veränderten Paragraphen sollen in den Medienstaatsvertrag und in den Jugendmedienschutzstaatsvertrag Eingang finden. Ob diese europaweit teilweise beispielgebenden Regelungen den Einfluss destruktiver Online-Angebote auf die Meinungsbildung bremsen, muss sich zeigen. Bisher haben betroffene Plattformen gegen deutsches Medienrecht geklagt, weil ihrer Meinung nach das europäische Recht gilt.

Ob der Digitale-Medien-Staatsvertrag jemals in Kraft tritt, ist fraglich. Sollte in Sachsen-Anhalt eine AfD-geführte Landesregierung ans Ruder kommen, dürfte diese nicht nur, wie angekündigt, die bestehenden Medienstaatsverträge kündigen, sondern den neuen Vertrag blockieren. Ein Staatsvertrag tritt erst in Kraft, wenn ih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unterzeichnet und alle 16 Landesparlamente bestätigt haben. HELMUT HARTUNG

Trump sinnt auf Rache gegen Fox News

Wie der US-Präsident seinem einstigen Haussender Daumenschrauben anlegt

Sinnt Trump auf Rache gegen seinen ehemaligen Haussender Fox News, nachdem dieser die dem US-Präsidenten ergebene Reporterin Maria Bartiromo entlassen hat? Bartiromo hatte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zunehmend bei Trump angebiedert. Gekündigt wurde sie angeblich, weil sie Trumps Regierung die Information gesteckt haben soll, Fox News habe seine Berichterstatter angewiesen, anlässlich einer Wahlkampfrede die Lüge vom Wahlbetrug nicht abermals zu transportieren. Trump scheint sich für den Zwangsabgang der Vertrauten rächen zu wollen und bedient sich dafür eines Hebels, den er schon mehrfach gegen missliebige Medien gezogen hat.

Die Ankündigung des Justizministeriums jedenfalls, sich intensiv mit der geplanten Fusion der Fox Corporation, Muttergesellschaft von Fox News, mit dem Streaminganbieter Roku zu beschäftigen, ist augenfällig. Der Chefredakteur der Tech- und Business-Website „Semafor“, Ben Smith, schreibt auf X: „Wenige Tage nach dem Bartiromo-Rauswurf nimmt die Regierung eine wichtige Fox-Fusion ins Visier.“ Der „Hollywood Reporter“ spricht angesichts der sogenannten „zweiten Anfrage“ aus dem Justizministerium, mit der sich die Kartellwächter üblicherweise nach Details einer geplanten Fusion erkundigen, vom „politischen Elefanten im Raum“, der „schwer zu ignorieren“ sei. Der Tech-Analytiker Rob Enderle sagte der „L.A. Times“: „Der Präsident hat bisher kein Hehl daraus gemacht, dass er Vergeltungsmaßnahmen gegen Medien ergreifen wird, die Dinge sagen oder tun, die ihm nicht passen.“

chen“ Fans seien darüber „nicht happy“. Bartiromo sei „absolut professionell, eine echte Kämpferin“. Trumps Gefolgschaft erboste sich, man habe ihr einen Maulkorb verpassen wollen, Fox News müsse sie zurückholen.

Auf Bartiromos Abgang hatte Trump mit den Worten reagiert, ihre „zahlrei-

Lange galt der Sender als Steigbügelhalter Trumps.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allerdings ist dort vermehrt Kritik an Trump laut geworden, am Irankrieg und an den teuren Bauprojekten des Präsidenten wie dem 600-Millionen-Dollar-Ballsaal am Weißen Haus. Und dann gab Fox News die erwähnte Devise aus, Trumps Lügen von der gestohlenen Wahl 2020 keinen Raum mehr zu geben. Das geschieht wohl nicht zuletzt, weil man sich mit der Weiterverbreitung von Verschwörungstheorien 2021 die Finger verbrannt hatte. Besonders Bartiromos Sendung wurde damals zur Arena von Trump-Höflingen, die ihre kuriosen Thesen, darunter die von manipulierten Wahlmaschinen, in die Welt posaunen durften.

Zwei Wahlmaschinenhersteller, Dominion und Smartmatic, klagten wegen Rufschädigung. Im Rahmen der Dominion-Klage, die für rund 787 Millionen Dollar beigelegt wurde, kamen überaus peinliche Interna von Fox News an die Öffentlichkeit, darunter die Erkenntnis, dass die Journalisten und die Geschäftsführung Trumps Einlassungen für idiotisch und wahrheitswidrig hielten und sie dennoch sendeten. Die Smartmatic-Klage ist weiter anhängig, und bei Fox News wird man vorsichtig. Als Bartiromo kürzlich den Wahlleugner und Trump-Berater Peter Navarro einladen wollte, erhielt sie per SMS eine Mahnung ihres Chefs in Sachen „Wahlbetrug“, welche sie prompt ans Weiße Haus durchstach.

Für Fox steht mit dem Kauf von Roku in Aussicht, 100 Millionen Streamingabonnenten zu erreichen und zum drittgrößten Anbieter von TV- und Streaminginhalten in den USA zu werden. Der Vorstandsvorsitzende der Fox Corporation, John Nallen, bekräftigte angesichts der Schlagzeilen, dass der für 2027 geplante Zusammenschluss voranschreite und die Anfrage des Ministeriums „voll und ganz erwartet“ worden sei. NINA REHFELD

Von Michael Hanfeld

Nicht auszudenken, Theo Müller hätte den Eilantrag gegen die Kampagnenorganisation Campact im Februar dieses Jahres durchgesetzt. Dann dürfte diese jetzt nicht mehr behaupten, der Molkereiunternehmer unterstütze die AfD. Sie dürfte keine Plakate mit dem Satz „Jetzt mit AfD-Geschmack: Konzerngründer Theo Müller unterstützt die rechtsextreme AfD“ aufhängen und müsste Slogans wie „Alles AfD oder was? Konzerngründer Theo Müller unterstützt die rechtsextreme AfD“ unterlassen. Er sei kein AfD-Mitglied und wolle auch keines werden, er habe die Partei zu keinem Zeitpunkt unterstützt und niemals Geld gespendet, trug Müllers Anwalt in dessen Namen vor und forderte per einstweiliger Verfügung Unterlassung. Das Landgericht Hamburg meinte indes, man dürfe Müller sehr wohl als AfD-Unterstützer bezeichnen (Az. 324 O 81/26). Es reiche aus, „dass der als „Unterstützer“ Bezeichnete“ der Partei gegenüber „eine nicht ablehnende Haltung“ aufweist. Und siehe da: Das Landgericht behält recht (und Campact auch). Denn wie glühend hat sich Theo Müller doch jetzt im Interview mit der „Welt am Sonntag“ über den Wahlerfolg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gefreut. „Gratuliere zum sensationellen Erfolg!“, schrieb er seiner Freundin Alice (Weidel). Die Bürger von Sachsen-Anhalt hätten „ein Signal an das ganze Land gesendet: Mit der bisherigen Politik kann es so nicht weitergehen“. Nicht mit der Schuldenmacherei, nicht mit den Migranten, nicht mit der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Es ist nicht unser Krieg“), nicht mit der Koalition mit der SPD. Stattdessen brauche es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der Union mit Unterstützung der AfD: „Schwarz und Blau. Dann wäre Deutschland bald saniert.“ So stellt sich der Milchmogul, der nicht als Unterstützer der AfD bezeichnet werden will und in der Schweiz am Zürichsee lebt, die Zukunft Deutschlands vor. Hat die Kampagne von Campact, hat seine, sagen wir mal, intime Nähe zur AfD seinem Konzern geschadet? „2025 war unser bestes Jahr“, sagt Müller im Gespräch mit der WamS. Da fiel ein Jahresumsatz von (nach eigenen Angaben) 10,3 Milliarden Euro an. „2026 wird voraussichtlich noch besser.“ Protestaktionen wie die von Campact scheinen sich erschöpft zu haben. Für Milch „mit AfD-Geschmack“ gibt es offenbar einen wachsenden Markt.

Petition zum Kika Gegen weiteren AfD-Gast

Nach der Ausgabe der „logo!“-Nachrichten mit dem sachsen-anhaltischen AfD-Spitzen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im Kinderkanal Kika haben bis Montag mehr als 250.000 Menschen eine von Schülern gestartete Petition unterzeichnet. Sie fordern, ein anderes Interview mit Enrico Schult, AfD-Chef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nicht in diesem Format zu zeigen. „Rechtsextreme Politiker dürfen in Kindernachrichten keine ungefilterte Bühne bekommen“, heißt es in der Petition auf der Kampagnenplattform Campact. Der ZDF-Fernsehrat erhielt zu dem Siegmund-Gespräch mehr als 100 Beschwerden. Der Sender hatte das Vorgehen verteidigt. epd/F.A.Z.

Prof. Dr. Dr. h.c. Wolfgang Lücke

* 15. September 1926 † 22. Juli 2021

Die Güte und Liebe eines Vaters ist höher als die Berge und tiefer als das Meer. (japanische Weisheit)

Gabriele Lücke, geb. Huffelmann Verena Ahrens, geb. Lücke und Ehemann † Dr. med. Sandra Lücke und Walter Rackelmann

Fernsehen am Dienstag Aktualisiertes und ausgewähltes Programm

ARD

5.30 ZDF-Morgenmagazin. Infotainment 9.00 Tagesschau 9.05 Hubert ohne Staller (149). Krimiserie. Marderschaden 9.55 Morden im Norden (50). Krimiserie. Ausgeblutet 10.40 Tagesschau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Gefragt – Gejagt 12.00 Mittagsmagazin 14.00 Tagesschau 14.10 Rote Rosen (4377). Telenovela 15.00 Tagesschau 15.10 Sturm der Liebe (4630). Telenovela 16.00 Tagesschau 16.10 Elefant, Tiger & Co. Seltene Flugobjekte 17.00 Tagesschau 17.15 Brisant. Magazin 18.00 Gefragt – Gejagt. Quiz 18.50 WaPo Elbe (15/16). Krimiserie. Gipfelstürmer 19.45 Wissen vor acht. Doku. Bionischer Öl-Adsorber: Die natürliche Lösung gegen Ölverschmutzung in Gewässern 19.50 Wetter 19.55 Wirtschaft

20.15 Die Kanzlei (77/78) Anwaltsserie. Ohne Folgen. Gellert bearbeitet den Fall eines Chemiearbeiters, dem gekündigt wurde, weil er während der Arbeit eingeschlafen ist. Er findet heraus, dass die neue Juniorchefin von den Mitarbeitenden Doppelschichten gefordert hat, um das Geschäft anzukurbeln.

21.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1147) Arztserie, Eins gegen eins

21.45 Report München Infomagazin. Moderation: Christian Nitsche

22.15 Tagesthemen Mit Wetter 22.50 maischberger Talkshow 0.05 Tagosschau

0.05 Tagesschau 0.15 Die Kanzlei (77/78) Anwaltsserie. Ohne Folgen

1.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1147) Arztserie. Eins gegen eins 1.48 Tagesschau

1.50 maischberger Talkshow 3.05 Morden im Norden Krimiserie. Ausgeblutet

ZDF

5.30 ZDF-Morgenmagazin. Infotainment 9.00 heute Xpress 9.05 Volle Kanne – Service täglich. Infomagazin 10.30 Notruf Hafenkante. Krimiserie. Schuld 11.15 SOKO Stuttgart. Krimiserie. Abgetaucht 12.00 ARD-Mittagsmagazin. Infotainment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Kochshow. Mario Kotaska sucht den Spitzenkoch 15.00 heute Xpress 15.05 Bares für Rares. Unterhaltung 16.00 heute – in Europa 16.10 Die Rosenheim-Cops. Krimiserie. Musik ist Mord 17.00 heute 17.10 hallo deutschland. Boulevardmagazin 18.00 SOKO Köln. Krimiserie. Tod einer Staatsanwältin 19.00 heute 19.20 Wetter 19.25 Die Rosenheim-Cops. Krimiserie. Kein toter Pfarrer

20.15 Aldi, Rewe & Co. – Wer verdient an Eigenmarken? Lebensmittel sind in Deutschland teuer geworden. Gleichzeitig verzeichnen Rewe, Edeka & Co. hohe Umsätze – vor allem durch Eigenmarken. Was steckt hinter den No-Name-Produkten?

21.00 frontal Infomagazin. Moderation: Ilka Brecht

21.45 heute journal 22.15 37°: Klicks um jeden Preis Wenn TikTok-Challenges zur Gefahr werden

22.45 Markus Lanz Talkshow 0.00 heute journal update 0.15 Tausend Zeilen Deut. Satire mit Elyas M'Barek, Jonas Nay, Michael Ostrowski, Michael Maertens, Jörg Hartmann. Regie: Michael Bully Herbig, 2022

1.40 Juliet Die Tote im Kanal. Belg./Deut. Krimireihe mit Charlotte De Bruyne, Nabil Mallat, Amber Naert, Nicki von Tempelhoff, 2023

ARTE

8.55 Auf dem Wasser durch die USA. Dokumentation. U. a.: Die Ostküste hinauf 11.25 Re: Reportagereihe 11.55 Küchen der Welt. Dokumentation. Normandie: Camembert-Tarte 12.25 Stadt Land Kunst. Magazin. U. a.: Abir Mukherjees Kalkutta 14.00 Mord im Mittsommer. Fall 22: Birgitta. Schwed. Krimireihe mit Alexandra Rapaport, Nicolai Cleve Broch, Julius Fleischanderl, Anton Lundqvist, Jonas Malmsjö, 2024 15.35 Wilde Tierreiche. Dokumentation. U. a.: Die Goldstumpfnasen von Hubei 17.50 Naturjuwel Südkorea. Dokumentation. U. a.: Kragenbären, Kimchi und Klosterleben 19.20 Arte Journal 19.35 Mit offenen Karten – Im Fokus. Infomagazin 19.40 Re: Reportagereihe. Ein Hufschmied lindert Tierleid in Rumänien

20.15 Tax me (if you can!) Dokumentation. Die Steuertricks der Superreichen. Der erste Teil der Dokumentation zeigt, wie die Ungleichheiten im Steuersystem im vergangenen halben Jahrhundert langsam, aber stetig zunahm. Einige Vermögende entwickelten unter US-Präsident Ronald Reagan die „Trickle-down-Theorie“ und ließen die Welt glauben, dass ihre Steuererleichterungen im Laufe der Zeit auch dem Allgemeinwohl zuqutekämen.

21.00 Tax me (if you can!) Dokumentation. Millionäre kämpfen für Gerechtigkeit

21.50 Libanon, der Jahrhundertraub Franz. Dokumentarfilm. Regie: Sylvain Lepetit, Miyuki Droz Aramaki, 2024

23.30 Libanon: Anatomie eines Krieges Dokumentation 0.40 Asbest, eine unendliche Geschichte Dokumentation

3 sat

8.05 Alpenpanorama. Dokumentation 8.30 ZIB 8.33 Alpenpanorama. Dokumentation 9.00 ZIB 9.05 Kulturzeit. Magazin 9.45 nano. Infomagazin 10.20 Mitten in Bullerbü – Ferien in Småland. Dokumentation 11.50 Am Pass – Geschichten aus der Spitzenküche. Dokumentation. Tom Elstermeyer, Osnabrück 12.20 Servicezeit. Magazin 12.50 Natur im Garten (1). Dokumentation 13.15 Wasserwelt Flevoland. Dokumentation. Die jüngsten Polder der Niederlande 14.45 Städtetrip Rotterdam. Regionalmagazin. Hafenflair und junge Ideen 15.30 50 Gründe, Südschweden zu lieben. Dokumentation 17.00 Norwegens Westen. Dokumentation. Vom Sognefjord nach Bergen 18.30 nano. Infomagazin 19.00 heute 19.20 Kulturzeit. Magazin

20.15 Erzgebirgskrimi – Familienband Deut. Krimireihe mit Kai Scheve, Lara Mandoki, Teresa Weißbach, Andreas Schmidt-Schaller, Adrian Topol. Regie: Thorsten M. Schmidt, 2023. Mia, eine junge Vermisste, wird tot aufgefunden. War ihr Kind mit einem Geflüchteten das Mordmotiv?

21.45 kinokino 22.00 ZIB 2

22.00 ZIB 2 22.25 Mythos Marbella – Der Traum vom ewigen Sommer Dokumentation

23.10 Mykonos – Super Paradise Dokumentation

23.55 Donat auf Achse: Von Landwirtschaft, Impfschäden und Patriarchen Dokumentation 0.30 10 vor 10

0.55 Erzgebirgskrimi – Familienband Deut. Krimireihe, 2023 2.25 Mythos Marbella – Der Traum vom ewigen Sommer

RTL

9.00 GZSZ (8607) 9.30 Unter uns (7955) 10.00 Ulrich Wetzel (393). Leseoma der Stadtbücherei umgebracht – War das Opfer doch nicht so harmlos? 11.00 Barbara Salesch (275). Raubte Eroktätzerin Bräutigam auf Junggesellenabschied aus? 12.00 Punkt 12 15.00 Barbara Salesch (360). Terror im Job: Hat Chefin Bäckergehilfen mit Teigmesser verletzt? 15.55 Ulrich Wetzel (182). Geisterfahrer zerstört das Leben eines Familienvaters 17.00 Ulrich Wetzel – Das Jugendgericht. Griff sympathischer Einserschüler krawallige Seniorin hinterrücks an? 17.30 Unter uns (7956). Sex mit dem Ex 18.00 Explosiv (178) 18.30 Exclusiv (178) 18.45 Aktuell 19.05 Alles was zählt (5032). Sieger mit Herz 19.40 GZSZ (8608). Trau Dich

20.15 Das Sommerhaus der Stars – Kampf der Promipaare (3) Realityshow

22.30 Extra – Das RTL Magazin Moderation: Mareile Höppner 0.00 RTL Nachtjournal

0.25 Nachtjournal Spezial: DFB-Präsident Neuendorf im Interview (99) Talkshow

0.45 CSI: Miami (3) Krimiserie. Reifeprüfungen. Mit David Caruso, Rex Linn, Kim Coates, Megalyn Echikunwoke, Emily Procter. Während eines Beachvolleyball-Turniers sterben drei Spieler durch einen Stromschlag. Die Ermittler finden ein verstecktes Kabel.

1.35 CSI: Miami (4) Krimiserie. Änderung im Flugplan. Mit David Caruso, Rex Linn, Kim Coates, Megalyn Echikunwoke, Emily Procter. Der Investor Howard Burgess wird tot in der Bordtoilette seines Flugzeugs gefunden. Er gilt als meistgehasster Mann Miamis.

www.faz.net/tv

SAT 1

5.15 Auf Streife – Die Spezialisten. Reality-Soap. Rohrkrepierer 5.30 Sat.1-Frühstücksfernsehen. Infotainment. Moderation: Marlene Lufen, Matthias Killing. Gäste: Dietrich Grönemeyer, Michael Tsokos, Candy Crash, Philipp Jessen 10.00 Richter Alexander Hold. Gerichtsshow. U.a.: Familienhölle / Gangsta-Braut 15.00 Auf Streife – Die neuen Einsätze. Reality-Soap. Rufmordlust 16.00 Auf Streife. Reality-Soap. 12-jähriger Drogenschmuggler 17.00 Notruf. Infomagazin. Moderation: Bärbel Schäfer 17.30 Notruf. Infomagazin 18.00 Lenßen hilft. Doku-Soap. Die verlassene Mutter / Wer hat Mutti geklaut? 19.00 Die Landarztpraxis – Team Sonnenhof. Arztserie. Ein Bild zum Verlieben 19.45 Sat.1 : newstime

20.15 Navy CIS Krimiserie. Das Vermächtnis. Ein Mann ruft das NCIS um Hilfe für seine unschuldig verdächtigte Schwester. 21.10 Navy CIS: Origins Krimiserie. Fremde Federn. Gibbs und sein Erzfeind müssen zusammen undercover für den NCIS ermitteln. 22.10 Navy CIS: Sydney Krimiserie. Louies Gründe. Doc Roy Penrose gerät in die Fänge einer jungen Geiselnehmerin. 23.10 Navy CIS: Sydney Krimiserie. El Maestro 0.10 Navy CIS Krimiserie. Das Vermächtnis 1.00 Navy CIS: Origins Krimiserie. Fremde Federn 1.50 Navy CIS: Sydney Krimiserie. Louies Gründe 2.35 Navy CIS: Sydney Krimiserie. El Maestro 3.15 Criminal Minds Krimiserie. Die einzige Frau 3.55 Criminal Minds

ZDF Neo

8.15 Stadt, Land, Lecker 9.00 Die Küchenschlacht 9.45 Duell der Gartenprofis 10.30 Bares für Rares 12.15 Death in Paradise 15.45 The Rookie. Krimiserie. Hollywood auf Streife / Der Todeszeitpunkt 17.05 Suits. Zweifelhafte Absichten / Gestern ist Heute 18.30 Bares für Rares 20.15 Helen Dorn. Mordsee. Deut. Krimirelhe mit Anna Loos, 2025 21.45 Doppelhaushälfte. Ufo / Fahrerlaubnis 23.00 Aufgelegt! Amerik. Komödie mit Meg Ryan, 2000 0.30 Hysteria!

Phoenix

8.30 Vor Ort 11.00 unter den linden 11.45 We agree to disagree – Die Zukunft der Diplomatie 12.00 Vor Ort 12.45 Sicherheitsrisiko Atommüll: Die ewige Suche nach einem Endlager 13.00 Vor Ort 14.45 Fieberkurve MV 15.15 Amerikas Machtprobe – Kongresswahlen 2026 16.00 Albraum Gastro 16.45 Pendler-Stress. Eine Nation auf Achse 17.30 Der Tag 18.00 Krank auf dem Land. Ideen gegen den Ärztemangel 18.30 Die Queen im Krieg 19.15 Churchills vergessener Krieg 20.00 Tagesschau 20.15 Griechenland. Von Mykonos bis Kimolos 21.00 Die Kykladen. Griechenlands Trauminseln 21.45 heute journal 22.15 phoenix runde 23.00 Der Tag 0.00 phoenix runde 0.45 Griechenland 1.30 Die Kykladen

Pro Sieben

10.10 Young Sheldon 10.35 2 Broke Girls 11.00 Two and a Half Men 11.55 The Big Bang Theory 12.50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5 The Middle 14.10 Young Sheldon 14.35 2 Broke Girls 15.05 Two and a Half Men 16.05 The Big Bang Theory 17.00 taff 18.00 News 18.10 Die Simpsons 19.05 Galileo 20.15 TV total 21.25 TV total Stand-up Club 22.35 Surviving Amazonas – Die Prüfung der Shanenawa 0.50 TV total 1.50 TV total Stand-up Club

Tele 5

14.55 Action Heroes (13) 15.00 All Time Classic (4) 15.05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153) 16.05 Infomercial 16.10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154) 17.10 Sliders (513) 18.10 Star Trek – Das nächste Jahrhundert 20.15 Cut Bank – Kleine Morde unter Nachbarn. Amerik. Thriller, 2014 22.00 Escape Plan 2: Hades. Amerik./Taiwan. Actionfilm mit Sylvester Stallone, 2018 0.05 Doctor Who

KIKA

12.55 Mirette ermittelt 13.15 Taylors Welt der Tiere 13.40 Die Pfefferkörner (249/283) 14.10 Schloss Einstein – Erfurt 15.00 Mako – Einfach Meerjungfrau 15.45 Lenas Ranch (40/52) 16.05 Power Sisters 16.30 Sherlock Yack 16.55 The Garfield Show 17.20 Die Schlümpfe 17.45 Pinocchio im Zauberdorf 18.10 Die Biene Maja 18.35 Sam & Julia im Mäusehaus 18.47 Baumhaus 18.50 Sandmännchen 19.00 Robin Hood (82/208) 19.10 Team Timster (222) 19.25 Pur+ (564) 19.50 logol 20.00 Team Timster 20.05 Checker Extra: Wie Kl unser Leben verändert 20.55 Team Timster

Hessen

8.20 Die Ratgeber 8.50 Eisbär, Affe & Co. (157) 9.40 Kochs anders – Gourmetideen aus Hessen 10.25 Rote Rosen (4376) 11.15 Sturm der Liebe (4629) 12.05 Drei teuflisch starke Frauen – Eine für alle. Deut. Komödie mit Ruth Maria Kubitschek, 2007 13.30 WaPo Elbe (8). Der Feind auf meinem Boot 14.20 Hubert ohne Staller (135). Eine Leiche zuviel 15.10 Mord mit Aussicht (17). Henghasch 16.00 hallo hessen 16.45 Hessenschau 17.00 hallo hessen 17.45 Hessenschau 17.55 Hessenschau Sport 18.00 main-tower 18.25 Brisant 18.45 Die Ratgeber 19.15 alle wetter! 19.30 Hessenschau 20.00 Tagesschau 20.15 Wo Hessen oben ist – Unsere Mittelgebirge 21.00 Dorf-chroniken. Wolfram Koch auf Spurensuche 21.45 Hessenschau 22.00 7 Tage ... Schauspielschule 22.30 Trump, mein Vater und ich 23.25 JD Vance – Der Mann nach Trump. Deut. Doku-Film, 2026 0.55 Drei teuflisch starke Frauen – Eine für alle. Deut. Komödie, 2007

NDR

8.10 Sturm der Liebe (4629) 9.00 Nordmagazin 9.30 Hamburg Journal 10.00 SH Magazin 10.30 buten un binnen 11.00 Hallo Niedersachsen 11.30 Brisant 11.55 Sportclub Story. Tischtennis forever – Weltmeister mit 90 12.25 In aller Freundschaft (304) 13.10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247). Schmerzgrenzen 14.00 die nordstory 15.00 NDR Info 15.10 WaPo Bodensee (5). Die Aussteigerin 16.00 NDR Info 16.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7.00 NDR Info 17.10 Leopard, Seebär & Co. (72) 18.00 Regionales 18.15 Die Nordreportage 18.45 DAS! Rote Sofa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Visite. Unterschätzte Volkskrankheit: Wenn Kopfschmerzen den Alltag bestimmen 21.00 Mecklenburg-Vorpommern hat die Wahl 22.00 NDR Info 22.15 Tatort. Letzte Ernte. Deut. Krimireihe mit Maria Furtwängler, 2025 23.45 Weltbilder 0.15 Mein Wald – Fünf Jahre zwischen Mythos und Holz 1.45 Tatort. Letzte Ernte. Deut. Krimireihe, 2025

RBB

8.30 rbb24 Abendschau 9.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Arztserie. Grenzverletzungen / Im Eifer des Gefechts 10.30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13). Arztserie. Unter falschen Voraussetzungen 11.15 Giraffe, Erdmännchen & Co. (216). Spuk im Orang-Utan-Gehege 12.05 Morden im Norden (103). Krimiserie. Diva 12.55 Garten & Lecker (26). Blumenkuchen aus dem Landgarten 13.40 Morden im Norden (104). Krimiserie. Rosenkrieg 14.30 Fanny und die gestohlene Frau. Deut. Komödie mit Jutta Speidel, 2016 16.00 rbb24 16.15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114). Arztserie. Ewige Liebe 17.05 Panda, Gorilla & Co. (217) 17.53 Sandmännchen 18.00 Der Tag in Berlin & Brandenburg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rbb24 Reportage 20.45 rbb24 – Der Talk 21.45 Regionales 22.15 Thadeusz lang & breit 23.10 Hauptstadtderby. Talkshow 0.10 Naturparks in Portugal

ZDF, 22.15 Uhr, 37°: Klicks um jeden Preis: Im Netz sieht Ivan auch Mutproben, die häufig gefährlich sind. Foto: ZDF

WDR

9.10 Regionales 9.40 Wer weiß denn sowas? 10.25 Garten & Lecker 11.10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11.55 Elefant, Tiger & Co. 12.45 Aktuell 13.00 Seehund, Puma & Co. Spiel, Span, Spaß 13.50 Nashorn, Zebra & Co. Eine Kindergärtnerin bei den Schlangen 14.20 Rentnercops. Atemlos durch die Nacht / Keine ruhige Minute 16.00 Aktuell 16.15 Hier und heute 18.00 Aktuell / Lokalzeit 18.15 Servicezeit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Tatort. Die Blicke der anderen. Deut. Krimireihe mit Eva Löbau, 2022 21.45 Aktuell 22.15 Schmerzgrenze – Der Usedom-Krimi. Deut. Krimi mit Katrin Sass, 2020 23.45 Vom Geben und Nehmen – Der Usedom-Krimi. Deut. Krimi mit Katrin Sass, 2020 1.15 Rentnercops (7). Keine ruhige Minute

MDR

8.05 Sturm der Liebe (4629) 8.55 In aller Freundschaft – Die jungen Ärzte (372) 9.45 Quizduell – Olymp (486) 10.35 Elefant, Tiger & Co. (464) 10.58 Aktuell 11.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12.30 Dann kam Lucy. Deut. Familienfilm mit Julia Jäger, 2011 13.58 Aktuell 14.00 MDR um 2 14.25 Elefant, Tiger & Co. (399) 15.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064) 16.00 MDR um 4 17.45 Aktuell 18.10 Brisant 18.54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es 19.30 Aktuell 19.50 Einfach genial 20.15 Marktcheck checkt. H&M 21.00 Die Winzer aus dem Elbtal 21.45 Aktuell 22.15 Kriminalfälle der Einheit – Nepper, Blender, Firmenräuber 23.00 Es ist nur eine Phase, Hase. Deut. Liebeskomödie mit Christoph Maria Herbst, 2021 0.40 Marktcheck checkt 1.25 Die Winzer aus dem Elbtal

SWR

10.20 Eisenbahn-Romantik (429) 10.50 Sturm der Liebe (4629) 11.40 aktiv und gesund (1) 12.10 ARD-Buffet Spezial 12.55 Anderst schön. Deut. Liebeskomödie mit Charly Hübner, 2015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1128) 15.10 Hubert und Staller (52). Schlaflos in Wolfratshausen 16.00 Regionales 16.05 Kaffee oder Tee 17.00 Regionales 17.05 Kaffee oder Tee 18.0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Marktcheck 21.00 Ausgerechnet Erlebnisbad 21.45 Regionales 22.00 Hannes und der Bürgermeister. Dudelsackpfeilen 22.30 Freunde in der Mäulesmühle (165) 23.00 Das Beste der St. Ingberter Pfanne 2026 (5) 0.00 Bülent Ceylan – Yallah Hopp 1.00 Die Kirche bleibt im Dorf (10). Kai Uwe 1.30 Die Fallers (1308). Mit bester Absicht

BR

9.00 Tele-Gym (1) 9.15 Dahoam is Dahoam 10.15 Nashorn, Zebra & Co. (309) 11.05 Abenteuer Wildnis 11.50 aktiv und gesund 12.20 Schnittgut 12.50 In aller Freundschaft (820). Hoffnungsvoll 13.35 Morden im Norden (101). Atemnot 14.25 Wer weiß denn sowas? 15.10 Quizduell-Olymp 16.00 BR24 16.15 Wir in Bayern 17.30 Regionales 18.00 Abendschau 18.30 BR24 19.00 Gesundheit! 19.30 Dahoam is Dahoam (3795). Die Nacht in der Werkstatt 20.00 Tagesschau 20.15 Tatort: Bauernsterben. Österr. Krimireihe mit Harald Krassnitzer, 2023 21.45 BR24 22.00 Kommissar Dupin – Bretonische Nächte (11). Deut. Krimireihe mit Pasquale Aleardi, 2023 23.30 Oktoberfest 1905. Im Krieg und in der Liebe / Wenn der Teufel tanzt 1.05 kinokino 1.20 Bestes Kabarett

RTL 2

13.55 SOS – Retter im Einsatz 16.00 News 16.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68). Technische Tücken 17.05 Hartz Rot Gold (9). Rückschläge 18.05 Hartz und herzlich – Tag für Tag Benz-Baracken (69). Unverhofft kommt oft 19.05 Berlin – Tag & Nacht (3767). Zwischen den Gefühlen 20.15 Hartz Rot Gold. Zusammen ist man weniger allein / Gekommen um zu gehen 22.15 Hartz und herzlich (2). Rückkehr nach Bitterfeld-Wolfen (2) 0.15 Hartz Rot Gold. Zusammen ist man weniger allein / Gekommen um zu gehen 1.55 Hartz und herzlich (3). Rückkehr nach Trier-West (3)

Super RTL

9.15 Rubble & Crew 9.45 Super Wings 10.15 Paw Patrol 10.45 Gabby's Dollhouse (8) 11.10 Glücksbärchis – Entdecke die Magie 11.40 Barbie – Ein verborgener Zauber (7) 12.05 Grizzy & die Lemminge 12.35 Die Thundermans (7) 13.05 Voll zu spät! 13.45 Ninjago – Aufstieg der Drachen (17) 14.15 Älvinn!!! 14.40 Jade Armor (11) 15.10 Die Nektons (62) 15.40 Die Eintracht und ich (7) 16.05 Pokémon Horizonte: Die Serie (32) 16.35 SpongeBob 17.15 Voll zu spät! 18.20 Scooby-Doo (17) 18.50 Älvinn!!! 19.40 Woozle Goozle 20.15 Lucifer. Was würde Lucifer tun? / Willkommen zurück, Charlotte Richards / Bluff oder Lüge / Perspektivenwechsel / Lucinda 0.55 Teleshoppingsendung

Kabel 1

8.25 Bull. Sechs Milliarden Gründe / Emilys letzter Tag 10.20 Hawaii Five-0. Krimiserie. Der Parkplatzwächter 11.10 MacGyver. Actionserie. Atomarer Ausflug 12.05 FBI: Special Crime Unit. Krimiserie. Schwere Entscheidungen 13.05 Castle. Krimiserie. Zu Tode erschreckt / Fenton O'Connell 14.50 Bull. Dramaserie. Eine Hand wäscht die andere 15.50 News 16.00 Bull. Dramaserie. Der Glamour-Faktor 16.55 Abenteuer Leben täglich 17.55 Mein Lokal, Dein Lokal. "Duble Meze Grill", Frankfurt am Main 18.55 Achtung Kontrolle! Reality-Soap 20.15 Urlaubsreif. Amerik. Komödie mit Adam Sandler, 2014 22.40 Die Adam Sandler Story 23.50 Mr. Deeds. Amerik. Komödie mit Adam Sandler, 2002 1.40 Urlaubsreif. Amerik. Komödie, 2014

Vox

9.35 VOX Nachrichten 9.40 CSI. Krimiserie. Spuren im Netz / Stumme Schreie / Blutiges Testament 12.20 CSI: Miami. Krimiserie. Letzte Klappe / Abweichungen / Angestachelt 15.00 Shopping Queen. Doku-Soap. Tag 2: Julia, Halle 16.00 Guidos Deko Queen (47). Reality-Soap. Tag 2: Monier 17.00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113). Doku-Soap 18.00 First Dates – Ein Tisch für zwei. Dateshow 19.00 Das perfekte Dinner. Kochshow. Tag 2: Vicky, Münsterland 20.15 Club der roten Bänder – Die neue Generation. Dramaserie 22.15 Hot oder Schrott – Die Allestester. Doku-Soap 0.20 VOX Nachrichten 0.40 Medical Detectives – Geheimnisse der Gerichtsmedizin. Mörderische Gier / Unter den Augen der Kirche / Todesengel

ARD-alpha

8.15 Wie funktionieren Medien? 8.25 Physik bewegt: Surfen 8.30 Tele-Gym 8.45 Panoramabilder 10.00 Schnittgut 10.30 aktiv und gesund 11.00 Zwischen Spessart und Karwendel 11.45 Die 4 Elemente 12.05 Tagesgespräch 13.00 TeleGym 13.30 nano 14.00 Einfach genial 14.25 Die Frage 14.45 Ländermagazin 15.15 Nationalparks der Zukunft – Patagonien 16.00 Stress im Nationalpark . Wenn Touristen zum Problem werden 16.30 Die 4 Elemente 16.45 Länder Menschen-Abenteuer 17.30 Expedition in die Heimat 18.15 Unkraut 18.45 Quarks 19.30 nano 20.00 Tagesschau 20.15 Länder Menschen-Abenteuer 21.00 Leiden auf vier Pfoten – Züchten wir unsere Haustiere kaputt? 21.45 Alles für den Hund – Hamburg komplett wau wau 22.15 Quarks 23.00 JobChallenge 23.10 Respekt 23.40 The Day 0.10 Die Tagesschau vor 20 Jahren 0.25 Bob Ross 0.55 Space Night 1.55 alpha-centauri

WELT

Stündlich Nachrichten 15.15 Welt Talk Spezial: Helge Fuhst im Gespräch mit Reiner Haseloff 15.35 Welt Newsroom 15.55 Börsenflash 16.05 Welt Newsroom 16.10 Meinungsfreiheit mit Nena Brockhaus 16.55 Börsenflash 17.15 Welt-Spezial 17.45 Börse am Abend 18.10 Meine Welt – Meine Meinung zum Tag 18.20 Die Welt am Abend 20.10 Meine Welt – Meine Meinung zum Tag 20.15 Spacetime 22.05 Mit Vollgas ins All – Die Erfolgsgeschichte der Ariane 5 0.55 UFO-Theorien – Zwischen Fakt und Fiktion (2)

ntv

Stündlich Nachrichten 9.30 Nachrichten 9.40 ntv Wirtschaft 10.30 Nachrichten 10.40 ntv Wirtschaft 11.30 Nachrichten 11.40 ntv Wirtschaft 12.30 News Spezial 13.15 ntv Wirtschaft 13.30 News Spezial 14.15 ntv Wirtschaft 14.30 News Spezial 15.30 ntv Wirtschaft 15.40 ntv Trendbarometer 16.15 ntv Wirtschaft 16.30 News Spezial 17.15 ntv Wirtschaft 17.30 News Spezial 18.30 ntv Wirtschaft 18.40 ntv Service 19.20 ntv Wirtschaft 19.40 NFL Aktuell 20.15 Mysteriöse Phänomene – Rätsel von oben 23.15 ntv Wirtschaft 23.20 NFL Aktuell 23.35 Anwälte der Toten – Im Kopf des Mörders 1.15 Mysteriöse Phänomene – Rätsel von oben

CNN

6.00 The Story Is With Elex Michaelson. Doku 7.45 World Sport. Magazin 8.00 CNN Newsroom 9.45 World Sport. Magazin 10.00 CNN Newsroom 11.00 CNN Headline Express. Infomagazin 12.00 CNN This Morning 13.00 CNN News Central 14.30 World Sport. Magazin 15.00 Connect the World 15.45 World Sport. Magazin 16.00 Connect the World 17.00 One World 19.00 Amanpour. Infomagazin 20.00 Isa Soares Tonight 21.00 What We Know with Max Foster 22.00 Quest Means Business. Dokumentation 23.00 The Lead with Jake Tapper 23.30 World Sport. Magazin 0.00 The Brief with Jim Sciutto 1.00 Erin Burnett OutFront. Dokumentation

Der Nachlass bricht das Schweig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Buch

Andreas Tank, Enkel zweier Vertriebener aus Pommern, setzt aus dem Nachlass der Großeltern die Geschichte seiner Familie zusammen. Hunderte Originalquellen offenbaren ihm die bislang unbekannte Wahrheit über Heimatverlust, Kriegstraumata und die Härten des Neubeginns nach dem 2. Weltkrieg.

WAS MEINE GROSSELTERN VERSCHWIEGEN Andreas Tank 288 Seiten - 28 Euro - ISBN 978-3-96251-256-9 www.fazbuch.de - 0711-7899 2044 faz@kolibri360.de

Radio am Dienstag

HÖRSPIEL

Friedas Schmetterlinge. Von Ria Endres. Vor den Augen der Tochter verwandelt sich die greise Mutter in ein immer ferneres Wesen, das irgendwo zwischen Himmel und Erde schwebt.

KLASSIK

9.05 Der Vormittag - BR-KLASSIK U. a.: Cécile Chaminade; „Sérénade espagnole“ / Tomaso Albinoni: Concerto G-Dur, op. 9, Nr. 6 /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Divertimento D-Dur, KV 136 (Quatuor Van Kuijk) / Alexander Dreyschock: „Salut à Vienne“, op. 32 (Tasmanian Symphony Orchestra, Klavier und Leitung: Howard Shelley)

9.05 Musikstunde – SWR Kultur Die „Durchseelung“ der Musik – zum 150. Geburtstag des Dirigenten Bruno Walter. U. a.: Emilia Giuliani: Präludium op. 46 Nr. 1 / Georges Bizet: „Carmen-Variationen“ (nach Vladimir Horowitz) / Richard Wagner: Ouvertüre aus „Der fliegende Holländer“

9.05 Klassik Forum – WDR 3 U. a.: Alexander von Zemlinsky: Vorspiel zum 1. Akt der Oper „Es war einmal“ / Margarete Schweikert: „Märchenstunde“ / Gabriel Pierné: „Introduction et variations sur une ronde populaire“

13.05 Mittagskonzert – SWR Kultur U. a.: Alessandro Scarlatti: Sonate Nr. 3 g-Moll für 2 Violinen, Viola und Violoncello / Emilie Mayer: Klavierkonzert B-Dur

20.03 ARD Radiofestival 2026. Konzert / Oper – BR-KLASSIK Bayreuth Baroque. Georg Friedrich Händel: „Floridante“. Dramma per musica in drei Akten. In italienischer Sprache

JAZZ, POP, ROCK

17.50 Jazz vor sechs – SWR Kultur Ralph Rainger: „If I should lose you“ / Nina Simone: „Four women" 21.05 Jazz Live – Deutschlandfunk Musik mit Mission. Das Nduduzu Makha- thini Trio

FEATURE & MAGAZIN

8.30 Das Wissen – SWR Kultur Mit der Seilbahn durch die Stadt – Bald auch in Deutschland? Seit Jahrzehnten wird in deutschen Städten über Seilbahnen als Ergänzung des ÖPNV nachgedacht. Doch Gesetze, bürokratische Hürden und Widerstand aus der Bevölkerung haben die Projekte bisher ausgebremst.

10.08 Sprechstunde – Deutschlandfunk Reproduktionsmedizin: Unerfüllter Kinderwunsch und Kinderwunschbehandlung. Gast: Priv.-Doz. Dr. med. Sören von Otte, Leiter des Universitären Kinderwunschzentrums Kiel, Fachbereichsleitung gynäkologische Endokrinologie und Reproduktionsmedizin, Universitätsklinikum Schleswig-Holstein

12.00 Doppelkopf – HR 2 Am Tisch mit Jens Jakob Happ, Stadtplaner. Häuser, die auf eine Lebenszeit von 30 Jahren errichtet werden, pragmatisch gestaltet und austauschbar. Dagegen setzt sich der Frankfurter Architekt Jens Jakob Happ ein. 16.00 Am Nachmittag – HR 2

16.00 Am Nachmittag – HR 2 Gespräch mit dem Autor Philipp Ruch. 17.05 Forum – SWR Kultur

17.05 Forum – SWR Kultur Labern statt liefern – Wie produktiv sind Meetings? Marion Theis diskutiert mit: Fabio Krüger, Arbeits- und Organisationspsychologe Uni Hamburg / Susanne Spülbeck, Organisationsethnologin / Dr. Clemens Striebing, Soziologe am Fraunhofer Institut IAO

18.00 MDR Kultur Spezial: Nach dem Hitzesommer – läuft die Klimaanpassung? – MDR Kultur Dieser Sommer war extrem. Hitze und Trockenheit, aber auch Überschwemmungen, Stürme, selbst Mini-Tornados – all das kostete nicht wenige Menschenleben. Weshalb es neben (mehr) Klimaschutz verstärkt auch mehr Anpassungsmaßnahmen braucht.

19.15 Feature – Deutschlandfunk Sprachwanderungen, Heimatsuche in einer Brandenburger Kleinstadt. Wie kann man in einer ostdeutschen Kleinstadt heimisch werden, in der „Deutschland den Deutschen“-Shirts Normalität sind und das Mistrauen gegen alles Fremde groß ist?

19.30 Zeitfragen. Feature – Deutschlandfunk Kultur Am Limit des guten Geschmacks. Wie sich die Spitzenküche neu erfindet

22.05 Musikszene – Deutschlandfunk Vorhang auf, das Drama endet! Zur Wiedereröffnung der Kölner Oper nach 14-jähriger Sanierung.

LESUNG

9.00 Unser Haus mit Rutsche (Folge 7 von 15) – MDR Kultur Von Safia Al Bagdadi 14.00 Meine Kinderjahre (Folge 12 von 20) MDR Kultur Von Theodor Fontane

Auf die Sprachgepflogenheiten der Fernsehsender in ihren Programmhinweisen hat die F.A.Z. keinen Einfluss.

Andreas Tank

Was meine Großeltern verschwiegen

Flucht, Vertreibung, Neubeginn – eine Spurensuche

Wichtige Ölhandelsrouten und strategische Engpässe Tägliche Transportmengen vor dem Irankrieg (Stand 2025)

Wichtige Ölhandelsrouten Transport in Mio. Barrel am Tag

Strategische Engpässe Transport in Mio. Barrel am Tag; in Klammern: Weltanteil

Quellen: Petroeyes; LSEG; Clever-Tanken / F.A.Z.-Grafik: fbr.

Benzin für mehr als drei Euro

Der Benzinpreis erreicht einen Rekord. An manchen Tankstellen werden für einzelne Spritsorten schon mehr als drei Euro je Liter verlangt. Was bedeutet das für Deutschlands Wirtschaft?

Die zunehmenden Spannungen in der Golfregion haben die Preise für Öl und Benzin weiter in die Höhe getrieben. Super E10 kostete am Sonntag im Tagesdurchschnitt 2,273 Euro je Liter, das war ein Rekord. Der Dieselpreis erreichte im Durchschnitt 2,404 Euro je Liter. An manchen Tankstellen kosteten die höherwertigen Kraftstoffsorten mehr als drei Euro je Liter; an Autobahnen waren auch sonst schon Preise von mehr als drei Euro zu beobachten.

Öl der Nordseesorte Brent kostete am Montag zeitweise 108,65 Dollar je Barrel (Fass zu 159 Liter). Der Preis ist damit seit Jahresbeginn um fast 80 Prozent gestiegen. Heizöl verteuerte sich ebenfalls weiter: Nach Zahlen der Internetplattform Heizoe124 kosteten 100 Liter am Montag 167,18 Euro. Das war der höchste Stand seit dem Jahr 2022. An den Finanzmärkten stiegen die Anleiherenditen weiter, der Aktienindex Dax gab etwas nach.

Von Julia Löhr, Berlin, Christian Siedenbiedel, Frankfurt, und Patrick Welter, Frankfurt

Die Situation im Nahen Osten hatte sich zuletzt weiter verschärft. Besonders Saudi-Arabien, der größte Ölexporteur der Welt, steht unter Druck: Nach der iranischen Blockade der Straße von Hormus und der Bedrohung der Meerenge Bab al-Mandab durch die Huthi-Miliz musste das Land nach Drohnenangriffen nun auch noch die wichtige Ost-West-Pipeline vorsorglich stillgelegen.

Ähnlich wie im Frühjahr werden aus der Politik Rufe nach einem staatlichen Preisdeckel laut. „Es geht so nicht mehr weiter mit den Spritpreisen“, sagte Mecklenburg-Vorpommerns Ministerpräsidentin Manuela Schwesig (SPD), die am nächsten Sonntag in der Landtagswahl ihr Amt verteidigen will. „Die Pendlerin, der Handwerker, die Pflegekraft und der Landwirt schaffen das nicht mehr“, sagte Schwesig der „Rheinischen Post“. „Der Kanzler darf dieses Thema nicht länger aussitzen. Es muss jetzt eine Lösung geben.“

Konkret forderte Schwesig einen Spritpreisdeckel nach Luxemburger Vorbild. In Luxemburg legt das Wirtschaftsministerium Preisobergrenzen fest. Allerdings orientiert sich auch diese Formel an den

Marktpreisen der Energieträger. Dass Tanken in Luxemburg deutlich günstiger ist, liegt vor allem an den niedrigeren Steuern und Abgaben. Je Liter Benzin beträgt die Energiesteuer in Deutschland derzeit 65,45 Cent, für Diesel sind es 47,04 Cent. Hinzu kommen CO₂-Abgabe und Mehrwertsteuer.

Eine Wiederholung des Tankrabatts, wie es ihn im Mai und Juni gab, ist angesichts der knappen Haushaltslage schwierig. Allein diese zwei Monate haben rund 1,7 Milliarden Euro Steuergeld gekostet. 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e Reiche (CDU) hält wenig von staatlichen Preiseingriffen, die SPD ist dafür.

Auf einer Tagung des Wirtschaftsministeriums am Montag in Berlin spielten die Verwerfungen auf den Energiemärkten nur am Rande eine Rolle. Als „besorgniserregend“ bezeichnete Isabel Schnabel, Direktoriumsmitglied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EZB), die Entwicklung der Energiepreise. „Die Raffineriekapazitäten sind deutlich gesunken und können auch nicht so schnell wieder aufgebaut werden.“

„Wir sind vulnerabel, aber man sollte jetzt nicht wieder die nächste Spritpreisbremse diskutieren“, sagte die Ökonomin Veronika Grimm. Sie kritisierte, dass immer wieder über Ad-hoc-Maßnahmen diskutiert werde, aber zu wenig gegen die „sehr, sehr schlechte“ Ausgangslage getan werde. In der Gasversorgung seien das „zu wenig langfristige Verträge und zu wenig Diversifikation“.

„Der jüngste Ölpreisanstieg ist meiner Meinung nach durchaus fundamental begründet, weil die jüngsten politischen Vorgänge einmal mehr für einen Rückgang des Ölangebots sorgen dürften“, kommentierte Frank Schallenberger, Ölfachmann der Landesbank Baden-Württemberg. Obwohl der Schiffsverkehr durch die Straße von Hormus weiter gestört sei, hätten die Golfanrainer die Angebotsausfälle bislang einigermaßen in Grenzen halten können, indem sie unter anderem auf alternative Exportrouten ausgewichen seien. So seien durch die saudische Ost-West-Pipeline zuletzt rund vier bis fünf Millionen Barrel Öl je Tag in Richtung Rotes Meer geleitet und von dort exportiert worden. „Mit der Stillegung der Pipeline fallen kurzfristig vier bis fünf Prozent des globalen Ölangebots weg“, sagte Schallenberger. Wenn jetzt auch noch die Huthi-Milizen die Durchfahrt durch die Meerenge Bab al-Mandab erschwerten, die das Rote Meer mit dem Golf von Aden und dem Indischen Ozean verbinde, werde der Ölexport aus der Golfregion noch schwieriger und noch teurer, meint der Ölfachmann.

Besonders auffällig ist der Preisanstieg für Diesel.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te in diesem Zusammenhang Kiew am Sonntagabend aufgefordert, Angriffe auf Russlands Dieselinfrastruktur zu unterlassen. UBS-Ölfachmann Giovanni Staunovo sagte: Russland habe im vergangenen Jahr rund eine Million Fass Diesel je Tag exportiert. Nach den ukrainischen Angriffen auf die Raffinerieinfrastruktur habe Moskau ein Exportverbot mit Ausnahmeregelungen eingeführt, um die inländische Versorgung sicherzustellen, insbesondere für den Agrarsektor. Gleichzeitig habe der Konflikt im Nahen Osten die Exporte von Ölprodukten aus der Region reduziert, sagte Staunovo: „Zusammen haben diese Entwicklungen seit Februar zu einem deutlichen Rückgang der globalen Dieselbestände und einer zunehmenden Marktanspannung geführt.“

Ökonomen zögern in ersten Reaktionen mit einer quantitativen Schätzung der möglichen Folgen für die deutsche und die Weltwirtschaft. „Der Konflikt wird die Energiepreise weiter in die Höhe treiben und die Risiken für die Unterbrechung internationaler Lieferketten steigern“, sagte Clemens Fuest, der Präsident des Ifo-Instituts in München. „Das verstärkt die Inflation und dämpft das weltweite Wachstum. Wie groß der Effekt ist, wird davon abhängen, wie lange der Konflikt dauert und ob es den Saudis gelingt, den Huthi-Vormarsch zurückzuschlagen.“

„Der Ölpreis ist inzwischen auf rund 110 Dollar je Barrel gestiegen“, sagte Monika Schnitzer, die Vorsitzende des Sachverständigenrats, zur Begutachtung der gesamt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in Innsbruck am Rande der Jahrestagung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Besonders problematisch ist, dass nach der starken Beeinträchtig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s nun auch die saudische Ost-West-Pipeline ausgefallen ist.“

Staatliche Preiseingriffe lehnte die Vorsitzende des umgangssprachlich „Wirtschaftsweisen“ genannten Gremiums ab. Wichtiger sei es, Deutschland strukturell unabhängiger von importierten fossilen Energieträgern und geopolitisch besonders verwundbaren Lieferregionen zu machen.

Die offene Frage derzeit ist, ob die neuen Spannungen am Persischen Golf die Wirtschaft aus dem Tritt bringen. Im ersten Halbjahr hatten die deutsche und die Weltwirtschaft sich trotz des Energiepreischocks für viele überraschend robust gezeigt. „Die Weltwirtschaft hat seit dem Beginn des Krieges in der Ukraine den Umgang mit sehr hoher Volatilität der Energiepreise gelernt. Das Schockhafte ist eben ein Stück Normalität geworden“, sagte Gabriel Felbermayr, der Präsident des Österreichischen Institut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in Wien und ein Mitglied des deutschen Sachverständigenrats, in Innsbruck. Die neue Eskalation am Golf sei „eine klare Verschärfung der Situation, aber wohl kein Gamechanger“.

Die Huthi-Angriffe und die mögliche Sperrung auch des Roten Meers für den Öltransport wurden als Szenario schon im Frühjahr nicht ausgeschlossen, sagte Michael Grömling vom arbeitgebernahen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Köln. Insoweit sei die neue Entwicklung „more of the same“.

