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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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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投资于威慑

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

政府计划为美国巡航导弹及相关发射系统拨款数十亿欧元

德国正在推进建立自身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根据《Politico》和《世界报》获得的一份政府内部文件，德国联邦国防部计划为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及配套的“堤丰”发射系统拨款近 34 亿欧元。

克里斯·伦代

据此，该资金需求已纳入2027年联邦预算规划。针对配备“战斧”巡航导弹的“堤丰”系统，该文件预计在2030年前实现初步作战能力。这将使德国联邦国防军获得一项此前不具备的能力：能够利用陆基武器打击远程目标。“战斧”巡航导弹的射程超过2000公里。美国的“堤丰”系统则是一个可用于发射这些导弹的移动发射装置。

这份内部文件明确了柏林方面通过该计划旨在实现的军事目的。德国希望提升其所谓的“深层精准打击”（Deep-Precision-Strike）能力，尤其是要扩充陆基版本。通过此举，德国联邦国防军将在国家及联盟防御框架内，能够“在敌方后方深处发挥作用”。据此，在核门槛以下的远程攻击将实现持久的常规反应能力，并有助于增强常规威慑。对于德国联邦国防军而言，采购“战斧”导弹将填补一项重大的能力空白。柏林方面尤其希望能够对俄罗斯产生可信的威慑，并在发生冲突时能够打击前线后方深处的军事重要目标。

最初，德国计划依赖美国武器。2024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拜登与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SPD）达成协议，美国将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远程武器系统。其中应包括“战斧”巡航导弹，但这些导弹将由美军控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随后叫停了这一计划。然而，柏林方面与此同时已在推进获取自主能力，并于2025年正式向华盛顿提出采购配备“战斧”导弹的“堤丰”发射系统的请求。

根据内部文件，决定性的政治步骤发生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在特朗普与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层面

汽油正成为一种必须能够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因此，石油公司正考虑以新的形式提供这种抢手的液体。加油站那种粗犷的灌装方式很快将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汽油将以瓶装形式销售。届时，消费者可以在不同的质量等级和产区之间进行选择。届时将出现特别昂贵的、产自沙特阿拉伯山坡地带的纯正年份汽油，以及来自阿曼的、装在橡木桶中的柴油，签署了一份关于采购该系统的双边意向书。文件中提到，美国政府在其中明确支持德国的采购。这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德国联邦国防军未来将不再依赖部署在德国的美国部队来实现远程威慑，而是将自行拥有并运用这一能力。

不过，对于德国政府而言，这不仅仅涉及武器采购。柏林方面同时敦促，德国或欧洲工业应从这项价值数十亿欧元的交易中获益。内部文件中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已承诺开展“工业合作”。根据Politico和《世界报》的消息，双方还在讨论如何将德国企业纳入“战斧”导弹的供应链。然而，具体的生产模式或工业份额分配目前尚未达成一致。

在此过程中，华盛顿方面可能会在极其敏感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方面继续保持控制权。尽管如此，对于柏林而言，本土企业的参与仍具有重大意义：德国在这一军事核心系统上将减少对美国生产和维护的完全依赖。此外，工业参与有助于在政治上证明在美进行这项数十亿欧元采购的合理性，并能在紧张的跨大西洋军备供应链中创造额外的产能。

此次采购尚未完成。根据内部文件，在华盛顿宣布正式授权德国采购后，德方将与美国政府共同制定招标邀请书及进一步的采购文件。该流程预计将在秋季前完成。德国联邦国防部在回应 Politico 的询问时，不愿就具体金额发表评论，并提及了正在进行的预算谈判以及德国联邦议院的参与权。不过，一名发言人原则上确认了采购计划仍在推进：“采购美国‘堤丰’系统及其‘战斧’巡航导弹的意向依然存在。”

因此，“战斧”的采购将成为德国建立自身远程常规打击能力最关键的步骤之一。对于柏林来说，这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射程：德国希望未来能够拥有自己的武器，使其能够打击可能处于前线深处的敌人，从而实现更具可信度的威慑。

扩建，而那些在瓶中陈酿并经过多次摇晃的超级汽油，简直就是燃料中的香槟。怀旧者还可以再次购买含铅汽油，并以此为车辆加-

ZIPPERT ZAPPT

满。德国的加油站网络将由 Hawesko Holding SE 全部接管，并以 Jacques' Wein- und Benzindepot 的名称继续运营。在盲测中，消费者学习通过气味区分超级汽油、柴油和二冲程混合油，并发现 E10 在余味中略有柴油感。

FRANK FRANKLIN II/

兹维列夫的第二次胜利

他达到了目标，灿烂地拥抱着巨大的奖杯：网球明星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在纽约凭借沉稳的发挥夺冠。他是自1989年鲍里斯·贝克尔在男子单打获胜以来，首位赢得美国公开赛的德国选手。这是兹维列夫今年的第二次大满贯成功，此前他曾长期在争取此类冠军的努力中徒劳无功。获胜者表现得十分欣慰：“在巴黎时我压力巨大，现在我满心欢喜。我简直太幸福了。” 第13页

基民盟在地方选举中获胜——但结果疲软

在下萨克森州，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同样出现损失，与此同时，选择党（AfD）大幅增长

西部地区的情况也在继续下滑。联邦政府的两个执政党——基民盟（CDU）和社会民主党（SPD），在下萨克森州的地方选举中也失去了百分比点——不过，跌幅尚在可控范围内。根据相关州统计局的数据，联盟党相比2021年的地方选举损失了超过四个百分点。

乌尔里希·埃克斯纳 (ULRICH EXNER)

尽管如此，该党在联邦州内仍是第一大党，得票率为 27,2%。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失去了 5 个百分点以上，全州得票率为 24,6%。周日，下萨克森州共有 6,3 百万人拥有投票权——这一数字超过了今年秋季举行全部三次州议会选举的投票人数总和。因此，联邦各党派也非常关注下萨克森州的情况。总的来看，他们在这里观察到的趋势与东部地区非常相似，只是动态程度较低。此外，还存在地方性特点，尤其是在直接选举中，候选人的个人特质影响显著。以下是主要进展概览：

州党主席塞巴斯蒂安·莱希纳（Sebastian Lechner）在选举之夜毫不掩饰地表示，联盟党在下萨克森州同样面临逆风。在地方选举活动中，人们到处都在提及联邦政府的缺陷。莱希纳表示，特别是在能源价格和税收负担问题上需要采取行动，并明确避免对联邦总理表达清晰的忠诚。在被问及是否仍然支持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 CDU）时，他回答道：“我们在 20. 九月的州议会选举前将团结奋斗，之后柏林必须进行政治变革。”全州 27,2% 的得票率意味着下萨克森州联盟党创下了 1956 年以来最差的地方选举结果。

在下萨克森州领导州政府的社民党（SPD）方面，也没有太多可庆祝的。24,6% 的得票率意味着社民党在下萨克森州地方选举中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差的结果。即使在社民党的传统大本营汉诺威——周六副总理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和州长奥拉夫·利斯（Olaf Lies）等党内名流曾在此开展竞选活动——该党的支持率仍在进一步下降：其排名仅次于绿党，位列第二。在市长选举中，社民党候选人阿克塞尔·冯·德·欧（Axel von der Ohe）虽然在州首府进入了第二轮投票，但与现任市长贝利特·奥奈（Belit Onay, 绿党）的差距超过 20 个百分点。州长兼政府首脑利斯对此情况感到沮丧地评论道：“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困难的结果——我们所有人的期望都比这更高。”他也提到了对建制政党缺乏信任以及联邦层面的负面影响。

与往年不同，绿党并未从联盟党或社民党的损失中获益。相反，与 2021 年相比，他们的支持率也在下降。14,1% 的得票率意味着比 2021. 年地方选举减少了 1,8 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州党主席格蕾塔·加利希（Greta Garlichs）和马克西米利安·斯特劳特曼（Maximilian Strautmann）仍称该党打出了一个“感叹号”。

社民党在欧洲其他地方仍能庆祝选举胜利。在德国社民党得票率在 13% 左右徘徊时，其瑞典党友则取得了第一名。自 2022 年起执政的保守派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以明显差距落后。但最大的惊喜是右翼瑞典民主党的表现低迷，该党自 2010 年进入议会以来首次出现损失。

德国选择党（AfD）在下萨克森州也大幅增长，全州得票率从 2021 年的 4,6% 跃升至 15,9%。此外还取得了一些较小的地区性成功，但并未出现“蓝色横扫”之势。该党预计仅在萨尔茨吉特市（Salzgitter）将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AfD 州主席安斯加尔·施莱德（Ansgar Schledde）称，下萨克森州的人民给予了他的政党“巨大的支持”。

自由民主党（FDP）日益绝望的处境在下萨克森州也得到了证实。该党支持率从2021年的6.5%下滑至3.7%。而此前在该州基本毫无影响力的左翼党（Die Linkspartei）则实现了显著增长。6%的支持率意味着增长了超过三个百分点。

瑞典大选的启示

这次选举结果为德国国内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德国选择党（AfD）的激烈辩论提供了有趣的启示。社民党（SPD）和联盟党那些被恐惧驱动的高层政治家们，最好能将目光投向北方的国家。在斯德哥尔摩，此前一直由一个获得瑞典民主党默认支持的中右翼少数派政府执政。克里斯特松在四年前开创了先河。在此之前，该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与德国的 AfD 一样，被视为不可触碰的对象，人们认为

评论

多萝西娅·西姆斯（DOROTHEA SIEMS）

绝不能以任何形式与其合作。

这位保守派人士打破了与德国“防火墙”类似的禁忌，以便在这个深受移民和暴力困扰的国家，能够推动这些领域的变革。如今，瑞典与丹麦一样，在欧盟中执行最严厉的移民政策。

难民人数处于低位，无论是自愿还是强制遣返都如此频繁，以至于据相关部门称，目前离开该国的移民人数已经超过了进入该国的人数。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明确表示，将瑞典和丹麦的移民政策视为榜样——但在遣返方面并未采取同样果断的行动。因为这在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根本行不通。因此，在这里，即使是被要求离境的犯罪分子甚至还能继续领取社会福利。

瑞典前政府首脑在竞选期间主张进一步收紧庇护法。他还向瑞典民主党许诺提供部长职位。但选民可能给克里斯特松泼了一盆冷水。目前尚不清楚未来谁能在瑞典组建政府。因为在政治碎片化的议会中，社会民主党的玛格达莱娜·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只有在包括激进左翼在内的联盟中才能获得多数席位。

但同样被需要的自由主义中间党拒绝了这一点。中右翼阵营也没有获得多数席位。最终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是其中一个小党的转向。

无论如何，瑞典证明了与激进政党的合作绝不会自动增强其力量。显然，移民政策上的成功使得公民现在更容易被社会政策议题所吸引。但当地的社民党高层不应得出错误结论，将其视为在养老金和护理领域转向反改革路线的肯定。恰恰相反：在千禧年之后，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对旧的“人民之家”进行了改造。此后，该国一直坚定地走在改革之路上。例如，就医者必须支付就诊费。而退休年龄——目前为 67 岁——则与预期寿命的增长挂钩。对于移民和社保问题，两国的情况同样适用：对于政治家来说，长期拒绝面对现实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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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我的观点

法蒂娜·凯拉尼（FATINA KEILANI）

无效票传递的信息

不应低估选民，因为当他们感觉到自己被当成傻瓜对待时，是能察觉到的。虽然在周末的下萨克森州地方选举中，只有四名 AfD（德国选择党）候选人被禁止参选。但在其中三个选区，无效票的数量明显增加。例如在弗里斯兰县（Landkreis Friesland），AfD 联邦议院议员马丁·西希特（Martin Sichert）被取消了参选资格。在 55.439 张选票中，有 3500 张被判定为无效，占比高达 6,3%。而市镇选举的常规无效票率约为 1%。西希特的案例之所以广为人知，部分原因是互联网上流传了一段选举委员会会议的视频，该会议决定了取消其参选资格。除西希特外，被取消资格的还包括 AfD 州副主席斯特凡·博特（Stephan Bothe，吕内堡县）、州议会议员托斯滕·莫里塞（Thorsten Moriße，威廉港）以及格廷根县协会主席贾斯汀·福格尔（Justin Vogel，哈尔茨山麓赫茨贝格）。在博特的选区，无效票占投出票数的 7,0%，在莫里塞的选区则为 6,81%。所有候选人都曾通过法律途径反对被取消参选资格，但均在法庭上败诉。法院告知他们，可以在选举后提起申诉。

去年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路德维希港提供了先例，当时公务员约阿希姆·保罗（Joachim Paul）因其对宪法忠诚度的质疑而被取消参选资格。保罗是 AfD 成员，科布伦茨市议员，也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议员，直到 2021 年他还担任 AfD 议团副主席。在 2025 年 9 月举行的莱茵河畔路德维希港市长选举中，他被 AfD 提名参选。选举委员会因对其宪法忠诚度的质疑而将其排除在选举之外——尽管保罗作为一名教师拥有终身公务员身份。保罗同样提起诉讼但败诉。在投票日，9,24% 的选民将选票投为无效。在部分选票上，人们用手写方式补充了“约阿希姆·保罗”的名字。

诚然，在个别案例中，取消候选人参选资格可能有充分理由。但由于被选举权是一项基本权利，这些排除理由必须确实充分。在下萨克森州，选举法在选举前夕被修改，因为人们有充分理由担心 AfD 的势力增强。国家由此决定的不仅是谁可以担任公职，而且是公民究竟可以在哪些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而且在此过程中，国家还得到了受指令约束的政府机构——宪法保卫局的协助。这触及了民主的核心。结果表明，公民并不喜欢这种家长式的管辖——AfD 不仅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而且在下萨克森州也大幅增长。即将到来的周末，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将举行州议会选举。AfD 州名单上的所有 50 名申请人均获得批准，没有出现被排除的情况。这两个州的选举法均未规定对州议会候选人进行政治宪法忠诚度审查。在柏林也没有候选人被排除。

根据新闻法，本期出版物负责人：Tristan Filges，Axel Springer Deutschland GmbH, Axel-Springer-Straße 65, 10888 Berlin。广告：Judith Umlauf, 10888 Berlin

TIL BIERMANN / BILD / GLOBAL REPORTERS NETWORK

印刷厂质量测试

LOUAI BESHARA / AFP

在德叙利亚人返回故土的压力日益增加。我们的记者随机前往大马士革。这些人的生平故事令人惊讶

杜塞尔多夫机场的清晨笼罩在一种谨慎的情绪中。不久后，首批从德国飞往大马士革的直飞航班之一即将起飞，这里的许多人将在十年多之后首次重返故土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于2024年底被推翻，自那时起，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逃亡的原因已经消失。

寄给比尔曼（TIL BIERMANN）

在办理登机手续的地方，站着一些男人、许多戴着头巾的女人以及幼儿。对于计算机专家穆罕默德来说，这是他14年来第一次回到故乡。他曾在阿勒颇学习计算机科学。他持有印有金鹰标志的护照，并且已经拥有正式工作六年了。“我觉得在德国非常有归属感。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人感受到了极大的尊严。我为成为德国人感到非常自豪，”这位36岁的男子用流利的德语说道。在德国选择党（AfD）在全国民调中领先的当下，此类旅行具有政治敏感性。该党的政治人物谈论那些失业的叙利亚人，称他们是通过欺骗手段获得德国护照并企图破坏德国，而实际上他们本可以回到故乡。事实上，在德叙利亚人中约有30%处于失业状态。然而，随着他们在该国居住时间的增加，这一比例正在下降。穆罕默德和同样在办理登机手续的艾哈迈德就是这种情况。

艾哈迈德（37岁）曾在阿萨德的监狱中被囚禁两年，现在经营着一家拥有六名员工的物理治疗诊所，其中四名是叙利亚人。他轻声说道：“在我这里工作的叙利亚人很有纪律，很可靠。我在德国从未遇到过问题，希望如此（toi, toi, toi）。但正如每个人所察觉到的，外籍人士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里几乎所有人都持有德国护照，或者是通过家庭团聚来到德国的。他们可以合法出入境。而那些仍持有难民身份的人，如果前往他们逃离的国家，可能会失去该身份。据闻，那些无论如何都想回故乡的人，会通过黎巴嫩走陆路入境，以免在护照上留下印章。

在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Scharaa）的领导下，局势应当会向前推进。他的随行人员称，他曾是一名伊斯兰主义者，但现在已经温和了。虽然仍像阿萨德时期那样设有检查站，但那些拿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胡须男子会友好地挥手示意通过。许多制裁已被取消。最近，沙拉在达马斯库的一家酒店用Visa卡支付了一杯咖啡的费用。在过去的15年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将叙利亚从恐怖主义支持者名单中删除，叙利亚自1979年起一直在该名单上。

叙利亚局势的变化导致德国正在持续审查进行中的避难申请程序。内政部的一位发言人在回复询问时写道：“由于叙利亚局势不稳定，联邦移民与难民局自2024年12月初起，只要决定取决于叙利亚的局势，就将暂时推迟对叙利亚申请人的认可和撤销程序的决定。”在遣返方面，政府希望首先集中于“犯罪者和危险分子”。

居住在德国的28岁女子玛哈（Maha）对此仍不完全信任。“我很高兴阿萨德离开了，但我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政府，”她说，“我们之间的仇恨必须改变。我们期待政府停止仇恨，但目前并没有发生。所有人都在寻求报复。”她说，存在许多“小型种族灭绝”，而新政府仅将其轻描淡写地称为“错误”——她认为这个词太弱了，且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对于没有叙利亚背景的德国公民来说，在达马斯库机场入境也毫无问题。在柜台支付75美元现金即可入境。

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Johann Wadephul，CDU）曾在2025年10月表示，叙利亚部分地区的破坏程度比1945年的德国还要严重。各国大使馆和安保公司均警告不要前往该国。从机场前往市区的人起初会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夸张，因为那里几乎看不到破坏痕迹。但表象具有欺骗性。阿萨德注重保护他的那些标志性建筑。而对于他认为不重要的郊区，例如朱巴尔（Dschubbar），则像是一片月球表面。这里曾是阿尔-拉赫曼军团（Al-Rahman-Legion）反叛分子的据点。那些部分年代久远的房屋——其中包括一座据称先知以利亚曾在此藏身的犹太会堂——如今只剩下废墟。

瓦西姆·巴赫拉（Wassim Bahra，51岁）是一名目前大多处于失业状态的导游，他展示了一条反叛分子用手挖掘的隧道，用于躲避桶装炸弹和火箭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破坏情况的极小一部分。太多东西被抹去了。哈马、阿勒颇和伊德利卜之间的许多地方也变成了鬼城。”对于旅行警告，他怎么看？他认为：“在柏林反而更危险。”许多人对阿萨德的仇恨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像崇拜救世主一样崇拜新总统阿尔-沙拉（al-Scharaa）。“我爱他，”私立学校经营者阿默（Amer）说道，他的手机壁纸就是阿尔-沙拉。这位52岁的男子会说德语，在阿萨德统治时期的2024年，他曾无辜地在牢房里关押了很长时间——与他一起被关押的是一名德国游客，后者因为一时兴起拍摄了伊朗大使馆的照片。

“当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需要我帮忙翻译，请我前往情报中心，”阿默讲述道。随后，他与那名德国人被关在同一个牢房里五个月，很可能是为了获得一名免费的翻译。最终，他的妻子花2500美元将他赎了出来。德语教师塔里夫（Tarif，58岁）表示：“一切都好转了。至少自由度提高了。”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可以交谈，可以讲述，可以发言。我们的监狱已经开放。不再有政治犯。有了政治自由。”经济状况仍然不是很好，但这很正常。

事实确实如此：叙利亚的一名公务员月薪约为200美元。尽管如此，一升汽油的价格仍超过1美元，市中心的两块寿司要10美元。许多人在经济上已无法负担。但至少有了希望。总部位于科隆、现提供直飞大马士革航班的Leav航空公司负责人丹尼尔·布罗达（Daniel Broda）表示，这里的氛围让他想起了1955年的德国：“从精神层面来看，这一切都非常积极，因为他们正处于重建之中。”亚辛（Yasin）就是那些在前往叙利亚之前不愿等待德国护照的人之一。因此，他持有已过期的居留许可离开了德国。现在他无法再回去了，这位33岁的男子在大马士革的一个郊区讲述道，他在那里用积蓄买了一栋房子。

“我在从军队逃兵后，于2013年来到了汉堡，”他说。“之后我从事清洁工作并在港口工作，有时睡在街头。”他没有参加融入课程，也没有上学，但仍然成功创办了一家运输公司。但他无法很好地应对德国的官僚体制。所有的税收、医疗保险以及压力。在2025年6月的某个时候，他再也无法忍受，于是逃离了，回到了中东。

亚辛说：“我喝了一瓶威士忌，然后预订了下一班飞往伊拉克的航班。凭我的难民护照不需要签证就能办理。”他通过陆路边境进入了叙利亚。但现在他已经再次想念德国及其规则了：“在叙利亚，几乎没有人遵守协议和合同。”他说他热爱德国，并给他的临时故乡提供了一个建议。“取消就业中心（Jobcenter）！”他说，“我们很难找到工人，因为很多人，包括德国人，更愿意靠政府的钱生活，在家里偷懒。”

权力门槛前，瑞典右翼民族主义者陷入低迷

此次议会选举被视为一项情绪测试，旨在决定是否应最终拆除与瑞典民主党之间的“防火墙”。选举结果令人惊讶。

这场选举如预期般演变成了激烈的白热化竞争。根据目前的统计（已计票95%），在瑞典议会选举中，反对党仅以一个席位的优势领先于由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领导的执政右翼阵营。关于多数席位分布的最终明确结果要到周三海外选票计完后才能揭晓。

LARA JÄKEL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组建政府将变得极其困难。此次选举结果此前备受关注，是因为它被视为右翼民族主义的瑞典民主党（SD）是否能参与执政的一次民意测试。到目前为止，该党一直支持由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组成的少数派政府，但自身并未出任部长。瑞典民主党党魁吉米·埃克松（Jimmie Äkesson）曾要求改变这一现状。然而，预期的助力并未出现：瑞典民主党获得 17,5% 的选票，与 2022 年相比下降了三个多百分点，出人意料地跌至第三位——落后于执政的温和党，后者的得票率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达到 19,9%。另外两个执政党也录得小幅增长，基督教民主党为 6,2%，自由党为 5,4%。

CHRISTINE OLSSON / TT / VIA REUTERS

这意味着，由总理克里斯特松表示愿意参与组建的、包含瑞典民主党在内的四党联盟，在议会中预计将获得 173 个席位，将勉强失去多数席位。不过，政府可以将目前的局面如此之接近视为一项成功，因为就在几周前，由社会民主党党魁、前总理玛格达莱娜·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领导的反对派阵营在民调中还处于明显领先地位。但该党未能将中期领先优势转化为最终胜利。虽然社会民主党以 27,9% 的得票率明显领先，但与上次选举相比下降了 2,4 个百分点。相反，最大的选举赢家是光谱左端的政党：左翼党上升至 8,3%（+1,6），绿党达到 6,1%（+1,1）。农业自由主义的中道党维持在 7% 左右。

如果结果维持不变，中左翼阵营总共将获得 176 个席位。“如果结果成立，瑞典将拥有一个新政府，”安德森在选举之夜表示。但这可能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左翼阵营的各政党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例如，社会民主党在移民和犯罪问题上向右翼政党靠拢，并支持了近年来许多严厉措施。该党也加入了扩大瑞典核电能力的呼吁。

向中间地带的转向可能促使部分选民转向更左翼的替代方案。无论如何，这都将增加组建联盟的难度。反之，左翼党的一些要求（例如征收富人税）则让该阵营中经济自由主义色彩更浓的政党感到退缩。

”

竞选活动 主要围绕 教育、住房 或医疗健康

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温和党主席

中道党已经声明，不愿参与一个包含左翼党的政府。替代方案可以是瑞典非常普遍的少数派政府，但这在左翼方面近期被证明较为不稳定；或者是建立一个跨阵营政府，并获得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该党党魁埃巴·布什（Ebba Busch）在竞选期间曾暗示过这一点。

不过，从计算上看，右翼政党阵营获得多数席位仍然有可能。

那么，瑞典民主党可能会首次作为执政伙伴进入政府。这将是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可想象的一步：与德国的情况类似，其他政党长期以来断然拒绝与起源于新纳粹圈子的瑞典民主党合作。在埃克松（Äkesson）的领导下，该党至少在对外形象上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姿态，开除了极右翼分子，并放弃了一些极端要求。在四年前间接参与权力运作之后，瑞典民主党现在可能最终实现融入瑞典政党体系。尽管埃克松宣布，即使在赢得选举的情况下，他本人也不愿担任总理，但为此他要求获得至少12个部长职位。

克里斯特松（Kristersson）总理在选举前数月就已表示，愿意在未来的政府中将关键职位交给瑞典民主党。如果其选票损失依然严重，他们将无法再表现得如此强势。与人们通常猜测的不同，该党可能无法从其作为“容忍力量”的角色中获益，这一点可能会引起其他地方的密切关注。显然，三党联盟能够比瑞典民主党更强有力地将政府近期的成就——例如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或帮派犯罪的减少——归功于自身。而瑞典民主党在竞选期间主要以类似 MAGA 运动风格的挑衅行为而引起关注。例如，该党在巴士上张贴海报，宣传大幅提高的移民遣返补贴，海报上写道：“想念摩加迪沙吗？遣返补贴将帮助你回家。”

总之，瑞典民主党试图采取一切手段将移民问题重新推回竞选活动的中心。然而，在过去几年大规模收紧政策后，瑞典的寻求庇护人数已降至 40 年来的最低水平。埃克松要求采取更严厉、部分甚至违宪的措施，这显然让不少选民感到过火。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问题可能不再处于优先级榜首。竞选活动主要围绕教育、住房或医疗保健等问题展开，而极右翼政党在这些问题上难以获得支持。尽管如此，该党党魁仍将选举之夜视为一次成功。他表示：“我觉得我们是赢家，因为许多人不再害怕承认自己是瑞典民主党的支持者。”

俄罗斯在测试北约

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发动的无人机袭击目标位于欧盟外边界附近。莫斯科此举是对其此前战略失败作出的反应。

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对此进行了精准的概括。他在波兰军队、情报部门和安全机构的高层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方面的升级已成为事实，且相关证据正出现在离“我们的边界”越来越近的地方。在展望未来几周和几个月时，这位波兰政府首脑发出警告，称俄罗斯的“活动将大幅增强”。图斯克表示：“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升级也将波及我们的领土。”

菲利普·弗里茨 和 帕维尔·洛克申

他希望“最危险的情景”不会发生，但波兰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图斯克发出警告的起因是俄罗斯军队在周日上午于波兰边境附近发起的无人机袭击。位于距离边境仅几公里的亚霍丁（Jahodyn）的一家加油站遭到袭击。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此次袭击造成两人受伤。此外，一架由喷气发动机驱动的俄罗斯 Geran-5 无人机击中了在亚霍丁车站停靠、距离波兰边境两公里的一个客运列车的机车。该列车得以及时撤离，没有人员受伤。

俄罗斯军队对该客运列车的袭击发生的一段路线上，几分钟前刚有一列载有西方外交官和前政客的火车经过，乘客包括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瑞典前总理兼外交部长卡尔·比尔特以及前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大卫·彼特雷厄斯。据《镜报》（Spiegel）报道，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顾问君特·绍特（Günter Sautter）也在该列车上。乌克兰铁路公司 Ukrsalisnytsia 表示，这列载有知名乘客的火车可能是俄罗斯的真正目标。由于时刻表“因俄罗斯袭击的持续威胁”而进行了实时调整，该列车比原计划提前离开了车站。

针对近期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称这是一场旨在摧毁其国家经济和乌克兰人生活的行动。他表示，乌克兰人虽然疲惫，但“不可摧毁”。此次袭击紧随自8月初开始的、在乌克兰与欧盟国家边境地区持续数周的俄罗斯系列攻击之后。三周前，俄罗斯袭击了摩尔多瓦边境的塔巴基（Tabaky）过境点。靠近奥尔利夫卡（Orliwka）的罗马尼亚边境口岸在一周内被袭击了两次，最近一次发生在 6. 月夜间。此外，在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发生的领空侵犯事件触发了北约战斗机的出击。

尤其是波兰空军早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们不仅执行紧急起飞，还增加了巡逻飞行。在俄罗斯 Geran-5 无人机击中目标期间，波兰的 F-16 战机、直升机以及一架萨博（Saab）侦察机已在空中。虽然前几年也曾出现针对多瑙河沿岸对粮食出口至关重要的乌克兰港口的袭击，但过去几周在边境设施附近的袭击频率、规模以及领空侵犯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俄罗斯的目标不仅是多年前就已宣布的干扰来自欧洲的军备进口以及乌克兰的出口。俄罗斯国防部的新闻稿中坦率地将针对公路和渡轮边境口岸以及边境附近铁路基础设施的袭击归因为是对“军事物资、武器和弹药”或“西方技术”的交付。这些袭击也是向欧洲人和北约发出的信号。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欧洲针对乌克兰的主要支持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波兰）开展一场由破坏和纵火组成的混合战争。柏林政府在认定如莱比锡机场被挫败的无人机袭击事件由俄罗斯负责时花费了很长时间，而华沙方面数月来一直在明确警告俄罗斯的升级行动。

图斯克总理在此时经常引用本国情报部门以及北约盟友国家的调查结果。在召集特别会议前不久，波兰情报协调员托马什·谢莫尼亚克（Tomasz Siemoniak）曾访问美国。在那里，他会见了包括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在内的人员。据称，谢莫尼亚克向其提交了波兰关于俄罗斯在北约东翼行动的调查结果；反之，拉特克利夫则向谢莫尼亚克传达了美国对安全局势的评估。波兰与美国在安全问题上传统上保持着紧密合作。

新闻

预备役协会

确保作战计划免受 AfD 影响

预备役协会希望，如果 AfD 在马格德堡接管政府，就将“德国作战计划”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政府办公厅撤回。协会主席巴斯蒂安·恩斯特（Bastian Ernst，CDU）在接受德国编辑网络（RND）采访时表示：“ 对我们的国家构成了巨大威胁。如果他们接管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政府，那么‘德国作战计划’及其他相关信息极有可能会流向俄罗斯。因此，应该将该计划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撤回。”恩斯特认为，另一种替代方案是“原则上将作战计划存放于国防部”。他表示：“这样一来，个人或机构只有在获得事先批准后才能查阅。”恩斯特进一步解释道：“在战争状态下，无论如何都会适用其他规则，届时联邦政府对各州（包括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访问权限将会增加。”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更多政党支持联邦强制执行

如果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出现由 领导的州政府，除了 CDU / CSU 之外，SPD、绿党和左翼党也将利用基本法中关于“联邦强制执行”（Bundeszwang）的规定，以确保联邦法和宪法得到执行。对此，SPD 在联邦议院的议会管理主任迪克·维泽（Dirk Wiese）在就联盟党针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提议接受德国编辑网络（RND）采访时表示：“如果 和 BSW 组成的‘普京联盟’首次帮助一名极右翼分子就任州长，那么很高兴地看到，基本法提供了在必要时通过指令强制州政府采取符合宪法行动的可能性。”绿党支持可能采取的联邦强制执行，理由是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首席候选人最近发表的言论。绿党议会管理主任伊琳娜·米哈利奇（Irene Mihalic）告诉 RND：“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宣布将战争武器用于本国公民，这正契合 的民族主义世界观，这再次证明 是一个敌视宪法的政党，准备绕过法治国家和所有民主规则来推行其蔑视人权的议程。”左翼党对此也持开放态度，但认为联邦强制执行和联邦-州工作组是不够的。左翼党议会团副主席克拉拉·比格（Clara Bünger）表示：“我们必须利用并准备好所有法治手段。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一个州违反了具体的联邦义务，这也可以包括联邦强制执行。”

克拉拉·冯·纳图西乌斯

JU 政治家抨击梅尔茨

在 赢得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后，青年联盟（JU）联邦财务主管克拉拉·冯·纳图西乌斯（Clara von Nathusius，）公开表示愿意与这个极右翼政党进行对话。冯·纳图西乌斯周日在 ARD 节目《柏林报告》中表示：“我认为，如果我们受到邀请，首先应该与每个人交谈。”她补充说，然后必须观察此类对话“实际上能产生什么结果”。“我相信，我们对于 代表什么有明确的标准。但在联邦和州层面，情况又有所不同。”这位 JU 政治家将针对 的“防火墙”称为一个“失败的项目”。冯·纳图西乌斯（同时也是 青少年组织联邦执行委员会成员）表示， 在过去几年里只花时间定义“我们反对谁或反对什么”，而没有定义“我们代表什么”。她认为联盟党“现在迫切需要做到这一点”。冯·纳图西乌斯对联邦总理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提出了严厉批评。冯·纳图西乌斯表示：“我尤其希望看到诚实。”她希望梅尔茨在政府声明中说明“我们作为联盟党”代表什么。

天气

涉嫌俄罗斯间谍

对 Ilona W. 提起起诉

联邦检察院已对柏林企业家 Ilona W. 提起起诉。一份公告称，这名德裔乌克兰人在多年间一直作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在柏林的线人开展活动。现年 57 岁的她被认为拥有极广的人脉，能够接触到众多高层政治人物。据该机构透露，起诉书已于 7. September 前提交至柏林高等法院（Kammergericht Berlin）的国家安全审判庭。 W. 被认为“有充分嫌疑为外国情报机构工作”。根据联邦检察院的数据， W. 在柏林经营一家营销机构，并担任一个游说协会的主席。因此，她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圈拥有众多联系。 W. 于 21. Januar 2026 被逮捕，目前处于审前羁押状态。公告称，她最晚从 2023 年 10 月起就与俄罗斯驻柏林大使馆的一名全职情报人员保持联系。多年来，她向该人员提供有关高层活动的信息，并部分在化名的情况下为其提供参加相关会议的机会。其目的是为了让该情报人员能够“为了情报目的建立自己的网络”。

与美国的贸易争端

加拿大寻求与欧盟结盟

加拿大希望与欧盟建立联盟，但不想成为其成员。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如此表示，以此回应《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据报道，他正在评估加拿大是否可以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卡尼表示：“我们追求的——以及我们将就此展开讨论的——是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一种独特的联盟。”双方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且具有互补的优势。向欧洲靠拢的背景是加拿大与美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表达批评，称加拿大是“最困难的谈判伙伴”。但他认为，该国“渴望达成协议”。特朗普重申其意图，将从 1 月起对来自加拿大的汽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新关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如何实现能源、人工智能、国防和原材料等战略供应链中商品、服务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此外，共同建设海底电缆、数据中心和卫星网络等基础设施也在讨论之中。

天气温和，但西北方向有阵雨

在爱尔兰人的欢呼声中

特朗普取消威士忌关税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结束爱尔兰访问时宣布，将取消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10%关税。特朗普周日在其家族拥有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举行的一场赛事中，面对一群爱尔兰高尔夫粉丝发表了这一声明。爱尔兰政府首脑米哈尔·马丁（Micheál Martin）和爱尔兰顶尖高尔夫球手谢恩·劳里（Shane Lowry）曾就关税问题与他沟通。“所有人一直在不停地烦我，说：‘你能帮我个忙吗？现在的情况太不公平了。’”所有人都在请求他撤销关税。“于是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表示：我将取消对爱尔兰威士忌的关税，”特朗普在人群的阵阵欢呼声中说道。

今日天气：南部地区的晨雾将迅速消散，随后在少云天气下阳光普照。东部地区阳光与云层交替。西北部云量将增多，下午至傍晚期间，来自北海的阵雨将袭来。局部地区将出现雷暴。

生物气象：天气敏感者常感到头痛，有既往病史者可能会出现偏头痛发作。低血压以及有心脏或循环系统问题倾向的人员应尽量避免剧烈活动。

索德尔宣布“防火墙”失效——并提出建立“防护墙”

基社盟（CSU）主席阐述了基社盟在对抗极右翼政党中应扮演的角色。他对黑红联邦政府的工作表示不满。

当然，基社盟关注的重点同样是德国选择党（AfD）以及“防火墙”问题。甚至涉及对“防火墙”的改革：基社盟主席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周日晚上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由约70人组成的党执行委员会为期两天的闭门会议期间，在面对记者时这样表达道：“我们在巴伐利亚将自己视为一道防护墙。”

周日和周一这两天，基社盟领导层正在讨论，面对黑红联邦政府权威的丧失以及许多选民显而易见的不满，未来该如何走。

克里斯托夫·莱默（CHRISTOPH LEMMER）

受邀出席的外国嘉宾包括奥地利联邦总理克里斯蒂安·斯托克（Christian Stocker，来自奥地利人民党 ÖVP）、西门子首席执行官罗兰·布施（Roland Busch）以及萨克森州州长迈克尔·克雷奇默（Michael Kretschmer，来自 CDU）。后者在数年前就曾警告他，始于东部的情况将蔓延至西部。“这一说法是正确的，”索德认为——随后他举了几个例子，但没有举巴伐利亚州的例子。

例如，在今年3月的巴登-符腾堡州议会选举或2025年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地方选举中，可以看到 AfD 在西部的强势。而党魁并未提及今年春季巴伐利亚州地方选举中 CSU 的惨败。然而，这种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与五年前的约 850 个市长职位相比，该党现在仅获得了约 650 个。曾经的 53 名县长现在仅剩 40 名。虽然 AfD 几乎没有赢得地方多数席位，但在广泛地区有所增长。

关于基社党（CSU）现在成为抵御 的“保护墙”，索德的论据更偏向于通俗风格。在吉拉莫斯（Gillamoos）民俗节上——该党传统上会派遣最优秀的演说家前往啤酒帐篷——CSU 动员了 3500 名听众，而 仅有 500 名。在巴伐利亚州， 在所有民调中均排名第二，“但我们顶住了压力，因为我们肩负着推动巴伐利亚前进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像兔子盯着蛇一样”发呆是没有用的。

索德举例提到了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重要访问”。他指的是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Scheich Mohammed bin Zayed）前往慕尼黑参加德阿经济论坛的行程。他在那里签署了一份意向书，根据该协议，阿联酋计划在德国投资 400 亿欧元，其中 100 亿欧元投向巴伐利亚州。据称，这笔资金拟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不过，关于如何满足其电力需求，并未透露任何信息。

索德如此告诫联邦政府：“在柏林，我们现在必须加快步伐。”他没有深入探讨细节，也没有提到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CDU）的名字。“必须明确推进改革。”据《世界报》（WELT）获悉，他在党执行委员会面前也发表了类似看法，而那里讨论的同样是 。他认为应拒绝与该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周日晚上，他在记者面前简明扼要地列举了理由。“魏德尔女士”——指 联邦党魁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想要“离开欧洲”，这在经济上是不可接受的。他指责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想要“在必要时利用联邦国防军启动‘遣返’（Remigration）”。 想要 70% 的养老金水平，这是无法负担的。“而且赫克先生谈论残疾人的方式令人作呕。”

但现在绝对行不通的是：“完全不谈内容，将其边缘化，然后在周围构建某种多数派，而不触及实质内容。”他认为这是“错误的方向”，这种“防火墙模式”已经失败了。

与此同时，索德在 X 平台上发布了多条帖子，内容更加具体。例如，他要求：“被逮捕令通缉的人不应享有基本保障金的权利。这必须立即改变。”而这恰恰是 去年3月在联邦议院提出的申请。包括 CDU / CSU 在内的所有其他党团此前都投了反对票——而这正是索德现在宣布为失败的逻辑。最近，联盟党团内部也出现了对此的批评声。

不过，CSU 新的反 “保护墙”将如何运作，目前尚不明确。

[图片：MICHAEL KAPPELER / DPA] 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CDU）与其他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一同访问位于芬兰罗瓦涅米的拉普兰空军联队（Lapland Air Wing）空军基地

梅尔茨如何在北极圈顶住总理更替危机

受挫的政府首脑前往北极——部分同行仅派遣代表。他在那里向国内的政敌发出信号

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面色凝重地面对镜头。“在欧洲的高北之地，人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和平正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联邦总理在北极峰会开始时说道。早在前一天下午，他就飞往了芬兰拉普兰的首府罗瓦涅米，并与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家及政府首脑共进晚餐。

汉斯·冯·德·布哈德（“Politico”）

现在，在距离北极圈仅几公里的地方，峰会的工作会议正式开始。“我只能呼吁我们所有人严肃对待这一威胁，”梅尔茨继续说道。他认为欧洲现在必须“采取一切努力来捍卫我们的自由并维护和平”。而他本人“今天来到这里，正是为了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即我们德国对此是严肃对待的。”然而，这一面向“我们所有人”的呼吁，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德国国内的，因为关于“总理更替”、“防火墙”以及联盟破裂的讨论正波及越来越广泛的范围。梅尔茨在简短的声明中对此只字未提，也不愿回答相关问题。相反，他讲述了重大的国际挑战，其潜台词是：这才是目前真正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正在处理。在面临最大的国内政治危机之际，梅尔茨完全在扮演一名“外交总理”的角色。

但这种信息能否在国内激烈的争论中产生效果，令人深感怀疑：在基民盟（CDU）遭遇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惨败后的几天里，党内对总理的批评再次明显升级。在幕后，各州总理已经在讨论更换总理的方案——尽管基社盟（CSU）主席马库斯·索德尔强调，这类主张并非来自他。如果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选举中跌破5%的得票率门槛，梅尔茨的处境将变得非常艰难。他甚至可能会选择辞职。

因此，人们自然会注意到，在这些关键日子里，总理并没有进行竞选活动——因为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就像之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样，人们更倾向于将他“隐藏”起来——而是逗留在北极圈。这给这次峰会增添了一抹荒诞的色彩。尤其是，在罗瓦涅米“北极中心”（Arktikum）博物馆举行的会议上，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决议：相反，会议讨论的是欧盟委员会拟制定的新北极战略的通用指导方针。峰会宣言要求欧洲在该地区发挥“更具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作用”。这种欧盟战略的预备会议，本可以由一名部长或国务秘书来主持：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恰如其分地派遣了他的外交部长参加。

尽管如此，梅尔茨仍然答应出席，原因另在：这是为了向北方伙伴表达团结，尤其是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她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格陵兰岛问题处于持续的冲突之中。特朗普对其主张拥有这座隶属于丹麦王国的岛屿的理由是，欧洲人没有足够地关注北极的安全，且任由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长。此次峰会旨在对此发出反击信号。梅尔茨还希望向芬兰东道主首相佩特里·奥尔波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政府首脑展示团结，因为他们都将日益表现出攻击性的俄罗斯视为直接邻国。

因此，莫斯科的威胁在随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也占据了核心地位。梅尔茨在与在场的其他八位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及欧盟代表结束磋商后举行了此次发布会。奥尔波在会上强调了芬兰与俄罗斯之间“超过1340公里的边界线”，而梅尔茨则警告称，俄罗斯正在该地区扩充军备，并加强针对欧洲的混合攻击。在此过程中，他提到了在莱比锡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并将其归咎于俄罗斯：“我们知道这些干预和攻击来自哪里。证据非常清晰。”

随后，梅尔茨的语气变得近乎阴沉：“在捍卫我们大陆的自由与和平方面，我们面前可能正处于最关键的时刻——甚至可能是关键的几周或几个月。”他再次利用这一警告，来回应国内脆弱的政治局势，而这自然也是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的问题。“我理解国内政治的争论，”梅尔茨说道。但人们不能将“外交与安全政策与我们在国内讨论的内容脱钩”。这就是为什么他试图说服他的党内同僚，“这比我们目前进行的一些国内政治争论要重要得多”。

这位总理的警告让人想起红绿灯政府的最后几天，当时他的前任奥拉夫·朔尔茨（SPD）和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绿党）曾警告称，在当前困难的外交形势下，德国政府绝不能崩溃。随后，梅尔茨又发表了一番坚持到底的宣言——或者说，这其实是一次国内政治的战书？“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直到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如果俄罗斯获得成功，这将给包括德国在内的我们所有人带来不可预知且前所未有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这里，坚定不移，立场明确，绝不打算后退一厘米。”

保险缴费：反对派指责政府“蓄意掩盖”

黑红联盟取消了在提高附加缴费时的告知义务。此举引发了激烈批评。联盟党和社民党对此表示认同

每年，法定医疗保险基金都会提高其附加缴费，通常是在1月1日。随后，参保人拥有在每月月底行使特别解约权的权利。否则，参保人将继续被绑定在原医疗保险基金十二个月。但如果参保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缴费增加怎么办？此前，一项申报义务确保了缴费者能通过信函获得通知。

雅内·汤姆森（JANNE THOMSEN）

随着近期生效的所谓《缴费稳定法》（Beitragsstabilisierungsgesetz），医疗保险公司现在不再承担这一义务。此举旨在节省成本并减少官僚作风。根据行业估算，单封信函将使保险公司承担1至2欧元的成本。根据联邦卫生部的资料，德国共有 58,6 百万名缴费者。

消费者保护组织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医疗保险公司不再必须就附加缴费的上涨通知其参保人，这简直不可理喻，”联邦主席拉蒙娜·波普（Ramona Pop）表示。她要求：“联邦政府必须纠正这一错误。”医疗保险公司则解释称，他们现在将主要依靠在网站上通知客户缴费上涨的情况。在波普看来，这远远不够：“仅通过医疗保险公司的网站提供信息绝对是不够的。”相反，她要求联邦政府重新强制要求医疗保险公司原则上必须通过信函通知附加缴费的上涨。

联邦议院各党团如何回应消费者保护组织的批评？左翼党认为特别解约权已“实际上被废除”：“如果人们没有收到关于缴费上涨的通知，他们就无法及时解约，”该党团的卫生经济学发言人阿特斯·居尔皮纳尔（Ates Gürpinar）告诉《世界报》（WELT）。“通过所谓的《缴费稳定法》，缴费并没有得到稳定，未来的上涨将被隐瞒。”他认为这十分荒谬。居尔皮纳尔指责政府执政联盟“通过修正案以仓促的方式将此内容偷偷塞进法律”。左翼党的警告和提示被驳回。左翼党要求：“必须重新引入通知义务。”

绿党则严厉抨击联邦政府，指责其进行“积极掩盖”：“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SPD）在7月份废除了对参保人的告知义务，而不是公开承认自身糟糕的卫生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显然，他们的格言是：参保人只要不知道，就不会焦虑，”绿党联邦议院党团副主席米斯巴·汗（Misbah Khan）表示。“这就是积极掩盖。”所谓的《法定医疗保险缴费率稳定法》（GKV-Beitragssatzstabilisierungsgesetz）在技术操作上如此糟糕，以至于附加缴费的上涨几乎不可避免。

而“偏偏”在社会民主党（SPD）的议员中，有人要求继续通知参保人缴费上涨的情况，这在他看来“简直荒谬到了极点”。汗要求：“联邦政府应尽快结束这种掩盖政策，公开承认错误并重新引入告知义务。”同时，联邦政府必须纠正《缴费稳定法》中的其他错误决定，例如大幅削减门诊心理治疗费用以及增加参保人的自付额。

德国选择党（AfD）联邦议院党团的卫生政策发言人马丁·西希特（Martin Sichert）指出，他已在德国联邦议院对此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废除告知义务 / 通知义务是对透明度和参保人权利的毁灭性打击，”西希特向《世界报》（WELT）解释道。“我们已经要求联邦政府撤销这一废除决定，以保护参保人免受隐秘缴费上涨的影响。”

曾参与推动该相关法律出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对此表示认同。该党在联邦议院党团的卫生政策发言人克里斯托斯·潘塔齐斯（Christos Pantazis）表示：“我认真对待消费者保护者的批评。我们应该在此进行调整。如果医疗保险公司提高其附加保费，必须以积极、个体且可靠的方式通知参保人。”如果相关人员不能及时获知保费上涨，那么特殊的解约权也无济于事。“在此过程中，消费者保护、数字化和精简官僚机构必须同步进行。”潘塔齐斯解释称，目标是制定一项具有实践可行性的规定：“在可能且有需求的地方实现数字化，而在必要的地方保留模拟方式。”这样可以减少官僚主义、纸张和邮资。“但不能以牺牲参保人关于保费上涨及其权利的可靠信息通知为代价。”

联盟党作为执政伙伴也承诺将进行调整。联邦议院党团的卫生政策发言人西蒙妮·博查特（Simone Borchardt，CDU）表示：“在附加保费上涨时完全取消通知义务，这在政治上并非预期之举。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立法程序中对此予以修正。”她补充道：“我们的目标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使信息传递渠道现代化，减轻医疗保险公司因强制邮寄信函而产生的巨额邮资负担。”但这绝不能导致参保人无法获得关于附加保费上涨的充分通知，或导致更换医疗保险公司变得更加困难。

一名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陪同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接受培训的库尔德佩什梅尔盖部队

从伊拉克撤军

德国正在撤离。在驻扎十年多之后，埃尔比勒机场的德国国旗将被卷起。德国联邦国防军将放弃斯蒂芬营地（Camp Stephan）。针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的国际任务已经结束。该任务最初是由美国领导的由 90 个国家组成的联盟。此次撤军恰恰发生在此时，具有极其紧迫的安全政治敏感性。

比尔吉特·斯文森（BIRGIT SVENSSON）

因为就在上周，沙特阿拉伯从伊拉克延伸出的最重要的石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受损。在靠近伊朗边境的迈桑省，发现了无人机发射装置。一些受伊朗支持的民兵在该地区活动。袭击发生后，管道运行已停止，这可能导致汽油价格进一步上涨——在德国也是如此。在德国人撤离之前，除了美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也驻扎在埃尔比勒。德国派遣了 125 名男性和少数女性，负责培训库尔德安全部队“佩什梅尔加”（Peschmerga），以对抗“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这些恐怖分子主要在伊拉克北部活动。

其“哈里发国”一直延伸到叙利亚深处。2019 年，他们被认为已被击败。五年后，华盛顿和巴格达达成一致，决定在 2026 年 9 月底让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授权到期。随后，美国军队从伊拉克的大部分基地撤回北方，即库尔德自治区。在叙利亚的美国士兵也被转移到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如今出现了新的威胁。以色列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也未能停歇。但巴格达政府坚持遵守终止国际任务的协议。伊拉克首都方面表示，“伊斯兰国”已被击败，不再需要国际部队。

美国人的撤离也已经在全面进行中。随之消失的还有“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前这些导弹拦截了大部分来自伊朗及其亲伊民兵的导弹和无人机。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现在处于毫无保护的状态。佩什梅尔加士兵没有自己的防空系统。伊拉克政府能否兑现其承诺，在 9 月底美军撤离前解除亲伊什叶派民兵的武装，目前看来极其可疑。

在德国联邦国防军于埃尔比勒一家酒店举行的告别仪式上，流传着一种指责，认为库尔德人被抛弃了。至少德国联邦国防军应该继续留下来。人们几乎像念经一样重复着：如果没有国际存在，库尔德斯坦将毫无保护。在北方，土耳其威胁要进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驻军。在东方是伊朗，在与美国和以色列战争的近几个月里，伊朗越来越多地攻击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目标，例如最近攻击了库尔德地区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Masrur Barzani）的办公室。在西方，潜伏着依然在叙利亚维持恐怖分子的“伊斯兰国”，这些分子很容易渗透进伊拉克。

库尔德人感到恐惧。库尔德军队（Peschmerga）部长肖雷什·伊斯梅尔·阿卜杜拉（Shoresh Ismail Abdulla）小心翼翼地透露了这种恐惧，他深表遗憾，德国人离开了库尔德斯坦。双方已成为朋友。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德国联邦国防军的驻扎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力量，而非军事力量。但恰恰是这种象征意义，对库尔德人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中将冈特·施奈德（Gunter Schneider）从柏林的国防部前来处理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撤离工作。他不愿承认德国抛弃了库尔德人。“我们关闭机场的斯特凡营地（Camp Stephan），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消失了。”

自2月下旬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机场的军事区域一直是伊朗导弹的永久攻击目标。虽然这些导弹大概是针对美国人的，因为美国将该地区的士兵转移到了那里。共有2500名美国人在埃尔比勒驻扎，这里是伊朗的主要攻击目标，伊朗在当地的美国设施中实施报复。由于德国联邦国防军驻扎在紧邻美国人的地方，因此也未能幸免于难。施奈德表示，最近他只能从营地派出20人。其他人则忙于设施的安保工作。不过，如果没有美国人的保护，德国联邦国防军单靠自己无法应对。

这位将军安抚道，仍将有八人留在埃尔比勒——担任库尔德军队的顾问。施奈德补充道：“伊拉克就像一个‘惊喜袋’（不可预测），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能排除德国联邦国防军很快会再次回到伊拉克的可能性。在回国前的最后一天，士兵们在德国学校告别，他们多年来对这里产生了深厚感情。他们曾在那里修理道路并浇筑混凝土坡道。自2010年起，埃尔比勒德国学校（DSE）开始接收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回归儿童，这些孩子要么是自愿从流亡中返回，要么是被遣返回国的。

学校为他们提供了前景。孩子们通常不会说库尔德语，感到迷茫。DSE是他们的锚点，是连接旧家乡与新家乡的桥梁。但这个面向未来的项目也受到了威胁。从3月初到9月初新学年开学，学校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由于德国外交部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实施的高级别安全预警，禁止教师从德国返回库尔德斯坦。在埃尔比勒的其他国际学校（如法国、英国甚至美国学校）早已重新开放之后，德国学校仍关闭了六个月。歌德学院和德国总领事馆也保持关闭。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的员工则在德国居家办公。

但没有哪个机构像德国学校那样受到数月关闭的沉重打击。“他们就这么跑了，抛弃了我们的孩子，”愤怒的家长们抱怨道。结果是：在新学年的第一个上学日，只有一半的原学生返回。其他人已经转到了其他学校。一些人在暑假后留在德国，根本没有返回伊拉克。“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孩子们重新注册在一家德国学校了，”一位曾送三个孩子去DSE但现在只有一名孩子返回的父亲说道。他认为这里太不安全了。

其他家长则说：“如果德国人突然想到再次关闭学校，那么我们的孩子将再次面临没有课上的局面。”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海湾国家（如迪拜和阿布扎比）的德国学校在仅关闭三周后就重新开放了，但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却不行。

位于柏林的外交部将其决定归因于国家保护公民（在本案例中为教师）的职责。然而，德国学校（DSE）的许多学生也拥有德国国籍。教师和家长们一致认为，如果学校再次关闭，将意味着一个成功的重新融入项目的终结。无论如何，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士兵们将他们在撤离时无法带走的所有物品都捐赠给了这所德国学校：从妮维亚面霜罐、电脑显示器，到圣诞装饰品、电子烤架以及学校食堂的餐具。其中一名士兵惆怅地说道：“我们希望你们能比我们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更长。”他们表示在库尔德斯坦感觉很好，受到了热情真诚的对待。

整个地区共 15 个国家直接受到持续战争的影响，遭受攻击，经历着破坏与死亡。一名在库尔德斯坦生活多年并在整个伊拉克销售汽车、但要求匿名的奥地利商人表示：“目前有两种方案在讨论中。”一种是，如果美国人和其他国际部队撤离，伊朗和民兵组织将不再有攻击他们的理由。而另一种情况则是，那些心怀恶意对待库尔德人的势力将获得畅通无阻的进入机会。这位奥地利人担心的是后者。

当学生访问清真寺

德国各地的学校为了宗教教育的目的而组织此类交流活动。政界对此如何看待？

罗森海姆的一所高中在给学生家长的信中写道：“Ditib社区一直以来都表现得非常热情。”对于德国各地的学校来说，访问清真寺已成为常态。许多政党也认为这是受欢迎的。Ditib是德国规模最大的伊斯兰协会，在全国拥有超过800个社区。

克里斯托夫·莱默 (CHRISTOPH LEMMER)

Ditib 因其立场而受到批评。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学校组织的清真寺访问应在“专业和教育层面进行界定和引导”，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在回复《世界报》（WELT）的询问时如此表示。其他联邦州的规定也与之相同。但在实践中，学校并不一定遵守这一规定——正如上述的罗森海姆中学。该校七年级的学生在暑假前的最后一周访问了清真寺。参与的学生报告称，整个过程非常友好。在课堂上，这次访问仅被告知，但没有进一步讨论。访问结束后，这件事也没有成为讨论的话题。访问时他们脱掉了鞋子。伊玛目讲述了一些关于其宗教的内容并领诵了祷告词。此外，现场还提供了杜鲁姆卷饼（Dürüm）和柴茶（Chai）。

由于缺乏统计数据，无法确定每年有多少学生与 Ditib 社区接触。《世界报》就此询问了所有 16 个州的文化部，所有部门的回答均表示，清真寺访问没有申报义务，也没有统计记录。据德国 伞形组织自身称，其也不掌握全国范围的数据，但在回复《世界报》询问时，提供了科隆、杜伊斯堡和曼海姆这三座大型清真寺的数据。据此，德国最大的清真寺——科隆清真寺，去年接待了 230 个中等教育第二阶段（Sekundarstufe 2）的班级，学生总数近 6500 人。一名发言人表示，曼海姆每年约有 2500 名学生到访，杜伊斯堡为 1000 人。

在所有联邦州，学校自行选择访问哪些清真寺。由基民盟（CDU）政治人物乌特·艾林-许蒂格（Ute Eiling-Hütig）领导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教育部表示：“没有关于选择或避开特定运营机构的建议。”“具体校外学习场所的选择，以及访问前后的教学准备和总结，由相关教师负责。”在巴伐利亚州和萨克森州，文化部和学校监管部门还会与内政部及宪法保卫局协调。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发言人表示，安全部门提供的信息将被“用于评估计划中的清真寺访问申请”，以“提高学校对潜在极端主义协会的警觉，并抵制这些协会的影响”。宪法保卫局表示， 未被列入极端主义名单。当局不提供建议。巴伐利亚州宪法保卫局的一名发言人表示，不存在针对无风险运营机构的“白名单”。

尽管如此， 依然面临批评，甚至来自原则上对其持积极态度的政治人物——例如社民党（SPD）联邦议员马齐特·卡拉艾梅托格鲁（Macit Karaahmetoglu）。在柏林 CSD（骄傲游行）遭到恐怖袭击后，他在一篇 Facebook 帖子中表示，这次袭击“再次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像 这样的大型伊斯兰协会如此重要”。但他不希望这被理解为全盘赞同。卡拉艾梅托格鲁告诉《世界报》，“在埃尔多安领导土耳其国家的情况下”， “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偏移，批评是完全合理的”。

不过， 社区是注册协会，“它们全部服从于《基本法》和我们的自由民主基本秩序”。

但这并不适用于 背后的运营机构——土耳其宗教事务局（Diyanet）。该局负责向德国的社区派遣伊玛目。

例如，在 Diyanet 看来，同性恋“在所有形式上都被明确禁止”。任何反对这一禁令并将其斥为“仇恨言论”的人，都是在反对“发送给全人类的最后一种宗教”，即伊斯兰教，以及《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Diyanet 的态度同样充满争议

同性恋在 Diyanet 看来在所有形式上都被明确禁止

对以色列。在一项法特瓦（Fatwa）——即宗教法律意见——中称，以色列正在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该法特瓦明确提及 7. Oktober 2023, 但将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的日期重新解读为犹太国家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之新“维度”的开始。根据章程，Diyanet 的官员还通过咨询委员会共同决定德国 Ditib 协会的路线。

社民党（SPD）政治家 Karaahmetoglu 表示，穆斯林必须面对这类社会议题。“尖锐地说，穆斯林社区内部的这场辩论比天主教会的辩论落后了 20 年。”绿党教育政策专家 Misbah Khan 也呼吁进行更多讨论。她在接受《世界报》（WELT）采访时表示：“前往清真寺参观与前往教堂或犹太会堂一样，可以为学校的宗教教育做出重要贡献。前提是由合格的教学人员进行教学前后的准备，并在课堂上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唯有德国选择党（AfD）断然拒绝学校与 Ditib 开展任何形式的合作。AfD 联邦议院党团教育政策发言人马丁·赖查特（Martin Reichardt）表示：“Ditib 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延伸，其代表的立场——特别是针对中东冲突——与基于利益的德国外交政策相悖，并使得在德国实现与反犹主义的可信距离化变得不可能。Ditib 所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宣扬的同性恋观念，与我们法治国家的原则是不相容的。”