Grömling warnte, dass die vom Export abhängende wirtschaftliche Erholung in Deutschland im ersten Halbjahr nicht nachhaltig sei, weil sie durch Sondereffekte getrieben wurde. Unternehmen hätten nach dem amerikanisch-israelischen Angriff auf Iran Warenkäufe vorgezogen und ihre Lager gefüllt. „Das ist nicht dauerhaft“, sagte Grömling. Mit dem Mangel an Diesel in Asien werde die Versorgungslage für viele Produkte schwieriger, was sich zunehmend in Deutschland zeige.

Wie Europa im KI-Rennen mithalten könnte

Forscher und Politiker haben eine KI-Strategie für Europa entwickelt – Deutschland spielt eine Schlüsselrolle

FRANKFURT. Europa läuft Gefahr, im Rennen um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ndgültig abgehängt und so vollständig abhängig von einigen wenigen ausländischen Regierungen und Personen zu werden – wen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nicht entschieden gegensteuern. Davor warnen mehrere Ökonomen, KI-Forscher und Politiker in einem neuen Papier unter der Leitung der „Wirtschaftsweisen“ Monika Schnitzer. Zu den Autoren gehören die ehemalige EU-Kommissarin Margrethe Vestager, der Vorsitzende der Münche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Wolfgang Ischinger, der Ökonom Clemens Fuest und Yoshua Bengio, der meistzitierte Computerwissenschaftler der Welt. In einem 200-seitigen Strategiepapier erörtern sie, wie Europa seine Position im KI-Rennen bis 2030 stärken könnte. Danach drohe sich das Fenster zum Aufholen zu schließen.

„Europa darf kein Spielplatz für fremde Mächte werden“, sagt die ehemalige EU-Wettbewerbskommissarin Margrethe Vestager. Schon heute spürten EU-Bürger die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Auswirkungen von Entscheidungen, die anderswo getroffen werden. „KI wird diese Entwicklung beschleunigen“, sagt sie. In der gesamten Europäischen Union nähmen

Regierungen KI nicht ernst oder setzten andere Prioritäten. „Wir müssen handeln.“

In ihrer „Transformative AI Strategy“ betonen Vestager und ihre Kollegen, dass Europa Zugang zu fortschrittlichen KI-Modellen brauche, um nicht in der Verteidigung, der Cybersicherheit oder der Wissenschaft abgehängt zu werden. Eine Option dafür seien in der EU entwickelte KI-Modelle. Das sei aber sehr teuer. Deshalb zielt die Strategie vor allem darauf ab, wie der Zugang zu Modellen aus China oder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langfristig sichergestellt werden kann.

Die Autoren schlagen vor, Europas Trümpfe in der KI-Lieferkette stärker geopolitisch auszuspielen. Dabei verweisen sie etwa auf den niederländischen Chipmaschinenhersteller ASML, ohne den in der Produktion der fortschrittlichsten Halbleiter kaum etwas geht. Aber auch die Lasertechnologie von Trumpf und die Optik von Zeiss seien unter den am wenigsten zu ersetzen- den Halbleiterzuliefertechniken der Welt.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die Niederlande sollten bis Ende 2026 eine „Allianz für sichere Lieferketten“ ins Leben rufen, um dieses Faustpfand international besser einzusetzen und Garantien für den Zugang zu Top-KI-Modellen zu erwirken. Bis 2030 solle der europäische Anteil an den globalen KI-Rechenkapazitäten bei 15 Prozent liegen, um Abhängigkeiten zu reduzieren und Training und Betrieb von KI in Europa zu ermöglichen, heißt es darüber hinaus in dem Papier. Aktuell seien es fünf Prozent. Das Bauen neuer Rechenzentren solle einfacher werden.

Für besonders vielversprechend halten die Autoren das Umwandeln alter Industrieflächen in KI-Infrastruktur, weil dort schon die nötigen Netzanschlüsse vorhanden sind – ein zentrales Nadelöhr im Rechenzentrenausbau. In Frankfurt müssen Betreiber beispielsweise bis zu zehn Jahre auf einen Netzanschluss warten. Vor allem alte Industrie- und Kraftwerksflächen in den alten Kohlegegenden im Rheinland und in der Lausitz haben die Autoren der Strategie im Blick. Dort sei der Bau neuer Rechenzentren mit am schnellsten in ganz Europa möglich.

Technologisch solle Europa führend in der Entwicklung von Systemen werden, welche die Sicherheit und Nutzungsmuster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nachweisen können. Das ermögliche den risikoarmen Einsatz fremder Modelle und stelle sicher, dass die KI gewisse rote Linien nicht überschreite. Allgemein brauche es ökonomische Stärke und wirtschaftliche Reformen, damit Europa zu einem attraktiven Standort für schnell wachsende KI-Unternehmen werde.

Zur Finanzierung und Umsetzung großer KI-Projekte orientieren sich die Autoren an der deutschen Agentur für Sprunginnovationen (Sprind). Die 2019 gegründete Sprind soll bahnbrechende technische Innovationen beschleunigen und die deutsche Wettbewerbsfähigkeit in Schlüsselindustrien stärken. Dafür setzt die Agentur vor allem auf sogenannte „Challenges“.

Das sind mehrstufige Innovationswettbewerbe mit einem ambitionierten Ziel, aber ohne Lösungsvorgabe. Beispielsweise läuft aktuell ein Wettbewerb mit einem Budget von 125 Millionen Euro zum Aufbau unabhängiger europäischer KI-Labore. Die Teams erhalten nach einer Bewerbungs- und Auswahlphase zunächst eine Finanzierung, werden eng begleitet und müssen sich nach jeder Entwicklungsstufe neu bewähren. Nur die aussichtsreichsten Vorhaben werden jeweils weiterfinanziert. Befürworter halten das für deutlich schneller und zielführender, als mit der Gießkanne Förderbescheide zu verteilen. maxs.

Ein bedrohlicher Krisen-Cocktail

Von Johannes Pennekamp

E s kann einem schwindelig werden dieser Tage. Zwar ist „Krise“ seit Ausbruch der Covid-Pandemie Ende 2019 Normalzustand, ganz aktuell braut sich aber etwas zusammen, das wirtschaftlich und darüber hinaus existenzbedrohend klingt: Die Angriffe der Huthi-Milizen treiben den Ölpreis, Diesel kostet so viel wie fast noch nie. Die Gasspeicher sind nur gut zur Hälfte gefüllt, Heizen dürfte im Winter teuer werden.

Rund um den Globus steigen die Anleihezinsen in besorgniserregende Höhen. Für die Regierungen wird es immer kostspieliger, ihre Schuldenberge zu finanzieren. Über alldem schwebt die Warnung führender Entwickler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Sie fordern eine Geschwindigkeitsbremse für die Entwicklung ihrer Modelle – weil ansonsten die Existenz der Menschheit bedroht sei. Das alles passiert, während in Deutschland die AfD auch bundesweit mit Abstand zur stärksten Partei aufsteigt und die Stunden der Kanzlerschaft Merz gezählt scheinen.

Was hilft angesichts solch einer Unsicherheit? Ganz sicher keine Panik.

Und auch keine politische Selbstbeschäftigung und Personaldebatten. Die Regierung hat mehr denn je die Aufgabe, der zu Recht verunsicherten Bevölkerung Orientierung zu geben: Wer verfolgt international welche Interessen? Was liegt überhaupt in unserer Hand? Was sind die Prioritäten? Ein neuer Tankrabatt für alle ist es ganz sicher nicht. Er würde die Dieselknappheit zusätzlich befeuern und die Haushaltsengpässe verschärfen. Dass SPD und Union sich von der AfD kurz vor den Wahlen in Berlin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zu der populären Maßnahme treiben lassen, ist aber alles andere als ausgeschlossen.

Man würde sich einen Kanzler wünschen, der mit seiner Wirtschaftsministerin und seinem Finanzminister vor die Kameras tritt, mit einem gemeinsamen Bekenntnis für wachstumsfördernde Reformen und Hilfen ausschließlich für diejenigen, die von steigenden Preisen nachweislich überfordert sind. Es wäre ein Aufbäumen anstelle eines Einknickens vor der härter werdenden Wirklichkeit. Ob die Bundesregierung diese Kraft noch aufbringen wird?

Die 35-Stunden-Woche wird fallen

Von Benjamin Wagener

Wer verstehen will, warum der Mercedes-Vorstand seinen Betriebsrat gerade so stark unter Druck setzt, sogar mit der Schließung eines deutschen Werks droht und die Wochenarbeitszeit von 35 auf 40 Stunden ohne Lohnausgleich verlängern will, muss nach Peking und Zhengzhou in China, aber auch nach Ungarn und Spanien blicken.

In Chinas Hauptstadt hat der chinesische Automobilverband CPCA vor wenigen Tagen erklärt, dass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den Autoexport bis zum Jahr 2030 von aktuell 8,3 auf bis zu 20 Millionen Fahrzeuge mehr als verdoppeln wollen. Und in Zhengzhou steht die größte Autofabrik der Welt. In den Hallen von BYD, die siebenmal so groß sind wie das VW-Werk in Wolfsburg, stehen die Arbeiter für umgerechnet 500 bis 650 Euro im Monat 60 bis 80 Stunden in der Woche am Band und produzieren Autos. Hinzu kommt, dass chinesische Hersteller mehr und mehr eigene Fabriken in Europa aufbauen. BYD hat ein Werk im ungarischen Szeged errichtet. In Barcelona produziert der chinesische Staatskonzern Chery Elektroautos der Marke Omoda. Auch Leapmotor und Saic planen Fabriken in Spanien.

In Deutschland haben sich die Wettbewerber von Mercedes, BMW und VW dagegen bislang noch nicht mit Produktionsstätten angesiedelt. Für die Verhandler an der Spitze von Mercedes ist das angesichts der Standortkosten nicht weiter verwunderlich. Denn auch das Unternehmen aus Baden-Württemberg produziert nicht nur in Deutschland, sondern auch im europäischen Ausland. Mercedes unterhält wie BYD ein großes Werk in Ungarn.

Dort liegen die Kosten für Löhne, Logistik, Infrastruktur und Energie um rund 70 Prozent unter denen in Deutschland. Im Werk Kecskemét hat das baden-württembergische Unternehmen gerade seine Kapazität von 200.000 auf 400.000 Fahrzeuge im Jahr erhöht. Das Kalkül: Mercedes bereitet sich auf die Millionen von Fahrzeugen vor, die China künftig nach Europa exportieren oder an im Vergleich zu Deutschland deutlich günstigeren Standorten in Europa produzieren wird.

Vor diesem Hintergrund ist die Forderung nach einer 40-Stunden-Woche der Versuch von Mercedes, die Kostenvorteile, mit denen neue Wettbewerber auf den europäischen Markt drängen, zumindest teilweise auszugleichen. Dass das Unternehmen, das noch immer 48,9 Prozent seiner Fahrzeuge in Deutschland produziert, obwohl dort nur 11,8 Prozent der Autos verkauft werden, nun versucht, die Kosten über die Arbeitszeit zu senken, liegt daran, dass ein Unternehmen auf andere Faktorkosten kaum Einfluss hat.

Für die IG Metall rührt der Vorstoß allerdings an den Grundfesten ihres Selbstverständnisses. Die 35-Stunden-Woche steht für die größte Einzelgewerkschaft der Welt für eine menschlichere Arbeitswelt. Das Symbol ist eine aufgehende Sonne auf rotem Grund mit der Zahl 35. Um die Einführung haben die Tarifpartner in den Achtzigerjahren lange gerungen. Erst nach einem wochenlangen Arbeitskampf einigten sich beide Seiten auf die schrittweise Einführung.

Der Mercedes-Vorstand hat Recht: In Deutschland müssen die Lohnkosten sinken.

Die Gewerkschaft weist die Pläne von Mercedes zurück und verweist darauf, dass die deutschen Werke schon jetzt nicht ausgelastet seien und eine 40-Stunden-Woche die Probleme nur verschärfen würde. Dabei ist beiden Seiten klar, dass es bei der Forderung nicht um fünf Stunden Mehrarbeit geht, sondern darum, die Kosten je gearbeiteter Stunde zu drücken. Mercedes will so einen dreistelligen Millionenbetrag im Jahr einsparen.

Anstelle von Lohnkürzungen fordern die Arbeitnehmervertreter, die deutschen Werke durch Investitionen und Innovationen abzusichern. Das ist ein mehr als unrealistisches Szenario. Es stimmt zwar, dass sich die deutschen Hersteller mit den aktuellen Fahrzeuggenerationen in vielen Feldern wieder an die Spitze der technischen Entwicklung gesetzt haben. Doch die Autos werden im Vergleich zur chinesischen Konkurrenz nie mehr auf einem so viel höheren Standard sein, dass die auf den Produktionskosten beruhenden eklatanten Preisunterschiede aus Kundensicht gerechtfertigt sind.

Vorstand und Arbeitnehmervertreter werden sich über kurz oder lang auf niedrigere Lohnkosten einigen müssen. Und die Einigung bei Mercedes wird sich auf weitere Hersteller, ihre Zulieferer und die gesamte Autoindustrie auswirken. Dabei bedeutet eine Verlängerung der Wochenarbeitszeit nicht, dass es nicht auch zu einem weiteren Stellenabbau in deutschen Autofabriken kommt. Aber die 40-Stunden-Woche wird helfen, die verbleibenden Arbeitsplätze 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länger abzusichern.

Die Bank Gottes

In einem Tempel in Taiwan sieht Vorsteher Chuang Chiu-an den Gläubigen dabei zu, wie sie ihren Erdgott um Glücksgeld anbeten. Manche von ihnen kommen mit einem Vermögen zurück. Davon profitiert die ganze Region. Eine Geschichte im Schatten der Hightechkonzerne.

Von Tim Kanning (Text und Fotos)

D

as kleine sechseckige Gebäude neben dem ausladenden Baum gibt ein ungewöhnliches Bild ab: Es sieht aus wie eine Mischung aus asiatischer Pagode, Spielautomat und Pizzaofen. Prächtige, knallbunte Drachenfiguren zieren die drei Schwungdächer, die von roten Holzpalisaden getragen werden. In einem Steinofen darunter lodert ein Feuer. Darüber blinken auf einer Leuchttafel in bunten chinesischen Schriftzeichen Sprüche wie: Laden Sie das brennende Kapital.

Zwei junge Männer in kurzen Jogginghosen und T-Shirts scheinen gerade genau das zu tun. Immer wieder werfen sie dicke Papierbündel in das Feuer und schauen bedächtig dabei zu, wie sie in Flammen aufgehen. Aus der Ferne sieht es aus, als würden sie Unmengen von Geld verbrennen.

Doch die Scheine aus dickem gelbem Papier, die sie unablässig ins Feuer werfen, sind „Göttergeld“. Durch das Verbrennen spenden sie die Scheine ihren toten Vorfahren – die sollen sich im Jenseits schließlich auch etwas leisten können. Ihr echtes Geld haben die beiden Männer am Devotionalienladen neben dem Ofen gelassen.

Im Zi-Nan-Tempel in Zhushan, im Herzen von Taiwan, dreht sich alles ums Geld. Die Gläubigen kommen hierher, um für gute Geschäfte zu beten. Wenn der Erdgott, der Tudigong, ihnen gnädig ist, können sie sogar etwas „Glücksgeld“ mit nach Hause nehmen. Innerhalb eines Jahres sollen sie es zurückzahlen, plus einer Verzinsung, die sie selbst wählen können, je nachdem wie gut sich ihre Geschäfte entwickelt haben.

Die sagenhaften Renditen, die der Tempel dank mancher Erfolgsgeschichten seiner Gläubigen einfährt, haben ihn zu einem der meistbesuchten Gotteshäuser in Taiwan gemacht. Der Tempelvorsteher spricht von acht Millionen Besuchern im Jahr – das wären mehr als im Kölner Dom.

Von der Hauptstadt Taipeh aus muss man eineinhalb Stunden mit dem Schnellzug nach Süden bis nach Changhua fahren und von dort aus noch eine Stunde mit dem Auto in die saftig bewaldeten Berge. Die Insel Taiwan, die in weiten Teilen der Welt für ihre Hightechfabriken bekannt ist, in denen die modernsten Chips für die großen Technologiekonzernen wie Nvidia, Microsoft und Meta hergestellt werden, ist hier ganz ländlich: Die Straßen führen durch Plantagen von Bananen, Guaven und Drachenfrucht, einfachen Betonhäusern mit Wellblech-dächern.

An diesem Tag im September schüttet es, wie es nur in Asien schütten kann. Doch das hat viele Gläubige nicht davon abgehalten, zu der abgelegenen Tempelanlage hinauszufahren. Wirkten die Straßen hierher noch wie ausgestorben, so herrscht hier nun ein buntes Gewusel aus Beten und Business.

Ein lang gestreckter Tisch liegt voll mit gelb-roten Göttergeld-Bündeln, die Gläubige dem Gott der Erde dargeboten haben. Manche haben auch Süßkartoffel-chips oder Vanillepudding als Opfergaben ausgelegt, um den Gott gnädig zu stimmen. Einige Männer schwenken ihren Geldbeutel zur Segnung über einer Ansammlung glimmender Räucherstäbchen, andere ein goldenes Plastikhuhn, das sie an dem kleinen Tempelladen erstanden haben. Dann treten sie vor den Schrein, in dem eine vielleicht 30 Zentimeter hohe Figur des Erdgotts steht: Der Tudigong, wie er von den Taiwanern genannt wird, hat ein schwarzes pausbackiges Gesicht und ist über und über in goldene Gewänder gekleidet.

Ein Besucher, um die fünfzig, untersetzt, im weiß-schwarz gestreiften Poloshirt, nimmt sich zwei rote hölzerne Mondblöcke aus einer Schale und spricht leise zu der kleinen Götterfigur. Dann wirft er die Blöcke zu Boden. Die Menschen, die hier beten, fragen den Tudigong in der Regel, ob sie eine bestimmte neue Geschäftsidee angehen sollen oder nicht.

Die Mondblöcke haben je eine flache und eine gewölbte Seite, und je nachdem wie sie nach dem Werfen auf dem Boden landen,

antwortet der Gott mit Ja (eine flache und eine runde Seite zeigen nach oben) oder Nein (beide runden Seiten zeigen nach oben). Die Steine, die der Mann gerade geworfen hat, zeigen beide mit der flachen Seite nach oben. Das heißt so viel wie: Der Gott lacht, die Frage war unklar, oder die Antwort ist offensichtlich. Der Mann muss auch ein wenig schmunzeln und probiert es dann noch einmal.

Das Beten mit den Mondsteinen zum Tudigong ist in Taiwan verbreitet. Es ist ein daoistischer Brauch. Doch der Zi-Nan-Tempel ist besonders beliebt, weil die Gläubigen hier nicht nur eine Würfelantwort erhalten, sondern, wenn der Tudigong gnädig ist, auch noch echtes „Glücksgeld“ für ihre Vorhaben mit nach Hause nehmen können.

Antwortet der Erdgott gleich beim ersten Wurf der Mondsteine mit Ja, so können sie sich in der weiter hinten im Tempel gelegenen Schalterhalle einen roten Umschlag mit 600 Neuen Taiwandollar mitnehmen, brauchen sie zwei, drei oder mehr Würfe für ein „Ja“, werden es je Wurf 100 Taiwandollar weniger.

600 Taiwandollar sind umgerechnet gerade einmal 18 Euro. Das ist zu wenig, um von einem Mikrokredit zu sprechen. Das Geld gleicht eher einem Talisman, der Glück im Geschäft bringen soll.

Wang Kuo-ming kann von diesem Glück erzählen. Der 57 Jahre alte Gastronom aus dem Südwesten des Inselstaats ist an diesem Tag schon frühmorgens die eineinhalb Stunden aus seiner Heimatstadt Tainan bis zu dem Tempel gefahren. Das macht er mindestens einmal in der Woche. Er nimmt Obst und Süßigkeiten aus seiner Stadt im Süden der Insel mit und lässt sie vom Tudigong segnen. Danach nimmt er sie wieder mit in seinen Laden und gibt sie seinen Mitarbeitern. Wang ist von der Macht des Tudigongs überzeugt, seit er vor eineinhalb Jahren das erste Mal hierherkam.

Seit mehr als 20 Jahren betreibt Wang Kuo-ming ein Nudelrestaurant in Tainan. Doch die Geschäfte seien nicht besonders gut gelaufen, erzählt er. Im vergangenen Jahr sei ihm dann der Tudigong im Traum erschienen, und er sei zum ersten Mal zum Zi-Nan-Tempel gefahren. Gleich beim ersten Wurf seien die Mondsteine auf „Ja“ gefallen, und er konnte die 600 Taiwan-dollar als Glücksgeld mit nach Hause nehmen, sagt er und lacht triumphierend.

Seitdem bewahre er das Geld in seiner Kasse auf, und sein Umsatz habe sich verdoppelt. „Wenn ich früher an einem Tag 10.000 Dollar Umsatz gemacht habe, sind es heute 20.000“, sagt Wang.

Chuang Chiu-an ist der Tempelvorsteher von Zi Nan. Der freundliche Mann im dunkelblauen Kurzarmhemd, mit schwarzen Lederslippern und einer Smartwatch am Handgelenk kann viele Geschichten erzählen, um nachzuweisen, dass Tudigongs Beistand wirklich hilft. Für Schlagzeilen in den lokalen Zeitungen hat im vergangenen Jahr der „berühmte Unternehmer Chen“ gesorgt, der über Jahre ein Grundstück in einer nahe gelegenen Stadt nicht verkauft bekommen hatte. Schließlich ging er in den Tempel, um den Tudigong um Hilfe zu bitten. Die Mondsteine fielen gut, er bekam seine 600 Taiwandollar Glücksgeld, und der Unternehmer schwor dem Erdgott, dass er ihm drei Millionen zurückzahlen wolle, wenn es mit dem Grundstück klappe.

Am nächsten Tag habe bei Herrn Chen das Telefon geklingelt, und endlich meldete sich ein Käufer bei ihm. Die drei Millionen Taiwandollar, die er dem Tudigong versprochen hatte, habe er inzwischen tatsächlich eingezahlt, erzählt der Tempelvorsteher. Das sind umgerechnet rund 80.000 Euro.

Ein Bauherr aus der Hauptstadt Taipeh habe einmal fast Insolvenz anmelden müssen. Als er den Tudigong um seinen Beistand gefragt habe, habe er in den Tagen danach plötzlich drei Wohnungen verkauft. Inzwischen sei er gut im Geschäft, habe dem Tempel auf einen Schlag 600.000 Taiwandollar zurückgezahlt, also 16.000 Euro, und komme regelmäßig, um dem Tudigong zu danken – und Geld zu spenden.

E s sind solche Geschichten, die den Tempel weit über die Region hinaus bekannt gemacht haben. Auch die Bewerber ums Präsidentenamt

und andere hohe Ämter kommen laut Chuang regelmäßig in den Zi-Nan-Tempel, um den Tudigong um seinen Beistand zu bitten.

Rund 600.000 Gläubige haben laut Tempelvorsteher Chuang im vergangenen Jahr Glücksgeld bekommen und im Laufe des Jahres wieder zurückgebracht. 400 Millionen Neue Taiwandollar, das sind 10,8 Millionen Euro, hat der Tempel auf diese Weise unters Volk gebracht. 700 Millionen haben die Gläubigen wieder eingezahlt; eine beachtliche Rendite.

Doch der Tempel behält das Geld nicht für sich. Die Tempelgemeinde fördert damit verschiedene soziale Projekte in der Region. An vielen Grundschulen sponsert sie freies Mittagessen. Im vergangenen Jahr hat der Tempel eine Großküche eingerichtet, die wie eine Art „Essen auf Rädern“ die Senioren in der Region versorgt.

„Wir haben hier auf dem Land viele alte Menschen, deren Kinder in die Städte gezogen sind und die nun allein in ihren großen Häusern wohnen“, erzählt Chuang. „Über den Lieferdienst bekommen sie nicht nur regelmäßig ein warmes Essen, sondern es schaut auch immer jemand nach ihnen, ob es ihnen gut geht.“ Für sein soziales Engagement wurde Chuang kürzlich mit der Ehren-

Tempelvorsteher Chuang Chiu-an vor dem Schrein mit dem Erdgott Tudigong im Zi Nan Tempel in Zhushan

doktorwürde einer örtlichen Universität ausgezeichnet.

Der Zi-Nan-Tempel in Zhushan kann auf eine 350 Jahre lange Geschichte zurückblicken. Wie Tempelvorsteher Chuang erzählt, hat er schon früh wie eine Art Förderbank für die Leute vom Land fungiert. „Es gab hier auf dem Land ja keine Bank“, sagt Chuang. „Deswegen hat der Tempel den ärmeren Familien Geld gegeben, mit dem sie dann zum Beispiel ihre Kinder unterstützen konnten, wenn sie in der Stadt studieren wollten.“ Bis in die Neunzigerjahre hinein konnten die Gläubigen noch bis zu 4000 Taiwan-dollar erhalten. Nach aktuellem Wechselkurs sind das 110 Euro; damals waren sie noch deutlich mehr wert.

Viele Gläubige hätten das Geld genutzt, um kleine Geschäfte in den größeren Städten zu eröffnen und dort ihr Obst und Gemüse zu verkaufen. „Sie verkauften die gleichen Früchte wie ihre Nachbarn, aber sie haben mehr verkauft“, so erzählt es Chuang. „Also haben die Leute von den anderen Ständen sie gefragt, was sie anders machen, und die haben ihnen vom Tudigong erzählt.“ So kamen nach und nach immer mehr Menschen zum Zi-Nan-Tempel. Irgendwann wurde das Ausgeben und Zurücknehmen der Glücksgelder so unübersichtlich, dass die Obergrenze auf 600 Taiwandollar gesenkt wurde.

Die Gesamtsummen und vor allem das Geld, das die Gläubigen zurückzahlten, wurden dennoch über die Jahre immer größer. Profitiert der Tudigong da auch von der Wohlstandssteigerung, die ganz Taiwan vor allem durch die blühende Chipindustrie erfährt? Das Bruttoinlandsprodukt des Landes hat sich, getrieben vom rasanten Wachstum der großen Hightchkonzerne wie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Mediatek und Foxconn,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ungefähr verdoppelt.

Diesen Zusammenhang weist der Tempelvorsteher Chuang allerdings klar zu-

Wang Kuo-ming ist Besitzer eines Nudelrestaurants und besucht den Tempel, um von dort wirtschaftlichen Beistand zu erhalten.

rück. „Wir geben ja kleine Beträge aus“, sagt er. Hierher reisten die einfachen Leute, nicht die Reichen aus der Chipindustrie. Sie kämen ganz unabhängig von der wirtschaftlichen Lage. „Wenn die Wirtschaft schlecht läuft, kommen sie, um den Tudigong um Hilfe zu bitten, wenn sie gut läuft, kommen sie, um ihm zu danken.“

Auch der Nudelrestaurantbetreiber Wang hat schon mehrere seiner Nachbarn vom Tudigong überzeugt. Sie kämen nun auch regelmäßig in den Tempel. Die 600 Taiwandollar, die Wang bei seinem ersten Besuch erhalten hat, hat er schon nach einer Woche wieder an den Tempel zurückgezahlt, „plus einen kleinen Zinsbetrag“, wie er sagt. Wie viel er gegeben hat, will er nicht sagen, das sei ja jedem selbst überlassen. Als besondere Dankesgeste habe er auch schon zwei Vorführungen eines traditionellen taiwanischen Handpuppentheaters vor dem Tempel für die Gottheit gesponsert – „die mag der Tudigong schließlich sehr“.

Er bespreche inzwischen alle seine Herzensangelegenheiten mit dem Erdgott. Vor Kurzem habe er ihm eine neue Idee für sein Restaurant unterbreitet: „Ich will Kurse anbieten, um mein Fachwissen als Nudelrestaurantbetreiber weiterzugeben – Bezahlung freiwillig und nach eigenem Ermessen, im roten Umschlag als Spende für wohltätige Zwecke. Ich fragte den Gott: Ich möchte mich dieser Sache widmen, ist das so in Ordnung? Und der Tudigong hat gesagt: Ja, das ist eine sehr gute Idee“, erzählt Wang und strahlt. Schon bald wolle er den ersten Kurs anbieten.

Auf einem langen Tisch haben Gläubige Opfergaben für den Erdgott abgelegt, vor allem gelb-rote Bündel „Göttergeld“, das sie dann im Tempel verbre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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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fee-Ernte in der Region Buikwe in Zentral-Uganda
Foto TerraProject

„Die Kaffeebauern fühlen sich betrogen“

Der Präsident der auf der ganzen Welt aktiven Slow-Food-Bewegung, Edward Mukiibi, ist Kaffeebauer. Er erklärt im Interview, was in dem Geschäft falsch läuft und wie mühsam sich Anbau und Ernte gestalten.

Herr Mukiibi, Sie sind seit vier Jahren Präsident der Organisation Slow Food, deren italienischer Gründer Carlo Petrini kürzlich verstarb. Slow Food setzt sich in 160 Ländern für regionale Lebensmittel, traditionelle Produktionsweisen, Biodiversität und die faire Vergütung kleiner Erzeuger ein. Wie geht es nach dem Tod von Petrini weiter?

Carlo Petrini war weise genug, schon vor etlichen Jahren seine Nachfolge vorzubereiten. Wir haben ein starkes Team und arbeiten sehr dezentralisiert. Das Interesse an der Organisation und die Mitgliederanträge wachsen. Slow Food bringt Menschen zusammen und erzeugt Hoffnung, dass globale Krisen überwunden werden können.

Sie sind auch Landwirt in Uganda. Carlo Petrini hat sich für Sie als Nachfolger eingesetzt, weil er Slow Food weniger Europa-zentriert machen wollte. Wie organisieren Sie Ihr Leben zwischen Ihrer Farm und als Präsident einer internationalen Organisation?

Wir setzen stark auf Teamwork, und mit moderner Technologie kann man sich schnell zusammenfinden, egal wo man ist. Meine Farm ist eine Familienfarm im Distrikt Mukono von Zentral-Uganda. Ich kümmere mich stark um das Management, meine Frau, mein Bruder, meine Eltern und andere Verwandte arbeiten mit. Auch Leute aus unserem Dorf helfen mit.

Sprechen wir über Kaffee, den Sie unter anderem anbauen. Kaffee ist das globalisierte Produkt schlechthin. Was fühlen Sie, wenn George Clooney in der Werbung sagt: „What else?“

Der Werbespot strahlt zunächst einmal Klasse und Eleganz aus; er zeigt, wie eine Tasse Kaffee überall geschätzt wird und die Leute vereint. In Afrika hat Kaffee schon immer eine Verbindung zwischen den Menschen, aber auch zwischen den Farmern und der Umwelt geschaffen.

Und sonst?

Der Slow-Food-Präsident Edward Mukiibi (kleines Foto rechts) und seine Mitarbeiter auf seiner Farm in Uganda Foto TerraProject

Die Ernte ist eine Herausforderung, auf der ganzen Welt werden 90 Prozent des Kaffees per Hand geerntet. Danach kommt das Sortieren, auch manuell. Man behält die roten Kaffeekirschen, entfernt die schlechten grünen und die beschädigten Kaffeekirschen, die Äste, Blätter sowie Insekten wie Ameisen oder Spinnen, die die Pflanze tatsächlich vor Schädlingen geschützt haben. Das heißt, wenn man keine Chemikalien einsetzt.

Wie kommt man von der roten Kaffee- kirsche zur grünen Bohne, die später ge- röstet wird?

Zu wenig. Auf alle Schritte im Anschluss an die Arbeit der Bauern, vor allem Rösten und Vertrieb, entfallen 90 Prozent der Einnahmen. Dabei erledigen die Bauern die meiste Arbeit. Nach dem Einpflanzen der Samen müssen sie mindestens zwei Jahre bis zur ersten Ernte warten. Man beschneidet die Bäume und Sträucher, man bewässert, man düngt.

Nicht zuletzt die großen Kaffeeunternehmen tragen da Verantwortung. Heute exportieren viele Länder das Rohprodukt, und ihre Menschen trinken dann das Endprodukt, den Kaffee, der nach der Verarbeitung wieder importiert wurde. Das ist der falsche Weg.

Der Werbespot konzentriert sich so sehr auf ein schickes Endprodukt, dass er dabei alles unterschlägt, was außerhalb der Kaffeemaschine, der Kapsel und der Tasse passiert. Die Kaffeebauern leisten 90 Prozent der Arbeit in der gesamten Wertschöpfungskette. Doch die Geschichte des Kaffees wurde immer von den Röstern in Europa bestimmt. Wir müssen nun den Bauern im Kaffeegeschäft ein Gesicht geben. Es sollte da mehr Transparenz herrschen, und vor allem sollten die Kleinbauern größere Anteile an der Wertschöpfung bekommen.

Was erwarten Sie von der nächsten Ernte auf Ihrer Farm?

In der globalen Wertschöpfungskette des Kaffee-Anbaus, wie viel bleibt bei den Farmern hängen?

An einen lokalen Röster namens Princess Coffee, das ist eine Art Start-up-Unternehmen aus unserer Gegend. Früher verkauften viele Farmer an Gemeinschaftseinkäufer, so wusste man nie, wo der Kaffee endet. Heute gibt es eine Reihe lokaler Röster, denen auch die Nachhaltigkeit wichtig ist. Sie verkaufen den Kaffee dann weitgehend in den Herkunftsländern.

Bei uns ist Kaffee Teil der Kultur und Tradition. Bei Hochzeiten oder beim Einzug in ein neues Haus werden Kaffeekirschen gereicht. Oft werden sie in Bananenschalen gedämpft und dann mit Pfeffer und Salz serviert. Während der beiden Weltkriege verboten die Kolonialregierungen der Bevölkerung den Konsum von Kaffee, obwohl er aus ihrem Land stammte. Alles musste nach Europa exportiert werden. Damit offenbarten sich die krassen Ungleichgewichte und Ungerechtigkeiten. Heute müssten sie bekämpft werden, indem die Handelsabkommen fairer gestaltet werden.

auf Ihrer Farm? Sie könnte gut ausfallen, denn im Vorjahr war sie schlecht. Das wechselt sich bei Kaffee oft ab.

An wen verkaufen Sie auf Ihrer Farm Ihre Kaffeebohnen?

Wie sieht es heute mit dem Kaffeekonsum in Uganda aus?

Könnten Sie eigentlich auch mit Maschinen ernten, so wie manche Robusta-Anbauer in Lateinamerika?

Bei uns auf der Farm haben wir ausreichend Sonnenschein, sodass wir die roten Kirschen mehrere Tage direkt auf einer erhöhten Fläche trocknen. Zur Mittagszeit müssen sie per Hand gewendet werden. Bei Regen und abends bringt man die Kirschen ins Innere. Auf meiner Farm produzieren wir ausschließlich natürlich getrocknete Robusta-Kaffee-Kirschen. Nach dem Trocknen schälen wir sie mithilfe einer Trocken-Kaffeeschälmaschine, und so werden grüne Bohnen daraus. Es gibt auch Methoden, bei denen Wasser zum Einsatz kommt, zum Teil viel Wasser.

Worauf ist bei der Lagerung zu achten? Auf die Umgebung, denn die Kaffeekir- schen nehmen Gerüche leicht auf, etwa von der Farbe gestrichener Wände oder von einem Dieselmotor. Das kann großen Schaden anrichten. Wenn Sie später auf die Bohnen heißes Wasser gießen, keh- ren solche Gerüche zurück.

Wie wirkt sich der Klimawandel aus? Das Trocknen wird komplizierter. Die Bauern müssen heute mehr in hybride Trocknungssysteme investieren, wie in Solartrockner, oder sie müssen Kaffeereste während der Regenzeit verbrennen. Die Jahreszeiten ändern sich mittlerweile stark. Während der Kaffeeerntezeit regnet es häufig, insbesondere bei der Sorte Arabica. Die Bauern müssen also sicherstellen, dass der Kaffee rechtzeitig getrocknet ist und keinen Schimmel aufweist. Im Zeichen des Klimawandels schrumpft auf der ganzen Welt bereits der Gürtel, wo Arabica-Kaffee angebaut werden kann. Kaffee nen. Wir haben uns daher auch in einer Koalition zusammengeschlossen, die Transparenz und bestimmte Standards garantiert. Davon profitiert ebenso der lokale Röster. Ich habe zudem schon europäische Röster gesehen, die Farmer in Slow-Food-Gemeinschaften getroffen haben, weil sie diesen direkten Kontakt schätzen.

Wir wollen auch nicht auf den Export verzichten. Uganda ist nach dem Volumen der größte Kaffeeproduzent Afrikas. Das könnten wir nicht alles selbst konsumieren. Dabei muss sich der Handel auch nicht nur über den Atlantik oder das Mittelmeer erstrecken. Auch regional muss es mehr Handel geben. Doch heute fehlt das Gleichgewicht in der internationalen Wertschöpfungskette. Zu viel fällt für die Verbraucherländer ab, zu wenig für die Produzentenländer. Die afrikanischen Kaffeebauern fühlen sich betrogen.

wächst auf natürliche Art gut unter anderen Bäumen, die Feuchtigkeit spenden. Wer dagegen Kaffee in Monokultur anbaut, braucht viel Wasser.

Ja, doch wenn ich in den Export gehe, verdienen viele zwischengeschaltete Ebenen mit. In Uganda gibt es fast nur kleine Kaffeebauern mit ein bis zwei Hektar Fläche. Die großen Exporteure kaufen dort nicht direkt ein, sondern bei Unternehmen, die die Waren vorher bei den kleinen Erzeugern zusammengekauft haben. Diese Unternehmen wollen natürlich mitverdienen. Und das geht am leichtesten, indem sie die Preise für die Kleinbauern drücken.

Doch lokale Röster verkaufen den Kaffee nicht in Europa, Amerika oder China, denn gerösteter Kaffee würde auf dem langen Transport seine Frische verlieren.

Aber ist die Nachfrage in den Industrieländern nicht viel größer?

Inwieweit brauchen Sie den Export in die reicheren Industrieländer, weil der Kaffee dort die höheren Preise erzielt? Internationaler Handel kann für uns Landwirte eine Antwort sein. Doch dafür brauchen wir mehr Transparenz und eine bessere Wertschätzung. Kaffee steht für die dunkelsten Kapitel in unserer Geschichte, zum Teil bis heute. Die Betreiber von Kaffeeplantagen waren oft verantwortlich für die Vertreibung lokaler Gemeinschaften, für das Abholzen von Wäldern und die Ausbeutung der Arbeiter inklusive Kinderarbeit. Kaffee braucht auch viel Wasser, das den Dorfgemeinschaften dann fehlt.

Nach Angaben der National Coffee Association in den USA erzeugte jeder Kaffeeimport von einem Dollar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einen Mehrwert von 43 Dollar. Was schlagen Sie vor? Es müsste mehr in den lokalen Gemeinschaften der Produzentenländer investiert werden, damit sie moderne Infrastruktur für die Verarbeitung bekommen und das qualitativ gute Endprodukt auch selbst als Verbraucher genießen können.

Wir verkaufen also lieber direkt an lokale Röster, die sich bei uns auf der Farm auch von der Qualität überzeugen kön-

Nur in Lateinamerika gibt es ein paar Plantagen mit Maschinen, die die Kaffeebäume schütteln. Wir dagegen setzen auf den Mischkulturanbau mit Kaffee, Bananen und Vanille. Unser Kaffee wächst unter Bananen- und anderen Bäumen wie Jackfrucht oder Avocado, die größer sind. Auch Kakao bauen wir so an. Darunter pflanzen wir dann auch noch zum Beispiel die Yams-Wurzel oder andere Kletterpflanzen. Diese Mischung ist gut für die Natur. Wer dagegen auf Monokultur setzt, braucht öfter auch Pestizide; bei Robusta etwa haben sich neue Krankheiten ausgebreitet.

Sie bauen auch die eher seltene Sorte Liberica an, die viel kleinere Volumen hat als die großen Sorten Arabica und Robusta. Was hat es damit auf sich? Slow Food versucht diese Kaffeeart zu erhalten, weil sie vom Untergang bedroht ist. Der Anbau und die Ernte sind schwierig, weil die Bäume bis zu zehn Meter hoch sein können. In den Kolonialzeiten wollte die Regierung Liberica auslöschen, weil sie als Konkurrenz zu Robusta gesehen wurde. Heute ist Liberica in Uganda als dritte Sorte anerkannt.

Wenn man Kaffee verkaufen will, braucht man eine Marke, um im Wettbewerb zu bestehen. Wie soll das geschehen?

Der ugandische Staat ist hier aktiv und fördert Kaffee aus Uganda, indem er etwa die Herkunftsbezeichnung schützt. Der Staat verkauft nicht selbst den Kaffee, sondern sorgt dafür, dass sein Ursprung immer erkennbar bleibt. In Äthiopien gibt es Ähnliches etwa mit dem Sidamo-Kaffee.

Die Fragen stellte Christian Schubert.

Steuer auf Pauschale war rechtens

BERLIN. Die im Jahr 2022 einmalig ausgezahlte Energiepreispauschale von 300 Euro durfte für Arbeitnehmer einkommensteuerpflichtig sein. Das hat der Bundesfinanzhof (BFH) bestätigt. Verfassungsrechtliche Bedenken gegen die Besteuerung seien unbegründet (Urteil vom 11.06.2026 - VI R 15/24). Die Klage eines Arbeitnehmers, der vor allem einen Verstoß gegen den allgemeinen Gleichheitssatz des Grundgesetzes gerügt hatte, blieb damit auch in letzter Instanz erfolglos.

Die Ampelkoalition hatte Erwerbstätigen und Rentnern die Pauschale gewährt, um sie wegen der stark gestiegenen Energie- und Lebenshaltungskosten nach dem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 auf die Ukraine finanziell zu entlasten. Arbeitnehmern, wie im Streitfall dem Kläger, wurde die Energiepreispauschale über ihre Arbeitgeber ausgezahlt. Das Finanzamt berücksichtigte diese im Rahmen der Einkommensteuerveranlagung als steuerpflichtigen Arbeitslohn. Hiergegen wandte sich der Kläger und machte geltend, er werde gegenüber Minijobbern benachteiligt, denen die Energiepreispauschale ohne Besteuerung als „Bruttosubvention“ ausgezahlt worden sei.

Der BFH hingegen entschied, die unterschiedliche Behandlung sei gerechtfertigt. Bei der Energiepreis-pauschale habe es sich um eine frei-willige staatliche Zuwendung gehandelt. Es habe sich um eine Maßnahme der sogenannten Leistungsverwaltung, nicht der Eingriffsverwaltung gehandelt.

Der Gesetzgeber habe die Pauschale dem individuellen Steuersatz unterworfen und damit als „Nettosubvention“ gewährt, um für eine sozial ausgewogene Kompensation der energiepreisbedingten Mehrbelastung zu sorgen. Das sei nicht zu beanstanden. Es sei sachlich gerechtfertigt, Bürger mit geringem Einkommen stärker zu subventionieren als Bürger mit höherem Einkommen. Minijobber seien typischerweise besonders bedürftige Personen aus dem Niedriglohnsektor.

Noch nicht entschieden hat der BFH über drei Verfahren zur Besteuerung der Energiepreispauschale bei Rentnern. Die Kläger rügen ebenfalls einen Verstoß gegen den Gleichheitssatz. Sie verweisen darauf, dass Studierende sowie Fach- und Berufsschüler die ihnen gewährte Einmalzahlung von 200 Euro nicht versteuern mussten (Az.: X R 24/25, X R 25/25 und X R 27/25). gel.

Bahnstrecke endlich fertig

KÖLN. Knapp ein Vierteljahr nach dem eigentlichen Ende der Generalsanierung will die Bahn auf der Strecke zwischen Köln und Wuppertal wieder nach regulärem Fahrplan fahren. Vom 1. Oktober an sollen die Züge wieder auf beiden Gleisen über den Fluss Wupper rollen können, wie eine Bahn-Sprecherin auf Anfrage sagte. Damit gäbe es zum ersten Mal seit Anfang Februar wieder uneingeschränkten Zugverkehr auf der für Fern-, Regional- und Güterzüge wichtigen Strecke.

Die Bahn hatte die Schienen zwischen Köln, Wuppertal und Hagen von Februar bis Juli für knapp 800 Millionen Euro generalsaniert. Doch ausgerechnet am letzten Tag der Sanierung fiel ein Riss in der Brücke über die Wupper bei Leverkusen-Opladen auf. Die Brücke musste zum Teil gesperrt werden, sodass auf der frisch sanierten Strecke im Moment weiterhin zahlreiche Regionalzüge ausfallen und Fernzüge mit Verspätung unterwegs sind. Besonders betroffen ist die Linie RB48. Die Brücke werde nun so instand gesetzt, dass ein „sicherer Bahnverkehr“ auf beiden Gleisen wieder möglich sei, sagte die Bahn-Sprecherin. Kleinere Einschränkungen werde es aber auch nach dem 1. Oktober noch geben. „Die Züge werden im Bereich der Brücke langsamer unterwegs sein“, betonte die Sprecherin.

„Die Fahrpläne wurden hinsichtlich der verminderten Geschwindigkeit angepasst. Nach jetzigem Stand wird es jedoch zu keinen Halt- oder Zugausfällen kommen.“ Klar sei auch, dass die fast 80 Jahre alte Brücke noch umfassend saniert werden müsse. Dies sei derzeit für die 2030er-Jahre vorgesehen. „Ein genauer Zeitpunkt wird aktuell erarbeitet“, sagte die Sprecherin. Die 1949 errichtete Brücke über die Wupper besteht aus zwei Teilen, für jedes Gleis gibt es eine eigene Brücke. Ein Brückenteil ist unbeschädigt, der andere ist wegen des Risses im Material derzeit gesperrt. Die Brücke war nach Angaben der Bahn bei der Generalsanierung nicht erneuert worden. Denn bei den bisherigen Inspektionen hätten sich keine Schäden gezeigt. dpa

Designmöbel gegen Krisenstimmung

Während der deutsche Möbelhandel leidet, feiert Westwing Erfolge. Chef Andreas Hoerning erklärt, wie er Europas Nummer eins für Liebhaber von Einrichtungsstücken werden will.

Von Felix Schwarz, Frankfurt

Die Lust der Deutschen auf Möbel hält sich derzeit in Grenzen.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Unsicherheiten drücken die Konsumlaune. Außerdem haben sich in der Corona-Pandemie viele Menschen mit teuren Stücken eingedeckt und halten sich jetzt erst mal zurück. Das hat Folgen für die Branche: Der Umsatz im Möbelhandel ging um rund ein Prozent zurück, zeigen Berechnungen des Handelsinstituts IFH. Selbst Marktführer Ikea strauchelte.

Dennoch gelingt es einigen Möbelhändlern, sich diesem Negativtrend zu widersetzen. Dazu gehört der Onlinemöbelhändler Westwing. Immerhin um ein Prozent konnten das Münchner Unternehmen seinen Umsatz 2025 steigern. Beeindruckender ist jedoch der Anteil des Gewinns vor Zinsen, Steuern und Abschreibungen am Umsatz: Die bereinigte Ebitda-Marge kletterte von rund fünf Prozent auf fast zehn Prozent.

„Wir haben uns die richtige Nische ausgesucht und fühlen uns darin sehr wohl“, antwortet Andreas Hoerning, der seit 2022 an der Spitze des Unternehmens steht, auf die Frage nach dem Erfolgsrezept von Westwing. Während des Gesprächs sitzt er in der 300 Quadratmeter großen, im Sommer eröffneten Filiale in der Frankfurter Innenstadt. Um pünktlich zu sein, ist er sogar von München nach Frankfurt geflogen. Er habe in letzter Zeit zu viele schlechte Erfahrungen mit der Bahn gemacht.

Westwing sieht er weder als Luxusnoch als Massengeschäft, sondern als Premiumhändler. Die Kernklientel sei weiblich und jünger als 40 Jahre. Der durchschnittliche Einkaufswert betrug 2025 etwa 235 Euro. Mit erschwinglichen Designermöbeln und -einrichtungsgegenständen hat sich Westwing neben Konkurrenten wie Home24 als einer der wichtigsten deutschen Onlinemöbelhändler etabliert. Das meistverkaufte Produkt sei das Sofa Lennon, das derzeit von 2300 Euro an zuhaben ist. 80 Prozent der Bestellungen kommen nach eigenen Angaben von loyalen Kundinnen und Kunden, die regelmäßig bei Westwing auf Shoppingtour gehen. Doch bis dahin war es ein langer Weg.

Zusammen mit vier Mitgründern rief 2011 Delia Lachance Westwing ins Leben. Zuvor arbeitete sie als Redakteurin der Magazine „Elle“ und „Elle Decoration“. Zu Beginn setzte das Unternehmen unter dem Chef Stefan Smalla vor allem auf ein Shopping-Club-Modell: Nach der Anmeldung auf der Website von Westwing durften sich registrierte Kunden über exklusive Tagesangebote freuen. Überzeugen wollte Westwing damals wie heute mit Inspiration und Design. Doch schon bald nach Hoernings Einstieg veränderte sich Westwing grundlegend.

Zunächst studierte er Jura. Als Student fehlte noch das Geld für Designermöbel, also griff er zu Ikea-Möbeln. Nach einer Station bei der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stieß er 2015 zu Westwing. Das Unternehmen setzte in der Folgezeit nun auch auf eine ständige Auswahl von Einrichtungsgegenständen. Später führte Westwing eine eigene Kollektion ein. Der wohl wichtigste Beitrag von Hoerning in dieser Zeit ist die Eigenmarke Westwing Collection, die er aufbaute und verantwortete. 2025 betrug ihr Anteil am Bruttowarenvolumen 63 Prozent und zählte damit zu den Erfolgsgaranten.

Westwings Weg schien nur eine Richtung zu kennen: nach oben. Die Erfolgswelle erreichte in der Corona-Pandemie ihren Höhepunkt. Zwischen 2016 und 2021 konnte der Händler seinen Umsatz mehr als verdoppeln. Weil zahlreiche Freizeitmöglichkeiten in den Lockdowns nicht mehr möglich waren, schenkten viele Menschen ihrer Wohnung mehr Aufmerksamkeit – und gönnten sich auch mal Designermöbel. Unter anderem Influencer auf Instagram sorgten durch ihre Videos für zusätzliche Reichweite für Westwing.

Doch dieser Boom überforderte das Unternehmen. Die Münchner stellten Dutzende neue Beschäftigte ein und bestellten großzügig Waren, um der immensen Nachfrage beizukommen. Die Wette ging ähnlich wie bei vielen Konkurrenten nach hinten los. 2022 brach das Geschäft ein, Westwing musste ein Minus des bereinigten Ebitda von vier Millionen Euro verkraften.

Der bisherige Chef Smalla machte an der Spitze Platz für Hoerning. Um aus dem Tief wieder herauszukommen, entschied er sich für einen schmerzhaften

Sparplan. Zwischen 2022 und 2024 trennte sich Westwing von rund einem Viertel seiner Belegschaft. Den Onlineshop und den Onlineauftritt des Klubmodells bündelte er auf einer Seite. Auf eine eigene Software für den Shop verzichtet Westwing mittlerweile. Seit einiger Zeit bietet der Händler keine speziell auf Länder zugeschnittene Möbel mehr an. Schon 2023 erwirtschaftete Westwing ein bereinigtes Ebitda von 18 Millionen Euro.

Mittlerweile sind die Waren des Onlinehändlers auch in zehn Läden respektive Store-in-Stores verfügbar, unter anderem in Frankfurt, Berlin, Kopenhagen und Paris. Wachstumspotential sieht Hoerning in weiter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Insgesamt ist Westwing heute in 26 Ländern in Europa aktiv. „Wir wollen die europäische Nummer eins für Designliebhaber werden“, sagt Hoerning. Für Ende September ist der Start in Irland und Bulgarien geplant. Zum Erfolg beitragen sollen auch exklusive Events wie in München, wo Westwing dieses Jahr ausgewählte Kunden einlud, um eine Leuchte vorzustellen. Veranstaltungen wie diese könne er sich in Zukunft öfter vorstellen.

Michael Renner ist selbständiger Berater im Möbelhandel. Aus seiner Sicht ist die Inspirationsfähigkeit von Westwing einer der wichtigsten Gründe, warum der Händler gegen den Trend erfolgreich ist. „Selbst wer eigentlich kein Faible für Möbel hat, wird auf der Website neugierig.“ Er spricht von zahlreichen Möbelhändlern, die daran scheitern, Online- und Offlinewelt intelligent

Mailand-Flair für zu Hause: Westwing eröffnete sein zehntes Ladengeschäft für Möbel und Wohnaccessoires in Frankfurt. Foto Michael Braunschädel

miteinander zu verbinden. Den Münchnern hingegen gelinge diese Aufgabe.

Mehr noch: „Westwing bietet den Möbelflair aus Mailand zu bezahlbaren Preisen“, sagt Renner. „Das kommt vor allem bei einer weiblichen, großstädtischen Kundschaft derzeit sehr gut an.“ Allerdings hinterlassen unter anderem die globalen wirtschaftlichen Unsicherheiten zumindest kleine Spuren. Im zweiten Quartal 2026 sank die bereinigte Ebitda-Marge um 1,5 Prozentpunkte auf 4,8 Prozent.

Es gibt aber einen noch größeren Schönheitsfehler. Der Ausgabewert der Aktie lag beim Börsenstart 2018 bei 26 Euro, weniger als ein Jahr später rutschte der Wert auf weniger als zwei Euro. Auf den kometenhaften Anstieg der Aktie während der Corona-Pandemie auf mehr als 54 Euro folgte abermals ein deutlicher Rückgang. Anfang September 2026 lag die Aktie bei weniger als der Hälfte ihres Ausgabepreises. Anfang des Jahres hat Westwing damit begonnen, Aktien zurückzukaufen. Als bewusste kurzfristige Unterstützung des Aktienkurses will er

Gründerin neben Chef: Delia Lachance steht an der Seite von Andreas Hoerning. Foto Westwing

das Rückkaufprogramm aber nicht verstanden wissen. „Wir gehen davon aus, dass erst langfristig unser Aktienkurs steigen wird“, sagt Hoerning.

Während der Aktienkurs nach oben klettern soll, arbeitet Westwing an einem geringeren ökologischen Fußabdruck. Laut dem aktuellen Nachhaltigkeitsbericht bestehen 97 Prozent der Plastikverpackungen zu mehr als 60 Prozent aus recyceltem Material. Bis 2030 will Westwing 75 Prozent der Treibhausgasemissionen nach Scope 1 und 2 reduzieren. Zu den Emissionen entlang der Lieferkette (Scope 3), die nach eigenen Angaben 98 Prozent der Emissionen ausmachen, kann das Unternehmen allerdings noch kein genaues allgemeines Einsparziel nennen. Auf F.A.Z.-Nachfrage heißt es, dass sich das bald ändern soll.

Aber ist nicht auch Westwing darauf angewiesen, dass Menschen neue Möbel kaufen, die sie nicht unbedingt brauchen? Natürlich, sagt Hoerning. Aber dabei habe er kein schlechtes Gewissen. Die Garantie auf Eigenmarkenprodukte beträgt nach eigenen Angaben zehn Jahre. Westwing sei ein nachhaltiges Unternehmen, weil die Kundschaft sich darauf verlassen könne, zumindest aus qualitativen Gründen die Möbel im nächsten Jahr nicht austauschen zu müssen. „Das ist der größte Beitrag zur Nachhaltigkeit, den man leisten kann“, sagt er. Mindestens genauso wichtig sei es ihm, weitere Designliebhaber glücklich zu machen. Er schätzt, dass etwa jeder Fünfte bereit ist, für schönes Design etwas mehr auszugeben. Das Potential für weitere Westwing-Kunden sei also vorha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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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Murray soll Aufsichtsrat von Hugo Boss führen

Bisheriger Vorsitzender Stephan Sturm beugt sich Druck des englischen Hauptaktionärs

HANNOVER/LONDON. Die Frasers Group nutzt ihren hinzugewonnenen Einfluss im deutschen Modeunternehmen Hugo Boss und greift tiefer in die Führung ein. Aufsichtsratschef Stephan Sturm kündigte am Montag auf Druck von Frasers seinen Rücktritt an. Er werde sein Mandat mit Wirkung zum 15. Oktober niederlegen. Die Entscheidung folge auf „konstruktive Gespräche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jüngsten Veränderungen in der Aktionärssstruktur“, wie das Unternehmen mitteilte. Der Aufsichtsrat werde den Prozess zur künftigen Besetzung des Aufsichtsratsvorsitzes einleiten.

Neuer Aufsichtsratsvorsitzender des Unternehmens mit Sitz im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Metzingen soll nach Information der F.A.Z. Frasers-Vorstandschef Michael Murray werden, hieß es aus Kreisen des britischen Unternehmens. Murray ist Schwiegersohn des Frasers-Haupteigentümers Mike Ashley, seit vier Jahren Chef der Gruppe und seit Mai 2025 Mitglied im Aufsichtsrat von Hugo Boss. Als zweiter Vertreter der Frasers Group soll der Jurist Robert Palmer in das Kontrollgremium einziehen, er muss nun vom Amtsgericht bestellt werden. Die Spekulation der britischen Tageszeitung „Times“, dass Murray den Boss-Vorstandschefposten übernehmen werde, sei indes falsch, wie die F.A.Z. weiter aus Unternehmenskreisen erfuhr. Die Trennung von Sturm wurde als „freundschaftlich“ beschrieben.

Der britische Konzern hatte seine Beteiligung an Hugo Boss mit einem knapp zwei Milliarden Euro schweren freiwilligen Übernahmeangebot vor wenigen Wochen von 26,06 Prozent auf nun 47,89 Prozent aufgestockt und angekündigt, weiter zuzukaufen, um die Mehrheit zu übernehm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jüngsten Veränderungen in der Aktionärstruktur des Unternehmens bin ich überzeugt, dass nun der richtige Zeitpunkt für einen geordneten Übergang im Aufsichtsratsvorsitz ist“, ließ sich der scheidende Aufsichtsratschef Sturm laut der Mitteilung des Unternehmens zitieren. „Meine Rolle habe ich stets so verstanden, im besten Interesse des Unternehmens und all seiner Aktionärinnen und Aktionäre zu handeln.“

Die Spannungen zwischen dem englischen Anteilseigner und dem Unternehmen in Metzingen dauern schon mehrere Monate an. Auch wenn sich die Frasers Group bei der Veröffentlichung des Übernahmeangebots grundsätzlich zu der Strategie von Vorstandschef Daniel Grieder und Aufsichtsratschef Sturm bekannt hat, kamen aus England immer wieder Forderungen und Kritik, die die Frasers Group öffentlich adressierte. So bemängelte der Konzern vor gut einem Jahr die Dividendenpolitik von Hugo Boss und forderte, dass das Modeunternehmen keine Dividenden ausschütten und die gehaltenen eigenen Aktien einziehen sollte. Im Dezember 2025 hatte die Frasers Group schon einmal erklärt, Aufsichtsratschef Sturm nicht weiter unterstützen zu wollen.

Hugo Boss steckt mitten in einer strategischen Neuausrichtung. Der Bekleidungshersteller hatte Ende vergangenen Jahres angekündigt, das Sortiment und den Vertrieb in den nächsten drei Jahren grundlegend umbauen zu wollen. Die neue Strategie mit dem Namen „Claim 5 Touchdown“ soll unter anderem die Effizienz verbessern. Wegen des Strategiewechsels und der andauernden Konsumflaute hat Hugo Boss zuletzt schlechte Zahlen vorgelegt: Der Umsatz sank um zehn Prozent auf 905 Millionen Euro. Das operative Ergebnis (Ebit) brach um 28 Prozent auf 59 Millionen Euro ein, übertraf damit allerdings die noch geringeren Markterwartungen von durchschnittlich 52 Millionen Euro.

Frasers-Gründer Ashley stammt aus einfachen Verhältnissen. Der heutige Milliardär begann im Jahr 1982 mit der Eröffnung eines einzelnen Sportartikelgeschäfts in Maidenhead nahe London und schuf daraus die Ladenkette Sports Direct. Mit aggressiven Übernahmen hat Ashley seitdem den landesweit und dann international tätigen Sportwaren- und Modekonzern Frasers aufgebaut, der global mehr als 30.000 Mitarbeiter beschäftigt. Im vergangenen Geschäftsjahr (bis April 2026) machte Frasers bei 5,3 Milliarden Pfund (6,2 Milliarden Euro) Umsatz gut eine halbe Milliarde Pfund Gewinn.

Die Hugo-Boss-Aktie notierte am Montagvormittag geringfügig im Minus. Seit dem Jahreswechsel steht momentan ein Kursplus von gut fünf Prozent auf dem Tableau. Ihr Kurs war Mitte Juni angesichts der Offerte kurzzeitig auf mehr als 40 Euro gesprungen. Von diesem Niveau hatte er sich aber rasch wieder entfernt und bei um die 38 Euro eingependelt, die Frasers den Aktionären zuletzt auch geboten hatte. ppl./ben.

Capgemini verkauft US-Ableger Entscheidung folgt auf Kritik an Arbeit mit Behörde

PARIS. Nach der Kritik an seiner Zusammenarbeit mit der umstrittenen amerikanischen Einwanderungsbehörde ICE verkauft das französische IT-Beratungsunternehmen Capgemini seine Tochtergesellschaft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Mit dem US-Unternehmen ITC Federal sei eine Vereinbarung über den Kauf von Capgemini Government Solutions geschlossen worden, teilte Capgemini am Samstag mit. Das Geschäft werde voraussichtlich in den nächsten Wochen abgeschlossen. ITC Federal bietet Dienstleistungen für amerikanische Bundesbehörden in den Bereichen Strafverfolgung, innere Sicherheit und Verteidigung an.

Capgemini hatte den Verkauf im Februar angekündigt, nachdem publik geworden war, dass das Tochterunternehmen der US-Einwanderungsbehörde unter anderem eine Software zur Identifizierung und Lokalisierung von Ausländer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hat. Capgemini ist in rund 50 Ländern aktiv. Der Anteil der Tochtergesellschaft am gesamten Konzernumsatz belief sich im Jahr 2025 auf 0,4 Prozent.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te nach seinem abermaligen Amtsantritt im Januar 2025 ein deutlich verschärftes Vorgehen der Einwanderungsbehörde ICE gegen irreguläre Migranten angeordnet. Tödliche Schusswaffeneinsätze von ICE-Mitarbeitern heizten im Januar die Proteste gegen Massenabschiebungen der Trump-Regierung an. AFP

Air Baltic sucht Ausweg aus Not Fluggesellschaft beantragt Gläubigerschutz

FRANKFURT. Zuletzt war die Not der lettischen Fluggesellschaft Air Baltic größer geworden, nun hat die Airline mit Sitz in Riga Gläubigerschutz nach Chapter 11 unter amerikanischem Recht beantragt. Der Prozess solle die mehrheitlich staatliche Air Baltic, an der die Deutsche Lufthansa mit zehn Prozent beteiligt ist, zu einer „stärkeren, nachhaltigeren Kapitalstruktur, einer wettbewerbsfähigen Kostenposition und einer soliden Grundlage für die Zukunft“ verhelfen, teilte Air Baltic mit. Einschränkungen für Passagiere gebe es vorerst nicht. „Wir fliegen, verkaufen Tickets und planen unseren zukünftigen Flugplan“, sagte Chef Erno Hildén. Zur Sicherung der Liquidität hat sich die Airline nach eigenen Angaben eine neue Finanzierung von 350 Millionen Euro gesichert.

Air Baltic war über Jahre auf einem ambitionierten Wachstumskurs geflogen, die Flotte wuchs auf 54 Flugzeuge. Belastend kamen Sanktionen im Zuge des Kriegs in der Ukraine, die Überflüge über Russland unmöglich machten, sowie Probleme mit Triebwerken des Herstellers Pratt & Whitney dazu – zuletzt noch der Kerosinpreisanstieg wegen des Nahostkonflikts. Schon für 2025 hatte Air Baltic einen Verlust von 99 Millionen Euro ausgewiesen. Von dem Plan, bis 2031 auf 100 Flugzeuge zu kommen, hatte man sich zuletzt schon verabschiedet. Lufthansa war 2025 eingestiegen, um eine bestehende Kooperation abzusichern. Für zehn Prozent, die im Zuge eines geplanten Börsengangs in einen Aktienanteil von mindestens fünf Prozent gewandelt werden sollten, zahlte Lufthansa nur 14 Millionen Euro. Weiteren Aufstockungen erteilte Lufthansa eine Absage.

Das Geschäftsmodell von Air Baltic ist ein ganz besonderes. Mehr als ein Drittel der Flotte wird nicht auf eigenen Strecken eingesetzt, sondern samt Personal vermietet. 2025 waren von 8,7 Millionen beförderten Passagieren 3,5 Millionen Kunden anderer Airlines. Der Lufthansa-Konzern hatte den größten Anteil daran. 2025 hatte die zuvor vom Deutschen Martin Gauss geführte Gesellschaft den Chef ausgewechselt. Es kam Erno Hildén, der schon die skandinavische Fluggesellschaft SAS als Finanzvorstand erfolgreich durch ein Chapter-11-Verfahren geführt hatte. tko.

Die Dänen drücken auf die Tube am Fehmarnbelt

Immer später, immer teurer: Mit der Fehmarnbeltquerung läuft es wie mit vielen anderen Großprojekten. Noch dazu gibt es Zweifel am Bedarf. Aber in Dänemark läuft eine Charmeoffensive.

Von Susanne Preuß, Kopenhagen

Ingenieurskunst in der Meerenge: Das dritte Element des Fehmarnbelt-Tunnels wird abgesenkt.
Foto dpa

Die Bagger sehen aus wie kleine Spielzeuge, die Menschen wie winzige Figuren. Was das Auge von der Aussichtsplattform „Belt-Box“ aus erfasst, ist die größte Baustelle Nordeuropas, der Eingang zum Fehmarnbelt-Tunnel von der deutschen Seite her. Das Projekt hat den Rang eines transeuropäischen Korridors, der Skandinavien enger an die europäische Mitte bindet: 18 Kilometer Tunnel reduzieren die Distanz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Dänemark auf zehn Minuten im Auto oder sogar sieben Minuten in der Bahn.

Es geht voran mit dem Projekt, wie man hier sehen kann. Völlig unklar ist aber, wann der Tunnel fertig sein wird. 2029 war geplant, aktuell ist von 2031 die Rede. Immer häufiger wird die Parallele zu Stuttgart 21, Dauerbaustelle und Milliardengrab von internationaler Bekanntheit, gezogen. Bald wird eine neue Zahl im Raum stehen. In wenigen Wochen sollen dänische und deutsche Vertreter der Verkehrsministerien im Schulterschluss eine abgestimmte Aussage zum Planungshorizont geben, heißt es in Kreisen der Beteiligten. Klar ist: Es dürfte noch später werden, und die Kosten dadurch noch höher.

Schon jetzt sind die Summen gewaltig. Die Kosten für den Tunnel selbst wurden auf 7,9 Milliarden Euro veranschlagt. Die Hinterlandanbindung in Deutschland, 88 Kilometer Schienenverbindung entlang der Ostseeküste in Richtung Lübeck, wird noch deutlich teurer. Die Prognose dafür erhöhte der Bundesrechnungshof im Juni auf 10,7 Milliarden Euro, Tendenz weiter steigend durch immer wieder neue Anforderungen, etwa für den Lärmschutz.

Morgen in Natur und Wissenschaft

Besser schlafen Ein neues Medikament gegen Narkolepsie lässt aufhorchen: Kann es womöglich sogar Patienten mit Alzheimer helfen, wie einige Schlafforscher bereits vermuten?

So zählen Sieger aus Eingebildete Ohnmacht und gefühlte Überlegenheit als Motive der AfD-Wähler Bereit zur Gegenwehr Die Reaktion der Landeshochschulen auf das Wahlergebnis in Sachsen-Anhalt

„Wir haben großes Interesse an einer schnellen Eröffnung“, betont Lars Friis Cornett, Deutschland-Direktor der Femern A/S, dem für den Tunnel zuständigen staatlichen dänischen Unternehmen. Für ihn ist schnell erklärt, warum die Dänen auf die Tube drücken: Es geht ums Geld. Di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Finanzierung des Tunnelbaus liegt allein bei Dänemark, so ist es im Staatsvertrag aus dem Jahr 2008 vereinbart. Für die Refinanzierung der Kredite sind die Mautzahlungen der Autos, Lastwagen und Züge vorgesehen. Je schneller also gebaut wird, desto früher gibt es Einnahmen, desto schneller ist der Tunnel amortisiert, so die Logik auf dänischer Seite. Nach diesem Muster wurden auch die Verbindungen über den Großen Belt und den Öresund finanziert.

Einstweilen beeindruckt Femern A/S die Besucher mit Ingenieurskunst. In der „Belt-Box“, der aus blauen Schiffscontainern aufgestapelten Informationszentrale, soll jeder nachvollziehen können, wie das überhaupt funktionieren kann, mit so einem Tunnel durch die Meerenge: Die Betonelemente für den Tunnelbau werden in einer eigens dafür gebauten Fabrik direkt am anderen Ufer auf der Insel Lolland hergestellt.

217 Meter ist jedes Element lang, das wiederum aus neun Segmenten zusammengesetzt ist: Es sind fertige Betonteile, deren Querschnitt die zweigleisige Bahnlinie und die vierspurige Autobahn erkennen lassen. Zehn der insgesamt 89 Elemente bekommen zudem noch ein Untergeschoss, in dem die nötige Technik für den Tunnel verbaut wird.

Seit Juli 2023 läuft die industrielle Produktion. In diesem Frühjahr ist mit dem Absenken der ersten Elemente begonnen worden. Das dauert jeweils mehrere Wochen. Zuerst werden die Betonelemente vorn und hinten mit tonnenschweren Komponenten wasserdicht abgeschottet, bevor sie durch eigens geflutete Becken vor der Fabrik in den Arbeitshafen gezogen werden und von dort auf den Fehmarnbelt hinaus. Durch den Lufteinschluss sind die Elemente schwimmfähig. An Ort und Stelle werden dann aber 4500 Tonnen Ballastbeton eingebracht, der das Absenken bewirkt – und der später als Teil des Straßenbelags dient.

Was auf diese Weise zwischen Puttgarden und Rødbyhavn entsteht, ist der größte und längste Absenktunnel der

Welt. Das Interesse daran sei überwältigend, berichtet Femern-Manager Cornett. 60.000 Besucher habe man in der „Belt-Box“ schon gezählt, seit sie vor einem Jahr eröffnet wurde. In Dänemark, so macht er deutlich, seien die Menschen begeistert von der neuen Fehmarnbelt-Querung. Das zeige sich auch am geringen Widerstand gegen das Großprojekt: Es habe nur 42 Einwendungen gegeben, in Deutschland hingegen 16.000.

Bürokratie hier, Charmeoffensive dort: So ist diese Diskrepanz am ehesten zu erklären. In Dänemark steckt der Staat grundsätzlich eine Menge Energie in eine frühe Öffentlichkeitsbeteiligung an Großprojekten. Verbesserungsvorschläge führen wiederum in frühen Planungsänderungen, für nicht vermeidbare Schäden werden Kompensationen vereinbart und auch eingehalten, wie vielfach bestätigt wird. Auf diese Weise wird eine große Zustimmung für Infrastrukturprojekte erreicht, bevor überhaupt mit dem Bau begonnen wird, so die Darstellung in Dänemark.

Auch Malte Siegert, Erster Vorsitzender des Naturschutzbundes NABU in Hamburg, ist voll des Lobes über die vertrauensvolle Zusammenarbeit mit den Verantwortlichen auf dänischer Seite. Dagegen geht ein Teil der Einwendungen aus Deutschland auf seine Initiative zurück. So ist er beispielsweise früh schon durch die Küstenorte in Schleswig-Holstein gezogen, um aufzuzeigen, dass mit der Fehmarnbeltquerung auch der nächtliche Lärm von Güterzügen an der Ostseeküste Einzug hält. Der NABU selbst zog bis vor das Bundesverwaltungsgericht, letzte Klagen dort wurden 2022 abgewiesen.

„Es geht bei allen Vorhaben immer um den wirklichen Bedarf und die Angemessenheit. Die fehlt bei diesem Vorhaben“, ärgert sich Malte Siegert noch heute – auch wenn die Sache rechtlich abgeschlossen ist. Natürlich kennt er die Erwartungen in der Politik und der Wirtschaft, wonach Infrastruktur immer auch positive Folgen für die Wirtschaft habe. Auf der Insel Lolland, dem strukturschwachen Süden Dänemarks, gab es erste Ansiedlungen, noch bevor mit dem Tunnelbau begonnen wurde, wie der dänische Industrieverband in Kopenhagen berichtet. Den angereisten Journalisten steht ein Mittelständler zu Gesprächen zur Verfügung, der mit dem Umzug seiner Firma nach Lolland sehr zufrieden ist.

Auch Hamburgs Wirtschaftssenatorin Melanie Leonhard preist die Bedeutung des Fehmarnbelttunnels. Zweieinhalb Stunden Zugfahrt bis Kopenhagen statt wie bisher fünfeinhalb Stunden sind aus ihrer Sicht die Grundlage dafür, dass sich ein gemeinsamer Wirtschafts- und Lebensraum entwickeln könne – mit entsprechenden Impulsen für Hamburg als „südlichste Stadt Skandinaviens“.

Doch die Prognosen, die dem Staatsvertrag 2008 zugrunde lagen, seien teilweise obsolet geworden, warnt NABU-Mann Siegert. Damals sei der Reiseverkehr in Richtung Süden noch als Argument angeführt worden, während de facto das Flugzeug viel bedeutender geworden sei. Auch die gute Verbindung zum Automobil-Cluster in Südschweden habe an Relevanz eingebüßt.

„Vor allem“, sagt Siegert, „wir haben ja eine Alternative. Wir haben eine schwimmende Brücke. Die Fähre von Scandlines fährt alle halbe Stunde.“ Aus Sicht von Logistik-Unternehmen könnte es sogar attraktiver sein, die Lastwagen auf die Fähre statt durch einen Tunnel zu schicken, weil die rund 45 Minuten dauernde Überfahrt als Pause für den Fahrer gelten würde.

B ei Scandlines gibt man sich ob der künftigen Konkurrenz gelassen. „Wir haben uns schon immer dafür eingesetzt, Fahrgäste schnell

und bequem über den Fehmarnbelt zu befördern, und dieser Einsatz bleibt unverändert“, heißt es bei dem Unternehmen mit 1400 Beschäftigten, das im Besitz von Infrastrukturfonds ist. Spannend wird sein, wie sich die Preise entwickeln, wenn eines Tages Fähre mit Überfahrttickets und Tunnel mit Maut im Wettbewerb stehen.

„Das ist eine politische Entscheidung“, sagte Femern-Manager Lars Friis Cornett anlässlich des Besuchs der Delegation um Hamburgs Wirtschaftssenatorin Melanie Leonhard. Das Unternehmen stehe in der Pflicht, mit der Maut die Investitionen in den Tunnel zu refinanzieren, ohne den dänischen Steuerzahler zu belasten: Nur wer den Tunnel nutzt, soll auch an den Kosten beteiligt werden.

„Bezahlen werden also die Deutschen“, fügt Cornett augenzwinkernd hinzu – wissend, dass die Deutschen auch auf der Öresundbrücke zwischen Kopenhagen und Malmö die wichtigsten Nutzer sind. Die vor zehn Jahren veranschlagten 60 Euro Maut seien wohl nicht mehr realistisch, bestätigte Cornett auf Nachfrage. Das entspräche in etwa dem aktuellen, regulären Preis für die Fähre.

Eine besondere Klientel kommt unterdessen in den offiziellen Betrachtungen gar nicht vor, für die es sogar besondere Tickets gibt: die Alkoholkäufer, die von den viel niedrigeren Steuern auf Bier, Wein und Spirituosen in Deutschland profitieren. „Ein Drittel des Verkehrs ist kleiner Grenzverkehr. Da kommen gern auch Gastronomen, die packen in Puttgarden das Auto voll bis unters Dach“, berichtet Naturschützer Malte Siegert, der selbst lange Zeit auf der Insel Fehmarn gelebt hat: „Und auf dänischer Seite wird nicht mal kontrolliert.“

Endspiel um Bayers Glyphosat-Vergleich

Ein Gericht muss Übereinkunft noch genehmigen / In der Heimat des Glyphosat-Herstellers Monsanto werden dafür nun alle Parteien angehört

DÜSSELDORF. Im Heimatbundesstaat des amerikanischen Saatgutkonzerns Monsanto war für den Montag eine besonders wichtige Anhörung für den deutschen Bayer-Konzern angesetzt: Im Missouri Circuit Court geht es um die finale Genehmigung für einen milliardenschweren Sammelvergleich, mit dem sich der Leverkusener Konzern des Rechtsrisikos entledigen will, das sich Bayer mit der Monsanto-Übernahme ins Portfolio geholt hat.

Eine Entscheidung gibt es erst später, das Gericht hört sich zunächst die Argumente von Monsanto sowie der Klägerseite an und sammelt Einwände zum Vergleich, den das Unternehmen mit führenden Klägerkanzleien im Februar ausgehandelt hatte. Damit will Bayer die noch anhängigen 67.000 Klagen sowie mögliche künftige Verfahren beilegen. Bis zu 7,25 Milliarden Euro stellte Bayer dafür zurück, nachdem der Konzern in einem früheren Vergleich schon mehr als zehn Milliarden Dollar bezahlt hatte. Bis Anfang Juni hatten die Kläger Zeit, sich dem Vergleich anzuschließen. In den Klagen geht es um geltend gemachte Erkrankungen an dem Non-Hodgkin-Lymphom (NHL), einer Krebsvariante, die Kläger darauf zurückführen, dass sie zuvor das glyphosathaltige Unkrautvernichtungsmittel Roundup benutzt haben.

Der Bayer-Vorstandsvorsitzende Bill Anderson hatte mehrfach angekündigt, die Rechtsrisiken rund um Glyphosat in diesem Jahr „signifikant einzudämmen“. Dabei ist das Unternehmen tatsächlich gut vorangekommen, die Genehmigung des ausgehandelten Vergleiches bezeichnen Analysten als den letzten „Befreiungsschlag“, den es bräuchte. Rückenwind hat Bayer zuletzt durch eine für das Unternehmen positive Entscheidung des obersten Gerichtshofs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bekommen.

Mit sieben zu zwei Stimmen hatte der Supreme Court im Juni entschieden, dass das Bundesrecht es ausschließt, auf Ebene der Bundesstaaten Klagen wegen angeblich fehlender Warnhinweise auf Roundup zuzulassen. Bayer hatte stets argumentiert, dass es keine Warnhinweise auf sein Produkt drucken dürfe, wenn die US-Umweltbehörde EPA die Sicherheit doch eindeutig festgestellt habe. Die EPA ist eine von zahlreichen Behörden rund um die Welt, die Glyphosat zugelassen haben.

Verklagt wurde Bayer dennoch zehntausendfach wegen der angeblich krebs- erregenden Wirkung seines Unkrautver- nichters. Die Klagen basieren auf einer Untersuchung einer Forschungsagentur der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WHO. Die hatte den Wirkstoff Glyphosat vor einem Jahrzehnt als „wahrscheinlich krebserregend“ eingestuft.

Die Entscheidung des Supreme Court hat nun sämtlichen Klagen die Grundlage entzogen, die sich um angeblich fehlende Warnhinweise drehen. „Für Ansprüche, die über angeblich unzureichende Warnhinweise hinausgehen, haben die Kläger bisher keine ausreichenden Beweise vorgelegt“, teilte Bayer am Montag mit.

Um eine abermalige Klagewelle zu verhindern, hat der Vergleichsvorschlag feste Regeln. Der gesamte Prozess soll über 21 Jahre gestreckt werden. In dieser Zeit müssen alle potentiellen Kläger das Vergleichsverfahren durchlaufen, bevor sie vor Gericht ziehen können. Die Prüfung der Ansprüche kann dauern, was eine Hürde für Kläger darstellt.

Aus Sicht mancher Anwälte ist eine weitere Regel unattraktiv: Bayer will mit dem Vergleich den in den USA möglichen Strafschadenersatz („punitive damages“) für die Zukunft ausschließen. Diese Sonderregelung des amerikanischen Rechtssystems hat Bayer in der Vergangenheit empfindlich getroffen: In vielen Urteilen wurde der Konzern nicht nur zu Schadenersatz verurteilt, sondern auch zu Zuschlägen, die „arglistiges Verhalten“ voraussetzen – mitunter kostete das Bayer Milliarden.

Kurz nach dem Abschluss der 63 Milliarden Dollar schweren Übernahme von Monsanto im Jahr 2018, des damals größten Zukaufs i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hatte Bayer einen ersten Prozess rund um Glyphosat verloren. Obwohl der Aktienkurs des Dax-Konzerns seit Anfang 2025 eine Trendwende gemacht hat und sich seitdem mehr als verdoppelt hat, kostet eine Aktie heute immer noch nur fast die Hälfte von damals. joja.

Uniper verkauft Anteil an Pipeline

DÜSSELDORF. Der Düsseldorfer Energiekonzern Uniper kann eine weitere EU-Auflage als erfüllt abhaken: Das Unternehmen gab am Montag bekannt, seine 20-Prozent-Beteiligung an der Gaspipeline Opal an Hy24 zu verkaufen. Hy24 ist eine internationale Investmentplattform, die sich auf Infrastruktur für sauberen Wasserstoff spezialisiert. Die restlichen 80 Prozent der Rohrleitung gehörten dem Unternehmen Gascade Gastransport.

Die Opal-Pipeline erstreckt sich über eine Länge von rund 470 Kilometer von Lubmin in Deutschland bis nach Brandov in Tschechien. Als Teil des deutschen Wasserstoff-Kernetzes wurde der nördliche Abschnitt Mitte Dezember 2025 umgestellt, der südliche Abschnitt soll bis Ende 2030 folgen. Der Verkauf, der noch unter Vorbehalt behördlicher Genehmigungen steht, ist Teil der Verpflichtungen, die Uniper erfüllen muss, weil die EU-Kommission im Jahr 2022 die staatliche Rettung des Konzerns genehmigte, der in der damaligen Gaskrise ins Straucheln geraten war.

Das Unternehmen war damals zu 99,12 Prozent verstaatlicht worden. Der Bund bewahrte Uniper mit einer Kapitalspritze in Höhe von 13,5 Milliarden Euro vor der Insolvenz. Unter anderem befürchtete die Regierung im Falle einer Pleite eine Kettenreaktion, die auch kleinere Versorger wie Stadtwerke hätte betreffen können.

Die EU-Kommission machte damals mehrere Punkte zur Auflage, unter anderem den Verkauf verschiedener Beteiligungen – die Opal-Beteiligung ist eine davon. Außerdem muss Uniper bis Ende 2028 zu mindestens 75 Prozent minus einer Aktie reprivatisiert sein. Der Bund hat den Reprivatisierungsprozess schon gestartet. Dieser läuft nach einem zweigleisigen Verfahren, in dem sowohl ein Börsengang als auch ein Komplettverkauf auf dem Prüfstand stehen. nab.

ASML festigt Dominanz

AMSTERDAM. Der niederländische Chipindustrieausrüster ASML hat derzeit viel zu feiern: die Grundsteinlegung für das neue Werk in Eindhoven und Aufträge zur Lieferung der modernsten Maschinengeneration an die Halbleiterhersteller Samsung und TSMC. Diese Bestellungen sind ein wichtiger Meilenstein für ASML, dessen sogenannte High-NA-EUV-Lithographiesysteme bislang lediglich bei Intel im Einsatz sind. Die Neuaufträge bedeuten, dass ASML bis in die Dreißigerjahre hinein eine unverzichtbare Rolle in der Entwicklung künftiger Computerchips spielen wird. „Daran habe ich nie gezweifelt“, sagt Analyst Jos Versteeg von der Privatbank Insinger Gilissen. „Es gibt keine Alternativen.“

Mit High-NA-EUV-Maschinen, jede so groß wie ein Doppeldeckerbus und etwa 400 Millionen Dollar teuer, können feinere Schaltkreise per Laser in Siliziumscheiben gebrannt werden als mit bisherigen Geräten. Dadurch werden Computerchips kleiner und rechnen schneller. ASML beherrscht Schätzungen zufolge 94 Prozent des Weltmarktes für Lithographie-Anlagen und ist der einzige Anbieter, der auf die EUV-Technologie setzt. Die Abkürzung steht für „extrem ultraviolettes Licht“.

Die Produktionskapazitäten sind den Angaben zufolge bis ins Jahr 2027 hinein nahezu ausgebucht. Konkurrenten wie Canon und Nikon aus Japan sowie SMEE aus China setzen dagegen auf „tief ultraviolettes Licht“ (DUV), den Branchenstandard der Zehnerjahre. Sie scheuern den Einstieg in die EUV-Technologie, weil die Entwicklung viele Jahre dauern und Milliarden verschlingen würde.

Der größte Chip-Auftragsfertiger TSMC will die neuen ASML-Maschinen von 2028 an in der Massenfertigung einsetzen, obwohl er zuvor die Wirtschaftlichkeit angesichts der hohen Investitionen infrage gestellt hatte. Auch SK Hynix, Samsung und Micron haben die ASML-Maschinen bestellt. Erstkunde Intel hat nach eigenen Angaben schon mehr als eine Million Silizium-Wafer mithilfe der neuen Technik belichtet. Sie erweise sich als zuverlässig.

Die Speicherchipbranche investiere wegen der globalen Lieferengpässe derzeit offensiver als andere Halbleiterhersteller, sagte ASML-Chef Christophe Fouquet. Sie drücke bei der Umstellung auf High-NA-Technologie aufs Tempo. Dennoch werde sich die Angebotslage bei Chips wohl frühestens im Jahr 2028 entspannen. Der Einsatz der neuen Maschinen bedarf mehrjähriger Vorbereitung. Außerdem wird das neue ASML-Werk voraussichtlich erst im Jahr 2029 offiziell eröffnet. Reuters

Mehr Abgaben für Millionäre? Ein Demonstrant hält ein Schild mit der Forderung „Besteuert die Reichen“ h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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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teuer aufs Erbe geht auch anders

Die komplizierte Erbschaftsteuer schürt Neid auf vermeintlich privilegierte Firmenerben. Eine Unternehmerin macht einen Vorschlag, wie sich die Gegensätze versöhnen lassen.

Von Mark Fehr, Frankfurt

Die Steuer aufs Erbe führt zu Konflikten und Rechtsstreitigkeiten. Am 13. Oktober kommt es vor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zu einem Showdown. Der Kläger hat ein privates Wertpapierdepot und Grundvermögen geerbt. Er sieht sich benachteiligt, weil Unternehmenserben anders als er von einem Teil der Erbschaftsteuerlast verschont werden können, sofern sie die Arbeitsplätze im geerbten Betrieb erhalten. Der Fall zeigt, wie die Erbschaftsteuer die Gesellschaft spaltet.

Die Unternehmerin Sabine Herold schlägt in der aufgeheizten Situation ein neues Konzept für die Besteuerung von Erbschaften vor. Es könnte die Wogen glätten und mit der ungleichen Behandlung von Unternehmenserben und privaten Erbschaften Schluss machen. Herolds Idee: Erben sollen nur zahlen, wenn ihnen aus dem Erbe etwas zufließt. Wer Geld einnimmt, weil er geerbtes Vermögen verkauft oder daraus Mieten oder Zinsen erhält, soll auf diese Zuflüsse für einen befristeten Zeitraum eine höhere Einkommensteuer zahlen. Nichts zahlen soll, wer nichts einnimmt, weil das geerbte Vermögen gebunden bleibt oder weitergeführt wird. „Das gilt für Omas Häuschen genauso wie für das Familienunternehmen“, schreibt Herold in einer Broschüre.

Wenn die Steuer aufs Erbe an Zuflüssen anknüpft und in die Einkommensteuer eingebaut wird, könnte das tatsächlich einige Probleme der gegenwärtigen Erbschaftsteuer lösen. Viel Bürokratie für die Bewertung von Betriebsvermögen und die schwierige Abgrenzung vom privaten Vermögen könnte entfallen. Zudem müssten Erben nicht mehr die Substanz auflösen, um die Steuer zu bezahlen. Wer ein Unternehmen erbt, könnte den Betrieb leichter fortführen, ohne Geld für die Steuer zu entnehmen und damit unter Umständen Arbeitsplätze zu gefährden.

Die Diplom-Ingenieurin Herold ist geschäftsführende Gesellschafterin von Delo, einem Hersteller von Industrieklebstoffen aus Windach, nicht weit vom

Ammersee. Sie ist Präsidiumsmitglied des Bundesverbands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BDI) und des Verbands der Chemischen Industrie (VCI). Delo ist ein typischer Hidden Champion, ohne dessen Produkte die Wirtschaft im buchstäblichen Sinne auseinanderfallen würde. Hightech-Klebstoffe made by Delo halten zum Beispiel Autos oder Mobiltelefone zusammen. Herold hat keine Kinder, daher entspringt ihr Vorschlag nicht dem persönlichen Interesse, Vermögen innerhalb der Familie weiterzugeben, wie sie in ihrer Broschüre schreibt. Allerdings kann die Erbschaftsteuer auch für Menschen ohne Kinder zum Problem werden, wie das Beispiel Delo zeigt. Das Unternehmen gehört Herold und ihrem Mann je zur Hälfte. Sollte einer der beiden versterben, müsste der andere Firmenanteile verkaufen. Die Geschichte des von den beiden Eheleuten über 30 Jahre entwickelten Unternehmens könnte also nicht mehr wie bisher fortgeführt werden.

Daran ändere laut Delo-Broschüre auch die im Erbschaftsteuergesetz für solche Situationen vorgesehene Verschonungsbedarfsprüfung nichts. Mit solchen steuerjuristischen Definitionen ist das Erbschaftsteuergesetz gespickt: Verschonungsbedarfsprüfung, Verschonungsabschlag, Vermögensbegünstigung. Das ist ein Festmahl für Anwälte und Steuerberater, die Unternehmerfamilien mit aufwendigen Gestaltungen durch das Dickicht helfen wollen. Solche Gestaltungen führen laut

Herold nicht selten zu absurd wirkenden Transaktionen, etwa die Übertragung von Firmenanteilen schon an Babys, obwohl noch gar nicht klar ist, ob das Kind später einmal ins Unternehmen einsteigen will. Bedenkenswert ist Herolds Vorschlag auch deshalb, weil er nicht nur die Situation von Unternehmerfamilien berücksichtigt, sondern auch die Situation von Erben ohne unternehmerischen Hintergrund. Für alle soll das Zuflussprinzip gelten, das dafür sorgt, dass eine Steuerlast nur entsteht, wenn das Erbe Einkünfte bringt.

Auch der Fiskus sollte sich fragen, ob die Erbschaftsteuer den ganzen Aufwand wert ist. Laut Gregor Kirchhof, Direktor des Instituts für Wirtschafts- und Steuerrecht an der Universität Augsburg, trägt die Erbschaftsteuer gerade mal 1,5 Prozent zum gesamten Steueraufkommen bei. Allein die Einkommensteuer bringe 25 Mal mehr ein. Die Abgabe koste den Wirtschaftsstandort und Sozialstaat viel. „Letztlich schadet die Erbschaftsteuer mehr, als sie bringt“, sagt Kirchhof laut einer Pressemitteilung der Uni Augsburg.

Manchen Befürwortern sind die hohen Kosten der Erbschaftsteuer egal, sie sehen die Abgabe als Instrument für einen sozialen Ausgleich und als Mittel gegen ungleiche Vermögensverteilung. Laut Kirchhof kann die Erbschaftsteuer dem Gegensatz zwischen Arm und Reich aber nicht wirksam begegnen. Wirkungsvoller seien bessere Bildungschancen und Konzepte für einen privaten Vermögensaufbau.

Wirecard-Richter nennen Opferthese „Spekulation“

Gericht folgt früherem Chef Markus Braun nicht

MÜNCHEN. Im Münchener Wirecard-Prozess um den jahrelangen Milliardenbetrug in der Chefetage des im Jahr 2020 kollabierten Dax-Konzerns rückt eine hohe Haftstrafe für den früheren Vorstandschef Markus Braun immer näher. Die Richter haben nach mehr als dreieinhalb Jahren Prozessdauer die von Braun vertretene Opferthese zur „Spekulation“ erklärt. „Zu all dem hat sich trotz umfangreicher Ermittlungen nichts ergeben“, sagte der Vorsitzende Richter Markus Födisch. Außerdem müssen Braun und seine zwei Mitangeklagten im Falle einer Verurteilung den Einzug von Millionensummen fürchten.

Laut Anklage sollen Braun und Komplizen über Jahre frei erfundene Milliardenumsätze in den Wirecard-Bilanzen verbucht haben. Diese Geschäfte wurden hauptsächlich über drei sogenannte „Drittpartner“ in Dubai, Singapur und den Philippinen verbucht. Das waren Unternehmen, die im Wirecard-Auftrag angeblich Kreditkartenzahlungen in asiatischen Ländern abwickelten. Für die Existenz dieses Drittpartnergeschäfts hätten sich „keinerlei Anhaltspunkte ergeben“, sagte Födisch.

Braun hatte in dem Verfahren mehrfach seine Unschuld beteuert. Nach Darstellung des österreichischen Managers waren die Drittpartnergeschäfte echt, die hohen Gewinne sollen von den wahren Tätern um den im Jahr 2020 abgetauchten früheren Vertriebsvorstand Jan Marsalek ohne

Wissen des Vorstandschefs abgezweigt worden sein. Nach Worten des Richters Födisch gibt es jedoch auch für die Veruntreuung keine Hinweise. Der Vorsitzende sprach stattdessen von einer „fehlenden Schlüssigkeit der These an sich“. Braun sitzt seit Juli 2020 ununterbrochen in Untersuchungshaft – hielten die Richter den 1969 geborenen einstigen Börsenstar für unschuldig, müsste er auf freien Fuß gesetzt werden.

Der im Dezember 2022 eröffnete Prozess steuert nun auf die Schlussphase zu. Richter Födisch erteilte den drei Angeklagten förmliche Hinweise, dass die Kammer im Falle einer Verurteilung auch den „Tatlohn“ einziehen könnte. Im Falle Brauns sind das knapp 39 Millionen Euro, der Großteil davon war bei Brauns persönlicher Beteiligungsgesellschaft verbucht. Beim Kronzeugen Oliver Bellenhaus, der die Anklage in den wesentlichen Punkten bestätigt hat, geht es um gut sechs Millionen Euro. Der dritte Angeklagter ist der frühere Chefbuchhalter E.. Auf ihn könnte die Einziehung von mehr als 600.000 Euro zukommen.

Im Zuge des Skandals hat allerdings auch Brauns Beteiligungsgesellschaft Insolvenz angemeldet. Der einstige Milliardär hatte den Großteil seines Vermögens in mittlerweile wertlosen Wirecard-Aktien angelegt, auf die Reste seines Gelds hat der frühere Wirecard-Chef schon lange keinen Zugriff mehr. dpa

Firmen setzen auf KI

Sie fürchten aber um ihre Existenz, zeigt eine Studie

BERLIN. Erstmals setzt die Mehrheit der Unternehmen in Deutschland auf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57 Prozent nutzen KI und damit fast dreimal so viele wie noch vor zwei Jahren, als der Anteil bei 20 Prozent lag. Das geht aus einer Studie des Digitalverbands Bitkom hervor. Demnach planen oder diskutieren weitere 38 Prozent der Firmen den Einsatz.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st keine Sache einzelner Vorreiter, sie ist in der Breite der Wirtschaft angekommen“, sagte Bitkom-Präsident Ralf Wintergerst. „Und das in einem Tempo, das wir bei keiner Technologie zuvor gesehen haben.“

Die rasante Verbreitung geht jedoch mit einer großen Verunsicherung einher. So fürchtet rund jedes dritte Unternehmen (34 Prozent), dass KI die eigene Existenz gefährdet – nach 23 Prozent im Vorjahr. Zugleich halten 91 Prozent der Firmen KI für die wichtigste Zukunftstechnologie, und 80 Prozent sehen sie überwiegend als Chance. „Wir sehen rund um KI viel Zuversicht, aber auch Verunsicherung“, sagte Wintergerst. „Dieselben Unternehmen, die in KI die entscheidende Technologie der kommenden Jahre erkennen, fürchten gleichzeitig, durch sie um ihre Existenz gebracht zu werden.“

Für die Anwender zahlt sich der Einsatz der Technologie bereits aus. Zwei Drittel (66 Prozent) der Nutzer haben damit ihre Wettbewerbsposition verbessert, 45 Prozent sehen einen messbaren Beitrag zum Unternehmenserfolg. Gleichzeitig schöpfen die meisten Firmen das Potential der Technologie nach eigener Einschätzung kaum aus. Kein einziges Unternehmen gab an, das Potential voll zu nutzen. 59 Prozent gaben sogar an, es überhaupt nicht auszuschöpfen, weitere 28 Prozent nur wenig.

Als größte Hindernisse im Einsatz von KI gelten den Angaben zufolge Anforderungen an den Datenschutz (66 Prozent) und rechtliche Unsicherheit (56 Prozent). Unternehmen, die bislang keine KI einsetzen, nennen vor allem fehlendes technisches Know-how (85 Prozent) als Grund. Trotz der Hürden investieren die Firmen jedoch in die Kompetenzen ihrer Belegschaft. Inzwischen schulen 70 Prozent der Unternehmen ihre Beschäftigten im Umgang mit KI, nach 43 Prozent im Vorjahr. Reuters

im Internet: www.faz.net/w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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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hersage für heute

Wetter in Deutschland heute

Bremen, Niedersachsen, Hamburg, Schleswig-Holste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Heiter bis wechselnd bewölkt. Im Laufe des Nachmittags und Abends von Nordwesten kräftige Regengüsse und Gewitter. Höchstwerte zwischen 21 und 24, vereinzelt sommerlich warme 25 oder 26 Grad.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von der Nordsee frischer Wind aus Südwest bis Nordwest.

Berlin, Brandenburg, Sachsen-Anhalt, Thüringen, Sachsen: Mehr Sonnenschein als Wolken und bis zum Abend trocken. Morgens in den Mittelgebirgen örtlich Frühnebel, in Brandenburg sehr frisch. Anstieg der Temperaturen auf recht warme 20 bis 27 Grad.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Wind aus südlichen bis westlichen Richtungen.

Vorhersage:

Nordrhein-Westfalen, Hessen, Rheinland-Pfalz, Saarland

Häufig heiter bis wechselnd bewölkt, örtlich Frühnebel. Zum Abend gebietsweise kräftige Schauer und Gewitter. Erwärmung auf 22 bis 28, örtlich auch heißer bei bis zu 30 Grad.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Wind aus Südwest bis Nordwest.

Im Süden löst sich der Frühnebel schnell auf, dann scheint bei geringer Bewölking die Sonne. Im Osten wechseln sich Sonne und Wolken ab. Im Nordwesten werden die Wolken zahlreicher, und von der Nordsee ziehen im Laufe des Nachmittags und Abends Regengüsse heran. Lokal entladen sich Gewitter. Die Temperaturen steigen auf 20 bis 25, im Westen und Südwesten vereinzelt auf 26 bis 31 Grad. Es geht ein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im Nordwesten frischer Wind aus Süd bis West.

Biowetter

Wetterfühlige leiden momentan häufig unter Kopfschmerzen, bei einer entsprechenden Vorbelastung treten auch Migräneattacken auf. Personen mit niedrigem Blutdruck und Neigung zu Herz- oder Kreislaufproblemen sollten möglichst auf körperliche Anstrengungen verzichten. Operationsnarben können sich bemerkbar machen.

WetterKontor

Baden-Württemberg, Bayern Häufig Frühnebel, sonst zunächst viel Sonnenschein. Im Tagesverlauf von Südwesten immer mehr Wolken. In Niederbayern und in den Alpen meist heiter. Nachmittags oft sommerlich warm bei 23 bis 28, am Oberrhein örtlich 29 bis 31 Grad. Schwacher Wind aus südlichen Richtungen.

Weitere Wetter-informationen und -daten finden Sie im Internet: www.faz.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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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9. 16.09. 17.09. Städtewetter Afrika

Städtewetter in Eur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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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besondere Wetterereignis Der Sommer 2026 war laut Copernicus Erdbeobachtungsprogramm der bisher drittwärmste Sommer in Europa, und der wärmste Sommer in Westeuropa.

Unternehmen

Lastwagenbranche unter Strom

Die Hersteller müssen in die Elektrifizierung investieren, weil ihnen sonst harte Strafen drohen. Können sie sich das leisten? Von Tobias Piller und Benjamin Wagener, Hannover

Genauer Blick: Ein Besucher schaut auf Details eines Scania-E-Lkw.
Mehr Reichweite: Auch Volvo stellt E-Lastwagen aus.
Genauer Blick: Besucher der IAA begutachten einen E-Lastwagen von MAN Trucks. Fotos Jasper Hill

E-Lkw und Diesel-Lkw im Vergleich: Sattelzugmaschinen im Daimler Truck-Konzern

D

ie Worte sollten ins Auge springen. „Wir haben geliefert“ prangte in englischer Sprache in übergroßen Buchstaben am Vorabend der Lastwagen-Messe IAA Transportation auf dem Bildschirm der Bühne von Daimler Truck. So unmissverständlich die Botschaft aus Sicht des weltgrößten Herstellers ist, zeugt sie doch nicht nur vom Selbstbewusstsein eines Unternehmens, das einen der besten elektrischen Schwerlastwagen entwickelt hat. Sonderein in der Botschaft klingt auch der Unmut darüber an, dass die für den Betrieb von solchen Fahrzeugen notwendige Infrastruktur nicht da ist. Und natürlich die Angst vor empfindlichen Strafen, wenn die Lastwagen deswegen 2030 nicht in ausreichender Zahl auf der Straße sind.

Dabei steht die Stimmung bei Daimler Truck stellvertretend für die gesamte Branche. Die Hersteller von leichten, mittleren und schweren Lastwagen blickten nervös auf die von der EU angekündigte Überprüfung der europäischen CO₂-Regulierung. Überall an den Ständen auf der IAA in Hannover ist die Angst zu spüren, dass sich die Investitionen der Branche in die Elektromobilität nicht rechnen, dass elektrische Fahrzeuge veraltet sein könnten, bevor Kunden sie in ausreichender Stückzahl gekauft haben. Hinzu kommt der spürbar zunehmende Druck chinesischer Wettbewerber, die einen boomenden Elektromarkt in der Heimat im Rücken haben und das Damoklesschwert von Strafen wegen gerissener Grenzwerte bei den Flottenemissionen nicht fürchten müssen.

Das Problem, vor dem die Hersteller stehen, ist immer noch dasselbe w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ie aktuelle Regulierung sieht empfindliche Strafzahlungen vor, wenn die Unternehmen die Emissionen der im Jahr 2030 zugelassenen Neufahrzeuge nicht um 40 Prozent im Vergleich zu 2019 senken. Im Fall von Daimler Truck kostet jeder Prozentpunkt, um den die Marke verfehlt wird, den Unternehmer 120 Millionen Euro. „Bei zehn Prozentpunkten wären das 1,2 Milliarden – also der gesamte Gewinn unserer Sparte Mercedes-Benz Trucks“, rechnete Daimler-Truck-Chefin Karin Rådström in Hannover vor. „Wir fordern, dass das Ergebnis der Überprüfung sein muss, dass die Ziele mit den notwendigen Rahmenbedingungen verknüpft werden.“

Gemeinsam mit Chefs der Lastwagenhersteller DAF, Ford Otosan, Iveco, MAN, Scania, Traton und Volvo forderte Rädström zum Auftakt der Messe in Hannover, die für 2027 geplante Überprüfung der EU-Flottenziele vorzuziehen und zu lockern. „Wir bekennen uns uneingeschränkt zu nachhaltigem Transport – die Investitionen sind getätigt, und heute ist bereits eine breite Palette CO₂-freier Fahrzeuge verfügbar. Damit diese Fahrzeuge jedoch in großem Maßstab wirtschaftlich tragfähig werden, ist auch ein umfassenderes Ökosystem erforderlich. Dieses hinkt eindeutig hinterher und entwickelt sich noch nicht schnell genug“, hieß es im Rahmen einer gemeinsamen Erklärung des Europäischen Automobilverbandes Acea. „Das bedeutet zweierlei: Erstens müssen die notwendigen Rahmenbedingungen rasch und mit Nachdruck vorangetrieben werden. Zweitens sollte die EU den Zeitplan für die Einhaltung der Vorgaben im Jahr 2030 um drei Jahre verschieben, um Strafzahlungen für die Hersteller zu vermeiden.“

Die europäischen Lastwagenhersteller müssten, um das 40-Prozent-Ziel zu erreichen, den Anteil der zum Ende der Dekade neu zugelassenen elektrischen Fahrzeuge von aktuell zwei auf dann 35 Prozent steigern, was aber nur möglich ist, wenn es für die Speditionen ausreichend Ladesäulen gibt. Nach Angaben des Verbands der Automobilindustrie gibt es in ganz Europa zurzeit 730 Lademöglichkeiten ausschließlich für Lastwagen und 1938 Säulen, die Laster und Autos gemeinsam nutzen können. Daimler Truck beziffert die Zahl der benötigten Säulen aber auf rund 35.000. „Es ist nahezu unmöglich, die Ziel zu erreichen“, erläuterte Rädström in einer Runde vor Journalisten. „Die Infrastruktur ist weit davon entfernt, wie sie im Hinblick auf die Ziele eigentlich bereits sein sollte, zu denen sich die Mitgliedstaaten der EU verpflichtet haben.“

Erschwerend hinzu kommt, dass die Wettbewerber aus China die Situation verändern. Die Lastwagenhersteller aus der Volksrepublik müssen zwar ein eigenes Werkstatt- und Servicenetz in Europa aufbauen, haben aber dafür keine Strafzahlungen zu befürchten, weil sie mit keinen konventionellen Dieselfahrzeugen im europäischen Markt vertreten sind. Mit einem funktionierenden Elektromobilitätsmarkt in der Heimat im Rücken besteht außerdem die Gefahr, dass die Unternehmen aus China die europäischen Unternehmen bei der technologischen Entwicklung vor sich hertreiben, weil sich Innovationen durch die in der Heimat verkauften Fahrzeuge viel schneller rechnen. „Natürlich amortisieren sich die Entwicklungskosten schneller, je größer das verkaufte Volumen ist“, sagt Achim Puchert, der bei Daimler Truck die Marke Mercedes-Benz Trucks verantwortet, mit der der Hersteller in Europa, Lateinamerika und Indien auftritt, im Interview mit der F.A.Z. „Die Hochlaufkurven bei elektrischen Lastwagen sind unter diesen Bedingungen natürlich anspruchsvoller.“

Das Thema von eventuell vergeblichen Investitionen in elektrische Lkw-Modelle ist nicht nur von den Verbänden im Hintergrund zu hören, es beschäftigt offenbar auch die Unternehmenschefs, ohne dass darüber in der Öffentlichkeit spekuliert wird. Denn eine solche Diskussion über das, was in der Fachsprache „stranded costs“ genannt wird, könnte die finanziellen Prognosen der börsennotierten Unternehmen beeinträchtigen.

Die Daten des Verbandes der europäischen Autoindustrie ACEA zeigen für das erste Halbjahr 2026 einen Elektroanteil von 13,2 Prozent bei Lieferwagen (einschließlich Plug-ins) und von 27,7 Prozent Anteil des Elektroantriebs bei Bussen. Das Sorgenkind der Branche sind aber die schweren Nutzfahrzeuge, mit einem Elektroanteil von nur 4,8 Prozent von insgesamt rund 173.000 Neuzulassungen, also insgesamt für alle Hersteller wenig mehr als 8000.