联盟党（Union）和左翼党（Linkspartei）的党团未回应《世界报》（WELT）的查询。

“宪法教练”即将到来

特聘培训师将引导图林根州的学生识别反民主倾向

教育部计划在图林根州的学校引入所谓的“宪法教练”。该部表示：“这些教练未来将更具体地支持学校在民主教育和应对反民主倾向方面的工作。”此类教练的部署正通过与耶拿大学的合作进行筹备。教育部最初未透露更多细节。

此外，所谓的“宪法十五分钟”活动将在今年秋季扩大。该活动于今年年初在部分学校引入，旨在加强政治教育。其方式是基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探讨宪法价值观。教育部长克里斯蒂安·蒂施纳（Christian Tischner，CDU）在引入该活动时表示，从长远来看，“宪法十五分钟”将在图林根州的所有学校开展。目前，教育部已为学校整理了一份关于应对极端主义的免费咨询和预防方案概览。教师、学校管理层和教育团队可以在教育部网站上获取该指南。

根据公告，蒂施纳表示：“当仇恨、煽动或反宪法符号在学校日常生活中出现时，教师绝不能孤军奋战。”教育部将为教师提供固定的联系人以及贴近实践的进修培训。蒂施纳强调：“民主的校园文化不会自动形成。”

在整个去年，学校报告了101起涉嫌与右翼极端主义相关的违法行为，例如学生使用万字旗或其他违宪或恐怖组织的标志，或发表煽动仇恨及反犹太主义的言论。2024年此类违法行为为120起，而前一年为73起，这些均被归类为右翼政治动机犯罪。这一数据来自教育部对左翼州议会议员卡塔琳娜·柯尼希-普鲁斯（Katharina König-Preuss）议会质询的答复。

公立学校的管理层有义务将“反宪法言论或相关符号的使用、暴力袭击以及违背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活动”作为“特殊事件”报告给教育部。教育部表示，学校管理层将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取何种教育或纪律措施，以及是否向警方报案。 dpa / s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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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鄙视这些人”

来自加沙的活动人士 Alkhatib 对亲巴勒斯坦阵营发起猛烈抨击

艾哈迈德·福阿德·阿尔卡提布（Ahmed Fouad Alkhatib），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2005年，艾哈迈德·福阿德·阿尔卡提布离开家乡加沙，作为交换生前往美国。一年后他试图返回时，由于哈马斯绑架了一名以色列士兵，边境已被关闭。在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中，他的31名亲属丧生。如今，阿尔卡提布是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负责领导“为巴勒斯坦重新调整”（Realign For Palestine）项目。近期，他出版了《哈马斯及其两百万名人质》一书。

菲利普·福尔克曼-施卢克（PHILIP VOLKMANN-SCHLUCK）

《世界报》：一年前您再次看到了家乡加沙，当时您是在一架投放救援物资的飞机上。那时您的感受如何？ 艾哈迈德·福阿德·阿尔哈提卜（AHMED FOUAD ALKHATIB）：看到那里的荒芜、苦难以及战争留下的巨大痕迹，内心非常沉重。但这次机会向世界证明，只要考虑到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加沙的领空是可以开放的。我们的机队由来自德国、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和约旦的飞机组成。这清楚地表明，在提供援助和重建方面，务实的方法具有怎样的潜力。

《世界报》：您目前从加沙的联系人那里听到了什么？

阿尔哈提卜：自2025年10月达成广泛停火以来，虽然有些情况有所改善。大规模轰炸已基本停止。救援物资和商业贸易商品正在涌入，但这些商品由一小群有影响力的商人销售。然而，这也使得哈马斯能够征税并积累资源，以巩固其压迫和统治的机器。加沙地带70%的人口住在帐篷或临时住所中。面对恶劣的天气、老鼠、缺乏卫生设施、没有排水系统且几乎没有隐私。在这些被困在如此条件下的人群中，攻击行为和家庭暴力也在增加。加沙尚未被引导至一条恢复之路。

《世界报》：局势陷入僵局：以色列拒绝撤军，哈马斯拒绝缴械。

阿尔哈提卜：我最可怕的噩梦是持续的停滞，这将使加沙变成下一个摩加迪沙或索马里。不过，哈马斯本身可以采取缴械步骤，而无需等待以色列。只有傻瓜才会认为，在付出了巨大的外交代价、士兵伤亡以及战争带来的经济成本之后，以色列会在没有可靠保证哈马斯不会重建其军火库和隧道系统的情况下，轻率地放弃对加沙的控制。是的，考虑到选举，以色列政府在面对国内民众时表现得毫不妥协。但在经历了20年的哈马斯统治和多次大规模战争之后，这种态度的部分原因是可以理解的。

《世界报》：必须发生什么？

阿尔哈提卜：我也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前行方向。需要一条并行路径，去加强一个能够确保加沙安全并进行临时管理的替代方案。一个由技术官僚、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和国际稳定部队组成的委员会。加沙的权力真空必须被填补。

《世界报》：您说在10月7日的哈马斯恐怖袭击以及加沙战争爆发后，巴勒斯坦人错失了一个历史机遇。是谁错失了，又错失了什么？

阿尔哈提卜：全球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关注度达到了一个一代人才出现一次的高度。当时的机遇本应是建立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巴勒斯坦政治阵营，提供一些具体方案。在必要时与以色列合作，但在有意义的地方实现民族分离。然而，人们并没有为了反对犹太定居者的暴力扩张而支持“两国方案”，而是将整个以色列称为被占领土地，并将恐怖主义美化为抵抗。浪费这一潜力的主要责任方有两个。首先是犯罪组织哈马斯本身，因为他们不释放人质，躲在平民身后，抢夺救援物资。其次是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的全球工业复合体。

《世界报》：尽管您同样批评以色列的做法，但您仍因批评哈马斯而受到来自亲巴勒斯坦圈子的威胁，甚至是身体威胁。

阿尔哈提卜：很大一部分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应对分歧的加深负责。他们沉醉于自己的影响力——并将其完全浪费了。那些帐篷营地、游行示威、网络活动：这些令人尴尬，适得其反且毫无效果。我不在乎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在为正义事业而战。这对我们没有帮助。我鄙视这些人。

《世界报》：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做法才会有帮助？

阿尔哈提卜：将巴勒斯坦民众与哈马斯明确区分开来，并明确谴责10月7日是一场令人厌恶的、灾难性的行为。然而，人们听到的却是辩解。整个论调都围绕在剥夺以色列的正当性上。他们让巴勒斯坦事业变得像放射性物质一样令人避之不及。

《世界报》：以色列在国际上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批评。在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民众的支持率大幅下降。这没有帮助吗？

阿尔哈提卜：以色列在许多年轻人中可能不受欢迎，但当地的事实则不同。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经济更强，且占据优势。即使华盛顿取消每年38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色列早已在自身不断增长的军工复合体中生产许多武器，并用自己的资金购买许多武器，其中包括来自德国和美国的武器。我不想淡化美国角色的重要性。但必须承认：以色列存在且将继续存在，它有权获得安全。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说：巴勒斯坦人同样有权获得安全；他们有权不受到约旦河西岸侵略性军事占领或定居者的恐怖威胁。

《世界报》：1999年，您与家人从沙特阿拉伯飞往加沙，当时那里有一个国际机场。你们持有刚印好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护照。为什么两国方案在当时看来如此近，而今天却如此遥远？

阿尔哈提卜：问题的一部分在于亚西尔·阿拉法特在2000年决定发动第二次大起义。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领导层还是哈马斯，都一直在犯错。其中一个关键部分是不愿在叙事层面解决问题，即关于巴勒斯坦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叙事。到目前为止，这一切都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就拿所谓的回归权来说：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的后代永远不会回到今天的以色列国土。在私下交谈中，90%的加沙巴勒斯坦人也会告诉你，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点。但在公开场合，巴勒斯坦人是不被允许质疑这一点的。

《世界报》：然而，在以色列几乎不再有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支持“两国方案”了。

阿尔哈提卜：对于以色列政府中的法西斯分子（如部长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赫）、战争方式以及占领行为，并不缺乏合理的批评。对此我无法提供任何新见解，而且我也厌倦了必须总是对双方发表看法。我专注于巴勒斯坦事业。我们必须进行自我批评。为什么这种永无止境的抵抗文化一直存在？为此，巴勒斯坦人分裂成了许多团体，包括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内部，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必须举行一次国际会议，就像以色列建国前西奥多·赫茨尔所做的那样，以确定目标。我将其称为“巴勒斯坦 2048”。当以色列成立100周年时，我们想成为什么样子？

《世界报》：具体来说，什么能帮助加沙的人们摆脱哈马斯的统治？

阿尔哈提卜：必须反驳那种认为哈马斯作为抵抗运动继续获得支持的普遍叙事。然后，我会支持人们离开加沙。在任何战争中都有数百万人逃难。但在加沙，他们被禁锢在那里，理由是否则就是种族清洗。而实际上，约一半的人口想要离开。要创建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法塔哈和哈马斯之外的新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政治阶层，前提是人们能够旅行、学习、工作，并与犹太人、以色列人以及所有其他可能的人接触。他们的汇款将成为重建的一部分——就像一千多万埃及人在国外工作并将钱寄回家，以及拉丁美洲人在美国向其祖国汇款数十亿一样。加沙地带70%的人口从未离开过家乡。一个人如果一生都待在那里，其信念的自由度就会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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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PISA研究中隐藏的真相

坦白说：我再也不想听到关于PISA研究的消息，也不想再阅读相关内容。这并非因为数据本身，而是因为对数据的解读。数据无法自行发声，必须由人引导其发声。而正是在这个环节，政治意识形态找到了切入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研究人员，在针对2025年PISA研究时，都传播着以下主要信息：1. 学生的成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差。2. 德国的教育体系在公平性方面极其糟糕。以及3. 这与移民完全没有关系。我认为这三个论点都值得怀疑，尤其是最后两个。

在2025年的PISA研究中，自然科学是重点。但在这一领域，德国与2022年相比并没有变得更差。在德国的PISA研究报告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在2022年至2025年之间，负面发展趋势仍在继续，尽管这种变化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统计学上并不显著”意味着：与2022年相比，成绩下滑在科学上是无法证明的。而数学和阅读能力则恰恰相反。

但最令公众关注的是关于教育公平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平均成绩都低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人们经常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金钱是学业成绩和智力的主要原因。但在一个竞争社会中，这种关系其实是反过来的：聪明的父母能够帮助孩子学习，同时凭借其聪明才智获得高收入。孩子的聪明程度与其父母的聪明程度一样，都是其父母自身能力的产物，高收入亦然。并非金钱创造教育，只有教育能创造教育。

在国际比较中，PISA研究显示，最贫困的孩子与最富有的孩子之间存在85分的学习差距。这相当于三个学年的差距。但在德国，这一差距甚至达到了125分，即四个学年的差距。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德国的教育体系尤其不公平。但如果仔细观察数据，这一主张是站不住脚的。PISA在进行公平性分析时，根据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将其分为四个组别。仅仅是这个称呼就具有误导性。虽然父母的收入被纳入了这项分析，但其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同样被纳入其中。而且正如前文所述，收入本身就是父母教育程度的结果。聪明的人能获得高薪的好工作。因此，在“社会经济地位”中，主导因素实际上是教育而非金钱。现在，如果我们观察德国从贫穷到富有的四个学生群体在成绩上与OECD平均水平的对比

德国PISA研究负责人声称，将成绩下滑归结为移民的“所谓解释”是错误的。事实上，该研究通过一个障眼法隐藏了这一因素

马蒂亚斯·布罗德科布（MATHIAS BRODKORB）

表现如何，情况就变得有趣了。只有德国最贫困的学生成绩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接下来的两个组别则优于国外水平。而德国最富有的学生表现甚至明显更好。在德国，贫富之间差距的整整75%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释。

只有当贫困儿童与富裕儿童之间差距的原因在于教育系统的失败时，这里才存在不公正。而事实上，被掩盖的原因却在系统之外。我们的最贫困学生确实比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略低。在2022年的Pisa测试中，数学科目的情况还不同。当时，德国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之间的差异完全是由最富有的四分之一学生决定的。为什么现在改变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里涉及到了移民因素。但Pisa的研究人员对此不愿深究。在德国，28%的学生具有移民背景。而在经合组织或欧洲的平均水平中，这一比例仅为14%或16%。然而，具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可靠地低于其他人。这并不令人惊讶。这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教育语言（在我国即德语）的掌握较差。任何德语说得不好的人，在所有科目中都会在肩上承担额外的负担。也许除了体育课。

相反，Pisa的研究人员声称，移民并不是解释教育问题的相关因素。这不仅违背了常识，也违背了那些教授移民比例高达80%或更多的班级的教师的经验。但为什么这些生活经验会被认为完全错误呢？

支持这一观点的第一个论据是：加拿大和瑞士等国的学生移民比例比德国更高，但成绩却更好。因此，移民根本不可能是问题。这个论据极其荒谬。瑞士和加拿大对移民的管控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迁入的主要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才。准入条件非常苛刻：语言能力是前提，同时还需要有工作机会或足够的资产。瑞士甚至打算通过征收移民税进一步收紧规则。目前讨论的是每名雇员每年缴纳4,000瑞士法郎。而众所周知，迁入德国的并非主要是高潜力人才。这是完全不受控的移民的结果。

第二个论据：Pisa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对照计算。他们探讨了大约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移民背景的孩子在家里说德语，他们在学校的成绩是否会更好？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当然如此。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移民与糟糕的学校成绩之间没有关系，或者至少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关键在于语言。这种论证方式让人想起魔术师的把戏：当然，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声称移民天生携带某种基因，使他们比德国人更不聪明。相反，论点一直以来都是：移民通常在德语教育语言方面存在问题——这将影响到他们在几乎所有科目中的整体成绩水平。当然，那些因为父母受过教育而没有德语问题的移民，不存在这个问题。一切始终取决于教育，而非出身或金钱。

因此，Pisa研究人员的论证并没有证明移民对学校没有影响。它证明的是，在整合（Integration）奏效的地方，移民不是问题。天哪，真是太令人惊讶了！但这恰恰与一个问题有关：一个学校系统在不损害平均成绩的情况下，究竟能承受多少移民。事实上，陷入危机的并非教育系统，而是其周边环境。我们的社会通过政治上的错误决策使学校不堪重负，随后又对令人沮丧的结果感到惊讶。

德国新的 PISA 负责人、来自慕尼黑工业大学的萨缪尔·格赖夫（Samuel Greiff）在接受《镜报》采访时依然表示：“这种所谓的解释——即移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德国持续的成绩下滑负责——根本不成立。”他的同事、莱布尼茨自然科学与数学教育研究所（IPN）所长奥拉夫·科勒（Olaf Köller）在接受询问时也反驳了这一主张：“在我看来，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第一代移民极低的成绩。”因此，组织移民的方式确实会产生影响。

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相在 2025 年的 PISA 测试中，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都被简单地通过计算“剔除”掉了。但现实无法被计算剔除。它依然是现实。正因如此，我渐渐失去了阅读 PISA 研究报告的兴趣。数据本身不会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的是意识形态。

评论

处于灭绝边缘的基民盟

安娜·施耐德（ANNA SCHNEIDER）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目前的权威及其权力状况如何，周日晚上在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的黄金时段节目中可见一斑。克拉拉·冯·纳图西乌斯（Clara von Nathusius）作为嘉宾出席，她是青年联盟（Junge Union）的董事会成员，根据描述是一名“基民盟影响力人物（CDU-Influencerin）”——大概是因为她与党内许多陈腐之辈不同，不仅能容忍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而且真正理解了它们。

事实上，她确实有很多话要说。冯·纳图西乌斯在《柏林报告》（Bericht aus Berlin）中表示，基民盟面临着严重的公信力问题。“这不仅仅是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个人的问题，但他也包含在内。因此遗憾的是，我认为有了这位联邦总理，我们将无法再赢得选举。”简单来说，就是把许多人心中所想的话直接说出来了。她认为，人们必须思考基民盟代表什么，以及该党想要走向何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纳图西乌斯还谈到了德国政治中一个普遍的热门话题——“防火墙”（Brandmauer）。“我认为，防火墙——我现在只能代表我自己说话——是一个失败的项目，”她说，“过去几年，我们明确地只把时间花在定义我们反对谁或反对什么，而没有定义我们代表什么。”

对于一些党内死忠分子来说，这番话极其大胆，因为它击碎了那些坚持“防火墙”论调者的另一个常用论点：即基民盟的首要考量不应该是防火墙倒塌后 AfD 会发生什么，或者它是否根本不会消失。人们经常引用奥地利和自由党（FPÖ）作为对比案例：看看吧，没有防火墙的情况甚至更糟糕。委婉地说，这种想法非常浅薄。在奥地利，选民目前同样对由黑、红、粉三色组成的“几乎与所有人合作”的中间派联盟感到不满，不同之处在于，在奥地利，下次选举后实现真正的政治权力更迭是有可能的。

在与 ARD 的访谈中，纳图西乌斯还谈到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接下来的发展方向或应当如何发展。她再次用冷静的论据反击了党内许多忧心忡忡的人，她并不排除基民盟与 AfD 进行探索性会谈的可能性。“我认为，如果我们受到邀请，首先应该与每个人交谈。然后必须看看这些谈话实际上能产生什么结果。”她表示，基民盟对此有明确的标准。但公民们不明白，为什么基民盟在图林根州可以与 BSW 组建联合政府，却不与 AfD 对话。“这与我们基民盟拥有的‘不可兼容决议’相矛盾。因此，这些决议在目前现有的形式下应该被直接废除，”冯·纳图西乌斯如是说。

这种直击要害的言论让人们在昨晚之后感到头脑发懵，至少在社交媒体上是这样。冯·纳图西乌斯听到的那些来自内部的指责，在“预料之中的粗鄙”与“可怜”之间摇摆——其中，指责她主张与极右翼组建联合政府，甚至可以被视为较为温和的虚假指控。且不论柏林哲学教授托比亚斯·罗斯费尔特（Tobias Rosefeldt）向外界发出的那段原话：“如果法西斯主义回归，它不会说‘你好，我是法西斯主义’，而是会戴一副夸张的黑框眼镜，并以 1.5 倍速播放视频”。遗憾的是，人们担心基民盟会被这种精神上的平庸之辈所影响，就像他们在过去几年中所做的那样。

面对这位戴着酷炫眼镜的年轻女性，现任的基民盟（CDU）大佬们显得多么失落。而她将对左翼-绿党-社民党同事以及媒体的依赖淡化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现在媒体公众领域中愈演愈烈的小数政府辩论，简直显得近乎可笑。现在已经太晚了，至少对这位总理来说是这样。因为他怎么可能重新回到由他自己一次次设立的界限之后——又有谁会相信他？

与这份在地理和精神上都像是“来自柏林的报告”并行，基民盟家庭部长卡琳·普林（Karin Prien）周日晚上在卡伦·米奥斯加（Caren Miosga）的节目中，再次阐述了那个或许本应让其随着上周一起被掩埋的、被视为“选举冲击之嘲讽”的想法：普林表示，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联邦总理和联盟党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共情力”。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也许基民盟真的会一直这样讲述，直到他们自己也相信为止。毕竟，因缺乏共情力而失败，听起来比因被左翼枷锁束缚太紧而失败要体面得多。

客座文章

弗里德里希·默茨的两本账

德国必须节省。这句话如今已成为联邦政府的固定措辞。因此，弗里德里希·默茨要求进行改革，并探讨德国长期来看还能负担得起什么。然而，在计算过程中却采用了双重标准。例如，在医疗和护理保险方面，人们不仅关注下一年的金库情况，而且会从经济角度进行论证。

人们会计算未来的资金缺口，预估缴费率，将人口结构带来的负担纳入考虑，并审视那些直到几年后才会产生实际支付义务的承诺。从这种综合评估中，最终得出了一个政治结论：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这是理性的。一项义务不会因为明天才需要支付而消失。一个财务问题也不会因为在下一个预算年度中尚未出现而变得更小。任何想要判断一个系统是否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的人，必须将目光投向单个预算年度之外。

但在联邦政府自身想要承担的政治财务义务方面，却缺乏这种经济视角的考量。这一点在对乌克兰的支

约亨·齐默曼（JOCHEN ZIMMERMANN）

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各项款项被严格区分。当前的支出、未来几年的义务、贷款与补贴、担保以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的融资被整齐地分开，彼此独立。同样，资金是通过市镇、联邦州、联邦政府、欧盟还是国际融资机制流转，也被区分对待。贷款不是补贴，担保不是支出，KfW融资不是普通的预算项目。这些区分没有一项是错误的。只不过，现在发生的情况恰恰与医疗和护理保险中理所当然的做法相反：各项负担没有被整合到一次经济综合评估中。因此，并没有产生一份统一的“德国账单”。

贷款、担保和多年期承诺虽然在现金流影响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占据了财务空间。因此，它们在今天就已经具有经济相关性。在社会保险方面，人们跨预算年度进行汇总计算，是因为人们想知道未来会产生怎样的经济负担。而在乌克兰问题上，经济负担被分解为预算法和机构层面的组成部分，且每个部分被单独看待。这就是弗里德里希·默茨的两本账。其中的数字绝非秘密，只要足够努力，很多都能找到。问题更为微妙：人们隐藏的不是数字，而是总额。由此，还有另一件事变得不可见：政治上的目标冲突。国家在某处支出或长期绑定的资金，在另一处就无法再使用。医疗和护理保险同样与其他国家支出竞争相同的财务空间。

正是这一点让这本账显得双倍不诚实。在乌克兰问题上，财务义务被拆分得如此之散，以至于其整体经济规模几乎不可见。而在社会保险方面，资金缺口则被呈现为一种孤立的客观必然。这样一来，一项关于优先事项的政治决定，就变成了“某些服务纯粹已无法负担”的断言。就这样，人们可以用一堆正确的数字勾勒出一幅扭曲的画面。因为政治操纵并非始于错误的统计数据，它可以运作得更加优雅。人们只需要决定哪些关联被揭示，而哪些被隐藏。

正因如此，这种不同的计算方式并非无害。它影响

政治操纵 并非始于 错误的 统计数据。它可以 运作得 更为优雅

影响公民究竟能感知到哪些替代方案。人们被非常精确地计算出，医疗和护理保险在未来几年可能会花费多少。与此同时，他们显然不被允许去询问，其国家在同一时间段内已经在其他方面承担了哪些经济义务。必须认为公民在某种程度上相当天真，才会相信他们不会注意到这种差异。显然，政治沟通是寄希望于公民不会将这些账目汇总计算。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主张向德国人讲述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那么，他也应该相信他们有能力理解全部的真相。

公民理应得到一份诚实的账单。只有当国家整体承担的财务义务以及由此导致在其他方面失去多少空间变得透明时，公民才能真正评估政治优先级。他们并不愚蠢。人们应该停止把他们当成愚蠢之辈。

约亨·齐默尔曼（Jochen Zimmermann）是不来梅大学的企业经济学教授

世界上最古老的致幻剂

长期以来，啤酒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药物。一项考古发现现在可能会改变这一观点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与药物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在每个文化圈中都至少发现了一种旨在让人产生快感或致幻效果的物质——例如用于宗教或医疗目的，或用于休闲。此前，研究人员认为啤酒是最古老的致幻剂，大约在 13.000 年前首次在以色列用大麦酿造而成。

琳恩·平德斯 (LYNN PINDERS)

然而，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现已将槟榔确定为人类最古老的致幻剂。该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专业杂志《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研究人员对早期人类的骨骸残骸进行了研究。其中一名个体生活在约 25.000 至 16.000 年前，另一名生活在 7600 至 6300 年前。两具骨骸均显示出一种异常的牙齿磨损形式。深且圆润的牙槽沟提示，这些人曾在生前长期反复地吮吸整个槟榔果。

食用槟榔早已为人所知。槟榔树的种子可以引起轻微的欣快感、提高警觉性以及产生其他精神活性作用。亚当·布鲁姆（Adam Brumm）在接受该专业杂志采访时表示：“尽管在西方社会几乎不为人知，但它是全球消费量第四高的精神活性物质，仅次于酒精、咖啡因和尼古丁。”

然而，对这两具骨骸的研究表明了一种不同的消费形式。布鲁姆说：“我们的团队进行了实验，将槟榔浸泡在人工唾液中，并将产生的溶液在一系列表达在蛙卵中的克隆人类受体上进行测试，其中包括作为分子开关并调节神经活动的特化蛋白质。这表明，仅仅吮吸完整的槟榔就能释放出足够数量的槟榔碱，从而产生生理影响并改变大脑功能。”

研究人员称，这是证明人类在 25.000 年前就已摄入物质以诱发药物快感的最古老证据。布鲁姆表示：“在苏拉威西岛兴起且早在农业开始之前的槟榔吮吸行为（可追溯至 25.000 年前），可能是全球范围内药物消费的最早证据。”按照时间顺序，槟榔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药物。

2026 年夏天，卡斯滕·施耐德（Carsten Schneider）为其传达的信息提供了契机：面对高温、低水位和干旱，联邦环境部长宣布：“削弱经济的不是气候保护，而是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他将积极的气候政策称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这是否属实？

成本问题是气候变化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为了避免在二氧化碳减排措施上投入不成比例的支出，应该接受多少程度的额外升温？在达到什么温度时，我们为修复损害支付的费用将超过今天预防措施的成本？谁能证明气候变化的后果很快将比气候保护措施更昂贵，谁就能坚持要求动用巨大的财政资源来遏制升温。相应地，各国政府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时，总是辅以计算出巨大气候变化成本的研究报告。

最著名的研究——《斯特恩报告》（Stern-Report）——由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Sir Nicholas Stern）于 2006 年发布。布莱尔发现气候灾难是一个可以用来转移伊拉克战争灾难注意力的主题。然而，在 2005 年初，经济事务特别委员会

“随后膀胱中的益生菌将被破坏”

女性膀胱炎令人痛苦，且通常会被习惯性地用抗生素治疗。然而，许多感染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对抗。一位专家对此进行了讲解——同时也涵盖了产后不适的问题。

膀胱炎反复发作。一年之中，阿莉娜·特恩赫尔（Alina Turnher*）多次遭受痉挛性疼痛和频繁尿意之苦。而且，炎症并非折磨这位年轻女性的唯一问题。自从孩子出生后，这位 31 岁的女性在白天外出时会出现少量漏尿的情况。“这是一种巨大的负担，”特恩赫尔说道。她只能在佩戴护垫的情况下才能出门。但没有人能找出她这些症状的真正原因。

亚历山德拉·布勒姆 (ALEXANDRA BRÖHM)

与特恩赫尔一样，半数女性在生命周期中都会患上膀胱炎。而且许多人像她一样反复发病。由于女性的尿道较短，细菌更容易进入膀胱。虽然男性发病率较低，但一旦发病通常更为严重。此外，尿失禁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它不仅困扰着高龄老人，还困扰着许多经历过一次或多次分娩的女性。

“尽管膀胱问题如此普遍，但针对这些议题的研究和公众关注度仍然不足，导致由于问题未被识别而出现治疗延迟，”苏黎世大学医院盆底与失禁中心共同负责人科妮莉亚·贝特沙特 (Cornelia Betschart) 教授表示。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疾病被视为禁忌，没有人愿意谈论。由苏黎世大学医院和巴尔格里斯特诊所 (Klinik Balgrist) 部分研究人员发起的“膀胱好——生活好”倡议旨在改变这一现状。

“对于膀胱炎，正确治疗至关重要，”贝特沙特说。因为抗生素耐药性在这一领域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在一种常用于治疗膀胱炎的抗生素中，耐药率在过去十年中从 1% 上升到了 17% 至 21%。在这种情况下，关键药物将失效，对于严重病例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无需抗生素即可治疗膀胱炎的良好方法，”贝特沙特说。这只需要一点耐心。

在不使用抗生素的情况下，炎症痊愈的时间平均会延长一天。

重要的是每天至少饮水 1.5 至 2 升。这也适用于预防。炎症期间的痉挛性疼痛可以通过止痛药和热敷得到有效缓解，而疾病本身则可用植物药治疗。例如，推荐使用 D-甘露糖，这是一种能够防止细菌附着在膀胱壁上并作祟的糖分。

如果患者在抗生素的使用上保持克制，将获得双重益处。这样可以确保严重病例在未来依然能够得到良好治疗。“如果用抗生素治疗膀胱炎，膀胱中的益生菌（也称为膀胱微生物组）也会被破坏，”贝特沙特说。然而，这些细菌对于抵御进一步感染至关重要。

特别是对于每年多次患膀胱炎的女性来说，除非感染上升至肾脏，否则不直接开抗生素处方是有利的。如果出现发烧和腰侧疼痛，相对无害的膀胱炎可能会演变为肾盂肾炎。这通常伴有高烧和剧烈疼痛。

膀胱通过输尿管与肾脏相连。炎症可以通过输尿管上升。

“抗生素仅在 1% 至 3% 的膀胱炎病例中是必要的，”专家贝特沙特表示。

对于阿莉娜·特恩赫尔 (Alina Turnher) 来说，医生在经过数年的痛苦经历后才查明导致其持续膀胱炎和尿失禁的原因。她的第一个儿子在分娩过程中卡住了，必须通过紧急剖腹产取出。

“因为他已经处于盆腔相对较低的位置，所以过程并不简单，时间紧迫，医生必须用力牵拉，结果导致我的膀胱撕裂了，”特恩赫尔说。一名泌尿科医生缝合了撕裂口。“但在接下来的几个夜晚，护理人员出现了失误，”身为专业培训护理人员的特恩赫尔说道。新缝合的膀胱不能充盈过多，因此导尿管必须保持畅通。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导致膀胱过度扩张。

没有人注意到，因此裂口未能正确愈合。在该部位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瘘管。膀胱与阴道之间产生了连接，从而导致了持续的炎症和尿失禁。

“我做了加强盆底肌的物理治疗，看了泌尿科医生，尝试了自然疗法和整骨疗法，”特恩赫尔说道。但都没有效果。“我觉得似乎没有人真正认真对待我的问题，”这位年轻女性说。

在她的第二次怀孕期间，她经历了七次膀胱炎，且每次都必须服用抗生素，因为怀孕期间炎症引发并发症的风险更高。

直到更换医生前往苏黎世大学医院才终于得到了缓解。尿路妇科门诊的专家们做出了正确诊断，并在第二次剖腹产手术期间进行了手术，极大地改善了症状。

炎症并非围绕膀胱的唯一健康问题。尤其在分娩后，女性经常遭受尿失禁的困扰。“近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分娩后会出现盆底问题，”贝特沙特说。虽然这可以通过物理治疗来改善，但约有15%的女性症状依然存在。因此，在这一领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姓名已更改

本文首次发表于瑞士《每日导报》（Tages-Anzeiger），《世界报》（WELT）是领先欧洲报纸联盟（LENA）的成员。

气候平衡

哪个更昂贵——气候变化还是气候保护？争论升级

阿克塞尔·博亚诺夫斯基 (AXEL BOJANOWSKI)

……批评英国政府昂贵的气候保护政策。为了反击这些批评，必须证明全球变暖带来的成本要高得多。《斯特恩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将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斯特恩并未掩饰其动机：挑战在于击败怀疑论者。他假设天气灾难将剧烈增加，并预测灾难损失占全球经济产出的百分比将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从2005年的2%增加到2015年的3%、2025年的4%、2035年的5%和2045年的6%——最终达到20%。然而，他的预测被证明明显失准。环境研究人员朱塞佩·福梅塔 (Giuseppe Formetta) 和吕克·费延 (Luc Feyen) 在2019年的专业杂志《全球环境变化》(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中诊断道：“显然，人类和经济的脆弱性都在降低。”

其他政府也效仿了斯特恩的方法：为了证明能源转型成本的合理性，他们夸大了气候变化的成本。在经济学家计算出仅德国国内的能源转型到2025年将花费超过5000亿欧元后，红绿灯政府在2023年予以反击：到本世纪中叶，气候变化在德国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9000亿欧元。

这一巨额数字源自RCP8.5气候情景，该情景假设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剧烈变暖。在查看成本预测时，始终需要留意细则：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家马克西米利安·奥夫哈默 (Maximilian Auffhammer) 在8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报道气候损害的数字时，绝不能在没有‘使用说明书’的情况下单独报道。”

这份“使用说明书”始于一个假设的对比世界：研究人员将2100年在升温3度情况下的经济产出，与升温较低的发展情况进行对比。为此，人口、技术进步、贸易和能源供应也必须被描述在内。

但即使没有人为的变暖，也会出现风暴、干旱和低水位。为了估算额外的气候变化成本，需要评估此类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如何因变暖而改变。研究通过历史数据寻找天气与经济之间的统计相关性。为此，他们必须将气候影响与经济发展的其他原因区分开来。

短期天气冲击与长期改变的气候并非同一回事：农民可以更换品种，城市可以创造遮荫，企业可以改变工作时间。在长期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与没有气候变化的路径之间的差距会在数十年间成倍增加。为了使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具有可比性，经济学家计算了“二氧化碳的社会成本”：人类排放的每增加一吨二氧化碳会造成多少损害？在1982年至2022年之间，科学家们提供了约6000次估算。

其中重要的因素包括农业的转变以及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食物供应、能源供应的转型、建筑物的空调化、对劳动力和健康的后果、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或交通方式的改变。对于当前情景预示的世界正趋向的 2,5 度升温，大多数计算结果并未预言会出现经济灾难：作者理查德·托尔（Richard Tol）报告称，所有相关研究的平均结果显示，经济损失约为 1,8%，这大约相当于到 2100 年为止总共损失了一年的经济增长。

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因其对气候的成本效益分析于 2018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计算出 2,6 摄氏度是最佳升温幅度：超过这一界限后，气候变化的成本将超过气候保护的成本。诺德豪斯在 2020 年警告称，他认为《巴黎协定》的 2 度目标“无法实现”，因为其成本太高。这一意图“不符合经济现实”。《巴黎协定》在制定时，并未事先询问实施将花费多少钱。这位诺贝尔奖得主警告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让我们的经济停摆。”

在估算的极端端是阿德里安·比拉尔（Adrien Bilal）和迭戈·肯齐格（Diego Känzig）。他们的研究估算，在比工业化前升温三度的情景下，2100 年的全球人均 GDP 将比没有进一步升温的情况低约 53%。关键区别在于损害的推导方式：诺德豪斯将现有的估算汇总为一条模型曲线。而比拉尔和肯齐格则根据历史数据估算全球温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存在争议。气候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尔分析认为，将历史模型应用于其他国家和时期是行不通的。

托尔与两名同事共同审查了 2,800 多个地区：简单模型虽然能发现温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联系。但如果考虑到一年的增长取决于前几年的经济发展，那么所谓的气候效应就消失了。研究人员的结论是：模型高估了所谓的气候损害。经济学家芬巴尔·库廷（Finbar Curtin）和马修·伯吉斯（Matthew Burgess）则走得更远：损害模型之间截然不同的结果表明，这些模型的可信度较低。

也许施耐德部长应该参考批评者托尔的观点：他认为气候变化成本的高度不确定性正是遏制二氧化碳（CO $_{2}$）排放的理由——因为不确定性也可能意味着高风险。

每升柴油 2,60 欧元的构成 单位：分 / 升 股市世界（BÖRSEN-WELT）：

指数

14.09.(15:40 Uhr)< / td><>股价（欧元）< / ><>较前日涨跌 %< / ><>最低< / ><>12个月对比< / ><>最高< / ><>市值（10亿欧元）< / ><>股息（欧元）< / ><>股息率< / ><>市盈率 2026< / >< / tr><><>Adidas< / ><>143,35< / ><>+0,4< / ><>130,0< / ><>< / ><>196,4< / ><>25,80< / ><>2,80< / ><>1,95< / ><>15,20< / >< / ><><>Airbus SE< / ><>194,88< / ><>-2,3< / ><>157,5< / ><>< / ><>221,3< / ><>154,40< / ><>3,20< / ><>1,64< / ><>26,95< / >< / ><><>Allianz SE< / ><>444,20< / ><>+0,4< / ><>338,8< / ><>< / ><>454,6< / ><>168,98< / ><>17,10< / ><>3,85< / ><>14,08< / >< / ><><>BASF SE< / ><>52,58< / ><>+1,4< / ><>41,48< / ><>< / ><>55,05< / ><>46,93< / ><>2,25< / ><>4,28< / ><>18,13< / >< / ><><>Bayer< / ><>49,48< / ><>+2,7< / ><>25,78< / ><>< / ><>53,92< / ><>48,61< / ><>0,11< / ><>0,22< / ><>11,64< / >< / ><><>Beiersdorf< / ><>74,82< / ><>+2,0< / ><>67,08< / ><>< / ><>110,2< / ><>18,15< / ><>1,00< / ><>1,34< / ><>16,41< / >< / ><><>BMW St.< / ><>62,78< / ><>-0,3< / ><>56,40< / ><>< / ><>97,92< / ><>35,23< / ><>4,40< / ><>7,01< / ><>10,06< / >< / ><><>Brenntag SE< / ><>61,60< / ><>+1,6< / ><>43,72< / ><>< / ><>66,86< / ><>8,89< / ><>1,90< / ><>3,08< / ><>17,55< / >< / ><><>Commerzbank< / ><>42,61< / ><>-0,3< / ><>29,01< / ><>< / ><>43,20< / ><>48,04< / ><>1,10< / ><>2,58< / ><>13,36< / >< / ><><>Continental< / ><>69,12< / ><>-2,0< / ><>53,10< / ><>< / ><>77,50< / ><>13,82< / ><>2,70< / ><>3,91< / ><>10,43< / >< / ><><>Daimler Truck< / ><>44,06< / ><>-0,6< / ><>33,46< / ><>< / ><>50,08< / ><>33,73< / ><>1,90< / ><>4,31< / ><>12,59< / >< / ><><>DHL< / ><>55,86< / ><>+1,5< / ><>36,99< / ><>< / ><>58,30< / ><>64,24< / ><>1,90< / ><>3,40< / ><>16,63< / >< / ><><>Dt. Bank< / ><>34,18< / ><>-1,9< / ><>23,82< / ><>< / ><>35,85< / ><>65,30< / ><>1,00< / ><>2,93< / ><>9,52< / >< / ><><>Dt. Börse< / ><>284,50< / ><>+3,0< / ><>200,1< / ><>< / ><>291,8< / ><>53,00< / ><>4,20< / ><>1,48< / ><>23,85< / >< / ><><>Dt. Telekom< / ><>29,10< / ><>+1,8< / ><>23,53< / ><>< / ><>34,36< / ><>142,74< / ><>1,00< / ><>3,44< / ><>12,71< / >< / ><><>E.ON SE< / ><>17,37< / ><>-1,5< / ><>14,98< / ><>< / ><>20,39< / ><>45,87< / ><>0,57< / ><>3,28< / ><>15,64< / >< / ><><>Fres. M.C.< / ><>39,51< / ><>+2,8< / ><>34,57< / ><>< / ><>47,86< / ><>11,59< / ><>1,49< / ><>3,77< / ><>9,12< / >< / ><><>Fresenius SE< / ><>45,62< / ><>+1,3< / ><>35,11< / ><>< / ><>52,96< / ><>20,89< / ><>< / >< / ><><>GEA Group< / ><>63,55< / ><>-0,5< / ><>53,45< / ><>< / ><>68,10< / ><>10,35< / ><>1,30< / ><>2,05< / ><>18,53< / >< / ><><>Hann. Rück SE< / ><>255,00< / ><>+1,8< / ><>223,4< / ><>< / ><>281,2< / ><>30,75< / ><>12,50< / ><>4,90< / ><>11,13< / >< / table>

<><>< / ><>股价（欧元）< / ><>较前日涨跌 %< / ><>最低< / ><>12个月对比< / ><>最高< / ><>市值（10亿欧元）< / ><>股息（欧元）< / ><>股息率< / ><>市盈率 2026< / >< / ><><>Heidelb. Mat.< / ><>151,85< / ><>-2,0< / ><>150,5< / ><>●< / ><>241,8< / ><>26,78< / ><>3,60< / ><>2,37< / ><>11,69< / >< / ><><>Henkel Vz.< / ><>73,44< / ><>+1,6< / ><>61,28< / ><>●< / ><>84,20< / ><>13,08< / ><>2,07< / ><>2,82< / ><>12,86< / >< / ><><>Hochtief< / ><>379,60< / ><>-8,8< / ><>217,0< / ><>●< / ><>554,0< / ><>29,50< / ><>6,60< / ><>1,74< / ><>28,58< / >< / ><><>Infineon Tech.< / ><>53,94< / ><>-7,9< / ><>31,27< / ><>●< / ><>88,83< / ><>70,44< / ><>0,35< / ><>0,65< / ><>33,09< / >< / ><><>Mercedes< / >

Benz< / td> 46,50< / ><>-0,4< / ><>42,63< / ><>●< / ><>62,34< / ><>44,78< / ><>3,50< / ><>7,53< / ><>8,91< / >< / tr> <>默克 (Merck)< / ><>133,00< / ><>+1,2< / ><>100,7< / ><>●< / ><>148,8< / ><>17,19< / ><>2,20< / ><>1,65< / ><>15,81< / >< / ><><>MTU 航空 (MTU Aero)< / ><>331,50< / ><>-3,5< / ><>265,2< / ><>●< / ><>404,8< / ><>17,84< / ><>3,60< / ><>1,09< / ><>16,92< / >< / ><><>慕尼黑再保险 (Münch. Rück)< / ><>511,40< / ><>+1,6< / ><>437,4< / ><>●< / ><>575,6< / ><>66,81< / ><>24,00< / ><>4,69< / ><>10,05< / >< / ><><>奇亚根 (Qiagen)< / ><>36,93< / ><>+1,1< / ><>27,56< / ><>●< / ><>47,60< / ><>7,64< / ><>0,31< / ><>0,83< / ><>17,10< / >< / ><><>莱茵金属 (Rheinmetall)< / ><>998,70< / ><>+0,8< / ><>900,2< / ><>●< / ><>2008,0< / ><>45,94< / ><>11,50< / ><>1,15< / ><>26,19< / >< / ><><>RWE< / ><>57,76< / ><>-3,5< / ><>35,22< / ><>●< / ><>62,00< / ><>45,05< / ><>1,20< / ><>2,08< / ><>21,47< / >< / ><><>SAP SE< / ><>185,92< / ><>+4,9< / ><>127,5< / ><>●< / ><>244,3< / ><>228,40< / ><>2,50< / ><>1,34< / ><>25,64< / >< / ><><>Scout24 SE< / ><>74,75< / ><>+2,3< / ><>62,70< / ><>●< / ><>112,5< / ><>5,49< / ><>1,50< / ><>2,01< / ><>18,32< / >< / ><><>西门子 (Siemens)< / ><>258,60< / ><>-2,3< / ><>198,0< / ><>●< / ><>291,7< / ><>206,88< / ><>5,35< / ><>2,07< / ><>23,59< / >< / ><><>西门子能源 (Siemens En.)< / ><>132,54< / ><>-8,1< / ><>90,30< / ><>●< / ><>191,7< / ><>114,13< / ><>0,70< / ><>0,53< / ><>29,72< / >< / ><><>西门子医疗 (Siemens Heal.)< / ><>39,18< / ><>+2,5< / ><>32,81< / ><>●< / ><>49,71< / ><>44,20< / ><>1,00< / ><>2,55< / ><>17,03< / >< / ><><>德之馨 (Symrise)< / ><>89,36< / ><>+2,5< / ><>64,70< / ><>●< / ><>95,00< / ><>12,49< / ><>1,25< / ><>1,40< / ><>22,45< / >< / ><><>Vonovia SE< / ><>17,99< / ><>-0,7< / ><>17,88< / ><>●< / ><>28,90< / ><>15,26< / ><>1,25< / ><>6,95< / ><>8,86< / >< / ><><>大众优先股 (VW Vz)< / ><>81,60< / ><>+0,5< / ><>69,20< / ><>●< / ><>109,2< / ><>16,83< / ><>5,26< / ><>6,45< / ><>4,06< / >< / ><><>Zalando SE< / ><>22,57< / ><>+1,1< / ><>18,61< / ><>●< / ><>30,43< / ><>5,96< / ><>-< / ><>15,57< / >< / table>

数据截至：14.9., 15:40。变动幅度对比前一日，以百分比表示。 * = 前一日价格或最后可用价格。所有信息不保证准确无误。来源：Infront

[...OMITTED...]

油价高企的真正原因

柴油和汽油的价格几乎每天都在刷新纪录。导致价格飙升的触发因素只有一个。

加油站的价格已成为政治议题。发声的不再仅仅是德国政客，这已涉及宏大的全球政治。当德国国内的州长和联邦议院议员在争论价格上限、超额利润税以及拆分石油公司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在周日介入了，而且是在原油桶数真正短缺的地方。

霍尔格·茨佩茨 (HOLGER ZSCHÄPITZ)

唐纳德·特朗普在爱尔兰杜恩贝格的一次高尔夫锦标赛期间，向乌克兰规定了其可以攻击俄罗斯的哪些目标。这位美国总统表示，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精炼厂。他认为还有足够多的其他目标，但绝不能攻击柴油，因为这会损害全球利益。而触发这一举动的原因比基辅更近：美国的柴油价格首次超过每加仑六美元，且十一月将举行国会选举。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人们可能认为这种干预是灾难性的。它剥夺了基辅打击普京战争资金最有效的武器，并变相奖励了停止柴油出口的莫斯科。但在经济层面，特朗普领悟到了一点，而这一点在德国的讨论中几乎从未出现：目前的燃油价格是在精炼厂产生的。钻井，即纯原油价格，已仅是一个较小的项目。

这种全球政治如何直接影响德国加油站，在周一中午的柏林可见一斑。十二点刚过，每升柴油价格为 2.599 欧元，Super E10 汽油为 2.479 欧元；创下新纪录。这意味着柴油比汽油贵了 12 欧分，尽管税务局对其有明显的优惠：柴油的能源税为 47 欧分，而汽油为 65 欧分。国家每升为柴油车主节省 18 欧分，加上增值税后接近 22 欧分。尽管如此，目前柴油车主的支付金额更高。

正是这种表面上的反常现象揭示了燃油危机的核心。它使 2.60 欧元变成了一个涉及三个层面的政治问题。在国际层面，特朗普试图通过乌克兰的战争方式来控制柴油供应。在国家层面，德国正在讨论价格上限、超额利润税和反垄断法。在加油站，数百万车主面临一个实际问题：究竟是谁拿走了这 2.60 欧元。答案就在价格的分解之中。

国家在柴油价格中拿走了近一半，在汽油中拿走了超过一半，因为增值税也针对能源税和二氧化碳（CO₂）价格征收。可再生能源指令的成本是行业的估算值，且设定得较为宽松。值得注意的是“物流、贸易、加油站”这一项，其中隐藏着行业的利润：30 到 34 欧分是日平均值的两倍。这是十二点时的溢价，到晚上会再次消退。相比之下，国家份额自一月以来几乎没有变动。税收解释了价格水平，但不能解释价格上涨。

上涨的原因在于精炼厂利润率。它衡量的是精炼厂将一桶原油转化为一桶燃料所获得的收益。在贸易中，这种差价被称为“裂解价差”（Crack Spread），源于“裂解”（Cracken），即长碳氢链的分解。周一中午，欧洲柴油裂解价差为每桶 91 美元，折算后为每升 50 欧分。过去五年的平均值为 15 欧分。即使在 2022 年俄罗斯作为柴油供应商中断供应时，利润率也从未超过 40 欧分。而汽油的欧洲利润率为 37 美元或每升 20 欧分，虽然比五年平均值高出一倍，但与柴油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目前的实际短缺不在于油井，而是在于精炼厂。

至此，谜团解开了。在鹿特丹，每升柴油产生的精炼厂利润比汽油高出约 30 欧分。从中扣除 18 欧分的税收优惠。再加上 2 欧分较高的二氧化碳（CO₂）价格和 1 欧分来自可再生能源指令的费用，减去贸易和加油站环节少收的 5 欧分。净额剩余 10 欧分，加上增值税后为 12 欧分。这恰恰就是加油泵前的差价。账目完全对上了。

自2月下旬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已被封锁，导致全球原油及石油产品供应量减少了高达五分之一。据标普全球（S&P Global）报道，由于乌克兰无人机在8月底前使俄罗斯约一半的炼油能力陷入瘫痪，俄罗斯已禁止柴油出口。这正是特朗普所指的那些设施。国际能源署（IEA）估计，由于停产和战争破坏，全球每日损失 4,5 百万桶，超过了总产能的5%。

其背后的机制很简单：已不再有储备。美国炼油厂的利用率高达 98%，欧洲炼油厂同样处于极限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额外的柴油需求都找不到能够增产的工厂。价格必须起到限制需求的作用。天然气价格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由于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也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欧洲TTF价格自7月以来已翻倍，超过每兆瓦时 80 欧元。工业和发电厂转向使用燃料油，从而冲击了最紧缺的市场。与此同时，欧洲炼油厂需要天然气来生产氢气。因此，这 49 分是毛利；对于施韦特（Schwedt）的一家工厂来说，其净利润远低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一家天然气价格仅为其十分之一的工厂。

1月份，柴油价格约为 1,60 欧元，汽油约为 1,70 欧元。此后，柴油价格上涨了1欧元，汽油上涨了 78 分。原油价格从 73 上涨到 107 美元，含增值税后每升约 22 。柴油的炼油利润率从11升至 50 ，含增值税后增加 45 . 。汽油的利润率从7升至 20 , ，增加 16 . 。也就是说，在柴油上涨的1欧元中， 22 流向了石油生产商， 45 流向了炼油厂，约 16 流向了加油站的午间附加费（而该费用在晚上又消失了）。剩下的 17 分布在更高的二氧化碳价格、更昂贵的物流以及可再生能源指令中（均含增值税）。所有人都在谈论的石油，反而是这些大项中占比最小的一项。

勃兰登堡州州长迪特马尔·沃伊德克（Dietmar Woidke）要求设立燃油价格上限，社民党（SPD）党团则希望没收超额利润并拆分企业。特朗普的干预

”

目前的燃油价格是在炼油厂产生的。 钻井孔， 即纯原油价格， 已不再是 主要组成部分

这表明了为什么这种做法徒劳无功。利润产生于炼油厂，而德国的炼油厂由 12 家运营商掌控，且没有主导参与者：壳牌（Shell）持有 19%，克莱施（Klesch）持有 18%。利润空间是在鹿特丹形成的。

一个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上限将引发另一种结果。德国是柴油净进口国。稀缺的货物会流向收益最高的地方。匈牙利在 2022 年就证明了这一点：实施价格上限，导致加油站空空如也，随后在 12 月取消。柏林唯一掌握的杠杆是自身的附加费，而政府出于预算原因拒绝了加油折扣。

无论如何，特朗普在原油短缺的地方采取了干预。其代价是为普京的炼油厂提供保护伞。另一种选择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者都超出了德国联邦议院的管辖范围。

2,60 欧元是 12 点的价格。直到 11 点，在柏林同一家 Aral 加油站，柴油的价格为 2,40 欧元，E10 为 2,27 欧元。随后两者均跳涨了 20 分，直到晚上，附加费再次消减。这就是新的“12 点规则”的特征，该规则仅允许在中午涨价。在上午加油的人所节省的费用，比任何加油折扣带来的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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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ALCAY KAMIS

“这使住房存量恰好增加了零套”

住房短缺是柏林竞选活动的核心议题。左翼党试图通过征收手段来争取选票。研究员阿尔凯·卡米斯（Alcay Kamis）分析了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的历史

柏林就征收大型住房公司的问题产生分歧。阿尔凯·卡米斯（Alcay Kamis）是波鸿 EBZ 商学院战略管理与控制教授。

米夏埃尔·赫夫林（MICHAEL HÖFLING）

《世界报》：您对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en）进行了历史分析，旨在推动关于住房企业征收的讨论。您的研究结果是什么？

卡米斯（KAMIS）：从住房公益事业、Neue Heimat公司、东德的住房经济，直到200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历史证据表明，仅凭所有权形式既不能保证可负担性，也不能保证房屋质量；关键在于成本覆盖、治理以及土地政策。

《世界报》：征收的支持者——在柏林政治层面是左翼党和绿党——暗示他们可以通过这一步骤解决住房短缺问题。

卡米斯：这在竞选海报上读起来确实非常有吸引力。但迟早会产生一个问题：谁来为此买单。

《世界报》：左翼党党魁施韦特纳（Schwerdtner）认为，价格可能从象征性的1欧元到数十亿欧元不等。

卡米斯：这样说是在蒙蔽大众。根据不同来源的严肃估算，金额在7,3至360 亿欧元之间。此外，如果按照市场价值进行补偿，在最初的十年里，每年将产生7 亿至10亿欧元的补贴需求。而柏林的预算现在已经严重赤字。因此，这场辩论涉及的不是住房政策的细微差别，而是柏林是否会为了一个完全没有增加任何住房数量的措施，而失去整整一代人资助住房建设、学校、交通和行政管理的能力。

阿尔凯·卡米斯（Alcay Kamis）教授 博士

《世界报》：住房市场的问题不能通过讨论就将其消除。

卡米斯：使用“住房市场”这个词要小心。在柏林寻找住房的人经历的不是市场，而是一场分配彩票。由此产生政治压力是顺理成章的。对于2021年民众投票支持制定社会化法律一事，任何人都不应以“公民没有理解这件事”为由而将其忽视。因此，我反对的不是动机，而是因果假设。

《世界报》：这意味着什么？

KAMIS：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是一种分配措施，却被当作解决数量问题的方案。它改变的是大约 240,000 套现有住房的归属，也就是说，大约每八套柏林住房中就有一套会被改变所有权。但它没有改变的是住房的总量。柏林住房市场的困境不在于所有权问题，而在于数量问题。自 2010 年以来，需求量增长了 50 多万人口，而新建住房的交付量多年来一直未能达到每年估计 20,000 至 30,000 套的需求。

现有住房的所有权变更不会产生哪怕一个额外的平方米。

《世界报》：但整体趋势是在增加国家干预。社民党（SPD）想要成立一家联邦所有的住房建设公司。

KAMIS：这就涉及到了这场辩论的执行层面。将 240,000 套住房整合到一个新的承接机构中，一步之内就创建了德国第二大住房企业。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要接管多个不同的 ERP 和资产管理系统，而这些系统的数据模型是不兼容的；并且要迁移约 25 万份租赁关系，包括运营成本结算、押金管理和租金上涨历史。随后，还需要在专业维护、招标和建筑项目管理人才几乎绝迹的劳动力市场中，建立一个拥有数千名员工的技术资产管理团队，并根据招标法重新签署总额达数亿欧元的工艺和服务领域框架合同。

《世界报》：左翼党（Linke）将社会化倡议视为巨大的成功。为什么经济逻辑在那里行不通？

KAMIS：我推测，这与海蒂·赖希内克（Heidi Reichinnek）等负责人发布的短视频有关，这些视频很容易传播。在视频中，无论规模大小的房东都被贴上“房地产大鳄”的标签并被当作替罪羊——而一个关键点被掩盖了：我们并没有冷租（Kaltmieten）问题！在过去几年中真正爆炸式增长的是附加费和运营成本：房产税、包含二氧化碳税在内的各种能源费用、垃圾清理、街道清洁、用水和排水。房东无法影响这些费用。而恰恰是涨幅最剧烈的项目，即市政税费和能源成本，是由那个随后将租金负担归咎于房东的政治层面所决定的。尽管如此，这些费用仍是总租金的一部分，也是家庭实际承担的负担。所有权的变更既不能降低房产税，也不能降低二氧化碳价格。

《世界报》：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

KAMIS：一个可行的征收替代方案不应着眼于现有住房的重新分配，而应着眼于激活土地、降低建筑成本以及明确地整合公共资金。市政当局应效仿维也纳模式，长期储备土地，并且仅通过地上权（Erbbaurechte）以及基于质量和社会绑定标准而非最高出价的方案招标程序来分配土地。在创造建筑权时，可以通过城市建设合同一贯地回收因规划而产生的土地增值。这将回收不劳而获的利润，且完全无需经过征收程序。此外，市政住房公司应以新建住房的数量作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收购昂贵的现有建筑为标准，因为后者无法创造额外的住房单元。

《世界报》：用于征收（国有化）的资金如何能得到更好的利用？

卡米斯（KAMIS）：以社会住房为例：应当有针对性地收购或延长即将到期的占用限制。这比完全收购住房的所有权要便宜且快速得多。此外，加强并使住房补贴（Wohngeld）动态化，将能精准地帮助目前需要支持的人，而不是将住房在数十年内与实际需求脱节地绑定。而且：住房建设资金需要多年期的规划稳定性，即至少五年，并配合建筑成本指数化，以确保项目管线的可靠性。

唐纳德·特朗普向美国人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竞选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国会选举中赢得两院，每位成年美国公民将获得5000美元。特朗普将其称为“特朗普红利”。根据初步的粗略估计，此类支付将耗资高达1,35万亿美元。如果这位美国总统兑现其“直升机撒钱”的承诺，这将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经济政策实验。

托比亚斯·凯泽（TOBIAS KAISER）

其中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究竟有多少资金会转化为实际消费？有多少会被储蓄？以及国家在短时间内向公民分发巨额资金会产生什么后果？对此已经有一些初步答案，因为这并非美国政府第一次尝试“直升机撒钱”。在新冠危机期间，政府已分三轮向公民共计转账约9310亿美元。研究人员目前已在多项研究中分析了其经济影响。这笔资金在2020年4月至2021年12月期间分三批发放。起初每位成年人最高可获得1200美元，随后是600美元，最后是1400美元。总计约9310亿美元直接进入了家庭账户。但这仅是规模更大的新冠援助计划的一部分。与特朗普宣布向每位成年美国公民发放资金不同，并非所有成年人都收到了新冠支票。通常情况下，年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下的单身人士以及共同申报年收入在150.000美元以下的已婚夫妇可获得全额款项；超过这些限额后，支付金额逐步递减，高收入者则完全无法获得。

这些钱去哪了？经济学家对此给出了一些明确的答案。很大一部分资金最初留在接收者的账户中或被存入账户。根据分析了数百万个账户的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研究所的数据，在前两次支付后，账户余额暂时增长了约70%。关于有多少刺激资金转化为额外消费，各项研究给出的估计差异很大——数值从约10%到超过60%不等，这取决于研究人员是对比自我报告数据、银行数据还是对照组，以及他们关注的是短期支出还是随后的整体用途。

这与此前两次美国政府向家庭发送支票以支撑经济的观察结果一致：一次是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另一次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不过，当时分发的金额要少得多，主要以提前退税的形式发放。事实证明，2001年和2008年的支票导致了私人消费的增加，但研究人员发现了不同的效应。根据一项基于真实支出数据且最具说服力的研究，家庭在2001年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共和党的一次竞选活动中

特朗普给选民的昂贵礼物

美国总统承诺，如果选他，将给每位公民5000美元。如果国家真的转账，会发生什么？

在三个月内，20至40百分比的金额被消费掉，六个月内甚至达到了约三分之二。2008年，研究人员得出的数值更高，总计高达50至90百分比的款项被消费。相比之下，一项基于购买意向调查的平行研究得出的数值较低。然而，几乎所有研究都一致表明：贫困家庭消费掉的资金比例明显高于富裕家庭。收入较高且资产较多的家庭将这笔钱存了起来，或用于偿还贷款。研究人员在2001和2008年就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现象，这并不令人惊讶，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效果。

社会效应十分显著。根据美国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计算，2020年的前两轮刺激计划使约11,7万人脱离了补充贫困衡量标准的贫困线。如果没有这些款项，根据该衡量标准，贫困率将高出约3,6个百分点。2021年，第三轮刺激计划使约8,9万人维持在贫困线之上。由于前两轮款项的发放，2020年黑人和拉丁裔儿童的贫困率比没有这些款项时低了6,8个百分点。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计算，2020年的前两轮刺激计划使约11,7万人脱离了贫困。如果没有这些款项，贫困率将高出约3,6个百分点。对于2021年，税收减免和第三轮刺激计划进一步确保了

有8,9至9,6万人脱离了相对贫困。2020年，黑人儿童和拉丁裔儿童的贫困率下降了6,8个点。这是这次财政实验最明显的结论：款项在短期内稳定了财务状况不佳的家庭并减轻了贫困。然而，随着后续几轮款项的发放，被储蓄或用于偿还债务的资金比例有所上升。尤其是在高收入家庭中，账户余额有所增加，部分原因是受新冠防疫措施影响，其支出大幅下降。此外，部分资金流入了金融市场。许多在封锁期间感到无聊的公民将时间花在股市投机上——那是所谓的“模因股”（Meme-Aktien）时代，例如GameStop的股票，其股价波动主要由热衷投机的小散户

驱动。

哈佛商学院和纽约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表明，前两批刺激支票在短期内推动了散户投资者的股票购买行为，进而导致在这些投资者中特别受欢迎的股票价格上涨。然而，研究未能证明其对股价具有长期影响。研究人员估计，约有 10 到 15% 的刺激资金（即约 1000 亿美元）被投资于股票。这些援助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则更难回答；在此问题上，研究结论同样存在分歧。这也是因为很难量化其影响的规模，因为期间还有其他因素推动了通货膨胀，特别是供应链中断和能源价格上涨。此外，许多研究调查的是所有新冠援助措施的影响，而不仅仅是这三批刺激支票。所谓的支票总额约为 9310 亿美元，约占新冠财政援助总额的 15 到 16%。目前还没有一项可靠的研究能够量化这三批刺激支票对通货膨胀率的独立影响。不过，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刺激支票和其他政府支付款项增加了需求；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推高了通货膨胀，仍存在争议。一些研究人员（例如来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 的研究人员）甚至认为，支票对通货膨胀几乎没有影响。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支票推高了美国的债务。仅在涵盖新冠疫情首年的 2020, 财年，联邦政府就产生了 3,1 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这在当时相当于经济产出的 14,9%。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估计，包括向家庭直接支付在内的所有新冠援助措施，使预算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增债务增加了约 5,1 万亿美元。那么在政治上取得了什么成效？相关数据比经济效应的数据还要匮乏。一项采用准实验方法的研究得出结论，收到印有特朗普签名的实体支票的接收者随后对他产生了更积极的看法。这种效应在部分民主党选民以及所谓的“独立人士”（即不认为自己属于两大政党之任何一方的人）中尤为明显。然而，在电子转账（接收者没有拿到实体支票）的情况下，则没有发现这种效应。由此不能推断出支票整体上决定了选举结果或可靠地买到了选票。这种普遍性的影响至今尚未得到证实。事实也是，乔·拜登赢得了随后的总统选举。

埃隆·马斯克通过赠送金钱同样碰了壁：最近在 2025 年，他试图通过百万美元支票和现金奖励，对威斯康星州竞争激烈的州最高法院选举施加影响。然而，他支持的保守派候选人惨败，法院的多数席位仍由左翼自由派占据。对于特朗普的新承诺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成本极高且结果不确定的承诺。唯一确定的是，美国纳税人的几代人都将为此支付利息。

克林拜尔棘手的预算技巧背后隐藏着什么

Ifo 研究所对财政部长提出严厉批评。他被指挪用了 110 亿欧元

联邦财政部的反应速度之快及其语气之激烈都极不寻常。“这项研究在法律和方法论上都是错误的。这是在拿苹果比梨，”周四上午来自拉尔斯·克林拜尔（SPD）办公室的消息称。而该研究在此时甚至尚未正式公布。

卡斯滕·赛贝尔 (KARSTEN SEIBEL)

然而，此前已有两篇报道——分别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FAZ）和《时代周报》（Die Zeit）上。这两家媒体提前获悉了该研究的内容。该研究涉及关于在联邦预算中采取欺骗手段、资金挪用以及将数百亿欧元挪作他用的指控。这些指控再次由经济研究协会（Ifo）提出。这群来自慕尼黑的研究人员专门研究了联邦政府的国防支出。Ifo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去年原本为国防而举借的债务中，有110亿欧元根本没有流入该领域。据引用Ifo研究员埃米莉·赫斯林格（Emilie Höslinger）的话称：“相反，核心预算中释放出的支出空间被用于其他目的。”早在今年3月，该研究所就曾批评，去年用于基础设施和气候中和的、总额为 5000 亿欧元的债务基金中，有 95 的资金被“挪作他用”。

当时，这一主张引发了公众震动。财政部花了几周时间才理清思路并驳回了批评。而这一次，批评在萌芽状态就被试图扼杀。然而，该部门无法反驳这一指控。在当前的研究中，涉及的是所谓的国防“领域例外”规定。该规定允许所有旨在提高安全性的支出，只要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均可通过债务融资——而无需考虑“债务刹车”规则。这些支出可以是用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新飞机、坦克或无人机，也可以用于IT安全、民防、情报机构或提供给乌克兰的军事装备。

Ifo研究所对比了引入“领域例外”规定之前和之后国防支出的金额。经济研究人员得出的结果是：在 2024 年，支出为 546 亿欧元。在 2025 年，该项支出为 722 亿欧元，即增加了 176 亿欧元。然而，联邦政府却增加了 286 亿欧元的额外债务。Ifo研究所方面表示：“这意味着有110亿欧元的额外债务并没有转化为国防与安全领域的额外支出。”因此，超过三分之一的资金被用于其他目的。

在 2024, 年，国防支出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3 %。由于 2025 年所有超过法定百分比的支出突然可以通过额外贷款来融资，预算中就有更多资金可用于其他目的。根据Ifo研究所的重新计算，这填补了11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与之前的其他专家一样，慕尼黑的研究人员批评这些规则的设计使得此类挪用手段——将资金从国防预算转移到其他部门——成为可能。

财政部则退回到法律辩护阵线。该部门表示：“Ifo的研究没有采用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在基本法中确立的、关于国防支出在债务刹车中适用‘领域例外’的法律标准。”关键不在于 2024 年国防支出的具体金额，而在于 BIP 的1%这一数值。财政部援引基本法，而Ifo研究所则关注基本法修订后产生了多少额外的预算空间。

“弃核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经济部长赖歇希望将小型核电站的研究引入德国。内部文件揭示了她如何在赴美参加一次能源会议期间招揽投资者。

今年3月底，经济部长凯瑟琳·赖歇（Katherine Reiche，CDU）在休斯顿（德克萨斯州）被指质疑欧盟的气候目标，引发了巨大争议。部长在一次能源会议上的发言要求更多的灵活性和务实主义，这些言论迅速成为头条新闻，将其贴上了气候政策反对者的标签。然而，相关报道仅呈现了赖歇在美活动的片面景象。

凯瑟琳·赖歇定期参加 CERA Week 能源会议

丹尼尔·茨维克（DANIEL ZWICK）

其部门的内部文件现已清楚地表明，部长在 CERA Week 的公开场合以及尤其是私下会谈中代表了什么样的立场——以及她在那里会见了谁。经济与能源部（BMWE）根据《信息自由法》（IFG）对“询问国家”（Frag den Staat）和“德国环境援助”（Deutsche Umwelthilfe）的请求发布了这些文件。相关组织在互联网上公布了 92 页内容。这些文件包含了部长在能源会议上发言和会谈的详细准备工作。由此，人们可以洞察赖歇及其官员试图向美国政府代表和大企业高管传递的政治信息。不过，文件并未显示会谈的具体进展以及哪些会谈确实举行了。

赖歇在休斯顿代表的政治路线十分明确：“德国的能源转型必须以技术现状为导向。可靠性需要一种‘且-且’（UND-UND）的组合：风能、太阳能、天然气、核能、储能和输电线——每项技术发挥其最擅长的作用”，其准备好的发言要点中如此写道。供应安全和降低价格等主题贯穿于文件之中。显然，部长的目的是加强与美国在液化天然气（LNG）供应等领域的伙伴关系，并在会议上为德国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招商。日程中包括与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陶氏（Dow）、英国石油（BP）以及隶属于贝莱德（BlackRock）的全球基础设施合伙公司（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等企业高管的会面。

该部门的一位发言人在接受询问时确认，赖歇“除了参加 CERA Week 框架内的讨论小组外，还与石油行业企业、化学工业企业、在投资管理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企业、在市场分析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企业以及美国政府代表进行了会谈”。“此外，她还应两个企业协会的邀请参加了一场招待会，并参加了一场关于能源政策议题的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议。”赖歇对小型核电站（即 Small Nuclear Reactors, SMR）的兴趣尤为明显。文件中包含关于此类设施的详细信息。例如，官员们编制了一份关于美国该领域项目的概览——其中也指出了目前成本仍然非常高。

尽管如此，部长的发言要点中提到：“欧洲的 SMR 潜力巨大：到 2050 年可提供 17–53 GW 的可靠、无二氧化碳（CO2）的容量。”在与高管就“SMR 的机遇、挑战与经验”进行的圆桌讨论中，这一话题可能已被提及。此外，SMR 是她与化学巨头陶氏（Dow）负责人吉姆·菲特林（Jim Fitterling）会谈准备的两个主题之一。该公司在德国拥有 13 个站点和 3500 名员工，计划关闭其在伯伦（Böhlen）和施科保（Schkopau）的工厂。

这一话题也包含在赖歇（Reiche）的准备工作中。不过它排在第 2 位——在关于道（Dow）公司在德克萨斯州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项目以及在施塔德（Stade）可能的核聚变项目的问题之后。在美国，这个小型反应堆项目被称为“Seadrift”。赖歇的问题是：“您认为在欧洲是否有空间开展一个类似于 Seadrift 的项目？”

由金融信息服务机构标普全球（S&P Global）主办的 CERA 周被认为是化石能源行业的年度会议。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壳牌（Shell）或英国石油（BP）等公司均在赞助商之列。同时，西门子能源（Siemens Energy）或 RWE 等德国企业也出席了会议。据赖歇本人称，这是她第八次参加该会议。在她此前担任 E.on 子公司 Westenergie 负责人以及德国市政企业协会（VKU）总经理期间，她曾以参与者的身份访问过 CERA 周。

今年，赖歇在舞台上对德国迄今为止的能源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这一点在视频中有所记录。她表示：“退出核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之前的政府决定积极减少发电量。基于气候目标，目前正在进行去煤化。”现在，缺乏这种以低成本生产的能源。赖歇在与会议负责人、获奖能源记者兼标普全球副主席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的对话中表示：“因此，确保供应的唯一途径就是天然气。”

在工业界观众面前，赖歇还提到了当时仍在计划中的德国新天然气电厂招标，这些电厂未来将确保电网的基荷。其中第一轮招标现已结束，且根据联邦网络局（Bundesnetzagentur）的说法，“大幅超额认购”，即引起了投标者的极大兴趣。中标结果最迟将于 3. November 公布。届时将揭晓外国投标人是否能获得合同。绿党在联邦议院的能源政策发言人迈克尔·凯尔纳（Michael Kellner）至今仍在批评这次休斯顿之行。他在接受《世界报》（WELT）采访时表示：“Cera 周的主办方正因反垄断局对石油行业的调查而起诉该局。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凯瑟琳·赖歇的参与是错误的，而且她的表现也相当不理想。”“如果赖歇女士能关注天然气储备的填充，而不是追逐实验性反应堆，那真的会更好。”

在议会中，参加此次会议已经引发了反对党的质疑。赖歇的国务秘书弗兰克·韦策尔（Frank Wetzel）曾在4月份两次回答绿党关于此次行程的提问。他尤其提到，该会议是“全球能源议题最重要的平台之一，有来自经济界、政界和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这为“国际专业政治交流提供了绝佳机会”。因此，该部在 2024 和 2025 参加了 CERA 周。

不过，当时前往德克萨斯州的并非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绿党）。此次官员们同样主张仅派遣一名国务秘书或司长前往这个“能源行业的达沃斯”。在 2025. 6 月 24. 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部长参加 2026 年 CERA 周：部长参加并非必须，因此可由国务秘书级别接替”。随后，官员们在 2026 年 2 月 3. 提交给赖歇的一份提案中记录道：“您已决定参加 2026 年 3 月 23. 和 24. 2026 在美国休斯顿举行的 2026 年 CERA 周，并请求为与其他高级会议参与者的短期会面预留最大空间。”显然，赖歇利用了这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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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面依赖人工智能的剧烈警告

欧洲可能很快将永久依赖外国政府和企业。尽管如此，专家们认为欧盟仍有一个真正的机会

如果相信这 13 位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未来最大问题之一的答案可能恰恰位于劳齐茨（Lausitz）。在曾经由巨型挖掘机开采褐煤的矿坑附近，仍矗立着许多旧电厂。其中大多数已被关停，但其电力线路依然可用。这对于现代数据中心来说堪称完美。

斯特凡·博特尔斯巴赫（STEFAN BEUTELSBACHER）

一个由前欧盟委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领导的小组在一份文件中警告称，欧洲在人工智能（AI）的发展方面面临掉队的风险。专家们担心，情况更糟糕的是：该大陆可能会长期依赖少数几个外国政府和企业。即便美国目前正在讨论是否可能放缓 AI 的发展，也无法改变这一点。韦斯塔格在介绍“变革性 战略”（Transformative Strategy）时表示：“我们不能允许欧洲成为外国势力的玩物。”

这里所指的程序是指那些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社会并引发历史性变革的项目——就像当年的农业引入或工业革命一样。韦斯塔格认为，“在欧盟各地，各国政府要么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 ，要么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优先事项上。”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例如就在劳齐茨（Lausitz）地区。该小组（成员还包括 Ifo 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富斯特和前外交官沃尔夫冈·伊辛格）要求，欧洲应立即在本土建设更多 基础设施，否则美国和中国将迅速甩开欧洲。许多停产的工业设施——如旧的褐煤电厂——拥有吉瓦（Gigawatt）级别的电网连接，因此可以迅速转化为数据中心选址。此外，韦斯塔格及其同僚要求战略性地利用德国在全球 供应链中的重要参与者。例如生产透镜和镜片的蔡司（Zeiss）公司，或者生产激光器的通快（Trumpf）公司。所有这些组件都供应给荷兰公司 ASML，而 ASML 进而利用它们制造芯片生产设备。这意味着：没有蔡司、通快和 ASML，就没有数据中心，也没有现代 。

这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欧盟应将这些公司作为杠杆，从而确保能够获得美国和中国最顶尖的 模型。这可以通过出口管制或对外资投资审查来实现。该战略指出：“欧洲国家拥有全球 供应链的关键节点，但未能利用其战略和经济潜力。”

目前，欧洲在最智能算法的竞赛中似乎已被甩在身后。该大陆仅拥有约 2 吉瓦的 计算能力，仅占全球总能力的 5%。中国的能力约为其两倍，而美国则接近其 18 倍。根据预测，到 2031 年，全球容量将增长至 8 倍，但欧盟的份额仅将上升至 5.6%。为什么欧洲进展如此缓慢？根据布鲁塞尔智库 Bruegel 的一项新研究，与人们经常主张的不同，原因并不在于资金。作者贝尔廷·马滕斯（Bertin Martens）和蒂尔曼·申克（Tillman Schenk）认为，私人资本是有的。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电网连接和低效的官僚主义。例如，在美国，从数据中心规划到投入运营平均需要 24 个月，而在德国则需要 42 个月。投资者往往认为这种漫长的周期比高电价或高税收更成问题。

如果事实如此，欧盟委员会目前的政策可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布鲁塞尔当局计划动员200亿欧元的欧洲资金，用于建设最多五座大型数据中心——即所谓的“AI超级工厂”——以用于算法训练。布鲁格尔（Bruegel）的专家们对这类国家补贴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欧洲在这场大规模追赶战中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税金，而是更少的官僚主义。根据韦斯塔格（Vestager）领导的该小组所述，我们几乎缺失一切：计算能力、模型、开发人员以及投资。事实上，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AI公司中没有一家总部位于欧洲。其他地区正在领先，很快，仅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设施就可能达到欧洲AI总容量的三分之一。而位于德克萨斯州和印第安纳州的两个美国中心，到今年年底可能会超过欧盟的全部算力。

世界似乎正不可阻挡地向变革性AI迈进，即那些可能改变一切的程序：工作与生产、学习与恋爱、国际贸易以及现代战争。这13位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从中也看到了巨大的风险。他们写道：“变革性AI将给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并可能引发大规模灾难。欧洲应当保护其关键基础设施，并增加应对危机的资源。”该小组认为，新模型可能会降低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制造难度，例如开发危险病毒。

专家的警告听起来触目惊心。他们写道：“像比新冠疫情更严重的流行病这类灾难性事件带来的威胁，可能会成为欧洲生活的一个永久特征。”至少在欧洲大陆最终未能创造更多计算能力的情况下，情况将如此。

“黄金交叉”现身

图表技术发出加密货币领域期待已久的买入信号。比特币目标价升至最高 270.000 美元

加密货币社区存在一个注意力问题。观察美国比特币 ETF 的每日资金流向即可一目了然。在 2024, 年启动之年出现的、代表资金流入多于流出的绿色十亿级资金柱已然消失。自 2025 年 10 月的历史高点以来，红色占据主导，这意味着资金流出多于流入。

霍尔格·茨佩皮茨 (HOLGER ZSCHÄPITZ)

截至7月底，相关基金在今年净亏损 53 亿美元，管理资产规模从 2025 年9月的 1475 亿美元缩减至 760 亿美元。币价从约 125.000 美元的峰值一路下跌，至6月时已跌至 58.000 美元。无论是美国的战略比特币储备，还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买入，都未能阻止这次崩盘。比特币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催化剂。现在，希望突然寄托在了图表技术分析上。因为比特币的 50 日均线刚刚由下而上穿过了 200 日均线。图表分析师将这种模式称为“金叉”（Golden Cross），它被认为是已知最著名的买入信号之一。这是自 2025 年5月以来首次出现此类交叉。

业内反应迅速。投资者安东尼·庞普里亚诺（Anthony Pompliano）在其时事通讯中以标题称，多头现在掌控了局面。分析师 Bitcoin Isaiah 对过去五次金叉进行了推算，得出年底的目标价在 91.000 和 170.000 美元之间。评论员亚当·利文斯顿（Adam Livingston）则通过 MVRV 指标（该指标将所有比特币的总价值与所有持有者的综合成本价进行比较）推断，比特币在 24 个月内甚至可能上涨至 615.000 美元。这一系列论据虽然冗长，但其经验支撑却十分薄弱。

如果观察整个历史而非仅看最近的信号，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前的是比特币历史上的第 13. 次金叉。在之前的十二次中，只有三次在被“死叉”（Death Cross，即 50 日均线再次跌至 200 日均线下方）抹除之前撑满了一整年。不过，这三次（分别发生在 2012, 2月、 2015 年10月和 2020, 5月）平均带来了 250 ％的涨幅。从目前的价格水平来看，这意味着将上涨至近 270.000 美元。然而，其余九次金叉在最好的情况下毫无意义，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陷阱。两次交叉（分别在 2014 年7月和 2015, 7月）在两个月内就被抵消，速度快到甚至无法衡量三个月的收益率。 2020 年2月在约 10.200 美元时发出的信号，随后遭到了新冠疫情崩盘的回应，跌幅达 51 ％。 2021 年9月的金叉仅带来了 1,5 ％的价格涨幅，随后比特币便从高点下跌了超过 70 ％。

这种糟糕记录的原因在于信号的构建方式。移动平均线是对过去价格的平滑处理。因此，交叉通常是确认一个早已开始的趋势，而非预告一个新趋势。具有代表性的是，即使是统计数据也相互矛盾。一项分析得出信号后三个月的平均涨幅为 24,9 ％，而另一项分析则得出前 90 天的平均跌幅为 11,2 ％。结果取决于衡量的是最高点还是收盘价。

多头列出的五项清单同样经不起推敲。该清单列出了每个信号在自定义时间窗口内的最大收益，但没有列出随后发生了什么。 2021 年9月的金叉在其中被列为赢家，尽管随后紧接着是 2022 年的熊市。 2025 年5月的金叉虽然导致了历史最高点，但也导致了11月的死叉以及跌至 58.000 美元的崩盘。

此外，当前的金叉极其微弱。根据彭博社的数据， 50 日均线位于 70.417 美元， 200 日均线位于 70.000 美元，差距仅为 0,6 ％。两条线几乎呈水平运行。只要几个交易日表现疲软，该信号就会再次消失。这种波动在 2018, 年曾出现过，当时两条线多次交叉，但并未形成任何趋势。 2015, 2019 和 2023 年的重大上涨情况则截然不同：当时短期均线是以陡峭的趋势且带有明显间距穿过的。

此外，目前价格约为 78.000 美元，已经高于这两条线 11%。因此，这个交叉是 8 月份上涨行情在机械上的结果，而非其原因。现在买入的人，买入的是产生该信号的波动。比图表技术更值得关注的是触发这些波动的资金流。8 月份比特币 ETF 的净流入额达 35 亿美金，成为今年表现最好的月份。在 21 个交易日中的 16 天里都有资金流入。管理资产规模增长了 31%，达到 996 亿美金。由于基金资产的增长速度快于 8 月份约 25% 的价格涨幅，这背后是新鲜资本的注入，而不仅仅是估值效应。目前，资产规模约为 1030 亿美金。

但资金流入并不稳定。9 月份以 2.36 亿美金的流出开始，其中以贝莱德（BlackRock）基金的赎回为主，直到第三个交易日才有 7.31 亿美金再次流入。绿色柱状图已经再次变短，初期的十亿级流入日已成为历史。外部环境也毫无帮助。数周以来，比特币一直受困于 79.000 至 82.000 美元之间的阻力位。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Kevin Warsh）在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表现出鹰派姿态，且在乐观的 8 月就业报告之后，交易员们已将 25 个基点的加息计入定价。在过去，利率上升对于像比特币这样没有利息的资产来说一直是剧毒。

“金叉”可作为情绪晴雨表，但不能作为择时工具。它描述的是熊市在结构上即将结束，仅此而已。历史上三次重大上涨分别发生在价格下跌约 80% 的熊市之后。而此次回调幅度为 54%。长期图表还显示，每个周期的涨幅在逐渐放缓：从 2015 年的交叉到 2017 年的高点，价格增长了 60 倍；从 2020 年的交叉到 2021 年的高点，增长了 7 倍；从 2023 年的交叉到创纪录高点，增长了 5 倍。

因此，想要投资的人应注意两点。第一，关注 ETF 资金流，这是本周期真正的价格驱动力。只要资金流入不能在数周内保持稳定，那么上涨行情就只是对图表技术的一种赌注。第二，关注 50 周线，比特币在 2015, 2019 和 2023 年均在长期上涨趋势开始前重新夺回了该线。周线收盘价高于该线将是一个更强健的信号。在此之前，结论是：金叉是值得关注的理由，但不是买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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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兹维列夫首次赢得美国网球公开赛冠军

大功告成。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赢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在今年六月的法网之后，这位德国网球职业选手现在又在美网夺冠。在纽约的决赛中，29 岁的兹维列夫击败了比他年轻六岁的美国选手本·谢尔顿。他以 6:3, 7:6 (7:2), 5:7, 6:2 获胜。

图片来源路透社：

“年度名场面”——兹维列夫赢得美网公开赛却浑然不知

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创造了历史，成为继1989年鲍里斯·贝克尔之后首位赢得美网公开赛的德国职业网球选手。在本次赛事的决赛中，他四盘击败了美国选手本·谢尔顿。然而，在夺冠的瞬间，他竟然忘记了比分。

斯文·弗洛尔（SVEN FLOHR）

兹维列夫成为继1989年鲍里斯·贝克尔之后，第二位在美网公开赛男子单打中夺冠的德国人。在巴黎实现了首个大满贯冠军梦想约三个月后，兹维列夫现在在四大最重要网球赛事中为他的梦幻赛季画上了圆满句号。与在温网决赛中输给此次因伤缺席的意大利选手扬尼克·辛纳不同，此次他主导了与美国球星谢尔顿的对决，并顶住了亚瑟·阿什体育场内激烈的亲美氛围。在演员布拉德·皮特、皮尔斯·布罗南以及体育明星林赛·沃恩等名流的注视下，兹维列夫在他第六次大满贯决赛中表现得十分沉稳。经过3:33小时的比赛，他凭借第一个赛点完成了胜利。

只是他当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兹维列夫困惑地环顾四周，看向计分板，然后才猛地举起双臂。这位29岁的选手在延迟了几秒钟后才意识到自己在美网公开赛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第一次赢得美网公开赛却没意识到——真是不可思议，”贝克尔在 sporteurope.tv 上评价赛后这个古怪时刻时说道：“对我来说，这是体育界年度名场面。”兹维列夫随后证实了这一印象。“我以为比分是5:1而不是6:2，”他解释道：“我想我只是单纯地忘记了比分。”

恰好在六年前的同一天，兹维列夫在美网决赛对阵奥地利选手多米尼克·蒂姆时，距离冠军仅差两分，但凭借积累的经验，他这次做得更好。在本次赛事连续取得四场完胜后，兹维列夫虽然再次丢掉了一盘，但在漫长的底线对决中他是更出色的球员。“先是巴黎，现在是纽约：亲爱的亚历山大·兹维列夫，祝贺你赢得实至名归的美网冠军，并获得本赛季第二个大满贯冠军。强悍的表现！”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在 X 上写道。

国际媒体也对这位德国人的体育成就给予了赞赏。英国《太阳报》写道：“本·谢尔顿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梦在一位前詹姆斯·邦德的注视下破灭，而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则彻底根除了他在美网公开赛中的噩梦。”《队报》（L'Équipe）也提供了一个 007 的类比：“兹维列夫扮演好了网球反派的角色，尤其是在亚瑟·阿什体育场的观众眼中，因为他第一次被加冕为纽约之王。”

兹维列夫在赛后发表了动人的感言，他表示：“我们30年来没有赢得过大满贯冠军，而现在我们在三个月内赢得了两个。我想上帝看到了我们多么努力，经历了多少苦难，投入了多少痛苦。”相比之下，谢尔顿未能承受巨大的压力，在与兹维列夫的六次对决中再次落败。这位世界排名第九的选手错失了自2003年安迪·罗迪克以来美国男选手的首个大满贯冠军。此外，他本可以成为自1968年亚瑟·阿什以来美网公开赛首位夺冠的黑人男性选手——这位传奇人物的遗孀当时也在看台上观看了决赛。

正如在整个赛事中一样，1号种子兹维列夫频繁拍球的行为再次引发了争议。谢尔顿抱怨称，兹维列夫在发球前的准备时间过长。随后，裁判玛丽亚娜·维利奥维奇（Marijana Veljović）提醒这位汉堡球员加快速度。谢尔顿的父亲兼教练布莱恩在比赛期间对ESPN批评道：“萨沙拍球次数太多了，这会打乱你的节奏。”比赛之初，谢尔顿显然非常紧张。在第一局中，他便因双误直接丢掉了发球局。在第一盘中期，这位观众宠儿完成一次精彩的截击，观众们第一次欢呼着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但兹维列夫对这种氛围并不在意。在进入这座全球最大网球场进行决赛前，他曾表示：“我不在乎。我已经习惯了，我也喜欢这种氛围。我会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其中。”

起初，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兹维列夫获得盘点时，谢尔顿再次出现双误。40分钟后，这位汉堡人满意地回到了休息区，他的父亲兼教练亚历山大·兹维列夫（Alexander Zverev Senior）向他点头示意。

与整个赛事情况一样，女友索菲亚·托玛拉（Sophia Thomalla）因个人工作原因没有坐在他的球员席上。不同寻常的是，谢尔顿也无法得到女友特里尼蒂·罗德曼（Trinity Rodman）的支持。这位全球薪酬最高的女足球员当时自己也在球场上比赛。观众们继续试图激励谢尔顿，甚至在兹维列夫一发失误时也鼓掌。然而，这位1,98米的高个子保持了稳定，在第二盘中也没有给对方任何破发机会。只要兹维列夫的一发落在界内，他赢得该分数的概率超过90%。

在抢七局中，兹维列夫表现得精神抖擞。在漫长的多拍回合中，这位世界排名第二的球员主导了对手，迅速以5:0领先，并稳健地利用了这一优势。2020年，兹维列夫在对阵蒂姆时也曾以2:0领先，但当时浪费了机会。而在第三盘接近尾声时，兹维列夫突然再次出现波动，面临三个破发点。由于一次轻微的截击失误，他导致谢尔顿赢得了该盘，这位美国人再次彻底点燃了观众的热情。

然而，兹维列夫并未受影响，在第一局中立即完成了破发。在比分2:1时，他因为发球时间过长而收到一次警告。观众们发出了嘘声。但兹维列夫再次依靠其卓越的身体素质，让谢尔顿感到沮丧，并最终在释然中欢呼。贝克尔表示：“在关键时刻，他能打出最好的网球，而且每当局势紧张时，他总能激发自己的竞技状态。这是兹维列夫家族的一项终身成就。这条路时而上升，时而下降，时而向左，时而向右。但最终结果揭晓——他们是赢家。”在他看来，兹维列夫“显然是年度最佳球员”。

现在，他拥有现实的机会去实现职业生涯的第二个重大目标。他与受伤的世界第一辛纳之间的分差已从5,000分以上缩小到2,000分以下。兹维列夫强调：“在今年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保持专注，尽一切努力在成绩上证明自己，争取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dpa电）

德国篮球童话以悲剧收场

德国女篮在主场世界杯上与首枚奖牌擦肩而过，获得第四名。在三四名决赛后，赛场上流下了许多泪水。

弗里达·比纳（Frieda Bühner）泣不成声，她的许多队友也沮丧地擦拭着眼泪：德国女篮在柏林主场世界杯上的惊人征程就此结束，未能获得历史性的首枚奖牌。在以 58:81 (36:40) 完败给西班牙队后，她们仅获得第四名，空手而归。当晚晚些时候，大热门美国队以 97:79 (43:45) 击败法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

“我希望球队能拿到一枚奖牌，我认为我们配得上。现在没能成功是一次经历，我们必须接受它，这是一种必须承受的痛苦，并且将其转化为下一次大赛的攻击性和动力，”莱奥妮·菲比希（Leonie Fiebich）说道。尽管她和队友们在主场世界杯期间引发了巨大的狂热，但这在此时此刻并不能安慰她：“坦白说，现在只是感到心痛。”当比纳和菲比希所在的球队走进更衣室时，场馆的扬声器里响起了派对经典曲目《Eviva España》。砍下 22 分、表现出色的伊亚娜·马丁（Iyana Martin）在礼貌地祝贺东道主后，与队友们兴奋地在球场上跳跃。

尼亚拉·萨巴利（Nyara Sabally，13 分）和亚历克西斯·彼得森（Alexis Peterson，13 分）为德国队贡献了出色表现，但这不足以支撑一场胜利。在场馆 12,187 名观众的注视下，德国队的表现比十天前世界杯揭幕战 53:83 负于西班牙队时要好。但在德克·诺维茨基（Dirk Nowitzki）和丹尼斯·施罗德（Dennis Schröder）的目光注视下，她们未能像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欧冠冠军比利时队那样再次制造惊喜。在西班牙队中，伊亚娜·马丁以 22 分脱颖而出。

对于国家队主教练奥拉夫·朗格（Olaf Lange）的球队来说，第四名依然是一次成功，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成绩。考虑到明星球员萨图·萨巴利（Satou Sabally）因脑震荡后遗症不得不提前宣布放弃参赛，这一结果更具价值。在萨巴利姐妹中，年长的那位被认为是德国最优秀的球员。

对于德国篮球协会（DBB）而言，在经历了辉煌的几年后，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奖牌纪录就此结束。自 2022 年以来，该协会在重大赛事中至少获得过一次奖牌。由队长施罗德领衔的男子国家队夺得世界杯和欧锦赛冠军，以及 3x3 女篮在巴黎夺得奥运金牌，均是其中的高光时刻。

尽管如此，在首都举行的十天女子篮球赛仍将被德国篮球协会视为全面的成功。朗格的球队在竞技层面超出了预期。总计约 230,000 人前往东站场馆（Arena am Ostbahnhof）以及马克斯-施梅林体育馆（Max-Schmeling-Halle）观看比赛。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也在观众之中。“我希望整个国家都能有这种氛围，我尤其希望德国的奥运申办能拥有这种氛围，”这位从揭幕战起就出席的 CDU 主席说道。诺维茨基在决赛阶段成为了常客，并将这次柏林之行称为“夏日童话”。“人们对男女运动员的认可度都提高了，这一点显而易见，”这位篮球偶像说道。

主场赛事的巅峰之战恰恰安排在强大的西班牙队身上，而德国队在世界杯揭幕战中曾惨败给对方。“我们得到了报仇的机会，对此我们非常感激——没有比这更好的对手来结束这次比赛了，”主教练朗格说道。

正如前一天半决赛以 64:86 负于法国时所表现的那样，在季军赛中同样可见：距离世界顶尖水平仍有相当一段距离。虽然菲比希（Fiebich）及其队友在第一节的投篮表现比对手更好且命中率更高，但由于西班牙队迫使东道主多次失误并在篮下占据主导地位，德国队陷入了两位数的落后局面。

在对阵法国的比赛中，德国队出现了 25 次失误——虽然这次没有那么多，但两场比赛呈现出了一些相似之处。在半决赛中，朗格（Lange）的球队总共领先了 11 秒；而在季军赛中，在比分为 2:0 时，领先时间为 12 秒。

每当德国队似乎要找回比赛节奏时，西班牙队总能给出相应的对策。下半场开局的一波 15:3 的进攻浪潮让夺冠热门占据了优势，此后比赛再也没有真正陷入胶着。在最后一节，德国队阵型崩溃，在进攻端再也无法组织起有效进攻。对于西班牙女队来说，继 2010 年季军、2014 年亚军和 2018 年季军之后，这是她们在世界杯上获得的第四枚奖牌。 dpa / SUF

安东内利让疲惫的追赶者们放弃了

这位意大利车手凭借本赛季第八场胜利，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一级方程式（Formula 1）世界冠军赛中的领先优势。他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现已正式放弃冠军争夺战。

在八天之内，基米·安东内利（Kimi Antonelli）彻底击垮了剩下的世锦赛追赶者。在进入一级方程式的第二年里，基米·安东内利以令人惊叹的统治力让冠军竞争对手们感到绝望。在 20 岁的意大利天才车手获胜后，他的梅赛德斯车队队友乔治·拉塞尔（George Russell）承认：“从现实来看，我已经不在车手冠军的竞争之列了。”

这位在赛季前被视为夺冠热门的英国车手目前落后安东内利 81 分——这超过了三场胜利的分数（三场胜利将获得 75 分）。路易斯·汉密尔顿（Lewis Hamilton）在马德里新赛道上遭遇法拉利赛车刹车故障，目前位列世锦赛第三，落后安东内利 101 分——超过了四场胜利的分数。

关于安东内利何时能锁定世锦赛冠军的计算早已开始。实际上，已经没有人怀疑他将成为继朱塞佩·法里纳（Giuseppe Farina）和阿尔贝托·阿斯卡里（Alberto Ascari）之后，70 多年来的第三位登上世界冠军宝座的意大利人。

英国《每日邮报》写道：“每当幕后闪现一丝光芒或一道光束时，基米·安东内利就会拉下百叶窗，夺冠之战的机会再次化为乌有。”因为尽管当天有另一位车手表现更好，但安东内利依然赢得了比赛。在今年第八次获胜后，安东内利本人强调：“获胜很好，但感觉并不那么好，因为我认为兰多（诺里斯）理应获胜。”

胜负仅在几米和几秒之间，一次虚拟安全车（VSC）阶段将换胎时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安东内利的一切都配合得完美无缺，而看起来像稳操胜券的诺里斯则运气极差。

梅赛德斯车队负责人托托·沃尔夫（Toto Wolff）强调：“整个赛季我们在虚拟安全车和安全车方面完全没有运气，它们总是出现得不合时宜。”而这一次，他们从中“获益匪浅”。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安东内利的极速。沃尔夫解释道：“他表现得毫无失误——几乎毫无失误。最后他还是亲吻了一下护墙，这总让我有点紧张，但没关系。”

安东内利在今年赢得了超过一半的比赛。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且让竞争对手感到窒息的成绩，让人想起迈克尔·舒马赫在法拉利、塞巴斯蒂安·维特尔在红牛、路易斯·汉密尔顿在梅赛德斯或马克斯·维斯塔潘在红牛的辉煌时代。他们全部都是连续世界冠军。

安东内利接替了汉密尔顿在“银箭”赛车中的驾驶席，而汉密尔顿早在蒙扎站就放弃了世锦赛争夺。在那场比赛中，安东内利同样获胜，而这位纪录冠军驾驶法拉利赛车仅获得第六名。在马德里的赛道（被称为“Madring”）上，汉密尔顿在行驶几圈后因刹车出现诡异问题而退赛。

当冠军如此轻易地呈现在面前时，年轻的安东内利作何感想？“当然，我拥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但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安东内利强调，他不想去思考世锦赛的争夺。在如此接近重大体育决定阶段时，这是一种常用的客套话。《米兰体育报》已经将安东内利冠名为“安东内利一世国王，Madring之皇”，并报道称在西班牙站获胜后，安东内利夺冠的博彩赔率简直是崩盘式下跌。

目前仅剩九场大奖赛——但目前尚不清楚

DAVID DAVIES / PA WIRE / DPA

基米·安东内利在香槟雨中

最后在卡塔尔和阿布扎比的两场比赛是否会因伊朗战争而按计划举行。伊莫拉被视为首选替代方案——距离安东内利的家乡博洛尼亚约 70 公里。那将是一场怎样的加冕礼。不过从计算来看，夺冠可能会提前很多发生。

最早在新加坡分站见分晓，那里额外的冲刺赛还有8分可拿。但为此，安东内利必须赢得接下来的所有三场大奖赛，且追赶者不能获得任何分数。更可能的情况是在随后的奥斯汀、墨西哥城或圣保罗分站决定冠军归属。

“看到一个如此年轻的人能展现出如此惊人的表现，并且极有可能赢得冠军，我觉得这很酷，”卫冕冠军诺里斯在马德里分站赛后强调。他认为安东内利“相当惊人。他从今年的第一场比赛起就令人印象深刻”。

“西方的区域化不可阻挡”

从曼弗雷德·克鲁格（Manfred Krug）的日记中可以得知，这位电视明星厌恶广播电视费。此外，日记还记录了他为何因为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而没有参加狂欢节，他真正庆幸的是哪位总理，以及他觉得某位诺贝尔奖得主“不知怎么地很迷人”。

演员兼歌手曼弗雷德·克鲁格（1937–2016）在十年前去世。由 Kanon 出版社多年来出版的他的日记在死后成为了畅销书。2026年9月17.日，第四卷《我没有抱太大期望。日记 2002–2004》（Krista Maria Schädlich 编辑，Kanon 出版社，288页，24欧元）将出版。以下是我们发布的摘录。

曼弗雷德·克鲁格 (MANFRED KRUG)

周二 1.1.2002：从今天起欧元正式启用，德国马克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不期待会有什么好事。

周日 10.3.2002：晚上与奥蒂小心地、且首次认真地谈到了她的听力障碍问题。结果搞砸了。她说她没有听力障碍。问我怎么会这么想。不，她既不想去看医生，也不想去看助听器专家。这是我的建议。就是简单地做个检查，问问是否一切正常。因为我注意到，我坐在电视机前陪她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对我来说声音实在太大了。尽管我自己也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听力障碍，这是五年前由一名专家证明的。

周四 11.4.2002：绝望之中在加油站买了一本《超级幻象》(Super-Illu)，读了一篇关于哈拉尔德·尤恩克 (Harald Juhnke) 及其在精神病院生活的文章。以及随附的那些凄凉的照片。还有那个记者令人作呕的黏腻文风。上帝啊，请让我的命运免于此劫。15.00点开车前往耶拿（96公里）。在几乎售罄的民众之家 (Volkshaus) 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大家都很满意，包括观众，尽管他们贫穷，但还是购买了很多书和唱片。像往常一样，明信片书《尤雷克的最新消息》很快就卖完了。我每天晚上都从中朗读。人们对那些明信片笑得最开心。我是为了纪念尤雷克而朗读的，但读起来确实非常棒。而且只有在文字写得好的情况下，朗读起来才会好。

周二 16.4.2002：今天我收到了一份传真：“15.4.2002 发件人：‘Bild’ / ‘Bild am Sonntag’

尊敬的克鲁格先生，《新报》(Das Neue Blatt) 在明天的刊号中将报道您与演员佩特拉·D (Petra D.) 之间有一个私生子。您的兄弟罗杰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1. 您是否与您的女儿玛琳 (Marlene) 保持定期联系？

2. 您的家人，尤其是您的妻子，对这个后代的出现有何反应？

3. 抚养费问题是否已解决？

4. 您的婚姻状况如何？

请拨打 040 / 3472... 回电给我。

诚挚的问候，并预先感谢您的配合，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公司 (Axel Springer Verlag AG)”

在与奥蒂商量后，我向《图片报》(Bild) 发送了如下传真：

尊敬的《图片报》女士们、先生们：

1.) 是的，当然。那毕竟是我亲生的孩子。我为什么不与他 / 她保持联系并悉心照顾呢？所有的孩子最终都来自上帝。我的妻子奥蒂和我热爱所有的孩子，无论是婚生还是非婚生。 2.) 经过短暂的惊讶后，反应非常积极。我们很高兴小玛琳在年龄上与我们的孙辈相匹配，并且能与他们如此愉快地一起玩耍。 3.) 是的。从第一天起就解决了。所有相关方都感到满意。

4.) 就像过去40年一样。我们的关系和谐且充满爱。你们认为世界上有多少非婚生子女的存在并没有改变任何婚姻的延续。请便。不客气。 诚挚的问候 曼弗雷德·克鲁格，奥蒂莉·克鲁格

周三 1.5.2002：晚上在第一频道看了《罗拉快跑》。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有人想出了这样的点子。从中能学到的人生道理不多。关于马策拉特 (Matzerath)、《罗生门》等回忆涌上心头。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街道清空到那种程度的？他们一定是在清晨拍摄了很多场景等等。弗兰卡·波滕特 (Franka Potente) 和莫里茨·布莱布特罗伊 (Moritz Bleibtreu) 演得非常好。偶然间我在切换频道时，在 ORB 频道看到了《石头之迹》(Spur der Steine)。依然是一部一次又一次地让人觉得有趣的电影。像是喝了一口来自东德瓶中的酒。在《锣》(Gong) 杂志中，从费舍尔电影年鉴里只引用了一句话：“东德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瞧瞧。

周六 15.6.2002：收到安格拉·默克尔的信：她想在吕根岛进行一次“民众徒步”，并询问我是否愿意同行；据说吕根岛的人询问了这件事。我礼貌地拒绝了。

周五 26.7.2002：（……）绿党成员塞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辞去党团发言人职务，因为他将奖励里程用于私人飞行。

“我没抱太大期望”：曼弗雷德·克鲁格

周三 31.7.2002：（……）吉齐辞去柏林文化参议员职务，因为他将利用纳税人资金获取的奖励里程用于私人飞行。他说这是一个无法原谅自己的错误……骗子。

周六 18.1.2003：收到一封来自杜伊斯堡王子卫队（Prinzengarde）的紧急信函：要求我务必参加在“杜伊斯堡庭院”酒店举行的“绅士晚餐”。活动将于 15.2.2003 中午 12.00 开始，届时将接纳一些新成员，其中包括 CDU 政治人物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哎，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我向王子卫队捐赠了 2.000 欧元，希望以此能彻底买断关系。

周三 26.3.2003：波兰裔教皇恢复了体力。他可能是第一位能令人信服地厌恶战争的教皇。我第一次庆幸生活在一位对美国和英国这场肮脏的石油战争从一开始就说“不”的德国总理领导下。晚上没什么工作兴致。一直被电视上的伊拉克战争分心，并为持续不断的沙尘暴感到高兴。

周一 4.8.2003：出版商希望在 4. 9月 前实现 MSL（克鲁格的回忆录《我的美好生活》，编者注）在德国所有书店的发行。

周日 28.9.2003：ARD 的“新闻俱乐部”节目正在讨论公职人员是否可以佩戴头巾。我完全支持爱丽丝·施瓦泽（Alice Schwarzer），她不希望看到这种伊斯兰战斗头巾，并认为判决结果含糊其辞。人们应该保持警惕，以免某些残暴的狂热分子产生统治世界的幻想。无论这些人是宗教人士、独裁者还是美国总统。

周二 7.10.2003：17.40 起飞，与奥蒂（Otti）和舍德利希（Schädlich）从特格尔机场飞往法兰克福参加书展。在那里，忠实的胡本塔尔（Hübenthal）将我们送往繁忙且拥挤的黑森庭院酒店（Hessischer Hof，意为“丑陋的庭院”）。霉味十足，体面且昂贵。我们进入市区，去了 Block House 餐厅。快捷、便宜、美味。然后回到酒店，我破例与奥蒂睡在夫妻床上。这件事对我来说现在变得很困难。

周一 13.10.2003：胡比给我传真了一封来自丹尼斯·谢克（Denis Scheck）的信。他想和我合作做一个短篇报道。我认为这像是一种荣誉封爵，因为谢克的要求很高。在他的传真中有一段话：“……但最重要的是：曼弗雷德·克鲁格的书是对当前盛行的名人愚蠢现象的一种极其必要且令人欣慰的解毒剂，以至于在三周内或许可以出现在两个（电视）频道上。”我立即给他打电话，约定在 21. 10月 进行。

周二 21.10.2003：我刚传完真，丹尼斯·谢克就来接我了。我们打车前往白湖区（Weißensee），那里的一家拳击工作室已经布置好了灯光。接着是一场长时间的采访，两人在镜头前剧烈地活动，然后我想到了一个预告片的点子：谢克和我戴着拳击手套互相敲对方的后脑勺。非常滑稽。谢克和他的团队非常讨人喜欢。

周六 27.12.2003：今天大概是我举办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了。直到早晨 8.00 我才睡着，因为这场可能是最后一次的音乐会让我太紧张了。胡比在 16.45 来接我去爱乐乐团，我在那里几乎与音乐家们演练了所有内容。音乐会座无虚席。像上次一样，我再次面向那些位置不佳的观众。大约有一千多人到场，他们从一开始就兴致极高。整个过程持续了两小时四十分钟。我只朗读了新书的内容。奥蒂随后说，这是最美妙的音乐会之一。也许吧。

周三 21.7.2004：收到一封来自乌尔施泰因出版社（Ullstein-Verlag）新老板的措辞强硬的信： 《我的美好生活》仅售出近 400,000 册。相对于预付款，出版社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写书真是糟糕。我再也不干这行了。一个人必须得有某些想对人类说的话，即便在必要时免费说也愿意。

周四 19.8.2004：下午，一名陌生男子在公寓门口向我出示了他的 RBB（柏林-勃兰登堡广播电台）身份证，称他有权受 GEZ（广播电视费征收中心）委托，作为 RBB 的员工征收广播电视费并核查情况。他问为什么在我的公寓门口能看到 KERBER 的名牌。我向他解释，我的中间名是 Kerber，这两套公寓都属于我和我的妻子，我和妻子是一对夫妇，因此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中。我告诉他，关于这件事之前已经与 GEZ 进行过书信往来，那是整整一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就一直很平静。

那人离开了，但大约一到两个小时后又回来了，并解释说，如果这两套公寓在内部没有相连，那么这就属于第二套住房，那么电视和广播费必须支付双倍。没商量。我向他解释，小公寓是我整体住所的一部分，我在那里不受干扰地创作音乐和文字、听磁带等，而其他时间则与妻子住在公寓较大的部分。我承认，在较小的公寓部分确实有一台收音机和一台电视机且在使用。我的妻子还在担任教师工作，例如在批改作业时，她不想被电视干扰。那人说这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这两套公寓只能通过分开的入口门进入。仅凭这一点，RBB / GEZ 就有权不将其视为一个家庭，而是视为两个。

我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并且拒绝接受双倍支付，请他将他的法律依据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我，以便我可能聘请律师进行核查。这不是为了钱。这些贪婪的底层之辈让我作呕，简直让我厌恶。我想尽可能久地拖延并激怒这些人。

周二 21.9.2004：“迟早每个人都会编造一个他认为可以用作一生的故事。”天才之语。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

周六 25.9.2004：收到一份来自勃兰登堡广播电台（RUNDFUNK BRANDENBURG）的邀请。让我与格雷戈尔·吉西（Gregor Gysi）和埃里希·伯默（Erich Böhme，那个老家伙，偏偏现在和前东德最干练的电视新闻播报员安格莉卡·温特劳夫结婚了，所以他想把她带到这场脱口秀中）一起讨论拆除柏林墙的话题：“柏林墙倒塌 15 周年——一切都只是个误会？”。这当然会被拒绝。

周三 29.9.2004：令我惊恐的是，今天我体重 120 公斤。这不行。必须立即采取紧急制动措施。

周四 7.10.2004：奥地利人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今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我该死地一行字也不认识。不过我在电视上一直很喜欢看她、听她说话。这个女人某种程度上挺迷人的。

周二 12.10.2004：10.00 点之后，管道工来了。没带工具。他说他想先看看，因为有 50 种不同的品牌。我问他是不是没收到那封信，那是我特意附上水表照片发给房屋管理处的。他说没有。我好说歹说才说服他今天再来一次，然后终于更换水表。东德式的问候。西方的“东德化”不可阻挡。但即便在剧变之前，德国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德国懒得令人发指。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已经认输了。许多人为此感到惋惜。他将保留联邦议院议员席位。

2004年12月11日，周六：总统候选人尤先科在9月底的竞选期间，受乌克兰情报局局长邀请共进晚餐，并在期间被掺在奶油浓汤中的二噁英毒害。但幸运地生存了下来。政治人物。普京、库奇马及其同伙。深夜其余时间在第一频道看了拳击。主赛在早晨约6.00点开始：维塔利·克利奇科对阵英国拳击手丹尼·威廉姆斯，后者在几个月前击败了迈克·泰森。而在这场比赛中，他从第一轮起就表现得像个废物，并在第八轮被击倒（k.o.）。

德国对核能那不切实际的恐惧

认为退出核电是一个错误，早已不再是少数人的观点。

但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德国最终摆脱安格拉·默克尔留下的遗产？这是一种全民性的、深层心理学的症状。

在德国 Netflix 剧集《暗》（Dark）中，人们在谈论邪恶时仅限于低声耳语。没有人直呼其名，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个终极恐怖之地的藏身之处，那里简直就是地狱的前厅：那就是虚构城镇温登（Winden）当地的核电站，在剧中的语言里仅被称为“AKW”（核电站）。这个反应堆，成了一个神话般的现象。

亚历山大·古茨默 (ALEXANDER GUTZMER)

它并非仅仅是众多场景之一，而是整个时间循环结构的静默引擎。叙事节奏从 2019 年回溯到灾难之年 1986 年，使得许多人物的发展在结构上始终与那次核事故紧密相连。

《暗黑》（Dark）作为近年来少数几部成功的德国剧集，确实是一款极其“德国化”的产品。这部剧展示了我们德国人自核能发明以来就将其推向极致的绝活：将核能进行流行文化式的负面神圣化。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们用丰富的文字和图像将其塑造为所有政治道德罪孽之母。结果就是：在我们这里，人们不再理性地思考核能，甚至不再真正地争论。不，人们至多只是低声议论或窃窃私语。人们使用的不再是关于能源效率的客观语言，而是关于神圣不可知之物的语言。

在政治上，尤其是经济政策上，现在许多人认为弃核是一个错误。无论如何，结果看起来并不乐观：工业国家中最高的能源价格和最肮脏的能源、去工业化，以及如今对能源转型日益明显的阻力。即使是那些生态信念坚定的行动者也开始陷入沉思。

但改变战略？甚至重新进入？没有人认真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受流行文化训练的视角禁止我们这样做。对核能绝对化的恐惧，是我们 X 世代德国人的本质特征和身份驱动力。

当然，当我们谈论高科技时，这种对舒适战栗的热爱并不局限于核能。对我们来说，技术整体上是一个魔幻客体，被赋予了过重的意义，但也因此脱离了理性的掌控。用海德格尔来探讨自然与技术之间不可调和性的哲学思辨是多么美妙。而没有任何地方能像在核能问题上这样，如此富有画面感且充满道德色彩。

这个国家以极大的热情，围绕着反应堆构建了其文化自我认同的文本。“音石剪”（Ton Steine Scherben）乐队在瓦克斯多夫（Wackersdorf）成为了反核运动的萨满。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在 1987 年的《事故》（Störfall）中，将切尔诺贝利与她自己兄弟的一次脑手术交织在一起。

然后是“电厂”（Kraftwerk），这支来自杜塞尔多夫的乐队。他们 1975 年的专辑《放射性》（Radioaktivität）最初是对放射性现象的一种冷静环绕式探讨，但在 1991 年被改写成了控诉书：“停止放射性”（Stop radioactivity）。切尔诺贝利、三哩岛、塞拉菲尔德、广岛在副歌中变成了世俗苦路之站的清单。在一次更新版本中，2012 年在日本的“无核”（No Nukes）音乐节演出时，福岛也被加入了其中。

随后在 2025 年，居住在柏林的意大利艺术家贝亚·戴维斯（Bea Davies）在其图形小说《超级事故》（SuperGAU）中，从她柏林客厅的距离讲述了福岛灾难，她本质上所做的事情与四十年前的克里斯塔·沃尔夫并无二致：她让一场遥远的事故变成了德国人那极易动摇的集体心境中的一次地震仪事件。而当文化研究员兼摄影师丽莎-玛丽·本达（Lisa-Marie Benda）在 2024 年前往阿塞 II（Asse II）记录存放核废料的库房时，她拍摄的不仅仅是盐岩。她导演了一场阴森的反地下墓穴。

这种宗教式的语法解释了为什么德国作为唯一一个真正完成弃核的大型工业国家——以及为什么它与近期的欧盟委员会不同，根本没有考虑撤销这一决定。相反，目前人们正以一种近乎偶像破坏式的热情，推动并由媒体陪同地拆除不再使用的电厂。

最高潮出现在 2024 年 8 月格拉芬赖因费尔德（Grafenrheinfeld）冷却塔的爆破。因为这座核电站为那部小说提供了原型，而这部小说在数十年间成为了

在那些对技术持怀疑态度的德国社会科学教师的教学大纲中，必读清单（也就是随处可见的清单）里包含着古德伦·保泽旺（Gudrun Pausewang）那部极具戏剧性的经典小说《云》（Die Wolke）。

在德国的这段文化史中，缺失的是任何形式的反向镜像：没有关于核能机制的电影，没有任何关于反应堆的正面叙事。而在国际上，这类内容确实存在。例如在美国，会举办所谓的“核能艺术大赛”。但从艺术角度来看，这些比赛显然更多是出于勉强之举，而非具有相关性或影响力。一场艺术比赛，不过是对那压倒性的灾难图腾所做出的无力声明。既然我们现在都如此享受这种恐惧感，谁还会想要那种东西呢？

作者是文化研究博士及出版人。他在柏林私立夸德里加大学（Quadriga Hochschule Berlin）教授媒体与传播学。

恐怕没有比《NAZA》更冷静的电影了。这种冷静体现在它提出其惊人诉求时所采用的电影手段上。这部电影几乎全部发生在夜晚。背景是特拉维夫闪烁的天际线，前景则是始终坐在黑暗中的两个人。其中一人是以色列记者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偶尔会有光线落在他的身上。而他不断更换的对话者则仅以侧面剪影的形式出现。

汉斯-格奥尔格·罗德克（HANNS-GEORG RODEK）

他们是前以色列国防军（IDF）成员、数据分析师、无人机操作员和狙击手。他们讲述了加沙战争是如何进行的。不仅他们的面孔被模糊处理，他们的声音甚至连笔迹都被掩盖——所有能识别他们身份的信息都被抹除，因为他们深知，泄露国家机密可能会让他们锒铛入狱。

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日程表像往常一样在开幕前一个月公布。然而，在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空白，标注为“待公布的电影”；在询问时，只能听到关于“安全原因”的低语。

当谜底在8月下旬最终揭晓时，人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更明朗。这部电影是尤瓦尔·亚伯拉罕和瑞秋·佐尔（Rachel Szor）的新作，他们的作品《没有其他土地》（No Other Land）曾在柏林电影节获得纪录片奖（随后又获得了奥斯卡奖），亚伯拉罕在当时的获奖感言中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占领称为“种族隔离”，这使该电影节陷入了政治争议和深刻的危机之中。

威尼斯电影节迎来其新的丑闻电影

亚伯拉罕的新电影起了一个没人能理解的标题——《NAZA》——因此在电影开头立即进行了解释：这是军队内部对“附带损伤”的称呼。例如，“4 NAZA”意味着在一次针对哈马斯成员的袭击中，即便导致其周围四人死亡（如妻子、孩子、父母、朋友）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作为竞赛单元中唯一的纪录片，《NAZA》上映了。这部电影在特拉维夫的屋顶上于深夜拍摄，旨在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针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定向大规模杀戮背后的机制”。这是一场预料之中的丑闻。

以色列国防军（IDF）对此早有预知，因为他们精确地知道敌人的住址和楼层。电影声称，军方领导层已做出原则性决定，不在白天袭击这些人在外出途中，而是在夜晚袭击其住所。他们通过手机发出的信号来判定目标是否确实在其中。

暗处窃窃私语：《NAZA》中的场景

如果仍有疑虑，则会对家属的设备进行监听；军队能够激活手机的所有功能，访问通话记录、相机功能、存储的照片以及留下的消息。一旦哈马斯特工被定位，携带炸弹的无人机便会被派出。一名前士兵说，这种监控让你“感觉有点像上帝”，它实现了完全的控制。袭击的效果则很容易评估。

电影声称，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死亡名单上，大约有 40,000 名哈马斯嫌疑人。目标由人工智能（AI）推荐，AI 监控加沙地带的所有手机，并在其数据中搜索“哈马斯画像”；一名前士兵表示，其中计入了高达 15% 的误差率，也就是说：有些人会被错误地列入名单。另一人表示，在 10 月 7 日哈马斯袭击之后，军队中普遍认为加沙没有无辜的人。

电影声称，算法（预）决定了生死。在计算出 NAZA 值（一次袭击可能导致多少附带死亡人数）之后，由人类下达袭击命令。亚伯拉罕电影中的内部人士表示，根据目标的重要性，存在不同的配额；一度在针对一名哈马斯领导人的打击中，最多可接受 500 名无关人员死亡。而且，不仅存在定向杀戮，还存在蓄意摧毁北加沙整个街区的房屋，以便让人们再也无法返回那里的意图。

亚伯拉罕和索尔的电影不仅仅是令人不安的陈述的堆砌——不过应当始终记住，这些话出自前以色列士兵之口。

自《No Other Land》以来，两位共同导演在电影制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步：《NAZA》中出现了一些近乎沉思的片段，镜头从外部看向特拉维夫亮灯的高层公寓——这里距离加沙地带 60 公里——捕捉到平静的日常生活场景，而与此同时，一名前狙击手正在讲述他如何射杀那些在排队领取食物的人。

亚伯拉罕反复询问他的对话者，是否没有人质疑这种战争方式，而得到的回答始终是：“没有，我们只是完成了任务。”这很难成为一个能让人满足的答案，而对于那些敢于面对镜头的人来说，这个答案也未能让他们感到满足。

然而，观众在面对这些具体叙述时所感受到的震惊远不止于此。因为证人们一方面强调，在他们的部队中不存在仇恨阿拉伯人的人；另一方面却承认，在他们致命的无人机击中目标时，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类似于快感和亢奋的情绪。实践似乎证实了那些理论上的担忧：这种像电子游戏一样的远程战争方式，显著降低了非人性化杀戮的门槛。

亚伯拉罕还提出了关于所谓种族灭绝的那个臭名昭著的问题。对此的回答是间接的，且带有暗示性的挑衅色彩。一名士兵提到他曾参观过波兰的一座集中营，并表示他仍然认为纳粹是邪恶的，但：“那么我又是什麽？”而在关于加沙恐怖景象的叙述中，导演们剪入了特拉维夫在大屠杀纪念日举行默哀仪式的画面。

亚伯拉罕和索尔的这部电影几乎无法被归入任何现有的类型类别。

这是一部纪录片——而且是一部明显的活动家电影，因为它有着明确的议程，即终止片中所描绘的那种战争方式。

《NAZA》的揭露并非像炸弹一样（请原谅这种措辞）突然降临在毫无防备的公众面前。

这部电影可能会引起全球关注；许多观察家在电影节结束前将其视为金狮奖的热门候选，该奖项于2026年9月12日颁发——这让人想起去年获得二等奖的《欣德·拉贾布之声》（The Voice of Hind Rajab）。而且，这部电影上映时间正值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六周。