Aus Sicht des Unternehmensberaters Peter Wiedenhoff von Boston Con-

sulting Group können die Hersteller nur unter günstigen Bedingungen damit rechnen, die Entwicklungskosten einzuspielen. Im Rechenbeispiel für eine einzelne Firma rechnet Wiedenhoff mit einer Milliarde Euro an Entwicklungskosten und einem dafür notwendigen Absatz von 100.000 schweren Lkw. Selbst bei dieser Absatzzahl sei es dann aber nicht möglich, die Kosten etwa für die Umstellung der Produktion einzuspielen. Doch die Produktionsanlagen könnten auch für nachfolgende Elektro-Lkw genutzt werden. Für eine Begrenzung der Investitionsausgaben habe generell gesorgt, dass die europäischen Hersteller die technische Plattform von Verbrenner-Lkw genutzt hätten, in die dann Elektroantriebe eingebaut wurden. Eine völlige Neuentwicklung sei daher nicht nötig gewesen.

Im Markt der Elektro-Lkw gibt es aber offenbar nicht mehr die früheren langen Modellzyklen für Verbrenner-Lkw, die manchmal bis zu 20 Jahre lang waren, mit einigen Auffrischungen auf der gleichen technischen Grundlage innerhalb dieser Periode. Zum einen entwickelt sich die Batterietechnik schnell weiter; wenige Jahre alte Batterietechnik scheint heute schon obsolet. Zum anderen drängen chinesische Wettbewerber auf den Markt, die von vorneherein mit sehr viel kürzeren Entwicklungszyklen arbeiten.

Scania, Teil der Traton-Gruppe im Volkswagen-Konzern, profitiere von seiner Präsenz in China gerade damit, dass man lerne, wie die Chinesen in zwei bis drei Jahren zu entwickeln statt bisher in fünf Jahren, sagt Scania-Chef Christian Levin. Auf das Problem, dass damit die bestehende Modellpalette noch schneller alt aussehen könnte oder noch höhere Investitionsausgaben nötig sein könnten, will Levin nicht eingehen.

Der Chef von Volvo Trucks, Roger Alm, sucht das Problem mit der Bemerkung zu relativieren, dass Elektro- und Verbrenner-Lkw auf denselben Fertigungsstraßen produziert werden könnten, damit auch die Investitionskosten in Grenzen blieben und auch Flexibilität zwischen Elektro und Verbrennermodellen geschaffen werden könne.

Aus China drängen dennoch Hersteller auf den Markt, die damit werben, dass sie eben keine Kompromisse zwischen Verbrennerplattform und Elektroantrieb machen müssten. Das chinesische Start-up Superpanther habe sein neues Modell allein als Elektro-Lkw entwickelt, und dies habe viele Vorteile, sagt Europachef Michael Ruf. Generell gehe es auf dieser Messe ja nicht mehr wie früher um die Frage, ob Elektrotechnik im Lkw funktioniere, sondern vielmehr darum, wie gut das jeweilige Modell funktioniere.

	Mercedes-Benz eActros 600 (batterieelektrisch)		Mercedes-Benz Actros L 1845 (Diesel)
Batteriekapazität	621 kWh	Tank	720 Liter
Ladeleistung Schnelllader	400 kW
Ladedauer Schnelllader 10–80 Prozent	70 Min.	Zeit für Volltanken	15 min (mit Bezahlvorgang)
Ladeleistung Megawatt-Charger	1000 kW
Ladedauer Megawatt-Charger 10–80 Prozent	29 Min.
maximale Motorleistung	600 kW/816 PS	maximale Motorleistung	315 kW/428 PS
Verbrauch	107 kWh/100km	Verbrauch	25 l/100 km
Reichweite	bis zu 560 km	Reichweite	bis zu 2500 km
Leergewicht Sattelschlepper	11,7 Tonnen	Leergewicht Sattelschlepper	8 Tonnen
Nutzlast	22 Tonnen	Nutzlast	24 Tonnen

Die Elektrohersteller werden auf der aktuellen IAA sichtlich davon getrieben, dass sie sich gegenseitig überbieten wollen bei Batteriegröße, Reichweite und möglichst niedrigem Verbrauch. Den Vergleichsmaßstab lieferte bisher das 2024 vorgestellte Elektromodell eActros, ein Produkt von Daimler-Truck unter der Marke Mercedes-Benz. Doch mittlerweile sind Konkurrenzmodelle in einzelnen Disziplinen besser, und Daimler Truck wird bald in eine Auffrischung investieren müssen.

Alles vergeblich?

Von Tobias Piller

Soll nun alles Engagement für elektrische Lkw umsonst gewesen sein? Die europäischen Lkw-Hersteller haben ihre Investitionsausgaben verdoppelt, damit jeder schnell eine ganze Palette von batterieelektrisch angetriebenen Nutzfahrzeugen entwickeln konnte. Doch die Verkaufszahlen bleiben aus, weil die öffentlichen Ladestationen bisher nur sehr rar sind. 17 EU-Länder haben nach aktuellen Daten noch nicht einmal eine einzige Lkw-Ladesäule. Zugleich haben Transportunternehmen immer wieder Schwierigkeiten, wenigstens auf dem eigenen Betriebshof Ladeeinrichtungen zu bauen – dazu fehlt es dann schlicht an der nötigen Stromleistung vom Versorger.

Mercedes-Benz-Trucks, die Tochtergesellschaft von Marktführer Daimler Truck für Europa, Südamerika und Indien, konnte im ersten Halbjahr des Jahres 2026 gerade einmal 1551 Elektro-Trucks verkaufen, nur ein kleiner Bruchteil der insgesamt 79.000 abgesetzten Nutzfahrzeuge.

Dieser langsame Anlauf des Elektroantriebs, bei anderen Herstellern teils noch schleppender, darf nicht einfach nur als Momentaufnahme abgetan werden. Irgendwann wird sich das Missverhältnis zwischen hohen Investitionen und spärlichen Verkaufszahlen auch in den Bilanzen niederschlagen. Wenn die bisherigen Hoffnungswerte keinen Ertrag abwerfen, müssen sie irgendwann abgeschrieben werden, mit hohen außerordentlichen Verlusten.

Dieser Moment könnte schon bald kommen. Denn die Zeiten, in denen bewährte Verbrennertechnik bis zu zwanzig Jahre lang verkauft werden konnte, sind vorbei. Die Batterie- und Elektrotechnik ist viel schnelllebiger. Die Autobranche kann dafür als anschauliches Beispiel dienen: Was vor vier oder fünf Jahren Stand der Technik war, kann heute noch gut funktionieren, ist aber wegen des technischen Fortschritts obsolet. Auch nach spärlichen Verkaufszahlen müssen die Lkw-Hersteller möglichst schnell an einer technischen Erneuerung ihrer Modelle arbeiten. Die chinesische Konkurrenz drängt schon mit neuester Elektrotechnik auf den Markt.

Auf diese verzwickte Lage haben die Regulierer in Brüssel bisher nicht reagiert. Die bleiben bisher bei ihrem Tenor: Steigen die Verkaufszahlen nicht, stehen neben den Sonderabschreibungen auch noch Milliardenstrafen an die EU.

Etappenerfolg gegen Krebs

FRANKFURT. Das Mainzer Pharmaunternehmen Biontech und sein US-Partner Onco C4 haben mit einem neuen Wirkstoff in einer klinischen Studie die Überlebenszeit bei einer bestimmten Form von Lungenkrebs nahezu verdoppelt. In dem ersten, noch nicht zulassungsrelevanten Teil einer Phase-3-Studie erreichten Probanden mit dem Antikörper Gotistobart ein mittleres Gesamtüberleben von 18,5 Monaten, teilten die Unternehmen am Montag mit. In der Kontrollgruppe, die das Standard-Chemotherapeutikum Docetaxel erhielt, lag dieser Wert bei 10,0 Monaten.

Das Mittel richtet sich an Patienten mit einem sogenannten Plattenepithelkarzinom der Lunge, deren Erkrankung trotz einer vorherigen Immun- und Chemotherapie weiter fortgeschritten ist. Nach Biontech-Angaben gab es für diese schwer zu behandelnde Patientengruppe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kaum medizinische Fortschritte. Allein in jüngster Zeit seien sechs andere Phase-3-Studien in diesem Bereich gescheitert. Wenn das Immunsystem der Patienten erschöpft ist und der Tumor Resistenzen gebildet hat, bleibt derzeit oft nur eine Chemotherapie oder die palliative Versorgung.

Die Lebenserwartung liegt in diesem Stadium den Angaben zufolge bei weniger als einem Jahr. Studienleiter Rama Balaraman erklärte, sollte sich der Überlebensvorteil im laufenden zulassungsrelevanten Teil der Studie bestätigen, könnten die Ergebnisse die Standardbehandlung verändern. Dieser zweite Studienabschnitt läuft derzeit in mehr als 160 Zentren. Reuters

Bundesanleihe Rendite 10 Jahre

Der Luxusblues dauert an

Für die Luxusindustrie zeigt die Kurve weiter nach unten. Und der Louis-Vuitton-Konzern hat ein Problem in China. Dort gewann er einen Rechtsstreit, bekam aber eine patriotische Reaktion chinesischer Verbraucher zu spüren.

Von Niklas Záboji, Paris

Der Luxusindustrie will keine Trendwende gelingen. Die Geschäftslage scheint sich vielmehr weiter eingetrübt zu haben. Ein Barometer für den Zustand der Branche ist der Aktienkurs des Weltmarktführers LVMH, des Mutterkonzerns von Louis Vuitton, Dior, Sephora und Dutzenden weiteren Edelmarken. Er hat im Laufe des Sommers abermals kräftig Federn gelassen. Knapp 20 Prozent beträgt das Minus seit Mitte Juni. Seit Jahresbeginn sind es gar mehr als 35 Prozent.

Längst kann man bei dem französischen Luxuskonzern nicht mehr von einer Konjunkturdelle sprechen, längst hinterlassen ein schwaches China-Geschäft, wachsende Handelsbarrieren und eine nachlassende Konsumfreude in der LVMH-Bilanz Spuren. Hinzu kommen Hinweise auf einen veränderten Verbrauchergeschmack. Der Konzern blieb zuletzt zwar hochprofitabel. Doch die Ergebnisse werden schon seit einiger Zeit kleiner. Erreichte der Reingewinn von LVMH 2023 noch das Allzeithoch von 15,2 Milliarden, waren es in den vergangenen beiden Jahren „nur“ noch 12,6 und 10,9 Milliarden Euro.

Der Börsenwert ist ein Spiegelbild dieses Abwärtstrends. Von den im April 2023 erreichten 455 Milliarden Euro ist inzwischen nicht einmal mehr die Hälfte übrig. Damals war LVMH kurzzeitig das wertvollste börsennotierte Unternehmen Europas, sein Großaktionär und Chef Bernard Arnault war kurzzeitig der reichste Mensch der Welt. Vergangene Woche fiel der Börsenwert dann auf den niedrigsten Stand seit dem Corona-Jahr 2020 und zeitweise auch unter den von L'Oréal. Mit etwas mehr als 200 Milliarden Euro sind der Kosmetikkonzern und

LVMH im Pariser Aktienleitindex CAC 40 derzeit gleichauf. Anleger gehen offenbar nicht davon aus, dass die Kurve im Luxusgeschäft bald wieder nach oben zeigt.

Neue Meldungen aus China sind denn auch nicht dazu geeignet, die Börse zuversichtlich zu stimmen. Dort machte Louis Vuitton im Sommer ein Markenrechtsstreit mit einem lokalen Teehersteller zu schaffen. Die Mode- und Lederwarenmarke ist die LVMH-Gewinnmaschine schlechthin, nach Schätzungen der Analysten von UBS spült sie rund 60 Prozent des Ergebnisses vor Zinsen und Steuern in die Konzernkasse. Die Franzosen gewannen den Streit zwar vor Gericht, bekamen aber eine patriotische Gegenreaktion von chinesischen Verbrauchern zu spüren. Louis Vuitton habe Umsatzrückgänge von etwa 30 Prozent im Juli und 20 bis 25 Prozent im August verzeichnet, zitierte die Nachrichtenagentur Bloomberg Schätzungen der Marktforscher von JL Warren.

Ein LVMH-Sprecher lehnte einen Kommentar ab und gab an, sich derzeit nicht zu Finanzkennziffern zu äußern. Klar ist: Der chinesische Markt ist enorm wichtig. Er steht für rund 30 Prozent des Konzernumsatzes und war in der jüngeren Vergangenheit der Hauptwachstumsmotor. Und klar ist auch: Weitere Rücksetzer in China dürften die Ende Juli noch genährte Hoffnung auf eine Trendwende zunichtemachen. Nachdem LVMH im zweiten Quartal für sein Kerngeschäft mit Mode- und Lederwaren erstmals seit zwei Jahren wieder Wachstum vermeldet hatte, droht das dritte Quartal abermals schlecht zu werden.

LVMH mag vor größeren Herausforderungen stehen als einige Konkurren-

Sandig: Louis-Vuitton-Präsentation in Paris

Foto AP Photo/Aurelien Morissard

ten. Mit massetauglicherem Luxus richtet sich der Konzern auch an Mittelschichtkunden, denen die Konsumfreude in den vergangenen drei Jahren stärker vergangen ist als sehr Vermögenden. Dem viel kleineren französischen Luxushersteller Hermès mit seinen sündhaft teuren Handtaschen und Accessoires ging es bis vor Kurzem besser. Doch auch das ist nun vorbei. Seit an-

Luxusaktien verlieren

Index 1.1.2026=100

derthalb Jahren ist der Kurs der Hermès-Aktie ebenfalls auf Talfahrt.

Der Börsenwert von Hermès ist auf weniger als 150 Milliarden Euro gefallen. Auch Luxuskonzerne wie Prada, Burberry oder den Gucci-Mutterkonzern Kering ging es zuletzt abwärts. Das einzige Branchenschwergewicht, das sich behaupten kann, ist Richemont aus der Schweiz mit seinen Zugpferden Cartier und Van Cleef & Arpels. Sein Börsenwert liegt mit rund 90 Milliarden Euro aber weiter deutlich unter dem von LVMH und Hermès.

Quelle: Bloomberg / F.A.Z.-Grafik: fego.
14. September 2026

Für die Entwicklung des französischen Aktienmarkts hat der Luxusblues Folgen. Im CAC 40 brachte es die Branche bis vor Kurzem noch zusammen mit L'Oréal auf mehr als 30 Prozent der Gewichtung. Seit Jahresbeginn tritt der Leitindex folglich auf der Stelle, während der deutsche Leitindex Dax zumindest leicht zugelegt hat. Dass der Unterschied nicht noch größer ausfällt, ist den starken Kursgewinnen von Industriekonzernen wie Totalenergies und Schneider Electric zu verdanken.

Dennoch: Schenkt man der Mehrheit der Analysten Glauben, haben die französischen Luxuskonzerne mit ihrer enormen Preissetzungsmacht nach wie vor Wachstumspotential – zumindest so lange es Menschen auf der Welt gebe, denen der wirtschaftliche Aufstieg gelingt und die um Distinktion bemüht sind. Laut Bloomberg raten derzeit 60 Prozent der Analysten zum Kauf der Hermès-Aktie. Im Fall von LVMH sind es knapp 65 Prozent. Die Hermès-Aktie mag mit einem Kurs-Gewinn-Verhältnis von rund 33 teuer bleiben, LVMH rückt mit 19 hingegen allmählich in den moderaten Bereich.

PSG sammelt Milliarden für Europa ein

FRANKFURT. Der amerikanische Finanzinvestor PSG Equity baut sein Engagement in Europa mit steigenden Volumina aus. Das auch in Deutschland aktive Haus hat nach Informationen der F.A.Z. 4,4 Milliarden Euro an Kapitalzusagen für seinen dritten Europa-Fonds („PSG Europe III“) eingesammelt und damit das vorher festgesetzte Maximum erreicht – im Branchenjargon „Hard Cap“ genannt. Das Volumen übersteigt deutlich jenes der Vorgängerfonds. In den zweiten Topf aus dem Jahr 2023 waren 2,6 Milliarden Euro eingeflossen, etwa doppelt so viel wie in den ersten Europafonds. PSG ist als Investor auf Software- und andere Technologie-dienstleister spezialisiert und zielt mit dem neuen Fonds auf Unternehmen rund um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I).

Das Geld für die dritte Generation kommt von bestehenden und neuen Investoren: staatliche Pensionsfonds, Staatsfonds, Versicherungen, Familienvermögensverwaltern und Privatpersonen. PSG Equity bestätigt den Abschluss der Mitteleinwerbung. Der Investor hat sich in Deutschland bisher an acht Unternehmen beteiligt, darunter an Sport Alliance, einem Softwarespezialisten für Fitnessstudios. Eine der acht Beteiligungen ist schon weiterverkauft, nämlich Hornetsecurity, ein Dienstleister für IT-Sicherheit. An dem Unternehmen aus Hannover hatte sich zunächst der skandinavische Investor Verdane beteiligt, im Jahr 2020 stieg PSG ein, im Jahr 2022 auch noch der amerikanische Investor TA Associates. Das Trio verkaufte Hornetsecurity im vergangenen Jahr an den IT-Sicherheitsspezialisten Proofpoint, der dem Private-Equity-Haus Thoma Bravo gehört.

PSG hält seit dem Jahr 2019 ein eigenes Team im europäischen Markt. Es zählt inzwischen mehr als 80 Mitarbeiter. Die IT-Branche hat jahrelang die Aktivität im Fusions- und Übernahmemarkt befeuert. In jüngster Zeit sieht das Bild differenzierter aus: Finanzinvestoren und Unternehmen sind damit beschäftigt, die Auswirkungen der KI auf Geschäftsmodelle der einzelnen Unternehmen aus dem Sektor abzuschätzen: ob sie von KI profitieren oder durch sie unter Druck kommen. smo.

„Die Reformagenda ist entscheidend“

Der UBS-Anlagestratege Maximilian Kunkel versucht gelassen auf Großereignisse und Märkte zu blicken

Herr Kunkel, wir können nicht über Märkte sprechen, ohne über das Wahlergebnis in Sachsen-Anhalt zu reden. Wie gucken Sie darauf?

Wir versuchen es relativ nüchtern und rational zu betrachten. Sachsen-Anhalt trägt weniger als zwei Prozent zum deutschen BIP bei. Auch wenn dort eine Regierung mit AfD-Beteiligung zustande käme, würde das sicherlich für Sachsen-Anhalt negative Auswirkungen haben – denken Sie an den Fachkräftemangel, der sich weiter zuspitzen würde, oder an politische Unsicherheit. Aber aufs große Ganze sollte es keine großen Auswirkungen haben auf das, was die Märkte interessiert. Könnte es Auswirkungen auf fiskalpolitische Entwicklungen geben? Sehen wir nicht. Auf

Der F.A.Z.-Finanzen-Podcast

Das vollständige Interview mit Maximilian Kunkel von UBS Deutschland können Sie im F.A.Z. Podcast Finanzen hören.

faz.net/finanzen-podcast

die Reformagenda? Auch nicht. Wenn überhaupt, könnte es sogar positiv kommen, indem die Regierung sagt: Wir müssen jetzt noch mehr voranschreiten. Alles in allem sehen wir aus Marktsicht keine negativen Auswirkungen.

Bundeskanzler Merz hat gesagt, man dürfe sich von der Reformagenda nicht ablenken lassen. Das ist ja genau das, was auch Investoren interessiert, oder? Es muss weitergehen. Es gibt zwei Aspekte: Kurzfristig glauben wir, dass der fiskalpolitische Impuls dieses und nächstes Jahr relativ stark durchkommen wird – rund 0,6 Prozent Wirtschaftswachstum allein dadurch. Im Kontext von Deutschland ist das relativ viel. Dann geht es darum, ob Kapital sich auch längerfristig in Deutschland bindet. Und da ist die Reformagenda entscheidend. Dass man die weiter vorantreibt, ist wahnsinnig wichtig.

1,3 Prozent Wachstum sind ein zartes Pflänzchen. Könnte es jetzt einen Dämpfer geben?

Ich glaube noch nicht. Wir müssen erst mal sehen, was sich in Sachsen-Anhalt wirklich tut und wie die Regierung darauf reagiert. Wir haben hier ein strukturelles und ein zyklisches Thema. Strukturell ist es immer das gleiche: Langfristiges Wachstum hängt davon ab, wie viele Leute arbeiten und wie produktiv sie sind. Wir haben eine demographische Situation in Deutschland, die es kompliziert macht. Bei der Produktivität waren wir bisher sehr gut im Regulieren von Technologie, weniger im Nutzen. Aber hier gibt es langsam Veränderungen, und das ist wichtig. Zyklisch sehen wir Momentum, das ist fiskalpolitischer Natur. Aber wir sehen auch mehr und mehr Anzeichen für einen Aufschwung außerhalb von KI, gerade im verarbeitenden Gewerbe. Und das wird nicht durch die Wahl in Sachsen-Anhalt gestoppt.

Finden Sie auch, wir machen uns in Deutschland schlechter als die Lage eigentlich ist?

Häufig ja. Eine gewisse Skepsis ist grundsätzlich etwas Gutes, weil sie dazu führt, dass man Risiken gut einschätzt. Aber sie darf nicht zu Trägheit werden und vor allem nicht in Sarkasmus enden. Bei den Konsumenten sehe ich das größte Aufholpotential. Es geht vielen Konsumenten in Deutschland besser, als sie meinen. Wir sehen, dass sehr viele, anders als in anderen Regionen, noch nicht dazu gekommen sind, wirklich Spaß zu haben.

Ist es nicht paradox, dass es die schwierige wirtschaftliche Situation gibt und gleichzeitig Dax-Höchststände? Ist da etwas entkoppelt?

Dieses Jahr gibt es keine Entkopplung. Was die Märkte normalerweise treibt, sind zwei Dinge: Gewinnwachstum und Zinsen. Und was wir dieses Jahr sehen, ist eine Beschleunigung und Ausweitung des Gewinnwachstums. Das Gewinnwachstum ist inzwischen deutlich schneller als die Zugewinne an den Börsen. Seit Jahresbeginn haben wir den stärksten Rückgang der Bewertung in einem Bullenmarkt seit 2010 gesehen. Aktienmärkte sind heute günstiger als am Jahresanfang.

Sind die Hyperscaler in den USA nicht hoffnungslos überbewertet?

Es sind sehr eindrückliche Zahlen, ja. Aber ich glaube nicht, dass die Bewertungen erhöht sind. Die Hyperscaler handeln bei unter 24-mal Kurs-Gewinn-Verhältnis. Von den Bewertungen her kann man nicht sagen, dass es übertrieben ist. Die Frage ist: Kriegt man eine Rendite auf diese Investitionen? Der Grund, warum man diese Hyperscaler so gerne mochte, war: Sie verdienten unglaublich viel Geld, gaben es aber nie aus. Es ging alles an die Aktionäre zurück. Jetzt wird das Geld ausgegeben. In der aktuellen Quartalsberichtssaison ist etwas Wichtiges passiert: Man konnte zum ersten Mal aufzeigen, dass es eine klare Verbindung gibt zwischen Ausgaben für Infrastruktur und Umsatzzuwächsen in Bereichen wie Cloud. Das hat dem Markt gefallen.

Maximilian Kunkel, UBS Foto UBS

Es könnte eine Art Kreislaufwirtschaft geben. Die Unternehmen finanzieren sich gegenseitig.

Das ist ein wichtiger Punkt, aber Sie dürfen nicht vergessen: Die Nachfrage nach Tokens ist real und wird dadurch nicht beeinträchtigt. Die Nachfrage nach Kapital besteht, weil die Nachfrage nach Tokens da ist. Was das Ganze beeinträchtigen kann, ist das Angebot. Wir müssen sehen, ab wann wir ein Überangebot haben. Davon sind wir noch relativ weit entfernt.

Die Deutschen mögen Gold. Was sind die Assetklassen, auf die Sie derzeit besonders gucken?

Aktien sind sicherlich der größte Fokus. Gold sehen wir weiterhin positiv. Reale Zinsen sollten sinken, der Dollar sollte schwächer werden, und Diversifikationsströme sollten Gold stützen. Was stärker aufkommt, sind zwei Themen: Zum einen

Infrastruktur, die über Rechenzentren hinaus geht. Und Hedgefonds, vor allem bei größeren Kunden. Der Grund: In einem Umfeld höherer Schwankungen bei einzelnen Titeln und höherer Dispersion haben diese ein besseres Umfeld, um Mehrwert zu generieren.

Wie betrachten Sie die Emerging Markets?

Wir sind positiv. Sie haben strukturell stärkeres Gewinnwachstum durch die Integration in die KI-Wertschöpfungskette und Rohstoff-Exponierung. Wir gehen dieses Jahr von 60 Prozent Gewinnwachstum in Schwellenländern aus, nächstes Jahr 20 Prozent. Zweitens haben sie einen Dollar, der sich abschwächen sollte. Drittens sind die Bewertungen attraktiv – circa zehnmal Kurs-Gewinn-Verhältnis, 45 Prozent Abschlag gegenüber entwickelten Ländern. Viele Anleger aus Europa konzentrieren sich zu stark auf China und weniger auf Opportunitäten. Abseits davon gucken wir auf Taiwan, Südkorea, Indien.

Zyklische oder nicht-zyklische Aktien? Zyklich. Außerhalb von KI haben wir einen Wirtschaftsaufschwung, der nicht von allen geschätzt wird. Die Einkaufsmanagerindizes in Industrienationen sind in den meisten Regionen auf dem höchsten Stand in vier Jahren. Relativ zu den Prognosen der meisten Volkswirte sind die ökonomischen Daten deutlich besser als erwartet.

Wo stehen wir bei der europäischen Souveränität? Gibt es attraktive Sektoren in Europa?

Der Fokus weitet sich über Tech hinaus aus. Bei Tech ist es klar: USA und Asien. Aber diese Ausweitung ist eine Chance für Europa, weil wir hier ein starkes Standbein haben. Beim Thema Elektrifizierung hat Europa einen sehr starken Stand, befeuert durch die Situation im Mittleren Osten. Zweitens die Adoption: Wir haben eine gute Basis im verarbeitenden Gewerbe. Hier können Themen wie KI unterstützend reinkommen. In Automatisierung und Robotik ist Europa stark.

Herr Kunkel, ich sehe Sie in ganz guter Stimmung. Pessimistisch für den Rest des Jahres müssen wir nicht sein? Pessimistisch müssen wir bei den Anlage-möglichkeiten wirklich nicht sein.

Die Fragen stellte Inken Schönauer.

Kosten drittrangig

Von Daniel Mohr

Derzeit flattern fast täglich neue Angebote zum 2027 startenden Altersvorsorgedepot ins Postfach. Der Fokus wird dabei immer auf die Kosten gelegt. Auch der Bundesverband für Strukturierte Wertpapiere (BSW) hat gerade eine umfassende Kostenstudie für alle Anlage-Zertifikate erstellt. Die Botschaft: Schaut her, wir sind gar nicht so teuer.

Für Anleger ist es wichtig, die Kosten im Blick zu haben. Für die seit Lehman immer noch mit einem Makel belegten Zertifikate ist es zudem ratsam, dem diffusen Gefühl entgegenzutreten, die Anleger würden abgezockt.

Die gesamte Finanzbranche sollte indes aufpassen, sich nicht zu sehr über Kosten zu definieren. Wenn beim Anleger unterm Strich das Wort „Kosten“ in Erinnerung bleibt, fehlt der wichtigere Teil der Botschaft, warum man überhaupt so ein Produkt kaufen sollte. Der Zertifikateverband hatte zuvor eine umfassende Studie zu Risiken erstellt. Ergebnis: Wir sind gar nicht so riskant. Noch niedrigere Kosten und noch weniger Risiko hat der Anleger indes, wenn er gar kein Zertifikat kauft und auch kein Altersvorsorgedepot abschließt.

Die Gleichung ergibt erst Sinn, wenn der Anleger die Vorteile, die Chancen, am Kapitalmarkt also die Rendite ins Verhältnis zum Risiko setzt und dabei die Kosten im Hinterkopf hat. Interessanterweise hat sich mit Trade Republic just jene Bank zum Altersvorsorgedepot noch nicht konkret geäußert, der am ehesten zugetraut wird, Millionen Sparer zu sich locken zu können. Es bleibt also spannend, ob der ETF-Sparplanmarktführer wie bisher eher über den Nutzen für sich werben wird oder auch die Kosten in den Vordergrund stellt. Bisher war die positiv konnotierte Nutzen-Strategie rund um Zinskonten, Bezahlkarte und Einfachheit die erfolgreichere.

Der Kapitalmarkt hat den Nachteil, dass Renditen in der Zukunft liegen und mithin ebenso ungewiss sind wie die Risiken, die eventuell eintreten könnten. Daher ist es für Anleger keineswegs verkehrt, auf die Kosten zu achten, denn die sind sicher. Im ersten Schritt sollten aber Renditeziele und Risikobereitschaft umrissen werden. Und erst wenn sich aus diesen Profilen Produkte ableiten lassen, sollte der Kostenvergleich erfolgen. Nur weil ein Finanzprodukt billig daherkommt, ist es nicht gut.

Die Vergangenheit liefert einige Anhaltspunkte über Renditen und Risiken. Die Vorhersagen werden sicherer, je länger der betrachtete Zeitraum wird. Für ein langfristig orientiertes Altersvorsorgedepot kann daher durchaus behauptet werden, dass Aktienfonds und ETF ein höherer Stellenwert zukommen sollte als bisher in Deutschland üblich. Dafür müsste aber ein wenig mehr über Chancen und Renditen gesprochen werden als über Risiken und Kosten.

Die Börse

	11.9.26	14.9.26
F.A.Z.-Index	3316,72	3305,37
Dax	25568,56	25432,46
M-Dax	31663,79	31137,89
Tec-Dax	3980,48	3963,97
Euro Stoxx 50	6325,13	6260,03
F.A.Z.-Euro-Index	227,27	226,30
Dow Jones	52573,29	52450,35
Nasdaq Index	26333,04	26136,60
Bund-Future	120,53	120,20
Tagesgeld Frankfurt	2,28 %	2,28 %
Bundesanl.-Rendite 10 J.	3,52 %	3,53 %
F.A.Z.-Renten-Rend. 10 J.	3,41 %	3,42 %
US-Staatsanl.-Rend. 10 J.	4,94 %	4,96 %
Gold, Spot ($/Unze)	4348,89	4273,99
Rohöl (London $/Barrel)	104,32	109,27
1 Euro in Dollar	1,1592	1,1551
1 Euro in Pfund	0,8582	0,8560
1 Euro in Franken	0,9451	0,9431
1 Euro in Yen	178,56	178,52

Alle Werte Stand: 16:13 Uhr

Ölpreis über 108 Dollar befeuert Inflationssorgen

Angriffe auf Schiffe im Nahen Osten und die Schließung einer wichtigen saudischen Pipeline verschärfen die Sorgen an den Märkten. Investoren fürchten, dass die Ölpreise lange auf hohem Niveau bleiben.

Von Susanne Klöpfer, Frankfurt

Steigende Ölpreise treiben weiterhin Märkte und Anleger um. Nach erneuten Angriffen auf Saudi-Arabien und auf Schiffe im Persischen Golf zogen diese kräftig an. Zum Wochenstart stiegen die Rohölpreise zeitweise um bis zu 3,9 Prozent auf mehr als 108 Dollar je Barrel, gaben einen Teil der Gewinne anschließend aber wieder ab. West Texas Intermediate, die amerikanische Referenzsorte, notierte nahe 103 Dollar. Investoren fürchten, dass die Ölpreise über einen längeren Zeitraum auf hohem Niveau bleiben und damit weltweit die Inflation anheizen könnten.

Der Dax legte einen schwächeren Wochenstart hin. „Mit jedem weiteren Ölpreisschub wächst die Sorge, dass die Inflation befeuert und die Notenbanken unter Zugzwang gesetzt werden könnten“, sagt Marktanalyst Timo Emden vom Broker Captrader. Der Dax bleibe im Spannungsfeld eines Unsicherheitscocktails aus geopolitischen Risiken, geldpolitischen Fragezeichen und KIBedenken gefangen.

Der Dollar legte am Montag zu, US-Staatsanleihen entwickelten sich uneinheitlich. Gold gab zeitweise um knapp ein Prozent nach und wurde knapp über 4300 Dollar je Feinunze gehandelt. „Die geopolitische Risikoprämie ist mit voller Wucht an den Rohölmarkt zurückgekehrt“, sagt die Analystin Linda Yu der DZ Bank.

Als Haupttreiber sieht sie die eskalierende militärische Konfrontation im Mittleren Osten. „Selbst unter militärischem Geleitschutz bleibt die Durchfahrt für Handelsschiffe mit extremen Risiken verbunden“, so Yu. Nun gerieten auch die Ausweichrouten über die Meerenge Bab al-Mandab immer mehr unter Druck. Die Folgen seien nun schon spürbar: Saudi-Arabiens Förderung sei im August eingebrochen, weil Anlagen nach Drohnenangriffen stillgelegt werden mussten und Transportkapazitäten fehlten.

Im Golf von Oman: Entlang der Schifffahrtsrouten zwischen der Straße von Hormus und dem Arabischen Meer sind Tanker und Frachtschiffe zu sehen.

In Rüsselsheim: Mit dem Ölpreis steigen auch die Bezinpreise. Foto Lucas Bäuml

Eine baldige Entspannung ist laut der Analystin nicht in Sicht. „Solange die Angriffe anhalten und die Straße von Hormus unpassierbar bleibt, dürfte der Ölpreis auf erhöhtem Niveau verharren“, sagt Yu. Sollten sich die Angriffe im Roten Meer verschärfen oder weitere Energieanlagen beschädigt werden, drohe kurzfristig sogar ein erneuter Preissprung.

„Neue, auch eskalierende Scharmützel zwischen Amerika und Iran schlagen gewaltig auf die Börsenlaune“, bemerkt Robert Halver von der Baader Bank. Ihm zufolge muss sich die Welt eventuell an einen Ölpreis auch über 100 Dollar gewöhnen. „Denn es gibt keine Anzeichen dafür, dass Iran zu echten Verhandlungen bereit wäre.“

Wegen der Öl- und Erdgaspreise und der kräftig gestiegenen Renditen erwartet die Commerzbank tendenziell eine Fortsetzung der Konsolidierung. „Da die Berichtssaison erst wieder im Oktober Fahrt aufnimmt, dürften vor allem Makrodaten und geopolitische Faktoren für Bewegung an den Aktienmärkten sorgen“, meint Analyst André Sadowsky.

An den Märkten wurde zum Wochenstart eine Wahrscheinlichkeit von nahezu 90 Prozent für eine Zinserhöhung der amerikanischen Notenbank am Mittwoch eingepreist. An diesem Mittwoch steht die Sitzung der US-Notenbank an. Die EZB hat vergangene Woche bereits die Zinsen angehoben. „Nach der leichten Überraschung auf der Oberseite bei der Kerninflation bei den am Freitag veröffentlichten aktuellen Inflationszahlen ist ein Zinsschritt der Fed zu rund 87 Prozent eingepreist“, berichtet Leon Ferdinand Bost von Metzler. „Wir glauben nicht, dass sich das Komitee am Mittwoch diametral gegen die Finanzmärkte stellen kann.“

Aktienmärkte

Tief	52 Wochen Vergleich	Hoch	Börschwert in Mio. € Gesamt		11.9.26 Schluss	14.9.26 15.56 h	Veränd. in % seit		Div. - Rend.
							11.9.	30.12.25
			Dax		25568,56	25456,33	-0,4	+3,9
			Adidas ▲		142,75	143,20	+0,3	-15,3	$2,80^{1x}$ 1,96
			Airbus SE (NL) ▲▼		199,50	194,88	-2,3	-1,6	$3,20^{1x}$ 1,64
			Allianz SE ▲▼		442,30	444,20	+0,4	+13,8	$17,10^{1x}$ 3,85
			BASF SE ▲		51,83	52,45	+1,2	+18,1	$2,25^{1x}$ 4,29
			Bayer ▲		48,17	49,18	+2,1	+32,9	$0,11^{1x}$ 0,22
			Beiersdorf		73,32	74,72	+1,9	-20,2	$1,00^{1x}$ 1,34
			BMW St. ▲		63,00	62,80	-0,3	-32,6	$4,40^{1x}$ 7,01
			Brenntag SE		60,62	61,38	+1,3	+23,8	$1,90^{1x}$ 3,10
			Commerzbank		42,73	42,82	+0,2	+18,6	$1,10^{1x}$ 2,57
			Continental		70,52	69,16	-1,9	+1,8	$2,70^{1x}$ 3,90
			Daimler Truck Hldg.		44,31	44,07	-0,5	+18,1	$1,90^{1x}$ 4,31
			Deutsche Bank ▲		34,84	34,22	-1,8	+3,4	$1,00^{1x}$ 2,92
			Deutsche Börse ▲		276,30	283,90	+2,8	+26,9	$4,20^{1x}$ 1,48
			Deutsche Telekom ▲▲▼		28,59	28,99	+1,4	+4,8	$1,00^{1x}$ 3,45
			DHL ▲		55,02	55,86	+1,5	+19,5	$1,90^{1x}$ 3,40
			E.ON SE		17,64	17,38	-1,4	+7,8	$0,57^{1x}$ 3,28
			Fresenius M. C.		38,44	39,59	+3,0	-2,9	$1,49^{1x}$ 3,76
			Fresenius SE		45,04	45,53	+1,1	-7,1	$0,00^{1x}$ 0,00
			GEA Group		63,85	63,65	-0,3	+10,1	$1,30^{1x}$ 2,04
			Hannover Rück SE		250,40	254,80	+1,8	-4,3	$12,50^{1x}$ 4,91
			Heidelberg Materials		154,95	151,90	-2,0	-31,9	$3,60^{1x}$ 2,37
			Henkel Vz.		72,30	73,24	+1,3	+5,3	$2,07^{1x}$ 2,83
			Hochtief		416,20	384,00	-7,7	+13,9	$6,60^{1x}$ 1,72
			Infineon Techn. ▲▲		58,56	54,74	-6,5	+45,1	$0,35^{1x}$ 0,64
			Mercedes Benz Grp. ▲		46,68	46,51	-0,4	-22,6	$3,50^{1x}$ 7,53
			Merck		131,45	132,95	+1,1	+8,4	$2,20^{1x}$ 1,65
			MTU Aero Engines		343,70	331,60	-3,5	-6,7	$3,60^{1x}$ 1,09
			Münchener Rück ▲▼		503,40	511,20	+1,5	-9,1	$24,00^{1x}$ 4,69
			Qiagen (NL) ■		36,53	36,91	+1,0	-9,8	$0,35^{1x}$ 0,83
			Rheinmetall ▲▼		990,60	994,00	+0,3	-36,3	$11,50^{1x}$ 1,16
			RWE		59,84	58,04	-3,0	+28,2	$1,20^{1x}$ 2,07
			SAP SE ▲▲▼		177,26	185,36	+4,6	-11,0	$2,50^{1x}$ 1,35
			Scouti24 SE		73,05	74,35	+1,8	-13,3	$1,50^{1x}$ 2,02
			Siemens ▲▼		264,65	259,50	-1,9	+8,5	$5,35^{1x}$ 2,06
			Siemens Energy ▲▼		144,26	133,82	-7,2	+11,1	$0,70^{1x}$ 0,52
			Siemens Health. ■		38,23	39,08	+2,2	-13,0	$1,00^{1x}$ 2,56
			Symrise		87,20	88,82	+1,9	+28,9	$1,25^{1x}$ 1,41
			Volkswagen Vz ▲		81,18	81,64	+0,6	-21,2	$5,26^{1x}$ 6,44
			Vonovia SE		18,11	17,96	-0,8	-26,8	$1,25^{1x}$ 6,96
			Zalando SE		22,32	22,57	+1,1	-10,9	$0,00^{1x}$ 0,00

	M-Dax		31663,79	31131,35	-1,7	+1,7
	3793,97	Aixtron SE ■	37,54	33,44	-10,9	+93,2	$0,15^{1x}$
	1984,51	Aroundtown (L)	1,82	1,81	-0,5	-31,5	$0,08^{1x}$
	3691,88	Aumovio SE	37,80	36,90	-2,4	-14,1	$0,00^{1x}$
	7336,94	Aurubis	173,30	163,20	-5,8	+31,4	$1,60^{1x}$
	4266,38	Auto1 Group SE	20,14	19,22	-4,6	-29,6	$0,00^{1x}$
	4480,56	Bechtle ■	35,56	35,56	±0,0	-18,6	$0,70^{1x}$
	2752,79	Billinger SE	76,35	73,20	-4,1	-31,8	$2,80^{1x}$
	5433,60	CTS Eventim	56,85	56,60	-0,4	-27,9	$1,44^{1x}$
	11318,75	Delivery Hero SE	36,84	36,93	+0,2	+62,5	$0,00^{1x}$
	9061,30	Deutsche Lufthansa	7,72	7,54	-2,4	-10,3	$0,33^{1x}$
	1856,08	Deutz	12,82	12,16	-5,1	+43,1	$0,18^{1x}$
	15140,00	DWS Group	76,45	75,70	-1,0	+34,0	$3,00^{1x}$
	2289,14	Elmos Semicond. SE ■	142,60	133,40	-6,5	+37,5	$1,50^{1x}$
	8411,30	Evonik Industries	17,86	18,05	+1,1	+35,1	$1,00^{1x}$
	3392,14	flatexDegiro	31,56	30,80	-2,4	-16,2	$0,30^{1x}$
	5561,99	Fraport	60,15	60,15	±0,0	-14,0	$1,00^{1x}$
	2982,03	Ireenet ■	25,18	25,08	-0,4	-14,5	$2,07^{1x}$
	2724,80	Fuchs SE Vz.	41,78	41,60	-0,4	+9,1	$1,23^{1x}$
	7855,56	Hella	71,30	70,70	-0,8	-14,4	$0,22^{1x}$
	8838,06	Hensoldt ■	76,64	76,52	-0,2	+4,3	$0,55^{1x}$
	2692,10	Hugo Boss	38,24	38,24	±0,0	+5,8	$0,04^{1x}$
	4919,60	Ionos Group SE ■	34,76	35,14	+1,1	+31,4	$0,00^{1x}$
	2200,23	Jenoptik ■	41,28	38,44	-6,9	+96,4	$0,40^{1x}$
	3017,84	K+S	16,59	16,85	+1,6	+35,7	$0,07^{1x}$
	5375,21	Kion Group	43,14	40,97	-5,0	-40,0	$0,62^{1x}$
	16184,48	Knorr-Bremse	101,90	100,40	-1,5	+5,5	$1,90^{1x}$
	3525,79	Krones	112,80	111,60	-1,1	-17,8	$2,80^{1x}$
	1222,66	Lanxess	14,25	14,16	-0,6	-19,6	$0,10^{1x}$
	3605,73	LEG Immobilien SE	47,24	46,92	-0,7	-24,6	$2,92^{1x}$
	6964,65	Nemetschek SE ■	58,40	60,30	+3,3	-35,0	$0,68^{1x}$
	8939,55	Nordex SE ■	39,38	37,74	-4,2	+29,6	$0,00^{1x}$
	20470,17	Porsche	44,84	44,94	+0,2	-1,5	$1,01^{1x}$
	4477,38	Porsche Hldg. SE	29,06	29,24	+0,6	-26,8	$1,51^{1x}$
	3195,49	Puma SE	21,69	21,59	-0,5	-3,2	$0,00^{1x}$
	6577,55	Rational	584,50	578,50	-1,0	-12,5	$20,00^{1x}$
	4210,00	Renk Group	41,74	42,10	+0,9	-21,5	$0,58^{1x}$
	4967,24	RTL Group (L)	31,95	32,10	+0,5	-6,8	$5,50^{1x}$
	3091,99	Salzgitter	55,50	51,45	-7,3	+28,2	$0,20^{1x}$
	8626,18	Sartorius Vz. ■	232,90	230,40	-1,1	-6,8	$0,74^{1x}$
	6585,85	Schaeffler	7,19	6,97	-3,1	-16,6	$0,30^{1x}$
	2245,65	Siltronic ■	74,60	68,05	-8,8	+39,2	$0,00^{1x}$
	1266,40	Suss MicroTec SE ■	71,40	66,25	-7,2	+69,3	$0,04^{1x}$
	2175,45	TAG Immobilien	11,54	11,43	-1,0	-13,6	$0,40^{1x}$
	31736,34	Talanx	121,20	122,90	+1,4	+8,0	$3,60^{1x}$
	9291,29	thyssenkrupp	15,41	14,93	-3,1	+60,9	$0,15^{1x}$
	5228,00	TKMS	83,20	82,30	-1,1	+24,5	$0,00^{1x}$
	18240,00	Traton SE	36,76	36,48	-0,8	+19,6	$0,93^{1x}$
	3358,18	TUI	6,71	6,62	-1,3	-26,3	$0,10^{1x}$
	5303,04	United Internet ■	27,68	27,62	-0,2	-0,2	$0,50^{1x}$
	4477,30	Wacker Chemie	87,75	85,85	-2,2	+23,8	$0,00^{1x}$

Prime Standard

Frankfurt	11.9.Schluss	14.9.15.56 h
1&1	23,50	23,70
11 88 0 Solutions	2,01	2,04
3U Holding	0,912	0,91
ad pepper media (NL)	2,58	2,56
adesso SE	58,10	58,70
Adler Group (L)	0,102	0,11
All for One Gr. SE	67,60	67,60
Allane SE	12,50	12,80
Alzchem Group	160,30	160,20
Amadeus Fire	18,30	18,28
Arzneiwerk Vida	-	0,288
Asta Energy Sol. (A)	66,00	59,60
Atoss Software SE ■	88,60	91,00
Aumann	12,90	12,90
Basler	22,80	21,15
Bastei Lübbe	6,64	6,80
Baywa	8,50	8,50
BayWa vNA	2,54	2,53
BB Biotech N (CH)	54,60	55,50
Befesa (L)	37,10	36,55
Bertrandt	8,62	8,52
bet-at-home.com	3,08	3,05
Bike24 Holding	2,45	2,44
Biofrontera	2,32	2,34
Borussia Dortmund	3,24	3,21
Brain Biotech	2,77	2,72
Branics Group	0,56	0,598
Brockhaus Techno.	21,00	21,00
Cancom SE ■	21,65	21,30
Carl Zeiss Med. ■	30,24	29,88
Ceconomy	3,82	3,88
Cewe Stiftung	105,40	105,60
Cherry SE	1,13	1,26
Data Modul	27,80	27,80
Delticom	2,18	2,18
Demire Real Est.	0,342	0,346
Dermapharm Hldg. SE	38,10	37,15
DMG Mori	47,00	47,00
Douglas	7,63	7,61
Drägerwerk St.	84,60	85,60
Drägerwerk Vz ■	113,40	111,40
Dt. Beteiligungs	20,95	21,10
Dt. EuroShop	17,94	17,58
Dt. Konsum REIT	1,30	1,27
Dt. Pfandbriefbank	3,42	3,36
Dürr	17,28	17,08
Eckert & Ziegler SE ■	12,44	12,34
Edag Engineering (CH)	2,88	2,86
Einhell Germany	68,10	68,20
Electrovac	8,10	7,86
Eleving Group (L)	1,59	1,59
ElringKlinger	5,18	5,18
elumeo SE	1,99	2,04
Evotec SE ■	2,97	2,90
Fabasoft (A)	15,50	15,70
Fielmann Grp.	38,45	38,40
First Sensor	54,00	53,50
Formycon	20,15	19,76
Fortec Elektronik	10,80	11,00
Fr. Vorwerk Gr. SE	70,05	63,75
Fuchs SE	35,35	36,05
Gerresheimer	28,84	28,42
Gesco	14,40	14,30
GFT Technol. SE	24,60	25,30
Global Fashion (L)	0,448	0,448
Grammer	12,40	12,10
Grand City Pr. (L)	9,07	9,04
Grenke	11,64	11,30
H2APEX Group (L)	1,15	1,18
Haier Smart Home (CN)	1,83	1,84
Hamberner Reit	4,20	4,21
Hamburger Hafen	21,50	21,50
Hapag-Lloyd	135,10	136,10
Hawesko Hldg. SE	15,95	16,10
Heidelberg Ph.	2,45	2,45
Heidelberger Druck.	1,38	1,37
HelloFresh SE	2,80	2,70
Henkel St.	68,00	66,75
hGears	0,155	0,434
Highlight Com. (CH)	0,588	0,576
Hoenle	7,68	7,44
HomeToGo SE (L)	0,826	0,778
Hornbach Hldg.	83,40	83,10
Hypoport SE	77,45	76,60
Indus Holding	37,50	37,65
init innovat. SE	43,25	43,10
Instone Real	6,76	6,56
Intershop Comm.	1,37	1,36

InTiCa Systems SE	1,44	1,41
IVU Traffic Tech.	25,00	25,00
Jost Werke SE	60,90	60,40
Jungheinrich	25,52	25,24
Knaus Tabbert	11,70	11,68
Koenig & Bauer	8,62	8,62
Kontron ■ (A)	21,06	20,12
KSB SE St	936,00	924,00
KSB SE Vz	853,00	820,00
KWS Saat SE	77,00	78,00
Leifheit	12,55	12,65
Logwin (L)	278,00	278,00
LPKF Laser&Elec. SE	12,85	12,30
Masterflex SE	13,90	13,90
MBB SE	174,00	173,20
MediClin	5,40	5,55
Medios	10,46	10,36
Mister Spex SE	1,08	1,08
MLP SE	8,98	9,02
Multitude (CH)	5,66	5,82
Mutares	26,15	25,70
MVV Energie	29,90	30,00
Nagarro	78,00	77,65
NFON	3,32	3,37
Norma Group SE	19,80	19,54
Novem Group (L)	2,16	2,16
OHB SE	176,00	177,20
Ottobock SE ■	55,20	55,60
OVB Holding	19,00	18,90
paragon GmbH	1,00	0,954
Patrizia SE	6,86	6,88
Pentixapharm	1,82	1,93
PNE	7,25	7,20
ProCredit Hldg.	8,73	8,56
ProSiebenSat.1 SE	3,64	3,58
PSI Software SE	44,90	44,80
PVA TePla ■	30,04	28,20
PWO	21,40	21,60
Q.Beyond konv.	3,38	3,38
R. Stahl	12,20	12,20
Redcare Pharmacy (NL)	52,60	52,75
Rhön-Klinikum	14,50	14,40
SAF Holland SE	22,00	22,25
Sartorius St.	182,60	183,80
Schott Pharma	23,05	22,20
Secunet Security	191,00	196,60
Serviceware SE	13,15	13,00
SFC Energy	20,65	20,00
SGL Carbon SE	4,18	4,02
Shelly Group SE (BG)	62,70	63,30
Singulus Techn.	8,92	8,44
Sirma Group (BG)	0,726	0,716
Sixt SE St.	68,75	68,65
Sixt SE Vz.	57,00	56,90
SMA Solar Techn. ■	58,70	58,35
SMT Scharf	5,60	5,60
SNP SE	80,40	80,40
Softing	2,30	2,32
Springer Nature	19,56	19,90
Stabilus SE	15,78	15,76
Stratec	24,10	25,00
Ströer SE	37,32	37,48
Südzucker	13,02	12,94
Surteco Grp. SE	7,15	7,15
Syzygy	1,15	1,15
Takkt	3,29	3,10
TeamViewer SE ■	6,26	6,68
technotrans SE	27,05	27,30
thyssenkr. nucera	7,90	7,94
tonies SE (L)	11,64	11,54
Uniper SE	49,35	48,35
United Labels
Verbio SE ■	31,44	31,40
Villeroy & Boch	14,65	14,50
Vincorion SE	19,16	18,74
Viscom SE	5,10	5,10
Volkswagen St.	81,15	81,90
Voltatron	3,73	3,72
Vossloh	57,85	57,40
Vulcan Energy RL (AUS)	1,50	1,45
Wacker Neuson SE	24,00	23,90
WashTec	38,60	38,60
Westwing Grp. SE	12,40	12,20
Wüst. & Württ.	14,22	14,22
YOC	4,70	4,42
Zeal Network SE	42,50	42,80

Statistik (aus dem H-Dax)
ANZEIGE.