最终，它获得了评审团特别奖，这是一个特别奖项，减轻了如果获得主奖所带来的政治敏感性。《NAZA》由此与一系列主要具有政治色彩的电影并列，例如波兰电影制作人阿格妮什卡·霍兰（Agnieszka Holland）的《绿色边界》（Green Border），她三年前凭借这部关于波兰与乌克兰之间非人性化边境体制的纪录虚构片同样获得了特别奖。

或者更早一年的伊朗导演贾法尔·帕纳希（Jafar Panahi）的《没有熊》（No Bears），他秘密拍摄了这部电影，并在拍摄完成后不久因涉嫌“反政权宣传”而被监禁。

现在，以色列方面确实也传出了类似的调门。以色列文化部长米基·佐哈尔（Miki Zohar）想要剥夺《NAZA》两名导演的国籍。在颁奖典礼后的周日，他在社交平台X上指责他们“背叛”了以色列国家。他称他们愿意“损害自己的祖国，以获得全世界反犹主义者的掌声”。因此，他将“立即采取措施”剥夺索尔和亚伯拉罕的国籍。这种反应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竞选激战的狂热，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未来需要密切观察。因一部批判性电影而剥夺国籍，似乎很难与民主价值观相调和。

一部英国电影揭示了我们在历史问题上的困境

《起义——为了自由》（The Uprising – Für die Freiheit）讲述的是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期间的故事。类似的题材在德国的历史中同样存在。

去年，德国纪念了农民战争，但这次起义的500周年庆典并未引起广泛反响。虽然出现了一些电视纪录片，一两本关于该主题的新书，以及在图林根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德国南部（农民反抗封建制度不公正压迫的主要战场）举办的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展览，但并没有出现大众化的电影或电视电影。

马蒂亚斯·海内 (MATTHIAS HEINE)

如果一部营销规模较大的历史动作片《起义——为了自由》（The Uprising – Für die Freiheit）——讲述由沃特·泰勒（Wat Tyler，科斯莫·贾维斯 饰）领导的 1381 年英国起义——进入德国电影院，那么结果很可能是，最终会有更多的人了解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农民起义，而不是了解他们自己祖先的反抗（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出身于农民，直到 20. 世纪，农民仍是人口的大多数）。在忽视本国历史议题方面，德国的电影和电视行业是无出其右的。

这有多种原因。历史片的制作成本比背景设定在当代的喜剧或爱情片更高。据称，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为《起义》召集了 5000 名群众演员。用于让拍摄地（本片主要在上巴伐利亚和弗兰肯地区拍摄）呈现出真实中世纪外观的数字化特效也十分昂贵。在一个除了纳粹主义以外，将其全部历史都埋葬在某种“半失忆”状态的国家，无法回收这些成本的风险肯定比在法国或英国更大。那些国家与自己的历史达成了和解，而且尽管有那些“批判性”的学术话语在努力破坏，那里依然保留着与祖先认同感的残余——甚至可能还存在着一种自豪感。

在一个对自身历史持有同样坚定态度的国家，一些故事早就会被拍成电影甚至剧集，比如由迷人的阴谋家、战士和魅力人物组成的故事：1528 年起，富有的商人家族韦尔瑟（Welser）在今天的委内瑞拉建立了德国第一个殖民地。人们会讲述那些在解放战争中女扮男装对抗拿破仑的亚马逊女战士。人们本该意识到，在条顿骑士团在东欧的历史中，潜藏着一部“条顿版《权力的游戏》”的素材。

安德鲁·加菲尔德饰演“犁夫”

第一次世界大战次要战场的那些光彩夺目、离奇古怪的素材早该变成剧本：例如“青岛飞行员”君特·普吕肖（Günter Plüschow）的冒险故事，他于 1914 年驾驶一架“鸽子”型单翼机，从被日本人包围的中国德国据点逃脱。或者赫尔曼·德茨纳（Hermann Detzner）上尉的传奇故事，他在新几内亚的丛林中（当时还是德国殖民地威廉皇帝地）直到 1918 年 12 月才向澳大利亚人投降——比德国在欧洲投降晚了一个月。

因此，那些在电影院里不想只看到乏味的现状，或完全虚构的奇幻与科幻世界的人们，必须通过外国进口产品来满足需求。这些产品通常制作精良，在《起义》这部电影中也是如此——只要你不介意这里的中世纪再次被刻板地描绘成一个像经过五个灰色滤镜拍摄的、挤满了披毛流浪汉的猪圈。

动作片专家保罗·格林格拉斯（曾执导多部《谍影重重》系列电影）熟练地制造了爆炸效果。在伦敦市（部分场景由纽伦堡替代）中，起义农民们上演了一场壮观的砍头大屠杀。

最后，幸存的英雄（安德鲁·加菲尔德 饰）披上一件绿色连帽衫，在舍伍德森林中伏击邪恶的国王理查二世（Woody Norman 饰）。

这一场景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历史学家之争。美国的营销手段试图将《起义》（The Uprising）推销为某种罗宾汉神话的前传。事实上，这部电影在早期阶段曾使用过一个暂定名——《胡德》（The Hood）。但英国人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希望那个拿着弓箭的男人留在自沃尔特·斯科特以来就应在的位置：即理查一世（狮心王理查，1157–1199）时代，也就是在沃特·泰勒起义之前整整200年。而那些认为农民就像是14世纪的巴勒斯坦人 / 移民 / 跨性别者 / 有色人种（此处可根据个人喜好填入任何心仪的边缘群体）的德国电影观众，无论如何也不会被这类争论所触动。

ARD

5.30 ZDF-MoMa 9.00 HD Tagesschau 9.05 HD Hubert ohne Staller 侦探剧 Marderschaden 9.55 Morden im Norden Ausgeblutet 10.40 Tagesschau 10.45 Meister des Alltags 11.15 Gefragt – Gejagt 12.00 ARD-MiMa 14.00 新闻 14.10 Rote Rosen 连续剧 15.00 新闻 15.10 Sturm der Liebe 连续剧 16.00 新闻 16.10 Elefant, Tiger & Co. 17.00 新闻 17.15 Brisant 杂志节目 18.00 Gefragt – Gejagt 节目 18.50 WaPo Elbe 侦探剧 Gipfelstürmer. 主演：Adnan Maral 19.45 Wissen 杂志节目 19.50 天气 新闻 19.55 Wirtschaft vor acht 20.00 新闻 20.15 Die Kanzlei 律师剧 Ohne Folgen. 主演：Sabine Postel 21.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医疗剧。Eins gegen eins 21.45 Report München 杂志节目。包括：现在CDU如何？ 执政党与AfD的长久阴影 22.15 Tagesthemen 含天气预报 22.50 Maischberger 讨论节目 0.05 新闻 0.15 Die Kanzlei (重播) 1.00 In aller Freundschaft 医疗剧。Eins gegen eins (重播) 1.50 Maischberger (重播) 3.05 Morden im Norden (重播)

NDR

16.00 NDR Info 16.15 Wer weiß denn sowas? 17.00 NDR Info 17.10 Leopard, Seebär & Co. 18.00 州杂志节目 18.15 Wenn die Rolltreppe nicht mehr rollt – 汉诺威的维修工在执行任务 18.45 DAS! 19.30 州杂志节目 20.00 20.15 Visite 杂志节目 21.00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举 22.00 NDR Info 22.15 Tatort: Letzte Ernte 电视侦探剧 (德国 2025) 23.45 Weltbilder 0.15 Mein Wald – 神话与木材之间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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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F

5.30 MoMa 9.00 heute Xpress 9.05 Volle Kanne 杂志节目。包括：危险的 TikTok 挑战：关于规范媒体使用的建议 10.30 Notruf Hafenkante 侦探剧 11.15 SOKO Stuttgart 12.00 ARD-MiMa 14.00 heute – in Deutschland 14.15 Die Küchenschlacht 节目 15.00 Xpress 新闻 15.05 Bares für Rares 杂志节目 16.00 – in Europa 16.10 Die Rosenheim-Cops 17.00 新闻 17.10 hallo deutschland 18.00 SOKO Köln 侦探剧 Tod einer Staatsanwältin 19.00 新闻 19.25 Die Rosenheim-Cops 侦探剧。Kein toter Pfarrer 主演：Dieter Fischer, Igor Jeftić 20.15 Aldi, Rewe & Co. – 谁在自有品牌中获利？纪录片 21.00 frontal 杂志节目 主持：Ilka Brecht 21.45 journal 天气 主持：Anne Gellinek 22.15 Klicks um jeden Preis – 当 TikTok 挑战变成危险 纪录片 22.45 Markus Lanz 访谈节目 0.00 journal update 0.15 Tausend Zeilen 剧情片 (德国 2022) 主演：Elyas M'Barek, Jonas Nay, Marie Burchard 1.40 Juliet Die Tote im Kanal 3.10 The Tourist 系列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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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1

5.30 HD SAT.1早间电视 杂志节目。嘉宾：Dietrich Grönemeyer, Michael Tsokos, Candy Crash, Philipp Jessen。主持：Marlene Lufen, Matthias Killing 10.00 HD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秀 (Richter Alexander Hold Show) 家庭地狱 / 帮派新娘 / 葡萄酒节 14.00 亚历山大·霍尔德法官 15.00 巡逻中——新任务 纪实肥皂剧 16.00 巡逻中 纪实肥皂剧 17.00 急救报告系列报道。睁眼而亡之人 / 搞砸了的儿童生日派对 18.00 伦森提供帮助 (Lenßen hilft) 纪实肥皂剧 被遗弃的母亲 / 谁偷走了妈妈？ 19.00 乡村医生诊所——太阳庭院团队 医疗剧 令人倾心的画面 19.45 SAT.1: 新闻时间 (newstime) 20.15 XH 海军犯罪调查局 (Navy CIS) 犯罪剧。遗产 在NCIS关闭前夕，一名男子请求前团队帮助他被监禁的妹妹。 21.15 NCIS: 起源 (Origins) 犯罪剧。借花献佛 22.10 NCIS: 悉尼 (Sydney) 犯罪剧。路易的理由 / 大师 (El Maestro)。由 Olivia Swann 出演 0.05 XH 海军犯罪调查局 (Navy CIS) (重播) 1.00 NCIS: 起源 (Origins) (重播) 1.50 NCIS: 悉尼 (Sydney) (重播) 3.15 犯罪心理 (Criminal Minds) 犯罪剧。唯一的女人 / 秘密地点 / 蜘蛛网

MDR

16.00 MDR 4点钟 17.45 最新消息 18.05 天气 18.10 Brisant 18.54 沙曼 (Sandmann)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最新消息 19.50 简直天才 20.15 市场检查 (Marktcheck checkt ...) 杂志节目。H&M 21.00 易北河谷的酿酒师——萨克森独特的葡萄酒景观 21.45 最新消息 22.15 统一时期的刑事案件 纪录片 23.00 只是一个阶段，兔子 浪漫喜剧 (D 2021) 由 Christoph Maria Herbst 出演 0.40 市场检查 (Marktcheck checkt ...) 杂志节目 (重播)

WDR

16.00 📄 WDR 最新消息 16.15 📄 今日此处 18.00 WDR 最新消息 / 地方时间 18.15 📄 服务时间 18.45 📄 当前小时 19.30 地方时间 20.00 📄 日报 (Tagesschau) 20.15 犯罪现场 (Tatort)：他人的目光 电视犯罪剧 (D 2022) 21.45 📄 WDR 最新消息 22.15 乌瑟多姆犯罪剧：痛点 电视犯罪剧 (D 2020) (续播：周二，15.09.，23.45) 23.45 乌瑟多姆犯罪剧：给予与索取 电视犯罪剧 (D 2020) 1.15 退休警察：每一天都至关重要！没有一刻清闲 (重播)

RTL

5.30 HD 《蓝光报告》（Der Blaulicht-Report）纪实剧。刻薄的女人得到了教训 6.00 德国早晨 9.00 《GZSZ》挑战宣言 9.30 《在我们之间》（Unter uns） 10.00 乌尔里希·韦策尔——刑事法院 纪实剧 11.00 芭芭拉·萨莱施——刑事法院 纪实剧 12.00 12点整 15.00 HD 芭芭拉·萨莱施——刑事法院 纪实剧 15.55 乌尔里希·韦策尔——刑事法院 纪实剧 17.00 乌尔里希·韦策尔——少年法院 纪实剧 17.30 《在我们之间》与前任的性爱 18.00 《Explosiv》杂志 18.30 《Exclusiv》杂志 18.45 RTL 最新消息 新闻 19.05 《一切重要的》（Alles was zählt）肥皂剧。赤诚的赢家。由朱莉·奥古斯汀出演 19.40 《GZSZ》肥皂剧。勇敢尝试 20.15 《明星夏日屋》（Das Sommerhaus der Stars）——名流夫妇之战 综艺。乔瓦尼日益陷入矛盾之中，凯西和费里的情绪在升级。 22.30 《Extra》——RTL杂志。包括：减肥药现已问世！它能取代备受推崇的注射药吗？主持人：马雷莱·赫普纳 0.00 RTL 夜间新闻 0.25 RTL 夜间新闻特别报道 0.45 《CSI: 迈阿密》犯罪剧 资格审查 / 飞行计划变更 / 致命种子 3.05 《CSI: 追踪凶手》

RBB

17.05 📄 熊猫与公司 17.53 📄 沙之男 18.00 📄 柏林与勃兰登堡日报 19.30 📄 晚间新闻 19.56 📄 2026年参选政党——柏林州议会选举报告 20.00 📄 日报 20.15 📄 没有资金就没有舞台——勃兰登堡需要多少文化？报道 20.45 rbb24——访谈 21.45 📄 rbb24 柏林 22.15 Thadeusz 详尽分析 23.10 首都德比——联盟与赫塔播客 0.10 葡萄牙自然公园 纪录片系列

HR

17.00 你好黑森 17.45 黑森新闻 17.55 体育 18.00 美因塔 18.25 关键点 18.45 指南 19.15 天气 19.30 黑森新闻 20.00 日报 20.15 黑森之巅——我们的中低山脉 21.00 村庄志——沃尔夫勒姆·科赫的寻踪 21.45 黑森新闻 22.00 7天... 22.30 特朗普，我的父亲和我 23.25 JD万斯——特朗普之后的人 纪录片 (D 2026) 0.55 三个极其强大的女人——一个人为所有 喜剧 (D 2007) (重播)

3SAT

7.00 nano 7.30 阿尔卑斯全景 8.00 ZIB 8.05 阿尔卑斯全景 9.00 ZIB 9.05 文化时间 (重播) 9.45 nano (重播) 10.20 太美了！ 11.50 关隘——顶级厨房的故事 纪录片系列 12.20 服务时间 12.50 花园自然 杂志 13.15 太美了！报道系列 14.45 城市之旅鹿特丹——港口风情与青年创意 15.30 50个理由 纪录片系列 17.00 太美了！ 18.30 nano 杂志 19.00 今日新闻 新闻 19.20 文化时间 杂志 20.00 日报 20.15 《厄尔士山脉犯罪故事：家族纽带》电视犯罪剧 (D 2023) 21.45 电影电影 (kinokino) 杂志 22.00 ZIB 2 新闻 22.25 马贝拉神话 23.10 米科诺斯——超级天堂 纪录片 23.55 记者特别报道 0.30 10点前10分 新闻 0.55 《厄尔士山脉犯罪故事：家族纽带》电视犯罪剧 (D 2023) 由凯·谢夫出演 (重播) 2.25 马贝拉神话 (重播)

welt

8.30 早晨 8.45 我的世界 9.00 新闻室 9.45 我的 9.50 股市快讯 10.00 新闻室 10.50 股市 11.00 新闻室 11.50 股市 12.00 中午报道 12.20 ——中午观点 12.30 中午报道 12.45 股市 13.00 中午报道 13.30 特别报道 14.00 新闻室 15.15 访谈特别报道 15.35 新闻室 15.55 股市快讯 16.00 新闻室 16.10 娜娜·布罗克豪斯的言论自由 访谈节目 16.55 股市快讯 17.00 新闻室 17.15 特别报道 17.45 晚间股市 杂志 18.00 晚间报道

BR

15.10 知识竞赛——奥林匹克 16.00 BR24 16.15 我们在巴伐利亚 17.30 地区 18.00 晚间新闻 18.30 BR24 19.00 健康！ 19.30 《家就是家》（Dahoam is Dahoam）肥皂剧 20.00 日报 20.15 《犯罪现场：农民之死》电视犯罪剧 (A 2023) 由哈拉尔德·克拉斯尼策出演 21.45 BR24 22.00 杜平探长 (11) ——布列塔尼之夜：布列塔尼之夜 电视犯罪剧 (D 2023) 由帕斯夸莱·亚莱尔迪出演 23.30 慕尼黑啤酒节 1905 1.05 电影电影 (kinokino) 杂志 1.20 最佳卡巴莱！综艺 2.05 沃尔夫冈·克雷布斯——现场舞台！

ARTE

5.05 HD 印度——与大猫共生 5.55 HD 澳大利亚——鸭嘴兽任务 6.50 世界厨房 7.20 城市、乡村与艺术 8.55 水上美国 11.25 阴影下的40度 11.55 世界厨房 12.25 城市、乡村与艺术 14.00 HD仲夏谋杀：比尔吉塔 TV犯罪剧 (瑞典 2024) 主演：亚历山德拉·拉帕波特 15.35 野生动物王国 17.50 自然瑰宝：韩国 19.20 Arte新闻志 19.35 开诚布公 杂志 19.40 罗马尼亚的蹄铁匠减轻动物痛苦 纪录片 20.15 给我缴税（如果你能！）纪录片。超级富豪的避税技巧 / 百万富翁争取公正 21.50 黎巴嫩，世纪之泪 纪录电影 (法国 2024) 23.30 黎巴嫩：战争剖析 纪录电影 (法国 2025) 0.40 石棉，一个无尽的故事 纪录电影 (法 / 比 / 瑞 2022) 2.15 水上美国 纪录片 3.00 目光坦然 杂志

18.10 我的世界 杂志 18.20 晚间世界 20.10 我的世界 杂志 20.15 时空 纪录系列 22.05 全速冲向太空——阿里安5号的成功故事 报道 0.00 UFO理论 纪录系列

22.05 从研发、规划、火箭建造到发射升空：跟随阿里安系列型号成功故事背后的团队。

SWR

15.10 胡伯特与施塔勒 16.00 最新动态 16.05 咖啡或茶 17.00 最新动态 17.05 咖啡或茶 18.00 最新动态 18.10 巴登-符腾堡州观察 19.30 最新动态 20.00 日报 20.15 市场检查 21.00 恰恰是 21.45 最新动态 22.00 汉内斯与市长 22.30 莫莱斯米勒的朋友们 节目 23.00 圣英格贝尔特锅 节目精华 0.00 比伦特·切兰——Yallah Hopp 1.00 教堂留在村里

PRO SIEBEN

5.10 📄 🐃 圣丹尼斯医疗 (重播) 5.35 📄 🐃 叫我凯特 6.20 🐃 taff 7.15 🐃 Galileo 8.20 🐃 伙计们，你们怎么知道我父母会相遇的 9.15 🐃 中间人 10.10 🐃 🐃 少年谢尔顿 10.35 🐃 10.2 破产姐妹 11.00 🐃 两个半男人 11.55 🐃 生活大爆炸 12.50 🐃 伙计们，你们怎么知道我父母会相遇的 13.15 🐃 中间人 14.10 🐃 🐃 少年谢尔顿 14.35 🐃 破产姐妹 情景喜剧 15.05 🐃 🐃 两个半男人 16.05 🐃 生活大爆炸 17.00 taff 杂志 18.00 🐃 ProSieben: 新闻时间 18.10 🐃 辛普森一家：哦，加拿大 / 春田镇刑事档案 19.05 Galileo 杂志。苏瓦乌基走廊：生活在欧洲最危险的边境地带 20.15 🐃 TV total 节目。主持人：塞巴斯蒂安·普帕夫 21.25 🐃 TV total 脱口秀俱乐部 节目。嘉宾：来自马灿的辛迪、海伦·博克霍斯特、马蒂亚斯·埃格斯多费尔、卡武斯·卡兰塔尔、萨缪尔·西比尔斯基 22.35 🐃 生存亚马逊——沙内纳瓦的考验 纪录真人秀。嘉宾：乔伊·凯利、莉莉·贝克尔、帕沙德等 0.50 🐃 TV total (重播) 1.50 TV total 脱口秀俱乐部 2.45 🐃 ProSieben: 新闻时间 2.50 🐃 生存亚马逊——沙内纳瓦的考验 纪录真人秀 (重播)

VOX

5.35 CSI: 纽约 (重播) 8.00 CSI: 追踪凶手 在死亡边缘 / 第二张脸 9.35 vox 新闻 9.40 CSI: 追踪凶手 犯罪剧集。 网络痕迹 / 无声的尖叫 / 血色遗嘱 12.20 CSI: 迈阿密 犯罪剧集。最后一场戏 / 偏差 / 煽动。主演：大卫·卡鲁索 15.00 购物女王 纪录真人秀。哈勒主题：时尚空间——根据场合搭配你的白色衬衫！第2天：朱莉娅 16.00 吉多装饰女王 17.00 在薄纱与泪水之间 18.00 First Dates 纪录真人秀 19.00 完美晚餐 纪录真人秀。包括：第2天：薇琪，明斯特兰 / 主题：意大利风情 20.15 红绳俱乐部——新一代 剧情剧。埃利亚斯的生日将令人难忘，但一个决定和一个事件带来了戏剧性。 22.15 热门或垃圾——全能测试员 纪录真人秀 0.20 vox 新闻 0.40 医疗侦探

KABEL 1

5.15 HD Kabel Eins: newstime (重播) 5.20 HD 生活大冒险 特辑 5.45 2 马格南 6.35 2 麦盖先 7.30 2 FBI：特种犯罪组 8.25 2 Bull 60亿 绿- de / 艾米莉的最后一天 10.15 2 夏威夷五勇士 11.10 2 麦盖先 12.05 2 FBI：特种犯罪组 13.05 2 Castle 犯罪剧集 14.50 2 Bull 犯罪剧集 15.50 Kabel Eins: newstime 16.00 2 Bull 犯罪剧集 16.55 生活大冒险 每日 杂志。Basta Pasta – 阿希姆在意大利的意面速成课 17.55 我的餐厅，你的 餐厅 – 专业人士来了 18.55 注意检查！ 我们来处理 报道系列 20.15 2 假期大作战 喜剧 (美国 2014) 主演：亚当·桑德勒， 德鲁·巴里摩尔，凯文·尼伦。导演：弗兰克·科拉奇。在一次糟糕的约会后，吉姆和劳伦住进了同一家酒店。 22.40 2 亚当·桑德勒 故事 纪录片 (德国 2026) 23.50 2 迪兹先生 喜剧 (美国 2002) 主演：亚当·桑德勒， 温诺娜·瑞德，约翰·图鲁罗 1.40 2 假期大作战 喜剧 (美国 2014) (重播) 3.30 Kabel Eins: newstime 3.35 2 亚当·桑德勒 故事 纪录片 (德国 '26) (重播) 4.30 生活大冒险 特辑

PHOENIX

16.00 餐饮噩梦？压力之下的行业 16.45 通勤压力 – 奔波中的国家 17.30 der tag 18.00 乡村医疗困境 – 应对医生短缺的方案 18.30 战争中的女王 19.15 丘吉尔被遗忘的战争 20.00 Tagess. 20.15 希腊 21.00 基克拉泽斯 – 希腊的梦幻之岛 21.45 heute-journal 22.15 runde 23.00 der tag 0.00 runde (重播) 0.45 希腊 (重播) 1.30 基克拉泽斯 – 希腊的梦幻之岛 纪录片 (重播)

EUROSPORT1 / SPORT1

Eurosport: 17.30 斯诺克：英国公开赛（重播） 18.30 马球：英国公开赛 19.00 障碍赛马：斯普鲁斯梅多斯大师赛 20.00 竞技攀岩：世界系列赛（重播） 22.00 斯诺克：英国公开赛（重播） 0.00 自行车赛：蒙特利尔大奖赛（重播） Sport1: 17.00 Ladykracher（重播） 18.00 Pastewka 19.00 请微笑！（重播） 19.30 45 – SPORT1足球半场 20.15 Sechserpack 21.45 房管克劳泽——必须有秩序（重播） 23.15 Ladykracher（重播）

谜题与数独

作者：斯特凡·海内 (STEFAN H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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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到9的每个数字在每列、每行以及每个3x3方格中必须恰好出现一次。上面的数独难度为中等，下面的谜题稍简单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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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 / 4 / 9 / 5 / 6 / 7

5 / 7 / 3 / 2 / 8 / 6 / 9 / 1 / 4 9 / 6 / 4 / 7 / 1 / 5 / 2 / 3 / 8 3 / 9 / 6 / 5 / 2 / 4 / 7 / 8 / 1 7 / 8 / 5 / 6 / 3 / 1 / 4 / 9 / 2 4 / 1 / 2 / 9 / 7 / 8 / 3 / 5 / 6 2 / 5 / 1 / 4 / 6 / 3 / 8 / 7 / 9 8 / 4 / 9 / 1 / 5 / 7 / 6 / 2 / 3 6 / 3 / 7 / 8 / 9 / 2 / 1 / 4 / 5

DIE 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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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10 EURO | NR. 178

Deutschland investiert in Abschreckung

DIENSTAG, 15. SEPTEMBER 2026

Regierung plant für US-Marschflugkörper und dazugehörige Abschussanlagen Milliarden ein

Deutschland treibt den Aufbau einer eigenen Fähigkeit für weitreichende Präzisions- schläge voran. Da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will für

amerikanische Tomahawk-Marschflugkörper und die dazugehörigen Typhon-Abschussanlagen knapp 3,4 Milliarden Euro einplanen. Das geht aus einem internen Regierungspapier hervor, das „Politico“ und WELT vorliegt.

CHRIS LUNDAY

Der Finanzbedarf wurde demnach in die Planungen für den Bundeshaushalt 2027 eingebracht. Für das Typhon-System mit Tomahawk-Marschflugkörpern sieht das Papier eine erste Einsatzfähigkeit bereits bis zum Jahr 2030 vor. Damit würde die Bundeswehr eine Fähigkeit erhalten, über die sie bislang nicht verfügt: Ziele mit landgestützten Waffen über große Entfernungen bekämpfen zu können. Tomahawk-Marschflugkörper haben eine Reichweite von mehr als 2000 Kilometern. Das amerikanische Typhon-System ist eine mobile Abschussanlage, von der die Flugkörper gestartet werden können.

Das interne Papier macht deutlich, welchen militärischen Zweck Berlin mit dem Vorhaben verfolgt. Deutschland wolle seine sogenannten Deep-Precision-Strike-Fähigkeiten steigern. Besonders die landgestützte Variante soll ausgebaut werden. Die Bundeswehr soll dadurch im Rahmen der Landes- und Bündnisverteidigung in die Lage versetzt werden, „auch weit in den rückwärtigen Raum eines Gegners wirken zu können“. Angriffe auf große Distanz unterhalb der nuklearen Schwelle sollen demnach eine dauerhafte konventionelle Reaktionsfähigkeit ermöglichen und zur konventionellen Abschreckung beitragen. Für die Bundeswehr würde der Tomahawk-Kauf damit eine erhebliche Fähigkeitslücke schließen. Berlin will insbesondere Russland glaubwürdig abschrecken und im Konfliktfall auch militärisch wichtige Ziele weit hinter der Front erreichen können.

Ursprünglich sollte Deutschland auf amerikanische Waffen zurückgreifen. 2024 hatten der damalige US-Präsident Joe Biden und Bundeskanzler Olaf Scholz (SPD) vereinbart, dass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ab 2026 weitreichende Waffen-systeme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en. Zu ihnen sollten auch Tomahawk-Marschflugkörper gehören, die allerdings von US-Streitkräften kontrolliert worden wäre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stoppte diesen Plan später. Berlin trieb parallel jedoch bereits den Erwerb einer eigenen Fähigkeit voran und wandte sich 2025 offiziell an Washington, um Typhon-Abschussanlagen mit Tomahawks zu kaufen.

Den entscheidenden politischen Schritt gab es nach dem internen Papier am Rande des Nato-Gipfels in Ankara. Dort wurde auf Ebene von Trump und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Benzin wird zu einem Luxusartikel, den man sich leisten können muss. Die Mineralölkonzerne überlegen daher, den begehrten Saft in neuen Darreichungsformen anzubieten. Die rustikale Abfüllmethode an

der Tankstelle soll schon bald der Vergangenheit angehören, stattdessen wird das Benzin schon in

naher Zukunft in Flaschen verkauft. Dann kann der Verbraucher unter verschiedenen Qualitätsstufen und Fördergebieten wählen. Es wird besonders teures sortenreines Jahrgangsbenzin aus Hanglagen in Saudi-Arabien geben, Diesel aus dem Oman, im Barriquefass eine bilaterale Absichtserklärung zum Kauf des Systems unterzeichnet. Darin befürworte die amerikanische Regierung die deutsche Beschaffung ausdrücklich, heißt es in dem Papier. Damit zeichnet sich ein grundlegender Wechsel ab: Statt sich für die weitreichende Abschreckung auf eine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e amerikanische Einheit zu verlassen, soll die Bundeswehr die Fähigkeit künftig selbst besitzen und einsetzen.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geht es dabei allerdings nicht nur um den Kauf der Waffen. Berlin dringt zugleich darauf, dass die deutsche beziehungsweise europäische Industrie von dem milliardenschweren Geschäft profitiert. Die US-Regierung habe im Zuge der Vereinbarung eine „industrielle Kooperation“ in Aussicht gestellt, heißt es ausdrücklich in dem internen Papier. Nach Informationen von „Politico“ und WELT wird zwischen beiden Seiten auch darüber gesprochen, wie deutsche Unternehmen in die Lieferkette für Tomahawk eingebunden werden könnten. Ein konkretes Produktionsmodell oder eine Aufteilung der Industrieanteile wurden bislang jedoch nicht vereinbart.

Dabei dürfte Washington bei besonders sensibler Technologie und geistigem Eigentum weiterhin die Kontrolle behalten. Für Berlin wäre eine Beteiligung heimischer Unternehmen dennoch von großer Bedeutung: Deutschland würde für ein militärisch zentrales System weniger vollständig von amerikanischer Produktion und Wartung abhängig sein. Zudem könnte eine industrielle Beteiligung helfen, einen milliardenschweren Kauf in den USA politisch zu rechtfertigen – und zusätzliche Kapazitäten in einer angespannten transatlantischen Rüstungslieferkette schaffen.

Der Kauf ist noch nicht abgeschlossen. Nach der von Washington angekündigten formalen Autorisierung der deutschen Beschaffung sollen laut dem internen Papier gemeinsam mit der US-Regierung die Angebotsaufforderung und weitere Beschaffungsunterlagen ausgearbeitet werden. Dieser Prozess soll bis zum Herbst abgeschlossen sein. Das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wollte die konkrete Summe auf Anfrage von „Politico“ nicht kommentieren und verwies auf die laufenden Haushaltsverhandlungen sowie die Beteiligungsrechte des Bundestags. Grundsätzlich bestätigte eine Sprecherin jedoch, dass die Beschaffung weiter geplant sei: „Eine Beschaffung des US-Systems Typhon mit den Marschflugkörpern Tomahawk ist weiterhin beabsichtigt.“

Der Tomahawk-Kauf wäre damit einer der wichtigsten Schritte beim Aufbau einer eigenen deutschen Fähigkeit für weitreichende konventionelle Schläge. Für Berlin geht es dabei um mehr als zusätzliche Reichweite: Deutschland will künftig selbst über Waffen verfügen, mit denen ein möglicher Gegner auch weit hinter der Front getroffen werden kann – und damit glaubwürdiger abgeschreckt werden soll.

ausgebaut und Superbenzin, das in der Flasche gereift ist und dabei mehrfach gedreht wurde, quasi der Champagner unter den Treibstoffen. Nostalgiker können auch wieder Sprit mit Bleizusatz kaufen und ihr Fahrzeug damit ab-

ZIPPERT ZAPPT

füllen. Das deutsche Tankstellennetz soll komplett von der Hawesko Holding SE übernommen werden und unter dem Namen Jacques` Wein- und Benzindepot weiterbetrieben werden. In Blindverkostungen lernen die Verbraucher, Superbenzin, Diesel und Zweitaktgemisch am Geruch zu erkennen und merken, dass E10 im Abgang etwas nachdieselt.

FRANK FRANKLIN II/AP/DPA

Zverevs zweiter Streich

Er ist am Ziel, umarmt strahlend den mächtigen Pokal: Tennisstar Alexander Zverev krönt sich mit einer nervenstarken Vorstellung in New York zum Champion. Als erster Deutscher seit Boris Beckers Sieg im Männer-Einzel 1989 gewinnt er die US Open. Es ist bereits Zverevs zweiter Grand-Slam-Erfolg in diesem Jahr, zuvor hatte er lange vergeblich um so einen Titel gekämpft. Der Sieger zeigt sich erleichtert: „In Paris war ich voller Stress, jetzt bin ich voller Freude. Ich bin einfach überglücklich.“ Seite 13

CDU siegt bei Kommunalwahl - mit schwachem Ergebnis

Auch in Niedersachsen verzeichnen Union und SPD Verluste, zugleich legt die AfD kräftig zu

Es geht auch im Westen weiter bergab. CDU und SPD, die beiden Regierungsparteien im Bund, haben auch bei der Kommunalwahl in Niedersachsen Prozentpunkte abgeben müssen – allerdings hielt sich der Absturz in Grenzen. So verlor die Union nach Angaben des zuständigen Landesamtes für Statistik gegenüber der Kommunalwahl von 2021 mehr als vier Prozentpunkte.

ULRICH EXNER

Mit 27,2 Prozent blieb sie dennoch stärkste Partei in dem Bundesland. Die SPD verlor mehr als fünf Punkte und landete landesweit bei 24,6 Prozent. In Niedersachsen waren am Sonntag 6,3 Millionen Menschen wahlberechtigt – mehr als bei allen drei Landtagswahlen, die in diesem Herbst stattfinden, zusammen. Entsprechend interessiert schauten auch die Bundesparteien auf Niedersachsen. Unterm Strich können sie dort sehr ähnliche Bewegungen feststellen wie im Osten, nur mit einer geringeren Dynamik. Dazu kommen kommunale

Besonderheiten und insbesondere bei den Direktwahlen eine starke persönliche Note der Kandidaten. Die wichtigsten Entwicklungen im Überblick:

Der Union, daran ließ Landeschef Sebastian Lechner am Wahlabend keinen Zweifel, bläst auch in Niedersachsen der Wind ins Gesicht. Im Kommunalwahlkampf sei man überall auf die Defizite der Bundesregierung angesprochen worden. Insbesondere bei den Themen Energiepreise und Steuerbelastung gebe es Handlungsbedarf, sagte Lechner und vermied ausdrücklich ein klares Bekenntnis zum Bundeskanzler. „Wir kämpfen geschlossen vor den Landtagswahlen am 20. September, danach muss es politische Änderungen geben in Berlin“, beantwortete er die Frage, ob er noch hinter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stehe. Die 27,2 Prozent landesweit bedeuten für die niedersächsische Union das schlechteste Kommunalwahlergebnis seit 1956.

Auch bei der SPD, die in Niedersachsen die Landesregierung anführt, gab es nicht allzu viel zu feiern. 24,6 Prozent bedeuten das schlechteste Ergebnis, das

Sozialdemokraten jemals bei niedersächsischen Kommunalwahlen erzielt haben. Selbst in der alten sozialdemokratischen Hochburg Hannover, wo am Sonnabend noch die versammelte Parteiprominenz um Vizekanzler Lars Klingbeil, Verteidigungsminister Boris Pistorius und Ministerpräsident Olaf Lies in den Wahlkampf gezogen war, verlor die Partei weiter an Zustimmung: Sie kam hinter den Grünen nur auf Platz zwei. Bei der Oberbürgermeisterwahl schaffte es SPD-Kandidat Axel von der Ohe in der Landeshauptstadt zwar in die Stichwahl. Der Rückstand auf Amts-inhaber Belit Onay (Grüne) beträgt allerdings mehr als 20 Prozentpunkte. Entsprechend zerknirscht kommentierte Landes- und Regierungschef Lies die Lage: „Das ist für uns ein schwieriges Ergebnis – da haben wir uns alle mehr erhofft.“ Auch er verwies auf das mangelnde Vertrauen in die etablierten Parteien und die negativen Einflüsse der Bundesebene.

Anders als in früheren Jahren profitieren die Grünen nicht von den Verlusten von Union oder SPD. Im Gegenteil: Auch sie verlieren gegenüber 2021 an Zustimmung. 14,1 Prozent bedeuten ein Minus von 1,8 Prozentpunkten gegenüber der Kommunalwahl 2021. Dennoch sprachen die Landesvorsitzenden Greta Garlichs und Maximilian Strautmann von einem „Ausrufezeichen“, das die Partei gesetzt habe.

Sozialdemokraten können in Europa noch Wahlsiege feiern. Während in Deutschland die SPD bei 13 Prozent dümpelt, schafften es die Parteifreunde in Schweden auf den ersten Platz. Der seit 2022 regierende konservative Ministerpräsident Ulf Kristersson landete mit deutlichem Abstand dahinter. Die größte Überraschung aber war das schwache Abschneiden der rechten Schwedendemokraten, die erstmals seit ihrem Einzug ins Parlament 2010 Verluste erlitten.

Die AfD legt auch in Niedersachsen erheblich zu und springt landesweit von 4,6 Prozent im Jahr 2021 auf 15,9 Prozent. Hinzu kommen kleinere regionale Erfolge, einen blauen Durchmarsch gibt es allerdings nicht. Nur in der Stadt Salzgitter stellt die Partei voraussichtlich die stärkste Ratsfraktion. AfD-Landeschef Ansgar Schledde sprach von einem „gewaltigen Rückhalt“, den die Niedersachsen seiner Partei gegeben hätten.

Die zunehmend aussichtslose Lage der Freien Demokraten bestätigt sich auch in Niedersachsen. Die Partei rutscht von 6,5 Prozent im Jahr 2021 auf 3,7 Prozent. Die Linkspartei, im Land zuletzt weitgehend bedeutungslos, kann deutliche Zuwächse verzeichnen. Sechs Prozent bedeuten ein Plus von gut drei Prozentpunkten.

Die Lehren aus der Schweden-Wahl

Dieser Wahlausgang bietet für die in Deutschland tobende Debatte über den richtigen Umgang mit der AfD interessante Lehren. Die angstgetriebenen Spitzenpolitiker von SPD und Union täten gut daran, den Blick über den nationalen Tellerrand nach Norden zu richten. In Stockholm regierte bislang eine Mitte-Rechts-Minderheitsregierung, die von den Schwedendemokraten toleriert wurde. Kristersson hatte vor vier Jahren Neuland betreten. Bis dahin galten die Rechtspopulisten in seinem Land ebenso wie die AfD hierzulande als Unberührbare, mit denen

KOMMENTAR

DOROTHEA SIEMS

man in keiner Form zusammenarbeiten dürfe.

Über dieses der deutschen „Brandmauer“ vergleichbare Tabu setzte sich der Konservative hinweg, um in dem von Migration und Gewalt schwer gebeutelten Land Veränderungen auf diesen Gebieten durchsetzen zu können. Heute betreibt Schweden neben Dänemark die härteste Migrationspolitik in der EU. Die

Flüchtlingszahlen sind niedrig, die Rückführung – freiwillig oder per Zwang – so häufig, dass nach Angaben des zuständigen Ministeriums mittlerweile mehr Migranten das Land verlassen, als umgekehrt hereinkomme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sieht erklärtermaßen Schweden und Dänemark in der Migrationspolitik als Vorbilder – ohne jedoch bei der Rückführung ähnlich konsequent zu handeln. Denn mit den hiesigen Sozialdemokraten geht das eben nicht. Und so bekommen hier selbst ausreisepflichtige Straftäter sogar noch weiter Sozialleistungen.

Schwedens bisheriger Regierungschef warb im Wahlkampf mit weiteren Verschärfungen im Asylrecht. Und er stellte den Schwedendemokraten auch Ministerposten in Aussicht. Doch der Wähler machte Kristersson möglicherweise einen Strich durch die Rechnung. Noch ist zwar unklar, wer künftig in Schweden die Regierung bilden kann. Denn in dem politisch zersplitterten Parlament kommt die Sozialdemokratin Magdalena Andersson nur in einer Koalition inklusive der radikalen Linken auf eine Mehrheit.

Das aber lehnt die dafür ebenfalls benötigte liberale Zentrumspartei ab. Auch der Mitte-Rechts-Block hat keine Mehrheit. Entscheidend dürfte am Ende der Schwenk einer der Kleinstparteien sein.

Auf jeden Fall zeigt Schweden, dass die Zusammenarbeit mit einer radikalen Partei diese keineswegs automatisch stärkt. Offenbar bewirkten die Erfolge in der Migrationspolitik, dass sich die Bürger nun wieder stärker mit sozialpolitischen Themen locken ließen. Die hiesige SPD-Spitze sollte aber nicht den Fehlschluss ziehen, dies als Bestätigung zu nehmen, auf einen Anti-Reformkurs bei Rente und Pflege zu schalten. Im Gegenteil: In Schweden haben nach der Jahrtausendwende die Sozialdemokraten das alte „Volksheim“ saniert. Und das Land ist seither den Reformkurs stetig weitergegangen. Wer zum Arzt geht, zahlt beispielsweise immer eine Patientengebühr. Und der Renteneintritt – heute mit 67 Jahren – ist an die steigende Lebenserwartung gebunden. Für Migration wie für Soziales gilt in beiden Ländern gleichermaßen: Realitätsverweigerung zahlt sich auf Dauer für Politiker nicht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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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NA KEILANI

Die Botschaft der ungültigen Stimmen

Niemand sollte den Wähler unterschätzen, denn dieser merkt, wenn er für dumm verkauft werden soll. Es waren zwar nur vier Kandidaten der AfD, die man am Wochenende in Niedersachsen nicht hat zu den Kommunalwahlen antreten lassen. Doch in dreien dieser vier Wahlkreise war die Zahl der ungültig gemachten Stimmen deutlich erhöht. So etwa im Landkreis Friesland, wo der AfD-Bundestagsabgeordnete Martin Sichert von der Kandidatur ausgeschlossen worden war. 3500 von 55.439 Stimmen waren ungültig, mithin gut 6,3 Prozent. Üblich ist bei Gemeindewahlen etwa ein Prozent. Sicherts Fall war besonders bekannt geworden, unter anderem, weil im Internet ein Video von der Sitzung des Wahlausschusses kursierte, in der sein Ausschluss beschlossen wurde. Neben Sichert wurden noch der AfD-Landesvize Stephan Bothe (Landkreis Lüneburg), der Landtagsabgeordnete Thorsten Moriße (Wilhelmshaven) und der Göttinger Kreisverbandsvorsitzende Justin Vogel (Herzberg am Harz) ausgeschlossen. In Bothes Wahlkreis waren 7,0 Prozent der abgegebenen Stimmen ungültig, in dem von Moriße 6,81 Prozent. Alle Kandidaten hatten sich gegen den Ausschluss von der Wahl gerichtlich gewehrt und unterlagen vor Gericht. Sie wurden darauf verwiesen, dass sie die Wahl ja nachträglich anfechten könnten.

Die Blaupause lieferte im Vorjahr Ludwigshafen in Rheinland-Pfalz, wo der Beamte Joachim Paul wegen Zweifeln an der Verfassungstreue von der Wahl ausgeschlossen wurde. Paul ist Mitglied der AfD, Stadtrat in Koblenz und Landtagsabgeordneter in Rheinland-Pfalz, wo er bis 2021 stellvertretender AfD-Fraktionsvorsitzender war. Für die Oberbürgermeisterwahl in Ludwigshafen am Rhein im September 2025 wurde er von der AfD als Bewerber aufgestellt. Der Wahlausschuss schloss ihn wegen Zweifeln an der Verfassungstreue von der Wahl aus – und das, obwohl Paul als Lehrer Beamter auf Lebenszeit ist. Auch Paul klagte und unterlag. Am Wahltag machten 9,24 Prozent der Wählenden ihre Stimme ungültig. Auf einigen Stimmzetteln war handschriftlich „Joachim Paul“ ergänzt.

Es mag ja sein, dass es in Einzelfällen gute Gründe geben kann, einen Kandidaten von der Wahl auszuschließen. Da es sich aber beim passiven Wahlrecht um ein Grundrecht handelt, müssen diese Ausschlussgründe wirklich stichhaltig sein. In Niedersachsen wurde pünktlich zur Wahl das Wahlrecht geändert, weil man mit guten Gründen ein Erstarken der AfD befürchtete. Der Staat entscheidet damit nicht nur darüber, wer ein Amt ausüben darf, sondern schon darüber, zwischen welchen Kandidaten die Bürger überhaupt wählen dürfen, und dabei lässt er sich auch noch von der weisungsgebundenen Regierungsbehörde Verfassungsschutz helfen. Das berührt den Kern der Demokratie. Die Ergebnisse zeigen, dass den Bürgern diese Bevormundung nicht gefällt – die AfD hat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sondern auch in Niedersachsen kräftig zugelegt. Am kommenden Wochenende stehen nun Landtagswahl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an. Alle 50 Bewerber der AfD-Landesliste wurden zugelassen, Ausschlüsse gab es nicht. Eine politische Verfassungstreueprüfung für Landtagskandidaten sieht das Wahlrecht beider Länder nicht vor. Auch in Berlin wurden keine Kandidaten ausgeschlo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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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n Vororten von Damaskus ist noch sehr viel Zerstörung sicht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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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A DES TAGES

„In Berlin ist es gefährlicher“

Der Druck auf Syrer in Deutschland wächst, in ihre Heimat zurückzukehren. Unser Reporter ist in einem Flugzeug nach Damaskus mitgereist. Die Biografien der Menschen überraschen

A m Flughafen von Düsseldorf herrscht am frühen Morgen eine bedächtige Stimmung. Gleich soll einer der ersten Direktflüge aus Deutschland nach Damaskus starten und viele der Menschen hier werden ihre alte Heimat Syrien seit mehr als zehn Jahren das erste Mal wiedersehen. Diktator Baschar al-Assad wurde Ende 2024 vertrieben, seitdem ist für viele von ihnen ihr Fluchtgrund verschwunden.

TIL BIERMANN

Am Check-in stehen Männer, viele Frauen mit Kopftüchern, Kleinkinder. Für den Informatiker Mohammed ist es die erste Reise in die alte Heimat seit 14 Jahren. In Aleppo hatte er Informatik studiert. Er hat den Pass mit dem goldenen Adler drauf und ist seit sechs Jahren in Festanstellung. „Ich fühle mich in Deutschland sehr zu Hause. Ich habe mich als Mensch hier sehr würdig gefühlt. Ich bin sehr stolz, Deutscher zu sein“, sagt der 36-Jährige in perfektem Deutsch. Zu Zeiten, in denen die AfD in Deutschland bundesweit in Umfragen führt, sind solche Reisen politischer Sprengstoff. Politiker der Partei reden über arbeitslose Syrer, die sich den deutschen Pass erschwindelt hätten und Deutschland zerstören würden und doch eigentlich in ihre Heimat zurückkönnten. Tatsächlich sind etwa 30 Prozent der Syrer in Deutschland arbeitslos. Allerdings sinkt diese Quote, je länger sie im Land sind. So ist es bei Mohammed und auch bei Ahmed, der ebenfalls am Check-in steht.

Ahmed (37), der zwei Jahre in Assads Gefängnissen saß, jetzt eine Physiotherapie-Praxis mit sechs Angestellten führt, vier davon Syrer, sagt leise: „Die Syrer, die bei mir arbeiten, haben Disziplin, sind zuverlässig. Ich habe nie ein Problem gehabt in Deutschland, toi, toi, toi. Hoffentlich bleibt das auch so. Wie jeder merkt, wird der Druck auf Ausländer mehr und mehr.“ Fast alle hier haben einen deutschen Pass oder sind per Familienzusammenführung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Sie können legal ein- und ausreisen. Jene, die noch einen Flüchtlingsstatus haben, könnten diesen verlieren, wenn sie in das Land reisen, aus dem sie flohen. Wer dann doch unbedingt in die Heimat will, so hört man, reist über den Landweg aus dem Libanon ein, ohne einen Stempel in den Pass zu bekommen.

Unter dem syrischen Präsidenten Ahmed al-Scharaa soll es jetzt vorangehen. Der war mal Islamist, habe sich aber gemäßigt, sagen seine Leute. Es gibt immer noch Checkpoints wie unter Assad, doch die bärtigen Männer mit Kalaschnikows winken einen freundlich weiter. Viele Sanktionen wurden aufgehoben. Kürzlich bezahlte al-Scharaa in einem Hotel in Damaskus einen Kaffee mit einer Visa-Karte. Das war 15 Jahre lang nicht möglich.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 Syrien von der Liste der Terrorunterstützer gestrichen, auf der es seit 1979 geführt wurde.

Die veränderte Lage in Syrien führt dazu, dass laufende Asylverfahren in Deutschland fortlaufend geprüft werden. „Aufgrund der volatilen Lage in Syrien hat das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seit Anfang Dezember 2024 Entscheidungen im Anerkennungs- und Widerrufsverfahren syrischer Antragstellender bis auf Weiteres aufgeschoben, soweit die Entscheidung von der Lage in Syrien abhängt“, schreibt eine Sprecherin des Innenministeriums auf Anfrage. Bei Abschiebungen wolle man sich zunächst auf „Straftäter und Gefährder“ konzentrieren.

Die in Deutschland lebende 28-jährige Maha traut dem Ganzen trotzdem nicht so recht. „Ich freue mich, dass Assad weg ist, aber hoffe auf eine bessere Regierung“, sagt sie. „Der Hass zwischen uns muss sich ändern. Wir erwarten, dass die Regierung den Hass stoppt, aber momentan passiert es nicht. Alle wollen Rache.“ Es gebe viele „kleine Genozide“, sagt sie. Die hätte die neue Regierung lapidar als „Fehler“ bezeichnet – ein viel zu schwaches Wort, findet sie, dem keine Taten folgten. Die Einreise am Flughafen von Damaskus läuft auch für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e ohne syrischen Hintergrund problemlos. Man zahlt an einem Schalter 75 Dollar in bar und ist im Land.

Außenminister Johann Wadephul (CDU) hatte im Oktober 2025 gesagt, Syrien sei in Teilen schlimmer zerstört als Deutschland 1945. Botschaften und Sicherheitsfirmen warnen vor Reisen in das Land. Wer vom Flughafen in die Stadt fährt, denkt zunächst, das wäre übertrieben. Da sind kaum Zerstörungen zu sehen. Aber der Schein trügt. Assad achtete darauf, seine Prunkstücke zu bewahren. Für ihn unwichtige Vororte hingegen, wie Dschubbar, sind eine Mondlandschaft. Hier verschanzten sich Rebellen der Al-Rahman-Legion. Von den teils uralten Häusern, darunter eine Synagoge, in der sich einst der Prophet Elia versteckt haben soll, sind nur noch Trümmer übrig.

Wassim Bahra (51), ein jetzt meist arbeitsloser Touristenführer, zeigt einen Tunnel, den die Rebellen mit ihren Händen gegraben hatten, um sich vor Fassbomben und Raketen zu schützen. „Was wir hier sehen, ist nur ein winziger Bruchteil der Zerstörung. Es wurde so viel ausgelöscht. Auch Orte zwischen Hama und Aleppo und Idlib. Das wurden Geisterstädte.“ Was sagt er zu den Reisewarnungen? „In Berlin ist es gefährlicher“, glaubt er. Der Hass auf Assad ist bei vielen so groß, dass sie den neuen Präsidenten al-Scharaa wie einen Erlöser verehren. „Ich liebe ihn“, sagt der Privatschulbetreiber Amer, der Al-Sharaa als Hintergrundbild auf seinem Handy hat. Der 52-Jährige spricht Deutsch und saß unter Assad 2024 lange schuldlos in einer Zelle – zusammen mit einem deutschen Touristen, der aus einer Laune heraus die iranische Botschaft fotografiert hatte.

„Man rief mich damals an und sagte, man brauche meine Hilfe zum Übersetzen, ich solle mich doch bitte in der Geheimdienstzentrale einfinden“, erzählt Amer. Dann wurde er für fünf Monate mit dem Deutschen in eine Zelle gesteckt, wohl auch, um einen kostenlosen Übersetzer zu haben. Schließlich habe seine Frau ihn für 2500 Dollar freigekauft. Der Deutschlehrer Tarif (58) sagt: „Alles ist besser geworden. Mindestens die Freiheit.“ Er führt aus: „Wir können reden, wir können erzählen, sprechen. Unsere Gefängnisse sind geöffnet worden. Keine politischen Gefangenen mehr. Politische Freiheit.“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sei immer noch nicht so gut, aber das sei ganz normal.

Tatsächlich: Ein Beamter in Syrien verdient um die 200 Dollar im Monat. Der Liter Benzin kostet trotzdem mehr als einen Dollar und zwei Stücke Sushi in der Innenstadt zehn Dollar. Viele kommen da finanziell nicht mehr mit. Aber zumindest gibt es Hoffnung. Daniel Broda, der Chef der Airline Leav mit Sitz in Köln, die jetzt die Direktreisen nach Damaskus anbietet, sagt, die Stimmung erinnere ihn an Deutschland 1955: „Vom Geist ist das alles recht positiv, weil die in einem Wiederaufbau sind.“ Yasin ist einer derjenigen, der bis zur Reise nach Syrien nicht auf seinen deutschen Pass warten wollte. Deshalb verließ er Deutschland mit einem nun abgelaufenen Aufenthaltstitel. Jetzt könne er nicht mehr zurück, erzählt der 33-Jährige in einem Vorort von Damaskus, in dem er sich von seinem Ersparten ein Haus kaufen konnte.

„Ich bin 2013 nach Hamburg gekommen, nachdem ich von der Armee desertiert war“, sagt er. „Ich habe dann als Reiniger und im Hafen gearbeitet, zeitweise auf der Straße geschlafen.“ Integrationskurse und Schulen besuchte er nicht, schaffte es trotzdem, sich mit einer Transporterfirma selbstständig zu machen. Aber er kam mit der deutschen Bürokratie nicht gut zurecht. Die ganzen Steuern, die Krankenversicherung, der Druck. Irgendwann im Juni 2025 hielt er es nicht mehr aus und haute ab. Wieder zurück in den Nahen Osten.

Yasin sagt: „Ich habe eine Flasche Whisky getrunken und den nächsten Flug in den Irak gebucht. Das ging mit meinem Flüchtlingspass ohne Visum.“ Über die Landesgrenze kam er nach Syrien. Aber er vermisse jetzt schon wieder Deutschland und seine Regeln: „In Syrien hält sich fast niemand an Abmachungen und Verträge.“ Er liebe Deutschland, sagt er, und hat auch einen Tipp für seine zeitweilige Heimat. „Jobcenter abschaffen!“, sagt er. „Wir hatten Probleme, Arbeiter zu finden, weil viele, auch die Deutschen, lieber vom Geld vom Staat leben und faul zu Hause bleiben.“

An der Schwelle zur Macht schwächeln Schwedens Rechtsnationale

Die Parlamentswahl galt als Stimmungstest dafür, ob die Brandmauer zu den Schwedendemokraten endgültig eingerissen werden soll. Das Ergebnis überrascht

Es ist das erwartete Kopf-an-Kopf-Rennen geworden. Mit nur einem einzigen Mandat Vorsprung liegen die Oppositionsparteien bei den schwedischen Parlamentswahlen nach jetzigem Stand (bei Auszählung von 95 Prozent der Stimmen) vor dem regierenden rechten Block um Ministerpräsident Ulf Kristersson. Endgültige Klarheit über die Mehrheitsverhältnisse wird es erst am Mittwoch geben, wenn die Stimmen aus dem Ausland ausgezählt sind.

LARA JÄKEL

Fest steht bereits jetzt: Die Regierungsbildung wird äußerst schwierig werden. Das Ergebnis war auch deshalb mit Spannung erwartet worden, weil die Wahl als Stimmungs test für eine Beteiligung der rechtsnationalen Schwedendemokraten (SD) an der Regierung galt. Bislang stützte die Partei die Minderheitsregierung aus Kristerssons Moderaten, den Christdemokraten und der Liberalen Partei, stellte selbst aber keine Minister. Das solle sich nun ändern, hatte SD-Parteichef Jimmie Äkesson gefordert. Doch der erhoffte Rückenwind ist ausgeblieben: Mit 17,5 Prozent der Stimmen verlieren die Schwedendemokraten im Vergleich zu 2022 mehr als drei Prozentpunkte und rutschen überraschend auf den dritten Platz ab – hinter die regierenden Moderaten, die sich um knapp einen Prozentpunkt auf 19,9 Prozent verbessern. Auch die beiden anderen Regierungsparteien verzeichnen leichte Zugewinne und kommen auf 6,2 Prozent (Christdemokraten) sowie 5,4 Prozent (Liberale).

CHRISTINE OLSSON/TT/VIA REUTERS

Damit käme eine Viererkoalition unter Beteiligung der Schwedendemokraten, zu der sich Ministerpräsident Kristersson bereiterklärt hatte, voraussichtlich auf 173 Sitze im Parlament und würde die Mehrheit knapp verfehlen. Dass es überhaupt noch so eng geworden ist, kann die Regierung aber als Erfolg verbuchen, schließlich lag das oppositionelle Lager um Sozialdemokraten-Chefin und Ex-Premierministerin Magdalena Andersson noch vor wenigen Wochen in Umfragen deutlich vorn. Doch die Partei konnte die Zwischenwerte nicht über die Ziellinie retten. Zwar liegen die Sozialdemokraten mit 27,9 Prozent der Stimmen deutlich vorn, büßen im Vergleich zur letzten Wahl aber 2,4 Prozentpunkte ein. Die größten Wahlgewinner sind stattdessen die Parteien am linken Ende des Spektrums: Die Linkspartei verbessert sich auf 8,3 Prozent (+1,6), die Grünen landen bei 6,1 Prozent (+1,1). Die agrar-liberale Zentrumspartei hält sich bei rund sieben Prozent.

Bleibt es dabei, käme das Mitte-Links-Lager insgesamt auf 176 Mandate. „Wenn das Ergebnis Bestand hat, wird Schweden eine neue Regierung haben“, sagte Andersson am Wahlabend. Ganz so einfach dürfte es nicht werden. Denn die Parteien des linken Blocks liegen in einigen Fragen weit auseinander. So haben sich die Sozialdemokraten in Migrationsfragen und Kriminalität den rechten Parteien angenähert und viele Verschärfungen der letzten Jahre mitgetragen. Auch den Forderungen nach einem Ausbau der Atomkraft in Schweden hat sich die Partei angeschlossen.

Der Schwenk in Richtung Mitte könnte einige Wähler dazu bewogen haben, zu linkeren Alternativen abzuwandern. In jedem Fall dürfte er eine Koalitionsbildung erschweren. Andersherum schrecken einige Forderungen der Linkspartei, darunter etwa eine Reichensteuer, die wirtschaftsliberaleren Parteien des

”

DER WAHLKAMPF DREHTE SICH VOR ALLEM UM BILDUNG, WOHNEN ODER GESUNDHEITS

Ministerpräsident Ulf Kristersson, Vorsitzender der Moderaten

Blocks ab. Die Zentrumspartei hat bereits erklärt, sich nicht an einer Regierung mit der Linkspartei beteiligen zu wollen. Alternativen wären eine in Schweden sehr übliche Minderheitsregierung, die sich auf der linken Seite zuletzt aber als eher instabil erwiesen hat, oder eine blockübergreifende Regierung mit Unterstützung der Christdemokraten, auf die Parteichefin Ebba Busch im Wahlkampf angespielt hatte.

Auch eine Mehrheit für den rechten Parteienblock ist aber rechnerisch noch möglich.

Dann würden die Schwedendemokraten wohl erstmals als Koalitionspartner in eine Regierung einziehen. Es wäre ein Schritt, der lange als undenkbar galt: Ähnlich wie in Deutschland hatten die anderen Parteien eine Zusammenarbeit mit den Schwedendemokraten, die ihre Ursprünge in der Neonaziszene haben, lange kategorisch ausgeschlossen. Unter Äkesson gab sich die Partei zumindest nach außen hin einen gemäßigteren Anstrich, warf Rechtsextremisten heraus und rückte von einigen Maximalforderungen ab. Nach der indirekten Beteiligung an der Macht vor vier Jahren könnte den Schwedendemokraten nun endgültig die Integration ins schwedische Parteiensystem gelingen. Zwar hatte Äkesson angekündigt, auch im Fall eines Wahlsiegs nicht selbst Premierminister werden zu wollen, dafür aber mindestens zwölf Ministerposten gefordert.

Premier Kristersson hatte schon Monate vor der Wahl Bereitschaft signalisiert, den Schwedendemokraten Schlüsselpositionen in einer künftigen Regierung zu überlassen. Bleibt es bei den deutlichen Verlusten, werden sie nicht mehr ganz so fordernd auftreten können. Dass die Partei von ihrer Rolle als duldende Kraft – anders als oft vermutet – nicht profitieren könnte, dürfte auch anderswo interessiert beobachtet werden. Die jüngsten Erfolge der Regierung, etwa das stärkere Wirtschaftswachstum oder den Rückgang der Bandenkriminalität, konnte die Dreier-Koalition offenbar stärker für sich reklamieren als die Schwedendemokraten. Die waren im Wahlkampf vor allem durch Provokationen im Stil der Maga-Bewegung aufgefallen. So ließ die Partei Plakate in Bussen aufhängen, auf denen die deutlich erhöhte Rückkehrprämie für Migranten mit den Worten beworben wurde: „Vermisst du Mogadischu? Die Rückführungsprämie hilft dir, nach Hause zu gehen.“

Überhaupt versuchten die Schwedendemokraten mit allen Mitteln, das Thema Migration wieder in den Mittelpunkt des Wahlkampfes zu rücken. Doch nach den massiven Verschärfungen der letzten Jahre sind die Asylzahlen in Schweden bereits auf den niedrigsten Stand seit 40 Jahren gesunken. Dass Äkesson noch härtere, teils verfassungswidrige Maßnahmen forderte, ging offenbar so manchem Wähler zu weit. Für andere stand das Thema womöglich nicht mehr ganz oben auf der Prioritätenliste. Der Wahlkampf drehte sich vor allem um Fragen wie Bildung, Wohnen oder die Gesundheitsversorgung, bei denen die Rechtsaußenpartei weniger punkten kann. Der Parteichef verbuchte den Wahlabend trotzdem als Erfolg.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wir als Gewinner hervorgegangen sind“, sagte er, „denn viele scheuen sich nicht mehr, sich als Anhänger der Schwedendemokraten zu bekennen.“

Russland testet die Nato

Die jüngsten russischen Drohnenangriffe auf die Ukraine galten Zielen nahe der EU-Außengrenze. Damit reagiert Moskau auf den Misserfolg seiner bisherigen Strategie

Der polnische Premierminister Donald Tusk brachte es auf den Punkt. Die Eskalation seitens Russland werde zu einer Tatsache, und Belege dafür fänden sich immer näher zu „unserer Grenze“, sagte er vor der versammelten Spitze der polnischen Armee, der Geheimdienste und Sicherheitsbehörden. Mit Blick auf die kommenden Wochen und Monate sprach Polens Regierungschef warnend von „sehr verstärkten Aktivitäten“ Russlands. „Leider können wir nicht ausschließen, dass diese Eskalation auch unser Territorium betreffen wird“, sagte Tusk.

PHILIPP FRITZ UND PAVEL LOKSHIN

Er hoffe, dass das „gefährlichste Szenario“ nicht eintreten werde, dennoch müsse Polen darauf vorbereitet sein. Anlass für Tusks Warnungen waren Drohnenangriffe, die die russische Armee am Sonntagmorgen in unmittelbarer Grenznähe zu Polen verübt hatte. Eine Tankstelle in Jahodyn, wenige Kilometer von der Grenze entfernt, wurde getroffen. Ukrainischen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wurden dabei zwei Menschen verletzt. Ferner traf eine düsenbetriebene russische Geran-5-Drohne die Lokomotive eines zwei Kilometer vor der polnischen Grenze am Bahnhof von Jahodyn haltenden Passagierzuges. Er konnte rechtzeitig evakuiert werden, Verletzte gab es nicht.

Den Angriff auf den Passagierzug verübte die russische Armee auf einer Strecke, die Minuten zuvor ein Zug mit westlichen Diplomaten und Ex-Politikern wie dem britischen Ex-Premier Boris Johnson, dem ehemaligen schwed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und Außenminister Carl Bildt und Ex-CIA-

Chef David Petraeus an Bord passierte. Laut „Spiegel“ saß auch der Berater vo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Günter Sautter, in diesem Zug. Die ukrainische Bahngesellschaft Ukrsalisnytsia teilte mit, der Zug mit den prominenten Fahrgästen an Bord könnte das eigentliche Ziel der Russen gewesen sein. Der Zug verließ die Station früher als geplant, weil der Fahrplan „wegen der ständigen Gefahr der russischen Schläge“ in Echtzeit angepasst worden sei.

Im Zusammenhang mit den jüngsten russischen Drohnen- und Raketenangriffen sprach der ukrainische Präsident Wolodymyr Selenskyj von einer Kampagne, welche die Ökonomie seines Landes und das Leben der Ukrainer zerstören soll. Die Ukrainer seien müde, aber „unzerstörbar“. Der Angriff folgt auf eine seit Anfang August andauernde, mehrwöchige Serie von russischen Attacken im Grenzgebiet der Ukraine zu EU-Ländern. Vor drei Wochen griff Russland den Übergang Tabaky an der Grenze zu Moldau an. Der Grenzübergang nach Rumänien bei Orliwka wurde innerhalb einer Woche zweimal attackiert, zuletzt in der Nacht auf den 6. September. Hinzu kamen Luftraumverletzungen in Rumänien und Moldau, die Einsätze von Nato-Kampfjets auslösten.

Vor allem Polens Luftstreitkräfte sind schon länger in erhöhter Alarmbereitschaft. Es werden nicht nur Alarmstarts durchgeführt, sondern vermehrt Patrouillenflüge. Während der Einschläge russischer Geran-5-Drohnen befanden sich bereits polnische Maschinen vom Typ F-16 sowie Hubschrauber und ein Saab-Aufklärungsflugzeug in der Luft. Angriffe gegen die für den Getreide-export wichtigen ukrainischen Häfen an der Donau hatte es zwar schon in den Vorjahren gegeben. In der Häufigkeit und der Dimension sind die russischen Angriffe in der Nähe von Grenzanlagen und Luftraumverletzungen der vergangenen Wochen aber neu.

Das Ziel der Russen ist dabei nicht nur die schon vor Jahren angekündigte Störung der Rüstungsmimporte aus Europa sowie der ukrainischen Exporte. Die Angriffe auf die Straßen- und Fähr-Grenzübergänge sowie grenznahe Eisenbahninfrastruktur werden in Pressemitteilungen des russischen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s freimütig mit Lieferungen „militärischer Güter, Waffen und Munition“ oder „westlicher Technik“ begründet. Die Angriffe sind auch eine Botschaft an die Europäer und die Nato. Russland betreibt seit Jahren eine hybride Kampagne von Sabotage und Brandstiftung gegen die wichtigsten Unterstützerländer der Ukraine in Europa, vor allem gegen Deutschland und Polen. Während die Regierung in Berlin lange Zeit brauchte, um für Aktionen wie den vereitelten Drohnen-Anschlag am Leipziger Flughafen Russland verantwortlich zu machen, warnt Warschau seit Monaten deutlich vor der russischen Eskalationskampagne.

Premierminister Tusk verweist dabei regelmäßig auf die Erkenntnisse der eigenen Geheimdienste wie auch die befreundeter Nato-Länder. Kurz vor der Einberufung der Sondersitzung hielt sich der polnische Geheimdienstkoordinator Tomasz Siemoniak in den USA auf. Dort traf er unter anderem den CIA-Direktor John Ratcliffe. Dem Vernehmen nach hat Siemoniak ihm polnische Erkenntnisse über russische Aktionen an der Nato-Ostflanke vorgelegt, umgekehrt soll Ratcliffe Siemoniak eine amerikanische Einschätzung zur Sicherheitslage übermittelt haben. Polen und die USA arbeiten in Sicherheitsfragen traditionell eng zusammen.

NACHRICHTEN

RESERVISTENVERBAND

Operationsplan vor AfD sichern

Der Reservistenverband will den Operationsplan Deutschland aus der Staatskanzlei von Sachsen-Anhalt zurückholen, falls die AfD in Magdeburg die Regierung übernimmt. „Die AfD ist eine große Gefahr für unser Land“, sagte Verbandschef Bastian Ernst (CDU) dem Redaktionsnetzwerk Deutschland. „Wenn sie in Sachsen-Anhalt die Regierung übernehmen würde, dann würden der Operationsplan Deutschland und weitere relevante Informationen mit ziemlicher Sicherheit nach Russland abfließen. Deshalb sollte man den Plan aus Sachsen-Anhalt zurückholen.“ Eine Alternative wäre laut Ernst, den Operationsplan „grundsätzlich im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zu deponieren“. „Dann könnten ihn Personen oder Institutionen nur nach vorheriger Genehmigung einsehen“, sagte er. „Im Kriegsfall würden ohnehin andere Regeln gelten“, führte Ernst aus. „Dann hätte der Bund wachsende Zugriffsmöglichkeiten auf die Länder und damit auch auf Sachsen-Anhalt.“

SACHSEN-ANHALT

Mehr Parteien für Bundeszwang

Im Fall einer AfD-geführten Landesregierung in Sachsen-Anhalt würden nach der CDU/CSU auch SPD, Grüne und Linke die Grundgesetz-Regelung eines „Bundeszwangs“ zur Durchsetzung von Bundes- und Verfassungsrecht nutzen. So sagte der Parlamentarische Geschäftsführer der SPD im Bundestag, Dirk Wiese, dem RedaktionsNetzwerk Deutschland über den Unions-Vorstoß für Sachsen-Anhalt: „Sollte dort die Putin-Koalition von AfD und BSW erstmals einem Rechtsextremisten in das Amt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verhelfen, ist es gut zu wissen, dass das Grundgesetz Möglichkeiten vorsieht, verfassungsgemäßes Handeln eines Bundeslandes notfalls per Weisung zu erzwingen.“ Die Grünen begründeten ihre Unterstützung für einen möglichen Bundeszwang mit den jüngsten Äußerungen des AfD-Spitzenkandidaten in Sachsen-Anhalt: „Die Ankündigung von Ulrich Siegmund, Kriegswaffen gegen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unseres Landes einzusetzen, die nicht in das völkische Weltbild der AfD passen, verdeutlichen aufs Neue, dass die AfD eine verfassungsfeindliche Partei ist, die dazu bereit ist, am Rechtsstaat und an allen demokratischen Regeln vorbei ihre menschenverachtende Agenda durchzusetzen“, sagte die Parlamentarische Geschäftsführerin der Grünen, Irene Mihalic, dem RND. Die Linke ist ebenfalls offen dafür, hält den Bundeszwang und eine Bund-Länder-Arbeitsgruppe aber für unzureichend. „Wir müssen alle rechtsstaatlichen Mittel nutzbar machen und vorbereiten“, sagte Linksfraktionsvize Clara Bünger. „Dazu kann im äußersten Fall auch der Bundeszwang gehören, wenn ein Land konkrete Bundespflichten verletzt.“

CLARA VON NATHUSIUS

JU-Politikerin attackiert Merz

Die Bundesschatzmeisterin der Jungen Union, Clara von Nathusius (CDU), hat sich nach dem Wahl-sieg der AfD bei der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offen für Gespräche mit der Rechtsaußenpartei gezeigt. „Ich finde, wenn wir eingeladen werden, sollten wir erst mal mit jedem sprechen“, sagte von Nathusius am Sonntag in der ARD-Sendung „Bericht aus Berlin“. Dann müsse geschaut werden, was bei solchen Gesprächen „tatsächlich rauskommt“, fügte sie hinzu. „Ich glaube, wir haben klare Maßstäbe, wofür die CDU steht. Und die sind in Bund und in Ländern aber auch noch mal anders.“ Die JU-Politikerin bezeichnete die Brandmauer zur AfD als „ein gescheitertes Projekt“. Die CDU habe die vergangenen Jahre nur damit verbracht, zu definieren, „gegen wen oder was wir sind, und nicht zu definieren, wofür wir stehen“, sagte von Nathusius, die dem Bundesvorstand der CDU-Nachwuchsorganisation angehört. Dahin müsse die Union „jetzt dringend kommen“. Von Nathusius übte scharfe Kritik a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Ich hätte mir vor allem einfach Ehrlichkeit gewünscht“, sagte von Nathusius. Sie hätte sich gewünscht, dass Merz in seiner Regierungserklärung sage, wofür „wir als Union“ stehen.

WETTER

MUTMASSLICHE RUSSLAND-SPIONIN

Anklage gegen Ilona W.

Die Bundesanwaltschaft hat Anklage gegen die Berliner Unternehmerin Ilona W. erhoben. Über mehrere Jahre soll die Deutsch-Ukrainerin als Informantin für den russischen Geheimdienst in Berlin aktiv gewesen sein, heißt es in einer Mitteilung. Die heute 57-Jährige galt als bestens vernetzt und hatte Zugang zu zahlreichen Spitzenpolitikern. Wie die Behörde mitteilte, wurde die Anklage bereits am 7. September vor dem Staatsschutzsenat des Kammergerichts Berlin erhoben. Ilona W. sei „hinreichend verdächtig, für einen Geheimdienst einer fremden Macht tätig gewesen zu sein“. Nach Angaben der Bundesanwaltschaft betrieb Ilona W. in Berlin eine Marketingagentur und war Vorsitzende eines Lobbyvereins. Dadurch besaß sie in politischen, diplomatischen und militärischen Kreisen zahlreiche Kontakte. Ilona W. wurde am 21. Januar 2026 festgenommen und befindet sich in Untersuchungshaft. Spätestens seit Oktober 2023 habe sie Kontakt zu einem hauptamtlichen Geheimdienstmitarbeiter der russischen Botschaft in Berlin unterhalten, heißt es. Diesen soll sie über Jahre hinweg mit Informationen über hochrangige Veranstaltungen versorgt und ihm teilweise unter falschem Namen Zugang zu entsprechenden Treffen ermöglicht haben. Ziel sei es gewesen, dem Geheimdienstmitarbeiter zu ermöglichen, „für nachrichtendienstliche Zwecke ein eigenes Netzwerk aufzubauen“.

HANDELSSTREIT MIT DEN USA

Kanada strebt Allianz mit EU an

Kanada möchte eine Allianz m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eingehen, will jedoch kein Mitglied werden. Dies sagte Premier Mark Carney und reagierte damit auf einen Bericht des „Wall Street Journals“. Demzufolge prüfe er, ob Kanada ein „assoziiertes Mitglied“ der EU werden könne. „Was wir anstreben – und worüber wir Gespräche aufnehmen werden –, ist eine einzigartige Allianz zwischen Kanada un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sagte Carney. Beide Seiten teilten die gleichen Werte und Prioritäten und hätten sich ergänzende Stärken. Hintergrund der Annäherung an Europa ist der eskalierende Handelsstreit Kanadas mit den USA.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erneuerte seine Kritik und nannte Kanada „den schwierigsten Verhandlungspartner“. Er glaube jedoch, das Land „brenne darauf, eine Einigung zu erzielen“. Trump bekräftigte seine Absicht, ab Januar neue Zölle auf Autos, Lkw und Autoteile aus Kanada zu erheben. Laut „Wall Street Journal“ erörtern Kanada und die EU, wie sie den freien Verkehr von Waren, Dienstleistungen und Arbeitskräften in strategischen Lieferketten wie Energie, KI, Verteidigung und Rohstoffen ermöglichen können. Zudem sei der gemeinsame Bau von Infrastruktur wie Unterseekabeln, Rechenzentren und Satellitennetzwerken im Gespräch.

Freundlich, aber von Nordwesten Schauer

VOR JUBELNDEN IREN

Trump streicht Whiskey-Zoll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 zum Abschluss seines Irland-Besuchs erklärt, den Zollsatz von zehn Prozent auf irischen Whiskey aufzuheben. Trump machte die Ankündigung am Sonntag vor einer Menge irischer Golf-Fans bei einem Turnier auf einem Golfplatz, der seiner Familie gehört. Der irische Regierungschef Micheál Martin und der irische Spitzen-Golfer Shane Lowry hätten ihn auf den Zoll angesprochen. „Und alle haben mich ständig damit genervt und gesagt: „Würdest du mir einen Gefallen tun? Es ist so unfair, was da vor sich geht.““ Alle hätten ihn gebeten, den Zoll zurückzunehmen. „Und ich sagte im Namen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Ich werde die Zölle auf irischen Whiskey aufheben“, sagte Trump unter lautem Jubel der Menge.

Heute: Im Süden löst sich der Frühnebel schnell auf, dann scheint bei geringer Bewölkung die Sonne. Im Osten wechseln sich Sonne und Wolken ab. Im Nordwesten werden die Wolken zahlreicher, und von der Nordsee ziehen im Laufe des Nachmittags und Abends Regengüsse heran. Lokal entladen sich Gewitter.

Biowetter: Wetterfühlige leiden häufig unter Kopfschmerzen, bei einer Vorbelastung treten auch Migräneattacken auf. Personen mit niedrigem Blutdruck und Neigung zu Herz- oder Kreislaufproblemen sollten möglichst auf Anstrengungen verzichten.

Söder erklärt „Brandmauer“ für gescheitert – und bringt einen „Schutzwall“ ins Spiel

Der CSU-Vorsitzende erläutert, welche Rolle die Christsozialen im Kampf gegen die Rechtsaußenpartei spielen sollten. Mit der Arbeit der schwarz-roten Bundesregierung zeigt er sich unzufrieden

Natürlich geht es auch bei der CSU vor allem um die AfD und um die „Brandmauer“. Gar um eine Reform der „Brandmauer“: CSU-Chef Markus Söder drückte es am Rande einer zweitägigen Klausur des gesamten, rund 70 Köpfe starken Parteivorstands in München am Sonntagabend vor Journalisten so aus: „Wir in Bayern sehen uns als Schutzwall.“

Zwei Tage lang – am Sonntag und Montag – diskutiert die CSU-Führung, wie es angesichts des Autoritätsverlustes der schwarz-roten Bundesregierung und der unübersehbaren Unzufriedenheit vieler Wähler mit ihr weitergehen soll.

CHRISTOPH LEMMER

Als auswärtige Gäste kommen Österreichs Bundeskanzler Christian Stocker (ÖVP), Siemens-Chef Roland Busch und Sachsens Ministerpräsident Michael Kretschmer (CDU). Letzterer habe ihn schon vor Jahren gewarnt, dass das, was im Osten anfing, auf den Westen übergreifen werde. „Diese Aussage war richtig“, befand Söder – und nannte dann einige Beispiele dafür, aber keine bayerischen.

Man habe die Stärke der AfD im Westen etwa bei der Landtagswahl in Baden-Württemberg im März dieses Jahres oder der Kommunalwahl in Nordrhein-Westfalen 2025 gesehen. Die CSU-Pleiten bei der bayerischen

CSU-Chef Markus Söder

Kommunalwahl in diesem Frühjahr erwähnt der Parteichef nicht. Dabei waren die spürbar. Statt rund 850 Bürgermeisterposten wie vor fünf Jahren holte die Partei nur noch rund 650. Von einst 53 Landräten blieben 40. Die AfD eroberte zwar kaum kommunale Mehrheiten, legte aber flächig zu.

Dass die Christsozialen jetzt ein „Schutzwall“ gegen die AfD seien, begründete Söder eher volkstümlich. Beim Gillamoos-Volksfest, wo die Parteien traditionell ihre besten Redner in die Bierzelte schicken, habe die CSU 3500 Zuhörer mobilisiert, die AfD aber nur 500. Auch in Bayern sei die AfD in allen Umfragen Nummer zwei, „aber wir halten dagegen, weil wir den Auftrag haben, Bayern voranzubringen“, und da bringe es nichts, „wie das Kaninchen auf die Schlange zu starren“.

Beispielhaft erwähnte Söder den „großen Besuch aus den Vereinten Arabischen Emiraten“. Er meinte damit die Reise von Scheich Mohammed bin Zayed zum Deutsch-Emiratischen Wirtschaftsforum in München. Der unterzeichnete dort eine Absichtserklärung, laut der die Emirate 40 Milliarden Euro in Deutschland investieren wollen, zehn davon in Bayern. Beabsichtigt soll sein, das Geld in Rechenzentren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zu stecken. Darüber, wie der Strombedarf dafür gedeckt werden solle, verlautete allerdings nichts.

Die Bundesregierung ermahnte Söder so: „In Berlin müssen wir jetzt einen Zacken zulegen.“ Ins Detail ging er nicht, auch den Namen von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erwähnte er nicht. „Die Reformen müssen klar vorangebracht werden.“ Ähnlich äußerte er sich nach WELT-Informationen auch vor dem Parteivorstand, wobei es auch da wieder um die AfD ging. Mit der sei jegliche Kooperation abzulehnen.

Seine Gründe zählte er am Sonntagabend vor den Journalisten schlagwortartig auf. „Frau Weidel“ – gemeint ist AfD-Bundeschefin Alice Weidel – wolle „Europa verlassen“, das sei wirtschaftlich nicht akzeptabel. Dem AfD-Spitzenkandidaten in Sachsen-Anhalt, Ulrich Siegmund, warf er vor, der wolle „Remigration gegebenenfalls mit der Bundeswehr einleiten“. Die AfD wolle ein Rentenniveau von 70 Prozent, was nicht finanzierbar sei. „Und die Art, wie Herr Höcke über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 spricht, ist widerlich.“

Was aber eben einfach nicht mehr gehe: „Über die Inhalte gar nicht reden, in die Ecke stellen und irgendwelche Mehrheiten drumherum basteln, ohne die Inhalte anzusprechen.“ Das sei „der falsche Weg“, dieses „Modell Brandmauer“ sei gescheitert.

Parallel dazu setzte Söder mehrere Posts auf der Plattform X ab, in denen er konkreter wurde. Da verlangte er etwa: „Wer per Haftbefehl gesucht wird, darf keinen Anspruch auf Grundsicherung haben. Das muss sich sofort ändern.“ Genau das hatte die AfD nämlich vergangenen März im Bundestag beantragt. Sämtliche anderen Fraktionen, auch die CDU/CSU, hatten dagegen gestimmt – genau die Logik, die Söder nunmehr für gescheitert erklärte. Auch aus der Unionsfraktion war zuletzt Kritik daran laut geworden.

Wie allerdings der neue Anti-AfD-„Schutzwall“ der CSU funktionieren soll, bleibt einstweilen unscharf.

MICHAEL KAPPELER/DPA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besucht mit anderen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den Luftwaffenstützpunkt Lapland Air Wing im finnischen Rovaniemi

Wie Merz am Polarkreis der Kanzlertausch-Krise trotzt

Der angeschlagene Regierungschef reist in die Arktis – manche Amtskollegen schicken nur Stellvertreter. Er sendet dort Signale auch an Widersacher zu Hause

riedrich Merz tritt mit ernster Miene vor die Kameras. „Hier im hohen Norden Europas kann man sehen, wie gefährdet der Frieden in Europa ist“, sagt

der Bundeskanzler zu Beginn des Arktis-Gipfels. Schon am Nachmittag zuvor war er nach Rovaniemi geflogen, der Hauptstadt des finnischen Lapplands, und traf sich mit vor allem skandinavischen und baltischen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zum Abendessen.

HANS VON DER BURCHARD („POLITICO“)

Nun beginnt hier, nur wenige Kilometer vom Polarkreis entfernt, die Arbeitsitzung des Gipfeltreffens. „Ich kann nur an uns alle appellieren, diese Gefährdung ernst zu nehmen“, fährt Merz fort. Europa müsse nun „alle Anstrengungen unternehmen, um unsere Freiheit zu verteidigen und den Frieden zu bewahren“. Er jedenfalls sei „heute hierhergekommen, um genau dieses Zeichen auch zu setzen, dass wir das aus Deutschland heraus ernst nehmen.“ Dieser Appell „an uns alle“ richtet sich allerdings vor allem nach Deutschland, wo die „Kanziertausch“-, „Brandmauer“- und auch Koalitionsbruch-Debatten immer größere Kreise ziehen. Merz verliert darüber in seinem kurzen Statement kein Wort, Fragen will er nicht beantworten. Stattdessen referiert er über die großen internationalen Herausforderungen, der Subtext: Das hier zählt doch wirklich gerade, darum kümmere ich mich. In seiner größten innenpolitischen Krise macht Merz komplett auf Außenkanzler.

Nur ob diese Botschaft in der fiebrigen Debatte daheim verfängt, darf stark bezweifelt werden: In den Tagen nach dem Sachsen-Anhalt-Debakel der CDU hat sich die innerparteiliche Kritik am Kanzler noch einmal deutlich verschärft. Im Hintergrund sprechen die Ministerpräsidenten bereits über Szenarien für eine Ablösung – auch wenn CSU-Chef Markus Söder betont, von ihm komme so etwas ja nicht. Sollte die CDU bei der Wahl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ter die Fünf-Prozent-Hürde fallen, wird es für Merz sehr eng. Womöglich wirft er sogar selbst hin.

Und so fällt natürlich auf, dass der Kanzler in diesen entscheidenden Tagen keinen Wahlkampf macht – weil man ih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ie zuvor in Sachsen-Anhalt, lieber versteckt –, sondern stattdessen am Polarkreis weilt. Was diesem Gipfeltreffen eine absurde Note gibt. Zumal bei der Besprechung im „Arktikum“-Museum in Rovaniemi keinerlei konkrete Beschlüsse getroffen werden: Stattdessen geht es um allgemeine Leitlinien für eine neue Arktis-Strategie, welche die EU-Kommission ausarbeiten will. Europa solle in der Region „eine strategischere und proaktivere Rolle“ einnehmen, fordert die Gipfelerklärung. Eine Vorbesprechung für eine EU-Strategie, das hätte auch ein Minister oder Staatssekretär machen können: Frankreichs Präsident Emmanuel Macron schickte treffenderweise seinen Außenminister.

Dass Merz dennoch zugesagt hat, hat einen anderen Grund: Es geht um ein Zeichen der Solidarität mit nördlichen Partnern, vor allem Dänemarks Ministerpräsidentin Mette Frederiksen, die mit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im Dauer-Clinch über Grönland liegt. Der begründet seinen Machtanspruch über die zum Königreich Dänemark gehörende Insel mit dem Argument, dass sich die Europäer nicht ausreichend um die Sicherheit in der Arktis kümmerten und den wachsenden Einfluss Chinas und Russlands in der Region einfach geschehen ließen. Dem soll der Gipfel ein Zeichen entgegensetzen. Solidarität will Merz auch gegenüber dem finnischen Gastgeber, Ministerpräsident Petteri Orpo, sowie den baltischen Regierungs-chefs demonstrieren, die alle das immer aggressiver auftretende Russland als direkten Nachbarn haben.

Und so spielt die Bedrohung durch Moskau auch bei der gemeinsamen Pressekonferenz eine zentrale Rolle, die Merz nach Abschluss der Beratungen mit den anderen acht anwesenden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sowie EU-Vertretern hält. Orpo betont dabei die „über 1340 Kilometer lange Grenze“ Finnlands mit Russland, während Merz davor warnt, wie Russland sein Militär in der Region aufrüste und die hybriden Attacken gegen Europa verstärke. Dabei erwähnt er den versuchten Drohnenanschlag in Leipzig, für den er Russland verantwortlich macht: „Wir wissen, woher diese Einmischungen und diese Attacken herkommen. Die Beweise sind sehr klar.“

Dann wird Merz im Ton geradezu düster: „Vor uns liegen wahrscheinlich die entscheidendsten Momente – vielleicht sogar Wochen oder Monate –, wenn es darum geht, die Freiheit und den Frieden auf unserem Kontinent zu verteidigen.“ Und wieder nutzt er diese Warnung, um eine Antwort auf die fragile politische Lage daheim zu geben, nach der auf der Pressekonferenz natürlich auch gefragt wird. „Ich verstehe die innenpolitische Debatte“, sagt Merz. Aber man könne die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nicht davon entkoppeln, was wir zu Hause debattieren“. Dies sei der Grund, warum er seine Parteifreunde zu überzeugen versuche, „dass dies viel wichtiger ist als manche der innenpolitischen Debatten, die wir tatsächlich haben“.

Die Kanzler-Warnung erinnert ein wenig an die letzten Tage der Ampel-Regierung, als sein Amtsvorgänger Olaf Scholz (SPD) und Außenministerin Annalena Baerbock (Grüne) davor warnten, dass Deutschlands Regierung gerade in der schwierigen außenpolitischen Lage nicht zerbrechen dürfe. Dann gibt Merz noch eine Durchhalteparole aus – oder ist es auch eine innenpolitische Kampfansage? „Wir müssen durchhalten, bis dieser furchtbare Krieg vorüber ist. Wenn Russland erfolgreich ist, wird dies unberechenbare und beispiellose Konsequenzen für uns alle haben, inklusive Deutschland. Und das ist der Grund, warum ich hier stehe, sehr standhaft, sehr klar, nicht willens, einen Zentimeter zurückzuschreiten.“

Kassenbeiträge: Opposition wirft Regierung „aktive Verschleierung“ vor

Schwarz-Rot schafft die Informationspflicht bei Erhöhungen der Zusatzbeiträge ab. Das stößt auf scharfe Kritik. Union und SPD zeigen sich einsichtig

Jedes Jahr erhöhen die gesetzlichen Krankenkassen ihre Zusatzbeiträge, meistens zum 1. Januar. Die Versicherten haben dann ein Sonderkündigungsrecht jeweils zum Ende des Monats. Ansonsten ist man weitere zwölf Monate an seine Krankenkasse gebunden. Doch was ist, wenn die Versicherten die Beitragserhöhung gar nicht mitbekommen? Bisher sorgte eine Meldepflicht dafür, dass Beitragszahler per Brief informiert wurden.

JANNE THOMSEN

Durch das vor Kurzem in Kraft getretene sogenannte Beitragsstabilisierungsgesetz fällt diese Pflicht für die Krankenkassen jetzt weg. Das soll Kosten sparen und Bürokratie abbauen. Einer Branchenschätzung nach kostet ein einziger Brief die Kassen zwischen einem und zwei Euro. Laut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ium gibt es in Deutschland 58,6 Millionen Beitragszahler.

Die Verbraucherzentrale protestiert vehement dagegen: „Es ist ein Unding, dass Krankenkassen ihre Versicherten nicht mehr über steigende Zusatzbeiträge informieren müssen“, sagt die Bundesvorsitzende Ramona Pop. Sie fordert: „Die Bundesregierung muss diesen Fehler korrigieren.“ Die Krankenkassen erklären, sie würden nun vor allen Dingen darauf setzen, ihre Kunden auf ihren Webseiten über die Beitragserhöhungen zu informieren. Für Pop ist das nicht genug: „Eine Information über die Webseite der Krankenkassen reicht auf keinen Fall aus.“ Stattdessen fordert sie die Bundesregierung auf, die Krankenkassen wieder zu verpflichten, grundsätzlich per Brief über steigende Zusatzbeiträge zu informieren.

Wie reagieren die Bundestagsfraktionen auf die Kritik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Die Linke sieht das Sonderkündigungsrecht als „praktisch abgeschafft“: „Wenn die Menschen nicht über Beitragserhöhungen informiert werden, können sie nicht mehr rechtzeitig kündigen“, sagt der gesundheitsökonomische Sprecher der Fraktion, Ates Gürpinar, WELT. „Durch das sogenannte Beitragsstabilisierungsgesetz werden die Beiträge nicht stabilisiert, die Erhöhungen würden künftig nur verschwiegen.“ Das sei absurd. Gürpinar wirft der Regierungsko-alition vor, sie hätte „dies per Änderungsan-trag im Hauruck-Verfahren ins Gesetz reingemogelt“. Die Warnungen und Hinweise der Linkspartei seien zurückgewiesen worden. Die Linke fordert: „Die Meldepflicht muss wieder eingeführt werden.“

Die Grünen gehen die Bundesregierung scharf an und werfen ihr „aktive Verschleierung“ vor: „Statt die Folgen der eigenen schlechten Gesundheitspolitik offen zu benennen, haben Union und SPD im Juli die Informationspflicht gegenüber den Versicherten abgeschafft. Offenbar nach dem Motto: Was der Versicherte nicht weiß, macht ihn nicht heiß“, sagt der stellvertretende Fraktionsvorsitzende der Grünen-Bundestagsfraktion Misbah Khan. „Das ist aktive Verschleierung.“ Das sogenannte GKV-Beitragssatzstabilisierungsgesetz sei handwerklich so schlecht gemacht, dass eine Erhöhung der Zusatzbeiträge nahezu sicher kommen werde.

Dass es „ausgerechnet“ aus den Reihen der SPD Abgeordnete gibt, die forderten,

Versicherte weiterhin über Beitragserhöhungen zu informieren, sei „an Absurdität kaum zu überbieten“. Khan fordert: „Die Bundesregierung sollte diese Politik der Verschleierung schnellstmöglich beenden, ihren Fehler öffentlich eingestehen und die Informationspflicht wieder einführen.“ Gleichzeitig müsse die Bundesregierung weitere Fehlentscheidungen des Beitragsstabilisierungsgesetzes korrigieren, wie tiefgreifende Kürzungen bei ambulanter Psychotherapie und die erhöhten Zuzahlungen für Versicherte.

Der gesundheitspolitische Sprecher der AfD-Bundestagsfraktion, Martin Sichert, weist darauf hin, dass er dieses Thema im Deutschen Bundestag scharf kritisiert habe: „Die Abschaffung der Informationspflicht/Meldepflicht ist ein verheerender Schritt zulasten von Transparenz und Versichertenrechten“, erklärt Sichert gegenüber WELT. „Wir haben die Bundesregierung bereits aufgefordert, diese Abschaffung rückgängig zu machen, um die Versicherten vor verdeckten Beitragserhöhungen zu schützen.“

Die SPD, die das entsprechende Gesetz mit auf den Weg gebracht hatte, gibt sich einsichtig. Der gesundheitspolitische Sprecher der Bundestagsfraktion, Christos Pantazis, erklärt: „Die Kritik der Verbraucherschützer nehme ich ernst. Wir sollten hier nachsteuern. Wenn eine Krankenkasse ihren Zusatzbeitrag erhöht, müssen die Versicherten darüber aktiv, individuell und verlässlich informiert werden.“ Ein Sonderkündigungsrecht helfe wenig, wenn die Betroffenen von der Beitragserhöhung nicht rechtzeitig erfahren. „Dabei müssen Verbraucherschutz, Digitalisie-

”

AUCH DER KOALITIONSPARTNER UNION VERSPRICHT, NACHZUSTEUERN

rung und Bürokratieabbau zusammengehen.“ Pantazis erklärt, das Ziel sei eine praxistaugliche Regelung: „digital, wo es möglich und gewünscht ist – und analog, wo es erforderlich bleibt.“ Man könne Bürokratie, Papier und Porto reduzieren. „Aber nicht die verlässliche Information der Versicherten über steigende Beiträge und ihre Rechte.“

Auch der Koalitionspartner Union verspricht, nachzusteuern: „Der vollständige Wegfall der Informationspflicht bei steigenden Zusatzbeiträgen war politisch nicht vorgesehen. Das werden wir in einem der kommenden Gesetzgebungsverfahren korrigieren“, so die gesundheitspolitische Sprecherin der Bundestagsfraktion, Simone Borchardt (CDU). „Unser Ziel war und bleibt, die Informationswege zu modernisieren und die Krankenkassen von einem verpflichtenden Briefversand mit erheblichen Portokosten zu entlasten.“ Das dürfe aber nicht dazu führen, dass Versicherte schlechter über eine Erhöhung ihres Zusatzbeitrags informiert werden oder der Wechsel der Krankenkasse erschwert wird.

Ein Bundeswehrsoldat begleitet die Ausbildung kurdischer Peschmerga im nordirakischen Kurdengebiet

Rückzug aus dem Irak

Die Angriffe aus dem Land auf Pipelines führen zu weiteren Engpässen in der Energieversorgung. Zur gleichen Zeit verlassen Bundeswehr

Deutschland packt ein. Nach über zehn Jahren Präsenz wird die deutsche Fahne am Flughafen in Erbil eingerollt. Die Bundeswehr gibt den Stützpunkt Camp Stephan auf. Die internationale Mission gegen die Terrormiliz Islamischer Staat (IS) ist beendet. Sie war ein Zusammenschluss von anfangs 90 Ländern unter dem Kommando der USA. Dass der Abzug ausgerechnet jetzt stattfindet, ist von akuter sicherheitspolitischer Brisanz.

BIRGIT SVENSSON

Denn erst letzte Woche wurde die wichtigste Ölpipeline Saudi-Arabiens aus dem Irak heraus mit Drohnen angegriffen und beschädigt. In der Provinz Maisan, nahe der Grenze zum Iran, wurden Startvorrichtungen für Drohnen entdeckt. In der Region operieren einige von Iran unterstützte Milizen. Der Betrieb der Pipeline wurde nach dem Angriff eingestellt, was die Benzinpreise weiter steigen lassen könnte – auch in Deutschland. Vor dem Abzug der Deutschen waren neben den Amerikanern auch noch Franzosen, Niederländer und Italiener in Erbil stationiert. Deutschland war mit 125 Mann und wenigen Frauen vertreten, die die kurdischen Sicherheitskräfte Peschmerga für den Kampf gegen die Terroristen des IS ausbildeten. Diese wüteten vor allem im Nordirak.

und die USA die kurdischen Gebiete

Ihr Kalifat erstreckte sich bis weit nach Syrien hinein. 2019 galten sie als besiegt. Fünf Jahre später einigten sich Washington und Bagdad darauf, das Mandat zur Bekämpfung des IS Ende September 2026 auslaufen zu lassen. Daraufhin zogen sich US-Truppen von den meisten Stützpunkten im Irak in den Norden zurück, in die autonomen Kurdengebiete. Auch aus Syrien wurden die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nach Irak-Kurdistan verlegt. Inzwischen gibt es neue Bedrohungen. Der Krieg Israels und Amerikas gegen den Iran macht auch vor Irak-Kurdistan nicht Halt. Doch die Regierung in Bagdad besteht darauf, das Abkommen zur Beendigung der internationalen Mission einzuhalten. Der IS sei besiegt, heißt es in der irakischen Hauptstadt, man brauche die internationalen Truppen nicht mehr.

Auch der Rückzug der Amerikaner ist bereits in vollem Gange. Und mit ihnen verschwinden die Patriot-Flugabwehr-raketen, die bisher einen großen Teil der iranischen Raketen und Drohnen von irantreuen Milizen abgefangen hatten. Irak-Kurdistan ist ihnen jetzt schutzlos ausgeliefert. Eine eigene Flugabwehr haben die Peschmerga-Soldaten nicht. Ob die irakische Regierung ihr Versprechen, die irantreuen Schiitenmilizen bis zum Abzug der US-Truppen Ende September zu entwaffnen, einhalten kann, ist derzeit äußerst fraglich.

Bei der Abschiedsfeier der Bundeswehr in einem Hotel in Erbil kursiert der Vorwurf, die Kurden würden im Stich gelassen. Zumindest die Bundeswehr solle weiterhin bleiben. Ohne internationale Präsenz sei Kurdistan schutzlos, heißt es geradezu gebetsmühlenartig. Im Norden droht die Türkei, die in Irak-Kurdistan gerne Truppen stationieren würde. Im Osten liegt der Iran, der in den letzten Monaten des Krieges mit den USA und Israel zunehmend auch kurdische Ziele im Nordirak angriff, wie kürzlich das Büro des Ministerpräsidenten der Kurdenregion, Masrur Barzani. Im Westen lauert der IS, der noch immer Terrorzellen in Syrien unterhält, die leicht in den Irak übergreifen könnten.

Die Kurden haben Angst. Zaghaft lässt Peschmerga-Minister Shoresh Ismail Abdulla diese Furcht durchklingen, indem er zutiefst bedauert, dass die Deutschen Kurdistan verließen. Man sei zu Freunden geworden. Dabei ist allen klar, dass die Anwesenheit der Bundeswehr eine mehr symbolische als militärische Kraft darstellt. Aber gerade diese Symbolik ist für die Kurden ein hohes Gut. Generalleutnant Gunter Schneider ist aus dem Verteidigungsministerium in Berlin gekommen, um den Abzug der Bundeswehr abzuwickeln. Er will nicht gelten lassen, dass Deutschland die Kurden im Stich lasse. „Dass wir hier Camp Stephan am Flughafen dichtmachen, heißt nicht, dass wir für immer verschwunden sind.“

Seit dem Ausbruch des Iran-Krieges Ende Februar war der militärische Teil des Flughafens ein permanentes Angriffsziel iranischer Raketen. Zwar galten diese wohl den Amerikanern, die ihre Soldaten aus der Region dorthin verlegt hatten. Insgesamt wurden 2500 Amerikaner in Erbil stationiert, ein Hauptangriffsziel für den Iran, der an amerikanischen Einrichtungen in der Region Vergeltung übte. Da die Bundeswehr in unmittelbarer Nähe zu den Amerikanern stationiert war, blieb auch sie von den Folgen nicht verschont. In letzter Zeit konnte er lediglich 20 Mann aus dem Camp herausschicken, sagt Schneider. Die anderen waren mit der Sicherung der Anlage beschäftigt. Die Bundeswehr allein könne das ohne den Schutz der Amerikaner allerdings nicht bewältigen.

Acht Mann würden aber weiterhin in Erbil bleiben, beschwichtigt der General - als Berater der Peschmerga. „Irak ist eine Wundertüte“, fügt Schneider noch hinzu, „man weiß nie, was passiert“. Es sei kaum auszuschließen, dass die Bundeswehr bald wieder in den Irak zurückkomme. Am letzten Tag vor ihrer Heimreise verabschieden sich die Soldaten noch in der Deutschen Schule, die ihnen über die Jahre hinweg ans Herz gewachsen ist. Sie haben dort Wege repariert und Rampen betoniert. Seit 2010 nimmt die Deutsche Schule Erbil (DSE) Rückkehrerkinder aus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auf, die aus dem Exil entweder freiwillig zurückkommen oder abgeschoben werden.

Die Schule bietet ihnen eine Perspektive. Oft sprechen die Kinder kein Kurdisch, sind orientierungslos. Die DSE ist ihnen Anker und Brücke zwischen alter und neuer Heimat. Doch auch dieses Zukunftsprojekt ist bedroht. Von Anfang

März bis zum Schulanfang des neuen Schuljahres Anfang September war die Schule geschlossen. Die hohe Sicherheitsstufe, die das Auswärtige Amt seit Anfang des Iran-Krieges verhängte, verbot es den Lehrkräften, aus Deutschland nach Kurdistan zurückzukommen. Nachdem andere internationale Schulen in Erbil, wie die französische, britische und sogar amerikanische Schule, längst wieder geöffnet hatten, blieb die deutsche Schule sechs Monate lang geschlossen. Auch das Goethe-Institut und das deutsche Generalkonsulat blieben geschlossen. Die deutschen GIZ-Mitarbeiter arbeiteten aus dem Home-Office in Deutschland.

Doch keine andere Einrichtung traf die monatelange Schließung so hart wie die deutsche Schule. „Die hauen einfach ab und lassen unsere Kinder im Stich“, beschwerten sich aufgebrachte Eltern. Die Folge: Am ersten Schultag des neuen Schuljahres kam nur die Hälfte der ehemaligen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zurück. Die anderen waren inzwischen auf andere Schulen gewechselt. Einige sind nach den Sommerferien in Deutschland geblieben und gar nicht mehr in den Irak zurückgekehrt. „Ich habe meine Kinder jetzt wieder auf einer deutschen Schule angemeldet“, sagt ein Vater, der drei Kinder auf die DSE schickte und jetzt allein zurückkam. Es sei ihm zu unsicher.

„Fällt es den Deutschen ein, die Schule wieder zu schließen“, heißt es von anderen Eltern, „dann stehen wir wieder ohne Unterricht für unsere Kinder da.“ Schwer nachvollziehbar ist, dass die deutschen Schulen in den Golfstaaten, wie Dubai und Abu Dhabi, nach nur drei Wochen wieder geöffnet hatten, in Irak-Kurdistan aber nicht.

Das Auswärtige Amt in Berlin begründet seine Entscheidung mit dem Auftrag des Staates zum Schutz seiner Bürger, in diesem Fall Lehrerinnen und Lehrer. Doch auch von den Kindern der DSE haben viele die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Sollte die Schule erneut schließen, würde dies das Ende eines erfolgreichen Reintegrationsprojekts bedeuten, sind sich Lehrkräfte und Eltern einig. Die Soldaten der Bundeswehr jedenfalls bringen alles, was sie bei ihrem Abzug nicht mitnehmen können, in die deutsche Schule: von Nivea-Creme-Dosen über Computer-Bildschirme, Weihnachtsdekoration, elektronische Grills und Geschirr für die Schulkantine. „Wir hoffen, dass es euch noch länger gibt als uns“, sagt einer von ihnen wehmütig. Sie hätten sich wohlgefühlt in Kurdistan, seien warm und herzlich behandelt worden.

Die ganze Region, insgesamt 15 Länder, ist von dem andauernden Krieg direkt betroffen, wird angegriffen, erlebt Zerstörung und Tod. „Es werden zwei Szenarien diskutiert“, weiß ein österreichischer Geschäftsmann, der schon einige Jahre in Kurdistan lebt und in ganz Irak Autos verkauft, aber anonym bleiben will. Wenn die Amerikaner und die anderen internationalen Truppen weg seien, gäbe es für Iran und die Milizen keinen Anlass mehr, sie anzugreifen. Andererseits erhielten dann Kräfte, die den Kurden Böses wollten, ungehinderten Zugang. Der Österreicher befürchtet Letzteres.

Wenn Schüler die Moschee besuchen

Schulen in ganz Deutschland organisieren solche Begegnungen zum Zweck der Religionsbildung. Was sagt die Politik dazu?

Die Ditib-Gemeinde hat sich immer als sehr gastfreundlich erwiesen“, heißt es in einem Brief einer Rosenheimer Oberschule an Eltern von Schülern. Besuche von Moscheen gehören für Schulen in ganz Deutschland zur Normalität. Sie gelten vielen Parteien auch als erwünscht. Der mit Abstand größte Islamverband in Deutschland ist Ditib mit bundesweit mehr als 800 Gemeinden.

CHRISTOPH LEMMER

Ditib steht für seine Positionen in der Kritik. Darum gilt jedenfalls in der Theorie, dass Moschee-Besuche durch die Schule „fachlich und pädagogisch einzuordnen und zu begleiten“ seien, teilte das bayerische Kulturministerium auf WELT-Anfrage mit. Das ist in anderen Bundesländern genauso geregelt. In der Praxis halten sich Schulen aber nicht unbedingt daran – wie die besagte Rosenheimer Oberschule. Deren Siebtklässler besuchten die Moschee in der letzten Woche vor den Sommerferien. Schüler, die teilnahmen, berichteten, alles sei freundlich verlaufen. Im Unterricht sei der Besuch nur angekündigt gewesen, aber nicht weiter besprochen worden. Auch nachher sei die Visite kein Thema gewesen. Beim Besuch hätten sie die Schuhe ausgezogen. Der Imam habe etwas über seine Religion erzählt und Gebete vorgesungen. Außerdem habe es Dürüm und Chai gegeben.

Wie viele Schüler Jahr für Jahr mit Ditib-Gemeinden in Kontakt kommen, ist mangels Statistik nicht zu ermitteln. WELT befragte dazu alle 16 Länder-Kultusministerien, die allesamt antworteten, es gebe für Moscheebesuche keine Meldepflicht und keine statistische Erfassung. Auch der deutsche Ditib-Dachverband verfügt nach eigenen Angaben über keine bundesweiten Daten, nannte aber auf WELT-Anfrage Zahlen für die drei großen Moscheen in Köln, Duisburg und Mannheim. Die Kölner Moschee – die größte in Deutschland – empfing demnach im vergangenen Jahr 230 Schulklassen der Sekundarstufe 2 mit zusammen knapp 6500 Schülern. In Mannheim, so ein Sprecher, seien pro Jahr etwa 2500 Schüler zu Besuch, in Duisburg 1000.

Welche Moscheen Schulen für Besuche auswählen, das ist ihnen in allen Bundesländern selbst überlassen. „Es gibt keine Empfehlungen, bestimmte Träger auszuwählen oder zu vermeiden“, heißt es etwa beim rheinland-pfälzischen Bildungsministerium, das von der CDU-Politikerin Ute Eiling-Hütig geführt wird. „Die Auswahl eines konkret besuchten außerschulischen Lernortes sowie die unterrichtliche Vor- und Nachbereitung des Besuchs liegen in Verantwortung der jeweiligen Lehrkraft.“ In Bayern und Sachsen stimmen sich Kultusministerien und Schulaufsicht außerdem mit Innenministerien und Verfassungsschutz ab.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lieferten Informationen, die „bei der Beurteilung von Anfragen zu geplanten Moscheebesuchen hinzugezogen“ würden, „um die Schulen für mögliche extremistische Vereine zu sensibilisieren und einer Einflussnahme durch diese Vereine entgegenzuwirken“, so der Sprecher des bayerischen Kultusministeriums. Vom Verfassungsschutz heißt es, Ditib werde nicht als extremistisch gelistet. Empfehlungen sprechen die Behörden nicht aus. Es gebe keine „Whitelist“ für unbedenkliche Träger, sagte ein Sprecher des bayerischen Verfassungsschutzes.

Kritik gibt es an Ditib gleichwohl, auch von Politikern, die dem Verband grundsätzlich positiv gegenüberstehen – wie dem SPD-Bundestagsabgeordneten Macit Karaahmetoglu. Nach dem Terroranschlag auf den CSD in Berlin äußerte er in einem Facebook-Post, der Anschlag mache „wieder einmal deutlich, weshalb ein großer Islamverband wie Ditib so wichtig ist“. Als pauschale Zustimmung will er das aber nicht verstanden wissen. „Mit Erdogan an der Spitze des türkischen Staates“ habe sich „auch bei Ditib einiges verschoben und Kritik ist durchaus angebracht“, sagte Karaahmetoglu WELT.

Die Ditib-Gemeinden seien aber eingetragene Vereine, „die allesamt dem Grundgesetz und unserer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unterstehen“.

Das gilt allerdings nicht für den Träger hinter Ditib, die türkische Religionsbehörde Diyanet. Sie schickt auch die Imame in die Gemeinden in Deutschland.

Homosexualität etwa gilt der Diyanet „in all ihren Formen ausdrücklich verboten“. Wer sich gegen dieses Verbot wende und es als „Hassrede“ schmähe, rede gegen „die letzte an die gesamte Menschheit gesandte Religion“, nämlich den Islam, sowie den Koran und den Propheten Mohammed. Nicht weniger umstritten ist die Haltung von Diyanet

”

HOMOSEXUALITÄT ETWA GILT DER DIYANET IN ALL IHREN FORMEN AUSDRÜCKLICH VERBOTEN

zu Israel. In einer Fatwa – einem Religionsgutachten – heißt es, Israel verübe einen Völkermord an den Palästinensern. Die Fatwa nimmt ausdrücklich Bezug auf den 7. Oktober 2023, deutet das Datum des Terrorangriffs der Hamas gegen Israel aber um als Beginn einer neuen „Dimension“ eines Genozids des jüdischen Staats gegen Palästinenser. Laut Satzung bestimmen Funktionäre von Diyanet auch den Kurs des deutschen Ditib-Verbandes im Beirat mit.

SPD-Politiker Karaahmetoglu sagte, die Muslime müssten sich mit solchen Themen der Gesellschaft auseinandersetzen. „Zugespitzt kann man sagen, dass diese Debatte in der muslimischen Gemeinschaft der Debatte i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um 20 Jahre hinterherhängt.“ Mehr Debatte mahnte auch Grünen-Bildungspolitikerin Misbah Khan an. „Schulbesuche in Moscheen können ebenso wie Besuche in Kirchen oder Synagogen einen wichtigen Beitrag zur schulischen Religionsbildung leisten“, sagte sie WELT. „Voraussetzung ist, dass sie durch qualifiziertes Lehrpersonal pädagogisch vor- und nachbereitet sowie im Unterricht kritisch eingeordnet werden.“

Allein die AfD lehnt jegliche Zusammenarbeit von Schulen mit Ditib kategorisch ab. „Ditib war und ist der verlängerte Arm der Außenpolitik der Türkei und vertritt Positionen, die gerade mit Blick auf den Nahost-Konflikt einer interessengeleiteten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entgegenstehen und die eine glaubwürdige Distanzierung vom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 verunmöglichen“, sagte der bildungspolitische Sprecher der AfD-Bundestagsfraktion, Martin Reichardt. „Der von Ditib vertretene islamische Fundamentalismus predigt ein Bild von Homosexualität, das mit den Prinzipien unseres Rechtsstaats unvereinbar ist.“

Die Fraktionen von Union und Linkspartei beantworteten eine WELT-Anfrage nicht.

Jetzt kommen „Verfassungs-Coaches“

Spezielle Trainer sollen Schüler in Thüringen für antidemokratische Tendenzen sensibilisieren

Das Bildungsministerium will sogenannte Verfassungs-Coaches in Thüringens Schulen holen. „Diese Coaches sollen Schulen zukünftig noch konkreter im Umgang mit Demokratiebildung und antidemokratischen Tendenzen unterstützen“, teilte das Ministerium mit. Der Einsatz solcher Coaches werde über eine Kooperation mit der Uni Jena vorbereitet. Weitere Details nannte das Ministerium dazu zunächst nicht.

Zudem soll die sogenannte Verfassungsviertelstunde in diesem Herbst ausgebaut werden. Diese war Anfang des Jahres an einigen Schulen eingeführt worden, um die politische Bildung zu stärken. Dabei soll ausgehend von den Alltagserfahrungen der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über die Werte der Verfassung gesprochen werden. Perspektivisch soll es die Verfassungsviertelstunde an allen Thüringer Schulen geben, hatte Bildungsminister Christian Tischner (CDU) bei der Einführung gesagt. Für Schulen hat das Ministerium nun einen Überblick über kostenfreie Beratungs- und Präventionsangebote im Umgang mit Extremismus zusammengestellt. Lehrerinnen und Lehrer, Schulleitungen und pädagogische Teams können die Handreichung auf der Website des Ministeriums abrufen.

„Wo Hass, Hetze oder verfassungsfeindliche Symbole im Schulalltag sichtbar werden, dürfen Lehrkräfte damit nicht allein bleiben“, sagte Tischner laut Mitteilung. Das Ministerium stelle den Lehrkräften feste Ansprechpartner und praxisnahe Fortbildungen zur Seite. „Eine demokratische Schulkultur entsteht nicht von alleine“, betonte Tischner.

Im gesamten vergangenen Jahr haben Schulen 101 mutmaßliche Delikte mit Bezug zu Rechtsextremismus gemeldet, bei denen Schüler etwa Hakenkreuze oder andere Kennzeichen verfassungswidriger oder terroristischer Organisationen nutzten, oder sich volksverhetzend oder antisemitisch äußerten. 2024 waren es 120 solcher Delikte, und ein Jahr zuvor 73, die im Bereich politisch motivierter Kriminalität von Rechts eingeordnet wurden. Das geht aus Antworten des Bildungsministeriums auf parlamentarische Anfragen der Linken-Landtagsabgeordneten Katharina König-Preuss hervor.

Die Leitungen von staatlichen Schulen sind verpflichtet, „verfassungsfeindliche Äußerungen beziehungsweise die Verwendung einschlägiger Symbolik, gewalttätige Übergriffe und der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entgegenstehende Aktivitäten“ als „Besondere Vorkommnisse“ dem Bildungsministerium zu melden. Die Schulleitungen entscheiden laut Ministerium je nach Fall darüber, welche pädagogischen oder Ordnungsmaßnahmen ausgesprochen werden und ob Anzeige bei der Polizei erfolgt. dpa/s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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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verachte diese Leute“

Der aus Gaza stammende Aktivist Alkhatib geht hart mit der Pro-Palästina-Szene ins Gericht

Ahmed Fouad Alkhatib, Senior Fellow beim Atlantic Council

m Jahr 2005 verließ Ahmed Fouad Alkhatib seine Heimat Gaza und ging als Austauschschüler in die USA. Als er ein Jahr später zurückkehren wollte, waren die Grenzen geschlossen, weil die Hamas einen israelischen Soldaten entführt hatte. Bei israelischen Bombenangriffen auf Gaza kamen 31 seiner Familienangehörigen ums Leben. Heute ist Alkhatib Senior Fellow beim Atlantic Council, wo er das Projekt „Realign For Palestine“ leitet. Kürzlich veröffentlichte er das Buch „Hamas und ihre zwei Millionen Geiseln“.

PHILIP VOLKMANN-SCHLUCK

WELT: Sie haben vor einem Jahr ihre Heimat Gaza wieder gesehen. Von Bord eines Flugzeuges, das Hilfsgüter abgeworfen hat. Was haben Sie dabei empfunden? AHMED FOUAD ALKHATIB: Es war schwer, die Verwüstung, das Leid, den schieren Fußabdruck des Krieges zu sehen. Aber es war eine Gelegenheit, der Welt zu zeigen, dass Gazas Luftraum geöffnet werden kann, wenn Israels Sicherheitsinteressen berücksichtigt werden. Unser Konvoi bestand aus Flugzeugen aus Deutschland, den Emiraten, Indonesien und Jordanien. Das macht deutlich, welches Potenzial pragmatische Ansätze für Hilfe und Wiederaufbau haben.

WELT: Was hören Sie derzeit von Ihren Kontakten in Gaza?

ALKHATIB: Seit dem weitgehenden Waffenstillstand von Oktober 2025 hat sich zwar manches verbessert. Die schweren Bombardierungen haben größtenteils aufgehört. Es gibt einen Zustrom von Hilfsgütern und kommerziell gehandelten Waren, die von einem kleinen Kreis einflussreicher Händler verkauft werden. Das ermöglicht der Hamas aber auch, Steuern zu erheben und Ressourcen anzuhäufen, um ihren Apparat zur Unterdrückung und Herrschaft zu festigen. 70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im Gaza-Streifen leben in Zelten oder Behelfsunterkünften. Witterung, Ratten, fehlende sanitäre Anlagen, kein Abwasser, kaum Privatsphäre. Unter den Menschen, die unter diesen Bedingungen eingesperrt sind, häufen sich zudem Aggressionen und häusliche Gewalt. Auf einen Weg zur Erholung wurde Gaza nicht gebracht.

WELT: Die Situation ist festgefahren: Israel lehnt einen Abzug ab, die Hamas weigert sich, die Waffen abzugeben.

ALKHATIB: Mein schlimmster Albtraum ist ein anhaltender Stillstand, der aus Gaza das nächste Mogadischu oder Somalia macht. Allerdings könnte die Hamas selbst Schritte zur Entwaffnung unternehmen, ohne auf Israel zu warten. Nur ein Narr glaubt, dass Israel nach dem hohen diplomatischen Preis, den gefallenen Soldaten und den wirtschaftlichen Kosten des Krieges seine Kontrolle über Gaza leichtfertig aufgibt – ohne belastbare Sicherheiten, dass die Hamas ihr Arsenal und Tunnelsystem nicht wieder aufbaut. Ja, Israels Regierung positioniert sich mit Blick auf die Wahlen unnachgiebig für das heimische Publikum. Aber nach 20 Jahren Hamas-Herrschaft und mehreren großen Kriegen ist ein Teil dieser Haltung nachvollziehbar.

WELT: Was muss passieren?