Tagesgewinner	Veränd. %	52-W.-Gewinner	Veränd. %
SAP SE	+4,57	SMA Solar	+214,39
TeamViewer SE	+3,70	Verbio SE	+206,87
Nemetschek SE	+3,25	Aixtron SE	+174,66
Fres. M.C.	+2,99	Suss M. Tec SE	+153,83
Dt. Börse	+2,75	Jenoptik	+137,58
Tagesverlierer	Veränd. %	52-W.-Verlierer	Veränd. %
Aixtron SE	-10,92	Evotec SE	-50,26
Siltronic	-8,78	Rheinmetall	-47,59
Hochtief	-7,74	Aroundtown	-45,36
Salzgitter	-7,30	Nemetschek SE	-43,27
Siemens En.	-7,24	Renk Group	-40,36

Dax im Jahresverlauf (Xetra)

Verlauf: 25456,33 52-W. Hoch/Tief: 26618,74/21863,81

Europäische Börsen Kurse in Euro

Frankfurt	11.9.Schluss	14.9.15.56 h	CEZ Inh. (CZ)Christian Dior (F)Coloplast (DK)Compass Group (GB)Crédit Agricole (F)Danone (F)Danske Bank (DK)Dassault Systemes (F)	57,25377,2056,0856,9918,6961,5251,0450,5020,808,5118,6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509,
AB Inbev (BE)	67,70	66,82
ABB N (CH)	82,44	79,74
Ahold Delhaize (NL)	30,93	31,65
Air Liquide (F)	168,08	167,58
Amadeus IT (E)	55,08	53,94
Anglo American PLC (GB)	46,28	46,37
Antofagasta (GB)	44,04	44,51
ArcelorMittal (L)	63,98	63,86
ASML Hold. (NL)	1475	1372
Assa-Abloy AB (SE)	30,35	30,20
AstraZeneca (GB)	137,40	142,55
Atlas Copco A (SE)	17,96	17,11
Aviva PLC (GB)	8,28	8,33
AXA (F)	43,20	43,56
BAE Systems (GB)	22,49	22,71
Banco Santander (E)	12,78	12,75
BBVA (E)	25,17	25,25
BNP Paribas (F)	103,02	102,76
BP (GB)	6,58	6,71
Brit. Am. Tobacco (GB)	47,98	49,57
BT Group (GB)	2,35	2,36
Caixabank (E)	13,50	13,13
Capgemini (F)	101,70	111,35

52 Wochen Vergleich		Dividende	Helmaltbörse		Frankfurt
			11.9. Schluss	14.9. 15.56 h	14.9. 15.56 h	Ver. in %
■	3M Co.	0,78$b	164,97	161,63	140,20	-1,0
■	Alphabet Inc. A	0,22$b	338,50	346,66	301,00	+2,9
■	Amazon.com	0,00$b	256,78	253,12	220,10	-0,9
■	American Express	0,95$b	324,69	326,30	280,10	±0,0
■	Amgen	2,52$b	377,35	377,75	325,40	-1,4
■	Apple Inc.	0,27$b	332,27	334,63	290,30	+1,2
■	Boeing Co.	2,06$b	210,45	209,66	181,20	+0,7
■	Caterpillar Inc.	1,63$b	818,57	787,10	680,60	-2,5
■	Chevron Corp.	1,78$b	214,06	216,01	188,82	+2,3
■	Cisco Systems	0,42$b	112,13	110,40	94,93	-1,1
■	Coca Cola Co.	0,53$b	88,29	89,27	77,49	+1,6
■	Disney Co.	0,75$b	106,55	108,60	92,31	+0,3
■	Goldman Sachs	5,00$b	1029,18	1001,0	878,20	+0,0
■	Home Depot	2,33$b	308,74	310,26	268,80	+1,5
■	Honeywell Intl.	0,70$b	202,36	198,34	172,50	-0,8
■	IBM	1,69$b	243,29	245,57	213,05	+2,6
■	Johnson & Johnson	1,34$b	265,58	269,62	233,10	+1,2
■	McDonald's	1,86$b	252,53	257,09	221,40	+1,6
■	Merck & Co.	0,85$b	143,93	144,81	125,42	+0,1
■	Microsoft	0,91$b	495,63	500,70	434,05	+1,4
■	Morgan (J.P.)	1,50$b	356,23	352,90	306,85	-0,6
■	Nike	0,41$b	36,80	37,04	32,04	+0,9
■	NVIDIA Corp.	0,25$b	218,29	210,69	182,34	-3,6
■	Procter & Gamble	1,09$b	145,27	146,61	127,06	+1,6
■	Salesforce Inc.	0,44$b	247,72	251,91	219,45	+4,0
■	Sherwin Will.	0,80$b	323,31	321,79	278,00	+1,6
■	Travelers Comp.	1,25$b	375,20	380,83	327,70	+3,4
■	UnitedHealth	2,32$b	379,09	383,25	331,60	+1,6
■	VISA	0,67$b	370,45	376,36	323,25	+1,0
■	Walmart Inc.	0,25$b	107,15	108,56	94,24	+2,6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Demografischer Han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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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K PLC (GB)	20,59	20,94
Heineken Hold. (NL)	67,40	68,15
Heineken N.V. (NL)	70,88	72,56
Hermit International. (F)	1400	1416
Hexagon B (SE)	8,21	8,17
Holcim N (CH)	74,44	73,88
HSBC Hold. (GB)	18,13	18,14
Iberdrola (E)	20,17	19,84
Inditex (E)	54,54	54,06
ING Groep (NL)	32,26	31,90
Intesa Sanpaolo (I)	6,85	6,72
Investor B (SE)	35,90	35,48
KBC Group (BE)	130,45	131,40
Kone (FI)	49,71	49,45
Kühne + Nagel N (CH)	222,10	223,00
L'Oréal (F)	379,05	381,70
Legrand (F)	139,75	133,60
Linde PLC (IRL)	399,20	402,60
London Stock Ex. (GB)	98,00	97,56
LVMH Moët Hen. (F)	415,70	414,45
Michelin (F)	33,66	33,24
National Grid (GB)	13,22	12,99
Naturgy Energy (E)	29,96	29,40
NatWest Group (GB)	8,09	8,14
Nestlé N (CH)	81,79	83,96
Nokia (FI)	9,56	8,74

Aktien-Indizes

Nordea Bank Abp (FI)	17.90	17.85
Novartis N (CH)	119.80	122.00
Novonesis B (DK)	56.86	56.70
Novo-Nordisk B (DK)	37.01	37.70
Orange (F)	15.56	15.80
Partners Group (CH)	686.40	683.20
Pernod Ricard (F)	59.70	59.46
Philips Electr. (NL)	21.45	21.69
Poste Italiane (I)	26.10	26.02
Prosus (NL)	35.50	35.61
Prudential (GB)	11.52	11.56
Publicis Group (F)	97.46	96.38
Reckitt Benckiser (GB)	59.14	59.12
Relx (GB)	29.02	29.30
Richemont (CH)	183.50	183.90
Rio Tinto (GB)	85.74	83.72
Roche PS (CH)	366.55	383.80
Rolls-Royce Grp. (GB)	17.02	16.62
Ryanair Holdings (IRL)	22.40	22.30
Safran (F)	329.30	329.80
Saint-Gobain (F)	71.16	69.90
Sampo OYJ (FI)	9.42	9.38
Sandvik (SE)	34.21	33.60
Sanofi S.A. (F)	73.40	75.31
Schneider Electr. (F)	291.45	271.25
Scot.&South. En. (GB)	27.80	27.40

Devisenmärkte

SEB A (SE)	20,21	20,50
Shell (GB)	41,50	42,17
Sika N (CH)	196,45	192,70
Standard Ch. PLC (GB)	26,52	27,47
Stellantis (NL)	4,67	4,53
STMicroelectronics (NL)	44,16	42,14
Svenska Handelsbk. (SE)	13,42	13,57
Swedbank A (SE)	33,88	34,94
Swiss Life NA (CH)	963,80	972,60
Swiss Re N (CH)	144,15	142,55
Swisscom NA (CH)	685,00	700,00
Telefónica (E)	3,66	3,68
Telenor (N)	12,39	12,31
Tesco (GB)	5,40	5,45
Thales (F)	227,00	231,40
TotalEnergies (F)	78,59	79,86
UBS Group N (CH)	47,16	46,66
UCB (BE)	201,30	204,30
UniCredit (I)	84,40	84,35
Unilever PLC (GB)	53,53	54,88
Veolia Environnem. (F)	31,54	31,13
Vinci (F)	111,90	110,85
Volvo B (SE)	30,29	30,17
Wolters Kluwer (NL)	65,34	70,10
Zurich Insur. Grp N (CH)	615,40	628,60

EZB-Referenzkurse	11.9.	14.9.
Australischer Dollar	1,6161	1,6202
Brasilianischer Real	5,9244	5,9564
Britisches Pfund	0,8582	0,8560
Chinese Yuan	7,7762	7,7489
Dänische Kronen	7,4748	7,4753
Hongkong-Dollar	9,0904	9,0599
Indische Rupien	110,7675	110,3755
Isländische Krone	139,6000	139,8000
Japanese Yen	178,5600	178,5200
Kanadier Dollar	1,6064	1,6064
Mexikanischer Peso	19,6798	19,7200
Neuseeland-Dollar	1,9914	2,0012
Norwegische Kronen	10,7805	10,7670
Polinscher Zloty	4,3250	4,3418
Rumánische Lei	5,2547	5,2568
Schwedische Kronen	11,2373	11,2810
Schweizer Franken	0,9451	0,9431
Singapur-Dollar	1,4697	1,4676
Südafänkanischer Rand	18,7312	18,7695
Thaïndischer Baht	38,3290	38,4070
Tschechische Kronen	24,2640	24,2940
Türkische Lira	56,3329	56,1636
Ungarische Forint	364,4500	365,3300
US-Dollar	1,1592	1,1551

Warenmärkte

52 Wochen		52 Wochen			11.9.	14.9.	Veränd. in %
Tief	Vergleich	Hoch	Hoch	Tief	Schluss	15.56 h	11.9. 31.12.
Deutsche Indizes
		3450,14	2941,66	FA.Z.	3316,72	3307,57	-0,28 +1,8
		26618,74	21863,81	Dax	25568,56	25456,33	-0,44 +3,9
		33547,52	26803,25	M-Dax	31663,79	31131,35	-1,7 +1,7
		4284,41	3322,31	Tec-Dax	3980,48	3969,42	-0,28 +9,6
		14097,64	11558,54	H-Dax	13542,05	13467,53	-0,55 +4,4
		19325,96	15592,82	S-Dax	18346,58	18213,92	-0,72 +6,1

Europäische Indizes
	234,95	196,20	F.A.Z.-Euro	227,27	226,48	-0,35	+7,3
	457,90	374,11	F.A.Z.-Euro Performance	443,08	441,54	-0,35	+9,7
	6577,20	5361,11	Euro Stoxx 50 (Europa)	6325,13	6258,98	-1,0	+8,1
	5572,96	4531,07	Stoxx Europe 50 (Europa)	5332,59	5325,63	-0,13	+8,3
	692,33	569,19	Euro Stoxx (Europa)	667,47	659,65	-1,2	+7,7
	663,41	549,24	Stoxx Europe 600 (Europa)	639,10	637,31	-0,28	+7,6
	2698,48	2228,40	S&P Euro 350 (Europa)	2597,83	2592,27	-0,21	+7,8
	1984,60	1612,07	Euronext 100 (Europa)	1901,51	1881,06	-1,1	+9,3
	1124,13	910,93	AEX Index (Amsterdam)	1098,76	1098,57	-0,02	+15,5
	2732,32	1948,59	Comp. Index (Athen)	2726,49	2705,19	-0,78	+27,6
	14660,81	10927,22	OMX Index (Helsinki)	13934,48	13638,84	-2,1	+10,5
	15204,92	10053,74	BIST 100 (Istanbul)	14467,25	14270,32	-1,4	+26,7
	1800,63	1325,41	OMXC 20 Ind. (Kopenhagen)	1574,48	1584,16	+0,62	-1,5
	20356,50	15052,00	IBEX 35 (Madrid)	19838,50	19626,40	-1,1	+13,4
	8755,03	7505,27	CAC 40 (Paris)	8179,77	8112,54	-0,82	-0,45
	14669,51	11867,89	SMI (Zürich)	13775,27	13941,82	+1,2	+5,1
Amerikanische Indizes
	54744,33	45057,28	Dow Jones (New York)	52573,29	52416,39	-0,30	+9,1
	30762,20	22841,42	Nasdaq 100 (Nasdaq)	29368,44	28993,23	-1,3	+14,8

Titel	aktuell	± %
S&P GSCI Index (Spot)	783,33	+1,8
DAXglobal® Gold Miners	859,87	-2,8
American Gold Bugs (HUI)	781,35	-4,0
Gold, Spot (€/Unze)	3705,65	-1,2
Gold, New York ($/Unze)	4378,60	+0,87
Silber, NY ($/Unze)	63,28	-2,7
Kupfer, NY ($/lb)	6,37	-2,8

Münzen, Barren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k.A. = keine Angaben; gs = geschlossen; ■ = auch im Tec-DAX enthalten; ▲ = auch im Euro Stoxx 50 enthalten; ▼ = auch im Stoxx Europe 50 enthalten; Die Dividenden sind die letztezahlten Ausschüttungen in Landeswährung bereinigt um Kapitalmaßnahmen. Hochzahl hinter Dividende: Zahl der Ausschüttungen je Jahr; Dividendendenritte: Brutto-Dividendendenritte auf Basis der letztgezahlten Jahresdividende; Das 52-Wochen-Hoch/Tief wird berechnet auf Basis von fageshoch- und -tiefkursen bereinigt um Kapitalmaßnahmen; Börsenkapitalisierung: Berechnung ausschließlich mit der relevanten Gattung; Dividendendenritte berechne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auf Basis von Verlaufs- bzw. Schlusskursen.

Schalterpreisein Euro	7.9.
	Ankauf	Verkauf
1 kg Gold	119214,00	125393,00*
1 oz Krügerrand	3691,00	3871,00*
1/2 oz Krügerrand	1845,50	2061,70*
1/4 oz Krügerrand	922,50	1051,00*
1/10 oz Krügerrand	369,00	426,60*
1 oz Britannia	3691,00	3923,00*
1/2 oz Britannia	1845,50	2061,70*
1/4 oz Britannia	922,50	1051,00*
1/10 oz Britannia	369,00	426,60*
20 Mark	855,70	913,30*
20 Fr. Vreneli	693,10	741,50*
2 Rand	866,20	906,00*
1 Österr. Dukat	407,40	440,50*
50 Chile Pesos	1066,00	1174,50*
1 kg Silber	1694,00	2330,60*
1 oz Maple Platin	1370,00	2032,50*

*=Vortag, Quelle: Degussa Goldh., Endkundenpreise

Rendite gegen Risiko

In der Altersvorsorge ist ein gehöriges Maß an Eigenverantwortung gefragt. Die Art des Anlegens bestimmt auch den Preis.

Von Daniel Walther

Vor dem Meerlöwen: Ist Singapur ein Vorbild für Altersvorsorge? Foto Reuters

Der asiatische Stadtstaat Singapur erreicht in verschiedenen Gesundheitsrankings aus dem Jahr 2025 oft Spitzenplätze, obwohl er 50 Prozent weniger Geld je Bürger ausgebe als Deutschland – so hat es kürzlich der Wirtschaftspsychologe Florian Becker auf dem Karriereportal LinkedIn konstatiert. Deutschland sei in den Rankings zwar gut, aber mit Plätzen zwischen Rang zehn und zwanzig nicht hervorragend. In Singapur liege die Lebenserwartung 1,5 Jahre höher und die Säuglingssterblichkeit ungefähr halb so hoch wie in Deutschland. Das dortige Gesundheitssystem folge dem radikalen Leitgedanken, dass Eigenverantwortung Priorität hat. Während in Deutschland die gemeinschaftliche Haftung für Gesundheitskosten im Vordergrund steht, verlasse sich Singapur auf ein Konzept aus Eigenverantwortung, Prävention und Gesundheitsbewusstsein, argumentiert Becker.

Dieser Ansatz lässt sich leicht auf Finanzen übertragen. Als Beispiel soll die Altersvorsorge dienen. Die gesetzliche Rente lässt den Rentnern nur geringe Freiheiten für Eigenverantwortung. Lediglich beim Zeitpunkt des Renteneintritts haben die Rentner einen gewissen Spielraum. Was die Höhe der Beiträge und die Entnahme der Renten angeht, wird ihnen dieser verwehrt. Noch nicht einmal die Teilnahme ist für abhängig Beschäftigte freiwillig.

Im Falle der betrieblichen Altersvorsorge wird der Mitarbeiter zwar nicht gezwungen, aber der Arbeitgeber kann die zusätzliche Vorsorge an die betriebliche Zugehörigkeit koppeln. Der Mitarbeiter kann sich dann für eine der angebotenen Möglichkeiten entscheiden, deren Konditionen sind jedoch nicht frei verhandelbar. Selbst der Arbeitgeber ist in dieser Konstellation nicht vollkommen frei und muss sich an gesetzliche Regelungen halten.

Im Gegensatz dazu ist die private Altersvorsorge völlig frei: Jeder kann machen, was er will. Ob und wie viel gespart werden soll, wie das Geld angelegt werden soll, alles liegt vollständig in der Hand jedes Einzelnen.

Wer nun die Renditen der verschiedenen Vorsorgemöglichkeiten vergleicht, erkennt das gleiche Muster wie bei den Gesundheitskosten: je weniger Eigenverantwortung, desto niedriger die mögliche Rendite. Wer die Rendite der Einzahlungen in die gesetzliche Rentenversicherung berechnet, kommt bestenfalls auf eine niedrige Prozentzahl. Allerdings ist die exakte Rendite kaum zu berechnen, weil in der Rentenversicherung noch Versicherungsleistungen, wie beispielsweise Erwerbsunfähigkeits- oder Witwenrenten, enthalten sind.

Auch die Rendite der betrieblichen Altersvorsorge ist nicht überragend, aber zumindest deutlich besser. Außerdem besteht immerhin die Möglichkeit, eigenverantwortlich das passende und aus Sicht der Rendite beste Angebot zu wählen, wenn es denn eines gibt.

Die beste Rendite lässt sich aber immer noch bei völliger Freiheit erzielen, wobei jeder dann dafür selbst verantwortlich ist. Das Ergebnis kann im schlimmsten Fall auch eine Rendite sein, die noch schlechter ist als in den anderen Durchführungswegen. Welches Ergebnis der Anleger letztlich erzielt, hängt von vielen Faktoren ab, darunter auch seinem Anlagezeitraum und nicht zuletzt Glück.

Interessanterweise gibt es auch bei der Geldanlage verschiedene Möglichkeiten, die sich durch den Anteil der Eigenverantwortung unterscheiden. Dabei kann die Eigenverantwortung in den einzelnen Schritten der Anlage unterschiedlich sein.

Kommt der Anleger allein auf den Gedanken, für das Alter vorzusorgen, oder gibt er einen Teil der Verantwortung ab und lässt sich beraten, welchen Bedarf er hat? Belässt er es bei einem Berater, oder nutzt er mehrere? Welche Art von Beratung und welchen Berater wählt er? Es gibt sehr viele Kombinationen, und die getätigten Anlagen können in vielen Fällen sogar identisch sein, jedoch mit unterschiedlichen Kosten und damit anderen Ergebnissen bei der Rendite.

An dieser Stelle hört die Eigenverantwortung aber nicht auf. Der Anleger kann den Berater oder jemand anderen damit beauftragen, die Anlagen auszuwählen und Anlageentscheidungen zu treffen. Selbst bei den Anlagen kann er aktive Produkte wählen, in denen die Verwalter noch eigene Entscheidungen treffen, oder passive Produkte, für deren Entscheidungen schon beim Abschluss Regeln festgelegt sind.

Es ist schwer, für die verschiedenen Möglichkeiten sowohl den Anteil der Eigenverantwortung insgesamt als auch die zu erwartende Rendite zu bestimmen. Das gilt insbesondere dann, wenn der Anleger je nach Strategie unterschiedliche Freiheiten hat, einzugreifen und Änderungen an der Strategie vorzunehmen.

Aber auch das ist eine Entscheidung, die der Anleger trifft. Nimmt er die Verantwortung an und kontrolliert seine Anlageergebnisse oder seine Strategie, oder verlässt er sich blind auf die Planung? Wer sich nicht darum kümmert, trifft auch eine Entscheidung, wenn auch nicht aktiv. Aber auch wer sich für die Kontrolle entscheidet, nimmt noch nicht unbedingt die Verantwortung an. Denn sollten die Ergebnisse anders als gewünscht ausfallen, muss er immer noch eine Entscheidung treffen, etwas zu ändern und aktiv zu werden.

Nachdem der Anleger hoffentlich seine finanzielle Lebensplanung und daraus abgeleitet seine Strategie festgelegt hat, folgt anschließend die Entscheidung zur Vermögensaufteilung über verschiedene Anlageklassen und dann die Auswahl der tatsächlichen Investitionen. Exemplarisch steht der Anleger dann in der Anlageklasse Aktien häufig vor der weiteren Entscheidung, in aktive oder passive Produkte zu investieren.

Wie schwierig die Entscheidung in der Realität ist, wird deutlich, wenn nicht nur die eigene Entscheidung isoliert betrachtet wird, sondern auch die aller anderen Anleger mit einbezogen wird, mit den Auswirkungen auf die aktuelle und die zukünftige Situation. Was heute richtig ist, muss morgen nicht mehr richtig sein, wenn sich die zugrunde liegenden Annahmen geändert haben. Aber welche sind das?

Vorneweg ist es nicht ohne Weiteres zu entscheiden, ob ein aktives oder passives Produkt besser ist, und es sollte auch nicht das Ziel des Anlegers sein, auf dieser Grundlage zu unterscheiden. Sein Ziel gilt einzig und allein der erwarteten Rendite in Zusammenhang mit dem eingegangenen Risiko und den Auswirkungen auf seine Liquidität. Was bedeutet das nun beispielsweise für Aktienfonds?

Der Anleger kann sich für einen aktiven Fonds entscheiden, bei dem ein Fondsmanager jedes Unternehmen bewertet und sich anschließend für oder gegen eine Investition entscheidet. Es gibt bessere und schlechtere Fondsmanager, so viel ist klar, aber bei der Auswahl der Unternehmen sind sie bei Weitem nicht so schlecht, wie oft kolportiert wird. Das hängt jedoch vor allem damit zusammen, dass sie mit dem durchschnittlichen Markt verglichen werden.

Wenn es nur aktive Manager gibt, hat das durchschnittliche Ergebnis des Marktes eine Aussage, weil es eben die gemittelte Bewertung der aktiven Manager wiedergibt. Dieses durchschnittliche Ergebnis nahezu ohne Gebühren als Rendite erzielen zu können, macht durchaus Sinn. Aber damit verändert sich der Markt. Geld wird von einem aktiven Manager abgezogen und passiv investiert, also rein nach der Marktkapitalisierung der Unternehmen im Index und ohne eine weitere Bewertung.

Zu diesem Zeitpunkt ist die Entscheidung eines Anlegers für ein passives Produkt vollkommen rational. Aber die Situation kann sich verändern, denn mit jedem Anleger, der aus aktiven Produkten in passive wechselt, verschiebt sich die Balance.

Nehmen wir einen Markt, bei dem es fast nur noch passive Anleger gibt. Der Preis einer Aktie ist dann nicht mehr der gemittelte Preis aus vielen aktiven Anlegern, die das Unternehmen bewertet haben, sondern entspricht eben nur noch dem Gewicht im Index gemessen an der aktuellen Nachfragesituation. Diese wiederum ergibt sich aus dem Verhältnis der Einzahlungen gegenüber den Auszahlungen innerhalb des passiven Produktes.

Das hat zwei negative Konsequenzen: Erstens hängt es an den Geldflüssen, die in und aus den Produkten fließen und die zu einem großen Teil aus der Bevölkerungsentwicklung und den Strömen der Pensionskassen beeinflusst werden. Zweitens können die wenigen aktiven Anleger nicht mehr genügend Einfluss auf die Kurse nehmen. Der Einfluss auf die Nachfrage ist schlicht zu gering, unabhängig davon, ob sie eine Aktie kaufen oder sogar verkaufen.

Spätestens zu diesem Zeitpunkt wird klar, dass es schwer wird, den Erfolg einer passiven Anlage in der Zukunft abzuschätzen. Eine Anlage ist dann keine Investition mehr, sondern Spekulation. Es geht nicht darum, dass ein Unternehmen mehr wert ist, als der Preis für die Aktie ausdrückt. Es geht nur noch darum, zu einem späteren Zeitpunkt einen anderen Anleger zu finden, der mehr dafür bezahlt. Das ist problematisch.

Sowohl die rein aktive Anlage als auch die rein passive Variante sind Extreme, und der Markt entwickelt sich aktuell vom ersten langsam in Richtung des zweiten. Es sind bei Weitem noch nicht alle Anleger passiv unterwegs, aber doch bereits mehr als 50 Prozent. Damit bleibt die Frage, welchen Einfluss aktive Anleger heute noch haben. Analysen kommen zum Ergebnis, dass dieser schon seit fast 15 Jahren nur noch gering ist.

In dieser Situation heißt es daher, gut zu überlegen, welche Art von Eigenverantwortung aktuell sinnvoll ist. Es muss nicht extra betont werden, dass diese Überlegung nicht leicht fällt. Zunächst einmal muss der Anleger die Eigen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und sich mit dem Thema auseinandersetzen. Dann muss er Argumente gegen die Mehrheitsmeinung finden und selbst gewichten. Wenn er anschließend zum Schluss kommt, nicht passiv anzulegen, bedeutet das aber nicht automatisch, dass seine Rendite besser sein wird. Eine solche Aussage lässt sich für keinen Zeitraum treffen, weil es nicht nur vom Markt, sondern auch von der Erfahrung und dem Können des Anlegers abhängt.

Unabhängig davon, wie die Anlageentscheidung schließlich ausfällt, sollte der erste Schritt sein, zumindest die Eigenverantwortung zu übernehmen, sich mit allen Möglichkeiten auseinanderzusetzen. Wenn alle anderen Anleger die Verantwortung komplett abgegeben haben, ist das keine gute Voraussetzung für die zukünftige passive Rendite. Eigenverantwortung ergibt eben auch in Fragen der „finanziellen Gesundheit“ Sinn.

Daniel Walther ist Finanzanalyst und Vorstandsvorsitzender von Vermögensheld.

Zertifikate kosten im Schnitt 0,7 Prozent

Vollerhebung für alle 130.000 Anlagezertifikate / In der Regel günstiger als Fonds

FRANKFURT. Chancen, Risiken und Kosten sind der Dreiklang der Finanzmärkte. Jeder Anleger kann sich daraus stets den für ihn wohlklingendsten Mix auswählen. Die nötige Grundlage für eine Beurteilung ist Transparenz. Der Gesetzgeber zwingt die Anbieter dazu in Produktinformationsblättern. Die liest jedoch kaum jemand.

Christian Vollmuth, geschäftsführender Vorstand des Bundesverbandes für strukturierte Wertpapiere (BSW) hat seinen wissenschaftlichen Beirat daher darum gebeten, die vorhandenen Daten zu aggregieren und auszuwerten. Herausgekommen ist die erste umfassende Kostenstudie des Zertifikatemarktes mit einem Anlagevolumen von mehr als 100 Milliarden Euro. Sie liegt der F.A.Z. vorab vor.

Ausgewertet wurden alle ausstehenden gut 130.000 Anlagezertifikate. Grundlage sind die regulatorisch vorgeschriebenen Kostenausweise nach der Mifid-II-Regulierung, die Ausgabeaufschlag, Emittentenmarge, Vertriebsprovision, Strukturierungs- und Absicherungskosten umfasst. Kurzum: sämtliche Kosten, die anfallen, außer den individuell je nach Anleger unterschiedlichen Kosten für Depotführung und Wertpapierhandel.

Im Ergebnis ergeben sich volumengewichtet 0,72 Prozent Kosten je Zertifikat – und zwar über die gesamte Laufzeit. Das ist ein wesentlicher Unterschied zu den Kostenausweisen für Fonds. Dort ist der Ausgabeaufschlag abhängig von Produkt und Vertriebsweg, er beträgt zwischen null und fünf Prozent und ist nicht Teil der auszuweisenden Gesamtkostenquote. Zudem fallen die ausgewiesenen Verwaltungsgebühren an. Sie liegen zwischen rund 0,05 Prozent für die günstigsten ETF bis hin zu rund 1,8 Prozent für aktiv gemanagte Fonds. Hinzu kommen eventuell Performance-Gebühren in Abhängigkeit vom Anlageerfolg der Fonds.

Eingedenk der unterschiedlichen Kostendefinitionen lässt sich gleichwohl festhalten: ETF sind meistens günstiger als Zertifikate, aktiv gemanagte Fonds oft teurer. Für die Anlageentscheidung ist dieser Aspekt wichtig. Für einen gelungenen Dreiklang aus Chance, Risiko und Kosten aber nicht alleine entscheidend. Es gibt zehn unterschiedliche Kategorien von Anlagezertifikaten. Der Großteil des angelegten Vermögens im Zertifikatemarkt befindet sich in der Risikoklasse eins, dem niedrigstmöglichen Risiko. Die Renditechancen liegen dort nahe des EZB-Anlagezinses von derzeit 2,5 Prozent, die Risiken begrenzen sich auf die Insolvenz der emittierenden Bank. Die Kosten betragen 0,4 bis 0,5 Prozent.

Auch die weiteren rege genutzten Zertifikatekategorien befinden sich in den Risikoklassen zwei, drei und vier – also meist einem moderateren Risiko als in einer reinen Aktienanlage. Die Wertentwicklung der Zertifikate ist zwar oft von einer Aktienindexentwicklung abhängig, aber mit Risikopuffern ausgestattet. Die Kosten liegen hier für Discount-Zertifikate im Schnitt auf knapp 0,4 Prozent, für Express-Zertifikate auf knapp 0,9 Prozent und für Aktienanleihen auf 1,4 Prozent.

Aktienindex-ETF weisen in der Regel Risikoklasse fünf auf, aktiv gemanagte Aktienfonds ebenso, während Mischfonds und Anleihefonds geringere Risiken aufweisen. Einzelaktien, die auch in Risikoklasse sechs oder selten sieben (der höchsten Stufe) fallen, haben keine inhä- renten Kosten. Die Chancen sind in aller Regel höher als bei ETF, Fonds und Zertifikaten, die Risiken aber auch.

Mit Blick auf das staatlich geförderte Altersvorsorgedepot, das 2027 eingeführt werden soll, hält der Gesetzgeber Fonds und ETF für förderungswürdig, Einzelaktien und Zertifikate indes nicht. Es gibt keine Begründung für diese Auswahl. Zertifikate sind jedoch – mit Ausnahme von Index-Zertifikaten – mit einer Endfälligkeit ausgestattet. Anders als Fonds und ETF können sie also nicht für die Altersvorsorge über Jahrzehnte gehalten werden, sondern es bedarf immer wieder einer neuen Anlageentscheidung. Fonds und ETF sind als Sonderevermögen zudem stets abseits der Bilanz des Emittenten im Eigentum des Anlegers. Zertifikate unterliegen indes dem Risiko der Insolvenz des Emittenten.

Mit der BSW-Kostenstudie will Vollmuth die Transparenz seiner Branche erhöhen und Vorurteile entkräften: „In Berlin wird viel über Kosten diskutiert, wir haben sie gemessen und die Kosten, die Anleger tatsächlich tragen, sind geringer, als viele vermuten.“ dmoh.

BRIEFE AN DIE HERAUSGEBER

Der fatale Luxus der Wohlstandsbürger

Der flammende Appell von Leserin Professor Dr. Maria Moog-Grünewald zur Entzauberung des „besorgten Bürgers“ (F.A.Z. vom 10. September) kommt zur rechten Zeit und verdient uneingeschränkte Zustimmung. Es ist das bleibende Verdienst ihres Beitrags, das demokratische Tabu der Wählerbeschimpfung gebrochen und die moralische Verantwortung dorthin zurückgetragen zu haben, wo sie hingehört: in die Wahlkabine, zum mündigen Staatsbürger.

Der Kern des Problems liegt bei jenen Wählern, die Moog-Grünewald als „blind für die eigene Gefährdung“ beschreibt. Es sind die in Watte gepackten Wohlstandsbürger, die sich heute den fatalen Luxus erlauben, aus purem Überdruss oder vermeintlichem Protest eine völkisch-nationalistische Partei zu wählen. Sie inszenieren den Urnengang als risikofreien „Spaß“ mit der Demokratie, als Denkzettel ohne Konsequenzen. Das Erschreckende an dieser Wählerklientel ist ihre absolute moralische Indolenz: Sie fühlen sich selbst kein bisschen „nazistisch“ beschmutzt, während sie gleichzeitig die Axt an das Fundament unserer Republik legen.

Wer heute die AfD wählt, tut dies nicht aus sozialer Not, sondern aus einer dekadenten Gleichgültigkeit gegenüber der Freiheit. Diese Wähler haben jede Schonfrist verwirkt. Man muss sie beim Wort nehmen – und sie genauso unbarmherzig beschimpfen, wie es ihr Handeln verlangt.

ENGELBERT HEIMBURGER, FRANKFURT AM MAIN

Mehr Vorgaben, weniger Gedanken

Zum Leitartikel „Das hässliche Gesicht des Sozialstaats“ (F.A.Z. vom 22. August): Meiner Meinung nach meint der Staat, den Menschen zu ihrem Wohle individuelle Entscheidungen abnehmen zu müssen. Kann nicht jeder selbst entscheiden, ob ein Rauchwarnmelder sinnvoll ist? Oder braucht es eine Rauchwarnmelderpflicht für alle? Je mehr staatliche Vorgaben, desto weniger Gedanken macht sich jeder selbst.

Und statt von der Gesellschaft mehr Arbeit und mehr Kinder zu fordern, könnte er auch sagen: Die staatlichen Leistungen werden sinken, was zur Folge hat, dass dies durch privates Engagement ausgeglichen werden muss. Das kann aber bedeuten, dass der Lebensstandard sinkt: keine teuren Autofahrten, kein neuer Flachbildfernseher, eine kleinere Wohnung.

Dies aber traut sich keine politische Partei den Menschen zu sagen, es wäre ein gefundenes Fressen für den Gegner. Zwangsweise muss von allen das Gegenteil gefordert werden: Mehr Kinder, mehr Arbeit!

HANS DIETMAR JÄGER, FRANKFURT AM MAIN

Der Staat, das sind wir!

Zum Leitartikel „Das hässliche Gesicht des Sozialstaats“ (F.A.Z. vom 22. August): Im Zusammenhang zwischen Geburtenrate und Sozialsystemen sieht Herr Welter die Beziehung zwischen Staat und Bürgern „auf den Kopf gestellt“. Zitat: „Der Staat und seine Sozialpolitik sollen für die Bürger da sein, nicht aber die Bürger für die Sozialpolitik.“ Es sei eine illiberale Verirrung, die Menschen zu mehr Geburten erziehen zu wollen, anstatt die Sozialsysteme der Bevölkerungsschrumpfung anzupassen. Hier zeige sich das „hässliche Gesicht“ des Sozialstaats und der Bevölkerungspolitiker, die Bürger als Produktionsfaktoren und nicht als Souverän ansähen.

Welches Bild und welches Verständnis hat der Volkswirt Welter vom und zum Staat? Gibt es da nicht einen unlösbar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dem Verhalten des Bürgers und der Leistungsfähigkeit der Sozialsysteme? Es ist nun einmal ein Synallagma, dieses Verhältnis Bürger versus Sozialstaat. Immerhin gesteht Herr Welter der Regierung einige Pluspunkte in ihren Maßnahmen zu, vergleiche die abschlagsfreie Frühverrentung, den Teilumstieg auf Kapitaldeckung et cetera. Er kritisiert auch zu Recht die Neigung „der Wirtschaft“, möglichst alle in die Voll- erwerbstätigkeit zu nötigen – ups, da sind sie wieder, die gegebenenfalls zu betreuenden Kinder! Er setzt auf einen steilen Wachstumspfad zur Hebung der Produktivität. Wenn damit alle Ziele erreichbar wären, wie schön.

Was Herrn Welter fehlt, ist das Gespür für das, was einen Staat ausmacht, nämlich die stillschweigende Erkenntnis: „Der Staat, das sind wir!“ Diese Erkenntnis ist weiter verbreitet, als man annehmen mag. Nicht unbedingt wissenschaftlich hergeleitet, aber sie ist da. Gott sei Dank.

VOLKER ZIMMERMANN, DAADEN

Strohfeuer ohne Brennstoff

Der Artikel „Deutschland stößt 2028 an seine Wachstumsgrenzen“ von Patrick Welter (F.A.Z. vom 4. September) legt offen, dass das prognostizierte Wachstum von 1,3 Prozent ein Strohfeuer ist – es brennt hell, aber der Brennstoff für nachhaltiges Wachstum fehlt. Getragen wird es von der Auslandsnachfrage und vor allem vom Staat: Das Defizit steigt bis 2028 auf 4,5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die jährliche Zinslast verdoppelt sich bis zum Ende des Jahrzehnts auf 100 Milliarden Euro. Erkauft wird damit ein mittelfristiges Wachstumspotential von 0,3 bis 0,4 Prozent. Wer sich Zinsen aufbürdet, die schneller wachsen als seine Wirtschaftsleistung, hat kein Konjunktur-, sondern ein Strukturproblem. Strukturell hat sich nichts geändert: hohe Energiepreise, ein ausuferndes Regulierungskorsett und eine Steuer- und Abgabenlast, die tarifliche Zuwächse auffrisst. Die privaten Investitionen bleiben aus. Die groß angelegten Stellenabbauprogramme bei Volkswagen, BMW und Mercedes sind deshalb kein Konjunkturphänomen, sondern das Urteil der Unternehmen über den Standort. Dass ausgerechnet der Nachbar Polen seit Jahren Produktion und Wachstum an sich zieht, zeigt: Die Schwäche ist hausgemacht. Die kommenden Monate werden zeigen, ob es der Politik gelingt, die strukturellen Blockaden zu lösen, statt sich auf kurzfristigen Statistiken auszuruhen. Sonst bleibt vom Strohfeuer nur Asche.

FABIAN HEIZMANN, DONAUESCHINGEN

Fehlendes Rückgrat ein Zug dieser Zeit

Niklas Záboji berichtet, dass die Geschäftsführung von Airbus die vorgesehene Verkürzung der Homeoffice-Zeiten auf Druck der Belegschaft aufgehoben hat („Immer wieder Streit über das Homeoffice“, F.A.Z. vom 24. August). Das wirft einige Fragen auf. Zunächst: Wer hat im Unternehmen eigentlich das Sagen? Trägt nicht mehr der Vorstand die Verantwortung für das Unternehmen im Gesamtinteresse aller beteiligten Stakeholder? Ich gehe fest davon aus, dass der Vorstand sich die Sache mit der Verkürzung sehr wohl überlegt hat und dementsprechend entschieden hat. Wenn er diese Entscheidung jetzt zurücknimmt, ist davon auszugehen, dass das Unternehmen nicht mehr ganz optimal geführt ist.

Diese Erscheinung des fehlenden Rückgrats scheint ein Zug dieser Zeit zu sein. Unsere Regierung macht es vor. Aktuelles Beispiel: Mit der Einführung dieses unsinnigen Tankrabattes hat sie dem Druck der „Straße“ nachgegeben. Ein anderer Gesichtspunkt betrifft das Soziale: Ich höre und lese ständig diese Klagen über Einsamkeit und mangelnden Gemeinschaftsinn. Wäre denn das Zusammen auf der Arbeitsstelle nicht die Gelegenheit, wo man die sozialen Kontakte zu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ausgiebig pflegen kann, was in früheren Zeiten der Besuch von Zeltfesten, Dorfwirtschaften und Vorstadtkneipen und so weiter hergab? Außerdem nehmen doch gerade junge Leute heute für sich in Anspruch, im besonderen Maße sozial eingestellt zu sein. Wie passt dazu dieses Abkapseln im Homeoffice? Die Ausrede mit dem Effektiver-arbeiten-Können lasse ich nicht gelten. Darauf werden doch bestimmt schon primär die jeweiligen Arbeitgeber scharf sein.

JAKOB WILBERT, BRANDIS

Scharfe Kontrollen

Zur Leitglosse „Wahlen wären eine Einladung an den Kreml“ (F.A.Z. vom 20. August): Reinhard Veser hat recht: Unter Beschuss, mit Millionen Vertriebenen und Soldaten an der Front sind faire Wahlen derzeit eine Illusion. Doch der Verzicht auf Wahlen ist kein Freibrief. Wer die Legitimation durch die Urne aussetzt, muss sie durch scharfe parlamentarische Kontrolle, unabhängige Medien und den gezielten Druck westlicher Partner ersetzen – sonst wird aus dem Kriegsnotstand ein Deckmantel für Vetternwirtschaft. Die Ukraine darf den Krieg an der Front nicht verlieren, im Inneren aber erst recht nicht.

DR. MOHAMMAD BEHECHTNEJAD, WINSEN (L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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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a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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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A ausgewogen €- 148,64/142,92 -0,41 DBA dynamisch €- 142,58/137,10 -0,94 DBA konservativ €- 113,36/111,14 -0,19 DBA moderat €- 128,72/124,97 -0,39 DBA offensiv €- 313,66/298,72 -0,56 Deka-ESG Akt CF €- 362,69/349,58 -2,29 Deka-ESG ManSelect €- 130,23/125,52 -0,89 Deka-ESG Rent CF A €- 123,30/120,29 -0,97 Deka-ESG StrInv CF €- 167,57/161,51 -2,34 Deka-ESG StrInv TF €- 152,55/152,55 -2,40 Deka-Nach.E.St CF A €- 106,70/106,70 -0,01 ESG Global Champ CF €- 200,09/192,86 -2,35 ESG SeAkREd CF €- 101,43/97,76 -2,02 Naspa-Ak.Gb NachCF €- 102,30/99,08 -3,28 Naspa-PS Chance €- 82,34/79,17 -0,71 Naspa-PS ChancePlus €- 169,89/161,80 -0,90 Naspa-PS Ertrag €- 48,71/47,75 -0,83 Naspa-PS Wachst. €- 51,96/50,45 -0,90 Persp Dynamisch CF €- 123,50/117,62 -0,63 Persp Mitt Asset CF €- 121,85/118,30 -1,34

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RWS-Aktienfonds €* 128,94/122,80 -1,89

ODDO BHF Asset Management

Exk:PolarisBal DRw	€*	/93,28	-2,22
Exk:PolsDyn DRw	€	/111,95	-2,76
Polaris Flexi DRw	€	/93,97	-2,22
Polaris Mod DRw	€*	/76,88	-1,45

1741 Fund Management AG

NW Global Strategy €* 144,83/144,83 -5,90

www.axxion.lu / info@axxion.lu

MAS Val-Priv Inv P €* 478,68/455,89 2,46 Mlt Axx-Europa A €* 467,00/444,76 4,97 Mlt Axx-Europa B €* 212,05/201,95 10,41

BNP PARIBAS ASSET MANAGEMENT

BNP Paribas Funds

Aqua	€-	/230,20	-6,08
China Equity	€-	/178,82	-3,06
Climate Impact	€-	/301,08	-6,03
Consumer Inn	€-	/308,85	-7,62
Disruptive Techno	€-	/3644	-3,32
Energy Transition	€-	/596,90	-1,92
Euro Equity	€-	/883,96	-3,73
Euro HY ShortDu Bd	€-	/135,23	0,10
Health Care Innov	€-	/1784	-0,52
SMaRT Food	€-	/116,78	-2,95

C&P Funds (Creutz & Partners)

C&P Funds ClassiX €* 113,31/113,31 -0,45 C&P Funds DetoX €* 66,28/66,28 -1,44 C&P Funds QuantiX €* 208,54/208,54 -0,86

CATELLA REAL ESTATE AG

Cat Dutch Resid II	€*	10,74/10,74	0,37
Cat.Scandia Chance	€*	12,80/12,80	-2,88
Catella European R	€	14,31/14,31	-0,14
Catella MAX	€	16,86/16,06	-3,60
Catella Mod Wohnen	€	9,54/9,54	0,10
Catella Nachh Immo	€	9,83/9,54	-1,75
Catella Parken Eur	€*	10,78/10,27	0,20
Catella Wohnen Eur	€	10,18/10,18	-0,20
Immo-Spez-Süddeut.	€*	13,89/13,89	-1,35
Multiten. Stiftung	€*	13,23/12,60	0,00
PaRhei Dutch Resid	€*	14,34/14,34	0,35
Sar Sust Prop-EuCi	€*	1051/1051	0,71
Wirtsch.-reg SüdDE	€*	10,99/10,47	0,10

RENTENFONDS IM VERGLEICH

Titel	ISIN	Preis14.9:26		Performance in %					Lfd. Kosten %
			1 M.	6 M.	1 J.	3 J.	5 J.
Vontobel EmergMktsDebtH EUR*	LU0926439992	132,76	EUR	-0,22	+2,13	+5,20	+36,22	+4,96	1,41
LLB Invest Constantia ZZ1	AT0000989090	162,20	EUR	+0,14	+6,33	+20,22	+33,73	+16,84	0,73
PAYDEN Global HY Bond USD*	IE0030624831	38,80	USD	-0,04	+1,97	+3,94	+26,93	+21,89	0,73
Deka Multirent-Invest*	DE0008479213	32,39	EUR	-0,06	+2,26	+5,81	+26,14	+18,68	1,16
Deka Lux Deka MF GI Crp HY I*	LU1685587591	87,05	EUR	±0,00	+2,80	+4,75	+25,23	+16,69	0,60
Deka Lux Deka EM Bond AV*	LU1508394241	75,37	EUR	-0,69	-0,06	+3,38	+25,07	-4,80	1,60
PAYDEN GI.Em.Mkts Bd € A*	IE00B04NLM33	22,04	EUR	-0,21	+2,94	+7,27	+24,20	+0,55	0,75
Deka VAG-Weltzins-INV*	DE000A2DJVM0	72,45	EUR	+0,54	+5,60	+13,06	+23,02	+23,66	0,70
Deka Weltzins-Invest T*	DE000A0MK6A6	40,03	EUR	+0,33	+4,84	+11,78	+21,55	+21,22	0,66
Deka Multizins-INVEST*	DE0009786061	24,41	EUR	+0,20	+3,77	+8,77	+21,36	+9,29	1,43

Alle dargestellten Investmentfonds sind Teilnehmer am Funds Service, sortiert nach 3-Jahresperformance, berechnet nach BVI Methode. Laufende Kosten % = Anteil der Verwaltungskosten eines Fonds, hoher Prozentsatz = hoher Kostenanteil. Erscheinungstäglich wechselnde Kategorien: Aktien-, Renten-, Geldmarkt-, Misch-, Immobilien- und wertgesicherte Fonds. Keine Anlageberatung und -empfehlung.

Commerz Real

DAVIS FUNDS SICAV

Global A	$*	74,89/70,58	-4,02
Value Fund A	$*	129,36/121,92	-1,33

Deka Investments

www.deka.de | Tel. 069 / 7147-652

AriDeka CF	€*	111,70/106,12	-3,38
BasisStrat Flex CF	€*	137,29/132,33	-1,67
BerolinaRent Deka	€*	41,33/39,88	-1,55
BW Zielfonds 2030	€*	54,62/53,55	-1,12
Deka-ESG Div RhEd	€*	123,26/118,80	-2,10
Deka-ESG ReRheinEd	€*	29,12/28,55	-1,11
Deka-Europ.Bal. CF	€*	56,51/54,86	-1,77
Deka-Europ.Bal. TF	€*	107,87/107,87	-1,59
Deka-Europa Akt Str	€*	110,58/105,31	-2,44
DekaFonds CF	€*	168,07/159,67	-3,15
Deka-Global Bal CF	€*	112,08/108,82	-1,45
Deka-Global Bal TF	€*	105,62/105,62	-1,47
Deka-MegaTrends CF	€*	189,24/182,40	-2,79
Deka-Na.Div Str CF	€*	160,30/154,51	-1,78
Deka-Sachwer. CF	€*	113,65/110,34	-0,63
Deka-Sachwer. TF	€*	106,35/106,35	-0,65
DekaSpezial CF	€*	802,30/773,30	-1,91
DekaTresor	€*	87,49/85,36	-0,50
Div.Strateg.CF A	€*	246,48/237,57	-1,59
DivStrategieEur CF	€*	131,67/126,91	-3,34
ESG SeAkREd TF	€*	48,58/48,58	-2,79
Euro Potential CF	€*	175,28/168,94	-1,30
EuropaBond CF	€*	91,10/88,45	-1,45
EuropaBond TF	€*	32,15/32,15	-1,49

Frankf.Sparinvest	€'	224,37/213,69	-2,87
GlobalChampions CF	€'	461,63/444,94	-1,99
GlobalChampions TF	€'	391,91/391,91	-2,05
Mainfr Strategiek	€'	212,08/212,08	-2,00
Mainfr Wertk ausg	€'	101,60/101,60	0,69
Multi Asset In.CFA	€'	88,44/85,86	-1,17
Multirent-Invest	€'	33,36/32,39	-0,06
Multizins-INVEST	€'	25,14/24,41	0,20
Naspa-Fonds	€'	41,07/40,07	-0,65
RenditDeka	€'	22,19/21,54	-1,68
RenditDeka TF	€'	27,77/27,77	-0,95
RentenStratGI TF	€'	75,47/75,47	-1,38
RentenStratGlob CF	€'	78,35/76,07	-1,34
Technologie CF	€'	136,40/131,47	-1,45
UmweltInvest CF	€'	243,10/234,31	-5,95
UmweltInvest TF	€'	203,82/203,82	-6,01
Weltzins-Invest P	€'	19,92/19,34	0,41

Deka Intern. (Lux.) (Deka-Gruppe)

1822 Str.Cha.Pl.	€'	178,66/171,79	-1,99
1822 Str.Chance	€'	119,43/115,39	-1,47
1822 Str.Ert.Pl.	€'	50,79/49,55	-0,72
1822 Str.Wachstum	€'	63,36/61,51	-0,72
Berol.Ca.Chance	€'	81,34/78,97	-0,79
Berol.Ca.Premium	€'	110,76/107,01	-0,89
Berol.Ca.Sicherh.	€'	44,55/43,46	-0,75
Berol.Ca.Wachst.	€'	45,72/44,50	-0,87
DekaEuAktSpezAV	€'	193,55/193,55	-2,57
DekaEuAktSpezCF(A)	€'	283,00/272,77	-2,47
Deka-FlexZins CF	€'	990,69/985,76	-0,64
Deka-FlexZins PB	€'	993,42/993,42	-0,64
Deka-FlexZins TF	€'	985,22/985,22	-0,65
DekaGlobAktLRCF(A)	€'	277,79/267,75	-2,69
Deka-Indust 4.0 CF	€'	264,56/255,00	-4,30
Deka-Indust 4.0 TF	€'	237,88/237,88	-4,36
Deka-Lifestyle CF	€'	86,62/83,49	-2,82
Köln Str.Chance	€'	86,59/84,89	-0,79

Köln Str.Ertrag	€*	45,90/45,00	-0,77
Köln Str.Wachstum	€*	48,84/47,88	-0,87
KölnStr.Chance+	€*	76,28/74,78	-0,85
UnterStrat Eu CF	€*	199,30/192,10	-2,28

Deka-Vermögensmanagement GmbH

Deka-BaAZSt off 25	€-	136,47/133,79	-0,24
Deka-PB Wert 4y	€-	115,47/112,11	-0,56
Deka-PfSel ausgew	€-	131,79/127,95	-0,48
Deka-PfSel dynam	€-	160,17/155,50	-0,27
Deka-PfSel moderat	€-	109,23/107,09	-0,71
DekaStruk.5Chance	€-	247,01/242,17	-0,36
DekaStruk.5Chance+	€-	399,02/391,20	-0,53
DekaStruk.5Ertrag+	€-	105,23/103,17	-0,61
DekaStruk.5Wachst.	€-	121,05/118,68	-0,59
Hamb Stiftung D	€-	1007/987,69	-1,65
Hamb Stiftung I	€-	905,97/888,21	-1,76
Hamb Stiftung P	€-	90,83/87,34	-1,79
Hamb Stiftung T	€-	125,92/121,08	-1,80
Haspa TrendKonz P	€-	92,35/88,80	-0,91
Haspa TrendKonz V	€-	100,05/96,20	-0,78
LBBW Bal. CR 20	€-	46,24/45,33	-1,45
LBBW Bal. CR 40	€-	56,17/55,07	-1,52
LBBW Bal. CR 75	€-	81,01/79,42	-1,81
Priv BaPrem Chance	€-	224,33/211,63	-1,47
Priv BaPrem Ertrag	€-	48,29/46,43	-1,15

www.dje.lu l info@dje.lu Tel. 00352 26925220

DJE Zins Global P€ € 134,92/132,27 -1,00 DJE-Asien PA€ € 256,17/243,97 -0,12 DJE-Concept PA €* 166,52/158,59 0,13 DJE-Div&Sub P € 758,13/722,03 -1,68

DJE-Europa PA € 525,62/500,59 -0,80 DJE-Gold&Ressou PA € 358,88/341,79 2,16 DJE-Gold&Stabfd PA F 167,24/159,28 -0,83 DJE-Mittel&Innov PA € 178,29/169,80 0,12 DJE-Multi Ass&Tre € 375,02/360,60 -1,98 DJE-Sht Term Bd PA € 112,97/111,85 -0,54 DJE-Zins&Divid PA € 193,17/185,74 -1,68 FMM-Fonds € 90,49/86,18 -0,71

DWS Offene Immobilienfonds

grundb. europa IC:	€	35,02/33,35	-3,17
grundb. europa RC	€	35,13/33,46	-3,15
grundb. Fok Deu RC	€	50,53/48,12	-2,51
grundb. Fokus D IC:	€	50,85/48,43	-2,50
grundb. global IC:	€	46,08/43,89	-1,97
grundb. global RC	€	45,35/43,19	-1,97

Fonds Direkt Sicav

Skyline Dynamik € 368,12/368,12 -0,15

Tägliche Veröffentlichung der Anteilspreise von Qualitätsfonds - mitgeteilt von Infront Financial Technology GmbH

www.guinnessgi.com/de

Global Equity Inc	€*	/20,00	-4,13
Global Innovators	€*	/42,91	-1,93
Sustainable Energy	€*	/25,78	-6,20

www.hwb-fonds.eu | info@hwb-fonds.com Tel +49 651 1704 301 | +352 48 30 48 30

HWB Pf. Plus CHF F* 73,67/73,67 0,52 HWB Pf. Plus R €* 121,11/121,11 -0,48 HWB Pf. Plus V €* 120,75/120,75 -0,48 HWB Vict.Str.Pf. R €* 1413/1413 -0,10 HWB Vict.Str.Pf. V €* 1414/1414 -0,10

IFM Independent Fund Management AG

ACATIS FV Akt.GI. €* 298,28/284,07 -2,84

KanAm Grund

www.kanam-grund.de

Leading Cities €* 59,08/56,00 -1,53

MEAG

www.meag.com privatanleger@meag.com

AktienSelect A	ۥ	204,66/194,91	-1,86
Dividende A	ۥ	87,83/83,65	-3,28
ERGO Vermög Ausgew€•		67,50/64,59	-0,62
ERGO Vermög Flexi	€•	73,16/69,68	-0,63
ERGO Vermög Robust €•		55,28/53,15	-0,61
EuroBalance	ۥ	79,07/76,03	-2,40
EuroErtrag	ۥ	71,76/69,33	-1,50
EuroFlex	ۥ	42,72/42,30	-0,24
EuroInvest A	ۥ	162,59/154,85	-1,52
EuroKapital	ۥ	72,07/68,64	-2,24
EuroRent A	ۥ	28,14/27,19	-1,05
GlobalAktien	ۥ	88,67/84,45	-2,72
GlobalBalance DF	ۥ	90,14/86,67	-0,86
GlobalChance DF	ۥ	112,82/107,45	-1,82
ProInvest	ۥ	324,09/308,66	-2,34
ReturnSelect A	ۥ	58,67/56,96	-0,86
VermAnlage Komfort	ۥ	71,36/68,95	0,14
VermAnlage Ret A	ۥ	90,99/87,49	0,05

Metzler Asset Management GmbH

RWS-DYNAMIK A €* 46,12/44,35 -1,47 RWS-ERTRAG A €* 18,09/17,56 -1,29

ODDO BHF Asset Management

Basis-Fonds I Nach €* /146,91 -0,23

UBS Funds Services Lux S.A.