ALKHATIB: Ich sehe auch einen klaren Weg nach vorn. Es braucht einen parallelen Pfad, der eine Alternative stärkt, die Gaza sichern und vorübergehend verwalten könnte. Eine Kommission aus Technokraten, palästinensischen Sicherheitskräften und internationalen Stabilisierungstruppen. Das Vakuum in Gaza muss gefüllt werden.

WELT: Sie sagen, dass nach dem Hamas-Terror vom 7. Oktober und dem Beginn des Krieges in Gaza eine historische Chance für die Palästinenser vergeben wurde. Von wem, und was wurde versäumt?

ALKHATIB: Es gab weltweit eine so große Aufmerksamkeit für die palästinensische Sache, wie sie nur einmal pro Generation entsteht. Die Chance wäre gewesen, eine überzeugende palästinensische politische Szene aufzubauen, etwas Konkretes anzubieten. In Zusammenarbeit mit Israel, wo sie nötig ist, aber auch für Trennung zwischen den Völkern, wo sie sinnvoll ist. Statt für eine Zwei-Staaten-Lösung einzutreten gegen die gewaltsame Expansion der jüdischen Siedler wurde ganz Israel als besetztes Land bezeichnet und Terror zum Widerstand verklärt. Es gibt zwei Hauptschuldige an der Verschwendung dieses Potenzials. Erstens die kriminelle Hamas selbst, weil sie die Geiseln nicht freigab, sich hinter Zivilisten versteckt, Hilfsgüter raubt. Zweitens der globale und industrielle Komplex der Pro-Palästina-Aktivisten.

WELT: Sie werden für Kritik an der Hamas aus pro-palästinensischen Kreisen bedroht, sogar körperlich, obwohl Sie ebenso Israels Vorgehen kritisieren.

ALKHATIB: Ein Großteil der pro-palästinensischen Aktivisten ist verantwortlich für die Vertiefung der Spaltungen. Sie waren berauscht von ihrem Einfluss – und haben ihn vollkommen vergeudet. Die Zeltlager, die Demonstrationen, der Online-Aktivismus: Das war peinlich, kontraproduktiv und nicht wirksam. Mir ist egal, ob sie meinten, sich für eine gute Sache einzusetzen. Das hilft uns nicht weiter. Ich verachte diese Leute.

WELT: Was hätte aus Ihrer Sicht geholfen?

ALKHATIB: Eine klare Abgrenzung der palästinensischen Bevölkerung von der Hamas und eine eindeutige Verurteilung des 7. Oktober als abscheuliche, katastrophale Tat. Stattdessen waren Rechtfertigungen zu hören. Der gesamte Diskurs drehte sich um die Delegitimierung Israels. Sie haben die palästinensische Sache radioaktiv gemacht.

WELT: Israel steht international in der Kritik wie noch nie. In den USA, dem wichtigsten Bündnispartner, hat die Unterstützung in der Bevölkerung stark abgenommen. Hilft das nicht?

ALKHATIB: Israel mag bei vielen jungen Menschen unbeliebt sein, aber die Fakten vor Ort sehen anders aus. Israel ist mächtiger, wirtschaftlich stärker und überlegener als je zuvor. Selbst wenn Washington seine Militärhilfe in Höhe von jährlich 3,8 Milliarden Dollar streichen würde – Israel produziert längst viele seiner Waffen in seinem eigenen, wachsenden Rüstungskomplex und kauft viele Waffen mit eigenem Geld, darunter aus Deutschland und den USA. Ich möchte die Bedeutung der amerikanischen Rolle nicht kleinreden. Aber man muss anerkennen: Israel existiert und bleibt, es hat ein Recht auf Sicherheit. Erst dann kann man sagen: Die Palästinenser haben ebenfalls das Recht auf Sicherheit; sie haben das Recht, nicht von einer aggressiven Militärbesatzung oder von Siedlern im Westjordanland terrorisiert zu werden.

WELT: Im Jahr 1999 sind Sie mit Ihrer Familie aus Saudi-Arabien nach Gaza geflogen, dort gab es damals einen internationalen Flughafen. Sie hatten frisch gedruckte Pässe der Palästinensischen Autonomiebehörde. Warum schienen zwei Staaten damals so nah – und heute so fern?

ALKHATIB: Ein Teil des Problems war Jassir Arafats Entscheidung, im Jahr 2000 die zweite Intifada auszulösen. Aber ob es sich um die nationalistische Führung oder um Hamas handelte: Es wurden konsequent Fehler gemacht. Ein wesentlicher Teil davon ist die Unwilligkeit, das Problem auf der Ebene der Narrative anzugehen. Der Erzählung, was Palästina sein soll. Bisher ist das alles ungeheuer destruktiv. Nehmen wir das vermeintliche Rückkehrrecht: Die Millionen von Nachkommen palästinensischer Flüchtlinge werden niemals auf das heutige Staatsgebiet Israel zurückkehren. Im Privatgespräch sagen einem dann auch 90 Prozent der Palästinenser in Gaza, dass sie selbst nicht wirklich daran glauben. Aber öffentlich ist es für Palästinenser nicht zulässig, das infragezustellen.

WELT: Allerdings gibt es in Israel so gut wie keine einflussreichen Politiker mehr, die eine Zwei-Staaten-Lösung befürworten.

ALKHATIB: Es herrscht kein Mangel an berechtigter Kritik an den Faschisten in Israels Regierung wie den Ministern Ben-Gvir und Smotrich, der Kriegsführung, der Besatzung. Ich kann dazu nichts Neues beitragen und bin es auch leid, mich immer zu beiden Seiten äußern zu müssen. Ich konzentriere mich auf die palästinensische Sache. Wir müssen Selbstkritik üben. Warum gibt es diese nie endende Widerstandskultur? Dazu sind Palästinenser in viele Gruppen zersplittert, auch innerhalb von Gaza und dem Westjordanland, weltweit auf viele Länder verteilt. Es muss einen internationalen Kongress geben, so wie vor Israels Staatsgründung unter Theodor Herzl, um Ziele festzulegen. Ich nenne es „Palästina 2048“. Was wollen wir sein, wenn Israel 100 Jahre alt wird?

WELT: Was würde den Menschen in Gaza denn konkret helfen, um sich von der Herrschaft der Hamas zu befreien?

ALKHATIB: Die verbreitete Erzählung, die Hamas erfahre als Widerstandsbewegung weiter Unterstützung, muss widerlegt werden. Dann würde ich Menschen dabei unterstützen, Gaza zu verlassen. In jedem Krieg fliehen Millionen. Aber in Gaza werden sie eingesperrt mit der Behauptung, das sei sonst ethnische Säuberung. Dabei will etwa die Hälfte der Bevölkerung weg. Die Schaffung einer neuen intellektuellen, unternehmerischen und politischen Klasse jenseits von Palästinensischer Autonomiebehörde, Fatah und Hamas setzt aber voraus, dass Menschen reisen, studieren, arbeiten, mit Juden und Israelis und allen möglichen anderen in Berührung kommen. Ihre Überweisungen werden ein Teil des Wiederaufbaus sein – so wie über zehn Millionen Ägypter im Ausland arbeiten und Geld nach Hause schicken, und wie Lateinamerikaner in den USA Milliarden in ihre Heimatländer überweisen. 70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im Gaza-Streifen haben ihre Heimat nie verlassen. Wer sein ganzes Leben dort verbringt, ist weniger frei in seinen Überzeug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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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

Die versteckte Wahrheit der Pisa-Studie

hrlich gesagt: Ich kann von den Pisa-Studien nicht mehr hören und will sie auch nicht mehr lesen. Das liegt nicht an den Daten, sondern an deren Interpretation. Daten können nicht selbst sprechen. Man muss sie immer zum Sprechen bringen. Aber genau an

dieser Stelle öffnet sich ein Einfallstor für politische Ideologien. Sowohl die nationalen als auch die internationalen Forscher verbreiten für die PISA-Studie 2025 folgende Hauptbotschaften: 1. Die Schüler sind so schlecht wie nie zuvor. 2. Deutschlands Bildungssystem ist katastrophal ungerecht. Und 3.: Mit Migration hat das alles nichts zu tun. Ich halte alle drei Thesen für fraglich, vor allem die beiden letzten.

In PISA 2025 standen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im Vordergrund. Deutschland ist in diesem Bereich gegenüber 2022 aber nicht schlechter geworden. In der deutschen PISA-Studie steht schwarz auf weiß geschrieben: „Auch zwischen 2022 und 2025 setzt sich die negative Entwicklung fort, wenngleich die Veränderung statistisch nicht signifikant ist.“ „Statistisch nicht signifikant“ meint: Ein Leistungsabfall ist gegenüber 2022 wissenschaftlich nicht nachweisbar. Für Mathematik und Lesekompetenz gilt das Gegenteil.

Am meisten beschäftigt die Öffentlichkeit aber die Frage nach der Bildungsgerechtigkeit. Auf der ganzen Welt ist es so, dass Kinder aus armen Familien durchschnittlich schwächere Leistungen aufweisen als solche aus Familien mit hohen Einkommen. Daraus wird häufig geschlussfolgert, Geld sei die wesentliche Ursache von schulischer Leistung und Intelligenz. Der Zusammenhang ist in einer Wettbewerbsgesellschaft aber umgekehrt: Kluge Eltern können ihren Kindern beim Lernen helfen und haben zugleich durch ihre Klugheit hohe Einkommen. Die Klugheit ihrer Kinder ist ebenso eine Folge ihrer eigenen Klugheit wie die Höhe ihrer Einkommen. Nicht Geld erzeugt Bildung. Nur Bildung kann Bildung erzeugen.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weisen die ärmsten Kinder gegenüber den reichsten bei Pisa einen Lernrückstand von 85 Punkten auf. Das sind immerhin drei Schuljahre. In Deutschland aber sind es sogar 125 Punkte und damit vier Schuljahre. Die Forscher schlussfolgern daraus, dass Deutschlands Bildungssystem besonders ungerecht sei. Blickt man näher in die Daten, ist diese Behauptung unhaltbar. Pisa unterteilt die Schüler für Gerechtigkeitsanalysen in vier Gruppen nach deren „sozio-ökonomischem Status“. Schon diese Bezeichnung ist irreführend. Zwar geht auch das Einkommen der Eltern in diese Analyse ein, aber ebenso deren Bildungsstand und berufliche Position. Und das Einkommen ist, wie bereits gesagt, selbst eine Folge des Bildungsgrades der Eltern. Wer klug ist, bekommt auch gute Jobs mit hohen Einkommen. Beim „sozio-ökonomischen Status“ dominiert in Wahrheit also Bildung und nicht das Geld. Sieht man sich nun an, wie Deutschlands vier Schülergruppen von arm zu reich bei den Leistungen im Vergleich zum OECD-Durchschnitt

Der deutsche Pisa-Chef behauptet, die „angebliche Erklärung“ des Leistungsverfalls durch Migration sei falsch. Tatsächlich versteckt die Studie den Faktor durch einen Taschenspielertrick

MATHIAS BRODKORB

abschneiden, wird es interessant. Nur die ärmsten deutschen Schüler weisen geringere Leistungen auf als der internationale Durchschnitt. Die nächsten beiden Gruppen sind besser als im Ausland. Und die reichsten deutschen Schüler schneiden sogar deutlich besser ab. Ganze 75 Prozent des Unterschieds zwischen Arm und Reich erklären sich in Deutschland so.

Ungerechtigkeit läge hier nur dann vor, wenn die Ursache für den Abstand zwischen ärmeren und reicheren Kindern im Versagen des Bildungssystems läge. Tatsächlich liegt die verdrängte Ursache aber außerhalb desselben. Unsere ärmsten Schüler sind tatsächlich leicht schwächer als im Durchschnitt der OECD. Bei Pisa 2022 war das in Mathematik noch anders. Damals erklärten sich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dem Durchschnitt der OECD ausschließlich über das Viertel der reichsten Schüler. Warum hat sich das verändert? Das ist die alles entscheidende Frage. Hier kommt die Migration ins Spiel. Davon aber wollen die Pisa-Forscher nichts wissen. In Deutschland haben 28 Prozent aller Schüler einen Migrationshintergrund. Im Durchschnitt der OECD oder Europas sind es nur 14 bzw. 16 Prozent. Schüler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ind in der Schule aber zuverlässig schlechter als die anderen. Das kann nicht überraschen. Das liegt an schlechteren Kenntnissen der nationalen Bildungssprache, bei uns also Deutsch. Wer nicht gut Deutsch spricht, trägt in allen Fächern eine zusätzliche Last auf seinen Schultern. Mit Ausnahme des Fachs Sport vielleicht.

Die Pisa-Forscher hingegen behaupten, Migration sei kein relevanter Faktor zur Erklärung von Bildungsproblemen. Das widerspricht nicht nur dem gesunden Menschenverstand, sondern auch der Erfahrung von Lehrern, die Klassen mit einem Migrationsanteil von 80 Prozent oder mehr unterrichten. Aber warum sollen diese Lebenserfahrungen alle völlig falsch sein?

Erstes Argument dafür: Es gibt mit Kanada und der Schweiz Länder, die einen noch höheren Migrationsanteil unter den Schülern aufweisen als Deutschland – bei zugleich besseren Leistungen. Also könne Migration gar kein Problem sein. Dieses Argument ist grotesk. Die Schweiz und Kanada steuern ihre Migration höchst selektiv. Es wandern vor allem gebildete Fachkräfte zu. Die Zulassungsbedingungen sind hart: Sprachkompetenz wird ebenso vorausgesetzt wie ein Jobangebot oder ausreichend Vermögen. Die Schweiz will ihre Regeln mit einer Zuwanderungsabgabe sogar noch weiter verschärfen. Im Gespräch sind 4.000 Schweizer Franken pro Jahr je Arbeitnehmer. Nach Deutschland hingegen wandern bekanntermaßen nicht überwiegend high potentials ein. Das ist die Folge völlig ungesteuerter Migration.

Zweites Argument: Die Pisa-Forscher haben eine Kontrollrechnung durchgeführt. Sie gingen ungefähr folgender Frage nach: Schneiden Kinder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besser in der Schule ab, wenn sie zu Hause Deutsch sprechen? Das nicht überraschende Ergebnis: Natürlich ist das so. Die Schlussfolgerung der Forscher: Migration und schlechte Schulleistungen haben nichts oder zumindest kaum etwas miteinander zu tun. Es komme stattdessen auf die Sprache an. Diese Argumentation erinnert an einen Taschenspielertrick: Natürlich würde niemals jemand mit Verstand behaupten, dass Migranten ein Gen innewohnte, das sie per se weniger klug machte als Deutsche. Das Argument lautete vielmehr immer: Migranten haben in der Regel Probleme mit der Bildungssprache Deutsch – mit Konsequenzen für ihr allgemeines Leistungs-niveau in fast allen Fächern. Und selbstverständlich haben Migranten, die keine Probleme in Deutsch haben, weil ihre Eltern gebildet sind, dieses Problem nicht. Alles hängt immer von der Bildung ab und nicht von der Herkunft oder vom Geld.

Die Argumentation der Pisa-Forscher beweist folglich nicht, dass Migration kein Problem für Schule sei. Sie beweist, dass sie dort kein Problem ist, wo Integration funktioniert. Potzblitz: Was für eine Überraschung! Aber das hat eben auch mit der Frage zu tun, wieviel Migration ein Schulsystem ohne Schaden für die durchschnittliche Leistung überhaupt bewältigen kann. Nicht das Bildungssystem ist in Wahrheit in der Krise, sondern das Umfeld. Unsere Gesellschaft überfordert Schule durch politische Fehlentscheidungen und wundert sich anschließend über die betrüblichen Ergebnisse.

Der neue deutsche Pisa-Chef, Samuel Greiff von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München, sagte gegenüber dem „Spiegel“ dennoch: „Diese angebliche Erklärung“, Migration sei in Deutschland zumindest zum Teil für den anhaltenden Leistungsverfall verantwortlich, „stimmt einfach nicht.“ Sein Kollege Olaf Köller, Direktor am Leibniz-Institut für die Pädagogik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Mathematik (IPN), widerspricht dieser Behauptung auf Anfrage: „Meines Erachtens bilden sich in der Zunahme der sozialen Ungleichheiten sehr stark die sehr geringen Leistungen der ersten Generation der Zugewanderten ab.“ Die Art und Weise, wie man Migration organisiert, macht also doch einen Unterschied.

Diese naheliegende Wahrheit wurde bei PISA 2025 national wie international einfach „weggerechnet“. Die Wirklichkeit aber lässt sich nicht wegrechnen. Sie bleibt trotzdem die Wirklichkeit. Und deshalb verliere ich langsam auch die Lust, Pisa-Studien überhaupt noch zu lesen. Daten sprechen nicht von selbst zu uns. Was da zu uns spricht, ist Ideologie.

KOMMENTAR

Die CDU kurz vor dem Aussterben

ANNA SCHNEIDER

Wie es um die Autorität und damit auch um die Macht vo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momentan bestellt ist, konnte man unter anderem am Sonntagabend in der ARD sehen, und zwar zur besten Sendezeit. Dort war Clara von Nathusius zu Gast, Mitglied im Vorstand der Jungen Union und laut Beschreibung „CDU-Influencerin“, vermutlich deswegen, weil sie das Internet und die sozialen Medien anders als viele in ihrer verstaubten Partei nicht nur duldet, sondern verstanden hat.

Und tatsächlich hatte sie einiges zu sagen. Die CDU habe ein massives Glaubwürdigkeitsproblem, sagte von Nathusius im „Bericht aus Berlin“. „Das ist nicht nur an Friedrich Merz aufgehängt, aber auch. Und deswegen glaube ich leider, sind mit diesem Bundeskanzler keine Wahlen mehr zu gewinnen.“ Einfach mal sagen also, was ohnehin viele denken. Man müsse sich der Frage widmen, wofür die CDU stehe und wohin die Partei wolle. Ganz in diesem Sinne widmete von Nathusius sich auch dem allgemeinen Lieblingsthema der deutschen Politik, der Brandmauer. „Ich glaube, dass die Brandmauer, und ich kann da jetzt nur für mich sprechen, ein gescheitertes Projekt ist“, sagte sie. „Wir haben die letzten Jahre explizit nur damit verbracht, zu definieren, gegen wen oder was wir sind, und nicht zu definieren, wofür wir stehen.“

Starker Tobak für einige Partei-soldaten, knockt er doch auch ein weiteres Lieblingsargument der Brandmauerbeschäftzer aus: Es kann für die CDU nicht in erster Linie darum gehen, was nach Brandmauerfall mit der AfD geschieht oder ob sie sich dann vielleicht gar nicht in Luft auflöst. Oft wird Österreich mit der FPÖ als Vergleichsbeispiel herangezogen: Schaut doch nur, ohne Brandmauer ist es sogar noch schlimmer. Das ist sehr kurz gedacht, um es freundlich zu formulieren. Auch in Österreich sind die Wähler momentan eben unzufrieden mit ihrer Fast-alle-mitallen-Mitte-Koalition aus Schwarz, Rot und Pink, mit dem Unterschied, dass in Österreich ein tatsächlicher politischer Machtwechsel nach der nächsten Wahl möglich wäre.

Im ARD-Gespräch mit Nathusius ging es auch darum, wie es nun weitergehen wird oder soll in Sachsen-Anhalt. Und noch einmal gab sie den vielen Bedenkenträgern der Partei nüchtern argumentierend eins mit, indem sie Sondierungsgespräche der CDU mit der AfD nicht ausschloss. „Ich finde, wenn wir eingeladen

werden, sollten wir erstmal mit jedem sprechen. Und dann muss man schauen, was bei diesen Gesprächen tatsächlich bei rauskommt.“ Die CDU habe diesbezüglich klare Maßstäbe. Aber dem Bürger werde nicht klar, warum die CDU in Thüringen etwa mit dem BSW koaliere, mit der AfD dagegen aber nicht spreche. „Das widerspricht den Unvereinbarkeitsbeschlüssen, die wir als CDU haben. Und deswegen gehören auch die tatsächlich in der jetzigen bestehenden Form einfach abgeschafft“, so von Nathusius.

Immer mitten in die Köpfe rein, und die rauchen entsprechend seit gestern Abend, zumindest in den sozialen Medien. Was sich von Nathusius da so anhören muss, auch aus den eigenen Reihen, changiert irgendwo zwischen erwartbar plump und erbärmlich – dass sie einer Koalition mit den Rechtsextremen das Wort reden würde, darf dabei noch als eine der netteren unwahren Unterstellungen gelten. Um nur ein Schmankerl zu nennen, das der Berliner Philosophieprofessor Tobias Rosefeldt in die Welt schickte, im Originalwortlaut: „wenn der faschismus wiederkommt wird er nicht sagen hallo ich bin der faschismus sondern eine überdimensioniert hornbrille tragen und seine videos in 1,5 fachen geschwindigkeit abspielen“. Leider ist zu befürchten, dass sich die CDU von genau solchen geistigen Wursthaftigkeiten wird beeindrucken lassen, genau so eben, wie sie es au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getan hat.

Wie verloren die amtierenden CDU-Granden angesichts dieser jungen Frau mit der tollen Brille doch wirken. Und wie klein sie die Abhängigkeit von linksgrünroten Kollegen und Medien gemacht hat. So klein, dass die nun tatsächlich verstärkt durch die mediale Öffentlichkeit flatternde Minderheitsregierungsdebatte nahezu lächerlich wirkt. Es ist zu spät, jedenfalls für diesen Kanzler. Denn wie sollte er jemals hinter die von ihm selbst immer wieder aufgestellten Abgrenzungen zurückkommen können – und wer würde es ihm glauben?

Parallel zum „Bericht aus Berlin“, örtlich wie geistig, führte CDU-Familienministerin Karin Prien ebenfalls am Sonntagabend in der Sendung von Caren Miosga noch einmal jenen Gedanken aus, den man als Wahlschockschmäh vielleicht doch lieber mit der vergangenen Woche hätte untergehen lassen sollen: Bei vielen Menschen sei der Eindruck entstanden, dass der Bundeskanzler und die Union nicht die notwendige „Empathie“ gezeigt hätten, sagte Prien. Das müsse sich ändern. Vielleicht wird man das in der CDU einfach wirklich so lange erzählen, bis man es selbst glaubt. Gescheitert an Empathielosigkeit klingt ja auch ehrenhafter als gescheitert wegen zu fester Linkenfesseln.

GASTBEITRAG

Die zwei Rechnungen des Friedrich Merz

Deutschland muss sparen. Dieser Satz gehört inzwischen zum festen Repertoire der Bundesregierung. Friedrich Merz fordert deshalb Reformen und spricht darüber, was sich Deutschland auf Dauer noch leisten kann. Nur wird dabei mit zweierlei Maß gerechnet. Bei Kranken- und Pflegeversicherung beispielsweise wird nicht nur auf die Kasse des nächsten Jahres geschaut, sondern ökonomisch argumentiert.

Zukünftige Finanzierungslücken werden berechnet, Beitragssätze vorausgeschätzt, demografische Belastungen einbezogen und Verpflichtungen betrachtet, die erst in einigen Jahren zahlungswirksam werden. Aus dieser Gesamtschau folgt schließlich die politische Aussage: So kann es nicht weitergehen. Das ist vernünftig. Eine Verpflichtung verschwindet nicht deshalb, weil sie erst morgen bezahlt werden muss. Und ein Finanzierungsproblem wird nicht dadurch kleiner, dass es im nächsten Haushalt noch nicht auftaucht. Wer beurteilen will, ob ein System dauerhaft tragfähig ist, muss über den einzelnen Haushalt hinausblicken.

Diese ökonomische Betrachtung fehlt aber bei den finanziellen Verpflichtungen, die die Bundesregierung selbst politisch eingehen will. Das zeigt sich besonders deutlich bei der Un-

JOCHEN ZIMMERMANN

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Dort wird sehr genau auseinandergehalten. Heutige Ausgaben, Verpflichtungen für kommende Jahre, Kredite und Zuschüsse, Garantien und KfW-Finanzierungen stehen säuberlich getrennt und weit auseinander. Genauso wird danach unterschieden, ob das Geld über Kommunen, Länder, den Bund, die EU oder internationale Finanzierungsmechanismen fließt. Ein Kredit ist kein Zuschuss, eine Garantie keine Ausgabe, eine KfW-Finanzierung kein gewöhnlicher Haushaltsposten. Keine dieser Unterscheidungen ist falsch. Nur geschieht nun das Gegenteil dessen, was bei Kranken- und Pflegeversicherung selbstverständlich ist: Die einzelnen Belastungen werden nicht zu einer wirtschaftlichen Gesamtschau zusammengeführt. Eine konsolidierte Deutschlandrechnung entsteht daraus nicht.

Kredite, Garantien und mehrjährige Zusagen sind zwar unterschiedlich kassenwirksam, aber sie binden finanziellen Spielraum. Deshalb

sind sie schon heute wirtschaftlich relevant. Bei den Sozialversicherungen wird also über Haushalte und Jahre hinweg zusammengerechnet, weil man wissen will, welche wirtschaftliche Belastung in Zukunft entsteht. Bei der Ukraine wird die wirtschaftliche Belastung in ihre haushaltsrechtlichen und institutionellen Bestandteile zerlegt und jeder Bestandteil für sich betrachtet. Das sind die zwei Rechnungen des Friedrich Merz. Die Zahlen sind dabei keineswegs geheim. Vieles lässt sich mit genügend Mühe finden. Das Problem ist subtiler: Man versteckt nicht die Zahlen. Man versteckt die Summe. Und damit bleibt noch etwas anderes unsichtbar: der politische Zielkonflikt. Finanzielle Mittel, die der Staat an einer Stelle ausgibt oder langfristig bindet, stehen an anderer Stelle nicht mehr zur Verfügung. Auch Kranken- und Pflegeversicherung konkurrieren mit anderen staatlichen Ausgaben um denselben finanziellen Spielraum.

Genau das macht die Rechnung doppelt unehrlich. Bei der Ukraine werden die finanziellen Verpflichtungen so weit auseinander gelegt, dass ihre wirtschaftliche Gesamt-dimension kaum sichtbar wird. Bei den Sozialversicherungen erscheinen die Finanzierungslücken dagegen als isolierter Sachzwang. Aus einer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 über Prioritäten wird so die Behauptung, bestimmte Leistungen seien schlicht nicht mehr finanzierbar. So lässt sich mit lauter richtigen Zahlen ein schiefes Bild erzeugen. Denn politische Manipulation beginnt nicht erst mit einer falschen Statistik. Sie kann sehr viel eleganter funktionieren. Man muss lediglich entscheiden, welche Zusammenhänge sichtbar gemacht werden und welche nicht.

Genau deshalb ist die unterschiedliche Rechnungsweise nicht harmlos. Sie beein-

POLITISCHE MANIPULATION BEGINNT NICHT ERST MIT EINER FALSCHEN STATISTIK. SIE KANN SEHR VIEL ELEGANTER FUNKTIONIEREN

flusst, welche Alternativen der Bürger überhaupt wahrnimmt. Ihm wird sehr genau vorgerechnet, was Kranken- und Pflegeversicherung in einigen Jahren kosten könnten. Gleichzeitig soll er offenbar nicht danach fragen, welche wirtschaftlichen Verpflichtungen sein Staat an anderer Stelle für dieselben Jahre bereits eingegangen ist. Man muss die Bürger schon für einigermaßen naiv halten, um zu glauben, dass sie diesen Unterschied nicht bemerken. Offenbar setzt die politische Kommunikation darauf, dass die Bürger es nicht zusammenrechnen. Friedrich Merz hat den Anspruch, den Deutschen auch unbequeme Wahrheiten zu sagen. Dann sollte er ihnen auch zutrauen, die ganze Wahrheit zu verstehen.

Die Bürger haben eine ehrliche Rechnung verdient. Nur wenn sichtbar ist, welche finanziellen Verpflichtungen der Staat insgesamt eingeht und welcher Spielraum dadurch an anderer Stelle verloren geht, können sie politische Prioritäten wirklich beurteilen. Sie sind nicht dumm. Man sollte aufhören, so zu tun, als wären sie es.

Jochen Zimmermann ist Professor für Betriebswirtschaftslehre an der Universität Bremen

Das älteste Rauschmittel der Welt

Lange galt Bier als älteste Droge der Welt. Das könnte ein archäologischer Fund jetzt ändern

Der Mensch pflegt seit Tausenden von Jahren eine enge Beziehung zu Drogen. Bislang wurde in jedem Kulturkreis mindestens eine Substanz gefunden, die den Menschen berauschen sollte – etwa zu religiösen oder medizinischen Zwecken oder zur Erholung. Bisher gingen Forscher davon aus, dass Bier das älteste Rauschmittel ist, das vor etwa 13.000 Jahren in Israel erstmals aus Gerste hergestellt wurde.

LYNN PINDERS

Doch Forscher der Griffith University identifizierten nun die Betelnuss als das älteste Rauschmittel des Menschen. Die Forschungsergebnisse wurden kürzlich im Fachmagazin „Science Advances“ veröffentlicht. Die Forscher untersuchten Skelettreste früherer Menschen. Eines der Individuen lebte vor etwa 25.000 bis 16.000 Jahren, das andere vor 7600 bis 6300 Jahren. Beide Skelette wiesen eine ungewöhnliche Form des Zahnabriebs auf. Tiefe, abgerundete Zahnrillen gaben den Hinweis darauf, dass die Menschen zu Lebzeiten immer wieder über einen langen Zeitraum ganze Betelnüsse gelutscht haben sollen.

Der Konsum von Betelnüssen ist schon lange bekannt. Der Samen der Betelnusspalme kann leichte Euphorie, gesteigerte Wachsamkeit und andere psychoaktive Wirkungen hervorrufen. „Obwohl es in westlichen Gesellschaften kaum bekannt ist, ist es nach Alkohol, Koffein und Nikotin die weltweit vierthäufigste konsumierte psychoaktive Substanz“, sagt Adam Brumm gegenüber dem Fachmagazin.

Die beiden untersuchten Skelette ließen jedoch auf eine andere Form des Konsums schließen. „Unser Team hat jedoch Experimente durchgeführt, bei denen wir Betelnüsse in künstlichem Speichel einweichten und die so entstandenen Brühen an einer Reihe von geklonten menschlichen Rezeptoren testeten, die in Froscheizellen exprimiert werden, darunter spezialisierte Proteine, die als molekulare Schalter fungieren und die neuronale Aktivität regulieren“, sagt Brumm. „Dies zeigte, dass bereits das Lutschen intakter Betelnüsse Arecolin in ausreichender Menge freisetzt, um eine physiologische Wirkung zu haben und die Gehirnfunktion zu verändern.“

Die Forscher sprechen von dem ältesten Beweis dafür, dass der Mensch bereits vor 25.000 Jahren Substanzen zu sich nahm, um einen Drogenrausch herbeizuführen. „Das Lutschen von Betelnüssen, das vor bis zu 25.000 Jahren in Sulawesi aufkam und damit lange vor dem Beginn der Landwirtschaft stattfand, könnte der früheste Beweis für Drogenkonsum irgendwo auf der Welt sein“, so Brumm. In chronologischer Reihenfolge gilt nun die Betelnuss als älteste Droge der Welt.

Der Sommer 2026 liefert Carsten Schneider den Anlass für seine Botschaft: Angesichts von Hitze, Niedrigwasser und Dürre erklärt der Bundesumweltminister: „Es ist nicht der Klimaschutz, der die Wirtschaft schwächt, es ist der ungebremste Klimawandel.“ Engagierte Klimapolitik bezeichnet er als „Grundvoraussetzung für künftiges Wirtschaftswachstum“. Stimmt das?

Die Kostenfrage ist die brisante- te zum Klimawandel: Welches Maß an zusätzlicher Erwärmung sollte in Kauf genommen werden, um unverhältnismäßige Ausgaben für CO₂-Einsparmaßnahmen zu vermeiden? Ab welcher Temperatur müssten wir mehr für die Reparatur der Schäden bezahlen, als uns Prävention heute kosten würde? Wer zeigt, dass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schon bald teurer werden als Klimaschutzmaßnahmen, kann darauf pochen, gigantische Finanzressourcen anzuzapfen, um die Erwärmung einzudämmen. Entsprechend haben Regierungen Investitionen in erneuerbare Energien immer wieder mit Studien flankiert, die immense Klimawandelkosten errechneten.

Die berühmteste Studie – den „Stern-Report“ – veröffentlichte 2006 der Ökonomie-Berater des britischen Premierministers Tony Blair, Sir Nicholas Stern. Blair fand mit der Klimakatastrophe ein Thema, um vom Desaster des Irak-Krieges abzulenken. Doch Anfang 2005 hatte der Sonderausschuss für wirtschaftliche Angele-

„Dann werden gute Bakterien in der Blase zerstört“

Blasenentzündungen bei Frauen sind schmerzhaft und werden oft reflexartig mit Antibiotika behandelt. Dabei lassen sich viele Infektionen anders bekämpfen. Eine Expertin klärt auf – auch über Beschwerden nach der Geburt

ie Blasenentzündungen kamen immer wieder zurück. Mehrmals pro Jahr litt Alina Turnher* an krampfartigen Schmerzen und

häufigem Harndrang. Und die Entzündungen waren nicht das Einzige, was die junge Frau quälte. Seit der Geburt ihres Kindes verlor die 31-Jährige kleine Mengen Urin, wenn sie tagsüber unterwegs war. „Das war eine große Belastung“, sagt Turnher. Sie habe das Haus nur noch mit Binden verlassen können. Doch niemand fand heraus, was die wahre Ursache ihrer Beschwerden war.

ALEXANDRA BRÖHM

Wie Turnher leidet die Hälfte aller Frauen im Laufe ihres Lebens an einer Blasenentzündung. Und viele erkranken wie sie immer wieder daran. Weil die Harnröhre bei Frauen kürzer ist, können Bakterien den Weg in die Blase einfacher finden. Männer erkranken zwar seltener, aber dann meist schwerer. Und auch Inkontinenz ist ein Thema, das nicht nur sehr alte Menschen, sondern auch viele Frauen nach einer oder mehreren Geburten beschäftigt.

„Obwohl Probleme mit der Blase so häufig sind, gibt es zu wenig Forschung und öffentliche Aufmerksamkeit für diese Themen, und es kommt dann zu Verzögerungen in der Behandlung, weil das Problem nicht erkannt wird“, sagt Professorin Cornelia Betschart, Co-Leiterin des Beckenboden- und Kontinenzzentrums des Universitätsspitals Zürich. Das liege vermutlich auch daran, dass diese Krankheiten tabuisiert seien und niemand gern darüber spreche. Die Initiative „Blase gut – Leben gut“ einiger Forscher des Universitätsspitals Zürich und der Klinik Balgrist will das nun ändern.

„Bei den Blasenentzündungen ist es zudem sehr wichtig, sie richtig zu behandeln“, sagt Betschart. Denn Antibiotikaresistenzen sind in diesem Bereich ein akutes Problem. Bei einem der häufig gegen Blasenentzündungen verwendeten Antibiotika sind die Resistenzen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von einem Prozent auf 17 bis 21 Prozent gestiegen. Die wichtigen Medikamente bleiben in diesen Fällen wirkungslos, was bei schlimmen Erkrankungen dramatische Folgen haben kann.

„Wir haben inzwischen gute Möglichkeiten, Blasenentzündungen ohne Antibiotika zu behandeln“, sagt Betschart. Gefragt sei dabei nur ein bisschen Geduld.

Ohne Antibiotika dauert es im Durchschnitt einen Tag länger, bis die Entzündung ausheilt.

Wichtig sei es, mindestens 1,5 bis 2 Liter pro Tag zu trinken. Das gilt auch vorbeugend. Die krampfartigen

Schmerzen während der Entzündung ließen sich gut mit Schmerzmitteln und Wärme behandeln und die Erkrankung selbst mit pflanzlichen Mitteln. Empfohlen ist beispielsweise D-Mannose, ein Zucker, der verhindert, dass sich Bakterien an die Blasenwand anheften und dort ihr Unwesen treiben.

Den Betroffenen hilft es doppelt, wenn sie zurückhaltend sind mit dem Antibiotikagebrauch. So lässt sich sicherstellen, dass schwere Verläufe auch in Zukunft gut behandelbar bleiben. „Behandelt man eine Blasentzündung mit Antibiotika, werden damit auch die guten Bakterien in der Blase, auch Blasenmikrobiom genannt, zerstört“, sagt Betschart. Diese Bakterien sind jedoch wichtig, um weitere Infektionen abzuwehren.

Gerade für Frauen, die mehrmals pro Jahr an Blasenentzündungen leiden, sei es deshalb von Vorteil, sich nicht direkt Antibiotika verschreiben zu lassen, außer die Infektion steige in die Nieren auf. Wenn Fieber und Flankenschmerzen auftreten, kann sich sonst aus einer relativ harmlosen Blasenentzündung eine Nierenbeckenentzündung entwickeln. Dies ist meist mit hohem Fieber und starken Schmerzen verbunden.

Die Blase ist mit den Nieren über die Harnleiter verbunden. Über sie kann die Entzündung aufsteigen.

„Antibiotika sind nur in ein bis drei Prozent aller Fälle von Blasenentzündung wichtig“, sagt Expertin Betschart.

Bei Alina Turnher fanden die Ärztinnen erst nach einer mehrjährigen Leidensgeschichte heraus, was die ständigen Blasenentzündungen und die Inkontinenz verursachte. Ihr erster Sohn war während der Geburt stecken geblieben und musste mit einem Notfallkaiserschnitt auf die Welt geholt werden.

„Weil er schon relativ tief im Becken saß, war das nicht ganz einfach, die Zeit drängte, die Ärzte mussten heftig ziehen, und dabei riss meine Blase“, sagt Turnher. Ein Urologe vernähte den Riss. „Doch in den folgenden Nächten kam es zu Fehlern vonseiten des Pflegepersonals“, sagt Turnher, die selbst ausgebildete Pflegefachfrau ist. Eine frisch zusammengenähte Blase darf sich nicht zu stark füllen, weshalb der Katheter gut ablaufen muss. Das geschah jedoch nicht, und die Blase überdehnte sich.

Niemand merkte, dass der Riss deshalb nicht richtig verheilte. An der Stelle bildete sich eine sogenannte Fistel. Es entstand eine Verbindung zwischen Harnblase und Vagina, was die ständigen Entzündungen und die Inkontinenz verursachte.

„Ich machte Physio zur Stärkung des Beckenbodens, ging zu Urologen, versuchte es mit natürlichen Mitteln und Osteopathie“, sagt Turnher. Doch nichts half. „Es kam mir auch so vor, als würde niemand meine Probleme richtig ernst nehmen“, sagt die junge Frau.

Während ihrer zweiten Schwangerschaft litt sie siebenmal an Blasenentzündungen und musste jedes Mal Antibiotika nehmen, weil das Komplikationsrisiko bei Entzündungen während der Schwangerschaft höher ist.

Erst ein Arztwechsel ans Unispital Zürich brachte endlich Erleichterung. Die Spezialistinnen der urogynäkologischen Sprechstunde stellten die richtige Diagnose, und eine Operation während des zweiten Kaiserschnitts konnte die Beschwerden stark verbessern.

Entzündungen sind nicht das einzige gesundheitliche Problem rund um die Blase. Gerade nach Geburten leiden Frauen nicht selten an Inkontinenz. „Knapp ein Drittel aller Frauen hat nach einer Geburt Probleme mit dem Beckenboden“, sagt Betschart. Das lässt sich zwar mit Physiotherapie behandeln, doch bei rund 15 Prozent der Frauen bleiben die Beschwerden trotzdem bestehen. Auch in diesem Bereich brauche es deshalb noch mehr Forschung. *Name geändert

Dieser Artikel erschien zuerst im Schweizer „Tages-Anzeiger“, wie WELT Mitglied der Leading European Newspaper Alliance (LENA).

KLIMABILANZ

Was ist teurer – Klimawandel oder Klimaschutz? Der Streit eskaliert

AXEL BOJANOWSKI

genheiten die teure Klimaschutzpolitik der britischen Regierung bemängelt. Um die Kritik zu kontern, galt es zu beweisen, dass die Kosten der globalen Erwärmung weitaus höher ausfallen. Der „Stern-Report“ warnte vor den katastrophalen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zu unseren eigenen Lebzeiten“

Stern verheimlichte seine Motivation nicht: Die Herausforderung bestehe darin, Skeptiker zu besiegen. Er ging von einem dramatischen Anstieg der Wetterkatastrophen aus, er prognostizierte einen kontinuierlichen Aufwärtstrend der Katastrophenschäden in Prozent der Weltwirtschaftsleistung: von 2 Prozent 2005 auf 3 Prozent 2015 auf 4 Prozent 2025 auf 5 Prozent 2035 und 6 Prozent 2045 – bis hin zu schließlich 20 Prozent. Doch seine Prognose erwies sich als deutlich verfehlt. Die Umweltforscher Giuseppe Formetta und Luc Feyen diagnostizieren 2019 im Fachmagaz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Es ist offensichtlich, dass sowohl die menschliche als auch die wirtschaftliche Verwundbarkeit abnimmt.“

Andere Regierungen schauten sich Sterns Methode ab: Um die Kosten einer Energietransformation zu rechtfertigen, spielten sie die Kosten des Klimawandels hoch. Nachdem Ökonomen ausgerechnet hatten, dass die deutsche Energiewende hierzulande allein bis 2025 mehr als 500 Milliarden Euro kosten wird, hielt die Ampel-Regierung 2023 dagegen: Auf 900 Milliarden Euro könnten sich die Schäden des Klimawandels in Deutschland bis Mitte des Jahrhunderts belaufen.

Die enorme Summe leitete sich aus dem RCP8.5-Klimaszenario her, das eine unrealistisch starke Erwärmung annimmt. Bei den Kostenprognosen lohnt stets der Blick ins Kleingedruckte: „Eine Zahl zu Klimaschäden sollte man nie ohne ihre Gebrauchsanweisung berichten“, sagt der Ökonom Maximilian Auffhammer von der Berkeley University bei einem Pressegespräch im August.

Die Gebrauchsanweisung beginnt mit einer hypothetischen Vergleichswelt: Forscher stellen etwa die Wirtschaftsleistung im Jahr 2100 bei drei Grad Erwärmung einer Entwicklung mit weniger Erwärmung gegenüber. Bevölkerung,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Handel und Energieversorgung müssen dafür ebenfalls beschrieben werden.

Doch auch ohne menschengemachte Erwärmung gäbe es Stürme, Dürre und Niedrigwasser. Für zusätzliche Klimawandelkosten wird abgeschätzt, wie Häufigkeit und Intensität solcher Ereignisse durch die Erwärmung verändert wurden. Studien suchen in historischen Daten nach statistischen Zusammenhängen zwischen Wetter und Wirtschaft. Dafür müssen sie den Klimaeinfluss von anderen Ursachen wirtschaftlicher Entwicklung trennen.

Ein kurzfristiger Wetterschock ist dabei nicht dasselbe wie ein langfristig verändertes Klima: Bauern können Sorten wechseln, Städte Schatten schaffen, Unternehmen Arbeitszeiten verändern. Bei dauerhaft geringerem Wachstum vervielfacht sich der Abstand zum Pfad ohne Klimawandel über Jahrzehnte. Um mögliche Auswirkungen des Klimawandels vergleichbar zu machen, kalkulieren Volkswirte die „gesellschaftlichen Kosten von CO“: Welchen Schaden verursacht eine zusätzliche Tonne vom Menschen emittierten Kohlendioxids? Zwischen 1982 und 2022 haben Wissenschaftler rund 6000 Schätzungen vorgelegt.

Wichtige Faktoren sind dabei etwa der Wandel von Landwirtschaft und

Nahrungsangebot im Zuge des Klimawandels, die Transformation der Energieversorgung, die Klimatisierung von Gebäuden, die Folgen für Arbeitskraft und Gesundheit, die Auswirkungen des Meeresspiegelanstiegs oder die Veränderung der Transportmöglichkeiten. Für eine Erwärmung von 2,5 Grad, auf welche die Welt laut aktuellen Szenarien zusteuert, sagen die meisten Berechnungen keine ökonomische Katastrophe voraus: Der Durchschnitt aller relevanten Studien ergebe wirtschaftliche Einbußen von rund 1,8 Prozent, was in etwa dem Wirtschaftswachstum eines Jahres entspricht, das in Summe bis 2100 verloren ginge, berichtet Autor Richard Tol.

William Nordhaus von der Yale University erhielt 2018 den Wirtschaftsnobelpreis für seine Kosten-Nutzen-Analysen zum Klima. Er hat 2,6 Grad Celsius als optimale Erwärmung berechnet: Ab dieser Marke überstiegen die Kosten des Klimawandels die des Klimaschutzes. Nordhaus hält das 2-Grad-Ziel des Pariser Abkommens für „unmöglich zu erreichen“, weil es viel zu teuer sei, mahnte er 2020. Die Absicht entspreche „nicht den ökonomischen Realitäten“. Das Pariser Abkommen sei gesetzt worden, ohne dass man vorher gefragt hätte, wie viel die Umsetzung kosten würde. „Wir können unsere Wirtschaft nicht einfach herunterfahren“, warnte der Nobelpreisträger.

Am extremen Ende der Schätzungen stehen Adrien Bilal und Diego Känzig. Ihre Untersuchung schätzt in einem Szenario mit drei Grad Erwärmung gegenüber vorindustrieller Zeit das globale Pro-Kopf-BIP im Jahr 2100 um rund 53 Prozent niedriger als ohne weitere Erwärmung. Der entscheidende Unterschied liegt in der Herleitung der Schäden: Nordhaus bündelt vorhandene Schätzungen zu einer Modellkurve. Bilal und Känzig hingegen schätzen d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globaler Temperatur und Wirtschaftsleistung aus historischen Daten – doch der Zusammenhang steht in Zweifel. Die Übertragung der historischen Modelle auf andere Länder und Zeiten scheitere, analysiert Klimaökonom Richard Tol.

Zusammen mit zwei Kollegen hat Tol mehr als 2.800 Regionen geprüft: Einfache Modelle fänden zwar ein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Temperatur und Wirtschaftswachstum. Doch berücksichtigt man, dass das Wachstum eines Jahres von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der Vorjahre abhängt, verschwindet der angebliche Klimaeffekt. Das Urteil der Forscher: Die Modelle überschätzen angebliche Klimaschäden. Die Ökonomen Finbar Curtin und Matthew Burgess gehen noch weiter: Die stark voneinander abweichenden Ergebnisse der Schadensmodelle verrieten, dass die Modelle wenig vertrauenswürdig seien.

Vielleicht sollte sich Minister Schneider an Kritiker Tol orientieren: Der sieht gerade die hohen Ungewissheiten bei den Klimawandelkosten als Grund, CO $_{2}$ -Emissionen zu bremsen – weil Unsicherheiten auch hohe Risiken bedeuten können.

Was in 2,60 Euro pro Liter Diesel steckt Angaben in Cent pro Liter
BÖRSEN-WELT:

INDIZES

14.09.(15:40 Uhr)	Kursin €	VeränderungVortag in %	Tief	12 MonateVergleich	Hoch	Marktk.Mrd. €	Div.in €	Div.Rend.	KGV2026
Adidas	143,35	+0,4	130,0		196,4	25,80	2,80	1,95	15,20
Airbus SE	194,88	-2,3	157,5		221,3	154,40	3,20	1,64	26,95
Allianz SE	444,20	+0,4	338,8		454,6	168,98	17,10	3,85	14,08
BASF SE	52,58	+1,4	41,48		55,05	46,93	2,25	4,28	18,13
Bayer	49,48	+2,7	25,78		53,92	48,61	0,11	0,22	11,64
Beiersdorf	74,82	+2,0	67,08		110,2	18,15	1,00	1,34	16,41
BMW St.	62,78	-0,3	56,40		97,92	35,23	4,40	7,01	10,06
Brenntag SE	61,60	+1,6	43,72		66,86	8,89	1,90	3,08	17,55
Commerzbank	42,61	-0,3	29,01		43,20	48,04	1,10	2,58	13,36
Continental	69,12	-2,0	53,10		77,50	13,82	2,70	3,91	10,43
Daimler Truck	44,06	-0,6	33,46		50,08	33,73	1,90	4,31	12,59
DHL	55,86	+1,5	36,99		58,30	64,24	1,90	3,40	16,63
Dt. Bank	34,18	-1,9	23,82		35,85	65,30	1,00	2,93	9,52
Dt. Börse	284,50	+3,0	200,1		291,8	53,00	4,20	1,48	23,85
Dt. Telekom	29,10	+1,8	23,53		34,36	142,74	1,00	3,44	12,71
E.ON SE	17,37	-1,5	14,98		20,39	45,87	0,57	3,28	15,64
Fres. M.C.	39,51	+2,8	34,57		47,86	11,59	1,49	3,77	9,12
Fresenius SE	45,62	+1,3	35,11		52,96	20,89
GEA Group	63,55	-0,5	53,45		68,10	10,35	1,30	2,05	18,53
Hann. Rück SE	255,00	+1,8	223,4		281,2	30,75	12,50	4,90	11,13

	Kurs in €	Veränderung Vortag in %	Tief	12 Monate Vergleich	Hoch	Marktk. Mrd. €	Div. in €	Div. Rend.	KGV 2026
Heidelb. Mat.	151,85	-2,0	150,5	●	241,8	26,78	3,60	2,37	11,69
Henkel Vz.	73,44	+1,6	61,28	●	84,20	13,08	2,07	2,82	12,86
Hochtief	379,60	-8,8	217,0	●	554,0	29,50	6,60	1,74	28,58
Infineon Tech.	53,94	-7,9	31,27	●	88,83	70,44	0,35	0,65	33,09
Mercedes Benz	46,50	-0,4	42,63	●	62,34	44,78	3,50	7,53	8,91
Merck	133,00	+1,2	100,7	●	148,8	17,19	2,20	1,65	15,81
MTU Aero	331,50	-3,5	265,2	●	404,8	17,84	3,60	1,09	16,92
Münch. Rück	511,40	+1,6	437,4	●	575,6	66,81	24,00	4,69	10,05
Qiagen	36,93	+1,1	27,56	●	47,60	7,64	0,31	0,83	17,10
Rheinmetall	998,70	+0,8	900,2	●	2008,0	45,94	11,50	1,15	26,19
RWE	57,76	-3,5	35,22	●	62,00	45,05	1,20	2,08	21,47
SAP SE	185,92	+4,9	127,5	●	244,3	228,40	2,50	1,34	25,64
Scout24 SE	74,75	+2,3	62,70	●	112,5	5,49	1,50	2,01	18,32
Siemens	258,60	-2,3	198,0	●	291,7	206,88	5,35	2,07	23,59
Siemens En.	132,54	-8,1	90,30	●	191,7	114,13	0,70	0,53	29,72
Siemens Heal.	39,18	+2,5	32,81	●	49,71	44,20	1,00	2,55	17,03
Symrise	89,36	+2,5	64,70	●	95,00	12,49	1,25	1,40	22,45
Vonovia SE	17,99	-0,7	17,88	●	28,90	15,26	1,25	6,95	8,86
VW Vz	81,60	+0,5	69,20	●	109,2	16,83	5,26	6,45	4,06
Zalando SE	22,57	+1,1	18,61	●	30,43	5,96	-	-	15,57

Stand: 14.9., 15:40 Uhr Veränderungen sind zum Vortag und in Prozent. * = Preis vom Vortag oder letzt verfügbar. Alle Angaben ohne Gewähr. Quelle Infront

Der wahre Grund für die hohen Spritpreise

Diesel und Super erreichen fast täglich neue Rekordniveaus. Für die Preiseskalation gibt es nur einen relevanten Auslöser

Die Preise an der Tankstelle sind zum Politikum geworden. Längst melden sich nicht nur deutsche Politiker zu Wort, es geht um große Weltpolitik. Während hierzulande Ministerpräsidenten und Bundestagsabgeordnete über Preisdeckel, Übergewinnsteuern und die Zerschlagung von Mineralölkonzernen streiten, hat sich am Sonntag der mächtigste Mann der Welt eingeschaltet, und zwar an der Stelle, an der die Barrel tatsächlich fehlen.

HOLGER ZSCHÄPITZ

Donald Trump hat am Rande eines Golfturniers im irischen Doonbeg der Ukraine vorgeschrieben, welche Ziele sie in Russland treffen darf. Wolodymyr Selenskyj müsse aufhören, russische Dieselraffinerien auszuschalten, sagte der US-Präsident. Es gebe genug andere Ziele, aber Diesel dürfe er nicht treffen, denn das schade der Welt. Der Anlass liegt näher als Kiew: Diesel kostet in den USA erstmals mehr als sechs Dollar je Gallone, und im November sind Kongresswahlen. Man kann diese Intervention geopolitisch für verheerend halten. Sie entzieht Kiew die wirksamste Waffe gegen Putins Kriegskasse und belohnt Moskau dafür, dass es seine Dieselexporte gestoppt hat. Ökonomisch aber hat Trump etwas begriffen, das in der deutschen Debatte kaum vorkommt: Der Spritpreis entsteht derzeit in der Raffinerie. Das Bohrloch, also der reine Ölpreis, ist nur noch der kleinere Posten.

Wie unmittelbar diese Weltpolitik an deutschen Zapfsäulen ankommt, ließ sich am Montagmittag in Berlin beobachten. Um kurz nach zwölf kostete der Liter Diesel 2,599 Euro, Super E10 2,479 Euro; ein neuer Rekord. Diesel war damit zwölf Cent teurer als Benzin, obwohl der Fiskus ihn deutlich schont: Auf Diesel liegen 47 Cent Energiesteuer, auf Benzin 65 Cent. Der Staat schenkt dem Dieselfahrer 18 Cent je Liter, mit Mehrwertsteuer fast 22. Trotzdem zahlt er aktuell mehr.

Genau diese scheinbare Anomalie führt zum Kern der Spritkrise. Und sie macht aus den 2,60 Euro ein Politikum auf drei Ebenen. International versucht Trump, über die Kriegsführung der Ukraine das Dieselangebot zu steuern. National diskutiert Deutschland über Preisdeckel, Übergewinnsteuern und Kartellrecht. An der Tankstelle stellt sich für Millionen Autofahrer die praktische Frage, wer die 2,60 Euro eigentlich kassiert. Die Antwort steckt in der Zerlegung des Preises.

Der Staat nimmt beim Diesel knapp die Hälfte, beim Benzin gut die Hälfte, weil die Mehrwertsteuer auch auf Energiesteuer und CO $_{2}$ -Preis erhoben wird. Die Kosten der Erneuerbaren-Richtlinie sind eine Schätzung der Branche und eher großzügig angesetzt. Auffällig ist der Posten „Logistik, Handel, Tankstelle“, in dem sich auch der Gewinn der Branche versteckt: 30 bis 34 Cent sind doppelt so viel wie im Tagesdurchschnitt. Das ist der Aufschlag von zwölf Uhr, der bis zum Abend wieder abschmilzt. Der Staatsanteil dagegen hat sich seit Januar kaum bewegt. Die Steuern erklären das Niveau, aber nicht den Anstieg.

Den Anstieg erklärt die Raffineriemarge. Sie misst, was eine Raffinerie dafür bekommt, ein Fass Rohöl in ein Fass Kraftstoff zu verwandeln. Im Handel heißt diese Differenz Crack Spread, nach dem Cracken, dem Aufspalten langer Kohlenwasserstoffketten. Der europäische Diesel-Crack notierte am Montagmittag bei 91 Dollar je Barrel, umgerechnet 50 Euro-Cent je Liter. Im Schnitt der vergangenen fünf Jahre waren es 15 Cent. Selbst 2022, als Russland als Diesellieferant wegbrach, kam die Marge nie über 40 Cent hinaus. Beim Benzin liegt die europäische Marge bei 37 Dollar oder 20 Cent je Liter, doppelt so hoch wie im Fünfjahresschnitt, aber in einer anderen Liga als beim Diesel. Die eigentliche Knappheit sitzt derzeit weniger am Ölbrunnen als in der Raffinerie.

Damit ist auch das Rätsel gelöst. Diesel wirft in Rotterdam rund 30 Cent je Liter mehr Raffineriemarge ab als Benzin. Davon gehen 18 Cent Steuervorteil ab. Dazu kommen zwei Cent höherer CO $_{2}$ -Preis und ein Cent mehr aus der Erneuerbaren-Richtlinie, abzüglich fünf Cent weniger für Handel und Tankstelle. Bleiben netto zehn Cent, mit Mehrwertsteuer zwölf. Genau das ist der Abstand an der Zapfsäule. Die Rechnung geht auf den Cent auf.

Die Straße von Hormus ist seit Kriegsbeginn Ende Februar faktisch blockiert und nimmt dem Weltmarkt bis zu ein Fünftel des Angebots an Rohöl und Ölprodukten. Russland hat seine Dieselexporte verboten, nachdem ukrainische Drohnen laut S&P Global bis Ende August rund die Hälfte der russischen Raffineriekapazität lahmgelegt hatten. Genau diese Anlagen meint Trump. Die Internationale Energieagentur beziffert den weltweiten Ausfall aus Stilllegungen und Kriegsschäden auf 4,5 Millionen Barrel pro Tag, mehr als fünf Prozent der Kapazität.

Der Mechanismus dahinter ist simpel: Es gibt keine Reserve mehr. Amerikanische Raffinerien laufen mit 98 Prozent Auslastung, europäische ebenfalls am Anschlag. Wer in dieser Lage zusätzlich Diesel nachfragt, findet keine Anlage, die hochfahren könnte. Der Preis muss die Nachfrage rationieren. Der Gaspreis verschärft das. Der europäische TTF-Preis hat sich seit Juli auf über 80 Euro je Megawattstunde verdoppelt, weil auch Katars Flüssiggas durch Hormus muss. Industrie und Kraftwerke steigen auf Heizöl um und treffen den knappsten Markt. Zugleich brauchen europäische Raffinerien Erd gas für die Wasserstoffproduktion. Die 49 Cent sind deshalb brutto; einer Anlage in Schwedt bleibt netto deutlich weniger als einer an der US-Golfküste mit Gas zu einem Zehntel des Preises.

Im Januar kostete Diesel rund 1,60 Euro, Benzin rund 1,70 Euro. Diesel ist seither um einen Euro teurer geworden, Benzin um 78 Cent. Rohöl ist von 73 auf 107 Dollar gestiegen, das macht inklusive Mehrwertsteuer rund 22 Cent je Liter. Die Raffineriemarge ist beim Diesel von elf auf 50 Cent gestiegen, mit Mehrwertsteuer ein Plus von 45 Cent. Beim Benzin stieg sie von sieben auf 20 Cent, ein Plus von 16 Cent. Von dem Euro, um den Diesel teurer wurde, gehen also 22 Cent an die Ölförderer, 45 Cent an die Raffinerien und rund 16 Cent an den Mittagsaufschlag der Tankstellen, der am Abend wieder verschwunden ist. Die restlichen 17 Cent verteilen sich auf den höheren CO₂-Preis, teurere Logistik und die Erneuerbaren-Richtlinie, jeweils samt Mehrwertsteuer. Das Öl, über das alle reden, ist von den großen Posten der kleinste.

Brandenburgs Ministerpräsident Dietmar Woidke fordert einen Spritpreisdeckel, die SPD-Fraktion will Übergewinne abschöpfen und Konzerne zerschlagen. Trumps Intervention

”

DER SPRITPREIS ENTSTEHT DERZEIT IN DER RAFFINERIE. DAS BOHRLOCH, ALSO DER REINE ÖLPREIS, IST NUR NOCH DER KLEINERE POSTEN

zeigt, warum das ins Leere läuft. Die Gewinne entstehen in Raffinerien, und die deutschen Raffinerien sind zwölf Betreiber ohne dominanten Akteur: Shell hält 19 Prozent, Klesch 18. Die Marge wird in Rotterdam gebildet.

Ein Deckel unterhalb des Marktpreises würde etwas anderes auslösen. Deutschland importiert Diesel netto. Knappe Ladungen fließen dorthin, wo sie am meisten einbringen. Ungarn hat es 2022 vorgeführt: Preisdeckel, leere Zapfsäulen, Aufhebung im Dezember. Der einzige Hebel, den Berlin hält, sind die eigenen Aufschläge, und den Tankrabatt hat die Regierung aus Haushaltsgründen abgelehnt.