UBS (L) EM Eq P AA \$* /216,57 6,17 UBS (L) EM Eq P XA \$* /232,21 6,19 UBS (L) GCB AD T2 €* 195,33/189,64 3,02

Union Investment

www.union-investment.de Tel. 069 589 98-6060

PrivFd:Kontr. €* 146,00/146,00 -0,29 PrivFd:Kontr.pro €* 217,76/217,76 -0,38 UniDeutschl. XS €* 184,83/177,72 -3,01 UniESG Aktien DeuA €* 340,57/324,35 -2,41 UniESG Aktien Glo €* 205,79/195,99 -3,05 UniESG Aktien Glo n €* 174,73/174,73 -3,08 UniEuroAktien €* 131,86/125,58 -2,93 UniEuroRenta €* 60,98/59,20 -1,10 UniFav.:Akt. -net- €* 198,08/198,08 -3,82

Unifavorit: Aktien €* 334,46/318,53 -3,79 UniFonds €* 86,11/82,01 -3,17 UniFonds-net- €* 119,51/119,51 -3,19 UniGlobal €* 528,99/503,80 -2,87 UniGlobal-net- €* 298,91/298,91 -2,86 UnionGeldmarktfds €* 47,80/47,80 0,19 UniRak €* 162,31/157,58 -2,12 UniRak Konserva A €* 122,79/120,38 -2,28 UniRak -net- €* 85,10/85,10 -2,15 UniStrat: Ausgew. €* 90,09/87,47 -0,93 UniStrat: Konserv. €* 80,81/78,46 -0,78

Union Investment Luxemburg

FairWorldFonds €* 60,09/58,62 -1,85 PrivatFonds: ESG €* 59,05/59,05 -1,00 UniAusschü. net-A €* 51,91/51,91 -0,67 UniDividAss net A €* 74,19/74,19 -2,80 UniDividendenAss A €* 79,40/76,35 -2,77 UniDyn.Europa A €* 156,88/150,85 -3,83 UniESG Aktien EuA €* 88,08/83,89 -2,94 UniEuRe Corp A €* 48,82/47,40 -1,35 UniEurKap Corp-A €* 36,05/35,34 -0,51 UniEurKap.Co.net A €* 35,71/35,71 -0,50 UniEuropa €* 3749/3571 -2,96 UniGlobal Div A €* 146,60/139,62 -2,21 UniGlobal Div-netA €* 135,56/135,56 -2,23 UniGlobal II A €* 228,32/217,45 -2,84 UnilIndustrie 4.0A €* 112,28/107,96 -2,73 UniMarktf. -net- A €* 110,77/110,77 -2,30 UniOpti4 €* 99,35/99,35 0,09 UniRak ESG A €* 108,24/105,09 -1,85 UniRak ESG net A €* 102,45/102,45 -1,88 UniRak Kon.ESG A €* 112,81/110,60 -2,16 UniRak KonESG netA €* 108,83/108,83 -2,18 UniSec. High Tech. €* 411,65/395,82 -1,56 UniStruktur €* 133,87/129,97 -0,44 UniVa. Global A €* 198,43/190,80 -1,54 UniVa.Glb-net-A €* 186,44/186,44 -1,57

Union Investment Real Estate

Unilmmo:Dt.	€*	96,56/91,96	0,05
Unilmmo:Europa	€*	48,47/46,16	0,11
Unilmmo:Global	€*	41,35/39,38	0,08

Universal Investment

Degussa Univ.Rent €* 67,33/66,01 -0,66

Universal-Investment-Luxembourg S.A.

CondorBalance-UI €* 112,83/107,46 -1,87 CondorChance-UI €* 139,49/132,85 -1,38 CondorTrends-UI €* 125,02/119,07 -2,81

Warburg Invest

DMüller Prem Akt € €* 91,01/87,51 -0,42

W&W Asset Management Dublin

SouthEast Asian Eq €* /217,32 4,64

SONSTIGE FINANZPRODUKTE

Luxembourg Placement Funds

Solitār €* /2826 -1,00 Solitār II €* /1837 -1,06

Weiterführende Fondsinformationen finden Sie unter faz.net/fondsinfo

Allgemeine Erläuterungen

Investmentfonds nach Kapitalanlagegesetzbuch (KAGB)

Whrg.: Währung (A = Australischer Dollar, € = Euro, F = Schweizer Franken, £ = Brit. Pfund, ¥ = Japanische Yen, P = Polnischer Zloty, S = Schwedische Krone, \$ = US-Dollar). Ausg.: Ausgabepreis eines Fondsanteils zum angegebenen Tag.

Rückn.: Rücknahmepreis eines Fondsanteils zum angegebenen Tag.

NAV.: Nettoinventarwert.

Perf.: Performance auf Basis der letzten verfügbaren NAVs (Nettoinventarwerte). Berechnung nach BVI-Meth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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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s mit Applaus – aber auch mit Perspektive? Soll sich der deutsche Basketball der Frauen weiterentwickeln, muss sich etwas tun.
Foto dpa

Begeisterung reicht nicht

Für die deutschen Basketballerinnen geht eine großartige WM zu Ende. Doch nicht nur der Bundestrainer weiß: Damit daraus auch etwas Großartiges wächst, muss sich vor der eigenen Haustür Grundlegendes ändern.

Von Christian Kamp, Berlin

Als Alexandra Wilke am späten Sonntagabend in der Berliner Arena vor den Mikrophonen stand, schaute sie schon nach vorn. Auf die neue Saison in der Bundesliga. Aber auch darauf, dass es dann neben dem Court wieder in den Klassenraum geht. Alexandra Wilke, 29 Jahre alt, ist Basketballspielerin bei den Rutronik Stars Keltern und Lehrerin für Sport und Mathematik an einem Gymnasium in Karlsruhe.

Weil es gerade so viel um Wachstum und Entwicklung geht im Basketball der Frauen, wurde sie gefragt, ob sich das mit der Schule vielleicht in ein paar Jahren, bis zur nächsten WM, erledigt haben werde.

„Ich mache das auch, weil es mir voll Spaß macht“, sagte sie. „Ich habe ein paar Jahre nur Basketball gespielt, aber ich habe gemerkt, dass es für mich nicht das Richtige war, weil ich irgendwas für den Kopf brauchte.“

Das war nicht die erwartete Antwort. Es war aber – bei allem Respekt vor Wilkes Leistungen, sie ist eine Ausnahmespielerin in der Bundesliga – auch nicht die Zukunft des deutschen Basketballs der Frauen.

Wenig später saß Olaf Lange, der Bundestrainer, im Pressekonferenzraum der Arena. Er sprach darüber, was aus diesem Erfolg der Weltmeisterschaft, dem vierten Platz und der allerorten zu spürenden Begeisterung gemacht werden könne. Er äußerte sich zunächst einmal zuversichtlich. Sein Team habe die Lücke zur Weltspitze verringert, auch wenn das Spiel um Platz drei gegen Spanien am Sonntag noch einmal deutlich verloren ging (58:81). Es habe in dieser Etage schon einmal „angeklopft“. Bei der Frage aber, wie es gelingen kann, durch die Tür zu gehen, wurde es schon komplizierter.

Für die Zukunft gebe es einige Talente, die nun aber einen bestimmten Weg einschlagen müssten. „Unsere jungen Spielerinnen können sich jetzt für verschiedene Klub-Situationen entscheiden“, sagte Lange. Aber: „Sie müssen so viel Euroleague- oder zumindest Eurocup-Level wie möglich spielen.“

Bei Spanien oder Frankreich seien einfach mehr Spielerinnen in den europäischen Topklubs oder gleich in der nord-amerikanischen WNBA am Ball, dem Maß der Dinge: Mit einem 97:79 gegen Frankreich wurden die Amerikanerinnen am Sonntag zum fünften Mal nacheinander Weltmeister.

Dann wurde Lange noch nach der Bundesliga gefragt. Er habe darüber schon so oft gesprochen, dass er gar nicht mehr wisse, was er sagen solle, er sei ja auch schon seit einiger Zeit weg, in den USA. Dann aber sagte er doch ein paar Sätze, die einen gedämpften Schlussakkord unter dieses Turnier setzten.

Zu seiner Zeit in der Bundesliga, von 1995 bis 2003, habe es in den Vereinen bessere Strukturen gegeben als jetzt. „In all den Jahren hat sich nicht viel getan“, sagte er. „Das ist eher rückläufig. Die Vereine sind halbprofessionell, wenn man positiv sein möchte. Deshalb muss ich dafür sorgen, dass unsere Topspiel- rinnen ins Ausland gehen. Und solange sich da in der Liga nichts tut, wird es auch sehr schwierig, den Erfolg, den wir gerade haben, zu erhalten.“

Man muss das wohl so verstehen: dass auf der einen Seite diese WM etwas wirklich Großartiges für den Basketball der Frauen war. Mit einer überwältigenden

Atmosphäre, einem Besucherrekord in den beiden Berliner Hallen (insgesamt 236.000) und einem Weltverband (FIBA), der einiges angepackt hat, um das Turnier im Vergleich zu Sydney 2022 auf ein anderes Niveau zu heben, auch wenn das in einem Punkt konterkariert wurde.

Der eng getaktete Spielplan verlangte den Spielerinnen mehr ab, als zumutbar war, worunter am Ende nicht zuletzt die Deutschen litten. Anders aber war mit der WNBA, die ihre Saison nicht länger unterbrechen wollte, kein Deal zu bekommen. In vier Jahren in Tokio werde das Problem gelöst sein, versprach FIBA-Generalsekretär Andreas Zagklis in Berlin, dann wird im November und Dezember gespielt.

Wenn aber auch für den deutschen Basketball der Frauen etwas Großes aus dieser WM werden soll, dann muss vor allem vor der eigenen Haustür etwas passieren. Auch, damit die vielen Mädchen und auch Jungs, die jetzt zum Basketball kommen sollen, ihre neuen Role Models, die bei der WM so sympathisch und nahbar waren, künftig aus der Nähe sehen können.

Auch für Alexandra Wilke ist die mangelnde Attraktivität der Bundesliga – unabhängig davon, dass sie selbst gerne dort spielt – ein Problem. „Es fängt damit an, dass wir seit Jahren nur zehn Teams in der Liga haben. Wir haben keine Absteiger. Das finde ich schwierig. Wo ist da der Ansporn? Entweder man spielt ganz oben mit um den Titel oder ganz unten, aber es ist dann im Endeffekt auch egal. Das reicht für eine erste Bundesliga halt nicht. Und dann gibt es ganz viele Vereine, wo die Strukturen einfach nicht stimmen.“

Berlin ist auch in dieser Hinsicht eine Ausnahme. Während die WM lief, lud die Branchengröße Alba, aktueller Meister bei den Männern, zur Saisoneröffnung. Dort hat man sich vor ein paar Jahren entschieden, auch den Basketball der Frauen professionell anzupacken. Axel Schweitzer, der Aufsichtsratschef, taxierte den Rückstand der Bundesliga zur WNBA allerdings gleich einmal auf 15 Jahre. Neben ihm saß Svenja Brunckhorst, die 3x3-Olympiasiegerin, die bei Alba als Managerin für Mädchen- und Frauenbasketball angestellt ist. Sie schwärmt von der WM und ihrer Signalwirkung, aber sie berichtete auch davon, wie sie zuletzt bei Alba an Grenzen gekommen seien. Strukturell, so gebe es immer noch zu wenig Trainerinnen, aber auch sportlich, auf internationaler Ebene. Am Wollen liegt es bei Alba nicht. Aber mehrere Entwicklungssprünge auf einmal kann man auch hier nicht machen. Und am Ende geht es auch darum, wer noch mitmacht.

Als Svenja Brunckhorst fertig war, wollte Marco Baldi noch etwas sagen, der Macher des Klubs. Er habe das Gefühl, an einem ähnlichen Punkt schon einmal gestanden zu haben, vor Jahrzehnten bei den Männern. Ohne den echten Willen zu Veränderung, ohne eine „massive Anstrengung“, sagte er, werde es nicht gehen. Da seien viele gefragt, nicht nur bei der Liga oder im Verband. „Ich warte ehrlich gesagt darauf, dass auch größere Basketball-Klubs sagen: Den Weg gehen wir jetzt auch“, sagte Baldi. Wir sehen da wirklich ein Potential drin, und den Weg gehen wir.“

Es waren somit tolle Tage, in denen ganz unterschiedliche Wachstumssignale für den Basketball der Frauen von Berlin ausgingen. Worauf es ankommt, ist, dass sie auch anderswo gehört werden.

Die Versagensängste überwunden

Enric Mas galt als ewiges Talent und als Nervenbündel – dann suchte sich der frischgekürte Vuelta-Sieger Hilfe

MADRID. Enric Mas ist ein zurückhaltender Sieger. Kein Freudenschrei in den Nachthimmel, wie man es manchmal sieht, stattdessen ein zaghaftes Lächeln, die Arme nur leicht nach oben gestreckt. Ein wenig ungläubig blickt er nach der Schlussetappe der Spanien-Rundfahrt in Granada auf die Trophäe im Arm. Viermal schon stand er auf dem Podium der Vuelta, dreimal als Zweiter, einmal als Dritter. Enric Mas galt als ewiges Talent, als Zweifler, dem es an Mut fehlt. Wie groß musste da die Genugtuung sein, jetzt bei einer der drei Grand Tours ganz oben zu stehen?

Enric Mas lernte das Straßenrennfahren beim zweimaligen Tour-Gewinner Alberto Contador, der eine Stiftung für junge Talente betreibt. Der Durchbruch gelang ihm im belgischen Team Quick Step, mit dem er 2018 überraschend Platz Zwei bei der Vuelta erreichte. 2020 wechselte er zu Movistar. Er sollte langfristig die Lücke füllen, die nach dem Abschied von Nairo Quintana und später auch Mikel Landa und Alejandro Valverde entstanden war. Die Erwartungen waren enorm, die Fans sahen ihn als Nachfolger von Contador. Doch bei der Vuelta wurde er nur noch zweimal Zweiter, einmal Dritter, bei der Tour de France war 2020 der fünfte Platz sein bestes Ergebnis.

Der Druck wurde jedes Jahr größer. Der spanische Sportwissenschaftler Mikel Zabala von der Universität Granada sagte zu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on Enric Mas im spanischen Fernsehen, mentale Probleme, eine Übersättigung mit Daten, taktische Zwänge und ein zu hoher Erwartungsdruck könnten die physische Leistungsfähigkeit völlig blockieren. Besonders stark zeigten sich die Versagensängste bei den Bergabfahrten. „Du siehst die Kurve, und dein Kopf blockiert. Das Schlimmste war das Gefühl der Ohnmacht, weil dein Körper einfach nicht tut, was du von ihm verlangst“, sagt Mas in einem Dokumentarfilm von TVE. Früher habe er versucht, Zweifel wegzudrücken, eine falsche Stärke vorzutäuschen. Heute wisse er, Rennen gewinne man nicht nur mit den Beinen, sondern vor allem mit dem Kopf.

Die Rolle der Sportlichen Leiter des Movistar-Teams in der Leidensgeschichte des Enric Mas sehen manche in der spanischen Radsportszene kritisch. Statt ihm zu helfen, hätten sie ihm Vorwürfe gemacht, sagt Kike de Diego, der in Madrid Amateurfahrer betreut. So hört man in der TVE-Dokumentation abwertende Kommentare aus den Betreuerfahrzeugen: „Hier fahren wir mit dem da, der mit dem Kopf-Problem. Er verliert schon eine Minute“, sagt einer der Betreuer über Funk einem anderen bei der Tour 2022, „unglaublich, unglaublich“. An diesem Tag kam Enric Mas mehr als sieben Minuten nach Jonas Vingegaard ins Ziel. Dann erkrankte er auch noch an Covid. Mas suchte sich auf eigene Faust Hilfe bei einem Sportpsychologen sowie einem Experten für Bergabfahrten. Kaum jemand glaubte noch an ein Comeback. Zwei weitere Verletzungen brachten dann auch noch die Saisonplanungen für dieses Jahr durcheinander.

Umso überraschender ist nun sein Sieg bei der Vuelta. Dass Mas das Rote Trikot des Gesamtführenden erst nach dem schweren Sturz von Tadej Pogačar übernahm, schmälert für spanische Fans seine Leistung nicht. „Das gehört dazu. Bei den großen Straßenrennen gibt es immer Ausfälle nach Stürzen oder auch Infekten“, meint Kike de Diego.

Für ihn ist der Schlüsselmoment die sechste Etappe, auf der Mas den davongefahrenen Pogačar auf einer staubigen Schotter-Rampe einholt und vor der Passhöhe des El Bartolo an ihm vorbeisprintet. Dafür gab es sechs Bonifikationssekunden. „Da hat es bei Mas im Kopf klick gemacht“, sagt Kike de Diego, „seither hat er Selbstvertrauen. Er ist nicht mehr der Enric Mas, der am Berg angreift, aber dann unsicher nach hinten blickt.“ So gab Mas das Rote Trikot nicht mehr her, wehrte souverän alle Angriffe bei den Bergetappen ab, auch die von Primož Roglič und Felix Gall, die am Sonntag in Granada als Zweiter und Dritter neben ihm auf dem Podest standen. Die Vuelta war in diesem Jahr besonders hart. Die Fahrer mussten 58.156 Höhenmeter überwinden, es gab sieben schwere Bergankünfte. Dabei wurden Temperaturen von über 40 Grad gemessen.

Endlich am Ziel: Enric Mas (Mitte) krönt sich zum Sieger der Vuelta. Foto Reuters

Immer wieder forderten Gall und Roglič in den Bergen Mas heraus, um letztlich doch zusätzliche Sekunden zu verlieren. Selbst das Zeitfahren gelang Mas besser, als von vielen erwartet. Gegen den Spezialisten Roglič verlor er nur knapp eine halbe Minute. Bei den letzten beiden schwierigen Bergankünften in Andalusien konnte Mas seinen Vorsprung sogar wieder ausbauen. Über all das verlor der Spanier nicht viele Worte, weder über die harte Tour noch über sich selbst. Es gab keinen bitteren Blick zurück, keine Geste der Genugtuung in Richtung seiner Kritiker. Stattdessen Umarmungen und Anerkennung für sein Team und Küsse für seine Frau und seine beiden Kinder. Enric Mas schien seine Gefühle im Griff zu haben. Dann ließ er doch noch einen Blick in sein Inneres zu und sprach von einem Traum, der wahr geworden ist. Er sagte: „Ich bin glücklich.“ HANS-GÜNTER KELLNER

Ballmer lenkt ein – was macht der Staatsanwalt?

Bundesanwälte prüfen, ob Steve Ballmer und die Clippers mehr als NBA-Vertragsrecht verletzt haben

NEW YORK. Keine zwei Wochen nachdem sein Anwalt die Ermittlungen der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 als „eine Art von Hexenjagd“ bezeichnet und juristische Schritte gegen die Liga und ihre Strafmaßnahmen angekündigt hatte, hat der Eigentümer der Los Angeles Clippers überraschend eingelenkt. Steve Ballmer, mit einem Privatvermögen von umgerechnet mehr als 135 Milliarden Euro reichster Teambesitzer im amerikanischen Profisport, übernahm in der Nacht zum Montag in einer schriftlichen Stellungnahme die Verantwortung für die ihm und den Clippers zur Last gelegten Regelverstöße gegen die Salary-Cap-Bestimmungen der Liga. Mit ihnen hatten er und das Team mithilfe von vier unterschiedlichen Unternehmen dem Amerikaner Kawhi Leonard zusätzlich zu seinem Maximalgehalt umgerechnet rund 40 Millionen Euro in bar und 16 Millionen Euro in Form eines Aktienpakets zukommen lassen.

„Das ist für jeden, der mit den Clippers verbunden ist, eine schwierige Zeit gewesen“, erklärte Ballmer in den sozialen Medien, der mit seinem Sinneswandel offensichtlich einen Schlussstrich unter den Skandal ziehen möchte. Auch wenn es „noch immer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über die Ermittlungsergebnisse“ gebe. Der 70-Jährige entschuldigte sich bei Fans, Angestellten und allen anderen NBA-Teambesitzern.

Zu den Strafen, die die Liga vor wenigen Tagen verhängt hatte, gehören eine einjährige Sperre für den ehemaligen Chefmanager des Tech-Konzerns Microsoft sowie eine Geldbuße von 30 Millionen Dollar (25,9 Millionen Euro) und der Entzug von fünf Erstrunden-Draft-Picks für das Team. Weitere Sperren wurden von der NBA gegen zwei leitende Clippers-Angestellte verhängt, die aktiv an der Einfädelung und Abwicklung der Regelverstöße beteiligt waren.

Leonard selbst hatte bereits vor der Bekanntgabe der Ermittlungsergebnisse mit der Spielergewerkschaft an seiner Seite eine Einigung mit der Liga erzielt und war auf diese Weise vergleichsweise günstig davongekommen. Seine Buße beträgt gerade mal 700.000 Dollar (605.000 Euro). Ihm wurde nicht mal, wie in anderen Fällen geschehen, der laufende Vertrag fristlos gekündigt.

Sein derzeit einziges Problem: Zwar hatten die Clippers und Leonards altes Team, die Toronto Raptors, bereits vor Wochen ein Spielertausch-Paket verabredet, das ihn zur kommenden Saison nach Kanada expediert hätte. Doch diese Abmachung liegt derzeit auf Eis.

Dem Basketballer und den Clippers drohen jedoch womöglich unabhängig von den Liga-Sanktionen ernsthafte juristische Probleme. Einem Bericht der „New York Times“ vom Donnerstag zufolge hat die Bundesdistriktstaatsanwaltschaft in Brooklyn, die einst den FIFA-Betrugsskandal aufgedeckt und zuletzt Anklagen wegen Wettbetrugs gegen NBA-Spieler erhoben hatte, mit eigenen Ermittlungen begonnen.

Das Interesse der Behörden an der Materie bedeutet nicht zwangsläufig, dass es zu Strafverfahren kommt. Doch die Strafverfolger verfügen über weitreichendere Befugnisse als etwa die Ermittler der NBA: Sie können Dokumente beschlagnahmen und Zeugen unter Eid vernehmen und auf diese Weise womöglich Beweise erheben, die eine Anklage rechtfertigen könnten.

Etwa dann, wenn sich erhärtet, was die NBA-Ermittler herausgefunden hatten: dass alle finanziellen Transaktionen mithilfe von Firmen umgesetzt wurden, die als Zulieferer und Dienstleister am Bau der neuen Clippers-Arena in Inglewood beteiligt waren, die 2024 eröffnet wurde. Eine Geschäftsbeziehung, die, zumindest theoretisch, den Weg für verdeckte Zahlungen ermöglicht hätte und damit das Delikt der Geldwäsche erfüllen könnten. Steven Ballmer sieht sich darüber hinaus mit zivilrechtlichen Ansprüchen von Anteilseignern des in Konkurs gegangenen Start-ups namens Aspiration konfrontiert. Die Firma hatte Investoren in ganz Amerika mehrere Jahre lang mit ihren Öko-Bank- und Klimaschutz-Ambitionen geködert.

Der Clippers-Eigentümer fand in Aspiration und seinem inzwischen zu vierzehn Jahren Haft verurteilten Gründer Joe Sanberg nicht nur einen Sponsor für das Team. Er erwarb persönlich nach und nach Anteile von insgesamt 60 Millionen Dollar (51 Millionen Euro), was dem Unternehmen den Anstrich einer seriösen Geschäftsidee gab.

Dadurch habe sich Ballmer „mitschuldig“ gemacht, behaupten die Kläger, und Beihilfe zu jenem finanziellen Schaden geleistet, den sie erlitten hatten. Bislang hatte sich der Clippers-Besitzer konsequent mit der Behauptung verteidigt, auch er sei von Sanberg und Aspiration betrogen worden.

Die Anschuldigungen in der Zivilklage spiegelten einen Teil der Indizien wider, die der New Yorker Sportjournalist Pablo Torre seit September 2025 in zahllosen Folgen seines Podcasts „Pablo Torre Finds Out“ zusammengetragen hatte. Recherchen, die die NBA dazu veranlasst hatten, eine Anwaltskanzlei mit der Untersuchung der Vorwürfe zu beauftragen. Und aufgrund deren Torre im Mai den Pulitzer-Preis erhalten hatte. JÜRGEN KALWA

Auf die Enttäuschung folgt der Triumph

Beim Solheim Cup in den Niederlanden erlebt Esther Henseleit alle Facetten des Golfsports

FRANKFURT. Im Golf ist alles möglich. Auf eine der bittersten Niederlagen kann am selben Nachmittag eine der schönsten Feiern folgen. Esther Henseleit erlebte beim 20. Solheim Cup auf Bernardus Golf in den Niederlanden beides. Nach neun Löchern führte die Hamburgerin in ihrem Einzel gegen Alison Lee deutlich, hatte bereits vier Löcher mehr gewonnen als Lee. Dieser Abstand bestand auch nach dem elften Loch noch. Alles deutete auf ihren dritten Sieg im dritten Match hin.

Doch dann gelang Lee eine kaum noch für möglich gehaltene Wende. Sie gewann fünf der letzten sieben Löcher und entschied das Match noch mit einem Loch Vorsprung für sich. Es war das größte Comeback, das beim Solheim Cup je registriert wurde. Mehr als eine Stunde später aber war Henseleits Enttäuschung zumindest für einen Moment vergessen: Europa bezwang Team USA 15:13 und holte am Sonntag den vor zwei Jahren verlorenen Cup zurück.

Vor diesem Sonntag hätte die Ausgangslage kaum spannender sein können. Nach einem 4:4 am Freitag stand es nach dem Samstag 8:8. Zum siebten Mal in der Geschichte gingen beide Teams gleichauf in die abschließenden Einzel. Und zum siebten Mal gewann oder verteidigte die Heimmannschaft den Cup. Weil Titelverteidiger Team USA bei einem 14:14 die Trophäe behalten hätte, benötigte Europa mindestens sechseinhalb Punkte aus den zwölf Einzeln. Am Ende stand ein 15:13 für die Europäerinnen.

Die vier sogenannten „Captain's Picks“, also die direkten Nominierungen der Kapitänin Anna Nordqvist, erwiesen sich als ausgezeichnete Wahl. Leona Maguire, Nastasia Nadaud, Julia López Ramírez und Mimi Rhodes kamen gemeinsam auf acht Siege, vier Niederlagen und ein geteiltes Match – die beste Ausbeute europäischer Captain's Picks seit 2013. Überragende Europäerin aber war Linn Grant. Die Schwedin gewann alle vier Matches und vollzog damit eine erstaunliche Kehrtwende: 2024 in Virginia hatte sie alle vier Partien verloren.

Dass die Deutsche Esther Henseleit nur dreimal eingesetzt wurde, gehörte zu den überraschenden Entscheidungen Nordqvists. Als Nummer 21 der Weltrangliste war sie nach den Engländerinnen Lottie Woad (7) und Charley Hull (8) die dritthöchste Europäerin im Rolex Ranking.

Während das englische Duo in seinen sogenannten „Foursomes“, bei dem zwei Partner abwechselnd denselben Ball spielen, jedoch nur einen halben Punkt holte, brillierte Henseleit in dieser schwierigen Team-Spielform: Gemeinsam mit der erfahrenen Irin Leona Maguire gewann Henseleit beide Foursomes. Dennoch musste sie an beiden Nachmittagen in den „Fourballs“, wo jede Spielerin ihren eigenen Ball spielt und pro Loch das bessere Ergebnis zählt, wieder zuschauen. Eine öffentliche Erklärung Nordqvists dafür gab es nicht.

Für Nordqvist selbst hätte der Abschluss kaum schöner sein können. Die dreifache Major-Siegerin hatte Europa seit ihrem Debüt 2009 neunmal als Spielerin vertreten. Nun führte die Schwedin das Team erstmals als Kapitänin zum Sieg im einst ungleichen Duell zwischen Europa und Amerika, das längst ein Wettbewerb auf Augenhöhe geworden ist: Nach 20 Austragungen stehen elf Siege für Team USA, acht für Europa und ein Unentschieden. Und auch für Esther Henseleit blieb somit nicht die bittere Niederlage gegen Alison Lee das letzte Bild des Tages: Es war der Jubel mit ihren Teamkolleginnen und dem zurückgewonnenen Solheim Cup. Golf kann manchmal grausam sein – und noch am selben Nachmittag wunderschön. WOLFGANG SCHEFFLER

Nicht ultimativ

Es hakt beim neuen Leichtathletik-Format

FRANKFURT. Das Versprechen der Ultimate Championships hatte es in sich: weniger Leerlauf, mehr Tempo und ein Programm, in dem die einzelnen Disziplinen nicht miteinander konkurrieren. Nur die besten Athleten der Welt waren qualifiziert. Das sollte die Leichtathletik von ihrem angestaubten Image befreien, barg aber auch die Gefahr, dass sich das neue Format von World Athletics wie eine abgespeckte WM anfühlen würde.

Diese Befürchtung bewahrheitete sich nicht. Die erste Ausgabe zeigte, was aus den Ultimate Championships werden könnte: Die Athleten standen stärker im Mittelpunkt, und der Sport bekam eine Dynamik, die ihm bei traditionellen Meisterschaften oftmals fehlt. „Jede Disziplin wird eigenständig präsentiert“, hatte World-Athletics-Präsident Sebastian Coe angekündigt. In Budapest stimmte das nur teilweise: Würfe und Sprünge fanden manchmal gleichzeitig mit Läufen statt, und die Feldwettbewerbe wurden nicht zuverlässig erklärt. Im offiziellen Stream waren die Zwischenstände kaum oder gar nicht zu erkennen. Auch die voraussichtlichen Platzierungen, die während der Übertragung eingeblendet wurden, lagen wiederholt daneben.

Das 8-8-6-4-Format in den Wurf- und Sprungdisziplinen ist ebenfalls noch nicht überzeugend. Die Idee: Alle Athleten stehen sofort unter Druck. Niemand soll sich erst in den Wettkampf hineinarbeiten können, und Fehlversuche bekommen ein größeres Gewicht als unter normalen Bedingungen, wenn jeder Athlet sechs Versuche hat. Der Olympiasieger im Hammerwurf, Ethan Katzberg, etwa blieb in den ersten beiden Versuchen ohne gültige Weite und war damit ausgeschieden. Das Format belohnt nicht unbedingt den besten Athleten, sondern denjenigen, der mit den besonderen Bedingungen am besten zurechtkommt. Das spricht nicht grundsätzlich gegen das Format, aber dann muss die Übertragung umso klarer vermitteln, worum es geht.

Die britische Weitspringerin Jazmin Sawyers merkte zudem an, dass einige Disziplinen gar nicht erst von der Aufmerksamkeit bei den Ultimate Championships profitieren, weil sie aus dem Programm gestrichen wurden: „Die Meisterschaft ist schlechter, weil sie fehlen.“ Dass es etwa den Dreisprung bei den Frauen, aber nicht bei den Männern gab, ist schwer verständlich. Vier- statt dreistündige Abendveranstaltungen könnten künftig etwas Luft schaffen, um Disziplinen aufzunehmen. Dann sollte World Athletics aber auch prüfen, ob Halbfinals in den Laufdisziplinen wichtiger sind als zusätzliche Feldwettbewerbe. Die Ultimate Championships haben gezeigt, dass ein kompaktes Format funktionieren kann. Die Präsentation zeigte zumindest in Ansätzen, wie sich ein neues Publikum erreichen lässt. Coe hat bereits angekündigt, aus der Premiere zu lernen. Die Auswahl der Disziplinen sei „nicht in Stein gemeißelt“. 2028 ist eine Fortsetzung vorgesehen. Ausgereift wirkt das Format aber noch lange nicht. chc.

Nie mehr unvollendet

Die begehrte Trophäe in den Händen: Nach den French Open hat Alexander Zverev auch die US Open für sich entschieden.
Foto AFP

Vielleicht nicht der beste, aber der zurzeit erfolgreichste Tennisspieler: Alexander Zverev sichert sich seinen zweiten Grand-Slam-Titel – und verkehrt nebenbei etliche Narrative über ihn ins Gegenteil.

Von Pirmin Clossé, Frankfurt

D

er Mann, von dem sie sagten, dass er in den entscheidenden Momenten zu viel nachdenkt, grübelte. Er brummte, er schnaufte, er zögerte. Mehrmals setzte er zu einer Antwort an und brach sie doch wieder ab. Ob er denn nun, nachdem er in diesem Jahr erst die French Open und nun, am Sonntag, auch noch die US Open gewonnen hatte, der aktuell beste Tennisspieler der Welt sei, war Alexander Zverev gefragt worden. „Wahrscheinlich nicht“, sagte er nach langer Bedenkzeit. „Aber wenn Jannik verletzt ist und Carlos gerade erst von einer Verletzung zurückkommt, dann wahrscheinlich schon.“

Auch Zverev hält Carlos Alcaraz und Jannik Sinner also noch immer für die besten Tennisspieler der Welt. Sofern sie fit sind und in Form. Doch der Spanier und der Italiener waren in diesem Jahr eben nur selten fit und in Form. Zverev ist deshalb zwar vielleicht nicht der beste, aber doch der zurzeit erfolgreichste Tennisspieler der Welt. Weil er immer dann, wenn einer von beiden fehlte und der andere überraschend ausschied, seine Chance nutzte. Am Sonntag, indem er das Finale in New York gegen den Amerikaner und Alcaraz-Bezwinger Ben Shelton nach einer herausragenden Leistung 6:3, 7:6 (7:2), 5:7, 6:2 gewann.

Zverev hat nun als erster deutscher Tennisspieler seit Boris Becker 1989 die US Open gewonnen. Er hat sich wenige Monate nach dem ersehnten ersten Grand-Slam-Titel gleich noch seinen zweiten gesichert. Bis zum Ende des Jahres hat er nun eine große Chance, in der Weltrangliste die Nummer eins zu werden und damit ein weiteres großes Karriereziel abzuhaken. Vor allem aber hat es Zverev binnen eines Jahres geschafft, etliche der Narrative, die ih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begleitet haben, ins Gegenteil zu verkehren.

Denn der Mann, von dem sie sagten, dass er in den entscheidenden Momenten zu viel nachdenke, dachte im entscheidenden Moment diesmal gar nicht nach. In einer Art Trance, in „einem Tunnel“ sei er gewesen, berichtete Zverev von seinem Matchball beim Finalsieg über Shelton. Weil um ihn herum alle schrien und jubelten, habe er auch nicht gehört, wie die Schiedsrichterin „Spiel, Satz und Sieg“, sagte. Es dauerte mehrere Sekunden, bis Zverev begriff, dass er das Finale bereits gewonnen hatte. Bis er die Arme nach oben riss, bis er lachte und jubelte.

Es ist die hohe Tennis-Kunst, jeden Ballwechsel unabhängig vom Ergebnis und seiner Bedeutung gleich zu spielen. Und Zverev, das zeigte er am Sonntag, hat sie gemeistert. Shelton, eine Art Instagram-Spieler moderner Prägung, der sich gerne in Pose wirft und seine Muskeln zeigt, brüllte den Bällen oft hinterher. Er jubelte, wenn er einen der wenigen längeren Ballwechsel gewonnen hatte. Er jubelte, wenn er einen kurzen Ballwechsel gewonnen hatte. Er jubelte, wenn sein Gegner einen Fehler machte. Zverev jubelte nicht. Er spielte einfach immer weiter. Selbst dann, als das Match beendet war, wollte er das tun.

Paris im Mai 2026. Wenige Tage bevor in Frankreich die French Open beginnen, erscheint in Deutschland eine Zverev-Biographie. Den Titel des Buchs kann man zu diesem Zeitpunkt schon für gewagt halten. Zwei Wochen später muss man ihn als fatal bezeichnen. „Der Unvollendete“ nämlich erzählt von einem

Tennisspieler, der immer wieder daran scheitert, die ganz großen Titel zu gewinnen. Kurz nach dem Veröffentlichungs-termin gewinnt dieser Tennisspieler die French Open und ist danach vieles, aber sicher nicht mehr „unvollendet“.

Damals in Paris, erzählt Zverev nun in New York, habe sich für ihn ein Kreis geschlossen. Als er auf die rote Asche sank und die Hände vors Gesicht schlug, ließ er dort eine Last zurück, die ihn früher stets gehemmt hatte. Etwa einen Monat später spielte Zverev erstmals in seiner Karriere auch in Wimbledon ein Grand-Slam-Finale. Und plötzlich, erzählte er, habe er es erstmals genossen, in einem Grand-Slam-Finale zu spielen, obwohl er dort gegen Jannik Sinner verlor. „Vor dem Sieg in Paris, habe ich immer den Stress gefühlt“, berichtete Zverev in New York. „Es gab immer dieses Fragezeichen. Werde ich jemals eines gewinnen?“

Die Frage, die sich auch Zverev immer wieder stellte, hatte sich erstmals hier gestellt. Auf den Tag genau sechs Jahre vor seinem Sieg gegen Shelton hatte Zverev bei den US Open nämlich schon einmal im Finale gestanden. In seinem damals ersten Grand-Slam-Endspiel führte er gegen den Österreicher Dominic Thiem bereits mit 2:0-Sätzen, ehe er nervös wurde und das Match noch verlor. Auch weil er bei den French Open zwei Jahre später im Endspiel gegen Carlos Alcaraz noch einmal eine 2:1-Satzführung nicht ins Ziel bringen konnte, hieß es danach, Zverev sei zwar ein sehr guter Tennisspieler, aber kein Champion. Zwischenzeitlich, so schien es, glaubte er das selbst. „Die Narben des Finales von 2020 sind verschwunden“, sagte Zverev nun. Auch, weil er seine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selbst in die Hand genommen hat. Über

Jahre warfen ihm Tennis-Experten wie etwa Boris Becker vor, sich in Drucksituationen zu oft in seine „Komfortzone“ weit hinter der Grundlinie zurückfallen zu lassen.

So wirklich gelten lassen wollte Zverev diese Kritik jedoch nicht, präsentierte im Laufe der Jahre allerlei Erklärungen dafür, warum dies so sein müsse. Doch dann kam Zverev im Januar dieses Jahres aus der Winterpause und spielte plötzlich aktiver, offensiver. Er habe mit seinem Team entschieden, das zu versuchen, um Alcaraz und Sinner näherzukommen, sagte Zverev dazu.

Eine der vielen Tennis-Weisheiten lautet jedoch, dass man nicht jedes Match gewinnen muss, sondern nur dafür sorgen, dass der Gegner es verliert. Wie das dann aussehen kann, zeigte Zverev gegen Shelton. Er ergriff zwar die Initiative, wenn dies nötig war, gab seinem Gegner auch oft genug lediglich die Chance, sich selbst zu schlagen. Um dieses Gespür für die richtige Balance zu entwickeln, hat Zverev Zeit gebraucht. Doch der vermeintlich Unbelehrbare hat es gelernt.

Zverev hat in New York am Sonntag auch noch darüber gesprochen, warum er sich nicht für den aktuell besten Tennisspieler hält. „Ich denke nicht, dass ich der Talentierteste bin. Ich habe kein gottgegebenes Talent wie einige andere“, sagte er. Alles, was er leiste, sei das Ergebnis von „vielen Stunden auf dem Platz, vielen Stunden im Fitnessstudio, vielen Stunden auf der Laufbahn“. Shelton nannte Zverev nach dem Match den „härtesten Arbeiter auf der gesamten Profitour“. Zverev bestätigt das. „Mein Tennis ist harte Arbeit“, sagte er. Nach dem Mann, von dem viele Fans seit Jahren sagen, er sei arrogant, klang das nicht mehr.

Oma Antonelli auf Sonntagsfahrt

Noch schaut Kimi Antonelli wie ein kleiner Bruder auf die Weltmeister Max Verstappen und Lando Norris. Das wird sich ändern

MADRID. Die meisten redeten noch über die engen Gassen und scharfen Kurven, da hatte Kimi Antonelli aus Bologna schon eine andere Idee. Wer auf der neuen Strecke in Madrid gewinnen wolle, müsse auf die Reifen aufpassen, sagte er. Er müsse fahren „wie eine Oma“, defensiv, umsichtig, schonend.

Einen Tag später stand der 20 Jahre alte Antonelli ganz oben auf dem Podium, er hatte gewonnen. Wieder einmal. Schon zum achten Mal in dieser Saison, zum achten Mal seit April. Zum ersten Mal in Madrid, wo die Formel 1 seit Jahrzehnten nicht haltgemacht hatte. Und wo viele befürchteten, die Rennstrecke könnte vor lauter Crashes am Sonntagabend aussehen wie ein Hühnerstall, den nicht nur eine Oma verwüstet hat.

Antonelli aber ist ein patenter Rennfahrer, der auf dem Weg zu seinem ersten Titel nicht aufzuhalten scheint. 81 Punkte liegt der Italiener vor seinem Mercedes-Teamkollegen George Russell, über 100 Punkte sind es auf die weitere Konkurrenz. Neun Rennen plant die Formel 1 noch. Wer soll den Italiener aufhalten? Er fährt mit dem Hunger eines Jungen und der Ruhe einer Großmutter.

Es ist gerade eine Woche her, dass der WM-Führende in Italien zum Nationalhelden-Status raste, als er in Monza von Platz 19 nach vorne fuhr. Das war das Spektakel der Saison. Antonelli machte einen stage dive wie die großen Rockstars, er blickte in die Augen seiner weinenden Fans. Er war auf der schnellsten Strecke das perfekte Angriffsrennen gefahren.

Eine Woche später, auf dem neuen Parcours in Madrid, klagten tagelang die älteren Fahrer über das Streckendesign. Die beiden Weltmeister Lando Norris und Max Verstappen darüber, dass es keine Möglichkeit zu überholen gebe. Verstappen wiederholte das am Sonntag, als ihn ein Reporter auf seine Abwehrkünste im Rennen ansprach. Nur in der Mitte habe er fahren müssen, lächelte der Niederländer. Antonelli betrachtete ihn von der Seite und nickte, wie der kleine Junge neben dem großen Bruder.

Antonelli hatte den Parcours schon früh als das „kompliziertere Monaco“ gelobt. Ein enges Stadtrennen also, auf dem es darum geht, konzentriert seinen Platz zu verteidigen. Selten darum, anzugreifen. Wer vorne fährt, muss schließlich nicht überholen. Das tat Antonelli fast das gesamte Wochenende.

Am Samstag im Qualifying hatte ihn der amtierende Weltmeister überrascht. Lando Norris war im McLaren auf Platz eins gerast, in der letzten Runde der Session. Der Brite war in Madrid der einzige Fahrer, der Antonelli gefährdete. Auch im Rennen lag Antonelli hinter Norris, bis McLaren entschied, ihn während einer virtuellen Safety-Car-Phase in die Box zu holen. Der Stopp dauerte länger als geplant, die Streckenposten holten die gelbe Fahnen ein: freie Fahrt. Norris kam als Fünfter auf die Strecke zurück.

Später sagte Antonelli: Ich habe den Sieg nicht verdient, Norris schon. War das der Junge, der den sechs Jahre Älteren respektiert? Oder der Senior, der geschickte Komplimente verteilt? Norris haderte: „Es war nicht mein Fehler, ich fahre nur das Auto.“ Auch nicht der seines Teams, schließlich könne niemand wissen, wann wieder Vollgas erlaubt sei. „Wir hatten einfach kein Glück.“

Antonelli schon. Aber Glück hatten auch Charles Leclerc, Verstappen und

Lässt sich feiern: Kimi Antonelli. Foto dpa

George Russell. Sie alle zogen mit ihm an Norris vorbei. Antonelli ließ sich nicht verunsichern, als Verstappen und Russell im Rückspiegel auftauchten, während vor ihm Leclerc auf eine rote Fahne hoffte, um seine alten Reifen gegen neue zu tauschen. Leclerc verschwand irgendwann in die Boxengasse. Antonelli hatte freie Fahrt. Knapp 100.000 Motorsportfans, darunter die Sportstars Rafael Nadal, Jude Bellingham und Vini Jr., sahen Antonelli die Kurven hinter sich lassen. Wie eine alte Frau auf Sonntagsfahrt, souverän, fehlerfrei.

Ein Meisterstück sei das gewesen, rief ihm sein Team per Funk ins Ohr, wie vor einer Woche in Monza. In Madrid gelang es in einer anderen Disziplin. Das war kein Angriffsrennen, eher ein Defensivspektakel. Antonelli kann beides, attackieren und verwalten.

Mercedes-Teamchef Toto Wolff versuchte nach dem Rennen, die Interessen seiner beiden Fahrer zu balancieren. Russell war nur Fünfter geworden, haderte mit seiner Reifenstrategie und den fehlenden Überholmöglichkeiten. „Ein Teil der Box ist zufrieden, der andere nicht“, sagte Wolff. „Wir geben beiden Fahrern die größtmögliche Unterstützung, egal was passiert. Und deshalb geht es manchmal darum, den Fahrer zu trösten, manchmal darum, ein bisschen mehr Druck auszuüben.“ Er habe ein schlechtes Gewissen, sagte der Teamchef. Russell fuhr die schnellste Rennrunde. „Offensichtlich steckt es in ihm, es steckt im Auto, und wir müssen es nur freisetzen“, sagte Wolff.

Mercedes fährt in der Konstrukteurswertung allen davon, weil Antonelli ein Rennen nach dem anderen gewinnt. Als der Italiener in Madrid im Ziel ankam, rannte er nicht als Erstes zu seinem Vater, der ihm eine rote Rose in die Hand drückte und ihn abknutschte. Auch nicht in die Arme seines Teams. Antonelli ging erst auf Verstappen zu, um mit ihm das Rennen zu besprechen. Der Niederländer freute sich.

Später fragte jemand Verstappen, ob Antonelli noch aufzuhalten sei. Und was er von ihm, dem viermaligen Weltmeister, lernen könne. „Er ist noch sehr jung, er sollte sich nicht stressen“, antwortete Verstappen, vier Titel, acht Jahre und zehn Saisons älter. Er kann es sich leisten, Antonelli zu loben. Kimi werde noch erfahrener, sagte Max, aber: „Er fliegt heute schon.“ War das schon die weiße Fahne? Verstappen liegt 147 Punkte zurück. Und sagt: „Ich glaube nicht, dass es noch ein Comeback von mir gibt.“

Antonelli schaute zum Boden und schmunzelte. Das tat er auch, als Norris ihn danach für seinen „erschreckend guten Job“ lobte und sagte, er wolle ihm, dem kommenden Weltmeister, keine Ratschläge geben. „Ich freue mich auf viele gemeinsame Jahre Racing“, sagte Norris. Antonelli nickte. Da war er wieder, der kleine Bruder Kimi zwischen den großen Weltmeistern. Er wird bald einer von ihnen sein. KONRAD RINGLEB

Zverevs anderer Sieg

Von Pirmin Clossé

In dem Moment, in dem ihm so viele Menschen zuhörten, wandte sich Alexander Zverev an eine, die ihm ziemlich sicher nicht zuhörte. Irina Zvereva, seine Mutter, hält es nicht aus, ihrem Sohn beim Tennisspielen zuzusehen. Die Nerven. Sie geht deshalb seit Jahren meistens mit dem Hund – im Fall der Familie Zverev inzwischen: den Hunden – spazieren, wenn Alexander Junior mal wieder irgendwo irgendein besonders wichtiges Match spielt. So auch am Sonntagabend, als Zverev in New York das Finale der US Open gewann.

Irina Zvereva wird deshalb wahrscheinlich mit Verspätung gehört haben, wie ihr Sohn ihr in seiner Siegeransprache noch auf dem Platz dankte. Wie er sie als die „wichtigste Person in meinem Tennis-Leben und meinem Leben generell“ bezeichnete.

Als er vier Jahre alt war, so erzählte er das, saß Zverev mit seiner Mutter bei Ärzten. Diese eröffneten ihr, dass ihr Sohn an Typ-1-Diabetes erkrankt sei, dass sein Leben und die Möglichkeit, Sport zu treiben, sehr eingeschränkt sein würden. Es brauche eine „sehr, sehr starke Mutter“, sagte Zverev, um aus diesem Zimmer zu treten und zu sagen: „Mein Sohn wird sein können, was immer er sein

Launisch, arrogant, gefährlich? Zumindest in einer Hinsicht ist Zverev ein Vorbild.

will. Ein Tennisspieler, wenn er das möchte. Oder etwas völlig anderes. Diese Krankheit wird ihn nicht definieren.“

In den Anfangsjahren seiner Karriere hat Zverev seine Erkrankung versteckt. Insider wussten zwar Bescheid, aber den Schritt an die Öffentlichkeit unternahm er erst vor vier Jahren. Seitdem allerdings hat er die Krankheit und seinen Umgang damit zu seinem Thema gemacht. Er spricht über Diabetes in Interviews und Siegerreden. Er gründete eine Stiftung, die sich für eine bessere Versorgung vor allem von Kindern mit Typ-1-Diabetes einsetzt. Er kämpfte dafür, dass er und andere sich nicht mehr in die Kabine zurückziehen müssen, wenn sie sich während eines Matches Insulin spritzen müssen.

Es gibt gute Gründe, warum man Zverev auch als inzwischen zweimaligem Grand-Slam-Champion einen Vorbildcharakter absprechen kann. Manche halten ihn für arrogant, andere für zumindest launisch, wieder andere für geradezu gefährlich.

Vor einigen Jahren zertrümmerte er im Zorn einen Schläger am Stuhl eines Schiedsrichters. Zwei Frauen warfen ihm in der Vergangenheit häusliche Gewalt vor. Er bestreitet die Vorwürfe vehement. Ein Gerichtsverfahren wurde gegen Zahlung einer Geldauflage eingestellt, eine Untersuchung der Profiorganisation ATP endete, ohne dass Beweise für ein Fehlverhalten gefunden wurden.

Was seine Diabetes-Erkrankung angeht, ist das, was Zverev seit inzwischen vier Jahren tut, allerdings zweifellos vorbildhaft. Bei einer Diagnose, die vielen Eltern und Kindern im ersten Moment den Boden unter den Füßen wegzieht, können seine Handlungen manchen Sturz ein wenig bremsen.

„Ärzte und Psychologen können in 100 Stunden nicht aufwiegen, was es bewirkt, wenn Alexander Zverev sich auf dem Platz spritzt“, sagte eine Kinderärztin der F.A.S. vor wenigen Monaten im Interview. Im dritten Satz des Finales der US Open hat sich Zverev am Sonntag auf dem Platz gespritzt. Danach hat er seinen zweiten Grand-Slam-Titel gewo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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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k und Motor

N ach mehr als 24 Stunden im Weltraum fällt der Bordcomputer des Raumschiffs aus, Astronaut Gordon Cooper muss die Landung manuell

einleiten. Sechs Tage später steht er vor dem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der ihm eine Ehrenmedaille überreicht und in einer kurzen Rede ein Loblied auf die menschlichen Fähigkeiten singt: „Ich denke, was uns während dieses Fluges am meisten bewegte, war die Erkenntnis, dass, wie außergewöhnlich Computer auch sein mögen, wir ihnen noch etwas voraushaben und dass der Mensch noch immer der außergewöhnlichste Computer von allen ist.“ Was John F. Kennedy im Mai 1963 äußerte, war damals so wenig falsch wie heute: Das menschliche Gehirn verarbeitet Informationen auf gänzlich außergewöhnliche Weise, es kennt die scharfe Trennung zwischen Prozessoreinheit und Speicher nicht und verbraucht angesichts seiner Leistung ungewöhnlich wenig Energie.

Mit dem Siegeszug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KI) wankt jedoch di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mit der Menschen ihre Überlegenheit gegenüber Maschinen in der Vergangenheit begründeten. Kennedy war bereits so vorsichtig, das Wort „noch“ zu verwenden. Mittlerweile scheint sich die Debatte sogar umzukehren. Die Frage, ob eine allgemeine KI, in jeder Hinsicht fähiger als der Mensch, überhaupt möglich wäre, scheint vielen bereits beantwortet. Es geht nur mehr um das Jahr, an dem dies eintrete.

und die Wahrscheinlichkeit, mit der eine solche KI die gesamte Menschheit auslösche oder sie zumindest so weit degradiere, dass dem Individuum maximal der Selbstbestimmungsgrad eines Haustiers verbleibe. Parallel treten Beschwichtiger auf, sie verweisen darauf, dass jede neue Technologie auf Ängste und maschinenstürmenden Widerstand getroffen sei und dass zwischen Erfindung und deren ökonomischer Verwertung stets geraume Zeit vergangen sei. Wir wollen an dieser Stelle nicht den Schiedsrichter spielen, sondern einige Defizite der derzeitigen Debatte aufzeigen.

Für einen fruchtbaren Diskurs sollte zunächst die Frage beantwortet werden, ob es sich bei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lediglich um eine weitere Basisinnovation handelt, wie sie in den langen Wellen der Weltwirtschaft seit Beginn der Industrialisierung immer wieder auftraten. Kommt KI also die gleiche Bedeutung zu, wie sie der russische Ökonom Nikolai Kondratjew einst für Dampfmaschine, Elektrifizierung und Automobil konstatierte und die nach seinem Tod von anderen bis in die Gegenwart fortgeschrieben wurde? Oder ist sie etwas so grundlegend Neues, dass historische Vergleiche wenig Orientierung in der Gegenwart geben?