Trump greift immerhin dort ein, wo die Barrel fehlen. Der Preis dafür ist ein Schutzschirm für Putins Raffinerien. Die Alternative wäre die Öffnung von Hormus. Beides liegt außerhalb der Reichweite des Bundestags.

Die 2,60 Euro sind der Preis von zwölf Uhr. Bis elf kostete Diesel an derselben Aral-Tankstelle in Berlin 2,40 Euro, E10 2,27 Euro. Dann sprangen beide um 20 Cent, und bis zum Abend schmilzt der Aufschlag wieder ab. Das ist die Signatur der neuen 12-Uhr-Regel, die Erhöhungen nur mittags erlaubt. Wer vormittags tankt, spart mehr, als jeder Tankrabatt je gebracht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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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ALCAY KAMIS

„Das vergrößert den Wohnungsbestand um exakt null Einheiten“

Die Wohnungsnot ist Kernthema im Berliner Wahlkampf. Die Linke geht mit Enteignungen auf Stimmenfang. Forscher Alcay Kamis hat die Geschichte der Vergesellschaftung analysiert

Berlin streitet über die Enteignung großer Wohnungsunternehmen. Alcay Kamis ist Professor für Strategisches Management und Controlling an der EBZ Business School in Bochum.

MICHAEL HÖFLING

WELT: Sie haben eine historische Analyse der Vergesellschaftungen angestellt, um die Debatte um Enteignungen von Wohnungsunternehmen weiterzubringen. Was sind Ihre Erkenntnisse?

KAMIS: Die historische Evidenz von der Wohnungsgemeinnützigkeit über die Neue Heimat und die Wohnungswirtschaft der DDR bis zu den Privatisierungswellen der 2000er Jahre zeigt, dass die Eigentümerform allein weder Bezahlbarkeit noch Bestandsqualität sichert; entscheidend sind Kostendeckung, Governance und Bodenpolitik.

WELT: Die Befürworter der Enteignungen, auf politischer Seite die Linken und die Grünen in Berlin, suggerieren, sie würden mit diesem Schritt die Wohnungsnot in den Griff bekommen.

KAMIS: Das liest sich auf den Wahlplakaten auch durchaus einladend. Aber irgendwann stellt sich auch die Frage, wer die Party bezahlen soll.

WELT: Linken-Chefin Schwerdtner geht von einem symbolischen Euro bis zu mehreren Milliarden Euro aus. KAMIS: Damit streut sie den Menschen Sand in die Augen. Seriöse Schätzungen reichen von 7,3 bis 36 Milliarden Euro, je nach Absender. Zudem entsteht bei verkehrswertorientierter Entschädigung ein jährlicher Zuschussbedarf von 700 Millionen bis einer Milliarde Euro in den ersten zehn Jahren. Und der Berliner Haushalt ist jetzt schon hoch defizitär. Es geht bei dieser Debatte also nicht um eine wohnungspolitische Nuance, sondern um die Frage, ob Berlin für eine Generation die Fähigkeit verliert, Wohnungsbau, Schulen, Verkehr und Verwaltung zu finanzieren, und zwar zugunsten einer Maßnahme, die den Wohnungsbestand um exakt null Einheiten vergrößert.

Professor Dr. Alcay Kamis

WELT: Die Probleme am Wohnungsmarkt lassen sich nicht wegdiskutieren.

KAMIS: Vorsicht mit dem Begriff Wohnungsmarkt. Wer in Berlin eine Wohnung sucht, erlebt keinen Markt, sondern eine Zuteilungslotterie. Dass daraus dann politischer Druck entsteht, ist folgerichtig. Über das Votum der Bevölkerung von 2021 für die Erarbeitung eines Vergesellschaftungsgesetzes sollte sich niemand mit dem Hinweis hinwegsetzen, die Bürger hätten die Sache nicht verstanden. Mir geht es deshalb auch nicht gegen das Motiv, sondern gegen die Kausalannahme.

WELT: Das heißt?

KAMIS: Vergesellschaftung ist eine Verteilungsmaßnahme, die als Lösung eines Mengenproblems angeboten wird. Sie verändert, wem rund 240.000 bestehende Wohnungen gehören, also etwa jede achte Berliner Wohnung. Was sie nicht verändert, ist, wie viele Wohnungen es gibt. Der Berliner Wohnungsmarkt leidet nicht an einem Eigentümerproblem, sondern an einem Mengenproblem. Einer Nachfrage, die seit 2010 um mehr als eine halbe Million Einwohner gewachsen ist, steht eine Neubauleistung gegenüber, die den geschätzten Bedarf von 20.000 bis 30.000 Wohnungen jährlich seit Jahren nicht erreicht. Ein

Eigentümerwechsel im Bestand erzeugt keinen einzigen zusätzlichen Quadratmeter.

WELT: Der Trend geht aber auch insgesamt zu mehr Staat. Die SPD will eine bundeseigene Wohnungsbaugesellschaft gründen. KAMIS: Da sind wir bei der operativen Dimension der Debatte. Wer 240.000 Wohnungen in einer neuen Trägerin zusammenführt, schafft in einem Schritt das zweitgrößte Wohnungsunternehmen Deutschlands. Das bedeutet konkret die Übernahme mehrerer verschiedener ERP- und Bestandsführungssysteme mit inkompatiblen Datenmodellen, und die Migration von rund einer Viertelmillion Mietverhältnissen einschließlich Betriebskostenabrechnung, Kautionsverwaltung und Mieterhöhungshistorie. Dann den Aufbau eines technischen Bestandsmanagements mit mehreren tausend Beschäftigten in einem Arbeitsmarkt, in dem Fachkräfte für Instandhaltung, Vergabe und Bauprojektsteuerung praktisch nicht verfügbar sind, sowie die Neuausschreibung von Rahmenverträgen im Handwerks- und Dienstleistungsbereich in dreistelliger Millionenhöhe unter Vergaberecht.

WELT: Die Linke feiert mit der Initiative zur Vergesellschaftung große Erfolge. Warum verfängt dort die ökonomische Logik nicht?

KAMIS: Ich vermute, das hängt auch mit den Kurzvideos von Verantwortlichen wie Heidi Reichinnek zusammen, die einfach verfangen. Da werden dann kleine wie große Vermieter zu Immobilienhaien und zum Sündenbock gestempelt – und ein wichtiger Punkt wird verschwiegen: Wir haben kein Kaltmietenproblem! Wa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regelrecht explodiert ist, sind die Neben- und Betriebskosten: Grundsteuer, sämtliche Formen von Energie mit CO₂-Steuer, Müllabfuhr, Straßenreinigung, Wasser, Abwasser. Die kann ein Vermieter nicht beeinflussen. Ausgerechnet die Positionen, die am stärksten gestiegen sind, nämlich kommunale Abgaben und Energiekosten, werden von genau jener politischen Ebene festgesetzt, die anschließend die Vermieter für die Mietbelastung verantwortlich macht. Sie sind trotzdem Bestandteil der Bruttomiete und damit der Belastung, die der Haushalt tatsächlich trägt. Eigentümerwechsel senkt keine Grundsteuer und keinen CO₂-Preis.

WELT: Was wäre die Alternative? KAMIS: Eine tragfähige Alternative zur Enteignung setzt nicht an der Neuverteilung des Bestandes an, sondern am Aktivieren von Flächen, dem Senken von Baukosten und einer klaren Bündelung öffentlicher Mittel. Kommunen müssten nach dem Wiener Vorbild Boden langfristig bevorraten und ausschließlich über Erbbaurechte sowie Konzeptverfahren nach den Kriterien Qualität und Sozialbindung statt Höchstpreis vergeben. Planungsbedingte Bodenwertsteigerungen ließen sich bei Baurechtschaffung über städtebauliche Verträge konsequent abschöpfen. Das würde leistungslose Gewinne abschöpfen – aber ganz ohne Enteignungsverfahren. Außerdem sollten kommunale Wohnungsgesellschaften an neu geschaffenem Wohnraum gemessen werden, nicht am Ankauf teurer Bestandsbauten, der keine zusätzlichen Wohneinheiten schafft.

WELT: Wie könnte das für Enteignungen erforderliche Geld besser eingesetzt werden?

KAMIS: Beispiel Sozialwohnungen: Auslaufende Belegungsbindungen sollten gezielt angekauft oder verlängert werden. Das ist um ein Vielfaches günstiger und schneller als der komplette Eigentumserwerb von Wohnungen. Ein gestärktes, dynamisiertes Wohngeld würde zudem passgenau den Menschen helfen, die aktuell Unterstützung brauchen, statt Wohnungen auf Jahrzehnte unabhängig vom tatsächlichen Bedarf zu binden. Und: Wohnungsbaumittel brauchen mehrjährige Planungssicherheit, das heißt mindestens fünf Jahre, mit einer Baukostenindexierung für verlässliche Projektpipelines.

onald Trump hat den Amerikanern ein ungewöhnliches Wahlversprechen gemacht: Gewinnen die Republikaner bei den

BRIAN SNYDER/REUTERS

Kongresswahlen im November beide Kammern, soll jeder erwachsene US-Bürger 5000 Dollar erhalten. Trump nennt das eine „Trump Dividend“. Bis zu 1,35 Billionen Dollar würde eine solche Zahlung nach einer ersten groben Schätzung kosten. Löst der US-Präsident sein Helikoptergeld-Versprechen ein, wäre es ein wirtschaftspolitisches Experiment enormer Größenordnung.

TOBIAS KAISER

Dabei gibt es viele Unwägbarkeiten: Wie viel landet tatsächlich im Konsum? Wie viel wird gespart? Und welche Folgen hat es, wenn der Staat in kurzer Zeit gewaltige Summen an die Bürger verteilt? Ansatzweise gibt es darauf bereits Antworten, denn es wäre nicht das erste Mal, dass die US-Regierung mit Helikoptergeld experimentiert. Bereits während der Corona-Krise überwies der Staat in drei Runden insgesamt rund 931 Milliarden Dollar an seine Bürger. Forscher haben mittlerweile in vielen Studien die 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untersucht. Das Geld floss zwischen April 2020 und Dezember 2021 in drei Tranchen. Zunächst gab es bis zu 1200 Dollar pro Erwachsenen, später 600 und schließlich 1400 Dollar. Insgesamt gingen rund 931 Milliarden Dollar direkt an die Haushalte. Das war jedoch nur ein Teil der viel größeren Corona-Hilfen. Anders als Trumps angekündigte Zahlung an jeden erwachsenen US-Bürger bekamen nicht alle Erwachsenen Corona-Schecks. Die vollen Beträge erhielten im Regelfall Alleinstehende mit einem Jahreseinkommen bis 75.000 Dollar und gemeinsam veranlagte Ehepaare bis 150.000 Dollar; oberhalb dieser Grenzen sanken die Zahlungen stufenweise und entfielen bei höheren Einkommen ganz.

Was geschah mit diesem Geld? Darauf haben Ökonomen einige klare Antworten gefunden. Ein beträchtlicher Teil des Geldes blieb zunächst auf den Konten der Empfänger oder wurde auf die Konten eingezahlt. Laut dem JPMorgan-Chase-Institut, das Millionen von Konten ausgewertet hat, stiegen die Guthaben nach den ersten beiden Zahlungen vorübergehend um etwa 70 Prozent. Studien liefern stark unterschiedliche Schätzungen darüber, welche Menge des Stimulus-Geldes in zusätzlichen Konsum floss – die Werte reichen von etwa 10 Prozent bis über 60 Prozent, je nachdem, ob Forscher Selbstauskünfte, Bankdaten oder kontrollierte Gruppen verglichen und ob sie kurzfristige Ausgaben oder die gesamte spätere Verwendung betrachtet haben.

Das deckt sich mit Beobachtungen aus zwei vorangehenden Episoden, bei denen die US-Regierung Schecks an Haushalte schickte, um die Konjunktur zu stützen: einmal 2001 beim Platzen der Dotcom-Blase und dann in der Finanzkrise 2008. Dabei wurden jedoch weitaus geringere Beträge verteilt, hauptsächlich in Form vorgezogener Steuerrückzahlungen. Die Schecks von 2001 und 2008 führten nachweislich zu einem Anstieg des privaten Konsums, wobei die Forscher unterschiedliche Effekte feststellten. Laut der aussagekräftigsten Studie auf Basis echter Ausgabendaten gaben Haushalte 2001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bei einer Wahlveranstaltung der Republikaner

Trumps teures Geschenk für seine Wähler

Der US-Präsident verspricht jedem Bürger 5000 Dollar, wenn sie ihn wählen. Was passiert, wenn der Staat das Geld überweist?

innerhalb von drei Monaten 20 bis 40 Prozent des Betrags aus, über sechs Monate sogar rund zwei Drittel. 2008 kamen die Forscher auf höhere Werte von insgesamt bis zu 50 bis 90 Prozent der Zahlungen. Eine parallele Studie, die auf einer Umfrage zu Kaufabsichten beruhte, ergab dagegen niedrigere Werte. Übereinstimmend zeigen jedoch praktisch alle Studien: Ärmere Haushalte gaben einen deutlich größeren Teil des Geldes aus als wohlhabendere. Haushalte mit höheren Einkommen und größeren Vermögen sparten das Geld oder nutzten es, um Kredite abzuzahlen. Diesen Effekt beobachteten Forscher schon 2001 und 2008 und er ist nicht überraschend. Das ist ein erwartbarer Effekt.

Der soziale Effekt war stark. Nach Berechnungen des US Census Bureau hoben die ersten beiden Stimulus-Runden im Jahr 2020 rund 11,7 Millionen Menschen über die Armutsgrenze der ergänzenden Armutsmessung. Ohne diese Zahlungen wäre die Armutsquote nach dieser Messung um etwa 3,6 Prozentpunkte höher ausgefallen. Im Jahr 2021 hielt die dritte Stimulus-Runde rund 8,9 Millionen Menschen über der Armutsgrenze. Bei schwarzen und Latino-Kindern lag die Armutsquote 2020 durch die ersten beiden Zahlungen um 6,8 Prozentpunkte niedriger, als sie ohne die Zahlungen gewesen wäre. Nach Berechnungen des US Census Bureau wurden durch die ersten beiden Stimulus-Runden im Jahr 2020 rund 11,7 Millionen Menschen aus der Armut gehoben. Ohne diese Zahlungen wäre die Armutsquote um etwa 3,6 Prozentpunkte höher ausgefallen. Für 2021 sorgten Steuererleichterungen und die dritte Stimulus-Runde zusätzlich dafür, dass 8,9 bis 9,6 Millionen Menschen aus der relativen Armut herauskamen. Bei schwarzen Kindern und Latino-Kindern sank die Armutsquote 2020 um 6,8 Punkte. Das ist der deutlichste Befund aus diesem fiskalischen Experiment: Die Zahlungen haben finanziell angeschlagene Haushalte kurzfristig stabilisiert und die Armut reduziert. Mit den weiteren Zahlungs-runden stieg allerdings der Anteil des Geldes, der gespart oder zur Schulden-tilgung verwendet wurde. Vor allem bei einkommensstarken Haushalten stiegen die Kontostände, auch weil ihre Ausgaben bedingt durch die Corona-Maßnahmen teilweise deutlich zurückgingen. Ein Teil des Geldes floss zudem in die Finanzmärkte. Viele gelangweilte Bürger verbrachten ihre Zeit im Lockdown mit Spekulation an der Börse – es war die Zeit der sogenannten Meme-Aktien wie der von Games-top, deren Kursausschläge vor allem von spekulationsfreudigen Kleinanlegern getrieben wurden.

Eine Studie von Forschern der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und der New York University zeigt, dass die ersten beiden Stimulus-Schecks die Aktienkäufe von Kleinanlegern kurzfristig ankurbelten, was wiederum die Kurse von Aktien, die bei diesen Anlegern besonders beliebt waren, steigen ließ. Ein langfristiger Effekt auf die Kurse konnte allerdings nicht nachgewiesen werden. Die Forscher schätzen, dass etwa 10 bis 15 Prozent der Stimulus-Zahlungen, also rund 100 Milliarden Dollar, in Aktien investiert wurden. Der Einfluss der Hilfen auf die Inflation lässt sich noch schwerer beantworten; hier ist die Forschung ebenfalls gespalten. Das liegt auch daran, dass es schwer ist, die Größenordnung der Wirkung zu beziffern, weil weitere Faktoren in dieser Zeit die Inflation getrieben haben, insbesondere die gestörten Lieferketten und steigende Energiepreise. Zudem untersuchen viele Studien die Wirkung aller Corona-Hilfen und nicht nur der drei Stimulus-Schecks. Die sogenannten Schecks machten mit rund 931 Milliarden Dollar etwa 15 bis 16 Prozent der gesamten fiskalischen Corona-Hilfen aus. Keine verlässliche Studie hat bisher den isolierten Effekt dieser drei Stimulus-Schecks auf die Inflationsrate beziffert. Ökonomen sind sich allerdings einig, dass die Stimulus-Schecks und andere staatliche Zahlungen die Nachfrage erhöhten; inwieweit sie die Inflation anheizten, wird jedoch kontrovers diskutiert. Einige Forscher, wie etwa vom NBER, glauben sogar, dass die Schecks praktisch keinen Einfluss auf die Inflation hatten.

Eines steht jedoch fest: Die Schecks haben die Schulden der USA in die Höhe getrieben. Allein im Fiskaljahr 2020, in das das erste Corona-Jahr fiel, machte die Bundesregierung ein Haushaltsdefizit von 3,1 Billionen Dollar. Das entsprach damals 14,9 Prozent der Wirtschaftsleistung. Insgesamt haben alle Corona-Hilfen, zu denen auch die direkten Zahlungen an die Haushalte gehörten, die Haushaltsdefizite und damit die Neuverschuldung um rund 5,1 Billionen Dollar steigen lassen – so zumindest die Schätzungen de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 Und was hat das politisch gebracht? Die Datenlage dazu ist noch dünner als bei den wirtschaftlichen Effekten. Eine Studie mit einem quasi-experimentellen Ansatz kam zu dem Ergebnis, dass Empfänger eines physischen Schecks mit Trumps Unterschrift danach positiver über ihn dachten. Der Effekt war besonders sichtbar bei Teilen der demokratischen Wählerschaft und bei sogenannten „Independents“, die sich keiner der beiden großen Parteien zugehörig fühlen. Bei elektronischen Überweisungen, bei denen die Empfänger keinen Scheck in der Hand hielten, ließ sich dieser Effekt jedoch nicht feststellen. Daraus lässt sich nicht ableiten, dass die Schecks insgesamt die Wahlen entschieden oder zuverlässig Stimmen kauften. Eine solche allgemeingültige Wirkung ist bislang nicht belegt. Fakt ist auch, dass Joe Biden die nachfolgende Präsidentschaftswahl gewann.

Elon Musk landete mit Geldgeschenken ebenfalls auf der Nase: Zuletzt hat er 2025 versucht, in Wisconsin mit Millionenschecks und Geldprämien Einfluss auf die umkämpfte Wahl zum Obersten Gerichtshof des Bundesstaats zu nehmen. Der von ihm unterstützte konservative Kandidat verlor jedoch klar, und die Mehrheit am Gericht blieb links-liberal. Für das neuerliche Versprechen von Trump bedeutet das: Es ist ein sehr teures Versprechen mit ungewissem Ausgang. Klar ist nur, dass dafür Generationen von US-Steuerahlern Zinsen zahlen würden.

Das steckt hinter Klingbeils heiklem Haushaltstrick

Das Ifo-Institut äußert scharfe Kritik am Finanzminister. Er soll elf Milliarden Euro zweckentfremdet haben

Die Reaktionsgeschwindigkeit des Bundesfinanzministeriums ist so ungewöhnlich wie die Schärfe im Ton. „Die Studie ist rechtlich und methodisch falsch. Es werden Äpfel mit Birnen verglichen“, hieß es am Donnerstagvormittag aus dem Haus von Lars Klingbeil (SPD). Die Studie war zu dem Zeitpunkt noch gar nicht offiziell veröffentlicht.

KARSTEN SEIBEL

Es gab jedoch schon zwei Berichte – in der „FAZ“ und in „Die Zeit“. Dort hatte man vorab Einblick in die Studie. Es geht um den Vorwurf der Trickserei, des Verschiebebahnhofs und der Zweckentfremdung von zig Milliarden Euro im Bundeshaushalt. Die Vorwürfe werden dabei zum wiederholten Mal vom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Ifo) erhoben. Die Münchener Forscher haben sich den Verteidigungsausgaben des Bundes gewidmet. Das Ifo-Institut kommt dabei zu dem Schluss, dass im Vorjahr elf Milliarden Euro der eigentlich für Verteidigung aufgenommenen Schulden gar nicht in diesen Bereich geflossen sind. „Stattdessen wurde der freigewordene Ausgabenspielraum im Kernhaushalt für andere Zwecke genutzt“, wird Ifo-Forscherin Emilie Höslinger zitiert. Bereits im März hatte das Institut kritisiert, dass im Vorjahr 95 Prozent der Mittel für den mit insgesamt 500 Milliarden Euro gefüllten Schuldentopf für Infrastruktur und Klimaneutralität „zweckentfremdet“ wurden.

Damals sorgte die Behauptung für ein öffentliches Beben. Es sollten Wochen vergehen, bis man sich im Finanzministerium sortiert hatte und die Kritik zurückwies. Dieses Mal sollte die Kritik im Keim erstickt werden. Entkräften kann das Ministerium den Vorwurf nicht. In der aktuellen Studie geht es um die sogenannte Bereichsausnahme für Verteidigung. Das ist jene Regel, die erlaubt, dass alle Ausgaben zur Erhöhung der Sicherheit, die ein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übersteigen, über Schulden finanziert werden dürfen – ungeachtet der Regeln der Schuldenbremse. Das können Ausgaben für neue Flugzeuge, Panzer oder Drohnen der Bundeswehr sein. Aber auch für IT-Sicherheit, Bevölkerungsschutz, Nachrichtendienste oder Militärausrüstung für die Ukraine kann damit Geld mobilisiert werden.

Das Ifo-Institut hat verglichen, wie viel Geld für Verteidigung vor Einführung der Bereichsausnahme ausgegeben wurde und wie viel danach. Die Wirtschaftsforscher kommen zu dem Ergebnis: Im Jahr 2024 waren es 54,6 Milliarden Euro. Im Jahr 2025 fielen 72,2 Milliarden Euro darunter, also 17,6 Milliarden Euro mehr. Der Bund habe allerdings 28,6 Milliarden Euro zusätzliche Schulden aufgenommen. „Damit bleiben elf Milliarden Euro an zusätzlichen Schulden, die nicht zu zusätzlichen Ausgaben im Bereich Verteidigung und Sicherheit geführt haben“, heißt es vonseiten des Ifo-Instituts. Folglich seien mehr als ein Drittel der Mittel für andere Zwecke eingesetzt worden.

Im Jahr 2024 wurden bereits 1,3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für Verteidigung ausgegeben. Da 2025 alle Ausgaben über dem festgeschriebenen Prozentpunkt plötzlich durch zusätzlichche Kredite finanziert werden können, stand mehr Geld für andere Zwecke im Haushalt bereit. Es konnte eine Lücke in Höhe von elf Milliarden Euro geschlossen werden, wie das Ifo-Institut nun nachrechnete. Genauso wie zuvor schon andere Experten kritisieren die Münchener, dass die Regeln so gestaltet wurden, dass solche Verschiebemanöver – weg vom Etat des Verteidigungshaushalts, hin zu anderen Ressorts – überhaupt möglich waren.

Das Finanzministerium zieht sich auf die rechtliche Verteidigungslinie zurück. „Die Ifo-Studie wendet nicht die rechtlichen Maßstäbe an, die von Bundestag und Bundesrat mit der Bereichsausnahme der Verteidigungsausgaben von der Schuldenbremse im Grundgesetz verankert wurden“, so das Ministerium. Entscheidend sei nicht die Höhe der Verteidigungsausgaben im Jahr 2024, sondern die Höhe von ein Prozent des BIP. Das Finanzministerium verweist auf das Grundgesetz. Das Ifo-Institut schaut, welche zusätzlichen Haushaltsspielräume sich durch die Grundgesetzänderung ergaben.

„Kernenergie-Ausstieg war ein großer Fehler“

Wirtschaftsministerin Reiche will die Forschung für Mini-Atomkraftwerke nach Deutschland holen. Interne Unterlagen zeigen unter anderem, wie sie während einer Energiekonferenz in den USA um Investoren warb

Die Aufregung war groß, als Wirtschaftsministerin Katherine Reiche (CDU) Ende März in Houston (Texas) vermeintlich die Klimaziele der EU infrage stellte. Aus Äußerungen der Ministerin auf einer Energiekonferenz, auf der sie mehr Flexibilität und Pragmatismus forderte, wurden schnell Schlagzeilen, die sie als Gegnerin der Klimapolitik brandmarkten. Die Meldungen transportierten allerdings nur ein unvollständiges Bild vom Auftritt Reiches in den USA.

Katherina Reiche besucht regelmäßig die Energiekonferenz CERA Week

DANIEL ZWICK

Aus internen Unterlagen ihres Ministeriums wird nun deutlich, welche Positionen die Ministerin auf der Bühne und vor allem in den Hinterzimmern der CERA Week vertreten hat – und wen sie dort getroffen hat. Die Dokumente hat das Wirtschafts- und Energieministerium (BMWE) aufgrund von Anfragen nach dem Informationsfreiheitsgesetz (IFG) an „Frag den Staat“ und die „Deutsche Umwelthilfe“ herausgegeben. Die Organisationen haben die 92 Seiten im Internet veröffentlicht. Die Papiere beinhalten detaillierte Vorbereitungen für Gespräche und Auftritte der Ministerin auf der Energiekonferenz. Damit ermöglichen sie Einblicke in die politischen Botschaften, die Reiche und ihre Beamten gegenüber Vertretern der US-Regierung und Managern großer Konzerne platzieren wollten. Wie die Gespräche genau verlaufen sind und welche davon wirklich stattgefunden haben, geht aus den Unterlagen nicht hervor.

Deutlich wird die politische Linie, die Reiche in Houston vertreten hat: „Die Energiewende in Deutschland muss sich an den technischen Gegebenheiten orientieren. Zuverlässigkeit erfordert einen UND-UND’-Mix: Wind, Sonne, Gas, Kernkraft, Speicher und Verbindungsleitungen – wobei jede Technologie das tut, was sie am besten kann“, heißt es in ihren vorbereiteten Sprechpunkten. Themen wie Versorgungssicherheit und niedrigere Preise ziehen sich durch die Papiere. Offensichtlich ging es der Ministerin darum, die Partnerschaft mit den USA etwa im Bereich der LNG-Lieferungen zu stärken und auf der Konferenz für Investitionen in die Energie-Infrastruktur in Deutschland zu werben. Im Programm stehen Treffen mit Managern von Unternehmen wie ExxonMobil, Dow, BP und 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das zu BlackRock gehört.

Ein Sprecher des Ministeriums bestätigte auf Anfrage, dass Reiche „neben den Panels im Rahmen der CERA-Week-Termine mit Unternehmen der Mineralölbranche, Unternehmen der Chemie-

branche, Unternehmen mit Expertise im Bereich Investment Management, Unternehmen mit Expertise in Marktanalyse sowie Vertretern der US-Regierung wahrgenommen“ habe. „Darüber hinaus hat sie an einem Empfang auf Einladung zweier Unternehmensverbände und einem CEO-Roundtable zu energiepolitischen Themen teilgenommen.“ Besonders deutlich wird das Interesse Reiches an kleinen Atomkraftwerken, sogenannten Small Nuclear Reactors (SMR). Zu diesen Anlagen finden sich in den Do kumenten detaillierte Informationen. So haben die Beamten eine Übersicht zu Projekten in diesem Bereich in den USA erstellt – inklusive des Hinweises auf die aktuell noch sehr hohen Kosten.

Dennoch heißt es in den Sprechpunkten der Ministerin: „Das SMR-Potenzial Europas ist enorm: 17–53 GW an zuverlässiger, CO $_{2}$ -freier Kapazität bis 2050.“ Im Roundtable-Gespräch mit Managern zum Thema „Chancen, Herausforderungen und Erfahrungen mit SMR“ dürfte das zur Sprache gekommen sein. Außerdem waren SMR eines von zwei vorbereiteten Themen für das Gespräch mit Jim Fitterling, dem Chef des Chemiekonzerns Dow. Das Unternehmen mit 13 Standorten und 3500 Mitarbeitern in Deutschland plant die Schließung seiner Anlagen in Böhlen und Schkopau.

Auch dieses Thema steht in der Vorbereitung für Reiche. Allerdings an Platz 2 – hinter den Fragen zum SMR-Projekt von Dow in Texas und möglichen Kernfusionsprojekten in Stade. „Seadrift“ heißt das Mini-Reaktor-Vorhaben in den USA. Reiches Frage: „Sehen Sie in Europa Spielraum für ein Projekt ähnlich wie Seadrift?“

Die CERA Week, veranstaltet vom Finanzinformationsdienst S&P Global, gilt als das Jahrestreffen der fossilen Energiewirtschaft. Konzerne wie Exxon Mobil, Shell oder BP zählen zu den Sponsoren. Es sind aber auch deutsche Unternehmen wie Siemens Energy oder RWE vertreten. Reiche war nach eigenen Angaben zum achten Mal auf der Konferenz. In ihren früheren Rollen als Chefin der E.on-Tochter Westenergie und als Geschäftsführerin des Verbandes kommunaler Unternehmen (VKU) hatte sie die CERA Week als Teilnehmerin besucht.

In diesem Jahr kritisierte Reiche auf der Bühne die bisherige Energiepolitik in Deutschland scharf, das ist per Video dokumentiert. „Der Ausstieg aus der Kernenergie war ein großer Fehler“, sagte sie. „Frühere Regierungen haben beschlossen, die Stromerzeugung aktiv zu reduzieren. Aufgrund der Klimaziele findet ein Ausstieg aus der Kohle statt.“ Nun fehle diese Energie, die zu niedrigen Preisen erzeugt wurde. „Die einzige Möglichkeit, die Versorgung zu sichern, ist also Erdgas“, sagte Reiche im Gespräch mit Konferenzleiter Daniel Yergin, einem preisgekrönten Energiejournalisten und Vize-Chairman von S&P Global.

Reiche erwähnte vor dem Publikum aus der Industrie auch die damals noch geplanten Ausschreibungen für neue Gaskraftwerke in Deutschland, die künftig die Grundlast im Stromnetz sichern sollen. Die erste dieser Ausschreibungen ist inzwischen abgeschlossen und laut Bundesnetzagentur „deutlich überzeichnet“, also auf großes Interesse bei den Bietern gestoßen. Spätestens am 3. November sollen die Zuschläge bekanntgegeben werden. Ob ausländische Bieter zum Zuge kommen werden, wird sich dann zeigen. Michael Kellner, energiepolitischer Sprecher der Grünen im Bundestag, kritisiert die Reise nach Houston noch heute: „Der Hauptveranstalter der Cera Week klagt gegen das Kartellamt wegen dessen Ermittlungen gegen die Mineralölbranche. Auch deshalb fand ich die Teilnahme von Katherine Reiche falsch und ihr Auftritt war ja auch eher unglücklich“, sagt er WELT. „Es wäre wirklich gut, wenn Frau Reiche sich um die Füllung der Gasspeicher kümmern würde, anstatt Versuchsreaktoren hinterherzurennen.“

Im Parlament hatte die Konferenzteilnahme schon zu kritischen Nachfragen der Opposition geführt. Reiches Staatssekretär Frank Wetzel hatte im April zweimal Fragen der Grünen zur Reise beantwortet. So sagte er unter anderem, die Konferenz sei „eine der wichtigsten Plattformen für Energiethemen weltweit mit breiter Teilnahme aus Wirtschaft, Politik und Zivilgesellschaft“. Diese biete „exzellente Möglichkeiten für einen internationalen fachpolitischen Austausch“. Daher habe das Ministerium an der CERA Week auch 2024 und 2025 teilgenommen.

Damals allerdings war nicht der Minister Robert Habeck (Grüne) nach Texas gereist. Auch diesmal hatten die Beamten dafür plädiert, nur einen Staatssekretär oder Abteilungsleiter zum „Davos der Energiewirtschaft“ zu schicken. „Teilnahme BM’in CERA Week 2026: Teilnahme BM’in nicht zwingend, daher ggf. Übernahme auf St-Ebene“, steht in einem Vermerk vom 24. Juni 2025. Später notieren die Beamten in einer Vorlage für Reiche vom 3. Februar 2026: „Sie hatten entschieden, an der CERA Week 2026 in Houston (USA) im Zeitraum vom 23. und 24. März 2026 teilzunehmen und hierbei maximalen Spielraum für kurzfristige Begegnungen mit anderen hochrangigen Konferenzteilnehmern erbeten.“ Offensichtlich hat Reiche diesen Spielraum genut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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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tische Warnung vor der totalen KI-Abhängigkeit

Europa könnte bald dauerhaft auf ausländische Regierungen und Konzerne angewiesen sein. Immerhin sehen die Experten eine echte Chance für die EU

Die Antwort auf eines der größten Probleme der Zukunft könnte - glaubt man den 13 Politikern und Ökonomen - ausgerechnet in der Lausitz liegen. Nicht weit von den Gruben, wo riesige Bagger einst Braunkohle förderten, stehen noch viele alte Kraftwerke. Die meisten sind stillgelegt, aber ihre Stromleitungen funktionieren noch. Perfekt für moderne Rechenzentren.

STEFAN BEUTELSBACHER

Eine Gruppe um die frühere EU-Kommissarin Margrethe Vestager und den Wirtschaftsnobelpreisträger Philippe Aghion warnt in einem Papier, Europa drohe bei der Entwicklung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KI) den Anschluss zu verlieren. Schlimmer noch: Der Kontinent könnte, fürchten die Experten, dauerhaft von einer Handvoll ausländischer Regierungen und Konzerne abhängen. Daran dürfte auch die Diskussion in den USA über eine mögliche Verlangsamung der KI-Entwicklung nichts ändern. „Wir dürfen nicht zulassen, dass Europa ein Spielball fremder Mächte wird“, sagt Vestager zur Vorstellung der „Transformative AI Strategy“ (auf Deutsch etwa „Strategie für transformative KI“).

Damit sind Programme gemeint, die unsere Gesellschaft radikal verändern und historische Umbrüche einleiten können – wie einst die Einführung der Landwirtschaft oder 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Überall in der EU“, so Vestager, „nehmen Regierungen KI entweder nicht ernst genug oder konzentrieren sich auf andere Prioritäten.“ Es müsse sofort gehandelt werden.

Eben zum Beispiel in der Lausitz. Europa, fordert die Gruppe, zu der auch Ifo-Präsident Clemens Fuest und Ex-Diplomat Wolfgang Ischinger zählen, sollte mehr KI-Infrastruktur auf heimischem Boden bauen, und zwar sofort, denn sonst drohten Amerika und China zu enteilen. Viele stillgelegte Industrieanlagen – wie alte Braunkohlekraftwerke – verfügten über Netzanschlüsse im Gigawatt-Bereich und ließen sich daher schnell in Standorte für Rechenzentren verwandeln. Zudem fordern Vestager und ihre Mitstreiter, wichtige deutsche Player in den weltweiten KI-Lieferketten strategisch zu nutzen. Etwa das Unternehmen Zeiss, das Linsen und Spiegel produziert. Oder die Firma Trumpf, die Laser fertigt. All diese Bauteile gehen an den niederländischen Konzern ASML, der damit wiederum Maschinen zur Herstellung von Chips baut. Das bedeutet: Ohne Zeiss, Trumpf und ASML keine Rechenzentren und keine moderne KI.

Die EU solle diese Unternehmen als Hebel verwenden und sich so Zugang zu den besten amerikanischen und chinesischen KI-Modellen sichern, meinen die Politiker und Ökonomen. Das könne über Exportkontrollen oder Prüfungen ausländischer Investitionen geschehen. „Europäische Staaten“, heißt es in der Strategie, „beherbergen neuralgische Punkte globaler KI-Lieferketten, nutzen ihr strategisches und wirtschaftliches Potenzial aber nicht aus.“

Derzeit scheint Europa im Rennen um die schlausten Algorithmen abgehängt. Der Kontinent verfügt nur über rund zwei Gigawatt an KI-Rechenpower, das sind fünf Prozent der weltweiten Leistung. China hat rund doppelt, Amerika fast 18-mal so viel. Prognosen zufolge soll sich die globale Kapazität bis 2031 verachtfachen – der Anteil der EU aber nur auf 5,6 Prozent steigen. Warum kommt Europa so langsam voran? Laut einer neuen Untersuchung der Brüsseler Denkfabrik Bruegel liegt es – anders als oft behauptet – nicht am Geld. Privates Kapital, so die Autoren Bertin Martens und Tillman Schenk, gäbe es. Die größten Hürden seien fehlende Netzanschlüsse und zähe Bürokratie. So vergingen in den USA von der Planung eines Rechenzentrums bis zum Betriebsstart durchschnittlich 24 Monate – in Deutschland hingegen 42. Investoren fänden die lange Dauer oft problematischer als hohe Strompreise oder Steuern.

Stimmt das, geht die aktuelle Politik der EU-Kommission womöglich in die falsche Richtung. Die Brüsseler Behörde will 20 Milliarden Euro an europäischen Mitteln für den Bau von bis zu fünf großen Rechenzentren – sogenannten KI-Gigafabriken – zum Training von Algorithmen mobilisieren. Die Bruegel-Experten sehen solche staatlichen Subventionen kritisch. Europa, meinen sie, brauche für die große Aufholjagd nicht mehr Steuergelder, sondern weniger Bürokratie. Laut der Gruppe um Vestager fehlt uns so ziemlich alles: Rechenpower, Modelle, Entwickler, Investitionen. Tatsächlich ist keines der zehn wertvollsten KI-Unternehmen der Welt hier zu Hause. Andere Regionen ziehen davon, schon bald dürfte etwa eine einzige Anlage im Süden Malaysias ein Drittel der KI-Kapazität Europas erreichen. Und zwei amerikanische Zentren in Texas und Indiana werden bis Ende des Jahres wohl die gesamte Leistung der EU übertreffen.

Die Welt, so scheint es, bewegt sich unaufhaltsam auf die transformative KI zu, auf jene Programme, die alles verändern könnten, das Arbeiten und das Produzieren, das Lernen und das Lieben, den internationalen Handel und den modernen Krieg. Die 13 Politiker und Ökonomen sehen darin auch ein hohes Risiko. „Transformative KI würde ernste Gefahren für die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mit sich bringen und könnte Katastrophen großen Ausmaßes verursachen“, schreiben sie. „Europa sollte seine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schützen und Ressourcen für Krisen aufstocken.“ Denn neue Modelle, so die Gruppe, könnten den Bau nuklearer, chemischer und biologischer Waffen erleichtern und zum Beispiel gefährliche Viren entwickeln.

Die Warnung der Experten klingt dramatisch. „Bedrohungen durch desaströse Ereignisse wie Pandemien, die schlimmer sind als Covid“, schreiben sie, „könnten zu einem dauerhaften Merkmal des Lebens in Europa werden.“ Zumindest dann, wenn der Kontinent nicht endlich mehr Rechenpower schaffe.

Das „Goldene Kreuz“ ist aufgetaucht

Die Charttechnik sendet ein Kaufsignal, auf das die Kryptoszene gewartet hat. Kursziele für Bitcoin steigen auf bis zu 270.000 Dollar

Die Kryptogemeinde hat ein Aufmerksamkeitsproblem. Wer sich die täglichen Geldflüsse in die amerikanischen Bitcoin-ETFs ansieht, erkennt es auf einen Blick. Die grünen Milliardentürme aus dem Startjahr 2024, die für mehr Zuflüsse als Abflüsse stehen, sind verschwunden. Seit dem Rekordhoch im Oktober 2025 dominiert Rot, es kommt also zu mehr Abflüssen als Zuflüssen.

HOLGER ZSCHÄPITZ

Bis Ende Juli hatten die Fonds im laufenden Jahr netto 5,3 Milliarden Dollar verloren, das verwaltete Vermögen war von 147,5 Milliarden Dollar im September 2025 auf 76 Milliarden geschrumpft. Der Kurs fiel vom Rekord bei rund 125.000 Dollar bis auf 58.000 Dollar im Juni. Weder die strategische Bitcoin-Reserve der USA noch die Bilanzkäufe der Unternehmen hatten den Absturz aufgehalten. Bitcoin brauchte dringend einen neuen Katalysator. Nun ruht die Hoffnung plötzlich auf der Charttechnik. Denn die 50-Tage-Linie von Bitcoin hat soeben die 200-Tage-Linie von unten nach oben durchkreuzt. Chartisten nennen das Muster „Golden Cross“ (goldenes Kreuz), und es gilt als eines der bekanntesten Kaufsignale überhaupt. Es war die erste Kreuzung dieser Art seit Mai 2025.

Die Szene reagierte prompt. Investor Anthony Pompliano titelte in seinem Newsletter, die Bullen hätten jetzt das Kommando. Der Analyst Bitcoin Isaiah rechnete die letzten fünf goldenen Kreuze hoch und kam auf ein Kursziel zwischen 91.000 und 170.000 Dollar zum Jahresende. Der Kommentator Adam Livingston leitete aus dem MVRV-Indikator, der den Wert aller Bitcoin mit dem aggregierten Einstandspreis aller Halter vergleicht, sogar einen möglichen Bitcoin-Anstieg auf 615.000 Dollar binnen 24 Monaten ab. Die Kette der Argumente ist lang, anders als deren empirische Belastbarkeit.

Wer die gesamte Geschichte betrachtet statt nur der letzten Signale, kommt zu einem anderen Ergebnis. Das aktuelle ist das 13. Golden Cross in der Historie von Bitcoin. Von den zwölf vorherigen überlebten nur drei ein volles Jahr, ohne vorher von einem Death Cross – die 50-Tage-Linie rutscht wieder unter die 200-Tage-Linie – ausgelöscht zu werden. Diese drei allerdings, im Februar 2012, Oktober 2015 und Mai 2020, brachten im Schnitt 250 Prozent Plus. Vom heutigen Kursniveau betrachtet würde das einen Anstieg bis auf fast 270.000 Dollar bedeuten. Allerdings: Die übrigen neun Kreuze waren im besten Fall bedeutungslos, im schlimmsten Fall Fallen. Zwei Kreuzungen, im Juli 2014 und im Juli 2015, wurden binnen zwei Monaten wieder kassiert, zu schnell, um überhaupt eine Drei-Monats-Rendite zu messen. Das Signal vom Februar 2020 bei rund 10.200 Dollar wurde vom Corona-Crash mit einem Minus von 51 Prozent beantwortet. Das goldene Kreuz vom September 2021 brachte gerade einmal 1,5 Prozent Kursgewinn, kurz bevor Bitcoin mehr als 70 Prozent vom Hoch verlor.

Der Grund für die magere Bilanz liegt in der Konstruktion des Signals. Gleitende Durchschnitte glätten vergangene Kurse. Die Kreuzung bestätigt deshalb meist einen Trend, der längst läuft, statt einen neuen anzukündigen. Bezeichnend ist, dass selbst die Statistiken sich widersprechen. Eine Auswertung kommt auf durchschnittlich 24,9 Prozent Plus in den drei Monaten nach dem Signal, eine andere auf einen durchschnittlichen Rückgang von 11,2 Prozent in den ersten 90 Tagen. Je nachdem, ob man Höchststände oder Schlusskurse misst, kippt das Ergebnis.

Auch die Fünferliste der Bullen hält der Prüfung nicht stand. Sie führt für jedes Signal den maximalen Gewinn in einem frei gewählten Zeitfenster auf, aber nicht, was danach kam. Das Kreuz vom September 2021 steht darin als Gewinner, obwohl darauf der Bärenmarkt 2022 folgte. Das Kreuz vom Mai 2025 führte zwar zum Allzeithoch, aber ebenso zum Death-Cross im November und zum Absturz auf 58.000 Dollar.

Das aktuelle Kreuz ist zudem hauchdünn. Laut Bloomberg-Daten liegt die 50-Tage-Linie bei 70.417 Dollar, die 200-Tage-Linie bei 70.000 Dollar, ein Abstand von gerade einmal 0,6 Prozent. Beide Linien verlaufen praktisch flach. Ein paar schwache Handelstage genügen, und das Signal ist wieder verschwunden. Genau dieses Flattern zeigte der Chart im Jahr 2018, als sich die beiden Linien mehrfach kreuzten, ohne dass ein Trend entstand. Die großen Treffer von 2015, 2019 und 2023 sahen anders aus: Damals zog die kurze Linie steil und mit deutlichem Abstand durch.

Hinzu kommt, dass der Kurs mit rund 78.000 Dollar bereits elf Prozent über beiden Linien notiert. Das Kreuz ist damit die mechanische Folge der August-Rally und nicht deren Ursache. Wer jetzt kauft, kauft die Bewegung, die das Signal produziert hat. Interessanter als die Charttechnik sind die Geldflüsse, die sie ausgelöst haben. Der August war mit 3,5 Milliarden Dollar Nettozuflüssen der beste Monat des Jahres für die Bitcoin-ETFs. An 16 von 21 Handelstagen kam Geld herein. Das verwaltete Vermögen sprang um 31 Prozent auf 99,6 Milliarden Dollar. Weil das Fondsvermögen schneller wuchs als der Kurs, der im August um rund 25 Prozent zulegte, steckt dahinter frisches Kapital und nicht nur ein Bewertungseffekt. Inzwischen liegt das Vermögen bei rund 103 Milliarden Dollar.

Doch die Zuflüsse sind wackelig. Der September begann mit Abflüssen von

236 Millionen Dollar, angeführt von Rückgaben beim BlackRock-Fonds, ehe am dritten Handelstag wieder 731 Millionen Dollar hereinkamen. Die grünen Balken werden bereits wieder kürzer, die Milliardentage der Anfangszeit sind Geschichte. Auch das Umfeld hilft nicht. Bitcoin hängt seit Wochen unter dem Widerstand zwischen 79.000 und 82.000 Dollar fest. Fed-Chef Kevin Warsh gab sich in Jackson Hole falkenhaft, und nach dem optimistischen August-Arbeitsmarktbericht preisen Händler eine Zinserhöhung um 25 Basispunkte ein. Steigende Zinsen waren in der Vergangenheit stets Gift für zinslose Anlagen wie Bitcoin.

Das goldene Kreuz taugt als Stimmungsbarometer, nicht als Timing-Instrument. Es beschreibt, dass die Bärenphase strukturell zu Ende geht. Mehr nicht. Die drei großen Treffer der Geschichte kamen jeweils nach Bärenmärkten mit rund 80 Prozent Kursverlust. Der aktuelle Rückschlag lag bei 54 Prozent. Der Langfrist-Chart zeigt zudem, dass die Steigung von Zyklus zu Zyklus flacher wird: Vom Kreuz 2015 bis zum Hoch 2017 vervielfachte sich der Kurs um den Faktor 60, vom Kreuz 2020 bis zum Hoch 2021 um den Faktor sieben, vom Kreuz 2023 bis zum Rekord um den Faktor fünf.

Wer investieren will, sollte deshalb auf zwei Dinge achten. Erstens auf die ETF-Flüsse, die in diesem Zyklus der eigentliche Kurstreiber sind. Solange die Zuflüsse nicht über mehrere Wochen stabil bleiben, ist die Rally eine Wette auf Charttechnik. Zweitens auf die 50-Wochen-Linie, die Bitcoin 2015, 2019 und 2023 jeweils zurückeroberte, bevor ein längerer Aufwärtstrend begann. Ein Wochenschluss darüber wäre das robustere Signal. Bis dahin gilt: Das goldene Kreuz ist ein Grund für Aufmerksamkeit, aber kein Grund für einen Ka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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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Zverev gewinnt erstmals die US Open

E s ist vollbracht. Alexander Zverev hat den zweiten Grand-Slam-Titel seiner Karriere gewonnen. Nach den French Open im Juni dieses Jahres triumphierte der deutsche Tennisprofi nun auch bei den US Open. Im Finale von New York kämpfte der 29 Jahre alte Zverev den sechs Jahre jüngeren Amerikaner Ben Shelton nieder. Er gewann mit 6:3, 7:6 (7:2), 5:7,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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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ene des Jahres“ – Zverev gewinnt die US Open und merkt es nicht

Alexander Zverev schreibt Geschichte und gewinnt als erster deutscher Tennisprofi nach Boris Becker 1989 die US Open. Im Finale des Turniers besiegt er den amerikanischen Spieler Ben Shelton in vier Sätzen. Doch im Moment des Triumphs vergisst er das Ergebnis

SVEN FLOHR

Zverev triumphierte als zweiter Deutscher nach Boris Becker 1989 im Männer-Einzel der US Open. Gut drei Monate nachdem er sich den Traum vom ersten Grand-Slam-Titel in Paris erfüllt hatte, rundete Zverev nun seine Traumsaison bei den wichtigsten vier Tennis-Turnieren ab. Anders als im verlorenen Wimbledon-finale gegen den diesmal verletzt fehlenden Jannik Sinner aus Italien dominierte er das Duell mit dem US-Star Shelton und trotzte auch der hitzigen pro-amerikanischen Stimmung im Arthur Ashe Stadium. Vor den Augen von Showgrößen wie den Schauspielern Brad Pitt und Pierce Brosnan sowie Sportstars wie Lindsey Vonn präsentierte sich Zverev in seinem sechsten Grand-Slam-Finale abgeklärt. Nach 3:33 Stunden vollendete er den Triumph mit seinem ersten Matchball.

Nur merkte er es nicht wirklich. Zverev schaute sich verwirrt um, schaute Richtung Anzeigetafel und riss erst dann die Arme hoch. Erst mit einigen Momenten Verzögerung realisierte der 29-Jährige seinen großen Triumph bei den US Open. „Er gewinnt zum ersten Mal die US Open und merkt’s nicht – bemerkenswert“, sagte Becker bei sporteurope.tv zu dem skurrilen Moment unmittelbar nach Matchende: „Das ist die Szene des Jahres für mich im Sport.“ Zverev bestätigte später den Eindruck. „Ich dachte, dass es 5:1 statt 6:2 steht“, erklärte er: „Ich denke, ich habe einfach das Ergebnis vergessen.“

Auf den Tag genau vor sechs Jahren war Zverev im US-Open-Finale gegen den Österreicher Dominic Thiem nur zwei Punkte vom Titel entfernt gewesen, machte es mit der gewonnenen Erfahrung nun aber besser. Nach vier glatten Siegen in Serie in diesem Turnier gab Zverev zwar wieder einen Satz ab, war aber in langen Grundlinienduellen der bessere Spieler. „Erst Paris, jetzt New York: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lieber Alex Zverev, zum verdienten Sieg der US Open und zum zweiten Grand-Slam-Titel in einer Saison. Starke Leistung!“, schrieb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bei X.

Die internationale Presse würdigte die sportliche Leistung des Deutschen. „Ben Shelton musste mitansehen, wie der amerikanische Traum vor den Augen eines ehemaligen James Bond starb, als Alex Zverev seine eigenen Alpträume bei den US Open endgültig ausmerzte“, schrieb die britische „Sun“. Auch die „L'Équipe“ lieferte eine 007-Analaogie: „Zverev wurde seiner Rolle als Tennis-Bösewicht gerecht, insbesondere in den Augen der Zuschauer im Arthur Ashe Stadion, als er zum ersten Mal zum König von New York gekrönt wurde.“

Zverev selbst fand im Anschluss bewegende Worte, sagte: „Wir haben 30 Jahre lang keinen Grand-Slam-Titel gewonnen und jetzt haben wir zwei in drei Monaten gewonnen. Ich denke, Gott hat gesehen, wie viel wir arbeiten, wie viel wir gelitten haben, wie viel Schmerz hier reingeflossen ist.“ Shelton dagegen hielt dem immensen Druck nicht stand, verlor auch das sechste von sechs Duellen mit Zverev. Der Weltranglistenneunte verpasste den ersten Grand-Slam-Titel eines männlichen Amerikaners seit Andy Roddick 2003. Er wäre zudem der erste männliche

Schwarze als Titelgewinner seit Arthur Ashe 1968 bei den US Open gewesen – die Witwe der Legende verfolgte das Finale ebenfalls auf der Tribüne.

Wie schon im gesamten Turnier sorgte der an Nummer 1 gesetzte Zverev mit seinem häufigen Auftippen des Balls erneut für eine Kontroverse. Shelton beklagte sich, dass Zverev sehr lange vor seinem Aufschlag zur Vorbereitung brauche. Schiedsrichterin Marijana Veljović ermahnte den Hamburger daraufhin, etwas schneller zu werden. „Sascha tippt den Ball so oft, das bringt dich raus“, kritisierte Sheltons Vater und Trainer Bryan bei ESPN während der Partie. Zu Beginn war Shelton die Anspannung sichtlich anzumerken. Per Doppelfehler gab er direkt im ersten Spiel seinen Aufschlag ab. Nach einem gelungenen Volley des Publikumslieblings Mitte des ersten Satzes sprangen die Zuschauer erstmals jubelnd von ihren Sitzen auf. Doch Zverev zeigte sich von der Stimmung unbeeindruckt. „Mir ist das egal“, hatte er vor dem Finale im größten Tennisstadion der Welt gesagt. „Ich bin es gewohnt, ich mag solche Atmosphären auch. Ich werde es auch irgendwo genießen.“

Und zunächst durfte er dies auch. Beim Satzball für Zverev leistete sich Shelton schon wieder einen Doppelfehler, nach 40 Minuten ging der Hamburger zufrieden zu seiner Bank, sein Vater und Trainer Alexander Zverev Senior nickte ihm zu.

Wie schon das komplette Turnier saß Freundin Sophia Thomalla wegen eigener beruflicher Verpflichtungen nicht in seiner Box. Ungewohnterweise musste auch Shelton auf die Unterstützung seiner Partnerin Trinity Rodman verzichten. Die bestbezahlte Fußballerin der Welt stand gleichzeitig selbst auf dem Platz. Das Publikum versuchte weiter, Shelton voranzutreiben, applaudierte nun auch, wenn Zverev den ersten Aufschlag verschlug. Doch der 1,98-Meter-Hüne blieb stabil, ließ auch im zweiten Satz keinen Breakball zu. Wenn Zverev seinen ersten Aufschlag ins Feld brachte, gelang ihm zu mehr als 90 Prozent auch der Punktgewinn.

Im Tiebreak präsentierte sich Zverev hellwach. In langen Ballwechseln dominierte der Weltranglistenzweite seinen Gegner, führte schnell 5:0 und nutzte den Vorsprung souverän. Auch 2020 hatte Zverev gegen Thiem bereits mit 2:0 Sätzen vorn gelegen, diese Chance jedoch noch verspielt. Und gegen Ende des dritten Durchgangs wackelte Zverev plötzlich wieder, sah sich drei Breakbällen gegenüber. Mit einem leichten Volleyfehler sorgte er für den Satzgewinn Sheltons, und der Amerikaner heizte das Publikum noch einmal so richtig an.

Zverev jedoch blieb unbeirrt, schaffte sofort wieder das Break im ersten Spiel. Beim 2:1 kassierte er eine Warnung, weil er sich beim Aufschlag zu viel Zeit ließ. Die Zuschauer johlten. Doch Zverev konnte sich wieder einmal auf seine überragende Physis verlassen, entnervte Shelton und durfte befreit jubeln. „Wenn’s zählt, spielt er sein bestes Tennis, und immer wenn es eng ist, schafft er es, seine Leistungsstärke hervorzurufen“, sagte Becker: „Das ist eine Lebensleistung der Familie Zverev. Der Weg ging mal nach oben, mal nach unten, mal nach links und mal nach rechts. Aber am Ende wird abgerechnet – sie sind Sieger.“ Für ihn sei Zverev „klar der Spieler des Jahres“.

Und dieser besitzt nun realistische Chancen, sich auch das zweite große Karriereziel zu erfüllen. Der Rückstand auf den verletzten Weltranglistenersten Sinner ist von mehr als 5.000 auf unter 2.000 Punkte geschmolzen. „Ich werde für den Rest des Jahres konzentriert bleiben und alles dafür tun, die Resultate so zu zeigen, dass ich die Chance habe, Nummer eins zu sein“, betonte Zverev. mit dpa

Das deutsche Basketball- Märchen endet tragisch

Deutschlands Basketballerinnen verpassen bei der Heim-WM ihre erste Medaille und werden Vierte. Nach dem Spiel um Platz drei fließen viele Tränen

Frieda Bühner weinte hemmungslos, viele ihrer Mitspielerinnen wischten sich niedergeschlagen die Tränen aus den Augen: Deutschlands Basketballerinnen haben ihren bemerkenswerten Lauf bei der Heim-Weltmeisterschaft in Berlin ohne die historische erste Medaille beendet und gehen nach einer deutlichen 58:81 (36:40)-Niederlage gegen Spanien auf Platz vier leer aus. Den WM-Titel sicherte sich später am Abend der große Favorit USA mit einem 97:79 (43:45) gegen Frankreich.

„Ich hätte dem Team eine Medaille gegönnt, ich glaube, das hätten wir uns verdient. Dass es jetzt nicht geklappt hat, ist eine Erfahrung, die wir mitnehmen müssen, ein Schmerz, den wir mitnehmen müssen und in Aggression und Motivation umwandeln müssen für das nächste große Turnier“, sagte Leonie Fiebich. Dass sie und ihre Mitspielerinnen für eine große Euphorie während der Heim-WM gesorgt hatten, tröstete sie in dem Moment nicht: „Ehrlich gesagt tut es gerade einfach nur weh.“ Während das Team um Bühner und Fiebich in der Kabine verschwand, erklang aus den Boxen der Arena der Party-Klassiker Eviva España. Die mit 22 Punkten herausragende Iyana Martin hüpfte gemeinsam mit ihren Mitspielerinnen freudig über das Parkett, nachdem sie den Gastgeberinnen fair gratuliert hatten.

Nyara Sabally (13 Punkte) und Alexis Peterson (13) überzeugten für das deutsche Team, doch für einen Sieg reichte es nicht. Vor 12.187 Zuschauern in der Arena hielt Deutschland besser mit als vor zehn Tagen, als der WM-Auftakt noch mit 53:83 gegen Spanien verloren ging. Zu einem Überraschungscoup wie gegen Europameister Belgien im Viertelfinale reichte es vor den Augen von Dirk Nowitzki und Dennis Schröder aber nicht. Für die Spanierinnen ragte Iyana Martin mit 22 Punkten heraus.

Platz vier bleibt für das Team von Bundestrainer Olaf Lange ein Erfolg und das beste Abschneiden der Geschichte. Noch mehr wert ist das Resultat angesichts des Fehlens von Starspielerin Satou Sabally, die aufgrund der Folgen einer Gehirnerschütterung ihre Teilnahme frühzeitig absagen musste. Die ältere der beiden Sabally-Schwestern gilt als beste deutsche Spielerin.

Für den Deutschen Basketball Bund (DBB) endet nach glänzenden Jahren eine beeindruckende Medaillenserie. Seit 2022 hatte der Verband immer mindestens einmal Edelmetall bei Großereignissen gewonnen. WM- und EM-Titel des Männer-Nationalteams um Kapitän Schröder und Olympia-Gold der 3x3-Frauen in Paris waren dabei die Höhepunkte.

Die zehn Tage Frauen-Basketball in der Hauptstadt werden der DBB dennoch als Erfolg auf ganzer Linie verbuchen. Das Lange-Team hat die Erwartungen sportlich übertroffen. Und insgesamt fanden sich rund 230.000 Menschen bei den Spielen in der Arena am Ostbahnhof sowie der Max-Schmeling-Halle ein. Auch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war unter den Zuschau ern. „Diese Stimmung wünsche ich mir fürs ganze Land, ich wünsche sie mir vor allem für die deutsche Olympia-Bewerbung“, sagte der CDU-Chef, der gleich zum Auftakt dabei war. Nowitzki wurde in der Finalrunde zum Dauergast und sprach von einem „Sommermärchen“ in Berlin. „Die Wertschätzung ist größer geworden, für Frauen und Männer. Das sieht man“, sagte die Basketball-Ikone.

Die Krönung des Heim-Turniers sollte es ausgerechnet gegen die starken Spanierinnen geben, gegen die man zum WM-Auftakt noch so deutlich verloren hatte. „Wir bekommen die Chance, uns zu revanchieren. Dafür sind wir sehr dankbar - es gibt keinen besseren Gegner, das Turnier zu beenden“, sagte Chefcoach Lange.

Wie am Vortag beim 64:86 im Halbfinale gegen Frankreich zeigte sich auch im Bronze-Spiel: Die absolute Weltspitze ist noch ein gutes Stück entfernt. Zwar warfen Fiebich und Co. im ersten Viertel besser und hochprozentiger aus dem Feld als ihre Gegnerinnen. Doch weil das spanische Team die Gastgeberinnen zu Ballverlusten zwang und unter den Körben dominierte, geriet Deutschland zweistellig in Rückstand.

Gegen Frankreich erlaubte sich Deutschland 25 Ballverluste - so viele waren es diesmal zwar nicht, doch die

Nach dem Spiel um den 3. Platz: Die deutschen Spielerinnen stehen enttäuscht zusammen

beiden Partien wiesen einige Parallelen auf. Im Halbfinale lag Langes Team für insgesamt elf Sekunden in Führung. Im Bronze-Spiel waren es zwölf, beim Stand von 2:0.

Wann immer Deutschland ins Spiel zurückzufinden schien, hatte Spanien die passende Antwort. Ein 15:3-Lauf zum Start in die zweite Halbzeit brachte den Favoriten auf die Siegerstraße, danach wurde es nicht mehr richtig eng. Im Schlussviertel brach das deutsche Team auseinander und bekam offensiv nicht mehr viel hin. Für Spaniens Frauen ist es nach Bronze 2010, Silber 2014 und Bronze 2018 die vierte Medaille bei einer Weltmeisterschaft. dpa/SUF

Antonellis zermürbte Verfolger geben auf

Der Italiener baut seine WM-Führung in der Formel 1 mit dem achten Saisonsieg weiter aus. Sein ärgster Verfolger gibt den Titelkampf nun offiziell auf

Binnen acht Tagen hat Kimi Antonelli seine verbliebenen WM-Verfolger endgültig zermürbt. Mit seiner verblüffenden Dominanz in seinem zweiten Formel-1-Jahr treibt Kimi Antonelli die Rivalen um den Titel zur Verzweiflung. „Realistisch gesehen bin ich nicht im Rennen um den Fahrertitel“, gab nun nach dem Sieg des 20 Jahre alten italienischen Fahrerwunders sein Mercedes-Teamkollege George Russell zu Protokoll.

81 Punkte liegt der vor der Saison als Titelfavorit gehandelte Brite hinter Antonelli – mehr als drei Siege, für die es 75 Zähler geben würde. Lewis Hamilton, von den Bremsen seines Ferraris auf dem neuen Kurs in Madrid im Stich gelassen, liegt als WM-Dritter 101 Punkte hinter Antonelli – mehr als vier Siege.

Die Rechnerei, wann Antonelli den WM-Titel perfekt machen kann, hat längst begonnen. Zweifel daran, dass er über 70 Jahre nach Giuseppe Farina und Alberto Ascari der dritte Italiener auf dem WM-Thron sein wird, hat eigentlich niemand mehr.

„Jedes Mal, wenn hinter dem Vorhang ein Schimmer, ein Lichtstrahl aufblitzt, zieht Kimi Antonelli die Rolläden zu, und die Chancen auf einen Kampf um die Weltmeisterschaft sind wieder dahin“, schrieb die britische „Daily Mail“. Denn Antonelli siegte, obwohl ein anderer an diesem Tag besser war. „Es ist gut, zu gewinnen, aber es fühlt sich nicht so gut an, denn ich denke, dass Lando (Norris) den Sieg verdient hatte“, betonte Antonelli selbst nach seinem achten Erfolg in diesem Jahr.

Es ging um wenige Meter und ein paar Sekunden, als eine virtuelle Safety-Car-Phase den Zeitverlust beim Reifenwechsel minimierte. Bei Antonelli passte alles perfekt, bei Norris, der wie der sichere Sieger schien, gar nichts.

„Wir haben das ganze Jahr über überhaupt kein Glück mit VSCs und Safety Cars gehabt, die sind immer ungelegen gekommen“, betonte Mercedes-Teamchef Toto Wolff. Diesmal hätten sie davon „unheimlich profitiert“. Aber nicht zuletzt auch wegen des Speeds von Antonelli. „Er war fehlerfrei – fast fehlerfrei. Am Ende hat er noch die Wand geküsst, das geht immer ein bisschen auf meine Nerven, aber es ist okay“, erklärte Wolff.

Antonelli hat in diesem Jahr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Rennen gewonnen. Eine beeindruckende und für die Konkurrenz erdrückende Bilanz, die an einstige Glanzzeiten eines Michael Schumachers bei Ferrari, Sebastian Vettel im Red Bull, Lewis Hamilton im Mercedes oder Max Verstappen im Red Bull erinnert. Alle Serien-Weltmeister.

Hamilton, von dem Antonelli das Cockpit bei den Silberpfeilen übernommen hatte, gab den WM-Kampf schon in Monza auf. Auch da hatte Antonelli gewonnen, der Rekordchampion war im Ferrari nur Sechster geworden. Auf dem Kurs in Madrid, dem „Madring“, schied Hamilton nach ein paar Runden wegen eines ominösen Problems mit der Bremse aus.

Was macht es mit dem jungen Antonelli, wenn der Titel so auf dem Silbertablett liegt? „Natürlich habe ich einen großen Vorsprung, aber du weißt nie, was passiert.“ An den WM-Kampf wolle er nicht denken, betonte Antonelli. Eine gern bemühte Floskel in solch einem Stadium einer sich anbahnenden großen sportlichen Entscheidung. Die „Gazzetta dello Sport“ taufte Antonelli bereits „König Antonelli I., Kaiser von Madring“ und berichtete, dass die Wettquoten auf den WM-Triumph von Antonelli nach dem Spanien-Sieg buchstäblich eingebrochen seien.

Neun Grand Prix stehen nur noch an – wobei weiterhin unklar ist, ob die

DAVID DAVIES/PA WIRE/DPA

Kimi Antonelli im Schampus-Regen

beiden letzten in Katar und Abu Dhabi wegen des Iran-Kriegs wie geplant stattfinden. Als vorrangige Alternative gilt Imola – rund 70 Kilometer von Antonellis Heimat Bologna. Was wäre das für eine Krönung. Rechnerisch kann es allerdings schon deutlich früher passieren.

Frühestens in Singapur, wo es auch noch acht Punkte für das zusätzliche Sprintrennen gibt. Dafür müsste Antonelli nun alle nachfolgenden drei Grand Prix gewinnen und die Verfolger leer ausgehen. Naheliegender ist eine Entscheidung danach in Austin, Mexiko-Stadt oder São Paulo.

„Ich finde es cool, zu sehen, wie jemand, der so jung ist, so eine unglaubliche Leistung zeigt und höchstwahrscheinlich die Meisterschaft gewinnen wird“, betonte Titelverteidiger Norris nach dem Rennen in Madrid. Antonelli sei „ziemlich phänomenal. Er hat seit dem ersten Rennen in diesem Jahr beeindruckt“.

„Die Verzonung des Westens ist unaufhaltsam“

Rundfunkgebühren hasste der Fernsehstar, erfährt man aus Manfred Krugs Tagebüchern. Aber auch, warum er wegen Friedrich Merz nicht zum Karneval ging, über welchen Kanzler er wirklich froh war und dass er eine Nobelpreisträgerin „irgendwie geil“ fand

V or zehn Jahren starb der Schauspieler und Sänger Manfred Krug (1937–2016). Seine Tagebücher, die der Kanon Verlag seit Jahren publiziert, sind posthume Bestseller. Am 17. September 2026 erscheint der vierte Band „Ich habe nicht viel erwartet. Tagebücher 2002–2004“ (Hg. von Krista Maria Schädlich. Kanon Verlag, 288 Seiten, 24 Euro). Nachstehend veröffentlichen wir Auszüge.

MANFRED KRUG

DI 1.1.2002: Ab heute gilt der Euro, die D-Mark hat ausgedient. Ich erwarte nichts Gutes.

SO 10.3.2002: Abends mit Otti vorsichtig und erstmalig richtig über ihre Schwerhörigkeit gesprochen. Das ist schiefgegangen. Sie sei nicht schwerhörig. Wie ich denn darauf käme. Nein, sie wolle weder zum Arzt noch zum Hörgerätespezialisten. Das hatte ich ihr empfohlen. Einfach mal einen Check zu machen und zu fragen, ob alles in Ordnung sei. Es fällt mir nämlich auf, daß ich immer seltener mit ihr vor dem Fernseher sitze, weil es mir einfach zu laut ist. Obwohl ich selbst schon einen gewissen Grad an Schwerhörigkeit erreicht habe, was ich mir vor fünf Jahren von einer Spezialistin habe bescheinigen lassen.

DO 11.4.2002 Aus Verzweiflung an einer Tankstelle die „Super-Illu“ gekauft und einen Artikel über Harald Juhnke und sein Leben in der Klapsmühle gelesen. Und die trostlosen Fotos dazu. Und die eklig schleimige Schreibe von dem Journalisten. Gott, verschone mich vor dem Schicksal. 15.00 Uhr nach Jena gefahren (96 km). Dort im fast ausverkauften Volkshaus eine sehr schöne Vorstellung gemacht. Alle waren zufrieden, auch das Publikum, das trotz seiner Armut viele Bücher und Platten gekauft hat. Wie so oft war das Postkartenbuch „Jureks Neuigkeiten“ bald ausverkauft. Ich lese jeden Abend daraus vor. Über die Postkarten lachen die Leute am meisten. Ich lese es Jurek (Becker, Anm. d. Red.) zu Ehren, aber auch saugut. Und man kann Texte nur gut lesen, wenn sie gut geschrieben sind.

DI 16.4.2002 Heute kam ein Fax bei mir an: „15.4.2002 Absender: ,Bild‘ / ,Bild am Sonntag‘

Sehr geehrter Herr Krug, „Das Neue Blatt“ berichtet in seiner morgigen Ausgabe über ein uneheliches Kind, das Sie mit der Schauspielerin Petra D. haben sollen. Dies hat uns Ihr Bruder Roger in einem Telefongespräch bestätigt. 1. Haben Sie regelmäßigen Kontakt zu Ihrer Tochter Marlene?

2. Wie hat Ihre Familie und insbesondere Ihre Ehefrau auf den Nachwuchs reagiert?

3. Sind die Unterhaltsfragen geklärt?

4. Wie steht es um Ihre Ehe?

Rufen Sie mich doch bitte unter 040/3472... zurück.

Herzliche Grüße und vorab vielen Dank für Ihre Mühe, Axel Springer Verlag AG“

Darauf habe ich nach Rücksprache mit Otti folgendes Fax an die „Bild“-Zeitung gesendet:

Sehr geehrte Damen und Herren von der „Bild“-Zeitung,

1.) Ja, selbstverständlich. Es ist doch mein leibliches Kind. Warum sollte ich zu ihm keinen Kontakt haben und pflegen? Alle Kinder kommen letztlich von Gott. Meine Frau Otti und ich haben alle Kinder lieb, eheliche wie uneheliche. 2.) Nach kurzer Irritation sehr positiv. Wir freuen uns, daß die kleine Marlene altersmäßig zu unseren Enkeln paßt und mit ihnen so schön zusammen spielt. 3.) Ja. Vom ersten Tag an. Zu aller Beteiligten Zufriedenheit.

4.) Wie seit 40 Jahren. Sie ist harmonisch und liebevoll. Was glauben Sie, wie viele uneheliche Kinder es auf der Welt gibt, deren Dasein nichts am Fortbestehen irgendwelcher Ehen geändert hat. Bitte schön. Gern geschehen. Mit freundlichen Grüßen Manfred Krug, Ottilie Krug

MI 1.5.2002: Abends im Ersten „Lola rennt“ gesehen. Ist ja ’n dolles Ding. Da hat sich einer was ausgedacht. Fürs Leben lernen kann man nicht viel. Erinnerungen an Matzerath, „Rashomon“ usw. steigen auf. Wie haben die bloß die Straßen so leer gekricht? Sie werden vieles am frühen Morgen gedreht haben usw. Franka Potente und Moritz Bleibtreu sehr gut. Zufällig zappe ich durch und stoße im ORB auf „Spur der Steine“. Immer noch und immer wieder ein interessanter Film. Ein Schluck aus der DDR-Pulle. Im „Gong“ wird aus dem Fischer Filmalmanach nur der Satz zitiert: „Ein Meilenstein der DDR Filmgeschichte“. Na bitte.

SA 15.6.2002: Brief von Angela Merkel: Sie will auf Rügen eine „Volkswanderung“ machen und fragt, ob ich mitwandern würde; die Rügener hätten angeblich danach gefragt. Sage ich nett ab.

FREI 26.7.2002: (...) Der Grüne Cem Özdemir tritt als Fraktionssprecher zurück, weil er Bonusmeilen privat verflo-gen hat.

„Ich habe nicht viel erwartet“: Manfred Krug

MI 31.7.2002: (...) Gysi tritt als Kultursenator in Berlin zurück, weil er auf Steuerzahlers Kosten ergatterte Bonusmeilen privat verflogen hat. Das sei ein Fehler gewesen, den er sich nicht verzeihen könne ... Ganove.

SA 18.1.2003: Ein drängender Brief von der Duisburger Prinzengarde ist gekommen: Ich solle unbedingt am „Herrenessen“ im „Duisburger Hof“ teilnehmen. Das steigt um 12.00 Uhr mittags am 15.2.2003 und da sollen einige Neu-Narren aufgenommen werden, darunter der CDU-Politiker Friedrich Merz. Na, das fehlt mir gerade noch. Ich schicke der Prinzengarde eine Spende über 2.000 Euro und hoffe, mich so endgültig loskaufen zu können.

MI 26.3.2003: Der polnische Papst gewinnt wieder Kräfte. Er dürfte der erste Papst sein, der glaubwürdig den Krieg verabscheut. Ich bin zum ersten Mal froh, unter einem deutschen Kanzler zu leben, der NEIN zu diesem dreckigen Ölkrieg der Amerikaner und Briten gesagt hat, und zwar von vornherein. Nachts keine große Arbeitslust. Immer wieder vom Irak-Krieg im Fernsehen abgelenkt und mich über die anhaltenden Sandstürme gefreut.

MO 4.8.2003: Die Verlegerin will es schaffen, bis zum 4. September die Auslieferung von MSL (Krugs Memoiren „Mein schönes Leben“, Anm. d. Red.) in allen deutschen Buchhandlungen zu erreichen.

SO 28.9.2003: Im ARD-„Presseclub“ läuft die Sendung zum Thema Kopftuch im Staatsdienst oder nicht. Ich bin völlig auf der Seite von Alice Schwarzer, die den islamischen Kampflappen nicht will und die das Urteil wischi-waschi findet. Die Menschen sollten auf der Hut bleiben, daß nicht irgendwelche brutalen Fanatiker sich in die Idee vernarren, die

Weltherrschaft zu erringen. Mögen das nun Religionen oder Diktatoren o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en sein.

DI 7.10.2003: 17.40 Uhr Abflug mit Otti und der Schädlich von Tegel nach Frankfurt zur Buchmesse. Dort der getreue Hübenthal, der uns in das wuselige, überfüllte Hotel Hessischer Hof („Häßlicher Hof“) bringt. Muffig, vornehm, teuer. Wir fahren in die Stadt und gehen ins Block House. Schnell, billig, lecker. Dann zurück ins Hotel, wo ich mit Otti ungewohnterweise im Ehebett schlafe. Das fällt mir mittlerweile schwer.

MO 13.10.2003: Hübi faxte mir einen Brief von Denis Scheck. Der will einen kleinen Beitrag mit mir machen. Das betrachte ich als ein Ritterschläglein, denn der Scheck hat hohe Ansprüche. In seinem Fax folgende Passage: „... vor allem aber: Manfred Krugs Buch ist ein so not- und wohltuendes Antidot (Gegengift) zum grassierenden Prominenten-Schwachsinn, daß es binnen drei Wochen vielleicht auch auf zwei (TV-)Kanälen vorkommen darf.“ Ich rief ihn sofort an und sagte für den 21. Oktober zu.

DI 21.10.2003: Kaum war ich mit dem Faxen fertig, holte mich Denis Scheck ab. Wir fuhren mit dem Taxi nach Weißensee, wo ein Boxstudio bereits eingeleuchtet war. Dann kam ein langes Interview mit zwei heftig sich bewegen den Kameras, dann fiel mir ein Gag für einen Trailer ein: Scheck und ich mit Boxhandschuhen hauen uns gegenseitig auf die Kalotte. Sehr komisch. Scheck und seine Leute sind sehr sympathisch.

SA 27.12.2003: Das wird heute wohl das letzte Konzertsein, das ich veranstalte. Erst gegen 8.00 Uhr bin ich am Morgen eingeschlafen, so aufgeregt war ich wegen des wohl letzten Konzerts. Hübis holten mich um 16.45 Uhr ab zur Philharmonie, wo ich fast alles mit den Musikern durchprobte. Das Konzert war bis auf den letzten Platz ausverkauft. Ich drehte mich, wie beim letzten Mal, wieder dem ungünstig sitzenden Publikum zu. Etwa über tausend Leute waren da, und sie waren von Anfang an bestens gelaunt. Das Ganze dauerte zwei Stunden vierzig Minuten. Ich las nur aus dem neuen Buch. Otti sagte dann, es sei eines der allerschönsten Konzerte gewesen. Mag sein.

MI 21.7.2004: In der Post ein knallharter Brief von dem neuen Chef des Ullstein-Verlages: Knapp 400.000 Exemplare von „Mein schönes Leben“ sind nur verkauft. Gegenüber der Vorauszahlung ist der Verlag in den Miesen. Bücherschreiben ist Mist. Das mache ich nicht mehr. Da muß man der Menschheit schon Sachen zu sagen haben, die man notfalls auch umsonst sagen würde.

DO 19.8.2004: Nachmittags zeigt mir ein fremder Mann an der Wohnungstür seinen Ausweis vom RBB (Rundfunk Berlin-Brandenburg), er sei berechtigt, im Auftrag der GEZ (Gebühreneinzugszentrale) als Mitarbeiter des RBB die Radio- und Fernsehgebühren einzuziehen und die Verhältnisse zu prüfen. Warum bei mir an der Wohnungstür das Namensschild KERBER zu finden sei. Ich erkläre ihm, daß ich mit Zweitnamen Kerber heiße, daß die Wohnungen beide mir und meiner Frau gehören, daß meine Frau und ich ein Ehepaar seien und damit in einem Haushalt zusammenleben. Ich sage ihm, daß es darüber bereits einen Briefwechsel gebe, den ich schon vor Jahr und Tag mit der GEZ geführt hätte, und daß seither Ruhe geherrscht habe.

Der Mann zieht ab, kommt aber nach etwa ein bis zwei Stunden wieder und erklärt, wenn die beiden Wohnungen nicht intern miteinander verbunden seien, dann handele es sich um eine Zweitwohnung, dann müsse ich das Fernsehen und das Radiohören doppelt bezahlen. Basta. Ich erkläre ihm, daß die kleine Wohnung ein Teil meiner Gesamtwohnung sei, daß ich dort ungestört Musik und Texte mache, Bänder abhöre usw., daß ich ansonsten mit meiner Frau in dem größeren Teil der Wohnung zusammenlebe. Ich gab zu, daß ich gleichwohl ein Radio als auch einen Fernseher in dem kleineren Wohnungsteil habe und nutze. Daß meine Frau noch als Lehrerin arbeite und daß ich sie, zum Beispiel beim Korrigieren, nicht durch Fernsehen belästigen wolle. Das sei gleichgültig, sagt der Mann, die Tatsache, daß die beiden Wohnungen nur durch getrennte Eingangstüren zu betreten seien, sei das Entscheidende. Allein damit sei RBB/GEZ berechtigt, nicht von einem Haushalt auszugehen, sondern von zweien.

Ich sagte, daß ich dies nicht glauben könne und daß ich mich weigere, die doppelte Zahlung zu akzeptieren, er solle mir seinen gesetzlichen Anspruch bitte schriftlich vortragen, damit ich eventuell einen Anwalt zur Überprüfung beiziehen kann. Es ist nicht wegen des Geldes. Mich kotzt dieses ganze Abstaubergesindel an, es ekelt mich einfach. Ich möchte diese Leute hinhalten und ärgern, so gut und so lange es geht.

DI 21.9.2004: „Früher oder später erfindet jeder eine Geschichte, die er für sein Leben hält.“ Genial. Max Frisch.

SA 25.9.2004: In der Post eine Einladung des RUNDFUNK BRANDENBURG. Ich soll mit Gregor Gysi und Erich Böhme (dem alten Sack, der jetzt ausgerechnet mit Angelika Unterlauf, der strammsten TV-Nachrichtensprecherin der DDR, verheiratet ist, weshalb er sie in diese Talk-Show mitbringen will) über den Abriß der Mauer sprechen: „15 Jahre Mauerfall – alles nur ein Mißverständnis?“. Das wird natürlich eine Absage.

MI 29.9.2004: Zu meinem Entsetzen wiege ich heute 120 Kilo. Das geht nicht. Ich muß sofort die Notbremse ziehen.

DO 7.10.2004: Die Österreicherin Elfriede Jelinek, von der ich verdammt keine Zeile kenne, hat dies Jahr den Literatur-Nobelpreis bekommen. Ich sehe und höre sie im Fernsehen immer gern. Irgendwie geil, die Frau.

DI 12.10.2004: Nach 10.00 Uhr kam der Rohrleger. Ohne Werkzeug. Er wolle erst mal kucken, es gebe fünfzig verschiedene Fabrikate. Ob er denn den Brief nicht bekommen habe, den ich extra mit Foto der Wasseruhren an die Hausverwaltung geschickt hatte. Nein, den habe er nicht. Ich konnte ihn überreden, heute noch mal zu kommen und dann endlich die Uhren zu tauschen. DDR läßt grüßen. Die Verzonung des Westens ist unaufhaltsam. Aber auch schon vor der Wende ging es mit Deutschland abwärts. Deutschland ist stinkend faul. Friedrich Merz (CDU) hat das Handtuch geworfen. Viele trauern ihm nach. Das Bundestagsmandat wird er behalten.

SA 11.12.2004: Der Präsidentschaftsanwärter Juschtschenko ist während des Wahlkampfes Ende September vom Chef des ukrainischen Geheimdienstes zu einem Essen eingeladen und bei der Gelegenheit durch Dioxin, das dem Cremesüppchen beigemischt war, vergiftet worden. Überlebte aber mit Glück. Politiker. Putin, Kutschma und Konsorten. Den Rest der Nacht im Ersten Boxen gesehen. Hauptkampf um circa 6.00 Uhr morgens: Vitali Klitschko gegen den britischen Boxer Danny Williams, der einige Monate zuvor den Mike Tyson besiegt hatte. Hier war er von der ersten Runde an eine Niete und ging in der achten k. o.

Die irreale deutsche Angst vor dem Atom

Dass der Ausstieg aus der Atomkraft ein Fehler war, ist längst keine Minderheitsmeinung mehr.

Aber was hindert Deutschland daran, sich Angela Merkels Erbe endlich zu entledigen? Ein volkseigenes, tiefenpsychologisches Symptom

In der deutschen Netflix-Serie „Dark“ wird vom Bösen nur raunend gesprochen. Niemand nennt es beim Namen, und doch wissen alle, wo sich der ultimative Ort des Grauens versteckt, quasi der Vorhof zur Hölle: Es ist das örtliche Atomkraftwerk in dem fiktiven Ort Winden, in der Sprache der Serie nur „das AKW“ genannt. Der Reaktor, ein mythisches Phänomen.

ALEXANDER GUTZMER

Er fungiert nicht als Handlungsort neben anderen, sondern als der stille Motor der gesamten Zeitschleifen-Konstruktion. Der Rhythmus der Erzählung führt von 2019 zurück in das Katastrophenjahr 1986, sodass die Entwicklung vieler Figuren strukturell an den nuklearen Störfall rückgebunden bleibt.

„Dark“, eine der wenigen deutschen Erfolgsserien der letzten Jahre, ist damit wirklich ein überaus deutsches

Produkt. Die Serie führt vor, was wir Deutschen seit der Erfindung der Atomkraft zu höchster Perfektion getrieben haben: die popkulturelle Negativverklärung der Kernenergie. Literaten, Künstler, Musiker haben sie wort- und bildreich zur Mutter aller politmoralischen Sünden stilisiert. Das Resultat: Über Kernenergie wird bei uns nicht rational nachgedacht, nicht einmal wirklich gestritten. Nein, davon wird allenfalls geraunt oder geflüstert. Nicht die sachliche Sprache der Energieeffizienz wird gesprochen, sondern die des Numinosen.

Politisch, zumal wirtschaftspolitisch, glauben inzwischen viele, dass der Atomausstieg ein Fehler war. Die Ergebnisse jedenfalls sehen wenig erquicklich aus: höchste Energiepreise und schmutzigste Energie aller Industrienationen, Deindustrialisierung, inzwischen deutlicher Gegenwind gegen die Energiewende. Selbst ökologische Überzeugungstäter kommen leise ins Grübeln.

Aber Strategiewechsel? Wiedereinstieg gar? Diesen Vorschlag macht ernsthaft niemand. Unser popkulturell geschulter Blick verbietet es uns. Die verabsolutierte Angst vor der Kernenergie ist Wesensmerkmal und Identitätstreiber von uns Gen-X-Deutschen.

Natürlich beschränkt sich unsere Liebe zum wohligen Schauer, wenn es um Hochtechnologie geht, nicht auf die Atomkraft. Technik ist für uns insgesamt ein magisches Objekt, mit Bedeutung überladen, damit aber auch der rationalen Handhabung entzogen. Wie herrlich lässt sich doch mit Heidegger über die Unvereinbarkeit von Natur und Technologie feingeistern. Und nirgendwo geht das so bildreich und moralisch aufgeladen wie bei der Atomkraft.

Mit großer Emphase hat das Land seine kulturellen Selbstverständigungstexte um Reaktoren herumgebaut. Ton Steine Scherben wurden in Wackersdorf zu den Schamanen der

Gegenbewegung. Christa Wolfs „Störfall“ verschränkte 1987 Tschernobyl mit einer Gehirnoperation am eigenen Bruder.

Und dann Kraftwerk, die Düsseldorfer Band. Deren Platte „Radioaktivität“ von 1975, jenes zunächst noch kühle Umkreisen des Phänomens Radioaktivität, wurde 1991 zur Anklageschrift umgeschrieben: „Stop radioactivity“. Tschernobyl, Harrisburg, Sellafield, Hiroshima wurden im Refrain zur Aufzählung der Stationen eines säkularen Kreuzwegs. In einer Aktualisierungs- runde kam 2012, bei einem Auftritt auf dem „No Nukes“-Festival in Japan, noch Fukushima dazu.

Als dann im Jahr 2025 die in Berlin lebende italienische Künstlerin Bea Davies mit ihrer Graphic Novel „SuperGAU“ die Fukushima-Katastrophe aus der Distanz ihres Berliner Wohnzimmers erzählte, tat sie im Grunde nichts anderes als Christa Wolf vierzig Jahre zuvor: Sie ließ eine ferne Havarie zum seismografischen Ereignis im leicht erschütterbaren deutschen Kollektivgemüt werden. Und wenn die Kulturwissenschaftlerin und Fotografin Lisa-Marie Benda 2024 nach Asse II reiste, um die Kammern mit eingelagertem Atommüll zu dokumentieren, dann fotografierte sie nicht nur Salzgestein. Sie inszenierte eine sinistre Anti-Krypta.

Diese religiöse Grammatik erklärt, warum Deutschland als einziges großes Industrieland den Ausstieg tatsächlich vollzogen hat – und warum es, anders als neuerdings sogar die EU-Kommission, nicht daran denkt, ihn rückgängig zu machen. Im Gegenteil: Mit geradezu bilderstürmerischer Begeisterung wird momentan die Schleifung der nicht mehr genutzten Kraftwerke betrieben und medial begleitet.

Ultimativer Höhepunkt war die Sprengung der Kühltürme von Grafen-rheinfeld im August 2024. Dieses AKW nämlich hatte die Vorlage geliefert für jenen Roman, der über Jahrzehnte zur

Pflichtlektüre im Lehrplan technologieskeptischer deutscher Sozialkundelehrer gehörte (also überall): Gudrun Pausewangs dramatischem Kultroman „Die Wolke“.

Was in dieser deutschen Kulturgeschichte fehlt, ist jegliches Gegenbild: kein Film über die Mechanik der Kernenergie, keine irgendwie positive Erzählung vom Reaktor. International kursieren diese durchaus. In den USA etwa werden sogenannte „Nuclear Power Art Contests“ veranstaltet. Die aber sind aus künstlerischer Sicht natürlich eher bemüht als relevant oder gar wirkungsvoll. Ein Kunstwettbewerb als hilfloses Statement gegen die übermächtige Ikonografie des Unheils. Wer will so was schon, wo wir uns doch gerade alle so schön gruseln?

Der Autor ist promovierter Kulturwissenschaftler und Publizist. An der privaten Quadriga Hochschule Berlin lehrt er Medien und Kommunikation.

E s gibt wohl keinen nüchterneren Film als „NAZA“. Nüchtern im Sinne der filmischen Mittel, mit denen er sein ungeheuerliches Anliegen vorbringt. Es ist ein Film, der fast komplett nachts spielt. Im Hintergrund glitzert die Skyline von Tel Aviv, und im Vordergrund sitzen im Dunkeln immer zwei Personen. Der eine ist der israelische Journalist Yuval Abraham, auf den manchmal etwas Licht fällt. Seine wechselnden Gesprächspartner sieht man nur als Silhouetten im Profil.

HANNS-GEORG RODEK

Es sind frühere Angehörige der israelischen Armee (IDF), Datenanalysten, Drohnenführer und Scharfschützen. Sie erzählen davon, wie der Gaza-Krieg geführt wird. Nicht nur ihre Gesichter sind unkenntlich gemacht, sondern auch ihre Stimmen und sogar ihre Handschrift – alles, was sie identifizieren und, wie sie nur zu gut wissen, wegen des Verrats von Staatsgeheimnissen ins Gefängnis bringen könnte.

Das Programm der 83. Filmfestspiele von Venedig wurde, wie üblich, einen guten Monat vor deren Beginn bekannt gegeben. Jedoch gab es eine mysteriöse Lücke am Donnerstag, dem 10. September 2026, einen „Film, der noch bekanntgegeben wird“; auf Nachfrage war nur Gemurmel von „Sicherheitsgründen“ zu hören.

Als das Rätsel Ende August schließlich gelöst wurde, war man nicht viel klüger. Es handelte sich um den neuen Film von Yuval Abraham und Rachel Szor, deren „No Other Land“ bei der Berlinale den Dokumentarfilmpreis gewonnen hatte (und kurz darauf den Oscar), worauf Abraham in seiner Dankesrede die israelische Besatzung im Westjordanland als „Apartheid“ bezeichnete, was das Festival in eine politische Kontroverse und tiefe Krise stürzte.

Venedig hat seinen neuen Skandalfilm

Abrahams neuer Film trug einen Titel, mit dem niemand etwas anfangen konnte – „NAZA“ – und deshalb wird er gleich zu Beginn erklärt: Es ist die armeeinterne Bezeichnung für Kollateralschaden. „4 NAZA“ bedeutet zum Beispiel, dass man bei einem Angriff auf einen Hamas-Angehörigen auch den Tod von vier Menschen aus seiner Umgebung in Kauf nimmt, also Ehefrau, Kinder, Eltern, Freunde.

Als einzige Doku im Wettbewerb läuft „NAZA“. Der Film, nachts auf den Dächern von Tel Aviv gedreht, will „die Mechanismen hinter Israels gezielten Massentötungen von palästinensischen Zivilisten im Gaza-Streifen“ aufdecken. Ein Skandal mit Ansage

Das weiß die IDF im Voraus, denn sie weiß auf Adresse und Stockwerk genau, wo ihre Feinde wohnen. Und die Armeeführung hat die Grundsatzentscheidung getroffen, diese nicht tagsüber unterwegs anzugreifen, sondern nachts in ihren Wohnungen, so behauptet der Film. Dass sich ihre Ziele tatsächlich dort befinden, schließt sie aus den Signalen, die deren Mobiltelefone ausstrahlen.

Im Dunkeln ist gut munkeln: Szene aus „NAZA“

Falls Zweifel bestehen, werden die Apparate der Familienmitglieder abgehört; die Armee ist in der Lage, sämtliche Funktionen eines Handys zu aktivieren, auf Verbindungen zuzugreifen, auf die Kamerafunktion, auf gespeicherte Fotos und hinterlassene Nachrichten. Ist der Hamas-Agent lokalisiert, wird die Drohne mit der Bombe losgeschickt. Die Überwachung – „Du fühlst dich etwas wie Gott“, sagt ein Ex-Soldat – ermöglicht die komplette Kontrolle. Die Wirkung des Angriffs lässt sich gut beurteilen.

Auf der IDF-Todesliste, so behauptet der Film, stehen rund 40.000 Hamas-Verdächtige. Die Ziele würden von der KI empfohlen, die sämtliche Handys im

Gaza-Streifen überwache und in deren Daten nach einem „Hamas-Profil“ suche; eine Fehlermarge von bis zu 15 Prozent sei einkalkuliert, sagt ein Ex-Soldat, sprich: Menschen, die fälschlicherweise auf der Liste landen. Nach der Hamas-Attacke vom 7. Oktober, sagt ein anderer, habe in der Armee die Auffassung vorgeherrscht, es gebe keine unschuldigen Menschen in Gaza.

Der Algorithmus – so behauptet es der Film – (vor)entscheidet also über Leben oder Tod. Den Angriffsbefehl geben Menschen, nachdem vorher der NAZA-Wert berechnet wurde: Wie viele Kollateral-Tote könnte ein Angriff kosten? Es gab, sagen die Insider in Abrahams Film, verschiedene Quoten je nach Wichtigkeit des Ziels; zeitweise wurden bis zu 500 unbeteiligte Tote für einen Hamas-Führer bei einem Schlag in Kauf genommen. Und es habe nicht nur die gezielten Tötungen gegeben, sondern auch den Vorsatz, die Häuser ganzer Viertel in Nord-Gaza zu zerstören, damit dorthin niemand mehr zurückkehren könne.

Abrahams und Szors Film ist nicht nur eine Aufreihung beklemmender Aussagen – allerdings stammen sie, daran sollte man sich stets erinnern, aus dem Munde ehemaliger israelischer Soldaten.

Die Co-Regisseure haben seit „No Other Land“ auch erheblich als Filmemacher dazugelernt: Es gibt in „NAZA“ fast kontemplative Sequenzen, in denen ihre Kamera von außen in beleuchtete Tel-Aviver Hochhauswohnungen blickt und – 60 Kilometer vom Gaza-Streifen entfernt – friedliche Alltagsszenen einfängt, während ein Ex-Scharfschütze davon erzählt, wie er Menschen abgeschossen hat, die in einer Schlange um Lebensmittel anstanden.

Abraham stellt seinen Gesprächspartnern wiederholt die Frage, ob niemand diese Art der Kriegsführung infrage gestellt habe, und erhält stets die Antwort: „Nein, wir haben nur unsere Mission erfüllt.“ Das kann kaum eine Antwort sein, mit der sich die Menschen zufriedengeben, und bei denen, die sich vor die Kamera gewagt haben, ist sie es auch nicht geblieben.

Das Entsetzen, das den Zuschauer angesichts der konkreten Erzählungen packt, geht aber darüber hinaus, denn die Zeugen betonen einerseits, in ihren Einheiten habe es keine Araberhasser gegeben, und andererseits, dass sie bei den Einschlägen ihrer tödlichen Drohnen so etwas wie Spaß und Euphorie verspürt hätten. Theoretische Befürchtungen, die videospielartige Remote-Kriegsführung habe die Schwelle zum entmenschlichten Töten erheblich abgesenkt, werden von der Praxis allem Anschein nach bestätigt.

Abraham stellt auch die berüchtigte Frage nach einem vermeintlichen Genozid. Die Antworten darauf erfolgen indirekt, dabei suggestiv-polemisch. Einer der Soldaten erwähnt einen Besuch in einem Konzentrationslager in Polen und sagt, er halte die Nazis immer noch für böse, aber: „Was bin dann ich?“ Und mitten in die Erzählungen des Gaza-Horrors montieren die Regisseure Bilder der Schweigeminute in Tel Aviv am Holocaust-Erinnerungstag.

Abrahams und Szors Film passt in kaum eine der existierenden Genreka- tegorien.

Es ist ein Dokumentarfilm – und ein deutlicher Aktivistenfilm, denn er hat die klare Agenda, die in ihm dargestellte Art der Kriegsführung zu beenden.

Die Enthüllungen von „NAZA“ fallen nicht wie ein Sprengsatz aus heiterem Himmel (man verzeihe die Formulierung) in eine ahnungslose Öffentlichkeit.

Der Film wird wohl weltweite Aufmerksamkeit generieren; viele Beobachter sahen ihn, kurz vor Ende des Festivals, als Favoriten auf den Goldenen Löwen, der am 12. September 2026 vergeben wurde – man fühlt sich an „The Voice of Hind Rajab“ erinnert, der vergangenes Jahr den zweiten Preis bekam. Und er kommt sechs Wochen vor der Parlamentswahl in Israel.

Schließlich wurde es der Spezialpreis der Jury, ein Sonderpreis, der dem Politikum die Brisanz nimmt, die eine Auszeichnung mit einem der Hauptpreise bedeutet hätte. „NAZA“ reiht

Rachel Szor und Yuval Abraham in Vene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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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ISRAELISCHE KULTURMINISTER WILL DEN REGISSEUREN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ENTZIEHEN

sich dort ein in eine Reihe vornehmlich politischer Filme, wie „Green Border“ der polnischen Filmemacherin Agnieszka Holland, die für ihre Dokufiktion über das unmenschliche Grenzregime zwischen Polen und der Ukraine vor drei Jahren ebenfalls den Spezialpreis erhalten hatte.

Oder noch ein Jahr zuvor „No Bears“ des iranischen Regisseurs Jafar Panahi, der den Film im Geheimen drehte und kurz nach Abschluss der Dreharbeiten in Haft genommen wurde, wegen vermeintlicher „Propaganda gegen das Regime“.

Ähnliche Töne sind nun tatsächlich auch aus Israel zu vernehmen. Der israelische Kulturminister Miki Zohar will den beiden Regisseuren von „NAZA“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entziehen. Am Sonntag nach der Preisverleihung bezichtigte er sie im Onlinedienst X des „Verrats am Staat“ Israel. Sie seien bereit, „ihrem Heimatland zu schaden, um Beifall von Antisemiten auf der ganzen Welt zu erhalten“. Er werde daher „unverzüglich Maßnahmen ergreifen“, um Szor und Abraham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zu entziehen. Wie sehr diese Reaktion dem Eifer des Wahlkampfgefechts geschuldet oder aber wie ernst gemeint sie ist, wird in Zukunft genau zu beobachten sein. Der Entzug der Staatsbürgerschaft für einen kritischen Film scheint mit den Werten einer Demokratie schwer zu vereinen.

Ein englischer Film offenbart unser Problem mit der Geschichte

„The Uprising – Für die Freiheit“ spielt während des Bauernaufstands 1381 in England. Solche Themen gäbe es auch in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

m vorigen Jahr wurde in Deutschland des Bauernkrieges gedacht, ohne dass die 500-Jahr-Feier des Aufstandes ein breites Echo gehabt hätte. Es gab ein paar Fernsehdokumentationen, ein oder zwei neue Bücher zum Thema sowie Ausstellungen von eher regionaler Ausstrahlung in Thüringen, Sachsen-Anhalt und Süddeutschland, den Hauptschauplätzen der Revolte der Bauern gegen die ungerechten Bedrückungen durch das feudale System. Aber keinen populären Kino- oder Fernsehfilm.

MATTHIAS HEINE

Wenn nun mit „The Uprising – Für die Freiheit“ ein relativ groß vermarkteter historischer Actionfilm über den von Wat Tyler (Cosmo Jarvis) angeführten englischen Aufstand 1381 in deutsche Kinos kommt, wird das also vermutlich dazu führen, dass am Ende mehr Leute über die bedeutendste Bauernrevolte der englischen Geschichte wissen als über die Rebellion ihrer eigenen

Vorfahren (denn die meisten von uns stammen von Bauern ab, die bis zum 20. Jahrhundert die Mehrheit der Bevölkerung waren). Im Ignorieren historischer Themen aus dem eigenen Land ist die deutsche Kino- und Fernsehbranche unübertroffen.

Das hat verschiedene Gründe. Historienfilme sind teurer herzustellen als Komödien oder Liebesfilme, die in der Gegenwart spielen. 5000 Statisten soll der Regisseur Paul Greengrass dem Vernehmen nach für „The Uprising“ aufgeboten haben. Die digitalen Tricks, mit denen man Drehorten (die für diesen Film überwiegend in Oberbayern und Franken gefunden wurden) ein authentisch mittelalterliches Aussehen verpasst, sind kostspielig. Das Risiko, diese Kosten nicht wieder einzuspielen, ist in einem Land, das seine gesamte Geschichte auße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einer Art Halb-Amnesie begraben hat, sicher größer als in Frankreich oder eben England. Die sind mit ihrer Historie im Reinen und dort gibt es, trotz aller gegenteiligen Bemühungen „kritischer“ Geschwätzwissenschaftler, noch unzerstörte Reste von Identifikation mit den Vorfahren – und vielleicht sogar Stolz auf sie.

In einem Land mit ähnlich ungebrochener Einstellung zur eigenen Historie wäre etwa die mit faszinierenden Intriganten, Kriegern und Charismatikern besetzt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Kolonie, die das reiche Kaufmannshaus der Welser ab 1528 im heutigen Venezuela gründete, längst zu einem Film oder gar einer Serie geworden. Man würde von den Amazonen erzählen, die in den Befreiungskriegen als Männer verkleidet gegen Napoleon kämpften. Man hätte begriffen, dass in de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Ordens in Osteuropa der Stoff für ein teutonisches Game of Thrones schlummert.

Andrew Garfield als „Ploughman“

Schillernde, kuriose Stoffe aus Nebenkriegsschauplätzen des 1. Weltkriegs wären längst Drehbücher: etwa die Abenteuer des „Fliegers von Tsingtau“, Günter Plüschow, der 1914 mit seinem Eindecker vom Typ „Taube“ aus dem von Japanern eingeschlossenen deutschen Stützpunkt in China floh. Oder die Legende des Hauptmanns Hermann Detzner, der sich im Dschungel von Neuguinea (damals noch die deutsche Kolonie Kaiser-Wilhelms-Land) erst im

Dezember 1918 den Australiern ergab – einen Monat nach der deutschen Kapitulation in Europa.

So müssen Menschen, die im Kino gern mal etwas anderes sehen als die Ödnis der Gegenwart oder völlig ersponnene Welten von Fantasy und Science-Fiction, ihre Bedürfnisse mit ausländischem Importgut stillen. Es ist ja oft genug gut gemacht, auch im Falle von „The Uprising“ – wenn man sich nicht daran stört, dass das Mittelalter hier wieder einmal klischeehaft so aussieht wie ein durch fünf Graufilter aufgenommener Schweinestall voller pelziger Penner.

Der Action-Spezialist Paul Greengrass, der u. a. mehrere Filme der „Bourne“-Reihe gedreht hat, lässt es routiniert krachen. In der Stadt London (deren Schauplätze teilweise von Nürnberg gedoubelt wurden) veranstalten die aufständischen Bauern ein imposantes Kopf-ab-Gemetzel.

Und am Ende hüllt sich der überlebende Held (Andrew Garfield) in ein grünes Kapuzenshirt und lauert dem bösen König Richard II. (Woody Norman) im Sherwood-Forest auf.

Diese Szene hat zu einem kleinen Historikerstreit geführt. Das US-Marketing versucht, „The Uprising“ als eine Art Vorgeschichte zum Robin-Hood-Mythos zu verkaufen. In der Tat trug der Film in einer frühen Phase mal den Arbeitstitel „The Hood“. Die Briten haben sich dagegen gewehrt. Sie wollen, dass der Mann mit dem Bogen dort bleibt, wo er mindestens seit Walter Scott hingehört: in der Epoche von König Richard Löwenherz (1157–1199), also gut 200 Jahre vor dem Wat-Tyler-Aufstand. Deutsche Kinobesucher, die glauben, die Bauern wären so etwas wie die Palästinenser/die Migranten/ die Transpersonen/ die Persons of Color (jeder kann hier die persönliche Lieblings-Marginalisiertengruppe einsetzen) des 14. Jahrhunderts, werden von solchen Debatten ohnehin nicht berüh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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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ING-TIPP

Armor (Actionfilm) Ex-Cop James Brody und sein Sohn Casey (Jason Patric, Josh Wiggins) verdienen ihren Lebensunterhalt als Sicherheitsleute für eine Geld-transporter-Firma. Ein unspektakulärer Job, bis sie eines Tages von einer Bande verfolgt und auf einer abgelegenen Brücke gestoppt und umzingelt werden. Während die Angreifer um Rook (Sylvester Stallone) versuchen, in den gepanzerten Laderaum einzudringen, verbarrikadierten sich Vater und Sohn im Truck und entdecken ihre wertvolle Fracht.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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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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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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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 Von der Entwicklung, der Planung und dem Bau der Raketen bis zu ihren Starts ins All: Begleitet werden die Teams hinter der Erfolgsgeschichte der Ariane-Modelle.

S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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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SIEBEN

5.10 📄 🐃 St. Denis Medical (Wh.) 5.35 📄 🐃 Call Me Kat 6.20 🐃 taff 7.15 🐃 Galileo 8.20 🐃 How I Met Your Mother 9.15 🐃 The Middle 10.10 🐃 🐃 Young Sheldon 10.35 🐃 10.2 Broke Girls 11.00 🐃 Two and a Half Men 11.55 🐃 The Big Bang Theory 12.50 🐃 How I Met Your Mother 13.15 🐃 The Middle 14.10 🐃 🐃 Young Sheldon 14.35 🐃 2 Broke Girls Sitcom 15.05 🐃 🐃 Two and a Half Men 16.05 🐃 The Big Bang Theory 17.00 taff Magazin 18.00 🐃 ProSieben: newstime 18.10 🐃 Die Simpsons Oh, Kanada / Kriminalakte Springfield 19.05 Galileo Magazin. Suwalki-Lücke: Leben an Europas gefährlichstem Grenzstreifen 20.15 🐃 TV total Show. Moderation: Sebastian Puppaff 21.25 🐃 TV total Stand-up Club Show. Zu Gast: Cindy aus Marzahn, Helene Bockhorst, Matthias Egersdörfer, Kawus Kalantar, Samuel Sibilski 22.35 🐃 Surviving Amazonas – Die Prüfung der Shanenawa Doku-Soap. Zu Gast: Joey Kelly, Lilly Becker, Parshad u. a. 0.50 🐃 TV total (Wh.) 1.50 TV total Stand-up Club 2.45 🐃 ProSieben: newstime 2.50 🐃 Surviving Amazonas – Die Prüfung der Shanenawa Doku-Soap (Wh.)

VOX

5.35 HD CSI: New York (Wh.) 8.00 HD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An der Schwelle des Todes / Das zweite Gesicht 9.35 HD vox nachrichten 9.40 HD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Krimi-Serie. Spuren im Netz / Stumme Schreie / Blutiges Testament 12.20 HD CSI: Miami Krimi-Serie. Letzte Klappe / Abweichungen / Angestachelt. Mit David Caruso 15.00 HD Shopping Queen Doku- Soap. Motto in Halle: Modischer Spielraum – Style deine weiße Bluse passend für deinen Anlass! Tag 2: Julia 16.00 HD Guidos Deko Queen 17.00 Zwischen Tüll und Tränen 18.00 HD First Dates Doku-Soap 19.00 Das perfekte Dinner Doku- Soap. U.a.: Tag 2: Vicky, Münsterland / Motto: Bella Italia bi us 20.15 HD Club der roten Bänder – Die neue Generation Drama-Serie. Elias' Geburtstag wird unvergesslich, doch eine Entscheidung und ein Ereignis sorgen für Dramatik. 22.15 Hot oder Schrott – Die Allestester Doku-Soap 0.20 HD vox nachrichten 0.40 HD Medical Detectives

KABEL 1

5.15 HD Kabel Eins: newstime (Wh.) 5.20 HD Abenteuer Leben Spezial 5.45 2 HD Magnum 6.35 2 HD MacGyver 7.30 2 HD FBI: Special Crime Unit 8.25 2 HD Bull Sechs Milliarden Grün- de/Emilys letzter Tag 10.15 2 HD Hawaii Five-0 11.10 2 HD MacGyver 12.05 2 HD FBI: Special Crime Unit 13.05 2 HD Castle Krimi-Serie 14.50 2 HD Bull Krimi-Serie 15.50 HD Kabel Eins: newstime 16.00 2 HD Bull Krimi-Serie 16.55 HD Abenteuer Leben täglich Magazin. Basta Pasta – Nudel- Crashkurs für Achim in Italien 17.55 HD Mein Lokal, Dein Lokal – Der Profi kommt 18.55 HD Achtung Kontrolle! Wir kümmern uns drum Reportagereile 20.15 2 HD Urlaubsreif Komödie (USA 2014) Mit Adam Sandler, Drew Barrymore, Kevin Nea- lon. Regie: Frank Coraci. Nach Pannen-Date landen Jim und Lauren im selben Hotel. 22.40 2 HD Die Adam Sandler Story Dokufilm (D 2026) 23.50 2 HD Mr. Deeds Komödie (USA 2002) Mit Adam Sandler, Winona Ryder, John Turturro 1.40 2 HD Urlaubsreif Komödie (USA 2014) (Wh.) 3.30 Kabel Eins: newstime 3.35 2 HD Die Adam Sandler Story Dokufilm (D '26) (Wh.) 4.30 HD Abenteuer Leben Spezial

PHOENIX

16.00 Albtraum Gastro? Eine Branche unter Druck 16.45 Pendler-Stress – Eine Nation auf Achse 17.30 der tag 18.00 Krank auf dem Land – Ideen gegen den Ärztemangel 18.30 Die Queen im Krieg 19.15 Churchills vergessener Krieg 20.00 Tagess. 20.15 Griechenland 21.00 Die Kykladen – Griechenlands Trauminseln 21.45 heute-journal 22.15 runde 23.00 der tag 0.00 runde (Wh.) 0.45 Griechenland (Wh.) 1.30 Die Kykladen – Griechenlands Trauminseln Doku (Wh.)

EUROSPORT1 / SPORT1

Eurosport: 17.30 Snooker: English Open (Wh.) 18.30 Polo: British Open 19.00 Springreiten: Spruce Meadows Masters Tournament 20.00 Sportklettern: World Series (Wh.) 22.00 Snooker: English Open (Wh.) 0.00 Radsport: Grand Prix Cycliste de Montréal (Wh.) Sport1: 17.00 Ladykracher (Wh.) 18.00 Pastewka 19.00 Bitte Lächeln! (Wh.) 19.30 45 – Die Fußball-Halbzeit auf SPORT1 20.15 Sechserpack 21.45 Hausmeister Krause – Ordnung muss sein (Wh.) 23.15 Ladykracher (Wh.)

RÄTSEL UND SUDOKU

Mutterin der Kinder-sprache

Bei-fahrer, Teilhaber

Buchder Bibel

mitFreude

Japan. Verwaltungsbezirk

indische Laute

Bezeichnung des Apostels Simon

Zeitalter

Hoheits-gebiet

Vorname der Lemper

Folge-rung, Ergebnis

Unbe-weglichkeit

Hanf-produkt

Fenstervorhang

griechische Unheils-göttin

Mittellosigkeit

Stadt im Bergschen Land

hohe Spiel-karte

Knochen-gerüst

Fahr-bahn

lang-beiniger Vogel

am nächsten Tag

Speisenfolge

Siegerin im Wettkampf

exotisch, unge-wohnt

Schreib-flüssigkeit

nordisches Göttergeschlecht

rötlicher Boden in den Tropen

Chrono-meter (Mz.)

Teufels-rochen

Form (franz.)

ab-schließend

Lilien-gewächs

Fest-saal in Schulen

Vorname der Minnelli

russ, Tee-kocher

deutsche Spiel-karte

Kinder-frau (engl.)

Ausflug

3

großer eckiger Stein

Grals-ritter

Fahndung, Auf-spüren

Wett-kampf-klassen

Prali-nen-fullung

früher, ehemals

Teil des Gesichtes

einer der vier Erz-engel

Schleu-der-waffen

Wahr-zeichen von Bremen

recht-eckiges Dach-fenster

Reich-tum in Uber-fülle

das Unsterb-liche

Vorname Zolas † 1902

altitalie-nischer Volks-stamm

besitz-anzel-gendes Fürwort

Tier-kadaver

höchst-begabter Mensch

krum-mes Glied-maß

zuver-lässig

Enten-art (...ente)

Musik-drama

dafür, für

ein Sultanat

be-trachten

Him-mels-richtung

Gebirgs-zug in Nord-afrika

Reptil, Kriech-tier

4

einer der Hügel Roms

deutsche Vorsilbe:schnell

Süß-wasser-fisch

heller Stern im 'Orion'

Süd-slawe

üble Laune (ugs.)

Sütze aus Fleisch-brühe

lederne Rand-verstär-kung

eh. spa-nische Währung

freundliches Ersuchen

gleich-mäßig eben

Mitter-nachts-messe

Beiname Atatürk's

Nord-euro-päer

Wurf-schlinge

Lieb-haber (engl.)

nütz-liches Insekt

Arbeiter in der Kohlever-edelung

ein Längen-maß

2

Zelt der Ureinw. in Nord-amerika

Acker-land

französische Käseart

trans-por-tieren

Gründer der Sowjet-union

10

geschlos-sener Haus-vorbau

einge-legtes Gewürz

Fuß-glieder

Mietauto mit Fahrer

Stadt in Frank-reich (Kw.)

dt. Kompo-nist † 1847

ein Baustoff

männliches Zucht-tier

mora-lische Gesin-nung

ein Weiß-brot

Höchst-stand d. Mittags-sonne

Teil des Gesichtes

√

leicht furcht-sam

1

heftiger Fall

Ver-halten

Kaviar-fisch

Klavier-spieler

8

Salat-zutat

Jagd-ergebnis

offenes Küsten-segel-schiff

kleiner bieg-samer Stock

histor, spani-sche Flotte

Wachol-derschnaps

fremdart. Tier

süd-deutsch: dies-jährig

altes Schreib-gerät

Mal-länder Opern-haus

Füllwort im Rede-fluss

ent-gegen-gesetzt wirkend

große Nacht-vögel

Tier-pfleger

Saug-strö-mungen

Himmels-körper

Herings-fisch

Steuer-gerä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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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ühm-tes Musical

Tunke (franz.)

ugs.: sehr viele

Weg-länge des Kolbens

√

italienisch: zwei

arab. Märchen-figur (... Baba')

Heiter-keit

Quan-tum, Menge

√

√

Kolloid

altes Ureinw. volk der Karibik

6

süd-deutsch: nicht wahr?

Teil des altrom. Kalen-ders

9

verwirk-lichen Frauen-kurzname

Steuer

Heine 178

Vorname Stra-winsky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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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11

VON STEFAN HEINE

	7
			8	6				9
5						3
				9	1
		6						8
		2			5
			7		3	5
1		8
1	2			4			6	7
5			2		6			4
	9		5		4		8
7								2
	1		9		8		5
8			1		7			3
6	3			9			4	5

Jede Ziffer von eins bis neun wird in jeder Spalte, jeder Zeile und in jedem 3x3-Feld genau einmal eingetragen. Das obere Sudoku ist von mittlerer Schwierigkeit, das Rätsel darunter etwas leichter.

6	7	1	5	3	9	8	4	2
4	2	3	8	6	7	1	5	9
5	8	9	1	2	4	3	6	7
8	4	7	3	9	1	6	2	5
3	5	6	4	7	2	9	1	8
9	1	2	6	8	5	4	7	3
2	9	4	7	1	3	5	8	6
1	3	8	2	5	6	7	9	4
7	6	5	9	4	8	2	3	1

1	2	3	4	9	5	6	7
5	7	3	2	8	6	9	1	4
9	6	4	7	1	5	2	3	8
3	9	6	5	2	4	7	8	1
7	8	5	6	3	1	4	9	2
4	1	2	9	7	8	3	5	6
2	5	1	4	6	3	8	7	9
8	4	9	1	5	7	6	2	3
6	3	7	8	9	2	1	4	5

QA Report - Die Welt - 15.09.2026.pdf

Pipeline

• Extraction route: mineru-vlm
• extraction_route=mineru-vlm
• Translation chunks: 106
• Extraction warnings:
• [MINERU-VLM] Successfully extracted via MinerU VLM (batch: c8eee02b-663c-440c-8276-58551f2ba9e7)

Non-model Checks

• WARNING: missing numeric tokens from source: 11.12.2004, 12.187, 172, 20.000, 230.000, 240.000, 2410, 25910, 30.000, 40.000
•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bend Magazin, Abenteuer Leben, Abenteuer Leben Spezial, Aber Strategiewechsel, Abrahams Film, Abschussanlagen Milliarden, Abu Dhabi, Acht Mann, Achtung Kontrolle, Airline Leav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该翻译件存在严重的内容混淆（Content Bleeding）和逻辑断层问题。译文在处理长文档时，将两篇完全无关的文章（一篇关于“德国国防采购”，一篇关于“汽油奢侈品讽刺/评论”）在段落层面进行了错误拼接，导致正文出现严重的逻辑混乱。

以下是详细审计报告：

═══ 审核报告 ═══

1. 致命缺陷 [BLOCKING]：内容严重混淆/拼接错误

• 问题描述：在“德国投资于威慑”一文的第四段末尾，译文突然中断，并直接插入了另一篇关于“汽油成为奢侈品”的讽刺性文章内容。
• 具体位置：
  • 译文：“在特朗普与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层面 $\rightarrow$ 汽油正成为一种必须能够负担得起的奢侈品...”
  • 随后又在文章末尾再次出现：“扩建，而那些在瓶中陈酿并经过多次摇晃的超级汽油...”
• 核查结果：经核对 SOURCE PREVIEW，这两部分属于完全不同的文本块。翻译过程中将两篇文章的段落交叉拼接，导致国防采购文章的逻辑被强行切断，并混入了无关的汽油评论。这属于严重的翻译事故，导致文档无法使用。

2. 致命缺陷 [BLOCKING]：重要段落漏译/截断

• 问题描述：由于上述的拼接错误，关于“德国投资于威慑”一文中，关于安卡拉北约峰会、双边意向书签署的关键细节被汽油内容覆盖或截断。
• 具体位置：在“在特朗普与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层面”之后，原文应接续关于意向书的描述，但译文直接跳到了汽油话题。

3. 质量问题 [WARNING]：术语/人名一致性

• 问题描述：在“基民盟在地方选举中获胜”一文中，提到“州长兼政府首脑利斯（Olaf Lies）”。
• 核查结果：原文为 Olaf Lies。但在同一段落中提到“副总理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此处翻译正确，但需注意该文本中出现的人名较多，建议在最终交付前统一核对。

4. 格式问题 [WARNING]：残留符号/OCR噪声

• 问题描述：译文中出现了 ![](images / 51d27d9℃348654e9bedc53dd40dfeb6a6a29e50398247338bf188a08e3dae625.jpg) 等图片路径标签。
• 核查结果：这些是内部处理标签，不应出现在最终交付的报纸翻译正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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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审计结论 ═══

判定结果：[BLOCKING]

理由：译文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段落错位和内容混淆。将“国防采购”与“汽油评论”两篇完全不同的文章在段落级别进行了错误拼接，导致核心新闻内容被截断且逻辑完全崩溃。该版本不可交付，必须重新进行文本对齐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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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89（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4（共修复 1 处问题）