Alle Basisinnovationen der Vergangenheit weisen Gemeinsamkeiten auf. Der Fahrer des Automobils, der Passagier in der Eisenbahn, der Besitzer einer Maschine für die Handschuhproduktion, sie alle erweitern durch Gebrauch der Technik ihren Möglichkeitsraum, sei es die Freiheit, an sonst unerreichbare Orte zu reisen, sei es die Option, Waren schneller und billiger zu produzieren. Selbst für die wohl furchtbarste Erfindung der Menschheit, die Atombombe, gilt die Logik der Erweiterung, wenngleich in diesem Fall des Schadens, den eine Waffe zufügen kann. Auch die Nutzung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ist für den Nutzer zunächst nichts anderes – im Kleinen, wenn die Einladungskarte für die Familienfeier innerhalb weniger Minuten gestaltet ist, im Großen, wenn die automatisierte Steuerung von Verkehrs- oder Energienetzen blitzschnell auf Störungen reagiert.

Der wesentliche Unterschied, er ist in der Tat kategorisch, liegt nicht in der Nutzung, sondern im Prozess der Entstehung. Alle bisherigen Innovationen, auch jene innerhalb der Computertechnik, erfolgen in einer Systematik, die von Ingenieuren V-Modell genannt wird: Man beschreibt ein System und die gewünschten Eigenschaften, anschließend werden Hard- und Software in immer kleinere Bestandteile zerlegt und entwickelt. Die einzelnen Komponenten werden auf einwandfreie Funktion getestet, dann nach und nach zusammengesetzt und auf jeder Stufe ihrer Entstehung erneut getestet.

Auch agile Entwicklungsmethoden folgen der Logik des Entwickelns und anschließenden Testens, und selbst dort, wo die Hersteller von Autos oder Kühlschränken damit werben, dass KI dieses oder jenes erledige, handelt es sich um einen zuvor geprüften und dann eingefrorenen Zustand des Softwaremodells. Die so entstehenden Maschinen verhalten sich durchweg deterministisch, sie bewältigen Aufgaben stets in der immergleichen Weise, beruhigend nicht nur für den Nutzer, sondern auch für den Ingenieur, der während seiner Ausbildung immer wieder zu hören bekommt, dass nicht erkannte Fehler Menschenleben kosten können.

jeder Autofahrer aus dem täglichen Leben kennt: Theoretisch dürfte er eine durchgezogene Linie nicht überfahren. Wenn aber ein Lieferwagen oder eine Mülltonne die eigene Fahrspur blockiert, muss er, um des eigenen Fortkommens und der Funktion des gesamten Verkehrssystems willen, die Regel brechen.

Überall bis zum Überfall

Nun sind der Automatisierung technischer Systeme in der realen Welt arge Grenzen gesetzt, solange diese ausschließlich deterministisch funktionieren. Ganze Bibliotheken der Computerwissenschaft beschäftigen sich mit dem sogenannten Open World Problem, das

Regelungstechniker versuchten 30 Jahre lang, dieses Problem im Sinne der „IF THAN GOTO“-Logik klassischen Programmierens zu lösen. Zunächst entstand in den Achtzigerjahren die unscharfe Logik (Fuzzy Logic), die nicht mehr auf definierte Schwellwerte für das Auslösen einer Aktion setze. Eingesetzt beispielsweise von 1992 an in einem Automatikgetriebe von BMW, erfolgte der Gangwechsel nicht mehr bei einer festen Drehzahl, sondern erlaubte, abhängig von der Fahrsituation, uneindeutige Lösungen wie „ein bisschen sportlich“. Mit der Fuzzy Logic sind aber nur vergleichsweise einfache Regelungen zu realisieren, sie gewann daher nie überragende Bedeu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mit Dampfmaschine oder Automobil zu vergleichen, führt in die Irre. Bald schon bevölkern Schwärme autonomer Maschinen unsere Welt. Daraus resultieren gänzlich neue Gefahren.

Fotos Reuters, Mercedes Benz, Adobe; Collage F.A.Z.

Von Johannes Winterhagen

tung. Deutlich komplexere Entscheidungen lassen sich mithilfe neuronaler Netze treffen. Sie lösen eine Aufgabe, etwa das Erkennen eines Bildes, in dem sie jenes in kleinere Informationseinheiten auflösen und parallel für jede Einheit anhand gespeicherter Muster eine bestimmte Wahrscheinlichkeit berechnen. Je größer die parallel zur Verfügung stehende Rechenleistung (deswegen der Boom der Grafikprozessoren, die heutzutage KICHips heißen) und je häufiger dieser Vorgang in weiteren Schichten eines neuronalen Netzes wiederholt werden kann, desto höher die Wahrscheinlichkeit, dass Realität und Rechenergebnis zur Deckung kommen. Allerdings muss das Netz zuvor trainiert werden, um in gänzlich neuen Datensätzen jene Muster zu erkennen, die eine Gewichtung erlauben. Die seit Beginn dieses Jahrhunderts entwickelte Trainingsmethode des „Deep

Learnings“ erlaubte den ersten KISchock, der zumindest die Fachwelt erschütterte: Ein System einer Google-Tochter schlug 2016 erstmals im Brettspiel Go einen Profispieler. Im Go gibt es, anders als im Schach, theoretisch unendlich viele Möglichkeiten des Spiels, es ist mithin ein Gleichnis für die offene Welt.

Nur ein Jahr später veröffentlichen acht Google-Mitarbeiter (zwei davon ehemalige) gemeinsam ein knapp elfseitiges Paper, das die Welt verändern sollte. In „Aufmerksam ist alles, was man braucht“ beschreiben sie, wie mithilfe eines „Transformer“ genannten Modells, das Vektor- und Wahrscheinlichkeitsrechnung kombiniert, treffsicherere maschinelle Übersetzungen angefertigt werden können als je zuvor – und das mit hoher Geschwindigkeit und vergleichsweise geringer Rechenleistung. Es war die Geburtsstunde der generativen KI, die mit der Veröffentlichung des Sprachmodells ChatGPT im Jahr 2022 den gegenwärtigen KI-Hype auslöste. Damit war erstmals in der Menschheitsgeschichte eine Technik in der Welt, die Aufgaben nicht deterministisch löste und deren Funktion von Ingenieuren und Programmierern nicht vorab in jeglicher Hinsicht zu testen war. Auf unerwünschte Ergebnisse, etwa rassistische Selektionskriterien, reagierten die Entwickler, in dem sie jeweils Grenzen einzogen. Wie jeder Grenzzaun erwies sich aber auch dieser immer wieder als löchrig.

Fachleuten war bald klar: Die Transformer-Algorithmen lassen sich nicht nur nutzen, um Texte oder Bilder zu erkennen, zu verarbeiten und zu erzeugen. Mit ähnlichen Modellen lässt sich auch die Bewegung im physischen Raum steuern. Damit bekam die Robotik ungeheuren Aufschwung. Wenn sich heute Politiker, in China wie in Deutschland, mit Humanoiden, menschenähnlichen Maschinen also, fotografieren lassen, sind im Hintergrund oft noch Fernsteuerung und Sicherheitsleinen im Einsatz. Das wird nicht so bleiben.

Humanoide werden wegen ihrer Komplexität und der damit verbundenen Kosten aber nur einen kleinen Anteil jener von KI gesteuerter Maschinen ausmachen, die unsere Welt schon im kommenden Jahrzehnt bevölkern. Viele Aufgaben sind mit anderer Mechanik besser zu bewältigen. Um Fabriken, Umspannwerke und andere Infrastruktur zu überwachen, sind vierbeinige, hundeähnliche Maschinen geeigneter, sie können unabhängig vom Untergrund das Gleichgewicht besser halten. In der Luft und im Wasser werden, ähnlich wie in der Biologie, Körperformen dominieren, die dem jeweiligen Lebensraum angepasst sind. Und autonome Autos, Bagger oder Busse werden äußerlich weniger denn je zu erkennen sein. In vielen Fällen werden weiterhin Maschinen zum Einsatz kommen, die auf eine einzige Aufgabe spezialisiert sind. Ein Maurer muss schließlich auch die allgemeine Relativitätstheorie nicht verstehen. Gemeinsam wird all diesen

Maschinen sein, dass sie dazu in der Lage sind, auf Unvorhersehbares zu reagieren. In einigen Fäl-

len werden uns ihre Lösungswege ähnlich überraschen wie jene der KIBots, die sich während des Ausbruchs aus dem Sandkasten von Open AI über ein virtuelles schwarzes Brett Informationen austauschten.

Was aber tun, wenn nicht aus Software bestehende KI-Agenten, sondern physische Maschinen eigenständig Ziele verfolgen? Was, wenn das von den Programmierern vorgenommene „Alignment“, also das Training auf bestimmte ethische Ziele hin, versagt oder auf unethische Ziele hin erfolgte? Was, wenn es sich nicht um einzelne Maschinen, sondern um Schwärme miteinander kommunizierender autonomer Systeme handelt? Was, wenn es ihnen gelingt, Menschen mit perfekt simulierter Empathie über ihre Absichten zu täuschen? Antworten darauf sind noch zu finden.

Wichtig ist zunächst, diese Form der Bedrohung nicht als Science-Fiction abzutun, sondern ein mit einer ungewissen Wahrscheinlichkeit eintretendes Szenario. Es braucht eben nicht den viel beschworenen „Todesschalter“, den eine fremde, feindlich gesinnte Macht betätigt, um uns eben noch unterstützende KI-Maschinen gegen uns zu wenden. Und es braucht keine Superintelligenz, um physische KI zu einer potentiellen Gefahr zu machen.

Vor zwei Kurzschlüssen sei gewarnt: Der eine bestünde im vollständigen Verzicht auf die Weiterentwicklung autonomer Systeme. Es ist, wie zuletzt von Bill Gates gefordert, sicher sinnvoll, einen internationalen Ordnungsrahmen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zu schaffen. Aber der wirkungsvollste Schutz vor KI, die außer Rand und Band gerät, besteht für europäische Staaten zweifellos darin, selbst ausreichend KI-Kompetenz und fähige Anbieter zu haben. Durch strenge Regulierung und die Einführung von Gefahrenklassen für KI-Systeme, wie sie die Europäische Union bislang vorschreibt, ist Augenhöhe mit den führenden KI-Nationen China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nicht zu erlangen.

Der andere Kurzschluss resultiert aus dem häufig propagierten: „Der Mensch muss die Entscheidung treffen.“ Kommt es hart auf hart, ist der Mensch vermutlich viel zu langsam. Das Gehirn mag auf Dauer ein außergewöhnlicher Computer bleiben, aber um schädliche KI-Systeme auszuschalten, hilft nur eins: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Kraft im Wagen

Von Holger Appel

Der Lastwagenfahrer fällt uns auf der linken Spur oder in den Klatschspalten auf. Letzteres staunend, wenn Musikstar Taylor Swift nach ihrer Tour all ihren fünfzig Truck-Drivern 100.000 Dollar Bonus zahlt, jedem einzelnen wohlgemerkt. Ersteres jeden Tag, was gerade auf zweispurigen Autobahnen zum Anstieg des Blutdrucks führen kann, wenn sich ein Elefantenrennen mit 3 km/h Geschwindigkeitsdifferenz über eine gefühlte Ewigkeit ausbremsend hinzieht. Gegenseitige Rücksichtnahme im Straßenverkehr ist kein Selbstläufer, die Aggressivität nehme eher zu als ab, wird konstatiert, da kann sich ein jeder an die eigene Nase fassen. Dass aus Gründen des Verkehrsflusses und aus solchen, die mit Klimaschutz zu tun haben, mehr Güter auf die Bahn gehörten, ist eine Weisheit, die seit Jahrzehnten formuliert wird. Allein, die Bahn bekommt es nicht hin. Und die letzten Kilometer zum Supermarkt fährt noch jedes Shampoo oder Bierchen mit dem Nutzfahrzeug. Auf der am heutigen Dienstag in Hannover startenden IAA Transportation werden wieder viele gute Lösungen zu bestaunen sein, wie die Zukunft mit dem Nutzfahrzeug gestaltet werden kann. Die Leistungsschau wirft ein Schlaglicht auf eine Branche zwischen Innovationsfähigkeit und Wettbewerbsdruck, das Nutzfahrzeug gilt traditionell als Frühindikator für die Wirtschaftslage. Um die ist es bekanntlich mittelgut bestellt. Natürlich wird in Hannover übe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igitalisierung und Sicherheit gesprochen. Am Ende aber bleibt doch vieles, wie es war und ist. Auf den Menschen am Steuer kommt es an. Und ohne Nutzfahrzeug läuft nichts. Je nach Zählung entfallen 70 bis 80 Prozent des Transportaufkommens in Deutschland auf den Straßengüterverkehr. 231 Millionen Lastfahrten im Jahr zählt der Verband VDA. Die zurückgelegten Kilometer entsprechen 1400 Erdumrundungen je Tag. Es steckt halt viel (Wirtschafts-)kraft im Lastkraftwagen.

Trotz in der Burg

Von Michael Spehr

Das letzte gallische Dorf liegt nicht in der Bretagne, sondern hinter dem Taunuskamm in einer wäldlichen Idylle. Die sind doch verrückt, diese Städter, heißt es, wenn die Einheimischen über die große Politik oder die Energiewende reden. Da wollen die Großstädte ihre Gasleitungen herausreißen, ohne dass es günstigen Strom für die Wärmepumpe gibt. Eine milliardenschwere Infrastruktur wird vernichtet. Schuss ins Bein, das glaubt einem kein Mensch, sagen sie auf dem Dorf. Und nicht nur das, manche Stadtwerke verlangen hohe Stilllegungsgebühren, wenn jemand von Gas auf die Wärmepumpe umsteigt. Die Dörfler schütteln den Kopf. Einmal im Jahr wird bei ihnen herumtelefoniert, und ungefähr jeder zweite Haushalt macht mit bei der Ölbestellung. Auf Vorrat oder weil die Bestände zur Neige gehen. Für die Sammelbestellung gibt es einen ordentlichen Rabatt, und am Abend stellt dann der Landbewohner sein Notebook auf den Esszimmertisch und startet Excel. 801 Liter Öl hat er am 1. Juli bezogen, zum Preis von 984,64 Euro. Vor zehn Jahren hätte er für diese Menge nur die Hälfte bezahlt, beim Teutates! Da er stets volltankt und seit dem letzten Tanken 443 Tage vergangen sind, ergibt das einen Verbrauch von 659,97 Litern pro Jahr oder 67,60 Euro im Monat. Das Haus hat 150 Quadratmeter Wohnfläche und bekam kürzlich eine neue Brennwertheizung wie auch gut isolierte Fenster. Sein Kumpel aus der Stadt hat eine Gasheizung und sucht jetzt auf den Vergleichsportalen nach Zaubertrank. Bislang zahlte er für sein Haus 170 Euro im Monat, nach Ende des Vertrages werden es bald eher 240 Euro sein. Die Gasspeicher in Deutschland sind historisch niedrig gefüllt. Schon warnt der Gasspeicherverband Ines, sie könnten Anfang Februar leer sein, falls der Winter arg kalt wird. Dann wird mancher seine trotzigen Freunde auf dem Dorf besuchen kommen.

Elefant auf dem Feld

Ein Feldroboter aus den Niederlanden soll den Acker schonen und eine Alternative zu herkömmlichen Landmaschinen bieten. War es das für den Traktor?

Von Julia Fietz

D en ersten Prototyp bauen sie neben Hühnereiern zusammen. Kurz vor Weihnachten 2019 fährt er ferngesteuert zum ersten Mal auf einem

Acker, drei Monate später wird daraus eine autonome Fahrt. Zwei Jahre später tourt er durch Europa. Die Geschichte des autonomen Feldroboters „AgBot“, erdacht vom niederländischen Unternehmen AgXeed, ist die einer Zukunftsvision für die Landwirtschaft. Er soll sich rechnen und die Arbeit erleichtern, ohne der Landwirtschaft das Herz zu rauben.

Landtechnikhersteller werben heute mit zunehmend autonomen Maschinen. Der AgBot reiht sich in diese Entwicklung ein: Er fährt fahrerlos eine am Schreibtisch geplante Route auf dem Feld ab. Zuvor hat der Landwirt die Feldgrenzen mithilfe eines elektronischen Vermessungsstabs eingemessen. Auch Hindernisse wie Telefonmasten zeichnet er in einem Vorplanungssystem ein. Innerhalb dieser Grenzen arbeitet der AgBot. Sein Aufgabenbereich ist die Bodenbearbeitung.

Den Roboter bringt der Landwirt mit dem Tieflader zum Feld, hängt das Anbaugerät ein, drückt auf Start und lässt ihn fahren, bis die Maschine über die App das Zeichen gibt, fertig zu sein. Hinter dem Roboter steckt ein digitales Ökosystem aus Online-Scheune, Überwachung und Sensorik, die auch die Verbindung zu älteren Anbaugeräten nicht abreißen lässt. In der Zwischenzeit kann der Landwirt anderen Aufgaben nachgehen.

Im Sommer ist auf einem abgeernteten Feld nahe Magdeburg das neueste Modell des Roboters, die T2 7 Series, in Aktion zu sehen. Für die Vorführung zieht er einen älteren Grubber, ein Gerät zur Bodenbearbeitung, das den Boden mit Zinken auflockert, aber, anders ein Pflug, die Erde nicht aufbricht. An PS hat der neue AgBot von 156 auf 230 zugelegt, außerdem an Hubkraft gewonnen auf vier Tonnen an der Front und neun Tonnen am Heck. Der Antrieb ist dieseelektrisch, der Bodendruck der Raupenlaufwerke liegt unter 0,3 bar. Die Raupenketten werden unabhängig voneinander angetrieben. In jeder Kurve rechnet der AgBot selbst aus, welche Geschwindigkeit er auf welcher Kette braucht.

Die Fahrwerke sind pendelnd aufgehangen, können sich also der Kontur des Bodens anpassen. Durch die große Aufstandsfläche ist der AgBot bodenschonender als ein konventioneller Traktor. Produktmanager Philipp Kamps erklärt es so: „Ein Elefant sorgt für weniger Bodenverdichtung als eine Frau auf Stöckelschuhen.“ Durch einstellbare Radkonfigurationen und Spurbreiten gilt dies auch für die anderen beiden AgBot-Modelle im

Programm. Eins besitzt vier, das andere drei Räder und keine Raupenlaufwerke.

Die Geschichte der AgBots ist auch die einer Idee am Küchentisch. Die vier Niederländer Joris Hiddema, Lars Schmitz, Sander Pop und Rienk Landstra arbeiteten alle seit rund 20 Jahre in der Landtechnikbranche. Sie erlebten mit, wie die Maschinen immer größer, schwerer und breiter wurden. Wie Größe und Gewicht die Böden belasten und verdichten, aber auch, welcher Druck auf den Landwirten liegt. Gemeinsam gründeten sie 2018 AgXeed und entwickelten den AgBot: einen Roboter, der Arbeit abnimmt und mit verträglichem Gewicht und Größe die Felder schont.

Zwei Gründer arbeiteten in der Anfangsphase weiter in ihren Unternehmen, zwei widmeten sich bald in Vollzeit dem Aufbau des Roboters. AgXeed mietete ein kleines Büro und eine Werkstatt auf einem Geflügelhof. Kurz vor Weihnachten 2019 drehte der erste Prototyp eine Runde auf dem Acker nebenan. Ein Jahr lang testeten die Gründer die Maschine und besserten Kinderkrankheiten aus, bevor der AgBot auf Tour zu interessierten europäischen Bauernhöfen ging. Bald waren die ersten zehn Exemplare verkauft.

Der AgBot stelle eine Alternative zum Traktor dar, die sich praktikabel in den Hofalltag integrieren lassen soll, sagt Philipp Kamps. Ältere Anbaugeräte sind, im Gegensatz zum Roboter, nicht intelligent. Dieser überwacht sich selbst, meldet im Netzwerk, wenn es Störungen gibt oder ihn ein Hindernis zum Halten zwingt. Die Verbindung zwischen ihm und einem Anbaugerät besteht nur aus Dreipunkt und Gelenkwelle. Klemmt ein Stein oder es entsteht Schlupf, kann Schaden entstehen.

AgXeed hat für solche Fälle eine Werkzeugsteuerungseinheit entwickelt, die verschiedene Funktionen von Anbaugeräten überwacht, beispielsweise die Walzengeschwindigkeit. Unterlaufen diese einen definierten Schwellenwert, gibt die Steuerung eine Warnmeldung an das Gehirn des AgBots ab. In einer digitalen Scheune kann der Landwirt jede Maschine, egal, ob Roboter oder Grubber, hinterlegen.

Mit einem tiefen Surren fährt der AgBot auf dem Feld in der Magdeburger Börde hoch. Ein Lasersensor blinkt grün und zeigt Fahrbereitschaft an: Der Auftrag ist angekommen. Philipp Kamps drückt auf Start. Der AgBot beschwert sich. Die Menschen stehen im Risikobereich. Erst, als sie zur Seite treten, setzt sich der Roboter in Bewegung. Er senkt den Grubber ab, die Gelenkwelle dreht sich und treibt das Gerät an. Über die App kann Kamps die Geschwindigkeit des AgBots oder das Absenken der Hubwerke nach Belieben anpassen.

Ungeheure Kraft: Landroboter von AgXeed, bedient über eine App Fotos Daniel Pilar

Der Laser hat den Durchblick bis zu 80 Meter nach vorn und ab 40 Zentimeter Höhe. Registriert er ein Hindernis, drosselt der AgBot die Geschwindigkeit. Ist er dem Hindernis zu nahe, bleibt er stehen. Der Landwirt kann über Portal und App verfolgen, was dem Fahrzeug im Wege steht. Handelt es sich nur um einen letzten Maisstängel, darf der AgBot seine Route fortsetzen. Ein begriffsstutziges Wildtier wird im Zweifel mit dem Sicherheitsbumper, ausgerüstet mit Radar- und Ultraschallsensorik, angestupst. Währenddessen geht der AgBot jedoch in den Ruhemodus und muss neu gestartet werden. Im Zweifel muss der Landwirt rausfahren und den Weg freiräumen.

Aus den vier Gründern ist mittlerweile eine 65 Mann starke Firma geworden. Rund 140 AgBots sind aktuell im Einsatz, die meisten davon in Deutschland. Lars Schmitz, heute technischer Geschäftsführer von AgXeed, erinnert sich noch gut an den ersten Kunden. Eilig habe es er es gehabt. Seine Skepsis zeigte der Landwirt unverhohlen. Bis der AgBot losfuhr, sich am Feldrand von allein drehte und zurückkehrte. Ungläubig stellte der Kunde viele Fragen, verabschiedete sich schließlich gehetzt – und kam am nächsten Tag als Käufer zurück.

Segelflug mit einem Airbus

Vor 25 Jahren: Nach dem Ausfall beider Triebwerke landet ein A330 sicher auf den Azoren

Der im kanadischen Toronto gestartete zweistrahlige Langstrecken-Airbus A330-200 der Fluggesellschaft Air Transat ist mit mehr als 300 Menschen an Bord auf dem Weg über den Atlantik nach Lissabon in Portugal. Das Wetter ist gut am 24. August vor 25 Jahren, die Maschine nahezu vollgetankt, die Cockpitmannschaft geht unauffällig ihrer Arbeit nach. Nach vier Stunden Flug gibt es frühmorgens, kurz nach fünf Uhr europäischer Zeit, den ersten Hinweis, dass ein Problem besteht. Denn ein Warnzeichen signalisiert Treibstoffverlust am Flügel auf der Seite des rechten Triebwerks.

Der auf dem A330 sehr routinierte Kapitän und sein junger Ko-Pilot sprechen zwar mit der Wartungszentrale von Air Transat über die Meldung, unterlassen es aber, nach den vorgeschriebenen Checklistenverfahren von Hersteller und Airline nach der Ursache des Alarms zu suchen. Die Piloten gehen zunächst von einer Falschmeldung aus. Da der Treibstoffverlust an den Tanks auf der rechten Tragflächenseite aber zunimmt, pumpen sie nun Kerosin von den Tanks in der anderen Tragfläche auf die Flügelseite mit dem abnehmenden Sprit, um ein mögliches Ungleichgewicht des Flugzeugs zu verhindern.

Was sie nicht ahnen: Ein Treibstoffleck ist tatsächlich durch eine durchgescheuerte Leitung entstanden, sodass nun fatalerweise auch das Kerosin von der bislang intakten Treibstoffversorgung am anderen Tragflügel zum Leck gepumpt wird. Wenig später wird den Piloten klar, dass sie ein massives Problem haben. Mitten im Reiseflug in 39.000 Fuß Höhe, knapp 12.000 Meter, geht mehr als eine Stunde nach dem ersten Alarmzeichen eines der beiden Triebwerke aus. Da der A330 diese Höhe mit nur noch einer laufenden Turbine nicht halten kann, informieren sie die Flugsicherung, dass sie tiefer gehen müssen, und kündigen eine Sicherheitslandung auf dem Flughafen von Lajes auf der Azoreninsel Terceira an. Die Crew erklärt wenig später Luftnotlage, also „Mayday“.

In den kommenden Minuten überschlagen sich die Ereignisse. Denn kurz darauf geht auch die zweite Turbine aus. Der A330 ist nun ein Segelflugzeug. Die Steuerung funktioniert aber weiter, weil die bei völligem Triebwerksausfall automatisch aus dem Rumpf ausfahrende Ram-Air-Turbine mit einem kleinen, durch den Fahrtwind angetriebenen Propeller Strom und auch etwas Hydraulikdruck erzeugt. Beides ist wichtig, denn der A330 wird fly-by-wire gesteuert. Das bedeutet, er hat keine mechanische Verbindung vom Cockpit wie etwa Schubstangen für die Betätigung von Quer-, Seiten und Höhenruder, sondern diese werden von Hydraulikaggregaten bewegt, die ihrerseits durch Elektrokabel angesteuert werden.

Der Mannschaft ist völlig klar, dass es vielleicht nicht auf die Azoren reicht und schlimmstenfalls eine Notwasserung im Atlantik bevorsteht. Die fast 300 Gäste an Bord haben natürlich mitbekommen, dass ihr Flugzeug keine Turbinengeräusche mehr aufweist und stetig sinkt. Die Flugbegleiter bereiten die ängstlichen Passagiere auf eine drohende Notwasserung vor.

Der Kapitän übernimmt das Steuer des segelnden A330 und fliegt mit der vorgegebenen Geschwindigkeit für bestes Gleiten, mit der die größtmögliche Distanz antriebslos zurückgelegt werden kann. Der Ko-Pilot prüft währenddessen ständig die Sinkrate und ob die nötige Strecke zum Flughafen Lajes zu schaffen ist. Nach schier endlosen 18 Minuten und fast 120 Kilometern im Segelflug taucht die Landebahn des Flughafens der Azoren vor dem Cockpit auf. Die Mannschaft muss sogar noch einige Kurven fliegen, um Höhe abzubauen.

Die Landeklappen lassen sich ohne die volle Hydraulikunterstützung durch laufende Triebwerke allerdings nur teilweise betätigen, lediglich die Vorflügel fahren aus. Deshalb muss der Pilot deutlich schneller anfliegen als sonst mit voll ausgefahrenen Landeklappen

Glück gehabt: sichere Landung nach 120 Kilometer Segelflug Foto Picture Alliance üblich, um den nötigen Auftrieb bis zum Aufsetzen sicherzustellen. Der A330 setzt daher mit mehr als 350 km/h auf, üblich wären etwa 90 km/h weniger. Auch die ABS-Funktion der Räder ist nun außer Betrieb. Der Pilot bremst manuell so heftig, dass der A330 zwar rechtzeitig vor dem Ende der drei Kilometer langen Piste zum Stehen kommt, aber alle Reifen des Fahrwerks platt und teils komplett von den Felgen gezogen sind. Per Notrutschen verlassen Passagiere sowie Flugpersonal das Flugzeug. Es gibt einige Leichtverletzte als Folge der Evakuierung.

Beide Piloten werden zunächst als Helden gefeiert, bis nach dem Auslesen des Sprachrekorders herauskommt, dass sie nicht entsprechend der offiziellen Checklisten auf die Fehlermeldung reagiert und durch das Umpumpen des Treibstoffs auf die Seite der Leckage das Problem noch verschärft haben. Allerdings werden sie auch wegen der anschließenden hervorragenden Zusammenarbeit in der Notlage und der gelungenen Landung nach fast neunzehnminütigem Segelflug gelobt, später sogar noch von einer Pilotenvereinigung für ihre Leistung ausgezeichnet. Beide dürfen nach der Abschlussuntersuchung als Piloten weiterfliegen. Das Kerosinleck verursachte ein nicht nach Herstellervorgaben installiertes, gebrauchtes Ersatzteil der Hydraulik. Wie weit ein Passagierflugzeug nach einem Triebwerksausfall segeln kann, gibt die Gleitzahl an. Eine Boeing 747 hat eine Gleitzahl von etwa 1:15, das bedeutet, dass sie antriebslos aus einem Kilometer Höhe 15 bis 16 Kilometer weit segelfliegen kann. Ein Airbus A380 segelt mit einer Gleitzahl über 1:20 sogar noch besser, er kommt aus 10.000 Meter Höhe also weiter als 200 Kilometer.

Zum Glück gehen derartige Segelflüge von Verkehrsflugzeugen meist mit Sachschaden und ohne Todesopfer aus. So gilt auch die berühmte Notwasserung eines Airbus auf dem Hudson River in New York vor 18 Jahren als fliegerische Meisterleistung. Durch Kollision mit Wildgänsen fallen bereits kurz nach dem Start am 15. Januar 2009 in geringer Höhe beide Triebwerke des Airbus A320 aus. Flugkapitän Chesley Sullenberger erkennt, dass die Notlandung in dicht besiedeltem Gebiet eine sichere Katastrophe bedeuten würde. Er entscheidet rasch, im Gleitflug mitten auf dem breiten Fluss notzuwassern. Das gelingt so perfekt, dass weder Passagiere noch Mannschaft verletzt werden. Die Bilder des im Hudson schwimmenden Flugzeugs sind bis heute unvergessen. JÜRGEN SCHELLING

Humor zum Laden

Das Infotainment im Kodiaq iV von Škoda

Der Kodiaq iV von Škoda gehört zu den wenigen Plug-in-Hybriden, die sich nicht nur mit Wechselstrom an der heimischen Wallbox oder Straßenladestation mit frischem Strom befüllen lassen, sondern auch mit Gleichstrom. Das ist zwar teurer, aber vielleicht wird das Fahrzeug ja als Dienstwagen bewegt, und der Arbeitgeber hat eine Ladekarte spendiert. Ohnehin freuen sich Dienstwagenfahrer über die geringere Steuer. Dass die Ladeleistung für den Gleichstrom auf 50 Kilowatt begrenzt ist, stört bei einem Plug-in-Hybrid weniger als die Wechselstromlimitierung auf elf Kilowatt. Viele Wallboxen können inzwischen mehr.

Die Batterie fasst 25,7 Kilowattstunden (kWh), und selbst wenn der Bordmonitor zeigt, dass sie leer ist, stimmt das nicht. Nach dem Volladen wurden von der Wallbox nie mehr als 23 kWh angezeigt. Mit diesen 23 kWh schafften wir bei moderater Fahrweise eine Reichweite von rund 100 Kilometern. Der Bordmonitor berechnete 108 Kilometer. Für die Fahrt lässt sich zwischen rein elektrischem Fahren und einem Hybridmodus umschalten und die Stärke der Rekuperation wählen.

Wer unterwegs nachladen will, sucht am einfachsten mit dem Bordmonitor nach nahe gelegenen Stationen. Deren La-deleistung wird angezeigt und auch die Belegung der Ladepunkte. Als wir zwecks günstigen Parkens die Castillostraße in Bad Homburg mit vier Wechselstromladern ansteuerten, zeigte die Anlage vier freie Plätze. Dort angekommen, waren aber alle besetzt. Man kann sich also auf die Auskunft nicht immer verlassen.

Die Navigation ist leider aufpreispflichtig, die Fahrzeugpreise beginnen bei 49.200 Euro. Serienmäßig gibt es zwar einen mittig angeordneten Zehn-Zoll-Bordmonitor, der Radioempfang und Freisprechtelefonie unterstützt. Aber die von uns erprobte Variante mit 13-Zoll-Monitor kostet einen Aufpreis von 1000 Euro, und für 500 weitere Euro ist zusätzlich ein sehr kleines Head-up-Display verbaut. Die Cockpit-Anzeige für die Darstellung von Tachometer und Drehzahlmesser ist stets digital und hat eine Diagonale von zehn Zoll. Physische Bedienelemente gibt es nur am Lenkrad und in der Form dreier großer Drehsteller mit Innendisplay. Sie lassen sich nicht nur drehen und zeigen die zugehörige Funktionalität auf der Mini-Anzeige an, sondern auch drücken, und damit ändert sich die Funktion. Der mittlere Regler übernimmt bis zu vier Aufgaben, etwa das Einstellen der Audio-Lautstärke, der Intensität der Belüftung und der Richtung der Luftausströmer. Das alles kann man individuell programmieren. In der Praxis zeigt sich dann aber, dass man doch nicht so häufig umschaltet und die Lautstärke der HiFi-Anlage einfacher mit dem Rädchen am Lenkrad justiert.

Mit dem großen Bordmonitor kommen auch die Onlinedienste an Bord, sie sind für drei Jahre im Kaufpreis enthalten, danach ist ein Abonnement erforderlich. Das Navi hat gute Echtzeit-Verkehrsinformationen, und dankenswerterweise reagiert die Anlage schnell. Die Spracherkennung berät sich bei Bedarf mit ChatGPT und hat Humor. Auf die Frage, was sie von Audi hält, kam als Antwort:

Mit Spaß dabei: Škoda Kodiaq iV mit amüsantem Infotainment Fotos Hersteller

„Meine Verwandtschaft ist groß. Ich mag alle meine Geschwister.“

Der Parkassistent überzeugte uns nicht. Im gut ausgeleuchteten Parkhaus der F.A.Z. identifizierte er von vielen freien Plätzen nur sehr wenige. Nervig sind zudem die neuen Car2X-Meldungen im Infotainment. Die Warnhinweise zu liegen gebliebenen Fahrzeugen, Unfällen oder glatten Straßen kommen von anderen Teilnehmern per Schwarmintelligenz. Mehrfach wurden wir aber vor Pannenfahrzeugen gewarnt, die schon längst abgeschleppt worden waren. Auch der Hinweis „schlechter Straßenzustand erkannt, achten Sie auf Ihre Geschwindigkeit“ ist nichts, was ein mündiger Autofahrer hören muss. MICHAEL SPEHR

Der Fahrbericht

Unser Fazit

STARK: Wie er sich optisch dem Einheitsbrei entzieht, Komfort mit Nonchalance, Federung mit Savoir-vivre, gute Ausstattung.

PUNKTE FÜR DEN E: Gut 6000 Euro teurer ist der elektrische e-C4 X, fährt aber angenehmer und bietet steuerliche Vorteile.

SCHWACH: Mitunter ruppiger Antrieb, Lenkung ohne Esprit, Verarbeitungsmängel, Dynamik à la sieste.

Citroën C4 X Hybrid

Fahrt à part

Wie von Citroën gewohnt, sucht der C4 X seinen Platz jenseits üblicher automobiler Schubladen. Er offeriert viel Auto fürs Geld, aber auch einen ruppigen Hybridantrieb.

Von Joshua Hildebrand

A

nders zu sein, ist selten der bequemste Weg. Aber womöglich der interessantere. Kaum eine Automarke hat daraus eine solche Tugend gemacht wie Citroën, wo Eigenwilligkeit seit jeher als Teil des Konzepts gilt. Der C4 X ist dafür ein ziemlich gutes Beispiel. Hält Deutschland dem Kombi noch die Treue, hat die Republik längst auch das kompakte SUV ins Herz geschlossen. Dazwischen bleibt eigentlich wenig Raum.

Eigentlich. Aber immerhin so viel, dass Citroën dort den überarbeiteten C4 X platziert. 4,58 Meter lang, 23 Zentimeter länger als der doch recht ähnlich gebaute C4, höher als eine Limousine und mit einer Dachlinie versehen, die vom Coupé erzählen möchte. Das Auto erklärt sich nicht auf Anhieb. Es versucht, drei Karosseriewelten zu versöhnen. Mut zum Anderssein, so kennen wir die Marke mit dem Doppelwinkel.

Das Facelift gibt dem Sonderling ein strengeres, zugleich moderneres Gesicht.

Das neue ovale Markenemblem sitzt in einer geradlinigeren, etwas zerklüfteten Front. Gerade hier zeigen die Franzosen weiterhin ihren Hang zur Extravaganz. Tagfahrlichter schien die Stellantismarke jedenfalls noch genug im Regal liegen zu haben, acht leuchtende Querstriche sind gerade genug. Mehr ist eben doch mehr. Von der Seite bleiben Kunststoffbeplan- kung, sanft abfallendes Dach und angesetzter Kofferraum. Unauffällig fährt dieser Citroën gewiss nicht vor.

Ums Vorankommen kümmert sich ein 1,2 Liter großer Dreizylinder-Turbobenziner mit elektrischer Beihilfe. Der Verbrenner leistet 136 PS, als Systemleistung nennt Citroën 145 PS. Ein 21 kW starker Elektromotor sitzt im Sechsgang-Doppelkupplungsgetriebe, angetrieben werden die Vorderräder. An die Stelle des im Öl laufenden Zahnriemens früherer Pure-Tech-Motoren tritt eine Steuerkette. Ewiges Leben garantiert sie nicht, doch beseitigt die Umstellung einen begründeten Vorbehalt.

Im Stadtverkehr zeigt das 48-Volt-System seine angenehmste Seite. Der C4X setzt sich häufig elektrisch und nahezu lautlos in Bewegung, rollt mit geringer Last unangestrengt dahin und überlässt dem Benziner die Arbeit, wenn dies nötig wird. Die Übergänge gelingen meist beiläutig, das Getriebe hält sich zurück. Nur mit zügigem Leistungsabruf sortiert es seine sechs Stufen mit hörbarer Geschäftigkeit. Für den Standardsprint auf 100 km/h vergehen 8,1 Sekunden, es bleibt genug Zeit, der vorbeihuschenden Landschaft zu frönen. Der C4X mag es eher gelassen – wie wohl auch seine Fahrer.

Auf der Autobahn bestätigt sich das bis etwa 120 km/h. Jenseits der 130 km/h wird aus Gelassenheit aber schnell Anstrengung. Der Dreizylinder meldet sich zu Wort, das Getriebe schaltet beim Überholen bisweilen hastig zurück, an Radhäusern und A-Säulen wachsen die Geräusche, erst recht mit Ausloten der Höchstgeschwindigkeit von 210 km/h.

Könnte die Motorhaube sprechen, sie würde wohl um Erbarmen flehen, derart zittert sie jenseits der 150 km/h. Das Deaktivieren bevormundender Assistenzsysteme, sei es der von der EU verordnete Geschwindigkeitswarner oder der Spurhalteassistent, mag andernorts flotter von der Hand gehen, ist aber auch im C4X erträglich. Taste unterhalb des Infotainments drücken, gewünschte Menüpunkte wischen, fertig. Das wird zur Routine vor jedem Fahrzeugstart.

Seine Begabung offenbart der Citroën auf schlechtem Asphalt. Die nicht verstellbaren Dämpfer mit hydraulischen Anschlägen bügeln harte Stöße bemerkenswert gelassen weg. Kopfsteinpflaster, Querfugen und Temposchwellen dringen nur gedämpft in den Innenraum. Auch die Verbundlenkerachse an der Hinterhand fällt weniger auf als erwartet. Dass hier Komfort vor Präzision rangiert, daran erinnert auch die wankende Karosserie während flotter Richtungswechsel. Ein etwas schwammiges Fahrverhalten ist ihm deshalb zu attestieren, einem Citroën aber auch zu verzeihen.

Dazu passen die breiten Komfortsitze, deren fingerbreit dicke Schaumschicht für wohnzimmersesselartige Nachgiebigkeit sorgt, ohne zu labbrig zu wirken. In der Schaltzentrale herrscht nüchterne Ordnung. Wie vieles anderes ist auch der etwas lieblos gestaltete Digitaltacho um der Rendite willen aus dem Stellantisregal, hier ist von eigensinnigem Mut kaum die Rede. Ein optionales Head-up-Display unterstützt, wenn auch auf einer antiquarisch wirkenden Minischeibe, die ausfährt.

Der zentrale Bildschirm misst zehn Zoll und bindet Smartphones drahtlos ein. Echte Drehregler der Klimaanlage dürfte die Kundschaft goutieren, die im Testwagen äußerst schwergängigen Verstellrädchen der Lüftungsdüsen wohl aber kaum, ebenso scharfe Kanten am Ende der Armablage in der Türverkleidung, die dem Unterarm schmerzt.

Im Fond zahlt sich der Radstand von 2,67 Metern mit ordentlicher Beinfreiheit aus. Die sinkende Dachlinie fordert jedoch Tribut. Menschen jenseits von etwa 1,85 Metern kommen dem Himmel nahe. Noch deutlicher wird der Formwille am Gepäckabteil. 510 Liter sind stattlich, vier flache Reisekoffer leicht zu verstauen. Doch Volumen ist nicht Nutzbarkeit. Weil die Heckscheibe nicht mit dem Deckel aufschwingt, bleibt eine schmale Öffnung über tiefem Laderaum. Ein Kinderwagen verlangt Geschick.

Der Verbrauch fügt sich in den vernünftigen Charakter. Im zugrunde liegenden Alltagstest errechnet sich im Drittelmix ein kombinierter Verbrauch von 6,8 Liter Super je 100 Kilometer, die vom Werk angegebenen 4,7 Liter sind derart optimistisch, sie sind im Normalfall kaum zu erreichen. Für den Mildhybrid spricht der Einstiegspreis von rund 27.140 Euro, in bester Ausstattung liegt der Preis um 31.400 Euro, was in Anbetracht des Gebotenen fair erscheint.

Der C4 X ist bleibt in seiner Form eigensinnig. So ist diese französische Kreuzung ein Angebot für Menschen, die selten Waschmaschinen, sondern vor allem sich selbst transportieren. Wer Variabilität sucht, wird an ihr verzweifeln. Wer Komfort höher bewertet als Konvention, findet einen entspannten Reisewagen. Nicht mehr und nicht weniger.

Die Daten

Citroën C4 X Max Hybrid

Preis des Testwagens 32.740 Euro Mildhybrid mit Turbobenziner, drei Zylinder, 1199 ccm Hubraum Leistung 145 PS im System, 136 vom Verbrenner bei 1750 U/min, zusätzlich bis zu 28 PS vom Elektromotor, maximales Drehmoment des Verbrenner 230 Nm, zusätzlich 51 Nm vom Elektromotor Sechsgang-Doppelkupplungsgetriebe Frontantrieb

Länge/Breite/Höhe 4,58/2,03/1,53 Meter Radstand 2,67, Wendekreis zirka 11 Meter Leergewicht 1419, zulässiges Gesamtgewicht 1825 Kilogramm, Anhängelast 1200 Kilogramm, Kofferraum 510 bis 1360 Liter Reifengröße 195/60 R18

Höchstgeschwindigkeit 210 km/h Von 0 auf 100 km/h in 8,1 s Verbrauch Nach Norm 4,7 Liter kombiniert auf 100 Kilometer. 106 g/km CO $_{2}$ , im Test

5,7 bis 7,4 Liter Benzin auf 100 Kilometer, im Durchschnitt 6,8 Liter, Tankinhalt 50 Liter Komfort & Sicherheit Apple Car Play und Android Auto kabellos, Sitzheizung für die vorderen Sitze, Rücksitzbanklehne 2/3 zu 1/3 geteilt umklappbar mit Mittelarmlehne hinten sowie Skiklappe, Außenspiegel elektrisch einstellbar, beheizbar, anklappbar sowie mit Umfeldbeleuchtung, Einparkhilfe vorne und hinten, Rückfahrkamera, seitlichen Parksensoren, teilautonomer Fahrassistent nach Level 2

Die Anderen

Peugeot 408 Hybrid 145
Crossover à la carte, 145 PS, ab 40.970 Euro
Renault Austral Mildhybrid 150
Bistro statt Brasserie, 148 PS, ab 34.900 Euro
Toyota CH-R Hybrid
Sushi mit Pfiff, 140 PS, ab 30.110 Euro

Gut und nicht günstig

Erste Fahrt: Jetzt ist der elektrische VW Polo da

Wer wartet schon gern, zumal dann, wenn andere längst losgefahren sind? Geht es um elektrische Kleinwagen fürs Volk, hat VW seine Kundschaft lange auf die Probe gestellt. Seit Jahren redet Volkswagen von einem überzeugenden Modell für weniger als 25.000 Euro, andere haben längst geliefert. Mit dem heiß ersehnten ID. Polo kommen die Wolfsburger spät, aber besser als nie.

Für den vier Meter langen Kleinwagen stehen 116, 135 und 211 PS zur Wahl, stets an die Vorderräder geschickt. Es gibt 37 oder 52 kWh große Batterien für 308 bis 454 Kilometer Reichweite. Unter Optimalbedingungen, versteht sich. Die Wärmpumpe kostet 1000 Euro extra. Die Ausstattungslinien Trend, Life und Style dürften alten VW-Hasen vertraut vorkommen. Gleiches gilt fürs Blech. Chefdesigner Andreas Mindt hat den Weltwagen verabschiedet. Das Ergebnis ist klar, zeitlos und hochwertig. Pupillenartige Leuchten und freundliche Linien lassen den Polo lächeln, wohl anders als die Belegschaft in diesen Zeiten.

Seitlich schwingen Golf-Gefühle mit, der Kofferraum fasst dank kompaktem Elektrofrontantrieb 441 Liter, mehr als Golf 8 oder ID 3. Innen treffen zwei große Bildschirme auf physische Klimabedienelemente, echte Lenkradtasten und Retroanzeigen im Golf-1-Stil.

Auf der Straße fährt der Polo unaufgeregt, solide und munter maximal 160 km/h schnell. Auffällig sind höchstens das frontantriebstypische Zerren mit kräftiger Beschleunigung, eine ab Landstraßentempo nervöse Lenkung und relativ laute Autobahngeräusche. Die Lenkung will VW noch über Softwareanpassung beruhigen. Ansonsten macht der kleine Große, was er soll, dämpft vor allem hervorragend. Er rekuperiert bis zum Stillstand, bremst dank fein abgestimmter Rekuperation linear und darf bis zu 1200 Kilogramm ziehen. Dann dürfte der Normverbrauch von 13 bis 14 kWh je 100 Kilometer allerdings Makulatur sein. Mit 88 beziehungsweise 105 kW Ladeleistung liegt der ID. Polo auf Augenhöhe mit der Klassenkonkurrenz. Das Stromfassen von 10 auf 80 Prozent dauert rund 25 Minuten, nicht weltbewegend, aber akzeptabel.

25.000 Euro kostet nur das Sparmodell. Mit großer Batterie, 211 PS und besserer Ausstattung werden 40.000 Euro fällig. Dafür vermittelt der ID. Polo wieder das Gefühl, dass VW es nicht verlernt hat, gute Autos zu bauen. JOSHUA HILDEBRAND

Weiße Weste: erster Elektro-Polo Foto Hersteller

Brise am Morgen

Erste Fahrt: Kia Xceed hält die Stellung

Die „Community of Europe, with European Design“ scheint für Kia ausgedient zu haben, zumindest für jene Modelle, die das daraus gebildete Akronym Ceed im Namen trugen. Viertürer und Kombi sind verschwunden, auch der Shooting Brake Pro Ceed ist passé. Einer hält noch die Stellung: der Xceed, letzter Spross einer einst großen Familie und zugleich ihr erfolgreichster. Seit 2019 wurden mehr als 276.000 Exemplare verkauft. Nun erhält der Crossover ein zweites Facelift.

Im Grunde bleibt der Xceed, was er immer war, ein Kompakter auf Zehenspitzen. Die Front wurde neu zeichnet, die Scheinwerfer tragen Kias aktuelle Lichtsignatur, hinten spannt sich ein Leuchtenband über die Breite. Die hier gezeigte neue Farbe heißt Morgenbrise und passt zur Auffrischung.

Mit 4,38 Metern ist der Xceed sogar 15 Millimeter kürzer, der Kofferraum dient weiterhin mit ordentlichen 426 Liter. Innen hat Kia gründlicher aufge-

Frische Farbe: Kia Xceed Foto Hersteller

räumt. Zwei 12,3-Zoll-Displays prägen nun das vorher etwas angestaubt wirkende Cockpit, die digitalen Instrumente sind gefällig, die Bedienung erfreulich bodenständig. Für wichtige Funktionen bleiben physische Tasten erhalten, ebenso ein echter Wahlhebel für die Automatik.

Angetrieben wird der Xceed ausschließlich über die Vorderräder und von Turbobenzinern. Das Spektrum reicht vom 115 PS starken Einliter-Dreizylinder bis zum 1,6-Liter-Vierzylinder mit 150 oder 180 PS. Spontane Leistungswünsche beantworten Motor und Automatik mit einer kurzen Gedenksekunde, hohe Drehzahlen klingen angestrengt. Das Fahrwerk zeigt sich fast schon überqualifiziert, es versöhnt Komfort wie Agilität miteinander. Sinnvoll modernisiert und frei von technischer Überfrachtung ist der neue Xceed. Ein solides Auto für alle, die es unkompliziert mögen. Ab 28.390 Euro geht's los. JOSHUA HILDEBRAND

Die sind ganz dicht

Erste Fahrt: Mit dem elektrischen Range Rover als Elektroauto querfeldein durchs Land

Als der Range Rover vor 56 Jahren debütierte, schuf er eine neue Gattung von Fahrzeug, den luxuriösen Geländewagen. Inzwischen beckern sogar Rolls-Royce und Bentley dieses Feld, das Original bleibt aber der Range Rover, der erstmals als rein elektrisches Fahrzeug bestellt werden kann. Der Basispreis beträgt 163.500 Euro, für die Langversion (5,25 Meter) wird noch kein Preis genannt.

Der Auftritt der 5,05 Meter „kurzen“ Version ändert sich durch die neue Antriebsform so gut wie nicht. Man muss schon genau hinschauen, um ein E-Modell von einem V8 oder Diesel zu unterscheiden. Genau so habe der Kunde das gewollt, sagt Martin Limpert, Chef der Marke, die in den Jaguar-Land-Rover-Konzern eingebettet ist. „More Range Rover than ever“ wolle man bieten, der elektrische Range solle noch besser sein als die bisherigen Varianten, zu denen auch ein Plug-in-Hybrid gehört. So sei er im Innenraum sieben Prozent leiser als die Modelle mit Verbrennungsmotor und bis zu 56 Prozent steifer.

Dass der Elektriker relativ spät kommt, schließlich läuft die fünfte Generation nun schon seit fast fünf Jahren, hat einen technischen Grund. Ursprünglich sollte an der Hinterachse ein Permanent-Magnet-Motor für den Antrieb sorgen und vorne ein Induktivmotor. Dieser habe sich in Tests aber nicht bewährt, und so kommt jetzt hinten wie vorn dieselbe Technik zum Einsatz.

Es werden jetzt 240 kW (326 PS) an jede Achse geschickt, die Systemleistung beträgt 550 PS, das maximale Drehmoment üppige 850 Newtonmeter. Bis zu 200 km/h sind möglich. Dank einer 118-kWh-Batterie (netto), für die es zwei La-debuchsen gibt, beträgt die Reichweite den Herstellerangaben zufolge 531 Kilometer. Geht der Strom zur Neige, kann aufgrund der 800-Volt-Architektur mit 350 kW nachgeladen werden, das soll in einer Viertelstunde 330 frische Kilometer bringen. Wechselstrom kann auch mit 22 kW in den Akkus fließen, später soll der Range Rover Electric den in den Batterien gebunkerten Strom abgeben können. Besonders stolz ist man bei Range Rover auf das sehr aufwendige Thermomanagement samt Wärmepumpe. Darauf habe man fünf Patente, und allein das neue System bringe 40 Kilometer mehr Reichweite.

Können hätten wir schon wollen: elektrischer Range Rover Foto Hersteller

Die Tatsache, dass der Akku-Range nur 75 Kilo schwerer ist als der V8, der gut 2,5 Tonnen wiegt, mag überraschen. Wie seine Geschwister hat auch der Elektriker Luftfederung und eine Hinterachs-Lenkung mit einem Einschlagswinkel von bis zu 7,3 Grad. Die Platzverhältnisse sind gleich, es gibt keinen Frunk. Eines kann der Stromer dann doch nicht so gut: Die mögliche Anhängelast beträgt nur 2,5 und nicht 3,5 Tonnen.

Auf ersten Fahrten mit dem Akku-Range-Rover überzeugte dieser durchaus, auch im Gelände. Innen ist es so fein und geräumig wie eh und je, und dazu ist es einfach noch leiser. Dafür wird sogar mit „Noise Cancelling“ (Geräuschunterdrückung) gearbeitet. Erstmals hat Range Rover einen Sound-Designer engagiert. Axel Vine war zuvor Musikproduzent und hat große Festivals beschallen lassen.

Die Akkus kommen aus dem nahen Wolverhampton und sind voll versiegelt, damit das Waten im Gelände möglich ist.

Range Rover, mehr und mehr als jene eigene Marke verstanden, die sie eigentlich schon immer war, wird als Nächstes den Sport zum reinen Elektriker machen. Der coupéhafte Range Rover GT (F.A.Z vom 28. Juli 2026) startet ebenfalls spätestens 2027 als Stromer. Bis 2030 soll dann jedes der nun fünf Ranger-Rover-Modelle als batterieelektrisches Fahrzeug zu haben sein. Die Gerüchte, Evoque und Velar würden eingestellt, waren wohl nur Gerüchte. BORIS SCHMIDT

3800 Euro für ein iPhone

Mit dem faltbaren Smartphone Duo will Apple ein neues Marktsegment erobern. Ansonsten perfektioniert das Unternehmen das Gewohnte. Von Michael Spehr

Wer mit einem klappbaren Smartphone liebäugelt, zahlt einen höheren Preis als für ein herkömmliches

Gerät. Das Versprechen ist mehr Übersicht beim Lesen und mehr Bildschirm beim Betrachten von Fotos oder Videos. Lohnt sich das? Bislang fahren die Foldables in einer schmalen Nische. Das nun vorgestellte iPhone Duo von Apple könnte der Marktführer dieses Segments werden. Wie bei anderen Produkteinführungen ist Apple ein Nachzügler, bringt dann aber Technik mit Hand und Fuß. Das ist die Erfolgsstrategie. Sie funktionierte beim iPhone, dem iPad und der Apple Watch. Nur der Computerbrille Vision Pro blieb der Erfolg versagt.

Das iPhone Duo hat es einfacher als ein Foldable von Samsung, Google, Motorola oder Honor: Seine ungewöhnliche Bauform im Format eines Reisepasses ist originell, damit wirkt es nicht so klobig wie die Konkurrenz. Das Außendisplay misst 5,4 Zoll in der Diagonalen, ist also ungewöhnlich breit. Das Innendisplay erstreckt sich über 7,6 Zoll. Zugeklappt misst das Duo 11,3 Millimeter in der Tiefe und wiegt 254 Gramm. Das sind nur fünf Gramm mehr als ein ebenfalls neues iPhone 18 Pro Max, das lediglich 2,55 Millimeter dünner ist. Der Faszination muss man sich erst mal entziehen.

Vielleicht geschieht das mit einem Blick auf die Kompromisse, die man eingeht. Es fehlt der SIM-Kartenschacht, die E-SIM ist also angesagt. Die biometrische Sicherung mit Gesichtserkennung ist ebenfalls nicht an Bord, stattdessen kommt wie in alten Tagen der Fingerabdruckscanner zum Einsatz, der weniger sicher ist. Am schwersten wiegt wohl das fehlende Teleobjektiv der Kameraabteilung. Für Foto und Video stehen eine Haupt- und eine Ultraweitwinkelkamera mit 48 Megapixel zur Verfügung, im Außendisplay gibt es eine 12-Megapixel-Selfiekamera und unter dem Innendisplay eine weitere für Videokonferenzen.

Auf dem Duo läuft eine modifizierte Version von iOS 27, also kein iPad OS. Aufgeklappt gibt es eine zweigeteilte Ansicht, die es erlaubt, zwei Apps nebeneinander anzuzeigen. Apps müssen angepasst werden. Sonst sieht man dasselbe nur größer. Eine Überraschung ist die Verwendung von Nanotexturglas für das Innendisplay, es spiegelt weniger als herkömmliche Anzeigen und kaschiert den Falz zwischen den beiden Displayhälften.

Das Dock des Homescreens ist nun vertikal angeordnet und liegt nicht mehr am unteren Bildschirmrand, was die einhändige Bedienung mit dem Daumen erleichtert. Die mit Magnetringen arbeitende Lade- und Befestigungstechnik Magsafe ist eingebaut. Zur Akkulaufzeit gibt Apple an, man könne auf dem Innendisplay Videos 31 Stunden lang wiedergeben, auf dem Außendisplay sind es 44.

Die Preise für das iPhone Duo können ebenfalls abschrecken. Sie beginnen bei 2300 Euro für die Ausstattung mit 256 Gigabyte Speicher. Ein Terabyte kostet schon 3050 Euro, und das Topmodell mit zwei Terabyte kostet sage und schreibe 3800 Euro. Das Gerät kommt im Oktober in den Handel. Nach jahrelanger Nutzung von Foldables als Zweitgerät wissen wir schon, wie die spannendste Frage im Umgang mit dem iPhone Duo lautet: Wie oft klappt man es auf, wie häufig wird der große Bildschirm tatsächlich genutzt?

Die teuerste Apple Watch: Das ist keineswegs die neue Ultra, sondern die Series 12 im feinen Keramikgehäuse.

optisch nicht von den 17er-Versionen des Jahres 2025. Wie gehabt gibt es zwei Bildschirmgrößen, 6,3 und 6,9 Zoll beim Pro Max. Erstmals verwendet Apple eine variable Blende. Sie erlaubt es, die Öffnung des Objektivs mechanisch zu ändern.

Fotofreunde und Videofilmer werden wohl eher den Blick auf die neuen Pro-Modelle des iPhones werfen. Die neuen 18 Pro und 18 Pro Max unterscheiden sich

Dadurch lässt sich unter anderem steuern, wie viel Licht auf den Kamerasensor fällt, man hat also mehr Kontrolle über Licht und Schärfe. Was während der Präsentation gezeigt wurde, war beeindruckend. Der Fortschritt ist sofort sichtbar. Alle bisherigen iPhones arbeiten mit einer festen Blendenöffnung. Eine variable Blende haben bereits einige Smartphones von Huawei und Xiaomi.

Ein spannendes Detail für Fotografen ist das Apple Reference Image, welches es ermöglichen soll, das Bild als unbearbeitetes Original ohne Einsatz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auszuweisen. Der Sensor signiert quasi die Fotodaten. So kann der

Fotograf die Echtheit nachweisen. Die EU bleibt allerdings außen vor. In den Pro-Versionen kommen wie im iPhone Duo der neu entwickelte Prozessor A20 Pro und das C2-Modem zum Einsatz. Die Pro-Modelle haben sodann ein verbessertes Kühlsystem. Der Akku soll beim Videoschauen mit dem 18 Pro 34 Stunden durchhalten, beim Pro Max sind es 45. Die Preise beginnen bei 1450 Euro und reichen bis 2950.

Das Unternehmen hat sodann die Apple Watch und die Apple Watch Ultra überarbeitet. Sie sind nunmehr fit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d bringen eine neue Funktion mit: eine auf Datenschutz ausgerichtete Tagesbilanz. Gespräche werden zusammengefasst, aber nicht aufgezeichnet. Alle nur denkbaren Tätigkeiten wie Reisen, Lesen, am Rechner arbeiten, Besprechungen, Fernsehen sind auch dabei. Man erwarte schon vor dem Start energischen Protest der Datenschützer. Verbesserte Sensoren sollen die Herzfrequenz und andere Gesundheitsdaten präziser messen. Neue Gesundheits- und Fitnessfunktionen stehen bereit, und die Health-App wurde grundlegend überarbeitet. Nach langer Zeit gibt es wieder eine Apple Watch im Keramikgehäuse. Die Preise reichen von 450 bis 1050 Euro.

Am Limit

Braun klebt ein Preisschild von 800 Euro an den Rasierapparat Nevo / Lohnt sich der Kauf?

Ein Rasierapparat für 800 Euro? Passt ja bestens zur unlängst angekündigten 500-Euro-Zahnbürste von Dyson. Preise nicht aus dieser Welt, könnte man meinen. Aber wenn man an der amerikanischen Ostküste mittlerweile 13 Dollar für einen Espresso bezahlt und die dort lebende Bekannte von ihrer 4000-Dollar-Gehaltserhöhung erzählt, gemeint ist eine monatliche Erhöhung, dann relativiert sich doch einiges. Schon steht ein neues iPhone für deutlich mehr als 2000 Euro vor der Auslieferung, die Beispiele lassen sich beliebig weiterführen. Die Preise für den Rasierer Nevo beginnen in der Tat bei 800 Euro, mit etwas mehr Zubehör liegt man bei 870 Euro.

Irritierend ist nur, dass der zu Procter & Gamble gehörende Hersteller gleich zum Marktstart auf seiner Internetseite einen Rabatt von 300 Euro einräumte. Glaubt man selbst nicht, dass jemand den offiziellen Preis zahlt? Mittlerweile wurde dieses Angebot wieder entfernt. Aber der Nevo ist bei Händlern bereits ab 450 Euro erhältlich, man bemühe eine Preissuchmaschine. Damit ist er zwar noch immer ein sehr teurer Rasierer, aber der Abstand zum Rest des Marktes wird etwas kleiner.

Nach unten setzt sich der Nevo vom hauseigenen Series 9 und Series 9 Pro ab und hat mit ihnen und anderen Braun-Rasierern die Idee gemeinsam, dass der Scherkopf nach der Rasur mit einer Reinigungsflüssigkeit gesäubert wird. Damit würden auch 99,9 Prozent aller Keime und Bakterien am Scherkopf beseitigt, sagt Braun. Dazu dient eine recht große Wartungsstation, in die man den Rasierer kopfüber steckt. Die Kartuschen für die Flüssigkeit kosten fünf Euro, wenn man das 8er-Vorratspack kauft.

In unserem Paket befand sich zudem ein großes Reise- und Ladeetui, das den Akku mit dem Einlegen wieder füllt. Es wird, wie der Rasierer, mit einem proprietären Kabel ans Ladegerät angeschlossen. Dass Braun hier nicht USB C verwendet, ist ein großes Ärgernis. Wer länger auf Reisen ist, muss entweder das klobige Etui mitnehmen oder das proprietäre Ladegerät. Die Akkulaufzeit des Rasierers beträgt 60 Minuten, hier hat sich gegenüber der älteren Series 9 nichts geändert.

Der Rasierer selbst ist wasserdicht, erlaubt auch das Rasieren mit Schaum oder Gel und hat ein aus einem Stück geformtes Edelstahlgehäuse. Das sieht schon schick aus, und in der Hand liegt er gut. Neu ist ferner der Scherkopf mit einer Folie, die für weniger Reibung sorgen soll. 250 diamantscharfe Kanten attackieren die Härchen, und ein smarter Prozessor passe die Leistung an die Bartdichte an, sagt Braun. In der Mitte liegt der Einschalter, rückseitig befindet sich der nach oben ausfahrbare Trimmer.

Nach unseren Rasiererfahrungen über einige Wochen ist ein Unterschied zur bisher verwendeten Series 9 Pro sofort zu bemerken. Man kommt mit weniger Aufwand schneller zum Ziel, lautet das Fazit. Mit der Series 9 dauert die Rasur etwas länger, das Ergebnis ist jedoch nahezu identisch. Für die Haut fühlt sich die Rasur mit dem neuen Nevo etwas besser an.

Auf dem Farbdisplay der Frontseite bekommt man nach der Rasur Hinweise, auf die man gern verzichten kann. Von der Anzeige des Akkustandes mal abgesehen, halten wir das Display für überflüssig. Im Unterschied zur Series 9 muss man den Scherkopf nun abziehen, wenn man ihn getrennt reinigen oder wechseln will. Der Vorgänger hatte dafür noch seitliche Entriegelungsknöpfe, die eine bessere Handhabung boten. Dass ein neuer Scherkopf für den Nevo 100 Euro kostet, während je- ne für die Series 9 bei rund der Hälfte liegen, sei nicht verschwiegen. Alles in allem ein kleiner Fortschritt für einen hohen Preis. MICHAEL SPEHR

Blickt ins Glas

270 Jahre sind kein glasklares Jubiläum. Riedel feiert es dennoch mit einem Buch. „Heart of Glass. Riedel and the

Art of Taste" (TeNeues Verlag, 70 Euro) heißt es und beschreibt üppig bebildert zunächst die Geschichte der Familie, die sich nun in der elften Generation befindet. Schon nach 60 Seiten wenden sich Maximilian Riedel, Geschäftsführer des Unternehmens, und seine Ko-Autorin Bianca Oeller, dem „großartigen Werkstoff Glas“ zu. Danach feiert Riedel seine Glaskollektionen und erläutert detailreich, warum es für ihn wichtig ist, dass Rebsorten jeweils ein eigenes Glas bekommen. Für ein Actionfoto auf dem Wakeboard türmt Maximilian Riedel Champagnergläser aufeinander, aus denen er nie trinken würde. made.

Bläst zum Angriff

Gibt es noch junge Frauen ohne „Blow-dry“? Vermutlich wenige. Die locker-flockige Föhnfrisur verbreitet sich auf den Köpfen der Mädchen nicht nur auf Instagram inflationär. Da föhnt die Mama gerne nach. Dyson hat mal wieder das Haar der Zeit erkannt. Die Airsmooth-Warmluftbürste für 250 Euro kann nichts anderes als Blow-dry: trocknen, glätten, stylen. Damit die Haare lange halten, arbeiten die Briten mit ihrer bewährten Luftstromtechnologie. Das duale Borstensystem leitet „das Haar sanft, statt es zu bändigen“. Die Borsten beugen sich bis zu 90 Grad, damit sich die Haare nicht verheddern. Ein Sensor misst die Temperatur 100 Mal je Sekunde. Airsmooth funktioniert laut Hersteller mit allen Haartypen. made.

Schnäppt auf dem Kopf

Apache 207? Sollte man kennen, kennt aber nicht jeder. Der deutsche Rapper ist einer der erfolgreichsten

deutschsprachigen Musiker und hat mit Sony den WH-1000XM4C × APACHE 207 (einmal muss man ihn ausschreiben) herausgebracht. Der Kopfhörer ist ein Schnäppchen. Denn Sony hat seinem meistverkauften Modell aus der WH-1000-Serie ein Update gegönnt und den Preis im Vergleich zum aktuellen Flaggschiff gesenkt. Für 250 Euro gibts einen Bluetooth-Kopfhörer mit Geräuschunterdrückung, der besser klingt als das Original, per App einen 10-Band-Equalizer anbietet und in neuen Farben kommt. Wer kein Apache-Fan ist, ignoriert einfach das Spezialklangprofil und die exklusiven Behind-the-scenes-Inhalte. made.

Brennt in die Weite

Das Leica Summicron-M 66 f2 ist ein Objektiv mit Geschichte. Mit der ungewöhnlichen Brennweite von

66 Millimetern wurde es Ende der Sechzigerjahre für die Aufklärungsfotografie der amerikanischen Marine entwickelt und in kleiner Auflage gefertigt. Das nunmehr neu vorgestellte Summicron lehnt sich am Original an, wurde aber mitsamt Gehäuse optimiert und an heutige Standards angepasst. Im Unterschied zu anderen M-Objektiven dreht der Blendenring entgegengesetzt, und die Anordnung der Entfernungsskalen folgt militärischen Spezifikationen. Das Objektiv erscheint in einer limitierten Serie von 660 Exemplaren, die Gravur der Seriennummer befindet sich auf dem Frontring. Es kostet 9850 Euro. misp.

Hinweis der Redaktion: Ein Teil der in Technik und Motor besprochenen Produkte wurde der Redaktion von den Unternehmen zu Testzweck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oder auf Reisen, zu denen Journalisten eingeladen wurden, präsentiert.

Geht ein Licht auf

Wird es draußen dunkler, fällt das erste Laub, dann sollte das Licht am Fahrzeug in Ordnung sein. Mit

Tagfahrlicht fahren genügt nicht, am besten stellt man den Schalter auf Automatik. Wer sicher sein will, dass die Scheinwerfer korrekt leuchten, lässt sie jetzt in der Werkstatt überprüfen. Das hessische Kraftfahrzeuggewerbe startet wieder die bundesweite Aktion „Licht-Sicht-Test“. Im Oktober bieten die teilnehmenden Innungsbetriebe eine kostenlose Überprüfung der Fahrzeugbeleuchtung an. Die Hessische Landesregierung unterstützt die Initiative . Dem Vernehmen nach weist jedes vierte Fahrzeug auf Hessens Straßen, dann bestimmt auch in ganz Deutschland, Mängel an der Beleuchtungsanlage auf. hap.

AUTOMOBILE: WERTE, DIE BLEIBEN

Marke und Modell entscheiden mit: Bekannte Hersteller und gefragte Modelle lassen sich auf dem Gebrauchtwagenmarkt meist leichter weiterverkaufen und halten ihren Wert besser. Foto Kalyakan | stock.adobe.com

EDITORIAL

Kaum ein Gegenstand unseres Alltags ist so sehr mit Emotionen und Status verbunden wie das Automobil – es ist Nutzgegenstand und Leidenschaftsobjekt zugleich. Gerade deshalb lohnt sich ein genauer Blick auf seinen Wert. Nicht nur Alter und Laufleistung entscheiden, was ein Fahrzeug wert ist, sondern Marke, Modell, Nachfrage und – gerade in Zeiten hoher Spritpreise – die Antriebsart. Wie deutlich sich das zeigt, beweist der Markt für gebrauchte Elektroautos. Noch vor wenigen Jahren rieten Experten vom Kauf ab, inzwischen hat sich ein stabiler Markt etabliert. Beim Kauf selbst zählt vor allem eines: der Zustand der Batterie. Und dann gibt es noch jene Automobile, deren Wert sich der rationalen Kalkulation entzieht. Vom VW Käfer, der ganze Generationen mobil machte, bis zum Porsche 911, der zur Design-Ikone wurde – manche Fahrzeuge sind zu Kultur-gütern geworden, wie unser Beitrag auf Seite 4 zeigt.

Von Christina Lynn Dier

DIE GROSSE PREISFRAGE

Was ein Gebrauchtwagen wert ist, hängt heute von weit mehr ab als von Alter und Laufleistung. Marke, Modell, Antriebsart, technische Entwicklung, Rabatte und Nachfrage bestimmen mit, wie stabil sein Preis bleibt. Für Käufer und Verkäufer wird es deshalb wichtiger, genauer hinzusehen.

Von Michael Hasenpusch

R und 6,5 Millionen Gebrauchtwagen wechselten 2025 in Deutschland den Besitzer – und jedes Mal stellt sich die Frage: Was ist das Auto eigentlich noch wert? Die Faustregel, dass der Wert nach drei Jahren nur noch halb so hoch ist, hält sich hartnäckig. Gänzlich falsch ist sie zwar nicht, aber mittlerweile zu grob. „Wenn ich den Durchschnitt der Wertentwicklungen nehme, stimmt das zwar in etwa“, sagt Martin Weiss, der bei der Deutschen Automobil Treuhand GmbH (DAT) für Fahrzeugbewertung und Restwertprognosen verantwortlich ist.

Laut DAT ist ein drei Jahre alter Verbrenner mit einer Laufleistung von 20.000 Kilometern pro Jahr im Durchschnitt noch rund 58 Prozent seines Listenpreises wert. Plug-in-Hybride erreichen etwa 53 Prozent und reine Elektroautos knapp 49 Prozent. „Die Marke ist ein ganz großer Punkt“, sagt Weiss. Etablierte Hersteller profitieren von ihrem Image und ihrer Bekanntheit. Auch das Segment spielt eine Rolle: Gefragte Modelle lassen sich leichter wiederverkaufen und halten ihren Preis besser.

Innovationen drücken den Preis

Auch Modellwechsel können den Restwert deutlich beeinflussen. Wenn der Sprung zur nächsten Generation groß ausfällt – etwa durch ein neues Design, neue Assistenzsysteme oder ein besseres Infotainment –, wirkt der Vorgänger schnell technisch oder optisch überholt. Die Nachfrage sinkt und damit oft auch der Preis. Umgekehrt kann Beständigkeit den Wert stabilisieren. Als Beispiel nennt Weiss den VW Golf, dessen neue Generationen

GEBRAUCHTE E-AUTOS: WAS ZÄHLT? – V2 Hohe Benzinpreise beleben den Markt für gebrauchte Elektroautos. Worauf sollten Käufer achten?

sich nie radikal von ihren Vorgängern unterschieden haben. „Der Alte sah dadurch nicht plötzlich alt aus.“

Für den Erstbesitzer sind die ersten Jahre in jedem Fall besonders teuer. „In den ersten zwei Jahren verlieren Fahrzeuge am meisten an Wert“, sagt Weiss. Danach flacht die Kurve in der Regel ab. Für Käufer kann genau das interessant sein, denn sie bekommen noch ein vergleichsweise junges Fahrzeug, ohne den höchsten Wertverlust selbst tragen zu müssen. Laut DAT haben jedoch zuletzt viele Verbraucher fünf, sechs oder sieben Jahre alte Fahrzeuge gekauft, da jüngere zu teuer geworden waren.

Einen „Sweet spot“, also einen allgemein gültigen idealen Kaufzeitpunkt, gibt es trotzdem nicht. Dafür sind zu viele Faktoren an der Preisbildung beteiligt. Auch der Listenpreis ist als Maßstab nur bedingt aussagekräftig. Kaum ein Käufer zahlt ihn tatsächlich. Rabatte, Prämien oder Sonderaktionen verändern die Ausgangsbasis. Wenn Hersteller ihre Neuwagenpreise kräftig senken, müssen sich junge Gebrauchte plötzlich mit deutlich günstigeren Neuwagen messen lassen.

Viele Faktoren beeinflussen den Gebrauchtmarkt

Das zeigt sich derzeit besonders bei Elektroautos. „Dass sie stärker an Wert verlieren, liegt zum einen an ihrem vergleichsweise hohen Anschaffungspreis, den die Käufer von Gebrauchtwagen nicht honorieren wollen“, sagt Weiss. Hinzu kommt die schnelle technische Entwicklung in den Bereichen Zellchemie, Batteriemanagement, Effizienz und Ladeleistung. „Wenn die neue Autogeneration auf dem Papier 700 oder 800 Kilometer schafft, wirken Autos, die nur 500 Kilometer weit kommen, einfach veraltet.“ Auch staatliche Förderung, Herstellerrabatte und Preissenkungen wirken sich auf den Gebrauchtmarkt für Elektroautos aus. „Die Preise für junge Gebrauchte müssen sich mit denen der geförderten Neuwagen messen lassen, denn auf der Gebrauchtwagenseite gibt es keinerlei Förderung“, sagt Weiss.

Um den tatsächlichen Preis eines Autos zu ermitteln, können sich private Interessenten an den großen Gebrauchtwagenplattformen orientieren. Laut DAT bieten diese einen guten Marktüberblick. „Alle Autos, die ein Händler anbietet, kosten ihn Tag für Tag Geld“, erklärt Weiss. Viele Fahrzeuge seien finanziert, hinzu kämen laufende Kosten. Er ergänzt: „Man kann davon ausgehen, dass die Händler ihre Gebrauchtwagen größtenteils zu realistischen Preisen anbieten.“

Die Batterie ist im Fokus der Käufer

Doch der Preis ist nicht alles. Käufer sollten neben Wartung, Laufleistung und Fahrzeughistorie immer auch den konkreten Zustand prüfen. Das gilt für Verbrenner wie für Stromer. Praktisch bei Elektroautos: Hier lässt sich der Zustand der Antriebsbatterie – ein zentraler Punkt für den Fahrzeugwert – messen. Der ADAC empfiehlt vor dem Gebrauchtkauf einen State-of-Health-Test

OBERKLASSEWAGEN AUS ZWEITER HAND – V2 Luxus muss nicht immer neu sein: Gebrauchte Oberklassefahrzeuge verbinden Komfort mit einem niedrigeren Kaufpreis.

(SoH), „eine grundlegend aussagekräftige und verlässliche Momentaufnahme des Akkuzustandes“, sagt ADAC-Sprecher Fabian Faehrmann. Voraussetzung sei jedoch, dass der Test von einem vertrauenswürdigen Anbieter mit einem marktüblichen Verfahren durchgeführt wird. Zugleich warnt der ADAC vor übertriebener Sorge: „Generell ist das Risiko eines Akkufefekts oder übermäßiger Batteriedegradation als gering einzustufen.“

Wichtig ist deshalb nicht die Batterie allein, sondern beispielsweise auch die Ladfähigkeit. Ältere Basismodelle besitzen teilweise nur einphasige Bordlader und laden entsprechend langsam an der heimischen Wallbox. Auch beim Schnellladen gibt es erhebliche Unterschiede. Wer regelmäßig lange Strecken fährt, sollte deshalb nicht nur auf die Reichweite, sondern auch auf die Ladeleistung achten.

Ein weiterer Prüfpunkt sind die Bremsen. Da Elektroautos häufig rekuperieren, also Bremsenergie zurückgewinnen, werden die mechanischen Bremsen weniger benutzt. Laut ADAC können tiefe Riefen auf Bremsscheiben auf Reparaturbedarf hinweisen. Vorhandener Flugrost sollte nach einigen Bremsungen verschwinden. Bei der Probefahrt sollte das Auto beim Bremsen in der Spur bleiben, und es sollten sich keine ungewöhnlichen Geräusche bemerkbar machen. „Die tatsächliche Bremsleistung, die schlussendlich auch für den TÜV aussagekräftig ist, kann aber nur auf einem Prüfstand erhoben werden“, sagt Faehrmann.

Am Ende ist der Wert eines Gebrauchtwagens immer nur eine Momentaufnahme, die von Faktoren wie Marke, Modell, Alter, Laufleistung, Zustand, Antrieb und technischer Aktualität beeinflusst wird. Entscheidend ist letztlich jedoch das Verhältnis von Angebot und Nachfrage. Und dieses Verhältnis kann sich verändern: Was heute schwer verkäuflich ist, kann morgen wieder stärker gefragt sein, beispielsweise weil sich die Preise, die Betriebskosten oder die Vorlieben der Käufer verändern. Für Käufer wie Verkäufer lohnt es sich deshalb, nicht nur auf einzelne Merkmale, sondern auf das Gesamtpaket zu schauen.

Antriebsbatterien in der Fertigung im sächsischen Kamenz: Bei gebrauchten Elektroautos ist der Zustand der Batterie ein entscheidender Faktor für den Fahrzeugwert. Foto Picture Alliance / mageBROKER | Sylvio Dittrich

MANIPULIERTE KILOMETERSTÄNDE – V2 Wie häufig kommen Tachomanipulationen vor? Und woran lassen sie sich erkennen? Ein Experteninterview.

KLASSIKER MIT KULTSTATUS – V4 Ob VW Bulli, Porsche 911 oder der Ford Mustang – wir stellen fünf Oldtimer vor, die heute Kultstatus haben.

GEBRAUCHTE E-AUTOS: WAS ZÄHLT?

Vor vier Jahren haben Experten noch davon abgeraten, ein gebrauchtes E-Auto zu kaufen. Heute sieht das anders aus: Es hat sich ein Markt für gebrauchte E-Autos etabliert. Käufer sollten jedoch vor dem Kauf einige Dinge beachten. Von Bettina Blaß

B enzin ist teuer. Aber Elektroautos sind es trotz Prämie auch: Ein VW ID Polo kostet mindestens 25.000 Euro, die Benzinervariante eher 20.000 Euro. Immerhin liegt je nach Kaufpreis und Anzahl der Kinder die E-Auto-Förderung der Bundesregierung bei bis zu 6000 Euro. Allerdings kann man ein Elektroauto auch günstiger kaufen: „Bis zu 40 Prozent weniger kosten gebrauchte E-Autos im Verhältnis zu neuen E-Autos und ungefähr 15 Prozent weniger im Vergleich zu gebrauchten Verbrennern“, weiß Roman Suthold vom ADAC Nordrhein. Für die gebrauchten E-Autos gibt es allerdings keine Förderung. Aber man spart die hohen Benzinkosten. Das gilt umso mehr, wenn man sein E-Auto mithilfe einer Photovoltaikanlage lädt. Und: Elektroautos haben weniger Verschleißteile. Kupplung oder Auspuff gibt es nicht, also müssen sie nicht ersetzt werden. Die Statistiken des Kraftfahrt-Bundesamts zeigen, dass zwischen Januar und Juni 2026 mehr als 177.000 gebrauchte Elektroautos den Besitzer gewechselt haben.

Leasing-Rückläufer als interessante Alternative

„Wer weiß, worauf man beim Kauf eines Gebrauchten achten muss, der bekommt viel Auto für wenig Geld“, sagt Suthold, seit Jahren überzeugter E-Auto-Fahrer. Er rät dazu, sich die Wagen genauer anzusehen, die erst zwei bis vier Jahre alt sind. Von denen gibt es mehr auf dem Markt, als viele denken: „Das sind häufig Leasing-Rückläufer“, weiß der Experte. Sie seien oft in sehr gutem Zustand und scheckheftgepflegt. Insgesamt listen Autoportale wie mobile.de im August 2026 fast 80.000 gebrauchte E-Autos auf, autoscout24.de fast 64.000.

Wichtig ist beim Kauf der Blick auf die Batterie. „Sie ist das Herzstück eines jeden Elektroautos“, sagt Suthold. Ihr Zustand, der „State of Health“ (SoH), entscheidet über den Wert und die Alltagstauglichkeit des Autos. Der SoH wird in Prozent der ursprünglichen Akkukapazität angegeben. Je niedriger er ist, desto schlechter ist die Batterie. „Wenn die Ladezeit der Batterie zu lang oder ihre Reichweite zu kurz ist, ist das ein Problem“, sagt Suthold. Denn der Tausch der Batterie kann teuer werden.

Allerdings könne man keine pauschalen Werte nennen, nach denen sich Käufer richten sollten. Klar sei, dass die Batterie nach drei Jahren nicht mehr die volle Reichweite habe. „Will man den Wagen nur als Zweitauto für geringe Strecken, dann wird sogar eine Reichweite von 150 Kilometern in Ordnung sein“, so Suthold. In diesen Fällen macht es auch nichts, wenn man die Batterie

Zunehmend gefragt: Zwischen Januar und Juni 2026 wechselten mehr als 177.000 gebrauchte Elektro-autos den Besit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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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 Nacht laden muss, weil der Gebrauchte noch nicht über 800-Volt-Technik verfügt. Sie macht es möglich, ein Auto in nur 20 Minuten zu laden. Wer jedoch mit dem Wagen jede Woche Hunderte Kilometer unterwegs sein wird, sollte auf geringe Ladezeiten und eine hohe Reichweite achten. „Bis zu 800 Kilometer sind dann mit einmal Laden möglich“, sagt Suthold, der selbst nur einmal pro Woche lädt. „Dank Mennekes- beziehungsweise Typ-2-Stecker benötigt man für E-Autos zudem keine Adapter mehr an Ladesäulen“, so der Fachmann. Das mache den Ladevorgang deutlich einfacher als noch vor einigen Jahren.

Um für Käufer den Zustand der Batterie transparent zu machen, bieten beispielsweise der TÜV oder der ADAC entsprechende Tests an und dokumentieren das Ergebnis mit einem Zertifikat. „Ohne eine solche Bestätigung ist die Batterie der größte Unsicherheitsfaktor beim Gebrauchtwagenkauf“, warnt Suthold. Achten sollte man außerdem darauf, wie lange die Garantie auf die Batterie noch gilt: Ältere Autos haben nur eine Garantielaufzeit von fünf Jahren, bei moderneren kann sie bis acht Jahre oder länger betragen. So oder so ist eine lückenlose Dokumentation des Serviceheftes notwendig, wenn man die Garantie in Anspruch nehmen möchte. Zusätzlich ist es sinnvoll, die Bremsen, das Licht und auch die Karosserie überprüfen zu lassen.

Was noch für den Kauf eines gebrauchten E-Autos spricht: Die großen Technologiesprünge sind vorbei. Früher hatte man schnell ein veraltetes Auto, wenn es zwei oder drei Jahre alt war, heute gilt diese Regel nicht mehr. „Wichtig bleibt, dass das Fahrzeug Over-the-Air-Updates bekommen kann. Damit halten sie ihre Systeme automatisch aktuell“, sagt Suthold. Die Fahrt in die Werkstatt oder ein Anschluss per Kabel sind also für ein Update nicht notwendig. Wer einen gebrauchten E-Wagen kauft, profitiert übrigens noch von der Befreiung von der Kfz-Steuer. Denn diese wird an den neuen Händler weitergegeben. Sie beträgt maximal zehn Jahre und ist auf 2035 begrenzt.

OBERKLASSEWAGEN AUS ZWEITER HAND

Luxus muss nicht immer neu sein: Gebrauchte Oberklassefahrzeuge verbinden Komfort und hochwertige Technik mit einem deutlich niedrigeren Kaufpreis. Welche Punkte sind beim Kauf entscheidend?

Alexander Allwardt hat sich gerade einen gebrauchten Porsche Macan S gekauft. Vier Jahre alt, 87.000 Kilometer auf dem Tacho, Neupreis rund 110.000 Euro. Der Hamburger Sales Director einer Medienfirma hat 51.000 Euro gezahlt – gut 50 Prozent weniger als der Erstbesitzer. „Ein schönes Auto. Und ich habe viel Geld gespart“, sagt Allwardt.

Sie werden von den Herstellern mit Begrifflichkeiten wie „Junge Sterne“ oder „Porsche Approved“ beworben – gebrauchte Fahrzeuge aus Untertürkheim oder Zuffenhausen. Und ihr Ruf ist gut. Besonders beliebt bei Käufern von gehobenen Secondhandautos sind Modelle der Mercedes-Benz S-Klasse, BMW 7er und Audi A8 aus den frühen 2000er Jahren. Auch Fahrzeuge von Porsche und große SUVs wie der Range Rover gehören zum obersten Segment. Diese Fahrzeuge zeichnen sich durch hochwertige Materialien und exzellente Verarbeitung sowie Infotainment- und Assistenzsysteme auf hohem Niveau aus. Doch für wen sind luxuriöse Gebrauchte geeignet? Wo kann man sie seriös erwerben? Und sollte man beim Kauf eine Versicherung abschließen?

Zunächst zur Zielgruppe: So mancher Käufer eines gebrauchten Oberklassewagens möchte den Komfort einer Luxusmarke genießen, verfügt aber nicht über das notwendige „Kleingeld“ für ein fabrikneues Gefährt. Es sind vorwiegend Vielfahrer und Pendler oder Technikfreaks, die auf moderne Assistenzsysteme und Gadgets stehen. Auch der eine oder andere Kleinunternehmer wirft ein Auge auf Fahrzeuge, die einmal mehr als 100.000 Euro gekostet haben, weil er sich eine repräsentative Wirkung erhofft. Daneben sind auch Exporthändler auf dem Markt der teuren Gebrauchten aktiv, die die Autos nach Osteuropa, Asien oder Afrika ausführen.

Auf die Historie kommt es an

Fragt man Autoexperten, wann der richtige Zeitpunkt für den Kauf eines Mercedes, Porsche, BMW, Audi oder Range Rover aus zweiter Hand ist, bekommt man viel zu hören. Etwa: Das günstigste Preis-Leistungs-Verhältnis erhalte man in der Regel, wenn das gebrauchte Oberklassefahrzeug zwischen drei und sechs Jahre alt ist. Wichtig sei aber, dass ein lückenloses Scheckheft vorliegt und belegt, dass alle Wartungen in Vertragswerkstätten oder bei Spezialisten durchgeführt wurden. Alle Fachleute sind sich einig: Eine vollständige Servicehistorie ist das A und O beim Gebrauchtwagenkauf – gerade bei teuren Autos. Auch die Zahl der Vorbesitzer und der Kilometerstand entscheiden mit über den Marktwert. Hat das Fahrzeug zum Beispiel mehr als 150.000 Kilometer auf dem Buckel, ist das Risiko groß, dass Motor, Getriebe und Fahrwerk verschlissen sind oder bald kaputtgehen. Vorsicht ist aber auch geboten, wenn ein Audi A8 oder ein Porsche Panamera nach vier Jahren mit 20.000 Kilometer Laufleistung angeboten wird. Nicht selten weisen solche Wagen eklatante Standschäden auf. Zu den typischen „Stehzeugen“ zählen Rost auf den Bremsscheiben, ausgetrocknete Gummi- und Simmerringe sowie verformte Reifen, die zu Unwuchten beim Fahren führen.

Unterhalts- und Wartungskosten nicht unterschätzen

Verbraucherschützer warnen Interessenten davor, für einen gebrauchten Wagen ihr letztes Hemd zu geben. Denn ein Luxuswagen aus zweiter Hand hat zwar schon nach wenigen Jahren enorm an Wert verloren, aber die Unterhalts- und Wartungskosten bleiben auf Oberklasseniveau. Vor allem die Reparaturen sind aufgrund der komplexen Technik und hochwertigen Komponenten oft teurer als gedacht. Bei Verschleißteilen wie Bremsen oder Fahrwerk etwa fallen schnell mehrere Tausend Euro an. Regelmäßige Inspektionen für 500 Euro bis rund 1200 Euro kommen hinzu. Damit nicht genug: Hohe Kfz-Steuern und ein hoher Kraftstoffverbrauch belasten langfristig ebenfalls das Portemonnaie des Gebrauchtwagenbesitzers.

Vollkasko für die Oberklasse

Und dann kommen noch die Versicherungskosten. Gebrauchte der Oberklasse werden von den Versicherungsgesellschaften auch besonders weit oben eingestuft. Während bei Autos der Mittelklasse, die fünf oder sieben Jahre alt sind, oft die Teilkasko ausreicht, raten Experten bei Oberklassefahrzeugen deutlich länger zur Vollkasko. Acht bis zehn Jahre werden empfohlen. Billig ist das nicht. So beläuft sich zum Beispiel die Vollkaskoversicherung für einen Mercedes S-Klasse pro Jahr auf einen vierstelligen Betrag. Gut zu wissen ist auch: Einige Versicherer und Makler bieten für Premium- und Luxusautos maßgeschneiderte Deckungskonzepte an, weil Standardtarife oft nur Sonderausstattungen von bis zu 5000 oder 10.000 Euro abdecken.

Zusätzlicher Schutz kann sich lohnen

Sollte man eine Zusatzversicherung abschließen, wenn die Werksgarantie des Herstellers abgelaufen ist? Ja, vor allem, wenn man von privat kauft. Weil Mängelstatistiken zeigen, dass auch die teuersten Autos im Alter anfällig für Schäden sind, ist eine Reparaturkostenversicherung empfehlenswert. Abgedeckt sind in der Regel technische Defekte an Motor, Getriebe, Lenkung, Elektrik und Bremsanlage. Nicht versichert sind Verschleißteile wie Bremsbeläge, Bremsscheiben, Scheibenwischer oder Reifen. Wer bei einem Händler kauft, erhält eine Gebrauchtwagengarantie. Die ist gesetzlich für den Zeitraum von zwölf Monaten vorgeschrieben.

Fazit: Ein Schnäppchen ist der Erwerb eines gebrauchten Oberklassefahrzeugs nicht immer. Im Gegenteil. Die hohen Unterhaltskosten machen den Preisvorteil eines Secondhandfahrzeugs schnell zunichte. Das Motto sollte heißen: Lieber zweimal schauen als einmal falsch kaufen! Wer dagegen genau prüft und vergleicht, darf sich auf viele Kilometer mit hohem Komfort freuen.

„KÄUFER ZAHLEN FAST 50 PROZENT MEHR“

Manipulierte Kilometerstände können Gebrauchtwagenkäufer teuer zu stehen kommen. Sascha Paaß von carVertical erklärt, wie häufig Tachomanipulationen vorkommen und woran sie sich erkennen lassen.

Sascha Paaß ist Executive Automotive Expert für Deutschland beim Fahrzeugdatenanbieter carVertical.

Foto carVertical

Herr Paaß, wie verbreitet sind manipulierte Kilometerstände bei Gebrauchtwagen in Deutschland, und wie groß ist das Problem für Käufer tatsächlich?

Laut Daten von carVertical wiesen von Januar bis zum 6. September diesen Jahres 2,02 Prozent aller in Deutschland überprüften Fahrzeuge einen manipulierten Kilometerstand auf. Da die Daten nur überprüfte Fahrzeuge abbilden, kann das tatsächliche Ausmaß größer sein. Eine weitere Analyse für April 2025 bis März 2026 zeigt, dass Kilometerstandmanipulationen den Fahrzeugwert im Durchschnitt um 49,3 Prozent erhöhen. Käufer zahlen damit fast 50 Prozent mehr, als das Fahrzeug tatsächlich wert ist. Hinzu kommt das Risiko, dass Bauteile wie Motor, Turbolader oder Getriebe stärker verschlissen sind als angenommen und teure Reparaturen früher notwendig werden.

Woran können Käufer erkennen, ob der Kilometerstand manipuliert wurde, und wie können sie das Risiko vor dem Kauf möglichst gering halten?

Ein Hinweis kann sein, wenn der Zustand des Fahrzeugs nicht plausibel zum angegebenen Kilometerstand passt. Besonders Lenkrad, Sitze, Pedale oder Schalthebel können deutliche Abnutzungsspuren zeigen. Bremsen sind dagegen weniger aussagekräftig, da sie als Verschleißteile bereits ausgetauscht worden sein können. Entscheidend ist der Gesamtzustand. Am besten sollte die Fahrzeughistorie bereits vor der Besichtigung überprüft werden. Zusätzlich empfehle ich eine Untersuchung durch eine autorisierte und seriöse Werkstatt. Dort können der tatsächliche Verschleiß beurteilt und die Angaben zum Kilometerstand im Fahrzeugcomputer überprüft werden. Bei importierten Fahrzeugen ist besondere Vorsicht geboten, da diese europaweit häufiger von Kilometerstandmanipulationen betroffen sind.

Was sollten Käufer tun, wenn sich nach dem Kauf herausstellt, dass der Kilometerstand manipuliert wurde? Welche Möglichkeiten haben sie dann?

In Deutschland ist die Manipulation des Kilometerstands eine Straftat. Käufer sollten eine festgestellte Manipulation daher unverzüglich melden und den Verkäufer kontaktieren. Wurde die Manipulation beim Kauf nicht angegeben, sollten sie die Rückgabe des Fahrzeugs und die Rückerstattung des Kaufpreises verlangen. Auch beim Kaufvertrag ist Vorsicht geboten: Käufer sollten nicht unterschreiben, wenn Angaben unklar sind. Solche Klauseln können später zum Problem werden, wenn der tatsächliche Zustand des Fahrzeugs deutlich schlechter ist als beschrieben.

Das Interview führte Michael Hasenpusch.

Was im Kaufvertrag stehen sollte

Der Kaufvertrag sollte möglichst genau dokumentieren, welche Angaben der Verkäufer zum Fahrzeug macht und welche Unterlagen dazu vorliegen.

- Angaben des Verkäufers schriftlich festhalten: Aussagen zur Laufleistung, Unfallfreiheit, Zahl der Vorbesitzer oder zu Reparaturen sollten nicht nur mündlich gemacht werden.

- Unterlagen aufbewahren: HU-Berichte, Serviceheft, Werkstattrechnungen oder andere Nachweise zur Laufleistung sollten zusammen mit dem Kaufvertrag aufbewahrt werden.

- Unklare Formulierungen präzisieren: Angaben wie „soweit bekannt“, „laut Vorbesitzer“ oder „keine bekannten Vorschäden“ schränken die Aussage ein. Wichtig ist, was der Verkäufer tatsächlich bestätigen kann.

Je eindeutiger Angaben und Zusagen im Vertrag festgehalten sind, desto besser können Käufer ihre Rechte durchsetzen, wenn sich später Unstimmigkeiten herausstellen.

Von Jürgen Hoffmann

PORSCHE

Seine besten Jahre? Alle, die noch kommen.

DIE PORSCHE APPROVED GEBRAUCHTWAGEN.

Ein Porsche begeistert Generationen von Fahrern. Dieser Verantwortung sind wir uns bewusst – und sorgen mit Garantie und Zertifizierung dafür, dass jeder Porsche Approved Gebrauchtwagen dieselben Emotionen erzeugt wie am ersten Tag.

©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GmbH, Frankfurt.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vom Frankfurter Allgemeine ARC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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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M LASTESEL ZUM LEBENS- GEFÜHL: DER VW BULLI

Handwerkerfahrzeug, Camper und Hippie-Mobil: Der VW Bulli ist eine Auto-Ikone. Die Geschichte des beliebten Kastenwagens begann mit dem Besuch des niederländischen Autohändlers Ben Pon im Volkswagenwerk. Dort sah er einen Plattenwagen, bei dem der Fahrer hinten über dem Motor saß. Der Plattenwagen war im VW-Werk als Transportmittel gedacht. Pon drehte das Prinzip um: Er holte den Fahrer nach vorn und schaffte hinten Platz für die Ladung. Die Skizze dazu findet man heute im Rijksmuseum in Amsterdam. Kult wurde der Bulli aber, weil er eben mehr konnte, als nur Lasten zu bewegen. Die Produktion des T1, noch mit geteilter Windschutzscheibe, startete am 8. März 1950 in Wolfsburg, Motor und Technik stammten vom VW Käfer. Sein Preis: 5580 Mark oder etwa 2800 Euro. Wer heute auf mobile.de nach einem T1 sucht, kann ihn ab etwa 30.000 Euro kaufen, es sind aber auch Exemplare für über 100.000 Euro gelistet (Stand 9/2026).

Wer sich diese Preise nicht leisten will, kann über den Miet-Fuhrpark bei VW einen echten Bulli mieten: Sogar der legendäre Sambabus, ein Sondermodell, natürlich mit Zweifarblackierung, aber mit gut 20 Fenstern, steht für etwa 600 Euro für einen Tag für Fans bereit. Der T1 hat einen solchen Kultfaktor, dass man ihn in Onlineshops auch als 3D-Puzzle, Poster oder Modellbausatz kaufen kann.

Insgesamt 1,8 Millionen T1 liefen vom Band. Ab 1956 wurde der Bulli übrigens in Hannover-Stöcken hergestellt. 1967 rollte der erste T2 über die Straße, als Westfalia Camper auch als mobiles Zuhause. Die Windschutzscheibe war nicht mehr geteilt, dafür gab es serienmäßig eine seitliche Schiebetür. Es folgten der T3 bis T6.1. Letzterer wurde zwischen 2019 und 2024 gebaut. Seit 2022 fährt der Bulli als ID.Buzz elektrisch durch die Welt, seit 2024 sind die Modelle California, Caravelle und Transporter auf dem Markt.

VOM WIRTSCHAFTS- WUNDER ZUM WELTSTAR: DER VW KÄFER

Dezember 1945: Im kriegsbeschädigten Wolfsburger Werk läuft der erste Volkswagen Typ 1 vom Band. Zu diesem Zeitpunkt ahnte niemand, welche Erfolgsgeschichte damit begann. Die britische Militärregierung hatte den Auftrag für 20.000 Limousinen erteilt, Fahrzeuge für ihre Verwaltung. Doch der Käfer wurde schnell zum Auto für Millionen. 1946 wurde der zehntausendste Wagen produziert. So wurde er Teil des Wirtschaftswunders – und zudem ein Exporterfolg: Ab 1947 exportierte man den Käfer unter anderem in die Niederlande, nach Belgien, Dänemark und Schweden. Bereits 1953 exportierte Volkswagen den Käfer in 88 Länder.

Was den VW Käfer neben seinem günstigen Preis so beliebt machte, war auch, dass er als robust galt und einfach zu reparieren war. Diese Eigenschaften spielten im Nachkriegsdeutschland eine wichtige Rolle. Der Käfer fuhr ganze Familien in den ersten Urlaub im europäischen Süden, er stand für einen beginnenden Wohlstand nach den Kriegsjahren. Hinzu kam das Design, das heute noch Generationen verzaubert: runde Kotflügel und eine gewölbte Karosserie erinnerten die US-Amerikaner an einen „Beetle“. Und so wurde in Deutschland daraus der VW Käfer. Ab 1949 konnte man ihn auch als Cabrio kaufen. Auf sein Chassis baute kurz danach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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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 Bulli auf, der selbst zum Kultwagen wurde. Zwei Jahre später, am 5. August 1955, rollte in Wolfsburg das millionste Exemplar des Käfers vom Band. In Deutschland endete die Produktion 1978. Aber der Käfer wurde danach noch viele Jahre in Mexiko gefertigt. In Grün und Gelb mit jeweils weißem Dach war er dort häufig als Taxi auf den Straßen. 2003 im Juli lief jedoch der allerletzte Käfer vom Band. Bis 2019 gab es jedoch noch die Retro-Modelle New Beetle und Beetle.

KLASSIKER MIT KULTSTATUS

Vom VW Käfer bis zum Porsche 911: Manche Autos sind längst mehr als bloße Fortbewegungsmittel. Sie erzählen Geschichten, wecken Erinnerungen und haben Generationen geprägt. Von Bettina Blaß

VOM TAXI ZUM KULT-BENZ: DER MERCEDES W123

50 Jahre und noch immer ein Star: 1976, im Januar, wurde der Mercedes-Benz W123 der Presse in Frankreich vorgestellt. Und noch vor der Markteinführung dieser Baureihe der oberen Mittelklasse war die erste Jahresproduktion bereits ausverkauft. Wer einen solchen Wagen wollte, brauchte also Geduld: Die Lieferzeit betrug zeitweise bis zu drei Jahre. Das Interessante daran: Der W123 ist eben kein auffälliges Sportauto. Gelobt wurde vielmehr das unaufgeregte Design und die Sicherheit des Wagens. Ab 1980 gab es ihn sogar schon mit Antiblockiersystem (ABS) und ab 1982 mit Fahrerairbag.

Angeboten wurde der Mercedes W123 auch als elegantes Coupé, es gab eine Langversion und ein T-Modell, das für Freizeit und Sport gedacht war. Bis 1986 wurden fast 2,7 Millionen Fahrzeuge produziert – für Mercedes-Benz war dies zu diesem Zeitpunkt die erfolgreichste Baureihe. Besondere Aufmerksamkeit bekam der Mercedes W123 bei der Langstreckenrallye von London nach Sydney im Jahr 1977. Die Rallye dauerte sechseinhalb Wochen und ging quer durch Europa, Asien und Australien. Mehr als 30.000 Kilometer legten die Teams mit ihren Autos zurück. Das Auto mit der Nummer 33 gewann die Rallye, ein Mercedes-Benz 280 aus der Baureihe 123. Auf Platz zwei landete ebenfalls ein 280 E. Das Siegerfahrzeug steht heute im Mercedes-Benz Museum in Stuttgart.

Die Baureihe galt auch als besonders ausdauernd und zäh, weil der 200D als Taxi beliebt war. Diese Robustheit ist ein Grund, warum selbst heute noch viele W123 auf den Straßen unterwegs sind. Wer einen Gebrauchtwagen kaufen möchte, zahlt aktuell zwischen etwa 10.000 und 20.000 Euro für ein Exemplar (Stand 9/2026). Als Fahrer und Freund eines W123 kann man dann auch in den zugehörigen Club eintreten und sich mit über 250 Spezialisten und Enthusiasten im europäischen Netzwerk austau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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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HR ALS EIN SPORTWAGEN: DER PORSCHE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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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herige Porsche-Linie beibehalten“, schrieb Ferry Porsche Ende der 1950er Jahre auf seinen Notizzettel. Zu dieser Zeit war klar, dass ein Nachfolger für den Porsche 356 gefunden werden musste. Einen sportlichen Charakter sollte er haben, aber eben kein grundsätzlich neuer Wagen sein. Heraus kam der Porsche 911, der auf der Frankfurter Internationalen Automobil-Ausstellung 1963 als Vorserienfahrzeug vorgestellt wurde – damals noch unter dem Namen Porsche 901. Die Serienproduktion startete 1964. Doch dann musste der Name geändert werden. Denn der französische Hersteller Peugeot nutzte bereits die Typenbezeichnung 901 und machte das deutsche Unternehmen darauf aufmerksam, gegen das französische Urheberrecht und den Warenzeichenschutz zu verstoßen.

Um nicht alle Drucksätze, Werbematerialien und Anleitungen komplett ändern zu müssen, entschied man sich für den pragmatischeren Weg, aus der Null in der Mitte eine Eins zu machen. 1965 kam der 911 Targa mit Edelstahl-Überrollbügel auf den Markt. Porsche nennt ihn darum „das erste Sicherheitscabriolet der Welt“. In den Jahren 1968, 1969 und 1970 gewann jeweils ein Porsche 911 die Rallye Monte Carlo.

Auch als Spielfilmheld machte sich der 911er mehrfach gut: In „Bad Boys“ mit Will Smith und in „Nur noch 60 Sekunden“ mit Nicolas Cage und Angelina Jolie ist er zu sehen. Der Basispreis des Porsche lag übrigens 1964 laut Unternehmensangaben bei rund 22.000 Mark, das entspricht etwa 11.000 Euro. Heute kann man Nachfolger des ursprünglichen 911er kaufen: Ein Turbo S Cabriolet beispielsweise kostet ab 285.000 Euro. Wer weniger ausgeben möchte, bekommt etliche Porsche 911er als Modellautos. Doch auch sie kosten schon einige Hundert Euro.

POPSTAR UND JUGENDTRAUM: DER FORD MUSTANG

Das perfekte Auto zum perfekten Zeitpunkt: So beschreibt Ford seinen Mustang. Als der Wagen am 17. April 1964 auf der New Yorker Weltausstellung vorgestellt wurde, hatte das Unternehmen nichts dem Zufall überlassen. So hatte sich im Vorfeld gezeigt, dass vor allem Menschen mit Hochschulabschluss neue Autos kauften. Zudem hatten immer mehr Familien mindestens zwei Autos. Darum ließ Ford untersuchen, welche Art Auto sich diese Zielgruppen wünschten. Eine Studie erfasste, ob junge Menschen Schalensitze als Hindernis für romantische Begegnungen wahrnahmen. Zudem zeigte das Unternehmen 52 Familien den Mustang, bevor er offiziell eingeführt war. Ergebnis: Die Schalensitze kamen gut an. Familien lehnten den Mustang jedoch ab – bis sie den Preis hörten. Dieser war so überzeugend, dass Ford auch die Paare mit kleinen Kindern begeisterte.

Die Einführung des Wagens wurde dann zum Medienereignis. Ford schaltete erstmals in der Geschichte des US-Fernsehens zeitgleich Werbung auf allen drei großen Sendern. Laut Angaben des Unternehmens sahen mehr als 29 Millionen Zuschauer diese Anzeigen. Nach nur vier Monaten war bereits der einhunderttausendste Mustang verkauft, 1966 lief der millionste Mustang vom Band.

Laut Unternehmensangaben waren 42 Prozent der Käufer weiblich. Das Auto mit dem galoppierenden Wildpferd im Kühlergrill prägte eine ganze Wagengattung: Die sogenannten Pony-Cars hatten wie der Mustang eine lange Schnauze und ein kurzes Heck. Seinen Kultstatus förderte zudem, dass er in etlichen Filmen zu sehen war – unter anderem bereits im Herbst 1964 in Ian Flemings „Goldfinger“, einem frühen James-Bond-Film. Ford produziert den Mustang noch immer. Er ist allerdings im Design und technisch angepasst ans 21. Jahrhund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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